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壁村的群众得悉邻村遭到“还乡团”袭击的消息后，立即开会商讨应变措施。
一位村干部说，“敌人就在附近，咱们不能离开材子。他们村的几位干部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布置岗哨。咱们应该派人在村口放哨，干部们应住到安全的地方。“村里现存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农民协会决定拔出四十石麦子到附近游击队办的兵工厂购买九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
采取上述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王常盈的儿子并未忘记杀父之仇，他潜伏在石壁村附近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大家都估计到他是要回来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干了一件冒险的事，而且事情并末就此了结，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还有一些更胆小怕事的人，普遍怀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凡是动过王常盈财物的人，难免有一天会死在王常盈儿子手里。
村子里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浮动，说什么王常盈的儿子有一天半夜里溜回了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人进行密谈。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个貌似地主儿子的人站在一家大门口，不由得惊叫起来。群众闻声纷纷从家里冲出来。那个家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大伙儿紧跟在后面追赶，一气追出十里开外，结果还是让他给溜掉了。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从此更加担惊受怕。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王常盈的儿子果然率领了一百多名武装匪徒回到了石壁村。在他们未进村前，被村外放哨的民兵发现了，马上回村报告了敌情，顿时在村里引起了一阵骚动。
人们急忙收拾好随身细软，撤进了村后的深山里，并把所有的骡马牲口连夜牵走了。甚至那些并未参加过斗争地主的人家，也带上粮食跟着大伙儿一起离开了村子。干部们手中的武器寥寥无几，难以抵御上百名的敌人，只好随群众一道撤退到山里。最后，全村人畜统统撤离一空。
王常盈的儿子进了村，发现整个村子空空荡荡。想报杀父之仇，可是连个人影也找不着；要抢劫财物，更是连一点值钱的东西也没剩下。恼怒之下，他放起一把火将村里所有的房子都点着了。并把那些无法烧毁的窑洞的门窗拆下来，把窑洞内的家具搬出来，统统付之一炬。
石壁衬的群众默默地遥望着自己的家园被熊熊的烈火吞噬，偶而发出几声诅咒，同时暗自庆幸，。幸亏咱们有人放哨，要不，这下可就全完了。“地主的儿子和他带来的一帮匪军直到天明才离去。没等他们走远，群众就迫不急待地朝村里奔去，一进村马上担土挑水，设法扑灭仍在燃烧的火焰。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一家一家地逐渐熄灭了。人们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号。那些住房完全被烧毁的人家，就暂时寄宿在左邻右舍。当天夜里，县里来的五位干部单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作出决定，今后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场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身运动的范围，俨然是一场战争了。在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石壁村附近几个村子里，就有十一人惨遭“还乡团”的毒手。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尚无法调动八路军正规部队前来增援，同时地方游击队也转移到南边去了，县政府即向各村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民兵，在村内外加派岗哨。同时，县政府还从各村抽调了一百来人，组成一支县武装大队，直属县政府指挥。
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各村逐渐恢复了安宁。石壁村的翻身运动又继续开展起来。赋税减轻了，征收公粮由群众自报公议。
村里的群众还推选了马英海担任新的村长。马英海是位四十岁上下的贫苦农民，过去贫无立锥之地，直到土改时才分得了九亩地。曾经被地主吊下井里的刘广，当上了村里的民兵队长。他的妻子也加入了妇女会。
妇女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不论白天黑夜，她们是不许参加任何会议的，天黑以后根本不许出门。而现在，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能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各种会议。但生儿育女还是个问题，或许翻身运动也能帮助她们解决这个难题。
人们开始破除迷信，再也不去拜菩萨求狐仙，再也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了。
庙宇尚在，但已无人烧香了。人们说：“菩萨没有给咱们带来一点好处，可八路军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说也说不完。“那些逃亡的小地主也返回家园了。现在，他们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自食其力。
在地主王常盈家的大院里，现在办了一所学校。过去地主用来盘剥农民血汗的磨坊，现在已成了集体的财产，本村的群众去碾米磨面不取分文，对外村的用户收费也很低廉。这笔收入就作为农民协会的经费。
三十一．暗杀投毒美人计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解放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它有如滚滚的洪流，奔腾向前，漫溢四方，直达蒋管区的边界。它使地主老财们望而生畏，闻风丧胆。
为了捞取救命稻草，各地土豪纷纷改变策略，争相披上开明绅士的外衣。他们不再公开地反对农民组织了，而在暗地里，却多方策划组织由他们一手操纵的农民团体。他们网罗村里的地痞流氓，拼凑五花入门的农民协会，妄图以此来控制农民群众，逃避清算。当县里的干部下来视察时，看到村里各种农民组织应有尽有，于是向大家祝贺一番便告辞而去。可是农民群众看到，过去欺压他们的人现在依旧骑在他们头上，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十分愤懑和疑惧。在河北省有个名叫灰菜峪的村子。有一天，一个农民回家对妻子说：“咱们决不能再让地主欺压咱们了1”他妻子回答说：“要说欺压咱也受惯了，咱们拙嘴笨舌的，哪里比得上人家财主能说会道。“她的话反映了当时许多农民的思想状况。翻身运动又一次陷入低潮。下乡的干部们再也看不到往日种热火朝天的情景了。农民群众为了获得土地而奋起斗争，可是似乎他们斗来斗去还是摆脱不了地主的控制。更有甚者，地主的这种主宰一切的权力，恰恰就是由农民群众自己组织的协会来维护的。这种状况使贫苦的农民群众感到茫然。此时此刻，他们需要干部们加以引导。
在山东省平阴县境内有个村子，村长名叫王毛品，是个形容枯槁的大烟鬼，过去靠在集市上摆赌摊为生。当村里的农民群众显露出反抗情绪时，地主把王毛品找去，面授机宜，许诺给他十五亩地酬劳。一夜之间，这个赌棍拼凑了一个农会和一个雇农团，自己摇身一变，成了这两个团体的主席，后来又成了一村之长。
县救国会派来的干部进村后，看到村里应有的各种民主机构似乎都已建立。在地主的授意下，王毛品形影不离地跟在这个干部屁股后面，大献殷勤，同时又威胁群众说：“谁敢提清算二字，就打断他的腿！“一天夜里，那个干部在一间茅屋里秘密会见了七个农民。王毛品得知后，操起长矛破门而入，厉声责问那几个农民：“你们在这儿干啥？“可是他看到县干部在场，不便进一步发作，只是紧握长矛，恶狠狠地瞪着那几个农民。在座的几个农民慌忙起身，一个个溜走了。县干部随着王毛品来到屋外，几个手持长矛的大汉一拥而上。“咱们是保护您的，”王毛品连忙解释说，一面又劝这个干部尽早撤走。第二天，这位干部不仅没有撤走，反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当众把王毛品训斥了一顿。到会的群众都禁不住开心地笑了，可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县干部在会上的强硬讲话，使那个地主惊恐不安，便在当晚逃跑了。临走之前，他对王毛品交代说：“看来清算是难免了，不过你要给咱留点面子，设法应付过去。“地主逃跑后，王毛品去找县干部说，“您瞧，咱可是一个心眼为您效劳。咱来向您报告，地主他跑了。“你为什么把他放跑了？”干部质问他。“没哈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兔子跑了窝还在。只管清算他的土地不就得了？“王毛品吆喝了二十来人，在地主家的大门上贴了封条，把地主宅院看守起来。然后对大伙儿说：“地主有一千多亩庄稼，咱们全给他收了！“同时，他假意派人去抓地主，派去的人却给地主通风报信。县干部被他糊弄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装出一副与地主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处处都在维护地主的利益。县干部提议把地主的粮食拿出三万斤分给受过地主剥削的农民。王毛品却说：“不成，得拿出十万斤，还得分他的房子。”可是暗地里他又对大伙儿说：“行了，这就满够了，就到此为止吧！“然而县干部继续发动群众，坚决表示：“地是一定要分的，等地主回来咱们再好好跟他算算帐。“与此同时，村里对村长进行了改选。这个赌棍被罢免后，给地主捎信说：“眼下咱不能为您效劳了。”后来，地主得悉群众担保不杀他，于是决定回村去。有许多死于饥饿的雇农的亲属在村口等着他，他一到就被抓住痛打了一顿。他浑身哆哆嗦嗦，被押送诉苦大会的会场。在会上，一个农民控诉了地主和他的狗腿子王毛品如何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关进一间土牢里，剥光衣服用鞭子子抽打。说到这里，王毛品站起来揭发了地主干的其它许多坏事。地主没想到跟了他多年的狗腿子竟然也背叛了他，感到很狼狈，转身对王毛品说道，“今天咱才知道你是个啥东西]”说完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向周围的人叩头求饶。群众饶了他一条狗命。就这样，一村又一村，一桩又一桩，地主的阴谋一一被戳穿了。农民群众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窃踞村中要职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全罢免了。斗争中，贫雇农的信心迅速增强。在清算运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某些农民就没收地主财产的问题曾经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说：“眼下你护着咱，将来国民党来了咱也护着你。“农民论“现在你把土地交出来，国民党来了再还给你。“而现在，除了拉锯战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没有了，运动一步比一步更加激烈。
国民党方面大肆攻击土改如何如何野蛮。一位外国记者去了一趟山东蒋管区，听到某些逃亡地主诉说的所谓土改中的暴行，于是评论说：“正如太平天国的结局一样，这次革命也将因其实行恐怖政策而归于失败。“不幸这位记者并未言中，这次革命在敌人的一片哀鸣声中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还有一位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记者宣称，所谓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说法纯属虚构的神话。然而正是这一神话在改变着整个华北的社会现状，广大农民群众不惜流血牺牲，使这一神话变为现实。不久以后，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国的副总统李宗仁将军将在南京宣布：“我们一定要实施耕者有其田之国策！”而在这一宣布之前，国民党方面却众口一词地攻击土改如何残暴。这时，农民群众还要应付另一种威胁。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得悉土地改革在农民群众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后，不断派人潜入解放区，企图煽动暴乱。可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土改运动已在华北地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势已基本上稳定。国民党特务看到他们无法煽动暴乱，甚至连类似共产党经常在国民党统治区鼓动的学生罢课游行那样的公开抗议行动也煽动不起来，于是采取其他手法进行破坏，诸如搞暗杀、投毒、派遣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特务以及施展美人计等等。暗杀任务是由臭名昭著的“中统”、“军统”以及地方特务机关执行的。我在解放区时，济宁市政获了一起重大案件。国民党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派来多达八批的暗杀行动小组。在此期间，计有十一人遇刺受伤。但据我所知，无一人死亡。
特务人员携带密写在绸子上的证件、美制手枪以及作为活动经费的金条，通常伪装成商人混过封锁线。其中有一个小组，在两名毕业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设在河南省的战时训练学校的头目的率领下，潜入济宁市后藏身于一家妓院里，图谋刺杀八路军的一位纵队司令员杨勇将军。第一次他们在剧场里行刺，但未击中，刺客趁着混乱之机溜掉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再次在剧场行刺，仍末击中杨将军，却打伤了几名观众凶手最后被抓获归案。
最初，蒋介石派遣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目标都集中在八路军的指挥员身上。但暗杀军事长官很难得手，尤其是当他们和部队在一起时。于是这些特务就采取与地主、特别是那些曾当过汉奸的地主勾结的办法。下面我略举一例。
在河间镇有个曾经当过伪军营长的姓钟的人，手下还有几个旧部。当八路军进驻河间后，这帮人表示愿意悔改自新，所以政府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距河间三十里外的国民党驻军早已看中了这帮人，视之为搞特务活动的理想人选，于是就派遣了两名特务潜入河间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劝诱他们在当地设立情报站，向河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情报。
姓钟的那个家伙的母亲是当地的一个巫婆，专靠跳神弄鬼、卜卦算命、行巫医骗人钱财，在山区迷信的妇女当中颇有影响。在她儿子的唆使下，她搞了一个名曰“共信会”的迷信组织，专门教唆妇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勾引男人。她用这种手段招引了不少男女信徒到她家里鬼混。寻欢作乐一番之后，便摆上香棠，装出一副鬼神附体、失魂落魄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中央军要来，共军要走，此乃天意，天意已定，人不可违。蒋介石要坐天下。“散布了这一套“变天”的鬼话后，她又说：“谁要是加入共信会，就能消灾保命，这也是天意。”她还在家里挑动人们对八路军大肆辱骂。如果有人还是不愿入会，她就威胁说：“你可说过八路军的坏话，咱要去告你1”就是靠这种办法，她逐渐搜罗了一批门徒，特别是某些妇女还有另一个把柄握在她手里，就是她们曾经在她家里与男人乱搞过。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后来他们把聚会的地点改在彭老婆子家中。这个彭老婆子也曾有过一段人皆可夫的风流艳史，她的姘头有前伪军官兵，也有参加“共信会”聚会的登徒子。后来她觉得象自己这样年纪的人已不适宜再干这种勾当，于是就教唆她的女儿和儿媳妇杏花接客，让她们着重勾引干部。
后来，政府成立了妇女会，还举办了妇女夜校，杏花也加入了妇女会，并经常去夜校学习。她听说八路军提倡男女平等，认真地反省了一下自己的荒唐行为，认识到不该参与她婆婆干的那些见不得入的勾当。但她还不敢马上就去找干部揭发交代，只是对婆婆带到家里来的嫖客越来越冷淡了。那些暗藏的特务很快发觉她态度有了变化，担心她会去揭发。
一天晚上，彭老婆子把那个姓钟的和另一个特务带进他媳妇的房里，自己守在门外把风。这两个特务一进屋就用手卡住已经入睡的杏花的喉咙，杏花挣扎着叫了一声：“娘！”她婆婆在门外无动于衷。这两个家伙把一团棉花塞进杏花嘴里，使她再也喊不出声来，很快把她掐死，分尸数段，把人头藏到邻家的柴草房里，内脏扔进郭家的粪坑里，把身躯埋在村外树林里。
彭老婆子又四处放风，说杏花跟一个八路军战士私奔了，企图以此来平息人们对杏花突然失踪的议论。渐渐地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了。直到有一天，邻家长工打扫柴草房时发现了头颅。当时正赶上杏花的长兄从外地回来，他从脸上的一道伤疤认出是自己的妹妹。邻居们回忆起杏花在失踪前曾跟她婆婆发生过口角，于是断定他婆婆与这件谋杀案有关。当地政府立即派人严密监视这个老姿子的行动。最初，政府的调查人员以为这不过是一桩普通的谋杀案件。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贴在农会布告牌上的民兵名单不翼而飞，这才感到有些蹊跷。不久，偷揭名单的人被抓获，供出那个姓钟的指使他去暗杀民兵队长，许诺事成之后给予重赏。姓钟的被逮捕后，进一步确定了他和那儿个国民党特务与谋杀杏花案件的关系。但这个家伙什么也不肯招认。接着彭老姿子一家也按逮捕归案。破案的消息很快传遍全镇，镇公所门外一下子聚集了上万人。干部们一再劝导群众离去，可是众怒难以平息，人们强烈要求把那几个国民党特务和彭老婆子一家钉在墙上示众。有几个人跑到一家木匠铺里取来铁钉，当场散发给群众。干部们费尽唇舌才把群众劝走。彭老婆子家的一个丫头看到这种群情激愤的场面，心里十分惊恐，便对干部说；“咱把所知道的事全说出来，可你们得答应咱，以后咱再也不当使唤丫头。“杏花遇害的当晚，她曾听见惨叫声。经她一交代，整个案情水落石出。政府召开了有两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谋杀杏花的首犯，那个国民党特务被判处死刑枪毙了。至于其他从犯是如何处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我离开河间时，尚未对他们作出判决。由于采用暗杀的手段风险太大，国民党特务就改用投毒这种比较安全一些的手段在解放区制造混乱，动摇人心。我曾路过一个位于游击区的村子，由于有人在粮仓的面粉里下毒药，致使二十八名民兵中毒死亡。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据当地政府统计，先后有三百五十人中毒，其中五十三人死亡。在土改期间，坏人常往水并里投放毒药，企图以此来威胁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在河南游击区，我曾遇到过一个从婆家逃跑出来的小媳妇，说她婆婆对清算斗争心怀不满，就在水并里投放毒药。在其他许多地方，我发现群众对特务投毒恨之入骨。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和蒋介石痛恨之深，甚至超过了对地主的仇恨。毒药所产生的这种政治效果，是它的使用者所没有料想到的。国民党除采取上述手段瓦解解放区民心之外，还派遣了不少特务混入知识分子和非党干部中进行策反活动。这类特务大多是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失业知识分子和贫苦学生。因为他们家住国民党统治区，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将他们派遗到解放区去是万无一失的。可是他们耳濡目染了解放区的情况，受到感化，不少人向边区政府投案自首。
我曾结识过其中一位青年，至于他姓什名谁，在此我自然不便透露。他是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沈阳长大的。抗日战争激发了他的爱国之心。一九四二年，他设法搞到一张通行证，逃亡关内，几经周折总算到了蒋管区。不料刚进潼关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一听他慷慨激昂破口大骂日本鬼子，这帮混帐特务就以为他一定是个共产党员，便将他押送到西安的一所政治反省院。他在那里接受了五个月的集训后，被塞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蒋介石为加强对中国青年的控制而设立的一个法西斯组织。此后，他又被送进戴笠主办的特务训练营受训。戴笠是当时蒋介石各种特务机关的总头目。受训完毕后，把他编入特务便衣大队，并指令他阅读大量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还替他伪造了一份自传，让他模仿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书写日记，然后派他夹杂在一批从蒋管区逃亡出来的学生队伍中，混进了晋冀鲁豫边区。边区当局将他送进军政大学学习。一九四七年，军政大学学员被派下乡帮助搞土改。土改斗争使这个青年受到深刻的教育，回校后他就向校长坦白交代了他的真实身份。学校领导不仅未惩处他，而且还让他继续留在学校学习，并设法替他保密，不让这件事在学员中扩散。国民党特务机关意识到，要想搞垮八路军，光靠金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们了解到八路军官兵大多是单身汉，于是以为施用美人计或许能够奏效。由于在日本投降后，有许多过去与敌伪人员有关系的女人或地主的女儿，都想要和八路军的指战员攀上姻缘，因此，正如驻防德国的美军司令部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八路军领导机关对军人的婚姻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不许结婚。这样一来，混入解放区的女特务要想公开地与八路军的干部或战士结婚就相当困难了。于是她们就采取了暗中勾引的方式。然而对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军人，这种方式一般难以奏效，但在游击区，也偶有成功的时候。八路军第十旅有一个文书名叫何志川，他是一九四六年八月参的军，一九四七年夏天在山西的一次战斗中负了伤，由于他所在的部队当时还要继续向前挺进，同志们就把他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养伤。有一天，当他在孝武村外的公路上散步时，一位年轻的妇女主动走过去和他攀谈。她留着一头短发，而且还是一双“解放脚”。她自我介绍说，她是从一百多里以外的邻县来的，到此地寻找她的丈夫，他是八路军的一位副连长。可是至今也没有找到他，有人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人说他在作战时失踪了。眼下盘缠也用光了，正不知如何是好。说到这里，不禁失声痛哭。何文当即答应想办法送她回家，并把她带到村公所，由村干部安置在一位老乡家里先住下来。自那以后，何文书经常去看望她。她一见他的面就哭哭啼啼，说她丈夫肯定是牺牲了，她宁愿留在部队上，说什么也不回老家了，家乡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何文书看到到个妇女有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惭惭地对她产生了感情。她也表示钟情于他，进而提出要和他结婚。但何文书拒绝了，并对她说：“等你丈夫牺牲的消息证实以后，还要经过上级批准，咱俩才能结婚。“然而这位多情的女子纠缠不休，说爱情高于一切。一天下午，她对何文书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确实牺牲了，家里穷得实在过不下去，我总得找个主啊。你还不明白我的情意？婚姻大事可比革命重要得多啊！“何文书一听不对头，开始产生了怀疑。他决定调查一下她的家庭情况，但表面上却装出处处都迎合她的意愿的样子。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她对他说：“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不能跟我结婚的。我有个叔叙在稷山当城防司令(稷山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你脱离八路军，我叔叔就委任你当连长。何文书听到这儿，断定这女的是特务无疑，马上把她送到区公所。在那里她很快就供认了她以前讲的那些事全是编造的。原来她是受过国民党特务机关训练的一批女中学生之一‘专门派到解放区来勾引共产党的军政干部。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事例，须知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半警察国家，在那样的社会里，流氓黑帮、秘密警察以及特工人员横行无忌，甚至可以肆意污辱妇女，即使那些有教养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也难以幸免。抗战期间，在一次中国人为招待美国空军驾驶员而举行的宴会上，我邂逅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后来我们成了知己的好友。她告诉我，她曾被一个蒋介石的高级特工人员强奸。那个家伙不顾她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专家的反对，硬逼她嫁给他。在举行婚礼的那天，蒋介石送给她五千元贺仪，她本想拒绝，可是她丈夫非要她收下不可。自那以后，她经常被迫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及其手下的一群狐朋狗党鬼混。我对这个女子的不幸遭遇无限同情，而当她恳求我把她藏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上，帮助她逃离她的丈夫及其党羽时，我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感到莫名的羞愧。我所遇到的类似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许多男女青年沦入了中国盖世太保的魔窟，难有逃逃之望。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迄今仍在蒋介石的政府中身居要职。几年以前，当我在一家美国通讯社驻华分社工作时，有一个上海瘪三出身的包打听之类的小特务，经常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检查我们的稿件，并对我们的中国雇员滥肄淫威。在抗战期间，这个家伙与几个美国军官拉扯上了一点关系，就凭借着这点关系，再加上他会讲几句英语，很快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要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国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身着笔挺的上校军服，正与几位美国官员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与我多年末见，这次一见面就趾高气场地炫耀自己。他用脚跺了跺美国俱乐部的地板说：“这儿是老子的天下。从苏州河到南市，从外滩到麦德赫斯特路，统统都归老子管。“的确如此，那些被逮捕而落入他的魔掌的男男女女部可以为此作证。现在言归正传。国民党在共产党后方搞的这些特务活动，往往都以惨败而告终。由于共军在前线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国民党特务慑于形势不敢露头。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由贫雇农带头，不顾地主富农的威胁，更加大胆地奋起斗争。到一九四七年冬，除游击区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村子都建立了农会和清算委员会。甚至中农也参加了清算地主的斗争，富农也与地主越来越疏远了。
地主在节节败退之后，蝗然四顾，只见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绝望之中，他们拿出自己的妻女作为最后的法宝，妄图通过她们勾引农民积极分子，以缓和清算斗争的势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成为土改运动的一大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论妻、妾、千金，还是侄女、外甥女，统统都被地主当作了为争夺土地而战的武器。
在邯郸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名叫王臣德的佃农，向以勤恳忠厚著称，也是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村里的地主曾企图用金钱收买他，想阻止他参加翻身运动，但遭到了王臣德的拒绝。地主又威胁他说，“国军打过来时，咱可不会替你说话。”王臣德依然毫不动摇。地主见硬的不成，就来软的，甜言蜜语道：“过去咱亏待了你，凡是该你的，现在咱都还给你，咱俩私下把帐算清不就得了？“王臣德仍然不为所动。
地主实在无计可施了，就叫来他的侄女，对她说：“也只好委屈你嫁给王臣德了。“他唆使侄女与王臣德睡觉，说什么，“只要他跟你睡了觉，木已成舟，不娶你也不行。”可是王臣德懂得，如果他依了地主，清算运动就搞不下去了，于是就拒绝了这桩婚事。
地主害怕王臣德揭发他，就派了几个狗脑子把王臣德绑架了。因为王臣德是村里领导清算运动的积极分子，人们又风闻地主替他侄女说媒的事，大家马上就怀疑到地主是这次绑架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时大家又在村里四处进行搜查，终于在一所茅房里找到了王臣德。只见他手脚被捆绑着，嘴里塞着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人们立刻冲进地主家，把地主给抓了起来。
在平汉铁路线上有一个名叫高央的村子。有一次，村里的地主分别结农会的主席和民兵指导员各送了一万元的礼。几天以后，他故意叫他的老婆到村公所去揭发，“俺男人可不是个好东西，他想要收买你们。“她就这样装出一副非常“开明”的样子，极力接近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她今天跟这个干部睡觉，明天又与另一个农会委员鬼混，弄得干部之间互相争风吃醋，无法议事，清算运动也搞不下去了。武城县有一个地主名叫李春林，家中有一妻和一个十八岁的闺女。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的浪潮，他感到束手无策，于是通着闺女去勾引一个农民运动中的雇农骨干分子。一天，他把这个雇农请到家里吃饭。他和他老姿在一张大桌上吃，让这个雇农和他闺女在下面一张小桌上吃。过了几天，他又让这个雇农和他闺女在另一间屋里吃。不到半个月，这个雇农就和地主的女儿唾在一起了。一天晚上，地主女几偎在这个雇农的怀里说：“眼下你要的东西部有了，你就别再干雇农团主席了。往后也别再搞啥斗争了，你缺啥只管向俺要好了。“这个雇农听进了她的话，渐渐地对农民运动不感兴趣了。在干部会上，一当有人提出要干某件事时，他就说：“算了吧！　咱们现在有吃有穿了，还斗个啥呀？“其他的贫雇农对他起了疑心，开始注意他的行踪，发现他跟地主打得火热。他们就质问他：‘你为啥近来工作不积极，却去跟李春林打得火热?为啥你过去连话都不敢对他闺女说，现在倒好，跟她勾勾搭搭起来了？你过去受尽地主压迫，现在忘本啦？“在多方面的压力之下，这个雇农终于承认了他同地主的闺女睡过觉。雇农团立即把地主的闺女叫来。“你为啥跟我们的同志睡觉？I大家质问她。“那那是俺爹逼着俺于的。”她回答说。大伙儿一听，不由得喊道：“咱们可不能上地主的当！决不能让地主拿钱收买咱们！决不让地主拿娘们拉咱们下水！“在中国，每个村子里通常总有个把浪荡女人，大多是有夫之妇，为了淫乐或是为了钱财在村里乱搞男女关系。这种女人被称为“破鞋”。可想而知，她们往往是一村之中最妖艳的女人。我曾遇见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叫三花。关于她的风流艳史，我曾听说过下面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村里有个名叫卢慕安的地主，有一天，他对三花说，只要她设法败坏农会主席的名誉，他答应给她五千元钱作为报偿。她后来告诉我说，因为当时她太穷了，“思想”也不好，所以就同意了。她找了个机会对那位农会主席说，她有要事请他到她家里去帮助解决。他应邀而至。三花备了点酒，还下了点面条款待他。饭后她又挽留他在她家过夜。盛情难却，于是他欣然爬上了她的热坑。云雨方罢三花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大喊大叫起来；“农会主席强奸人哪！”她一路喊到村公所去告状。第二天，村干部召开了全村群众大会。会上，由农会主席与她当面对质，三花招架不住了，不得不供认了地主如何收买她去拉农会主席下水。尽管尚未构成强奸罪，但这位农会主席还是被群众罢免了。就他干的这些丑事，已足以使他在群众中名誉扫地了。据三花自称，那五千元的赏金她也末捞到手。地主还利用自己的小老婆来败坏地方干部(即在村公所任职的当地农民)的名誉。王村一个地主的小老婆有一次把一个雇农骗到她家的厨房里，急忙脱下自己的裤子，放开嗓子大叫有人要强奸她。地主应声而出，一直把这个雇农拽进村里召开的大会的会场里。就如同许多这类事件一样，最后，地主的诡计被戳穿了。地主们妄图牺牲自己女眷的肉体来阻挡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奔腾向前，这种卑劣的手段是他们的垂死挣扎。甚至他们的家庭成员也起来反抗他们了。在豫北的一个村子里，当农民群众开始组织起来闹翻身时，地主为了防备有人来伤害他，逼着他的儿媳妇站在房顶上望风把哨，不管天晴下雨，天天如此。后来，眼见农民群众的力量愈来愈壮大，这个地主就扔下妻子和儿媳妇，只身潜逃了。几个星期后，八路军开进来，农会号召大家把所有的武器都献出来，谁备组织民兵。当一个农民来到地主家里征收武器时，地主要矢口否认她家里藏有武器。地主的儿媳妇早就恨透了地主公婆，立即站出来当面揭发地主婆说：“哼，你敢说没有！”一边说一边按倒她婆婆，扒下她的裤子，从她两腿之间抽出来一支手枪，交给那位感到十分惊讶的农民。地主力量的最后庇护所，竞在女人的胯下。在解放区各地，所有的地主豪绅都是在经过这样一番枉然挣扎之后，方才纷纷败下阵来。到了一九四七年春天，比较识时务的地主意识到，要想继续保留他们的财产已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无可奈何任花落去。到同年夏天，除游击区的以外，几乎所有本地区的地主部被打倒了，也就是说，以往依靠地租为生的人，从此必须自食其力，再也不能过剥削阶级的生活了。这次农民运动来势异常迅猛，在晋冀鲁豫边区，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打倒的地主计有二万一千人之多。尽管地主阶级耍尽了诸如暗杀、美人计之类的种种阴谋诡计，然而这场斗争还是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
三十二．土地战争革命
以上关于农民与地主之间斗争的描写，远非是对土地改革的科学论述，笔者的目的也不在于此。斗争所席卷的地区如此广阔，情况如此复杂，参加的人又是如此众多，因此，目前任何一篇关于这场斗争的报导，都难免会挂一漏万，谬误百出。
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上述章节还是比较准确地阐述了为什么土地改革是必要的，贫苦的农民为何能战胜地主，又是怎样战胜地主的，以及在这场斗争中，双方各运用了什么样的策略，等等。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情节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那也许就是对武斗的过分渲染了。土改中的武斗行为一般发生在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内，以及共产党势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带，武斗行为极为少见。为主持公道起见，有必要在此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对于武斗行为既未提倡，也不放纵，而是坚决反对的。至于县委一级和农民是否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外，还应着重指出，在新解放区，共产党并不急于进行土改，而是实行较缓进的减租减息方针(参看有关论述财产问题的章节)。土地改革运动的确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土地所有制方面，而且使宗教、政府、战争、艺术、妇女的地位以及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在下面的章节内还将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想仅就其直接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哪一个政党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能得天下而治之。毛泽东还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依我之见(这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土地改革运动对战争与革命产生了下述影响：
一、土地改革摧毁了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堡垒，使亿万奴隶获得解放，站到新政权方面来。
二、土地改革砸烂了束缚农民群众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也树了敌，但主要的还是获得了同盟军。
三、土地改革提出了政权问题，它使广大农村中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潜在多年的斗争趋于公开化。土改运动促使农民群众不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地主还是咱们自己？
四、这不仅使农民群众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以提高。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不仅本村的地主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国民党军队支持地主，所以农民认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农民往往也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敌人。
五、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争取伟大的人权而斗争，从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
六、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群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贫农团和农民协会。这意味着，八路军无需分兵守土，可以全力投入前线而无后顾之忧。
七、由于斗倒了地主分了地，就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奠定了基础，掌权的都是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八、由于斗倒了地主，以往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巧立名目的军事征发以及土豪劣绅历来的敲诈盘剥也都随之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根除贪污舞弊和军队对农民的侵扰。
九、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过去，由于地主阶级的蒙蔽愚弄，农民—直以为，他们之所以受苦受穷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的。现在，他们觉悟到，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能丰衣足食。
十、斗倒地主也削弱了封建家长制，打破了旧家庭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导致了许多新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因而八路军受到了妇女们特别热烈的拥护。
十一、土地改革有利于发展生产，因为现在农民耕种属于目己的土地，干劲倍增。
十三、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广大土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十三、土地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县的国民党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被逐个消灭了。不论人们如何认识土地改革，视之为社会改革也好，看作是经济改革也好，也不论人们认为它对人类有无裨益，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土地改革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革命的和军事的策略。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方面值得在此一述。土地的重新分配对农民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奇异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解放区农民群众的思想面貌，而且使与共产党为敌的人、特别是蒋军官兵的思想情绪受到极大震动。这种心理变化十分微妙，不时暴露出来。土地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民摆脱了蒋介石的统治，由于城市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这就意味着蒋介石的军队实际上被逐渐孤立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主流之外。共产党关于军队是鱼、人民是水的比喻，用在此处非常贴切。土地改革不仅为共产党创造了适于其生存的环境，而且使蒋军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困死于社会的真空中。由于蒋军被孤立于社会之外，官兵在精神上无所依托。由于失去了广大农村，蒋军如盲人骑瞎马，获取不到足够的情报，无法对形势的发展作出准确信计，乃致铸成致命大错。官兵大大失去信心，他们开始杯疑自己究竟为何而战，又有何必要继续战斗下去。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在咬噬着士兵的心灵。在社会上，他们象是断线的风筝，感到孤独、迷悯、惶恐，甚至痛苦得快发狂，因此必然要幡然倒戈，脱离苦海。倘若是在另一社会里，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彷徨者或许会从宗教、精神病院或者浪漫的爱情中寻求慰藉；然而在中国，参加革命以外，别无出路。
第八章．深入游击区
三十三．途中
我在太行山区不时听说，河南省安阳县农民，对蒋介石军队和恶霸地主的劫掠暴行非常愤慨，为了报仇雪恨，在国民党的后方展开了游击战。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还从未见过那种类型的战争。于是我决定亲自前往安阳去见识见识。
我于一九四七年一个寒意料峭的春日启程。旅途之初，我乘坐了一辆装有坚固木轮的敞蓬大车。随行的有一位译员，一名通讯员和一名武装的八路军战士。
译员姓陈，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抗战期间，他在四川蒋管区教书，后来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此后又来到边区，在总部办的报社中任记者。虽然他的英语水平不及解放区某些年轻人，但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者，因为他从未试图对我宣传共产党那一套，也没有向我吹嘘“新社会”如何如何。他如实翻译我的话，而对于那些热情过火的年轻人来说，是很难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有时故意错译我所提出的过分寻根究底的问话；人家答话比较无所顾忌时，他们翻译就打折扣。我的通讯员是一个年轻的“老战士”，名叫刘明基，是从军阀阎锡山部队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土，为人忠厚老实，规矩有礼，任劳任怨，很讨人喜欢。他是个好兵，但从外表上看，其貌不扬。矮小的身材罩着一件灰布军装，就象套着一个布袋一样。他随身带着一个小小布挎包、一条毯子、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支牙刷、一个小笔记本，以及一段咬得齿痕斑斑的铅笔头。挎包背在身上，牙刷插在左上方的衣袋里，毛巾则系在腰带上。他显得很邋遢，长相也难看，一只眼晴斜视，脸上斑斑点点。他使我联想起一个好心但总也办不好事的笨伯。但我对他却很有好感，而对于解放区的某些“小鬼”，我总感觉很难相处。那些“小鬼”大多数也是通讯员，由于长期生活在八路军部队里，讲起话来常常口号不离嘴，有点不近人情。我倒不是说刘明基不喜欢八路军，显然他是喜欢的，只不过他从不表白自己．他常说：“他们给你吃饱，又不打人，也不让你干太重的活。“但他只把话说到这儿为止。他对我的照顾体贴入微，十分周到。每晚都替我打好洗脸水，摆上肥皂、毛巾。一路上还供给我山区土制香烟抽，并掏钱到路边的小摊上给我买茶水喝。小贩们看到他身着军装，都推辞不肯收他的钱，可是刘明基总是把钱硬塞给他们。每天晚上，他坐在油灯旁，结算一天的开支，象个小孩子一样在一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写算算，最后誊写在他那珍贵的笔记本上。由于村子里住房有限，有时他没有地方睡，便很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让他挤在我的炕上睡。要不然他就找一块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睡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时我想一个人清静一下，他颇知趣，从不打搅我。我常喜欢自己一人出去了解情况，他从不碍手碍脚地跟随我。尽管刘明基不很机灵，但比随行的另一位小伙子强多了。那个小伙子是奉派来保护我路上不受特务和坏人袭击的。事实证明，这个警卫员完全是个窝囊废。他说他有病，结果我们倒反而费了不少时间去照料他。当我们进入敌后时，干脆背走了他的抢，把他留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我们先朝南，随后再朝东穿越太行山。第一天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行进。狭窄的河谷，四面群山矗立，河床上到处是乱石，几无插足之处。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最遭罪的还是那匹骡子，四只蹄子踩在摇晃不平的石快上，一步一蹒跚，眼中流露出悲哀和痛苦的神色。大车走这样的路当然够呛。据骡夫说，通常能用十年的大车，在这样的河床上最多跑一年就报废了。我们一小时才走了六里多地。
道路尽管坎坷不平，但沿途看到的人情风光却颇有意思。途中遇到一个骑在毛驴上，穿红着绿的妇女。随后又过来一个横坐在毛驴上的男人，驴背上垫着被褥。笨重的货物由大车运输，从平原运棉花进山里，又从山里载柿饼进城。
有的进山的大车上载着铁轨。我原以为这些铁轨并不是用来铺铁路的，也许仅仅是为了不让敌人得到它，或者是用来熔造兵器的。然而山里确实正在铺设一条铁路。我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铁路。轨道一定很窄。车厢象玩具一样，不到一尺高，四尺长。这些车厢究竟是靠玩具机车来牵引，还是用人力畜力来拖拉，我就不得而知了。
日近黄昏，河谷豁然开阔。我们走出了乱石河床，上了大车道，顿时感到大为轻松。黑夜来临，我们投宿伯延村，村长在一座昔日地主宅院里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间。这个院里现在住着两对夫妇：一对年过六十，一对大约二十五岁左右。土改前，老俩口只有二亩地，现在有六亩地。虽然年逾花甲，二位老人仍然很精神。他们找来一捆麦草，替我铺在炕上。村里老乡们听说来了洋人，纷纷挤在大门外，不顾刘明基和警卫员的阻拦，想进院来看看。人群一个劲地往里挤，我只好走到门口去亮相，让大家看看我这别副古怪的洋面孔，还对付了几句寒喧的话，人们这才心满意足地散去。晚上，刘明基替老俩口担了两捅井水，老俩口可乐坏了，给了他一碗小米，还端来一个瓦盆给他洗脚。这小伙子也够楞的，一脚就把盆底给踩穿了。刘明基为自己的笨拙非常羞愧，当即拿出二百元钱塞到老大娘手里作为赔偿。老大娘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并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嘛。”
第二天拂晓，我们又出发了。匆匆赶了六小时的路，来到了彭城。这是个约有一万人口的城镇，有两条狭长而又曲折的街道，街上店铺倒是不少，还有三家澡堂。该镇座落在中国最古老的陶器产区的中心。
在我抵达彭城的时候，这里制陶业的工艺和产销部已一蹶不振了。因为铁路被破坏，与大城镇之间的交通阻断，产品找不到销路，许多窑场只好关门大吉。制陶工人也纷纷归田务农去了，土改时自然也给他们分了地。目前所生产的陶器，都是一些日用品，诸如茶壶、酒壶、杯盘碗碟之类。陶器制品的外销，全靠手推车通过山路运输。眼见人们如此吃力地推着装满茶壶的小车，这本来是牛马干的重活，我内心感到十分难受。
彭城的小孩们把我当作了来访的英雄人物，一定要带我去看看陶窑—建筑在土坑上的圆顶型土砖结构。陶坯装进窑以后，在土坑里烧起炭火，再把窑门封上，一般要烧好几天才出窑。这一带遍地是陶窑，给彭城周围的景色增添了几分独特的风貌。因为陶器比土砖更为结实，当地群众多用废弃的陶还建造住房。他们把废坛子一类的陶器垒起来，空隙处抹上泥。从远处望去，倒象是一栋林华丽的房舍，然而走近一看，远比美国贫民窟的木板房还要丑陋。
彭城还有一大奇现，常有怪火突然从地下直往外冒。小孩们试着给我解择，但我仍没有听明白。也许地下有天然气矿，更可能是人们在小煤坑里冶炼矿物。
虽然彭城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只有十七、八里地，虽然磁县的县政府从平原撤到了这里，但镇上并没有八路军驻防，守城的只是些地方民兵。你也许会因此认为彭城一定是处于惶恐不安的气氛之中，然而这里丝毫没有乌云压城之感，倒是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
三十四．三八节
我们抵达彭城时，正值国际妇女节的前夕，大街小巷挤满了邻近各村来的妇女和姑娘们。当晚在露天舞台为妇女们举行专场文娱晚会，演出歌剧《白毛女》至少有两千人冒着春夜的刺骨严寒前来观看演出。他们之中有县里的干部，烧窑的工人，供销社职员，还有包着头巾的老大娘，穿制服的女干部，衣著朴素的农村姑娘。人们在临时搭起的戏台前围坐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圈。场上放的几条长板凳，早已坐满了捷足先登的观众。大部分人都是席地而坐。小孩子们坐在最前面，正对着舞台。最后面的人就站在小土丘上观看。观众中央杂着背枪的民兵，有的还上了刺刀，刀锋在汽灯照耀下闪着寒光。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具有民主气氛的集会了：演出不用售票，场内也未设特座、专座之类。紧靠着舞台坐的孩子们看得费劲一些，不时有一些孩子踩在旁人的肩头上观看。这样一来，就把后面观众的视线挡住了，后面的人便嚷嚷开了。每当发生这样的纠纷，就有一个演员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棍细长棍，在那些闹事的孩子头上轻轻点一点，大声喝道：“小朋友坐好！“有时台上的汽灯忽然灭了，舞台工作人员便您来一架梯子，爬上去使劲给灯打气，直到重放光明。演员们若无其事地又接着往下演。开演之前，一个穿制服的大干部登上舞台，手拿喇叭筒对观众高声讲解剧情大意。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即使对我来说，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难懂之处。这个女的长得象根棍子一样又高又瘦，一头直垂的黑发，脸庞清秀而苍白，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她态度毫不文雅，说话象跟人吵架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在漫画中常见的披着长发的过激派分子，这也是我在边区所邂逅的唯一具有这种外表的人物。《白毛女》是一出悲剧性的歌剧，但也有不少插科打浑。可是每当观众发出笑声时，那个女干部就跳上台去，对着喇叭筒大叫，“别笑！”我对此很反感，就对陈翻译表示了我的意见。但他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教育他们同情别人的不幸遭遇。“我回答说“也许你们应该从人民群众那里学到某些东西。这出戏演的是他们亲身的经历，他们比别人更清楚什么是可笑的。如果你们不让他们笑，你们就应该修改剧本。“其实这个剧本已很成熟，无需多加修改。它是由许多作家集体创作的，并广泛地吸收了农民群众的意见，进行过多次修改。我在解放区所观看过的戏剧中，这是最好的，大概也是最负盛名的。据我之见，共产党戏剧的弊病，尚不在于一味追求宣传效果，而是情节过于庞杂，每一情节都未能充分展开，因此戏剧效果大为减色。同时，只偏重于情节和主题，而忽略了人物的塑造，因此剧中角色往往呆板干瘪，毫不生动。
但《白毛女》却不落此俗套。在这里介绍其故事情节，当然乏味，可是舞台演出却感人至深。可想而知，剧中的主角是一个佃户的闺女，因为她爹还不起地主的年关债，地主就派狗腿子把她抢去当丫头抵债。在地主家里，她经常被念经拜佛的地主婆毒打。一天夜里，地主少爷把她强奸了。当地怀孕后(在舞台上演员果真大腹便便)，决心要在全村人面前控诉地主对她的糟踏。地主少爷正准备娶亲，担心这样一来会误了他的大事，于是就派狗腿子把她捆绑起来，关进一间黑屋里，打算杀人灭口。地主家有个女佣人，多年前与那丫头有着相同的遭遇，也是被地主抓来抵债的。当天夜里，她把那丫头给放跑了。地主少爷闻讯马上带着狗路子去追赶。逃亡的丫头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躲进了深山。姑娘唱着悲愤的哀歌，藏匿在高山岩洞之中。不久后，一个婴孩在这荒山野岭上呱呱落地了。非人的生活使姑娘的头发渐渐变白了。后来，她的家乡解放了，游击队把她从深山里救出来。村里召开诉苦大会，地主少爷被押进会场，村民们讨论如何惩治他。这时，我万没有想到，台下的许多观众激动地站了起来，齐声喊叫；“杀!杀！毙了他毙了他”地主少爷表示愿意悔改，只挨了一顿痛打就被释放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贫苦的农民，那个姑娘也分得一份，甚至给地主本人也留了一份。尽管故事情节过于夸张，但剧中并未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由于演员感情真挚，再加上配歌和舞台效果运用得当，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据我了解，观众中有许多妇女都有类似剧中人那样的身世，因而剧中悲惨的情景在她们之中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共鸣。我看见她们时时用衣袖拭眼泪。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不论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禁不住凄然泪下。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一边看一边哭泣出声，直到终场。
坦白地说，我自己也同那些妇女一样，被这出戏(或者说被观众的反应)感动得几乎要哭了。的确，共产党的戏剧作品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在冶陶时，正逢三天集市，曾看见同时上演五台戏。舞台是临时搭的，道具少得可怜，服装倒是不成问题，因为剧中人物大多是普通老百姓。男女演员都挤在舞台后面一个小遮篷里化妆，面粉和润滑油就是他们所用的化妆品。除了军政机关办了几个专业文工团之外其余都是各村自己组织的业余剧团。其中特别出色的，每逢集市还到县里各地巡回演出。他们除了车旅和膳食费以外，不取分文。在中国，直至最近，仍然如同莎土比亚时代一样，剧中的女角都是由男人扮演的。但在解放区却不然，女角一般都由女性担任。昔日轻易不出家门的小脚妇女，居然也登台扮演放了足的女角，在舞台上蹒跚迈步。看到这样的情景的确使人深受感动。第二天，时遂妇女节，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大会。大约有五、六十个妇女，手拿花束和五彩缤纷的莲蓬翩翩起舞。这种舞蹈的意义有点象美国的五朔节花柱舞，但表现形式各有异趣。这些舞蹈谈不上什么健美，更无战斗气派可言，但却非常纯朴，正因其纯朴，所以十分好看。演员们并不焰耀自己的体型，不故意托高乳峰和展示大腿，不卖弄风骚，也毫无赞颂民族或阶级理想的意图。整个场面看起来更象是一次联欢会，是一次妇女力量大检阅，有如纳粹德国或苏俄所搞的那样。表演完毕后，妇女们六、七人一组涌到大街上扭秧歌，人们有的吹唢呐，有的打钹伴奏。在解放区，最位人开心的事莫过于看扭秧歌。不论是看过这种舞蹈并试着扭过几下的外国人，还是在大街上扭过秧歌的青年男女，都是这么说；甚至那些起初一看扭秧歌就直皱眉头的成年人，也是这么说，因为后来当他们也加入秧歌的行列时，才发现其乐无穷。扭秧歌无需特定的舞伴，只要绕着圈，或是组成类似康茄舞的队形就可以扭起来。小学生们放学后，也常常一路扭着秧歌回家。
这时，一群妇女来到那条狭长而又曲折的大街上，其中有五、六岁的女孩，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大娘。她们分成三、五人一组，等待着伴奏的音乐开始。一个靠墙站着的独眼农民，把唢呐举到嘴边吹起一支曲子，然后一个男人跟着拉起了胡琴，一个男孩打起了钹。随着音乐的启奏，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庄严地朝周围的同伴们扫了一眼，提起两肘，双臂一扬，象个皮球一样向前弹出去，开始扭起来了。她向前轻走两步，扭动着的身躯微微弯向前，对于街上的骡车和停下来观看的人，她好象豪不在意，径直朝他们扭去。突然，她双手插腰，一只脚尖着地停一下，身子一仰，重心落在另一只脚跟上转回身来，脚踩实地，停立一秒钟，接着以一个优美的动作又翻转身体，再往前扭去。很快，其他的姑娘们也模仿她的舞姿，跟在她后面扭起来。有的动作笨拙，有的舞姿优美，有的小脚妇女扭起来摇摇晃晃，有的穿着绣花鞋的天足少女扭起来步履轻盈。整条长街上到处都是一圈一圈跳舞的姑娘们。那个吹唢呐的人这时在翩翩起舞的姑娘们身边蹲了下来，昂首欢奏，那只好眼睁得溜圆。音乐停下后，姑娘们相对微微一笑，把散到额前的头发往后一按，又继续沿着长街朝前扭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秧歌舞是中国革命性质的象征，因此我才在此不惜笔墨加以描述。秧歌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千百年来一直受着封建势力的压制。蒋介石夫妇提倡孔孟之道，发起“新生活”运动，严禁在城市内公开跳舞。这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专横而又完全不必要的禁令，也促使许多中国人看清了蒋氏夫妇的昏庸无道。
共产党却大力提倡和扶植民间舞蹈，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娱乐的迫切需要。虽然生活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仍然希冀得到鼓舞，向往新的生活，焕发育春，这是何等的奇妙。从这一点来看，中国革命如同任何其他革命运动一样，是值得称道的。希望尽情地跳舞、唱歌，忘却忧愁，追求理想，青春再度，这一切就如同土地改革一样，也是革命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秧歌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十五．女游击队员
看完秧歌表演，我们立即出发继续赶路，这次是往南朝漳河方向行进。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是以这条河流分界的。因为需要绕过国民党占领的城镇，我们除了带有一名向导以外，还有七、八个民兵一路护送。
这一带的主要渡口观台当时在蒋军的盘据之下，因此我们只好折回朝西走，想找一个能避开蒋军机枪扫射的渡口。这样一来，耽误了一些时间，加以我们出发就已迟缓，所以当晚末能按原定计划赶到漳河边，只好投宿在一个名叫白岔的小镇。我们是不速之客，找住处时颇费周折。陈翻译四处去找房子，我和刘明基暂时呆在一家澡堂里。澡堂外面立刻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一时人声鼎沸，七、八个人的卫队也无法把他们轰散。澡堂里面蒸气弥漫，实在憋得难受，于是我决定还是出去亮相痛快些。我故意坐在大街中间的一块石头上，让那些好奇的老乡饱尝眼福。刘明基看到我在人群中现眼，感到很焦急。我自己倒无所谓，因为我发现，当我讲了几句中国话之后，围观的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忠实可靠的陈翻译奔走了一个多小时，回来把我们带至镇外一座大宅院。这原属于一家地主，现在住的是观台煤矿的老板，他是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来的。将这位煤矿老板写进本书并非我的原意。后来，当我回到美国，看到《时代》杂志和《生活》画报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前大使蒲立特的某些讲话，而那些国会议员们也偏听偏信，居然不假思索就把五亿美元奉送给蒋介石，我对此感到大惑不解。
蒲立特先生在写给《生活》画报的一封信中声称，只有从共产党地区逃出的难民，并无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出的难民。前一句倒也是事实，后一句则纯属无稷之谈。我就亲眼见过成千上万的人从国民党统治区逃到共产党地区，他们的出逃绝不是出于寻求浪漫主义或冒险的非非之想，而是为了逃避那些横征暴敛的税吏，乱抓壮丁的征兵队，以及活埋他们亲人的地主还乡团。并非所有的难民都是穷人，我在这村里见到的这位就是一个从蒋管区逃出来的富有的资本家和孔孟之徒。“你以为我是一个穷人吗？”他苦笑着说，“我的先父和祖上过去都在观台开办煤矿，我在观台有雄厚的资产，万贯家业，但现在只好丢下了。为什么呢？还不是让蒋介石给坑害的。
“那些军官老爷掠走了我五万吨煤，一倒卖全肥了私囊。我把凡是能卸走的轻便机器全部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这些机器准会被国民党以国有化为借口予以没收。你去过蒋管区，一定知道所谓国有化是怎么回事，简直就是公开抢劫，假公济私。有一千多工人跟我逃了出来，还有二千工人留在观台，可是后来他们也接踵而至，因为在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凡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都是象我们这样走投无路的人。人们懂得，跟着国民党毫无前途。
“当初我的确很害铂到解放区来，因为我听说共产党都是些土匪。那时谣言纷坛，我的亲朋好友、国民党的军政官员都对我说，共产党必然会加害于我们这些工业资本家。可是我在解放区却得到了共产党的扶持。后来我学习了他们对民族工业的基本政策，才知道他们对我毫无恶意。“他越说越激动，为了使他冷静T来，我换了一个话题，问他是否赞成土地改革。“是的，”他回答说，“我赞成土地革命，因为不进行土改工业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虽然我不赞成土改中的某些过火行为，但我完全赞成斗争地主。我深信不会有人要斗争我，因为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如果他们要斗我，我可以把我的全部财产都交出来。我平生唯一的愿望就是使我的祖国富强起来。中国需要和平，对我个人来说，更是如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公然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只要美国人撤出中国，和平指日可待。那时我就可以退回矿区，重振家业。“次日凌晨，草草吃过早饭，我们使启程朝漳河进发。本来在夜间渡河较为安全，因为此地处于国民党观台守军的炮火射程之内。但实际上即使在白昼渡河也并无多大风险，因为渡口与国民党炮兵阵地之间恰好隔有一座小山；据民兵们说，蒋军炮手的曲射技术相当差劲。整个上午，我们沿着一道狭窄而曲折的峡谷攀登上山。这一带山间乱石嶙峋，土层极薄。当地农民顺着山势修了层层梯田，直达山颠。一块块梯田面积极为狭小，地边用石块垒砌成半圆状的堰，以防水土流失。．为了修筑这些梯田，人们该付出多么惊人的劳动啊！然而每年庄稼的收成却少得可怜，真是令人凄然。
再走了一会儿，连梯田也没有了，两边尽是高达百米的悬崖峭壁。峡谷小道迂回盘旋，十分险峻，宛如走入一个无顶岩洞迷宫。
走出峡谷，眼前豁然展现出漳河两岸。清澈碧绿的激流从悬崖陡壁之间穿泻而出，奔腾直下华北平原。河水流过一个名叫任村的村庄，把它一分为二。村中的农舍都是灰色平顶的房屋，一个荷枪哨兵站在屋顶上，朝着下游国民党占领区了望。沿河往西上行三四里，两岸悬崖相望，中间架有一根缆索，渡河的人们坐在乎底船上，用手抓住缆索，慢慢朝前移动。我们走过一段石滩，登上这只简陋的渡船，缓缓过了河。河水流经山间，分外清澈凛冽。小船抵达彼岸，我们踏上了安阳县境。我们在河道一处露天茶摊休息了片刻，喝了一点水，啃了几棍胡萝卜。所谓茶摊，就是在一堆篝火旁摆上两张桌子外加几条长凳，除了开水而外，根本就没有“茶”这样的奢侈品。这里的老百姓看起来比河对岸的还要贫穷，孩子们穿着绽露出棉花的破裤烂袄，婴儿吸吮着母亲没有多少奶汁的干瘪乳房。
村子虽小，村里居然还有一所学校，这是我走进河边一座小庙里发现的。庙里除了几条长凳以外，空空如也。过去供奉神像的几个石案，现在做了学生们的课桌。当时不是上课的时间，只见长凳上放着几本书，我拿起来翻了翻，有一段课文是这样写的：太阳出山岗，
爸爸下地忙，
儿童上学堂。
太阳下山了，
爸爸收工了，
儿童放学了。
我独自一人在教室里徘徊。不一会儿，走进来九、十岁模样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羞怯地望着我。我教他们玩画格子游戏(用小石子当笔，以泥土当纸)，很快就跟他们熟了。我问那个女孩家里有几口人，她回答说，爸爸当民兵，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和一个哥哥。
“那你妈妈妈？”我问道。
“不在了。”(死了。)
“真可怜。”我说道。
小女孩伤心地哭了，一个男孩拉拉我的袖子，对我说“她妈被活埋了。”
我当时听不懂“活埋”是什么意思，直到几天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它的含意。我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走回茶摊去了。
“活埋‘是什么意思？我问陈碉译。
“就是把人活活埋掉。”他回答说。
我把遇见那个女孩的事告诉了陈翻译，我们想一起再去找找她，可是那个女孩已经走了。这时，我们的警卫人员正在向过路的民兵打听前边的情况，这些民兵经常出没于观台一带。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国民党的搜索部队常常进山骚扰，因此我们必须回头从西边迂回前进。眼见天色已晚，我们决定先停下来在河边过夜。民兵中有一个佩带手枪的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打听，原来她也是民兵的一员。当晚我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
她的名字叫梅素，长得很结实，肩宽腿粗，象个棒小伙子．她大约只有十八、九岁，头黑发直垂到肩上，面颊黑里泛红，一张小巧的嘴长得很美。下身穿一条灰色的旧布裤，上面溅满了泥垢，上身穿一件紫红色布衫，也是污渍斑斑。她的父亲是一个佃农，在她幼年时，父亲双眼就失明了。她的两个妹妹都在一次饥荒中活活饿死了，她和奶奶在野外靠挖野菜充饥挣扎着活了下来。梅素刚十二岁，就被村长抓差去替日本人修路。她每天都遭到汉奸监工的毒打，至今身上处处还留有伤痕。她十五六岁时被许配给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全家人为饥饿所迫，只好让她提前过了门。婆家的人根本不把她当媳妇看待，而是当丫头使唤。吃饭也不许她上桌，只给她吃一点残菜剩饭，她经常忍饥挨饿。每次她跟丈夫发生口角，他就跑到他妈那边去告状，于是母子俩就把她毒打一顿。她全身都被他们打遍，背上、腿上、胸部，见哪打哪，一边打一边骂她不知好歹。她的丈夫替日本人干事，日本军官常到她家来，婆婆总是避着她替日本人端茶倒水。日本鬼子常常借机调戏她，因此她拒不肯侍候这些家伙。有一次，就为这事她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一想这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她把房门闩上，找来一根绳子悬梁自尽。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绕在脖子上的绳子断了，床上溅满了鲜血。从此，她身患重疾，无力气干活，这就招来更狠毒的打骂，有时终日连一口饭也不给她吃。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公公和婆婆直追到她家，奶奶拼死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被他们打昏在地。邻居们闻讯赶来，才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老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在一小块菜地上种点菜湖口度日。可是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是常来抓她打她，她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重陷火坑。后来，日本人撤退了，山里的八路军开进了观台镇。一天，一位女干部来到她家，对她说：“听你们家邻居们说，你受过很多苦。现在中国妇女翻身的日子来到了，你再也不会受苦了。‘多年来，有谁同情过她这个苦命的女孩子？干部的亲切关怀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她把自己的希望吐露给奶奶—也是她唯一的亲人听。老奶奶也说，男女平等敢情是件好事。可是又给她泼了一盆冷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就是天，女人就是地。咱们能有啥办法呢？“梅素把奶奶的话告诉了那位女干部。女干部说：“有办法，咱们组织起来嘛。只要咱们组织起妇女会，大伙儿都来诉苦情，看今后谁还敢欺压咱们妇女？“这一番话使梅素深受鼓舞，从此她便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妇女工作，每日走街串巷，发动妇女们组织起来。由于工作积极热情，她被选为她所在片的妇联主任。在妇联的支持下，她终于与丈夫离了婚。不久，内战爆发了。观台也组织起了民兵队伍。她经常和民兵们在一起，坐在一旁看他们擦枪。很快她也能帮民兵们擦枪了，民兵们有时也教她放空枪玩。新政府为了照顾她生活困难，给她发了小米。她乐得眉开眼笑。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开进了华北平原，企图攻占观台，进而消灭太行山区的游击队。人们纷纷撤离观台。梅素也随着群众一道撤出。进山后，她帮助妇女们安家，组织她们纺纱织布，解决生活问题。后来，她回到观台附近地区，要求参加民兵游击队。开始，大伙儿都取笑她，但经不住她再三坚持，最后才同意让她干点烧火做饭、缝缝补补的杂活。不久又分派她搞侦察工作，她把头发盘在脑后梳成髻，化装成家庭妇女模样，经常出入镇内收集情报。大年除夕那天，她挎上一只篮子，装上糖果烟卷，还附有八路军县长写给蒋军土兵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我们与你们远日元冤，近日无仇。如果弟兄们实在混不下去，何不弃暗投明?“她把这只篮子放在蒋军碉堡外边。不久。果然有两个蒋军土兵投诚过来。梅素感到很自豪，但并不满足，因为她还没有参加打仗。她决心学打枪，到山里以野狗当靶子练枪法，人家问她，她就说：“打狼。”后来，她又站在山崖上，往下面的河里投手榴弹，逐渐克服了对手榴弹爆炸的恐惧心理。自那以后，民兵们就让她和大伙一起参加战斗了。因为她对观台的情况非常熟悉，所以每次制定作战计划都有她参加。但在历次袭击观台的战斗中，她一般都是担任把风放哨的任务。一次在民兵与国民党还乡团交火时，她爬上观台城墙，也举起枪朝敌人射击。这次战斗消灭了两个敌人。事后她说：“没准其中一个是我干掉的。”她是个文盲，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她说，她之所以拿起武器参加民兵，是因为八路军是她所见到的唯一不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她把自己的命运与八路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她盼望着将来战争结束后能过上好日子。她并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只希望当一个普通工人。她相信中国将来一定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到那时她能进工厂当工人也就心满意足了。她是我在中国这几年亲眼见到的第一个扛枪上前线的姑娘。她参加游击队并非出于浪漫的想法，而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她貌不出众，粗手大脚，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除了身上穿的，她没有任何好看的衣服，一生连一把牙刷也不曾有过，与香皂更是无缘了。她就是这样一贫如洗。她没有花容玉貌，但是她满腔热情，干劲充沛。我在这里没有用她的真名实性，因为她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旦被捕，绝无生还之望。也许她现在已经与世长辞了，倘若还在人间，我祝他幸福。次日，我们继续行军，开始略偏北行，然后又向南再朝西，绕过距国民党军队的阵地只有几千米的一座圆形小山。途中还遇见一群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难民。我们沿着一条崎岖的山间小径继续前进，终于在天黑后不久到达了安阳县政府机关驻地。翌日清晨，一觉醒来，我发觉自己身处在一个景色宜人、清静整洁的小村子里。村庄座落在一片高地上，大约有一半的房舍傍着山。全村将近四百人口，有两所学校，两三口水井，没有商店，却有一个剃头的摊贩。山村如此安详宁静，简直令人感觉不到是处身于游击区的中心地带。唯一可见的军事行动的迹象，就是偶尔穿街而过的毛驴，驴背上驮着一筐筐土制地雷，运往与国民党交战的前线。然而正是在这个小山村里，一位三十来岁、英姿飒爽的年轻县长指挥着抗击国民党的游击战争。还有一位年方二十八岁、教员出身的副县长，正在离此不远的敌后指挥作战。县级领导机关其实并无固定的地点，县领导及其下属人员转战到何处，就在那里的农舍里办公。虽然他们日常都要处理大量的情报工作，但并不为文牍所羁绊。由于县政机关经常转移，他们就把大部分文档送往后方，其余的就地埋藏，随身只携带少量最重要的文件。转移时，副县长把他的行装驮在一头驴背上，带上一两个随行人员，翻山越岭而去。他们办事非常干练，工作卓有成效。当时，位于平原地带的安阳县城及全县约五分之四的区域，都在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的盘踞之下。我们被压缩于观台和水冶两镇之间很狭小的地带里。这两个市镇各有国民党重兵把守，他们时时出城骚扰，并企图在两镇之间建立一道封锁线。但我们经常突破敌人的封锁，渗入到国民党纵深地区。我方在这一带尚无正规部队，渗入敌后的只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游击小分队，甚至就是些流动作战的民兵武装。安阳县的群众所进行的完全是一场人民战争。
第九章．人民战争
三十六．活埋
在西方，人们不大了解什么是人民战争。这很奇怪，因为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历史上，并不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人民战争。美国当年在康考德和莱克辛顿，经历过这种类型的战争。欧洲在十九世纪打过这种战争：西班牙和俄国人民抗击拿破仑正规军时进行的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本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西班牙内战，南斯拉夫卫国战争和希腊内战，也是游击战。这种类型战争的广泛运用说明，它将在今后的国际冲突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这种前景，绝不可等闲视之，人民战争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事物。毫无疑向，它使战争的暴烈程度大大提高了一步。当人民战争用来对付外国侵略时，其残酷性超过一切常规。当运用于内战时，人民战争就必然带有阶级战争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它比人们迄今所知道的任何类型的战争都更加激烈、更加野蛮，更加与个人息息相关。这里反映的人类天性是善还是恶，恐怕与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不易回答。这两个问题可以暂时留给哲学家们去探讨。目前不如研究一下人民战争是怎样出现的。大约在一百多年以前，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自认对这个问题他不甚了了，但他指出，要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必须有下列条件，
一、战争必须在本国境内进行。
二、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一次作战的失利。
三、战场扩展到包括全国大部分地区。
四、战争的全民性对作战是有利的支持。
五、复杂的地形，如有高山、密林、沼泽及农作物交通不便。
所有这些条件中国都具备，而且是无与伦比的。战争在中国的内地进，全面开花，并不集中，也无固定的形态，所以不能一举而决定胜负。作战范围几乎相当于从柏林到莫期科的广大区域。农民是非常分散的，最适宜于打这种战争。小国的地形也是极复杂的。
但是，据我的观察，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地进行人民战争，并不光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而且还由于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社会条件。因此，除了克劳塞维茨的五个条件外，我要加上策六条，这就是：人民同战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这里，我用“切身”这个词，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而且，人民战争总是在人们的家乡一带进行，离人们生活中最亲近和最珍贵的东西很近。我相信，要不是这些东西受到了威胁，人们是不会进行人民战争的。他们可能参军或被征入伍，但不会去组织自己的战争。我在安阳县的所见所闻，特别证明了这个道理。那里的情况生动地说明人民战争是如何以及为何打起来的。安阳三千多年前曾是商王朝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历次北进的大军都被宽阔的漳河挡住，连续数月驻扎在这个县里，老百姓只好等待着这方或那方解决战斗。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
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每逢荒年凶岁，贫苦农民先是把土地抵押结他们，接着就失去了土地所有权。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从该县的山区撤走了，很多地主把家里的事务交给了管家或小地主，自己却跟日本人一道走了。八路军游击队来到日本人和地主撤离的地方，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很多农民收回了被夺去的土地。同时，人民建立了地方政权，组织了民兵站岗放哨，成立了妇女会为妇女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另外，还成立了其他许多组织。当和平来到时，八路军已经开始教老乡们怎样进行选举了。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绘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
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地主十分阴险毒辣。
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
“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进到活埋。
我无从核实这些数字。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不是言过其实的。在一个村子，当时我正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大坑里挖出二十四具尸体，其中有妇女和儿童。他们被活埋后，有一部分尸体被狗扒开吃掉了。我走过许多村子，见到了许多亲属被活埋的人，我所看到的最惨的例子是在秦德沟。这是一个靠近无人地带的只有一百三十口人的村子。全村二十八户有二十四户家中都有人被一个叫李庆章的恶霸地主结活埋或枪杀了。
日本人从山区撤走时，李庆章和其他地主跟日本人一道逃跑了。村里人分了李家的土地。当国民党退回这个地区时，李庆挛带着十五个武装人员回来了。就在他进村前，衬里的男人都跑光了。
李庆章见剩下的妇女和儿童都很害怕，就骗他们说：“不要怕，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但是，当天深夜村里人都熟睡的时候，他就带着打手把各家各户的人都拉出来，仅有四户幸免。他把十个人投到一个枯井里活埋。他又逼着另外十四个人躺在一条沟里，然后填土活埋。被活坦的人当中有一个刚两个月的婴儿，一个十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
这是我亲眼见到的最惨的例子，但这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在一个管辖十八个村的区里，地方干部告诉我说，国民党第四十军杀害了四十六个民兵和地方干部，其中七人被枪杀，三十五人被活埋，四人被吊死。
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听农民们亲自讲述许许多多这类事件。在讲述时，他们的声音很悲切，眼皮下垂、嘴唇紧咬，表现了极大的痛楚。我所听到的这类事件中，最凄惨的莫过于一个三十三岁妇女的遭遇。这位妇女嫁给府城附近东大洲村的一个农民。八路军进村前，她和丈夫靠耕种二亩地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时，这对年轻夫妇分得了地。后来，女的当了村妇女会主任，男的参加了民兵，护村抗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游击队离开了这个村子，这对夫妇留在村里。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当国民党进村时，逃亡地主也跟着还乡了。这个地主亲自跑去把这位妇女交给国民党军队说；“她是八赂。“你就是共产党，“一个军官说，“你一定会唱歌。”接着，那个军官把她带到兵营里，强迫她唱歌。一连三天，她被迫从一个班到另一个班，唱的是能记得的童年时的歌。一些士兵糟蹋她，但也有些士兵见她哭泣而感到差愧，就走开了。天黑时她被关起来，夜里被带去供国民党军官泄欲。第四天，她被送进监牢。他们不给她东西吃。她的叔父给她送饭。有一天，叔父看到饭留在牢房外边没动，才知道她已被杀害。他到处寻找，在附近的一座桥下找到了她和另三个人被肢解了的尸体。这位妇女仅仅因为相信妇女应当与男人平等便犯了死罪。在游击区这就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这只是我从农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
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以后我将记述我亲眼看到的农民是怎样向一个地主讨还血债的情形。不过，首先让我们先看看游击区的农民被激怒的其他一些原因。
蒋介右的军官们并非完全不懂得游击战的危险性。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靠武装一支地主领导下的民团就可以对付游击队。其实，这只能使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更加激怒农民。在“剿匪”的口号下，那些自己曾是名副其实的土匪的地主们组织了还乡团，并向各村摊派枪支捐。他们按人头征收三万至四万边币，或者与其价值相等的粮食或棉花顶替一支枪。尽管国民党军队宣传说，征枪捐是为了剿匪保民的，但是人们不信这一套，因为事实证明这是某些人聚敛钱财的一种手段。在一个有一百一十五户的村子里，我发现已经征收了八十三支枪的捐。实际上，还乡团只买了九支枪，其余的钱被地主、保长和国民党贪污了。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在四百二十三个国民党占领的村子里，人们被迫交了五千支枪的现金或折成实物的捐。这足够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宪兵队了。但是，还乡团把这笔旨在加强防卫的款项的大部分塞到自己的腰包里，从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的计划。
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躁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结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曾对这种交易迷惑不解。右一次我询问一个倒卖弹药的农民，他是怎样开始这种买卖的。他说，驻扎在他们地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要他给搞些鸦片烟来。他答称，他不知道那里有鸦片烟。
“你这个笨蛋!”军官说，“我知道，八路军在这里时，不少庄稼人把大烟埋了起来。去给我搞点来。“几天以后，这位农民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些大烟，但诡称价钱很高。
“没关系”，上校说，“把这些弹药拿去卖了，给我换回‘黑货‘来。““可是，这里没人要子弹呀，”农民说。“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们会买的。”“我怎么敢到那里去?”农民问道。
“你只管去，保你没事。只要搞到‘黑货，就行。”
自然，贪污枪捐、出售弹药直接有利于八路军。蒋介石军官贪婪无度，则使得游击区老百姓一贫如洗。蒋军和地主不断地征兵拉夫，比刚才所讲的苛捐杂税更加厉害。横征暴敛使土地荒芜，整家整户的人被迫投井自杀。
除了被杀、活埋和苛捐杂税外，安阳人民还遭到敲诈勒索和绑架。在这方面，蒋介石的军官，尤其是他的特务们经常同地主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这种敲诈勒索常常是通过政治恐怖手段进行的，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农民，有时连他们的妻子也一起被抓起来，直到他们付出高额赎金后才能获释。借口总是说他们通八路。至于他们是否真的通八路则不管，目的是勒索他们的钱财。
我在安阳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每天都听到许多悲惨的故事。我有时对于这种反攻倒算的后果感到可怕。什么时候才算完呢？老百姓根本没有安全的保证。
男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壮丁。不但驻在这一带的蒋介石第四十军抓丁，还乡团也抓丁。一天晚上，我正在无人地带的一个村子里，九个惊恐的农民带着家属跑到我们这边来。他们气喘吁吁地说，他们的村长开会宣布，国民党需要九个兵。人们都站起来准备开溜，但是，地主的武装入员包围了会场。没人志愿去当兵，只好用抓阄儿的办法定了九个人。没等天黑，这九个人带着家属朝山这边跑来了。
还有一次，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缘地带，我正同副区长在一起时，一个学生逃到我们这边来了。在复活节假日期间，他从南京乘火车打算去北方探亲。在安阳车站，他被征兵人员抓住了，被迫在当地的一个团里当文书。他只干了一天，夜里就逃出来，翻山跑到我们这边。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土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夫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
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己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
虽然共产党的“土改清算”有时也很激烈，但是一般来说，运动的结果是减轻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地主和国民党搞反攻倒算以后，老百姓除了拿起武器外，没有其他生路。经过屠杀和活埋后，国民党再来时，男人和妇女再也投有留在村里的了。地主暴行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所以，一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马上就逃跑了。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撤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夫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这样，一方面，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们横下一条心要报仇；另一方面，那些担心失掉现在依然占有并视为珍宝的东西的人们看到，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其他办法以自保。这两部分人终于找到了切身利益之所在，并为之而战。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走出家门，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人民战争。
三十七．同胞兄弟，两个营垒
我来到安阳的时候，反对地主和国民党的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每个奋起自卫的村庄，自然都想争取相邻的村庄也起来，实行联防。这样一来，联防层层扩大。很快，各个村庄之间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村有困难四方来支援，肩并肩地同可恨的地主兼土匪斗争，有时甚至还同蒋军作战。然而，敌人凭惜大量美国武器形成的钢铁之环仍然包围着这些战斗村，厄运时时威胁着它们。这是一场地主对农民、土匪对农民、有时是哥哥对同胞弟弟的斗争。
晚上，我总是同农民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村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数都是惨不忍闻的。他们叙述时，话语平淡而单调，缺乏生动性和真实感，但都很悲切。一对同胞兄弟站在敌对营垒相互斗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兄弟俩是一位姓王的石匠的儿子。王家住在水冶镇的东关。这个贫苦人家，大门对着广阔的田野，紧靠通往安阳的大路，东边是陡峭的峡谷，一直伸向平原，西边是太行山。
兄弟俩那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但是，成年后他俩为人很不一样，邻居们部说他们不象是一个娘养的。老大东子长着一张四方脸、两只大眼睛和一副高大的鼻子。他勤奋、遇事冷静，是一个老实、埋头干活的二十五岁青年，在一家卷烟广辛勤地做工，挣钱养活自己心爱的妻子。尽管大儿子有着这样好的品德，王家还是喜欢小儿子西则。这小子游手好闲，吃喝膘赌无所不为。他是恶霸地主柯增强的狗腿子。他绑架诈取赎金，偷东西，还强占别人土地。他高兴的时候给父母带回些礼物，为此，父母认为他是个孝子。
西则和他娘都信神，所以母子关系特别密切。每逢初一、十五，母子俩便给泥菩萨烧香上供。东子从不参加这些活动，他讨厌弟弟，对保佑弟弟的神表示鄙夷。
兄弟俩经常吵架。东子不齿于弟弟搞的那些不正当的勾当，痛恨地主恶霸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残害许多人命的暴行。他不堪忍受这种可怕的生活，便逃到山里。在那里，八路军在一家卷烟厂给他另外找了个工作。因为他是水冶土生土长的，所以当了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委员。在日本投降前不久，他带领游击队回到水冶，在攻城时甚至还没了几颗手榴弹。就在他进城的时候，他的弟弟同地主和土匪一起跑了。
水治解放后，东子当了民兵，后来被选为水治镇东关的负责人。在同那些没有逃掉的地主的斗争中，他要求他们交出所有的武器。为了表明他的坚决态度，他从自己的叔父家里收缴了四条枪，这个叔父与土匪有勾结，搞倒卖枪支的活动。
东子的决心使邻居们感到吃惊。“你兄弟是柯增强的党羽，你怎么敢斗争呢？“他们问道。没关系。“东子说，“咱是为正义而斗争。”
在每次斗争中、在每次诉苦会上和减租减息运动中，东子都积极带头。他办事公道。他向群众宣传说：
“共产党要求咱们讲民主。咱们搞清算必须做到合情合理。闹饥荒时，地主夺去咱们的土地和房屋，不管咱们死活。咱们可不能那么干，要让大家都有活路。东子的亲戚朋友和母亲原来都认为两个儿子里还是小儿子好，
因为他给他们东西。在清算运动中，家里分得了一些粮食，现在大家开始认为老大是个能干的人。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开到了水冶。柯增强也带着还乡团和西则回来了。父亲和母亲竭力劝东子留下来。“不，”他回答说，“八路军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他带着妻子立即离开了此地。
柯增强一回到水冶又开始欺凌穷人。更恶毒的是他随意杀人。受害考之一是一位五十岁的农民。几年前柯增强夺了他的房子抵债。土改中，老汉领回了自己的房子。这回柯以侵占他的财产为由杀死了这位老汉和他的老伴。
与此同时，西则没法同他哥哥取得联系。哥哥在离水治不到十里的地方组织了一支六十人的民兵队伍。每逢集日西则便派几个妇女捎话叫他回家来。
东子回话说；“我决不到你们那边去。就是死了，我也不回去。“妙的是传讯的妇女也劝他别回去。“大家不喜欢还乡团，”她们说，“你若回来，你弟弟不会帮你的。”这时候，东子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他派人到水冶家里要些布。他娘叫一个女孩子捎给他一小团线。“告诉他，”她说，“不要回来。他没衣服穿，我给他做些。”她向小儿子要布，小儿子说啥也不给。不久，西则离开了家，又回到平原去了。那里的生活比在这荒凉的山沟里舒服些。有人说，他之所以走开是因为怕东子杀他。西则走后的第二天，国民党调集三个区的还乡团三百人和一部分保安队人员，出发清乡抢劫了。这是二月下旬时节，雪还覆盖着大地。
各村做好了进行自卫的准备。县长顶着风寒亲自指挥战斗。他在水冶西边的一个阵地里布置了二百名民兵和第五十二独立团的四十名战士，后者是县里掌握的富有经验的战士。还乡团无法突破这道强大的防线，便向南迂回，准备洗劫南边的几个村庄。
看到敌人撤退了，王东子带领五个民兵迅猛地追了上去。政治指导员拦住他。东子挣脱了拦阻他的手。“我们不是正规部队，”他说，“可是，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当一个民兵，牺牲了性命也是光荣的。“他向前面一条战壕里冲去。靠后边一点的几个同伴只见雪和沙子撤落到东子所去的那个浅沟里。
王东子向前冲时，没有发现隐蔽在他侧翼庙里的一挺机关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晃了一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脸埋在雪里。同志们竭力抢救他，但被打了回来。还乡团把东子拖到他们那边。他还没有死，躺在雪里看着俘虏他的人们。
他艰难地贪动着嘴唇说：“我就是王东子，
家住水冶镇东关。我是村长。“他说完这些便死了。几个农民把他的尸体抬到水冶，放在东关的街上。保长把地主们叫来，他们洋洋得意地看着他们的敌人的尸体。柯增强向尸体吐了一口唾沫。“哼！，你这个家伙！”他对着死去的东子说，“你说你不回来。现在不是回来了？“他下令把尸体拍到三官庙后面。
“不许埋这具尸体，”他说，“让野狗来吃他。”他又把东子的父母抓来。“为打你们的儿子我们用了五十发子弹，”他说，你们必须赔偿我们。“
东子的父母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亲友们暗暗守在东子的尸体旁边，把野狗赶走。他们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地主让了步。
‘连狗都不吃他。“柯增强说。于是他准许人家把东子的尸体埋葬了。
王东子被害不久，我就来到这里。在山区人民中间，他已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英名远扬。正是东子领导着这些人走上了他所信仰的道路—革命斗争的道路。东子被埋在敌占区，但是，常有农民偷偷去水冶探视他的坟墓，防止它被人破坏。
三十八．打击反攻倒算
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基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同所有的处于敌人半占领下的县一样，安阳县的困难在于：虽然当地的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起来，实行坚壁清野，地方干部能够逃避敌人的杀害，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向装备精良的蒋介石军队发动正面的攻击，把他们赶出去。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他们也不能用宣传的办法把敌人的士兵争取过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悄灭蒋介石的部队，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能为非作歹。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很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地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我到达安阳时，这种打法则刚开始。几天前，县政府派八十名民兵偷偷绕过国民党的一系列碉堡，穿越观台和水冶之间的封锁线。民兵们虽然遭到了射击，但是没有停下来还击，而是连续在敌后行进了三十里。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象，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
“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当我到安阳时，这种袭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国民党占领区的纵深发展着。每天夜里总有三人，五人，十人或十五人组成的小组，深入敌后搜集情报，做宣传工作，打击还乡团和掉队的国民党士兵。领导这种袭击的民兵往往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人。有时他们前来袭击，是为了给被害的亲属报仇。然而，这种袭击更多的是同土改密切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保卫士改的果实，迫使地主退还他们从人民手中夺走的一切。总的是给穷人撑腰打气。这些行动都是在打击反攻倒算这个听起来很厉害的名义下进行的。虽然经常听到枪声大作，但是我认为这种袭击主要不在于其军事意义，而在于它是以武装手段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斗争。袭击的目标往往不是哨所，甚至也不是交通线，而是社会组织、政府机关和个人。比如说，执行袭击任务的民兵们会去解救受到强迫婚姻之害的姑娘，推翻人们痛恨的村长以及绑架地主。简言之，这种战争着眼于人们的感情，争的是民心，而不是土地。我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吃的是什么？“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使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我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我并不十分赞成绑架，不过，县干部们对待曾经带着武装同他们斗争过的地主的这种耐心和宽大有时使我感到惊讶。
民兵在国民党占领区的活动往往带有罗宾汉式的侠义色彩。因为民兵们自己都是穷人，所以，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个男人或女人遭到了不幸，就尽力相助。当然这种打游击的农民进行除暴安良时，常常不免有些过火行为。在不少人眼中，他们简直是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是，我却有充分理由认为，蒋管区的许多穷苦农民都把那些在夜里来搭救他们的人看做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有时简直招他们看做是著名的加拉哈兹爵土式的人物。
有一次，在新年前夕，一小支民兵到敌后四十里的卫漳向一个反攻倒算的地主投信去。路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夜深人静，街上空无一人。民兵们靠住一家人的院墙休息时，听到里边传来哭声。他们爬过培，跳到院子里，发现一个老大娘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伤心地哭泣。
老大娘一见带枪的人吓楞了。
“不要伯。，一个民兵说，并问她为啥哭“这里有个叫魏庆廉的地主，”她解释说，“在清算运动中，我分了一点儿地，他回来后说我共他的产，要我还他五斗小米。我没有那么多的小米，还不起他。”“我存了一斗小米，要和闺女过年，魏庆廉来了全给抢走了。这个年可昨过阿？啥都没的吃了。“民兵们很气愤，但不知道老大娘讲的是否确实。为了弄清事实，他们走访了四、五户人家，大家都说，魏庆廉是个坏家伙，那个老大娘确实没吃的了。因为这些民兵本不是在这个村子执行任务，所以他们继续向卫漳进发，在那里完成了投信任务。在回来的路上，他们又在这个村子停了下来，继续调查关于那位老大娘的事，对老大娘说的每件事都做了核实。民兵们问明地主的住处，借了一副绳梯，爬墙跳进魏家的院子。屋里的人都闩门熟睡着。“魏庆廉在家吗？”他们高声叫门。
一个女的回答说；“他不在家。”他们要她开门，但是，没人来开门。民兵们商量了一会儿。最后，一个人大声说：“拿一颗手榴弹来。“其实他们身边没带手榴弹，只是想吓唬地主，让他出来开门。但里头还是没人出来。“用炸药炸他狗日的。”一个民兵喊道。民兵们当然没有这种稀罕的东西。但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地主婆开了门。民兵们冲进屋里，发现姓魏的地主躺在坑上。
“啊，你们来啦，”地主说。他已经意识到碰到八路的民兵了。“要是知道是你们，我早就开门了。”民兵们二话不说，开枪把他打死了。民兵们走到大街上大声喊道：“我们对魏庆廉做了调查，发现他抢走了一个老大娘的东西。他是个罪大恶极的地主，他反攻倒算。我们已经把他处决了。如果哪个地主还想抢劫乡亲们的东西，请他看看魏庆廉的下场！并不是所有的袭击都伤人命。有些袭击还是颇有风趣的。一支民兵小分队到了敌后，勒令一个地主把从穷人手中夺来的东西送回去。地主答应了，但是不见行动。民兵们又去找他，这次地主说：“我马上就送回去。可是，我得把东西从地窖里挖出来呀。“又没有什么行动。民兵们第三次到地主家时，地主婆在门口回答民兵说，她男人不在家。民兵们走进屋里发现炕上有两个人睡过。他们打着手电筒在屋里四处寻找，看见地主一丝不挂地趴在屋梁上。当手电筒照到他身上时，他吓得直哆嗦，从屋梁上掉下地。天很冷，民兵们不让他穿衣服。“喂，”他们问，“你打算把东西还给穷人吗？
“哎呀，我正打算明天还。”地主说。
“好吧！”民兵说，“等你把东西还了，我们就把衣服还给你。”说着，民兵们便带着地主所有的衣服和被子走了。民兵们也管婚事。在饥荒年月里，一些佃户不单失去了土地，连妻子也被地主和土匪抢走了。在第六区里，我听说，一个佃农在清算运动中斗了地主，分得了一些土地。当国民党和这个地主回来时，这个佃农逃跑了。地主把他的妻子抓来，并对邻居们说：“他分了我的地，我就占他的老婆。”一天夜里，这位佃农和一些民兵回到村里，翻墙进去打死了那个地主，夺回了妻子。虽然有很多次袭击是为了报私仇，但是，在敌后进行的多数袭击具有更普通的意义，其效果比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这是因为民兵们一步步地把还乡团从蒋介石占领区的村子里赶走，于是有更多的老百姓脱离了蒋介石的统治，缩小了蒋军和官府的活动地盘。用一位民兵的话说，这些活动向人民说明“天下是我们的“。
蒋管区的广大农民不堪压迫，他们盼着八路军来。所以民兵们夜里到来时，总是受到人民的衷心欢迎。有好几次，在我们乘天亮前从蒋管区的村子离开时，我都听到老乡们对民兵说：“你们快些回来。要不，我们就没命啦。“
三十九．武工队
对一位将军来说，要把人民战争开展得更好，最简便的方法是从正规军里抽出一些小分队去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不从正规军里抽出入人来做骨干，便很难发动群众拿起武器。这是对人民战争公认的看法。但是在安阳，在正规军没有给予多少帮助的情况下，人民战争也开展起来了。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法活下去了。县里的主要武装是民兵—也就是带枪的农民、武装起来的老百姓。他们出来打两星期的仗，然后再回到村里种地。不过，县里还有一支由经过训练的战士组成的比较固定的武装，这支力量增强了那些缺乏训练的民兵的士气。
这支力量叫做武工队。武工队里虽然有一些八路军的干部和战土，但是，它绝不是一支正规军。安阳县根本没有正规部队。武工队完全由县里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武工队是游击专家，同时也是游击队员，执行一般民兵难以胜任的特定任务。他们有时炸国民党的炮楼，有时颠覆火车，有时参加对特别强大的还乡团的战斗。民兵同国民党军队交了锋而又对付不了强敌时，武工队经常驰援他们。
一天早上，我决定去看一支这样的武工队。于是陈翻译、刘明基、几个民兵和我一起沿着一条小山路出发了。走了几天，到了太行山麓的一个小村子里。一支四十人的武工队就驻扎在这里。
不知是精心挑选的还是无意的巧合，驻地的景色宜人，上有峭壁，旁有潺潺流水。国民党部队离这里只有十几里，我却在这里悠哉闲哉地一边沐浴着阳光，一边与人谈论着战争。
武工队的军容和素质与民兵完全不同。他们都穿着整洁的制服，看上去比民兵健康、壮实，好象他们吃得特别好似的。但是，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我们的伙食无非是小米和萝卜，没有别的东西。战土们把小米装在一个香肠似的环形布袋里，背在身上。口粮是县里发的，他们不再从老百姓那里要粮食。这一带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
这支武工队的领导人李玉明是个体格健壮、三十二岁左右的人。他长得细长而又结实，黑红的脸膛，总是带着严肃的微笑。他虽然言语不多，但是说话很清楚。他常常把我带到一家农民的房顶上，向我讲述他的生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原因同一般农民完全不同。不过，他的造反同中国的一切造反一样，都同封建环境有关。
他出生在离黄河不远的晋西山区一个相当大的村子里。他不到十岁死了娘，他*爹又结了婚。继母对他很残酷，后来强迫他同一个他不喜欢的麻脸姑娘结了婚。由于他爷爷的坚持和资助，他得以继续学习，最后进了省会太原的一所中学。在那里，外界的新鲜见闻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的这些见闻一部分来自他的同学，但主要是来自有关欧美的书籍。那时日本占领了满洲，风起云涌的抗日学生运动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为了这个原因，也由于他当时钱快用光了，南京政府的军官学校招收各省公费生的广告吸引了他。大约在一九三五年，他和一批华北学生一起到南京考入了蒋介石的一个军校。第一天上午，新生上课，学校的教务长站起来宣布，他们受训后将当宪兵。他和几百个同学对此大为惊愕。这位教务长指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支柱部是警察和宪兵，并广引博征德国和意大利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
虽然学生们对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知道得不多，但是，他们感到上了当，十分气愤。他们本来希望受训后去打日本。可是，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被骗到这里来，将来要充当蒋介石镇压人民的警察和特务。
这批青年学生大多数年龄在十七和二十岁之间，充满着理想，现在被迫过着这种生活，震动了他们，打破了他们的理想。许多人过去从未离开过家门，有些人在夜里哭泣，还有些人，特别是北方的学生开了小差。因此，校方在晚上把全体新生的衣服都收走，平时也很少让他们出校门。他们不是军人，却不准他们退学。他们比囚犯好不了多少。有一次，一个逃跑的河南学生被捉到了。全校的学生都被拉到南京城外观看对他的处决。学生们很害怕。不过，胆子大的人还是接连不断地逃跑。据李说，仅一个学期就有近三百名学生开了小差。李自己没有逃跑，因为家里比以前更贫困了，他不想回去增加家庭的负担。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气温达华氏一百度以上，李所在的班被拉到南京城外进行长途行军训练。学员全副武装，负重在身。许多学员，特别是北方人，中暑昏倒在路上。李也踉踉跄跄地走着，走慢了就有人戳他，跌倒时又有人踢他。他眼发直、心发慌、双腿颤抖，最后，一头栽倒在地上。
第二天，他在一家医院的院子中苏醒过来。他拉开盖在脸上的被单一看，四周全是他同学的尸体。一个护士走过来，使劲地看着他，喊道：“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死。”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当做死人和其他四十多个死去的同学放在一起了。
他被胡乱地扔到一张床上，好久也没有人护理他。旁边有一个重病号，睡梦中不断地呻吟。李总是大声地骂着叫醒他。但是那个人却用和善的微笑回答他的叫驾，还说：“年纪轻轻就离开了家，难哪!“李感到很差愧。有时候这个人唱起京戏来，勾起李思念在北方的家而悲哭。
一天夜里，那个人病危，倒着气要水喝，李一遍又一遍地喊叫护理员，但是，没有一个人来。早晨，李被全体病员的一阵大笑声吵醒了。一个护理员正在摇幌那个人。其实人已经死了。病员们都笑那个护理员在叫一个死人醒过来。
病友之死，使李的情绪极度消沉。他心想，一个人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死了还要受人嘲笑，太惨了！他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学校了。
在那次行军训练中，李的腿受了轻伤。于是他假装腿不好使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他不肯下地行走。医生开始还有些纳闷，后来宣布他得了一种怪病。结果，学校把他开除了。
他拄着拐棍，由两个朋友搀扶着，乘渡船过了长江。到了对岸，看到自己又踏上了华北的土地，他大大松了一口气，甩掉拐棍，高兴地笑了。到了家，他看见父亲病倒在床上。“我听到你出事了，”父亲说，“我以为我活不了了。现在我的病会好起来的。”李的麻脸妻子也在柔情满怀地等待着他。他虽说是违愿地同她结了婚，对她没什么感情，但是，他待她还是不错的，因为她从未对他做过任何错事。现在，他自己又吃了这么多的苦头，不忍心去伤害任何人了。在家里，经过一段精神恍惚的时期，他渐渐下地干活了，有时在他家附近的小山上长时间地散步。他觉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只剩下大自然、家庭和几个朋友了。他痛恨社会，不再想出去见世面了。在地里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几个长工交了朋友，渐惭感到这些人比村里任何人都好。
这时候，一个老同学从共产党的首都延安给他写了一封信，叫他去那里学习。他历经艰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延安。一到那里，就有一位干部警告他说，他将要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没什么东西吃，他也可能冻死或饿死，将来在同日本人作战中他还可能牺牲。李说，他愿意冒这个风险。
他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时期。他领教过蒋介石学校里的非人的生活，而在这里，他却惊奇地看到学员们互相搭着肩，唱着歌，从一个教室走到另一个教室。他那消沉的情绪为之一扫而光，开始与人热情交往。
“你瞧，”有一天他对我说，“从那以后，我完全变了。正如你所看到的，我现在常露笑容。以前我总是闷闷不乐，灰心丧气，非常不开朗。“李在学校里过这种质朴而又美好的生活只有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一天，教员宣布，中国同日本开战了。“你们这批学员的训练还没有完全结束，“教务长说，“但是，前线需要你们。”李同另外五、六个人一起到了山西的山里。他站在公路上看到蒋介石的士兵慌张狼狈地逃出山西。每当他发现掉队的士兵，他总是动员他们进山里来继续抗战。他不以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因为他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的身份进行工作。开始他只有四、五个同伴一起工作，力量比较单薄。后来逐渐建立起一小支游击队。粮食很缺，他常到村子里找佃农，打听到逃跑的地主埋藏粮食的地方，就把粮食挖出来，供给他的游击队。一连几个月，他东藏西躲，经常处于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不断地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吃得很少，睡眠不够，穿得也很破。他曾一度参加过山西某县的统一战线政府。县长是个大烟鬼，什么事都让李去干。李想法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但是遭到了绅士们的反对，最后被他们赶下台。
后来，他加入一支较大的游击队，在里面当了政治委员，这一职务相当于副队长。日本人凶狠地攻打这一支游击队，打伤了许多人。李带领战土们坚守一个比较高的山头，他们亲眼看到日本人用刺刀将游击队的伤员捅死。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带领部队突了围，经过几个星期的行军，终于与一支正规的八路军游击队汇合。
在抗日战争第六年的年底，李被调到后方接受正规战的训练。几乎所有的学员和教员都是久经沙场的人，他们共同研究作战的方法。李从学校出来时，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军官了。他不再想打游击战了。他感到打游击不够痛快。
原来计划他和另外几个军官到山东去。但是，因为过不了日本人在平原上的封锁线，李再次被派到游击区—这次是在安阳后边的山里。就在他到这里前，一个有爱国心的地主与邻村几个倾向日本的地主发生了争吵。他们是为一条流经这几个地主各自所在的村庄的小河的用水问题争吵的。那个有爱国心的地主应其他地主的邀请赴了宴，在宴会中间遭到了谋杀。他的亲戚、朋友和同村人都要求为他报仇。李担负了组织和训练这些人的工作，这是一桩苦差。李曾向他们讲述过民主问题。他们对他讲的话是那样的认真，以致于部不服从命令了。在战斗中，每个人都各有打算，自行其是。后来，他们发现打仗并不是好玩的，就都不想干了。李不能训斥他们，因为没人肯接受批评。他不得不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去进行教育。他就是这样以极大的耐心建立了一支武工队。他还得在各种情况下领着他们干。因为遇到危险，他们还可能开小差。有一次，为了阻止队伍溃退，他受了伤，腿骨折了。但是，农民们保卫了他，把他背走，脱离了险境。因为他瘸得厉害—这次是真的瘸了—他不再参加需要走长路的远征了。然而他的部下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就是他不在也能打仗。所以李很为他们而自豪。很明显，他对这支武工队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民兵的重视。
象李这种类型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那种沉着持重的风度使人觉得稳当可靠。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一类型的人来掌握—共产党内部权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让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那么个人迷信之风就可能统治中国。
我想同李的武工队一起到敌后参加一次袭击，因为看起来这支队伍非常精干。但是，李被调走了，我只好随一支民兵小分队一起到敌后去，而没有其他选择。李曾劝我不要去，因为民兵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但是，我还是决定去。
此行至少是有趣的，可以看到真正的人民战争。
四十．地老鼠
我参加民兵小分队，数次潜入国民党战线的后面，拯救过一个不幸的妇女，绑架过一个地主，杀掉过一个土匪。我不想过分渲染，把这一切说得多么了不起。因为正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小分队在成千上万的中国村庄里的活动，才使装备很差的中国人民能够不断地打败部分由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军队。我也不妄称我的同伴们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或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他们中除了极个别的例外，都是农民。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拥护共产主义事业。因为他们象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男女一样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悲惨生活中救出来，而蒋介石却一个劲儿地把他们往火坑里推。至于他们的观点是否错误，或者到头来证明他们所拥护的竟是一种更加糟糕的独裁制度，那要由历史来做出判断。我参加的那个小分队的领导人，是一个三十四岁很机灵的出身农家的学生。他的名字叫唐文亮，因为他行动十分敏捷，绰号叫地老鼠。他是安阳县第七区人民武装委员会的领导人，手下有二百五十名民兵。这些民兵分成十人、二十人或者三十人的小分队进行活动。
他个子矮小，只有五尺多一点，体重不到一百斤，由于久经风霜，脸膛黑黑的。他上身穿着一件蓝制服，下身穿着一条农民式样的裤子。同许多人一样，他也是由于不满封建婚姻而投奔革命的。他十五岁那年，四十岁的父亲把他和素未见过面的新娘锁在一个屋子里，交代他要给家里传宗接代。一连三天三夜，地老鼠执拗地坐在地上。新娘则畏缩在炕上，一会儿哭，一会儿怯生生地想亲近他，但总是遭到他的拒绝。到了第四天，他父亲打开了门，唐文亮保持了童贞，但同时也成了不孝之子。当天夜里，他逃到镇后的山里，参加了一支新成立的八路军游击队。由于他知书断字，马上就让他当了班长。溺爱孙子的老奶奶骑了一条毛驴，追到游击队驻地来找人。她发现孙子正在打谷场上操练，便下了驴，当着战土们的面，上去一把揪住地老鼠的衣裳，骂了两句，用鞭杆朝他脑门敲了一记。她责备连长不该把人家的孩子拐走，并当场要部队把她的孙子还给她。地老鼠只好垂头丧气地跟着奶奶走了。战土们看了窃笑。
几天以后，父亲把他雇给蒋军一个团部为军官们当勒务兵。他不堪军官们的奴役和打骂，想法逃出这支军队。经过一番周密慎重的考虑，他同六个士兵分别结拜为“生死之交”。他把他们个别地领到一个树丛里，相互交换过生辰八字以后，他说：“好兄弟，现在咱俩对天起誓，患难相共，如违盟约，天诛地灭。“一天晚上，正好是他的一个结义兄弟站岗。地老鼠嘱咐他等自己溜出营房后，对空鸣枪。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地老鼠直朝一个村子跑去，忠心的老奶奶带着一套农民衣服正在那里等着他。他高兴地回到了家。使他高兴的是，八路军的游击队不久占领了他们的村子。地老鼠马上参加了民兵，在土墙外边站岗放哨。游击队的领导看上了他，选派他去接受政治训练。他不久就当上了村干部。他决心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向乡亲们宣布，他是新型的官员，决不营私舞弊。为了证明他一心为公的精神，在一次群众大会上，他把小姨子传来，批评她偷了邻居地里的西瓜，并责令她梅过。妻子同他吵了起来。她嚷道：“你恨我，才对我妹妹这样。“地名鼠回答说，“我办事不能有私心。”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不依。
几天以后，使地老鼠自己和他全家惊骇的是，当他无意中闯进一间房里时，他父亲正在那里同一个有夫之妇通奸。他又羞又怒，从一个民兵手里夺过手枪，朝父亲喊叫：“我毙了你”同来的一个村干部花了很大气力夺了他的手枪。地老鼠要求县里逮捕他父亲，并惩办他的不道德行为。“作为干部，我没脸见人，”他说，“同时也给整个村公所丢了脸。“一时间，全家都恨开了他。“不孝之子”，他们狠狠地这样叫他。地老鼠重申他以前说过的那句话：“我不能徇私情。要我秉公办事，就必须对自己亲属和其他人一视同仁。“几个月后，他的父亲改侮了。他找到儿子，说：“是我当老子的不好。你教育了我。“地老鼠接受了这种赞扬，但是，仍然同父亲保持疏远。
在地老鼠割断了联结自己和家庭的私情以及破除封建的乡土现念以后，当我见到他时，他已经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中国革命了。他非常爽朗，谈笑风生，这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他是妇女们最喜欢的人，特别是村里三十岁上下的风流女人、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姨太太等。他虽然常利用这些娘儿们传送信件或刺探情报，并且同她们说说笑笑，但始终治身自守。他说，他不喜欢女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和女人鬼混，连作梦也不搞这一套。
我这么说，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老鼠自己说，他梦见自己领导土改运动，梦见开飞机，梦见炮弹朝他打来，爆炸时的火光把他惊醒，就是没梦见过女人。
“我不愿意和她们搞在一起，”他说，“我爹那次丑事丢尽了我们全家的脸，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然而，地老鼠在敌后的许多工作还是多亏了农村妇女的帮助。妇女们喜欢地老鼠，可能是因为他长得矮小，觉得有点儿可怜，好象需要母爱似的。另一方面，地老鼠对妇女很正派。这种态度反而博得妇女的好感。我猜想，这是因为他不象一般男人那样，要么虚情假意，要么粗鲁放肆。最后，妇女们结交地老鼠，也有的希望得到他的保护或替她们报仇。在地老鼠第一次带我去窦马庄那天夜里，我偶然发现了这一点。这个村庄座落在无人地带的中部这本来就够独特的了，可是，还有另外的独特之处—村里的人相互都有血缘关系，都姓安。这个村子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明太祖从北平赶走蒙古人不久，这个村子就建立起来了。在村子一角的祠堂里，供着窦氏从始祖以下二十代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祠堂大门上的匾额写着四个大字：全村一姓。可是，现在这个家族的人们正在互相残杀。可以想象，这个村里的气氛有点异乎寻常。我们天黑时进村，民兵们在村子的一些制高点布了岗。地老鼠、陈翻译、刘明基和我肃穆地走在村里唯一的街道上。地老鼠出于安全的考虑，把我安置在一家住有两个妇女的屋子里，他自己则去探听情况。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人，一定使这两个女人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我发现要引她们说话很困难。而且，她们俩还是一个被杀的土匪兼地主的老婆。我猜想，这也是使她们对陌生人沉默寡言的原因。
大老婆约莫有四十五岁或五十岁的样子，比较呆板，话也说不清楚。第二房老婆较标致，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她时时用低垂的眼睛瞟人，虽然令人不快，却又有些动人。忠于职守的通讯员刘明基站在门口警卫着，我在陈翻译的帮助下开始询问这个女人的身世。因为这些问题同性关系和谋杀连系在一起。所以，她有些不愿意讲。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就打开了话匣子，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她十七岁时，父母把她嫁到窦马庄给一个名叫窦喜功的富农当二房妻子。她不久便在丈夫的炕上取代了第一房妻子。但过些时候，她自己也同样被更年轻的第三房妻子取而代之了。三个老婆的服侍仍然满足不了喜功的淫欲。他每周还毫无顾忌地跑到一个贫农的妻子—名叫白花的女人的炕上两次。白花是本村里土生土长的，喜功从小就认得她。
那个农民很可能知道，自己在地里干活时，白花正在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但是，他只好忍气吞声，因为窦喜功是村里有势力的人物。窦喜功自己的妻子们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她们看着白花送给她们丈夫的绣花袄，妒火中烧，有苦难言。白花和第三房老婆的关系倒处得很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妇女处于什么地位了。如果白花没有引起一个名叫窦马利的男人的淫念—必须承认，白花倒不是有意的—那么，窦喜功同白花的暖昧关系也就不会出事了。窦利和喜功曾经同属一个剿匪队。在战争中，剿匪队在本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劫夺。他们俩在绑架老百姓和强占土地方面互相配合得很好。然而，窦马利对白花突然起了淫念，上述良好的合作关系便告破裂。
白花爱英俊的喜功，而对丑陋的马利毫无感情。然而，马利是村里最有势力的人物，可以任意对白花施以强暴。就是这样，他还不满足。
“我每次来，”他责备白花说，“你好象总是闷闷不乐。可是，每次喜功来时你就眉开眼笑。“一天夜里，喜功在村后的一间窑洞里同第三房老婆和儿子睡觉。马利带着一百个武装人员将窑洞包围起来，开了枪，当场打死了喜功的孩子。喜功抄起手枪，想杀出重围，但是被压了回来。这时全村人都躲在屋里不敢出来，马利在窑洞外边放起火熏死了喜功和他的第三房老婆。
从此以后，窦马利独霸全村，高兴时便去奸污白花，并且继续强占民田。窦马利掠夺土地是非常残酷的。我遇到一个十一口人之家，其中七口人由于被他夺走了土地而饿死。
马利的所做所为自然在村里树立了很多的敌人。但是，他的两个最大的敌人大概就是白花和喜功的第二房老婆。这一点把我们带回到地老鼠的故事，带回到中国革命和内战中去。如果认为这些桃色纠纷和谋杀同革命没有某种关系，那就错了。如果不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这类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了，其结果也是大不相同的。至于地老鼠，他同这些事情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关的。
日本人从这个地区撤退时，窦马利同他们一起跑掉了。接着，地老鼠来到村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国民党开进安阳县，地老鼠撤走了，窦马利又回来了。两人在这个村子里势均力敌，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取民心的斗争。
白花和被害的窦喜功的第二房老婆对窦马利怀有刻骨的仇恨，在这场斗争中自然站在地老鼠一边。他来村里时，她们暗中给他送情报。同地老鼠站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妇女，还有村里其他许多人。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中国革命的力量和感召力：窦马庄的大多数人站在一个外姓人—地老鼠一边，去反对自己的同宗一窦马利。
这两个人之间的斗争相当离奇古怪。窦马利和他的还乡团每星期在白天光顾窦马庄两、三次，而地老鼠一般情况下是在天黑后才进村。窦马利的势力原来比较强，但是，后来被地老鼠给削弱了不少。
在削弱马利的过程中，地老鼠表现得很有耐心而且手法常常是巧妙的。地老鼠开始搞土改时，组织了一支民兵抗击日本人。国民党来的时候，他撤退了，多数民兵离开了地老鼠，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庭，丢下土地。这些民兵有的被窦马利杀害了，有的则被编到他的还乡团里去了。地老鼠常常在夜里来到窦马庄看望这些人的家属。他以他那种诱人并带着稚气、然而却是严肃的态度向这些妇女指出，让丈夫在土匪还乡团里混事是不合适的。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
地老鼠嘴边有许多这类谚语。他一引用这类谚语，马上就会有妇女相信，她们可怜的丈夫如果不脱离还乡团，就会受到子孙后代的怨恨和鄙视。结果，不少妇女去做自家男人的工作。于是这些男人有的离开了还乡团；有的当了地老鼠的内线。
地老鼠对他以前的民兵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决不再收这些人到他现在的小分队里。但他也不记仇，而是对他们格外体谅。我记得，他以前的一个民兵被迫参加了还乡团，后来开了小差到一个煤窑里做工，生活非常苦。地老鼠听说了，有一次，他回村的时候给这位煤矿工人带了一块肥皂和一条毛巾，叫这个工人的妻子转交给他。这个人非常感激。他对妻子说：“我做了对不住老唐的事，可他还送东西给我。真过意不去。“这样，地老鼠在群众中树立了待人厚道的声望，削弱了还乡团头目窦马利的影响。这个家伙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仍想设计抓地老鼠。起初，他派人传话给地老鼠，说：“咱俩没有个人恩怨。你需要什么，请告诉我。“后来，他想安排与地老鼠见一面“你带二十个人到山谷里来，我也带二十人。双方人员相距一里停下来，你和我各带一条枪单独靠近。你如果要谈，咱们就谈。要打，就打。“地老鼠最后用通用的誓言表示格守自己建议的诚意：“言而无信，天诛地灭“。
对当地编民谣的人来说，不幸的是这次会面根本没有实现。不过窦马利还是发誓要杀掉地老鼠。他知道地老鼠惯于在夜里来窦马庄，于是在一天傍晚，他把村子包围起来，只留下进村的路，同时不准村里任何人外出，以免走漏消息，专等地老鼠落网。
地老鼠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村里有个巫婆摆出香案，请她最喜欢的神仙预卜吉凶。
“老唐今天会来吗？”她问道。
“他非常危险。”神仙以巧妙的语气回避这个问题。
“那么，最好话你警告他，”巫婆说，“要不，我就再也不给你烧香了。“究竟这种威胁使神仙采取行动了没有，这是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不信神的西方人所不敢回答的问题。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那天夜里地老鼠没到村里来，因而得以幸免。
还有一次，窦马利派他的主要射手和几个打手去伏击地老鼠。唐没有防备，一个人进了窦马庄。白花飞跑出门，向他发出了警报。唐慌忙退出了村子，并召集了几个民兵去抓企图暗杀他的人。结果，在沿山坡的小路上展开了一场追击枪战。地老鼠打中了那个主要射手，另外两个人把帽子倒过来戴上，表示投降，最后缴了枪。
地老鼠的活动不仅限于窦马庄，他还深入到无人地带以及国民党后方的纵深进行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结交了大量的朋友，但是，也树立了一些敌人。特别是各地还乡团，他们共同悬巨赏缉捕他，不管死的活的都要。我可以想象，人家宁可要死的，因为他是个非常机灵的人，毫无疑问，他可以逃出任何监牢。
地老鼠的一些做法相当机敏新颖，这说明他确实很会动脑筋。他发现，在敌后新开辟的村子里开展宣传工作时，人们在夜里不敢出门，这样他就没办法召集会议同群众见面。当然，不可能想象他会破门而入。到他想做工作的对象的家里去，于是他想出来一套接触老乡的特殊办法。
一天夜里，他带着十个人来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一直对他在夜里光顾持反对态度。他把手下的人集中在街中央，围成一圈，然后大声喊道：“现在开会。”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声明他是八路军，然后问大家有啥问题要问。
他的一个民兵学着老大娘颤抖的声音说：“我们知道你们八路军非常好，可是，你们为啥不常来呢？“地老鼠回答这个问题以后，民兵们有的学着农民的声音，有的装着农妇的腔调，一个个大声地发起言来，使躲在屋里的人们以为外边正在郑重其事地开会。
为了了解这个把戏—人们称它为“没人参加的会议”“的效果，第二天地老鼠派一个民兵到村里听取人们的议论。听到人们躲躲闪闪地相互询问，“昨天夜里你参加会了吗2”
“唤，没有啊，”有人马上回答啦。““你真的没去开会吗7”
人人都认为别人参加会了，只不过是不敢承认罢了。结果，地老鼠下次再来到村里召集会议时，男男女女就都穿好衣服出来开会了。在离敌占区不太远的村子里，地老鼠常常在白天召集会议。这类会议很简单。男男女女集合在一个院子里或一块空地上，随便地围成个圆圈，地老鼠站在中间发表讲话。妇女们总是带着纺车去开会。也有的抱着吃奶娃娃，边听地老鼠讲话，边给娃娃喂奶。
地老鼠不单单是个宣传家，他还会写文章哩。有一天，我们俩人沿一条小山路走着，地老鼠突然停下来，指着贴在一棵树上的一张约五英寸见方的油印小报说：“那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我走近一看，确实有他的署名—唐文亮，印在标题的下面。那是一篇大约有七十五个字的短文，叙述在敌后的一次袭击。看来老唐对自己的作品很得意。
地老鼠把自己所有的活动都简要地记录下来。有一天，他念了笔记本中所记的有关他的三十人民兵小分队一个半月活动的小结。我把它摘录如下：保卫战十一次；敌后活动二十一次；遭遇战四次；出击七次；宣传会十一次；侦察敌情八次，投信三封；埋地雷六次，炸毁碉堡三个；烧毁村大门七个、岗楼一座，俘虏十九名还乡团员、一个国民党连长、一个副官和一个勤务兵；缴获文件五份、铁锹四把、步枪十七支、手枪二支、小米三十斗、敌人徽记四十个、现款六万元。
必须承认，对于一支三十人的小分队来说，这个记录是相当可观的。
唐的笔记本中最后两项的内容，说明这个足智多谋的小伙子多么机灵、大胆，他也许有点胡来，甚至会耍两面手法。
一天夜里，地老鼠通过一个情报员得到消息说，在敌人后方纵深的某村里，一个姓潘的地主带领还乡团在一个石头筑起的大院里扎了营。情报员报告说，还乡团的劫掠弄得老百姓不胜其苦；虽然这个还乡团实力较强，但如对它进行奇袭，有可能攻下来。得到这个情报后，地老鼠在天黑时出发，晚上十点左右到了那个村子。
他带领战士翻过围墙，跳进院子里，但发现他们被另外一道墙挡住了。这墙太高，爬不过去，他们马上在路上挖洞，打算让唐钻过去。这时，屋里的人被惊醒了，地老鼠等人被迫改而从正面攻打大门。等他们冲进里院时，发现潘带着还乡团早己跑掉了。经过搜查，他们在床下找到一个光着身子的还乡团员和六万元钱以及四十枚徽记—战果不算很大。
地名鼠对这次失败感到泄气，想追击跑掉的还乡团，但转过来一想，不能在敌占区孤军深入，因为那样做，敌人在白天会发现他们的。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戴上这些徽记，”他告诉他的身穿农民服装的民兵们。“咱们伪装成潘家的还乡团。“大家伪装好了。那个被俘的还乡团员也穿好衣服，夹在他们中间，使他们的伪装更象了。
地老鼠便向敌占区的腹地挺进。在头一个村子里，人们被枪声惊醒，起了床。
“我们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地老鼠说，“你们这里见过八路军吗?我们是潘某人率领的还乡团。“听地老鼠这么一说，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走过来对他说，“我儿子也在潘的还乡团里。他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
地老鼠迅速地思考怎么回答。
“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他说，“我们被打散了，现在正设法集合。你见过其他的人吗：村民们指点唐向东走。他们所到的第二个村子恰好是唐部下一个名叫平泽的民兵的家乡。因为全村都知道平泽是八路的民兵，所以，他在黑暗中迅速地躲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了。这时候，地老鼠把村里其他人都叫起来，警告他们说，八路军可能打过来。
他故意问几个地主家里的人，如果八路军来了他们怎么办。
“啊，我们可害怕八路军哩。”一个男人回答说。
“听说他们强奸妇女。”一个富农的老婆说。“不要怕，”地老鼠说，“我们会保护你们的。”正在这时候，人们看见平泽走了出来。地老鼠将计就计。他先装作大吃—惊的样子，接着破口大骂：“平泽，狗日的！我这回可算抓住你了。”他回头对两个民兵喝道，“快，把他抓起来，拉出去给我毙了两个民兵把平泽拉了出去。不一会儿，村外传来两声枪响。
“我要叫那些狗日的知道我们潘家还乡团的厉害！”地老鼠说。
村里有钱的人真以为平泽被枪毙了，同时，又看到地老鼠是个强而有力、说到做到的人，马上围过来讨好他、赞扬他，并咒骂八路军。地老鼠一声不响地听着。村里其他人开始时很害怕，不敢走到伪装的潘家还乡团面前，后来看到这种热闹场面，也都走到街上来了，其中有个认识地老鼠的姑娘。
“你们同还乡团的人一起在这里捎什么名堂？”她把他拉到一边问道。
“我被俘了，”地老鼠低着头难过地说。
“哎，真糟糕!”女的说，“我能帮你忙吗？”
地老鼠感到这场闹剧已经演得差不多了，便跳到一个碾盘上叫大家注意。
“我们骗了大家，”他说，脸上显出严厉的神态，我们是八路的民兵。“在场的不少人一惊非同小可。
“不过，人家也骗了你们，说我们许多坏话，”地老鼠继续说说“我们不是土匪、强盗。我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奸淫妇女。我们今天夜里来到达里为的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有些人说我们的坏话，一方面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害怕。我们知道，在这种时候，不少人只好当两面派。所以，我们不计较那些话。不过，从现在起，国民党再说我们什么坏话，你们应该懂得，那是谎话。今后，我们还要常来。乡亲们有困难，我们一定来帮忙。如果国民党征兵、拉夫，你们就跑到我们那边去，我们会给你们安置，使你们能生活下去。“经过这番亮相之后，地老鼠留下十个人，自己带着其余的人到另一个村子里去了。在那里，他仍然用这种计策。他问附近是否有潘的还乡团的人，有人告诉他说，好象有个姓魏的连长这时正在当地的破鞋—黑妮的家里。唐立即赶到那里。他打着耀眼的手电，发现那个连长和黑妮正在炕上。男的吓得缩到女的背后。
“你们是什么人？”他问道。
地老鼠把手电简照到一个民兵身上佩戴着的潘的还乡团徽记上。连长笑了，说：“我还以为你们是八路呢，我也是潘某人的还乡团的。““给我抓起来！”地老鼠大喝一声。民兵把他从炕上揪了下来。
“不要误会，”连长说，“咱们是一家呀。这里还有潘的还乡团的弟兄可作证明。““领我们去找他们，”地老鼠说。这样，他们又俘虏了四个人。这时，天已放亮，他迅速集合民兵，开拔回去了。路上经历几次惊险的遭遇，包括一场短促的枪击战，唐平安地返回到自己的地区。
这就是一个十分卓越的小伙子—地老鼠的英雄事迹。我越是了解他，越是对他发生好奇心。这个人似乎有着非常矛盾的性格。他有时看上去象个妈妈的宝宝，有时又象个歹徒。他有着宣传家的气质，同时也有着诗人的心灵。他是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幻想家。他有柔肠，又有侠骨。他既多诈，又坦诚；既勇敢无畏，又小心谨慎；既慷慨大方，有时又贪得无厌。外表上，他开朗、朴实和坦率，然而，又令人莫测高深。他的全部性格是难以捉摸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人。关于地老鼠的事情已经写得够多了。这里，我想叙述一下我同他第一次去敌占区的情形。正如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次执行的任务，同地老鼠的性格一样充满着矛盾。不过，整个中国革命就是一堆矛盾。
四十一．锄霸
我们一连走了几天，我有点累，坐在山路旁边一块石头上，两只胳膊交叉着搭在膝盖上，低着头，尽量不用力喘气。走在前头的那些穿布衣的人，正在吃力地爬坡。他们斜背着枪，枪口塞着防灰土进入的红、绿布团。我们虽然是在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后边，但这里却仍然在我们自己的防区范围里。我们和国民党部队之间还隔着一座山，不需要端枪待射，所以，大家都把枪挎在背后，猫着腰，不时地伸手抓住石头上的什么东西或者一簇草，吃力地向上爬着。我看了一会儿他们爬坡的情景，再回头望我们刚才离开的地方。山坡从我坐的地方骤然低凹下去，但是，大约三里之外，又陡峭起来。我看见山径象蛇一样盘在峭壁之间，蜿蜒地通向山口，看见我们几小时前离开的村子。在太行山里来说，那是个大村子。我们走过那里时，男人们从地里跑过来，妇女们放下纺车站到路上，从上边往下盯着我。人们吵吵嚷嚷，有的说我是俄国顾问，有的说是美国军官，也有人说我是被俘的间谍。由于沿途村子多，路又远，每天的情景都差不多，所以，我连那个村子的名字也没记住。但是，从这里往前走，有一点不一样了，那就是山路越来越陡峭窄小了，食物越来越稀少了，地方越来越干旱了。干旱使得这里的景象萧条，毫无生气。这里没有植物，缺乏绿色的东西，好象一切都早己失去生命。右边的山壁有个断裂处，透过峡口，我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干涸的河床，石头是灰色的，甚至在春天的阳光底下看上去也是毫无生气。
“这里的小河老是没有水吗？”我问地老鼠。
“没有。”
“那么，在古代呢?”
“从来就没有过水。”他回答说。
“你才二十四岁，”我说，“难道你知道孔夫子那时候的情况？“我暗自笑了一下。我有点疲劳，所以故意逗地老鼠。他噘看嘴，望着光秃秃的山和干涸的河床，不好意思地说，“我只读过几年书，对古代的事知道得不多。不过，我确实知道，这里的河早就没有水了。这一带很少下雨，下雨的时候水从山岩上流人河床，形成小溪，几天之后又于涸了。小溪一干，山岩下的土地也就干了，地面龟裂，风把表土刮走，就变成这种荒凉样子。““实在难看，”我说，“不过，最难看的是这些干涸的河床。”
“我仍叫它们干河。”
“那不是矛盾吗？”
“是的，是矛盾。不过，我们这里的整个生活就是矛盾。
国民党有一个旅的部队，而我们不但没有部队，甚至连游击队也没有。我们只有这些扛枪的农民。如果没有矛盾，我们也许早就死掉了。““那么，你们的革命也是一种矛盾吗？”我问道。
“不能完全这么说。不过，我们安阳的革命就象这里的干涸的河一样。一天，革命象从一条清澈的小溪里流出来的水一样，滋润人民的心田。但是，另一天，国民党象一陈狂飙吹来，使小溪于涸，使人民的心田于裂，留下满地荒石。“那么，你们的革命不就完蛋了吗“我问道，“不会，”他生气地说“不会完蛋。流经这里的小河眼下是干涸了。但是，当它流过这里时，曾经滋润了土地。经过这番滋润后，人民仍然抱着希望活着。这就是我经常在夜里到敌后去的原因—去鼓舞人民的这种希望。“他突然停止了讲话，用手指使劲地擤了一下鼻涕。
“咱们今夜的目标还没有确定呢，”他说，“该走了。事很多。“我们又开始向上爬。山径依稀可辨，但是多石而陡峭，弯弯曲曲地盘在山的表面，然后绕过山峰。山顶有一杆白旗。敌人一出动，这面白旗就降下来。我们绕过出顶，开始往下走。下坡比上坡更陡、更艰难。最后，我们来到一个完全是石头的悬崖底下，那里有条小溪，溪水非常清澈，经过一路的干枯景象之后，看到如此清澈的溪水，实在令人高兴。
“太好了!”我说。
“假如都象这样……”地老鼠说。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出着大汗，噘着嘴，大概他爬山太累了，因为他并不是个很壮实的人。我们已经到了太行山麓，从此地势越来越低了。我们沿着小溪走了一阵，在一处浅的地方踩着石头过了溪，接着走过一条低分水岭，进入一个狭窄的深谷，在这里小山路有时完全消失。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出这条深谷，站到岩礁上俯视着华北平原。国民党的据点就在我们下边。
地老鼠望着下边的一片村镇和远处的平坦的田野，点了点头，好象在表示他的满意心情。
“这里好多了，”他说，“那些深谷里没有路，人们夜里不愿意从那里走。但是，这里就没问题了。下一段好走，也能走得快了。““对国民党来说不也是同样好走而且走得快吗？”
他咧着嘴笑了笑：“他们不敢出来。就是我们进了村，烧掉寨门，他们也只当看不见。他们躲在碉堡里，你不动他，他们是不会开枪的。““他们有多少人”
“在那边的镇里驻有第四十军的一个团。那个山坡后面有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在北边。这一带有十五队至二十队的还乡团，每队有四、五十人。““你们有多少人”
“我手下有五百民兵。不过，一次只能有二百人出来，其余的在家种地。“他们每两个星期轮换一次。在这一带我们有三十五人。““有多少支抢？”
“有三十支步枪，还有一挺轻机枪。因为你在我们这里，他们把机枪给了我们。“那么说，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越好。那样，你们可以保留那挺机枪。““无所谓。我们有长矛也可以打仗嘛。”
“今天夜里咱们到什么地方去7”
“还不知道呢。今后几天里，我们有新的任务。我们的部队正从南边下山开往铁路线和黄河。北边的全部民兵部必须出动，到敌后牵制这里的国民党部队，使他们不能向我们的部队进攻。我们还要利用这个机会开展政治工作，在敌后召开大会，使群众了解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在山下边，我的一支小分队应该到达东边的那个村子了。他们会有很多的情报。我得去了解一下。““好。”我一边说着，站了起来。
“不，你最好先歇在这里，”他说，“那里是无人地带。国民党今天来，我们明天来，特务和奸细很多。你是个很显眼的目标。你白天去，全村部知道来了一个外国人。特务们即使不敢开枪打你，他们也要向国民党报告，这对我们的计划不利。你最好天黑以后去。“我坐在我的警卫人员中间，看着地老鼠走下山坡。他不象一般游击队员那样走得那么快。
我知道，他不是一个职业军人。然而，我却知道，地老鼠很有经验，比任何一位战士都更了解这里的情况。不过，所有的战士都到南边参加大规模的进攻去了。部队走了，很令人不安。昨天武工队也走了。现在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武工队长李玉明临走前对我说的话。
“你知道，”他说，“到敌后进行一次袭击不算一回事。”
“是的，我知道。”
“对我们来说完全不算一回事。
“对我们来说‘这是什么意思？”
“对我们来说不算一回事。因为我们是专干这一行的，又是中国人。对你来说就困难了，你太显眼了。不过，要是你跟着我们走也没问题。你不远万里前来看我们八路军是怎样战斗的，应该让你看看。你有权同八路军一起走。“他拨了拨灯芯，对我微笑。我没说什么。
“你知道，八路军就是这么办的。”他继续看着我，很好。我们欢迎你。可是，民兵就不行了。“为什么？”
“为什么？”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民兵不是正规部队。他们很勇敢，“他赶紧补充说，并严肃地皱起眉头，“他们有他们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力量不强。他们必须理智一些。他们不能攻坚。如果遇到敌正规军，他们必须逃跑。这对他们来说是没什么的。他们把枪一埋就得了，还是同农民一样。所以，你最好是不要跟这些民兵走。“他是我最后见到的穿正规军服的人。当然我的译员也穿着军服，但他不是军人，而是个不懂军事的学生出身的人。现在我眼前只有民兵们，他们是那样的没有军人的样子，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担心。不过，害怕是没用的，考虑一旦被俘以后自己会怎样，更是无济于事。那样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你要么信任同你作伴的人，要么干脆别走。然而，还有一件令人沮丧的事。这就是残暴行为。自从我越过漳河进入安阳县境之后，它就象四面的山一样一直包围着我，使我无法回避。
有个从东边山上下来到我们村里的鞋匠，没有田地和房产，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只有个漂亮的妻子。因为他交不起摊派给他的七万五千元的枪捐，还乡团的地主们就霸占了他的妻子。于是，他逃到八路军这边来了。
这位鞋匠告诉我一首安阳县国民党占领区人民流传的歌谣。
土地归保长，
儿子归老蒋。
当官的发大财，
当兵的胡乱来。
国军所到地方，
捐税如虎似狼。
卖光全部家当，
老小都进牢房。
这种事人们听说过多少次了，根本算不了什么。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两天前我见过的那个农民曾经挖了一个坑。
“大概有这么深，”他指着胸脯说，“我们挖完以后，还乡团把五男一女推进坑里去。他们让这六个人站着。我正感到奇怪他们叫我往坑里填土。他们有枪，我没法子，只好往坑里填土。当土埋到他们脚脖子的时候，那个姑娘开始唱歌。她唱的我不懂，大意是关于妇女平等和‘世界是我们的’。
“歌真好听。可是，还乡团那些王八蛋不喜欢，有个家伙说：‘世界是你们的，好！地狱也是你们的吧！’“这家伙狞笑了一下，夺过我的铁锹，往她险上扔土。男人们一直不吭声，现在也开始唱起歌来。非常奇怪，那些地主王八蛋好象感到了什么，突然疯狂起来。他们夺过我们的铁揪，自己往坑里填土。
“他们把坑填满了。那六个人只露出脖子和头。他们唱了会儿歌，但很快就憋得喘不过气来，眼珠鼓得象鸡蛋一样大，不一会儿，七窍都出了血。
“那个情景真是惨不忍睹，可是，那些王八蛋们却是看个没够。最后．他们拿起铁锹把他们的脑袋一个个都砸到土里去。
“让狗把他们吃掉，‘我听见一个家伙说。不过，我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铁锹也忘了拿，就跑回家了。“你听到这个故事仍会毛骨悚然—尽管早就听说过许多这样的故事了。不过，你却看不到这种事，因为对你所处的社会来说，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你亲眼看见蒋介石活埋人的那些坑，你也不会相信的。这正如你见到希特勒的集中营也不会相信一样。
其实这已经不再是一种教育了。虽然你一再耳闻目睹这一切，但别人却从来没听说过。“你为什么不放弃虚构呢?”某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今后在纽约(如果你还能再见到纽约的话)见到你的时候会这么说。至于对你自己，这种残暴行为再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亲眼看到这些行为，你的感官也只能吸收这么多。开始时你会感到震惊，然后感到毛骨悚然，再过一阵子是不敢相信，按着便是极度的气愤，到最后便感到沮丧。
这时我坐在地上，望着庄稼地。到了山脚，庄稼地也多起来了。在路那边，我看到地里长着一行行麦苗。我走过去，蹲在麦苗旁，小心地掸去一颗小苗上的泥土，以城里人的好奇心看看小苗的根子有多深。我把小苗从地里拨了出来，拿在手里，边看边想：毁掉一个生命是多么容易呀!但是，不管你毁掉多少，新的生命还是不断地涌现出来。不，不对。假若我把这块田里的小苗全都拔出来，没人再去种植和看管它们，它们就再也不会生长了。
我有些感到内疚，所以，用手挖了一个坑，把小麦苗放回去，周围培上土，这才感到宽慰，然后站起来，看见地老鼠从小路上走过来。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上身穿着一体很脏的白布袄，下身穿一条褪了色的蓝摊子，脚上穿一双破旧的布鞋，脚脖子上扎着一副白布绑腿，头上还扎了块毛巾。他们俩个人慢悠悠地沿山坡走了上来。
这位是瞎子。“地老鼠说。
“你好啊?”我笑着向这位头扎毛巾的人打招呼。
“好。”他勉强地说。我看着他那晒黑了的脸。他面部表情温和而稳重。他应该镇静自若，但是他面颊的肌肉显出某种紧张的神态。他头上扎的那条毛巾的一角遮着他的一只眼，另一只眼一直凝视着远方，所以，简直看不到他的两只眼。他个子不高，也不胖，体形匀称，但背有些驼。他的袜子从鞋上的破洞露了出来，他的指甲足有半寸长，而且非常脏。看上去他有四十岁的样子。我喜欢他。地老鼠笑着向这个人点了点头。
“咱们今天夜里到他那个村子去。”他咧着嘴笑，然后若有所思地用手指挖着鼻子，并望着头上扎毛巾的那个人。
“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瞎子点着头，咕哝着回答。
“你那个村子怎样？”我问道。
“是个不错的村子，”瞎子说，“不过，老百姓在战争中可受了罪。“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再说下去了。
“你的村子在哪儿7”我问道‘我们向那块突出来的岩石走去，瞎子指了指东南方向。“离这里有多远？”我问道。
“三十里。”
十英里，我想。在敌人背后八英里的地方。“那相当远啦。”我说。
“是的，是远一些。”他说。你们村里有敌军吗“有一连敌军。他们白天到村里来。不过，夜里他们住在村外的五个炮楼里。““确实是个大目标，”我说，“那里地形怎样？”
“村子在山脚下。西边有我刚才说的炮楼。东边有条河。”真是一个陷井，我想。国民党的主要防线在南边。碉堡和一连敌军封锁了去西边的路。东边有河，北边要爬山。不好办啊！我转向地老鼠。“区里的民兵部跟我们来打这个点吗？”“不。他们另有任务。打这个点的有三十人。瞎子是农会主他是来做向导的。“你们不是用这三十人打这些炮楼吧？”
“不是。我们只去烧寨门，同时抓那里的一个人。”“什么人?”
“一个罪大恶极的地主。”
“你们深入敌后二十多里，用三十个农民对付一连敌兵，就是为了冒险抓一个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吗?““没危险，”地老鼠咧着嘴笑着说，“何况，那是个有罪恶的地主。““说下去。”
“他是个贪污犯，”瞎子插话说，“他还是个嫖妓女，欺压邻里的家伙。““还有别的罪行吗?”
“他枪杀我老婆、我的兄弟和小孩。”
我凝视着他。
“他活埋了我家四口人：我的儿子、我的叔父和侄子，还有，我的已出嫁的女儿来家探亲，也被他活埋了。只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死里逃生。他们用刺刀戳他，但是刺刀从他前额滑了过去，他没有死。他躺在他妈妈身旁，没哭。夜里他跑到了这边。我看到他时，他已经疯了。他现在好了，已经上学念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的话停了，嗓子哽咽了，两眼直视着前方。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人呢7你们之间有仇吗?”
“有仇。一九四三年闹饥荒。我们和许多乡亲一样，没有吃的了。冬天他借给我粮食。秋后我还不起债。我有八亩地，被他夺去了四亩。他是日本伪区长的保镖。他有一支手枪。我没办法。我不懂政治，不过，八路军来了，让我们诉苦，我就讲了。他们说，穷人不能这样无缘无故地失去活路，我们应该同地主斗争。所以，我协助领导这场斗争。我把欠他的债还清了。但是，没还利息。我收回了我的四亩地。因此，他恨我。后来，国民党来了，我知道我不安全，就逃到山上去了。他发现我逃走了，非常生气，所以他杀了我全家。“我沉默无言，不知说什么好。你听到关于死亡的织述，你没看见母亲躺在坑里，双手搂着惊恐的孩子；也没看见他们埋土的情况．更没看见那种恐怖的情景以及那些最后望着天空的眼睛。你所了解的是他的全家死掉了，只能发出震惊的感叹声或者默默看着地。
“你会报仇的。”我大胆地说。
“是的，仇是要报的，”他说，但我那些亲人还能死而复生吗?““将来你可以回家再种你的地去。
“不。我不想回家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地也荒了，没人种，长了草。“地老鼠拉着瞎子的手，好象他是个女孩子似的。“你半年没回家了，”他说，“今天夜里可以回去一趟瞎子望着前面的田野。
“好吧，我今天夜里回去。就这一趟。我不去碰他。不过．我要给你们带路。这样，我可以再回家一次，就回这一次。“他凝视着田野，我的目光跟随着他那双忧郁的眼睛，越过起伏不平的村镇，直至远处的小山。在那里，视线按触到了地平线。暮色正徐徐降临大地。
突然间，瞎子转过身子，朝路这边走来，然后向山下走去，后边跟着四个警卫人员，再后边是地老鼠，最后是我。
当我们进入无人地带时，太阳已落山了。我们行进在苍茫的暮色中，沿着断崖往下走一程，便进入两旁全是一块块耕地的河沟。再往前走，旁边有被河流冲刷而成的高高的土坎，人们挖的窑洞一直排到村口。我们到村口时，从土墙的阴影里走出一个人来。
“站住，”此人喝道。他认出了地老鼠，“跟你一起的是谁？”
“一个美国人，”地老鼠说，“不过，是个进步的。”
“真的吗？”站岗的人问道。我笑了笑。大家没有停留，向左一拐，走过一个大门，进入一个大院里。庭院两边都是石砌的房子，在尽头有一座石头砌的照壁，上边写着“拥护毛主席！”“毛”字是新写上去的。走近仔细一看，原来这个“毛”字是贴在“蒋”(介石)字上面的。国民党写的其余几个字原封不动。
院子里用草和高梁杆生的一堆火着得正旺。隐约可见十五到二十个农民围火而坐，两腿夹着刺刀闪闪发亮的枪。他们的衣着是农民的，很不整齐，没有军人的样子。上衣是蓝色、白色和黑色，裤子也是那几种颜色，有的头上扎着毛巾，有的光着头。除了枪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们同普通农民区别开来。在一个尼姑看来，这些人也许威风凛凛，可是在一个西方军事人员看来，他们不过是武装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特别使我想起我在油画里看过的美国革命战争中的民兵。在靠墙的地方，两个人在合面、揉面。他们取出一块面，洒上一点儿黑棉籽油，揉成团，然后，用两手把面团撑开，突然两手敏捷地一交叉，拧成麻花形。在案板上擀成一张薄而圆、直径足有一尺的大饼，放到一个架在几块石头上的大铁锅里，锅底下燃着杂草和树枝。
白面大饼看上去很香，它使我想起大禾饼，同时想起我的法国妻子，勾引起了乡思。一个农民递给我一张饼和一碗小米粥，还有一双用树枝削的筷子。我接过饼、碗和树枝，便在一个用麦秆从瓶子里蘸油擦着子弹的小伙子旁边蹲了下来。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小伙子用手指捅了我一下，然后把子弹递给我。
“美国的，”他说，“这是我们缴获的。他们用这些子弹杀害平民百姓。“我看了看这颗子弹。上边有汉字“美”，中国话的意思是美国。
“那不是美国的，”我说，“难道我们会在子弹上印汉字吗？”“上面明明写着美国造。”他固执地说。
“你想想看，”我说，“可能是蒋介石在子弹上印的字，让他的土兵们相信美国在往中国运送弹药。“我知道，我没有使他们满意。解放区的人深信美国在帮助蒋，怎么解释也不行，孩子们也是这样认为。他们经常迎到村外，跟在我后面，因着我跑啊，跳啊，还有一、两个孩子拉着我的手，象美国的孩子把我当成垒球英雄一样。也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当中有人悄悄地痛心地问我；“美国为啥帮助蒋介石啊?”
几天前，我站在一家农舍门口，看着飞机飞过。那是一些轰炸机，飞得很高，发动机吼得震天响。
飞机过后，一群人把我围了起来，其中一个人说，“还说你们没帮助蒋介石！那么这些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老蒋自己能造?“我无言以对。现在围着我的是一群民兵。他们要求我唱歌。
“我不会唱歌。”我老实地说。
“欢迎，欢迎！”他们说，一边笑着一边鼓掌。
为满足他们的一再要求，最后我粗声粗气地唱了《是你，我的祖国》这首歌曲。
“他唱的是什么意思7”他们转过头去问陈翻译。
“我听不懂，”他说，“可能是他们的民族歌谣。关于山脉、土地和美国的自由什么的。““你们有自由吗？”一个农民怀疑地问。
“当然有。”
“象我们解放区这样的民主吗?”
“我们有民主。不过跟你们解放区的不大一样。”
“你们若有民主，为什么还帮助蒋介石呢?”人群边上的一个农民问。
“我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我说。那么，我们给你唱个歌，你就了解了。“一个农民说。“好哇，欢迎你们唱。”我说。
这个小伙子站起来，把脸转过去，眼朝上看着，拉出唱戏的架势。
“蒋介石真顽固，”他粗声粗气地唱起来。
“他是美国的干儿子破坏民主与和平．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现在又叫我们吃枪子。
‘唱得好!“农民们叫起来，这位歌手接着唱下去
“同志们，紧握枪杆，
擦亮刺刀，
前进，消灭敌人！
夺过美国机关枪，
火箭筒，坦克，嘿
看他蒋介石好下场！”
“歌词好，不过嗓子很糟。”地老鼠说着走过来，将一只手放在我胳膊上，把我拉到火堆旁，瞎子和另外三个人正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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