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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时难别亦难”
他满怀报国之心
唱出人民的心声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春天的厚爱
灭顶之灾开始了
“现在可以说了”
“苏武牧羊十九年”
“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们当年是逼虎跳墙、死里逃生的，否则，谁愿赤手空拳。亡命天涯呢？”
（马思聪、王慕理致长女马碧雪的信，1983年5月15日。）
一块无边无涯的黑布蒙住了天空。夜色，那么深重，四周的一切，仿佛被泼上了浓墨。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了洋里叹零丁。”一艘电动拖船驶离珠江口，在零了洋上俏然朝东南方向——香港前进。
船艏，漆着“002”三个白色的阿拉伯数字。这条长不过十米、宽只有二点三米的小艇上，拥挤着13个偷渡者。他们的脸色是惶恐的，他们的心是惶恐的。他们屏声敛息，连一口粗气也不敢喘。仿佛一声咳嗽，就会使他们葬身零了洋！
子夜时分，忽然从驾驶员嘴里，传出令人焦躁的消息，迷航了！
仿佛一盆凉水，浇到了偷渡者们的头上。他们的心，好像顿时跳出了胸膛。
驾驶员叫何炳权。对于这条“002”号，他是熟悉的。“002”号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他是这条船的原驾驶员。
1967年，中国历史上严峻的年头。1月15日，星期六，新洲渔轮修配厂的厂休日。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何炳权潜入“002”号内，把船开出位于广州东南郊的工厂码头，驶人珠江中。在事先约好的几个秘密点，何炳权把偷渡者一一接上船。经黄埔，出珠江，“002”号入零丁洋。
不知道由于过度紧张，还是由于何炳权只驾船跑过一趟香港，他弄错了航线。
好不容易，“002”号终于驶近大缆冲，那已是凌晨四点了。
正当偷渡者们刚刚舒了一口气，一道明亮的灯光直射过来，弄得他们又提心吊胆。
一条巡逻艇朝“002”号驶来，两名英国巡差登上了“002”号。何炳权好说歹说，把一千元钱塞进他们的衣袋，他们这才“高抬贵手”——放行……
一路风险一路惊。偷渡，是用生命作抵押的一场赌博。铤而走险，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钢丝。
偷渡者们各怀心腹事。船上13人，共五家，出于不同的原因，逃往香港：
何炳权带着妻子吴来，儿子何景洪，全家一起偷渡；何天爵是某街道服务站的工人，带弟弟何树根、儿子何景培一起出走；何天爵的邻居陈树，也挤上了这条危险的船；粤剧演员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化工机械修配厂工人李顺林，是第四家；第五家共四口人，夫妇俩加一儿一女。丈夫50多岁，个子魁梧，眉清目秀，此刻一言不发，脸色苍白。江风吹动他的短发。在那样的年月，他的一头短发，意味着他曾被刺成光头——他是“走资派”或者“反动权威”。他的妻子戴着近视眼镜，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儿子和女儿都20来岁，皮肤白晰，学生模样。
尽管同船者不知道这一家的真实身份，不过，那男子所紧紧抱着的一只葫芦形的匣子，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音乐家。
艇小人多。何炳权事先关照，行李一概从简。别人只拎着小包，装着细软，而他却在这逃亡时刻，还搂抱着须臾不可离的小提琴！音乐，是他的生命。即使在途中遇上厄运，他也要抱着这个匣子离开世界！唐朝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晚年横遭离乱，漂泊江南，身无长物，唯有琵琶：“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
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他与李龟年同命运！
在茫茫黑夜中，江风渐渐，水声沥沥，他的心中酸酸楚楚，眼眶中盈着一层泪水。
他，《思乡曲》的作者。每当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总是把他的《思乡曲》作为序曲。
他，《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的作曲者。他为郭沫若写的词谱曲。这首歌，是中国大陆每一个孩子都会唱的。
他，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教授。他，怎么会踏上这只偷渡的船？
他，曾经多少次以中国音乐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穿着笔挺的西装，堂堂正正地手持护照，出国访问。他，从来没有以这样狼狈窘迫的姿态越过边境线。
他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他的手心，一阵阵沁出冷汗，干了又湿。
他是经过妻弟、牙科医生王友刚的介绍，结识黄敏彤；又经黄敏彤的介绍，才认识何炳权。
在广州一个秘密的联络地点，他第一次跟何炳权见面。
何炳权一开口，讲的就是钱：“你想一家四口一起走？要坐我的船的人很多。你钱多，行；钱少，不行。”
“给多少钱呢？”
“每人一万港币。全家一起走，另加一万。你答应这个价钱，我就推掉一些想走的人，让你们一家上去。”
他，一口答应下来，可是拿不出现钱。他说：“我出去以后，可以在香港、日本举行音乐会，或者向在美国的弟弟要钱。钱是不成问题的。”
何炳权生怕他没有信用，叫他写下字据，这才答应让他上船。
1月15日，黄敏彤和她的丈夫带着他的一家，来到广州远郊新洲。傍晚，他们来到事先约好的地点——离新洲渔轮修配厂不远的江边的一棵大树底下。就这样，他的一家上了“002”号。
一路上，他如惊弓之鸟。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五十六个春秋，第一次冒这么大的风险……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成了他此际心境的最恰当的写照。
“我曾经写过一支曲子，叫《相见时难别亦难》，抒发当时被迫离国的感情。”
此后，他曾这么说过。
在朦朦胧胧之中，“002”号在香港大莲山附近靠岸。“我们浑身都湿透了，颤抖着站在异乡的海岸上。”
何炳权等人躲进一座庙堂等待天明。
他呢？直到1967年4月12日，美联社华盛顿电讯，作如下报道：
“美国国务院12日公布，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逃出中国大陆，来此避难。
“据公布，马思聪同夫人及两个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难。目前在纽约。”
此后不久，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在寓所接待外国记者，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讲话。一开头，马思聪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离开祖国的原因，原文如下：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和许多党内外多年以来虽然不是一直掌权但毕竟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人的遭遇是一样的。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马思聪所咒骂的，是“文化大革命”，并非社会主义中国。如他所说，他“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然而，当时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声震撼云霄。马思聪的《我为什么离开中国》，被视为大逆不道，视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
康生和谢富治“指示”当时的公安部“要彻底查清”。于是，1967年5月，公安部成立了“马思聪专案小组”，代号“002号案件”（因为马思聪所乘坐的是“002”
号艇）。经过半年多的立案侦察，“002号案件”专案组写出书面报告，经谢富治签发、上报，把马思聪的出走定为“叛国投敌”。
从此，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从此，马思聪的不少亲友受到牵连；
从此，马思聪的全部作品被封禁；
从此，马思聪的财产被查抄；
从此，马思聪——这颗中国的音乐明星，在中国大陆乐坛上消失了……
他满怀报国之心
“1949年4月，我满怀报国之心，与乔冠华、萨空了、金仲华等人一起，从香港奔赴北京……我怎么也想不到，十八年后却又冒死离开祖国。”（马思聪对中国新闻社记者的谈话，1985年2月20日。）
如果有什么幻术，能使相隔十八年的两个历史性镜头，出现在同一画面上，鲜明、强烈的对比，便会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这边，1967年1月，黛色的夜，黛色的波涛，马思聪带着小提琴躲在“002”号小艇中南下，流亡香港；
那边，1949年4月，蓝色的天，蓝色的波涛，马思聪带着小提琴，搭乘一艘加拿大货轮北上，从香港到北京，投入新中国的怀抱。
这边，马思聪一腔离愁；
那边，马思聪满脸春风。
这边，马思聪心似刀绞；
那边，马思聪心花怒放。
滔滔流水，悠悠岁月。1949年4月，中国大陆上天翻地覆，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直插石头城。
正在香港的马思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他，有四条路可走：
第一条，投奔解放区，建设新中国；
第二条，到台湾安家立业。1946年4月28日，当上海音乐协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长。5月，他率上海音乐协会访问团来到台湾，作为时半年的访问演出。他曾多次指挥过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交响团演奏。在那里，演奏过他的作品《史诗交响曲》和《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由他的弟弟马思宏主奏）。从此、他跟台湾音乐界十分熟悉。只要他乐意，到台湾去坐音乐界第一把交椅，那是不成问题的；第三条，到国外去当作曲家、演奏家、教授。已经有外国的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
第四条，留在香港。他是广东海丰县人，故乡离香港只不过一百多公里……
然而，当地下党的负责人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犹豫，毅然北上，参加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这次北上，可能半途中会受到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有一定的风险。”
“不要紧。”马思聪答道。
“可能要在半途中弃船上岸，进入解放区。为了便于行军，必须轻装，只能随身带点小件行李，别的什么也不能带。”
“小提琴能带吗？”
“可以。
“只要小提琴能随身带去，那就行了。对于我来说，小提琴就像战士的枪，放不下，离不开。”
“还有，眼下船少人多，只能让你先走。你的夫人和孩子要暂时留在香港。我们会确保他们的安全。过一段时间，送他们北上。”
马思聪稍有犹豫，但与夫人王慕理商量以后，很快就答应了。
就这样，4月间，马思聪和一百多位进步人士一起，坐船北上。
一到北京，他就忙于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那时的他，只有38岁，风华正茂。
一个多月后，他的家属和郭沫若家属，戏剧家欧阳予倩家属、云南起义将领潘朔端家属（人们笑称“四大家族”），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赵佩带领，坐另一艘船北上。中途遇强台风，不得不在烟台上岸，辗转来到北京。
马思聪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德国俱乐部。不久，迁入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住进宽敞、舒适的教授小洋楼。
党和人民器重才华横溢的马思聪；
他，担任了华北文工团副团长；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青联会议；
他，出席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议；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他，被任命为中国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了对他的任命状。直至1968年，他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止，他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他，还担任了“中德友协副会长”、“中苏友协总会理事”。
马思聪姓马，人们笑称他是“马头”。由于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带动了他的许多亲属：
他的六妹马思荪，是钢琴家。在马思聪的影响下，1952年，六妹一家从海外回归大陆；
他的十妹马思芸，是长笛演奏家。她也举家归来定居。她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的妻弟王友建，是大提琴演奏家。同样全家回国。王友建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黄飞利是他的同乡，先后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解放前曾一起在广州艺专任教。
解放初，黄飞利在美国学习。马思聪给他写信说：“你毕业后，赶快回来，这儿有许许多多工作，等着你来做！”在马思聪的召唤下，黄飞利回来了。马思聪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邀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直至今日，黄飞利教授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担任作曲系系主任。
人们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行动写成的。1949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弯的关键时刻，马思聪的抉择，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着新中国。
马思聪的报国之心，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解放前，在许多地下党员的影响、帮助下，马思聪是国统区左派音乐家的一面旗帜……
唱出人民的心声
“1946年。我在贵阳艺术馆。当时演剧四队也住在贵阳。端木蕻良来贵阳后和我住在一起，我请他写一部合唱曲的歌词。他在一夜间就写好了，我也很快的把曲子谱好。这部作品就是《民主大合唱》。当时由演剧四队的同志们唱，他们唱得很起劲，我记得在艺术馆演出的时候，把军阀杨森请了来。我们骂的是蒋介石（注—
—歌词中直截了当地骂蒋介石为“东方的暴君”），与他无关，所以演出后没出什么问题。演出后一些进步报刊曾把这首歌词在报刊上登载。”《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大阳滚过大海的绿波，
照着中国美丽的山河。
让我们用大阳的光辉，
来赞美我们亲爱的祖国。
气势磅礴的《祖国大合唱》，歌声如号如角，如潮如涛，如沸如扬，如鼓如雷。
马思聪本是一位“学院派”音乐家，酷爱的是“纯音乐”。然而，抗战的烽火，反蒋的热潮，毕竟震撼了他的心扉。他拿起了笔，谱写群众歌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炽热的斗争中去。
早在1937年，他读了青年诗人克锋（今名金帆）的诗《自由的号声》，为之感动。他把激情化为音符，谱成一首十分流行的进步歌曲：
……
把斗争自由的号声。
向沉迷的世界倾洒：
战士的心头燃起一把火，
压迫下的人忽然像火山爆炸！
啊！我将要看这苏生的大地，
迸发出灿烂的自由之花！
到了1941年，他为20首抗战歌曲谱了曲，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献上一支又一支颂歌、赞歌、战歌。他与抗日将士心贴心。
他，写出了《抛锚大合唱》。在他的笔下，蒋管区犹如一辆抛了错的汽车，人民拥挤在这辆抛锚的汽车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内战的序幕已经拉开。1946年1月5日，重庆隆重举行追悼人民音乐家洗星海的音乐会。周恩来提议，成立“星海合唱团”和“民主合唱团”。
他说：“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斗争。”
郭沫若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满怀激情踏上讲台。他以诗人的气质，大声疾呼：“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歌声！”
会场上那热烈的情绪，化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马思聪恳请诗人端木蕻良写词，他奋笔挥就了《民主大合唱》。
翌年，他从广州到香港演出，正巧，诗人金帆从东江纵队游击区到香港工作。
一见面，马思聪对金帆说：“你写点歌词给我吧，我真想写首大合唱。”
当马思聪回到广州后，收到金帆寄来的歌词，他立即沉醉在创作的激情之中。
只用了十天时间，他一气呵成了《祖国大合唱》。
在《马思聪院长的谈话》中，他追述了当时的情景：
“1947年，我在广州艺专写了《祖国大合唱》。词是金帆从香港寄来的。原词七段，我用了其中四段。因为当时是处在国民党统治下，歌词的内容不能写得很明显，但内含的意思是光明要来了，全国要解放了。我写这首曲子，开首用了陕北眉阝雩阝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陕北延安方面来……”
看啊，祖国人民起来了，
排山倒海般起来了！
……
谁想要喝人民的血，
谁就要被消灭！
中国人民要永远做中国的主人！
……
祖国啊，看千万忠勇的英雄，
用鲜血染红你的胸脯。
我们要在你的土地上面，
建设自由幸福的乐园。
那时再没有人剥削人，
再没有作威作福的恶棍。
你就要从血泊里永生。
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
政治色彩如此鲜明的歌词，清新活泼的陕北民歌调子，《祖国大合唱》在蒋管区不胫而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以至南洋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演出这首新中国的颂歌。
马思聪回忆说：
“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演唱这部合唱，听众有四千多人，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演出情况非常热烈。”
金帆回忆说：
“在‘文革’后期，我到北京维尼纶厂，遇见张宝城同志。他当年参加过演唱《祖国大合唱》。他说，在南京《祖国大合唱》演了一遍又一遍，歌声震撼了旧中国的‘首都’。有一次，在玄武湖畔组织了万人高歌《祖国大合唱》，特务们知道了，冲散了这场万人大合唱……”
这首《祖国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逢国庆游行之际，常常播送。
写罢《祖国大合唱》，马思聪意犹未尽。他再度与金帆合作，要他“再来一个”。
金帆写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马思聪谱了曲，马上由广州艺专的学生们演出。
金帆说：“由于想在蒋管区能演唱，我没有正面写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战争，而用各种方法来暗示。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作为作曲者的马思聪，心里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开头，就咒骂起“冬天”是“残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个残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统治着我们，
它统治我们大久了，
人世间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冬天”是谁？“残酷的暴君”是谁？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打起锣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齐欢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带来温暖和芳香，
春来带来幸福和快乐，
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
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
（《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
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一二。这位吴先生既然颇有造诣，怎么如此眼生，连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黄老师知道吴先生是系主任马思聪介绍来的，便去查问马思聪。不料，马思聪哼哼哈哈，爱理不理，问不出个究竟来。
黄老师越发对吴先生发生怀疑。他发觉，每当星期六，吴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吴先生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学校中。
当然，黄老师本身，也是某种神秘人物。他跟国民党当局的眉来眼去，同事们早有觉察。
吴先生教了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时，学校举办音乐会，吴先生登台指挥，大显身手。
音乐会结束时，吴先生和马思聪肩并肩步出礼堂，黄老师紧盯在他们身后。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一外地赶来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吴先生大声呼喊：“赵先生！赵先生！”
马思聪为之一惊。吴先生闻而不睬。两人只顾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黄老师在他们的身后，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吴氏兄妹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不久，人们从黄老师嘴里听说：吴先生，乃共党分子赵枫也。吴先生之妹非别人，乃赵氵风之妻。赵氏夫妇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汇报工作……
不久，马思聪也离开了广州艺专……
在那艰难的岁月，马思聪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是他有正义感，他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他是党外的进步人士，跟党的地下工作者结下了深情厚谊。
正因为这样。马思聪才拿起自己的笔，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反蒋的“大合唱”；也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4月，马思聪会离开香港，毅然北上，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偶然的机会让我从一个音乐热烈的爱好者转为音乐专门学习者。在我正式学习小提琴之前，我玩过几种乐器，先是风琴，后来吹口琴，又弹过月琴。我能在月琴上面背出好几首很长的粤曲。有一天，我的大兄从国外带回一只小提琴，从天鹅绒的盒子里提出来，闪耀着黄色的光亮，这乐器能发出多么漂亮的声音啊！我就决定学习这乐器，我幸运地在11岁那年到法国去，我所受的的音乐教育就完全在法国了。”（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
马思聪，这颗中国璀璨的音乐明星，是从广东海丰县升起的。
1911年阴历3月21日，马家老宅增添了一个新生儿，取名“思聪”，愿他聪慧之意。
父亲叫马育航，个子不高，瘦削，一介书生而已。
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点痴呆，于是一家生活重担便压在他的肩上。他靠着教私塾、写文章，成为支撑全家的栋梁，使寡母和弟妹在艰难中终于得以维持生计。在民国初年。马育航先生当上了广东都督陈炯明手下的广州财政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的局长，也曾在汪精卫手下做过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于上海。
马思聪的母亲黄楚良，从小不裹脚，知书识礼。她开朗，善良，胖胖的脸上，眉毛又细又淡。她开朗，善良，总是漾着慈祥的微笑。
马思聪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长兄 马思齐 曾留学巴黎，攻读法国文学。
二哥 马思武 也留学法国。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上海办事处任职。
大姐 马思锦 已故世。
四妹 马思梅 上中学时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计在内）
六妹马思荪（又名马思荃）钢琴家。“文革”后迁居香港。
七妹 马思莹十一岁时病亡。
八妹 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九弟 马思宏 小提琴家。现居美国。
十妹 马思芸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迁居香港。
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菲薄，马思聪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来颗用盐水煮过的乌豆，或者一撮捣碎了、拌了盐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顿饭，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然而，这一群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跟音乐结下深缘：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乐为职业。此外，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钢琴家。他们的姻缘，显然是音乐从中牵线。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是钢琴家、小提琴手。马思荪的女儿马常子、女婿顾国权，都是钢琴家，儿子马庸子是大提琴手……马家如果大聚会，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马氏乐队”！
马家是怎样跟音乐联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上，曾在一篇介绍马思聪的文章中说：“马思聪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乐家。”其实，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
马思聪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乐家”？
1935年，马思聪应上海《良友画报》之约，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萧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母亲说我那时跟着唱片一齐唱，唱得怪有趣的。”
细细追究起来，马思聪的母亲身上，倒有几个“音乐细胞”。她会哼几句粤曲。
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哼起了广东民间的摇篮曲。马思聪曾说，从母亲的歌子里得到灵感，在1935年创作过一首《摇篮曲》。
不过，母亲与“音乐家”之间，毕竟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七岁时听堂嫂嫂在风琴上弹中国调；不久我自己也学晓（即学会——引者注）了，母亲就买一架风琴给我、记得我那时手细，不能效堂嫂嫂以八度和奏，我就以三度音代之，现在想起来，这倒比较合于和声呢。
“风琴是我的第一个乐器。我九岁人小学寄宿，同学们吹口琴，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又跟一位中学生学弹月琴，我会背出好几首长不愿绝的粤曲。”
马家的音乐种子，是大哥马思齐播撒的。
马思齐比马思聪大10岁。他在巴黎研读法国文学。1933年，他返回故里度假，提着一只葫芦形的匣子。
匣子打开了，放在天鹅绒上面的，是一把黄灿灿的小提琴，顿时使马思聪着迷了。
那时候，马思聪不过12岁。
马思聪央求大哥教他摆弄这新奇的乐器。就这样，大哥成了他的小提琴“启蒙教师”。
不过，大哥只是个“半通”而已。他说自己拉得不好，巴黎的音乐家拉小提琴，才好听呢。那琴声，像夜莺，像云雀，像浪潮，像流水，像春风，如彩云追月，似百鸟朝凤……
“‘你高兴学吗？将来带你到法国去学。’大哥随便说出。我很高兴：‘我一定去。’我说。其实我高兴的并不全在乎去学提琴；离开学校到外国去看看新奇，这才好玩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弟弟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大哥答应带他去法国。小马思聪成天做着“法国梦”、“音乐梦”……
暑假转眼过去，马思齐要动身去法国了，马思聪吵着要跟哥哥一起去。
这怎么行呢？哥哥才20出头，弟弟不过12岁……
马思聪是个犟孩子。他扯着哥哥的衣襟，拉着母亲的衣角，哭着，嚷着：一我要跟哥哥去！我要到巴黎去厂
“我是很固执的小孩，以‘一定’始就以‘一定’终。”马思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成天价被拉着衣角，母亲编排出话儿，吓唬马思聪：“到了法国，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妈妈，你会想家的，会哭鼻子的！”
“不想家，不想家，我一定不想家！”马思聪又口口声声“一定”起来。
看着马思聪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母亲心软了，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程之日到了，小船把我们送上大船，小船又把送客送回去。失了魂似的我立在甲板上望着近山远山，望着阴天，望着海。我在想：这海将更辽阔，无涯，远，远，远；我便是这样如梦地离开了祖国。
“‘我们在大雪之日到法国，巴黎给我童年的第一印象，只是黑房子，雪和雾。
一切先前的兴彩都消失了，这是寂寞加上荒凉，但并不回头想回国去。
“我们先到方登白露（Fortainebbon）住。大哥给我请一位女教师，这是我第一位教师。我还记得我很看不起她的提琴。琴上全胶满黑墨墨膏药似的东西。后来我才明白这黑墨墨的膏药是用来把琴装饰得旧一点，因为旧琴才值钱。
“她拿起弓，放在A弦上，来一个下弓。——‘敢啥！’她说。我学了。‘谢哈。’她又说。
“我立刻明白，‘敢啥’一定是‘这样子’。‘谢啥’即‘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早懂得的法语。”
跟法国的孩子玩呀，闹呀，才半年功夫。马思聪就能对付着讲点法语了。
后来，马思聪随大哥迁往巴黎。“在巴黎请的也是一位女教师。她很严，进步也似乎快一些。一天总算弹得三个钟头。”
音乐的种子，就这样在马思聪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
“我记得，那时候弟弟成天关在屋子里练琴。我怕他太累，就给他买了一只皮球。累了，他就拿起皮球，独自对着墙壁打球。打了一会儿，又拿起小提琴……”
迄今，年已八十四高龄的马思齐老人，依然能够非常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聪弟的情形。
马思聪坚持学琴，风雨无阻。“记得有一次在大雨倾盆之下我骑单车到女教师家里上课，我全身湿淋淋。她看见我的情形又不能不让我进她屋里，我所经过的地板像一条河流。她那副‘大祸临头了，救救命！’的神气真使我过意不去。”
1925年，马思聪14岁，“便去投考囊西音乐学院，却很不费力地便考人高级”。
从此，他终日在音乐王国中悄祥，与小提琴相依为命。
“我的教师是一位美须公，短小而好说笑话。师母有一对奇怪的眼睛，倘生为金鱼，必是标准美鱼。我们同班14人，因为教师爱说笑，我们上课很舒服，随便谈话，做鬼相都不禁止的。必修课除提琴外尚有视唱，乐理和室乐，我更选萧为副科。
“我加入音乐院，给学校一件意外的新奇。校长也颇感到兴趣。因为我音弹得颇准，有一天他问我，是不是你们中国人的耳朵特别好呢？’我说：‘恐怕是吧。’其实我夸口，若其然则中国乐器早该准了。
“我住在一位老妇人的家里，大女行近三十，擅钢琴，次女擅理家务。因为大女常和我合奏，我就到一家音乐商店租乐谱；在整个半年中，提琴的书籍几可说给我搜罗殆尽了。
“生活开始有生气起来，课是很多：计起来每星期的提琴课到学校上二课，到先生家里上二课，视唱三课，萧二课，钢琴二课，法文每天都有。同学们对我都很好，他们都爽直而且快活。”
马思聪自称童年时有“一股傻气”。他奉行“二衣主义”，在同学中传为笑话。
他曾回忆当年的“傻气”：“我要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无论冬天夏天，晴天雨天，只限穿两件衣，大雨也是照常出入，冬天洗冷水澡。结果并不伤风也不病倒，身体却非常壮健起来。……曩西居法国东北部，冬天天气比巴黎要冷些，我的‘二衣主义’还保持着。零下二十度没有使我投降。我的窗门是永远不关的。房东们称我的房子曰‘冰箱’。
“大考的结果我得最优第二奖，这于我并没有什么高兴，因为究竟我已不大看得起曩西音乐院，更信任不过我的提琴教师。我便决意回巴黎。”
在巴黎，经人介绍，马思聪拜巴黎国立歌剧院的第一提琴手帕尼·奥别多菲尔为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在法国颇有名气。在登台演出的时候，别人衣服上的钮扣镶嵌着红花，而他却是紫花。在法国，紫色被看成最高贵的色彩。法国古代帝王穿的是用一种名叫“帝王紫”的染料染成的紫色衣服。奥别多菲尔是法国政府“荣义团”（相当于英国的“骑士团”）的团员。
大概是名教授的缘故，奥别多菲尔的学费也比别人贵得多，每月收二百法郎。
幸亏马思聪的父亲当时已从穷书生成为“财政局局长”，还算能使马思聪交得出学费。
“奥别多菲尔先生是我的第五位教师，我现在回想：倘若我初到法国即就学于一位好的教师，我必可把时间省一半。从学于奥别多菲尔先生，使我在技巧方面和表情方面都突然向上。奥别多菲尔夫人更是我的钢琴教师。她也是颇好的钢琴家，且是第一流教师。从此时起，我的时间大部分专工于提琴，每天约弹六小时。”
在奥别多菲尔教授门下，马思聪的琴艺日见长进，终于在1928年夏考人法国最高乐府——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成为“第一个考人此音乐学院的黄种人”。他进入提琴班。
1929年，一个面孔清癯而双眼闪闪有神的中国青年，来找马思聪。一开口，他便说广东话。异国遇同乡，使马思聪倍觉亲切。
他自报姓名——洗星海。他久闻奥别多菲尔教授大名，渴望能在名师指点下学习小提琴。他得知马思聪乃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便请求代为引见。
不过，当洗星海得知奥别多菲尔教授的学费是那么昂贵，脸上出现犹豫的神色。
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船工的家庭，靠着勤工俭学才来到巴黎。那高昂的学费，使他望而却步。
“我带你去试试看。”马思聪对洗星海说，“我的老师富有同情心。如果他知道你的苦难身世，也许会同情的……”
就这样，马思聪带着洗星海，来到老师那里。
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着小提琴说：“洗先生，你演奏一下。”
洗星海拉起了小提琴。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竖纹。显然，他对这个中国青年的琴艺，很不满意。
当洗星海奏毕，刚放下小提琴，奥别多菲尔教授又问：“洗先生，你几岁？”
“24岁。”洗星海答道。
奥别多菲尔教授眉间的竖纹，显得更深了。他嫌洗星海的年纪太大，因为优秀的小提琴必须从小培养。
这时，洗星海记起马思聪的叮嘱，便向奥别多菲尔教授诉说起自己贫苦的身世和学习音乐的艰难历程。
听着，听着，奥别多菲尔教授的眉头舒展了。
最后，他对洗星海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在你有足够的收入以前，我不要你的学费。”
两个中国的年轻人，紧紧地、紧紧地同时握住了奥别多菲尔教授的手……
也就在这一年，马思聪曾回国登台独奏，一下子引起了轰动。许多报纸都登了报道，称他为“神童”。
不久，他又回到了巴黎。不过，他从学习小提琴演奏转向学习作曲了，以至成为作曲家，而演奏小提琴反倒成了次要的了。
毕能蓬影响了他的一生
“没有毕能蓬先生，我或许会走上虚浮的道路，徘徊在不咸熟、不完整的歧途，或者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和精神去寻找一条确切的路线。毕能篷先生不仅是我的和声学作曲法的教师，他同时是我整个艺术修养的指导者。”（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本节中的若干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此文。）
“在我学习小提琴半年时间，可以在这乐器上奏出不少的调子。有一天，我给我的大兄奏一首旋律，我叫它为《月之悲哀》，是读了一篇童话而作的。还有一首叫做《项羽自刎》，表示了我底童子的心对这英雄的敬意，也许受了小学校里历史先生的有趣味的讲述的反应，这是我最早的‘创作的动机’……项羽骑着一匹千里马，还有许多马蹄风，悲壮呢！调子是短调的。这陈迹已过去差不多二十多年，而且已只是记忆上的陈迹了。
“在往后几年，我是完全致力于小提琴的学习，对于作曲其实就不晓得是怎样一回事。小提琴的学习只在旋律上做工夫，和声学是分外的事，直至我开始学习钢琴，才知道旋律以外的音乐世界。”
15岁那年，马思聪正在奥别多菲尔教授指点下学琴，他“颈的一块起初不令人注意的瘤渐渐长大起来，到后来，竟成了弹琴的阻碍物。医生说须立刻停止弹琴，到贝尔克（Berck）海滨去医治，那里的空气适合治疗此症。”
马思聪遵照医嘱，不得已放下了小提琴，到贝尔克海滨住了九个月。
“夏天，无病的人也来避暑，各处的客店都有人满之患。白天里，人们穿着游水衣千千万万聚于沙滩。我和我的哥哥到了之后便和许多青年好汉交结……
“一个热闹的夏天过去后，夏天的游客散去了，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一个大厅、一个弹子室的客店里。于是秋天来了，于是冬天来了，于是寂寞来了，剩下了无人烟的广大的沙滩。
“‘寂寞’有着忧伤的音乐，寂寞却是丰富的。我开始与‘寂寞’亲密起来。
“……北风带来海的腥味，卷起沙石，让浪涛咆哮着。每天我看着太阳从海的边涯沉降，看着充满红光的宇宙让夜和星辰吞下。这些自然的景象把我投入一种界乎过分的悲哀的感觉中。我于是把我的空闲寄托于钢琴与看书。
“从钢琴上我开始认识巴赫、兹差尔特、李斯特、肖邦，尤其是法国近代作曲家德彪西、拉威尔、Panre等。德彪西是我当时最推崇的作曲家，我把他一切的作品统统收集起来，在钢琴上慢慢地欣赏……”
强烈的创作之火，渐渐在马思聪心底燃烧。他已不满足于演奏别人的作品，他要创作，要作曲，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希望，熔铸在音符之中。也就是说，他要从一个单纯的演奏家，迈向作曲家。
在一次上完小提琴课之后，马思聪向奥别多菲尔教授吐露了学习作曲之意，请他代为介绍作曲老师。
奥别多菲尔教授用手托着下巴，沉思良久，这才说道：“死板的教授方法，对于你是不相宜的，就是让大名鼎鼎的Albert Roussel教你作曲，也不合适。你得找一个自由、大胆的作曲教授。”
奥别多菲尔教授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然后指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张照片说：“对啦，他最合适！”
马思聪看了看那张照片，哦，好大的头颅！
“他，毕能蓬教授！”奥别多菲尔说道，一他的作品，没有人肯演奏。只有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排练出他的四重奏。虽说那么吃力，可是，他的作品竟那么深刻！”
说罢，奥别多菲尔拿起小提琴，奏了一曲毕能蓬的作品。马思聪沉醉在那奇特而深沉的旋律之中。
不久，约定了见面时间。当马思聪来到奥别多菲尔教授那里，一个50多岁、衣着随便的男人坐在奥别多菲尔对面的沙发上。他的头颅看上去，比照片上那头颅还大。“一个广阔而高的前额套在瘦瘦而慈祥的脸上。”
他站了起来，向马思聪伸出了手，自我介绍说：“毕能蓬！”
头一次见面，马思聪就发觉，他跟毕能蓬教授竟是那样的默契。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要么马思聪坐半小时火车，来到巴黎远郊一个多树木的乡下，在毕能蓬教授的家中听课；要么华能蓬教授上巴黎来，在马思聪的住处上课。
讲完一课，毕能蓬便给马思聪留下作业，要他试着写点曲子。毕能蓬总是说：
“学习时尽量严格，创作时尽量自由。”
过了几天，当马思聪把作业交给华能蓬教授，他总是顺手拿起马思聪的铅笔改作业。改了一阵，把铅笔放进自己的小口袋。过了一会儿，又拿起马思聪的另一支铅笔，改罢，哈，还是放进自己的小口袋。到下一次见面时，他从小口袋里拿出一束铅笔，还给马思聪。他笑着说：“我老是有这个习惯，把铅笔放在口袋里。课上得多的时候，这小口袋里就会有一大把铅笔。”
在上课之余，毕能蓬常常邀马思聪到树林里散步，边走边聊天。其实，闲聊不闲，毕能蓬讲的是音乐的修养，音乐家的品格，音乐创作的道路，是不上课的上课。
渐渐地，马思聪开始了解他的导师：华能蓬教授是一个恬淡的人，以艺术为生命。他清贫，除了教学之外，没有别的收入。他的惟一的财产，便是花费多年积蓄买下的那所乡下的别墅。他是犹太人，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虽然不算多，可是也不算少。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很少有人演出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依旧坚持创作。他说：“一部作品完成了，我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出版呢，放在抽屉里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谁会愿意演奏我的曲子？谁能演奏我的曲子？谁理解我的曲子？”
他的作品，在马思聪看来，是“气魄宏大、情意深刻”的。“他的作品的特点，便是永远是悲剧的，不是忧郁，是像古希腊悲剧的那种伟大的风格。他是猛烈的火在焚烧，他的音乐焚烧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热烈。他是音乐史上一个独特的人。”
他深刻地对马思聪说：“今日被奉为伟大作曲家的人，也许五十年后就给人遗忘了。反之，有些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没有人注意到的作曲家，也许要到五十年后才被人发现。音乐史上充满这些先例。”
他，就是一个“寂寞地在黑暗里工作”的作曲家。不过，他毕竟还有知音。法国著名的音乐评论权威Calbocoressi在《近代音乐史》上，把他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
1932年，马思聪忍痛告别了导师毕能蓬，回到广州。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高尚而自重的作曲家。只是在他完成《e小调弦乐四重奏》之后，给毕能蓬教授寄去，曾收到口信。华能蓬言简意赅地说：“技巧是第一流的，你作的是严肃的音乐，你走的是正确的道路”
不久，纳粹崛起，统治了欧洲。作为一位犹太人，毕能蓬教授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马思聪深深地怀念着恩师毕能蓬教授。是他，引导马思聪走上作曲之路；是他，深刻地影响了马思聪的思想和音乐观；是他，在马思聪的作品中打上了他的烙印。
迄今，马思聪仍在时时怀念他的恩师；迄今，毕能蓬的见解仍在影响着马思聪。
时隔半个多世纪，最后。马思聪说：“我的作品被正式承认和理解，也许需要五十年。”不言而喻，他的话显然师承毕能蓬。
时隔半个多世纪，马思聪客居美国，他的处境犹如当年的华能蓬。马思聪的作品在美国几乎无处出版，亦几乎无人演出，但是他像华能蓬一样坚持创作。1984年5月，他在给长女马碧雪的信中说：“关于爸爸的作品问题，在爸爸看来，一个作家只要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演不演，评价如何，身外事了。”在这段话里，不难找到毕能蓬的影子……
东方色彩的作曲家
“中国有句流行的话‘吃在广州’，的确，广东菜是很有名的，但广东人吃菜最不保守，老鼠、猫、蛇一切可以吃的都去吃，他们是不怕冒险的。”（马思聪《谈青年的创作问题》，《人民音乐》1956年10期。）
一支十来个人的小乐队，在演奏《结婚进行曲》，使结婚典礼的气氛显得热烈而欢乐。
乐队指挥是一位身材修长、西装革履的青年。他，不是用鲜花，而是用音乐，向新郎、新娘献上他的深情厚意。
他，刚从法国归来不久的马思聪，那般活跃，又那般风趣。
新郎陈洪，是他的密友。当陈洪是广州培正中学的“童子军”的时候，马思聪是培正附小的“亚仔队”队员。在法国，他们同是奥别多菲尔教授的门生。回国后，他们一起在广州惠福东路办起了私立广州音乐院。马思聪是院长，陈洪是副院长。
在副院长举行婚礼之际。院长先生拉来了手下的学生，组成了一支临时乐队，奏起了《结婚进行曲》……
《结婚进行曲》又响起来了。
这一回，院长先生成了新郎。新娘呢？是他的学生，叫做王慕理。
他们是在琴声中恋爱，音乐是他们的媒人。
他们结成了一对“音乐夫妇”。结婚以后，他们同台演出几十年，马思聪拉小提琴，王慕理钢琴伴奏。“夫唱妇随”，他们把爱情建立在音乐之上。六年之后，他们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儿马碧雪。
“十年了，我没有听见过这么深刻、热烈、精致、宏丽的演奏了……这确是一种征服，完全而彻底的征服。全场的听众，坐着、站的。前台的、后台的，仅容七百人的礼堂挤进了千人以上的听众，都被征服了，作了这伟大的神奇的音乐的俘虏。”
这是赵氵风1945年2月在重庆民众戏院听了马思聪、王慕理音乐会，写下的《听马思聪和王慕理》中的一段话，发表在当时的《音乐艺术》第六期上。
那天，这对“音乐夫妇”同台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徐缓的歌》，贝多芬的《克罗采奏鸣曲》，李斯特的《月光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