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后，明清人纪承了在自号中"求神拜佛"的传统。如明陈洪绶号云门僧、林时雍号常真僧，李贞号大呆和尚、方以智号药地和尚；清金农号小出家庵粥饭僧、释道济号苦瓜和尚又号瞎尊者，许希冲号未了头陀等等，诸如此类，均是些身在"人间"心在"佛"者思想影点的曝光。
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文化渊源参差不一，宗教的影响也强弱有别。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墀尊公主的影响下，信了佛教，自此，佛教迅速散遍世界屋顶这块神秘的土地，并发展演化成为特殊的西藏佛教即喇嘛教。西藏佛教与西藏封建奴隶主相结合，产生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一直延喘到本世纪50年代初和平解放时才寿终正寝。作为文化链条重要一环的人名，以其独特的记录方式，贮存了这段香火鼎盛的高原历史。
解放前，藏胞几乎全民姓教，名字一般都要由活佛、喇嘛来取。佛教诸神、圣者、大师之名，赞颂弘扬佛法的语言等，大多镜像在人名中。如扎西（吉祥）、卓尔嘎（菩萨）、央金（天女）、取品（兴法兴教）等即是如此。
对喇嘛、活佛等德高望重的人，不能直呼其名，须在本名或副名前冠以出生地、官街、学衔等尊称，我们熟悉的达赖、班禅就是尊号，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两个尊号的来历和含义。
1652年，五世达赖入京朝拜清皇。回藏途中，顺治皇帝专派特使，携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的金册金印，封达赖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圣识一切"为汉语，表受封者佛学知识博大精深、无所不知；"瓦齐尔达喇"为梵语，原指金刚菩萨，表意坚强；"达赖"是蒙语，意为大海；"喇嘛"则为藏语，意即"上人"，和尚之谓也。整个称号的大意是：无所不知的坚强的像大海一样伟大的和尚。"班禅额尔德尼"是1713年康熙帝赐封西藏黄教首领五世班禅的封号，大意为：学识高深的珍贵的大学者。
同其它一些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藏胞的重名现象也极为普遍，往往一个村庄、一座寺庙就有十多个同名者。鉴此，藏胞中又出现了人名中的另一子系：浑号，藏语叫"仓芒"即在本名前冠以地名、职业、性别、生理特征等文字。如亚东旺堆、仁布旺堆，此为地域分名；兴索（木匠）强巴、安姆吉（医生）格桑，此为职业别名；巴桑（胖子）甲巴，此为特征异名。
在诸多宗教流派中，中华民族只有道教敢于向佛教提出平分秋色的非分之想。受道教影响，神道之名也偶见书史，但基本上限于字或号中。如唐代李端字药王、名将李靖亦字药王；唐贾岛号浪仙、宋姜尧章号白石道人等，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本章主要谈了宗教对姓名的影响和重构，至于宗教中人的名号，如法号、道号等，则专有一套清规戒律，鉴于前文已有专述，在此也不犯重嫌了。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在西方，在印度，宗教成为文化的中心，尤其西方中世纪是这样，虽然中国有佛教、道教等宗教，但都不占主导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哲学思想。"这一观点，反映在人名中，即可用作国人姓名为何多带强烈的封建礼教色彩而稀少镜像佛道的诠释，我们把这句话为本文作结，正是要大家回味全文，增强印象。
十八 《百家姓》是按贵贱排列的吗——姓名贵贱论
若说姓名也有贵贱之分，恐怕不少人要嗤之以鼻，但事实毕竟不会屈于偏见。姓氏与人名的贵贱之分不仅确实存在，而且源源流长。畸形的封建社会定然有其畸形的产儿，以贵贱论姓名只不过是封建宗法门阀制度的雕虫小技。
姓名贵贱论分名和姓两条来叙述，这里先讲讲姓氏的贵贱渊源。
南宋史学家郑樵有《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之氏。陪其国家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贱也。"
这段话明白地告诉后人姓氏形成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明贵贱"和"别婚姻"，上古三代"贵者有氏"，只有贵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拥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有姓氏的贵族，掌有朝政大权，当时被称为"百姓"，所以那时"百姓"一词，是对有爵禄官职的人的泛称，指百官，与现在的意义恰好相反。即使"百姓"之族，到了周朝也开始有贵贱之分。百姓中最尊贵的一姓为王族姬姓。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政治权力最大，姜、姒、子等姓次之，以后便是掌管手工业技术、管理工程的低级"百姓"。
周朝后期，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上层建筑的波动，姓氏得以从少数人手上分离出来，成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物。许多人渐渐认识到，姓氏只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代表自身与家族的符号，组成姓氏的字不过是单字词，根本不与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和含义发生任何联系。
但是，正如俗话所示：百足之虫，僵而不死。以"明贵贱"为由产生的姓氏，在封建社会这个"等级制度"的温床里不可能睡个安稳觉，就在它刚刚合眼不足百年时，两汉的刘姓皇族就把它从热被窝里搅醒，堂而皇之地把它扶上史辇加以开发利用。他们依"因生以赐姓"旧律，引经据典来论证刘氏的高贵血统和非凡出生，其根据是：《左传》载帝尧唐陶氏之后、晋国大夫士会曾一度出奔秦国，其家族亦居于秦，后士会归晋，留在秦国的家族就改称为"刘氏"，因而刘氏乃帝尧后裔，其血统决定他是要称王称帝的。为了推广他们的"姓氏贵贱说"，刘汉王朝开始将自己的刘姓赐给有功于朝的文臣武卫，让他们与自己一同享受"国姓爷"的伏特；凡刘姓全家皆免其徭役。
刘氏开风气之先，后来者蜂涌而至。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派人到处放风说："王氏"也出于帝尧，坐龙庭非他莫属，如此一打一闹，姓氏的门第贵贱观念深入人心，某人一有名气，人们便自发地为其"寻根问祖"，考察其为某某名门贵族后代。东汉末年，"乱世英雄起四方"，"织席贩履小儿"刘备在政治角逐中成为三鼎之一，于是王朝史官遍查百史，推算出刘玄德乃当今皇帝的长辈，尊为皇叔。后来又嫌"皇叔"之名太虚，干脆做了个实实在在的皇帝。
姓氏高低贵贱之别，经两汉的"沉渣浮起"到魏晋南北朝经长足发展，臻于登峰造极地步。有唐刘禹锡怀古诗《鸟衣梦》为证：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西晋末年，司马睿帝带着大批豪门贵族逃到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些有功之臣多是王、谢、袁、萧四大姓，他们依仗开国之功，掠夺权位，为后代开辟了高贵的门第。此后，四大姓执掌南京政权达两百年，《乌衣巷》中的王谢指的是开国之勋王寻与谢安两大家族，他们世居南京鸟衣巷，常手执尘尾，高谈阔论儒佛之学，吟诗赋词，附庸风雅，享尽荣华富贵。魏晋南北朝时期，"王谢"二姓就成了望族大姓、高门显贵的代称。
两晋以往，北魏时期，定高贵大姓已形成定制。公元495年，孝文帝详定族姓，确立了门阀系列。列鲜卑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为一等士族，"勋著当世，位尽王公"；对汉族则规定："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云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这四姓。"具体说来，茫阳芦氏，清河翟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据说陇西李氏听说魏孝文帝于汉姓中"定四姓为最尊"时，急如星火，策马昼夜兼程赶至洛阳讨封，无奈卢、崔、郑、王四姓已定矣，李氏"姓"落孙山。为抚真心，孝文帝又颁令言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之门第也很高，陇西李氏才悻悻而去，时人因而讽刺陇西李氏为"驰李"。
陇西李氏缘何要飞奔上京讨封呢？因为那时姓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仕宦升迁、婚姻关系等。许多士族大姓凭其家庭出身，可以"平流进取，坐致公限。"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如琅琊临沂王氏，从汉代到南朝陈代，17世数百人为高官，许多人做到丞相、吏部尚书等职，而出身寒门者哪怕你有惊人之才，也只能屈居下位，永世得不了翻身。为此西晋文人左思在《咏史》中愤笔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西汉权贵金日磾和张安世之后代，凭籍祖上荫功竟七世为官，而才翘当代的冯唐由于出身寒门，直至皓发苍颜仍屈居下位，可见姓氏贵贱恶习害人非浅。
对姓氏高低贵贱之分岂止是左思一个不满，同朝大臣诸葛恢也是满肚子火。一次他与丞相王导争论姓氏先后，王导问："为什么世人不说葛王而说王葛呢？"诸葛恢说："这好比说驴马，驴在前，但驴能胜过马吗？"
到了唐朝李世民时，姓氏的等级观念仍未松驰。贞观十二年，吏部尚书高士廉奉命撰写《氏族志》，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定姓氏之高下尊卑，高氏以为李世民开明，竟斗胆定山东崔姓为第一，皇族居次。唐太宗知道后怒发冲冠，大加斥责，钦定皇族之姓为上之上，第一等；外戚之姓为上之中，第二等；崖、郑等大姓为上之下，为第三等。于是形成唐代李、崔、卢、郑、王五大姓，五姓七家，自持族望，耻与他人为婚。这种情况在《西厢记》就有反映。张生一上台就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曾拜礼郭尚书；"崔莺莺出台便声明自己是博陵崔相国之女，老夫人许婚外家侄子郑恒，郑配崔，自然是门当户对，而张君瑞尽管是相当于外交部长高官之后，无奈姓张，并非头等望族，所以恋爱路上困难重重，作者在戏中让"有情人终成眷属，"无疑是对姓氏贵贱与门第高低的一次重型炮击。
姓氏高低之分，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启蒙读物《百家姓》了。此书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为人知的老儒之手。赵乃当朝国姓，理所当然地坐了首位；第二位是强弩射潮的吴越王钱缪之尊姓，钱乃吴越国建立者，尽有两浙十三州之地，于是当了亚军；第三至第八名的，孙李周吴郑王六姓，俱是历妃之姓，帝妃一家，同为皇室，最高贵的前八名，不许他人染指，此书即是按当时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
姓氏贵贱在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最为明显的表现方式，那就是避讳。前文已述，李唐王朝禁止食鲤，朱明王朝禁止食猪，别的姓哪有如此威风？高贵的姓如此显赫，低贱之于皇上赐给恶人，政敌的虺、蛸、蝮等姓，如同脸上刺了金印一样，其命运之惨则自不待言了。姓氏的贵贱区分并非国粹，象印度的"种姓"制度与罗马的贵族专姓制，朝鲜的"制姓氏"只让史仕宦士族略有之"到颁姓于"八路"，无不是明证。其详情与我国大同小异，在此不一一细言。
人名之贵贱意识远不如姓氏流行广泛，只在一些特权阶层或特殊时期斑见于人。当然，从广义上来讲，在中国几千年专制的历史中，每个人分生于贵贱不同的阶层，教养不同，身份有异，文野程度不同，所命的名常常从其本身即能显其贵贱。如穷苦人家，文化程度有限，替子女命名，只好"猪儿、狗儿"地排下去；念书人肠中灌过墨水，多带希贤、居正、子房、曲径的一套；至于奴婢们的名字则多是"来福、来喜、万儿、秋香"之类；王侯将相的命名当然更有讲究，因为名字一旦定下来，天下人都要尊而避讳的。正因为名字本身是贵贱雅俗的标志，所以常有些家业中兴者改名以适应新的身份，如贩私盐出身的张九四、九五、九六，一旦造反称王，也改名为张士诚、士德、士信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生话在哪一阶层，大体都有与之相配的名字。因此广义之姓名贵贱，可以说是非常普通的。
避讳是姓名贵贱的强证。在旧社会，命名颇多限制，鲁大夫 讲过五法六避，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的名字明显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一旦某字词被他们取以为名，便成了他们的专利，你低他一等，为尊者讳的压力按住你的脑门，与他同名就得改，倘有抵触，必遭罪责。封建官僚名字如何作威作福，可想而知。在封建社会，最尊贵的名字当然是国君、圣贤、外戚和勋臣了。他们的名字往往经过史官绞尽脑汁反复考究而来，用尽人间最贵、最美的字词。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辈起名从雍正皇帝胤禛开始，分别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阅、增、祺。这种字辈名，"只有近支宗族，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辈。"又如受汉族人名影响极大的越南，陈朝（1225-1400）帝王世系多以"日"字偏旁或火字偏旁之字为名，即"在天为日，在地为火"，象陈晃、陈
，陈暄，陈旺、陈昊等均是日为偏旁，这些美辞美名一旦被他们选用，别人不仅不能取以为名，而且还要在一切书录口语中加以回避，否则，罪不可恕。笔者在姓名与避讳一章中将有详述。皇族命名不仅选尽之下好辞，而且对一些取以为名后剩下的带有王、霸含义的词也禁止平民使用。《容斋随笔》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老、天、君、王、帝、 圣、皇等为名字。"许多名中含有这些字的都强行改名。所谓"启疆辟疆，王子之名"也，他们吃剩下的，你也不得觊觎。
如果仅禁几个字倒也罢了，偏偏有些国君有了不正常的业余爱好，象汉王莽就禁止所有的两个字的名字，对于低贱无能、判乱投敌者赏赐二字名以示其罚。王的飞横跋扈也太让人忍受不住了，后来果然被人推下台来。不过，二名贱论却没就此罢休，竟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多。
地位仅次于皇族名的是溢号和赐名。"命谥之义，取于尊隆"。谥号是便于人们称呼故者用的，立谥与否又标明了死者的地位。已故皇上的谥号最尊，官僚臣属的谥号远不可与之相比，但比起没能获谥号者则要显贵得多，一般平民百姓绝不可能有此殊荣。至于赐名，则有褒有贬，褒者受宠无比，贬者则贱若三滥。象杨贵妃的哥哥杨钊被唐玄宗赐为杨国忠，沙沱族的朱邪赤心因有功于唐而被赐名为李国昌均是嘉奖式赐名。清雍正皇帝继位后，诏令与他争夺帝位的两个弟弟胤禩、胤瑭（衣旁）分别改名为"阿是那"（满语：狗）和塞思黑（满语：猪），则是惩贬式赐名。
赐佳名是皇帝的特别恩惠，凡经赐名的官僚，那名字等于勋衔，高贵无比，人随名贵，平步青云，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能改斋语录》有云："皇祜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怨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字本来不是严格避讳的，出于御赐，也成了专利品。赐佳名之尊，如此威风；赐恶名之贱，则如坠入十八层地狱，百般煎熬却永无出头之日了。
姓名分贵贱，在宋元时期最为猖獗。清人俞曲园曾引蔡氏家谱注曰："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如今在绍兴，仍残有旧习。如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为四六；夫二十八，妇二十四，合为五十四，生子即名五四或名为六九。明代勋臣、升平王常遇春，曾祖名曰四三，祖重五，交六六；东瓯王汤和，曾祖名曰五一，祖六一，父七一，均以数目为名。
宋时里巷细民，亦喜以数目为名，但多为十数以内。如有南陈田夫周三，鄱阳小民隗六，符离人从四。又有山阳渔者尹二、张四、崔三、郑小五、陈二等，张士诚兄第九四、九五、九六等等。如此测知，宋时同姓名者必定不少。上层仕族，自己有响当的名号，贱民重不重，关他何事呢？封建王朝的专制制度，完全是全心全意为上层服务的呀！
姓名的贵贱如今已成旧迹，抚今思昔，我们真应该多多珍惜自己名字。否则，面对为此奋斗不息的祖宗，我们怎能不感到问心有愧呢？
十九 国外我叫乔治张，国内我叫张乔治——姓名的社会烙印
在东非的吉库尤族中，共有九大姓，都源于女性之名，那里至今还流传着关于这些姓的传说：
创世之初吉库尤族的始祖吉库尤受天帝的恩赐与穆比结婚，生了九个女儿。天帝于是赐予九个男子给九姐妹做丈夫，他们一起繁衍了许多后代，形成了穆比部落。吉库尤和穆比死后，九个女儿分了家，成为九大世系，这些世系的姓都由九姐妹的姓稍加改变而成。在这些世系中，女人的权力至高无上，可以"娶"很多丈夫，所生子女全部继承母亲的姓，但到后来，男人们终于忍不住了，于是群起反抗，使整个部落由母权制转化为父权制，穆比部落的名称也改成了吉库尤部落，只是九大姓因遭全体女性公民的强烈抵抗，才保留至今，成为吉库尤族最大的九个姓。
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吉库尤族人名系统与社会发展的亲缘关系。
社会生活是文化的源泉，正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文化宝库不断添砖加瓦才构筑起矗立于各民族之林的文化广厦。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人名系统，其形式、结构不仅影映着民族文化的深层内涵，显示着文化交融、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人们内心的各种情感、心理，而且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生活的烙印，受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
人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量表，从人名系统的社会烙印上，我们可以窥见社会发展形态，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文化观念演变的轨迹。本文将从人们群体取名的社会烙印和个体取名的社会烙印两方面来分析社会发展对人名的影响。
A 群体烙印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同民族都大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从不同民族的人名系统的演变所对应的社会形态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些类同性。
在原始社会，人类先后经历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时期。人类文明之初，女性在社会上坐了近万年的首席，这种社会形态在姓名系统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如我国最早的姓氏大多都是从女而成，连"姓"本身的释义都为"从女而生"。如姬、姜、妫、姒等，这说明我们的祖先经历过母权社会的。
国外的人名系统经历了与汉名同样的社会变迁。本文开头讲的吉库尤族姓名即是如此。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曾说过："如果询问一个吕西亚人的名字，他便将他自己的名字，他母亲的名字，以及女系祖先的名字一一回答出来。"这也说明吕西亚人在当时（前440年）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在当今社会一些发展缓慢的民族中，我们仍能从其姓名的结构中窥探从母系到父系转变的轨迹。如我国高山、拉祜等少数民族还实行母子联名制，崩龙族在联名时还将母名置于父名之前，反映了母权高于父权的社会背景。泸沽湖衅纳西族的所有人均居母家，使用母系姓氏。摩梭人的人名中甚至出现以母老虎、母牛、母鸡等雌性动物命名的现象。而我国西双版纳的克木人实行双系联名制，既联母名，又联父名，亦表明其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历史足迹。而一些民族的母子联名向父子联名演变，汉族姓氏自夏以后，极少用从女的汉字，甚至把从女的古姓去掉女旁，如"姞"姓改为吉姓的现象，则是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打下的烙印了。
远古时代的人名还受着经济发展的熏染。如我国景颇族最古老的人名中有"栽芋"、"整理芋墒"意的名字，说明当时景颇人的经济形式及芋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第一个到达怒江的傈傈族人叫瓜木比，"瓜"为荞麦之义，其名也表明此时居怒江的傈傈族人，是处于以种荞麦为生的农耕经济形式之中的。
回到华夏的上古史，从有巢、燧人、伏羲、神农、蓐收等姓名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佃渔牧畜、力田事农的生活方式。在青铜器上抄下的名字，如弓父庚卣、豕形父已爵、虎父丁鼎、龟父丙鼎、子刀父已方鼎等，我们又能看到那时已出现诸如打铁、打渔，杀猪等分工合作式经济了。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大印又在人名上盖了深深的一戳。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夏、商、周时代，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氏，奴隶是绝对不能拥有的，所谓"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只有少数极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人才被破格赐姓名，如商王武丁因梦圣人而起用的大臣傅说，原为筑版的奴隶，本无姓氏，因为商王重用，才由原为奴之地名"傅岩"得傅氏。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中，人名面临着同样的不公：只有奴隶主才有名有姓。据说，古希腊有一个大奴隶主的儿子非常愚笨，连希腊文的24个字母也记不住，奴隶主只得用这些字母的读音给家中的24个奴隶取了名字，以便这个愚蠢的儿子记住，这样，才使这些奴隶有了象征性的名字。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人名系统亦经历了风风雨雨，记载着封建王朝的社会变迁。汉族人名系统中的避讳，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学家寻根问祖的有力根据，这也是封建时代人名受政治影响的一个很显著的例证。
避讳始自秦代，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避讳内容，同一朝代的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讳文字。西汉初讳"邦"、"雉"，东汉则避"秀"，"庄"等。从另一方面讲，王侯将相的姓氏避讳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避讳是姓名影响社会的一个特殊点。
另一个特殊点则是赐姓和国姓的显贵。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当然各代赐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但所赐的国姓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封建社会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群体性姓名打上时代烙印的典型。
魏晋六朝，五斗米道兴起并逐渐得到普及，"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横行的历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晋六朝史，这真是以姓名标帜社会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南北朝时期，宗教兴起至于泛滥，亦可以从人名中窥见一斑，翻阅《南北史表》，什么僧绰、僧珍、僧果、金刚、力士、摩诃，梵童、法僧之类的名字随处可见，释道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聪明人肯定会一目了然。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象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的行第称呼流行是社会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个烙印。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呢；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洋洋大观，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望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致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什么赵学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呼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晌，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庭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扰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人名和91个女人名，今天的人们不查历史，只要看看犹太人的姓名，就能从中明了当时犹太人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苦生活。
在俄国，十月革命又产生了一大批与以前古传惯名和宗教名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尔、马列因、皮亚特夫切特等，分别孕含世界革命、马克思--列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义，这些直接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烙印的名字，在当时遍布整个苏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下面分几个阶段予以分析：
1、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
2、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
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4、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
5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
7、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间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文革"期间，体现时代特色的名字还有董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东、齐造反等，举不胜举。
8、新时期十年（1977一1987）：这是改革开放的十年，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之态。什么倩、晶、媛、颖、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各种单名应接不暇，男女间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场，带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
9 、当代（1987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讲艺术化、寓意化，俗气的如花、福、财之类的名字已被普遍扬弃，政治化和具有时代特点的名字也呈递减趋向。我有一个侄子，出生在当代，父母为其取名颇费脑子，后来遍查文籍，才取了个合适的名字：钱堃。一示有文化，二者为乾坤之谐音，颇有男子汉大丈夫托乾坤于身的气派。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往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人们在为其取名时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与人雷同，于是各种生僻字眼又抬起头来，据说，不少老师常为拗口的名字大伤脑筋。
祟洋媚外之风在这时期又升级，各种带洋味的名字很令拥有者身价高出许多。目前，许多在校大学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个是对外的洋名，一个是对内的汉名，"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张公子的灵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姓名群体的社会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载下了社会变迁的流行曲，而个体姓名的社会烙印则是以其生动引人的故事记述个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行为和思想轨迹的。
B 个体烙印
个体（即单个的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一方面要趋合群体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亦有其个体独特的社会经历，这种独特的社会经历在命名取字上也有一定的反映。
取名以志个人社会经历的，往往不是个人自己所取，而是父母或他人代取。因为立名之时，本人尚在襁褓之中，话都不会说，哪能为自己取名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最小的儿子叫李寄，乃因其为徐的遗腹子。徐死后，李寄的母亲被迫改嫁李姓男子，待其遗腹子出生后便为之取名李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后来他又自号"介立"，这个号有双重含义介于徐、李两姓；介于明、清两朝。1991年江淮大水灾，无数婴儿被人在水中救出，于是"水生"、"军生"之名时时见诸报端，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记载。
正是因为个人在取名时无法烙上自己生活的轨迹，有人又别出心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取在别人（主要指后代）名字上。近代诗人、台湾爱国人士丘逢甲，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侵占台湾，曾组织团练奋起反击，抗战20昼夜，终至失败。退回大陆后，其子出生，为了纪念这段经历，遂为其取名"念台"。又据《新民晚报》1989年1月3日载，广西武鸣县有14位未婚青年为一被弃女婴共同的爸爸妈妈，他们集体出资，轮流抚养，使这个几近死亡的女婴活得十分幸福。为了纪念这种特殊的经历，他们共同为女婴取名叫"庆幸生"。
从社会生活走入文学作品，作品中人物与其社会生活经历、个性特征的种种关系常被作家外显在人物的姓名上。小说《女大学生宿舍》中，在箩筐中长大的匡筐；在糖水中泡大的辛甘；攀高枝的裘莉等，都形象地反映出人物的不同生活经历，我们熟知的《红楼梦》中的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单聘人（善骗人）、卜世仁（不是人）、娇杏（侥幸）等，人名都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笔名是表现会经历的最佳载体，许多作家的笔名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鲁迅一生用过128个笔名，每个笔名都与其当时的思想、环境、处境大有关联。如有人攻击他为"封建余孽"，于是他有了笔名"封余"、"丰瑜"、"丰之瑜"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他又取"堕落文"、"洛文"、"乐雯"等为笔名，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与人，如此针锋相对的笔名，正是鲁迅社会经历和个人品格的反映。
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象一个真名。
作家艾芜，30年代有一个笔名"刘明"，乃"流民"谐音。"刘明"其名概述了他青年时代由四川流落到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饱尝辛酸的人生经历。艾芜在苏联有个"同情兄"，即高尔基。高尔基父母早亡，11岁就到社会谋生，当过学徒、看门人、锻工、更夫、码头工人等，后来他开始发表小说，取个寓含"痛苦"之意的"高尔基"为笔名。这个笔名是其艰辛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入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渲泄。
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转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映。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
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轨迹的，这将在改名漫谈中涉及到，在此不涉重复之嫌了。
二十 《三国》中为何难找两字名——命名的时代差异
芸芸众生，在其"符号"的悠悠发展史上，尽管千姿百态，五花八门，但无论是汉代人崇尚的单名，还是魏晋南北朝崇尚的名中一定要带上"之"字；也无论是宋代人的名字中常用"叟"和"老"作铺垫的习性，还是现代人推崇的洋名，万变不离其宗，大多涵化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特征：人们命名是受社会时代，社会环境所制约和左右的。
A 上古名号崇尚名以记事
孔子论史，断自尧舜；今人考古，断自殷商。尧舜殷商之前，是为上古。上古历史，颇多臆说随言。但就传说中的人来看，其氏族公号或私名，亦有其显著的共同点，即崇尚名以记事，皆可望名知义。
《礼》月令中有云："自少皐以上，天子之号以其德，百官之号以其征；自颛顼以来，天子之号以其地，百官之号以其事。命名以其德、其征、其地、其事，都能望名知义。
还有传说中的"王天下"的有巢，燧人、神农，望其名即可知其架木为巢，钻燧取火，力田事农的故事，这些都是以其事记其名的代表。
再如"以其德"：炎帝，太阳也，以火德王，故称炎帝；黄帝，以土德王，土色黄，故称黄帝。
另如"以其地"：伏羲居于东方，也称太昊氏；神农居于烈山，也称烈山氏；黄帝居于轩辕之上，也称轩辕氏。
B 干支：殷代名命纳要
查阅《殷帝王本纪》，述其世系有下文：
"............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就是成汤，汤伐夏桀，放之历山，递践天子位。"
由此可见，殷帝王命名的特点是纯取天干。在殷代，不仅帝王用干支取名，子民也普遍把干支置于名中。如见于青铜器上的父丁鼎、父甲鼎、父丁爵、虎父丁爵、鱼父丙爵等等。"父"乃尊称，虎父丁爵，表示父丁是猎人。鱼父丙爵，则表示这位父丙是打渔的。
甲骨文中发现有名"午"、"卯"的，表明地支为名亦见于殷代。这时的臣民命名用干支，大多是以自己生日的干支为名的。写至此，不免为古人担忧：曲指可数的几个干巴巴的天干、地支，人皆取以为名，其重名之憾，该如何得以消释呢？
C 继承和发展：春秋名字循规蹈矩
春秋战国时期之命名，讲究"五法六规"（后文有叙述），是为避讳之滥觞，但由于"世乱不知礼"，遵从者甚少。倒是人们对没明确规定的命字志趣相投，人人都都讲究命字相互相承的辩证统一关系。故《白虎通》有云："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
时人命字讲究同训、对文、连类、指实、辩物等。如宰予字子我，去疾字良等，即为同文相训；郑公孙黑字子皙，卫端木赐字子贡等均为反义相对；孔鲤字伯鱼，屈原字平，项籍字羽等则为辩物统类。在此不作多例。
沿承殷代，名字用干支者甚众，配合阴阳刚柔，如郑石癸字甲父，癸，水也，柔日也；甲，禾也，刚日也，刚柔相济，讲求五行生克，是周人的新发现。
受文字语言常用无意义的助词的影响，先秦人名在书写和称谓时，往往注入象"之"，"不"之类的发声字，如介之推，烛之武，百之份如，耿之不比，宓不齐，韩不信，申不害，吕不韦，高不识，梁不疑等。名中的"不"、"之"字并无含义。只是为了书写的美观（古文书写讲究上下行文）和诵读的上口由别人加上的。后人不知者，将其看成是名字中的一个部分，实则大谬不然也。
D 单名--汉莽王朝的流行色
看过《三国志》的人便可发现书中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单名。如曹操、袁绍、刘备、孙权、关羽、张飞、周瑜、蒋干、黄盖等等。《后汉书》中的人物亦是如此。这两部书纵横300年历史，即是单名流行三世之史。
单名成滥，肇自王莽。莽传有"匈双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其长孙王宗谋反未遂自杀，莽又谕其复名会宗。可见王莽对二名的不快和对单名的偏爱。如此一贬一褒，上行下效，黎民百姓均起而仿之。一时间单名遍天下。王莽皇袍加身才十几年，单名之盛却持续了近300年，直至魏晋以后，单名还多于二名。
对于取字，汉及其以降多喜用尊老排行或各式各样的美辞嵌入字中。如张禹字长子，杜友字季子，羊祜字叔子，承宫字少子，若不看其名，只认其字，保不准还会把他们当成一家人呢，这是排行字加尊老字混用的例子。在字中加入美辞是汉后至魏晋隋唐历代传颂不疲的取字方法。这些美辞包括：尊老美辞如公：周瑜字公谨，杨仪字威公；称谓美辞如卿：苏武字子卿，司马相如字长卿；身份美辞如士：庞统字士元，陆晔字士光；形容美辞如孔：诸葛亮字孔明，陈琳字孔璋；德性美辞如德：杨修字德祖，张飞字翼德；行为美辞如奉：吕布字奉先；赞叹美辞如叹：全喟字圣仪，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 二名加之--魏晋六朝"之"盛
魏晋六朝间人名最大特色是在二名后加上一个"之"字尾巴。且父子兄弟世代相袭，亦不避讳。一时间之字时髦成为一种狂热，你之我之他之，几可达到非之不名之地步。这样的立名，可谓别开生面，回味无穷。
以书法大家王羲之为例。六世有晏之、允之、羲之等，七世有玄之、凝之、献之、望之等，八世有桢之、静之、镇之、弘之、纳之等，九世有悦之、标之、唯之等，十世有秀之、延之、舆之等。
以"之"字立名者均是当时的显官与望族。之字在上下辈、平辈间纵横袭用，或数代相连，或相连中偶又隔开，或仅兄弟同用，或仅一人效尤，似乎"之"字乃贵游子弟们的特别标帜。南北朝名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参杂浓烈的宗教气氛，自汉季佛法东渐，至六朝而盛，五斗米道异军突起。当时知识阶层思想多是仙佛圣贤杂揉，命名也受影响，赵翼《陔余丛考》有"元魏多以神将为名"者，可以作证：
"北朝时人多以神将为名者，魏北地王世子名钟葵，元义本名夜叉，其四弟罗，本名罗刹。孝文时又有阉人高菩萨，尔朱荣子一名义罗，一名文殊。......唐武后时岭南讨击使二阉儿，一舍刚，一力士，即高力土也。"
F 唐代--"名""字"相同
名与字各司其职，"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然唐代却流行名字相同之风。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异文才可殊称，然唐人亦许为表自谦，亦许为示标新，名与字多类同。如郭子仪字子仪，孟浩然字浩然，张巡字巡，田承嗣字承嗣等，是为一种肓从的风尚。
G 彦--五代人命名热点
五代十国，兵燹频仍，群雄割据。其时有一怪异现象，即命名多喜"彦"字。起自唐末，迄于宋初，遍于各地，见于史册的大小人物达145人，其中名彦章者7人，彦超者11人，彦威者7人，彦卿者1人。《二十二史答记》"五代人多以彦为名"条云，彦本美名，才人多以为名：唐未有宰相徐彦章，左拾遗徐彦枢，供奉官史彦琼，宦官支彦勋。梁有铁枪王彦章，统兵大将谢彦章，节度使沧州卢廷彦、寇彦卿等等，不胜枚举，若是当时政令有"彦"这般畅行，恐怕就不会有战乱纷纷的五代十国了。
H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宋代名字老态龙钟
《左传》云："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老年人在中国社会素有崇高的地位。由于自尊心驱使，旧文人未臻老境即喜欢作老气横秋之态，韩愈有文称："我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读后无人不怜，不知已落入韩"老"卖老彀中矣。
才人常以"老""叟""翁""父"字命名取字之风至宋而大盛，马叙伦《读书续记》云：
"宋人自名叟老，可谓创一时之风气，近时朋友相呼辄联其字之一曰某老，固有宋颜绿鬓之少年而老之者，夫老者人毛化也。未老而老之，岂尊之当如是耶？"
以老命名者：相唐老、李商老、赵子老、孟元老等；
以叟命名者：刘温叟、得荣叟、汤莘叟、蓝明叟等；
以翁命名者：耐得翁、文及翁、张山翁、程楚翁等；
以父（甫）命名者：刘圻父、盛申甫、练享甫、王吉甫等。
另，宋人命名喜用五行相生之义序辈。如金生水，则父金子水；水生木，则父水子木，朱熹父松，次子野，孙名不显，曾孙凌，自朱松起至朱凌五代，命名皆以五行相生序辈，同代大奸臣秦桧，子熺，孙堪，亦是五行序辈一例。
I "奴""哥"--辽金元人专营
阅辽金元三史，触目之处，奴、哥遍纸，字面粗鄙俗贱，让人不忍卒目。掌此三朝者俱为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践鄙文明，镜像于人名则上至中框宰执、封疆大臣，下至子民百姓，于本身姓名皆不注意检点，常以奴、哥作称，不过比起那些捡汉文化糟粕的猪粪，狗狗、七斤、八斤之类为名的，还要算文绉绉的呢。
《三史同名录》中载有诸多的哥、奴为名的名单，充分证明了时人们奴、哥为时髦的怪异现象。
其一，带宗教气氛的：如观音奴，文殊奴、金刚奴、罗汉奴，佛家奴、三宝奴等，这还算是雅名了；
其二，是带奴隶味的。如奴、乞奴、百家奴、大家奴、王家奴、官奴、谢谢家奴等，或为大众奴才，或为一家之贱奴；
其三，是带鄙贱味的。如铁哥、秃哥、斜哥，流里流气，不成体统；乞哥、奴哥、喜哥、阿木哥，奴味十足；钱哥、陈哥、常哥、五哥、六哥，是为今人对下役之称；
其四，是携外族气的。如帖木哥，蒲奴宁，刺哥、银木哥等乃外族原词组合哥、奴而成。
命名加的奴、哥字，是异族人物汉化的初帜。随着占据时间的久远，汉文化的外渗内透，两种文化相互参杂，相互间你从我中取一点，我从你中剥一点，又出现了金人多加汉名和元代汉人多作蒙古名的事。
金人加汉名如太祖本名阿固达，又名 ：太宗本名乌其迈，又名晟，额尔衮又名宗峻，鄂尔多又名宗辅。
汉人作蒙古名盛于元代。随着蒙古势力对中国的征服，蒙古人的名字也侵入中国历史的园囿，如贾塔尔珲，本翼州人；张巴图，平昌人；刘哈喇布哈，江西人；崔玉小字拜帖木几等。其时，"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多仿之。"这如同"在国外我叫乔治张，本国内我叫张乔治"一样，都是些不折不扣的文化软蛋。
明清两代，人口增多，姓名除受政治影响遵循一些清规戒律外，并无十分显要的流行色。有清一代，满人随名之外，沿袭汉名，多加字号以同之。五四至今，人名的变异多为社会因素，后文另有专论，在此亦不作多述。
由文化因素营造起来的时髦"鼓风机"，在历代社会刮起了阵阵飓风，在姓名领域里掀起了不少的波澜，潮起潮落，随着文化强势的日渐减弱，经济和军事，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加强，人名受社会影响的程度亦日渐深远。
二十一 李贤原来是丑驴——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一统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汉族外仅占人口总数约6.7%的少数民族，却拥有国土面积的50%到60%。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冲突与交融的历史。
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内涵，也使各自的人名系统形成了种种差异。但是，正如人不可能足不出户一样，文化也需要走出民族范围，汲取他民族文化的精神和物质精髓，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通过继承、扬弃、同化、异化来丰富自身的肌肤。人名作为文化的使者，忠实地记载着这种民族间的演化和发展。下面让我们从人名这种精神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演变中窥探文化嬗变的行为轨迹。
史学家钱穆先生曾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从上古建于先秦、自秦汉迄于南北朝、自隋唐迄于元末、自满人入关至于现代。本文籍钱先生的分类，将姓名的民族融合与冲突分为四个时期述之。
上古时代始于炎皇尧、舜，当时的华夏民族即以汉族为主，四周的蛮、夷、戎、狄诸民族罕迹中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多为汉族内江，异族极少染指，到了秦时，东夷之一的赢姓一统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径，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秦朝的大一统涵包了华夏、东夷、荆蛮、百越、三苗五个族系，出现了真正的民族大融合。
秦立国时短，但其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文化上的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却规范了中国此后两千年封建制度，秦后的汉朝，疆域十分辽阔，东至朝鲜，西越新疆，北达蒙古，南抵越南。随着疆界的扩展，战马铁甲的威慑，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日渐加剧，少数民族的人名系统爱汉族影响的现象和愈来愈明显，如西汉汉武帝时，有一个叫金日磾的大臣，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因休屠王用金人祭天有功，故武帝赐日磾姓金，金的子孙七代高官显宦，所谓"金张籍旧业，七世珥汉貂"是也。西汉皇帝时匈奴呼韩单于附汉末朝，至汉末之国时，附汉的匈奴人同汉人杂处，同化，都弃本姓而改姓汉姓，如刘、卜、乔、康、竺、支等姓、均源自少数民族。这些异族人的姓、名在形式与内涵上与汉族姓名已无根本区别，表明此时即被同化。
魏晋南北朝之三百年，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南北朝时北方十六国兴衰起迭，其中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兼收并蓄，常能同化与之接触的异族文化。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就曾下令鲜卑人改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原因是："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于是"诸候臣旧族，自代来者，姓或重复，皆改之。"如达奚氏改为奚氏，贺類氏改为贺氏，独弧氏改为刘氏，步六孤为陆氏，一共将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其它民族受"皇族"影响，并纷纷将复姓改为汉族的单姓，如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
在姓氏的汉化同时，执政的少数民族还沿袭了魏晋汉人所重的"九品中正制"，把改过的姓氏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象元、长孙、宇文、于、陆等是为甲姓，"举秀才、册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不仅如此，少数民族还在人名的其它文化内涵上套用汉人的礼制，如孝文帝就曾明令同姓禁婚："自今悉禁绝之，有犯不以道论。"
如同事物的发展曲折反复一样，人名的冲突和融合也是跌宕起伏的，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欲从政治到文化上推销鲜卑统治，便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以期异化汉文化。如李弼赐姓徒河，杨忠赐姓普六如，李花赐姓大野等。毕竟鲜卑文化功底不深，虽有政治强权撑腰，终究斗不过汉文化，在汉人甚至大部分鲜卑人的喝倒彩声中，到杨坚任北魏宰相时，恢复鲜卑姓的诸公又都改了汉姓，如此一起一伏，正是姓名民族冲突和融合的精彩表现。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国势之盛，旷古无两。""唐威令所行，东踪辽海，北跨大碛，西被达曷水，南极天竺，暨海洋洲中诸小国。"异族外邦争相来朝。此时姓名民族融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清一色的外族姓名汉化。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本鲜卑人，安禄山之父为胡人，母亲为突厥人，史思明亦是胡人，他们的名姓已同汉人无异。类似的人名还有史大奈，李光弼、裴玢等。皇帝的赐姓也基本上为国姓"李"。如鲜卑人拓跋赤辞、契丹首领库克，大帅达年嘉哩均被赐姓"李"。受其影响，唐后五代十国中的少数民族国君，均将姓名顺遂汉化，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塘，后汉刘知远皆是少数民族人氏，单从姓名上已不见其"祖籍"了。
唐以后，受宋文化影响，金、辽各异族所建诸国也未逃过被同化，溶解的命运。金代为女真族所建，国民久慕汉文化之博大深奥，屡作一同之思，为预防女真文明"脱化变质"，颇有先见之明的金初诸君世宗、章宗等，上任伊始，便明令，"禁止女真人得译为汉姓。""犯者抵罪"。但在汉文化"挡不住的诱惑"面前，制令者"前倨后恭，"完颜氏首当其冲挑了富有霸王之意的汉姓"王"为姓，上行下效，皇族一改汉姓，黎民百姓纷纷仿尤，到金末，已有三十一姓改为汉姓了。如阿里侃改姓何，抹鲁姓孟，呵不答姓田，兀颜姓朱等等。除此外，汉姓中已有的姓氏如毛、元、术、秦、黄、等28姓均被女真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强行渗入。
金人在姓名系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中还有一项功不可没的巨大贡献，即大量地改称汉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女真族名之外，另取一个汉名。如金太祖本名阿骨达，取汉名为"旻"。金太宗本名乌奇迈，又取名"晟"。老百姓亦是如此，"一人二名"。二名使用的场合有明显的规定：汉名用于诏令，奉奏等官方文件之中，女真名则流于民间。另外，汉名还享受避讳礼遇，金语有音无学，想避也避不来。如此一来，汉名倒在上层建筑中占据地位，女真名相反惨遭冷遇了。
中国历史上首先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是元朝。元代是蒙古族当权，统治权奉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政治，对汉文化颇有用夷变夏的野心。元初，国人分为四等，汉人地位最低，为了改变卑下的地位，许多汉人纷纷改叫蒙古名，以期鱼目混珠，享受一番"视差"蠃来的感官满足。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讲了这方面情况，他说："元时汉人多作蒙古名者，如贾塔尔琛，本翼州人；张巴图，本平昌人；列哈喇布哈，本江西人；杨朵尔济，迈里古思，皆宁夏人......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习蒙古俗也。"
其实蒙古名本不雅致，比起汉名来粗俗了许多，其命名"或取颜色：如察罕，白也；哈剌，黑也。或取数目，如朵儿别者，四也；只儿瓦歹者，六也。或取珠宝，如按弹者，金也；帖木儿者，铁也。"或取形似，吉祥--物品，部落等为名，蒙人以卤莽灭裂，帝王大将，多不通汉文，反正是他统治你，通不通无所谓。相反地，还要将一些别别扭扭的蒙文名赐给你示宠，如张荣以造舟济师，太祖赐名兀速赤；刘敏，太祖赐名玉出干等等。弄得宋末史及元史番名满纸，刺眼得很，且多为死记其音而不解其文者，后世治史者往往为此头痛眼胀，绞尽脑汁。
囊锥必自现。汉文化的优越性在元后期还是征服了蒙族。在蒙古统治者改用汉法治国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均以改为汉人姓名为时尚。如《元史·赵世延传》云："赵世延，字子敬，其先蒙古族人。"又如李庭瑞、丁鹤年皆为异族汉名。元代大文学家贯云石，亦是元代大将，色目人阿里海牙之孙等等。到元朝行将灭朝时，蒙古人、色目人更是纷纷"转徒流亡，其存者皆从汉姓。"可见政治强权的铁棒终究还是折服不了文化的茁壮了。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到了明代，汉族人夺回了皇位，姓名的历史又得以改头换面。朱元璋和他的后继者沿袭汉人前辈统治者行贿之法，大赐外族人以汉姓名。如薛斌"本名脱欢，洪武中归附，赐姓薛。"李贤"初名丑驴，鞑靼人，元工部尚书，洪武十二年来汉，通译书，太祖赐以姓名。"其时一批著名将领如胡大海、沐英、丁德兴等，都是少数民族人。另据史载：1372年，湘西少数民族的土司勾结爪哇、硫球使臣叛乱，朱洪武任用附明之南北疆总督、维吾尔人哈巴十挥师平叛。哈巴十不负众望，冲锋陷阵，翦除国患。朱元璋乃赐其姓翦，名巴士。翦巴士长期驻守株木山，繁衍子孙，均以翦为姓，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即其后。
赐名毕竟有限。朱元璋似嫌赐名不足解馋，抑或解恨？干脆下诏禁止外族人使用原来的姓名，都得改用汉族人的姓名。于是，许多少数民族人纷纷将其复姓改为单姓，向汉文化认同。如呼延改为呼、乞伏改为讫等。如此一来，少数民族的姓名体制基本上被清洗一净，藏缅族原有的文字联名之文化传统，随着明将兰玉、沐莫的征服大理，渐渐变化至于消失。傣族本无姓氏，明统治者赐其贵族以刀姓，傣族从此开始迈入了姓名史。汉人的武力征服插上汉文化强硬的翅膀，使得汉名得以长驱直入，所向披靡。
历史往往有着许多相似的一幕。明末吴三桂引满人入关，满族贵族得以在北京建都。清统治者借鉴元人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的经验，变本加厉地加以推广。为防止满人汉化，统治者禁止满人用汉字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能多用，也不得用汉姓。据传，嘉庆皇帝一次发现题本中有人叫三个汉字的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改为"永泰、和保。"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在满人的发源地东北实行"八旗制"，并严禁汉人入关，出入山海关须持朝廷所发的文票，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真是"清出于元而胜于元"了。
禁则禁矣，无奈汉文化的渗透力、诱惑力同其历史一样悠久强大。同金人一样，限制满人使用汉名的"始作俑者"又最先反戈一击，八旗子弟中地位最高的八姓在清朝首先冲破"满人不得使用汉姓"的禁令，改多音节的满姓氏为单音节的姓氏（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马佳氏改姓马、索罗氏改姓索、齐佳氏改姓齐等。上行下效，其它如完颜、叶赫那拉等跟着改为汉姓，弄得清皇族哭笑不得，不如"俯就之"，改爱新觉罗姓为金姓，以赶上形势。
改姓了，又有人开始琢磨着改名。雍正皇帝看到禁不住，恐怕又在改名方面重蹈改姓时落在庶民之后之履辙，干脆先行一步，规定皇室起名按汉名的字辈之方式来，并定下胤、弘、永、绵等14个字辈，可惜字辈只用到第七字"溥"，溥仪便成了末代皇帝了，这一点恐怕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皇族姓名如此，一般满人的姓名就更不必说了，如曹雪芹、舒庆春、罗常培已是地地道道的汉名了。
姓名都汉化了，有些满人还不"满足"，又把汉人名系统的字、号吸收过去，以便配套齐全。满族著名作家老舍在其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有段对清末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真实抒写："在那年月，旗人都希望永远作旗人，子孙万代，可他越爱摹仿汉人。最初高级知识分子在名字之外，还要起个字雅音美的号，慢慢地，连参领佐领们也都有名有号，十分风雅。到我出世的时候（1899年），连原来被称为诲哥哥和恩四爷的旗兵或白丁，也都什么臣什么甫起来。是的，亭、臣、之、甫是四个最时行的字。"满汉人名文化的融合可见一斑。清末，洋人用枪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传统的汉民族文化在血火的洗礼占，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冲突中阵痛、裂变，发生了崭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人名中，即人名原有的浓厚封建礼教色彩被外来的思想观念冲淡了。"五四"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常以"乔治、约翰、玛丽"等等为名。曹禺的话剧《日出》中有个留学生曾说："在国外我叫乔治张，在国内我叫张乔治。"如此类似的如赵梦蕤、洪煨莲、符保罗、阵彼得等，均是异邦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标牌。
上面的姓名是直接受灵于西方姓名系统的，至于思想观念上受洋文化冲击而反映到人名上的则更是多如牛毛了。仅以赫胥黎《天演论》中带进化观点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例，此书一露面，张天择、李竞生之类的人名就一夜之间多起来了。单就大家都知道的如秋瑾字竞雄，陈炯明字竞存，胡嗣糜改名胡适、字适之等，就是很好的例证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文化的影响之外，婚姻是促进人名民族历史融合的又一润滑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民族间联姻十分普遍，反映在人名系统中如傣族的"固"、"刘"，是由汉傣通婚出现的；乳源县瑶族的"冯"姓是汉男与瑶女结合的产物；连山瑶族的"谢、韦、覃"等姓是汉族男子做了瑶族女子的"招郎婿"后孕育的后裔。不论有意无意，姻亲关系实在是推销姓氏文化的最好手段。
由人名系统可以烛照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和交融。世界上的民族数以千计，人名受影响后的变化亦是错综复杂。本文以华夏姓名为例，举一反三，滴水以见太阳，在此就不再一一论述了。
二十二 孟姜女并不姓孟——女性姓名撷贝
研究姓名学的人，都不能回避如此一个事实：女性姓名该从何处着手？女性无论姓氏还是名字都在人名系统中上演过形形色色的悲喜剧，女性的由先前主宰上古姓氏社会到后来失落成以姓代名甚至姓名全无的境地，女名的从封建社会"锁在深闺无人识"到当今的绚丽多彩，姹紫嫣红，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姓名系统的信息库，而且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女性本身的起落沉浮。本文要述说的是女性姓名的历史和现状，但是，从小小的姓名之中，我们又能窥见人类第二性的坎珂遭遇。鉴于女性姓名的繁杂缠乱，这里，我只从姓和名两方面概要地加以说明。
首先说说女性的姓。
对于"姓"，《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因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姓的本义就是源于同一女性的始祖的族属共同所有的符号标志，"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也。
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所见的姓，可以明确考定的不到３０个，几乎都带女旁，如"姚、好、妃、娅、娲、婢、姬、姜、嬉、姒"等，一目了然。古姓多从女旁，什么原因？上古时代，我们的先祖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那时，社会的中心是女性，一位女性能有几个丈夫。因为是上古，无史可查，根据只有靠流传充分的民间传说。而传说中的象尧母感赤龙而生尧，禹母食薏苡而生禹，姜 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无不不证明：昔太古其民知母而不知父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则是我们的始祖是女性不是男性的明证。既然如此，古代姓多从女旁就毋庸置疑了。
太古以后，阴阳的上下尊卑又翻了个个，男人成了天下的主宰，而妇女则沦落为与"小人"同侪的地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过去一女多夫，我今天要来个一夫多妻，三宫六院，御驾常征；你过去占有大姓，我今天要逐渐将那些姓氏消灭，树立以我男人为中心的姓氏，而且，叫你嫁给我以后，以我的姓为你的名，再叫儒子学士们找个好理由载入后代的启蒙书中，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夏商周时代是母系向父系社会过渡并确立父权中心制的时代，到了周代，男人基本上控制了社会、家庭，于是开始"反攻倒算"。他们制定周礼规定女子可以有名，但不能象男子那样正式，重要及精致，而且最好是不让家人之外的人知道，否则，周礼不答应。周礼又规定女子必须有姓，这并不是给他们一些自由权，而是为了保证男子不要错娶了同姓女子为妻、为妄。《礼让·大传》曰："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大传》有语："男女辩姓，礼之大司。"
在先秦，姓不但是女子能否与男方婚配的重要标志，而且还具有区别女子结婚与否的重要作用呢。因为那时的女子虽有名字，但限于周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的规定，女子的姓于是担负社会通用的名的作用。未婚姑娘为了加以区别，一般在姓前冠以孟（伯）、仲、权、季，用以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么这种排行。如古书所记孟姜、仲子、权姬、季某，意即姜家的大女儿，子家的二女儿，姬家的三姑娘，某家的么姑（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并不姓孟，而是姜家的大女儿）。女子嫁出去以后，一般用丈夫的姓和娘家的并列称某某氏，如一位姬姓女子嫁给被孔子赞誉为"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卫国大夫孔圉做妻子后，就叫孔姬，若是李姓女子嫁给张姓男子，婚后只能称为"张李氏"或"李氏"，这种称叫方式在当今某些农村还能找到。
"别婚姻"或许拯救了先秦妇女宝贵的姓氏，但"同姓不婚"从生理学角度上看并没有必然的理由，同姓又不等于血缘上的同宗，而姑表兄妹虽然不同姓，其血缘关系却比许多同姓的人要密切得多，周礼的盲从虽嫌固执、愚味，但毕竟为我们的妇女同志赢得一些尊严，我们还是应感到庆幸才是。
接下来该谈谈女名的取法和特性了。
名者实之宾。男女之别，在命名中可见一斑。男性之名，多带有圣贤、豪杰、事功、志业等色彩，充满阳刚之气。而女名则往往带有十分强烈的"女姓意味"和"女性色彩"。这些意味和色彩，明显地表现在名字的字音、字义、字形上，多用阴柔的字眼，向闺阁之内的金玉皿玩花卉草木发挥，向妇德、妇言、妇工、妇容发挥，向大自然中那些具华美、鲜艳、珍贵等特征和表象的景物与物品发挥，给人的印象和感觉，多有轻爽、温柔、艳丽的效果。
归纳起来，女性用来命名的常用字有以下几种：
一、与女性性别有关的字入名。
所谓"与女性性别有关"，说的是形容女性姿色、神态，带有"女"字旁或者干脆以"女"命名的字。
以女命名的名字，古今皆有之。象上古传说中补天的女娲，九天玄女，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女英，隋末唐初有红拂女，此后又有委黑女、王玉女，当代有红线女。当代还有个肖楚女，可惜他并非女士。
以带"女"旁的字为名的，集女名之大成。古代的名女人，如黄帝妃嫘祖，高辛氏妃娥均带有雌性标帜，发展到后来，那些带"女"旁的名的字又大多具有形容女性姿色之功能，如娜、婵、娥、娉，好、姣、妙、嫩等，化入人名中，有祝希娟，赵丽娜、舒婷、陈招娣、罗天婵、王琼娥、李妙玉等。
形容女性神态的如娴、妃、娈、婉、娇等常用于女名，像顾风娇、王静婉、张碧娴、李绛妮、钱小娇、董嫣然等，皆以神态之词取名。
以女性称谓为名者，古颇流行，什么娘姑姐妹、姬姨妈妃等，皆可入名。与男称郎相对，女性的最本分的称呼是称娘，古有"除娘虽老，风韵犹存"之说，娘在古代可谓女子的别称，以其为名者俯拾皆是。隋炀帝有宫婵雅娘，唐代有善舞刀剑的公孙大娘，武三思所获姨名倚娘，吴姑真娘，歌女杜韦娘，还有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专司男女爱情的红娘，魏晋南北朝时干脆以萧郎、萧娘称男称女，且被时人目为谦之辞呢。
姑姐妹姨之列，有杨八姑、梅姑、吕春姐、刘三姐、董孔妹、杨喜妹、杜十姨等，此外，还有虞姬、戚姬、王嫱、彭丽嫒等。
以表女德的贞、淑、端、庄、娴、静等和专称女性的妮、娥等字入名的，也颇常见。如赵贞香、李淑英、张娴、赵静、王小妮、安妮、安娥等。
二、以与女性相关的物品的字入名的。
这些物品，有女人的闺中物，各类珍宝、首饰、服饰、化妆品等，与此相对的字眼有钗、钿、环、钏、纨、缦、绣、粉、香、黛、纽、台、瓶、线、珍、宝、金、银、玉、珊、琼、瑶、瑛等，相对的名字可例举一大片，像薛宝钗、李翠钿、杨玉环、玉钏儿、李纨、依缦、舒绣文、谢冰莹、常香玉、林黛玉、祝英台、李瓶儿、于淑珍、黄宝珠、丛珊、琼瑶、郑小瑛、骆玉笙等等，皆为些等女名。
三、以美丽多彩的动植物自然物入名。
这类有以花草鸟虫入名的，有以形容之辞入名的，且涉及面广，仅例一些名字。如石评梅，殷秀梅、白杨、王丹凤、周小燕、赵飞燕、紫鹃、鸳鸯、潘虹、王人美、刘惠芳、于梨华、梁艳、孙晋芳、张洁。还有选择天地间柔和景物入名的，如抱月、秋湄、秋菊、冬英、夏莲、春梅、冰心、丽雯、微霞等。值得说明的是，有些字随着时间的后移，由佳入贬，始常用而后为人耻用的，如雉本彩禽，吕后就名雉，后来呼雉为野鸡，人遂避恶名而不用。瓶字古用者众，近年亦罕为人用了。是否受了李瓶儿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
四、多用色彩字和艳丽字。
这类名字有马燕红、杨绛、林青霞、林黛、刘素华、葛翠琳、石景卿、张碧倩、戴丽丽等。
五、多用柔情字。
示爱的有宠、爱、怜、情、念、惠等；表情的有喜、愁、痴、怡等。入名像张爱玲、玄钟惠、文美惠、莫愁、潘喜娇、李痴玉、婆惜、李念奴等。
六、选用双名。
双名似为女性专用，男人用双名，多显柔和，故用之甚少，缘双名给人以轻松亲呢之感。古有无稹妾莺莺，张佑妾燕燕，还有陈圆圆、杨爱爱、张红红、薛英英等，今有珊珊、贝贝、嫒嫒、盼盼、琳琳、珍珍、翠翠等。
七、女名男性化。
女名男性化，古已有之，如卿字，本为男人的称谓，后被演绎为男女间爱称，《世说》感溺有云：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
此后，女名滥用卿字，如艳卿、美卿、爱卿、莲卿之属，皆源于此。
查《华夏妇女名人词典》，有如下名字：马力、吕伟、张立、宗元、李健、江政、凌力、尹锡康、蹇先佛、钟复光、杨刚等，乍一看，皆为男名，实为女身也。实际上，翻开史书，常有些女用男名者，让人不辩雌雄，如许负，乃一老媪，嫘祖，是为黄帝姜妻，孟光，卫子夫，傅寿、陈衡哲、史良皆为有名的女人呢。鲁班则有男女两人名。近有亚男、胜男、招弟、顺弟之类，则又是女名男性化的可识名了。
女名男性化还造成一个现象，即本为男人专用之字，由于广为女名所借，渐至为女名用，而男人则退而不用了。象子、君原为男子有美德之称，自有了西子、文君女称之后，而今看来，触目即是，子在日本几乎成了女人的专有名了，什么菊子、美子、秋子，传播到中国，名子的女性也多了起来，君字就更不必说了，几乎无处不"君君"。
以上七类，略述女名的类型及作法。那么，这女名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的特点呢，若从人名的文化内涵上分析，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〇、 重姓甚于重名，并文已述，此处不赘述了。
〇、 含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和男尊女卑之文化观念。
春秋时代，无论男女，皆有命名取字的礼俗。据《礼记》载，周代女子出生三个月后，也要与男孩子一样命名，至于字，则"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尽管有了明文规定，可女子命名的情况当时就鲜有记载，后世也罕有继承。从这种不管不问，不加重视的随便懒散（抑或故意）态度中，隐约可见父权为中心后社会对女子的轻视。先秦以后，孔孟儒学的"唯小人与女人难养"之类蔑视女子的观点，逐渐演变成"天下美女是祸水"、"妻子如衣服"等论调。汉代以后，儒学的重男轻女观点又一次得以全面宣泄，此后几千年，"女子无才便是德"、"贞烈节操"、"三从四德"等观念像绳索一样束缚着封建社会的女子，让她们不敢有丝毫的不满与反抗。如此一来，妇女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观念深入人心，连皇妃、才女亦得遵循这一约定俗成的礼规。反映在名字上，很少有妇女的名字能得以保存和传播，如刘邦的母亲贵为皇太后，却连姓名都未留下，司马迁作《史记》时，只得称之为"刘媪"。汉桓帝的邓皇后，甚至连自己的姓都保不住，被桓帝"改姓为薄"，足见女性姓名之罕见了。
另外，女性的名字大多是象"姿、娉、妙、嫩、婷、妖、媛、怡、贞、淑、丽、美、佳或琼琼、燕燕、莺莺"之类阴柔字眼，均含有供男子赏玩之功用，或合于妇道节操之色彩。还有不少妇女的名字本身就含有明显的男尊女卑观念，如"亚男"、"顺弟"、"招弟"等名字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为女孩取这个名字的本身就是鄙视女子，陪衬男子的。
第三，再来说被幽禁在香闺之中的女名。
女人的名字又称闺名、阃名。所谓闺名、阃名，顾名思义，就是只在闺阃之间使用的名字。而且古代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就是女人与女人之间也没有广泛的接触，除非亲戚邻里间的交际，女人的名字是很少为人所知的，基本上应了"锁在深闺无人知"之说了。
真正说起来，古代女人的名字，唯有行婚论嫁时才被正式使用，且不得不被陌生人知道。即使是婚姻大事，也不是一接洽婚事就爽爽快快地报上名去，"礼仪"的六礼，第一是用
，第二是纳采，第三才是问名。就是说第一阶段，男方觉得女方"甚得吾心"，于是带上礼物，登门访谈，象做生意的甲方与乙方协谈该不该成交一批生意一样。谈得投机了，于是彼此答应做亲家，男方奉上礼，女方欣然接受，如甲乙双方公事公办地签上合同似的。第二步是献上聘礼，等于男（甲）方付出定货款项。问名是在女家收受聘礼之后才进行的事情。可见，女方让男方知道自己的名字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约等于今天的男女双方彼此奉献自己的身体了。接下去是纳吉、请期、亲近，循序成为男家的人了。
女人出了嫁，名字并不随女人一起上男家，而是保留在父母家使用。在夫家，除了夫妻在闺阃床第之间偶尔用用之外，其他时间一律束之高阁，秘而不宣。注意，夫妻间也只能是激动之后偶尔用用，因为古人讲究"至亲无名"，最亲近的人，当面仍称汝，对第三人称伊，汝汝伊伊一行，足将女名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
那么，古代的普通女子，是否再没有"出名"的时候呢？下列三种情况可得一见：一是吃了官司，当堂对薄时；二是离了人世，墓碑上保留用；三是当了祖宗，神主牌坊上挂名。除此三者，除非做了名女人，女名是不能走出闺门的。
要做名女人，从正道上讲，须合于立德、立功、立字三标准。班昭、孟光是为以立德闻名；花木兰、梁红玉是为以立功出名；李清照、朱淑贞是以立字闻世。
不过，古代女子合乎上述标准的为数甚少，真正出名的大宗，乃源于斜道，所谓斜道。即发挥女性本身的优势，投男人所好，依附男人而出名的，总结起来有三：
一曰有姿色，"天生丽质难自弃"，终于"一朝选在君王侧"，杨贵妃，武则天、叶赫那拉氏皆入此列，这种名女人数量最多，是为"大腕"。
二曰有技艺，主要是指歌舞方面的天才，针绣女工不计入内，这在古人中有李师师、陈圆圆等。
三曰有才慧。能书会写多愁善感的诗词，投合士大夫的趣味。如苏小妹、李清照等。
合乎以上三条加上正道三条而成名的女人，因为是女性的缘故，她的芳名在男性中心社会中，传播得格外响亮。个中原因，就不必细究了。
如今男女公开交际，女名和男名的使用空间一样壮阔，但此时的男性中心地位依旧故我，如女人嫁给男方，依旧被人称为某太太、某女士，许多抛头露"名"的地方，如户籍登记簿上仅以男人代表男女合一的家庭，无史以为鉴的女权运动者们真正要撑起"半边天"来，恐怕还得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呢。
汉族人名以外，世界各民族的男女之名用法和取法亦大多走过汉族人名差不多的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朝鲜，其男子美名多用威武、英俊、忠信、长寿之类的字眼，女子的名字则多是些娴淑、文静、优雅读音柔和的字眼，男人多勇男、寿吉、秀武、武夫，女人则多顺姬、玉子、由美、小百合等。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人名也是如此，据研究，美国使用频率最高的180个名字大致可分四类。
〇、 花鸟弱小动物类，约37个，其中除两个属于男性外，其余全部是女性之名。
〇、 上帝和宗教一类的，约47个，约有38个是男性之名，据说人们心目中的上帝是强壮的男子汉。
〇、 搏斗、武器一类，男女名之比为10：3。
四、学识、权威、名声类，男女名之比为68：24，男名将近为女名的3倍。
从以上四类命名取字情况看出，男女的性别差异和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差别都在人名系统有所反映。女名的命运，正如女性的命运一样，值得我们深思和自省。
西方大文豪莎士比亚曾在其著述中愤笔疾书："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而今，几百年过去了，女人及其名字仍不能在社会中坐上其应有的位置，我们期待着有一天，整个人类，包括男人和女人们都能站起来振臂高呼：
"女人，你的名字不是弱者！"
二十三 戈尔巴乔夫是驼背吗
"戈尔巴乔夫"，谁都知道他是前苏联总统，身材挺拔，仪表堂堂，可在俄文中"戈尔巴乔夫"是"驼背"的意思，而且，它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一个姓氏。
不仅如此，象"戴高乐"、"马克思"、"莎士比亚"等等如雷贯耳的的"名字"也都是姓氏，他们真正的名字分别应该是"夏尔"、"卡尔"和"威廉"。
同汉族人名系统重视姓氏的文化内涵相对照，国外对姓氏的态度是不怎么看重的。大多数国家姓氏产生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更有少数国家和民族根本没有姓氏，外国公民对中国人赌咒发誓"坠命亡民"和为子女跟谁姓的问题争吵不休，甚至对簿公堂的现象是很难想通的。
据张联芳主编的《外国人的姓名》一书记载：在缅甸等国，人们都是有名无姓的，目前大多数有名有姓的国度，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在姓氏栏中也是空白的。如英国人的姓是在11世纪日耳曼人征服英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到十六世纪才流行到整个英伦三岛。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美洲，"萨克逊人直到被诺曼人征服时，还只有个人的名字，而没有代表家族的姓氏"。至于美国黑人，更是南北战争后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因而他们的姓是可以经常更换的，随便到就象换洗衣服一样漫不经心。老挝人用姓更是迟到1943年7月28日，由法国殖民主义者驻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下令规定，每人须有名有姓，才开始出现的，甚至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没有姓呢。
那些同中国一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如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姓氏的出现也是很迟的。在古代波斯，一直到公元7世纪前都没有姓，如2500多年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流士、居鲁士、冈布吉等国王，均是有名无姓。古代印度，现代意义上表血缘关系的姓氏迟到18世纪末才普遍实行，3000多年前出现的"种姓"虽历史悠远，但其意义仅表职业和身份，与今天人们所谓姓氏大相经庭。
由于姓氏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不长，西方人的姓氏态度相对中国人要淡薄得多。汉族妇女婚后要保留原姓，不能改从夫姓，而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妇女婚后都要改从夫姓，或加夫姓。印度前总理英迪拉，原姓尼赫鲁，全名为英迪拉·尼赫鲁，婚后改从夫姓；"甘地"，全名为英迪拉·甘地。妇女婚后改姓与否从一个侧重昭示了中外姓氏的重视程序的大小差别。
在人类姓氏系统中，有一个十分显明的类同现象：常以动物、植物或自然界的一些非生物名称为姓。这种类同现象反映了一种类同的文化内涵：姓氏与原始图腾密切相关。
人类的最初姓氏多源于图腾崇拜，这是外姓与华夏姓氏共有的一个特点。
图腾崇拜源于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在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程度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无法弄清自身和氏族之所出，便以为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非生物有某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具有特殊关系的事物保护之下，氏族才能得以繁衍、发展，于是，人们便把这种特殊事物奉为氏族崇拜的祖先，顶礼膜拜，日夜熏之以香火，馔之以牧畜。
鉴于此，远古有不少氏族干脆以图腾作为氏族之名。如古代埃及诸氏族多以牛、羊、犬、狮、狒狒、兔、蜂、蝎等动物为图腾；南非氏族喜以牛为图腾，北美、亚、非各地还有以鱼类、贝类、虫类为图腾的，每一个图腾都有传说，也都是古代氏族的崇拜对象。
随着历史长河的积淀和文化心理的过滤，大多数图腾都转化为民族的姓氏。法国人类学家雷纳克在《图腾崇拜的规则》一书中指出："氏族及个别成员都须采用图腾动物作自己的名字"。这里所说的"名字"，即是后来的姓氏。在今天的诸民族中，不少现在的姓氏都源于图腾，如英美常见的姓氏"雷切尔"、"德博拉"即源于"母羊"、"蜜蜂"图腾；葡萄牙的"拉波孔"（狐狸）、"洛博"（狼）、"卡翁"（狗）"莱奥"（狮子）等姓氏，日本的"龟、熊、虎、猪、鹤"等姓氏，也都同古代的图腾有关。这种"图腾姓氏"现象，揭示了人类姓氏文化的一种类同性。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口的日益增多，氏族的扩大和争化，疆域的延伸和开发，氏族内部逐渐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和职业，早期纯以图腾为姓氏的方式已不能适应需要，人类姓氏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新姓生产运动--以居住地为姓氏和以职业为姓氏，形成了中外姓氏渊源的第二个共同点。
在我国，有名的如东郭先生、西门庆、柳下惠、百里奚等人，其姓氏皆源于居住地。在西方，源于地名的姓氏居于首位。如英国有lake（湖）、Water（水）、Green hill（山） Cliff（悬崖）等姓，德国有Berg（山）Buslh（丛林） Hamburger（汉堡人）等姓，都是以其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为姓的。在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度，这种命姓现象也不罕见。日本的常用姓氏"山口、渡边、冈村、山下、井上、田边、西村"等姓氏，直接源于居住地；印度第一位姓"尼赫鲁"的总理，意为"住在护城河岸的人"，就是因为其祖住在护城河的旁边，因以得姓的。
我国古今通用的姓氏中，贾（商人）、卜（卜师）巫（巫师）、索（绳工）、陶（陶工）等等，都是以职业为姓氏的。这种现象在国外并不鲜见。象日本的冶田、猪饲、牛饲、马饲等姓，匈牙利的Halasz （渔夫）Vadasz（猎人）、 Kouacs （铁匠）对姓氏，英国的Butchev（屠夫）Smith（铁匠）Look（厨师） Baker（成包师） Coward （牧牛人）等姓，莫不是以所从事的职业为姓氏的。
以居住地和职业为姓氏，是人类寻根意识的形象显示。祖先的居住地是家族的发祥地，祖先最早的职业也类似家族的徽号，都是家族的"根"。这与以图腾的姓氏的像由是很相似的。
中国人的姓名，结构是清一色的"姓+ 名"式。如郭沫若，郭为姓，沫若为名，而在国外，情况则要复杂多了，象欧美等西方国家，一般情况下姓要放在名的后面，郭沫若要写成沫若郭了。印欧语系的大部分国家民族如英、德、法、意、印等，东南亚的老挝、泰国、菲律宾诸国都是这种人名模式，象英国诗人查尔斯·狄更斯，"查尔斯"为名，"狄更斯"是姓。
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和民族，姓氏的寻根认同方式基本上也相似，如希腊、罗马、丹麦、俄罗斯等人名系统的姓常有在父母或祖辈名字上附加表示子属关系的词头或词尾，常见的词头有Mac 、Ap、P等，词尾有 son、Scn、is 、as、ias、vna 等等，象英国常见姓氏Waltson 意即"Walter之子"、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的全名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其中"米格尔"是名，"德·塞万提斯"是父姓，"萨维德拉"是母姓，干脆把父姓、母姓全放进自己名字中，不愁别人弄不清其名出有源了。
二十四、蒋介石并不是个名字——说字
代中国人，名字合一，一般说来只有一个正式的称谓。不过，我们对字这一称谓符号并不陌生，因为很多历史名人，名与字同样留传百世。如孔丘字仲尼，几乎无人不知；秦末农民起义首领之一陈胜，因为《史记》中的《陈涉世家》一篇，其字陈涉也因此留传下来；三国时"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的诸葛亮，由于有了"孔明借箭"等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而"扬字千年"；至于岳飞字鹏举，李白字太白，谭嗣同字壮飞，也是广为人知的吧。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以字抑名。一个鼎鼎大名的历史人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字留传后世，大名反倒鲜为人知，这种例子也不少。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吟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些名句出自哪里？《离骚》；作者是谁？脱口而出的常常是--屈原。事实是，原是字，屈平才是其大名。再有，著名教育家叶绍钧，字圣陶；作家许赞堃，字地山；诗人刘复，字半农。相对而言，名与字哪个更响亮？自然是叶圣陶，许地山，刘半农。此外，我们叫"蒋介石"叫了这么些年，而称蒋中正的却微乎其微，这也是典型的一例。
关于字的产生，众说不一。笔者以为，或者与巫术迷信有关。我国周朝，社会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人们敬重神明，相信巫术。其中一种巫术，在世界许多民族的蒙昧时代都曾流行过，有的落后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对它的信服。这种巫术告诉人们，名与人的肉体有一种超自然的联系。具体地说，当有人诅咒另一个人的大名时，诅咒会生效，灾难就会降临到被诅咒者的身上。就是说，当时的诅咒比今天的枪弹更令人畏惧，这不仅因为它能带来生命危险，更严重的是，被诅咒者防不胜防，因为诅咒者只需知道你的大名，而不用追寻你的行踪，走进枪弹的射程之内。
如何防备呢？唯一的办法是把名严加保密，不让人知道。可是，名的发明，原是为了平常互相区别、称呼，谈论起来方便的，如今彼此保密，除非极亲密可靠的人，否则根本不让知道，由此带来的不便是可以想见的，这样，字就应运而生了。它原始的职能，类似"假名"，是一个人的代号，却没有大名的"庄严"，即不与人的肉体发生什么神秘的感应关系。
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不再相信"诅咒生效"说，因此，大名也用不着保密了，可是字即产生，仍是运用广泛，但与名仍有相对的职能分工。
一般而论，名是留着自称的，对人称自己的名，是一种谦虚与礼貌。比如，据《论语》记载，孔子为显示自己"圣人"的谦让有礼，在学生面前常自称"丘"。再如，贵为帝王的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说："五月十六日，丕白......"这两个，还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一般地说，自称名的场合，常是下级面对上级，臣子面对君王，晚辈面对长辈。
同样地，称谓对方时，便以称字而为礼貌。尤其是下级谈及上级、臣子谈及君王、晚辈谈及长辈，绝不能直呼其名而得称字。至于平辈之间，为表示对对方的尊敬，也以称字的多。如西汉李陵《答苏武书》："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时。"子卿自是苏武的字。我们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唐朝大诗人杜甫在成都时，曾作严武幕僚。一次醉酒后，杜甫竟当着严武的面说："不谓严挺云乃有此儿！"因为失言，他竟直呼严武父亲的大名。这下可把严武弄火了，他顿时暴跳如雷"杜审言之孙敢捋虎须乎？"杜审言是杜甫祖父的大名。严武回骂又升一级，况还加了公开的威胁，可见当时称谓要求之严格！
那么，上对下，又该如何称谓？相应的，自称便可称字，称人自可称大名。倘是自称仍是用大名，称呼他人却用表字，那就是表示极大的尊敬，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了。比如汉高祖刘邦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子房是留侯张良的字。据《史记》记载，刘邦在下属面前一向是倨傲无礼的，在这里竟对张良以字相称，一方面，说明当时称谓之礼甚盛；另一方面，大概还没有忘记张良为刘家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心中涌动着感激的情绪吧。不过，唐宋之后，这种谦虚之风便难得一见。只有一例，慈禧太后为嘉奖东阁大学士阎敬铭，曾当面阎字"丹初"而不呼其名。阎敬铭始而以为听错，不敢相信；继而感激涕零，唯唯不能语。
透过这称谓与礼仪结合而生的繁杂的帷幕，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出，大名是庄重而珍贵的，表字则显示出随意性。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想，名与字后期职能的分工，仍未完全脱离字之所以产生的历史窠臼。
仔细推敲古人的名与字，我们会发现，名与字，往往是互有关联的。比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的字义十分相近；再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含义也相近；岳飞字鹏举，"鹏举"就是对"飞"的进一步解释与深化。......那么，是否可以说，古人取字，多似其名？
这就涉及到古人取字的方法问题。很明显，取字方法十分复杂多样，难于一一概括，在此，我们择其常见、主要的几种，略作介绍。
其一：取字最常见的方法是名与字含义相同或相近，彼此能起解释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我们上面已经举过几个，不妨再信手找几个：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字国瑞，瑞与璋原义都是玉器；古代著名文艺理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字箭和，勰、和同意，隋朝时一代才子袁枚字子才，"枚"有树干之意，"才"正是对枚的解释与深化。
其二：名与字所取文字的含义正好相反相对。比如韩愈字退之，黄损字益之，徐退字进之，"愈"与"退"，"损"与"益"，"退"与"进"，都正好可组成反义词，如此在姓名家族中搞中庸调和，却也别有趣味。
其三：由此及彼，于联想中识雅趣。如关羽字云长，萧鉴字宣彻，由鸟儿的羽毛连想到天空的浮云，由"以镜为鉴"推想而及明彻。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文人雅趣其多，因而取字的方法也十分有趣而多样，不是简单的概括所能完成的。比如，宋玫字文玉，尤侗字同人，蒋伊字尹人，姚椿字春木，这是拆其单名而成；陆龙字在田，钱谦字受益，高明字则诚，李宗仁字德邻，这一种又是根据某一成语而来：此类成语分别是：
"见龙在田"，"谦受益"，"明则诚"，"德不孤，必有邻"。
二十五 大宋不忠不肖人——说号
自号、人号、绰号皆为号，本文只谈自号。
自号是名，字之外的又一种称谓符号，因此又名别号。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且为上层文士哲人所垄断，寻常人家是不能拥有的。《庄子》载："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居于空洞上，故往见之"。"广成子"即老子的别号，老子另外还有一个自号曰"空同子"以其居地为号。
战国时，有自号者不多，稍有名气的如越国大夫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激流勇退，归隐民间为商贾，于是以"鸱夷子皮"自号，并改名为陶朱公。
至汉魏六朝，有自号的就多了起来，最著名的莫过于五柳先生，抱朴子和华阳隐居了。五柳先生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自号。他本为彭泽令，有感于官场黑暗污秽，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返田园。因其宅边有五棵柳树，所以自号五柳先生。
华阳隐居是著名道家、科学家陶弘景的自号，他是南朝人，相传经宋，齐，梁三朝，知识广博，通晓天文、历算、地理、医学，长于练丹铸剑及琴棋书画，不到弱冠之龄即被齐高帝聘为诸王侍读。后辞官归隐于江苏茅山达四十载，自号华阳隐居。陶弘景虽然隐居山林，但朝中每有大事，皇帝仍派人上山咨询，其意见多被采纳，外人因此称之为"山中宰相"。
抱朴子是西晋葛洪的自号。
唐宋以后，文人墨客取号的越来越多，取号者的层次也普及到下层知识分子，并且出现了一人多号的现象。普及之如名人皆有自号：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商隐号玉溪生。仅杜甫一人，自号就有好几个，如少陵野老、杜陵布衣，杜陵，杜少陵等等。
到了明清，自号已蔚然成风，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草民百姓，甚至鸡鸣狗盗之徒，几乎人皆有号，自宋高宗自号"损斋"以来，皇帝自号者日见增多，至明，如明武宗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自号天池钓臾、尧斋；至清，如乾隆皇帝自号十全老人，又号古稀天子，咸丰皇帝自号且乐道人等等。
盗贼而有自号的记载出自清人凌杨藻的《蠡勺编》，该书说：江西有个县令在审问盗贼时，突然听到贼人叫声"守愚不敢"。县令不明其妙，遂问左右，有人回答说："守愚"是贼的自号。
在众多称谓符号中， 以号最为怪异有趣。究其原因，一则因号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而读书人最富于自由意志，性格亦有异于常人之处，并且学识丰足。二则自号为自取之名，不受别人约束、规范，因而取法不一而足，名号亦是千奇百怪。下面作一个简单分类。
一类是以地名加词尾为号，这类情况最为普遍。如元代诗人戴良号九灵山人、《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北宋诗人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等等。
以室名、斋名为号者是第二类。古代知识分子热衷于给自己的书房取一个名号，象脂砚斋、十五入泮宫二十入词林三十为大将之斋、旦介亭等等，均为室名斋名。室名斋名演变为自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化以为号，如明末教育家颜元命书斋为"习斋"，亦自号习斋；南宋诗人杨万里书室名与自号都是"诚斋。"另一种是室名加居士、主人而为自号。如辛弃疾居江西上饶时，曾建带湖新居，其中一室命为"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修香山寺，自号香山居士。
第三类取号方式源于自己的癖好和仰慕。喜欢金石的号拜石斋，喜欢兰花的号梦兰堂，喜欢莲花的则称自己为爱莲居士，爱竹馆、梦砚斋、玩剑楼莫非如此。
第四种取号方式是表示纪念而有号。纪念者有物品、人物，还有重要时刻，如藏书达五千、八千册的，就自号五千卷室、八千卷楼；收集了为数可观的名砚名画的，就自号百砚石画之斋。当代书法家王蘧常，生于1900年5月6日，是端午节的次日，故自号端六先生，乾隆皇帝活到七十岁时，认为人到七十古来稀，便自号"古稀先生"。
第五种自号源于自身理想、期望或性情。或表白自己的人生态度，或抒发积极进取的理想、或表现退隐淡泊的胸怀，或表达落拓不羁的性情。如秋瑾女士着男装、习剑术，自号鉴湖女侠，《革命军》一书作者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五柳先生，某某山人、某某散人、某某农夫、渔翁等等，皆是有感而"号"的。
细细分来，自号恐怕不只如此五种，这里就不再细分下去了。接下来，给大家谈谈一些跟自号有关的轶闻趣事。
一般人若有那么一两处残疾，大多是讳莫如深的，最好不让别人知道，不幸为人所知，也是禁止他们当面或背后提及的。但有些人却非常光明磊落地对待自己的"缺陷"，不少人在自号中就毫不犹豫地显示出来。如明朝钱肃润号跛足生、清陈绍霖号盲和尚、孙立纲号太瘦生，皆为"露短"之辈。到了当代，更有被誉为"金闺国士"的著名女画家周炼霞，十年动乱中，一目损伤，不能视物，竟然让人为她刻了一印曰"一目了然"，并以此为号。
北宋文学巨匠欧阳修有两个著名的号，一曰六一居士，一曰醉翁。欧氏不惑之年被贬为滁州太守，仕途失意，于是常借酒浇愁，可惜酒量天生不足，少饮辄醉，一般说来，好酒者大多不愿说醉，可欧氏不然，他见自己在饮者里年岁最高，干脆给自己送了个号"醉翁"，言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们往往对美好的东西趋之若鹜，而对丑陋者避之犹恐不及。然而，自号行列中，却有那么些既不美丽，也不吉利，甚至明显跟自己过不去的名号。如明朝人江本实号活死人；清初文学家屈大均自号死庵，现代金石书画家邓散木号粪翁，莫不令人匪夷所思。
考究起来，大凡这种惊世骇俗的自号，都有一番不凡的来历。如南宋文学家郑思肖原名某，元兵南下灭宋后，兹改名思肖。思肖者实为思赵宋王朝也。改名后，思肖隐居吴下，自称三外野人，每坐必南向，常望南野而哭不止。他工画黑兰，但不画黑兰周围的土，人问其理，便曰：土地皆为番人所夺，知乎？他终身不娶，浪迹天涯，居无室所。一次大病，自知死亡将至，就嘱托其友代树一碑，上书其自号曰："大宋不忠不肖人"郑思肖。
邓散木一生，很取了些稀奇古怪的自号。他曾将其居室名为"厕间所"，自刻印鉴中有"遗臭万年"、"逐臭之夫"、"别有一足"、"粪翁"等号。"一足"其号，尚好理解，因其晚年因病被截去左足，所以唯"一足"而己，取其"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之谓。缘何自号"粪翁"呢？原来，散木也只是他的号，他原名铁，字纯铁，青年时代即以书法、篆刻傲然上海文艺界，享誉华夏。不少无名之辈竟群起而仿尤，一时人皆以署名"铁"为荣。邓散木忍无可忍，兹挖空心思想出"粪翁"这个为人不齿的别号篆于其书篆作品后面，这一招果然奏效，自散木以外，再也无人冒名"粪翁"而创作了。
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诗、书、画均有非常的造诣，但他十分崇拜徐文长。徐文长乃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名渭，号青藤道士，为人放涎、狐傲，以戏耍豪门富绅为乐。板桥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乃自号"青藤门下走狗"，略表其不胜向往之心。
由于自号不受限制，所以不少文人自号不止，过足了瘾。象郑板桥，光刻在印鉴上的自号就达五十多，若加上一时兴起而取的自号，就更多了。如"板桥"、"二十年前旧板桥"、"板桥道人"、"鸡犬图书只一船"、"恨不得填饱了普天下饥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之斋"等等，五花八门。
号的字数亦没有定规，有两字如"十郎"、"一瓢"、"三立"的；有三字、四字的，更有那些长得读起来让人喘不过气的，请看：
曾国藩自号"养德养身绵绵穆穆之室"。
洪稚存自号"上下三千年纵横二万里之轩"；
清代释成果自号"万里行脚僧，水浮山长，统理天下名山风月事，兼理仙鹤粮饷，不醒乡侯"。此号是否为最长者，还无定论，有待读者作一番考证了。
二十六 你五块我五块——绰名漫笔
绰名又名外号、诨名，是外人根据各人特征取的别名，日常生活中，人们大概都对绰号持贬抑的态度，无论绰号好坏，当面称呼都似欠礼貌。不过，从古到今，取绰号之风都十分普遍，尤其是现代社会，上学的小孩在一起，便已有了取绰号的风气；随便找一个成年人问一问：你曾经有过绰号吗？只要对方坦诚，十有八九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再比如，数年同窗，毕业后各奔东西，几年忙碌，再少往来，突然有俩人或几位有缘相聚，忆起昔日旧事，才发现不少同学的大名已然无从追忆，记得最清楚的，竟是一些有特色的绰号，于是，一屋笑声，引发些许感叹。
绰号一词，原属中性，没有特别的好坏之分，但也自有社会功用在。人民群众用以褒扬真善美，嘲骂假丑恶，起到了特殊的社会效果。
宋朝清官包文拯，性格刚毅，削直，任职时不畏强权，不讲亲情，执法如山，他先斩后奏，断然斩杀忘恩负义、贵为附马的陈世美，更是在自己的人生历史上写下了光照千秋的辉煌一页。在当时，他便已名声远扬，邪恶势力畏之如"阎罗王"，正直之士誉其为"黄河清"，广大下层百姓为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称其为"包青天"，这个外号由此留传上千年，妇孺皆知，成为执法如山的代名词，此后，海瑞外号"海青天"，况钟被誉为"况青天"，都是由此而来。可惜，在封建社会，"青天大人"太少，"周扒皮"、"南霸天"太多。人民群众爱憎分明，充分利用绰号这个独特的武器，对那些假、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狠毒的咀咒。五代时闽国有一个名叫杨思恭的人，残酷而贪婪，搜刮民脂民膏，不择手段，人们因此送他一个绰号：杨扒皮。
北齐后主高纬生活荒淫，无心朝政，并附庸风雅，作《无愁曲》，民间怨声顿起，称之为"无愁天子"。真可谓天子无愁，愁煞天下人！
再有南宋末年的宰相贾似道，玩物丧志，无心治国，热衷于斗鸡走马，饮酒宿娼，还喜欢斗蟋蟀，经常和群妾一起趴在地上观蟋蟀相斗，并将所谓的经验写成一部《促织经》，可惜他的这一"爱好"没能持久，随着南宋半壁江山的丧失，他也沦为阶下囚，唯有"蟋蟀宰相"的"美名"传扬至今。
我国历史上，另有一个绰名取得颇有趣味，却不带更多的褒贬色彩，那就是"五榖大夫"百里奚。百里奚是春秋时虞国人士，在虞被晋所灭时，被晋国俘获而去。此后又作为秦缪公夫人的陪嫁被送到秦国，几经周折，他又逃离秦国而到了楚国，为楚国所扣留。在百里奚已经逃离秦国之后，秦穆公即位，他听说百里奚很有才能，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想不惜重金把百里奚买回来。可转念一想，如果自己不惜重金，楚国就会引起重视，或许不卖；即便想卖，也定会讨价还价，花重金不说，可能事情反而办砸了。秦穆公心生一计，索性装着很不在乎的样子，只说百里奚即是先王夫人的"陪嫁品"，又已经是年过七十的老头子，但就这样让他逃走了，似乎对秦国，对先王的形象都稍有损害，可否请楚国归还这个人？当然，秦国也不是白白地要走，就用五张黑公羊皮交换吧，因为一个行将就木、毫无用处的老头实在只值这么点东西。
楚王果然不以为意，很痛快的答应了。秦穆公自是喜不自禁，百里奚被换回秦国后，秦穆公不仅不把他当囚徒对待，反而封为大夫，谦虚地向他请教国事，百里奚感激不尽，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为秦穆公出谋划策，不遗余力，秦国之挤身春秋五霸，确有百里奚不少功劳。这个颇有戏剧色彩的历史故事，同时也给百里奚带来了一个奇特的绰号：五榖大夫。榖（音古），意指黑色公羊。那么，自然地，五榖大夫的意思，就是用五张黑色公羊羊皮换来的大夫。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带贬义与恶义，只为增加生活情趣或表示亲昵的绰号也很不少。比如，苏南一家乡镇企业，其厂办秘书姓郝名辛福，一次，郝辛福陪厂长接待上面下来的新闻记者，厂长向几位记者介绍郝辛福时，赞扬说，厂办事情多而杂，我们的郝辛福对工作又是顶认真的人，这几年，厂里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的确辛苦了我们的辛福同志。几位记者听完，突然灵机一动，随之赞叹：郝辛福的确是好辛苦呵！于是，"好辛苦"这个外号不经而走，时间不长，就成了郝辛福的代名。
类似这种不持贬意，微有赞意的外号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例。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们自然也注意到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把绰号搬入了自己的小说。如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早已是国人十分熟悉的以绰号扬名的人物。自然，把绰号用得几乎登峰造极的，又非《水浒传》莫属，梁山泊一百单八将，每人都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及时雨"宋江，"豹子头"林冲，"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这些绰名，可以说是精彩的素描，短短两三个字，即把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推到读者眼前。
绰号无功过，人心有好坏。日常生活中，因为滥起的绰号，伤及他人自尊，并由此导致悲剧的也不乏其例。某重点大学中文系，有一位来自南方的农村学生，姓张，家里经济情况很差，自然对钱看得十分重。一次，他与同宿舍李姓同学课余无事，开了一个十分无聊的玩笑，李姓同学说，如果你能去找一个女生过来，让她当着我们的面说她爱你，并吻你一下，我就给你十元钱。
张姓同学一时糊涂，又被对方一激，竟一口答应下来。他鼓足勇气，跑到女生宿舍楼，叫出一位平常显得比较泼辣、勇敢的女生，对她毫无保留地讲了一番，然后说："怎么样？开个玩笑，完得之后，你分五块钱，我分五块钱。"
当时的女生比现在更传统。那位女生听完之后，早已气得满脸涨红，当场就把张姓同学臭骂一通，轰下楼去。她回到宿舍，和"姐妹们"一说，"姐妹们"也都义愤填膺，于是集体告到系领导那儿，系领导很快处理下来，让张姓同学写出书面检查，并向那位女生当面检讨。张姓同学颜面扫地，本已觉得抬不起头来。可事情被同班男生知道后，又有变化，其中几位同学索性给他取了一个长长的绰号："你五块我五块。"这个绰号一经传开，张姓同学觉得再也无脸见人，好不容易捱到一学期结束，便匆匆赶回南方农村老家，这一去，竟再无音讯，一个学习成绩、往日表现都还不错的同学，就这样放弃了自己十年寒窗换来的大学生活！
还有一个例子，更富于悲剧性。苏北某中学，一个名叫王生喜的初二学生，于一个晴朗的中午，突然把他的一个同班同学用砖头活活打死了。这个悲剧发生前毫无预兆。王生喜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学生，学习用功，学习成绩好，不少老师都喜欢他。可是他性情比较内向、孤僻，老师们因为知道他是私生子，所以不但宽容地对待他，而且对他更表同情。可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初二学生又都处于不太懂事的年龄，当他们得知王生喜同学是私生子之后，个别顽皮的同学就开始私下里叫他"野种"，此后，"野种"这两个字就作为王生喜的绰号给传开了，为此，王生喜独自哭过，与同学打过架。但仍是禁止不了。王生喜，这个原本性情孤僻，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终于走了极端。在悲剧发生的那个中午，一个顽皮的同学放学后一道走出教室，随口叫了一声，"野种"！
王生喜突然之间狂怒不已，他扔下书包，随手拾起一块砖头，在任何人都还没有反映过来的时侯就已经冲上前去，照着那位同学的后脑就是一砖头砸下去，那位同学应声倒地，王生喜又在他的左边太阳穴补了两下，那个顽皮的同学当场气绝身亡。待附近的老师和同学冲过来，王生喜似乎才明白过来自己做了什么，他扔下砖头，狂喊道："不准再叫我"野种"！
就这样，一个绰号，毁掉两个少年。留下的是父母们无尽的哀思......。
我们生活在蓝天朗日下的朋友们，尤其是还没有充分自制力的青少年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是否该好好想一想，学会尊重人，学会顾及周围朋友、同事、同学、熟人的自尊，这就是笔者所想说的话。
二十七 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
自五四以来，大凡有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文章机会的人，几乎都曾用过笔名。很多人还不只一个，不少作家，笔名甚至多得难以完全统计，如茅盾就用过九十个左右的笔名，而他最响亮的名字--茅盾，也是其笔名之一。更有鲁迅先生，曾用笔名多达一百二十八个，倘若把他一个人的笔名排列出来，是二百七十余字，倘加上标点，完全够得上一篇完整的小散文的篇幅。
文艺工作者之所以大量地用笔名，自有其各自的理由，这个问题虽然不是什么严肃的学术课题，但闲散谈来，对我们也不无启迪。
笔名的定义，是作者发表作品时用的别名。作品是作者劳动的成果，是智慧的结晶，况且有了拥有大量读者的机会，作者为何又要以假名掩盖真名？
首先的现由是受环境所迫，比如舆论环境、政治环境等，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以我国为例，我国古代文学的概念与现在文学的概念大相径庭，它包括用书面形式写成的一切典籍，也包括哲学、政治、历史著作，而"纯文学"的东西却偏"又被排斥在正统文学的概念之外。比如小说等体载的作品，就被认为是雕出小技，旁门左道，再有话本、笔记杂著等等也是如此。这样一来，自命清高又极爱面子的文人们既然有创作的兴致与冲动，却再无以真名题著面世的勇气，因此用笔名代表。比如，影响深远、针砭不一的文学名著《金瓶梅》，作者署名为"兰陵笑笑生"，而其真名，不少文艺理论工作者研究，考证了这许多年，仍是一无所获，甚至，可能就这样永远埋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再说国外，同样有类似的事情。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初，英国上层社会把写剧本演戏看成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这种社会氛围，使得不少剧作家只有隐姓埋名，以笔名签署剧本的方式进行创作。即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不得不屈服于这种世俗的偏见，常常用笔名发表作品，莎翁去世后，他的作品经后人整理，绝大部分已收入其全集，但也有作品，因当时用笔名发表，无法确认是否出于莎翁之手；同时，据研究进者认为，收入莎翁全集的个别剧本，极可能并非莎翁作品，而是另外的剧作者用笔名发表的东西，因与莎翁作品风格相似之处，由此被错收进来。
再说政治环境，鲁迅先生很显然是一个典型。他生活在"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黑暗之中，虽然有勇敢的战斗精神，却不主张赤膊上阵，为了保全自己，能够和反动黑暗势力进行"韧性"的战斗，他不得不经常以变化着的笔名逃避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的检察。况且先生"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著述甚丰，短篇的战斗檄文更多，他拥有一百多个笔名，也就不足为怪了。
用笔名取代真名的第二个原因，大概是因为"羞涩"，比如，初涉文道，志向高远的青年作者，有了最初发表作品的机会，虽然兴奋，却也惶恐，担心文章过于稚嫩，甚至担心它会影响自己将来的声誉，故用笔名题著作品，以免日后名震文坛时，不至于因从前的稚嫩之作而脸红。另有一种人，明知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甚至鄙俗不堪，但为了各种不可告人的原因或目的，依旧拿去发表，不写真名，胡乱取个笔名示人。
还有一类作者，生性淡泊，不以逐名追利为癖，却又有写写画画的爱好，姑且写将下去，寻一笔名作外衣，"苟全"爱好，不求"闻达"。
不过，笔名原是文人的雅好，或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有的作者以为自己的真名不太理想，于是在创作时寻觅一个遂心如愿的笔名，就谈不上事出有因。许多作家一旦获取佳名，便不思更换，最后笔名不胫而走，名声远播，真名反倒被人遗忘了。名作家三毛即是一例，她儿时看了大陆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先生的系列漫画《三毛流浪记》后，留下深刻印象，初闯文坛，即以"三毛"为名，并以"三毛"之名而蜚声文坛，其真名"陈平"几乎无人知晓，连她的父母最后在公开场合都不再叫她陈平，改而称之"三毛"了。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笔名最多的作家。这里，我们以先生的笔名为契机，剖析一下作家笔名的丰富内涵。
鲁迅本姓周，字豫才，后改名树人。"鲁迅"其名始用于一九一八年，他自己曾为取这个笔名作了解释：其一是他母亲姓鲁，周鲁乃同姓之国；其二，取字意之谦逊与自励之意，愚鲁之人应该笨鸟先飞。
鲁迅一生爱憎分明，这在笔名中也有反映。
如他有苇索、桃椎、符买等笔名，据《黄帝书》记载：上古时代有神荼、郁垒两位神仙弟兄，有捉鬼的本事，二人常在度朔山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并将一些无道之鬼用苇索绑起来喂老虎。根据这个传说，我国民间有了如此一习俗：在门上悬两块桃木木板，上荼神佘，符买二神大名，用来镇邪怯恶。这两块桃木，就叫桃椎或桃符。显然，先生以苇索、桃椎、符买为笔名，正表明他为民除害、声张正义的理想。
鲁迅先生还有个笔名"雪之"，立意颇深。其时，教育总长章士钊赞美文言，反对白话运动，并以"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为例撰文立说，可惜，他把勇士的"士"误解为读书人，为此，鲁迅写了篇杂文，题目就叫《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并以笔名"雪之"发表，意思和文章相互通联：为三位被"误杀"的读书人昭雪。
大凡笔名，依照常理，往往是作家个人独立取舍，与他人不相关联的，但现代文坛上，却有两人因为特殊关系，同时取两个词意相关的笔名。这两位就是萧军和萧红。
萧军原名刘蔚天，出生于绿林草莽之家，自幼尚武，生性刚烈，好打抱不平；萧红原名张 莹，20岁时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历经坎坷，后来，两位以文学为共同爱好的东北青年结合在一起，双双来沪，为表达共同的信念和追求，特以"萧红"、"萧军"为名，取意"小小红军"。萧军后来干脆改姓萧，子女亦随萧姓。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卷，触目之处，鼎鼎大名的茅盾、郭沫若、巴金、曹禺、沈从文等无一不是笔名。郭沫若原本叫郭开贞，故乡在四川乐山县境内，大渡河、雅砻江横穿乐山，两河古名若水、沫水，郭沫若为抒思乡之幽情乃取此笔名以纪之。
曹禺原名万家宝，其姓"万"字繁写为"萬"，曹禺取其草头之谐音"曹"为姓，草头下面的"禺"为名，用拆字联合谐音法得了曹禺这一笔名。老舍原本叫舒庆春，字舍予，他取其姓之半，字之半即"舍"字，加上一个通常的称谓"老"而得一笔名。
现代著名作家，大都留过学，于外文之道亦颇精通，这在笔名中也有反映，如陈独秀有笔名"C·C 生"，朱自清有"P·S"，茅盾有"M·D "，郭沫若还有笔名"爱尔昂"，皆为笔名的洋化形态。
笔名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国外作家用笔名的历史比中国作家要长得多，"笔名"这个汉语词汇，本身即是泊来品，在英文中，笔名写作"Pen name"即"钢笔名字"，简译为"笔名"。
国外鼎鼎有名的作家，很多是以笔名流芳百世的。高尔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少年生活十分艰难，小小年纪就四处漂泊，干过学徒、搬运工、司磅员、面包师等各种职业。1893年，他在《高加索报》发表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考虑用名时，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重重磨难，兹用了"高尔基"这一笔名，意即"最大的痛苦"。
"愿你平安"是乌克兰犹太人的一句常用祝福语，这地方曾诞生了一位著名作家，他的真名是肖洛姆·拉比诺维奇。肖洛姆命运多舛后迁居美国，成为大作家，取笔名肖洛姆·阿莱汉姆，含义即"愿你平安"表达了作家对下层民众的诚挚情感和深切祝愿。
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里加尔多·雷那斯，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年轻时即挚爱缪斯，写下了大量诗歌，但乃翁对诗不以为然，不愿自己的儿子当"爬虫"，里加尔多不想惹父亲生气，更不愿掇笔停耕，他想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用笔名发表诗作。因为他读过捷克作家杨·聂鲁达的一篇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智利很少有人知道这么一位捷克作家，于是他就干脆用"聂鲁达"作了笔名。
创建时间：2005-3-26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上一页 目录页
二十八　简直气死老娘了——姓氏百花园
金木水火土，是为五行；
宫商角徵羽，是为五音；
麻黍稷麦豆，是为五谷；
泰衡华恒嵩，是为五岳。
可是，不知您留心没有，五行、五音、五谷、五岳都可作为人的姓氏，形形色色的华夏姓氏，可谓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
中国姓氏见诸文献的合有5662个，其中单姓有3484个。在这五千多个姓氏中，不乏希奇古怪、匪夷所思的姓。禽兽如狗、猪、蛇、狼、虫、猫。人体器官如舌、齿、鼻、足、耳、头，怪异如大狐、厨人、长鱼、黑齿、尸突，饕餮等等，都有人据以为姓，且"一旦拥有，别无他求"。
冯梦龙在《笑中》中惧收集了这么一则笑话：山南县令的太太伍氏某次会见丈夫下属的妻子，问其一道："你姓什么？"答曰姓陆，又问另一位不巧姓柒，伍太太听了极不高兴，以为她们成心跟自己过不去，怒气冲冲地跑到丈夫那儿大发脾气："我才姓伍，她们反倒姓六（陆）姓七（柒），再问下去说不定有姓八、姓九的呢？她们的姓个个比我大，简直气死老娘了！"
伍太太其实生错了气，若是对方姓一、姓二，还可以说比自己大，她何苦要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事实上，汉姓中不仅有姓五、六、七、八、九的，还有姓一、二、三、四和十、百、千、万的呢；并且，大写的数字从壹到零也都有人姓。
华夏姓氏之中，最奇特的姓氏莫过于"姓"、"氏"二字也各为姓氏了，《汉书》第九卷《贷殖传》曾有"临淄姓伟，訾五千万"句，这里的"姓伟"并非说一个姓伟的人，而是一个姓"姓"名伟的百万富翁。姓伟其人是汉武帝时山东临淄的一位大工商业主，靠放高利贷囤积居奇赚有钱财五千万，这在《中国通史》中亦有记载。
另据《吴志》所载"北海氏仪，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者，民无上，可改为是'。遂改焉。仕吴，官至侍中都亭侯。"氏仪是春秋时齐国一个大夫之后，住今渤海湾一带。北海太守孔融偶觉"氏"姓犯"民无上"之忌，劝其改姓"氏"，氏竟听其言，改"氏"为"是"，全然不顾老祖宗的血脉，真是位"识时务"者呀。
中国姓氏虽多，但真正广为使用的姓氏却不多。实际上，常用姓氏不过二、三百个，即《百家姓》一书中所列的342个姓。常用姓在总人口中分布也极不均匀。旧有"张王李赵刘、普满天下走""陈蔡李王林半天下"之说；江浙一带还有这么句谚语："遍地陈，邋遢王"，均是言其姓之人众。
那么，中国最大的姓氏是哪一姓呢？据《人民日报》1987年5月3日报道：全国人口最多的姓是李，第二位是王，第三位是张，三姓分别占汉族人口的7.9%、7.4%和7.1%。占汉族人口的1%以上的大姓共有19个，即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19大姓加起来的约占汉族人口总数的55.6%。
当天的《人民日报》还把当今中国最大的一百姓排了一下名次，花抄录如下：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曹、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
有大姓必有稀姓、小姓。《清稗类钞》搜集了不少稀姓，看起来都有点稀奇古怪，如：煞、额、卧、咩、芭、瞎、谟、褒、多多、米母、泪丁、秃八歹、苦鲁丁、天藉辣，唐兀乌密、哈刺吉答歹、主儿赤台乌祐卜领勒多礼伯台等等，现在已很少有人知晓了，但是，稀姓若出了著名人物，便会"姓"因名显，变得为人所知了，如："冼"姓和"刀"姓，自出了"冼星海和刀美兰"后，不少人都能知道这二姓的存在了。
中国有大姓、稀姓，国外也不甘示弱，由于宗教和姓氏态度淡漠的影响，国外姓氏要么集中保密不透风，要么稀疏得"姓"迹罕至。日本才一亿多人，却拥有二十多万个姓氏，但常用姓才四百来个，尤以铃木、佐藤、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十姓为最多，姓这十姓的人约有一千万，占全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
如按顺序排列三大姓，其它国家还有：
朝鲜：金、朴、尹。
英国：史密斯、琼斯、威廉斯。
独联体：伊凡诺夫、华西里叶夫、彼德洛夫。
德国：舒尔兹、穆勒、施密特。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