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朱棣说“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不过是为他的好大喜功的兴做不止所做的辩解和掩饰。既然百姓不失其养，便可以毫无顾惜地任意驱使劳役了。朱棣好大喜功，又急于洗刷自己篡位的恶名，因而永乐一朝，大事频兴，国家百姓为之耗竭。试看，永乐年间南征交■，战争持续二十几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 ；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四五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而“督办官员能务公戒私，不贪赎厉民者，殆十之一二” ；朱棣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供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这样好大喜功的事一件接一件，民如何能“不失其养”？正如洪熙元年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佛休”，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再加上水旱蝗瘟疫所引起的饥荒、灾害，使人民本已深重的苦难更加深重。于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盐贼横生” 。
仅就《明太宗实录》的记载进行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的“流民”。我们不妨将永乐后期的几起“民乱”抄录如下，以见永乐民生之一斑：
永乐十四年正月辛酉，命行中军都督金玉为总兵官，蔡福为副，往山西广灵等县征剿山寇刘子进等。子进广灵县民，居乡无赖，尝自言往石梯岭遇道人，授以双刀剑，铁翎神箭，能驱役神鬼。造为妖言纠集乡民刘兴、余贵、郝景瞻、樊敏等作耗，妄署职名，以皁白旗为号，夺太白王家庄驿马，杀大同等卫采木旗军，所过劫掠人畜，官军不能制。事闻，遂遣玉等剿捕。
永乐十五年闰五月戊辰，福建汀州贼刘胜孙纠集无赖，自号太平将军，攻清流县，劫杀居民，守臣执其首数人，送京师斩之，余党散走。
同年八月己酉，福建沙县贼陈添保等伏诛。初，添保与县人杜孙、李乌觜及龙溪■马郎、龙严、樊添受、永春林九十、德化张五官等聚众作乱，烧劫龙溪银场，杀中官及土民三十余人，官军捕之，四散，逃匿。既又偕称太平大人先锋等号，招集贼众，烧劫清流等县，杀县官军民三十余人。至是福建守臣执送京师诛之。
嘉兴府贼倪弘三等伏诛。弘三纠集无赖作乱，劫掠乡村，三年众至数千，往来苏湖常镇诸郡，杀害官民，商贾不可胜计。发兵二千合浙江都司兵讨之。反为贼所败，官军多被杀伤，其势益横。浙江按察使周新一志讨贼，立赏格，躬督兵搜捕，列木栅于小江港，议断其走路。贼无所容，乃趋北河。新遣壮勇蹑至桃源县，生执其首数人送京师。至是皆磔于市。苏湖诸郡之民始安。
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以谋反伏诛。化初名僧保，畏避从军，逃匿保定府新城县民家。衣道人服，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演说应劫五公诸经，鼓诱愚民百四十余人，皆信从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县人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事闻，悉捕诛之。
秋七月己巳，湖广靖州贼王忠，自称平定侯，率众攻劫武罔州，为守将所获并其党诛之。
永乐十七年春正月丙寅，监察御史李伟奏、江西新淦县逃匠雷剑南等聚众拒捕。上命都指挥刘忠、都督马聚领兵捕之。未至而布政司、按察司奏剑南等自诣归罪。上览奏谓侍臣日：“民非甚不得已，孰肯以父母妻子罹死亡之祸？此有司失于抚绥。”命皆宥之。遣使驰召聚等还。
永乐十八年二月己酉，山东蒲台县妖妇唐赛儿作乱。 (详见下文)
十一月壬辰，真定府曲阳县人杨得春、蔚满圈等以妖术惑众，伏诛。得春等素不事产业，不服役官府。有司将治其罪。得春变黄冠服，满圈削发披僧衣，俱逃入晋州，以妖术妖书符咒惑众。自称善治兵甲，能令人飞行十里。遂聚无赖，号五百罗汉，谋作乱。事觉，有司捕获，械送京师，即日皆弃市，家口财产没官。
二十年闰十二月甲子，镇守云南黔国公沐晟，奏请调兵剿捕维摩州曲部驿野罗罗并蒙自县作耗强贼，以除民患。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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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民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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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年春三月己亥，盗入南京大祀坛天库，盗苍璧二、黄琮一。命西宁侯宋琥督南京五城兵马捕贼。
二十二年春二月丁未，浙江湖州府长兴县贼首吴贵归等就■。初，贵归等聚众千余人劫杀乡民，知府邓忠率民兵捕之。贼众拒敌杀官吏。事闻，命阳武侯薛禄率兵三千讨之。上谕禄曰：“寇首恶不过数人，必诛之。余胁从，宜与分别。盖百姓皆有父母妻子，岂好逆从乱？其间必有不已者。宜约束军士，不可滥杀。杀一不辜，将帅之罪。不有阳祸，必有阴谴。至是，禄悉捕首恶戮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王复奏，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首贼周叔光、王均亮等，聚二千余人往来两县劫掠，渐致滋蔓。请兵剿捕。上命兵部尚书李庆等议之。于是，庆等奏调缘河备倭都指挥张翥所领兵三千，浙江福建二都司各调兵二千，俱听翥率领捕之。时文渊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共进言曰：“此愚民无知，或为有司所苦，或窘于衣食。不得已逃窜山林，苟求活朝暮耳。若宽而抚之，当各散矣。急之不惟未易获，且坚其为盗之心，况我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愿思处置之宜。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抚。若负固不服，调军剿之未迟。
这里所录的，并非永乐年间“民乱”、“强贼”之全部情形，但却可以说几乎无年无之。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之乱了。这一年，朱棣正在准备进行第三次北征，郑和正在准备第六次下西洋，北京的宫殿刚刚落成，安南的战事正在打得火热，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皇太子亲眼所见的山东大灾荒也发生在这一年。层层的重负压下来，都落在百姓的肩头，他们实在不堪了，只有起来反抗。山东蒲台县民在女首领唐赛儿的号召下，占领了益都，其后往来于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官军青州左卫指挥高凤剿捕败绩，朝廷又派安远侯柳升充总兵官、都指挥刘忠为副总兵，带兵征讨。双方在益都发生激战，都指挥刘忠战死，而唐赛儿竟得逃脱。这时，另一叛民首领宾鸿正集众万人攻安丘，官军山东都指挥佥事卫青昼夜兼程从海上驰援，宾鸿不敌而败。还有一支叛民队伍在诸城为鳌山卫指挥佥事王真所败。叛乱终于被镇压了，仅被解往北京的“妖党”就达三千余人。而唐赛儿仍然不见踪影。据说，唐赛儿也曾被官府捕获，“将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俄皆自脱遁去。”结果弄得“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 。唐赛儿久捕不获，朱棣怀疑赛儿可能削发为尼或混入女道士之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一悉逮至京诘之” ，后来，搜捕范围扩大，朱棣竟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京师” ，“先后几万人” 。
朱棣的搜捕毫无结果，不得不在永乐十九年正月乘北京宫殿告成之际大赦天下，宣告“各处监收及取未到尼姑道姑，悉宥罪还俗”。谷应泰在评论朱棣的大搜捕时，将之比为“石闵之戮羯部，多髯高鼻者并诛，袁绍斩宦官，面不生须者亦杀。”玉石俱焚，良莠并除，如此民生，岂得宁乎。唐赛儿之乱是对永乐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标榜“以爱民为本” 的统治的恰当评价。
永乐年间，不仅民生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踊”， 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 ，“而其间多贪暴怠惰，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驰”。 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屯政荒废，“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力之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对于永乐时期的统治，我还要再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段话，该书中邹吉甫说：“我听见人说，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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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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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天下一统
明成祖的最高理想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要达到这一理想，只有国内的安定康富还不够，还要有无限广阔的疆土，四海咸宾的局面。可以说，朱棣自即帝位后，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而首当其冲者是解决蒙古问题。我们解剖了明成祖的蒙古政策，也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整个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
明代元而有中国。其初，“顺帝北出渔阳，旋与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 。元顺帝继承人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先后改元宣光、天元年号，仍以大元帝国自命，历史上习称之为北元。从此在相当长时期内有一个明朝与蒙古部族政权对峙的局面。洪武年间为解决蒙古问题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朱元璋曾先后派徐达、李文忠、冯胜、蓝玉等名将以及秦、晋、燕诸亲王出塞北征，虽有挫折但多所胜利。与这种武力打击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了一整套的防守与怀柔政策。在北部边塞，从东到西他安置了辽、宁、燕、谷、代、晋、秦、韩、安、庆、岷、肃诸王(有的亲王洪武时未就藩)，节制诸军镇守边防，并用优厚的待遇吸引故元势力归附。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极有效的，再加上北元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明帝国对蒙元的斗争取得了主动。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朱元璋的政策而又有所发展，同样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朱元璋、朱棣的蒙古政策包孕着缺陷，这不仅使洪永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蒙古问题，而且他们的政策模式留给后世，也酿成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明史》兵志说“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其中“北虏”一直是北方的重要威胁。
一、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像历代中原统治者一样，明朝皇帝对周边民族采取了怀柔政策。
明初从洪武到建文、永乐年间，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内部的纷争，势力逐渐衰弱，并且分裂为三个大的部分，即西部的瓦剌、中部的鞑靼和东部的兀良哈，但明朝人又将所有蒙古人习称为鞑靼。
如何对待鞑靼和瓦剌的归附者，是明朝政府怀柔抚绥政策的重要内容。
朱元璋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称言 “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 ，以民族革命相号召；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元朝正统，称蒙古人做皇帝是“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 。“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并说“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这显然是为了讨好元朝君臣，争取他们不战而降。他明确指出，如果元君能敬顺天道来归降的话，“朕当效古先王之礼，俾作宾我朝。其旧从元君仓卒逃避者，审识天命倾心来归，不分等类，验才委任。其宗伯王驸马部落臣民能率职来朝，朕当给换信印，还其旧职，仍居所部之地，民复旧业，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 “残元领兵头目”，“有能率众来归，一体量材擢用”。“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诸人”，“自归附之后，各安生理，趁时耕作，所有羊马孳畜从便牧养，有司常加存恤” 。他还批评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说：“元朝出于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道。所在官司辄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之长，但欲私其族类，羁縻其民而已，非公天下爱民图治之心也……勿徇其弊也。”又言：“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于纵弛，强者急遽，发为暴横，又皆以胡为之长，不惟尸位而已，实为奸吏愚弄假威窃权，以生乱阶。”在强大的和平攻势面前，北元官员将领纷纷归附明朝。朱元璋践守前约，量材录用，厚给官职爵禄。如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 。洪武八年三月壬戌，以故元国公卜颜帖木儿为察罕脑儿卫指挥佥事，其镇抚千户、百户五十七人，俱以元平章知院等官为之 。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这一政策，标榜任人唯贤，“不分华夷”，对于降附者的优礼厚遇，视洪武时期往往有加。
永乐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卫所镇抚陈恭上言：“侍卫防禁宜严，外夷异类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几丧唐室，徽钦几绝宋祚，夷狄之患，可为明鉴。”上览毕以示群臣曰：“所言禁卫宜严甚是，但天生之才何地无之？为君用人但当明其贤否，何必分别彼此？其人果贤则任之，非贤，虽至亲亦不可用。汉武帝用金日■，唐太宗用阿史那社尔，盖知其人之贤也，若玄宗宠任安禄山，致播迁之祸，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宠任小人，荒纵无度，以致夷狄之祸。岂因用夷狄之人致败？春秋之法，夷而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朕为天下主，覆载之内，但有贤才，用之不弃。近世胡元分别彼此，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以至灭亡，岂非明鉴！”
这一段话议论得十分透彻，全面地表述了朱棣对鞑靼、瓦剌归附者的政策。在这里不仅显示了朱棣的恢宏度量，而且表明这项政策的提出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把元朝“柄用蒙古鞑靼，而外汉人、南人”视为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朱元璋，是很有见识的。
同洪武时期一样，朱棣对漠南北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 。这就是所谓“羁縻卫所”。对于腹里的归附者，或是归附后迁入内地者，或授以官职，或给以爵禄，或令充军伍，这就是所谓“鞑官”和“鞑军”。永乐时期，鞑官和鞑军的数字空前地扩大了。
朱棣与鞑靼人 的关系，渊源甚深。早在为燕王时，他的军队中就有很多“鞑卒”。建文帝曾指责朱棣私纳智谋壮勇之士图谋不轨。朱棣辩解说：“盖臣府中有鞑军百余人，悉是洪武间归附。朝廷处于北平，皇考命于护卫岁给衣粮，以备御虏防边之用。”其实，燕府中的鞑军当不止百人。“靖难之役”中，朱棣还与蒙古私相往还。建文二年二月，“鞑靼可汗坤帖木儿，瓦剌王猛哥帖木儿款北平……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刘哈利帖木儿等自沙漠率众至北平助，燕王大加赏赍” 。建文三年十一月，“北虏通燕，寇铁岭卫，杀百户彭城” 。这些鞑靼将士英勇善战，在战斗中“胡骑军官最近左右” ，“每简其精锐使从征伐，得其死力” 。朱棣夺取皇权，得鞑靼将士之力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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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入于中国而中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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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即位之后，出于政治需要，更加强了对鞑靼人的笼络。对归附者，除根据原有地位授予官爵，赐予布钞袭衣外，有时还给予牛羊孳畜。如：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说：“前归附鞑官阿卜都罕等八人，鞑民十九人，令尔给予畜产，官牛十，羊五十，民牛六，羊二十。”在普遍给赏时，对鞑靼人的赐予要比汉人多。永乐九年十二月庚戌，礼部尚书吕震言：“京卫官军俱锡棉花棉布为冬衣，各卫寄居鞑靼官军宜准此例赐之。”朱棣说：“待远人当厚，命赐都督、都指挥、指挥，皆织金■丝衣，千百户卫所镇抚■丝绫衣，舍人头目■绢衣，旗军人等胖袄袴鞋。”但是，大部分鞑官在平时没有实际工作，只是在战时让他们从征。比如，永乐元年十月，朱棣对兵部尚书刘俊说：“武臣中有鞑靼人，多不识字，难委以政，故只令食禄，遇有警急，则用以征伐” 。又如永乐三年九月丁酉，“陛陕西都指挥赵忠脱列干为后军都督佥事。脱列干食禄不视事”。己亥，“陛散骑舍人朱秃儿为锦衣卫指挥佥事，赐金带，食禄不视事” 。由于鞑官的待遇优厚，而又悠游无事，因而有的汉人反“冒鞑靼名以避政事”，致使皇帝不得不下令兵部“晓谕其改政，不改政者罪之” 。对于边外归附的鞑宫，为了便于控制，明廷鼓励他们进入内地居住，或居住京师。永乐七年九月壬申，“鞑靼虎力罕等率家属来归，奏愿居京师，赐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居第，及日用什器皆给之。自是有来归愿居京师者，赐■准此例。若元之故官，则第高下授之职，食其禄而不任事” 。永乐十年二月乙丑，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宋琥说：“其诸虏及新附者，尔与丰城侯李彬熟计之，悉送京师，预法提备，毋致■窜。”除归附的鞑军外，也有垛集鞑靼百姓为军的情况。永乐三年六月乙丑朔，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灵州鞑靼宜垛集为兵，以足边备。”朱棣命之“斟酌人情，可行则行”。
吴允诚和金忠是鞑官中的突出例子。
吴允诚原名把都帖木儿。是鞑靼平章，于永乐三年七月自塔滩率部属五千余人、驼马三万余匹诣甘肃归附。总兵官左都督宋晟留其家属于甘肃，遣人送到京师。为了表示对归附少数民族人员的宠异，朱棣往往要赐以姓名 。朱棣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授右军都督佥事，赐赉甚厚，令其仍率部属居凉州，谕兵部榜谕缘边将士毋有侵扰，并给牛羊孳牧。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二，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钞有差。朱棣命宋晟加意抚绥，俟吴允诚等居住既定，选其中壮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参以官军三倍，于塞外巡逻，侦察。“非但耀威，亦以招徕来附者” 。朱棣厚待吴允诚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吴允诚受朝廷厚恩，因而对明朝颇为忠诚。永乐六年二月，吴允诚领军队从征卜哈思之地，以“捕虏”功升右都督。九年四月升左都督，与中官王安追“叛虏”火脱赤至把力河，获“虏”人口马驼牛羊而回。十年正月封恭顺伯。十二年从征沙漠 。永乐八年吴允诚从征沙漠，其时，凉州鞑官千户虎保等叛，并协允诚所部同叛。允诚妻与其子管者及所部都指挥保住卜颜不花等不从，遂率众擒获叛者。朱棣赐敕褒奖说：“以妇人而秉丈夫之节，忠以报国，智以脱患。”陛其子管者，并厚赍赏之 。永乐十五年吴允诚卒。其子孙亦多有功，封侯伯，赐美谥 。吴允诚归附之后“降附者益众”，“边境日安，由允诚始” 。永乐七年七月乙未，鞑靼丞相咎卜王亦儿忽秃典住哥及平章都连脱儿赤及司徒、国公、同佥等“各率所部来归”，其众“三万”，“牛羊驼马十余万” 。这说明朱棣对鞑靼的抚绥政策很成功。
金忠，原名也先土干，因在漠北受忌于阿鲁台，于永乐二十一年朱棣北征途中归附。朱棣说：“鸟兽穷则依人，黠虏亦然。彼既来归，我须之以恩。”“宜厚意抚绥其家及部属。其资财孳畜一毫勿有侵损，庶不孤远人来归之心。”又对也先土干说：“尔以诚心归朕，朕以诚心待尔。君臣相与，同享太平之福于悠久。”然而，当时也先土干的归附，并非尽为“慕义”，不过是想借用明朝的力量对阿鲁台进行报复。朱棣北征不见敌人踪迹，得也先土干如获至宝，大加宠异，超乎常格。他对也先土干说：“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吾赤子，岂有彼此？”于是，赐也先土干名金忠，封忠勇王，与铁券金印，玉带绮衣金币，时时侍从。赐宴时，坐于侯之下，伯之上。“御前珍羞悉辍以赐之”。行军时“上乘马，金忠一骑后随”。金忠部下的官属，都被授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在朱棣的感召下，也先土干等皆叩头呼“万岁”，且曰：“大明皇帝真吾主也。”
优待鞑官，甚至对其归而复叛亦不甚罪之。如永乐八年十一月，凉州鞑官千户虎保亦令真巴等叛，朱棣“以其惑于流言，非其本心，挈家远遁，遣指挥哈剌那海等赍敕往宥其罪，使皆复业。在感召之下，虎保亦令真巴等率妻子万二千余来归罪，“上悉赦之” 。九年九月，甘肃“土鞑”官军叛而复归。朱棣说：“土鞑官军比因人言鼓惑，惊惧逃叛，盖非得已。今既复回，罪亦可恕，亦善加抚绥。待之如前。”可以说是来去自由，至为宽大了。
但是，由于鞑靼、瓦剌对中原时有侵扰，明廷也对鞑靼、瓦剌时有征伐，因此，作为封建统治者，不管朱元璋还是朱棣，对其归附者不得不有所戒备。
朱元璋说：“吾虑其难处，或昼遇敌，或夜遇盗，将变生不测，非我之利。盖此辈初绌于势力，未必尽得其心，不如遣之使来，处我宦属之间，日相亲近，然后用之，方可无患。”
永乐二年冬十月庚午，朱棣对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说：“鞑靼率多来归者，虑有诈谋。古云受降如受敌。其悉调山西都司、行都司，并太原三护卫骑士赴大同操备。”永乐三年八月癸未，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曰：“比闻鞑官伯克帖木儿率众来归，可遣人慰抚，导之入境，然须密察其意。若有诈谋，易为制驭。语云，受降如受敌，不可不慎。”永乐十年五月己丑，敕镇守兴和都指挥王唤等曰：“今指挥岳山自虏中还言，鞑贼有为阿鲁台划计者，欲缘边副掠，宜谨守城池。或有以进马以归附来者，须详查其实，勿遽纳之。”
对于鞑官则不授以重权。丘浚说：“仰惟我祖宗朝，凡诸归正而建功者，往往赐之以封爵，膺之以显任。惟于五府诸卫之长诸边总戍之任，则有此限制，而不得以专。盖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将为正将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驭之意。”王世贞说：“祖宗时番将有功，虽累封至侯伯，不得五府都司卫所印及总兵镇守，或入奉朝请，或于各镇住牧。惟有征行，则遴所部精骑以从，或别将则副大帅耳。”朱棣对鞑靼、瓦剌人的优厚礼遇，是建立在他们承认明朝的宗主权、臣服于明皇朝这一基础之上的。既然这样，他们受到的待遇，就不可能完全与汉人平等。
一些大臣也担心在辇毂近甸安置大批的鞑靼人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要求朝廷给予限制。自洪武时期起，为了消除元朝的影响。促进蒙古族人和汉人的同化，明朝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以使蒙古人忘掉自己的民族传统，做明朝驯服的臣民。洪武元年禁胡语胡姓 ；洪武四年禁胡礼 ；洪武五年再申民间妇女服饰之制 ；同年，又令蒙古色目人不许与本类嫁娶，违者治罪 。朱棣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无疑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措施，是包含着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的。这与前述的对鞑官的不尽信任，是不利于对他们的怀柔和争取的。致使有的鞑官与明朝貌合神离，“犷悍如故” ，一遇变故“甚至乃有为虏乡导者” ，“有因事欲北徙者” 。
然而总的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怀柔政策是成功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论是边外羁縻卫所的首领军士，还是腹里的鞑官鞑军，大都忠于明朝，并为之效力。他们对明朝授予的封号官爵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是极高的荣誉和统辖本部属的依据。他们将朝廷颁发的玺印诰命辗转相传，世世宝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挣脱俄国的羁绊重归祖国时，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并将其献给清政府。永乐时期北部边境的大体安静，这种怀柔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大批的鞑靼人入居内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给鞑官的俸禄过高，以致供鞑官一人之禄可瞻京官十七员半 。因而正统时有“以有限之粮，而资无限之费，欲百姓富庶，而仓廪充实，未之有也” 的感叹。但这与制驭鞑靼、瓦剌的大略宏图相比，毕竟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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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贸易，一从所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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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贾贸易，一从所便
蒙古人退居塞外后，比成吉思汗时期以前处于更孤立的状态，蒙古与明朝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了。由于游牧生活，从前工匠和农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 。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金属制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达百年之久，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能马上消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不能马上改变。比如他们吃的是“食兼黍谷”，并非全是肉乳；他们穿的是“衣杂缣布”，“富者至被缇绣” ，“食最喜甘，衣最善锦”，其首酋愈以“衣锦服绣”为荣 。但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产，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区求得。其手段不外乎“以掠或易得之”。甚至在与明朝处于交战状态时，蒙古人也悄悄与守边士卒进行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 。说明了商品交换的不可避免。
明朝廷当然了解这种情况，对同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贸易一向控制甚严。它一方面利用贸易作为控制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手段，同时也用贸易对其示以怀柔。另一方面，明朝为了边防，需要大量马匹，这使得与蒙古等地区的贸易势在必行。
洪武时期，对于边地的贸易有很细致的规定。马文升说：“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抚治四夷，示之以威，怀之以德，彼皆顺服，岁时进贡。其所食茶、铁锅、铜器、罗缎等物，奏奉明文方才给予，及许令各该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委官管领。当时法度严明。” 一切不经朝廷许可的私人贸易都严格禁止。《大明律例》中上述禁令的条文繁复重叠 ，反映出明廷对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明人认为，这些规定是为控制战略物资的出口，亦为了减少因贸易引起的纠纷，一切蒙古人所需之物均在朝廷掌握，则可以“操纵机宜” 。
朱棣即位之初，为显示宽仁大度，对北部边疆各族的贸易似乎稍有放宽。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一月壬寅，朱棣遣使赍敕谕兀良哈、鞑靼、野人诸部曰：“朕今继承天位，天下一家，溥海内外，俱效职贡。近边将言尔诸部酋长，咸有归向之诚，朕用嘉之。特令百户裴牙失里赍敕谕尔，其各居边境，永安生业。商买贸易，一从所便。欲来朝贡者，与使臣偕至。”同时，由于“靖难之役”，天下马匹损耗甚多，全国仅有马两万三千七百余匹。为巩固政权和边防，朱棣十分注意马政，一方面“严督所司，用心孳牧” ，同时开民间养马之禁 ；另一方面就是加强与产马地区的贸易，大量买马。
一种交易是不定地点，价格由官方规定：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壬辰，“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于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 。
永乐七年七月乙酉，“敕镇守宁夏宁阳伯陈懋：官帑有绮帛布钞，可与新附鞑靼易马。良马勿吝直，次者亦酌量增直易之” 。
大量的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出现。蒙古和其他民族的使节或商人，赴边境或进京贡马及方物，朝廷以赏赐的形式给予报酬，或直接给予货值。马和方物都有定价，赏赐有定额，如果赐赉不足额，进贡者则会不满。这种进贡，实际上是各族首领或商人与明廷之间在做买卖。在这种贸易当中，朱棣的方针是“怀柔远人，宁厚无薄”。不仅给货值，还要给予丰厚的赏赐。蒙古和其他各族来朝贡马及方物的记载，不绝于史书。比如：
“永乐元年十一月丙子，兀良哈头目哈儿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命礼部赐钞币袭衣，并赏其马值。上马每匹钞五十锭，中马四十五锭，下马三十锭。每匹仍与彩币表里一” 。
二年四月己丑，指挥萧上都等自兀良哈还。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几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命脱火儿察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哈儿歹为都指挥同知掌朵颜卫事……各授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及白金钞币袭衣。脱儿火察言，有马八百余匹留北京，愿易衣物。命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及大仆寺第其马之高下，给价偿之” 。
“三年三月戊戌，哈刺温等处鞑靼也里麻等五十五人来归，贡马。命礼部如例赏之” 。
“九月庚子，款多伦地面鞑靼纳哈刺等来朝贡马，赐之银钞彩币” 。
在东北和西域，明朝同样与当地少数民族建立了市易朝贡关系。这是明朝控制东西双方以箝制鞑靼和瓦剌的手段之一。“辽边西壁近虏，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 。但洪武时期，对辽东的贸易管理甚严，以至“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 。女直、兀良哈头目经常赴内地贡马。永乐时期，在辽东开原广宁设立了三处固定的马市，定期开市贸易；又规定女直部落一年一贡、每贡一千人，兀良哈三卫一年二贡，每贡三百人，计每年赴内地朝贡者一千六百人，而实际不止此数。朝廷给予来贡“夷人”的赏赐也有定额。另外，朝廷还花费大量经费用以晏赏、迎驿。这些措施加强了同东北各民族间的联系。巩固了东北边疆，也削弱并牵制了鞑靼侵扰势力。
西北方面，永乐初明朝就与当地诸民族建立了通贡关系，抚之甚厚。
永乐四年八月壬子，敕甘肃总兵官宋晟曰：“西北番国及诸部落之人，有来互市者，多则遣十余人，少则二三人入朝，朕亲抚谕之，使其归国宣布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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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贸易，一从所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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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贸易关系为手段来争取少数民族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与西番的茶马贸易是明朝与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部分。河州一带是西域门户，控制河州，才能使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永乐时期的翰林学士解缙说：
(河州)善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虏利相售易，或相杀害。而中国之货马贵。中国之货以荈茗为上……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马司河州，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民得以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杀害之风帖息，而茶之缪恶亦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而夷人亦往来慕知识效信义，有仕为臣者，不但茶马之供而已。
朝廷茶马之禁甚严，“虽勋戚而不宥”。洪武三十年，驸马都尉欧阳伦坐犯私茶，竟然赐死。布政使司官不言，并伦赐死，家人等皆坐诛，茶货没入官 。朱元璋说：“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永乐时期，仍与西番保持了茶马贸易关系。
永乐三年二月，朱棣谈到禁夹带私茶布帛青纸出关时曾说：“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但看其永乐六年等令谕，其禁令之严或踰于洪武时期，大概也是“制驭夷狄不得不然吧”？
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军器出境。近闻有鬻于外夷者，此边将失于关防之过，目今须严禁约。
六年二月戊子，何福奏凉州诸卫士军多私出外境市马，请按其罪……从之。
六月丙申，敕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旧禁■丝绫罗与外夷交易。比闻军民裁制衣服与回回易马，贪利违法，尔更申明其令。
同年，令谕各关把关头目军士，务设法巡捕，不许透露缎匹布绢私茶青纸出境，若有仍前私贩，拿获到官，将犯人与把关头目，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有能自首免罪。
永乐十五年再次申谕：国家兵器以御外侮，近有小人贪图货利，私鬻出境，反以资寇，宜严禁止，犯者虽勋戚不宥。
禁令十分严厉。所谓“商贾贸易，一从所便”云云，是在朝廷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
明天顺中，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的马文升说：“四夷来贡，慕化之诚；朝廷优待者，柔远之道。此前代所行者，亦我朝廷之故事也……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振沙漠，四夷八蛮，罔不来贡，赐以彩缎衣服，待以下程筵宴，十分丰厚，使之餍饫，所以畏威感恩蛮夷悦服。”朝贡和市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民族的生活需要，也有利于加强各民族间的联系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朝廷也因而得到了大量的马匹。
但是，通贡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以西域贡使言之：
西域使客，多是贾胡，假进贡之名，藉有司之力以营其私，其中又有贫无依者，往往投为从人，或货他人马来贡，即名贡使，得给驿传。所贡之物，劳人运至，自甘肃抵京师，每驿所给酒食刍豆之费不少。比至京师又给赏及予物直，其获利数倍。以此，胡人慕利，往来道路，贡无虚月。缘途军民递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俟候于官，累月经时，妨废农务，莫斯为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贸易货物以归。缘途有司，出车载运，多者至百余辆。男丁不足役及女。归所至之处，势如风火。叱辱驿官，鞭挞民夫。官民以为朝廷方招怀远人，无敢与较。其为骚扰，不可胜言。
东北方面的贡使，也有类似的问题。
在朝廷把“四夷来朝”看作归顺或向化；而“四夷”未始不把朝廷的赏赐看作是软弱纳款。永乐以后，政治腐败，国力召衰，兀良哈、鞑靼甚至借武力邀贡、添贡。贡市非惟不能抚怀边外，反成了肇祸之源。正统成化以后，纷扰不已。张萱在《西园闻见录》中引用明人张涛说：“今日缺贡，明月补贡，今日革赏，明日补赏。塞上血未口乾，胡马之嘶风踵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甚至痛切地说：“是我不能以羁縻乎彼，彼反得以愚弄乎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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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地区的经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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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元朝建国“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疆域是很大的。元顺帝退出塞外后，仍然在东西广大地区内有着相当的影响，并企图借其力量以图中原。明朝如据有东北和西域，不仅可以削弱故元的势力，而且可对其收包围钳制之效。反之，明朝则处于蒙古势力的包围之中，不仅难于制驭蒙古，而且会影响到明政权的巩固。因此，控制东北和西域，是明初对付故元蒙古势力的要务。这里先说朱棣对东北地区的经营。
洪武初，元将纳哈出拥兵辽东，东北地区的女直族、高丽族等仍然处于其控制之下。朝鲜，时称高丽，还保持着与北元的臣属关系。北元君臣曾多次企图借助朝鲜的力量恢复中原 。因此，明朝必须控制东北地区，切断北元与朝鲜的联系。嘉靖时兵部右侍郎王之诰说：“辽北拒诸胡，南扼朝鲜，东控夫馀真番之境，负山阻海，地险而要。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这段话，准确表述了明朝与北元争夺东北的重要性。
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符宝郎契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 。第二年，再派契斯赴高丽封其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式遵典礼”、“作镇边陲” 。高丽于洪武二年五月辛丑停元至正年号，洪武三年七月乙未始行洪武年号，奉明朝正朔，纳元所降金印。然此时高丽仍首鼠两端，与北元使节往来不断。
与此同时，朱元璋一方面不断遣使招谕东北地区官民归附，另一方面派兵从山东渡海，向辽东进军。洪武四年元月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同年，在辽东设立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 ，辖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 。北元大批将领、女直头目相继归附明朝。朱元璋陆续将辽王、宁王、韩王封于广宁、大宁、开原等地，以扼制辽东 。洪武二十年，明军进攻金山，纳哈出降。二十二年，朱元璋在东北西部广大地区直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以处纳哈出降人，明朝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了。二十年十二月明廷咨高丽国王，以鸭绿江为界，“不得复有侵越” 。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更名称朝鲜，几经周折，明朝终于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将其列为“不征之国”以戒子孙 。朝鲜和北元的联系被切断了，北元借朝鲜之力恢复中原的希望也落了空。明朝进一步巩固了在东北的地盘，洪武时期，明朝势力已达松花江、牡丹江及牙兰河一带。
永乐时期，国力强盛，朱棣锐意征服鞑靼、瓦剌，又因为明朝政治中心北移，所以更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曾以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的李承勋说：“国朝建都于燕，亲以九鼎之重，扼胡人之吭，而拊其背。辽在侯甸间，与宣大错峙为三雄镇，以藩屏京师。天下无事则并力以抗胡，有事精兵数十万，指麾可集，而天下固以服其强矣。”
辽东地近鞑靼，兀良哈三卫时与串通，造成边患，因而在军事上仍以防备鞑靼的寇掠为重点。仅建文四年八月至永乐元年十二月，辽东都司就连续向朝廷报告军情：“缘边胡寇窃发不时”，“近虏寇盘山驿，虏掠人畜”，“虏寇懿德塞三昼夜，破寨栅，官军与战不利”。朱棣则不断下令：“严固边备”，“谨守疆场” 。
其次是遣使招抚东北广大地区的汉人、女直人、鞑靼人：
永乐元年五月乙巳，赐东宁卫千户王得名钞百七十六锭，彩币七表里，纱衣二袭。得名先往朝鲜招抚辽东散漫军士复业。男妇来归者万五百二十五口，故嘉之。
二年八月庚辰，遣使赍敕谕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设三万卫，所以安养军民……尔等不得已流寓潭州……特遣千户高塔海贴木儿等赍往谕。尔等即同父母妻子复回本处，仍旧居住，毋久■栖在外，徒自苦也。
朱棣十分关心女直的情况，曾亲自讯问女直地方的风土山川 。永乐元年，朱棣派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列迷诸部落招抚之” 。永乐二年又派辽东千户王可仁前往辽东安抚女直之地，拟设建州卫，“给与印信，自相统属，打围放牧，各安生业，经商买卖，从便往来” 。于是，“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永乐初相率来归。明朝“因其地分设卫所” ，“选其酋长授以指挥千百户等官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
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是朱棣巩固开发东北边疆、控制鞑靼的重大措施。“奴儿干都司先名远三万户府，前代无考，元为东征元帅府” 。洪武时期拟招抚远方女直，以路远未达奴儿干。永乐二年二月癸酉，“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嗒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答嗒、阿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永乐七年闰四月，奴儿干卫头目忽剌冬奴等来朝，“复奏其地冲要，宜立元帅府，故置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运 。永乐九年内官亦失哈率兵千余人，巨舰二十五艘至其地，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 。近人研究奴儿干问题成果甚多，本文不再赘言，惟欲提出两点：(一)从理论上说奴儿干所统卫所东起库页岛上的囊哈儿卫，西至鄂嫩河的斡难河卫，南到浑河一带的建州卫，北达兴安岭的古里河卫 。但这些卫所，奴儿干都司并不能实际统属之。《大明一统志》：“我文皇帝神谋睿算，销患于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势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职而不相统属，各自通贡而不相纠合。是以百年以来无东北之患。”考之《明实录》，各卫所入朝入贡，均直接地、独立地与朝廷发生关系，朝廷有所宣谕也直达各该卫所，各卫所不相统属，亦并不受都司统属。
(二)女直各卫所多属羁縻性质，以原有头目世袭指挥镇抚，朝廷给诰印，定期朝贡京师，而奴儿干都司却以流官长之。担任奴儿干都司都指挥同知的康旺，原为东宁卫指挥，东宁卫属辽东都司，距黑龙江数千里之遥，必非奴儿干土著 。另外，奴儿干都司是拥有军队的，至少是少量的军队，而且是朝廷控制的官军。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壬子，朱棣命辽东都司以兵三百往奴儿干都司护印。“先尝与兵二百，至是，都指挥同知康旺请益，故有是命，且敕旺逾二年遣还” 。依文意言之，逾二年所当遣还者，似应为后益之三百兵。至于除护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军队，不得而知。这一事实说明明朝对奴儿干都司控制的程度，超过了其他羁縻卫所。另外，朝廷命使不断到奴儿干都司，从永乐到宣德中，仅中官亦失哈就曾到奴儿干之地达七次之多，这些都说明奴儿干曾长期处于明朝的有力控制之下 。
东北各卫女直人，常常到内地朝贡或朝觐，为了表示优抚，朝廷要对其给予赏赐，封予官爵。朱棣称此曰：“捐小费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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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地区的经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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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女直需要与内地进行贸易，或以入贡形式进行，或于边境开市，永乐三年三月癸卯，朱棣命“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 。四年三月甲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 。这是开设马市之始。永乐时辽东马市共有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 。市马有官价 ，贡物“悉厚直酬之” 。不论鞑靼或女直，“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 。谈到辽东马市，宣德皇帝曾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女直固然需要内地的服用之物，而他们也给中原送来了土产：马匹、貂皮、人参、材木、鱼鲜等等。中原输出的则有铧、铲、耕牛、种子以及米盐绢布缎匹衣服等。开市的意义远远超乎经济之外。“开市有期，防市有禁，定市有价，抽市则立法，至详且善矣” ，朝廷委专员进行管理。“抽分”是政府的一项收入，但它也标志着政府有效的管理权和边民对政府所尽之义务，显示了朝廷的影响力。
永乐时，大批的女直人纷纷归附明朝。要求靠近内地居住或到水草丰盛处放牧者，都需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或为他们择地筑城，或以水草丰盛处许之。有愿居京师者，也受到鼓励，“赐袭衣彩币及牛羊薪米居宅” 。永乐六年四月，朱棣对兵部臣说：
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统属，各安生聚。近闻有思乡土，及欲省亲戚者，尔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去者，令明言于镇守官员，勿阻之。
既与方便，又不强使居之，来去自由，政策很开明。后来，由于移居者日多，为了便于安抚，置自在、安乐州于二城，州置知州、吏目、同知、判官各一员以管理之 。其他如东宁卫、三万卫、开原、建州、喜温河卫等，也多有女直人等申请去居住，不仅得到批准，而且“赐钞，币袭衣鞍马，其居室什器薪米牛羊，所在官司给之” 。为了便于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经济开发，朱棣还主动派人筑城管理。永乐十二年九月，他听说弗提斤六城之地肥饶，便命指挥塔失往治弗提卫城池。“令居民咸居城中，畋猎孳牧从其便，各处商贾欲来居者亦听，仍命行在兵部榜谕之” 。辽东地区民族杂居，亦有不少鞑靼人居住，永乐十年四月庚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 。
对于边地居民的贫寒者，朝廷则往往给予赈济。朱棣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遣人发粟赈之，毋令失所。”当地居民及部落首领的生活用粮，朝廷还常常给予接济：“稍给盐米布，赡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永乐十二年秋七月巫凯奏：“开原三万辽海三卫岁收屯粮，仅给本卫官军及给安乐、自在二州之人。近奉命运给各卫调兵行粮，并接济毛怜、建州诸卫鞑靼，道路既远，供给不敷，宜将所给建州毛怜者，就沈阳各卫与之” 。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不仅巩固了东北边疆，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使北元势力陷入空前孤立的地位，这对明朝是非常有利的。明人说：辽东“历代以来地皆郡县，我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原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其外附者，东北则建州、毛怜、女直等卫，西北则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分地世官，互市通贡。事虽羁縻，势成藩蔽。是以疆场无迤北之患” 。不仅如此，许多女直、高丽、鞑靼头目与朝廷的关系甚好。比如，永乐十六年正月己未，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奏：“本卫千百户哈答等二十余人，每有调发，能效勤劳，今来朝，请量升之，以劝将来。遂各升职有差，仍赐敕状谕赍之遣还。”同年二月庚戌，建州卫都指挥李显忠奏：“其卫指挥千户镇抚头目哈剌忽等，擒捕叛亡，累著劳绩，请升职以示劝。遂升……俱赐敕褒谕且优赍之。”甚至朱棣出塞亲征，也征用当地兵士随行。永乐十九年六月，“敕辽东总兵官都督朱荣及辽东都指挥巫凯、刘青：于所属卫分并鞑靼、女直、高丽寄住安乐自在州官军内选精锐五千，以七月率至北京” 。永乐二十年北征，毛怜卫指挥猛哥不花等亦率子弟部属从征 。
另外，“辽东肥沃之地，一年耕有收，足数年之用。数年有收，海运可省” 。朱棣很注意辽东的屯田，“减戍卒而增屯夫，数至十有其八。力穑者众，岁有羡余。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 。东北地区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同时，永乐一朝，明朝与朝鲜关系甚好，北元无以乘其间，鞑靼向东的扩展更失去了可能。在明朝制驭鞑靼、瓦剌的一盘棋上，对东北的经营，是一招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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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域的经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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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西域的经营
“元太祖荡平西域，尽以诸王，驸马为之君长，易前代国名以蒙古语” 。元朝灭亡后，故元势力仍然对西域有广泛的影响力。为了最后消除故元在西域的势力。限制后来的鞑靼、瓦剌在这一地区的发展，朱元璋父子在努力经营东北的同时，对西域的经营也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明人称此为“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并将其比作汉武帝的“断匈奴之右臂” 。
马文升(1426年)说：“我太祖高皇帝应天眷命，扫逐胡元，统一寰宇，凡四夷来贡者不拒，未来者不强。其于西域也亦然。真得古帝王驭夷狄之道矣。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统，开拓疆宇，始招来四夷，而西域入贡者尤盛。”
首先，明朝不断派出使节往西域诸部，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北平按察使陈德文，太监王安，鸿胪寺丞刘帖木儿，吏部员外郎陈诚，中官把泰、李达、郭敬，都曾先后出使西域。陈诚于永乐十一年出使，于永乐十三年回还，所历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俺都淮、八答黑商、迭里迷、沙鹿海牙、赛蓝、渴石、养夷、火州、柳城、土鲁番、盐泽、哈密、达失干、卜花儿凡十七地，著有《使西域记》，备言其山川风俗物产，使明朝对西域有了新的认识 。
朱棣对西域各部族采取了种种怀柔抚绥的政策，争取他们对明朝的归附，至少是保持和平的通使通贡、来去自由的关系。永乐元年朱棣就对礼部臣说过：“自今诸番国人愿入中国者听。”永乐二年十一月庚戌，朱棣于奉天门“视朝，西北诸胡来贡。” 礼部尚书李至刚说：“西北诸胡，陛下抚绥，皆以向化，边境已宁”。朱棣说：“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抚之有道，未必不来。虎至暴，抚之能使驯帖，况虏亦饥食渴饮具人心者，何不可驯哉！但有来者，惟推诚待之耳。”对于来经商者，朱棣主张“宁厚无薄” ，“远人慕义而来，当加厚抚纳，庶见朝廷怀柔之意” 。
西域的土官、头目，故元官属则纷纷归附明朝，不断来内地通使通贡。朝廷则给以王爵或令其为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给诰印冠带以为臣属。西域商人也纷纷来内地经商。西域所贡所市之物有玉璞、硼砂、碙砂、文豹、狮子、骆驼、名马，马匹是大量的。朝廷给来贡者以宴赏，赐以布匹、绵帛、衣服、瓷器、金银、钞币，所贡之马按等给直。
为了西域的经济发展，如同内地一样，朝廷还为其提供种子、农具，帮助其兴修水利，使其安居乐业。
(一)哈密 哈密是明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明初，故元肃王忽纳失里尚居哈密。洪武十三年，都督濮英练兵西凉，“出师略地通商旅”，忽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洪武十四年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朱元璋遣其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洪武二十四年宋晟充总兵官与都督佥事刘真讨哈密，斩豳王别儿怯贴木儿、国公省阿桑儿只等一千四百人，擒其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 。
永乐初，朱棣遣使臣亦卜拉金等赍敕往哈密抚谕，且许以马入中国市场 。哈密安克贴木儿遣人贡马，朱棣命“分别等第”，“计直给赏”，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凡进贡回回有马欲卖者，听于陕西从便市易”，并“约束军民勿侵扰之” 。
永乐二年六月，封安克贴木儿为忠顺王，安克贴木儿乃元肃王忽纳失里之弟，忽纳失里卒，嗣为肃王。安克贴木儿遣使来朝请锡爵。朱棣说：“前代王爵不足再论，但今取其能归心朝廷而改封之。使守其地，绥抚其民可也。”遂遣指挥使霍阿鲁秃等赍敕封为忠顺王。这样，哈密改变了故元藩王的名号，正式进入明朝版图。这是直接与北元争夺哈密的斗争。安克贴木儿被封不足一年，就被“迤北可汗鬼力赤毒死之” 。可见鞑靼势力仍在向西域渗透。朱棣命脱脱嗣位。脱脱为安克贴木儿兄子，于洪武二十四年宋晟讨哈密时俘入中国 。朱棣即位“求得之”，“抚养甚至”，永乐元年送还故地。脱脱嗣立，使哈密与朝廷的关系更密切了。脱脱曾为其祖母所逐，朱棣以脱脱为“朝廷所立”，降敕切责其“不顾礼法”，“不知有朝廷” 。哈密显然受到朝廷的管辖。
永乐四年三月丁巳，设立哈密卫，以其头目为指挥、千百户、镇抚筹官，给印章，并设王府官。忠顺王府设经历、长史、纪善等官，以汉人庶僚周安。刘行、辜思诚等充任。王府官之设在夷姓诸王中是很特殊的，其制几同于朱姓诸王。另外，给忠顺王以金印，为其筑王城，都与其他羁縻卫所不同 。这既说明朝廷对哈密的重视，又说明其实际控制、管理的程度。哈密卫官员的设置也由朝廷掌握。永乐五年十二月甲午，朱棣敕何福曰：“得奏哈密指挥法都剌欲设把总官一员，以理政务。尔须度其可否，及当委用何人……宜审思熟计，具可否以闻。”朝廷的法令、诏书都要在哈密颁行 ，几同内地郡属。脱脱死后，永乐九年封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终永乐之世，哈密贡使频繁往来。
嘉靖时兵部尚书胡世宁说：“昔者太宗文皇帝之立哈密也，因胡元遗孳力能自立而遂立之。借之以虚名，而我享实利者也。”虽非尽借“虚名”，而明实享其利。明人称哈密为“诸番领袖” 。其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西域咽喉”，“天方等三十八国入贡，必取道哈密。”明朝因而利用哈密“译上诸番贡表，侦察向背” ，“译文具闻乃发” 。另外，哈密东距肃州、西距土鲁番各千五百里，“瓦剌达子在其北百里” ，明朝控制哈密，“一以断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党；外以联络戎夷，察其逆顺而抚驭之，内以藩屏甘肃，而卫我边郡”，对经营西域，进而对遏制瓦剌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西番罕东、毕里诸卫 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朱元璋曾颁《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为诸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东毕里巴一撒他每这火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著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俚！
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柔武兼施，只要他们承认了明朝的统辖权，便“赏赐名分”，“依旧本地里快活”，否则便出兵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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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域的经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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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年间逐渐在撒里维吾儿之地设立了安定(八年初立，十年叛废，二十九年复立)、阿端(八年置，后废)、曲先(后并入安定卫)、罕东(三十年立)诸卫。亦曾一度据有赤斤蒙古，并与沙洲通好。
永乐中，对该地区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恢复了曲先卫(三年)、阿端卫(四年)，新立了沙州卫、 赤斤蒙古卫(二年置千户所，八年置卫) 。
(三)别失八里、哈烈、柳城、火州、土鲁番、撒马儿罕诸部，这些部族都与明朝保持了通使通贡的关系。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十二月甲寅，朱棣“遣使■诏谕哈烈、撒马儿罕等处，并赐酋长织金文绮。遣使■诏谕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并赐之■币。黑的儿火者，元氏之苗裔也” 。着眼于争取“元氏苗裔”，以固边陲。
撒马儿罕在诸部之西，即当时帖木儿大帝国主帐所在。以其主帖木儿为元朝驸马，明人称之为驸马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已定中亚，威德正隆，“受群臣尊号曰成吉思可汗”，其志不在小。明朝派给事中傅安以威胁利诱说降天山南北，到撒马儿罕为其所拘 。帖木儿令人导傅安遍历诸国数万里山川以夸耀其国之广大 。帖木儿勾结故元宗室完者秃(本雅失里)欲图东进。朱元璋怕元朝所留于凉州的大量回回与其串通生事，一次就遣归撒马儿罕千二百人 。永乐三年帖木儿与完者秃合谋率二十万大军东征。朱棣闻讯令甘肃总兵官宋晟“练士马，谨斥堠，计粮储，预为之备” 。第二年，帖木儿死于东征途中，一场大战才得以避免。帖木儿帝国陷入分裂之中，力量迅速衰落。其孙哈烈嗣王，与明朝通好。朱棣遣使往祭故王，赐新王及部落银币。其后“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 。这实际上又是一次与故元残余势力的斗争。
明朝永乐时期对西域有着有效的管辖权和广泛的影响力。部族头目对朝廷很忠诚。永乐八年五月丁亥，肃州卫寄居回回哈剌马牙叛，杀守御都指挥刘秉谦等，踞城，遣人结赤斤沙州哈密为应援。赤斤蒙古塔力尼说：“尔受大明皇帝厚恩，而忍为不义！我辈得安居，农具种子皆官给，又为之疏水道溉田，我食其利。恩德如此，我不能报，而从尔为逆耶！今伺尔出城，必邀杀尔以报国家。” 永乐三年，哈密忠顺王为鞑靼可汗鬼力赤毒死，别失八里则讨鬼力赤之罪 。对于各部族之间的纠纷，朝廷也往往出面干涉。永乐五年，沙迷查干使节来言：“撒马儿罕本其先世故地，请以兵复之。”朱棣劝他“宜审度而举事，慎勿轻动以取危辱” 。永乐十四年三月，别失八里与哈烈有隙，各蓄争斗之志，朱棣赐玺书谕纳黑失只罕并哈烈，“俾各释怨睦邻，保其民人，以享太平之福” 。因而，“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 。
洪武时期，故元势力尚残留于西域，诸土酋每有叛掠。朱元璋往往施之以兵威。永乐时期故元在西域的残余势力不多了，朱棣主要使用劝说、安抚的办法平息西域的叛乱，不轻易用兵。永乐十一年，老的罕叛入赤斤蒙古，且为边患。朱棣命杨荣赴陕西与丰城侯李彬议进兵方略。杨荣还言：“出嘉峪关，千里险厄，乏水草，饷道弗能通，又冱寒，士马疲瘠，不可辄用兵罢中国。彼小丑当自来归。”朱棣从其言 。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在与西域的和平往还中，朱棣也有较其父高明之处。朱元璋曾遣使谕别失八里曰：“受天命为天下大君者，上奉天道，一视同仁，使巨细诸国，殊方异类之民，咸跻乎仁寿。而友邦远国，顺天事大，以保国安民……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
朱元璋认为“西方回回商人入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由是尔诸国商人获厚利，疆场无忧。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 。这种片面的傲慢的态度，远不如朱棣的“以不治治夷狄”，“但有来者，推诚待之”。朱元璋听说西域产一马甚异，就派使者索取。其酋长靳惜，不得已，乃阴伤其足来献 。图小利以失人心，不足效法。朱棣则强调“怀柔远人，厚往薄来”，优给赏赐，隆礼过之，虽然浪费不赀，但颇收笼络人心之效。永乐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结牙思进玉碗。朱棣不受，命礼部赐钞遣回，谓尚书郑赐说，“此物今府库有之，但朕自不用”。“虏贪而谲，朕受之，必应厚赉之。将有奇异于此者，继踵而至矣，何益国事哉” 。朱棣并非轻视玉碗，也不是吝惜赏赐。他能从国家利益着眼，是值得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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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海、西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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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青海、西藏地区的经营与管理
“自庄浪而南三百余里为西宁，古湟中也。自凉州西北二百余里为镇番，古姑臧也。夫以一线之路，孤悬几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经制长策，自古为难” 。为了保持明朝与西域的正常通道，必须把守好镇番、西宁这个门户。
西宁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众“番族”“聚族”聚居，明人均称西番。洪武四年设河州卫，同年置洮州、岷州军民千户所，十一年立岷州卫，十二年立洮州卫。洪武六年立西宁卫。朱元璋说，“洮州西番门户，筑城戍守，扼其咽喉”。“西控番戎、东蔽湟、陇，汉唐以来备边要地”，“弃之不守”，“岂良策哉”。明代西番还包括西藏地区。明朝在这些地区设立了朵甘都司和乌斯藏都司，以加强控制管理。
在政治招谕和军事征服之外，朱元璋父子还利用贸易和宗教作为手段进行笼络。贸易已详前文，此谈宗教。明朝法律对僧道限制甚严，民间不准私行剃度为僧，僧人需进行通经考试。但对于番僧优礼隆厚，实欲借其力以稳定“番族”。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剌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阴助王化” 。
朱棣即位后，曾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赴西藏，番僧哈立麻也来到京师朝贡，朱棣派驸马都尉前往迎接。朱棣对番僧的优礼，无以复加。“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喇嘛、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之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土官辐京师” 。朱棣甚至称昆泽思巴、哈立麻为“尚师”，即“上师”，后又封他为“大宝法王”，给以极高的荣誉，赐予甚厚，所费不惜。后来番僧相继来朝，昆泽思巴被封为“大乘法王”，黄教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被封为“西天佛子”。许多来朝贡的番僧长期住在京师。陆容说：“盖西番之俗，一有叛乱仇杀，一时未能遥制，彼以其法戒谕之，则磨金恬剑，顶经说誓，守信惟谨。盖以驭夷之机在此，故供给虽云过侈，然不烦兵甲刍粮之费，而阴屈群丑，所得多矣。”其策略是成功的，虽非创见，却开有清一代利用宗教笼络少数民族的先河。
《明史》说：“迨成祖益封法王及大国师、西天佛子等，俾转相化导以公尊中国。以故西陲宴然，终明无番寇之患。”
同时，西番诸族不论大小皆许入贡，“西番之势益分，其力益弱，西陲之患亦益寡” 。
这样，朱元璋父子用军事征讨、宗教笼络、入贡给赏等各种手段控制了西宁地区，从而保护了河西走廊并防止了蒙古势力南下西藏。明朝在整个西域的控制加强和巩固了，不仅阻止了鞑靼、瓦剌向西域渗透的可能，明朝反得以西域之地扼制之。比如，帖木儿汗勾结元裔完者秃(本雅失里)图谋东进时，朝廷便得以及时了解，并有所准备。
经营东北、经营西域的活动贯穿了朱棣的后半生。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便可以看出朱棣对东北、西北地区的开发控制，不仅仅是以之形成对蒙古势力的包围，而且是为明朝的势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巩固，其实，它是朱棣整个宏图大业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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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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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设贵州
明代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湖广、广东、广西，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苗、瑶、壮、彝、侗、傣，等等。自元朝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管理这些地区，实行了土司制度，任命土人头目，在当地世袭为官，即世官，土官按当地风俗习惯，管理当地的社会生活。土官可能是宣抚司、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的官员，称土司，也可能是府、州、县官，称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用流官，即朝廷可以任意调遣的官，代替土官，叫做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结果是密切了当地与内地的关系，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的管理。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是明朝永乐时期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的最大成绩。
洪武时在贵州地区只设贵州、思州、思南州等宣慰司，并设都指挥使镇守其地。贵州宣慰使隶属于四川，思州、思南宣慰使隶属于湖广，普安、镇宁等州隶属于云南。著名的彝族女首领，水西人奢香，就是贵州宣慰使霭翠的妻子。她曾因不满镇守都督马烨的暴政，到南京向朱元璋马皇后告状。后来马烨被朝廷处死，奢香保证“世世戢诸罗（彝族），令不为乱”。“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使西南一方得以安定。
永乐初年，思州、思南两地宣慰司首领相互仇杀，明成祖朱棣命镇远侯顾成前往平乱。祸乱平定后，明成祖朱棣下令改思州宣慰司为思州府，思南宣慰司为思南府，加强了对当地的行政管理。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明成祖朱棣下令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正式提升为省一级行政机构。贵州布政使司所辖六府、四州、一安抚司、十五卫。到永乐十四年（1416年）又在当地设立了贵州提刑按察司。于是贵州地区的行政管规格和理系统就与内地其他地区一样了。贵州布政使司等行政机构的设置，被称为开设贵州，这一举措大大促进了贵州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安定了西南边疆。
明成祖朱棣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经过他的努力经营，明朝永乐时期的版图，按《明史》说是：
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是溏”尽入版图。
其声教所讫，岁时纳贡，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羁縻者，不在此数。呜呼盛矣！
此时的明朝，大致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虽不及元，但远较清为广大。清朝丢失了包括满族发祥地的外兴安岭以北地区，是尽所周知的事实。
七、严密的防御体系
明朝虽然在鞑靼、瓦剌地区封当地首领为王，设置了一些羁縻卫所，并实施各种政策加强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但由于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的中突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蒙古地区需要内地提供的生活物质，甚至不惜以抢掠手段获取，所以鞑靼、瓦剌经常对内地进行侵扰。明朝在对其怀柔抚绥的同时，不能不加紧防御。“选任名将，总率兵马，修饬边备以待之。自辽海至于两鄙，要害之处，皆有其人焉” ，所谓“列镇控制四夷” 。号称“九边”的北方重镇，永乐时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皆已驻有重兵。总兵官领兵戍守，营堡墩台，分其缓急量设兵马，平时走阵、哨探、守■、焚荒，皆其职。敌“即不欲犯我境土，非以贪戾而务广大也。卫边地而死民死”，“日戒修军政” 。其时“边政严明”，诸官军“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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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关坚堡，且耕且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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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关坚堡，且耕且战
朱元璋很注意北部地区的军事工事的建设，洪武时关隘烽堠遍布边境，“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 用以“限隔内外”，“詟服胡虏，抚辑边氓” 。
永乐以后，由于大宁都司的内迁，宣府等地成为冲要，后来迁都北京，靠近边境，朱棣更重视北部边防工事的建设。其主要设施有屯堡、壕堑、墩台。
据《山西通志》载：
土堡相度地宜，依山据险而为之，各堡积矢石备器械，官有廨宇，士有营舍，而仓廒草场咸备焉。语曰，百人之堡，千人不能攻，其势便也。
堑窖多凿于近垣，以阻侵轶，凿地横垣曰堑，间凿间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盖城堡所以能御患者，以有堑窖为恃也。
烽墩多设于边境，以时侦望……相地形高耸足以眺远者，筑立墩台，设军戍守。一旦有警，昼则鸣炮，夜则烽火，庶警报易以飞传，兵马便于召集。
永乐时期所修大体类此。
水乐二年十二月庚午，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奏，修筑宣府诸处屯堡成。先有敕谕亨等于宣府、万全、怀安诸处简军马，坚垒壁，谨烽堠，慎防御之务。每数堡择一堡为高城深壕，城多置门，其中开井积水，以聚数堡之人马辎重粮饷。昼夜了望，寇至夜则举火，昼则举炮为信。以军士坚守之，附近屯堡军亦皆移入其中。亨等经营规划，至是始备云。
朱棣还屡次下令加以督促：
永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屯堡务要壕堑坚深，日夜遣人望高哨瞭，不可顷刻少怠，钦此。
永乐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各处城池，务要十分整理得坚，屯堡务要修理得停当，摆布如法，便如一座城一般。朕将亲来巡视，钦此。
永乐二十年十月初八，但是沿边及各难守屯堡，即将人口头匹，尽数收拾入坚固屯堡内居住，务在坚壁清野，使寇无所得，必然就擒。钦此。
据《译语》说：“虏好野掠，不攻城(以攻城旷日费力也)，间攻堡寨。人果死守，则亦弃去。”“尝有畏死退缩者，贼入则无唯类” 。因此，屯堡的坚固，对保护沿边军民不遭侵扰有相当作用。
宣府以外，宁夏、甘肃、大同、辽东等沿边要地都有屯堡设置。永乐十二年朱棣曾命行在兵部、都察院遣官按视各处屯堡建设的情况 。朱棣还规定了屯堡的规制：
“上命边将置屯堡为守备计。每小屯五七所或四五所，择近便地筑一大堡，环以土城，高七八尺或一二丈，城八门。周以壕堑，阔一丈或四五尺，深与阔等聚各屯粮刍于内。其小屯量存逐日所用粮食，有警即人畜尽入大堡，并力固守” 。
沿边还修筑了许多城池、石垣、壕堑。永乐七年六月，朱棣对后军都督同知曹隆等说：“国家置边军镇守，所恃城池为固。须高城深池，日夜警备，苦城池坚定，巡逻不怠，猝有缓急，可以战守随宜。”永乐十年八月，又命边将在长安岭、野胡岭及兴和迤西至洗马林“凡关外险要之地，皆崇石垣，深壕堑，以防虏寇” 。永乐十三年三月大同镇守左都督朱荣言：“边卫城池，当边境冲要。其忙牛岭、兔毛河、赤山、榆杨口、东胜诸处城垣低薄、无壕堑，宜急修筑。从之。”永乐十一年二月，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曰：“前尝令边将于诸屯择一屯多有水草处，深作壕堑，开井积水，凡邻近各屯行李刍粮孳畜皆置于内。有警则诸屯相与协力拒守。尔独不遵。尔别有良策否？即有缓急，不致误事否？宜深计之，毋贻后悔。”
烟墩之设有定制：
“永乐十一年令筑烟墩，高五丈有奇，四围城高一丈五尺，外开壕堑，钓桥门道。上置水柜。暖月盛水，寒月盛冰，墩置官军守了，以绳梯上下”。
朱棣曾多次下令各处建筑烟墩。这样城堡、墩台、壕堑遍布北方边境，东起辽东，经宣府、大同、宁夏、甘肃，直至嘉峪关，各种军事设施连绵不绝。正德年间，礼部郎中都穆西出使宁夏，尚得见永乐初何福所筑城 ，甚至河州、洮州、岷州诸卫，也有边墙隘门等设施 。
1980年，笔者曾实地考察从宣化到大同一带的烟墩城堡。从宣化往西，过柴沟堡，沿洋河西岸，冈峦起伏。冈脊之上，烟墩相望，延绵不绝。偶尔在河岸也可以见到城堡。如柴沟堡西有一废弃的古城堡，城墙大体完好，呈正方形，每边约一百米，夯土筑成，访于当地居民，有说是城，有说是堡，当为明朝边军屯驻所用。这种墩台城堡的布置，一直绵延至大同，仍然比比皆是。如大同往西的十里河两岸。往北的御河两岸，往东北方向的南洋河两岸，都是这样。盖河床平旷，沿河是蒙古人人口的天然通道，当然也便是防边瞭敌的冲要之地。以御河两岸为例，从德胜口、宏赐堡往南，河东岸是一道土筑边墙，残存墙高一米或不足一米，阔三、四米，每相隔五六百米有一墩台，随山蜿蜒。河西岸峰峦起伏，每峰峦的至高点都有墩台，弥望无际。
在大同市西十里河北岸观音台东侧，我们具体查看了一座墩台。台为黄土夯筑，台基为正方形，每边约七米，台高残存约十米顶部亦呈正方形，每边约五米。台东北角有土筑阶梯从地面通往台顶。台外四周围以土墙，正方形，每边约二十米。当地居民说，台西在五十年代初还有石砌房子的墙基，房子附近还有石磨，可能是守堡士卒居住生活之用，今皆荡然无存。
当然，这些烟墩城堡并不一定都建于明初，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明朝对北部边防的重视和经营的苦心。
对于通往鞑靼、瓦剌的关口道路则“补其缺，塞其罅”，驻以严兵，“以为外寇之防” 。比如，古北、喜峰二口，是鞑靼瓦剌入寇的必经之路、军事要地。永乐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关口及大关外门，仅通一人一马 。又如：
永乐十二年十月丙戌，塞保安董家庄等十一处山口，深井、李家庄、大箭口三处设烟墩守之 。
同年十二月辛卯，羽林前卫指挥同知朱腾等视山后道路，还言：苏林口二十六处，旧有官军守备，其黄石崖、庄窠涧二处并新视山口九处，俱合置守备。又言：守口军旧止五六人，今宜增为十人。从之 。
十三年正月丙午，塞居庸关以北潭峪等处山口，每口戍卒十人守之 。十月乙亥，塞关外宴磨峪等隘口一十六处，每处以军士十人守之 。
十四年九月壬寅，保安卫指挥司奏，所辖境内诸隘口，可通车骑者三……皆已设烽堠分兵守之，樵牧小径八……悉已塞之。其纸坊沟等处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会议可通车骑者用百户一员领甲士二十人守备，樵牧小径宜用甲士十人。从之 。
可见朱棣十分注意对关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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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关坚堡，且耕且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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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口的管理，更是严格。出入关口者须凭勘合，检验无伪方许放行。永乐七年四月丙戌，命编置紫荆、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关口出关勘合，以防诈伪。每关一百道，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为号。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在兵部皆用印钤记，而各置底簿。以兵部底薄并勘合送内府，都督府底簿付各关口。公差出关者，必得内府勘合为验乃出。无者，从守关官执奏 。
为了防止诈伪，守边军队的调动也以勘合为凭。永乐七年五月辛卯，置边城调军勘合。“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乃以勇敢锋锐神奇精壮强毅克胜英雄威猛十六字编为勘合，共百号。底簿比号簿各一。底簿及勘合留内府，比号簿付边将掌之。遇有制敕调遣军马，须凭勘合比号相同，方许奏行。如有制敕，而无勘合，有勘合而比号不同者，皆为诈伪。于是给甘肃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大同江阴侯吴高、宁夏宁阳伯陈懋、宣府武城侯王聪比对勘合簿各一” 。永乐十一年九月丙申，“敕镇守辽东都督刘江等曰，立边防以严内外，先王之制不可不谨。自今非有御宝文书不许出塞。虽传朕言，而无御宝文书者，皆不许。其境内商旅及公干有验者听” 。
明朝禁止军民官员与外人私相往来，所谓“人臣无外交”，虽宗室亲王封疆大吏也不例外。既为防止“人臣”造成内患，更防止其勾结敌人泄漏军务引起外患。永乐五年四月戊戌，“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曰：“朝廷禁约下人私通外夷，不为不严。比年回回来经商者，凉州诸处军士多潜送出境，又有留居别失八里、哈剌火州等处，泄漏边务者。此边将之不严也。已别遣监察御史覈治，自今宜严禁约’。”同年八月庚戌，“敕陕西行都司都指挥陈敬及巡按监察御史曰：‘人臣无外交，古有名戒。我太祖高皇帝申明此禁，最为严切。如胡惟庸私通日本，祸及身家天下后世，晓然知也。今边境犹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潜住卜笼吉儿、沙迷查干诸处，诡称朝使，索取宝物，或于道途窃盗外夷所贡善马，或为商贩图利，此皆边将不谨致然。都指挥为朝廷镇守边境，御史为国家耳目之臣，皆坐视不理，可乎？其悉心廉问防闲，不可纵弛’” 。
对于边将与“外夷”的交往，防禁更严。永乐四年八月庚子，“以辽东镇守保定侯孟善所为非法，降敕切责之曰：‘将之御寇，犹犬之防盗，犬与盗狎，将何用焉，况复坏朝廷之法！姑贷尔罪。如不改过，悔将无及’” 。永乐八年十二月甲寅，“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琥曰：‘尔前奏曲先卫头目有久居沙州令至甘肃者，既至，则当即送朝廷，乃留之不遣何也？礼，臣子无外交。虽为边将，非为警急及受命权宜行事，宜谨守常法，不宜轻易遣人出境……昔中山王守北京十余年，未尝轻遣一人出塞外。当时边圉无事。中山王亦享富贵令名无穷。尔能遵朕训，则边境可安，尔之富贵永远矣’” 。
朝廷常常命令边将派人出境巡逻侦察。比如永乐二年正月辛亥，“命宣府备御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五千人，马千五百匹巡逻迤北” 。永乐三年二月甲申，“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骑兵三千人哨■迤北” 。同年六月庚辰，“遣中官山寿等率骑兵由枪杆岭出云州北行，与武城侯王聪等会兵觇虏兵。各赍一月粮，每三十里置马五匹，以备驰报” 。永乐四年六月戊辰，“敕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曰：‘漠北归人郭大都等至京言，虏俟冬欲南来圆山孳牧，尔宜严固边防。待九月尽，令郭大都为乡导，遣精骑出塞觇之’” 。
沿边驻军，除保护边内人民正常耕作生活外，本身还负担着屯田的任务。足食足兵，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明朝尚未建国时，朱元璋就重视屯田。后来，朱元璋曾对冯胜、傅友德说：“屯田守边，今之良法。与其养兵以困民，孰若使民力耕而自卫”永乐时期，屯田有了新的发展。永乐三年朱棣敕谕说：
朕即位之初，便思量安养的道理，只要使平民丰衣足食，共享大平，常想着太祖高皇帝时，都着他耕种自食，又积赞起余粮防备水旱。百姓免得转输，军士并无饥窘，这个办法甚是两便……因此上著恁每官军，依着定的分数下屯，专委官管领，定立赏罚则例，年终赴京比较。每一都司拨旗军十一名种样田，只是教恁每勤耕力种，攒下粮食，官府起盖仓廪替恁收藏起来。
朱棣称此为“且耕且战”。永乐四年二月丁亥，“敕山西等都指挥司：‘方春时和，边民皆务耕种，虏或乘时侵掠，民不得尽力畎亩，宜严兵以备。寇至则捕击，无事则归屯，慎守疆场，训练士卒，且耕且战，尔其慎之！”永乐九年三月乙酉，“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言：‘山西行都司属卫军士，今或全卫，或什之七八屯种，故操练者少。请留其半操练，以备不虞。’上谕兵部臣曰：‘守备固不可单弱。若兵食不足，亦难兴守。宜视其地险夷，制多寡之数。阳和留什之四，天城、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余悉令屯种。且耕且守，以为定制’” 。屯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军粮供给，减轻了军民■运的负担。关于永乐时期的屯田，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军屯》中有很深入的研究，本文就不需赘言了。
杨荣诗句：“关塞有兵严号令，屯营无事乐耕耘” ，“猛士防边严警柝，行人驻马听泉声” 。正是永乐时期边关情况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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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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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徒边民，烧荒防秋
内迁边境蒙汉居民，是明初防止北元以及后来鞑靼、瓦剌侵扰的重要措施。洪武初，明军北上，长城内外蒙汉居民大批降附。其时故元政权退居塞外，时窥中原，如何处置边境降民，关系到明政权的巩固。洪武四年，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奏：“山后顺宁等州之民，密迩虏境，虽已招集来归，未见安土乐生。恐其久而离散，已令都指挥使潘敬、左传、高显徙顺宁、宜兴州沿边之民，皆入北平州县屯戍，仍以其旧部将校抚绥安辑之。”明人尹耕说：“元主虽奔，遗孽数出没，且斥堠未立，保聚为难”，因而“部徙吏民于内郡” 。明军初定天下，无力控制边外之民，又要防止其为北元所乘，徙民亦是不得已之举。从洪武四年起，陆续将边地居民大量迁往内地。四年六月，“徙北京后之民”，又徙“沙漠移民”；六年八月徙朔州之民；九月徙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腾、豆州、云内等州县民；十一月徙绥德、庆阳之民 。
起初，朱元璋主张对归附的蒙汉等人民就地安置，他说：“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就归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然而，“遗胡残虏遍郊原，已去而复来，既离复合”，归附者与未附者错纵居住，朱元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多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对逆命者，用兵剿除，“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 。
朱棣承认了边民内徙的现状，有鞑靼归附者也往往迁之而南。比如，永乐七年九月庚午朔，朱棣命令甘肃总兵官何福说：“鞑靼伯克帖木儿等部属至甘肃，且勿给田土，俱令来北京扈从，渐渐移之南行，散处于便宜畜牧之处。”
元人北撤和边民内徙，在长城附近造成了大片的空旷地区，长城以北更甚。同时，由于当地居民罕少，宣府、辽东、甘肃等地不设郡县，而是“遣将择兵镇之”，“捍外卫内” ，统以卫所。所谓“旧郡邑守宰尽罢，其戍居兵卒，武吏驭之” ，以数百万军民付之武弁，无人“抚循其疾苦，保护其妻孥” 。这对于北方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巩固是不利的。明人认为，边地诸镇不设宰守“亦一时权宜”，“文皇乘三驾馀威，图复郡邑旧制，而鼎成之亟，渊虑未纾” 。从洪武末年就已考虑在边地充实民户了。洪武二十六年，置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右卫、怀安卫，“民户不足，调山西诸处馀丁实之”。永乐十二年礼部尚书赵羾来宣府辑迁民，“羾至，披荆斩棘，布约束，分田立市，甚劳悴云” 。永乐二年立保安州，十二年立隆庆(今延庆)州，“至是始迁民实之” 。但这种工作做得太少了，永乐时期新立者唯保安、隆庆二州，开平一卫而已。远不能弥补以前大规模迁徙造成的空旷。以当时的国力而言，恢复迁地郡邑建制并移民实之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然而朱棣所重的是虚华的武功，于此未甚用力。相反，由于大宁都司及各卫所的内徙，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部分卫所的内徙以及兴和的废弃 ，反倒加重了长城以北地区空旷荒凉的局面。终永乐之世以及后来这种局面并未改变甚至有所发展。曾任明兵部职方郎中的陆容(1436～1494)说：“居庸关以外抵宣，驿递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盖其地无府州县故也。”朱元璋的内徙是为了御外，朱棣的内徙是为了防内，尽管都满足了一时的形势需要，但却留下了长久的遗患，其不利于北方地区的开发和边疆的巩固是显然的。
为了防止为北元——鞑靼侵扰者所乘，明朝还限制军民到边界之外去耕牧，“故事，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 。这样，许多耕地草场，只好荒废。不仅如此，自永乐时期起，边外野草也不容其生长，每值秋冬，出塞烧荒，使鞑靼人不得近边放牧，以减少引起事端的机会。“太宗皇帝建都北京，镇压北虏，乘冬遣将出塞烧荒了哨” 。
永乐五年十二月癸己，敕镇守大同江阴侯吴高曰：“尔奏缘边草盛，欲焚之，最当。第虑旁近未知，或生疑怪，且巡徼军马，仓卒难避，屯堡房舍，将有所损。须预报之使备。”
这当是烧荒之始。后来则逐渐形成定制：
焚荒，每年冬十月初间，以草枯为始，本镇统领宫军出境焚烧野草，使鞑贼不能南牧。
每岁冬，镇守总兵会同赞理军务都御史，奉敕移文各路副总参游守备备御提调守堡等，尊照会行日期，各统所部军马出境，量地广狭，或分三路五路，首尾相应而行，预定夜不收分投哨探，放火烧沿边野草尽绝……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贼闻兵马出境皆远遁，绝无踪迹。
本来，蒙古族建立了大元帝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曾经一度出现了经济繁荣的局面，所谓“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 。但是由于明朝与北元政权之间的长期战争，由于蒙古族居民的北撤，靠近长城地区居民的南徙，以及限制缘边耕牧，秋冬烧荒等等措施，使这些地区变得一片荒凉：
永乐八年北征，次凌霄峰，登绝顶，望漠北，(朱棣)顾学士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
开平，旧有元之斡耳朵，犹华言宫殿也。今则荒台断础，零落于凄风澹月之间。
沙漠旷荡，马力未穷，惟近塞则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废寺。如沿河十八屯者，其兵墟尚历历可数。极北则地平如掌，黄沙白草，弥望无垠。
出得胜口，……过抚州，惟荒城然。北入昌州，居民仅百家。
迁民、烧荒、限制耕牧，使蒙古人不得近边放牧，可能减少了一些事端。但大片的沃土草滩任其荒废，是对生产力的一种破坏，不利于边境地区的经济开发，固然不能资敌，但也不能资己之军国之用。从长远观点看，这种做法是失策的。另外，当明军出塞征讨时，既无耳目向导，也无居民协助。大军粮饷，徒靠内地人民驮角馈运，行动是很不方便的。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丘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廓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军，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朱棣即位后，数次北征，迄无成功，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由于蒙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由于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如果说永乐以前蒙古人尚有恢复中原的能力和企图的话，那么永乐以后，他们的南下主要是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定期的抢掠成了他们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明朝的防守也带上了季节性的规律。每当“首春气和，坚冰渐薄，塞草将萌，胡马瘦而弓驰”，蒙古族人多在草原经营牧畜，明军则得以喘息：“解甲以候熏风，整雕鞍以待秋至。”秋天到来，百草结籽，马肥弓劲，正是蒙古入掠之时，此时明军则“控弦执矢，观衅而动”。这就是所谓“防秋” 。秋天正值内地收获，蒙古人多于此时南下因粮，但这时“农人收获，壁不可坚；禾稼棲亩，野不可清。虏或因粮于我遂深入，而秋高马肥，恒凭强以逞”。因而“防秋之兵，远地调集，主客相参，步军受陴，马军列营，视四时独加严焉” 。朱棣以及后来的君臣，在北部边防问题上尽管处心积虑，但似乎没找到问题的根源。问题在于，只要上述经济形势不改变，明朝的所谓“边患”就不能解除。朱棣的频年征讨，更加重了草原地区与中原的隔绝局面，想要制驭蒙古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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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拒，去则不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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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到“逆命必歼”的政策转变
虽然，在朱元璋的怀柔政策下，有不少蒙古官民归顺了明朝，甚至在官僚队伍中有鞑官，军队中有鞑军；虽然由于明军的打击，由于蒙古内部的纷争，蒙古势力有所削弱，但从整体上说，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并未正式置于明朝的统治之下。明人说：“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对于不肯归顺的蒙古势力是不会置之不问的。但是，朱棣即位之初，百废待举，而处于纷争中的蒙古各部，一时也还难以给明朝构成威胁，因而，朱棣对蒙古的政策在永乐初期是以怀柔为主，以防守为主，即所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凡来归附的，均以礼接纳，不愿归或归而复叛者，也不强求。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十二月“有边地降虜叛去者，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请举兵追之”。朱棣说，“但今朝廷大体，当以诚待之。春秋驭夷之道，来者不拒，去则不追。盖彼之来，既无益于我，则其去也亦何足置意！况其同类颇众，其间必有相与为亲戚者，今若以兵讨叛，其未叛者亦将置疑。不若姑听其去，但严兵备、固疆圉，养威观衅，顺天行事。如造次轻举，后悔无及。”
对于边外用兵，朱棣还举汉武帝以为戒。他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以事夷狄，汉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当时虽得善马，岂足偿中国万一之费？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但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罢弊生民。”
可见，这时朱棣对于边外用兵十分谨慎，他的这种决策，显然受到实力的制约。
既然一时还不能臣服鞑靼、瓦剌诸部，那么，只有先求与之通好。朱棣一即位便遣使赴和林敕谕诸部酋长。永乐元年(1403年)蒙古诸部推奉鬼力赤为可汗。朱棣又遣使致意，谕之曰：“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赍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这位鬼力赤可汗，对于已经分裂的蒙古，并不能做到实际的控制，特别是无法控制西部蒙古的瓦剌部。朱棣承认鬼力赤在全蒙古的统治权，也是限于力量无法向北伸延。但朱棣并不是不想对蒙古进行控制，他在永乐二年便向瓦剌等地派出使节，争取不战而屈之。其谕瓦剌头目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及和林等处头目说：“朕承天命，主宰生民，惟体天心为治，海内海外，一视同仁。今天下底定，四方万国无不来廷，皆已厚加抚绥，劝忻感戴。惟迤北诸部犹观望进退，出没边境，未有归诚。今遣指挥完者先那海、百户亦剌思等往谕朕意。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尔其遣人往来相好，朕即授以官赏，今还本地射猎畜牧，安生乐业，永享太平之福。”
我们对比永乐元年和永乐二年的两通敕书，便会发现其中的矛盾。朱棣既然承认鬼力赤为蒙古可汗，要求通好，便不该再遣使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望其归诚；反之，要求瓦剌头目及和林等处头目归诚明廷，便是对其可汗的不友好。朱棣推行如此矛盾的政策，正反映了他的尴尬处境与矛盾心态。他希望统治全蒙古，做个主宰华夷的君主，但没有力量；他遣使蒙古可汗鬼力赤要求通好，但不真诚，因为他有臣服蒙古之心。这种矛盾的政策使他无法处理好与鬼力赤的关系，鬼力赤等人对朱棣的心计看得一清二楚。另外，可以断定，朱棣一旦认为自己的力量强大到足以臣服蒙古，便会抛弃这种矛盾的政策。
朱棣一再遣使鬼力赤，但鬼力赤非但无所表示，反而一再传言鬼力赤有寇边的意图。朱棣对此十分警觉。永乐三年五月庚申，鞑靼头目察罕达鲁花遣人归附明朝，使人言，鬼力赤见在卜鲁屯之地。朱棣联想到不久前山西地方曾报告说云内及天城小尖山有火，因而料定“此必鬼力赤遣人觇我边也”。他敕谕迤北巡哨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曰：“尔等可遣精骄密侦其动静，若来寇开平，即设伏出奇击之。” 朱棣一再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蒙古的动静，并令缘边兵马加紧备御。永乐四年二月丙子，朱棣以书谕赵王朱高燧：“小旗孙成自虏中逸归，见鬼力赤阿鲁台也孙台向东南行。其来寇掠边境，亦未可知。尔速遣人驰报武安侯郑亨等，令坚壁清野以待。自黑峪、车坊至鱼台领隘口，可塞者塞之，不可塞则凿深壕以断其路，仍督兵屯田，且守且耕，寇来则相机用事。尔居守北京，一切边务皆当究心。”他同时还谕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率将士往兴和同武安侯郑亨备御，敕谕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训练士马，坚固城池以俟，无为虏所乘” 。
永乐四年三月辛丑，朱棣派遣指挥哈先、千户火儿忽答恍惚儿阿忽来赍书再谕鞑靼可汗鬼力赤，其口气已较前大为强硬。
联嗣天位抚天下，体天心以为治，惟欲万方有生之众咸得其所。今海内海外万国之人番已臣顺，安享太平。尝遣使致书可汗，谓宜通好往来，安为一家，而可汗不晤，拘我使臣掠我边境，自阻声教之外。夫天之所兴，孰能达之；天之所废，孰能举之？昔者天命宋主天下，历十馀世，天厌其德，命元世祖皇帝代之。元数世之后，天又厌之，命我太祖皇帝君主天下。此皆天命，岂人力之所能也！不然，元之后世自爱猷识里达剌北徙以来至今，可汗更七主矣，土地人民曾有增益毫末者否？古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况而之众甲胄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今数十年矣。是皆何罪也哉！可汗聪明特达，宜敬天命，恤民穷，还前所遣使者及掠去边境之人，相与和好，且用宁息尔众，同享大平之福，顾不伟哉！若果负倔犟之性，天命之穷有所不顾，必欲以兵一较胜负，朕亦不得独已。中国士马精强，长驱迅扫之势，恐非可汗能支也。可汗其审度而行之。文绮二表里往致朕意。
永乐五年十月壬辰，朱棣再次致书谕鬼力赤：“前遣使致书可汗，本朝通好，共享太平乃拘留信臣不报，今再遣百户早花等审求其故。祸福之机，天有显道，惟可汗省之。”然此次致书仍不获报。
这时，蒙古鞑靼、瓦剌之间攻杀不已。可汗鬼力赤实际在鞑靼头目阿鲁台的控制之下，被当作号召蒙古各部的工具。但因鬼力赤“非元种”。“其臣不肯下” 。
与此同时，元裔本雅失里的势力却在兴起。本雅失里又名完者秃，流亡于帖木儿帝国，居撒马儿罕之地。蒙古兀良哈部来朝者向明廷报告说本雅失里欲率其卒合别失八里之众南掠。虽然别失八里远在西北，且据说本雅失里部属不过百人，但以其元裔的身份，必有相当的号召力，朱棣绝不能掉以轻心 。又有消息说蒙古将遣人“迎立之”。于是，他于永乐六年正月甲子派遣太监王安往别失八里，潜察其所向，同时敕令甘肃总兵官何福等遣人往哈密以买马为名而觇本雅失里动静。三月辛酉，朱棣又遣使赍书谕本雅失里，劝其勿做非份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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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拒，去则不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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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胪寺丞刘帖木儿不花等回，知尔自撒马儿罕脱身居别失八里，今鬼力赤等迎尔北行。以朕计之，鬼力赤与也孙台文结肺腑之亲，相依为固，今未必能■亲就疏矣，况乎握重兵！虽或其下有附尔者，亦安敢与之异志？今尔与鬼力赤势不两立矣！夫元运既讫，自顺帝之后传爱由识里达腊至坤帖木儿，六辈相代瞬息之间，且未闻一人遂善终者。此亦可以验天道。然则，尔之保身诚不易也。去就之道正宜详察善处。古之有天下者，皆于前代帝王子孙封以爵土，俾承宗祀，如周封舜之后胡公满于陈，封夏之后东楼公于杞，封商之后箕子于朝鲜，微子于宋。汉唐宋亦皆封前代之后。我皇考太祖高皇帝于元氏子孙存恤保金尤所加厚，有来归者皆令北还，如遣妥古思帖木儿还，后为可汗统率其众，承其宗祀，此南北之人所共知也。今朕之心即皇考与前古帝王之心，尔元氏宗嫡，当奉世祀，吉凶二途，宜审思之。如能幡然来归，加以封爵，厚以赐赍。俾于近塞择善地以居，惟尔所欲。若为下人所惑，图拥立之虚名，虽祸机在前有不暇顾，亦惟尔所欲。朕爱人之诚同于皦日，今再遣刘帖木儿不花等谕意，并赐织金文绮衣二袭，彩币四端，尔其审之。
朱棣的一纸诏书自然没能阻止本雅失里东来，权位的诱惑力是至为强大的。但有一点则被朱棣说中了，鬼力赤必与本雅失里势不两立，而首先受害的竟是鬼力赤。永乐六年十二月，传来蒙古迎立本雅失里戕杀鬼力赤的消息。鬼力赤的被戕杀，也许不都因为他“非元种”，有传说“鬼力赤欲归附而未决”是否与其被戕杀有关，亦未可知。
本雅失里雄心勃勃，甚至要恢复大元帝国。朱棣被迫接受了本雅失里被立为可汗这一现实。永乐七年三月，朱棣派都指挥金塔卜歹和给事中郭骥出使鞑靼，郭骥曾出使帖木儿汗国很可能与本雅失里相识 ，朱棣在信中说：
边将得尔部下完者贴木儿等二十二人来，其言众已推立尔为可汗，尔欲遣使南来通好，朕心甚喜。今遣都指挥金塔卜歹、给事中郭骥等赍书谕意。可汗诚能上顺天心，下察人事，使命往来，相与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沙漠，彼此永远相安於无事，岂不美哉！彩币大表里用致朕意，完者帖木儿等朕念其有父母妻子，均给赏赐令使臣送归，可体朕至意。
朱棣在诏书中表示无意臣服本雅失里，愿意与其平起平坐。他送还了边将所得之二十二人，对其臣阿鲁台等也都有赐赍，真可以说是至为诚恳了。
然而，事实并不像朱棣信中说的这样简单、美好。朱棣在争取通好本雅失里的同时，仍然在与蒙古瓦剌部频繁联络，朱棣于永乐六年十月丙子接待了瓦剌马哈木等的使节 ，并于七年五月封瓦剌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主。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 ，并给赐印诰。既然称本雅失里为可汗，又相约“可汗主沙漠”，为什么又封其臣马哈本等为王？且本雅失里既为元裔 ，自以乃祖乃兄继承者自居，其志焉得囿于沙漠？本雅失里心中十分清楚朱棣的诚意有多大。他绝不会接受朱棣为他划定的范围的。而且，迎立本雅失里的主要是鞑靼头目，瓦剌与之势不两立，朱棣封瓦剌头目为王，只能会给鞑靼头目带来反感。果然，本雅失里等拒绝了朱棣的要求，永乐七年六月辛未，百户李咬住及鞑靼伯兰等从漠北带来了给事中郭骥被杀的消息。其时，本雅失里阿鲁台为瓦剌所败，居于胪朐河，“欲驱败散之卒，掩袭兀良哈诸卫，遂袭边境”。朱棣无法忍受如此的侮辱，怒曰：“朕以至诚待之，遣使还其部属，乃执杀使臣，欲肆剽掠，敢肆志如是耶？逆命者必歼除之耳！”他决心用武力铲除逆命之寇。
朱棣对蒙古的政策从此发生一大变化，从“去则不追”变为“逆命必杀”。从此，他为歼除“逆命”之寇耗尽了精力，一直到死于北征蒙古的归途。
从表面看来，朱棣是在一再忍让，求和不成才怒而决定用武的，实际上，朱棣对蒙古政策的变化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原因。首先，明朝国内的形势已远非朱棣即位时可比了，政治反抗已经大体平息，社会秩序已经稳定，另外安南的战争从永乐四年开始至永乐五年告一段落，明廷在安南设置了郡县，篡杀逆命的黎季犁、黎苍等已献俘京师。朱棣已经可以腾出力量把目光投向北方。朱棣说“逆命者必歼除之”的话是在永乐七年六月，而在这一年的三月朱棣已经从南京来到北京。难道朱棣此次北行只是为了巡幸他的龙飞之地吗？他是否对在北边用兵早有成算呢，且本和田清先生说：“在这期间，四月，所以派郭骥等出使蒙古，如果不是为了冀求万一侥幸诏抚收效，也只是为了获得出兵的借口。”是肯定朱棣早已有了出兵的决定的，但这方面的证据还不足。然而，我们从朱棣的北巡、营山陵、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以及赦免曾助其靖难的将士及北京人民之罪这些事来看，朱棣确已用更多的精力注意北边的工作，可以说，朱棣用兵蒙古从而使之臣服也是久有酝酿的。
永乐七年七月，朱棣以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鞑靼。八月，丘福败绩胪朐河，全军覆没，《明实录》等书多以为丘福指挥失误，并说丘福辞行时，朱棣曾授以方略，丘福临阵背弃朱棣所嘱云云。这显系为朱棣开脱之辞，明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朱棣的轻敌。朱棣在郭骥被杀以后仅一个月，便命十万之师仓卒远征，准备不足是显然的。当时海内大定，经济已经得到恢复，明军又在安南取得新胜，朱棣方在志得意满之时，又过低估计了鞑靼“残虏”的力量。他的这种情绪，很可能也传染了丘福。清初史学家谈迁说：“本雅失里之初，众心未附，降胡接踵。谓垂败之虏，尺组可缚。故淇公挥剑无前，灭此朝食。迨警尘沸天，捐十万之甲以填胪朐，犹未塞也。嗟呼，蜂虿有毒，况冒顿之馀腥乎，上(朱棣)在潜邸，数出塞北，自后阴山断牧者十馀年。兵有时而变，不得以前事为准也。”朱棣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这次失败是要负责任的。
朱棣志得意满，方欲用“四夷来朝”、“天下一家”来夸耀于国人，然而遣使被杀，命将败绩，“逆命者”仍然逍遥漠北。高傲的大明皇帝无法忍受如此巨大的耻辱，绝不能让潜在的政治反对派在暗中窥笑。为了保住尊严，只有一种选择，亲征，而且必须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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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漠北，三犂虏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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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出漠北，三犂虏庭”
永乐八年二月，朱棣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破本雅失里于斡难河畔，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明军复东向击破阿鲁台于兴安岭。阿鲁台部众溃散，以其家属远遁，明军胜利了。
同年十二月癸巳，鞑靼太师阿鲁台遣平章脱忽歹等向明廷表示归诚，且贡马匹。朱棣并不以其曾经“逆命”便拒之。他命“宴劳之”，且赐彩币袭衣。施又向阿鲁台声称：“朕奉天命，为天下君，惟欲万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来者，皆厚抚之，初无远近彼此之间。”只要不再“逆命”，朱棣仍然乐于接受。然而此次阿鲁台的遣使“来朝”，另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向朱棣告恕，本雅失里西走瓦剌，并带走了传国玉玺。本雅失里既然号称可汗，传国玉玺又是全蒙古统治权力的象徵，本雅失里西去，使得阿鲁台再难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相反，瓦剌的势力则会由于本雅失里和传国玉玺得到加强，鞑靼阿鲁台所争的正是统治全蒙古的宗主权。阿鲁台企图借朱棣之手为他复仇。他甚至声称“元代子孙已绝”，否定本雅失里“元裔”的身份。其意蒙古已无合法的最高统治者了，无论本雅失里还是马哈木等，都无权号令蒙古各部，他又中伤瓦剌说：“瓦剌之人非有诚心归附，彼如诚心归附，当遂献传国之宝矣。”朱棣虽说：“朕未尝重此宝也。”但对本雅失里和瓦剌的“逆命”必然不能置之不顾，阿鲁台用各种方法向朱棣表示亲近。永乐九年六月，他又遣国公忽鲁秃来贡马，十二月遣彻里帖木儿等来贡马。朱棣自然不会亏待，他不仅厚赐来使，给予马值，而且将洪武中俘入中原的阿鲁台的同产兄阿力台及妹送归。
这时，瓦剌的首领也并非坐视鞑靼与明朝的关系向密切发展，他们同样希望借明廷之手打败自己的仇敌。永乐八年，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他们希望明军能将鞑靼势力彻底消灭。永乐九年二月甲辰，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遣使马哈麻等向明廷贡方物，借机挑拨明廷与鞑靼的关系。马哈麻说：“本雅失里阿鲁台败走，此天亡之也。然此寇桀鹜，使复得志，则为害边境。而西北诸国之使不敢南阿，愿早图之。”必欲置本雅失里阿鲁台于死地而后快。为了达到目的，瓦剌尽量向明廷表示恭顺，不断遣使入朝。朱棣自然是“来者不拒，一律给予优礼厚赐”。
但是，鞑靼被明军打败，瓦剌的势力却发展起来。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了本雅失里，立其子答里巴为可汗，从而夺得了“正统”的名号。不过，瓦剌要称霸蒙古还必须除掉鞑靼这一障碍。永乐十年五月，瓦剌马哈木等遣其知院答海儿等随指挥观保来到明廷。他们声称“既灭本雅失里，得其传国玉玺，欲遣使进献”，但是“虑为阿鲁所要，请天兵除之”。来使还恃强向明廷提出了一些要求：“脱脱不花之子，今在中国，请还之。”瓦剌部属伯颜阿吉失里等“多效劳力，请加赏赍”。甚至宣称“瓦剌士马整肃，请军器”等等。 瓦剌同样想用传国玉玺打动朱棣的心，诱使朱棣成为其复仇的工具。虽然朱棣说过“朕未尝重此宝”，但由于玉玺毕竟是故元皇室所系，是与明廷对抗的象征，朱棣也不能有所考虑。朱棣说“此虏骄矣，狐鼠辈不足与较”，但心中的不快是显然的。永乐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顺宁王马哈木等又遣歹都孛罗台等来明廷贡马。这次更是“表词悖慢”，“多所请索”，向明廷提出“甘肃宁夏归附鞑靼多其所亲，请给部属”等许多要求，当时，明廷派赴瓦剌的敕使舍黑撤答等都在马哈木处留而不还，朱棣对瓦剌的骄傲大为不满，“遣其使者归”，并“命中官海童等责敕条责其罪，且曰：‘能悔过谢罪，待尔如初，不然，必举兵讨罪’” 。
与瓦剌相对应的是，鞑靼竭力对明廷表示恭顺。他们指出瓦剌的骄横无理实欲与明廷抗衡。永乐十一年五月庚子，阿鲁台遣撒答失里等向明廷奏报：“马哈木等弑其主，收传国玺，又擅立答里巴为主。请发兵讨之，愿率所部为前锋。”六月己酉，漠北卜颜不花等来朝，又说：“瓦剌马哈木自弑主之后，骄傲无礼，欲与中国抗衡，其遣人来朝，皆非实意，尽所利金帛财物耳。比屡率兵往来塞下，邀遏贡使，致使漠北道阻，宜以兵除之。”据实录记载，明廷文武群臣听到卜颜不花等的奏报后，“皆言马哈木等背恩负德，当举兵诛”。朱棣则说：“人言夷狄豺狼，信不虚矣。伐之固宜，但勤兵于远，非可易言，姑待之。如今秋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未晚。”纵观上述瓦剌的表现与鞑靼来人的奏报，虽可看出瓦剌马哈木等的骄态，可知瓦剌恃强弑主，但对明廷其实没有冒犯，完全看不出非与诛讨的理由。我们怀疑实录所以如此写，实为朱棣以后的轻举兴兵委婉开脱，“今秋若不遣使谢罪，来春以兵讨之”颇带有制造口实的雕凿意味。退一步，即使不是为出兵制造口实，也是中了鞑靼挑拨的伎俩。
朱棣对于恭顺的臣服者是“来者不拒”的。阿鲁台不仅一再遣使贡马，而且还向明廷纳上元朝中书省所授的印信。朱棣于永乐十一年七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诏书中说：“朕恭膺天命，奄有寰区，日照月临之地，罔不顺服。尔阿鲁台，元之遗臣，能顺天道，幡然来归，奉表纳印，愿同内属，爰加恩数，用锡褒扬。特封尔为特进光禄大夫太师和宁王，统为本处军民，世守厥土。其永钦承用光宠命。”不久，和宁王阿鲁台谢恩，又奏举所部头目二千九百六十二人，列其第，请授职事。朱棣分别授予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之职。鞑靼阿鲁台在与瓦剌马哈木等人的争斗中，急欲找到一个靠山，希望借助明廷之力打败对手。朱棣接待鞑靼的来朝，封其为王，则可满足他的虚荣心。鞑靼的最终目的是诱使明廷出兵攻打瓦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永乐十二年阿鲁台遣入奏“瓦剌将奥鲁已渡饮马河，至哈剌莽来，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朱棣决意亲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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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漠北，三犂虏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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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论者多称赞他 “以夷制夷”的妙策，说他认识到鞑靼、瓦剌“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的道理。从上述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关系处理上看，朱棣的妙策是安抚弱者，打击强者，而且坚持“来者不拒，逆命必歼”的原则。
当时的朝廷是宗主，是各部族的保护人。明成祖朱棣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利用他们的矛盾。于是他封马剌马哈木等为王，又封鞑靼阿鲁台为王。别失八里欲袭瓦剌，朱棣则谕令别失八里“敦眭四邻”，在鞑靼声称将要受到瓦剌袭击时，朱棣也从不坐视，甚至决定出兵。如果说，朱棣出兵是为了明朝自身的利益，那么，他对形势的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 。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 。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 。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靮也。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那么，朱棣率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 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 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戎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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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漠北，三犂虏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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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这些都值得仔细分析。先说具体的战功。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比如洪武年间几次北征战果的记载：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家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其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 洪武二十年五月，冯胜征纳哈出，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
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副将军唐胜宗、郭英讨北虏，虏主数十骑遁去，追获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时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籍……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阵，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里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大子，遂下诏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率诸将追之，至斡难河及虏，……本雅失里以七骑遁去，俘获辎重孽畜无算。时阿鲁台东奔，复追至飞云壑……虏众溃败。复以精骑造至长秀川。命都督冀中等尽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复追至回曲津，大破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乃还。至广漠镇渡河。伏兵破其追者，斩获又千余，始班师。
这次北征，是朱棣五次出塞中战果最大的一次。但官书以至于野史，均于战果语焉不详。天子亲征，举国企望，朱棣更欲以此留美名于后世，一出塞便急于勒铭刻石。如果朱棣北征战果可观，一定会详述以夸示天下。不幸的是，北征战果寥寥。模棱的数字，茫然的记载，显系史官有意掩饰之。谈迁说：“上不胜丘福之忿，慷慨临戎，出塞千里。观其走可汗，败太师，所俘斩史不著其数，则卤获亦甚微矣。异时冯胜、蓝玉之功，于卫、霍有加焉。文皇躬秉黄钺，未曾当其百一，故屡驾而未已也。”
还有，在获得这种掳获甚微的胜利之后，明军班师途中曾两次受到鞑靼人的追击，这也说明鞑靼所遭的挫折并不严重，还有还手之力。
明军此次的胜利，说来也有几分侥幸。明军北出，正值鞑靼内部分裂，相互厮杀之后。《实录》载：“本雅失里闻大军出塞，甚恐，欲同阿鲁台西走。阿鲁台不从，众遂乱，互相贼杀。本雅失里已西奔，阿鲁台东奔，余部落亦离散。” 与之相对照，明朝北征的军队则有五十万之多，“大阅时，军阵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戈甲旗旄，辉耀蔽日，铁骑腾跃，钲鼓■震。” 双方形势如此，更加暗淡了明军胜利的光彩。
再有，此役并未将鞑靼阿鲁台制服。永乐九年十二月，阿鲁台确实“遣使来款”了。但是：
阿鲁台遣使纳款，且请得部署女直吐蕃诸部。
阿鲁台归款，请得役属吐番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词，磨其金酒中，饮诸酋长以盟。
这些记载虽然说是“纳款”是“乞”、“请”，但乞请的内容却不一般。当时，女直、吐蕃诸部均向明朝称臣，其官员亦为朝廷所任命。阿鲁台要求部署女直、吐蕃诸部，对明朝无异于蛮横要挟。明朝虽未答应他的要求，但对阿鲁台的无理态度亦无可奈何。另外，前文已述，朱棣北征瓦剌路经鞑靼境内，作为接受朝廷封号的和宁王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见朱棣。这些都说明明廷的武力并未使阿鲁台诚心臣服，阿鲁台有恃无恐。
第二次北征，永乐十二月征瓦剌。
金幼孜：《北征后录》：
六月初七日，次忽兰忽失温，贼首答里巴同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扫境来战……未交锋，火铳窃发，精锐者复奋发向前力战，无不一当百。寇大败，人马死伤者无算，寇皆号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
六月甲辰，驻跸双泉海，即撒里怯儿之地。前锋都督刘江等兵至康哈里孩，遇虏与战，斩虏数十人驰报。
戊申，驻跸忽阑忽失温。是日，虏寇答里巴、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我师……上麾安远侯柳升等发神机铳炮，毙贼数百人，亲率铁骑击之。虏败而却。武安侯郑亨等追击，亨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等率兵攻虏之右。虏不为动。都督朱崇、指挥吕兴等直前薄虏，连发神机铳炮，寇死者无算。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聚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虏首数千级。余众败走。大军乘胜追之，至土剌河，生擒数个人。马哈木、太平等脱身远遁。会日暮未收兵……上曰：“……必尽歼乃已。”皇太孙对曰：“……请不须穷追，宜及时班师。”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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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漠北，三犂虏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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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锡：《皇明世法录》：
六月，至撒里却儿地。马哈木及虏酋太平把秃孛罗等率众逆战，上麾诸将击败之，虏死数百人，追至土剌河，复大败之，杀其酋长十余人。马哈木北遁去，遂班师还。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
六月初，至忽兰忽失温。答里巴等扫境来拒，可三万余人。须臾再战，皆退却，寇大败，人马死伤无算。遁至(土)剌河。后遇寇则击走之。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四：
十二年北征……虏奋来战。上麾安远侯柳升等以神机炮毙贼数百人。上率铁骑乘之，虏败却。武安侯郑亨追击之，中流矢退。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率兵攻其右，不动。丰城侯李彬、都督谭青、马聚攻其左、虏尽死斗，被创，都指挥满都力战死。上遥见之，率铁骑驰击，虏大败，杀其王子十余人，斩首千余级，余众俱走。大军乘胜追击之……盖是时虽胜，所杀伤相当，几危而复攻，班师之令所以急下也。
这一仗，明军以“五十万众” 征讨“扫境”不过“可三万余人”的瓦剌，其势相悬。然而明军打得十分艰苦，双方“杀伤相当”，如果不是“班师之令”“急下”，其胜负将不知何如。但是，明军的班师诏却恬然曰：“兵刃才交，如摧枯朽。” 李时勉所上之《平胡颂》更是张皇其词：“师至撒里却儿之地，虏来迎战，追至土剌河。虏酋悉众来拒，我师奋击，又大败之。狼奔豕骇，错莫失措。弃弓捐矢，号呼奔窜。”但涉及到具体战果，也只得含糊其词：“遂杀其名王以下数十人，斩馘甚众，余虏遁去。” 明军于八月初一日还师至北京，闰九月就有“马哈木欲掠甘肃”的消息 ，亦可证瓦剌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也并未因此役而敛戈。这次征瓦剌与上次征鞑靼同样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不仅如此，这两次北征还使明朝“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内外俱疲” ，损失是巨大的。
第三次北征，永乐二十年征鞑靼。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五十：
八月辛丑，以班师，……颁诏天下……以七月四日师抵阔栾海之北，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遂移兵剿捕其党兀良哈之寇，东行至屈裂儿河，遇寇迎敌，亲率前锋摧败之。抵其巢穴，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获其部落人口，焚其辎重，尽收其孳畜，绥抚降附，即日班师。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四：
上北征阿鲁台，次杀胡原。阿鲁台与家属北遁。大兵尽收其牛羊驼马，焚其辎重。移师征兀良哈。至屈裂河，虏数万驱牛马车辆西奔，陷大泽中，仓猝逆战。上率前锋，中之，斩首数百，追奔至河……寇数百人突而右走，尽获之。又麾兵绕出其左三十余里。神机弩伏林中邀之。寇遂大溃，死伤不可胜计，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穴，斩首数十余，生获其党伯儿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马驼，焚其辎重、兵器，其余党未降者赦之。复追获其男女千余。寻两败其追兵。诸将捣其别部者复大败之，斩首数千级，尽收其人口孳畜。按，是举最为得志，而阿鲁台竟遁去，未伏诛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