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氵风写道，这对“音乐夫妇”，“以自己的眼泪来换取人们的眼泪，以自己的热情来换取人们的热情，以自己的欢笑来换取人们的欢笑，以自己的斗争来号召人们的斗争。”
1933年，马思聪来到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任教。
漫步玄武湖之畔，泛舟玄武湖之上，涟漪潋滟，波光摇曳，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
他把玄武湖的静谧、柔美、幽雅、清波，注入音乐里，写出了《钢琴弦乐三重奏》（B大调）。
然而，马思聪以为《钢琴弦乐三重奏》的“天空大阴沉了，我得写一首晴朗的作品”。
春来了，春来了。野花丛生，嫩草如茵，轻舟悠悠，鸟语声声。
马思聪把玄武湖之春溶人了他的《G大调第一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乐曲中充满欢乐，阳光，青春和鸟声。
1936年早春，当积雪刚刚融化，马思聪第一次踏进了古都北京。
故宫，颐和园，长城……古老而博大的中国文化，点燃起他心中强烈的民族的感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怀着好奇的心情，他听了一次北方大鼓。万万没有想到，竟着了迷，一次又一次去听，大有当年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琵琶的感触：“如听仙乐耳暂明”！
他，一个从小受西洋音乐熏陶的人，一个心中只有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德彪西的人，曾经不屑于粤曲、京戏，以为浅薄、陈旧。然而，北京的大鼓，却成了马思聪的“大的发现、大的收获”。一
大鼓的节奏和旋律，使马思聪耳目一新。他被陶醉了。他记下了大鼓的旋律，把它写入他的《f小调第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之中。
大鼓，竟成为马思聪音乐创作中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把中国民间音乐视为宝库，不断求胜探宝。他珍爱中国的民歌，从中汲取丰富的民族音乐的营养。
他说：“民歌与我相结合，成了我的音乐作品的特色。”
也正因为这样，此后他的作品，富有东方色彩，富有中华民族的色彩。他，成了真正的中国的作曲家。
城墙上跑马，
掉不回那个头，
思想起咱们包头，
哎哟我就眼儿抖。
这是一首非常朴实而简单的内蒙后套地区（解放前称“绥远省”）民歌。当年，那是一个赤贫的地方，人民不堪重利盘剥，背井离乡，哼出了这几句浸满泪水和乡愁的民歌。
马思聪发现了它，爱如珍宝。他不断地咀嚼着其中辛酸的音符，在1937年写出了他的管弦乐曲名作——《思乡曲》。
《思乡曲》，倾泻了流落他乡的人对于故乡的眷念思恋之情。故乡，熟土，亲人，安谧的草原，响起了蹄声、铃声……《思乡曲》是那么委婉，那么动人，乡思、乡情交织在一起，拨动了听众的心弦。
哦，应当感谢北京的大鼓——没有大鼓的启示，马思聪不会钻进中国民歌之林，也就不会产生脸炙人口的《思乡曲》。
哦，他吮吸了内蒙古民歌《情别》的乳汁，写出了《第一回族曲》。
他从《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汲取了精华，写出了《史诗》。
他从西藏民歌中得到灵感，写出了《喇嘛寺院》。
他从安徽民歌《斩板山歌》、《慢赶车》、《李玉莲调》中受到启示，写出了《山歌》、《春天舞曲》、《跳元宵》。
他从山东大鼓、山西民歌中汲收营养，写出了《牧歌》。
哦，就连他在1945年写的《钢琴弦乐五重奏》，其中四个主题都来自广东番禺的民歌……
就这样，受过系统的法国音乐教育的马思聪，在祖国的大地上，用西洋音乐的技巧、中国民歌的色调，写出了中西合壁、独具一格的作品，既不同于经典的西洋音乐，又不同于中国传统音乐。
哦，“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马思聪作曲，也最不保守……
春天的厚爱
“解放前二十年内，我只写了二十个作品。解放后八年，我已写了近二十个作品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是不能搞出这许多创作的。”（马思聪，《文汇报》1957年9月23日。）
“患难与共，结为知己。”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马思聪紧紧地跟人民站在一起，紧紧地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尊重。新中国诞生之后，马思聪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政府给予他优厚的礼遇。酷爱音乐的周恩来总理是他的“知音”，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过问对马思聪的照料。
1957年9月22日的《文汇报》，用富有现场感的笔调这样描述马思聪的家：
“国际友人到北京，都爱上马思聪的家里去做客。这是个四合院。院里种了矮柏、石榴。玉兰、桃树，客厅、创作室、卧室、甚至走廊。屋檐下都摆满了贵妃竹、红山茶，院子里还种了扁豆、丝瓜，这些都是马思聪夫妇亲手栽种的，扁豆、丝瓜吃不完，还可以送朋友。这里琴声不断，老远就听见钢琴、提琴的美妙旋律扬溢在空际。两个女儿是妈妈的接班人；一个儿子是爸爸的‘爱徒’，这孩子从七岁开始学小提琴，现在11岁，已奏得不错了。爸爸常说：‘有些天赋’。”
就连马思聪忍痛出走异国他乡，在1967年接受美国《生活》杂志的采访时，他仍无限留恋当年他在北京的家。在《生活》杂志那年二月号的《从中国逃出来的最卓越的人物的经历》一文中，这样引述马思聪的话：
“我们有一座精美的北京老式的住宅，在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一幢古典式的四合院。在院子里有柿子树、梨树和中国枣树、紫藤和美妙的葡萄架。在后院有更多的葡萄和水果树，还有一个瓷砖屋顶的鸡窝。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大字报批评我的音乐是资产阶级的，我的家庭生活太舒适——‘世外桃源’——有一辆小汽车，一个司机，一名厨师……”
作为人民的艺术家，马思聪的工资也是优厚的。他被定为“高教一级”（大学教授中最高的工资），每月三百六十元。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月又追加补助费二百元。这补助费后来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马思聪和夫人王慕理常常去各地举行音乐会。光是1956年春天，便“到东北、西南、西北、华中各地巡回演出”。马思聪感慨地说过：“解放前，那时我自己要开音乐会，也真不容易，从租场地到校钢琴都要自己去搞。现在呢，我每到一地，一切事情音协都给准备得好好的，大大地帮助了我的演出。”（1956年9月23日《文汇报》马思聪夫妇行程万里，差旅费全部由公家支出，演出收入则归他们个人。
每逢国际音乐界的重大活动，党和政府总是让马思聪作为中国音乐代表团团长，出国访问：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马思聪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访问了苏联。
“那时（莫斯科）街上的孩子们看到中国人都感到很新奇，常常跑出来摸摸我们的衣裳，仰着脖子望着我们，眼睛里露出好奇的亮光。”（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1年，马思聪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国际音乐节。“我演奏小提琴协奏曲，由捷克国家电台乐队伴奏”，“人家不仅把我们当作音乐工作者看待，同时还把我们当作毛泽东的代表看待。这就是那些不停的掌声的来源。”（马思聪《参加布拉格国际音乐节归来》，《人民音乐》1951年。）
紧接着，1953年，他来到朝鲜访问，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他担任了赴朝慰问团第一总分团副团长。
1956年，马思聪出访波兰，“代表中国音乐界到华沙去出席第九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会做评判，亲自看到中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会上获得优胜，感到非常高兴。”（马思聪《关于傅聪得奖》，《人民音乐》1956年。）
1957年，马思聪二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这次同去的还有梅兰芳、老舍、王昆、喻宜萱、姚臻等同志”。（马思聪，《访苏杂记》，《人民音乐》1957年。）
1958年，他三访苏联，出席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提琴比赛会的主席是苏联最著名的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献花礼之后，提琴的评委开了一次会，由奥伊斯特拉赫主持。他提议增加两位评委副主席，一位是美国著名提琴家津巴里斯特，另外一位是我。当即由各国的评委同意通过了。”（马思聪《记柴科夫斯基钢琴小提琴比赛会》，《人民音乐》1958年。）
……
春天予马思聪以厚爱，以礼遇，以荣誉，以信任。马思聪沐浴于春风之中，兢兢业业，赤胆忠心，报答春天的知遇。
迄今幸存的一张小小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马思聪当年的风貌：1951年，在治淮工地上，我们的音乐家背心短裤，头戴草帽，正在使劲地推着装满泥土的小车……
那不是“强迫劳改”，是他自觉自愿下工地，和民工们一起住帐篷，同劳动。
他爱新生的淮河，他爱英雄的淮河人民。他再度与诗人金帆合作，创作了《淮河大合唱》：
到处人山人海，
到处红旗飘扬，
让山谷变成蓝色的大海，
让堤岸变成高大的公路。
劈开山岭开出新河，
让洪水在洪泽湖中，
停下脚步，停下脚步。
让暴躁的淮河驯服，
按照我们指定的道路奔流……
由于有了亲身的体验，他的乐曲充满感人的力量。他沉歌春天，沤歌人民的胜利。
春天，是种子萌发的季节，是幼苗茁壮的季节，是青春闪光的季节，是新人辈出的季节。为了音乐的未来，马思聪忙于春播，忙于扶掖新苗。
就在治淮工地，马思聪还留下另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光着脚丫、穿着背心短裤的男孩。
这孩子是一位民工的儿子，喜欢哼哼民歌。马思聪发觉孩子的乐感很好，把他收下了，带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幼苗成长了。如今，已经成为空军政治部歌舞团创作组的成员。
本文作者采访了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小提琴家林耀基，他讲述了一个真实而似传奇的故事：
那是1952年，一个15岁的广州孩子，由于喜欢小提琴，天天到温瞻美老师家里学习。
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决定了这个孩子毕生的命运。
那天，温老师上课之前，一个个学琴的孩子，照例挨个儿把温老师上一次教的曲子，拉了一遍。
客厅隔壁，一张躺椅上，一个人似睡未睡，闭着眼睛谛听着飘来的琴声。
孩子们散去之后，那个人只是向温老师打听了一下，第一个拉琴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过了不久，那个孩子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通知：他，被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录取了！
那个孩子感到奇怪，他既没有办报名手续，他没有经过考试，怎么会录取呢？
向温老师一打听，这才明白：那天，躺在躺椅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
原来，马思聪出差到广州，住在他的学生温瞻美家，偶然听见孩子们的琴声。
他从第一个孩子的琴声中，听出孩子的音乐才华。尽管他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却当即决定录取他。
这个幸运的孩子是谁呢？
他就是故事的讲述者——林耀基！
尽管故事近乎离奇，却没有半点虚构的成份——因为这是当事人亲口向我讲述的。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之后，马思聪亲自担任导师。每星期，林耀基都到马老师家里去听课。
就这样，马思聪亲手培育了一棵音乐幼苗。
1960年，马思聪亲自提名，让林耀基到苏联学习。
我在林耀基家的墙上，看到最近一次世界小提琴比赛评委的合影。其中惟一的中国评委，便是林耀基。
林耀基再三地说，马思聪先生是他的恩师！
如今，林耀基又培养了一代新人。他拿出最近几年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选手名单给我看，其中有八人的名字旁边注明：“指导老师林耀基”。林耀基说，这些获奖者身上，也有马先生的功劳呀！
钢琴家刘诗昆的名字，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当我来到他家采访时。他谈起了马思聪对他的培养：
1951年，刘诗昆考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马思聪就非常喜欢他。尽管刘诗昆学的是钢琴，马思聪不教钢琴，没有直接教过他。但是，刘诗昆说，马思聪在艺术上对他的指点，是他永生难忘的。
刘诗昆深深地记得，1962年，他正在莫斯科学习，马思聪参加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来到那里。
在那样忙碌的日子里，马思聪到刘诗昆的宿舍里看望。刘诗昆用钢琴弹了肖邦的《摇篮曲》，请马思聪指教。
“外行看热闹，内行所门道。”马思聪听罢，不说别的，着重指出了刘诗昆演奏的音色不好。
马思聪说得是那么通俗而又那么形象：
“弹钢琴，其实就像敲钟的原理一样。触键之后，要使声音发出来，延续下去。
你不能把键盘压得死死的，那就像敲钟时锤子在敲了之后不离开钟，把钟声‘捂’掉了，声音就发问，音色不亮。在弹奏抒情的钢琴曲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在触键的一刹那，一定要让声音发出来——手指要迅速地松开。不能压在键上。记住，触键要有力，然后马上松开！”
马思聪的话，句句讲在点子上。
刘诗昆牢牢记住了。从此，他改变了自己触键的习惯，时时侧耳倾听钢琴的音色。
刘诗昆回国以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音乐会，特地请马思聪来。
马思聪一听，刘诗昆演奏的音色，变得非常美。音乐会结束之后，马思聪紧紧握住刘诗昆的手，刘诗昆也紧紧握住马思聪的手。
刘诗昆深情地对我说，名师的指点，至今仍使他受益匪浅！
灭顶之灾开始了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很少，要让多数人有知识。知识水准高了，政治必然会趋向民主。过去轻视知识分子的事情不能再有了。我希望中国不要再搞阶级斗争了，大家要团结，要友爱。”（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在那和平宁静的日子里，在那如坐春风的年月里，祖国爱他，他爱祖国。在马思聪身上，找不到半根“反骨”；他做梦也未曾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挺而走险，流落异国。
当然，极左并非自“文革”始，只不过在“文革”时大爆发、总爆发而已。
早在1951年“文化整风”之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会上，马思聪便已受到寒流的袭击，指责他“想把音乐学院办成资本主义学校”。
1957年，马思聪说过“有职无权”，受到过批评。在“大跃进”的1958年，马思聪夫妇曾在西安举行了小提琴独奏会。不久，在1959年第二期的《人民音乐》上，便登出了《评马思聪先生的独奏音乐会》，那口气是咄咄逼人的：
“首先，在节目的选择上……新中国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乐曲一首都没有……我不知道马先生对于党的厚今薄古和一切文化艺术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是如何理解的？……我们听众白天流着汗炼钢、握着镢头翻地，大家在一起欢笑，唱着跃进的歌，这和马先生的演奏多么不协调！……至于《西藏音诗》……我们认为马先生是在歪曲、丑化西藏的面貌，希望马先生在这批判资产阶阶学术思想的今天，能在创作和演奏上展开自我批判。”
……
当然，这些冷风，时起时止，还没有成为“红色风暴”。马思聪虽有不快，但毕竟是暂时的，唱一下“是我错”便可以过关。
然而，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1966年，马思聪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记得这是1966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这天我第一次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我的一个学生来到我家——他没有带提琴。他说：他不能再跟我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马思聪，《我为什么离开中国》，1967年。本节及下两节中多处引用马思聪这篇文章中的话，不一一注明了。）
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刚刚一开张，便“触及”到马思聪头上。
那是在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电话铃声打断了琴声。马思聪放下小提琴，拿起电话耳机，听见冷冰冰的声音：
“学校里贴了你许多大字报，今天下午你必须到学校看大字报！”
一位好友劝马思聪最好写一份表态大字报。马思聪犹豫，妻子和女儿马瑞雪赞成。于是，女儿马瑞雪上街买了三张黄纸，以马思聪的名义，写了《我的决心》。
在马家工作多年的司机信师傅从车房里开出了轿车，马思聪抱着那卷黄纸头，上了车。
一进中央音乐学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马思聪”的大字报，满目琳琅。
看着，看着，马思聪渐渐发觉：那些大字报往往标题惊人，帽子大，其实没有多少足以吓人的内容。因为马思聪在解放后一直受着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几乎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大字报说来说去，无非讲他教西洋音乐是“崇洋媚外”
啦，说他培养音乐尖子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啦，说他拿着高薪而不上班是“吸血鬼”啦……
就这样，马思聪领教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滋味。
“几天以后，附中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去。我一到学校，就被几百名乱喊乱叫的学生围住了。他们疯狂地喊着‘打倒资产阶级臭权威！’……还有人用书包砍我，可谁也没打着。我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在幻梦之中，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可笑。”
琴声绕梁的马家小院，变得寂静无声。马思聪放下了他那把又老又旧的小提琴。
那是17世纪一位意大利名匠精心制作的，发音纯正、优美而宏亮，三百年来成为艺术珍品。最后，是70多岁的俄国老提琴家哈廷伯把它让给了马思聪。马思聪手不离琴，每天跟它在一起。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心于拉琴，他哪有心思拉琴？
他终于与心爱的小提琴分手。他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那里可以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物。如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演员、作家、文化工作者，艺术院校、电影学院及其他院校的教师和教授。我们共五百人左右。和我住在一个房间的，也是一个国内很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我在这里住了50余天。从六月中旬呆到八月初。
那里十分寂寞、厌烦。但是对我们还不残酷。在军官的看管下，我们被分成许多小分队学习文件，进行讨论。空余的时间里给自己写大字报，或互相揭发。当然，也要揭发党内的‘当权派’。”
终于传来消息，“学习班”即将结束，明天可以回家。许多“学员”高高兴兴去洗澡，换上了干干净净的衣服。
万万没有想到，“晚上，从别的院校及军事院校开来许多卡车，在一辆车后面写着‘黑帮专用’四个大字。电影学院的全部“学员’坐上这辆汽车走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也爬上了汽车，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是8月3日的事了。刚进大门，就看见一大堆人，把我们从卡车上推下来。我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就不知道谁把一桶浆糊扣在我头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贴大字报’，还给我戴了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添了一块小牌，上面写着‘吸血鬼’。然后，他们给我们每人一个铜脸盆——‘丧钟”，让我们敲。
“在赵氵风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头子’几个字。还给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袄（在采访赵氵风时，他说，叫他披羊皮祆，为的是咒骂他是‘披着羊皮的狼’——
引者注）。这天天气非常热，正是北京的八月，气温起码在摄氏三十八度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场面。这些围攻我们的人就如同疯子一样。他们赶着我们在全院游街，人们高呼口号，一路上他们连推带搡，还往我们身上吐口水。我认出人群中有几个我的学生，他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
“最后，他们强迫我们在教室的讲台上站成两排，要我们低头，还拼命地骂我们。那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黑帮，站在第一排。而那些较小的牛鬼蛇神站在后面，后排里有1958年参加过莫斯科钢琴比赛的凡·克莱本（Van Clibun，生于1934年，美国著名钢琴家，在第一届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夺魁——引者注）的对手、钢琴家刘诗昆。后来他们把他的手腕脱臼了（据刘诗昆说，是左臂骨裂——
引者注），使他再也不能演奏了（现在刘诗昆的左臂已恢复功能——引者注）。”
就是从那一天起，对马思聪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开始了……
催人泪下的厄运！
“那时，爸爸被抓走，剃光了头发，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这体鳞伤，身心遭到极大摧残。作为一个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识分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侮辱……”（马瑞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尽管往事不堪回首，然而，直面人生，难堪的往事必须回首。不忘血的教训，将有助于防止产生新的血的教训；不忘“左”的苦难，将能抵制“左”的苦难重演。
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
马思聪这样叙述他在“文革”中遭受的非人凌辱：
“我们被带到学校后头的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那是以前的琴房。我被带到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那儿放着一张床，一面墙完全是玻璃。因此，每个人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想来，就可以来看我。他们宣称，既然你们是畜牲（指“牛”——引者注），那就把你们像牲口似的任人观看。房间的墙上醒目地写着：‘打倒牛鬼蛇神！’‘如果你不老实，就砸烂你的狗头！’房上挂一木牌，上面写着‘黑窝’。
“每天早上我们6点起床，学‘毛选’或社论。早饭后8点到中午，就干那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把零乱的大石头堆在一起，或者把一些东西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里去。每天下午和晚上就写检查，检查里要有这样的词：如‘我们是赵枫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对我们可以进行斗争，对我们要进行改造’。每天我们把这些书面检查交给看管我们的人。早上和晚上，我们要集体唱‘嚎歌’，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要把我砸烂砸碎！’
“最使我可怕的，是他们折磨我们的时候。红卫兵可以命令我们‘低头’，然后让我们爬在地上。有几次他们把我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书扔了一地，翻我的床，把床单也撕了。有一个红卫兵把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并喊道：‘这是为了革命，怎么干也不能算犯罪。’有时候红卫兵命令我们脸朝墙站着，一直站到他们让我们转过来为止。有时简直就把我们忘了。他们还强迫我们低头站在烈日之下。一天夜里，我躺下以后，就听见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门，接着闯进来两个红卫兵——一男一女。
“‘起来！’他们命令道。
“我站起来，男的用皮带抽打我，那女的朝我脸上吐痰，我还没受多少罪，赵氵风被打得倒在地上，满身是血。
“这一切发生在8月的第二周或第三周，那正当红卫兵在北京猖獗到极点的时候，同时在北京的其他地区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件。在一个中学里，学生们把所有的老师都打得半死。这闻所未闻的暴力恐怖，迫使我和我的家属从北京逃亡国外……”
以上是马思聪1967年到达美国之后，对“文革”暴行的血泪控诉。
马思聪所讲述的，都是事实。他没有夸张，没有虚构。相反，他并没有把他在“文革’冲的惨祸全部说出来。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采访，许许多多同志向我讲述了马思聪当年所受到的酷虐。
传闻不足为凭。我找到三位亲眼目击者，他们的话是铁证。下面所引述的话，是根据采访时的录音记下来的，忠实于他们的原话，以求严格符合历史事实。
，赵枫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在“牛棚”中，和马思聪关在一起。他说：
“在‘文革’中，一般的遭遇，我就不提了。有三件事，对马思聪的刺激很大：
“第一件。有一天中午，大家都陆陆续续去吃饭了。我和马思聪正要走，来了个红卫兵。我认得他，叫林×，是吹长笛的。他拿着一把小匕首，对着马思聪说：
‘我要找你算帐！你要老实交待问题。要不我就拿刀子捅了你！’这件事，给马思聪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第二件。管弦系系主任章彦教授的儿子跟红卫兵打架，被认为是‘阶级报复’。
红卫兵召开三千人大会斗章彦，马思聪和我都陪斗，章彦被打得昏死过去，马思聪被用皮带打得鲜血满脸。
“第三件。夏天，‘革命群众’下乡割麦子去了，叫我们在校园里拔草。我跟马思聪在一起，一个‘造反派’工人走过来，指着马思聪说：‘你还配拔草？你姓马，你只配吃草！’他当场逼着马思聪吃草，马思聪苦苦哀求也没用，被逼着吃了草！”
野蛮，粗暴，无知……所谓的“文革”，是文化的浩劫，是艺术家的灾难！
我走访了章彦教授。他已经退休在家。他告诉我：
“那时候，我的儿子章学才14岁，念初中一年级。红卫兵打碎了他的金鱼缸。
他跟他们打了起来。于是，红卫兵开批斗大会，把我、我的妻子和儿子都拉去，跪在台上。马思聪也被拉上台。红卫兵把皮带抽打马思聪，打得满脸鲜血。”
我在采访刘诗昆时，他说：
“在‘牛棚’里，我跟马先生在一起。他属于‘一类劳改队’，我属于‘二类劳改队’。他看见过我挨打，我也看见过他挨打。我常看见，红卫兵让马先生干最重的活，扛大石头、大木头，干他身体所不能胜任的重活，折磨他。我心里非常难过。在北京文艺界中，法西斯般白色恐怖在中央音乐学院尤为严重。马先生、赵氵风和我，是挨打最多的几个。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红卫兵拿着带钉子的木板，打马先生的头，打在头顶上，马先生那时被剃成秃头，鲜血顿时从头顶涌出，血流如注，流得满脸是血，红红的。当时的印象，我至今未能淡忘！”
一个具有赤诚的爱国热情、具有高深的艺术造诣、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竟遭到如此惨无人道的摧残，催人泪下！
“现在可以说了”
“直到我们到美国后，总理还时刻惦记着我们。他曾对一位到中国访问的美国要人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王慕理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美国“曼哈顿计划”（即制造原子弹的计划）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在1962年出版了回忆录，书名叫做《现在可以说了》。
马思聪的出走，他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中说：“我无权说出那些帮助我外逃的人的住址和姓名，不然那些人的生命就会发生危险。”
于是，猜测种种，众说纷纭：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的《马思聪氏亡命美国，象征中共文化人的苦恼》一文，猜测“是从中国大陆乘舢板船到香港的”。
台湾的《音乐与音响》杂志直到1980年，还在那里无中生有地“透露”：“据说，是周恩来暗中帮忙，安排马氏一家逃出。”
香港报纸则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是“陶铸的秘书开了绿灯”？！
哦，“现在可以说了”！
那是一个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小人物”，在最艰难的岁月，帮助了马思聪。
他，贾俊山，普普通通的厨师，身体高大，前额开阔。1899年，他出生于河北南宫县一家农户。20来岁到北京，学会烹好手艺，擅长做西餐，尤其是法国菜。他曾在一些西餐馆做厨师，也曾为一些外国教授司厨。后来，经人介绍，到马家掌勺。
那时，他已是60开外，两鬓花白了。
眼看着马思聪挨斗受批，隔离审查，工资从360元（外加200元补助）一下子降到只有14元5角，贾师傅心中充满同情。
1966年8月14日晚，中央音乐学院“造反派”手持一大卷大字报，闯进马家张贴。
王慕理被“造反派”拉出来进行“批斗”。
王慕理受辱，愤然决定带子女离京。她看到贾师傅忠厚，便托他代为照料马家大院。
8月16日，王慕理带着儿子马如龙、女儿马瑞雪离开北京，借住在南京她妹妹王志理家中。中央音乐学院的“造反派”闻讯，抄了马思聪的家。紧接着，有人抢人马家大院，占住了房子，只留下一间书房给马思聪。
幸亏贾师傅是个工人，在那年月，他还能进出于中央音乐学院，不断探望隔离审查中的马思聪。王慕理写给马思聪的信，靠他转达；马思聪的情况，由他写信转告王慕理。
他与马思聪，并没有深交。他是“文革”前夕才来到马家，工作才九个月。他的工资是由马思聪支付的。马思聪成了阶下囚，贾师傅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但是，一颗善良的心，使他对马思聪产生了无限的同情。他只觉得像马先生这样的好人，不该遭受这样的罪。
家被抄，屋被占，妻儿流离失所，自己身陷囹圄，终日惶惶。在一次遭到毒打之后，马思聪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乘贾师傅前来探望之际，他托贾师傅转告妻儿，多多珍重！
贾师傅惊呆了！他百般开导马先生，鼓起他生活的勇气。
贾师傅一到家，赶紧往南京去信肥危险的讯号告诉王慕理。
“我妻子和女儿9月中旬来北京找我，但我不能出学校，因而不能同他们见面。
她们来京时乘的火车塞满了红卫兵。红卫兵不住地盘问她们，把她们视为可疑的人，差点儿把她们抓起来。幸亏我女儿马瑞雪做出了非常粗鲁的样子——连皮也没削就把梨吃了。这一切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苦的农村妇女。我的女儿和妻子本想住在北京的朋友家里，可他们没有一个敢收留她们的。因此她们只好在火车站的人群中躲藏了几个小时，然后就上车走了。”
尽管王慕理和女儿未能见到马思聪，也没有一个人敢收留她们，但是贾师傅赶去与她们见面，详详细细把马思聪的情况告诉了她们。然后，又把她们的劝慰，转告了马思聪。
王慕理和女儿刚刚回到南京妹妹家，9月26日，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追踪来到王志理家中。幸亏她们俩躲开了。
红卫兵走后，她们如惊弓之鸟，于27日凌晨仓皇逃离南京，经上海，赶往广州。
广州是王慕理的老家，有弟妹，有亲友，这家躲几日，那家藏几天。她的儿子马如龙也隐居在那里。
那时，她的长女马碧雪在广西柳州乡下的“四清”工作队工作，与她没有联系。
天南地北，马思聪与妻子远隔千里，靠着贾师傅作为“中继线”，才互递信息。
贾俊山做了一辈子的厨师，此时却冒着生命危险，做着与烧饭炒菜毫不相干的事情。他惟一纯真的愿望，就是别让马先生这样的大好人、大音乐家寻短见。要知道，那时中央音乐学院“造反派”的头头曾自叹弗如：上海音乐学院已经死了好几个，我们这儿怎么一个还没有？！
王慕理和女儿在广州走投无路。“我妻子和女儿当时所住的城市里，有很多人谈论着逃出国境的方法，有的徒步走去，有的乘船而逃。我女儿不知道到底什么方法更好，但她确信，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我还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10月中旬，“马瑞雪一个人来到北京，这次我们总算安排了见面的机会。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南郊，我和女儿在他们家里见面了。我们躲在院子里一个小厕所内，在黑暗中小声地谈话，而我的朋友则站在外面给我们放哨。我们就这样谈了几小时。”
马思聪所说的这位“我的朋友”，便是贾俊山。
对于出走，马思聪疑虑重重。他，毕竟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毕竟对祖国有着一片深情。然而，“文革”是那样的惨无人道，他犹豫，彷徨，痛楚，焦急。他记得，有一次在挨斗之后，私下里问赵氵风：“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赵氵风答道：“照我看，还刚刚开始！”
女儿劝说父亲快下决心，不能再犹豫迟疑。在那个小厕所里，女儿说出了出走的计划……
女儿回广州去了。马思聪心神不定，往事历历在目。他想起了写《祖国大合唱》的日子，想起了在香港毅然北上的时候，想起了周总理的多次关心……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在“文革”前夕，他的生日那天，周总理让秘书打电话到他家里，要他到总理那里去。那么遗憾，当时他不在家，未能按时赶到周总理那儿。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就在“文革”开始以后，他有一次见到周总理。总理关切地问：“为什么不开音乐会呢？一个月不见好像几年了！”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一个爱国者，一个虔诚、忠实的爱国者。一个从来没有一丝一毫“叛国”念头的爱国者，如今却要……
马思聪心似刀绞，心乱如麻！倘若周总理问起他来，他怎么回答？！
对于“牛”们的看管，总算稍微松了一点。在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岩公社”正在与“北京公社”大打“派战”，“造反派”们自顾不暇，忙于争权夺利。“到了11月，我们就可以天天回家睡觉，只在平日工作的时间才到学校去工作。”
贾师傅把“松动”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王慕理。
11月20日，马瑞雪第三次来到北京，住在贾师傅那僻静的小院里。
马思聪借口“肝病复发”，离开了劳改队。
“马瑞雪站了一夜队，才买到了火车票。我早上到学校去上班，然后我说我病了，要到门诊部去看病。我和马瑞雪收拾了一部分寄存起来的东西（包括我的小提琴在内）包成两个包袱，用绳子捆起来。我的一些新作品只好留下不要了。我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工人。我还戴了一个外科医生用的口罩……在星期二寒冷的夜里我们上了火车，告别了北京。几个月来我头一次比较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女儿马瑞雪身穿当时最为时髦的草绿色军装，佩着鲜红的“红卫兵”臂章。一路上如果有谁盘问，她就说：“执行任务，押解‘走资派’！”
贾师傅送马思聪父女上车。这位收入菲薄的厨师，还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资助处于困境中的大音乐家……
一个多月以后，在珠江口，在零丁洋上，发生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惊心动魄的“002号案件”。
在康生、谢富治下令“要彻底查清”之后，1967年6月27日，一张写着“拟同意拘留审查贾俊山”的手今，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某部。
贾师傅被捕了，关押在北京半步桥。他家遭到了搜查，只搜出一张马思聪家的菜单而已。
贾师傅的老伴和两个儿子焦急万分。然而，贾师傅一去无音信，家属连探监都不允许。平常靠贾师傅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贾家，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两个儿子背上了黑锅，人们冷眼相看。
被捕四年多，查不出究竟，性急烦躁的贾师傅的血压直线上升。他，终于回家就医，在家中瘫卧了六年多。他没有工资，也没有劳保，每次看病要靠儿子扶着、背着。1978年，他含恨离开了人世……
“002号案件”专案组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逐一审查马思聪的亲友，受牵连的岂止贾师傅！
为人憨厚的马思聪的二哥马思武，蒙冤受冤，不断遭到上海“红卫兵”的批斗，于1969年愤然从三楼跳下，自杀身亡。他的夫人（法国人）也于1976年忧郁而死。
马思聪的大哥马思齐和大嫂都受到隔离审查。马思齐的女儿马迪华，患严重心脏病，死于拘留所——她才30岁！马思齐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处12年徒刑，一个判了7年。
在广州，王慕理的胞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王友刚之妻）也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管制……
“苏武牧羊十九年”
“祖国河山是伟大的，同胞是最可爱的，希望不久我将可以重新驰骋在祖国土地上每一个角落，拥抱全体同胞！”（马思聪致金帆的信，1982年1月31日。）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始闻秋风》中写下的诗句。是啊，战马思念着边塞的草，身上卷曲的毛都动起来了；雕眯缝着的睡眼，一看到青天白云，顿时张开来了。借用这句诗来形容太平洋彼岸的马思聪的心境，是最恰当不过了。《思乡曲》的作者。“苏武牧羊十九年”，心中充满思乡之情！
1967年，马思聪初来美国，美国的《生活》杂志这样介绍他：“马思聪先生是一个性格温和的艺术家……是他的国家的第一流的音乐家，一个国际水平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曾在很多国家中演奏过。马也是一个小提琴家，直到他逃亡时，还是这个国家最高乐府的校长。虽然不是党员，但在共产党中国受到尊敬和欢迎。他在去年夏季受到攻击而倒下……”马思聪以他崇高的艺术声望，在美国受到了尊重。起初，他住在纽约的一家公寓。后来，他搬到费城僻静的郊区，住在一幢十八层的公寓中一套很普通的房子里，两个房间而已。女儿马瑞雪出嫁了，生了两个女孩。马思聪夫妇一直和迄今未婚的儿子马如龙住在一起。跟过去在北京所住的近二百平方米、八个房间的四合院，自然是不能相比。当年曾是父亲的“爱徒”、“有些天赋”的儿子，也不能如愿以偿地在美国当小提琴家，而在一家齿轮公司做与音乐无关的事。
音信隔绝，门可罗雀，“独在异乡为异客”，马思聪的心境是芜杂的，有着难言之痛。尽管他经济不算宽裕，但是，多年来拒领美国的“政治避难救济金”。
1980年6月14日，马思聪和妻子在给长女马碧雪的家信中，很坦率地谈了当年的辛酸：
“爸爸对大陆犹有余惊。初到美国半年都做同一噩梦，提回去再逃不出来。文革之罪，头上伤痕仍在。床单、外衣上的血迹是洗净了，何堪回首话当年！！！”
思乡、思乡，在心头萦绕。那只相依为命的小提琴犹在，《思乡曲》的作者常常奏起了《思乡曲》，那委婉的琴声飘逸在异国他乡的空中。
他思念祖国。他曾深沉地说：“房子住旧了可以换。但是对待祖国不能像对待房子那样。我永远热爱自己的祖国。”
王慕理也说：“我十分怀念我们的祖国，美丽的河山和人民……”
此时此刻，此处此境，马思聪常常记起他的导师毕能蓬，那个在乡间别墅默默度过一辈子的清苦而高尚的作曲家。
音乐家以音乐为生命。马思聪的血管里流动的是音乐！他除了跟妻子在公寓附近散散步之外，便埋头于作曲。他身居异国，写出的作品却是纯粹中国风格的——
他，依旧跃动着一颗炎黄子孙的赤子之心。
他在美国写了女声三部伴唱《家乡》、交响曲《阿美山组曲》以及《新疆狂想曲》等二十多部新作。
他把很多心血熔铸于大型芭蕾歌舞剧《晚霞》（又名《龙宫奇缘》，这部舞剧共分四幕四十一场：
“孩子们喜欢神怪故事，大孩子们又何尝不一样？在神怪故事中，人的想象得到解放，可以驰骋在无尽的自由境界中，想要多美有多美、要多善有多善，真正是得其所哉！
“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想用《洛神》的故事来写一个舞剧，我构想一个女性的形象：美丽、温柔而脉脉含情，这个形象渐渐溶解成一小段旋律，它长久地盘旋在脑海中，永不消失。
“1970年，我在《聊斋志异》中发现《晚霞》这一故事。晚霞这小妮子，似曾相识，她和洛神都是水中的人物，但这河流不再是洛水，而是钱塘江，她不是水神，而是水鬼，现在女神洛神的旋律，成为水鬼晚霞的旋律，她们之间的格调相同，但《晚霞》则较为孩子气些，我在处理《晚霞》的形象时，很容易地想到这一点。
“《晚霞》是蒲松龄在三百多年前写的。我们知道，中国的舞蹈在清朝已经衰微到几乎不存在的地步了。我很惊奇：《晚霞》似乎是专为舞蹈而写的一个脚本……
我只需要动手去写音乐就可以了。《晚霞》像植物的种子一样，一旦撒人‘我’这块土地上便慢慢地长成。
“我是1971年动手写这个舞剧……终于完成于1978年，而实际写作它的时间是50个月，易稿多次……艺术品的创作，是作者艰苦耕耘的成果。”（马思聪《记〈龙宫奇缘〉》，1982年。）
一部又一部新作，“写出来了，放在抽屉里”，只不过“偶然翻阅，也感惬意”
而已。他与寂寞为友，以寂寞为安。作品放在抽屉里，是不会有稿酬的。他不随波逐流，不愿为追名逐利而迎合西方社会的需要而创作。
他在那里，近乎孤芳自赏。1982年1月3日，他在致老朋友金帆的信中，表达自己做人的原则：“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的演出很重要，但也不太重要。拿我来说，作品写出来，自己满意，就已经达到目的。演出与否，我很少为此伤脑筋……”
1976年，那震撼中国大陆的“十月革命”，也震撼着大洋彼岸的游子的心。整整十年，“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闹剧，一场悲剧，一场丑剧，终于画上了休止符。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马思聪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孤寂的日子，渐渐过去。游子思念慈母，慈母也怜爱游子。马思聪的老朋友，那位早在1940年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关心着他的李凌，为恢复马思聪的名誉而尽心尽力奔走。中央音乐学院领导、院党委同样关怀着受逼离去的前院长。
1980年6月，马思聪的九弟马思宏夫妇回国访问，使人们更加想念马思聪。马思宏从小跟马思聪学小提琴，艺术造诣颇深。13岁时，他在上海新亚酒店举行独奏会，伴奏者是7岁的董光光。翌年，董光光获上海市国际儿童钢琴比赛第一名。成年后，他们俩结为伉俪。董光光乃著名教育家董任坚之女。她的母亲王瑞娴是著名钢琴家，于1947年迁居美国波士顿任“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教授。15岁的马思宏亦于1948年3月赴美，人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两年后获硕士学位。1951年，18岁的马思宏荣获美国“海费兹奖”首届冠军。1954年，他与董光光在美国麻省结婚，成为一对“音乐夫妇”，经常同台演出。他们从此定居美国。马思宏担任美国根州国立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先锋论坛报》曾对马思宏夫妇的音乐造诣作如下评论：
“这一对音乐伉俪的表演，气质高贵，令人崇敬，他们完美的协奏和合作已臻至美之境。”
马思宏夫妇阔别祖国30多年，受中国文化部邀请，在北京、上海举行音乐会，引起了轰动。
马思宏夫妇带来了关于马思聪夫妇的最详尽、最确切的信息。当他们路过香港时，记者们纷纷问起中国领导对马思聪的看法。香港《音乐生活》杂志当时刊登的《马思宏访问记》，透露了如下信息：
“马思宏以颇为轻松的语调谈马思聪的问题。他说：‘马思聪的问题是统战部领导同志出面解决的。大家都知道啦，当年马思聪的‘出走’是被逼走的，这个事实不用争辩的。不过，现时天气太热了一点，迟些日子，天气凉快些，或者是今年年底亦未可料，他总会回去走一趟的’”
但是，好事多磨。几年过去了，人们仍未见到马思聪归来。“叛国投敌分子”
毕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摘掉这顶帽子，不是那么容易……
马思聪乡思萦绕。长女给他寄去中药，也引起他对故国的思念。从北京带来的一斤普普通通的枸杞子，也舍不得吃，放在冰箱中，总觉得比美国的枸杞子甜……
＿他怀念老朋友，给李凌写信，给金帆写信，给研究他的作品的苏夏写信。
他特别思念那位在患难之中帮助他的贾师傅。他听说贾师傅故世，默然神伤。
1984年，他在给长女的信中，深情地说：“最可惜贾师傅已不在人间。他是大恩人哪。不胜痛苦！”
他曾几度“到台湾走走，看看朋友”。1946年5月，他曾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访问过台湾，结识许多台湾音乐界人士。1968年3月五日，他从美国去台湾，庆祝那里的音乐年，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举行了演奏会。此后，又多次去台演出。
1982年，台湾当局花费25万美元，以宏大的规模上演了马思聪的芭蕾舞剧新作《龙宫奇缘》。但是，当台湾当局聘任他为“台湾艺术学院院长”时，他婉拒了。他的儿子与一位台湾富贾的女儿相爱，对方要求马如龙定居台湾，未能如愿，婚事告吹。
39岁的马如龙，迄今独身。
1984年11月，吴祖强的来访，使马思聪一家兴奋不已。吴祖强作为中美艺术教育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来到美国。他从波士顿前往纽约途中，顺道去看望他的老师马思聪。当年，当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吴祖强是学生会主席。如今，新老院长见面，师生重聚，无限感慨，无比欢乐。马思聪家中相当简朴，一架三角琴、几件普通家具之外，唯有花和画……
身在大洋彼岸，心在大洋此岸。马思聪时时关注着来自祖国的信息。
中国新闻社一则发自北京的电讯，引起了马思聪的注意：《文革查抄私人财物，年底前全部退还》。文章的副题为《原主移居国外、港澳台亦设法交回，隐匿不报或拒不退出者将予处分》。
马思聪马上从报纸上剪下这条消息，夹在1983年8月21日写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
“附上剪报，一个多月前的事。你看看所载是否实情？真的话，该照什么手续办理，盼来信告诉我……如非实事，也就算了，反正身外物，逃出四条生命也大幸了……”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响亮而明确地提出来之后，马思聪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1984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致函中央音乐学院党委，明确指出：
“1967年5月由公安机关对马思聪先生立案审查是康生、谢富治决定的，原认定马为‘叛国投敌分子’是错误的，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985年3月16日，公安部又发出文件，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广州市公安局为马思聪一案受牵连的贾俊山（北京）、倪景山（北京）、王友刚（广州）、何琼（广州）、龙惠（广州）、黄舒波（广州）等六个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噩梦终于过去。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决定，除了对马思聪作出平反结论之外，退赔全部抄家财物，补发“文革”期间应得工资，并对马先生全家回国访问提出正式邀请。
马思聪的欢愉之情，是每一个读者都不难想象的。温暖的阳光，终于照进马思聪的心扉。“苏武牧羊”那样含辛茹苦、了然孤零、蒙冤受屈的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就在我即将写完本文之际，收到马思聪的女婿以及金帆同志的信，转来马思聪、王慕理于1985年3月10日写给李凌、金帆的信的复印件：
“凌、金帆兄：
来信先后收到了，谢谢老友亲切的关怀。终于平反了，拙作开禁，很高兴。我们是直到读了文件才知道我原来是‘叛国投敌’！真想不到一介书生，满脑子音符的人，竟会得这样‘了不起’的称呼！”
十九年来，被离愁、乡思染白双鬓的马思聪夫妇，在信中吐露了久积心头的话语：
“我们想今年内回去看看，亲人、老朋友，祖国河山都是我们所思念的，至于近年来音乐界新起之秀辈出，更是值得喜见乐闻。时间似以秋后较合适，逗留时间长短看需要吧。如果演《晚霞》，可能要多呆点时间（如凌兄前信说的）。《晚霞》颇有雅俗共赏的好处，不过规模相当庞大，人马众多，花钱不会少的了……”
1985年4月9日，马思聪还复信国内音乐界朋友吕骥、贺绿汀、周巍峙、李焕之、丁善德、赵氵风、李凌、时乐蒙、才旦卓玛、孙慎调小燕。信中说：
“谢谢大家的问候和关怀。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而冒死逃离祖国，于今已十八载，遥想大家在这段时日，也经历了许多不愉快的日子，而都健在，并继续为国家现代化的实现作出贡献，谨致庆贺。
“日子过得快，我们都已步入晚年，在个人来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写完几个作品，也算是我为中华民族音乐的发展上所尽的一点微力。关于归期，待决定后，当再奉告。谨祝大家万事如意。”
在1985年6月，马思聪和夫人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旅游。他们游历了比利时、奥地利、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士、南斯拉夫、英国等八国。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因为多年来压在心头的重石已经落地。
他们给长女马碧雪写来了充满欢乐的信：“半个世纪过去了，难得不带乐谱、演出服去旅游！”
我国有关部门已正式邀请马思聪回国访问。有关部门还表示，如果马思聪及其家人要求回家定居的话，当予迅速办理有关手续。
历尽劫波，游子归来，祖国张开双臂欢迎你！
1985年3月采写于北京—南京—上海
1986年1月补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