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降，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的名分之争愈演愈烈，导致了尊门第重家世的门第观念和注重门第家教的风气。门第家教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希望通过严诫子孙后代使子承父业，永保其家族既得的身份与地位。至唐代此风更有甚之，唐末名相柳公绰家族的家教就很有代表性。
柳公绰官升宰相后其家族地位由寒门庶族上升到世家大族。他为了使其家族子孙后继有人，很注重门第教育。他不惜重金延师教导子孙，期待柳氏后人通过科举入仕，世代为官。他的孙子柳玭，受惠于家教有方，年轻时以明经考试选为秘书正宗，后因书判出类拔萃，升任左仆射。
柳玭受祖父影响，极重视家教，在当时亦因其家学隆盛而名噪于世。他的家教办法主要是通过撰著家训的方式，综合柳家数世以来严束子女的家规家法，用以教诫子孙后代避骄奢，戒淫佚，树家风。
在诫子书中，柳玭把德行教养放在首位。他说：“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丧乱以来，门祚衰落，基构之重，属于后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学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于孝慈、友悌、忠信、笃行，乃食之醯〔xi西〕酱，可一日无哉？”(《新唐书·柳公绰传》附《柳玭传》)
把德行文学视作立家的根本，这是对士林之家性质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因此，读书人要由科举入仕，必须要修养德性，首先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同时要有扎实的学问。他指出，大凡名门世族，都是由先祖遵循礼教，以德行卓立于世，并且以悬梁刺股的勤学精神与毅力，积德进学才立下基业，然后立于世族之林。出身于高门世家后代，之所以往往使家族先辈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主要是子孙贪图祖先的殊荣，放弃自己的努力，德行不修，学业荒嬉，久而久之养成骄傲、奢侈、荒淫、游佚的不良习性，到了这步田地，没有不毁家丧业的。
在诫子书中，柳玭总结了古今的世族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列举了许多注重德行文学家教的成功例子，阐述德教的重要性。指出：号称四大名族之一的崔氏家族，之所以与其他同时并立于世的大族不能比拟，其家族上百年兴盛不衰，是因为他们世代注重以孝悌为本，以孝悌家教作为传家法宝。崔琯〔guan管〕的曾祖母年高无齿，饮食困难，崔琯的祖母竭尽孝心，亲自下厨为老人做饭，使她几十年不吃成粒的饮食。尚书裴宽子孙兴旺，家族发达，为当世名门，其传家之宝乃是以忠信教训子孙后代，形成以忠信为本的门风。裴宽的先人在武则天朝与宰相魏玄同约为儿女亲家，还未及成婚，魏玄同被罗织罪名入了大狱，其家人被流放岭南，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裴宽的先人以信为做人之本，不仅没毁婚约，反而在魏家落难时冒着危险隆重迎娶魏家之亲。诸如此类，柳玭一一列举，认为每个家族都要有自己的立家守业之本，家教要严约子孙严守家规家法，只有这样才能长盛不衰。
柳玭在诫子书中指出，家庭或家族都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要为家庭或家族的兴盛加强自我的德行修养。由此他强调了柳氏家族子孙立己处世原则。这就是一个人要立己，必须做到以孝悌为基，以谦恭为本，以礼让为务，以勤俭为法。只有坚守这四个原则，才能克奢侈，远祸患，使家世门第之福源远流长。
第六节 开卷有益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yin印]和赵匡义，史称太祖和太宗，都是嗜书如命和注重皇家家庭教育的皇帝。
相传赵氏兄弟学习非常用功。赵匡胤在带兵打仗时，经常用车装载书籍数千卷，以备行军途中可以随时学习。所以，他有勇有谋，知机善断，在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后来，他在一群文臣将佐的策划下，发动陈桥兵变，做了大宋皇帝。即位后，他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要各地官民给皇宫中的史馆进献图书，凡献书者经学士院考核，合格的还可以赏以官职。灭南唐时，他急如星火地派人奔赴江陵，没收了南唐后主李煜〔yu玉〕的全部藏书，并立即送往京城以供他欣赏阅读。据说，他当了皇帝之后每天坚持看书练字。一天，暴风雨来临，他正在专心致志地伏案疾书。突然，在桌旁响起了一声惊雷，书桌被击，可他依然端坐不动，并毫不畏惧地说：“吾案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一时被传为佳话。
赵匡义也像其兄一样好读书。他的读书兴趣来自于家教的培养。他祖父曾带兵，每攻下州县，对于金银财物都不收，只是搜求各种古书，然后送给赵匡义阅读。由于祖父的严格要求，赵匡义年轻时就有较高的文史修养，知识丰富，文章也写得很漂亮。
后来，赵匡胤临终时把帝位让给了弟弟赵匡义。赵匡义做了皇帝，更是锐意文史，奖励皇家子孙读书。太平兴国年间，他令李锐等人辑录从汉代到宋初的小说、笔记、稗史等近500种，共编成1000卷，名为《太平御览》。所谓“御览”，就是皇帝阅览的意思。又令他们撰纂各种野史500卷，名为《太平广记》，并精选前代文章，荟萃为1000卷，名为《文苑精华》。
这几部书，都是赵匡义喜爱阅读的。他每天必看《太平御览》三卷。古时候的书是贴成长卷，一卷一卷地卷起来保存的。三卷书是有一定分量的。他偶尔因为事务太忙而未日读三卷，过后一定要补上。一年过去，他把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当时，一些大臣见他夙兴夜寐，潜心苦读，都劝他不要用功太过，以免有伤身体。他说：“开卷有益，我不知道读书有什么辛劳。”这个故事载于宋代连辟之的《渑水燕资录》一书之中。
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匡义，不仅自身注重学习文史，研究经义，在家教方面也以身作则，提倡在全国上至大臣勋贵，下至平民百姓，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注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令武臣之家也必须教子弟读书，以便知道治国的道理。宰相赵普平时熟读精研《论语》，运用自如，临事得力，学以致用，辅佐宋太祖谋划政治军事大计，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美誉。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太祖重申“作相须读书人”。由此，天下读书人越来越多，读书风气笼罩朝野。
由于宋太祖和宋太宗对读书风气的提倡，有宋一代，文教昌盛，学术繁荣，名家辈出。
第七节 赵皇室家风
宋太祖赵匡胤及太宗赵匡义，不仅嗜书如命，注重子女的文教，而且两兄弟志存高远，处身节俭，约束子弟，以节俭为家法，颇为后人称道。
赵氏兄弟熟读经史，深知历代皇室之家多因尚奢侈而亡国丧身的教训，加上他们都亲历沙场，饱经风霜，所以在做了皇帝之后能够厉行节俭，并且以身作则表率子弟，形成以俭朴为本的赵氏家风。
据《宋朝事实类苑》载：“太祖躬履俭约，多所减损，常服浣濯〔zhuo浊〕之衣。乘舆服用，皆尚质素，寝殿设布缘苇帘，宫中闱幕，无文采之饰。”生活上如此俭朴，就连被史家称道的隋文帝也有点逊色。
一天，太祖与孝章皇后闲谈。皇后说：“官家作天子日久，古往今来，哪有您这样俭朴的。皇帝贵为天子，岂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肩舁[yu愉]，乘以出入？总是历代的惯例嘛。”太祖笑了笑说：“我以四海的富有，宫殿都以金银来装饰，也是可以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只是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训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养一人，如果以天下财富来为自己贪享，存在这种想法，怎么能使天下百姓爱戴呢？请今后千万不要再谈此事了。”皇后见皇帝如此，只得罢了。率宫之人亦崇尚节俭，力戒奢华。
一次，他心爱的女儿魏国长公主穿了一件贴绣铺翠的衣裳。他看见后严肃地说：“你把这衣服脱下来交给我，从此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华丽的服饰。”公主觉得自己贵为金枝玉叶，这种衣服有什么华丽的，遂顽皮地说：“这用了多少翠羽？”不以为然。
太祖见女儿不知自己的良苦用心，因而语重心长地教诲道：“不能如此讲。你要知道，我们主家穿此服饰，宫廷亲戚里都会来效仿，于是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辗转贩易，伤生寝广，其不良恶果不就起源于你了吗？你生长富贵之家，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公主听后非常惭愧，感激父亲的教诲。从此之后，衣着服饰均尚朴素。
赵匡义继位后，继承了兄长俭朴的家风，在家教方面也注意严格要求子女。为了给儿子们挑选老师和辅弼官属，他多次下诏在朝班中选拔50岁以上通经有师德风范的官员，入各王府为师。一次他给儿子们的老师训话说：“诸子生长深宫，未知世务，必资良士赞导，使日闻忠孝之道。汝等皆朕所慎简，各宜勉之。”
他的第五子赵元杰受封益王，为了好好教导这娇惯的王子，他特地选拔了敢于直面人过的刚正之士姚坦作老师。一次，益王花钱数万营造了一假山，穷极华丽。许多僚属为讨好益王，赞美称善，但姚坦却正色说：“但见血山耳，安得假山？”益王大惊，急问何出此语。姚坦说：“在田舍时，见州县督税，上下相驱峻急，时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chi吃〕，血流遍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税所为，非血山而何？”一顿毫不客气的批评，使益王无地自容。
后来，益王府的人害怕姚坦每次不留情面地教训益王，不仅使益王很受拘束，而且王府的人也很不自由。于是有人给益王出主意，教他称疾不朝，以逐姚坦。这件事被赵匡义发觉后，勃然大怒，严厉整治他们。他把这些小人痛打了一顿，说：“吾选端士为王僚属者，固为辅佐王为善耳。今天不能用规谏，而又诉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如此，必尔辈为之谋耳。”然后，他把姚坦召来告谕说：“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毋患谗言，朕必不听。”(《宋朝事实类苑》卷二)他鼓励姚坦以民间疾苦教导王子，以节俭爱民为教育根本。
为了后代保持俭朴的家风，赵匡义亲自召集皇室子孙训话。有一次，他对皇室子孙说：“朕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是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励精，听言纳诲，每一纳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这种以节俭爱护人民的家教，对于宗室子弟戒除奢华习气和倡导节俭风气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确难能可贵。
第八节 宋代名臣家教举隅
宋太祖注重文教，要求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此，仕宦之家的家教以应科举为指归，出现了无官不重家教，无家教不图功名的社会风气。此风气一经形成，加上科举制的强化，遂成为宋元明清诸朝经久不衰的传统，影响深远。
宋代的名相范仲淹的家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范仲淹字希文，唐代宰相范履冰的后裔。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朱氏，他易姓朱，取名说。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挥泪辞别母亲和继父，远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拜戚同文为师。在求学期间，生活艰苦。冬天，他十分疲劳时就以冷水洗脸，常常学习到半夜三更。平时常以糜烂的剩粥充饥，富家子弟不愿与之为同窗，而他却以苦为乐。由于他心怀壮志，发奋攻读六经，后精通儒经并兼善辞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进士出身。范仲淹自登上仕途以后，不仅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为宋王朝尽心尽职，而且以此作为家教铭训，教育他的子孙。如他的长子纯祐，10岁时即读诸子百家书，文章也写得十分漂亮。为了促进教育家胡瑗在苏州倡办地方官学，他把纯祐送到州学，让他来作州学生的尊师勤学表率，从而使苏州儒学的贵族子弟尽改不尊师教的恶习。当时，范仲淹在苏州为官，家庭教育的条件自然优越，之所以让儿子入就州学，一方面是以实际行动支持胡瑗革新州县学教育，另一方面他注意以自己的家教来表正属官。他的儿子纯祐、纯仁、纯礼、纯粹都因受到他的良好家教而卓然独立于世，德才兼备，为众官僚们所称道和效法。尤其是次子纯仁，范仲淹不仅自己着意栽培，而且他还请门下贤士胡瑗、孙复、石介、李觏[gou够]等人精心辅导。纯仁常学至夜分，夏天在帐子内燃灯读书，帐顶被熏成黑色。后来他考取进士，官至丞相，而终生继承父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德，廉洁勤俭，为世人称誉。历史上，范仲淹以廉洁勤俭、大公无私的品德造就仕宦家风的家教，其影响是深远的。如后来的大臣司马光等人就曾以《家范》训诫其子弟，很多内容是效法范仲淹家教的。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他们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成就和高尚德操，也是与其父母的家教分不开的。其父苏洵，文史上称为“大苏”，不仅文章名闻天下，而且博通经史和诸子百家，这给儿子苏轼、苏辙的文化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苏轼在10岁时，父亲外出四方游历，他的教育由母亲程氏负责，所读之书除儒家经典外，史书以及先秦两汉名家如老子、庄子、韩非、贾谊、陆贾、扬雄、董仲舒等人的著作，都无不广博阅读。其弟苏辙比他小两岁，亦在母亲的教导之下。后来兄弟二人同时考取进士，他们的文章为宋仁宗、宋神宗所嘉奖。据史书记载，神宗在宫中阅读和欣赏他们的文章，饭菜摆在桌上都忘记了就餐，还拍着桌子连连叫绝不已，称赞苏氏二兄弟是“天下奇才”(《宋史·苏轼传》)。苏轼生性刚直，屡忤权贵，终身只做得个地方州郡官，苏辙却官至宰相。尽管他兄弟俩在仕途上有穷达之别，但他们对子女的家教是同样重视的，也都有成就。苏轼的三个儿子即苏迈、苏迨、苏过，俱善写文章，亦都登入了仕途。苏轼不仅亲自教育他的儿子，而且还教导他的族孙。如其族孙苏元老，幼时孤贫，在苏轼和苏辙的教导下勤勉学习，后长于《春秋》，且善写文章。当时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初识苏元老，粗读他的文章，十分惊奇，说元老是“苏氏之秀”，嘉许苏轼和苏辙对他的教导之功。后来，苏元老举进士，官至国子博士、太常少卿，并有诗文流传于世。可见，苏氏的家教是以重文学见长的。
宋代的名臣，几乎没有一家是不注重家教的。但是各家的家教其成功经验却不相同，这主要因为仕宦之家的长辈对其子女的个性特征的认识以及教养的方法有区别。相传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亲自教他学习文化。家里很穷，郑氏就用荻草秆在地上写字教欧阳修认。这个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聿仿画荻”。南宋的名将岳飞，相传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后死于水灾，他的母亲亦因家贫，制作沙盘来教他认字。后来他应征参军，岳母对他进行忠君爱国教育，为了使他永记教导，在他的背上刺有“精忠报国”四字。岳母刺字的故事，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它不仅是我国古代将官之家的家教楷模，而且也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家庭教育的生动写照。
第九节 王旦家教法
北宋时期的名臣王旦(公元957—1017年)，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举进士，深受赵氏家风感染，既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又很注重家庭子女教育，积累了特殊的家教方法，后被世人称之为王旦家教法。
王旦家教法，归纳起来有三点。这就是为官俭约朴素，教子自食其力；和睦宽人，以无言之教感化家人；以身作则，善于诱导。
在为政方面，王旦擅于知人善任。在真宗朝颇受重用，任宰相长达15载之久，官至一品宰相。他当国10余年，应当说家中十分富有。然而，这位老相国平时穿的是布衣布衫，吃的是粗茶淡饭，节俭朴素，即使一般小官吏也自叹不如。他的住宅非常简陋，仅能避风雨，全无雕饰，宋真宗曾亲自去过他家，见如此破旧的房屋，准备给他修缮，他却推辞说，这是祖宗旧宅，不能毁掉，遂使真宗摇头作罢。至垂暮之年，他的床上还是用旧毡席，旧床絮，粗布被子，家人欲装饰缯绵，他坚决不肯。在他的影响下，家人的衣着食用也都很俭朴，其身殁之日，子弟犹有穿褐衣者。他居官清廉，俸禄之余多用于接济亲友，所以他从不考虑为子孙置买田宅。他教育子孙说：“子孙当各人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子孙自食其力，不要靠祖业。他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子孙养成骄奢陋习。一次真宗密赉〔lai赖〕白金50两，有意帮助王旦之家，然而，他却上表谢曰：“已惧多藏，况无用处。”原封不动地退还了，真宗读完谢表，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治家教子方面，王旦从不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子，耳提面命或颐指气使，而总是一团和气，即使家人和子弟犯有过失，他也不置一词，只是将错误的事实让他们明白，使他们知过能改而已，所以家人和子弟未尝见其怒过。一次，子弟告诉他厨房的肉被厨师私用了一半，请求治一治厨师。王旦从容地问：“你看有多少斤肉？”子弟说：“一斤肉，被厨师私用了一半，所以我们食肉不饱。”王旦告诉他们：“这样，以后就买一斤半吧。”说后，若无其事地回书房去了。厨师知道此事，惭愧地说：“小人不懂事。宰相肚里可撑船，这话真不假。”
每到冬至时，家家都要祭祀祖先。王旦为人至孝，又是朝廷重臣，自然更要遵守这一礼法。一年冬至日，王旦因朝中政务缠身未能按时归府。他有个弟弟蛮横无知，抱怨兄长迟迟不回家主祭，一气之下把放在堂前的装放祭祀物品的坛坛罐罐都打破了，酒菜洒了一地。家人子弟十分惶恐，手足无措，以为王旦再宽厚也会发火的。谁知王旦回家后，见地面无法行走，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对弟弟连正眼都不看，只是提着衣襟走入厅堂。弟弟深为兄长的宽怀大度所感动，连忙跪地自责不已，从此改过从善，而王旦既不责备，也从来不提及此事。这种无言之教，给犯过失的弟弟自己反省认错的机会，确实收到更佳的效果。
由于王旦政务繁忙，只好把家务事交给弟弟王旭料理。一次，弟弟见到其他大臣都腰系玉带，为了孝敬兄长，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为哥哥买了一条玉带。王旦知道弟弟的用意，没有批评弟弟不注意节俭，而是温和地让弟弟把玉带系在弟弟的腰上，然后问：“你还能看到漂亮的玉带吗？”弟说：“系在我腰上，怎么能看得见？”王旦幽默地笑着说：“自负重而使见者称好，无乃劳乎！”弟弟非常惭愧，立即把玉带退了。这种循循善诱以使人改错的教法，是很耐人寻味的。
临终之前，王旦仍不忘教育子弟节俭。他写遗嘱告诫儿子：“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得厚葬以金宝置棺中。”写完遗嘱，他仍不放心，担心子弟们不能照他的话去做，又把好友杨素找来，请求他日后出面料理丧事，用火葬之法处理其遗体，这样可以避免子弟拘于俗习，无意义地浪费钱财。
王旦死后，子弟为他树了墓碑，宋仁宗亲笔题写碑文：“全德元老之碑”，以示褒扬其德。
第十节 朱熹家教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名仲晦，号晦庵，晚年号晦翁、遁翁、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他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占有统治地位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为宋元明清诸朝统治者所推崇，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学术、思想、教育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像宋代上述名臣一样，朱熹之所以取得如此崇高的学术思想地位，是由于他有超人的学术成就。而超人的学术成就的取得，除了个人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养是十分重要的。
朱熹的祖辈世代为朝廷命官，其家为世人公认的以儒名家的书香门第。他出生时，家势已渐没落，父亲失官居家，在家以教书为业，由此他在父亲的教导下接受严格而系统的文化和道德训练。相传他五岁开始读《孝经》，七岁时对八卦的推演很有兴趣。九岁时开始学习圣贤之学，读《孟子》一书，慨然有奋发立志成为圣贤的抱负。10岁时就粗通了《大学》、《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他父亲朱松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他不仅用儒家经典教导朱熹，而且常对朱熹讲授古今成败兴亡的历史，教育和培养他关心民族社稷的兴亡，树立抗金必胜的思想和信念。朱熹14岁时，父亲病逝，临终前遗嘱他去拜胡原仲、刘致中、刘彦冲为师。这三人是他父亲的好友，都对二程的理学有相当深的造诣。后来，朱熹在他们三人的精心指导下，学业长进很快，四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很轻松地摘取了进士桂冠，年仅19岁。由此，这位年轻有为的学子就登上仕途，做过地方官，也做过为期不长的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皇帝进讲《大学》。
朱熹在漫长的仕宦生涯中，以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卓越的治政才能，竭诚服务于地方政治，极力主张朝廷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以抗击金政权的入侵，统一中国。他为国计民生，屡屡奋不顾身上书朝廷，批评时政弊端，劝谏皇帝加强道德修养，以致时常遭到朝中权贵的排挤和打击。尽管他在仕途上很不得志，但他几十年如一日，大力兴办州县学校，建书院，广育天下英才，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德才兼备的国家官吏和学术人才。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事学术思想研究，编著了大量书籍，对宋代以前的儒学作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著述的文章共100卷，讲学记录共80卷，此外有别录10卷。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之广，所著述的数量之多，所阐发的思想之丰，在封建社会的学者中是罕见的。
朱熹在从政、教学、著述的繁忙一生中，十分注意他的家庭教育，不仅写有大量的教育子女的书信，而且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亲手编写了用于仕宦之家家教的《小学书》、《家礼》、《启蒙》等著作。他的家庭教育理论十分丰富，有关德、智、体等方面无不涉及，对后世影响极大。
第十一节 家规家法
自宋代以后，以往的愚孝行为不再被大多数平民所效法。但是，为了约束家属子弟，家庭礼制加强了，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家规家法。
家规家法，首先是在达官贵人的封建大家庭和家族中推行，如司马光的《家范》流传于仕宦之家，南宋宰相赵鼎，令其子孙各录一本以为永远之法。家规家法贯穿了封建家庭礼制的精神。朱熹在司马光《家范》特别是《居家杂仪》的基础上予以提高，制订了一套繁琐的家庭礼制和礼仪规范，这就是后来在平民之家广为流布的《家礼》。《家礼》对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仪礼和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还强调不论男女，均在幼童时必须读《孝经》、《论语》，女子还要加读《列女传》、《女诫》之类的书。《家礼》和《童蒙须知》以及《小学》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约束卑幼之辈的，内容上与平民之家的生活和劳作的要求基本一致，各种规矩和礼仪都十分详备，所以它们成为平民之家的家规家法的主要依据，长期以来成为平民之家的家教教材。
家规家法的教育，在内容上继承了汉魏至唐宋时仕宦之家的家训。如郑玄的《诫子书》、班昭的《女诫》、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唐代的《太公家教》、柳公绰至柳玭的《柳氏世范》等，都有家规家法的意义。宋代的家规家法以“家训”、“世范”、“家范”的形式表现得更为丰富，如袁采的《袁氏世范》、司马光的《家范》、赵鼎的《家训笔录》、陆游的《家训》等，条文俱细，要求之严厉，均为前代所不及。宋以后的家规家法，如明代庞尚鹏的《庞氏家训》、杨继盛的《椒山遗嘱》(《忠愍〔min悯〕公家训》)、何心隐的《家训》、霍滔的《霍渭崖家训》，清代张英的《聪训斋语》、张伯行的《家规类编》以及《闺中宝鉴》等等，都曾是士民之家家规家法的样板或教材。
家规家法的教育，一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日进行，有的则天天率全家人于早晨进行。如陆九韶家每天宣读《家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颂其《家训》辞，使列听之”(《宋史·陆九韶传》)。如果子弟违犯《家训》，就要遭受严厉的家法惩罚。霍滔的《霍渭崖家训》明文规定：“子孙有过，俱于朔望告于祠堂，鸣罚罪，初犯十板，再犯责二十，三犯三十。”又如陈旭“宗族千余口，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宋史·孝义传》)。这些地主大家族如此，一些“力农”的大家庭也是这样，如“郓州须城县村民张诚者，其家至绾至诚六代同居，凡一百一十七口，内外无闲言，衣裳无常主。旦日，家长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职事，罔不祇勤”(《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三)。又如“会稽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bi闭〕亦世相传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燕翼诒谋录》卷四)。在家规家法的教育和管束之下，家庭俨如公府衙门。
在明清两朝，家规家法的教育更有甚于宋代，它有效地补充了国家法律的社会教化与管理的不足。
第十二节 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
我国古代不仅注重家庭教育，而且十分重视家教教材的编写。 由于家庭教育要以识字启蒙教育为基础，所以编写蒙学教材就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件大事。
纵观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发展的历史，自西周或者更早的时期，统治阶级就开始着手家教教材的编写。至于蒙学教材的编写，先秦时期就很重视，但流传下来的不多。汉魏六朝时期，蒙学教材的编写和应用比较普遍，积累了不少经验。唐宋时期，由于家庭教育相当发达，所以对蒙学教材的建设很有成就。
概括说来，在唐宋以前编写和被保存下来的蒙学教材有李斯的《苍颉》，赵高的《爰历》，胡母敬的《博学》，文字多取自《史籀[zhou宙]篇》。汉初的闾里书师将它们合编为平民之家的识字教材，统称为《苍颉篇》。尔后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张揖的《埤苍》，蔡邕的《劝学》、《圣皇篇》、《黄初篇》、《女史篇》，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崔瑗的《飞龙篇》，朱育的《幼学》，樊恭的《广苍》，陆机的《吴章》，周兴嗣的《千字文》，束晰的《发蒙记》，顾恺之的《启蒙记》，以及《杂字指》和《俗语难字》等。这些蒙学教材大多是为了满足皇家和仕宦之家子弟识字教育的需要而编写的，属于所谓的“小学”(即识字)教材。有的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被淘汰，有的可能属于皇家所私有或为仕宦之家所家传，所以后世流传于世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两篇。其中《千字文》的留传，除了它的编排出色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它是南北朝梁人周兴嗣在编排时，拓取的是王羲之遗书不同的1000个字，书法与识字相结合，适应了小学教育的需要。
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的推行，平民之家的文化教育兴起，所以蒙学教材的种类由单一的识字课本，逐步拓宽到综合知识型、道德教育型、提高阅读能力型、陶冶儿童性情型等各种门类。
以识字为主的综合知识型的教材有《开蒙要训》、《百家姓》、《三字经》、《对相识字》、《文字蒙求》和“杂字”书等。《开蒙要训》流传于唐朝五代，全书1400字，均用四言韵语依次介绍自然名物、社会名物、衣饰寝处、身体病疾、器物工具等内容。所用文字多属生活常用字，对后世杂字书的编写有影响。《百家姓》是集汉族姓氏为四言韵语的蒙学课本。成书于北宋。《三字经》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所编，后经明清陆续补充，至清初该书收字1140，三字一句地叙述了人生教育的重要、三纲五常十义、五谷六畜、四书五经、历朝史事，以及历史上勤奋学习而“显亲扬名”的事例等。该书知识广泛，句法灵活，语言通俗，是古代中国蒙学中最著名的家教教材之一，受此影响的有《文字蒙求》，它是清朝教育家王筠从许慎《说文解字》中选辑常用的2000余字编成的，并且以汉字造字规律带动识字的教材。《对相识字》是宋末出现的一本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实用的杂字书历代都有，但图文对照，讲究直观教学效果的识字课本，《对相识字》堪为首创。后来，《三字经》、《千家诗》等亦仿照此类，图文并茂。
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的蒙学课本，除了长期使用的《孝经》、《论语》之外，还有唐代佚名者著的《太公家教》，宋代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吕本中的《童蒙训》，程若庸的《性理字训》等。这些蒙学教材，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如明代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朱升汇编的《小四书》①；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王相汇编的《女四书》②，以及流传的《昔时贤文》、《圣训广谕》等。它们以宣扬“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礼义廉耻”等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这些书有被北方少数民族译成本民族语言使用的，也有流传到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
以社会和自然常识为主的蒙学课本也很多。它滥觞于唐代的《兔园册》，继之以李翰的《蒙求》。《兔园册》相传为唐代虞世南为皇家子弟学习而编，五代时为乡村塾学所广泛采用。《蒙求》亦为唐时的上层统治者家庭教育的教材，全书讲述的多是历史典故，每句四字，上下对偶，各讲一个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的故事，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孙康映雪、车允聚萤。宋代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各种《蒙求》和同类的读本，如《十七史蒙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历代蒙求》、《名物蒙求》等。明末程登吉原编，清代邹圣脉增补注释的《幼学琼林》，曾在清代风行全国，影响颇为深广。《幼学琼林》简称《幼学》，原名为《幼学须知》、《成语考》和《故事寻源》等。它共四卷，按内容分成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花木等30余种类编排。它的成就超越了唐宋，但又基于唐宋。
以提高阅读能力为目的的趣味读物，有宋代胡继宗的《书言故事》开创先例，后来此类教材大有发展，如元代虞绍的《日记故事》，明代萧良友的《蒙养故事》(后经杨臣诤增订改名为《龙文鞭影》上下卷)，清代李晖吉等续编的《龙文鞭影二集》，丁有美的《童蒙观鉴》，此外还有《二十四孝图说》等以封建伦常故事为主的富有趣味的读本，均先后在平民之家的小学和塾学中使用。
此外，还有用以陶冶儿童性情的诗歌读本。最著名的有《千家诗》和《百家诗》，其主要内容取材于唐宋时人的作品，今仍流行。
注释：
①《小四书》包括方逢辰的《名物蒙求》、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以及程若庸的《性理字训》。
②《女四书》包括班昭的《女械》、唐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皇后徐氏的《内训》和王相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一节 元明清时期的家教特点
元明清诸朝，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在推行残暴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剥削政策时，大力加强社会基层组织如保甲、村社等建设，加强家族族权对家庭成员的言行管教，按照宋明理学家的“齐家”、“治国”思想，把以“修身”为手段的“齐家”家教与国家政治秩序与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巩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元明清时期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禁欲主义家庭教育特色。
元代开始建立社学。所谓社学即以社会基层组织为单位的政教合一组织，它由一定血缘关系的家或家族结合组成，在教育上主要推行封建纲常伦理教化。元代对广大汉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社学教化中也极力灌输民族歧视意识。在社会教化的影响下，家庭教育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控制，“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道德教育成为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明代推行里甲制度，家庭教育也有社会化的特征。在明初，朱元璋大力提倡加强族权对广大人民的思想统治，从而使族长、家长成为一家一族总领纲常伦理教育的合法者，而家长或族长依照“家规”、“家法”对家族成员实行严密的思想言行管教，如家族成员中有“违法乱纪”、“犯上作乱”，或在道德行为上有“不轨”之举，或不孝敬父母，或欺慢上司，或不完纳赋税等等，都要受到家族的家规家法的制裁，轻则鞭笞体罚，重则赶出家族或送交官府治罪。明代中叶，社会教化得到加强，如乡约组织、保甲连坐等，都使得家族的家庭教育越来越趋向政治化，“存天理、灭人欲”之教在实质上也不断由理学家倡导的修养德性转化为培养奴性。明中叶以后的理学家，往往是聚合家族推行封建纲常伦理教育的大家长，由他们所制订的家规戒律，往往比官府的法律还要苛刻。
清代继承了元明时期的家教传统，更是把家庭教育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重要措施。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制度和家庭制度开始解体，由此古代的家庭教育开始向近代转化。
第二节 以“孝道”立教和《二十四孝》
中国人重视孝道，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宗法政治制度的推行与家国不分的专制统治有直接关系。其次与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力不发达、物质生产长期不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老人和小孩全靠成年家庭成员供养也有直接关系。早在孔子时，他就把孝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认为孝不仅是尊长爱幼的人生义务，是伦理道德的核心，而且也是政治道德的根本，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灵魂。继孔子之后，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极力鼓吹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要求以孝道立教，以培养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和睦乡里，为官忠于上司乃至天子“君父”的“忠臣孝子”。
汉代的儒家们认为，“明子事父之道”是为“教之本”(《礼记·祭统》)。在平民之家，所谓孝道教育，大体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绝对尊敬父亲的家长权威，以家长的意志为意志，以家长的是非为是非，以家长的好恶为好恶，子女对家长包括母亲，要“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礼记·内则》)。二是对父母的话，要绝对奉为真理，必须坚决照办。如果家长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应当“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从”，仍然要“起敬起孝”。哪怕是父母不高兴，乃至“挞之流血”，仍不能“疾怨”，不要非议家长，在任何条件下要把美名归之父母，过错永远自己承担。所谓“善则称亲，过则称己”(《韩非子·忠孝》)。三是尽力尽心恭敬侍奉和赡养父母，尽最大努力，乃至牺牲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来满足父母的意愿。假如父母生病，子女要昼夜侍奉于床前，汤药要亲口品尝才能给父母喝；如果到夏天或冬天，子女要体恤父母的温暖冷清；如果父母病重，子女要尽可能满足其欲望；如果父母遇有生命危险，子女要舍身相救，乃至为父母去替死。凡此等等，都必须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四是父母去世了，子女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守护坟墓，时常祭祀。家贫子弟，如果家里无力安葬父母，就是把自己卖给富家当奴隶，女儿哪怕是把自己卖给妓院，也要将父母的遗体安葬。
以孝道立教，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的结果，在客观上有利于个体家庭的稳定。因为它可以通过家庭孝道的教育，巩固父母与子女的血缘伦理关系，保障人口的繁衍。家庭的稳定和人口的繁衍，是封建国家赋役制度推行的前提，也是封建专制统治实行的基础。
在中国古代的平民之家，所实施孝道教育的教材比较多，如《孝经》、《礼记》、《家礼》、《弟子规》、《女四书》、《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二十四孝》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发明。其中《二十四孝》最为典型，在元代以后影响很大。
《二十四孝》始成于元代，它选自虞、周、汉、魏、晋、唐、宋等各个朝代的孝子24人，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孝子，上至帝王，中有公卿大夫、仕宦名臣，下至平民百姓，其中平民百姓人数居多。孝子的年龄从年逾70的老人，到刚懂事的儿童。性别上有男也有女。所选孝子的事迹也十分典型，有的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二十四孝子，他们是“孝感动天”的虞舜，他的孝行感动天遣大象为之耕，鸟为之耘；“戏彩娱亲”的老莱子，年已70不言老，常为婴儿戏于亲侧；“鹿乳奉亲”的剡〔shan善〕子，他为双目失明的双亲去深山入鹿群取鹿乳；“为亲负米”的子路，他为双亲到百里之外去负米；“啮指心痛”的曾参，其母为来客发愁无所措，乃啮其手指使在外的曾参感到心痛而负薪归家；“单衣顺母”的闵子骞，他的后娘虐待他，冬天不做棉衣给他，可他忍寒无所疾怨；“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刘恒，母亲病时奉养无怠，三年不解衣带，汤药非亲口品尝不让母亲喝；“拾椹供亲”的蔡顺，在兵荒马乱的逃荒之际，他拾桑椹孝养母亲，乃至感动了赤眉军赈济他母子；“为母埋儿”的郭巨，因其家粮食困难，贫乏不能供养母亲，而儿子又分母食，于是毅然将儿子活埋，结果得黄金一釜；“卖身葬父”的董永，父死无以葬，于是他卖身为奴贷钱葬父，结果感动天仙配婚；“刻木事亲”的丁兰，因幼丧父母，未得奉养，乃刻木像虔诚孝祭；“涌泉跃鲤”的姜诗妻，因奉养婆婆至孝，常在六七里外的江边汲水，后来房舍旁忽有涌泉，并从泉水中跳出双鲤；“怀橘遗亲”的陆绩，他在袁术家做客时怀藏二个橘子留给母亲，当时他仅六岁；“扇枕温衾”的黄香，年九岁时丧母，事父尽孝，暑热天给父亲扇凉枕席，寒冬天为父以身暖被；“行佣供母”的江革，在负母逃难时遇贼，他乞求贼人不要杀他，让他当佣人以供养母亲；“闻雷泣墓”的王裒[pou掊]，他母亲在世时惧怕雷声，死后葬于山林。每遇风雨，他就奔母墓前拜跪泣告母亲不要害怕；“哭竹生笋”的孟宗，母老病重，冬天想吃竹笋汤食，他无计可得，跑到竹林抱竹而泣，居然地裂出笋数根；“卧冰求鲤”的王祥，在天寒地冻之日，解衣卧冰为继母求鱼，竟然冰解并有双鲤跃出；“扼虎救父”的杨香，14岁时同父田耕劳动，父被虎叼去，他奋不顾身地扼持虎颈，救下了父亲；“恣蚊饱血”的吴猛，年八岁时因家贫无蚊帐，他睡在床上让蚊子饱吸，为的是不让蚊子叮吸双亲；还有“尝粪心忧”的庚黔娄；为母亲“亲涤溺器”的黄庭坚；“弃官寻母”的朱寿昌等，这些都是作为孝子的典型，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推崇。
第三节 明太祖家教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从小放过牛，讨过饭，当过和尚，在军旅生涯中开始学习文化，由于受到儒师的指教，懂得治国平天下。因此，他不仅是一位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开国君王，而且也是一位尊师重教的父亲。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朱元璋也望子成龙心切。在干戈抢攘的岁月，他指挥金戈铁马攻城掠地，每攻下一城一地，头等大事就是访搜名师，或收为幕僚，或延聘为家师。在占领金陵后，他修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聘请四方名儒至堂中教授诸子。如名儒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都有治乱安邦的雄才大略，受到朱元璋的敬重。在战乱中，朱元璋恢复儒学，以宋濂为儒学提举，并将长子朱标遣送儒学受教。建国后他更是尊师重教，命名儒入禁中文华堂为诸王子授业。宋濂为太子师先后10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规劝，并教以国家政教及前代兴亡史事。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为了加强诸王子的教育，朱元璋还建立了经筵日讲制度，慎选翰林院文学之士入值诸王子府给诸王子进讲经史，并根据诸王子的年龄和学习程度制订系统的教学计划，严格教育训练。
除延师教子外，朱元璋从不放过一切机会对诸子言传身教。如在战争年代，他让儿子和老师跟随军旅之中，亲眼目睹他和将士血战沙场，锻炼儿子的胆识和学习用兵之道。每一战斗结束，他总要让老师给儿子讲习兵法，结合实战的胜败，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他要求儿子像将士一样过着艰苦的军营生活，甚至让他们参加刀光剑影的战斗。后来，他让人将古代的孝行典例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文并茂的教材，颁赐给诸子早晚观览，以培养他们勤俭劳苦的品质。他告诫诸子：“富贵易骄，艰难易忍，久远易忘。”
为了使儿孙们不忘创业艰难，使儿孙敬守祖法，他命儒师精心编撰了两部书，颁发诸子学习。一部是《昭鉴录》，选辑了自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个人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必要性；一部是《祖训录》，精选了他平时教育诸子的训言，要求每人抄写在自己所居王宫正殿内宫东墙壁上，随时观览自省，以铭记他的教诲。
朱元璋曾对诸子的老师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为了让儿子们知道民间疾苦，在他们年长时让其离开深宫，到老家凤阳生活一段时间，更多地接触民间生活。他的四子朱棣即明成祖，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朕少时尝居凤阳，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在宫中他亦随时教诲诸子。一天，他退朝还宫，诸子侍奉身旁。当他们父子来到一片空地时，他对诸子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昔商纣崇饰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国亡。汉文帝欲作露台而惜百金之费，当时民安国富。夫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敬戒。”(《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由于朱元璋平时注重家教，所以他的儿子们成年后大都很能干。太子德性淳朴，深知国政，二子、三子、四子分别封藩西安、太原和北平，成为藩屏北边的支柱。五子颇有文才，著《元宫词》百章，又著有《救荒本草》，选出400余种可救荒的草类，制成图谱，加以注文，不仅可助于救民饥荒，也是一部难得的植物学专著。八子、十子、十一子都以精通文学和礼贤下士而闻名。十二子文武全才，曾开景元阁，招纳文士校雠图籍，俨然有名士之风。十七子尤以文武全才和足智多谋受到朱元璋的钟爱，他撰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史断》、《文谱》、《诗谱》等著作数十种，还通晓音律戏曲。所有这些，都是注重家教的结果。
注重子女教育，百姓人家都不难做到。但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用心于诸王子的家教，在中国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客观上朱元璋的家教不仅成功地造就了他的儿子们，为明初几代的政治奠定了基础，而且他的示范作用也影响了百官。上行下效，有明一代的家教风气，历200余年不衰，以致才子辈出，名家如林。
第四节 王翱诫子孙
明朝景泰年间的吏部尚书王翱，是明史上“声实茂著”的一代名臣，不仅在官场上始终保持清廉耿介的德操，而且在家教方面也是表里如一，以身作则，治家有方。
吏部尚书是负责掌管天下官吏选授、晋升、封勋大权的国家重臣，不仅考察现任的官吏，而且还负责铨选由科举、封荫等渠道新进的预备官员，每三年一次的全国会试最后录取进士的决定权，吏部尚书至少要当一半家。王翱身居铨选百官的要害部门，备极尊荣，文武百官谁不讨好他。然而，这位清廉耿介的权臣，一心只为国家选拔人才，从不在选官任职方面做任何不光明的事情。
王翱有一爱女，嫁给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夫人十分心疼女儿，时时想念，却因路途遥远和交通不便，只好经常派人上贾杰官邸迎接女儿回家省亲。母女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一住数日或十数日，然后又请人接走。小俩口夫妻恩爱，加之每次接送相当麻烦，夫妻或母女离别时总是难舍难分。有一次妻子回娘家，贾杰依依不舍，半分抱怨半分请求地对妻子说：“你家老爷子是吏部尚书大人，把我调任到京师如反手之易，何必往来如此地不怕麻烦？”暗示妻子回娘家找老爷子开恩。女儿知道为父的性格，不好当面开口，只好委婉地将此意告禀了母亲，母亲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但也害怕这倔老头子不讲情面，只好等待机会再说。
一天，王夫人备下佳肴美酒，酒席间王夫人乘王翱开怀畅饮的高兴劲儿，婉转地提出调女婿到京城。谁知夫人话未尽，王翱勃然大怒，横眉竖眼教训起夫人来，夫人干脆把话挑明讲开了，老头子一听，火上加油，竟然抄起案上物，击伤了夫人的脸，闹得非常不愉快。从此，家里无人再敢提及此事，贾杰也始终未得调入京城。
王翱有一孙子因恩荫入太学肄业。按明代官制规定，恩荫国子学学生，是不必经过科举而可以直接授官的。一年秋试，这位颇有才华的孙子也想一试科场，金榜题名，以免在今后为官让人觉得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于是他拿着有关部门颁发的考试资格凭证禀告祖父。
王翱看到心爱的孙儿颇有自立自强之志，打心眼儿里十分高兴。然而，他却执意不准孙儿参加科举考试。孙儿不明其意，再三请求祖父恩准。王翱语重心长地说：“天下的有才之士，我见得很多，而他们出身寒门，其父母忍受百般的困苦把他们培养成才，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三年一次的科考。国家也全靠科举考试选拔真才实学的人为官。只有如此，天下的读书人才有施展济世宏才的机会。凭你的才华要登第，在金榜题名，肯定有人会在暗中给你使劲，因为当今科场舞弊通关节的事不少。事实上你是让我为你考试作弊，我能忍心做此种见不得人的事吗？如果你万一被错误地中选，则妨碍了一寒士的仕进之路。况且，你有进仕之阶，何必要勉强自己所不应做的事呢？以致有这样的非分想法！”
王翱十分清楚，当时的科场舞弊现象总是杜绝不了的，暗中通关节的事屡有发生。作为吏部尚书的孙子，王翱尽管本人不出面做手脚，自然有人抓住这个机会讨好他。所以，只要他的孙子参加科举，他断定必然会金榜题名。在明代，卿相皆由科举出，科举出身的官员身份比恩荫的高，进阶的机会也多一些。但是王翱没有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家子孙的前程徇私，相反却严肃地教训子孙此举是非分之想，是陷他破坏科举制度而徇私舞弊。在中国封建社会，像他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以正直清白的职官道德教育子孙，的确是十分可贵的。
第五节 王阳明家教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明中叶出生于浙江余姚，是明代杰出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所创立的阳明学派，在教育和思想上影响了明中后期百余年，是世人公认的一代宗师。
王阳明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小时接受的良好家教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家庭，祖父辈都是读书人，其父中状元时，王阳明才10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
一般说来，大凡文官家庭都很注重子孙的文教，延师入馆，严加约束，整日课读句解，习字作文，这样，尽管心愿读书做官，但实让儿童作了“学囚”。然而，王家教子别有良法。首先，王阳明的祖父对孙子的教育和管束注重任其天性，顺其自然。如少年王阳明很顽皮，不太尊师教，常逃塾厌学，把精力花费在小男孩喜欢的战争游戏和听神话故事上。他祖父比较迁就，不像那些士大夫家严格管束，相反却给他适当创造条件，让他尽兴地在课后玩耍，并在玩耍的同时不知不觉地灌输一些军事知识，讲一些开启想象力的离奇怪诞的神话故事。通过这些课外的智力开发，使得他从小性格活泼，志趣高雅，好问多疑，独立思考。
其次，王阳明的祖父善于不失时机地给予他表现才能的机会，培养他争强好胜的意识。一次，王阳明随祖父上京师，路过金山寺，一些文人约与寺中饮酒赋诗。王阳明才10岁，应酬自然不是他的事。其祖父在酬诗时故意表现词穷才拙，推让阳明应对。王阳明从容地从祖父身后走出，脱口吟诗一首，举座皆惊。由此，祖父大加鼓励，尔后加倍引导学诗。
在京师入塾就学，塾师因其父是新科状元，时常以中状元为目的鞭策王阳明用心向学。一天，王阳明问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先生说：“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不以为然，说：“登第做状元恐怕不是第一等事，我看读书学圣贤才是啊！”先生大惊，认为这样的小小年纪竟敢口出狂言，长大必是狂妄之徒，需要严加教训才能收住读书之心。于是，他向阳明的祖父和父亲敲了警钟，请他们不要太放纵对阳明的性格教养。
王阳明的祖父和父亲听了先生的话，心里却颇为高兴。待先生离去后，他们把阳明唤到内书房，教导说：“你有学圣贤的志向，但圣贤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要做圣贤，一要认真读好圣贤的书，明白圣贤的道理；二要身体力行，在诸事上磨练自己。”王阳明记在心里，从此立定做圣贤的远大志向，刻苦读书，关心世事，敢以天下为己任，性格更豪迈不羁，雄心勃勃。
王阳明15岁时，长城以北边关烽烟时起，王阳明不顾父亲的劝阻，孤身一人，冒险历难，出游居庸三关，纵览山川形势，慨然有保国献身之志，以戎马边陲马革裹尸作为自己的抱负。历经一月后回京，在家屡欲上书朝廷。这在一般文人家庭是不可想象的，但王阳明的父亲却能容允，只是婉言批评他“志大才疏”，需要“力学”。
到王阳明17岁时，他的父亲开始严格要求他力学程朱理学著作，并放任他离开京师到外地拜访名师。由此，王阳明开始艰难的学术探索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20年后，王阳明摆脱程朱理学的羁绊，开始自家学派的建设。与此同时，他一边教导弟子，一边以家书的方式教育儿子：人能否成为有用之才，不在于死啃古人的文字章句，把学者视为囚徒，鞭挞绳缚，塑成假道学先生，而是要顺从人的天性，任情自然，尽量地释放人的潜能，“致吾之良知良能”，下学而上达，心与理合一，“知行合一，贵在实学实行”。读书不在乎贪多，贵在自得。王阳明所阐述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家教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家教和儿童教育的习俗，为人们喜闻乐道。
第六节 郑晓训子词
郑晓，字窒甫，明朝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考中进士，授官职方司主事，历官考功郎中、太仆丞、太常卿、刑部侍郎、副都御史、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史称他：“晓通经术，习国家典故，时望蔚然。为权贵所扼，志不尽行。”(《明史·郑晓传》)著名思想家李贽对郑晓的世用之学予以肯定，认为他的义利之辨，能剖析精微，直窥堂奥。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郑晓素与奸相严嵩不和，得罪权贵，受到陷害，被罢官为民。刚好在他回到家乡不久，他的儿子郑履淳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授官为刑部主事。
儿子登科入仕，这在古代士林家庭是天大的喜事。亲朋好友无不登门祝贺，郑家因郑晓在朝为官40载，德高望重，自然广结人缘，以致贺喜之日门庭若市。
按理，这件事对郑晓是一个难得的安慰，应当高兴才是。然而这位在官场上饱经风霜的老人，并没有像家人想得那样简单，却更为儿子能否做个好官而感到忧虑。在客人面前，他头戴角巾，身着布衣，谁也看不出他曾经是当朝的尚书大人。他一边热情地接待客人，一边诚恳地要求客人们对他的儿子要多指教，尤其对那些阅历丰富的老友，更是期待他们给儿子的为官之道指点一番。
郑晓的诚意完全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儿子的关心。郑履淳也非常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没有那种志得意满的感觉，而是遵循父亲的教诲，如饥似渴地向人求教为官处世之道，因此在出仕之前受教良多。次年冬天，郑履淳赴任，在离开家乡的前夕，他来到父亲的书房，恳求老人家再给他一些教诲。
郑晓对儿子说：“为父居官三十有七载，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积蓄送给你。然而，老夫近日处心积虑，偶有一得之见，书于此，且作为赠儿礼物罢。”
儿子履淳恭敬的接过父亲的亲笔，展开细看，却是用楷书工整写下的一段训词：胆欲大，心欲小，志欲圆，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学非记诵云尔，当究事所以然，融于心目，如身亲履之。南阳一出即相，淮阴一出即将，果盖世雄才，皆是平时所学。志士读书当知此。不然，世之能读书，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这段训词寥寥数语，不仅讲了做官的道理，而且讲了做人的道理。“胆大”、“心细”、“志圆”、“行方”，这八个字蕴涵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经验和哲理。郑晓本人就是这样，时人称他学问渊博，经济宏深，持论正而不迂，严而不苛，刚而不激，高而不亢。在官场之上，光明磊落，敢作敢为，不畏权贵，苟利于国家百姓之事，他就不计个人得失荣辱，一往直前。
郑履淳捧读这段训词再三，临别时向父亲表示一定要遵循父训。
在当时吏治不清、政治腐败的情况下，郑履淳居官清正，颇有声誉。加之他受父亲世用之学的言传身教，办事极为干练。由此很快受到同僚们的敬重。隆庆初年，他上书朝廷，为父亲平反恢复名誉。这时严嵩已倒台，加上新皇帝初继大统，想有一番振作，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因此郑晓虽然早已作古，但冤案得以昭雪，追赠太子太保，谥端简公。
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郑履淳希望皇帝能够痛革时弊，整顿朝纲，以便促进明朝中兴，因此，他不计自家的身家性命，直言上疏，大胆针砭时政弊端，其言真意切，忧心如焚，一片爱国忠君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位穆宗皇帝却是一个平庸之辈，仅作了一点冤案平反之后却不敢再有大的作为，而且对郑履淳指斥时政极为震怒，反将郑履淳廷杖100，下诏狱，后因言官说情方免于一死。出狱后被削职为民，其命运几乎同父亲一样。
郑履淳牢记父亲的训词，不论仕途得意与否，其誓作盖世雄才的志向坚定不移。回家后他潜心钻研经济实学，研究改革弊政的方略。三年后，穆宗死，神宗即位，由改革派代表张居正任宰辅，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不久，郑履淳为朝廷起用，为光禄少卿，参加了张居正的变法运动，成为富有真才实学的改革派人物。
随着郑履淳的大落大起，人们开始对其父郑晓的训子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篇训词，被时人公认为“最是名言”。由此，它被称作“郑端简公训子语”而流布天下，为世人传颂。
第七节 吕氏父子家教
明代著名的学者吕坤和他的父亲吕得胜，都是很有影响的教育家，尤其在家教方面，父子相承，很有建树。
吕得胜，号近溪，河南宁陵人。他一生未入仕途，以教书为业，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十分有益于儿童易学易记的教学方法。在明代，以八股文取士，学生所学的大多是些成人化的儒家经典和死板僵化的八股文，深奥的经书既难学习理解，又难记忆巩固。吕得胜在教育学生和他的儿子时，十分注意从儿童的天性和记诵知识的心理特点出发，把深奥的经书义理编成易记易诵的浅显童谣，取名为《小儿语》。他说：“儿之有知能言也，皆在歌谣从遂其乐，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其所自……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是俚语者固无害，胡为乎习哉？余不愧浅末，乃以立身要务，谐之声音，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名曰《小儿语》，是欢呼戏笑之间，莫非义理身心之学。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他注意通俗化的语言教育作用，将他所编写的《小儿语》作为家庭教育的教材，教育他的儿女立身做人处世。
《小儿语》语言确很浅显通俗，但却讲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例如：“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这是教人处事要沉静从容。又如：“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这是教人知错认错，不要文过饰非。“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人言未必皆真，听言只听三分。”“为人若肯好学，羞甚担柴卖草；为人若不学好，夸甚尚书阁老。”“天来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称。”诸如上述这样的通俗语言，文字简练，道理明白，对于儿童自然易诵易记，儿童习之，到老也能受益。
吕得胜在用《小儿语》教育儿子的同时，又编有《女小儿语》。同样，也是力求使语言通俗，便于女儿乐闻易晓。在内容上，《女小儿语》强调的是儒家宣扬的妇德，目的是要求女儿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和孝女节妇。清代陈宏谋给《女小儿语》很高评价，称它“警醒透露，无一字不近人情，无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浅，其间实深。闺训之切要，无有过于此者。”
通过吕得胜在家教中的实际应用，他的子女深受其益。如儿子吕坤在明万历年间举进士后，官至刑部侍郎，为人刚介峭直，不阿权贵，品行高洁，颇为世人景仰。
吕坤(公元1536—1613年)，字叔简，号新吾，得益于父教，认为《小儿语》是父亲精心编撰的不可多得的儿童读物，所以他常常与父亲谈起受益《小儿语》的感受，并把它作为传家宝珍藏在身边。一次，吕坤又与年迈的父亲谈此书，征求老父亲的意见，要把它刊刻出来让更多的人家分享这份家教佳品。父亲表示赞成，并要求儿子在内容上予以增补。于是，吕坤在刻成之后，依照《小儿语》的体例，撰写了《续小儿语》。
《续小儿语》分“四言”、“六言”、“杂言”三部分写成，独立成篇。然而在内容上，吕坤有许多增加，从而使读者对象更宽了，不仅适合儿童习诵，也适用于教育成人。吕坤说：“儿自有不儿时，即余言或有裨于他日万分一，第恐小儿徒以为语，人徒以为小儿语也。”因此，《续小儿语》在通俗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了“文”的分量，这样更加雅俗共赏，更适用于教学。
《续小儿语》的大多数语句赋有格言的特色。如：“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恨怨。”“别人性情，与我一般，时时体悉，件件从宽。”“怒多横语，喜多狂言，一时偏急，过后羞惭。”“慕贵耻贫，志趣落群，惊奇骇异，见识不济。”“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伏自心。”“男儿事业，经纶天下，识见要高，规模要大。”“一饭为恩，千金为仇，薄极成喜，爱重成愁。”“意念深沉，言辞安定，难大独当，声色不动。”“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强似将佛塑画，不如济些贫难。”“快意从来没好，拂心不是命穷，安乐人人破败，忧勤个个亨通。”“谦卑何曾致祸，忍默没个招灾，厚积深藏远器，轻发小逞凡才。”“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松后紧。”“休与众人结仇，休作公论对头。”“兰芳不厌谷幽，君子不为名修。”诸如上述之言，尽管言词浅显，但意义深远，不同年龄的人，只要能认真体会自己的人生经历，总是可以从中得到教益的。
《续小儿语》像《小儿语》一样，开始只是作为吕氏的家教读物，久而流布于社会，成为广为流传的民间读物，时至今日仍有人反复刊印，作为家教的佳品。
第八节 《朱柏庐治家格言》
《朱柏庐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是明末清初的朱柏庐以程朱理学为本，阐述封建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劝人勤俭治家和安守本分的平民家教教材。它在清代影响最大。
《朱柏庐治家格言》集中了古代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包含有许多治家处世的质朴哲理和有益启示，如勤俭持家、爱护劳动成果、注意清洁健康、和睦邻里等，同时也贯穿着清高闲达、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知足常乐的士绅生活情趣。所以它不仅为劳动阶级的平民之家所传习，而且也为官宦之家以及书香世家所津津乐道，有的写成条幅悬挂于厅堂或书屋，朝读夕诵，倾心仰慕，视为治家名训。
《朱柏庐治家格言》所宣扬的治家之道，按其内容来分，有如下几个方面：勤俭持家的劝诫：“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xiu羞]。”“居身务期俭朴。”这些语言是通俗易懂的，意思是说要克勤克俭，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不要追求奢侈和虚荣；只要树立勤俭的道德观念，苦日子也会给人幸福的精神享受。所以，“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待人接物的规劝：“莫念意外之财。”“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多温恤。”“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作骄态者贱莫甚。”“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狎[xia狭]昵恶少久必受其果，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施惠勿念，受恩莫忘。”“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守分安命，顺时听天。”所述这些，告诫人们待人要与人为善，多行方便，不要想占别人的便宜，乐于助人，同时在交往上要慎重择友，对于传言要作分析，与人发生矛盾要反求诸己。在接物方面，要大方讲仁义，不要时常想到给别人的好处能得到回报，但受人恩惠不要忘记报答。
治家修身的教诲：“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骄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这些格言告诫人们不要把金钱财产看得太重而刻薄父母，更不要见美色而起淫心，不要贪口腹而妄杀牲禽，国家的赋税要及早交纳，等等。这些都是规劝家长和家庭成员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道理，贯穿了“以和为贵”的伦理原则。在内容上包括了如何处理敬长教子以及约束妻子言行诸方面，具有浓厚的轻视妇女的礼教性质。
《朱柏庐治家格言》之所以成为平民之家家教的教材，是因为上述内容从根本来说是符合平民家庭生活实际的，具有实用性。
第九节 姑母为师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和科学家方以智，学识渊博，兼通文理，博贯中西，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学术巨匠。他著有《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博依集》、《一贯问答》、《浮山前后集》等10余种著作，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然而，谁敢相信，方以智的严师竟然是他的仲姑方维仪。
方维仪(公元1585—1668年)，字仲贤，自幼受家学影响，打下扎实的学问根底，常自叹生不为男子以树业于世。她17岁出嫁同里姚家，然婚后不久，丈夫一病不起，成了寡妇。次年她生下遗腹子，不足周岁，又不幸夭亡。悲痛欲绝的打击，加之婆家虐待，后含愤复归父母家寡居，守在清芬阁中，在织饪之余潜心诗文，唱和于姐、弟妇之间。她学贯经史，工诗文词，著有《清芬阁集》行世。此外，她善长书法绘画，造诣精深，年70余，犹能楷书描画不倦，其作品被人视为珍品，清人冯金伯著《国朝画识》，称方维仪的妙品“三百年中大方名笔，可与颉颃者不过二三而已”。
方维仪寡居娘家，由于她的学识高深和品行端正，受到家人的尊敬，诸弟侄进见，无敢不肃，以致被弟妇和子侄奉为老师。方维仪在清芬阁以女师自居，先教导弟妇吴令仪的诗文和书法绘画，吴令仪的诗翰很有长进。可惜吴令仪年30早逝，遗下儿子方以智和女儿方子跃。方维仪以姑母代行母职，一方面协助家人抚育侄儿侄女，一方面在清芬阁给子侄讲授经书、诗文。以智的妹妹跟姑母学久，习礼能文，其书法绘画皆酷似方维仪，成为桐城有名的才女。方以智更是受到姑母的精心培养和教育。他在《膝寓信笺》中说：仲姑“怜我丧母而抚教之”，“抚余若子者八历年所，无间色矣”。
在仲姑的教导下，方以智极其刻苦用功，15岁时，群经子史略能背诵，博涉多奇。以智从小亦羡慕姑母的诗文书画，但姑母认为男儿应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鉴于明末战乱频繁，政治动乱，她希望侄儿能成为顶天立地的救世英雄，所以尽心尽力地以高标准严要求培养他，以她广博的学识教导侄儿用功于经世致用的大学问，除经史子集之外，还授以医学、律学、兵学、礼乐等，同时还鼓励侄儿广泛涉猎物理、科技。
方以智在明末清初动乱之际，虽然因客观原因未能成为姑母所期望的救世英雄，但他在学术上则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凡天人礼乐、律教、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能，无不析其旨趣，著书数十万言，名流海外。”(《桐城耆旧传》卷六)方以智对姑母的抚养教诲一直铭刻在心，永志不忘，在《膝寓信笺》中深情地写道：“赖有仲姑提？，是小子之幸也！”
第十节 贤母教子三则
(1)王冕母因材教子
王冕[mian免]是元朝末年的著名画家和诗人，他的成才来自于他母亲的关怀和发现。王冕的父亲是一个勤劳的农民，因家境贫困，只得让年仅七岁的王冕放牛。可王冕十分渴望读书，他经常丢下牛，躲在村学堂的窗外听老师讲课。这样，他不知挨了父亲的多少次痛打。王冕的母亲十分心疼儿子，尽管家里穷得叮当响，她还是好说歹说，劝丈夫让儿子上学。王冕上学后极刻苦用功，家里没有油点灯，他只身一人跑到一座寺庙里，坐在泥菩萨的腿上借着长明灯的亮光读书，往往一直读到天亮。他的这种勤学精神感动了一位很有学问的韩姓先生，并把他收为学生。尽管王冕学习进步很快，可他的父亲总想让儿子放下书本跟他一起种地，在这种情况下王冕的母亲总是想法子开导他父亲，从而使王冕通过勤奋学习成为一位闻名天下的画家和诗人。
(2)周桂夫人严格教子
周桂夫人是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的母亲。归有光四岁时，她就开始教儿子识字，以致他七岁时就上了县学。归有光在一篇题为《先妣事略》的文章中，怀着无限的哀思之情记述了他母亲严格教育他的事迹。如他有时厌学，母亲就严厉批评和教育他，让他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寒天暑热，都不能旷课。每天晚上，母亲总是点亮油灯，领着有光的弟弟和妹妹坐在桌边，留出靠近灯光的地方让他读书。常常弟妹都睡着了，母亲仍在陪他读书，督促他把每日的功课做好，并鼓励他大量阅读其他书籍。天长日久，归有光打下扎实的学问基础，年轻时就成为很有名气的散文家。
(3)蒋母苦心教子
清朝中叶的蒋士铨，是与袁枚、赵翼齐名的“江右三大家”之一。他的成长全靠母亲的苦心教育。蒋士铨家里贫穷，蒋母从早到晚辛劳纺纱织麻，可是在她劳碌奔波之余，总不忘教育儿子识字读书。士铨四岁时，母亲为了教他认字，就劈了一把细竹丝，按照点、横、撇、捺分别组成不同的字，教士铨认识。开始每天教一两个字，后来增至八到十个，认识后拆开又拼新字，认认拼拼，反反复复，使士铨掌握了大量的汉字。士铨六岁时，蒋母就教他握笔写字。七八岁时，蒋母一边织布，一边把书本放在她的膝盖，让士铨坐在膝前，一句一字地教他读书。冬天的夜晚，母亲解开棉衣，让士铨贴胸坐好，并用薄被盖住他的小脚，陪他照样攻读不止。有时士铨读累了，就在母亲怀里打个盹儿，等他稍一醒动，又催他继续学习。蒋士铨后来长大成人，成了著名的大学问家。为了报答母亲的教育之恩，他请了一位老画师，按照这些事画了一幅《鸣机夜课图》，并且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鸣机夜课图记》，这一图一文，在当时为人们广为传颂。
第十一节 以读书为乐的康熙皇帝
明王朝自神宗以后，一蹶不振，内忧外患交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终于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不久，崛起在东北的满族军队，趁机挥麾南下，金戈铁马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磅礴气势，扫荡明王朝的残余势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清王朝。
清王朝满族统治者，认真吸取明代灭亡的教训，十分注重皇家的家庭教育，广泛搜罗学识渊博的汉族学者入宫为师，并着重加强皇太子的汉文化修养。如清朝开国之君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入主中原以后，大兴文教，尊崇儒术，开设宗人府官、日讲官，命文臣编《资政要览》、《范行恒言》、《劝善要言》、《儆心录》等。他不仅大胆推行满族汉化政策，而且还大胆向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学习，用满语称他为“玛法”(即爷爷)，并赐给他“通玄教师”称号。可惜福临命短，年24即患天花病死。
福临的接班皇帝是玄烨〔ye业〕。玄烨登基时方八岁。对于他的教育，一直由其祖母负责。后来他回忆道：“忆自弱龄，早失怙[hu互]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年，鞠养教诲，以致成立。”(《清圣祖御制文集》)玄烨即清圣祖康熙皇帝，五岁时开始读书识字，终生好学不倦，素以读书为乐，对经史子集以及西方自然科学如天文、历算、物理等皆有比较全面而丰富的知识。他的文治武功，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可以与汉武、唐宗、宋祖等相媲美，堪称一代有为的帝王。
康熙皇帝的学习场所主要在南书房。书房本来是官宦人家读书学习的地方，清入关前却称之为儒臣在宫内值班之所。康熙沿用旧称，并在紫禁城建设了南书房和上书房。上书房为皇子从师傅读书学习之所，而南书房则供入值内廷的翰林们以诗词书画等侍奉皇帝的地方。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前，他一直以南书房作为自己的书斋，十六年六月，儒臣开始入值。南书房对于康熙皇帝习文写字、读史论经，吸取前朝统治经验教训，接受汉族悠久文化传统和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康熙的学习经历了启蒙、正式就学和独立建树三个阶段。启蒙教育像传统的保傅教育一样，是在太监们的看护和辅导下进行的，主要学习识字。清贵族的学习兼汉满两种文字，康熙的学习也不例外。他在五岁时就开始识字，用的是汉满两种文字。正规学习是康熙九年开设经筵日讲开始的，但经筵日讲只限于讲课。由于他好学，这种形式化的教学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渴望，于是他要求翰林入值南书房，讲究文义，并指导他练习书法。在南书房供职的文臣甚多，皆翰林院中才学出众的学士，其中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在京流落的浙江穷书生高士奇对他的学习辅导最得力。其次有陈廷敬、王士祯〔zhen真〕、李光地、王鸿绪、朱彝尊、方苞、沈荃、熊赐履等当时享有盛名的饱学之士，都曾入值南书房，做过康熙皇帝的老师。他不仅在南书房刻苦研习经史，而且在南巡、北狩乃至行军打仗间隙也从不间断学习。一次南巡，船泊燕子矶下，他挑灯夜读至深夜三鼓。随行的侍讲学士高士奇怕他累坏身体，请他“宜少节养”，他不仅不休息，反而说他自五岁以来以读书为乐已成为天性。
康熙皇帝的学习内容广泛，最初学习的课程只是一般流行的启蒙读物。至17岁时才正式学习四书五经。凡他学习过的四书五经，都由武英殿修书处编纂刊刻，如《尚书讲义》、《日讲易经讲义》、《日讲诗经解义》、《日讲春秋解义》、《四书解义》、《经筵讲章》等。此外还刻有他亲自撰写的诗文集176卷。至于西方自然科学，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无不涉及，有的还颇有见地。给他传授自然科学的有中国学者熊赐履、叶方霭[ai矮]、李光地等，外国传教士有南怀仁、白晋、张诚、汤若望等。
由于他在位60年间不间断地学习，因而取得了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中空前绝后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确立了程朱理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组织编纂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并且把程朱理学的思想原则用于政治实践，对稳定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了重大作用；二是组织编辑了大规模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他数十年积累的算稿和心得笔记曾作为编纂这套丛书数学部分的资料；三是组织翻译了部分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巴蒂斯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还编辑有《比例规解》、《测量高远仪器》、《八线表根》、《借根方算法解要》等十几种满汉数学书籍，使元朝中断的数学教学得以恢复；四是组织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勘测，并组织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五是组织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字书《康熙字典》、辞书《佩文韵府》、类书《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诗集《全唐诗》、植物学大全《广群芳谱》、史书《明史》等。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康熙的组织和支持下，在他即位年间编纂的书籍门类数量都很多，共有实录、圣训类六种、御制诗文一种、典则三种、方略四种、经学九种、史学四种、字学二种、舆地四种、天文律算十种、类书七种、总集九种、类纂四种。
康熙皇帝在数十年的学习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学习和修身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有关教育皇子皇孙的经验，为了使这些经验遗留给皇家后代，他亲自撰写了《庭训格言》，后来成为爱新觉罗皇家及王公贵族的家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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