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事忙，材料我带回去看。"
这时江青的秘书近来报告："您请来的秘书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江青："快请她进来。"
周恩来正要走，忽然见到来客，——竟是"安然"！
"总理，不用介绍了吧？"
周恩来赶紧与"安然"打过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告退。
江青手上的材料，有孙维世整"安然"的揭发信，内容无非是对（朝鲜）战争的害怕，在战场上见到"血与兽性"等等。更有公安部搜集的孙维世在国外的一些言谈举止，包括与苏联各色特嫌人物的交往。
周恩来权衡利害，亲笔批示将孙逮捕。
第四章 江青：从暗恋到暗斗
历史学家们多认为，江青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和最凶狠的敌人。周去世前，他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甚至到他死后，这一矛盾还在继续升级。江青在周的遗体前衣领露出红毛衣、拒不脱帽，指使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含沙射影对周进行攻击，大有鞭尸之势，从而激起民愤，逐渐演化成天安门事件。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邓小平作为周恩来推荐的接班人第三次打倒，文革派暂时取胜。毛死后，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再次复出，文革派遭到全面清算，周恩来的务实路线大获全胜，掌控毛泽东后的中国政局，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周恩来属于哪一派系
文革结束不久，剧作家陈白尘写过一个历史电影剧本，刘邦以后吕后专权，滥杀功臣，大将周勃起兵讨吕，恢复汉室，旌旗上大书一个"周"字……该剧本始终未能拍成电影，可能是物换星移，人们对这种影射文学和影射史学已经失去了兴趣。不过对于文革后期中共党内斗争的理解，至今仍大致不脱这一思路。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简单。
中共党内派系复杂，每一时期都有所不同，依各人的出身、经历、背景和利益，乃至性格、观点、思维方式的差异所决定，常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不断分化和组合。康生原属王明的留苏派，或称王明（共产）国际派，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王明同样回国，一口一个"我们的领袖"以称王明，后来看看风向不对，反戈一击，投到毛泽东的麾下，一直到死，都是坚定的忠毛派。张闻天早先也是国际派，王明统治时期进入中央高层，派到中央苏区政府任职，以掣肘毛泽东，不料反为毛说动联合王稼祥在长征途中策划"担架政变"，对遵义会议一举夺得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成为毛的骨干，对抗王明；不料大跃进时代附和彭德怀的"万言书"，又被打成反党"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周恩来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少年共产党，可称作"旅欧派"。同属这一派的有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王若飞等，还可以算上在德国由他发展入党的朱德，都是第一代共产党的重量级人物。归国后，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积极培植军校的中共势力，形成日后足以与国军黄埔出身的将领抗衡的另一支黄埔系。国共分裂，他领导发动南昌暴动，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武装，参加暴动的朱德、贺龙等一大批将领日后成了事实上的"暴动派"。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组成建立了严密的城市地下党体系，所谓"白区派"，包括执行暗杀任务和打入敌人内部的一整套特工、情报系统。进入中央苏区，他又成了"苏区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成为毛派的一员主角。
最后都成了"毛派"
毛泽东取得党内最高权利，先后遇到张国焘、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挑战，每一次周恩来都无条件地站在毛一边，可以说是最坚定的毛派。这也是他屹立党内数十年不倒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党政军特诸系统内广有人脉，别人都不能轻易动他，连毛泽东都不敢对他下手。当然前提还是周为坚定的毛派，如果稍有异心，以毛的一惯好强的性格和勇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无论付出多多大的代价也会放手一搏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中共党内，除了早期错误路线的主要代表如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等少数人物外，其他高级领导人，后来都成了"毛派"，统归于毛的领导之下。就算是上面那几位代表人物，也都迫于形式不同程度地俯首称臣，只是终于不被接纳和重用罢了。李立三、王明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博古如果不死，张国焘如果不逃走，中央委员总归是有的做的。不过他们是作为错误路线的代表留下来的，永远也成不了毛派。
站在毛泽东一边，旗帜鲜明的拥护毛泽东：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的战略、他的领导权，反对他的敌人，就可以称为"毛派"。在毛泽东党内权利稳固之后，几乎再也没有非毛派公开存在和活动的空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齐声高呼万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谁敢跳出来反毛，无异于以卵击石。
但是拥护仍然有程度和方式的不同。有人是公开拥护，私下反对，如彭真；有人是这一阵子拥护，过一阵子反对，如林彪；有人是不反对，拥护也不踊跃，如陈云；有人拥护是拥护，反对敌人却不积极，如朱德；有人是拥护你的领导，反对你的某些错误，如彭德怀；有人是拥护你本人，反对你手下的另一些人，如高岗；有人是一心想拥护，另外却还经营一块自留地，如文革前的刘少奇；有人是抽象地拥护，具体地反对，如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只有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都自觉自愿地坚决拥护毛泽东，反对、声讨和迫害他的敌人，才可算作真正的毛派。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是最当之无愧的，他甚至不惜反对和迫害被当作敌人的自己。
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
刘少奇、林彪是历史上拥毛最力的人物，地位由此一升再升，直至进入中央最高层，仅次于毛。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林彪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最后都从毛派沦为毛的敌人。他们是不同时期毛派的代表，犯的却是同一个错误——在"毛派"这一大的体系之下，逐渐形成了另一个不以忠毛为主旨的派系，危害了毛的权威和地位。
并不是说毛派内部决不允许再割分为派。毛泽东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既然整个共产党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既然党内中允许公开存在一个拥毛的大派，那么在毛派的内部，不断地组合、割分、形成各种派系，也就十分自然了。如若不是这样，反倒"千奇百怪"。有趣的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必须打着拥毛的旗号，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否则一天也活不下去。刘少奇派工作组到大学指导运动，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后来经毛出面反对，人们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反毛泽东的。林彪指使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要求反国家主席，打的就是拥毛的旗号，故而许多人受骗上当，跟着大表衷心，毛泽东又一次出面反对，人们又才知道是"唯心主义先验论"，是篡党夺权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发动和部署的。由于刘少奇一派发展壮大，自成体系，盘根错节，其势足以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毛在党内已是相当孤立。大伙儿虽然都尊敬他，维系着一片"拥毛"的虚假氛围，却多半是敬而远之，他的话已不大管用了。尤其在北京，天子脚下，竟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讨论是否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的提议险些没有通过。当时是三票对三票，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赞成。毛泽东事后找也是常委的朱德劝说，朱德一句"我听润之的"，遂使文革的发动成为定局。
周恩来也是响当当的文革派
朱德年纪大，位高而职闲，已不大关心政事。林彪体弱多病，一直处于半休状态。他以为军功和对毛的忠心被大升为党中央副主席自足，毛为了加强在党内高层的说话的影响力，并掌控军队的一个重要部署。那时的林彪，尚无野心，也没有积极参政的兴趣和冲动，完全是一颗听话的棋子，毛主席叫干啥就干啥，叫怎样干就怎样干。毛在七大常委会的阵营中，真正能够对党政军各方起到作用的，只有一个周恩来。
可见，把周恩来割出"文革派"之外，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以彭真为首的"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被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取代后，一批文革新贵崛起。其中权势最大、后台最硬、能量最大的当然是江青。她在中央文革职位是副组长，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直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中共九大会议上，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自此再也未能越过这一位置。她虽然有"毛泽东夫人"的特殊身份，见官大三级，毕竟不是毛泽东本人，所得到的只是表面的遵从与礼遇。要在一个个手握国家重器、功高位显的文臣武将中赢得实际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非得联合其他势力不可。这些势力有：
陈伯达的"秘书派"，旗下大将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他们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出身，曾直接与闻党的最高决策和机密，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炮制，上达天听，下传旨意，又年轻气盛，能说会道，个个都是好笔竿子，没有长期战争年代形成的复杂关系和背景，更有恃才自傲、想出人头地的雄心与欲望，是天生的文革闯将。
林彪的"军队派"，旗下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林彪的妻子叶群。这些人掌握着中央军委的总参、总后的实力，控制了大部份军区、部份海军和几乎全部的空军。文革初期，黄、吴、李、邱都一度受到冲击、批判，经老首长林彪解救，才重获权利并逐渐结为死党，九大会上全部选为政治局委员，是倒刘战役中最大的赢家然而也输得最快和最惨。文革之初，林、江合作，双方亲亲密密有各怀鬼胎，有过一段配合默契、你唱我合的蜜月期，在"九大"后出现矛盾。
不管是谁当权，都少不了周恩来
康生的特工系统和谢富治的公安系统。康生自投靠毛泽东以后，察言观色，忠心事主，而倍受宠幸。此人阴险狡诈，城府极深，有"党的理论家"、"坚强的反修战士"、"中国的捷尔任斯基"之称。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江青都要敬他三分，尊他为"康老"。谢富治当然不能和康老比，但他执掌公安部，是搜集对手罪证、迫害异己的直接帮手。
柯庆施的"上海派"。柯庆施是坚定的毛派。善于揣摩毛的意图、思想，也迎合其政治需要，号称"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在他的极左风格长期经营下，终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基地。可惜他未能看到这一天，在文革前夕病逝于四川。他的心腹，原政治秘书、后提拔为市委文教书记的张春桥，是他留给江青的一笔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张春桥又一手推荐、培养和提拔了文学批评家姚文元，张、姚二人双双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江青的私人力量。江青也因而成了"上海派"的领袖。林彪垮台后，又拉进一个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组成四人帮。
除了柯庆施，还有一位来自地方的"毛主席的好学生"，那就是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文革初调到北京，不久升为政治局常委，仅次于毛、林、周而位居第四位。他主管宣传，主持大部份的中央日常工作，又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一度也是江青拉拢、联合的对象。如果他肯合作，也将是文革派的主要成员，事实上已差不多是了。不料此公不识抬举，不服江青的指手画脚，经常顶她，结果被江青与陈伯达网络罪名，打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死于非命。
周恩来的"务实派"。周恩来的实力是最强的，根基也最深，他是江青必然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曾这样评议他："不管是谁当权，是我，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少不了周恩来。"他的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都维持运作的庞大的政务系统，他的协调、说服、应变和周密的操持能力，以及他的声望和唯君命是从的忠诚，使他扮演的角色的份量，远远超过上述诸派。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文革，和没有毛泽东的文革，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与捧场，文革初期的江青，只有一条路：根本玩不转。
毛泽东的大管家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那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贺龙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说来说去，总不脱逢迎之嫌。
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前，江青与毛泽东经常发生争吵，斗气。无非生活习惯的差异，鸡毛蒜皮本是夫妻间难免的事。但双方的个性都极强，闹到各不相让，江青便只得找周恩来哭诉，由他出面调解、劝说，让毛泽东化怒气为春风，让江青破涕为笑。正如当初异口同声地反对，中共中央机关从最高领导层到一般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从心理承认和瞧得起这位夫人，只有周恩来对她待之以礼，不含半点歧视和轻蔑。这给心性敏感好强的江青以极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渐化解敌意环境带来的伤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尊、自信，终于等到二十年"约法"到期，一跃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周恩来在毛、江家庭关系上做好事，充当黏合剂与稳定剂的作用，绝不仅仅在延安时代，而是持续到建政以后，甚至文革期间。都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谁管？
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王者之风的《沁园春 雪》，一身质朴挥洒的风度，折服了政治、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请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催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做出决定，不准贺子珍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江青最信得过的大好人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年馑两岁多的岸红托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岸英死于抗美援朝战争，岸青患有精神病不堪担当大任，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份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周恩来的恩惠，江青当然不会无感于心。从她一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生活，就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以信赖、最善解人意、最能排忧解难的好人。毛泽东说江青；"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不对，周恩来就是一个好人。
接受"约法三章"后，江青过了好一段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她放弃了马列学院的学习，放弃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演剧安排，收敛起好表现、出风头的性格，专心一意地当好毛泽东的贤内助，烧饭做菜，洗衣浆衫，甚至缝缝补补，恪守妇道。言谈举止也一改先前的"都会明星味"，而变得朴实大方，待下人也和蔼友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样一个崇尚艰苦奋斗的英雄的环境里，她不想永远被孤立、被当作众矢之的，不想与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只有在周恩来面前，在这个经常往来于大都市重庆与山沟沟延安之间、身上总带着那么一股城市味的中年男子面前，她才敢彻底放松自己，而不必顾忌使对方侧目。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于是骑马而行。小路狭窄，江青策马在前飞奔，周恩来紧紧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周的马骤然受惊，后腿直立，将周摔下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其实不确。江青刚入毛的帷帐，毫无根基，连窝都没呆热，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君子之风十分信赖、敬重乃至倾慕，若说是心怀什么"愿望"还差不多，哪有一点"怨"的影子？往最坏处说，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久经情场风波，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虽说是一代枭雄，智慧超群，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无一丝勉强，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很难想象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满头油渍的长发、脾气火暴、抽烟、吃茶叶、嗜好辣椒和肥肉、经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比江青大十六岁，曾赴东洋、西欧，到过苏联，见识广博，具有异国文化的修养，除了酒量惊人，没有别的什么不良嗜好，自持自律，尊重女性。这些品质，对生长于北方、个性开放好幻想、喜欢读外国小说、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就像前章讨论过的，作为一位公众情人，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江青爱慕的对象。
第一次"示爱"人仰马翻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爱"——说得重一点是调情，说轻一点叫"示好"，就闹得人仰马翻，伤筋动骨，实在晦气。这应该是一种预示，在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坛上，这样的非份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右臂终身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于废了半只手。自然，他的优雅和潇洒弥补了此一缺陷，由于修养到家，弯曲的右臂甚至成了他独特风度的象征，更增加了魅力。
待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象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周恩来的一生，一般人只知道他的臂伤是战争年代不慎落马所致。江青倒台后，才有一些加忆文章道出其中原委，江青要与周比试骑术："周副主席，咱俩看谁骑得快！" 结果周的马受惊，摔了下来。再后来的文章，又忽而将"比试骑术"一节删掉了，只说江青策马飞奔突然勒马，致周恩来马惊被摔。还有些文章欲盖弥彰，说"比马"根本就是瞎扯，没有的事。
据知，所有关于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版物，都要报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阅"，显然，审阅机构终于道出了这一故事中的调情味道，觉得有损于总理的形象。
江青希望毛泽东向周恩来学习
但我们仍可从被删剩的部份，判断出确曾因"比马"而摔伤：江青策马飞奔，如果周恩来不也策马紧紧跟上，怎么因前面突然勒马而受惊？周摔下马，扶着粉碎性骨折的右臂站起来，卫士们才匆匆赶上，可见他们都远远地落在后面，只有周、江二马当先地在前冲，如果不是比马，卫士们怎可不紧随其后？男女之间的比试骑马，本来没有什么，还可以看作是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若不出意外，大家（包括毛泽东）大可以一笑了之。只是后来江青名声太臭，倘若让爱憎分明的老百姓知道，她和周恩来竟然这样玩过，怎么说得清楚？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在江青居苏养病时担任翻译的俄国女子卡尔图诺娃，曾撰回忆录《我给江青当翻译》，也谈到江青倾慕周恩来的印象："有一天江青莫名其妙到问我，想不想见见周恩来。我当然想，有谁会放过这么难得的机会？第二天周要来吃午饭，江青请我也按时来。我准时到了，可是周恩来已经走了，他的日程安排满了。"然后"那一次江青动情地也谈了周恩来的许多往事。"
需要重申的是，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仅只限于暗恋，而且是江青单方面的倾慕，而且这种感情实在称不上过分。江青自嫁毛泽东以后，至少在文革以前没有过感情上的越轨记录，——谅她也不敢。在周恩来一方，感情分寸当然把握得更好。
周恩来是积极的文革派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搞成什么规模、时间多久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揣揣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革命洪流，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当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围攻和批斗，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关押、劳改、判决直至枪决。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江青一样，其他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会集体出场表态，厉声申诉，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唯一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所有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无可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江青得到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康生，尤其是陈伯达，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上高位的，从感恩戴德的情份上，总还有一种说法。周恩来功高位显，驰骋政坛数十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凭什么要向江青表忠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往往只记录下康、陈这些已经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藏起来，好让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恒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垣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他去世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 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不少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份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文革派其实都保护过人
在一场全民性的、几乎人人过关的大灾难降临之际，凡是身居要职、权倾一时又胸怀大志的人物都有可能出面保护一些人，因为这是收买人心、招降纳叛、扩充势力的最佳时机。如林彪，就出面保护了被整得呜呼哀哉的黄、吴、李、邱，还有空四军的政委江腾蛟之类，这些人对林彪自然感激涕零，宣誓效忠，成为其死党。就连毛泽东也是保护他人的好手，"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他说的，这句话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比周恩来高喊"你们要抓陈毅，请从我身上踏过去吧"要有力的多；后者只是阻止了这一次揪斗，前者才使陈毅终不被彻底打倒。
毛泽东还保护过朱德："谁说朱德是黑司令？他是红司令嘛！"延安时代还保护过许世友，这位身怀少林武功绝技的将军后来死忠于毛，镇守一方，令林彪势力不敢妄动。江青也保护过人，没有她的保护，曾划为右派的剧作家汪增祺怎能进样板剧团改编京剧《沙家浜》？受到冲击的上海音乐学院教师于会泳怎能脱颖而出创作《杜鹃山》等脍炙人口的乐曲、而后还当上文化部部长？没有她出面"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么多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造反学生，怎能那么快得以平反？
江青甚至出面保护过陈毅，——似乎与人们印象中她只会穷凶极恶地迫害干部相左，然而却是事实。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晚，她与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造反派，亲口称赞陈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
"比如陈毅同志，说错话，写过一些诗，说话说过头也有，我甚至可以当面同他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他都说，这是好的。从整个历史上讲，他也有错误的。他和你两人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外交部你们不能去，他们有很多工作。我对陈毅以前不太喜欢，最近几年看他很坦率。广州会议他说得不好，说过了头。一九六二年夏天他就做过检查。现在也是。他历史上有很大的功绩。比如新四军，项英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一万多人装在人家口袋里，这是我党一件奇耻大辱。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路线，重新发展成二、三十万人。"
周恩来保护高干及其子弟
不过，同样出于收买人心、扩充势力的目的，江青保护和拉拢的多是敢于反抗权威的年轻小子，或名不见经传、但却有才华的小人物。这与她自己的出身卑微，一贯受高官、权贵、泰斗和社会"贤达"们的鄙视经历不无关系。相比之下，周恩来的保护对象正是江青不喜欢的这样一帮人。江青走的是平民化的组织路线，周恩来的是官制化的组织路线。二者间的差异，为后来矛盾的激化种下了祸根，也为江青虽能得逞于一时，但终于敌不过周恩来强大的势力，竟至束手就擒埋下了伏笔。
旅英女作家张戎在她的自传作品《鸿——三代中国女人故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她母亲进京找周恩来，寻求政治保护的一段往事。张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时期遭到省委新领导逮捕。周恩来在接见完四川红卫兵代表后，仔细听完了张母的申诉。"从周恩来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留心这件事，"张戎说，"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面对着进京告状的红卫兵，周只讲些"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大联合"、之类的普通应酬话，一听到"高级干部"受压，却立即差人取来国务院抬头的公文纸，亲笔写了一张保护性质的字条。
除了保护"高级干部"，还保护高级干部的子女——俗称"高干子弟"。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红卫兵，当发现革命浪潮汹涌而至，被冲击的首要目标竟是他们自家父母时，被惊的目瞪口呆。失落感、使命感、优越感，混杂着强烈的不满、愤怒、恐惧与惶恐，使他们纠集起来铤而走险，组成红色恐怖组织"联动"（党政军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私设刑堂、水牢和劳改所，任意打死、打伤和打残"黑五类"，像"暴走族"一样呼啸街头，一再冲击国家公安部。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数百名骨干分子被逮捕，其罪行公之于众。但在周恩来的斡旋下，经毛泽东批准，很快即将他们释放。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讲话："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林彪倒台致使周、江矛盾激化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时，就不把他们划为"党和人民的孩子"了，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以绝后患，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被指为"省无联"黑手、打成"现行反革命" 的陈光弟，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
江青对周恩来不满，正是在于其"乘人之危"解放和保护了大批官僚，势力急速膨胀。林彪倒台后，"毛主席司令部"内林、周、江三派人马的鼎立之势被打破，周恩来在倒林战役和收拾烂摊子中立功甚巨，趁机抢占位置扩充地盘，眼见得毛泽东遭沉重的精神打击而飞快的衰老，大事小事不得不以来周恩来，令江青骤生忧虑与疑忌。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因肺心病发生休克，醒转当着江青的面向周恩来交托后事："我不行了，全靠你了。"更使江青下决心要赶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挑战并打垮周恩来，稳坐"毛主席司令部"的第二把交椅，继承大业。此时江青的人马进入最高层的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张春桥支持和培养起来的上海造反工人领袖，不料继林彪之后被毛泽东亲自挑选为接班人，一跃而成为党中央第二副主席，反位居张、江之上。共同的利益将他们组合到一起，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这已是中共"十大"（一九七三年八月）以后的事情了。很多回忆文革的文章、书籍指"受四人帮迫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受"毛主席司令部的迫害"。因为四人帮的形成较晚，其活动也主要是宫廷争斗。就像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领导一九二一年以前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在大规模迫害早已结束的一九七三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四人帮"，它怎么可能去迫害那么多无辜呢？
精心策划的"红都女皇"事件
岁月的流逝，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没日没夜的操劳，使身体一向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终于被衰老和癌症击倒。而江青这位昔日的情人和癌症患者，却越斗越勇，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李鸿章"、"批宋江"、"批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投降派"、"走后门"、"中庸之道"、"经腹主义"、"洋奴哲学"、"洋务运动"，…..连篇累版，轮番轰炸。周恩来除了硬撑病体与之周旋，尽力支持被他保护、收编、选中并力荐复出的邓小平外，还窥准时机不露声色地予以反击。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所谓"红都女皇" 事件。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史坦福大学历史学副教授维特克随妇女代表团来华访问，江青给予她超规格接待，多次长时间接见、会谈，陪同游览，期间她大谈她的革命斗争经历，不免自吹自擂，搀杂许多炫耀与夸张。其意是模仿毛泽东款待、结交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其著书立说而扬名西方世界的故事，让维特克好好宣传一下中国的第一夫人。至于"超规格接待"，在随意性极大的中共体制内本属正常，周恩来自己就经常超规格接待外国尤其是非邦交国的演员、球员、民间团体代表等等，诸如前章提到过的关心人家少妇婚后能不能生孩子之类。故江青此举虽动作过大，出于希望西方学者了解和宣传中国革命、妇女解放的目的，倒也无可厚非。
维特克回国后，香港出版了一本《红都女皇》的书，以"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方式，透露了大量江青和毛泽东的隐私。周恩来将这本未署名、但传言是中央情报局特务的维特克所着的书呈献给毛，毛阅后大怒，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搞四人帮，说出"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这样的重话，迫使江青等人作深刻检查。这场风波也使江青民间的形象大损，在日后的政治角力中失去民意基础。直到一九九二年江青在狱中自杀，维特克才突然出面澄清，她根本就没写过什么《红都女皇》，只写了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于一九七七年在加拿大出版。她对一位中国学者说，《红都女皇》事件可能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和江青而精心设计的政治陷阱。
到处布满周恩来的眼线
维特克是出于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随团访问中国的，由于周恩来的安排，她才采访江青。在大约六十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周的亲信章文晋的夫人始终在场。谈话的录音带有相当一部份被周恩来要去"审查"，结果不了了之，没有归还。回到美国，中国驻美代表黄华及夫人一再阻止她为江青写传记，包括许诺一百万美圆要求她停止研究江青。几星期后，有人乘维特克外出破门而入大肆搜查她家，幸好她的所有资料都放在办公室和图书馆。维特克推测，《红都女皇》的真正作者可能是章文晋夫人。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但从当事人端出的这一过程看，不是没有道理。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国学者的谈话当属"国家机密"，怎么会那样快地流入香港坊间？如果不了解、掌握毛江数十年的情感纠葛，这本书怎会击中毛的痛处，而燃起怒火？
长期抓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惯于在对手身旁安插亲信，以随时掌握对方的动态、意图，早为一般的民众所知晓。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人认为，林彪的惨败就是因为其女林立衡（豆豆）甘心充当周的眼线，结果匆忙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事后周恩来并不领情，当面怒斥林立衡，没料到后果如此严重而深感绝望的林立衡一度自杀。
周恩来甚至在毛泽东身边都安有自己的耳目，以为通风报信。周深知江青对自己由深恋到深恨的感情转变，而无论是出于自卫，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他这一巧妙的、不现山露水的、四两拨千斤的机谋尽管毒辣，却是可以理解的。
第五章 演员生涯与女性气质
如果说周恩来与江青的较量、很大一部份赢在气质上，相信是不难理解的。周无论何时何地都显得节制、自持、从容镇定，与江青的时而矫揉造作、时而放蛮耍泼恰形成鲜明对照。且不论谁有理，仅这副架势就注定了江青的不得人心。假若周、江二人当街对垒，围观者皆不知他俩底细，也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保管绝大多数都会同情周而鄙视江。因为从外观上，江是一个仗势欺人的、过了气的、情绪不稳的、更年期无限长的刁老婆子，周则是一个任劳任怨的、通情达理的、忠诚可信的、老实而不失精明的儒者。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
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演员。成功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江青的失败，在于她没能当好演员，没有把握好角色的分寸，该放的时候不到位，该收的时候又过火。讽刺的是，这位不成功（并非总是不成功，也有成功的时候）的演员居然是电影明星出身，也许早在刚到延安，排演话剧《被蹂躏的人》输给周的养女孙维世时，就预示她一生终将败在演艺上的命运。
那么，作为政治家的演员，和作为演员的演员有什么不同呢？演员把戏当成生活，戏中需要什么角色他（她）就演什么角色。政治家把生活当戏，无论何时何地都得扮演一个正派角色。即使你做错了什么事，或者干脆就是在干亏心事和坏事，也一定要表演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君子坦荡荡"，仿佛普天之下你是最公正、最善良和最悲天悯人的人物，绝不能一心怀鬼胎便像个反派角色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要能演好一个正角，二是能把反角也演成正角，所谓"反角正演"。从这两方面来说，周恩来的演技无疑是第一流的。
人们常有一种误解，以为演员都是做假，"不真诚"。中国人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就是这样的偏见。其实无论"戏如人生"或"人生如戏"，都是很高的境界。一个在正谈上大起大落，历经风浪的政治人物，其一生必然是很有"戏"的。相反庸庸碌碌、随波逐流一生的人，必没有什么"戏"可以一说。即以二十世纪中国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而论，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宋氏兄妹、江青，……一个个莫不充满了戏剧性，都可算作当然的演员。只是演技各有高低，扮演的角色形象各具忠奸智玩，受欢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罢了。其实西方的正谈也重视演技，美国总统里根就是一例。他本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出身，在总统任上无为而治，却因其风度形象大受民众欢迎。另一位美国总统福特，退位后曾在电影里扮演"总统" 一角。足见"政治家是天生的演员"所言不虚。
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
周恩来从中学时代就开始演戏——演话剧，当时称"文明戏"，又叫"新剧"，以别于中国传统的戏剧（旧戏），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周恩来在《一元钱》、《华峨传》、《仇大娘》等剧目中，都担任女主角分别扮演其中的孙慧娟、华峨和慧娘。那时新剧虽"新"，但男女不能同台这一条还是旧的；南开是男校，也找不到女演员，就只好选中模样俊俏的周恩来担任了。而周果然扮相秀丽，演出逼真，使南开的新剧在天津很有名。及至三十年后，他在重庆陪原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去看一场大学生演出的话剧，张还对他说："你知道吗？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的那个女孩子。"（许芥昱《周恩来传》第24页）
张伯苓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悄声对他感慨："老师，时代真是不同了，现在男女生可以随便一起演戏。我记得咱们在南开演戏就没有女演员。"张扭过头来朝自己以前的学生、现在的中共驻重庆代表团长仔细打量了一阵，忽然有所发现。
无独有偶，邓颖超在直吏女师也是演新剧的活跃分子，而且总是担任男主角——恰与周恩来相反。她最早对周产生深刻的印象，就是看了南开的新剧中他扮演的角色，那时他们根本还不认识。而他们最初的接触，也是在周听了邓的一次演讲之后主动上前招呼，并应邓颖超的邀请到广东会馆帮助他们排演新剧《花木兰》和《安重根》。安重根是朝鲜反日斗士，曾开枪刺杀日本吞并朝鲜的主谋伊藤博文。《花木兰》是古代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虽是女英雄，却为男装，举手投足"雌雄莫辨"。革命分子大概以外向、喜好表现者为多，演新剧正是他们初试婴啼的大好时机。只是有一点十分奇怪：既然男女不能同台，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地代替以下也就罢了，为什么男校非要选以女主角为住的剧目，女校非要选以男主角为住的剧目不可呢？大概是非如此不能凸显表演才华，不能矫枉过正，不能标新立异吧。
周恩来是"文艺爱好者"
周恩来赶到广东会馆，悄悄选了个最后排的楼座坐下。彩排结束，才到后台与女士们见面。在邓颖超的要求下，周诚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要说不足之处，你念台词就像发表演讲一样，慷慨激昂有余，不够自然。安重根和花木兰在日常生活中，并非时时在发表讲演。要掌握剧情和居中人的身份，平时说话声调自然平淡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放开感情。
他又取来《安重根》的剧本，在舞台上示范表演念台词。他告诉她们，怎样吐词运气，掌握台词的节奏，控制音量的大小高低。经过这一番言传身教，女士们演艺大为长进。
当时的周恩来年方二十一岁，对于戏剧表演就有这样的见解和心得，可见他的演员天分，实在是很不错的。他一生喜欢结交演艺界人士，弄得人家女演员眼泪巴巴地不忍同他分别，与折服其艺术修养和表演功力不无关系。抗战期间，他发动和领导"宣传演剧队"和"孩子剧团"；文革前夕，他直接关心和指导排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还是张伯苓说得好："你还可以打扮起来上去演。我敢打赌你一定赛过台上那个女孩子。"
一向刻板内向、深藏不露、不爱出风头的林彪，早年居然也上台演过戏。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演出，林彪、罗瑞卿上台演出话剧《庐山之雪》，林彪扮演红军将领，罗瑞卿扮演被俘的蒋介石。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问了两句之后，开始自由发挥。幸好罗瑞卿机灵，临场编台词把林彪对付过去——
红军将领（林）：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开始离谱发挥）：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坏水！
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404页）
极为爱惜羽毛
因为这一节，林彪与罗瑞卿遂成为红军中的著名演员，当然是演技不高的著名演员。三十一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被毛泽东选为代替刘少奇的接班人林彪，奉密诏下令逮捕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场又一场的审讯，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逼得罗瑞卿跳楼自杀，幸好只摔断了一条腿，被红卫兵用箩筐抬到批斗会批斗。林彪得意于一时，终因犯罪毛泽东，仓皇而逃，身败名裂。
林彪一直不注重公众形象，既没有亲和力，又没有领袖的威望，总给人以奸诈、阿谀、心术不正的印象。实际上，林彪的个人品质在中共高级将领中算是很不错的，在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们中间，也是很不错的。他是少数几个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武将之一，还有一个是彭德怀。他二人都不擅逢场作戏，不会塑造形象，不容易赢得多数人的好感和同情，一旦有难，昔日同伴竟群起而攻之，结果在残酷的政治格斗中轻易地被击败。
周恩来一贯注重形象的营造，极为爱惜羽毛。这本来是政治家应有的美德，但如果太过，则难免赢了面子，丢了里子。周恩来处处表现出忠君、中庸、折中、调和，也往往为性情耿直的人士所指斥。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决定反击彭德怀的"意见会"，周恩来像以往一样再次丧失立场，加入围攻的阵营。当然他表现得比较温和，似乎不那么穷凶极恶。他要大家不要讲大跃进的困难，会泄气。彭德怀当面骂他"人情世故太深，老奸巨滑"。彭的责骂大概使周多少有些良心不安，他在常委会上为自己辩解："我多次犯错误，认识不全。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周恩来与汪精卫比较
这段话在当时讲起来是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现在看却觉得强词夺理、气虚理屈。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的确是"有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管他是谁，错了就要讲明白，"我为人民谋幸福"。而周恩来实在是"没骨头"。当年西安事变结束，张学良陪蒋介石飞赴南京，周恩来赶到机场，眺望远去的飞机说了一句："这是愚忠嘛！" 亏得他还好意思论证"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周恩来不是不知谁对谁错，在丧失原则站在毛一边围攻彭以后，私下里喝得烂醉，以平息内心的自责和不安。
很多回忆录和研究者笔下，都把周恩来写成一位忍辱负重的人物。能负重者，自然应该是"有骨头"的。但这里仍有一个分寸问题。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人出来比较，那就是汪精卫。
有人说，汪精卫是大汉奸，与周恩来相比岂非不伦不类？其实，撇开他们的政治阵营、意识形态与是非公国不谈，二人可比之处还真是不少。
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国民党内历任要职，声望崇隆，孙逝世后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被蒋介石夺去党政最高权利，反蒋失败，屈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抗战期间秘密投往日军占领的南京，出任日本扶植的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周恩来也曾留学日本，期间接触社会主义的思想，回国投身革命，在中共党内历任要职，陈独秀下台后一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取得党的最高权利之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外交部长等职。他在党内的地位、实力和声望，与汪精卫实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汪精卫后来投靠了日本占领军，另立"中央"成了大汉奸。
中国美男子的女性气质
周恩来无疑也具有另立中央的实力，尤其在文革中，另立中央似乎更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道德依据。但他没有做，连想都不想。我们不能假设他若另立中央，历史将对他做出怎样的评价，首先是这样造成的后果都难以预料。不过这里要讨论的，恰恰是周、汪二人后期政治生命的相似性。
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他自己当然不认为这是汉奸行为，他认为是"曲线救国"，忍辱负重。他建立南京政权，意图与日本占领军媾和，作为一个合法存在的政府机构尽量争取中方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免受更多的战火涂炭，事实上，他的政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占区激烈的民族矛盾，至少不再发生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公开的、大规模的和无可制约的暴行。至于他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早有历史公论，无须赘述。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表现，与汪氏何其相近。幸运的是，许多评论家都强调他的"曲线救国"、忍辱负重的一面。他委曲求全，保护了大批高干和社会知名人士免遭更大的灾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他，将有更多的人被迫害致死。"却少有人提到正是有了他，另一些人注定了被迫害致死的命运。
周恩来与汪精卫都是中国政坛的美男子，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他俩的口才、风度，也都是一流的。中国的美男子，多少带有一些女性的气质。一九二三年，朱德赴欧洲寻找中共与革命真理，临行前在上海拜会了汪精卫，就有这种感觉。
"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起姨太太，"几十年后，朱德将他的反感告诉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他努起小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到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
"令人想起姨太太"
朱德说这番话的时候，已是八路军总司令，言辞中压抑不住对在国民政府中力主对日寇媾和的汪精卫的轻蔑，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汪精卫倒还不至于如此做作和倒人胃口。想当初他谋刺摄政王载沥，事败被俘，赋诗以明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没有这样的几分气概，成不了孙中山的亲信和副手，也不可能拥有那样多的追随者。而"听人说"几时上床几时起身，更属无聊的传言。但是除去其中带有明显贬损意味的词句，倒也能看出汪的女性气质所在：一，令人想起姨太太；二，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三，努起嘴唇，说话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四，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习气；五，夫人很男性。
再来比较周恩来。
一）周恩来也"令人想起姨太太"。他有一句明言，"为了革命可以当姨太太"。那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周死里逃生到了武汉，不久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祥奉何键的命令枪杀了一百多个共产党员。何键的军代表柳宁也是共产党员，他在汉口发动宣传攻势，斥责许克祥是屠杀革命同志的屠夫。周恩来以中共军事部长的身份，责备柳宁不该破坏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
柳宁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是人家的姨太太？难道我们要任人唾骂鞭打也无权大声抗议？"
"我们要忍耐"周恩来说，"为革命的利益我们要非常忍耐。为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如果有必要的话，…."
这段话，可以说是周恩来"忍辱负重"精神的全部内涵。他后来"为革命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唾面自干，屈从于领袖的专横独裁，包括不惜向党内新贵大献殷勤。
二）他不是"京戏里唱小旦的"，却不止一次在新戏里演过女主角。
三）他如同艾蓓所说，是个"噘噘嘴"，如果朱德只见过他一面，并且这一面谈的不欢而散，很可能误以为他也是"努起嘴唇"。至于"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这就很难把握了。周恩来也很喜欢做手势，还很优雅。优雅与"慵倦"的区别，常常只在人们的印象标准中，并无一个明确的界限。
四）周恩来既被四人帮一伙攻击为党内"大儒"，想来是有不少"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习气"了。不过细究起来，固然他有不少忠君思想，对上唯唯诺诺，但与其说是一个"封建型"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分子。
五）夫人邓颖超是"很男性"适演花木兰、安重根。即使扮演女人，也是"大姐"型的女人，对于男人有管束力，虽然不一定管得像"几时上床，几时起身"那么具体。
"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男孩子"
周恩来的女性气质，很小的时候就已见端倪。一九一三年，他随伯父周贻庚从沈阳迁居天津，考入南开学校，其时只有十五岁。当他第一次走进教室，在众目睽睽之下红着脸坐下来低头看书的时候，一些同学首先注意的就是他的漂亮。有同学下了课冲着他的同桌大声喊："嘿！老瀚，你哪儿找来这么漂亮一个小伙子？"另一个同学也嚷著："还穿着一双好漂亮的袜子呢！"所谓"漂亮的袜子"，就是红蓝两色，男生一般是不肯穿的。除了袜子，衬衫也比较"讲究"，其实是因为家贫，找到什么便将就穿，这也引起别人起哄。
学校依照前清举子应试的传统，按省籍分为小集团。周恩来来自沈阳，在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喜欢玩闹的东三省学生中间，显得内慧而外秀，尤其在同桌"瀚"的衬托下，更透出文静和秀气。"瀚"的全名叫吴瀚涛，年纪稍大，是摔跤冠军，东北学生领袖。也对周恩来十分照顾，有点像带弟弟，或者妹妹。他很反感人家老拿周恩来的穿戴打趣，有一次终于忍不住回过头来训斥了他们一顿，再也没人敢嘲笑了。
很多年以后，吴瀚涛谈起周恩来，仍表示"你没有办法不喜欢他"。另一个中学同学却直截了当地讨厌他："他太带女人味。他喜欢打扮，上台演戏，诸如此类的玩意，叫我觉得肉麻。我的兄弟同他合得来，可是我不喜欢他那样的男孩子。"
少年时代的女人气味，一般会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退却，有的人成年之后，反而更加具有男人的阳刚之气。但也有人多少会残留一些女气，极少数可能还会发扬光大，变得男人女气，乃至扭捏作态。周恩来成年后身上的女性气味已减少很多，也常常表现出"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大义凛然神情严峻的丈夫气概，但有时我们也不难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捕捉到一丝偶尔流露的女性的羞涩、腼腆、妩媚。当然，其份量恰倒好处，阴柔与阳刚结合搭配，是形成他独特的风度及魅力的重要原因。
性格上的女性特点
从性格上论，他的女性特点就要比外表保留得多了。
——儒雅娴静。在第一代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的性格娴静、温文尔雅是有名的，尤其在一大帮子习性粗野、性情急躁的高级将领的烘托下，显得十分突出。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他从小受到胆小懦弱、品性温文的父亲，尤其是要求严格、整天把他关在屋子里念书的嗣母的影响。他曾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
——体贴、仔细周到。凡是见过周恩来的人（只要不是公开反对他、对他构成明显威胁的敌人），几乎都为他的细心体贴感动、折服。重庆谈判期间，他为毛泽东的安全处处设防，不放过一丝一缕可能的疏忽，还把江青从延安用专机接来相陪，替不善饮的毛泽东喝下一杯又一杯没完没了的敬酒。文化大革命中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一定要在头一天亲自勘察毛泽东将要行走的路线、将要坐的座位、将要踩的阶梯。毛泽东宴请赫鲁晓夫，周恩来见一旁作陪的林彪没有胃口，亲自用筷子夹一点这个夹一点那个，殷勤地劝他"试一试这个怎么样？""那个呢？那个很好吃的"。他询问日本女球员有没有生孩子，替她安排医院做检查和治疗。他得知自己患了癌，问以前的秘书"你看我还能活多久？"，第二天又专门告诉她"其实不要紧"，怕她为自己的病紧张、难过。临死前还不让理发师傅来帮他刮胡子，也是怕他"见了我这个样子会难过的"。一个人，特别是他的地位已达如此之高，还这样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体贴下属，真是非常罕见。
——敏感细腻、善解人意。这方面，周恩来也是有口皆碑，在无数细小的事情上表现出来。他会从手下人的一下眼神，一个细微的表情、动作，捕捉其内心活动。工作人员对日本国旗不以为然，他马上就发现了，问"你们怎么了？"到朝鲜访问，金日成别出心裁大摆狗肉宴，随行工作人员不想吃，他敏感到了，教育他们要尊重东道国的民族特点和生活习惯。吃不惯也得吃（奇怪的是，这些东道国从来无须尊重别国的特点和习惯。）
爱俏的心理基础是自恋
——谦恭、曲意奉承。不光是奉承毛泽东，对一般有一定身份和背景的人士也都如此。他会对比自己资历浅得多的林彪恭维备至，为他夹菜、劝菜，有事都要向林副统帅"请示"。他恭维江青，深怕她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她一发怒，赶紧想办法去调解、平息。他还恭维毛泽东一度深为信赖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向他"请示"能否将农村政策放宽一点？毛的"最后一个女人"、机要秘书张玉凤当面埋怨周："主席的吃喝拉撒都要我来管，你也不管管！"他听了也只是表情十分"尴尬"而已。他尊蒋介石前妻、留在大陆的陈洁如为"师母"，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做过蒋介石下属，并未做过蒋介石的学生，称"师"实在过分。文革初期，姚文元带领红卫兵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回来，工作人员忘了通知陈伯达，没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生怕这位第五号人物生气找他麻烦，灵机一动跟接待组组长李庆连说："从现在起，李庆连同志，为了节省领导同志的宝贵时间，以后代表团出国访问才有正式送行仪式，回国时一律由低级人员代为迎接。你立刻把此意转达陈伯达同志。"为了一次工作人员的疏忽，周竟然可以从此改变国家的礼仪！
在取得全国政权、不可一世的中共阵营中，周恩来的谦恭颇获"外人"的好评，也颇能赢得知名人士的认同。但也为确立毛泽东一人不可撼动的权威，起到了表率作用。曾几何时，党内恭维之风盛行，个人迷信愈演愈烈，周恩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爱俏。周恩来极为注重仪表，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南开中学时代，他的小伯母（伯父周贻庚的妾）很喜欢他，给他编织一些花花绿绿的毛衣、袜子，直到引起同学的嘲笑，她才作罢。虽然家境不好，周恩来仍然穿戴得十分整洁这大概是从他那破败的书香家庭继承的传统，讲究"体面"。赴欧洲勤工俭学，别的同学经济上紧张，他因给天津《益世报》当通讯员，有严、刘两家的接济，反而手头较为宽松，无须像别人那样去工厂、餐馆打工。他总是穿得西装笔挺，彬彬有礼，脸上笑眯眯的，以至于柏林的房东太太称他为"骑士先生"。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爱俏"的心理基础是自恋，把玉照印在明信片上寄给朋友欣赏，已经超出"顾影自怜"的范围，而带有"希望大家都爱我"的意味了。一直到他临终前躺在病床上，还注重仪表，不让给他理发多年的朱师傅来修面，怕他见到自己憔悴、苍老的病容会伤心难过。
甘让别人"打他的屁股"
——克制、忍让和耐心。这是周恩来一生能躲过历次党内政治斗争的灾难，成为"不倒翁"的主要原因，每遇到责难，他都能默默忍受，勇于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尽心尽力地投入新的工作之中；而不像其他领导人那样，要么一触即跳，不肯认错，要么消沉失望，自暴自弃，一蹶不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高岗、刘少奇、林彪…..，都是这样。周恩来的忍让，简直可说是到了"唾面自干"的地步。"为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当姨太太，甚至当妓女….."只要是革命需要的，什么样的屈辱、蹂躏都是忍受，而不是逞一时之勇，一时之快。
——甘居人下。在中共高层激烈的权利争夺中，周恩来几次都有获得最高领导权的机会，但他都推让给了别人。第一次是一九三零年，他和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按道理应由周主持，并自然而然地成为党的领袖。因为瞿秋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失宠于共产国际。由于周的谦让，会议的中心人物和会后党的领袖却成了瞿秋白。这个结果令共产国际极为不满，马上派米夫来华，彻底清算中共的左倾路线，瞿秋白撤职，周恩来也被米夫小儿（仅二十九岁）"打他的屁股"，才保住政治局常委的职务。第二次是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被处决。新的总书记，要在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产生。周恩来是常委（其余两常委，向忠发已死，张国涛去了鄂豫皖苏区），资历最高，但他毫无此意，王明因惧怕留在国内领导革命时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也不敢当，只想早点溜到苏区去；只剩下一个工人出身的卢福坦，自告奋勇要当总书记。王明当然不放心，便挑了他的小哥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担任"总负责"。一九三三年一月博古去了中央苏区，卢福坦终于如愿已偿，当上了"总负责"，只是好景不长，三个月后被捕入狱，很快叛变，做了国民党中的中统特务（上海区情报行支股股长，一九六九年被处决）。后来的事实证明，博古也不是做总负责的料子，朱、毛打下的中央苏区在他手上给丢掉了。
——阴柔而非阳刚。长征初始，中央红军在湘江之役损失过半，实际领导权到了周恩来手里，遵义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权利，让他成为"三人团"之一、周恩来的助手。如果周一直保持现状，自然也就是党的最高领袖，但他再一次放弃机会，让给了毛泽东反过来当了毛的助手。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以后，他推毛为中央军委主席，自己做了副主席。
此后，在选择毛泽东接班人问题上，周也一再推让，不愿与人相争。直到林彪倒台，毛泽东精神和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才临时指定周接手，周的反应是毫无血色，只有战战兢兢，甚至吓得"大小便失禁"（李志绥回忆录）。即使李志绥的回忆录可能有偏颇，还有其他人的回忆录，证实其听到毛泽东休克的消息后，吓得瘫在汽车上半天下不了地。这种不敢为天下人领头、甘居人下的性格是非常明显的。不久，毛泽东挑了王洪文，周恩来竟心安理得的辅佐这位三十几岁的造反英雄，在"十大"筹备会中当了王洪文的助手（副主任，王为正主任）。
——节俭、精打细算。周恩来善于理财和打理生活，这也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他的衬衫、袜子破了补补了破，不肯换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副套袖，带着以防衣袖磨破。大饥荒年又倒滴油，告诉手下人，民间有一种说法叫"钱油烧豆腐"。他反对动用国家外汇为自己买生活用品，只是国产的刮胡刀片刮不动他粗黑的胡子，手下人托人从国外带给他一包美国的"吉列"刀片，他才勉强使用。这些事例太多了，举不胜举。还有许多性格特点，如含蓄，多虑，自贬，自律，妥协…..等等。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些性格特点，包括上述各项，绝非女性所专有。有些还可以当作堂堂男子汉行为规范，如克制和忍让，中国古代便有"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形像、通俗的说法。不过它们都是阴柔而非阳刚的。一个男人的性格越趋向于阴柔，他的女性气质也就越明显。反之，一个女人的性格越趋向于刚阳，她的男性化倾向会越显而易见。
人性格中的女性部份
在周恩来身上，也绝不是只有这些女性味道较重的特质。有些方面和有些时候，他也表现的和"阳刚"。如果断、冷静、豪爽、大度。这些特点，在对付和处理林彪事件的时候，在下令和指挥惩处叛徒顾顺章一家的时候，在宽容和化解对手的攻击、挑战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生活习惯上，他还好酒善饮，一连干掉二十五杯（一两一杯）茅台烈酒，脸不变色心不跳，——如此豪饮，大概也应该算作刚阳之举。
儿童，尤其是婴儿，可以说是"无性"的，除了那一点外，几乎没有什么性别特征。如果一定要划分性向，那么所有的孩子都偏向于女性：柔弱、娇气、依恋长辈、身上带有得自于母体的雌性激素。年岁渐长，男孩于女孩的性格区别才逐渐显现出来，最后长成"大人"——小伙子和大姑娘。而年轻小伙子身上，仍难免残留着"女性"的痕迹，皮肤光滑细腻，胡须疏软，头发乌亮，脸蛋丰满，一般性格也比较脆弱，感情充沛。严格地说，真正成熟的"男人"，应该是过了青春期之后的男性。当然，这也并不表示他们身上再没有"女性的味道"。每个男人的性格中都会有一些"女性"的成份，只是或多或少罢了。
反之，每一个女人身上，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男性"的成份。"男性"成份和"女性"成份，因时、因地、因对象的不同，表现的程度也就有所不同。心理学家认为，适度的异性倾向是有益的。它可以减轻生活中的沮丧感、焦虑感，化解心灵危机。政治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常人要大得多。异性倾向也往往较常人突出。很难想象一个男人味太重的政治家，或一个女人味太重的政治家，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被比作"太阳"，应算是很刚阳的了，但他的女性味也很重，下巴光荡，嗓音尖亢，男人女相，诗人式的思维和语言，洞察人意。
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的意义
周恩来的女性气质，在政治上的意义，当然绝不止是帮助他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他创造了一种风格，以柔克刚的艺术。在强硬的权势面前，他总会先退一步，再另图他策。长征途中，张国焘仗着他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粮草充足，颇看不起被追兵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央红军，处处表现出骄横，言语多傲慢无礼，还向中央强要总指挥的大权。周恩来首先让出来自己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以防毛的权利被重新剥夺。周恩来见到被张国焘当作特务关押审讯的廖承志（廖仲恺之子），大吃一惊，立刻板起面孔，把廖公子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要他好好认错，深刻检查，给足了张国焘面子，而后才替他说情把他担保出来放了。如果他一开始就指责张国焘抓错了人，跟他据理力争，事情可能很快就会闹僵，廖的性命也难保。
文革中，无数党的干部蒙冤受屈，很多也都是周恩来用这样的方法解救：将你痛骂一顿，好像要和你划清界线，非亲非故，再把你发落到某个地方，或是保护起来不再接受揪斗，或是安排给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他总是劝说这个劝说那个，接受批判，作深刻检查，争取"党和群众"的谅解，重新出来工作。
陈毅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开始不肯认罪，周恩来就不断地劝他，早认罪早过关，我这儿（外交方面）事儿太多，忙不过来，始终使其含冤就范。但也有硬骨头，宁死不肯低头。"九大"时周恩来劝胡耀邦认错，中央委员照当。胡坚决不肯："我没错，认什么错？"周恩来有些尴尬，摇摇头走开了。其他一些原本打算认错过关的人，见胡耀邦如此，也不肯认错了。他们都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却坚持了自身的信念和原则。一味地妥协、退让、纵容独裁者的骄横和淫威，只能使其更加制度化、常规化，而不会像一些所期望的，稍微合情合理、稍微人性起来。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
第六章 周恩来外交的重大失误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是一个"全才"，或者叫"通才"，在他众多的同学、同事、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眼里，更是一个与毛泽东各有千秋、古今中外都极为难得的天才人物。一些来自敌对阵营的评价，也把他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所拿得出来的最好的人才"。
周恩来是不是全才？
这种说法诚然是有道理的。有很多流传甚广的真实故事，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机警机智，博闻强记，甚至令其他国家一些世界级的大政治家钦佩和折服。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他也确是"通才"，一生从事和负责过多方面的工作：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组党、党务、宣传、军事、城市暴动、情报、人事、地下活动、暗杀、政工、谈判、调解、内政、外交…..几乎每一样都做得有声有色，并随着他的名字载入了史册。
不过仍有可议之处。
周恩来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首先是再天津响应"五四"，发动学生游行示威，向直隶公署抗议，结果二十四人被逮捕。周恩来关押了近半年，判刑后获释。虽然出狱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天津的学生运动却也日趋渐微，最后无疾而终。几位主要的学生领袖后来也都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包括他的第一位恋人、同去欧洲求学的张若名。在欧洲也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如冲进广东会馆痛打和赶走不务正业的广东学生，到中国驻法国使馆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召开"捐款大会"等等。最有名、惊动最广的当然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此次事件以法国当局逮捕闹事学生一百余人，多数遣返中国而告终，可以说是彻底失败的一次行动。当然，如果以"目的不重要，运动就是一切"的观点，不能说毫无意义。至少它培养了一批中共的骨干分子，在日后的政治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而就行动本身而言，失败就是失败。周恩来还组织过工人运动，以总指挥身份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夺取了上海的控制权，但很快就被他的老上级、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刀兵相向，工人纠察队全部被缴械，大批知识分子被杀头，周自己也差点在游行队伍中遭流弹打死。此次失败，责任当然在国民党一方，但作为工人组织的主要领导者，没能事先查明蒋介石的动向，将引起冲突、摩擦的可能性及损失减少到最小，也是事实。
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
南昌暴动是周恩来的杰作，意义非常重大：打响了对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不再做"姨太太"、"不再做妓女"了。意义虽重大，牺牲却更大。好容易拉起的第一支中共的部队被打作鸟兽散，他自己也落荒而逃。
他在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却不能对付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右倾或左倾路线，不能把握时机掌控大局，而总被时势推着走，致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共历史上领导人更迭最频繁、权利一次次落入素质更差的人手中的黑暗年代。
他建立了一套党的地下活动系统，指挥一支特别的行动队，执行党内纪律，却闹得满城风雨。党的核心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相继被捕叛变，其中顾还是周恩来的直接下级，叛变后周将顾全家老少杀个精光。接着参加暗杀行动的人也被捕，带人挖出顾家亲人的尸骨，成了轰动上海的大新闻。周赴江西中央苏区后，康生接手了这项工作，此人后来在中共阵营内劣迹斑斑。周的识人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内部，周恩来第一个拥有最高军职和军衔：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相当于中将衔。此时许多后来的中共元帅、大将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抗战期间，他任政治部副部长，正式拥有中将军衔，后来又升为上将衔。而在事实上，却从未独立地指挥打过一次战役。只有在江西苏区反第四次"大围剿"，同朱德一道指挥红军，按照已遭排斥的毛泽东的打法，取得了胜利。此后便是一塌糊涂。长征途中，他是主要决策者，仅湘江一役红军便损失过半，博古、李德固然罪不容赦，周恩来的责任亦不可推卸。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被指为周的助手，如周果有军事才能，亦不至于半途心甘情愿地反做了毛泽东的助手。此后周恩来再没有直接带过军队，虽然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确是挂名而已。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对毛泽东心服口服，终身效忠的最主要原因：我不行，他行！
真正的强项在于外交
周恩来真正的强项是外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即担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五八年二月，才将外长一职卸交给陈毅。此后，他仍关切过问外交事务，频繁出国访问，接见来访的外国政要、友人、团体，一直到恶疾缠身，还在病房与来访者见面。其外交生涯，几乎与总理的任期相当。如果算上中共建政前，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会议，与国民党方面的长期谈判，充当中共驻守国统区的首席代表，那么其实际"外交"生涯则更为漫长。
他的确具有极好的外交人员的素质，除了仪表、风度和口才，他几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谦逊好学的精神，平易待人的品格，为他和中共、"新中国"政权赢得了尊重、信誉、同情以众多的朋友。外国领导人，最佩服周恩来的也就是他的外交才干。他本人也非常看重外交。外交成就，可以很大程度地弥补内政的损失。如文化大革命，国内的政治，经济一团糟，而这时恰恰是中国在世界上开始真正发挥影响力，与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击败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并与美国、日本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有一句名言："外交无小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可能预示和产生重大的后果。
但是本章要分析的，正是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发生的严重失策。
首先是中美关系。人们大都只记得是周恩来与基辛格秘密谈判，迎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打开了封锁二十余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却忘了这扇大门，当初正是刚建立政权的共产党自己关上的，其中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美关系是一种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一方，有代表政府的国民党，也有代表反对力量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有蒋介石、宋氏家族的"亲美派"，也有汪精卫、何应钦的"亲日派"，还有一部分非主流的"亲俄派"。在美国一方，也有政府、国会、民间和舆论的区别，绝不能一概而论。中美政府之间的合作，从蒋介石清党、排斥苏俄势力开始，到抗战期间达到高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同盟国重要成员，中美关系之亲密，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赢得美国代表的好感和同情
此时，大本营设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引起主要是美国的西方国家关注。从美国社会政治的多元结构而言，这是十分正常的。大批美国记者涌入延安采访报导，在西方世界造成轰动，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府内、外交和军界，有一批同情甚至赞赏共产党的人士，愿意同延安保持接触，促进了解和友好关系，这在外交资源被重庆国民党政府垄断的情况下，非常难得和珍贵。毛泽东曾提出访问美国，虽然不了了之，中共方面对美国的亲善态度已经表明。
抗战胜利后，美国方面的出面调停，国共之间一触即发的争夺胜利果实之战被延缓了。重庆谈判，从中穿针引线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因其身份不得不屈服于国府的利益，倒也还算公正。他发现"清官难断家务事"，只好一走了之。接着是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主持国共双方调停、谈判。周恩来是共产党的首席代表，与马歇尔"共事"时间较长，关系也很好。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回忆，周恩来充份施展了他的演员才能，必要时痛哭流涕，装成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以争取马歇尔的同情，而马歇尔果然天真地上了他的当，把好果子都给了共产党吃了。
此说显然过份，好果子自然还是国民党吃的多。大批国军的全副美式装备，派运输机和军舰将国军送往东北及其他各接受地，等等。但共产党一方却占了"人和"。国民党接受大员的贪污劣迹，兼之穷兵黩武，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信誉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此种"烂透了"的形像极大地动摇了美国政府的信心。蒋介石在抗战中建立的崇高声望迅速滑坡，许多美国人士开始怀疑是否"看错了人"，是否应该转而去支持共产党。美国国内确实有人主张放弃国民党，支持中共，使其成为"南斯拉夫第二"。随着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美国方面的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宋美龄赴美求援，遭到极不客气的冷遇。虽然美国官方表面上还站在中国官方一边，所谓国际关系中的"官官相护"原则，实际上却大有文章可作。
"忘了"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克南京。国民党政府远迁广州，一些外国驻华使馆跟随同迁，其中包括苏联使馆。别有深意的是，美国大使馆却稳坐南京，仿佛在等候盼望多时的共产党到来。此时，是共产党方面打开美国政府的心结，建立友好互助关系的最佳时机。中共中央已迁入北京（北平）城，忙着扫平全国的剩余战场，联系各界人士，酝酿缔造一个"新中国"，却"忘了"怎样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与合作。按说毛泽东有意或无意中"忘了"此事还情有可原，他是"人民战争"的发动者和指挥者，不免忙于内而疏于外。作为有过在东洋、西欧及苏联长期生活经历，曾与美国官方及军方人士多方周旋，被马歇尔赞誉为"大外交家"、"最出色的外交家"，内定为新政权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忘了"此事就说不过去了。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曾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提出，美国政府准备向共产党政府提供四十亿美圆贷款，以示友好。共产党方面迟迟不做反映，相反还流露出相当强烈的敌意，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司徒雷登这才在八月二日离开被解放军占领了三个多月的南京，静悄悄地回国。毛泽东赶在他身后又接连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流的檄文，公开嘲笑、批判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这种缺乏国际观点、以意识形态来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显然是幼稚的。周恩来既然极具外交才干，为什么不提请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最符合新政权利益的、积极沟通，化失望为友的对策？当时的毛泽东，还远没有走到后来那样独裁、霸道的地步，颇有开国明君之风，在对外事务上也依仗周恩来诸多，周进一言所起到的作用应当是相当大的。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和毛一样，都被快速赢得的全国胜利冲昏了头脑，不在乎海外还有一个曾支持过自己的敌手的美国，压根儿就没想到要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地投向苏联
接着，"新中国"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投靠苏联集团，明摆着要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为敌，摆出一副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心怀戒备、"管你怎么看我"的姿态，人为地划上一道与世隔绝的篱障，重新把中国带进闭关自守的年代。"一边倒"地投靠苏联，另一个恶果，是将对苏关系中为本国争取最大权益的筹码几乎丧失殆尽。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十几年以后，吃了"兄弟党和国家"不少大亏，才逐渐明白过来：要利用美国这张牌，来打苏联。也就是"老祖宗"说的，"以夷制夷"。
对苏关系，是中共新政权外交的重点，或叫"中心"。这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中国共产党从政党性质、意识形态、历史渊源，都与苏俄有着血亲关系。苏联又是全世界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建立外交的国家。其他苏联集团的国家，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建交。中共把苏联称为"老大哥"，常说要"饮水思源"，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苏式的道路走得通走不通，历史已作出了有力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只谈两国关系中的问题。
新政权建立前夕，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请教"建国大计"。建政才两个月，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就亲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莫斯科。一面参加斯大林的七十大寿的庆典，一面想讨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猜不懂毛泽东的哑谜，毛只好赶紧从国内召来周恩来，与苏方反复谈判、协商，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笔贷款。可见毛泽东倚重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新中国依赖苏联支持的态度。中国派驻苏联的首任大使是王稼祥，一年后又改派张闻天，这两位都是中共高层的留苏派人士，都在长征中支持毛泽东策动"担架上的政变"，王曾与毛、周同为长征"三人团"成员，张更担任中共总书记达八年之久。派如此重量级的人物出任驻苏大使，其意显而易见。
跟苏联老大哥闹崩
苏联给予中国大量援助，这是在旧中国的"烂摊子"上建设"新中国"所必须的。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亦十分沉重：放弃交好美国的可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听从苏联这个大家长的调遣，与西方集团对抗，给予苏联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和新疆的利益，等等。最为沉重的代价当然是中国出兵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参战朝鲜，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部署"。周恩来以秘密使臣的身份到莫斯科，落实斯大林先前许诺的苏联空军协同作战，但直到中国宣布参战后，斯大林才告之周：苏联无法出动空军参战。此一出尔反尔的行为，把中国推到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及至开战，本着"有钱出钱，没钱出人"的原则，中国投入了大量兵员，牺牲惨重且不说，到战争结束苏方开出帐单，巨额军费开支竟全数算在中方头上，还要加上一大笔利息。这一切，周恩来居然事先一无所察，一再上当。
虽然如此，中苏之间也没有必要闹到破裂、甚至刀戎相见的地步。对苏关系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导，在与赫鲁晓夫的明争暗斗上，毛的"民族气节"、索性而为，使这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分道扬镳。自然，赫鲁晓夫责任至少不会比毛要小，其意气用事至今仍为人所指摘，但他占了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大便宜却无人提及。两国交恶，中方的不利明显甚于苏方。中方是负债国，苏方是债权国；中方是农业经济，科技、军事落后；苏方是工业大国，有强大的科技及军事力量；中方只有苏联这一重要邦交，在国际事务中几乎毫无影响和地位；苏方却挟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扮演着与西方集团对抗、交往的领袖角色。
一九六四年，一颗原子弹爆炸，一台万吨水压机建成，中国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噩梦中拔出脚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意与刚刚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苏联重修旧好。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也有此打算，按理应该是一拍即合，两相情愿的事。不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使整个计划泡汤。
放弃中苏和好的机会
在克里姆林宫宴会厅召开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对周恩来开了一句玩笑："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
周恩来闻言，立即正颜厉色地顶他："你胡说什么？"随即转身拂袖而去。
马利诺夫斯基还不罢休，跟在周恩来后面继续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搞下去了。"
周没听到后面这句话，但其他随员听到了，中国代表团立即罢宴离开，回到住所。周恩来分析了整个情况，认为此事绝非偶然事件，是对中国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
第二天，苏共新领袖勃列日涅夫亲自拜会周恩来，周向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苏方回答，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他已受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先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周恩来不承认道歉，认为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苏联领导人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对此，勃列日涅夫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中方道歉。波德戈尔内也说，我们同马利诺夫斯基划清界线。周恩来仍不接受这种说法和方式，认为问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报告中央。
在之后的谈判中，中苏双方态度转趋强硬。苏方坚持中苏分歧与赫鲁晓夫时代完全一致；中方则表示既然完全一致，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率团乘专机回国，第二天抵达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到机场热烈欢迎，献给周一束他最喜欢的马蹄莲花。
维护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为优先考虑
赫鲁晓夫下台，是结束中苏敌对状态的最佳时机。却被马利诺夫斯基一番话给搅了局。不论他是"酒后胡言"，还是"酒后吐真言"，也不论他是"开开玩笑"，还是真心要"向中国人民挑战"，既然苏方最高领导人上门一再表示道歉，阐明并非苏方立场，此事便不必纠缠不放，反给对方一种"得理不饶人"、缺乏应有诚意的口实。从情理上说，马利诺夫斯基的话虽不中听，极不得体，乃至可以认为极无礼貌和教养，却也一语道破事情的本质，有几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天真和可爱。
事实上，中苏关系搞成那样一个僵局，完全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斗法的结果，他说不要让"这两个人妨碍我们"，看得出是应该继续"中苏友好，同志加兄弟，不要再那样吵了"的朴素愿望，而非有心挑衅，要把事情弄砸。马利诺夫斯基是军人，话不得体，让周恩来抓住把柄，正应该把握分寸，利用它成为谈判桌上的一块重要筹码，迫使对方在输理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让步。然而周的态度却是"既如此，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周恩来访苏的目的，是去讲道理还是去搞好关系，既然还是要讲出个道理，那就是咱两家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是你们家的不对。现在咱们和好，也是为了证明你们家原先错了。这样的态度，很难想象会有哪个国家乐意接受，别说人家只是换了个共产党领袖，就是改朝换代，共产党被推翻，让社会主义体制崩溃，它也不会承认"我们家以前错了"。就像它绝不会承认沙皇俄国当年强占中国领土有什么错一样。"外交" 事务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尽量维护和争取本国的国家利益，身为"大外交家"的周恩来，拒不接受对方的一再道歉，纠缠"你们实际上是怎样想的"论理而非论利，真不知他自己"是怎么想的"。唯一的解释，是以维护毛泽东的绝对威望为第一考虑的因素。
卷入朝鲜战争
一九五零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北朝鲜领袖金日成为"统一朝鲜"而发动的国内战争。其是非功过，至今仍有很大争议，因参战双方和各国的利益、立场的不同，统一观点恐怕比统一朝鲜更难。但就北朝鲜数十年交出的政治、经济的成绩单来看，实在缺乏说服力。金日成大搞个人崇拜和独裁，连中国人看了都觉得可笑，浑身不舒服。他死后，儿子金正日即位，更是引得天下哗然。想当初中国派出数十万志愿军赴朝作战，出钱出力出血，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对父子，构筑他们的封建王朝？
中国政府至今都不承认参战朝鲜的历史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循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理所当然应当出兵。但即使是基于这一咬住不放的原则，还是看不出为什么一定要派中国人去帮朝鲜人去打另一部份朝鲜人。事实上，当时中共内部就出兵与否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中国自建立民国后，军阀混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连年征战使得民不聊生，现在好不容易战火停息，干吗又要再起刀兵？中国刚刚建立新政权，接手的是一幅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财库空虚，民心不稳，百废待兴，西藏尚未归顺，台湾还没收拾，国民党还在隔海叫嚷要"反攻大陆"……自己家里的事都还没来得及解决，倒要去帮别人打仗，怎么说得过去？
反对参战的声音在党内颇为强烈，而且听起来振振有辞，有理有据，一时间毛泽东也犹豫起来。他有心参战，但也不是完全不考虑利害得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坚决站在他一边，力主出兵，并亲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共同参战的细节。
实际上，朝鲜战争打起来，是斯大林这个大家长点头批准的。他要中共暂时放下台湾，先帮朝鲜打下另一半江山来。也是因为"一边倒"政策，毛泽东急于向苏联表白心意，加之朝鲜历来是中国的"番臣"，"天朝"出兵相助合情合理，故满口答应。不料斯大林临时变卦，推翻同时参战的承诺，让中国单方面去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正好将大量二战剩余军火名为"支援"实为推销给中国。面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周恩来毫无心理准备，亦缺乏应变能力，他的莫斯科之行只能是无功而返。
"抗美援朝"的影响和后果
作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上，举足轻重，却未能阻止相反还促成了参战；赴苏商谈没有能力要求对方实现承诺，也不能为中国尽可能争取到较大的优惠，更一再上当，想当然地、胡里糊涂地接受了苏方"物资支援"使中国背上巨大的战争债务。如此外交业绩，令人为之扼腕。
赴朝作战带来的影响和后，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一，与美国及多国部队打了个平手，使世界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刮目相看，建立了中国积极参战的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但中国也背上了"好战"的恶名；
二，新政权刚刚建立，天下初定，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定日子又向国外开战，只能以更为强硬的政策手段维持新的政治秩序；
三，耗时日久，国力损耗太大，积欠下苏联的巨额债务，为日后中苏关系向极端化埋下伏笔；
四，使美国政府彻底放弃抛开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交好的希望，全力保住台湾这一反共的桥头堡；
五，得罪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久走不出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的困境，直到文革中后期尼克松访问北京；
六，彭德怀的地位、威望大幅提升，足以引起毛泽东对其直言犯上的疑忌；
七，不愿参战的林彪，在彭德怀倒台后执掌兵符，林自己倒台后此事又翻出来当作旧帐一起清算；
八，志愿军四十五万至五十万人战死，朝鲜（韩国）南北双方死者二百万，美军伤亡十五万七千人，其中五万四千人战死；
九，毛泽东失去长子毛岸英，对其晚年心态和政治布局影响深远；
十，激发大西南"三线"工程建设，以防外国势力入侵，此举在文革期间达至高潮。
日内瓦会议的初次亮相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率领一百五十人的代表团抵达瑞士，出席讨论朝鲜及中南半岛局势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共产党中国第一次派高规格的团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挟带与"联合国部队"交战后的雄风，在如此醒目的舞台上亮相，公开发挥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这次周恩来的个人表现是极为成功的，赢得了包括西方阵营的政治家的好感和称赞。参加会议的十九个国家，有十五个加入联合国部队与中国交战过，只有苏联、北朝鲜与中国有外交关系，中国的处境十分孤立，同时又要发挥"大国"的影响力，其难度可想而知。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甚至以拒绝握手来表示敌意。公开地说，杜勒斯此举实在缺乏基本教养，显得太小家子气，堪称自我出丑。难得总理从容应对，不卑不亢，四两拨千斤，坚定又不失其灵活性，通情达理，慷慨陈词，一下树立起他和他所代表的"新中国"的良好形像。
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及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峰巅之作。他所表现出来的风度、口才、机智与和解精神，完全可以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典范，不过具体而论，日内瓦会议也留下周恩来的巨大败笔，那就是对越南问题的处理。
越南、老挝（寮国）、柬埔寨原为法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后被日本占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九月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的抗法力量随后也相继建立寮国、高棉抗战政府。法国为收复失地，发动印度支那战争，先后入侵这三个国家。日内瓦会议的后半部份，就是由中、苏、英、法、北越（共）、南越（法兰西联邦）、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谈判讨论这个地区的停火、划区、监督和国际保证，中心议题则是前两项：停火和划区。谈判的主要对手是法国。
劝说越共接受"两个越南"
早在一九五零年二月，毛泽东、周恩来从斯大林那里讨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红包，打道回府，经常秘密访问和住在苏联的北越领袖胡志明同乘专列经北京回国，路上胡请求毛泽东派一员战将支援越共部队。毛欣然应允，由中共中央正式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韦国清为团长。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共领导的人民军在奠边府大破法军，歼敌一万六千人。此次大捷，中国的军事顾问团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韦国清也因而建功甚伟。一九五六年回国镇守广西，文革期间尽力推行极左政策，胡作非为，官至政治局委员，——此为后话。
话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亲自到波恩，与会议期间新上台的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佛朗斯会晤，态度诚恳坦率。孟戴斯·佛朗斯与主战派的前任总理拉尼埃完全不同，他是主和派，誓言一个月之内结束印支冲突，否则将辞职以谢国人。周恩来以法语与之交谈了半个小时，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孟戴斯·佛朗斯感叹："周恩来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具有世界级政治家的胸襟与才能。有你所能想象的敏捷和妥协的思虑"。但是这位"最聪明的人"竟做了一件最愚蠢的事：积极游说北越方面接受了"两个越南"的安排。
当时的情况，对越共方面极为有利。法国为了打印支战争，将"马歇尔计划"给他们的战后经济重建援助全赔了进去，前后花了十六亿法郎，结果打了败仗。法国内阁因而易主，由主和派新总理顺应民意参加和平谈判，孟戴斯?佛朗斯放出一个月之内结束战争的硬话，让步余地极大。越共方面，奠边府大捷带来士气高涨，希望立即统一越南，而且游击队已经渗透南越一方，几乎是稳操胜券。"两个越南"是一九四五年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划分由来的，合理不合理且不言论既然北越吞并南越已成定势，再迫使其属守波茨坦协定，难怪人家不服。
中国被拖入越战的泥潭
周恩来与法国新总理会晤后，安排北越总理范文同与之会面。为了避免"第三方影响会谈"之嫌，当天他就飞往印度。接着去缅甸。六月三十日，回到广州，特别去广西柳州去看北越领袖胡志明。胡志明每年有几个星期在那里养病，接受中国的草药治疗。周恩来与他讨论了三天，劝说他暂时忍耐国家分裂的局面，越南的统一"时机与条件均不成熟"。胡志明听到自己最信得过的中国也如此说，十分痛苦和勉强的表态："我可以再等几年，才收回我的另一半国土，但统一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会的，"周恩来承诺："到时候，中国将是你最信得过的朋友。"
七月十五日，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胡志明在报告中表达退让的立场："美国正企图将战况拖延，我们必须作相对的让步，否则将会受到国际友人的孤立。"
周恩来七月十日重返日内瓦，立刻会见北越代表，传达其领袖胡志明同意妥协的圣旨。北越代表只好遵从，接受"两个越南"，提出以北纬十三度为界，法国则建议以北纬十八度为界，最后双方同意以北纬十七度为界，但十七度线以南的越共游击队必须撤回十七度线以北。这一下，周恩来与许多北越的军事将领结下了深仇大恨，认他是出卖越南人利益的罪魁祸首。
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周恩来自认大功告成，在中国代表团住所宴请北越、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的代表，向每一位代表进酒，一连干了三十杯茅台，被人称为"海量"。越南该不该分成两个，能不能分成两个，分成两个究竟对谁有利，历史已作出结论。事实上，对谁都没有利。对于越南来说，国土一分为二，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火之中，以刀枪剑戟为伴，南北双方穷兵黩武，国家元气大伤，大好河山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实验场，其创伤至今未能恢复。胡志明本人也死不瞑目，含恨而终。对美国来说，卷入旷废日久的越战，劳民伤财，牺牲了大量的人员物力，最后一无所获，是其建国以来唯一被打败的战争，在国际舞台上形像大受伤害，被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指责为"战争贩子"，群起而攻之；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当年反越战、逃避兵役的克林顿后来居然能当选并连任总统，可见美国人民对战争反感程度之深。越南沦陷后，大量难民漂流到东南亚各国，美国作为始作俑者，亦只好尽力收容。越战带给美国人的创伤和阴影，就如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一样深远。对苏联集团来说，为了和中国争夺越南这个"难得"的盟友，不惜投入大量资源，分散了在欧洲与北约组织对抗的实力，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与美国争霸的架势，骑虎难下，是为导致其国库空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得不咽下自酿的苦酒
对于中国，就更加如此了。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的同年九月，美国操纵成立"东南亚公约组织"，其中包括南越，在其《共同防御条约》中规定，各签约国有权协助被攻击的国家。周恩来大为吃惊和后悔："我们在日内瓦被骗了。这是我的错，美国欺骗了我们。但是最后他们终将发现，他们欺骗的是他们自己。我敢保证，他们的损失会比我们更大"。
至此，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条件地支援北越，帮他们统一国家，因为周恩来曾对越共领导人做出过承诺，也是他劝说人家放弃有利的形势，退守十七度线以北。于是，中国被迫卷入越战，再次为别人的国家利益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宣战，——应该算不宣而战。"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十年如一日地将无数的大米、被服、武器弹药、各种工业用品无偿运往越南，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曾中断。除了物资支援，中国军队还直接投入越战前线作战，作出重大而无名的牺牲，而中方所做的一切，北越方面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国家"本来"是可以统一的，现在要打这么久的战争，都怪他周恩来一手造成的。不管是与不是，反正他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这就解开了一个藏在中国人心中多年的疑团：为什么越南人那么"讨厌"，跑上门来要东西，就像不争气的儿子回家向爹妈要钱一样，那么理直气壮、没完没了、予取予求！我们看一段周恩来被北越领导人逼着要东西的场景：已经连续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刮胡子晕倒在洗手间的周恩来，强打精神与北越总理范文同会谈，越方不停地提条件，不时又在出尔反尔，好像他们跟美国人打仗只是为了中国…..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他向服务员要湿毛巾擦脸提神，一次又一次，不断要求提高毛巾的温度，一边听范文同讲话，一边用烫毛巾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
受命全权指挥中印边境战争
周恩来为他的错付出了代价，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则更为惨重。越南从"可靠后方" 索取了难以计数的财物，打赢美国统一南越之后，竟公开跟中国翻脸，仿佛早已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中越之间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爆发战争。追溯二十五年前日内瓦协定种下的远因，真教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一九六二年，中国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中方于十月二十日发动"自卫反击战"。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同外国军队开战。
中印边境冲突由来已久，至今各执一词。按照中国一方的说法，中国（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边界长达两千公里，但从来没有一条确定的边境线，只有一条"传统习惯线"。中印两国以前的地图，均以这条传统习惯线为准。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极力向西藏扩张，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政府划定一条"国境线"，将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英方长期不敢公开这份文件，也不敢改变"传统习惯线"的划法，中国历届政府也从未批准、承认过这条线。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接管镇守边界，与印军对峙，这样就有一条"实际控制线"。"实际控制线"与"麦克马洪线"大致相近。
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时局作出判断，认为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与美国（因越南）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蠢蠢欲动，国内经济一落千丈，大饥荒浮尸遍野，正是印度扩张领土的大好时机，于是在中印国境部署重兵，推行"前进政策"。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为止，印军在西段中国边境内设立据点四十三个，在东段则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克节良河谷地区，从陆、空两路对中国进行骚扰。尼赫鲁及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发表演讲，决心与中国武力相向。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自卫反击战"，受毛泽东委托授命，周恩来全面负责指挥此次战争，包括一切善后事宜。
以战争捍卫"麦克马洪线"
众所周知，此战以中方绝对胜利宣告结束，印度军队不堪一击。十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为第一阶段战役，东段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守备部队一部，共一千九百余人，俘虏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收复克节良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全部失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印军。此时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提出停火，中印双方各撤至"实际停火线"后二十公里，遭到拒绝。印方成立临时内阁，调兵谴将，向中方反攻。中方遂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发起第二阶段的战斗，全线反击，全歼印军三个旅，重创五个旅，共歼敌近七千人，东线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附近。两次战役缴获飞机五架，坦克二十辆，火炮四十余门，枪支六千三百余支，汽车四百余辆，及大批粮食、军用物资。一句话：打出了"军威"、"国威"。
战争的胜利，是收复国土的最好凭籍。事实上，只要中国保持停战的状态，既不进军也不撤军，九万余平方公里的有争议的土地就可以尽归中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政治势力、利益集团、国际组织会出面干涉。因为这是国际惯例。
然而，在周恩来的主导下，中国方面打破国际惯例，作出了一个令世人膛目的举动：单方面下令撤军，——撤至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西藏边防的时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二十公里以内。
也就是说，中国军队以战争手段，接受、遵守和捍卫了中国所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将双方有争议的土地拱手相让。
如果你不承认，又凭什么要去遵守它？这一仗不打还好，以后总还可以有个说头，既然打过，又退给了人家，只要对方不动，你怎好再起刀兵去争什么土地？
丢掉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认为，他注重与印度的睦邻关系，效仿三国时诸葛亮"七擒孟获"，以"天朝仁义之师"感化番邦的故事。不但退兵，还发还被俘的官兵和被缴获的战利品，要对方打着绿旗来领取。为什么打绿旗？原来打白旗有损对方面子，怕人家心里不好接受，绿旗则象征和平。周恩来真是想得周到，给了里子还给面子，在现代国际社会，套用中国古代的"怀柔政策"，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也许他为了自己赢得"通情达理"、"不好战"、"宽容忍让"等等美誉，结果却使中国永远丧失了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海南省。
中印边境过去了三十余年，"麦克马洪线"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中国再想反悔已无能为力。印度受到中国的"教训"后，积极发展军力，在日后与另一邻国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表现出色，令人有"士隔三日"之慨。在中印（西藏）边境地区，中印双方军力的局部优势也极大地偏向了印度一方，就算中国敢于不顾国际舆论再打一次"自卫反击战"，未必能取胜。除非奇迹发生，比如印度也出现一位周恩来这样的总理，中国想得到这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不可能的。
中缅边界，同其他一些边界线一样，长期以来也是不确定的。经过周恩来多次与当时的缅甸政府进行磋商、谈判，划定了边境线，成为周恩来"和平处理边界问题的典范"。周恩来手下的外交班子，按照周的巧妙布置和意图行事，几经交涉，终于成功地把许多荒山划归了缅甸，而为中国争得了不少"良田"。中国方面不露声色，暗自弹冠相庆，以为占了大便宜。殊不知那些"荒山"，蕴藏了丰富的玉矿！
我有一位朋友，喜爱收集和珍藏宝石，颇精于此道。其父曾为中共镇守云南省的边疆大臣（省委书记），因而得知内情。十多年前，她将此事讲给我听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对周恩来"精明"的外交才干的无奈叹息。
在"外交无小事"的背后
严格地说，划让"荒山"的事，不能算是重大的失策。而且细节方面的事毕竟是手下的人去执行和完成的，贵为一个大国的总理，当然不可能起仔细勘察哪一块出矿石，哪一块出稻米。不过谁都知道，周恩来的精明是有名的，一个细小的数字从他耳边经过，一下就能听出错没错、错了多少，令他身边的一大群秘书佩服之至。曾任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的陈浩回忆："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看了大量材料，向许多专家请教。…在中缅边界谈判期间，总理除仔细查看了中外历史资料和地图外，还召集专家和边界地方上有关人士进行多次座谈研究。"（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191页）可见他并非没下工夫，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判断。也许是他太过负责，事必躬亲，将本应下属做的工作也包揽到手上，反而使下面的工作人员出现懈怠——反正有任何事情有总理担着。
一位好的外交家，一位真正胜任的国家总理，手下应有一大批专家、行家，并有一套完善的负责制度，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奖惩升降亦有所据，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使国家机构的动作正常化、规则化，在外交上做到既尽可能不损害与别国关系，又力争自己国家的最大利益。从这一角度来说，周恩来实在不能算是出色。他往往过份注重礼节、道义一类的"小事"，认为"外交无小事"，实际上却常常忽略了国家利益这样的大事。
周恩来手下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当时中共阵营内所能拿得出的最强组合。一是他的身份和地位高，二是其职位的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这都决定了他向任何部门、地区索要人才既名正言顺又易如反掌。而且他还礼贤下士，以最新生知识分子著称。但他手下的人员素质究竟如何呢？
国家出版物将钓鱼岛划归日本
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王伏林，回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会议正讨论香港、澳门问题。中间谈到香港、九龙的租界面积，总理突然向大家发问：澳门多大，你们谁知道？大家面面相觑，在座的有陈毅和廖承志等人。负责澳门方面工作的那个同志不知怎么就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这下总理生气了，他说："浙江多大呀？"说话的那位同志愣了，一个小小的澳门面积居然比浙江省还大，这是信口之说犯下了大忌。"（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30页）
陈毅是解放军元帅，外交部长；廖承志是侨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海外侨胞及港、澳、台胞的统战工作，后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两人居然皆不知道澳门多大。最令人吃惊的是，专门负责澳门事务的国务院官员，不但也不知道，还信口将其面积放大万倍说出来，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细读历史，不禁要为我们中国人捏把汗：国家的前途、命运，竟一席掌握在这样一帮人手上！
国家官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之低，造成的损失往往难以估量。中日钓鱼岛之争，也可算作一例。在一九五四年"新中国"出版的第一份《中国地图》上，清清楚楚地将钓鱼岛划为"日本领土"，这样的重大损失，无疑给争执对方以极为难得的论据。
二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竞相对日本表示"宽大为怀"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拉拢日本这个亚洲最重要的邻邦。一九五二年，日本与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日华和平条约》，蒋介石同意放弃战争的赔款要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欲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还报美国不告而先与中国交好的一箭。在会谈时，日方提出战争赔款已经解决，周恩来当即以严厉的口气予以谴责，指蒋介石政权已为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是"慷他人之慨"。
"慷己之慨"取代"慷他人之慨"
经过反复的谈判，终于达成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然而这份联合声明除了日方发表"负有责任"、"要深刻反省"之外，中方也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条文，——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模一样。原来，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不可以"慷他人之慨"，只有现在的共产党政权才可以有权"慷自己之慨"。
放弃战争赔款，在日本尚未下定决心与北京建交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预先将"底牌" 亮给了来华访问的公明党委员竹入义胜，使得日本首相、外相一扫疑虑，大大方方打上门来发展"日中友谊"。很多年以后，日本政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提到周恩来的"慷慨大方"，都还十分感激。前《每日新闻》社驻北京特派记者新井实雄回忆——"尽管由于日本又做了把台湾的防卫和日本融为一体等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事来，但据权威人士透露，以周恩来为中心的中国决策层仍制定出如下对日政策：
一，中国不向日本索取巨额（战争）赔款。中国不依靠外力——即日本的赔款来进行经济建设；
二，不应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巨额战争赔款重压下的德国，终于孕育出纳粹这一历史教训；
三，把老一代所犯的罪恶，让无辜的年轻一代长期偿还，是不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