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胜者如果调换一下位置的话，日本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日本人心中的周恩来》第228页）
日本记者这句话问得太好了。日本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它得到了一个台湾岛，及巨额的战争赔款；而中国的清政府却没有在重压之下"孕育出纳粹"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具体地说，蒋介石和周恩来推行的"感化政策"，并没把日本感化过来。蒋介石企图维持"日华和平"，日本却在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务理事国席位、得到美国实际承认的时候抛弃了他。周恩来极力发展"中日友好"，日本却从来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发动战争的罪恶，一有机会就要翻历史的公案，否认在中国进行过大屠杀，把侵略行经美化成"解放殖民地"，以军舰武力固守钓鱼岛。
蒋介石、周恩来都去世二十多年了，中国人至今还在继续为他们的慷慨大方付出代价。当然日本也不是毫无感激之情的民族，为了纪念这位对日本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政治家，专门建立了周恩来的铜像和诗碑。从日本人的角度说，这是再"合适"不过的。
第七章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班人
研究周恩来，有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有趣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始终不选周恩来为"接班人"？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因为毛泽东的嫉妒。列举起来，"嫉妒"无非是，一周的学识才干比毛强；二周的功劳比毛大；三周的人品比毛高。
周恩来与毛泽东比风流
周恩来十几岁赴东瀛求学，又到欧洲、苏联住过多年，见多识广，虽然学历不高，学识堪称广博，这在中共党内及国际政要们中间是公认的。五十年代，他曾接受东欧及印度等国赠与的荣誉博士学位，也算是实至名归，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周恩来博闻强记，却无一门学问称得上精通，不像毛泽东，天文地理，史哲文章，皆可以与专家学者燃烟而论，令对方口服心服。至于才干，他要是真比毛泽东强，就不会将在握的大权拱手相让，心甘情愿地从领导者退为辅佐者，几十年如一日侍奉到死。
毛泽东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至今无有定论，主要原因是论者皆以意识形态及历史恩怨为依据，结论往往相去甚远。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产党绝不会说他过大于功，因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这数十年的天下。仅从这一点来比较，周恩来就永远也比不过他。周恩来凸显的功劳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林彪爆炸之后，他脱颖而出，颇有当今之世惟此一人气概。却也是气概大而功劳不大，还不如大搞整顿复辟的邓小平，甚至不如后来一举逮捕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的华国锋。
周恩来的人品，倒是可以好好地与毛泽东比一比。中国人说人品，是从"品貌"与"品德"两方面综合而论的。谁都知道，以貌取人是很势利的，又不得不承认"貌随心移"的道理。周恩来固然仪表英俊，风度潇洒；而毛泽东更是相貌不俗，挥洒大气，他的"人君之相"无论如何周恩来是比不上的。从大量留存下来的历史照片来看，毛、周二人都十分注重个人形像，尤其掌权之后。毛泽东的相片总投出一股帝王之气，周恩来则俨然一副宰相之貌，"定位"都十分准确。
个人品德，毛泽东唯一输给周恩来的，是他的私生活，说穿了，就是男女关系不检点。即使周偶有越轨之举，比起毛的来者不拒、"一锅煮"，是好得太多，不可同日而语了。除了这方面，其他似未见得有什么特别的高低之分，一定要引得毛泽东心生"嫉妒"不选他做接班人。事实上，毛泽东选定的几任接班人，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华国锋，在男女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值得非议的。可见这一条也站不住脚。
不如"举重若轻"的邓小平
凭籍大量接触"宫廷旧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身边工作人员），撰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的权延赤，提出一种解释：周恩来不是帅才。
一次高层开会，讨论人事分工，毛泽东点名："周恩来，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薄一波聊天，忽然谈到薄在晋冀豫共事多年的刘伯承、邓小平，收去笑容，沉思地说："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认为这正是"刘邓大军"配合很好的重要原因。
"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周恩来仍然面色凝重，自问自答，从头往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权延赤《走下神坛的周恩来》第10页）
由于长期负责具体工作，周恩来的事必躬亲连他的手下人都看不过去。外事秘书陈浩一次忍不住劝他有一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了那么多呀？
这一下周恩来生气了。他霍地站起身，从桌上拿一份文件煽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吗？"
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摞："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拍拍第三摞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大管家不能自己做主
其实，秘书的意见是对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又管这又管那，拿得起放不下，长此以往必然累垮还不算，工作成效也非得大大折扣不可。周恩来最后是被累死的，这里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能不说他那什么都管、什么都得亲自过问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原因。周累病后，推荐邓小平代替他主持工作，邓果然就"举重若轻"，上来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没把身子骨弄成他那个样子。周恩来夸他，"你比我强啊！" 一点也不为过。
据说邓小平很坦率地说过："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另一位中共元老董必武也认为："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管家。"
"大管家"是永远给主人帮忙的，自己却不适合做真正的主人。——权延赤的"不是帅才"论似乎有一定道理。
然而作为一条理由，这还是不能充份地解释为为什么不被选定为接班人。
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虽然有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天才，本质上却也是周恩来一类的人物，即事必躬亲、呕心沥血直至活活累死。诸葛亮一生谨慎，娶丑妇为妻，任劳任怨，忠心事主，细心周到、生活简朴…..这些与周恩来非常相似。曹操率兵南征，他说合孙、刘联盟抗曹，独自亲往东吴助战，身处险境的故事，使人联想起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周恩来常驻重庆与蒋介石的周旋。刘、关、张死后"蜀中无大将"，诸葛亮几乎是独撑危局，一心要匡复汉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很像文革中后期的周恩来。总之，他就是汉王朝的"大管家"替刘氏父子主政当家。按说也不应该被选做"接班人"，刘备临死托孤白帝城，却分明做过这番考虑：阿斗可辅佐则辅佐之，不可辅佐君则取而代之。古代社会，子承父位是天经地义，刘备居然仍作此想，可见他心目中的"接班人"，应该是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并不因当了"大管家"就完全排斥自己作主人。
"不是帅才"论站不住脚
"举轻若重"也未必做不了帅才，——诸葛亮显然就是一位出色的帅才。刘伯承也是帅才。相反，"举轻若重"抑或"举重若轻"，而看他有否元帅的气度与谋略。
毛泽东熟读历史，不应该不懂这个道理。何况，能否做接班人，也与是不是帅才关系不大。林彪是极为难得的帅才，他以黄埔四期的出身，在战将如云的共军内脱颖而出，功勋超过所有资历比他深的前辈和师兄，带领大兵团作战，指挥若定。这几乎是人人公认的，但选他当接班人，却很难服众。华国锋看不出有什么一丝半点帅才，不但做了接班人，还真的接了班；身为帅才的叶剑英，却只能而且心甘情愿地替他黄袍加身。由此看来，"不是帅才"论，还是站不住脚。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切极权国家体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帝王时代，"立储"之争虽然也常常闹得大批人头落地，毕竟还有章可循——立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废立的纷争；长子无德；长子非皇后或爱妃所生；幼子建功甚伟，或贤德、有人望或深受宠爱；长子夭折，等等。在共产制度下，接班人是选拔出来的，与领袖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从理论上说，人人都有可能被选上。因而其争夺的普遍和激烈，远甚于帝王时代的立储之争。
中共第一任领袖是陈独秀，从陈到毛泽东的十余年间，经历了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领导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毛成为全党的实际领袖。中共进入"成熟期"，领袖地位确立而且稳定。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开始物色自己的接班人。他选中了刘少奇。
最开始只是"备用胎"
延安时期物色接班人，还不是选皇储，充其量不过是选个备用胎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中共领袖不至于断了"香火"，乱了方寸。一九四三年，刘少奇从新四军政委任上调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职位一下跃居周恩来之上。他的"备用胎"的作用十分明显。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行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守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则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度过黄河到华北，刘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陕北情势险恶，"三长两短"极有可能发生，刘少奇、朱德转移到安全地带，就是为防备中共领袖群全遭覆没。中共建政后不久，高岗发起第一次向接班人挑战，党内高层多人都表示："少奇同志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能随便动。"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备用胎"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任弼时。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年轻六岁，所以还得选一个更年轻的"第三梯队"作为"备用胎"的"备用胎"。任弼时出生于一九零四年，比毛泽东年轻十一岁，在中共"五大书记"中竟排末座。他是湖南湘阴人，少年时曾加入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受中共派遣到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近四年，回国后在党内地位稳步提高。他有留苏资历，时间较王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还早，可能是毛泽东有意提升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对付王明"留苏派"。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刘少奇、任弼时都是湖南人，乡里乡亲的，比较好说话。当然，后来再选接班人，毛泽东倒是打破乡土观念了。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庐山会议，反对他的大跃进政策的几位主将，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竟然都是湖南人。可见乡亲并非靠得住。要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
任弼时福大命薄，"新中国"建立仅一年有余，即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突因脑溢血不治而故。接替任弼时位置的是陈云，他比任还年轻一岁。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不怎么喜欢他，嫌他是"店员出身"商业意识太重，搞搞经济还可以，当"备用胎" 不行。于是在一九五二年调邓小平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邓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位列全党第六。他的"备用胎"的"备用胎"身份也很明显，年纪与任弼时相当，年轻时旅欧留苏，办过报，打过仗，是党内的"文武全才"，兼有"举重若轻"的素质，故而为毛泽东看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告诉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问："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板着手指，向赫鲁晓夫介绍他的"备用胎"，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便是邓小平，第三个是周恩来，第四个是朱德。
周恩来、朱德都比邓小平要资深位高，却只能排到第三和第四，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按毛的评价，刘少奇"弱点是灵活性不够"，周恩来是"政治上弱点"，朱德则是"年龄不饶人"，唯有邓小平没举出一条缺点：
"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在与赫鲁晓夫说这番话的时候，中共的接班人问题还不那么迫切和严重。毛泽东正值壮年，身体也很不错，他只是不愿干国家主席了，想退居二线，只做党的主席权大而责轻。中共高层阵营中，大伙儿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样儿的"，谁干都可以，反正有毛泽东高高在上实行监督，将来的江山究竟委以谁干，不妨从长计议。"不要着急，慢慢来。"
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权位被人挑战，心里很不受用。尽管党内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彭德怀，却仍震动不小，他开始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结合斯大林死后被赫鲁晓夫鞭尸的教训，于一九六四年正式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修正主义者；
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为资产阶级特权、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服务；
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政治家，包括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不能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不能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五项原则，每一条都针对赫鲁晓夫来的。反面都有一句"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足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死后鞭尸十分恐惧。他在文革后期第三次打倒"举不出一条缺点"的邓小平，也就是怕他将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鞭他的尸。
五条的提出，是对势力日益强大的刘少奇的严重警告。所谓"赫鲁晓夫"那样，就是指的刘少奇，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惜刘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居然不察，只把它看做一般性的官样文章，充份体现了"灵活性不够"的弱点。结果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联合林彪、周恩来以及群众运动的势力下，一举把他打倒。
毛泽东习惯准备第二接班人
接班人和"备用胎"相似，却又不尽相同。备用胎只是暂代性质是在常用胎破损出缺的情况下使用的，并不期望它一定长久。接班人则是未来的常用胎，一旦上任，就不能轻易地换来换去，故必得慎重考虑。而无论是"备用"还是"未来的常用"，毛泽东都做了两手准备，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选了刘少奇，同时还选了任弼时，任死后又补上邓小平；刘、邓倒台，选了林彪，同时又提拔了陶铸；陶铸和林彪先后倒台，又选了王洪文，同时又选了华国锋。任弼时、邓小平、陶铸、华国锋，都是"备用" 的接班人，以防第一接班人可能出现的不测。
很多研究者都忽视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第二手、甚至第三手准备。其实只要看中共最高层人事变动的过程，就不难理解毛在这方面的良苦用心。
文革开始，刘少奇首先被剥夺的是接班人位置，从党内排名第二直落第八，但并未丧失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头衔。他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林彪取代了他的接班人地位是无疑的，周恩来的位置不变，依然是第三。值得讨论的是陶铸。
陶铸原来只是一位地方官，中南局第一书记，根本谈不上什么声望、资历和地位。他的本钱是紧跟毛的革命路线，在党内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六十年代初，党内有两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位是镇守上海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一位就是陶铸。两位"好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喜欢舞文弄墨。柯庆施经常在报上发表一些观念很"前卫"的文章，十分迎合毛泽东那与众不同的、激进的思想。陶铸则出版过两本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柯庆施的文章后来证明是他花工夫摸清毛泽东的心思，前政治秘书张春桥炮制而成的。毛曾在一次党的高层大会上赞扬柯的文章，还当众羞辱周恩来："这样好的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周恩来赶忙摇头，写不出写不出。
毛主席的两位"好学生"
柯庆施由此将张春桥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主管文教，指派他配合一直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江青搞"京剧革命"。"大写三十年"的文艺口号就是柯提出来的，甚合江青的口味。"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上海端出了两台"样板戏"，张春桥因而被成为"两出戏书记"（后来称"四出戏书记"）。柯庆施的经营，使上海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最佳基地。只是他身体不争气，做过肺癌切除手术，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清明节在四川成都与朱德、贺龙同赴晚宴，尽兴而食，吃了三个小时，回屋临睡又吃了一把花生米，夜半病发，三天后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
当时文革正在上海秘密而紧张的酝酿之中，柯庆施的死，使文革阵营痛失一位大将。幸亏柯一手培养的张春桥继承了他的全部政治遗产。但他毕竟资历太浅，要通过一段时间实际斗争的考验才能委以重任。
陶铸的两本书，据说也是秘书的捉刀之作。不过这两本书都是哲理散文而非演讲、报告、政论，从常理推断，秘书润色修改是可能的，完全代劳的可能性不大。不管怎么说，两本书为他带来了"增长思考和写作"的名声，也为日后挨姚文元的痛批埋下了伏笔，正应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老话。
平心而论，陶铸与柯庆施是有区别的。陶铸极力推行毛的经济路线，如"大跃进"、"人民公社"之类，在他领导的中南地区搞得一直很红火。他投毛所好，大修高干专用宾馆，建设毛的家乡韶山，拨巨款修建了秘密行宫"滴水洞"，即毛策划和遥控初期文革时住过、并发出过著名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的那个山洞。文革前毛泽东外出巡视，最喜欢和经常去的就是他的中南地区，其次才是柯庆施的华南地区。当然，柯庆施的影响力和重要性，远在陶铸之上。如果柯不早死，陶铸的地位可能不会那样大幅度的越升。
毛泽东十分看好陶铸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表面上看林彪是最大的获益者，从党内排名第六位升为第二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越升速度之快，应该首推陶铸。林彪原本就是党的副主席，只不过从最后一名升为第一名。其他几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没有明言撤退，只是刘少奇既然排名拉后，原来的次序打乱，排法上多有不便，周恩来嘱咐新华社，发文稿时"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周主动不用，其他人也不好再用，这样林彪才成了唯一的副主席。而陶铸从轮不上排名，一下跳到第四位，而且掌管在当时最重要的舆论部门，出任中宣部部长（陈伯达为副部长），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首席顾问，其地位的显赫，令人侧目。
陶铸一九零七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十九岁入黄埔军校学习，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暴动及广州暴动，后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一九四零年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作为接班人，他的条件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人，年轻（比林彪还年轻一岁），懂军事（黄埔军校、军委秘书长），懂农业（中南地区是第一大产粮区），会写作，搞过地下工作。他唯一缺乏的是声望。这使他在乱象纷呈、错综复杂的最高层很难站住脚。加上性情鲠直，不买江青的帐，当众予以顶撞，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连手将他打倒。从越升龙门到被打倒，前后不到五个月，速度之快创记录。陶铸与江青发生顶撞，找毛泽东谈话。毛泽东慰勉一通后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五十七了"
"你看，"毛泽东启发他，"这就是为什么把你调到中央来工作的原因。"
这话已经说的相当明显。刘、邓被拉下来以后，林彪似乎成了当然的接班人。但从毛夏天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看，他对林彪也有所不满和提防。再选一个陶铸上来的目的就是如此。可惜陶铸不察，以为只要对毛一个人忠心耿耿就好，不料中了江青、陈伯达的埋伏。
对于陶铸的倒台，毛泽东内心是有几分惋惜和懊恼的。他一边安慰自己，把陶铸说成是邓小平的人："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当初我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这个人还可以。"一边又忍不住怒斥江青和陈伯达："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说冷话。陈伯达讲了，江青插了话。"
第二接班人的重要特点
陶铸的罪名是"保皇"，也就是"保护"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他跟周恩来最大的不同。周恩来保的人再多，这两个人，尤其是刘少奇，是绝对不能保的，非但不保，还要帮着痛打。而陶铸刚从地方官调任京官，对于上层人事关系根本还没来得及理清楚，刘、邓又是他的老上级，是他一直崇敬的人，教他怎么下得了手？早在一九五五年一次党代会上，陶铸就说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这话说得有几分肉麻，当时邓小平已是副总理，还当上总书记，上升趋势十分明显。邓小平对这位自称的"弟子"也很关照，一九六六年五月底，特意向毛泽东举荐陶铸，以接替刚刚被打倒的彭真的位置。毛泽东当然知道他并不是邓小平一夥的，要不也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提他上来，还亲自将他的名字钩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排名第四，超过刘、邓；也不会在他被打倒之后，那么恼怒地斥责陈伯达、江青了。但他毕竟保了刘、邓，犯了大忌，除了被打倒，似乎也别无出路。此事一发，讲了几句互相矛盾的话，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接班人，一般有几个重要特点：
一，接班人更年轻（华国锋除外）；
二，不及第一接班人那么显赫、引人正目，其"备用"意图连核心成员都蒙在鼓里，便于韬光养晦，待机而出；
三，不属于某一派系，与上层其他人物没有什么渊源；
四，提拔后负责具体事务，以培养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威望；
五，牵制第一接班人。
林彪在陶铸倒台后，由于失去了"第二接班人"的牵制，更受毛泽东的疑忌，终于在"九大"登上法定继承人宝座之后，被逼造反大败，身败名裂。
周恩来在紧急处理林彪的事件中，挺身而出，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从而攀上了他一生声望、权利的顶峰。此时的中共中央，老臣凋零大势，新贵羽翼未丰又自相残杀，毛泽东之下，除周恩来之外再无任何人敢做"第二人"了。
周恩来充当临时接班人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精神遭受强烈打击的毛泽东发生肺心病休克，苏醒后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权："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恩来吓得直哆嗦，"还是要靠主席。"
一旁的江青闻言，面色铁青。自此，她开始处心积虑地要搞周恩来。
这是周恩来被当作"紧急接班人"的唯一的一次。一是由于他在处理林彪事件中首当其冲的贡献，二是他在主持文革混乱状态下的中央日常工作起到的稳定作用，三是他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硕果仅存的人物。毛泽东自觉年老体病，拖得过今天拖不过明天，一旦撒手归西人事、政局都要有个交代。同时也是对周恩来的一次试探，又包含无奈、自嘲的成份，意思颇为丰富。
然而作为正式接班人，周恩来并不令毛泽东满意。这从他立刻着手物色、选拔新的继位者即可以看出。他看中了王洪文。
周恩来为什么不令毛泽东满意？毛泽东在此后不久对张春桥的一次谈话中，说周恩来不适宜做一把手，亦即不适宜做接班人继承大业，因为他缺乏"这个"，说时做了一个狠劲一劈的手势。什么是"这个"（狠劲一劈）？——是指果断？气魄？霸气？凶狠？力量？拼搏精神？可能都有一点。毛没有仔细解释，张春桥当然也不敢问个究竟。张春桥掂量自身的份量，似乎不缺"这个"（狠劲一劈）。他在文革初期虽贵为文革小组组长，却不受重视，人们只把他当作地方（上海）驻中央的代表，且作用、能量，反不及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几个"小爬虫"。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安亭事件爆发，王洪文的工人造反兵团赴京告状被阻，铁路中断二十小时。中央文革急派张飞往处理，他"冒着杀头的风险"，与"工总司"签署五项协议，化解了事端。毛泽东事后评价："可以先斩后奏。"这次事件，人们才对这位不起眼的秀才刮目相看，原来他既很"那个"，有不缺"这个"（狠劲一劈）！
王洪文是被毛泽东"相中"的
一九七零年八月庐山会议，张春桥又一次表现了"这个"（狠劲一劈）。他与党内排名第四，背后有林彪撑腰的陈伯达争论，顶住了来自"法定接班人"阵营及不明就里的大多数中央委员异口同声的讨伐，反潮流成功，再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陈伯达、林彪先后倒台，张春桥的政治行情大幅上涨。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是文化大革命秘密策划者之一，他是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而非陈伯达，这是陈失势的明显标志），他是受造反工人支持的"老干部"，他最先反对林彪、陈伯达，他极受江青信任，他非常年轻（出生于一九一七年，时年五十出头），他在党内的排名晋升为第五（前面为毛、周、康、江）。
然而毛泽东看中的王洪文，把他从一个工厂的科级干部提拔为中共中央第二副主席，党内排名第三。事实上，王洪文的级别早已不是"科级"，而是省部级，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只是文革期间行政级别混乱，未能及时套级罢了。王的跃升，是康生在背后提名。康生初入中共时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第一、二、三次上海工人暴动），十分重视文革各地涌现的工人领袖，他向毛泽东推荐王洪文：是个"难得的人才"。
中共历史上，曾有过推选工人领袖为党的领袖，形同傀儡，最后都成为叛徒，如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等。毛泽东自己出身农民，又搞农民运动起家，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怎么会听信康生的主意，提拔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呢？
一般的说法是，王洪文当过工农兵，懂军事（指挥工总司包围康平路、攻打上海柴油机厂），有谋略（在上海削平各山头），与上层各派系没有任何渊源，在林彪事件中立了大功，年轻……这些都可以算是理由，然而更多是选作接班人之后所作的官方宣传，就像林彪得势时列举的那些理由一样，是给老百姓看的。如果从更深一层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洪文的相貌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接班人华国锋"不蠢"
林彪是有名的"奸臣"相，面色苍白，八字浓眉，矮小秃顶，气嘘声颤，弱不禁风，当正式宣布他为法定接班人时，民众的第一心理反应是，"堂堂一表的毛泽东，怎么选了这么个家伙接班？"及至阴谋败露，机毁人亡，民众莫不摇头："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偏他毛主席看不出来！"虽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讲什么面相命理学说的，但事实胜于雄辩，"奸臣相"就是"奸臣"的相，不由你不信。于是毛再选择接班人室，十分重视面相。这对于稳定民心也有好处："这一回总算选对了人，革命事业前途有望了！"
王洪文相貌堂堂，与林彪恰成对比。他还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南腔北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特别突出。他当然年轻，奉诏进京才三十七岁，正是"花样的年华"，往台上一站，流光溢彩。
毛泽东是打算让他站前台的；像以往一样，还安排了一个人站后台，那就是华国锋。华国锋是第二接班人选。此人体格魁伟，面相憨厚，写过两篇毫无文采的省报社论，他是山西人，游击队政委出身，"懂军事"，历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副书记、书记，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他主持修建韶山灌区，"懂"农业和科学种田。文革中亮相表态，支持造旧省委的反，成为最早结合进新领导班子的"老干部"，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成立那天，他提议将庆祝大会移到毛的家乡韶山去开，无形中给他的资历填上了重要的一笔。几乎与王洪文进京的同时，他也奉调进京，担任公安部长。第二年中共"十大"召开，华进入政治局。
不过这时他一直都不起眼，公安部至关重要，却不像宣传部那样左右舆论，又不像工业、农业部那样忙忙碌碌、容易授人以柄。他与高层各派系也没有任何纠葛。只有一个叶剑英，曾失势被发配到湖南，研究"东南亚战略"，当时的湖南省军区负责人颇为势利，对于叶帅极为不逊和怠慢，克扣其伙食标准，却逢华国锋对他礼遇有加，常陪他去看看民兵打靶、出席会议什么的，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这一关系为华日后得到叶剑英的鼎力相助，粉碎四人帮，顺利登上主席座位，埋下了伏笔。
邓小平突然受命全面接班
华国锋毕竟久经政坛，知道翻云覆雨、贵贱沉浮往往在旦夕之间的厉害，为人谦逊有礼，绝不像王洪文那样恃宠而骄，目空一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容易结人怨恨。
王洪文进京的第一件事，是为中共"十大"召开准备会议。由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一架势，明摆着是要王做接班人，周恩来等一干要员只以当他的副手。等到"十大"正式开幕，除毛泽东为主席外，五位副主席的排名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后来李德生辞去副主席一职，增补邓小平为副主席。
邓小平的复出，周恩来从中出力不少。据说江青也为他讲过几句好话，毛泽东这才下决心让他"试一试"。邓小平不愧是举重若轻的"帅才"，出手就将混乱不堪的局面整顿得有条有理。这是毛泽东再次佩服自己确有眼光，赞赏"人才难得"之外，萌发出让得接班之意。他委邓为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毛泽东提早去世一年，那么可以断定，邓小平顺利继位完全没有问题。毛泽东心里当然很清楚，他自己是随时可能撒手而去的，此际谁手中权利最大谁就是接班人。
这时王洪文已经失宠，此人已被证明是徒有外表，不堪大任。甚至他的外表，也貌随心移地令人憎恶起来，年纪轻轻的，面颊浮肿，两目无光。他投靠江青，与同在上海发迹的张春桥、姚文元结成死党，最为毛泽东所忌，几次警告："不要搞四人帮，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还当面夸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你（王洪文）强。"
许多人认为，在四人帮与邓小平的斗争中，毛泽东最后站在了四人帮一边。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事实并没有这样简单。毛泽东夸奖邓小平、批评四人帮的话，都讲得很重，倾向性十分明显。只是邓小平后来也锋芒毕露，将把柄落在了江青等人手中，四人帮利用毛对日后"翻案"的疑惊心理，才再次把邓打下去。但毛仍然无意让四人帮接班，而是起用一直未引人注目的"候补接班人"华国锋。四人帮与邓小平斗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华国锋）得利。比较而言，四人帮输得更惨。
各个时期的接班人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只是为了接替病入膏肓的周恩来，也就是说，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而非毛泽东的接班人。他最初恢复的职务是副总理，主要负责周恩来的工作，由于政绩出色，毛泽东才萌发由他取代王洪文的做接班人的构想。一九七四年"长沙决策"，毛要亲自授他以党政军大任，这就不仅仅是为了接周的班了。因为周恩来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却是虚职，而邓任副主席外，还兼任总参谋长，有调动军队的实权。这是让邓全面接班的明显征兆，也是令四人帮坐立不安、力图除之而后快的主因。
综合而论，毛泽东的接班人大致可划分为——
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起）：刘少奇（备用胎），任弼时（第三梯队）；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起）：刘少奇（第一接班人），邓小平（第二接班人）；
第三阶段（一九六六年八月起）：林彪（第一接班人），陶铸（第二接班人）；
第四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起）：林彪（唯一接班人）；
第五阶段（一九七一年九月起）：周恩来（临时接班人）；
第六阶段（一九七二年九月起）：王洪文（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第七阶段（一九七四年中起）：邓小平（第一接班人），华国锋（第二接班人）；
最后阶段（一九七六年四月起）：华国锋（正式接班人）。
这里还有补述几为可能的接班人选——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八岁随母杨开慧入狱，母遇害，送往上海叔父（毛泽民）处寄养，数月后随弟岸青流落街头，十四岁为上海地下党找到，送到莫斯科上学，二十一岁加入苏联共产党，毕业于列宁军政学校，旋进入军政大学学习，授中尉衔，获任为坦克连党代表。二十四岁从苏联回国，被毛泽东派往农村跟农民干活，一斗半小米、一些菜种及简单行李，读"社会大学"，又到绥靖区搞土改。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他带领一个排先行入城扫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结婚，一年后韩战爆发，他随军入朝参战，仅一个月即死于战火。毛泽东对他是寄予极大的期望的，作为"太子"，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懂军事"，体察下情（幼时流浪多年），懂马列理论，外文好，"懂农业"，身先士卒，有战功。他的死对毛的打击巨大"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讲话）
周恩来也对毛岸英的死极为痛惜，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他的办公桌玻璃板底下，一直压着一张毛岸英的照片。他常对人说："多好一个孩子呀！"脸上浮现惋惜之情。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好孩子"不死，中国日后的政治格局会有极大的不同，包括彭德怀、林彪的沉浮、江青的地位和作用、四人帮的形成、毛远新的崛起和影响……等等，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
中共有秘书掌帅印的传统
田家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与毛的长子岸英同龄，此人南人北相（四川人，却身材高大），自幼聪明好学，有过目成诵及蜀中"神童"的美誉，又谦虚豪爽，刚直不阿。他在中共建政前夕（一九四八年十月）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并担任毛岸英的中文老师，时年二十六岁。岸英死后，毛似乎有些"移情"，视他如同亲子。由于毛的信赖、倚重，他在政坛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远远超过其他的资深秘书（陈伯达、李悦、胡乔木等），连刘少奇、周恩来都对他敬让三分。一九六一年，周恩来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田家英的直接上级）打电话请示这位"第一秘书"，"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份放宽一些？"田家英当即表示同意。
田是一位难得的敢言之士，他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讲真话的彭德怀，差点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来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大有分歧，经常批评毛泽东的扰民政策，作诗"随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以讽刺毛，终于获罪失宠。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出台之后，被突然停职审查的田家英愤而自杀。文革结束后，许多中共高层要人着文回忆他，言下大有英年早逝、未能继承大业一展雄才的遗憾。
中共历史上，由秘书出任党的领袖是有传统的。"书记"的原意即"秘书"；"总书记"一职最初也就是"总秘书"，后来才逐渐演化成"总负责"、"领袖"之职。一九二六年冬，周恩来从武汉到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职务之一便是中央组织部秘书，后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零年秋，李立三以中央秘书长身份，代替总书记向忠发出掌实权。一九二零年王明扳倒李立三，成为中共新领袖之前，也只是李立三的一个秘书。其他历任"接班人"中，刘少奇做过湖北总工会秘书长，任弼时、邓小平做过中共中央秘书长；陶铸做过中央军委秘书长。即连毛泽东本人，中共"一大"时即任秘书（会议记录），一九二四年出任中央局秘书，后选为中央组织部长，仍兼秘书。
周恩来当接班人另有原因
毛泽东极重视秘书，他指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绝大多数都当过秘书。他的宪法起草班子、与苏联论战的"九评"起草班子，也大都由秘书组成。陈伯达、张春桥、江青都是秘书出身，汪东兴没有什么文墨，也算是一个秘书。这些人都被安排在中央决策层人物之列，委以要职，也都可以看做潜在的"接班人"。因为所谓"接班人"，除了林彪由党章给予规定外，其他几位都未经正式宣布，一直处于毛泽东的"长期考察"的状态中，随时可能变动。只要有隙可乘，其他潜在的候补者大有人在。
由上述可见，第一，周恩来并不是从未当过接班人，在林彪倒台到选中王洪文大约一年的时间内，他是唯一可以接替毛出掌大权的人物，也就是实际上的接班人，虽然他并不一定想当这个角色；第二，周恩来不被正式选为接班人，并非"没有帅才"，而是有其他具体原因造成的。
刘少奇更看不出帅才，而理论比周要强，也善于经济，所以毛选他为"备用胎"，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话。后来"备用胎"转为接班人地位，则是"历史形成的"。刘少奇之后，还有林彪，主要看中他执掌兵符的忠诚，可以对付盘根错节的刘氏集团万一发动的对抗；其次是林彪太年轻，更需要重点培养，进入核心。林后周成为第二号人物，此时毛精神、健康大受打击，周也积劳成疾，因而培养年纪较轻的接班人就更为重要，至于选谁来培养，王洪文还是张春桥、华国锋、李德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周恩来侍君多年，久经考验，已无须作为接班人另加培养；况且事实上，他的寿命比毛泽东还短了八个月，怎么能当接班人？
周恩来几乎与每一个位接班人，或可能的接班人，关系都十分良好。无论毛泽东把谁加在他头上，他也都安之若泰，表现出与对毛同样的忠诚。他可以挥手高喊"刘主席万岁！"，而刘在党内的声望一直不如他。他可以向林彪"胁肩献笑"，小心奉承，哪怕林的资历只够他当他的学生。也可以心甘情愿充当王洪文的副手。但有一点，那就是当这位接班人遭到毛泽东的厌弃，难逃被打倒的命运时，周恩来即坚决予以打击，毫不手下留情。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栽在他的手上。邓小平稍有不同，（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周也是帮着很很地踩了一脚的；复出后他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得强撑病体与对手周旋了。
第八章 在公正与利害之间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经历无数次的政治风浪，毕竟都能化险为夷。因而被称为"不倒翁"。他的"不倒"奇迹，有人说是因为善于妥协，也有人说过于圆滑。
历届领袖都遭到排斥、打击
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乾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胎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焘）。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召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而走火入魔，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辜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贺龙、陈毅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养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 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揭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最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的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众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焘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毛先后遇到过各种非难，并在上任之初打了一次小败仗，引起各方对他的怀疑，也是周从中说服调解，最终采纳了毛的主张。到达陕北，他更把军委主席的位置让给毛，自己反做了他的副手。
毛、周之间的战斗情谊，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们一起从长征的狼狈逃窜中走出来。躲过了张国焘的暗算，接受了陕北根据地这份意外之财，除掉了来自莫斯科的"太上皇"王明的隐患，完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八年抗战，一起赴重庆谈判，转战陕北，遥控解放战争的全国战场，举行开国大典，与苏联签定"友好互助条约"。策划抗美援朝战争……等等。用秘书范若愚的话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一点也不过份。但是周恩来经过十几天极其痛苦的反省，终于认识到一个可怕但无法违抗和改变的事实：昔日的战友关系，现在已变成君臣关系。
以原则换取自保
要认识这点，是很不容易的。彭德怀、刘少奇的悲剧，就在于未能及时地认识到这个事实。彭德怀口口声声"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多天娘，今天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 以为还可以像当年一人捧一个大瓷碗，围蹲在窑洞前吃饭那样随便，要操娘便操娘，结果成了反党集团头目。刘少奇自恃"历史形成的地位"，与极力反什么"个人迷信"，终于戴上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死得极其悲惨。林彪倒是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不敢明反，只敢暗算，"当面喊万岁，背后一把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明里斗不过嘛。
周恩来"幸亏"及早想通了这个道理，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主动自我矮化人格，俯首称臣，唯君命是从。遍观整个中共阵营，他即使不是唯一看清楚这个事实，也是最早悟出这个道理，并决定忠君到底的人之一。否则就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武大臣被斗得七零八落，几乎是人人过关了。另一位最先悟道者是康生，他的逢君之恶至今为人们所痛恨。
但康生还不至于像周恩来那样，心甘情愿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
有人把周恩来丧失原则，从一九五三年九月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与梁漱溟公开骂阵时，周恩来从旁边帮腔开始算起。还有人把"反右"也算上。其实，"骂梁"和"反右"，对于周恩来来说，不能算是丧失原则。因为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的敌人。这正是他要坚持的原则，就像以往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维护党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一样，他认为真理是在他一边，而且只有通过坚决甚至残酷的斗争才能捍卫真理。即使他可能意识到，梁漱溟和知识分子右派们也许是无辜的，但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应该将他们牺牲，顶多只是良心上（有时！）有所不安罢了。
真正开始以原则为代价，换取自保的利益，是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明明"反冒进"是对的，偏要说自己不对；明明说不出口，下不了笔，硬是强迫自己公开说出自己的罪过，袒臀接受廷杖。周恩来的总理位置是保住了，整个国家却继续为毛泽东错误冒进的政策付出代价，直至经济大幅滑坡，天灾人祸，一连三年大饥荒，饿死人无数。
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
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力陈大跃进的荒唐。周恩来开始呈观望态度，别人问他对"万言书"怎么看，他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没有什么吧。"及至龙颜震怒。决定反击，他便积极充当打手，不过不再是打自己的屁股，而是帮着毛打彭德怀的屁股了。他不是不知道彭德怀是对的，就像一年多以前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对的一样。他是总理，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已极为紧张：
"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有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七天的储备。六个月的存量只有三百一十亿斤。去年增加了二千八十万人。按'一五'经验，一元货币九点六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一九五六年，一比八点八就紧张了。"
彭德怀问："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去讲一讲呢？"
周恩来支吾其词地："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感叹："你们这些人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恩来在常委会上长篇发言，严厉批评彭德怀：
"他在（来庐山途中）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他又说，工业的大跃进，是农业的浮夸搞起来的。归罪于农业，也是不对的。大跃进是工业跃进在先。农业是主席直接领导的。他攻击谭震林，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标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他对主席讲他对主席就是不服，如反对个人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自己也说，有无政府主义。……"
打彭主将刘少奇败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较为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批判彭德怀的实况。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却令人遗憾地将批判声讨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不同的声音。"坏人"是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黄永胜……等人。其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聂荣臻……等都是"好人"。"好人"与"坏人"最大的区别是，"好人" 是迫不得已，与人为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隔靴搔痒；"坏人"则是居心叵测，火上浇油，落井下石，惟恐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这种划分是极为可笑的，也与事实不符的。
刘少奇、周恩来这两个"好人"是打彭的主将，他们两人在党内的地位、影响都比彭高出许多，由他们出面说一句话，比林彪等人厉害得多，不怕彭德怀不服。把彭定罪为"反毛主席"就是刘少奇干的。他说了一句很刻薄的话："毛主席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毛主席要是能反，我早就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来反！"
斗争彭德怀大会，刘少奇是主持者。从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看，彭被喝令站起，低着头，后排很多人离开藤椅而站，作愤怒声讨状，情势仿佛要围殴这位敢于犯上的乱臣贼子。这幅场面，仿佛是七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批斗会预演。而出席批斗大会的既不是"学生娃娃"红卫兵，也不是工人、农民造反派，更不是居委会一群没有文化却想显示"积极进步"的老太太，全部都是中央大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文革爆发，刘少奇自己也落到彭德怀同样的境地。他比彭还惨，彭只是遭受政治局常委、委员们的围攻，然后交由中央委员会批斗，还有辩白和申诉的余地；刘少奇则完全不由分说，当作囚犯一样被监禁起来，甚至像狗一样遭受侮辱和戏弄，随意唾骂毒打，直至惨死。在感觉人格受侮辱之际，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声言自己是国家主席，要捍卫宪法的作用。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宪法的尊严早在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们手中败落殆尽。
周恩来积极参加剿刘战役
周恩来当然知道彭德怀是蒙冤受难，他甚至完全赞同彭德怀意见书中的观点。只有出于这两种目的，才会"违心"地反过来批判彭；一是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威信，二是保住自身的权威。
相较之下，周还算是有一点良心。事后他躲在房间里喝酒，一直喝到不省人事，邓颖超也阻止不了。周恩来的酒量，闻名于国共两党、"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之中。他嗜好茅台，嗜好烈性酒，喝遍天下仅逢一次对手（苏联老大哥）。他可以用一两的杯子一连干掉二十五杯茅台仍然谈笑风生。有人统计，他一生中只醉过四次。
韩素音在《周恩来与现代中国》书中分析庐山会议：
"想想看，如果被放逐到四川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彭德怀，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莫斯科的代表就会抬头。苏联就会以强力高姿态对付美国。莫斯科的一切指示，中国将遵命而行。历史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第316页）
韩素音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评价庐山会议，得出庐山会议帮了美国人的大忙，所以仍值得肯定的结论。她因此认为："彭德怀的勇气是值得赞扬的。临时因胆怯而背弃他的朋友们，也不该被贬损。"这样高妙的史学观点，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她根据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彭德怀是'亲苏派'），去推断一个根本不可能的结果（把毛泽东放逐到四川），然后说这个结果对美国不利（面对苏联的强力高姿态），从而要人们"不该贬损"那些违背事实和良心、出卖原则、"因胆怯而背弃"的彭德怀的"朋友们"——其中包括"从不谋私利，有彻底献身精神"的周恩来。
接着，周恩来积极支持和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剿刘战役：文化大革命。在大量的文革照片中，我们看到他身穿绿色的军装，经常同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站在一起，出现在各种场合，高呼拥护毛主席、林副统帅、旗手江青的口号。
林彪的野心是被逼出来的
刘少奇被打倒了，他尝到了出卖原则的恶果，他孤独地躺在臭烘烘的房间里，手里紧紧抓住一个塑料药瓶，把它捏成了葫芦状。没有人能救他，也没有人向他表示同情。我们无从知道，在漫长无尽的关押岁月中，他是否想起那位被他指斥为"野心家"的彭德怀？是否对自己以往的言行感到痛悔？
当然不止刘少奇，还有贺龙、陶铸，那些位高名显的文臣武将们，甚至还有原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成员：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甚至还有林彪。
林彪是毛泽东籍助打鬼的"钟馗"，却在《给江青同志的信》中说自己是林的"钟馗"。林彪在反彭斗争中立了功。本来他没有上山开会，因为他不管经济，身体又不好，长期休病。庐山事发，必需一个懂军事的国防部长与之抗衡，于是急调林彪上山。他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参加声讨会，会后取代彭当上新的国防部长，为毛执掌兵符。毛、刘之争，林彪本来也是局外人，因为他不管党务，也不过问政事，但毛需要他号令三军听从调遣，于是升为副统帅，刘少奇倒台后，取代刘而成为毛的接班人。
实话说，林彪本不是一个有大野心的人。他自忖与毛泽东的关系并不密切。领兵打仗，常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傲气。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曾问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蠢话"。遵义会议后毛复掌兵权，他又是第一个提出怀疑毛领军能力的人，认为毛还不如彭德怀，几次抗命和发牢骚，以至惹得毛骂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他也几次抗拒毛的指挥，叫他打这里他偏要打那里，主意大得很。这都不是逢迎之辈干的事。建政后，他以养病为籍口，不愿出兵朝鲜，也不大与闻政事，这亦非"有野心"的人之所为。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在上层中扯关系。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说邓与军中老帅关系都不错，十大元帅有九个和他家十分亲密，惟独林彪和他没什么来往。如果林彪有野心，就不会这样孤独行事。毛挑选他为接班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看中他不拉帮结派，没有野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接班人就当不成了）。林彪的野心是一步步被毛引发起来的，到了副统帅的份上，你再没有野心也就难了。
事先也并不知道矛头对着谁
林彪倒台前，已经感到了覆灭的威胁，只得放胆一搏。他把毛泽东称为"秦始皇"，历数其诛杀功臣、迫害无辜的罪行，可见他也并不赞同毛的作为。现在轮到他自己了，他是否也曾为自己被利用迫害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而后悔？
周恩来与刘少奇没有特别的交情，倒是有前面说到的"过节"，虽然这并不是他积极参与倒刘的原因。延安时代，刘少奇突然从新四军代政委任上调到中央，一下子位高权重，越过资历威望远胜于他的周恩来。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同毛泽东的著作并列为党内整风的必修教材。他攻击周恩来看起来十分牵强，有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之嫌。五十年代，在对苏关系上，刘少奇的态度较为温和，而周却是坚定地站在毛一边，是坚强的"反修战士"。但经济观点刘周二人比较一致，虽然最后他们都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左倾冒进。这些分歧和微妙的差别，按道理都是工作问题，不应当把个人的恩怨牵扯进去，各个不应该动辄以斗争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
如果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周恩来不会主动去进攻刘少奇。而且在文革发动之前，周恩来也并不知道这场革命矛头对准的是谁。但一当他摸清了毛的意图，便毫不留情地积极参与对刘少奇的迫害。为了达至这一目的，不惜捏造事实，网织罪名，上纲上线，另一方面则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摆出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姿态。他把一枚带有毛头像的"为人民服务"的像章挂在胸前，毛接见红卫兵时他站在椅子上指挥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公开高呼"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谦逊地跟着正副统帅毛泽东、林彪上天安门，把自己定位为远远落在后面的第三名……如此等等。
邓小平："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
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韩素音到北京访问邓颖超，问她："我也曾写过一些反对刘少奇的文章。他现在被平反了。当时我所得到的资料不正确。我该不该向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道歉？"
邓颖超回答："你有什么错？你并没有反对他。你相信我们。开除刘少奇党籍的文件，也是周恩来签署的……我们需要为此行为道歉吗？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又非如此做不可……他不得不往大处着眼。"（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402页）
什么叫做"往大处着眼"？说穿了就是顺从君王的意愿，他要打倒谁咱们就合力去打倒谁，虽然"这是一件极痛苦的事"那也还得去做。否则自身难保；自保不成，也就不能去保护别人。这样的逻辑，居然是评价周恩来文革"功绩"的基本依据——
邓小平说："周恩来做了许多坏事，也说过许多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但他心中所想的，则是较大的国家利益。"
浦寿昌（周的秘书）说："周恩来同志当时的处境陷于两难之间，不管怎么做，都要承受极大的牺牲。他如果抗拒文化大革命，或者加以谴责，就可能被诬指为反党阴谋分子、叛徒、"牛鬼蛇神"，而且不会再有人跟随他。"
黄华说："周恩来的心中，自有其长远打算。他不追逐权利，处处让着毛泽东，韬光养晦，不抢毛泽东的光彩。一旦旋风过后，必须有人出来料理善后，那时他就会出来。"
荣高棠（体委副主任）说："我觉得他受毛泽东的诱惑太深了。"周曾当众细数他的罪状，真是气极了。
一位研究周恩来生活的学者说；"他在为谭震林奔走了四个月之后，我突然在扩音器里听到他大声喊：'打倒谭震林！'这令我百思不解。周恩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怎么能如此出尔反尔呢？"
一位前驻外大使说："我想，周恩来一定还记得他儿时所听'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一九二八年（应为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不是说过：'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时必须象妓女一样'的话吗？"
独裁者的权力是追随者赋予的
然而即使是妓女，她也只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并不去攻击、迫害和消灭别人，从来不会把双手蘸满无辜者的鲜血作为保存自己的手段。从这点上说，她们确实比许多"政治家"们要干净得多。
一些人会说，为什么不去指责独裁者，不去指责暴君呢？为什么要这样苟责一位屈从者、一位自身也是暴政独裁的受害者呢？
独裁者的权力，并不是独裁者自己所能够赋予的，而是他的追随者赋予的。拿毛泽东来说，如果不是他的那些战友、同志、部属、亲信的拥戴，如果不是通过他们在人民中间建立那样崇高的威望和巨大影响，他手中的权利从哪里来呢？他的话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但有时也有"说了六万句，半句也不顶"的时候，可见话灵不灵，要看别人听不听他的。而且他的话怎么说，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建政初期的毛泽东，与文革中的毛泽东，讲话的语气遣词用句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两个时期的毛泽东，受拥戴的程度不一样。
毛泽东的追随者们，对毛的态度也是一步步发展的。遵义会议刚结束时，很多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抱持相当的怀疑。三月二日（一九三五年），也就是他刚刚被任命为前敌司令部政委的第六天，党的总指挥张闻天召集二十几个人开会讨论林彪打新战场的建议。与会者几乎一致同意林彪的建议，只有毛一人反对，根据"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张闻天决定打新战场。毛急了："如果你们坚持进攻新战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干了！"
张闻天也痛快："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了！"毛拂袖而去。
毛原以为他一撂挑子，众人就会改变主意，不料大伙儿趁势通过撤消他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毛泽东回思右想，终于觉得不安，半夜打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被他说服了，第二天一早开会，周又把大伙儿说服了。新战场不打了，毛泽东也复职了。自此，红军长征恢复"三人团"制，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最高指挥部，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
无情打击的重要性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口气完全变了："……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智决定，我们才有今天……"
其实，毛泽东"带领我们的时候"，只是周恩来的助手；周才是最后的拍板者，亦即红军长征的总指挥。面对毛泽东数十年的虎威，周恩来的战战兢兢、谦恭柔顺已成了习惯，以至于开口就要自贬。
毛泽东在党内逐步获得威望与信任，不是没有道理的，甚至也不是没有必要的，尤其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确很会打仗，战略头脑也非他手下的任何一位将帅可比。中国民众中"王权天授"的观念甚为牢固，树立毛的"真命天子"的形像有助于争取民心，赢得战争的胜利。其后遗症是"真命天子"一经树立，他就是"真的"了，大伙儿都得无条件地服从、拥戴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一个人要"伟大"起来已够不易，而一个人"伟大"以后要不伟大下去则更难。毛泽东绝不是一位好的治国人才，对经济工作完全外行，还好大喜功，长期实行扰民政策，折腾个没完，使国家元气大伤。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了。
建政初期，高岗、饶漱石要求重新分配党内权利，重排座次，向刘少奇等人的地位挑战，固然不得人心，其作法尚属合法，没有必要将其定为一次"路线斗争"。就算是"路线斗争"，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无情打击，从高爵厚禄栽成阶下囚（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逼自杀，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不知所终）。
历数中共获得政权以前的诸次"路线斗争"，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罗章龙的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先是左的后是右的机会主义、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都对中共本身的生死存亡产生过威胁和危害。夺取政权以后，党内"路线斗争"的严重性不复存在，斗争的方式和结果也应该相应缓和得多，无论如何，这都是党内的事，是同志之间的事，有话好商量。但事实是，反而远较以前激烈和残忍。失势者不是自杀而死，就是受尽折磨致死，要么就是吓得外逃摔死。
谁会害怕"一个人"呢？
反高饶集团被列为第七次"路线斗争"，之后是反彭德怀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反刘少奇的第九次"路线斗争"，及反林彪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以后，企图提出按反周恩来、邓小平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毛泽东所否定。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到真可以说是一次"路线斗争"，只是后来觉得"斗争应该有穷期"，才不那么称呼了，还把以前的"路线斗争"一一抹杀。
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都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们明明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也明明知道彭德怀挑战的是毛泽东的权威而不是权位，却硬要站在毛的错误立场上，合力将彭德怀等人屈打成反党集团，维护和强化了毛的神圣地位。他们出卖原则，换来了自身地位"稳固"的好处，却更加拉大了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君臣关系进一步确定。每一次斗争的结果，都使得毛泽东与臣子的关系拉大，君权加强，臣势削弱。后来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都是如此。
可以说，独裁者的权势，是在一次次整肃自己的同党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使被统治者害怕，这还不是独裁者的典型特徵，只有同时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其他成员害怕，才算具备独裁者的必要条件。在这里，"其他成员"的作用尤为重要。没有他们，谁会怕这么"一个人"呢？
我们不能要求历史"应该怎样"，不能要求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应该如何"对待毛泽东。那是他们的事，而且已成既往，永远无法重新来过一遍。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悲剧中，总结出"为什么会这样"的历史教训。
苏共"十三大"赫鲁晓夫发表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各国共产党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共亦不例外。中国的新政权建立不久，一切照搬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如今老大哥出了这么大的事，大伙儿心里怎能安宁？于是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成为党内时尚。但共产党体制本身，决定了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方式。所谓"集体领导"，不过是"集体负责，一人说了算"的另一种说法罢了，照样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即连赫鲁晓夫自己，也不断地把妨碍他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最后他也在一次政变中被剥夺了权位。强迫退休和软禁。赫鲁晓夫的进步，只是他没有像斯大林那样，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而他也没有被对手从肉体上消灭掉。
真正的盲从和迷信
一般来说，君主喜欢"个人迷信"，臣属喜欢"集体领导"。毛泽东内心也不反对集体领导，但他不能接受没有"个人迷信"。他可以不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当全国政协主席，直至让出国家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去干，但他的权威不能受挑战，不能被剥夺"发言权"。他讲的话要有人听，听了要照着去做，做得不好则要集体来承担责任。彭德怀事件发生后，"集体领导"只存在于管理性的事务当中，方针、政策、路线恢复到"一言堂"的原状。"个人迷信"则大大加强。用柯庆施的话说："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
综观中共党内高层，真正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周恩来便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位。
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方针，并在党内公开高呼"毛主席万岁"，因此而成为第二号人物。但庐山会议以后，他与毛泽东渐近渐远，仗着自己也是"主席"，在党政系统还有人脉，也喊起"万岁"来了，忘乎所以，不再盲从和迷信，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林彪接掌了彭德怀的军权之后，把解放军办成了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又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为发动文革制造盲从的群众基础，文革中更是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推到了顶峰。但他却也是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企图举旗起义，以政变方式推翻毛氏政权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本人并不盲从和迷信。
邓小平殊获毛泽东赏识，多次被选为接班人，夸他"有水平"，"政治思想强"，缺点则是不盲从和迷信毛泽东。当然他和所有的其他党内同志一样，说不出口。毛泽东对他既爱又怕，两次提他上来，两次又把他打倒。
永远的二把手
朱德因为年纪大，与毛泽东有打从井冈山建立起的深厚情谊，对毛是盲从但不迷信。他总是说："我听润之的"，不过他知道润之也是人，不是神，所以他认为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不是毛主席著作，而是《识字课本》。毛泽东称他为"大老实人一个"。陈云是中共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虽然他的"乌龙经济"最终遭到唾弃。他从来就不迷信和盲从毛泽东。此人有个特点，他的观点一与毛泽东相左，便称病躲了起来，绝不强词夺理，也不自贬作什么检讨。毛泽东一同意他的想法，他又冒出来了。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也仍是这副作派。他因而总是"病"，活得又特别久。
康生算是一位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他以前是李立三的追随者；王明得势后，又成了王明的追随者。共产国际表示不再支持王明，他又反戈一击，批判王明，转而投向毛泽东的阵营，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忠心耿耿到死。但他生前的记录太差了，令人怀疑他对毛的忠诚是否也是装出来的。他与江青友好关系几乎与同毛的关系一样长久，临死前却出卖江青，揭发她是"叛徒"，更使他的忠诚度大打折扣，加之其为人阴险狡诈，很少有谁真心喜欢他，故缺乏号召力。
只有周恩来，既广有人脉，又对毛泽东十分忠心，从不分庭抗礼，不忘乎所以，真正做到了柯庆施说的"盲从"和"迷信"。不但拥护毛泽东，还带头支持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从刘少奇，到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也带头反对毛泽东的敌人，从张国焘，到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无论毛怎样出尔反尔，怎样不近情理，怎样专横跋扈，怎样嘲笑戏弄，他都逆来顺受，唾面自干，强颜欢笑（有时竟欢天喜地），终于创造了共产体制下的一个奇迹："永远的第二把手"。
迫害——自保——保护他人
而当他遇到来自江青集团的严重挑战，而这挑战竟也得到毛泽东含糊不清的默许及一定程度的支持，他真正感到了悲愤。我们可以从他那张著名的遗照《最后的时刻》中，看出这位政治人物内心的凄怆、悲凉、痛苦和无奈，当然，也有一份坚定和从容。他是聪明人，可以说太聪明了，他应该完全能够体会到几十年的岁月中获罪倒下的那些同志们的心境。他躲过了党内的历次整肃，却没有把握躲过最后一次。因为他太知道，所有的罪名都是不需要证实的，都可以是"莫须有"的，都是其他包括他自己这样的"同志们"证明、捏造和罗织出来的。
一九七零年十月，周恩来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漏过一句话："我身边的老同志都不在了，包括少奇同志。"令斯诺大为惊讶，他居然称已经被彻底打倒、开除党籍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可见周恩来心目中，并不认为刘少奇是一个坏蛋。但他却亲手签署了置刘于死地的决议。
有人说，这个决议你不签署，反正还会有别人签署。与其由别人签署，那还不如由周恩来来签署。因为周恩来可以保住自己的权位，可以保护更多的人不受迫害，可以使人民避免更多的灾难。——这个逻辑，用在任何人身上都是一样的：用在汪精卫身上，林彪身上，用在江青身上，都一样。
没有任何一个好人可以拥有参与犯罪的特权。不论他是像汪精卫这样当年甘于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勇士，还是像林彪这样建立过巨大军功的军事天才，或像江青这样的"主席夫人"，当然，也包括"历史形成了地位"的刘少奇，保护过一批老干部的周恩来。如果允许他们犯罪，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为自己找到理由。
而这种"你不干，反正别人也会干，那还不如我干"的逻辑，也并不成立。事实上，如果你不干、我不干，他也不干，真的就没人来干了。独裁者的无限能力，都是别人来替他完成的。
一生真伪复谁知？
同样是党的副主席，朱德没有参与文革大迫害，他并没有被剥夺权位。陈云也没有迫害过别人，顶多是靠边站，闲置几年，这总比在台上理直气壮地助纣为虐要好得多。高层中还有位董必武，他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既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却也能做到代理国家主席。反观那些喜欢迫害别人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刘少奇、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只有周恩来，算是一个例外。为他辩白的人说，周只是参加了迫害，他并不喜欢迫害。那么谁又"喜欢" 迫害呢？
周恩来的幸运在于，他终于熬到了毛泽东的生命的尽头，他利用毛泽东的力不从心，收拾残局，做了一些好事，而且他也的确保护过一批人，——前章说到，他们大都是"重要"的人物，——尤其他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治国目标，支持邓小平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极大地挽回了他的政治声誉，使他获得忍辱负重的美名。他等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也及时地把握了这个机会。
倘使他死在林彪事件之前，他岂不也是一个康生、一个谢富治？正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古代周公恐惧的只是"流言"而已；现代周公需要面对的却是，他自己做过的一切好事与坏事。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