出版信息
书名：中国古代书院
丛书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丛书多卷书否：Y
ISBN：7-100-02547-8
主要责任者：王炳照
责任方式：著
丛书责任者：任继俞；汤一介，焦树安，张明华
丛书责任方式：主编；副主编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1998-11
装帧：简
页码：1-203
字数：81千字
开本：32
定价：12.70
作品语种：中
整书中图分类号：G649.299
辞典简介：本册工具书是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之一，共收录18条词条。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 主 编：汤一介 焦树安 张明华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葛剑雄
焦树安 金宜久 卢海燕
欧阳中石 庞 朴 戚志芬
任继愈 沈心天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良镛
严汝娴 张国风 张明华
赵 靖 赵匡华 郑殿华
周 强 朱光暄
常务编委：任继愈 焦树安 张明华
张国风 郑殿华
编者献辞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世界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国家，多数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既古老又年轻。从原始社会到形成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五千年以上。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久性：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到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于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的目标。要让中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文化辉煌的历史，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宗旨。
对文化层次较高的成年读者以至专家来说，个人的专业知识总归有限，本丛书对于成年人也不失为一种高品位的、可信赖的文化知识读物。
本丛书的前身有110个专题，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商务印书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现由编委会对类目重新加以调整，确定了考古、史地、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经济、文艺、体育十个门类，共100个专题，由商务印书馆独家出版。每个专题也由原先的五万多字扩大为八万字左右，内容更为丰富，叙述较前详备。希望这套丛书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读者能够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所系，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愿望。
对于本丛书的批评及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力求使之趋于完善。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
出版说明
百册本《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是由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主编，国内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由我国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面向青少年和一般读者的大型文化普及丛书。被共青团中央启动的“新世纪读书计划”列为第一批推荐书目。这套丛书，是在1991年版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
1991版曾荣获当年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和日本、韩国的出版机构相继选译和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的英文选译本也随后面市。
新版由原先每本5万字增加为8万字。合并了一些内容近似的图书，同时增加了一些选题，对古代难辨字还注了音，并补充了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成为一套内容丰富、文字规范、装帧精美、可读性强的真正的图书精品。
丛书编委会及作者队伍强大，名家云集，他们中有著名学者，有北京大学的校长，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总，几乎都是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名附其实的大专家给普读者写小书。他们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科学性，文字表述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丛书是一个较为完备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体系。可大致分为10个专题，分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科技、考古、史地、军事、经济、文艺、体育。从多角度、多层面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中华民族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丛书加强了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说的介绍，文理兼备，显示出编者整体上把握传统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是一套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百科丛书。同时也是一套增长知识、陶冶情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书。
内容简介：
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一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
作者简介：
王炳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教育思想、孔子、书院、蒙学等方面的研究。先后协助陈元晖先生完成《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以及《中国教育家评传》(三卷本)等。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通史》(八卷本)、《中国书院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八卷本)、《历代教育论著选评》等著作。
目录
第一章 书院概说
第二章 书院的起源
第一节 书院之名始于唐
第二节 书院教育起于唐末五代
第三章 宋代书院的发展与勃兴
第一节 宋初的著名书院
第二节 北宋的三次兴学及其对书院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 南宋书院的勃兴及其原因
第四节 朱熹与南宋书院
第五节 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与南宋书院
第四章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
第一节 元代的文教方针及书院政策
第二节 元代书院的发展和官学化
第三节 元代的书院和理学的传播
第五章 明代书院的新发展
第一节 明代的文教政策与书院
第二节 王阳明及其后学与明代书院
第三节 明代书院的讲会和学风
第四节 东林书院和明末书院遭禁
第六章 清代书院的衰落和改学堂
第一节 清代的文教政策和书院发展
第二节 清代独具特色的书院
第三节 清末书院改学堂
辅文列表
附录一 各省(区)历代书院统计表
附录二 辅文图片
第一章 书院概说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府、石鼓、茅山等书院。南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匾额、赐书；或赐银、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
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也以著名学者的学术成果为主要教育内容。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并将从师学习与个人学术志趣紧密结合，边读书、边学习、边研究。这就形成学术研究与读书讲学融为一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独特教学方式和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的师生多以醉心学术、潜心修炼心性为目标，因此多数书院反对科举，反对追逐名利，师生多数厌恶科举、淡泊仕途，隐居山林胜地，超然观世事，冷言论朝政，以清高脱俗、持志守节相标榜。经常与当权执政者的现行政策和直接利益发生矛盾。如南宋的朱熹书院讲授程朱理学，曾被列为“伪学”、“禁党”，明中叶王阳明在书院传授陆王心学，也被视为“异端邪说”；明末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更被定为“东林党案”，东林书院遭禁毁，并殃及全国书院。正因为如此，元代和清代，都曾对书院加强控制，使书院官学化，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使之与官学一样，变成科举考试的附庸。
书院与各级官学既有互补的关系，又有异趣相峙的抗衡关系。 一般说来，官学不兴，书院勃兴，弥补了官学数量不足。特别是朝廷无暇顾及兴学设教，无力兴办官学，往往鼓励、支持书院发展，书院成为满足士子读书要求，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手段。 一旦朝廷有可能集中精力发展官学，书院便被冷落。在千余年书院发展历程中，多次出现官学盛书院衰、书院兴官学败的交替互补的势态。由于官学更多地受到科举考试制度的支配和控制，务虚文、逐名利，造成官学弊端丛生，教学全无“德行道艺之实”，书院往往起而纠官学之偏、革官学之弊。官学与书院呈现出异趣相峙、并列抗衡的局面。
从总体上看，官学的课程和教学比较冗繁呆板，过于程式化，而书院的课程和教学比较简约灵活，师生有较多的主动性和自由度。毛泽东早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曾借鉴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肯定书院课程简约、教学灵活，师生共同研讨，悠然自得，师生感情融洽，远优于官学。
书院基本属于私学性质，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私塾、社学、义学。可以说，书院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多数书院往往都是某一学派的活动中心或研究基地。书院既是学校，又是研究机构，同时还是一个学术团体。而一般私塾、社学、义学等多数是启蒙教育的性质，主要是识字、日用常识、基本伦理、行为规范的灌输和训练、应试备考的初步准备。在古代私学系统中，可以认为，一般私塾、社学、义学属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范畴，而书院基本上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当然，有的时期，书院设置十分普及，有些书院也承担部分初等教育的职能，特别是一些家族式书院，即使如此，书院也与私塾、社学、义学有明显区别。
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学方式，发展成一种“会讲”制度，实际把书院讲学变成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争鸣论辩的研讨会。如：朱熹与张栻〔shi市〕在岳麓书院曾有“朱张会讲”。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有的范围波及数郡县，听讲者达一两千人。如：明代紫阳书院讲会，订有“紫阳会约”，东林书院讲会，订有“东林会约”等。这种方式，在南宋和明中叶十分普遍，几乎成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方式，对文化教育、学术思想、世俗民风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同宗教祭祀或祖先祭祀有着重要区别。书院的祭祀活动着眼于教育功能，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仿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好形式，形象具体生动，效果极佳。
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院顾名思义，以藏书丰富著称于世，每个书院都成为当地藏书最丰富齐备的场所，许多书院专建藏书楼、藏书阁或书库，成为书院建筑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还自行刊刻图书，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经过整理，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现今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珍本书中，就有不少是“书院本”。这种将图书馆、学校教育、研究机构集于一体的独特组织形式，对后世颇有启迪之效。
书院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不复存在了，然而书院优良传统仍有极强的生命力。近代致力于教育改革、文化更新的不少人士经常热心研究中国古代书院，从中吸取营养，寻找借鉴。近年更有创办新式书院的尝试。人们也许可以看到，书院这种古老的文化教育特有的组织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第二章 书院的起源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对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书院教育的许多特点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近些年来，在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书院的起源历来是书院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几代学人曾以不同的学术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得出过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结论，对人们认识书院教育的本质特点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从中国教育史的角度探讨书院的起源，主要是需要探明具有讲学活动的书院起于何时。为此，很有必要对书院的性质和特点作出恰当的界定。根据现有认识，综合各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初步界定为：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的图书，聚徒讲学，重视读书自学，师生共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中，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探讨中国书院的起源和书院教育发展史的。
第一节 书院之名始于唐
现有史料证实，最早使用书院之名的是唐代官府。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随笔》一书中明确指出：“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朝。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袁枚的说法成为书院研究者所公认的最权威的结论。这一说法肯定了两点：第一，最早使用书院之名者是唐玄宗时创置的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第二，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都是官府的修书之地，而非士子肄业之所，是官府皇宫的图书馆，而不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
丽正书院，也称丽正修书院，又称丽正殿书院。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在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专设校定官四名。《新唐书·百官志》则称：开元六年(公元718年)乾元殿改称丽正修书院，专设检校官，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又在光顺门外置书院。开元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也置丽正书院。这就是说，自开元五年至开元十二年(公元717年-公元724年)唐玄宗先后在乾元殿、光顺门外、明福门外三处置丽正书院，抄书、修书和校书。
集贤书院，也称集贤殿书院。据《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夏，改集仙殿为集贤殿，丽正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随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的丽正书院也改为集贤书院。
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的基本职能是修书、校书。其动机和目的重在显示唐代统治者崇儒问道的精神和功德，同时也表明唐代统治者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以古鉴今的决心和善举。
起初唐玄宗的大臣名儒褚无量，认为内库旧书自唐高宗以来，一直藏在宫中，历时久远，逐渐丢失、损坏，奏请派专人缮写、刊校，以便弘扬经籍之道。这项建议深得玄宗赞同，遂令在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写，并广采天下异本，进行刊校。经数年努力，四部经籍，得以充备。玄宗十分高兴，命褚无量于丽正殿以续前功。
有一天，玄宗召集张说和礼官、学士等，赐宴于集仙殿。玄宗对张说讲：今天，朕与卿等众贤才同宴于此，宜改集仙殿为集贤殿。遂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并命张说主持院事。很显然，集仙殿明显有道家、道教的意味，改为集贤殿表明了崇儒的精神。
有一次，中书舍人陆坚提出：集贤殿书院学士用人不当，而供俸太高，耗费过重，无益于国家，主张罢免众学士。张说听到后，公开予以驳斥，指出：自古以来，帝王功成之后，往往有骄奢自满之失。有的大兴池观，信佛奉道；有的迷恋声色，腐化堕落，耗财扰民。如今，皇帝崇儒问道，亲自讲论经籍，聘请众多豪俊之士，创置丽正书院，作为天子礼乐之所，所用费用极少，而所获益处却极大。陆坚之言，实无道理。玄宗得知，深信张说之言有理。陆坚由此而不再受重用了。
自西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普遍遵循的治国方略。收藏、整理经籍成为统治者尊孔崇儒的重要举措，也是统治者炫耀功德的重要标志。搜集、收藏、刊校、整理经籍成为朝廷的一件大事，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唐玄宗创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为了表明继承和弘扬历史传统，增强统治威力的决心。《旧唐书·职官志》，曾详细列举历代藏书、校书之事，以证明唐玄宗置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正是继承汉魏以来的历史传统，也表明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是由汉魏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一类的官府藏书机构发展而来的，并具有类似的职能。
不过，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前代的藏书、校书机构职能有所扩展，新增了咨询、顾问、侍读、侍讲的职能。通过“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发现“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上奏请求征集，“其有筹措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称：唐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大学士侯行果等曾侍讲《周易》、《老子》、《庄子》。侍讲后，玄宗经常赐酒宴，学士与玄宗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唱和，多得玄宗嘉赏。
《全唐诗》中保留了几首君臣酬和诗，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书院设置的确切时间和部分活动内容。唐玄宗的诗有一首是《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诗前有序，注明时间为“乙丑，开元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还有一首为《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珍字》，其前几句为：广学开书院，崇儒行席珍。
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
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
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
表明唐玄宗崇儒论道、继承古今礼乐，革新制度文章的心愿。
张说的和诗，也极力颂扬唐玄宗的功德。一首为《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东壁图书府，西垣瀚墨林。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
还有一首是《赴集贤院学士宴应制得辉字》：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
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
……
欲知朝野庆，文章日光辉。
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为朝廷刊缉经籍，校理图书，征储贤才，侍读侍讲，承旨筹策，撰述待制，辨别邦国大典，以质史籍疑义而备顾问应对的馆阁，固然同聚徒讲学的书院有别，所以，它不是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通常意义的教育组织。然而，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较汉魏以来的秘书监、文德殿、文林馆、麒麟阁一类的朝廷馆阁专为“修书之所”有所发展，增添了侍读侍讲，以质史籍疑义的新职能，不能不说它已步入宫廷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具备了特有的教育功能。特别是搜集、收藏图书，理校经书史籍，极大地启发了社会上一批读书士子利用藏书，在个人研读的基础上，发展成授徒讲学的教育新思路。因此，唐代官府创置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虽非士子肄业之所，但它对于书院教育发展无疑也产生了明显的诱发作用。
第二节 书院教育起于唐末五代
作为教育组织性质的书院起源于民间的私人聚书讲学活动。
私人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从孔子首创私学，到诸子百家率徒讲学，私学大盛，奠定了私人讲学的良好基础。秦代虽明令禁私学，而事实上私人讲学禁而不止，至汉代私人讲学更蓬勃兴起，并创立了私学的高级形式——精舍、精庐。杨荣春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一书中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陈登原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过：“在唐以前，私人授学之所，名曰精舍。谢承的《后汉书》云：‘陈实，字仲弓，归家立精舍讲授，诸生数百人’，‘董春，会稽余姚人。立精舍，远方门徒从学者常数百人。诸生多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问难者百余人’，此即书院之前身。六朝以后，此风愈盛，僧道又各有精舍，以授其徒。此盖书院之前身云。”
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看作是书院教育的“前身”，这是很有见地的。一方面表明了书院教育是私人讲学悠久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只是书院教育的“前身”，还不是唐末五代以后的书院教育本身。
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私人藏书聚徒讲学。民间或私人具备藏书条件，构成书院教育产生的前提。汉代以经术造士，大师立精舍，从学者至数千百人。正如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言：“所以如此盛者，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这说明汉魏以来的精舍或精庐，大师私人讲学皆由口授，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因而，精舍或精庐还不是书院教育，尽管宋以后有些典型的书院也有以精舍命名者，那只是表明后世学者对前世传统的崇尚或追慕，而不能证明精舍或精庐已经是书院教育本身了。
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并迅速得到推广。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石山房笔丛》中称：“雕版肇自隋，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并在唐五代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为书籍的印刷制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印刷业的发展，书籍的质量改善，使之数量大增。除了官方藏书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之外，民间或私家藏书具备了较好的条件。唐中叶之后，各地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舍、书屋、书楼、书堂、书院之类的设施先后一批批地涌现。在官方丽正书院、集贤书院首先以书院命名为“修书之地”、“藏书之所”的诱发下，书院之名在民间或私人中更广泛地流行起来。
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在文献记载中已屡见不鲜。仅在《全唐诗》中就可见以书院为题的诗十一首。如：李秘书院、第四郎新修书院(一名薛载少府新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这些书院多以个人命名，还不像稳定的正式名称，这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各地方史志，注明建于唐代的书院有：浙江省
青山书院 建德县 翁洮建于唐
蓬莱书院 象山县 县令杨弘正建于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
溪山书院 诸暨市 吴少邦读书处，建于唐大中四年九峰书院 龙游县 徐安员读书处，建于唐大中四年丽正书院 绍兴市 建于唐大中四年
福建省
梁山书院 漳浦县 潘有美读书处，建于唐
闻读书院 福清县 陈灿建于唐
鳌峰书院 建阳县 熊秘建于唐
草堂书院 福鼎县 林嵩建于唐
松洲书院 漳州市 传为陈珦〔xiang向〕读书处，建于唐江西省
桂岩书院 高安县 幸南容建于唐元和九年(公元814年)
景星书院 九江市 李渤建于唐长庆初
李渤书堂 德安县 李渤建于唐长庆初
(少室书院)
东佳书堂 德安县 陈崇建于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
(陈氏书堂)
皇尞书院 永丰县 刘庆霖建于唐
飞麟书院 南昌市 程[火亩]〔xiu 秀〕建于唐乾符五年(公元878年)
(虎溪书院)
登东书院 吉水县 解世龙建于唐乾符末
湖南省
南岳书院 衡山县 李繁建于唐
(邺侯书院)
李宽中秀才书院 衡阳市 李宽建于唐元和中
(石鼓书院)
杜陵书院 耒阳县 建于唐
王宁书院 桃源县 建于唐
石山书院 攸县 建于唐
(光石山书院)
韦宙书院 衡山县 韦宙读书处，建于唐
卢藩书院 衡山县 卢藩读书处，建于唐
文山书院 澧[li里]县 李群玉读书处，建于唐
四川省
丹梯书院 巴中县 张曙读书处，建于唐
凤翔书院 西溪县 杨发读书处，建于唐
西溪书院 西溪县 杨发读书处，建于唐
青莲书院 盐亭县 李白读书处，建于唐
张九宗书院 遂宁县 张九宗建于唐贞元至元和间
贵州省
儒溪书院 绥阳县 柳宗元读书处，建于唐
陕西省
丽正书院 西安市 唐官方修书之地，建于开元间
(集贤书院)
瀛洲书院 蓝田县 李元通建于唐
山东省
李公书院 临朐县 李靖读书处，建于唐
山西省
费君书院 永济县 费冠清建于唐
河南省
丽正书院 洛阳市 建于唐开元间
上列书院30余所，多数笼统地称建于唐，无具体年代可考，更无有关讲学活动的记载，多注明为某人读书处，明确记载有讲学事迹者仅有三所，即：江西的皇尞书院，“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福建的松州书院，“唐陈珦与处士讲学处”(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江西的东佳书堂(亦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入学。”(同治《九江府志》卷二十二)江西还有 一所书院，称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称：“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实际这所书院始建于五代时的南唐。
有关史料尽管十分简略，但从这些有限的史料中，人们已经可以洞察到书院教育初创时的基本状况。书院教育源于民间或私人聚书读书，发展为授徒讲学。元代学者欧阳玄在《贞文书院志》一文中说：“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载同治《丰城县志》)可以说，至唐末，作为“士子肄业之所”的书院教育已具雏型，但规模甚小，且不甚稳定。
创办于南唐的江西梧桐书院横匾(选自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
五代时期，书院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据《新五代史·一行传》称：“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干戈兴，学校废，礼义衰，风俗隳[hui辉]坏”，然而，“天下未尝无人也”，“仍有洁身自负之士，嫉世远去而不可见者”。士人隐居山林读书讲学成为唐末五代的一种社会风尚。其中颇有一些创学馆、建书堂以延四方之士者。如：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新五代史·石昂传》)罗绍威，“字端正，其先长沙人，……绍威好学工书，颇知属文，聚书数万卷，开馆以延四方之士。”(《新五代史·罗绍威传》)罗绍威“有英杰气，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旧五代史·罗绍威传》)。《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注引《爱日斋丛钞》称：“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版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荆湘近事》也载蒋淮东隐居衡岳，聚徒讲学，受业者称其为山长。这些聚书万卷、千卷的学馆、书楼，延四方之士，聚徒讲学，虽未以书院命名，实际上已是教育性质的书院。
直接指明建于五代的书院也有多所。如：
窦氏书院，后周时范阳人窦禹钧建于今北京昌平县内。据《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载：窦禹钧，范阳人，“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于宅南构一书院，屋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或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显贵者，前后接踵。”
闻名于后世的嵩阳书院(河南登封境内)、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河南商丘境内)，以及洛阳的龙门书院，都始建于五代时期。
五代战乱之际，南方地区相对稳定，所建书院更多。如：蓝田书院，在福建古田县，为南唐员外郎余仁椿所建，被后人称作古田文化的摇篮。
留张书院，在江西宜丰境内，为南唐张玉所建。同治《新昌县志》称：张玉，“唐亡挂冠归闲，户不出，构书堂名留张，讲学其间”。
云阳书院，在江西永修境内，南唐进士吴白举建。
光禄书院，在江西吉安县富田，南唐张玉所建。
匡山书院，在江西泰和县。南唐邑人罗韬所建。明宗曾敕书赐额，称其“寻因养病，遂尔还乡，后学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益，俗成东鲁之区”。
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境内，南唐罗靖、罗简兄弟聚徒讲学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