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个落后的地区，若不依靠多印钞票、多收捐税，又如何能筹款支援战争呢?这是个大问题。
我知道，戎伍胜的财政厅里一共只有十六个人，但是却进行着编制预算、征收赋税、发放农业贷款、发行货币、指导银行业务等项工作，控制着三千万人口的财政事务。戎伍胜刚当上财政厅长的时候，他的财政知识仅限于过去在省城学校里所学的、现在几乎忘光了的那一点经济学课程。他从未管过一家大银行或一束大商号，可是现在他居然在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筹措部分的经费了。我问他：“你是怎样做这个工作的？“
他笑了：“我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呢。我没有什么法术。我的预算在历史上头一次出现了不平衡。这只能怪我们自己愚蠢。我们原来以为马歇尔会给我们带来和平，于是就削减了预算。现在，我还得追加三百万美元经费，来对付军事开支。。
“如果我们不打这场战争，”他继续说，“我们不仅能平衡预算(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还能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其实，我们的预算是很小的，你听了也许会惊奇。我们全区一九四七年的开支只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其中，百分之七十来自田赋，百分之十来自工商业税，百分之五来自商品出售和关税，其余的来自烟酒税、公营事业收入和印花税。
“我们把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用于军费，百分之二十用于政府人员薪俸和行政开支，百分之十用于教育，百分之八用于工业建设，百分之五用于公共保健，百分之四用于司法公安工作。剩余的留作储备。“
“可是靠一千一百万美元怎么打仗呢2”我问道，“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你们一定是靠没收地主的财产条支持这场战争吧。“戎伍胜笑了：“不，那是当年红军在苏区用的办法。我们能够靠这么小的预算来进行战争，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我就是个例子我跑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蒋管区的情况。我抛弃了家、亲属和待遇优厚的职位。我舍弃这一切是为了革命。我们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土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象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须通过一个监督委员会办理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数字上搞鬼。各地农村的财务机构必须在告示牌上公布帐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帐。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也很重要吧。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7“我一面听戎伍胜侃侃而谈，一面心想，他的部属这么少，征税时一定碰到不少困难吧。难道老百姓不以谎报收入来欺骗政府吗？
“当然啦，”戎伍胜说，“一开始我们发现许多农民少报田亩，工商业主则少报利润，比如他有五千元的利润，却只报两千元。因为税务稽查人员太少，我们就用简单的民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各村每年要开一两次‘民主评议会’，自耕农、佃农、地主都必须在会上自报自己的收入。开会时，村里的评议员就站在群众当中，分别向每一个农民询问其产量。对方回答后，他就向其邻居间道；‘报的对不对？’由于村里的人都互相知道底细，
所以如果报的不对，当场就能加以纠正。“
戎伍胜承认，要查商人漏税比较困难。但还是把商贩、店主召集到一起开会，让他们自报赢利。据戎伍胜说，这个办法基本上是成功的，政府无需庞大的税务机构，也不会损失太多的税款。
商业税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作战都不占重要地位。在中国要想维持一个政权，进行作战，必须向农民征粮。没有田赋，中国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生存。这是基本的道理，概无例外。任何政府充其量只能缩减开支，减轻农民负担，使他们不致饿死或造反。
在蒋管区，佃户一般要把百分之五十至九十的收成交给地主。除了田赋以外，他们还被迫交纳多如牛毛的各种杂捐。而解放区的农民一般只向政府缴纳其收成的百分之八至十五；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杂捐。农民不必向地主缴租，也没有什么别的税。这并不是哪一个边区官员告诉我的，而完全是我自己亲自观察到的。由于土地改革一般都很温和，因此没有发生农民对政府的大规模抗粮事件。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这里的田赋很轻，很公平，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但是对农民还是有各种摊派，主要是劳役。
我看到农民被征去修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拖拉机耕出来的地里集体播种，出大车骡马运输公粮，开垦荒地以及为各种公共工程出力。我觉得他们为共产党出的工可能比在蒋管区为国民党官员出的工多一些。
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役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三，没有入因为服劳役而变穷。不管派什么劳役，全村人都平均分摊，地主佃农概不例外。不因为有政治地位而免除劳役，政府工作人员也和农民一样要出义务工。第三，这种摊派受到严格的限制。第四，除田赋外，没有粮票不能征粮。农民可以用粮票从政府那里买回粮食。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二十．月光下的银行
我在解放区看到的一种最奇特的事业就是银行。那里的银行是在极原始的条件下营业的，其经营方法之简单，会使西方银行家为之嗔目。但是，这种银行看来很适合人民的需要，推翻了某些批评家所谓共产党的经济因缺乏健全的货币体制而崩溃的断言。
银行在华北解放区发展的过程颇有点象游击队的发展过程。起初一无所有，逐渐有了放款的合作社，然后游击队和游击政府办起地方银行，最后成立了边区银行。
当国民党军队初从华北撤退时，蒋介石的法币还自由流通，日本人就搜罗法币去换外汇。当时，有三家银行在游击政府的赞助下营业，开始发行自己的票子以吸收法币，以免法币落到日本人手中。
这种货币最初是通过合作社和工厂发行的，可是多数人民都不信任它。有一种特别的情况还增加了这种不信任。发行钞票的三家银行中，有一家叫“上党银行”，上党是华北的一个地区。可是，在中国话里“上党”与“上当”谐音，所以人们听说上党票，就说：“我可不想上当。”而拒绝使用这种票子。不过当他们看到这种票子在合作社能买到东西，就慢慢信任了。
国民党反对这种新币，禁止部队使用新币。长官叫士兵用上党票擦屁股。有一个模范士兵，严格执行了这个命令，当真用一张五块钱的上党票擦了屁股。后来，他到一个小镇的铺子里买香烟，掏出一张十块钱的法币给老板，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老板没有法币小票而对他说：“我只能找你上党票。”这位俭省的土兵什么都不想丢，就回去捡起自己那张撩过屁股的五块钱上党票，细心地洗干净，拿到那个铺子去花了。这个故事很快就传为美谈，人们说：“上党票擦了屁股还能买东西，那一定真顶用。“
这样，游击队货币的信用就提高了。
一九四一年，边区政府成立后，三家银行合并为“冀南银行“。几年之中，该行在边区的各专区、各县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只有这家银行有权发行钞票，因此具有国家银行的地位。
我所看到的冀南票，纸质很劣，往往磨损得票面数额都无法辨认。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人民多不识字，便发生把半张一元币与半张两元币钻在一起的现象。银行碰到这样的票子，就按一无五角收兑。这种政策进一步提高了冀南行的信誉。
冀南币的命运如何当然要看内战的结果。戎副主席对我说：“我们应当把这种钞票看成是一种革命债券，革命成功了，这种债券就值钱了。“即使如此，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运气还是不坏的。起初，冀南银行用一比一的比价兑换法币。但是随着内战的加剧，国民党法币就禁止公开流通了，不过还准许地主保存法币。后来，保存法币也禁止了，法币必须全部在边境兑换。
自然，两个地区之间的货币走私活动是很多的。国民党区域的走私商把法币塞到空心扁担里带进边区，也有藏在骡鞍的木框里、煤油桶里，甚至棺材中死尸下的垫子里带进来的。对于参与这种生意牟利的商人，边区只是课以罚款，但对于怀有政治目的的走私，则严加惩处，甚至处决“主犯”。
尽管有走私活动，冀南币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还是很快占了上风。我在一九四七年初进入边区时，换一元边区币要用五元国民党法币。共产党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兑换铝上升到八比一。可是在游击区，我发现国民党后方的农民和民兵把兑换率提高到十比一。他们对蒋军丧失了信心，想要在解放区买东西。由于这种信心的丧失，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兑换率高达一千五百比一，不久就一跃而达到一万比一。
也许这些数字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与蒋管区生活状况方面的差异。当然，解放区也有通货膨胀。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那里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六十八。可是，与蒋管区比起来，解放区的经济却是出奇地稳定。耍知道，在同一期间，蒋管区的物价上涨了一倍。
冀南银行为了支持自己的钞票，有与所发行的货币价值大略相当的棉花、黄金、白银、土地作为储备。这比起当初开办三家地方银行的时候是—个巨大的进步。那三家银行部是白手起家，开始时没有资本。他们在游击区四处流动的时候，就用息票交换朋友们借予的金银。后来，他们从政府经费结余中获得了一些资金。最后，几个阎锡山部下的起义军官带来了一笔钱，这笔钱是那个军阀靠专卖鸦片聚敛的。
戎伍胜谦逊地告诉我：“我本人就从我那个县专卖鸦片得来的钱里拿了五十万元来。“
保卫银行储备金在解放区是相当冒险的事。所有的储备金都埋在地下或藏在山洞里。游击区的分行得到金银就立即送到后方去。银行营业处的金银只要超过一千两，就必须埋藏起来，这已形成一种定规。收到一定数量的粮食、棉花后，也要妥善收藏起来。
戎副主席曾经反复查阅地图，实思苦想，选择外人最难以到达的荒郊野地来埋藏银行的财宝。他认为人烟稀少的地方最合适，可是这样的地方在人口稠密的中国是不容易找到的。他也把人民的爱国心和干部的可靠性考虑了进去。
“我本人主张把金钱埋到偏僻的山顶上，”他告诉我，“而别人主张埋在洞里，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刻板，到时候要是洞里安全，我也不会坚持非埋在山顶不可。“埋藏金银的行动是秘密的，而且只在夜间进行。经过驴骡的长途驮运，才到达埋藏地点。不用说，只有最可靠的骡夫才让担负这种运输任务，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驮运的是什么货。只有银行经理、出纳和一个党员知道骡子驮的是什么。
有些经理喜欢在月夜行动，这样就不必因带灯而惹人注意，另一些经理则愿意在漆黑的夜晚行动，那时就是衬着天光也看不出人影来。
到了预定的夜晚，经理、出纳和那位党员把资金押运到选好的地点附近，他们把骡夫支开，看看周围没有人，附近的村庄也已沉睡，就到埋藏的地点开始掘洞。财宝埋好后，三个人都仔细地把周围的地形默记心里，然后离去。
只有这三个人才知道银行的财宝在何处埋藏。如果他们被杀死了，怎么办呢?
戎伍胜说：“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两个人死了，关系也不大；若是三个人都死了，财宝可就等于丢掉了。“在银行成立七、八年的历史中，埋藏的财宝只丢过一回。当时情况紧急，只有两个人负责埋藏一千五百磅银子。其中一人死了，另一人记不清银子埋在什么地方。因为不让留存地图，也不让作任何书面记录，如“离树十步，挖地三尺”之类，所以，如果埋藏的人记不起来就糟了。搜寻人员在大致的范围挖了一遍，一无所获。这时，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看到挖掘的痕迹，也到处乱挖，但也是什么也找不到。这批银子的下落如何，到现在仍是银行未能解开的一个谜。
共产党查账可严啦，银行检查员每年要查看一次埋藏的财宝。因为查看一次就要挖开一次，所以每次查看之后还要立即找一个新的埋藏地点*
游击区的银行工作更特殊。日军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军队专找银行，所以任何金银都不能放在敌后，而必须送到后方基地去。可是在游击区和后方基地没有保险箱。戎伍胜说：“不管别人的事，光管我们自己的业务就够呛了。“游击区没有银行大楼，也不挂银行招牌。银行一般设在普通的土星子里，凭代号找，如一号、十三号之类。银行工作人员就在里面的一间黑屋子里，点着一盏小油灯办公。他的用具有：一个算盘，一支毛笔，几张纸，一点钱以及主顾的账簿。人们都把账簿保存在他这里，即使他转移了，人们也可以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他。
说实话，游击区的银行人员有点象杂货铺的伙计。敌人一来，他就把算盘、毛笔、钱和帐簿打进背包，腰里别上两枚手榴弹，背着他的“银行”迅速转移。
也许，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结束了红色银行这种浪漫而冒险的生涯。笔者写到这里时，消息传来说，华北各银行己并入一个中央银行，发行了统一的货币。新币的储备不是金银等贵金属，而是粮食、布匹之类的商品。这个银行及其职员很可能将接管中国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业务。
于是，在日本入侵的黑暗年代乡村合作社所印发的可怜的小纸币，如今几乎上升到国币的地位。革命债券值钱了。
二十一．鸡毛信，骡车，电话线
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解放区经济极端落后。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交通通讯的状况。
交通通讯是如此落后：政府的骡车走二十英里的路程要从日出走到日落，隔同样远的距离打电话常常要用一个星期：电报恐怕还打不了；往几百英里外的地方寄一封信要四十天才能收到。
不过，在我访问期间，解放区的内陆交通通讯情况，比过去九年已有长足的进步。邮局已于不久前建立了起来，从边区一头到另一头架设了一条军用电话线，公营的运输公司配备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和平原的土路上行驶。
边区当然没有飞机。解放军没有空军，政府没有航空公司。没有民用航空事业。边区也不通火车。因此，运输和旅行就靠汽车、板车、驮牲和两条腿。根据粗略的估计，运输和旅行中，只有千分之一是靠汽车。
边区中很少有人旅行，一则因为中国人不爱好旅行，二则因为旅行起来太慢，太困难，又没有趣味，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最好的交通工具都供军队和政府使用了。还应指出，没有人为了娱乐而旅行，人们只是在需要时才旅行。这样，在公路上运输的，大部是军需品和一些商品。
运输商品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边区的贸易不很发达，没有大量的货物要运输。往往是一个人骑自行车驮一些糖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去卖绰，再买盐回去就可以赚钱。牛车在城镇之间短途贩运蔬菜、木炭和粮食。火柴很缺，可赚厚利，因为轻也容易运输，从一镇运一大车火柴到另一镇，就能卖大价钱。
粮食运输则是另外一回事。只要部队集中起来准备作战或救济山区粮荒，就需要大批的粮食。大宗粮食的运输，多由政府经办。
运粮工作由雇佣工、半雇佣工和义务工承担。政府、学校所需要的粮食由它们自己出入运输，而军队和救灾所需要的粮食则组织民夫运输。
民夫队可以称为边区的货运列车，这是政府运输大宗粮食的唯一办法。一九四一年，政府靠民夫队秘密地把一万五千蒲式耳粮食从冀鲁平原越过平汉铁路和日军防线，运到遭灾的豫鲁山区。运粮的车辆有一些受到敌人袭击，但大多数部到达了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以前，在灾荒最严重的年代里，政府无偿地征用牲畜和夫役。到了一九四四年，政府有了足够的粮食储备，可以给征来的牲畜供饲料，并按通常工钱的一半付给出夫的农民。一个农民平均每年要出夫十天到十五天为政府搞运输。
边区里人人都得学习，民夫队里也一样。例如，前面走的骡夫背上挂一个汉字牌，后面的人就学这个字，每天换一个字。农民就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认字的。
每支民夫队都有一位队长和一位政治工作者，或者说“群众“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一般由本村人担任，其职责有点象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在路上，他讲故事，唱歌，传达当日新闻或他们所要去的地区的军情。
晋冀鲁豫边区三千万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辆小汽车和卡车，因此汽车运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了帮助合作社把粮食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市场上去，政府于一九四七年组织了一家拥有五十辆卡车和三百辆骡车的公共运输公司。货运费很贵，不过客运价在当时的环境下看来还是合理的，二十英里的路程收费约八十美分。
多数卡车烧木炭或酒精。情况不得已时，用烈性中国烧酒也可以使这些老式汽车行驶较短的眨离。汽油由地下工作者在天津的公开市场上买来后秘密运进，但是运输和旅行主要还靠大车和牲畜。
邮寄物品有时比旅行慢，有时比旅行快。实际上边区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有正规的邮政系统。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间，原有的邮政人员跟着蒋介石的部队逃走了，解放区有一段时间就根本没有邮政业务。但是，各游击队、地方政府和报社组织了自己的通讯业务，后来边区政府把这些通讯员组织成一支通讯大队。
这只解决了递送公文的问题，老百姓寄信还是没有办法。过去，信件上贴一根鸡毛表示重要，如果贴两根鸡毛就表示事情极为重大，通讯员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信送到。用鸡毛既不方便也不经济，于是通讯大队决定印制邮票，这样老百姓也可以寄信了。通讯大队渐渐成了邮政局。
到了一九四七年，邮局的业务很是兴旺，拥有一些自行车、一批邮递员和三百六十个邮站，邮路营业里程达两万英里。邮递员不穿制服，只是普通农民的装束。有些邮递员佩戴印有“邮政局“字样的臂章。
邮递员只来往于城镇间的邮站，并不送信上门，连街道都不去。邮站之间一般相隔二十英里至二十五英里，途中有一些歇脚点。骑车的邮递员一天可以打一个来回，在邮程的终点过夜。
多数邮件由骡子或驴子驮运，没有美国的小马快邮那么快的速度。不过我发现有三个出色的邮递员，两条腿一天能走五十英里。他们有伙食补助，在辛苦的旅程后可以得到充分休息。
在城镇里，我看到供人投信的邮箱，邮递员路过时就把信取走。而在农村里，农民须把信交到当地的交通站，隔三、四天，这些信就和公文一道被送到城里，放在过路的邮递员可以取走的地方。
一九四六年，在所谓的停战期间，边区同国民党邮政当局达成协议，互相承认对方的邮票有效。后来，过界的信不贴邮票，国民党收到后就贴上自己的邮票，边区也是这样。担我去访问的时候，这个办法已经停止了。信件不是寄往国民党区但必须经过国民党防线时，就用特殊的但不是秘密的系统来传递。设置邮站(例如在铁路两边)间隔不超过十英里到十五英里，以便邮递员在一个夜晚就能走到。只有路熟的邮递员才被派做这个差事。如果要过防线的信很重要，就写在油纸上，把纸折成小团塞在嘴里或藏在肛门里。
许多邮递员是在土改运动中获得土地、房屋和农具的农民。他们忠于职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打倒蒋介石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有时十分令人惊叹。他们不仅在跑日常的邮路时不避风、雨、雪、雹(美国邮局也为此而夸奖自己的邮递员)，而且爬山涉水，冒着敌人横飞的子弹坚决完成投递邮件的任务。晋冀鲁豫边区有一位著名的邮递员，在渡过正在涨水的险恶的黄河之后，为了绕过蒋介石的防线，推着自行车、驮着邮袋，翻过了山东境内的四座山峰。
有些机灵的邮递员在经过敌占区时，还散发传单，书写关于共产党胜利的消息，对蒋军进行神经战。
我发现，解放区的邮政业务比较慢，但是比较保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比电话更好的通讯方式。抗战前，山西的电话都是军用的，河北的电话则是民用的和商业性的。日军入侵后，所有的电话业务部停了，后来也只恢复了一些短途电话。开始只有军队可以用电话，后来政府也能用了。我访问的时候，老百姓打电话还是很不容易。
虽然在边区的两端有电话线相连，从理论上说相隔一百五十英里也可以通话，但在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有那么几回，我外出下乡碰到下级干部找麻烦，我每次想和薄一波政委联系，都没有成功，电话只能打到邻县，再远就不行了。县与县之间可以转接电话，但是经过四、五个县的转接，声音就听不清了。普通老百姓打电话更难，就是准许他打，一般也打不到八英里以外。
因为所有的电话及其设备那是从日本人或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有新有旧，电线也是有粗有细，所以电话系统的工作情况不太好。所有的电话通讯只靠一根单线，电话线就拴在矮小而不结实的木杆上，这些木杆是用华北各色各样的树木制成的。电话线时而贴在地面上，时而离地不过四尺，逶迤地穿过四省，总长有七千英里。
但是这根单股电线却代表着无数的血和泪，是经过与日本人的残酷斗争才收集到的。农民砍例了不少电线杆，割走了很多电线，这迫使日本人在电线杆周围筑起石壁，使用不易割断的特种线。但是农民照旧砍电杆、割电线，以便建立自己的电话系统，这种电话系统必须是隐蔽的，在平原上尤其如此。
边区开办学校培养自己的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技师，但是教员没有教材，仪器设备也缺乏，因此毕业生不是合格的技师。
这些毕业生碰到不曾学过的电话机就束手无策了。有时他们要费上五六个钟头修理根本没有毛病的电话机。
在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头一回见到电灯的工人竞把电话线接到灯线的插口，结果把电池式电话机烧坏了。
八路军初次与电打交道的情形，有点儿象唐吉柯德与风车打仗的故事。
八路军占领岭峰煤矿的时候，有些被认为学问较多的技师告戒属下的工人要当心与发电厂联结的高压线。
“别用手接触高压线，只能用脚碰。”师傅这样台诫自己的徒弟。于是工人们背着手，用脚去跺高压线。直到高压电把两三个青年“科学家”猛弹出二、三十尺远之后，大家才决定应请教更高明的人。
只有迂腐的人才会拿这些笑话来证明共产党为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令人惊异的并非是这里的人民如此落后，而是如此落后的人民在抗击拥有几乎全部中国科技人员的国民党的斗争中，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无疑会象国民党一样任用这些科技人员。但是，在目前，共产党是如何改变华北解放区人民文化落后的状态呢?
二十二．课堂里的阶级社会
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可是他的特征我记得很清楚：光头，说话音调很低，态度腼腆，身体瘦弱，面容憔悴。这里说的是边区政府教育部部长，让我称他为“老王”吧。老王过去是个有声望的教师，他的学生都是一些地主子弟。到了抗战中期，他突然对富家子弟厌恶了，便放弃了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离家参加游击队去了。他出身于冀南一个农民家庭，是个独子。父母省吃捡用，供他上完中学。他想到北平去升学，可是父亲悲叹说，再也供不起他的学费啦。老王便向家里最要好的朋友—一位富邻借钱。
“你在社会上还不能自立，将来拿什么还啊?”富邻不肯借。
这位富邻平时对王家很不错，可是在困难的时候却不肯相助，这给老王一个很大刺激。他觉得“看透了有钱人的真面孔“，便离家打零工，攒点钱继续上学，终于做了教师。不出几年，便当上了小学校长，后来又成为师范学校的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了，老王便鼓动学生抗日。地主子弟怕危险不愿参加救亡工作，而贫家子弟却踊跃参战，有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
学生们的这种表现使他深有感触，他来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感到，有钱人并不怎么关心国家兴亡，倒是穷人能够精忠报国。他想，再为那些地主子弟教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职位，参加了游击队，当了当地救国会的主任。
在游击区，老王仍旧教书，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他觉得孩子们是中国的未来，尽力不让他们落人日本人的手中。没有校舍，就在树下或庙里上课。当孩子们把石板垫在膝上做功课的时候，老王警惕地了望，防备日本人。敌人一来，马上下课转移。
有一次，他来不及跑掉，被日本人抓住，遭到严刑毒打，关在日军占领的大名府的监狱里。当地一位名画家和教过老王的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教师想把他保释出来。日本人要四千块钱的保释金。城外的农民募集了两千块钱，送给了日本人，日本人嫌不够。老王过去一位学生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地主，老王便通过画家向他借钱。地主回话说：“我只能借你十决钱，再多了你还得起吗？“
是还不起呀。老王绝望了。他挨了不少打，身体变得很虚弱，最后病倒了。一天，一个陌生人来到牢房里。他是个穷人，讨过饭，当过土匪。他自称是大名伪警察局的局长。他同老王作了长谈以后说；“咱也尝过穷滋味，我想法给你弄饯。”不出几天，那人送来了一千块钱。这笔钱同农民先前捐的钱凑在一起，日本人才说够数了。于是老王获得了释放。
他回到了游击区，在养病的时候，他思索了这一段经历。有钱的人不帮他，倒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人给了他一千块钱。他于是得出结论：富人爱钱不爱人，穷人爱人不爱钱。从此他根据这个认识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论。
一天我同他谈话的时候，他提到了他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味道。“教育本身并非一种目的，”他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既然任何人都能运用这一工具，它就具有阶级性。我认为，蒋管区的教育是为范介石训练奴才的工具。在解放区，我们运用这一工具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人民的勤务员。
“还有，教育不能脱离生活，教育必须同实际相结合。约翰·杜威说过，‘教育就是生活，学校就是社会。’而我们说，‘生活就是教育，社会就是学校。‘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周围活生生的事物作为教材。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没有文化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而不是人数很少的地主阶级。“
在考察老王的理论如何在实际中应用之前，首先应该谈谈华北地区在教育上的难题。平原上的人民虽然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可是同更落后的山区比起来，文化水平还是高得多呢。在山区，有些人不仅相信狐仙和各种神怪的传说，而且常常受乡村巫婆的摆布，这些巫婆向他们灌输世界其他地方在一千年前就已消失的迷信思想。老百姓没有牙刷，不爱洗手、洗脸，也不爱剪指甲、理发。妇女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
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对外间世界有些害怕的农民，对思想、对人类、对文明并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里的小天地。
对于这些愚昧的、象牲口一样生活的人，怎样施教呢？例如，怎样教他们识那些极端复杂的汉字呢？千百年来，文人和有钱人垄断着汉字，以便统治这个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浑身粪臭、迷信鬼神的农民不愿意学这种字，没有这种字，日子也混过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往他们的脑瓜里灌进一堆汉字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国民党尽管有那么多优秀教师，有那么多从英国、法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对此却束手无策。前些年，有个叫晏阳初的留美学生出了一阵风头，因为他在蒋管区的定县办了示范性的平民教育。但问题是要教几百万人读书写字，那些示范顶什么用呢？而且要教的是成年人，不是儿童。
共产党的办法很简单，容易推广。他们把教育与生活结合了起来。农民并不在学校里学习(冬天除外)，共产党教他们认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有关的字。例如，羊倌学认“羊”、“狗”、“棍”、“草”等宇，农民学认“地”、“谷”、“麦”、“骡”等字。教学法很巧妙，也很有趣。一个学童在午间休息时要串五六家门，在门上、桌上、灶台上贴上代表备该物件的字。这样，家庭妇女可以一边干活一边认字。第二天，学童又会带来三个新的字。我还见过农民耕地时，在地两头的大牌子上各贴一个字，这样来来回回认它一天，头脑再简单也能记住那笔画复杂的方块字。
不论我走到哪个村子，到处都能看到那些不久前还与教育无缘的泥腿子们在聚精会神地做功课，或者成群结队地上冬学，或者在场院观看乡村剧社的演出，或者倾听人用号筒读报上的新闻，或者研究刷在墙上的标语并费力而耐心地把其中的字读出来。
共产党在儿童的学校教育上也有建树，虽然不象群众性成人教育那么有声色，但影响却深远得多。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教地理没有地图，老师有时就凭记忆画，这就免不了出错。由于缺乏课本，老师既要为学生，也要为自己准备讲义。在山区，差不多所有的材料部是油印或石印的。毛笔要由学生自己制做。纸张也很缺，不过由于手工业的恢复，还不至于使学生做不成作业。教授在大学教物理没有仪器，教化学不能做实验。然而，考虑到边区教师在工作中的人力、物力条件，我认为他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老王告诉我，晋冀鲁豫边区共有学生二百二十万人，中学六十五所，高小一千五百所，初小一万七千一百六十二所，专科学校两所，大学一所。大学即“北方大学”，一九四六年才成立，设在邢台城里一座“借来”的教会大院里，后来为了躲避轰炸又搬到山区。最初只有一百名大学生，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北平和蒋管区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区来学习的。
这些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挨饿。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女生被迫卖淫以维持学业，而据我所知，这在国民党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学生每月发六十斤(相当于九十磅)粮食，其中一半交伙食，一半用来买书、衣物和文具。每个学生都要从事一定的生产劳动，如种地和做手工。临清有一所专科学校，可以说明这种严格的学生生活是什么样的。在这所学校里，每天的作息是：四小时上课，三小时自习，五小时劳动。
北方大学分设六个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和政治学院。教职员有二百四十名，其中多数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也有少数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他们都是因为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而跑过来的。许多教职员并无教学经验，他们是从干部里挑出来的。工学院的院长就是一位从未教过书的实干工程师。政治学院和财经学院的教员是抗战时期的干部。他们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完全可以弥补他们学历方面的不足。
不过，大学毕竟太稀少。共产党教育体制的主干是小学，小学生占边区所有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看到到处都有小学，山区有，平原有，大村有，小村也有，有的设在庙里，有的设在过去的地主大院里。我在冶陶曾看见八九岁的孩子爬上一座山，一砖一瓦地拆一座古庙，这座古庙曾被日本人用作了望站。孩子们欢笑着叫嚷着把砖头运下山，堆放在学校的院子里给老师看。第二天，他们就用这些砖盖起校舍来。
还有一个四百户的村子，过去没有一所学校，现在有了，不是一所，而是两所，共有一百五十名男生和一百七十名女生。这两所学校是一位归隐的教师创办的。开始，家长们觉得让孩子放下地里的活不上算，因此对于送孩子上学一事很不热心。老师就收了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教他们纺线，织发网。头一天那个女生就带回家五个自己织的发网交给家长。家长立刻把发网卖给村中的妇女，每个卖五十块饯(相当于五美分)。别的家长一看，小孩在学习的时候还能挣饯，补贴家里的用度也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这位教师无意中实行了老王关于教育不能脱离生活的理论，这样不仅办起了村学，而且也保证农民不会因为孩子撂下家务活和地头活而吃亏。
学生们学些什么呢？有没有政治灌输呢？中学是有的，而小学却极少。在中学里，每周有两节时事课，材料来自报纸和县长对教师、村干部做的报告。村里黑板报上的文章和诗歌就是根据这类会议的内容写的，一般是介绍作战的情况，树立必胜的信心，有时也解释战争的起因。往往可以看到一个学童对五六个妇女宣讲；“咱们的人民军队打过了黄河”，“蒋介石不会给人民以民主，他是个独裁者“。
要想知道共产党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什么，最好还是看一看他们的课本，而且从中还可以了解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最近，我看了五六本课本，大约有五十课，是教成人和儿童识字的，内容出奇地健康！虽然如此，但我也感到，共产党的确是把教育当作达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这些课本从头到尾总是强调生产如何必要，劳动如何有益，如何光荣；其次强调需要破除封建事物，如缠足、纳妾、轻视妇女等等；还有许多课是讲卫生、互助，礼貌以及如何写信的。总之，这些课以农家孩子为对象，讲农民应该自立、进步和讲卫生。值得注意的是，课文中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说教。这几本书中，没有一回提到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四、五课宣传解放区社会的好处的，只有一两处提到了边区领导人。这一类课文很象美国儿童所学的关于华盛顿和美国建国的故事。
因为这些课文能够最好不过地说明共产党管辖区的中国儿童学些什么，所以我抄录了晋冀鲁豫边区课本中的一些课文附于本章的末尾。
这些课文很突出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贫困。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枣树，或者是汲水。生产啊！生产啊！生产啊！反来复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对农民的这种号召，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显然，农业生产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吧。关于劳动的好处
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啥得啥。
二、李家庄的儿童团比赛捡粪，捡得最多的坐飞机。小朋友们都争取坐飞机。大家一下课，就背着筐子去捡粪。
三、小妹妹，留在家，我和妈妈种棉花。种棉花为什么?种了棉花结棉花。结了棉花干什么2结了棉花摘棉花。摘了棉花干什么？摘了棉花轧棉花。轧了棉花做什么？轧了棉花纺线线。纺了线线做什么?织成布，真不差。织成布做什么?给你做件新衣裳。新衣裳，真好看，穿它走到姥姥家。见到姥姥说什么？　就说妈妈正在种棉花。
关于互助友爱
一、弟弟不会做鞋，姐姐给弟弟做鞋。姐姐不识字，弟弟教姐姐识字。
二、李方当班长的时候爱打架。老师说；“有问题要好好商量，打架可不对。“李方不改。全班开批评会，给他提意见，但他还是不改。同学们看他不肯改，就开会把他撤掉了。
关于卫生
长指甲，三分长，长指甲里藏肮脏。放到嘴里肚子痛，一挠痒痒就生疮。快快剪掉长指甲，不让里面藏肮脏。
关于教育
新年到了，放假了。老师问：“你们回家做什么？”张英说；“早上我温习功课，晚上我教妈妈识字。”老师说：“很好，很好。”
关于共产党领袖
毛泽东，象太阳，他比太阳还要亮。小弟弟，小妹妹，大家拍手来歌唱
关于苏联
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过去列强欺负我们，只有苏联帮助我们。苏联是一个繁荣、强盛的大国。在苏联，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我们打日本，苏联来帮助。苏联一出兵，日本才打败。
关于政府
老师说：“咱们边区实现了民主。不论大事小事，一切按人民的意见办。咱们完成了减租减息，穷人和富人都积极地生产，出现了许多劳动英雄。在边区，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土匪，四无乞丐。可以说，边区外面的丑恶现象在咱们这里绝迹了。咱们不但有正规军，而且有民兵。咱们不但有小学和中学，还有一所北方大学。农村里还有扫盲班和剧团。老百姓抓紧学习，不断进步，过着自由幸幅的生活。
关于缠足
王大娘，李大嫂，小脚象辣椒。不能下地，不能挑水。一步摇三摇，风吹就摔跤。张三姐，刘玉玲，大脚是天生。下河能挑水，上山能砍柴，犁地种庄稼，赛过男人家。
关于男女平等
旧社会，太黑暗，男女待遇不一样。男人去做事，女人不出院。男人穿新衣，女人披烂裳。男人吃白面，女人咽糟糠。男人骂塌天，女人口难言。男人读书报，女人锅台站。男人脾气变三变，女人有话肚里咽。新社会进行了大革命，人民得自由，男女平等了。男女一起努力生产，共同过上好日子。
关于宗教
世上人，真叫傻，花钱拜菩萨。菩萨本是泥捏成，鬼神全是人编造。捏尊神像叫它站，神像自己不走来。捏个男的叫爷爷，捏个女的唤娘娘。有脚不会走，有手不能抬，睁眼看不见，有嘴不能言，有鼻不出气。要想安耳朵，再添两块钱。
劝老乡，细思量，敬神不知敬人强。辛辛苦苦攒下钱，何不派个好用场。合作社里去入股，也可自己做生意。
二十三．他们在进行奴隶劳动吗？
有一回，我在河北某古县城残破的城墙外走路，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一位农民弯着腰，用肩膀换着一条绳子，使尽全身力气拉一副小小的犁。他的老婆汗流满面，在后面扶犁。这种牛马式的艰辛劳动，使我为之愕然。我停下脚步，同这位辛苦的农民攀谈起来。
您太吃苦啦？“我说。这是通常表示同情的话。
“是累啊。”他停下来回答说。夫妻二人抬起头来看我，脸上显出极度劳累的模样。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我大胆地问他们，解放后干活是不是比在日本人或蒋介石统治时期更重一些。
“是更重一些，”农民回答。他笑了笑，用袖子擦擦额头的汗，“大伙儿都干得多了。”
“八路军来了后，你们的生活下降了吧?”农民突然抬起头来。
“什么下降？”他不高兴地说，“才不是呢!
“你得多干活了，这能算生活提高吗?”“怎么不算?当然是提高啦。”我看看这位农民，看看犁，又看看他那累得够呛的老婆。
干活更重了反而说生活提高了，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是那位农民很坚决地重复了这个意思，使人无法怀疑。
后来我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违心的气话，发泄牢骚而已。可是，我在农村里见闻多一些以后，这种猜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如果对这里的人说，一般美国人认为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使人的闲暇增加而不是使劳动增加，人们听了这话，有的表示奇怪，有的表示鄙夷可笑。
“你们是为资本家干活啊。”
“过去我们给地主干活，现在给自己干活啊”
“你们机器多呗。我们要是有了机器，也不用干那么重的活啦。“
“自私自利的人才不劳动呢。”
这似乎有点儿怪，却是不容怀疑的。农民不仅更卖力气干
活，而且常常起早贪黑地干也心甘。为什么呢?因为劳动的果实现在归自己所有，不必再给地主交租了，当兵的也不再来抢了。由于农民努力干活对自己有利，而且对劳动产生了一种新的自豪感，所以很容易接受宣传。
“发展生产，争取解放！”
“发展生产，打倒蒋介石！”
“发展生产，消灭地主的封建统治！”
在村子的墙上，在路旁破旧的神龛上，在课本上，在车帮
上，到处都可以看见这类号召发展生产、宣传劳动光荣的口号。这些口号是很起作用的。不过，有时热心的干部也搞得太过火了。农民在新年要过较长的假期，这时要是有哪个干部想动员农民离开炕头家门，就会碰到白眼，没完没了的嘟囔，或者不满意的怪话。就是干部也不能使农民放弃这一年一度的半月假。
动员农民流大汗多生产，这对政府和党来说是有其必要的。边区四面被敌军包围，好象生活在被围困的堡垒里以的，地上有受美制大炮轰击的威胁，天上有被美制飞机空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不发动农民增加生产，便要陷于灭亡。
要完成这种任务，不搞奴隶式的劳动似乎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没有工业，几乎全靠农业劳动。可是，他们已经把许多种田的劳动力吸收到军队里去了，现在靠什么办法增加农业生产呢？
我认为，共产党有六种增加生产的主要办法：
一、组织集体劳动。
二、动员妇女下地。
三、号召所有的军队、官员何党的干部搞生产。
四、平分土地。
五、恢复手工业。
六、动员人民延长劳动时间。
在华北，农民早有联合起来集体干活的习惯。各农户常把多余的劳力组织起来实行换工。有骡子的人替邻居耕地，邻居则帮他锄草作为交换。这种换工办法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中从来不占很重要的地位，已经渐渐消失了。共产党吸收了这种变工的办法，加以改进，井通过大力宣传鼓动，周密的组织，再拿到群众中推广。
变工队、互助组、共耕社就这样产生了。我发现，除了游击区和新解放区以外，很少有几个村庄没有这些组织。有的地方是全村都组织到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活计，有的地方是几家把农具和牲畜凑起来合伙种各自的地，或者进行一些特殊的生产活动，如开荒、修渠等。
入伙完全是自愿的，对不参加的人，决不会有直接或间接的惩罚。但是读者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说，不用动员，农民就会参加互助组。如果不加以组织，各个农民势孤力弱，就只能用那老一套的效率低下的单干方式种地。必须让农民看到合作生产的优越性，看到变工队可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经济实惠。
农民看到了榜样。
拿山西山区的三王村来说，我看到一个互助组，有一百三十四个人，五十四头驴，二十头牛，五匹马，两头骡子。组里有个富裕农民过去雇人种地，参加互助组后，自己劳动，不雇人了，一年可节省七十斗麦子。在这个村里我还见过一个大烟鬼，他曾雇了一个人种他那十二亩地。由于有抽大烟和雇工的开销，他自己过着仅能糊口的生活。参加变工队后，他戒了烟，也不雇工了，一年可省七斗小麦。这个变工队里有个贫农对我说，他过去在两亩地里锄草要用十六天，现在有十一位队员帮助，一天就锄完了。
虽然活儿由集体干，但是土地、庄稼、农具仍属私人所有，因此充分发挥了集体劳动和私人所有权这两方面的积极性。他们规定了具体的办法，使那些既出劳力又出畜力的人多得一些工分。
一个妇女如果能和男人干活一样多，就算一个整劳力，按整劳力记工。干活慢或干活时间少的老人和儿童算半个劳力。一头骡子折合两个劳力，一头驴子算半个劳力。
读者可能会奇怪：人和牲畜怎么能折算？请不要忘记，农民是用这个方法来计算入伙股份的价值的。在山西山区的另一个村庄里，有一个互助组，它有九十个整劳力，八十八个半劳力，八头驴，三头牛。他们合种三百六十亩地，按劳力、按各家地的多少分配收成。除了种自己的地以外，他们还开了一百二十亩荒地。
读者可能会说，这样的生产太微不足道了。不错。不过，合作事业也有规模大一些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河北磁县所见到的。那里大片的土地被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O年的洪水以及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给毁掉了。这片地从此荒了，谁都认为要等好几年以后才能再种。但是在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从美国教友会借用的两名美国青年农民，带领他们的中国学员用拖拉机在这片荒地上耕出了五千亩，以便种庄稼。美国人原来以为在半月内这开出来的地恐怕还种不上。而美国人却不知道，有十四个村子选出了分配这片地的委员会。他们用铅笔、纸、绳结、算盘、木桩把这片地分成了十四大块，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了种子，就在美国人把地耕完的那天晚上，做好了播种的一切准备。这天晚上，材干部们登上屋顶，拿着传声筒通知老乡第二天一大早带着磙子、耙和耧下地。第二天早上，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共有两千个农民、五百头骡子和四百架耧出现在地里。开始干了，这时扬起一片尘土，十里之外都看得见。起初因为这活儿不太习惯，所以比较侵。一小时后，农民看到自己种了这么一大片地，不觉十分惊讶。他们的热情高涨起来。他们唱起了歌，互相比赛，看谁种得多。到了中午，也就是说，‘只用了四个小时，他们就把五千亩地全种完了。对于第一次集体劳动的成功，农民是这样高兴，他们决定今后就用这个办法干活。
为了促进劳动互助，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口号；“组织起来赛机器，互助合作，共同富裕!“
但是，就是组织起来也不能解决边区生产中一些最迫切的问题。例如，谁也没有办法对付虫害。边区什么农药，什么驱虫药，什么毒药，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捉虫子，
缺少牲畜也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大困难。虽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了几千头骡子到中国来，但是分配给解放区的寥廖无几。在外面什么牲畜也买不到，饥荒和战争又使性畜丧失大半。经过一场运动，使牲畜依复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七十。但是畜力多被用于运输，耕畜仍然很紧张。
由于骡子少，常常用人来顶替牲畜。有时夫妻合拉一犁，而更常见的是，四人合拉一犁，三人顶一头骡子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扶。
人拉犁毕竟顶不上骡子，一头好骡子一天可耕六亩，而人拉犁只能耕三亩。
除了缺牲口外，还缺男人，许多男人都上前线去了。于是妇女便下地干活，这对破除华北地区关于妇女不能出家门的旧习是很有作用的。在收获季节，我看见妇女(其中还有裹小脚的)和小孩在地里收庄稼，与男人一起干活。农村里刚刚倡议摘互助组的时候，老人和丈夫们都激烈地反对妇女下地干活，他们怕自己的老婆和闺女同别的男人接触后会出问题。有些妇女不听丈夫这一套，主动参加了互助组的劳动。后来，男人看到女人能给家里挣钱，也就不反对了。妇女下地和参加手工业的越来越多，村里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从来男人养活女人，现在女人也养活男人。“
妇女下地，部分地弥补了因男人参军而给生产造成的损失，而部队参加生产，就更多地弥补了这种损失。同要求政府干部一样，也要求每个军人每月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布匹，或者其它必需品。几乎每个连都有自己的生产队，他们开荒或者帮助老乡耕地、收庄稼。生产搞得好的部队，各团粮食可以达到自给。刘伯承部队挺进长江流域时，还利用作战的空当儿帮助老乡收庄稼。还应该指出，这些部队经过国民党的城镇时，还打开城市商人和大地主的粮仓数济贫民。
增加农业生产，是边区必须解决的最困难的经济问题。其次是增加工业品，达方面的困难也不小。
八路军初到太行山区时，农民把纺车当柴烧掉，把手工织机弃置于房梁上。榨油、造纸、制革几乎都失传了。这些手工业曾使马可波罗赞叹不已，也曾是农民的副业，后来因为西方机制品的涌入而毁灭，因为就连这些偏远的山村都与世界市场有了关系。
抗日战争使进口突然停止，工业品的来源断绝了。为了穿衣，为了供应部队制服，共产党不得不设法恢复旧的手工业。乡村恢复织布，政府机关、学校和军队纺线，这一群众运动并不是实行什么甘地主义那套教义，而纯粹是出于需要。恢复手工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几年之内，边区实现了布匹自给，所生产的油足供每家每户点灯，还生产了面粉、纸张及各种重要用途的皮革。
据戎副主席说，边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业是在家庭里办的，百分之九十的布是农家织的。
经济学家可能觉得奇怪，家庭手工业竟然没有发展成作坊、织布场之类。原来，工厂无法同家庭手工业竞争。工厂需要征集资金，家庭手工业却不需要。工厂要管工人的饭，或者给工人吃饭的工资，而家庭工人靠自己种地吃饭。
一九四六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停战时期，那时，边区的官员忽然制定了一个工业规划。他们打算建一座钢厂，两座棉纺厂，一座毛纺厂，两座面粉加工厂，两座水泥厂，一座制酸厂，两座火柴厂，并开办六个大煤矿。这个规划的资金怎么办呢?戎副主席在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议案，主张在边区的工业发展中引进美国资本。这项决议被一致通过了。当时，从上海买来了一座大棉纺厂。
然而停战短命得很，很快就破裂了。当然也不会获得美国资本。由于怕空袭，政府一直没有把棉纺厂盖起来。大办工业的规划告吹了。
边区官员虽然痛心，但并不气馁，他们又重新考虑手工业，想对旧的手工业加以改造和发展。一天只能织十六尺布的旧织机，渐渐被新发明的一天能织四十八尺布的单人织机代替。
边区在工业方面能有什么作为呢?他们能象建立发达的手工业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吗？这个问题虽然十分引人入胜，但只好留待日后了。
“当前阶段，”边区领导人解释说，“我们只好发展手工业。”正如列宁所说，在革命时期，“一个国家总有对革命有用的落后事物的。“
二十四．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吗?
诸位读者想象过没有，在华北的穷乡僻壤做一个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那里的农民几乎与现代科学和二十世纪文化完全隔绝，十分孤陋寡闻。他们没看过电影，没听过收音机，没乘过汽车。他们没穿过皮桂，没用过牙刷，也很少用肥皂。如果是山区人，也许一生只洗过两次澡，一次是结婚前，一次是死后。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身上带泥，而是因为水很缺，只能省下来饮用。
想想看，这么贫困的物质生活能说明多少问题啊！想想看，人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答案还不清楚吗：吃、穿、住，而最重要的是吃。
华北农民的一句典型谚语是；“糠菜半年粮”。这话何等痛切啊！意思是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连粮食都没得吃，只能吃粮食的皮或壳。
还有一句谚语更辛酸：“三天不吃糠，肚皮就难当。”是难当啊！过去不少人是因为连糠都没得吃而饿死的。
根据华北贫穷地区的农民所谈，一日人一年一般只能吃到十斗小米。在产粮的富庶地区也只能吃到十四斗。
不管是富庶地区还是贫穷地区，一个农民一年只能吃到一斤肉。这点肉等于美国人一顿就能吃完的猪排。
在产棉区，农民平均一人一年有二斤四两棉布和同样多的原棉。而在非产棉区，就只有九两布和四两棉花了。这些不过是数字，但它们揭示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人们有破衣烂裳穿就算是幸运的了。经常是两三个人合用一身衣服。父亲出门，穿了全家仅有的一条裤子，闺女只好光着屁股留在坑上。一条裤子夫妻合穿，怪不得晋北妇女无法出门下地呢。
真是骇人听闻，这些封建经济的受害者多么令人同情啊。那么，共产党使情况改善了吗?组织变工队、恢复手工业，真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呢，还是巧设圈套，诱使农民为八路军生产物资呢?我只能向大家介绍农民对我讲的和我亲眼看见的。在产棉区和非产棉区，现在多数农民一年有三斤棉花。边区官员说，很快就要增加到三斤半。这是宣传么?也可能是。可是士兵和农民的穿着多半都比我几年前所见的要好。有些地方，人们仍然穿得很破，但夫妻合用一条裤子的事很少了。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富农和地主是吃喝玩乐的喜庆佳节，但对于贫农和佃户却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佃户要是不敢逃走，或是想留在家里过个团圆年，那么，为了还债，往往得把家里的东西抵个罄尽，只给老婆孩子留下糠皮，有时连糠都不剩。
我访问解放区的时候，虽然看不到一个贫农在过年的时候吃得很丰盛，可是也看不到一个贫农跑到野地里躲债，看不到有哪一个农民为了抵债把闺女送给地主当丫鬟或者陪地主儿子睡觉。而你若是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就还会发现这些现象，绝非少见，而是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一到新年，农民的粮食早就吃完了，几百年来都是如此。这时只有地主还有余粮。可是我在新年期间路经华北平原的时候，看见许多人家的囤里储存着粮食，这是新解放区的情况。在老解放区，农民一般每三年就能积存出一年的储备粮。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这意味着在水旱之年农民就有了度荒的粮食了。甚至可能还意味着在将来(遥远的将来也罢)，某一位新的赛珍珠想再写一部《大地》(写于蒋介石统治的兴盛时期的一本书)，也无法找到背景材料了。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老乡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端着饭碗出家门聚在一块儿吃的习惯。过去，富人聚在村东头吃白面馒头(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穷人则聚在村西头喝稀糊糊。
多么分明的阶级界限!从方位上和食物上就可以看出来。我在老解放区没有看到这种界限，人们统统聚在村子中央，吃的不是稀糊糊，甚至不是白面馒头，而是肉。不仅在春节是如此，而且在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部是如此。
再看看“奢侈”品吧：过去，大多数人把一年能抽上两三支香姻当作一种了不起的享受；而在一九四七年，他们既能一天抽一支香烟了。这也算富裕么？当然不算。然而这总是进了一步，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迹象。为什么呢?因为手工业复兴了，不怕被机制洋货的倾销挤倒了。
我在解放区旅行的几个月中，只是在与国民党统治区挨着的一个镇上见过一回乞丐。在蒋管区，一大群乞丐匍匐在你的脚下，声嘶力竭地哀告着：“老爷，老爷，可怜可怜吧！”有阅历的旅行者在共产党地区看不见这种乞丐，当然印象深刻。
共产党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十分了不起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使一直不可忍受的情况变得可以忍受了。他们给予农民的，是活命的机会和生活改善。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一切都搞得尽善尽美了。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到童工，有些现象还很惊人。我见过十岁、十一岁的孩子被放到桶里，吊到五十尺深的煤窑里挖煤。我还见过农民在山间的小路上推独轮车，车上装满砂锅瓦盆，一头骡子都难以驮动。我还见过卷烟厂里有童工，一天要干八到十个小时的活。在这种情况下，要说解放区已经消灭了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是无视事实的。薄政委声称边区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改善了生活，如果完全相信他的这种说法，也是无视事实的。根据我的见闻，这显然言过其实。离家六、七年的八路军干部总是告诉我，他们回家乡后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太穷。但是，正是因为这种穷才显出了共产党对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所作的贡献。共产党控制仅两年的地区与控制已有五、六年的地区相比，情况完全不同。我常注意到，在穷山区的许多小村子里，情况要比富庶平原的大村子好得多。在山区，共产党的统治已有七年；而在平原，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从日本投降后才开始。在老解放区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有许多农民因为生活有节余，因为能从农业劳动中嫌一点钱，也因为学会了算术，开始记帐了。下面是一位名叫石玉利的农民所记的帐，他家六口人，种十二亩地。
收入：
谷子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麦子一石五斗
豆子二斗
辣椒二十五斤
干小米一百三十斤
棉花五百八十斤
油菜籽三百六十斤(值三十美元)
卖布得四十元
卖棉花得二十二元
卖棉线得七元六角
支出：
粮食二石八斗
玉米八斗四升
豆子二升
盐七十二斤八元四角
煤七百三十斤十元
药费四元
色布十二元
修房子二十元
杂项十元
这一年，这位农民有19.10美元的盈余和四个月的小米储备。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数字象小菜园的数字，而不象一个农户的数字。可是在中国，这些数字却反映了余、缺之间的差别，过得起日子和揭不开锅之间的差别。从这些数字和类似的统计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华北的农民会以顽强的战斗来保卫自己的政府，支援八路军，反对蒋介石。到此为止，我已探讨了共产党区域内一个边区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在这里，虽然我发现了不少有教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找出任何导致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的因素。
毫无疑问，中国独裁者所拥有的经济与生产的机器，与解放区的经济相比，要占有极大的优势。从这一点看，共产党的经济永无希望战胜蒋介石的经济。边区有希望做到的，只是能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来维持战场上的部队，维持一个政府，维持人民的衣食，使他们满意，直至有朝一日，其它因素能使中国的内战的形势急转直下。
这些因素是什么呢?多得很，但都可以用“革命”两个字加以归纳。
要理解蒋介石及其装备精良的部队为什么会被中国共产党打败，我认为必须从更广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革命。为此，我们将暂时离开解放区，回溯一下漫长的中国历史。这样，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书一大部分篇章所描写的恐怖、暴力和残杀时，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了。
第六章．革命的前奏
二十五．中国社会的矛盾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经济落后，社会结构细致入微而根深蒂固，因而具有内在的保守性。
这里土地辽阔，江山多姿，人民或居于沃野之上，或居于大河之滨，或居于高山之中，大自然赐给他们大有作为的环境和创造伟大文明的条件。但是，大自然的慷慨也给他们带来祸害。他们大量繁殖，使每一块可耕地上都拥挤不堪。他们到达了自然边界后，便停止了扩张，并关闭自守，自尊自大，开始腐败了。人口过密引起了残酷的生存斗争；内战和游牧民族入侵使民族的元气大伤；为士大夫阶级所垄断的方块字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累世相传的亚细亚专制政体扼杀丁政治的进步，造成了经济的落后。同样矛盾的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既是福又是祸。发展速率缓慢使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种自成一体的文明，中华民族的政治才干使它能够把一个比整个欧洲还要庞大、还要纷繁的国度统一了起来。但是，这种发展缓慢和追求政治统一的气质，在外部没有给予促进的刺激、内部革命也没有造成历史中断的情况下，却使社会形态僵固化，因而保守思想根深蒂固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特点。四十个世纪以来，农业一直是立国的基础耕作越来越精细，种地简直象种花园似的。这个古老的民族为其连续不断的记忆和四千年习俗所拖累，背着沉重不堪的历史包袱进入了现代。正当欧洲文明在罗马的废墟上重新焕发青春的时候，中国文明却在儒家学说的束缚下窒息，在从不曾被彻底摧毁的封建主义桎梏下衰老。
佛教和鞑靼族的入侵中国，未能象基督教和蛮族统治在西方那样，打破这种麻木状态。当年罗马冷酷的异教被基督热情的教诲所消融，而儒家严苛的伦理却抗住了佛教温和的侵蚀它的教条成了维护专制制度的武器。
中国的官僚既不懂民主的精神，也没有个人尊严的概念。他们所信奉的就是敬祖先，讲孝道，崇尚儒家君子—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伦理支配宗教，由于众人朝拜孔庙而不是基督的马槽，敬重死人过于生人，因而造成群众麻木，农民绝望，统治者无所作为。
同样，蛮族入侵虽使罗马的政治结构崩溃，却未能摧毁中国的政体。鞑靼人、蒙古人、满洲人只是简单地接管了一个现成的机构，而让儒士充当他们的政治扈从。由于儒家土大夫与异族入侵者结成了联盟，原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那些汉族官吏形成了病态心理—他们憎恶异族主子，可是更害怕被他们所出卖的人民。恐惧和有罪的心情交织在一起，销蚀了中国官僚的灵魂，直到今天这样，中国形成了一种僵化而又永世长存的文明，中国人死抱旧有的一套，不学任何新事物。究竟为何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很难解释的，我们无法在这里多加探讨。部分原因可能要从氏族首领以及远古君主之间的争权斗争中去找，这种斗争规范了其后中国的政治发展。
远古中国的权力也和别处一样，大概起源于巫术。部落长老的权威不是来自民主大会的决定，而是来自为祈求主宰宇宙的无形鬼神显圣而举行的威严的巫术仪式。生命的延续，与险恶的自然界斗争的胜利，被认为可以通过虔诚祈求某种秘术而获得。社会的统治权落在那些掌握秘术的人手中。
后来，军事首领崛起起。他们借口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身负“天命”(上天的旨意)和“德”(法力)而使其统治合法化。
这样，他们就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至尊的神秘色彩，这种色彩比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帝王要浓厚，但可能比埃及的帝王淡漠。这是中国君王在与氏族首领的政治斗争中能够获胜的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的中心并不象公元前的希腊和罗马那样是代表会议，而是高踞龙床的帝王。所以，中国早就与西方分道扬镳了，这给她的文明打上了也许永远不能完全消失的政治烙印。
国家之大也促进了君权的扩大。中国社会是在发展邦联和征讨之中扩大起来的。新部落的来投，崇拜对象的交混，各氏族神化人物的内部通婚，这样就形成了有利于王室势力扩张的条件。这一过程在公元前八世纪到三世纪之间达到了高潮，那时，中国是诸侯国家的集合体，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多。孔子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为下臣的作乱所震动，并且对诸侯势力的增长感到不安，便对统治者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回归古德之道。但是他只是白费唇舌。在以后三百年的战国时代，诸侯相继打垮了自己国内的贵族，攻破了封建城堡，把农奴释放出来使他们为国家服役。诸侯争雄，最后有一霸剪除群雄，完成大一统。随着公元前二五一年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诞生了集权的封建制度，新的封建主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统治下继续存在。效劳。但是，它未能建立古埃及那样的绝对专制。尽管中央政府具有专制的性质，却未能完全摧毁宗族系统，而且被迫妥协，以至于几乎所有社会事务的权柄仍操在家族长者手里，如主持婚姻、裁决家族内部诉讼等日常生活事务。政治权力则落入地主豪绅的手中。地主阶级向国家输送大部分官吏。选拔官吏是凭背诵被击败的贵族和古巫师的哲学—孔孟之道的能力。这样，受打击的贵族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对宗法社会的干预而报复了新政权。从中国君权的双重性也可以看出贵族给国家政权套上的枷锁。皇帝不仅是现实的统治者，而且是国家的神秘象征，所以总是被古老的礼仪所束缚，绝不能扮演凯撒、冒险领袖或极权君主那样的角色。事实上，他常常要装扮圣贤的角色(蒋介石就是这样)，这种角色是封建哲学家为他规定的。结果，皇帝成了人民的君父和总巫师。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
一部循环往复的中国历史，最令人泄气的一点就是；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已打倒了正统的封建制，虽然她那时建立了大大高于西方的文明，但是，封建余孽和封建生活方式却仍旧统治着社会，直到今天。
中国没有任何真正的中世纪式的生产城市，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虽然中国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经济生活，出现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比世界任何地方郡大的城市，但是并没有产生商业资本主义，也没有出现工业城市。
西方的行会文化由于同农业分离，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城市，因而处于较高的经济水平。而中国的手工业即使位于城市，也要受到保守习俗和行帮的束缚，往往还要被纳入儒教传统的家庭体系。此外，大部分手工业从属于官府和农业，保留着奴隶劳动或家庭手工业的特点。所以，中国的城市主要还不是生产中心，而是行政和消费中心。就是当年的京师北平，也非工业城市。十三世纪时，马可波罗在杭州看到有一万二千家作坊。即使城市手工业有杭州那样发达，行帮也很少组织起来与政府对抗，而只限于保护工艺秘密和分配狭小的市场。所以中国的行帮反而限制了自由竞争，不利于技术进步和扩展市场。凡此种种，都阻碍了工商阶级的发展，使建立在封建残余基础上的专制政体得以苟延至今。皇帝可以更换，社会形态依然如故。地主、士绅以及京城里佞臣当道的朝廷等等，在人民的心目中乃是庙里的那些泥胎像，也就是说，他们是永存的，他们就是天意的化身，他们就是神。不错，人民每隔几百年就运用一次孟子有名的“造反的权利”，改朝换代，就好比他们恼怒时鞭打泥菩萨一样。但是，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依旧存在。反抗朝廷的斗争可能采取极民主的形式，脱下袈裟的和尚、店老板、农民战士可能登上北平的龙床，然而改朝换代后依旧有皇帝，这说明了农民起义的内在弱点。要使这种人民起义变成社会革命，就需要有新宗教的先哲，来鼓吹人的尊严，来宣扬发达城市所产生的工业民主。甚至象美国这样没有历史传统包袱的年轻国家，如果不经北方城市施加压力也不可能消灭南方的奴隶制。那么，象中国这样受到传统重压的国家，没有新兴的商业或工业阶级，又如何摆脱中世纪的奴隶制呢?人民能够更换统治者，但是要改变生活的基本条件就无能为力了。
中国闭关自守的隔墙在十九世纪初叶被西方冲破，引起了社会大变动，最终导致中国古老社会的解体。因为，一方面基督教理想和西方民主观念传入中国，另一方面破坏了古老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打开了宗族的壁障，改变了传统的“礼教“规范，造成了中国社会不曾有过的阶级。但是，早期西方势力冲人中国，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封建力量。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稳固的立脚点之后，南方爆发了有农民、长工和秀才参加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与以往的反抗北京朝廷的农民起义并无二致，但它从《新约》关于穷人有正义的篇章里吸取了营养，比旧式农民起义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就吓坏了华中那些原来带头鼓吹西化并疏远满清朝廷的地主豪绅。他们马上就觉得还是应该搬开那些新思想和汉族民族主义，同异族朝廷以及英国将军戈登、美国冒险家华尔携起手来镇压叛乱。满清专制朝廷、汉族封建地主和西方帝国主义三家结成反对中国人民的同盟，实行三种意义的出卖。害怕洋枪洋炮，但更害怕外来思想在人民中传播的清王朝，把国家出卖给了西方，憎恶异族王朝但更害怕农民的汉族地主，出卖了自己的民族；列强为了保存封建主义而出卖了自己信誓旦旦拥护的民主原则。在此后的五十年中，知识分子在西方观念的冲击下，在亡国之忧的刺激下，进行了反对专制的清王朝的斗争。在士大夫阶层中，要求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八九八年，一批举人企图通过一系列温和的改良来限制清王朝的专制权力。可是他们依据的是儒家学说，并不打算打破农村宗法社会的壁垒，解放农民，并把他们吸收到革命阵营中来。所以毫不奇怪，这场运动只是少数杰出书生的阴谋活动。当慈禧太后囚禁了年轻的光绪皇帝，把能抓到手的所有变法人物都抓起来以谋反罪腰斩时，政变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被粉碎了。康有为变法运动于是落了空。清王朝在外来思想的冲击下被辛亥革命推翻了以后，中国社会还是老样子。上层知识分子可能比较积极，但乡村的农民对待这个所谓的革命，就和他们的先辈对待换皇帝一样，没有什么热情。帝国官吏的顶戴花翎不见了，但是社会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腐朽形态。
当时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变化，比王朝的被推拥有更重大的意义。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沿海域市渐渐在中国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上海的发展就是明证，在外国人来到以前，它还是一片泥洼地。中国买办阶级作为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之间的客出现了了，他们先前往往不是地主就是官僚，或是身兼这两种身分。经过一百年的时间，这些人成了大商人、城市银行家或工厂主，也就是说，成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再就是职员、店员、新店主和下级军官，他们组成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最后，由于舶来品挤跨了家庭手工业，大批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苦力、小偷、乞丐，他们组成无产阶级。这些阶级(如果能把这些散漫的集团称为阶级的话)产生很晚，不可能重演西方国家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商人和工厂主，他们不象当年欧美的同行那样还能起进步作用，因为中国工业的结构及其成长的条件是很特殊的。首先，中国工业极为弱小，人口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从事工业。其原因之一在于今国的农业结构：地主从佃户那里收百分之五、六十的租子，认为农业比工业获利多，不愿意投资于城市企业。要是在西方，市民会率领农民反对地主，而在中国，买办与大地主紧密勾结，深恐财产占有方式发生任何变化，中国工业除了弱小外，还集中在沿海的狭窄地带，这样，资本家就与内地的广大人民隔开了。最后，还应指出，中国的现代工商业都是在同西方贸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工业、银行和航运公司的老板是外国人，他们不仅从中国捞取利润，而且插手中国政治，经常反对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干涉太平天国起义不过是许许多多这类事件之一例。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条件，处于双重的矛盾中。城市银行家和工厂主一方面切断不了他们与地主之间的纽带，另一方面又套上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新锁链。这就使他们身不由己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
二十年代蒋介石上台时所发生的事情，最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年轻的工业面临着危机，因为它无法与外国工业竞争，农民的购买力又极低。中国资本家很想通过提高进口贷关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不容的。民族工业家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并结束军阀混战。这样，他们就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这个党的纲领正是废除治外法权，维护民族独立。但是，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联合共产党进行北伐的时候，他们的纲领不但包括打倒帝国主义，而且包括在农村实行减租。中国资产阶级看到农民、工人都起来了，就立刻抛弃了反帝的主张，而同上海的列强势力勾结起来，破坏了这次人民革命运动。正象当年清廷从华中的豪绅中间找到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干将一样，列强及其代理人中国买办这时找到了蒋介石这员镇压中国人民的干将。蒋介石以对人民进行血腥屠杀来换取他的后台给予财政支持。他把五千条步枪发给杜月笙(上海黑社会头子，靠贩卖鸦片发了财)手下的地痞流氓，摧毁了工人组织，在上海华界屠杀了几千手无寸铁的工人。同时，蒋介石派军队清乡，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各地农民领袖。这一举动又一次加强了封建主义，把亚细亚式专制制度又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资产阶级脱离了城市工人、特别是脱离了广大乡村农民以后，丧失了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新兴资本家无法象过去欧洲城市商人反对采邑领主那样反对地主了，因此无路可走，只得象俘虏一样被蒋介石的战车拖着跑。
蒋介石本人在镇压了工人农民并俘虏了软弱的资产阶级之后，也必须向地主豪绅寻求支持。由于他同中国社会里的中世纪分子结盟，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土地革命问题。所以毫不奇怪，他成了中国四千年历史上最矛盾的专制统治者之一。
如果说屈从于地主和外国资本的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不能担当法国资产阶级在法国大革命中的那种角色，那么，中国工人阶级也太弱小，不能担当俄国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角色。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在这个难题上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学得聪明了一些。
最初使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可以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无疑是俄国革命的成功。
可是，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与生活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工人可能比他们在西方的弟兄更革命，就是因为他们不仅受到本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而且还受到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这两种势力的残酷压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西欧那样的进行社会改良的经济基础，所以整个工人阶级都愿意使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解脱自己的困境。他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嘛!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显然不能弥补它的最严重的弱点。第一，在四亿五千万总人口中只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现代产业工人。另外大约还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城市手工业者和佣工，以及众多的农村工人，这些人可以划入无产阶级，但是太分散，不能起到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同西方无产阶级比起来非常年轻而缺乏经验，文化也比其资产阶级敌人低得多。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都集中在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处于外国炮舰的威胁之下。上海是这种双重统治的典型。埃德加·斯诺说：“这里可以看到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和中国的步兵、水兵、警察；在这里，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恶霸、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社会最腐朽的阶层)勾结在一起了，他们互相‘合作’，挥舞着棍棒，向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工人打击。“所以，中国无产阶级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工人不同，他们‘要对付的敌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西方列强的强大势力。因此，所有的城市起义几乎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被迫退到农村。他们一方面坚持其社会主义目标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在农村实行民主改革。这时，蒋介石占据了城市，他的政权获得了相对的稳定。
但是，日本侵略中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种势力的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都如此，这给中国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
首先，日本战败了，意大利解除武装了，法国势力几乎完全崩溃了，英国衰竭了，于是这些国家不能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作为了，那怕是为了拯救蒋介石政权也不行了。其次，西方列强为了使蒋介石对日作战，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同意归还租界，并撤消一切军事基地，这就是说，承认中国是一个主敌国家。这正是国民党政府二十年来所要求的。但是，蒋介石终于在这些协议上签字的时候，也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因为从此以后，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势力增长到足以夺取城市的时候，蒋介石将完全得不到西方的支持，而他过去一向是依靠这种支持来镇压工人的。当然，争夺城市必将是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最后决战，因为共产党、八路军迄今主要还是局限于农村地区。但是，就是在这农村地区，由于日本的入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八年抗战中，因为蒋介石的专制政权被赶到内地，失去了沿海工业和对外贸易，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更大了，但是它的势力依仗上层官僚能够从内地实力集团手今攫夺重要的商业、工业和银行利益的控制权。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官僚又吞并了日本人在上海和汉口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很多企业，并且把势力伸进报纸、农产品公司、运输公司、银行和许多大大小小原来属于私人所有的实业。这种行为引起民族工商业界的不满，使统治集团与原先支持自己的人们离心离德。小资产阶级虽然力量比较薄弱，也准备投入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了，因为领钞票工资的公教人员和下级军官感到统治者不顾他们的死活。战争也使民主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非常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消极抗战、对内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做法。这种人没有牢靠的社会基础，但是在学生中有大量的支持者，在蒋介石的批评者中，他们是最直言不讳的，其中有些人甚至因为自己的观点而遭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若采用列宁的纲领，在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未免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迫使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倡一种包括尽可能广泛的人参加的民主革命。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策略改为联合各集团的策略，与其说这象俄国十月革命，不如说更接近于俄国二月革众，甚至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法国大革命和克伦威尔的农民战争。如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感到震惊，毛泽东就可以指出，只有当中国共产党实行这种纲领之后，中国革命才前进了。共产党号召进行民主革命，是为了争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但不包括地主、高级军官、上层官僚以及极少数依附于蒋介石国家机器和外国资本的受宠的工业家和买办。不错，这可能招来美国的反对，因为美国可能认为自己的战略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是美国的反对会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如果人民把毛泽东和共产党视为抗日战争中高涨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代表，那正合共产党的心思。
由此可见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错综复杂的性质。法国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平等和民主，近代德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实现统一，俄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曾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则是同时解决这三种问题。中国必须争取民族独立，因为它仍然处于受外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地位；中国必须争取民主，因为它仍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中国必须开展土地革命，因为它仍然被封建地权所束缚。
至于进行这样一场革命的方法，由于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小，由于共产党被限制于农村地区，因此只能依靠农民战争。
于是，中国农民已经压弯的背上又增加了中国的整个未来这一重负。
中国内战的实质也就是争夺农民民心的战争。受到两大势力争夺的纯朴农民，手中掌握着中国的命运。谁争取到了农民的拥护，谁就能取得中国的政权。
二十六．土地问题
共产党如果没有人民的全心全意拥护，就绝不可能推翻蒋介石。土地问题的解决确保了人民的拥护。
早期来华的欧洲人看到，中国农业固然有其不同的特点，但是水平和西方数百年前差不多。土地占有的状况则已存在严重问题。大约在克伦威尔领导工匠和农民的军队同英国国会作战的时期，清帝国疆域内的全部耕地有八亿亩，人口则有七千万，土地问题显然已到了危机关头。在以后的三百年中，耕地面积扩大了一倍，而人口却增加到六倍以上！公有土地渐渐被化为私产的趋势，使这种人多地少的状况更为恶化。辛亥革命以前，满族贵族几乎侵占了所有的皇田。辛亥革命以后，贪官和豪绅又通过非法买卖，攫取了大量的庙产、学田和军垦土地。中国近代加入世界贸易，也无疑大大推动了化公田为私产的过程。加以土地越来越集中，耕作方式又十分落后，自然加深了农业人口过剩的危机。农民还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压迫，又陷入了另一重困境，这是因为上述过程不是在中世纪时代发生的，而是在西方资本和廉价舶来品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共产党人都认识到，不解放农民，中国就不能解放，因此他们鼓吹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他们对农民说：“你们要支持我们北伐，打倒军阀，我们一定帮助体们获得土地。“显然，这只有牺牲地主，才能办到。国民党资产阶级向农民提出统一国家或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农民并不响应。但是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口号，却得到农民十分热烈的反响，因为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要求打倒地主。这个口号把农民大大发动起来，踊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参加农民协会。蒋介石正是踏着农民的肩膀取得政权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不遵守与农民的盟约，竟派农民出身的士兵镇压农民协会。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起来革命，但是所有起来革命的农民都遭到了镇压。因此，尽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地主并没有受到清算。杜月笙的青帮流氓镇压了上海的工人，发出了反革命的信号。多数是大地主出身的高级军官立刻抛弃了国民党所议决的二五减租纲领。地主不但不减租，还常常把百分之五十的稻麦租子提到百分之六十五。佃户要是反对，地主立刻就让管家把他关入地牢里。农民帮助蒋介石上了台，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土地，连减租都不是，而是恐吓，咒骂，毒打，甚或是一口棺材。
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纲领后，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这种背叛辩解，竟称土地问题是虚构的，硬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既然采取这种态度，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举出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数字作证。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的全部耕地估计为十三亿亩，而中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其中有三亿五千万是农民。这等于是说(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每个农民顶多有四亩地，而捐税、吃的、烧的、穿的—实际上是他一生中从铁锄到木棺的一切东西，都要靠这四亩地得到。这种情况足以说明，中国如不消灭封建制度，就会完蛋。但是蒋介石御用的农学家却从这些数字里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分地有什么用／他们厚着脸皮问道，“地本来就不够嘛。”至于土地集中，那是不存在的，因而也就没有革命的理由了。无疑，这些经济学家企图为他们出卖农民进行狡辩。可是他们那一套不仅无视农民的愿望(似乎这些血肉之躯在他们的数字里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不顾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土地集中的事实。
有些人看到中国农民种的田亩小得可怜，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没有大地产。但是，田亩小并不能说明没有土地集中，倒是说明经济落后，地主不搞大农场生产，而是把地分佃出去，坐收租利。在河南，黄河之南，乘驴车走—整天，经过几十个村庄，还走不出一家大地主的地界。在山东，孔子的后裔霸占着大量的族田。作者在许多地方还见过“百顷拜”一类名目的地主团体。在苏北，有个寺院拥有二十万亩地。寺院长老又收租子又放高利贷，家里人丁兴旺，有三房四妾，宅邸比县太爷的还豪华。佃户的农具全部要向和尚借，因此常被这些沙门地主的看家护院恶奴逼迫着出劳役。
虽然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全国的统计，但是从许多地方的统计也足以看出土地占有的状况正在造成革命形势。我绝不想在本文中罗列烦琐的数字，但是我不能不举出蒋介石、宋子文、孔样熙以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四大家族的家乡的土地占有状况的统计数宇。*这个统计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孕育着农民战争的国家。在中国这样落后而人口极为稠密的国家里，有没有土地往往决定生死命运，因此这些数字的意义比起在美国这样土地甚多的国家里要大得多。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①的土地。如果你不愿意相信这个数字，那么还有数年前在土地集中程度尚未达到现在这样严重时蒋政府地政署发表的数字。地政署调查了十一个省的情况，发现一千五百户大地主平均每户有两千多亩地。对这十一省的七十万农户的调查表明，这些农户平均每户有地十五亩多，比大地主少一百三十倍。仅此一端就不能不使人认为，在少得可怜的土地上无法活命的农民，在地权不平等的逼迫下，必然会铤而走险，组织起来从地主那里夺取土地，求得一条生路。这种状况本来应该使地主和蒋介石政府惊醒过来。但是中国的统治者历来蔑视人民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国民党官僚不设法通过土地改革改善情况，反而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土地集中达到了近代中国前所末闻的程度。尽管估计河南、湖北、湖南三省有五千万亩地荒芜着，尽管估计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农民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饿死，蒋介石的官僚们却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权位在中国内地大肆侵夺土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政府对土地的侵夺更加肆无忌惮。日本人从中国人民那里夺去的土地，并没有归还中国人民，而是被国民党全数接收了。日本人在台湾的土地被大陆来的接收大员据为已有，华北垦业公司则侵吞了河北几十万亩土地。小官吏和低级军官也学他们上级的榜样。他们靠蒋政权发的纸币薪饷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也聚敛土地，以防通货膨胀。由于蒋介石这帮从沿海来的大员的巧取豪夺，就连富农和小地主也纷纷失去土地。据估计，八年抗战中，四川地主中百分之二、三十是新置产的，他们攫取了老地主百分之九十的田产。对本地地主老财的这种沉重打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有句古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在，失去土地的地主恨恨地说：“普天之下，莫非蒋土”。这种说法当然是发牢骚，但也隐伏着革命的因素。事情还不只是出现了新乡绅。随着土地的兼并，不但产生了新的农村资产阶级，而且产生了新的穷人。抗战期间蒋管区和沦陷区由于典押和负债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增加了不知有多少万。华北荒年期间，农民为了借粮度过春荒，必须拿地作抵押，两三年内无力赎回就完了。七口之家因此而有三、四口人饿死的是常事。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堰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招土地出租以摔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
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创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当铺老板大都是地主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商人。当铺是兼并农民土地的最常用的工具。我在河南一个只有四千多亩地的村子里看到一个地主占有近二千亩地，绝大部分是通过当铺吞并的。
这种交易只有在农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得成。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利率增长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三二年，农民借一百块钱，到年底要还一百二十五块钱。一九三六年，就要还一百四十块至一百六十块钱了。抗战期间，利率猛涨到三个月百分之百，用粮食计算。负债农民的境遇有时是骇人听闻的。作者在河南见过一位农民，他在春播前向地主借了一百斤小米，借约规定，到了秋收时节要还两百斤。他后来还不起这么多，就请求宽限，答应来年秋后还三百斤。可是因为遭灾，到期还是还不起，他只得把自己的地抵押出去，最后结果是丢了四亩地。由于这个原因，母亲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为了区区一百斤粮食的债务，竟赔了四亩地和三条人命。“好年地里收谷，歉年家里生财。”
山西穷苦农民这句悲愤的歌谣，确切地反映了地主和富农利用灾荒聚敛土地、钱财的事实。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这一过程急剧发展了，而在蒋管区，国民党政府的金融机关则开始排挤当铺和高利贷商。过去，当铺在农村的放债额是银行的五倍，而到了一九四六年，当铺的放债额据估计只及银行的八分之二。但是，银行放的款也是高利贷。农民不仅没有得到解脱，反而被国民党银行剥削得更厉害了，农村信贷和一般的农业金融业务全让它垄断了。
情况是这样的：银行控制了高利贷的发放，它只放款给乡绅组织的农村合作社，作为对地主的照顾。县合作社再把钱借给村长，村长又转借给农民。这样，农民头上不是一个高利贷债主，而是三个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地方党部的官员，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要把农村资产阶级组织的并受到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部分支持的农村合作社从乡村中赶出去。这种行动常常有地方军人或党棍的配合，如果各种手段都不奏效，他们就指控地方商绅是共产党。这种只把钱借给一小撮地方党棍，而歧视一些名地主和广大农民的作法，无异于把中农和小商人逼入绝境，而这些人在抗战期间本来是习惯于自己组织互助会的。这进一步加深了乡村中的矛盾。抗战结束后，当蒋军返回沿海，北进攻打共产党的时候，这一过程大大加剧了。蒋介石命令农民银行加强对各县合作钱庄的控制。这无疑是鼓励地主和上层农民放高利贷，使这些富有的农民成为蒋政权的支柱。这一切农民都看在眼里，他们八年没见到蒋政权的影子，现在清楚地看到，国民党是地主及村霸的朋友。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天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国民党不但没有在农村中实行改革，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造成这种情况的，与其说是由于贪官污吏的个人因素(诚然这类人多得很)，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没有抓住中国农村社会的中心问题—封建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竟然还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充分说明他们的统治陷入了多么深的矛盾。十分清楚，国民党统治者除了依赖外国资本以外，还把地主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而全然不顾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由此可见，杜鲁门总统的殷切希望和马歇尔将军要求蒋政权实行改革的诤言，都不过是白费心机。蒋政权只要不敢打击地主，就谈不上进行改革。而获政权之所以不敢打击地主，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代表封建主义的。我们说的封建主义，是指什么呢2严格地说，用这个名词并不正确。某些中国和外国的学者，煞费苦心地想说明中国不存在封建主义，因为没有农奴制，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不错，中国多年前就在形式上废除了这种封建制度，而且，西方势力的侵入也破坏了中央集权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社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受贷币经济的支配，不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这并没有多少进步的效果。如果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问题，未免过于迂腐，这是全然不顾封建残余在中国人的生活、思想、风俗、习惯、情感中还有极大影响。中国废除农奴制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地主摊派劳役、监禁债户以及决定佃农生死的种种权力，也没有完全废除蓄奴、买卖少女、纳妾、包办婚姻等等陋俗。这一切都是地主豪绅统治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地主的权力并不处处相同。沿海和长江流域的省份是外国资本渗入的地方，市镇工商业比较发达，乡绅的权力往往为城市商人所分享。而在西部和北部的省份里，由于资本主义前的特色很浓，地主的政治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就是在上海并离上海不远的苏北，地主也象封建领主一样住在土围子里，有民团守护，统治着一、二十个村庄的佃户。这种土围子是佃户集市贸易的场所，他们完全受地主及其狗腿子的摆布。佃户不但要把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向地主交租，而且自己的个人问题和家庭问题也要由地主决定。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象。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佃户还不起债，就把自己那一小块地抵出去了。最后，地主要他把老婆也送去顶债，这一桩事才算了结。实际上，常常不必如此设局。富农或地主只需等到佃户下地后，就溜到佃户家里奸污他的老婆。佃户要报仇，只有去杀地主，但这很因难，因为地主有保镖，控制着村里大部分的武器，还因为地主或其狗腿子就是村长，掌握警察的权力。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
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这些地主老爷在私生活中向佃户滥施淫威，有时也很惊人。佃户经常被迫做一些下作的事以满足地主的低级趣味。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熏得呲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档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在中国，正式的分封制早在纪元前就基本上完全消失了，这比欧洲分封制的发生还早五百年。但是，所有中世纪社会的残余—蓄婢、徭役、凌辱佃户妻女的特权、横征暴敛等等，却延续了两千年，就象挽歌一样萦回在封建制腐烂的、但并未人土的尸体上。
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些毒疣本来足以激发千千万万的农民愤然投入农民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整个农业处于衰败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农民正处于这种状况。军队抽壮丁使农业劳动力减少了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饥荒中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还有成百上千万流离失所的难民。首先遭殃的是无地的农民，其次是半自耕农。丧失土地的人成千上万地增加。到了抗战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轮到了中农。然后又轮到一些富农。战争快结束时，中小地主以至一些大地主都感到了蒋介石官吏和伪军兼并土地的压力。荒芜的土地达几千万亩，而缺地的情形却象瘟疫一样蔓延。高昂的地租使农民没法活命。农民的财产已经所剩无几，无法再缴从前那种百分之五十的租子，更不必说百分之八十、九十以至百分之百以上的租子了。地租不仅耗尽了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还侵占了农民维持自己生存的必要劳动。当时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能把倭寇赶出去呢?“可是，抗日战争结束了，一场新的战争又开始了。农民感到，蒋介石新派的乡村官吏比日本人和旧日的地主更可恨。农民开始有怨言，进而落草为寇。在八路军驻区附近，农民则盼望八路军来。
统治阶级不是看不到农民中即将爆发大动乱。但是他们不愿意正视这种不祥的前景。国民党头目、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匹茨堡矿业学院出身的陈立夫对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说：分土地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家长去世时，总要把地分给儿子们。此论使记者颇感新鲜。宋子文，广东省的大地主，在出任广东省主席后对另一记者说；“我们不打算在广东搞土地改革，多年来这里现有的制度是令人满意的。“还有一位在山东省政府兼职的教会大学教授(其人是一个自由派)对笔者说；“中国不象沙俄，我们没有大地主，因此没有土地改革的必要，只需对吏治进行改革。“(没有土地改革，如何进行吏治改革?这位基督教教授没有解释。)在农村中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些党魁、省长、基督徒的眼中，似乎是与中国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然而，简直无需指出，这种东方哲学是农民根本不能接受的。农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推翻地主，平分土地。对于佃农、长工、苦力来说，这就是革命的真谛。
如果说蒋介石后方的村庄还比较平静，那只是因为农民在等待起义的领头人和时机。他们并没有忘记土地问题。国民党官员尽管声称没问题，但心里是明白农民的怨恨的。中国统治者叫嚷土地改革不必要的一切论调，不过是为了掩饰他们内心深处向来对农民存有的恐惧。官老爷们一想到那些粗野的泥腿子冲进他们的衙门，就感到做了《水浒传》里的恶梦。
这些老爷们怎能不发抖！
因为，朴实的农民，祖祖辈辈当佃户，当封建奴隶，在一小块耕了又耕、拥挤不堪的地里干活，在地主贪婪的魔爪中，忍气吞声；他们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他们失去妻子的爱抚和孩子的笑声，他们满腔怒火，揭竿而起；他们置生死于不顾，现在就要夺回土地，要报仇了。
第七章．土地与革命
二十七．农民说话了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提出要敢于同蒋介石进行斗争。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推翻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仅靠现有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投入这场解放战争。那么，以什么名义来动员人民呢?以社会主义还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显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众自己的名义。提出了一般性的号召，还必须有具体的纲领，才能有实现的可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这种具体的纲领。
土地改革，乍听起来象是一个学术名词，但它所引起的如此巨大的激情，却是前所末闻的。共产党对中国农村土地关系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也就是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改革。中国土地关系大变动的过程，丰富多彩，可歌可泣。它使这个古老的国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它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东方世界今后的民主、自由以及宗教、财产和婚姻关系的发展方向。它是了解中国人民革命动力的钥匙。但更重要的，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实录。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在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动员了多少年来受压抑的广大群众奋起推翻旧社会。土地革命从两个方面打破了中国农民似乎是千古不变的蛰伏状态，一方面是精神的，另一方面是物质助；一方面是从内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从外部起作用。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在物质方面，土地改革给农民提供了与地主进行斗争的手段。土改过程中，这种政策与希望之间、手段与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是很难用笔墨记录下来的，勉强为之，必然徒劳。尽管如此，我仍相信，下面的几段叙述，也许能为本书最后部分所涉及的更为激烈的事件提供一个轮廓，也可能有助于剖析共产党的战略，看看他们是如何把中国广大农村从蒋介石手中争夺过来的。顺便在此说明一下，文中历述的华北农民奋起斗争的情况井非是哪位共产党高级干部讲给我听的，而是根据我自己到地方干部和农民群众中采访以及亲身考察而整理的。考察土地革命时，首先必须对农民群众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他们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人，而且也是政治意义上的人。由于对外界的情况十分闭塞，农民的政治视野往往局限于他们耕作的地界的范围之内。所以托洛茨基指出，农民对本村的地主绝不妥协，但对体现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往往认识不清，束手无策，“因此农民总是幻想一个理想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这是符合中国情况的。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产生过如《水游传》中所描写的一百单八将式的反朝廷的好汉。太平军揭竿而起后，在人世间建立太平天国的理想也曾激励了广大农民群众。①中国内战重起以后，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土地与解放“的旗帜之下，尊奉毛泽东为人民的“大救星”。
由于农民普遍具有乌托邦思想，所以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农民本身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另一个阶级来领导他们，如十八世纪法国的第三等级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俄国革命的经验又促使这些理论家认为，今天的落后国家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进行革命，并认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历史似乎证实了这一论点。他们在与谁联盟的问题上思想混乱不堪，以致为了维持他们与银行资本家的联盟而坚决不让农民获得土地。由于社会革命党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于是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直接导致他们一败涂地，而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包括国民党和地主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们始终坚持不让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然而中共不仅没有因此失去农民的支持而垮台，反而更加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愈加发展壮大起来。原因究竞何在？　中共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抗日战争所造成的客观环境可以说是全部的答案。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震恐，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同意接受蒋介石的领导，而在于他们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放弃了“最基本的原则”。这在托洛茨基分子们看来，无疑是对革命的彻底背叛。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当务之急是挽救民族的危亡，根本谈不上进行国内革命。共产党人被迫在敌后坚持抗战，处于敌人包围之中，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建立根据地，才能生存。如果在当时当地发动一场解决阶级矛盾的国内战争，势必使这些根据地毁于一旦。因此，中共以民族战争代替了阶级战争。这种民族战争本身也是革命战争，它在人民中所起的动员作用，往往比土改的作用更大更快。抗日战争把自古以来就是分散经营、基本上各顾各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使他们认识到同心协力、集体行动的力量。农民在部队里接触了许多人，学到许多新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催化剂。在营房里，在练兵场和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农民战士对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逐渐熟悉，这在和平时期是无法做到的。在开展游击战的人民战争中，农民战土又学会了分清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自己的朋友。由于以上原因，停止土地革命，并末象有人当初顾虑的那样，产生不利于革命的后果。然而中共停止土地革命的做法，确曾使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从他们饱经忧患的阅历之中，农民群众懂得，不应轻信那些到他们村中花言巧语进行游说的知识分子。只有分给他们土地，才能博得他们的信任。当中共取消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规劝贫雇农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要触动地主时，这些农民心想，你的葫芦里卖的原来也是那种狗皮育药，于是暗自骂一声：“放你*妈狗屁！”便悻悻而去。
尽管有一部分贫雇农不满意，中共仍然坚持暂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只是根据国民党在一九二六年所通过的纲领，实行二五减租。从表面上看来，共产党似乎与国民党毫无二致。但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官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坚决执行了减租减息的规定。农民群众把这一点看在眼里，原来共产党的干部到底不一样，于是不再骂娘，又拥护共产党了。
可是农民群众还是不敢大胆投入减租减息斗争，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八路军一撤走，地主老财就会变本加厉地逼他们缴租子。另外，共产党也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开展减租减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不上。他们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访贫问苦，召开诉苦大会发动群众。这样的活动很快在巩固的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唤醒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减租减息是他们的合法权利。每个村子都召开了群众大会，由贫雇农对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罪行进行公开揭发和控诉。反对奴役式的租佃制以及反对高利贷的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此外，长工、雇农反对地主、富农的斗争，也是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佃农为减轻地租而斗争，雇农的斗争则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农村的这两股力量，看到他们能够清算地主的某些剥削行为，于是进而为一些与地租无关的剥削形式，如苛捐杂税喝无偿劳役之类，向地主提出了赔偿的要求。此时，地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统治发生动摇而束手无策。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表现最积极的，往往是那些武装民兵，他们放下地里的话去保卫村子免遭日本鬼子入侵，因此要求地主给以补偿。虽然地主也并非是一点实力也没有，但除了投敌搬兵以外，无计可施。
同时，农民群众的要求与日惧增，终于形成了以诉苦和斗争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这种诉苦和斗争会注定成为中国革命常用的形式。
一切社会革命，与宫廷政变不同，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在革命时期，那些受旧社会压迫的人们，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绝境的迫切需要，创造了夺取政权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中国农民所创造的各种机构，向中国共产党提示了争取人民群众最有效的途径。
这些初期的民意机构意义非同小可，不论如何估计也不致过份。它们并非工会组织，也不是苏维埃，更不是理事会，只不过是一种讲坛，农民可以在这里公开发表他们的意见，倾诉他们的疾苦。这本身就是革命。山西有句俗话：“天下没有穷人的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贫苦的佃户，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帐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张长耳”，等等。在中国，这样的无名氏比比皆是。正是这一类人物，现在居然在大庭广众中，当着村里的穷哥儿们和财主老爷们，站起来说话了。这本身就是革命，就是宣告与过去彻底决裂。他们一举撕下了禁闭了他们一生的嘴上封条，也就砸碎了禁锢他们的封建枷锁。他们有生以来头一回在这样的场合开口说话，开始时有点不习惯，但一言既出，使如江河奔泻，滔滔不绝地倾诉心头之恨。一次又一次，一村又一村我聆听了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当众倾吐苦水。一个贫苦的农民站了出来，诉说他的父亲是怎样饿死的，因为地主抢走了他们家的粮食去抵阎王债。又一个拖儿带女、靠纺线糊口的寡妇站起来说：“大伙儿瞧瞧，俺死了男人，又没地。俺一年里收不上两斤棉花，可他们硬逼俺交五斤棉花的租子。俺哪里交得起呢！他们就逼俺的孩子们替他们干活。可怜俺一个妇道人家，整天价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吃都吃不饱，哪里有力气?还成天挨打受骂……“说到这里，她禁不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是悲愤的泪水，也是出气的泪水。她总算找到了能对之哭诉自己满腹苦楚的人了。这不仅具有心理上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一人诉苦，引起众人的共鸣。听众中就有人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不禁叹道：“唉！俺也受过那份罪啊！”往往一个人还没讲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抢着说；“你讲的敢情是够苦的，可听俺说，俺受的苦还要大。“通过这种途径，那些向来各顾各的农民们，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他们开始从政治上进行归纳，不但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而且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但眼下他们的斗争仍未超出其所在的村子的范围。斗争的方法因地而异，在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斗争形式。大致而言，早期的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民尝试运用刚刚争取到的发言权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进行更广泛改革的要求。佃户和长工们开始还认地主为东家，但是，当他们意识到他们有能力打倒地主分田地时，就不满足于减租和涨工钱了，他们要求立即分给他们土地。
抗战期间，有许多村子里的地主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那里的农民们分地的要求尤为坚决。到了抗战末期，共产党满足了部分群众的要求。但总的说来，在日本人仍然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们对农民加以约束，不使发生过火行动。但在日本投降之后，那些贫苦农民就不听这一套了。共产党使他们觉悟到自身的权利，现在他们就要求行使这种权利。这种要求很快遍及整个光复地区，汇成一片惊天动地的怒吼。
二十八．奴隶反抗了
奴隶们通常只是在以下两种境况下才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一是实在活不下去了，非造反别无生路；二是看准了成功的时机。
日军投降并撒出华北以后，原沦陷区的广大贫苦农民正处于上述两种境况之下，于是便起来造反了。国家权力机构的暂时消失，给予了他们成功的时机；无法忍受的悲惨生活，迫使他们非打倒地主不可。
他们的反抗虽然受到了来自解放区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方法的影响，但或多或少仍带有自发的性质，并无更大的政治目标。造反的农民没有认识到必须夺取农衬的政权，甚至也没有想到要推翻封建土地制度。他们想要做的只是清算那些卖国投敌的汉奸，其中多数往往就是本村的大地主。
不仅是贫雇农，甚至连富农和小地主也参加了清算斗争汉奸的运动。由于需要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才在运动中触及分配土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括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于”假借“皇军征用”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我曾听过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战争使穷人更加贫因。饥饿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们更难容忍地主老财的骄奢淫逸。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的村庄。那里的群众发起的“清算大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许多村子里，一开斗争汉奸的大会，农民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了。他们强烈要求把汉奸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被地主强行霸占去的一切财物都必须物归原主，少一文钱也不答应。十月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在鲁西一个名叫李官屯的村子里，手拿棍棒钢叉的农民挨家挨户动员老幼乡亲出来参加斗争地主毛顺邦的群众大会。会上，一个怒不可遏的农民站出来控诉：“二月初三，你抢走了我三百块钱。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们手里，咱不敢吭一声。你干的坏事谁个不知?你还帮日本鬼子抢咱们的棉花。现在就要你还！“人群也呼喊起来：“非还不可！非还不可！“另一个佃户挤到台前说：“俺家好几口人命都死在你手里。眼下俺们还在挨饿。你把抢走的东西统统还给俺们!“这个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亩地，七栋房屋，有百十来棵栎树的一片树林，以及家具等物。群众给地主留下了三十亩地和一栋房屋。这个汉奸运气还不坏，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也并非处处皆如此。在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山西省某山区，农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战期间，这一带山区和附近的平原地区部未曾进驻过八路军，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盘剥农民特别残酷，这一带农村的贫困状况也尤为明显。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在山西省某地，群众召开了诉苦大会，曾经在抗战期间杀害过十八个农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进了会场，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恼。群众怒不可遏，将到会的干部挤到了一旁，把这三个地主吊在大树上。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窦马庄的村子，群众抓住了一个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在与窦马庄毗邻的一个村子，大伙把一个曾经当过伪军队长的地主抓来，给他套上一挂犁，用鞭子赶着他犁地。人们一边赶一边喊道；“过去你把咱们当牲口使唤，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村子里新来了一批青年学生，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平跑到解放区来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想要把这里的农民运动纳入既定的轨道。然而农民却认为他们多管闲事，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懂个屁!“连新从外面来的八路军战土们也无法使激愤的群众平静下来。在冀中的一个战土告诉我：“有一天，我们四个战土押送一个汉奸到县里去。半道上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闻讯后一下子跑过来把我们的大车给围住了，不大功夫就围上了百十来人。他们问道：‘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2’我们回答说：‘送到县政府去。’他们说；‘不行!不许走！’好家伙！群众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我们呢，才四个人。他们嚷道：‘把这个汉奸交给我们，要不你们就别想走得了！‘他妈的，有啥办法！“农民动辄威逼地主，因为他们知道，把地主的传统权力打掉一些，并不违反政府的法规。当日本人撤退时，大批伪职人员也逃之夭夭。在这一带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当时八路军正集结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界一带，除进驻了几座较大的城镇之外，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边区政府机构有限，对于大部分农村，一时也来不及接管。农民协会控制了民兵武装，但并无司法机构，共产党一时鞭长莫及。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仲钟。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缰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焰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虑：这样下去，何处是一站？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分她父亲的财物。农民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家财有理，他们说；“过去他把咱的东西都抢定了，现在咱只是把它夺回来。
但农民群众也并非是毫无节制的。中华民族也绝不是野蛮人。虽然不少华北农民具有鞑靼民族的血统，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人一向以他们的通情达理而自豪。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因为群众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收归已有。至于打死人的事，那是农民群众为了报仇雪恨。也不见得单纯是报私仇，这是群众共同的仇恨，同仇敌忾的呼声发自全村群众的肺腑。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司法机关，所以农民群众只好自执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仅仅是清算运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并不是对所有的汉奸地主都进行清算，被清算的仅是其中罪大恶极者。斗争的矛头还不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那些罪恶昭彰的大汉奸虽被处置了，但其幕后操纵者却仍然迢迢法外，依旧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抗战期间，地主往往指派一帮地痞流氓充当村长，投靠日本人为害乡里。如今，这些地痞流氓也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幕后的地主却依然握有势力，继续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抗群众。在山东省的范庄，有一个地主将日本人撤走时留下的一万五千斤粮食私吞了一万斤，而只将剩下的五千斤分给农民群众。当大家表示不满时，他就威胁说：“少废话！
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遇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
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象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
二十九．地主的破坏与农民的反击
人们不会那么随便地起来闹革命，推翻旧社会，正如他们不会随便同妻子离婚，另寻新欢一样。中国的农民并非总是自动地向封建堡垒发起猛攻的，共产党往往必须手把手地领导他们冲锋陷阵。而在反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共产党干部也并非总是十分坚决的，有时也需要农民在后面推他们一把。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就象是一对深入敌后的侦察兵，他们相互壮着胆，一同进入敌区。开始其中一人有些踌躇，后来另一个人又趔趄不前，两人终于并肩向前冲去。某些干部之所以发生动摇，其根源在于他们复杂的个人出身。虽然共产党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主持其贯彻，但在农村直接领导运动的却是救国会。‘往往是三、五个非党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奉派到一个村子去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工作组员的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大多是一些青年学生或知识分子。正如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往往怀着美好的理想，但一旦要落实到行动上时，却又退缩不前了。他们当中许多人之所以能当上干部，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文化，能知书断字。在中国农村，凡是能知书断字的人，一般都是些地主子女，至少也是富农或中农的子女。干部们所要斗争的对象，正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教养和出身的人，他们的理想激励他们向前进，可是他们出身的影响却拖他们的后腿，阻止他们向自己的同类宣战。然而在干部队伍中，也有不少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还有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子弟，他们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于农民来说，问题要尖锐得多；与地主的斗争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如果尚有别的活路可寻，他们连想都不会想去进行这种形式的斗争。客观环境遇得他们实在走投无路。左邻右舍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家人一一含恨而死，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然而在经年累月中慢慢地死去，毕竟比死于旦夕要容易接受一些。就一般的农民而言，当他们面临着将来死于饥饿，或者即刻死于地主的屠刀之下时，选择前者也毕竟要容易得多。革命是退出来的，但开始时往往是旧的传统观念比新的观念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当一个农民迈步走向地主宅院时，羁绊他双脚的不仅是恐惧的心理，而且还有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
革命要求人们为未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要求人们向传统的道德观念挑战。革命号召农民要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起来反抗地主，反抗孔孟之道，反抗统治阶级的吃人伦理。
然而对于农民来说，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老奸巨滑的地主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对他们进行欺骗。“你命里注定了要受穷，“地主这样对农民说。农民低头叹道：“是啊，我的命是不好。“地主装出笑脸，把农民所欠的债款减去二厘利。
农民从世世代代的经验中认识到，从来官府都是和财主一个鼻孔出气的。难道八路军就不一样？地主就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散布流言蜚语，企图贬低八路军的政府和干部的声誉。
在山东省的西部有个平阴县，那里的地主从未见过八路军，以为他们服国民党的官老爷一样，可以用金钱加以收买。在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这帮地主从群众身上搜括了七万元钱，买了两面锦旗以欢迎“解放英雄”，又向集市上每一个卖小吃的摊贩征收一千元，买了些瓜子花生以慰劳“抗日将土”的家属。实际上买锦旗只花了二万元，茶点的开销也只有三千元，剩下的钱全进了地主的腰包。有些农民对搞这种庆祝会的做法不满，地主低声对他们说；“从古至今，哪一朝官府不贪污受贿？对八路军你们也别抱什么希望。“村长致完欢迎词后，一个八路军的干部站起来讲道：“我们知道大伙儿为开这个会出了不少钱，这笔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这番话直讲得那些地主一个个日瞪口呆。这不仅使他们丢了面子，而且使他们意识到，他们要对付的这个政府非同一般。于是他们一面对干部阿谀逢迎，一面对群众打击报复。当八路军游击队组织的区公所勒令地主给长工增加工钱时，他们就克扣长工的伙食，甚至连长工点灯的油也不给了。有时在村口站岗放哨的民兵想要点粥喝，村长就训斥他们说；“啊，你们想要喝粥!下一回你们就该想要吃肉了！“然后就强迫这些要粥喝的人出公差替军队搞运输。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村长借机召集全村人开大会，并在会上煽动说；“要想喝粥就到区公所要去！“群众一想，连口粥都喝不上，还要被迫去给八路军干活，于是就怨恨起区公所来了。他们抱怨说：“要咱们喝西北风！”不久，区公所给村里调拨了一批救济粮，村长又威吓说：“吃了救济粮就会被八路军抓走。”地主也乘机借题发挥，造谣惑众，说什么“你们都去开会吧，小心八路军把你们给抓走！“结果好多人都躲在家里，不敢去参加开会。地主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来阻止农民起来斗争。同时，农民本身疑虑重重以及胆小怕事的通病，也使得他们行动起来十分缓慢。在冀南一个村子里，一部分群众自发地起来清算一个私吞了五千斤公粮的地主。他们把这个地主拥起来送到了区公所，并控告说，“这个家伙杀害过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还贪污了你们的粮食。“他们不敢说那粮食本是属于他们村公有的，因为他们以为八路军是不会替老百姓办事的。另外，农民在与地主的斗争中，还受到家里人扯后腿。在一个名叫蒲镇的村子里，一个积极分子带一位干部到家里串门，他的母亲对干部说：“俺常听俺儿子念叨你们，俺知道你们八路军都是好样的。可是到头来又能落得个啥呢？“干部走后，父母又对儿子说：“你可得小心呀！”当那些作父母的得知自己的儿子在诉苦大会上带头控诉地主时，一个个惊恐万状。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个老农在会后这样训斥自己的儿子：“你干啥非要去出那个风头?你就不会跟在大伙儿后面喊几句口号就得了?“有些人家还为亲朋好友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而担惊受怕。他们惶恐不安地暗自嘀咕：“左邻右舍的这一闹腾起来，咱家就别想过安稳日子了。“这种状况在八路军尚未进驻的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农民一般都不敢提出什么要求。我曾听见一个农民对干部说：“俺只要能吃上一个山药蛋、几粒小米饭就行了。“还有一个受尽了地主欺压的农民对于部说：“让区里把俺抓走吧。过后把俺放掉，回来俺好说，俺被你们抓去训斥了一顿，因为俺不肯诉苦。“还有的在诉苦大会上站起来发言时，总是说：“俺这是替穷人说的，这可不是俺自家的苦。“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奴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穷苦的农民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仍然要低头哈腰。然而现在并非所有的人都那样俯首帖耳，许多人已经拾起头来朝前看了。就在这些表面现象底下，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完全是自动发生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具有斗争传统，发动他们分地并非难事。那里的地主对新政权也有所领教，不敢顽抗。在八路军进驻的地区，地主也不难制服。但是在大多数村子里，斗争进行得较缓慢。当时，平原地区的土屋茅舍和山区的简陋窑洞都成了革命的孕育之地。干部们和无地的农民晚上就在这些地方秘密串连。干部们逐步使农民认识到，地主的存在就是他们贫穷的根源。“是啊，要是没有地主，咱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了。“农民赞同地说。干部们进一步问道：“那你们干吗不起来清算地主，分他的地？“那咋行啊？人家可是有权有势的。”“你们应该组织起来，”干部回答说，“我来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于是他就介绍某村的农民是如何如何清算地主的。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干部们耐心地对农民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除宿命论的束缚。干部们在那些听得入了迷的农民眼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人们就会为了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不辞千辛万苦。农民正是如此。他们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疑虑，决心要立即行动起来。可是过后一想，又对干部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走！”
此时地主也并不安分守己。地主毕竟是地主。村子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瞒不过他们的耳目。甚至关于秘密串连的情况，他们也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们还从农民的眼神里看出，似乎农民心里在说：“所有的土地全是俺们的。”地主们深知，先发制人为上策。而且他们的力量还相当强。每个地主都豢养了十多个打手，备有梭标棍棒等武器，地主本人还有一支手枪。他们心想，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加上一帮愚昧无知的穷花子又能把老子怎么样？
地主先下手了。当一个穷苦的农民正在睡梦中憧憬着遥远的将来一个和平富裕的世界时，地主趁着黑夜偷袭他的家，把他抓去扔进了土牢里。他们还杀害群众中最积极的分子，砍下首级悬挂在村口示众。当发现为数不多的群众在开会时，他们就破门而入，当场把所有的人用梭标扎死。干部也常常惨遭毒手。当得知某干部要到另一个村子去，或者要回县里汇报工作时，他们就派几个“狗路子”半路拦截行凶，将其杀害后再割掉生殖器，以造成他是因强奸村里的妇女而被杀的假象。村里的老百姓虽然知道害人的真象，但慑于地主的报复，谁也不敢再与干部接近了。除了贫雇农之外，农村中的其它阶层也受到了影响，起初，不少小地主也自动地参加了农民群众的斗争。八路军严明的纪律，战士待人和蔼可亲，以及八路军提出的办事要公道、对人要平等的口号，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他们也想要参加清算大汉奸的斗争，就带着《圣经》去见政府干部。他们说：“请看，《圣经》在此亦有所明谕，富人实不该依靠穷人为生。根据《圣经》“所言，为富者亦有不仁之徒。“在只涉及到减租和清算汉奸的问题时，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土改开始了，地主与贫雇农之间的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产生了疑虑，担心土改运动继续发展下去，不知会搞到什么地步为止。地主采取的恐怖手段，确实一度干扰了土改运动。然而他们也有扔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时候。有一个叫杨家庄的村子，那里的六个地主和三个狗腿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个对抗土地改革的秘密组织。有天晚上，区里派了一个干部去对地主进行劝诫。他质问地主，“这里的群众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你为什么要反对他们？“地主一听，恼差成怒，气急败坏地喊道：“群众要干啥关我们的屁事！”话音末落，一个狗腿子举起梭标胡这个干部扎去，一下于就把他的喉咙刺穿了。这个干部惨叫一声，倒在血泊里。群众闻声立刻跑到邻村搬救兵。很快就集合起了三百多人，他们手拿锄头、铁锹赶到了出事地点，当场就把那六个地主给打死了。那几个狗腿子趁着天黑溜掉了。
就这样，一村接着一村地开始了对地主的反击。在斗争中，农民群众英勇无畏，前仆后继。在平原的土房里，在山区的窑洞中，秘密中连又开始了。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正孕育着新的重大流血斗争。
三十．石壁村
在欧洲，一个拥有训练有素的干部队伍并掌握了武装的政党，在国内搞自上而下的政变来推翻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那样，会是很干净利落的。而象中国那样，一个村一个村地自下而上搞革命，拖泥带水，十分费劲，则非有巨大的耐心，无尽的智谋和坚定的信心不可。如果掉以轻心，乱来一气，就会弄得不可收拾。我想最好还是通过一个村子的群众如何与地主进行斗争的具体事例，来说明进行这种形式的革命的艰巨性，从中也可窥见共产党斗争策略的一斑。这个故事的情节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的悲剧。在山西南部有个名叫石壁的小村庄，大约有五百人口，村子座落在使人常发怀古幽思的太岳山的峰峦中。这一带尽是荒山秃岭怪石嶙峋，土地十分贫瘠。贫穷困苦的农民在山坡上开垦了层层梯田，直达山额。世世代代以来，这里的农民不仅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着斗争，而反还要与如同耶稣诞生时代那样古远的残酷剥削和落后迷信作斗争。当地群众虽然不信上帝，但却信奉形形色色的神灵鬼怪，诸如使他们受苦受穷的命运之神，以及作祟山山岩林莽之间、依附于飞禽走兽之身的牛鬼蛇神之类。那些在乡间跳神弄鬼的巫婆法师之流趁机利用妖术愚弄吓唬穷苦农民，要他们对地主俯首帖耳。当地那些常年忍饥挨饿、一辈子负债累累的穷苦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歌谣：
年年秋收忙
家家炊断粮
欠下阎王债
永世难还帐
几个烂瓦罐
一间破草房
半垧荒坡地
野菜充饥肠
五个土坟头
两眼泪汪注
这百来户人家大多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一条小河从村南蜿蜒流过，两岸衫枝柳条垂拂水面。河边有一座磨坊，当地老乡都上这儿来磨麦子碾玉米。小麦和玉米是石壁村农户年年种的两种主要庄稼。村中幸有几处种有桃树、杏树和梨树的小果园点缀其间，这里的景致才不致显得过于荒凉。
石壁村有一点独特之处，与中国大部分农村迥然不同：这里的妇女养的孩子都不太多。原因有好几个。一是因为当地不少农民穷得根本养不起老婆，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二是由于穷困所迫，每当生下女孩，作父母的往往将其勒死。三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河对岸的一个据点盘踞六年，村里许多妇女遭到日本鬼子的奸淫蹂躏，引起性病流行，造成不少妇女丧失了生育能力。
村长是一个名叫王常盈的地主，他一手操纵全村大权。虽然这个人物的个性特征与我所要讲的故事关系不大，但也不妨顺便提一提。他五十岁上下年纪，留着一小垢撮羊胡子，嘴上老叼着个长筒的水烟袋。逢上好天气，他就在村子里游来逛去，哪个小孩不小心挡了他的道，立刻就会被他抓住毒打一顿。穷苦农民一见了他就赶紧躲进屋里，他拥有近四百亩水绕地(村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家有二十亩以上的土地)，还有一座磨坊和满仓的粮食。家中有一妻、一子、一女，还有个儿媳妇。他为人心狠手辣。因为村子里数他最富，所以他的老婆和闺女是全村穿戴得最讲究，打扮得最干净利落的娘们。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逼着他的老婆和亲生闺女去和一个日军小队长姘居。当时，这支日军就驻扎在六、七里以外的桥北村。王常盈一家通过这种可耻的关系，得了不少好处。日军小队长让王常盈经管从农民那里强征来的粮食，听任王常盈从中渔利。此外，这位小队长还把他从各地掠夺来的布匹和家具等当作礼物送给王家。
王常盈的儿子对他*爹甘当汉奸以及他娘和妹妹与日本鬼子的这种淫乱关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依靠这种关系，他就可以有别于村中的其他年轻人，免受劳役之苦。他二十五岁左右，高高的个子，模样俊俏，举止傲慢。他经常身穿一件黑色大褂，头裹一条洁白的毛巾，白天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闲逛，夜里就如同一只贪婪的饿虎，看上了谁家的女人就推门直人，肆意蹂躏。倘若有人敢于反抗，他就以日本人的淫威相胁迫。
材里有个名叫石平华的富农，是王常盈的好友，也是他的管家和得力助手。此外，村里还有两、三户小地主，地不过十几亩，也没有什么实权。
王常盈在村里有个宿敌，名叫李天享，是个佃户，年过花甲，长须及胸，额上和眼角布满深深的皱纹，嘴里的牙也已脱落过半。不论冬夏，他总是穿着一件肮脏的破布衫，走路弓腰驼背，奈拉着脑袋。李天享租了王常盈七亩地，每年打下的粮食，一半都交了租子，剩下的那点实在难以养活有妻子和一个十岁儿子的三口之家。他原来还有一个长子，后来被王常盈借日本人的刀把他杀害了，从此王李两家便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在抗日战争期间，王常盈经常宴请那个日军小队长，而洒宴的一切费用，那是从贫苦的佃户们那里勒索来的。这种无止境的敲诈激怒了村里的群众，李天享的儿子和另外两个青年民兵下决心干掉这个小队长。有一天，他们从山坡上的一个窑洞里朝日军小队长扔了一枚手榴弹，不料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地主王常盈侦知是他们干的，就向日军告了密。小队长立即把这三人抓起来，带进三官庙里用刺刀凌迟处死。从此，李天享对王常盈更怀有深仇大恨。但多年受压迫的生活使他不敢独自进行反抗。村里与地主王常盈有冤仇的人远不止李天享一个，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但这对于石壁衬的老乡来说，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尽管他们看到河对岸的日本人卷起铺盖撤走了，日军小队长再也不到王家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了，但是地主王常盈依然大权在捏，他的儿子照旧在村里横行霸道，奸淫妇女，租子也未减分毫，穷人们还是负债累累。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土地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了石壁村，关于这次革命，村子里已有所传闻。人们私下里纷纷议论有关八路军、民主制度以及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建立新农村的传说。对于这些传闻，人们将信将疑他们认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无意冒犯任何入，只求苟且偷安。关于以上那些传说，地主王常盈也有所耳闻，但他并不十分担心，只是时常警告村里的人说：“别人身上割下来的肉，长不到自己身上去。“其实，这种警告大可不必，因为村里并没有人想要起来造他的反。然而土地革命毕竟还是来到了石壁村。但是，如同中国的一切事物一样，运动开始时很缓慢。其来势并非象风驰电掣那般迅猛，它的到来也并不是以一声惊雷，伴随着锣鼓的喧闹、枪炮的鸣响以及震撼旷野的口号声来宣告的。更确切地说，这场革命是由五个人带来的。他们既非八路军战士，也不是共产党员，其中一个是教员，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跑堂的，一个是店员，还有一个是农民。这五个人是霍县救国会派来帮助石壁村闹翻身的。“翻身”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术语，初见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共产党的术语中，它的含意是：使每一个村子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推翻封建主义，建立民主政府，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翻身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斗地主分田地。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很容易。只要你手中有枪杆子，大权在握，叫地主把地分结农民，不就得了？没那么轻松的事。石壁当时一无军队，二无民兵。八路军还在南边很远的地方，甚至游击队当时也转移到别处击了。地主王常盈仍然执掌着村里的大权，老百姓无不怕他。
霍县救国会工作组的组长名叫周玉川，年方三十一岁，出身于破落富农家庭。他率工作组进村以后，四处张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布告，宣布每个村子都有权选举自己的村干部，实行减租减息。随后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布告的内容。可是老乡听了半信半疑，一个个噤若寒蝉，一言不发，拔腿就定。
工作组又分头进行访贫问苦，可是接连几天没人敢同他们说话。只要工作组员走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众人便一哄而散。有一、两个人在再三追问之下，才道出了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决定在村里挑选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进行秘密串连。
在周玉川和另一个工作组员合住的窑洞隔壁，住着佃户马臭子一家。马家的窑洞是马臭子在抗战前用妻子纺线挣得的六块大洋买来的。马臭子的妻子身患重病，卧床不起，马臭子经常到隔壁窑洞里和干部们挤一个炕睡。夜里他们三人常在一起聊天。
马臭子讲到他们家自清朝以来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佃户，全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过日子，自家不曾有过一分地。每年的收成只有八石谷子，一半得给地主王常盈缴租子。眼看着妻子久病不愈，生命垂危，也没钱给她治病抓药。两年前他*爹去世时，家里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只好用草席裹了埋。现在他年已三十五岁，依然一贫如洗，看来永无出头之日了。“咱寻思大概是咱脑袋瓜太笨了。“他往往用这句话来归纳他贫穷的根源。
干部们就问他‘“你穷是因为你脑袋瓜于太笨，还是因为你爹没有给弥留下什么遗产呢?““对了，就是因为我爹啥也没有给我留下。”“真是这样吗?”干部们又问道，“咱们来算算这笔帐。你每年给地主交四石粮食的租子，你们一家替地主种了六十年地，那就是二百四十石粮食。如果这些粮食不交给地主，那你的日子不就富裕了吗?所以说，你受穷是因为你叫地主剥削了。“就这样他们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使马臭子懂得，他确实是受了地主的剥削。于是他说道：“那咱该怎么办呢?大伙儿都瞧不起咱。吃饭的时候，地主在屋里吃，咱只能端着碗站在外面吃。咱不行，被也瞧不起咱。“可为啥会这样呢?”干部们说“那是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势。所以咱们要闹翻身，将来人人才能平等，谁也不会瞧不起谁。“马臭子也说，不推翻地主，穷人就别想过上好日子。但他对自己所讲的话，还是半信半疑。在言语与行动之间，仍然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两千年的旧传统观念，依然沉重地压在马臭子以及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思想上。
半个月的时间内，干部们与马臭子进行过多次长谈，除了夜里经常聊天以外，光正式的谈话就有二十三次之多。他们也和村里其他农民交谈过，但表现最积极的还得数马臭子。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到，要发动中国农民起来革命是何等不容易。
最后，马臭子终于决定要参加“斗争”和“清算”了—这两个革命术语的意思是指斗争地主，与他算帐。但他内心多少还是有点胆怯。他对干部们说：“咱们干起来后，你们可千万不要走。”干部们向他保证说；“全村的受苦人不翻身，我们是不会走的。“马臭子成了石壁革命的代表人物。然而要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斗争。工作组进村后第十六天的晚上，马臭子把三个知心好友带进了那间窑洞，其中包括李天享老汉。
干部们先请他们抽烟，然后对他们说，工作组进村来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的。干部们说道；“我们知道你们石壁的老乡们吃苦啦。我们自己也是受过压迫的苦庄稼人，所有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都是一家人。你们把受过的苦都讲出来，我们设法替你们清算。如果大伙儿今天晚上不想说，那也没啥，回去再好好想想，过个三、四天以后再来谈也行。“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使他们四人深受感动，便开始倾吐各自的苦水。有时四个人争先恐后地一齐讲起来。其中一个名叫刘广的二十岁青年讲到，王常盈如何逼迫他到日本人的劳工队里去干活，他不肯去，王家父子就把他吊在一口水井里，水一直淹到脖子那儿。当他被拉上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打那以后，他就再也不能下地干活了。
一个名叫二宝的长工诉说了地主王常盈怎样强迫他把埋藏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最后轮到李天享讲述他的儿子是怎样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的。说到这里，四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悲愤，失声痛哭起来。他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得出了结论：现在到了报仇雪恨的时候了。他们在一起庄严宣誓：“不论是日本鬼子明天卷土重来也好，还是蒋介石的军队打过来也好，咱们下定决心要闹翻身，哪伯只能翻一天身，咱们也要干！“会议结束时，大伙儿决定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斗争。第二天晚上，参加会议的群众就增加到十三人了。这个数字后来证明确是不吉样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一番“诉苦”之后，大家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全村的诉苦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两个与会的农民提出，他们担心王常盈已经打听到了他们开会的情况，因为有个过去当过伪军的家伙知道这次会议，而这个家伙又是王常盈女儿的姘头。他们估计，恐怕王常盈现在已经掌握了情报。可是干部们对他们这种担忧并不十分在意，只劝慰大家不必过虑。
当天晚上，李天享一夜未归。他是个年迈的老人，从不在外边过夜，他的老伴为此非常焦虑。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老汉仍然没有回家，她几乎急疯了，逢人就打听，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人们最后见到李天享时，他刚开完会，正朝家走去。在他回家的途中，要经过一道临江的悬崖。究竟他是在黑夜里失足落崖了呢，还是错过了家门，走出了村子，谁也无法解开这个疑团。
直到第三天，有人到河边的磨坊磨面，突然感到水轮转动不太正常，仔细一查看，发现了李天享的尸体挂在水轮的辐条上。老汉的双手被反缚在身后，嘴里还塞着一团破布，看上去死去已非一日。
干部们把他的尸体从水轮上弄下来，抬到三官庙里。在中国有个古老的风俗，凡是被谋杀致死的人，尸体不能运回家，所以只好先把尸首存放在庙里，再派人去通知死者的妻子。他的妻子闻讯赶来，替她丈夫穿上白布寿衣，滴滴热泪洒落在死者的麻子脸上。最后她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号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们看到这样凄惨的情景，内心无不感到十分悲痛。回家以后，他们私下互相告诫：“还是少开口为妙，弄不好下次就搞到咱们头上了。“反革命势力先下手了。石壁村的革命斗争受到了很大挫折。自从李天享被害以后，村子里人人自危，一个个又噤若寒蝉了。曾经参加那个第二次会议的人说道：“咱们还没有开始斗争地主，自己的人倒先被他们干掉了一个。“这次谋杀案件也使干部们十分震惊，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太麻痹了，对于群众反映的忧虑末充分子以重视。他们也估计到，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往他们开会的窑洞里扔手榴弹。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群众可能会对翻身运动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决定要为死者举行追悼大会，通过这种活动重新发动群众。
三官庙前有一座戏台，逢年过节，村民们都要在这里演出带宗教色彩的戏剧。李天享的追悼会就在这里举行。戏台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画像。画像两旁张贴着标语，上书：“我们一定要为死者报仇！”
石壁村有一百来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地主王常盈没有露面。县长专程赶来致悼词，并当众宣布：“政府决心要肃清一切暗杀活动，大伙儿应该继续闹翻身，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追悼大会整整开了四个小时。大会结束之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继续闹翻身的会议。只有六个农民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余的人谁也没有直接表示不敢参加，只是低声下气地找个借口说；“咱还有点事。”与会的六个人当即提出，由于李天享的被害，必须马上清算地主王常盈。五天以后，这六人又串连了三十来人到那间窑洞里参加会议。会上，他们一一诉说了在地主的压迫之下所受的苦难，一直谈到深夜。这时，有人提出；“说不定王常盈那小子想开溜。”“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抓起来2”好几个人齐声提议说。经过一番讨论后，大伙儿涌出窑洞，朝着王常盈的家冲去。这伙人带着一支步枪和三个手榴弹。这支队伍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登上悬崖，设法从窑洞的上方翻进王家大院；另一部分人径直冲到王家大门口，使劲敲门，大声喝令王常盈出来开门。
王常盈的妻子应声把门打开，推说她的男人不在家。没有人相信她的鬼话，人们冲进院里四处搜查，最后在一个柜子后面发现一条秘密地道。人们下到地道里，进入一间地窖，发现王常盈正缩作一团躲在那里，立即把他抓住关押起来。
王常盈的儿子却溜掉了，连夜逃到三十里外的霍县县城在那一带，有几个村的地主网罗了一批土匪、伪军人员以及军阀阎锡山部队的兵痞，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当群众得知王常盈的儿子潜逃以后，大家深感忧虑，他们说：“擒虎容易，放虎归山可就后患无穷了。“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决心把对地主王常盈的斗争进行到底。当天，在村子南边离小河不远的一片开阔场地上举行了群众大会。有七、八十人在大会上控诉了王常盈的罪行。王常盈的老婆和女儿也在下面听着。
大会从早晨一直开到下午，控诉的群众历数了王常盈的罪状，如出卖抗日志士，抢劫老百姓的粮食，强迫群众加入劳工队等等。最后大家质问王常盈认不认罪。
“这些事，”他回答说，“说实在的可不是咱干的，那都是日本人叫干的。“这样的回答立即引起群情激愤，群众的怒吼声有如大海的怒涛，响彻原野。就连站在场外旁观的人们此时也不由得义愤填膺。
在这一片怒吼声中，“把他吊起来！”的呼喊，盖过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大会主席和到会的干部也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人群把王常盈层层围了起来。有人在一棵树上挂起一根粗绳，一部分人将绳的一端拴在王常盈腰上，另一部分人在绳子的另一端使劲一拽，就把王常盈吊在空中了。他的脑袋耷拉着，腰部与地面平行，双腿叉开，这副姿势恰似中国一句俗语所说的“鸭子浮水”。
义愤填膺的群众簇拥在吊在半空中的王常盈的四周，怒目而视，骂不绝口，有的还往他眼里吐唾沫，有的冲着他耳朵大骂。王常盈被吊起来后，越来越感到难受，心里也愈加恐惧起来。最后终于忍受不住了，便叫道：“把我放下来，我认罪，我全招了。“然而群众的愤恨却不是如此轻易就能平息的，他们以这样的喊叫作为回答；“再把他吊高点！再高点！再高点！”过了一会儿，群众稍稍解了点恨，几个比较有头脑的人说：“如果现在就让他死掉，咱们就没法对他进行清算了。”于是大家把王常盈放下来，让他喘口气。这时，李天享的妻子走到王常盈身边，满腔悲愤地质问：“有人把俺男人给害死了，是不是你干的？”
王常盈的脸因他刚才被吊在树上而涨得通红，这时刷的一下变成土色了。他回答说：“不是我干的。”“放老实点！”众人一齐喊道。“你老实交代便罢，要是不说实话，就把你再吊起来！“不，不是我不的。”话音未落，有人一拽绳子，又把他高高吊起来。这次吊时间比上次还长，王常盈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求道；“把我放下来，我交代。”他又是哭哭啼啼，又是长吁短叹地招供了他如何伙同他的儿子在李天享回家的路上截住了他，把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把头按进水里，直到把他呛死，然后把尸首扔进河里，满以为尸首会顺水漂走。王常盈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爆发出阵阵怒吼。“在抗战时，你就杀害了我们三个人，”刘广站出来说道，“那先不算，光眼下的罪孽用你的狗命也偿还不了”人们又把王常盈给吊了起来。这时，有许多人高喊：“吊死他!吊死他!“另一些人叫道：“没那么便宣!得先让他尝尝咱们吃过的苦头!“直到傍晚，才把王常盈放了下来，然后把他关进一间窑洞里，派人看守起来。
大会刚一结束，就有二、三十人来到了地主家里，撵走了地主婆和她的女儿，在大门上贴了封条。这两个女人只好到邻村去投靠亲友。当天晚上，工作组的五个干部和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们分头到村里四处了解群众的反应。有人拍手称快：“这叫做罪有应得，那小子坏透了：“也有人论“大便宜他了!他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深夜，在一家大院里召开了积极子大会，与会群众达一百二十人之多。会上，干部们问人民“怎么样，干得带劲吗！人们异口”同声回答：“痛快极了！”可是究竟如何处置王常盈，一时还决定不下来。会上有一半人赞成把他打死。也有个别人说：“可他是上了岁数的人了。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也有人提议，应该把王常盈的管家、富农石平华也抓来同地主一块斗。但这条建议最终还是被否了。人们说：“吃西瓜拣大个的，先拿大头开刀！”最后大家一致同意，王常盈杀了人必须偿命。但如何处死他呢？是把他送到区里去判刑呢，还是由群众就地结果了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办法？有人说；“如果把他送交军事法庭以汉好治罪，给他一颗子弹也未免太便宜他了。咱门不如来个先斩后奏。““那谁敢下手？”有人问道。这一问使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我敢！我敢！他用刺刀捅死了咱们的民兵，咱们就不能照样整治他？！“三天以后，全村的人提前吃了早饭，天刚亮，人们就开始涌向村子南边的广场，当天将要在那里处死王常盈。人群中有男有女，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的手拿镰刀、锄头，有的肩扛大刀、长矛，总共大约有七百来人。干部们写的有关王常盈罪状的布告，挂在树上随风飘动。一条罪状是：“汉奸王常盈曾杀害我民兵三名以及积极分子一名。“另一条罪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不法地主王常盈曾榨取群众大量钱粮。“第三条罪状是：“王常盈肆意摊派苛捐杂税，鱼肉乡里。”王常盈在三个民兵的押送下被带进了会场，顿时群情激愤，人声鼎沸。人们把面如土色、浑身发抖的王常盈反绑在一棵柳树上。王常盈偷偷瞥了一眼到会的群众，马上又把头低了下去。
此时人们心中又泛起一阵疑虑。他们不敢相信，世代的仇敌今天果真在他们面前束手待毙；他们不敢相信，今天王常盈就要象一只绵羊似的听任他们宰割。
只见马臭子从人群中走出来，站在大家面前说：“大伙儿听我说，咱们报仇伸冤的时候到了。“他的声音微微有点颤抖。“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咱们该怎样讨还血债呢?咱们要他偿命！“说完，他转过身去狠狠地给了王常盈一记耳光。这一记响亮的耳光有如晨空爆出震耳的枪声，立刻引起了人群骚动。地主听到人声朝他逼近，慌忙抬起头来。离他最近的人看到他嘴唇蠕动了几下，听见他说；“让我讲两句，就两句话！”站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喊道：“少废话！”一边喊一边用锄扒开王常盈的衣服，从胸前一直撕到下身。王常盈凄厉地尖叫了一声，无可奈何地垂下了脑袋。人群向他猛扑过去，满腔的怒火使他们脸色铁青，双目溜圆。一个身高体壮的农民举起一把杀猪用的尖刀，一刀扎进了王常盈的心窝。王常盈挣扎了几了(那棵柳树也随着晃动起来)，就瘫软了。那个大汉又按二连三地扎了他好几刀。
地主王常盈很快就一命呜呼了，然而群众还不解恨。狂怒的群众的呼喊声响彻原野“不让他死了就没事了“先让他暴尸几天再说！“至少也要暴尸三天才许人土！”
但这种狂怒情绪终于渐渐平息下来。后来大家冷静一想，尸首放在露天会腐烂发臭，不如让王常盈的妻女来收尸。
当天傍晚，地主婆和她的女儿雇了一辆大车，来到王常盈尸首停放的地方。两个女人也不敢哭，一声不响地招尸首装上大车运走了。
村里没有什么人注意她们的行踪，人们也不再议论了，大约也没有多少话要说了。地主已经被斗倒了。石壁村终于翻了身。
石壁村的群众斗倒地主王常盈之后，接着对其财产进行了清算。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叫做分“斗争果实”。大伙儿推举了一位能写会算的入，把凡是要分的财物都列出清单，其中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家具、粮食、棉花、布匹等等。
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开始时并非人人都感到满意，后来通过多次开会协商，土地的分配基本上做到了皆大欢喜。每人平均分得四亩水浇地，这确实不算多，但与过去相比，对那些贫苦的农民来说，这已经相当可观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均，那些苦大仇深的贫穷户，所分得的土地就稍多一些。此外，对那四位被地主杀害的农民的家属给予了适当的照顾，每户多分了三亩来地。
马臭子原来只种一亩薄地，现在共分得了近十亩地。当这十亩地分到手后，他备了点酒菜，请来亲朋好友、工作组的干部以及其他一些为石壁村的翻身出过力的乡亲们，到他家作客，共享翻身的喜说。这以后他每天都要到自己地里去转转。秋天农忙时，他更是整日整日地在地里忙着锄草耪地，翻耕耙犁。
刘广再也不用担心被地主吊下水井里了。他分到一间新房。他的妻子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忙着洒扫庭院。从那个破窑洞搬进这间新房后，她心里真有说不完的高兴。
村里还发生了几件奇事，至于读者信与不信，那只好听便了。有个年迈的老汉，因早先向地主措了四分铜钱的债还不起，被王常盈照耳朵打了一拳，从此这只耳朵就聋了。在翻身运动中，他分到了四亩地，心里乐开了花。有一天，他对儿子说：“过去咱是因为受地主欺负才聋的。如今咱心里头高兴，耳朵也不聋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堵上挂的神像，气恼地说：“咱供了你多少年，可是你没给咱带来一点好处，现在统统结咱滚蛋吧！一边说一边把神像撕下来扔进了粪坑里。
斗倒地主以后，工作组的干部又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从一百五十五名会员中(其中妇女会员三十人)，选出了若干名村干部。
选举那天成了一个大喜的节日。在这一带山区，多年末见过这样的盛况了。邻村的人也来了，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就如何进行选举的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热烈讨论。所有的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选举，其中多半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如果采取举手通过的方式，难免会减弱这首次选举的庄严气氛，而且不是秘密投票。最后决定采取往碗里投放豆子的方式进行选举。结果有五人当选，其中有马臭子、刘广和二宝。参加第一次秘密会议的几个人，除了遇害牺牲了的李天享之外，都当选了。此后不久，军阀阎锡山操纵的地主武装“还乡团”在太岳山区的活动日渐猖獗。在石壁衬一带，“还乡团”主要是由一些逃亡地主及其狗腿子组成的。有时他们还伙同阎锡山军队，对翻身后的村子进行袭击骚扰。不久，“还乡团”打到了石壁村附近。
离石壁村六、七里外的桥北村，有一户叫唐济元的地主，土改时农民分了他家的地他和兄弟一道逃亡到阎锡山盘踞的地区，加入了“还乡团”。他的妻子依旧留在村里。有一天，这个地主婆得知村长、农会主席和民兵队长在村公所开会研究税收问题，马上溜出村子找到她丈夫报信。
这三位干部开完会时，已经是深夜了，他们当晚就睡在村公所里。半夜里，唐济元两兄弗带领着五十多名匪军闯进衬里，把这三位干部用刺刀给捅死了。然后又把村里的粮食洗劫一空，直到拂晓时分才扬长而去。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