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浮生若梦
代序一 闲适，抑或幽默
曹聚仁
林语堂先生戴着“幽默大师”的纸糊帽子游来游去，这一商标，似乎为社会人士所公认：可是他自己心里明白，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他，说林大师是最不懂得幽默的。他的正确封号应该是“闲适大师”，而不是“幽默大师”
林大师之以“幽默”标记出现，乃始于《论语》半月刊。那一刊物初刊行时，曾组有编辑委员会，李青崖、邵洵美、温源甯——诸兄都是委员之一。记得还有章衣萍先生，因为论语社约有“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一条，暗中在讽刺他，所以一开头就不参加工作。这个合股公司，何以一变而为林记独家经营，局外人自然无从推测了。后来林大师转为“闲适”派大师，另编《人间世》半月刊（非桂林版《人世间》），想把《论语》的衣铱传给陶亢德，邵洵美兄不答应，彼此拆伙，陶亢德转入《人间世》，（《论语》半月刊改为由邵洵美兄主编）“幽默”与“闲适”，各开门户，河水不犯井水，彼此没有关涉了。《论语》这个刊物，挂出“幽默”的招牌，真正的“幽默”货色并不多，其中有一篇是讽刺刘海粟大师的参观记，乃是杰作，可惜大部分读者看不懂，这一篇却是李青岸兄的手笔。与林记无涉。到了后来，这家幽默公司一变而为翻版的笑林广记，原先那些作家，一个一个都离开去，只留下了林大师一个人；其后出现在读者而前的，有大华烈士，姚颖诸先生，而大华烈士的西北风尤为著称。林大师灵机一动，于是宇宙风、西风，滚滚而来，而陶亢德为其哼哈二将之一。他们这群人，既出“幽默”而入“闲适”，于是周作人成为继公安派的大宗师，连林大师也惟其鼻息之斯仰了。
《论语》周年纪念刊上，有着鲁迅先生的纪念文，劈头就说：“论语社所提倡的，都是我所不赞成的。”这句话，刺痛了林大师的心；后来，林大师提倡闲适的个人情调。周先生更明确地表示反对，说把小品文当做小摆设来玩弄，乃是对小品文的谋害（见《小品文之危机》）。于是林大师自称为“言志派”，把大白社芒种社这些人算作“载道派”。载道派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社会人生，有听为而作，也就被林大师看做大逆不道，时常称之为左派，这便是林记辞典中的“广义的左派”。—不管看官们明白不明白。我的交待即以此为限。
什么叫做“幽默”呢这是“Humour”一种的音译。最初出现于《语丝》周刊，当时林大师这么译出，鲁迅先生嫌这两字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默”，曾表示异议。后来李青崖兄译之为“语妙”，唐相侯译之为“谐穆”。“谐穆”最为适当，“谐”代表一面，“穆”又代表一面，合之恰可代表“Humour”全义，可是社会上已流行了“幽默”的译名，也就无法改正了。自从“幽默”风行，社会上就把一切“滑稽”“俏皮”的都当作“幽默”，以为引人发笑的笑料都是“幽默”；歧义一出，本义晦暗，论语的读者满天下，而“幽默”的知己无半人，也可说是论语派的悲哀。
“幽默”和“滑稽”、“讽刺”的境界本不十分相同：人与人之间，彼此发现了“愚蠢”，不觉失笑，这是“滑稽”，受了命运的播弄，而不能反抗，只好冷笑一下，这是“俏皮”；不肯屈服，而又无力反抗，只好苦笑一下，这是“讽刺”：看穿了人生的悲剧，寄予无限的同情，乃是“幽默”。鹤见佑辅说：“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这是因为倘若目不转睛正视着人生的诸相，我们便觉得倘没有幽默，即被赶到仿佛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觉里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又说：“使幽默不坠于冷嘲，那最大的因子，是纯在真的同情罢，同情是一切事情的础石；幽默不怕多，只怕同情少，以人生为儿戏，笑着过日子的是冷嘲，深味着人生的尊贵不失却深的人类爱的心悄而笑着的是幽默罢。……靠着嫣然的笑的美德，在我们萧条的人生上，这才也有一点温情流露出来。”在这个标准下的幽默和林大师的“闲适个人情调”是正相反的，所以他永远不懂得“幽默”。凡是深入社会，体味人生，他自己认为是左派的事，他自己就否认“幽默”。
衡阳大刚报日前曾刊载张弦先生的一篇杂感，他认为曹某人自以为林大师骂他，乃是阿Q型的作风。他设想林大师一定“幽默”地说，那回讲演全与曹某无干，曹某岂不是自讨没趣，谁知林大师偏不幽默，一到桂林，就自认那回讲演特别提到曹某，到了衡阳，又特别提出曹某和鲁迅是一道，坚定我们是“左派”，倒使张先生扑了一场空，这即是林大师不懂幽默之明证。原来林大师这一回回国，第一件大事，就是写曹某一场，以报我所写那篇“林语堂胡说八道”遂行文的旧仇：那回讲演，转弯抹角，主旨只有“左派反对读古书，不懂得东西文化”一句话。（其言外之意，我上回总算交待了一点，张先生还看不清楚，我不交待时，连郭沫若先生也以为“意在沛公”。）唉，气度偏狭的朋友，除了谩骂，别无武器，叫他如何懂得“幽默”呢。
或问：你讲了这么多，我还不懂得究竟什么是“幽默”呢？好，就让我来引一个现成的例子吧：
某君：“林大师说你是左派，不是民族，你怎么说？”
笔者：“是的，我若是要民族的话，早该携妻带女到纽约去。”
其君：“究竟什么是左派呢？”
笔者：“林大师的好榜样在，大概住在美国吃面包的是右派，而我们留在中国，吃平价米的都是左派。”
某君：“他将来还要回国打狗呢？”
笔者：“我想他一定还记得起刘半农先生画的《鲁迅打狗图》吧。”
林大师如能看见我这一段话，他心头定十分了然，一别七年，故人无恙，曹某顽皮如旧，大师也不心摇头叹气了吧。
代序二 赛珍珠序
更新时间2009-7-2 17:17:16 字数：1080
我住在南京时，曾经常极注意几种新的在挣扎着的小杂志，因为我关心周围的革命中国的动态。其中有一种英文的杂志名叫《中国评论周报》。我每星期一页一页地读着，因为这里面有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发表他们的思想与希望。他们用的是英文，一半是因为他们需要懂英文的读者，又一半是因为他们中有几个用英文写起来还比较用中文容易一点。那时在这杂志中开始新辟了一栏题为“小评论”，署名是一个叫做林语堂的人，关于这个人的名声那时我从未听到过。那一栏里的文章是一贯的对于日常生活，政治，或社会上的各种事物的新鲜，锐利，与确切的闲话。最使我钦佩的便是它的无畏精神。在一个批评执政要人确有危险的时期，小评论却自由地直言着，我想那一定是由于藉此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的幽默与俏皮才能免遭所忌。这种俏皮——本着他人所不具备的无畏，在不当宽容时绝不宽容，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们，不论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都一视同仁——不久便受了除我以外的许多读者们的注意，而大家也便开始打听了：“这个林语堂是什么人呀？”
从这时起就有许多外国读者们都这样的间着，到后来也知道了他是一个什么人。他的作品说明了他这个人。这本书则更能说明他是什么人。这里收着的文章，也许是最适合林语堂的才能的，当然毫无问题，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思想的锋芒直刺的特质，它们都是他的才智的天赋的表现。
这种短而辛辣的文章，林语堂写了有一年多。这一本书便是以这些过去与现在的作品编集而成的。但并不是全部都在这里，因为有一部分有时间性，现在已不适宜了。但这里的一些文章，也已经足够表现其多样了，而林语堂所喜欢的也便是多样，虽然他对于一件事情发生很深的兴趣时，他也能执着得很久很深。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一说的。在一九三三年有一个晚上，我在林语堂家里吃饭，那时是在上海。我们谈起了以中国题材写作的外国作家们，那时他突然说道：“我倒很想写一本书，说一说我对于中国的实感。”
“你大可以做得。”我十分热忱地答道。我早盼望有一本中国人写的这一类书了。林语堂写成了那本书，那便是《吾国与吾民》。这本书以及其后的一本‘生活的艺术，中的好多章节的基本来源，最初便是在“小评论”一栏中的那些文章。在那二本书都还未写成之前，我曾收集了这栏文章中的几篇，寄到美国去投给《亚细亚》月刊。其中有一篇在那杂志上发表了出来。那一篇便是收在这本书里的《遗老》。
不久前林语堂曾在中国的陪都住了几个月。他同千万的中国人民一同有了战争的惨酷经历。但不管其经验是什么，在这本书里，林语堂依旧是林语堂。那些小评论，幽默，聪明，而无伤于他的诚挚。
第一章 童年
更新时间2009-7-2 17:21:30 字数：5534
童年
我生在前清光绪二十一年（西历一八九五年），时值满清帝国末叶，光绪年轻，虽然在位，姑母慈禧太后，独握大权，在国势岌岌可危之日，这位老太婆骄奢淫逸。我之降生，正值中日战争起，中国惨败，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与日本。中日战争之前，慈禧太后将用以建立中国海军的款项，去修建颐和园。据记载，战争爆发后，中国一艘炮艇，曾以仅有之两发炮弹，参与战斗。腐败的满清官僚曾自各国采购大小不同的炮弹，借以中饱自肥。日本则在明治维新之下，励精图强，后来在一九〇四年在日俄战争中击败帝俄，满清王朝本已是行尸走肉，若干年之后，依然是行尸走肉。
我生在福建南部沿海山区之龙溪县坂仔村。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那位使人无法忍受的理想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
坂仔村位于肥沃的山谷之中，四周皆山，本地称之为东湖。虽有急流激湍，但浅而不深，不能行船，有之，即仅浅底小舟而已。船夫及其女儿，在航行此急流之时，必须跳入水中，裸露至腿际，真个是将小舟扛在肩上。
坂仔村之南，极目遥望，但见远山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云雾之间。北望，嘉溪山轰立如锯齿状，危崖高悬，塞天蔽日。冬日，风自极狭窄的狗牙谷呼啸而过，置身此地，人几乎可与天帝相接。接近东南敞亮处，有一带横岭，家姐家兄即埋葬于斯。但愿他俩的坟墓今日仍然未遭毁坏。二姐之挣扎奋斗请求上学的经过，今日我依然记忆如新。
童年时，每年到斜溪和鼓浪屿去的情形，令人毕生难忘。在斜溪，另一条河与这条河汇合，河水遂展宽，我们乃改乘正式家房船直到县中大城漳州。到漳州视野突然开阔，船蜿蜒前行，两岸群山或高或低，当时光景，至今犹在目前，与华北之童山濯濯，大为不同，树木葱茏青翠，多果实，田园间农人牛畜耕作。荔枝，龙眼，朱栾等果树，处处可见。巨榕枝柯伸展，浓阴如盖，正好供人在下乘凉之用。冬季，橘树开花，山间朱红处处，争鲜斗艳。
父母让我和三兄弟到鼓浪屿求学，这样自然就离开了母亲。一去往往是一整年。坐在那种家房船里，我总是看见海上风浪女神妈祖的神龛，放置在船尾，不停地点着几炷香，船夫往往给我们说古老的故事。有时，我们听见别的船上飘来的幽怨悦耳的箫声。音乐在水上，上帝在天宫。在我那童稚的岁月，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
在《赖柏英》那本书里，我描写生在山间，是以高地的观点写的，而且是与生在平原以“低地”的观点相对的。这完全决定于你的性格。若想把高地和低地的观点说明，我最好是从《赖柏英》第九十五页引用几句了。细老那个男孩子在和阮娜说山的时候儿，他说：
“在黛湖我们有山。可是我在你们那个地方，可没看见那样的山。我们附近的山是真山，不是你在新加坡看见的那种不像样子的山。我们那儿的山令人敬，令人怕，令人感动，能够诱惑人。峰外有峰，重重叠叠，神秘难测，庞大之至，简直无法捉摸。”
他以突然兴奋的心情说话，好像倾吐出多年藏在心中的秘密一样，所以听他说话的人竟觉得突如其来，迷惑不解。他则接着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抗。”——他停下来在思索一个适当的字。他说：“山逼得你谦——逊——恭——敬。柏英和我都在高地长大。那高地就是我的山，也是柏英的山。我认为那山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以后也不会……”
阮娜听见这话，她的眼睛越睁越大。她简直没办法听懂。她只觉得细老越说越神奇，所谈论的山的影响力，是别人难以听得懂的。
“你意思是说你把对那山的记忆看得很珍贵呀！”
“不只是珍贵。那些山的记忆都进入我浑身的血液了。只要童年时成了个山地的孩子，担保一辈子是个山地的孩子，永远不会变的。你可以说天下有一种高地的人生观，还有一种低地的人生观。两者判若天渊，永无接近之日。”
阮娜神秘地微笑了。
她说：“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所知道的只是你这个家伙太奇怪。”
细老说：“我给你说明白一点儿。我叔叔的人生观，就是低地的人生观。平的，什么都是平的。从来不抬头往上望。我再改个说法。比方你生在那些山间，你心里不知不觉评判什么都以山为标准，都以你平日看惯的山峰为标准。于是，你当然觉得摩天大楼都可笑，都细小得微不足道。你现在懂了我的意思了吧？对人生别的一切你也是同样一个看法。人，商业，政治，金钱，等等，无不如此。”
阮娜把头向后一仰，低声嘻嘻地笑了。她说：“噢，那么……可是人都赞美摩天大楼呢。他们不像你把摩天大楼和山相比啊。”
细老说：“自然啦，我们的童年的日子，童年时吃的东西，我们常去捉虾捉小鲛鱼，泡泡水使脚清凉一下儿的小河——那些简单幼稚的事情，虽然你并不常想，可是那些东西，那些事情，总是存在你心坎儿的深处的。并没有消失啊。”
在另一本书里，我也写过赖柏英她那山间的茅屋。《赖柏英》是一本自传小说。赖柏英是我初恋的女友。因为她坚持要对盲目的祖父尽孝道，又因为我要出洋留学，她就和我分离了。
你整个下午都在白鹭窠消磨过了。他们的茅屋在西山的一个突出的地方。一个女孩子站在空旷处，头后有青天做陪衬，头发在风中飘动，就比平常美得多。她决不显得卑躬屈节摇尾乞怜的样子。她浑身的骨头的结构就是昂然挺立的。
我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也就是因此之故。我之所以这样，都是仰赖于山。这也是人品的基调，我要享受我的自由，不愿别人干涉我。犹如一个山地人站在英国皇太子身旁而不认识他一样。他爱说话，就快人快语，没兴致时，就闭口不言。
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锐敏而热心，富于想像，幽默诙谐。在那些长老会牧师之中，家父是以极端的前进派知名的。在厦门很少男孩子听说有个圣约翰大学之时，他已经送自己的孩子到上海去受英国语文的教育了。家父虽然并不健壮，他的前额高，下巴很相配，胡须下垂。据我的记忆，我十岁时，他是五十几岁。我记得他最分明的，是他和朋友或同辈分的牧师在一起时，他那悠闲的笑声。他对我们孩子，倒是和蔼亲切，但是若以一般年老的父母而论，他也有几分严厉。纵然如此，他还不至于不肯和我们开玩笑，他还会把一个特别的菜放在母亲面前，有时也给母亲布菜。厦门是道光二十九年中国五口通商后开放给西洋人传教的一个都市。父亲说的笑话之中，有一个是关于在厦门传教的先驱达拉玛博士。当年的教堂里是男女分坐，各占一边。在一个又潮又热的下午，他讲道时，他看见男人打盹，女人信口聊天儿。没有人听讲。他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安稳一点儿了。”
家父很受漳州的基督徒所爱戴。他的话爽快有味，平常老百姓都能听懂。
据我所知，家父是个自学努力成功的人。他过去曾经在街上卖糖果，卖米给囚犯，获利颇厚。他也曾贩卖竹笋到漳州，两地距离约十至十五里地。他的肩膀儿上有一个肉瘤，是由于担扁担磨出来的，始终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有人教他给一个牧师担一担东西，表示不拿他当做外人。那个基督徒对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怜悯心，让他挑得很重，那些东西里有盆有锅。那人还说：“小伙子，你很好。你挑得动。这样儿才不愧是条好汉。”直到后来，父亲还记得在那个炎热的下午所挑的那一担东西。这就是他赞成劳动的缘故。
我记得他和当地的一个税吏打过一次架。那个税吏领有执照，得在每五日一次的集镇上，由他自己斟酌决定收取捐税。有一个卖柴的人，费了三天工夫，砍柴，劈成棍状，烘熏成炭，由山中运到集上卖。每一捆卖两百铜钱，而税吏每捆炭要他纳一百二十铜钱的税。家父赶巧在旁经过。看见税吏欺负穷人，上前干涉，于是恶语相侵。人群围起来。最后，税吏表示尊重家父的长者地位，答应减低捐税—减低多少，已经记不清。但是父亲回家告诉我们这件事时，税吏的邪恶不义，还让父亲怒火中烧。
家母出嫁得晚。她为人老实直率。她能看闽南语拼音的《圣经》。不管什么农夫，她都会请到家喝杯茶，在热天请人到家乘乘凉。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但从不端架子。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子的儿媳妇，到晚上总是累得筋疲力竭，两只脚迈门槛都觉得费劲。但是她给我们慈爱，天高地厚般的慈爱，可是子女对她也是同样感德报恩。我十岁，也许是十二岁时，我的几个姐姐就能够做家中沉重的事情，母亲才得安闲度日。二姐和我总是向妈妈说些荒唐故事，以逗妈妈为乐。等妈妈发觉我们逗弄她，好像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就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母亲一向牙齿不好，每逢在大家面前笑时，总是习惯用手捂着嘴。
我们兄弟六人，姐妹二人，我是倒数第二。在家，男孩子规定是应当扫地，由井上往缸里挑水，还要浇菜园子。把水桶系下井去，到了底下时，让桶慢慢倾斜，这种技巧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水井口上有边缘，虽然一整桶水够沉的，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打水蛮有趣，只是厨房里用的那个水缸，能装十二桶水，我不久就把倒水推给二姐做。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肥皂是什么东西。等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种豆饼洗手时，有一种黏液。后来，我们用肥皂，是由商务印书馆买来的。母亲总是在太阳里把肥皂晒硬，好能用得久些。
在夏天，哥哥们回家来了，我们每逢上课前先打铃。父亲就是老师。他教我们念诗，念经书，古文，还有普通的对对子。父亲轻松容易地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快到十一岁时，我记得二姐常凝视着墙上的影子，用很惋惜、很不愿意的语气说：“现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点的时候，她又看一看墙上的影子，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该把晒的衣裳收回来了。”
在晚上，我们大家轮流读《圣经》，转过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有时候，我弟弟会睡着，大姐就会骂他“魔鬼撒旦”，或“魔鬼撒旦的儿子”。我们兄弟姐妹是不许吵架的，实际上我们也没吵过架。理由是：每个人都要“友好和善”。后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我不得不劝我弟弟不要对每个人都那样微笑表示友好。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色彩现在还依然植在他心里，由他的来信，就显然可见。他还是相信人人若不遵照耶稣指出的道路走，世界和平便不可获致。也许他对。他是教友会和平主义论者。
我最早就有想当作家的愿望，八岁时我写了一本“教科书”。一页是课文，接着一页是插图。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细心不使别人看到。等大姐发现时，我好难为情，不久之后，所有兄弟姐妹都能背了。文句是：
人自高终必败
持战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强
他人力千百倍
以所用的词汇论，写的算不坏。写这篇文字时，是与新教堂正在建筑中的那些日子的情形，联想在一起的。
另一页是写一个蜜蜂采蜜而招到焚身之祸。有一张画儿，上面画着一个可以携带的小泥火炉。课文今已忘记。也是同样道德教训的意味。
我也以发明中国药粉治疗外伤为戏，名之为“好四散”。当时童年的幻想使我对这种药粉的功效真是信而不疑。几位姐姐因此常跟我开玩笑。
我曾写过一副对子，讽刺老师给我作文的评语。老师给我的评语是“如巨蟒行小径”，此所以言我行文之拙笨。我回敬的是“似小蚓过荒原”。现在我想到这副对联，还颇得意。
我还想起来，我十几岁时的头脑，常常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在很早的时候，我就问上帝是否是无所不在，若是的话，那一定是“头上三尺有神明”。还有，为什么我们每逢吃饭前先要感谢上帝。我很早就推出了结论，那就是，虽然我们吃的米不见得是上帝赐予的，我们总是要谢谢那位原始的赐予者，就犹如在历史有一段太平的岁月时，老百姓要感谢皇帝一样。
二姐比我大四岁，是我的顾问，也是我的伴侣。但是我们一块儿玩儿起来，还是和她玩得很快乐，并不觉得她比我大。
我们俩的确是一块儿长大，她教我，劝我，因为我是个可爱的孩子，又爱淘气。后来她告诉我，我既顽皮，又爱发脾气。我一听见要挨一顿棍子时，脸就变得惨白，父亲一见，手一松，棍子就掉在地上了。他的确是很爱我。他在十点左右吃点心时，往往是猪肝细面，他常留下半碗，把我叫进去吃。我从来没吃过味道那么美的猪肝面。
有一次，家里关上门，不许我回家，我往家里扔石头。母亲不知道把我怎么办。我再三纠缠母亲。我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我知道二姐必须洗衣裳，我就躺在泥里说：“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
二姐的眼睛特别有神，牙又整齐又洁白。她的同学都把她看做学校中的美女，不过这个我不想说什么。她的功课很好，应当上大学。但是我父亲要供给几个儿子。供给儿子上大学，可以；供给女儿，不行。福州的女子大学一学期学费要七八十块钱。我父亲实在办不到。我深知二姐很想受高等教育。她已经在鼓浪屿上完了中学；那时是二十二岁，正是女孩子有人提亲的时候。但是她不管。在夜静更深时，我母亲就找个机会和她说亲事。她总是把灯吹灭，拒绝谈论此事。
最后，她看到别无良策，只好应允婚事。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上大学，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二姐却因横痃性瘟疫亡故，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
第二章 乡村的基督教
更新时间2009-7-2 17:21:57 字数：2556
我已说过，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是一个迥非寻常的。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极爱他的教友。他之所以爱众人并不是以此为对上帝应尽之责，他只是真心真情地爱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由穷家出身的。我在这简略的自传之中也不肯不说出这句话，因为我以为是十分重要的。有些生长于都市而自号为普罗作家者曾批评我，说我不懂得平民的生活，只因在我的文章里面常说及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之故，不禁令我发笑；在他们看来，好像清风明月乃是资本家有闲阶级的专利品。可是先祖母原是一个农家妇，膂力甚强，尝以一枝竹竿击败十余男子汉，而将他们驱出村外。我父亲呢，他在童年时曾做过卖糖饵的小贩，曾到牢狱中卖米，又曾卖过竹笋。他深晓得肩挑重担的滋味，他常常告诉我们这些故事，尤其是受佣于一个没有慈悲心的雇主之下的经验，好作我们后生小子务须行善的教训。因这缘故，他对于穷人常表同情。甚至在年老之时，他有一次路见不平要同一个抽税的人几乎打起来，因为有一老头儿费了三天工夫到山上砍了一担柴，足足挑了二十里路，而到墟场只要卖二百文铜钱，而那抽税者竟要勒索他一百二十文。我母亲也是一个最简朴不过的妇人，她虽然因是牧师的妻子而在村里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她绝不晓得摆架子是怎么一回事的。她常常同农人和樵夫们极开心地谈话。这也是我父亲的习惯。他两口子常常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或吃中饭，我们相处都是根据极为友善的和完全平等的原则。
在内地农村里当牧师，无异是群羊的牧人，其工作甚有意义。我父亲不仅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民刑讼事中的律师，和村民家庭生活中大小事务之帮闲的人。他常常不断地为人做媒；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如果不是在本村礼拜堂中，就是远在百里外的教堂中。在礼拜堂的教友心中，他很神秘地施行佛教僧人的作用。据村民陋习，凡有失足掉下野外茅厕里的，必须请一僧人为其换套新衣服，改换一条新的红绳为其扎辫子，又由僧人给他一碗汤面吃，如此可以逢凶化吉。有一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小童掉在茅厕里，因为我父亲要取僧人的地位而代之，所以他便要替他扎红绳辫子，而我母亲又给他做了一碗汤面。我不相信我父亲所传给那些农民的基督教和他们男男女女一向所信奉的佛教有什么分别，我不知道他的神学立场究竟是怎样，但是他的一片诚心，确无问题—只须听听他晚上祷告的声音言词便可信了。然而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为情势所逼，要宣传独一种的宗教而为农民所能明白的。这位基督教的上帝，犹如随便哪一所寺庙中的佛爷，是可以治病、踢福，而尤为重要的乃是可以赐给人家许多男孩的。他常对教友们指出好些墓督徒虽受人逼害，但结果是财运亨通而且子媳繁多的。在村民之信教者看来，如果基督教没有这些效力，简直全无意义的了。又有不少的信徒是来到治外法权的藩篱影子底下而求保护的。今日我已能了解有些反基督教者对于我们的仇恨了，然而在那时却不明白。
有一个在我生命中影响绝大、决定命运的人物——那就是一个外国教士YoungJ.Allen.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对于我全家的人有何影响。我在早年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做林乐知——似与我们同姓本家，直至近年，我才知道他的本名。大概他是居于苏州的一个教士，主编一个基督教周刊——《通问报》，兼与华人助手蔡尔康翻译了好几种书籍。我父亲因受了范礼文牧师（Rev.W.L.Warnshuis）的影响而得初识所谓“新学”，由是追求新知识之心至为热烈。林乐知先生的《通问报》，报费每年一元，独为吾父之财力所能订阅的，而范礼文牧师与吾父最友善，将其所能得到的“新学”书籍尽量介绍。他藉林乐知的著作而对于西方及西洋的一切东西皆极为热心，甚至深心钦羡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光荣，复因之而决心要他的儿子个个读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我想他对于一切新东西和全世界之好奇之心和诧异之情，当不在我个人之下。
一日，他在那周刊上看见一个上海女子所写的一篇论说。他放下周刊，叹一口气，说：“唉，我怎能够得着一个这样的媳妇呢！”他忘记他原来有一个一样聪明而苦心求得新教育的亲生女儿呢。只是他因经济支出，又要几个男孩得受高等教育，也是莫可奈何，这我也不能埋怨他啊。令他自己的女儿不能受大学教育，是他一生最痛心的大憾事—这是做父亲的才能明白。我还记得当他变卖我们在漳州最后的一座小房子，以供给我哥哥入圣约翰大学之时，他泪流满面。在那时，送一个儿子到上海入大学读书，实为厦门人所罕见的事，这可显出他极热的心肠和远大的眼光了。而在一个牧师，每月受薪仅得十六至二十元——这是我如今给家中仆人或厨子的工金——更是难之又难了。然而领得一个学额，加以变卖旧产，却筹得送家兄入大学之最低额的学费了。后来家兄帮助我，而我又转而帮助我弟弟，这就是我们弟兄几人得受大学教育的机缘，然而各人都幸得领受学额才能过得去。
我由墓督教各传教会所领受的恩惠可以不必说出来的了。我在厦门寻源书院所受的中学教育是免费的；照我所知，在那里历年的膳费也是免缴的。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而教会学校（在厦门的）也欠我一笔债，即是不准我看中国戏剧。因为我在基督教的童年时代，站在戏台下或听盲人唱梁山伯祝英台恋爱故事乃是一种罪孽。不过这笔债不能算是大的；他们究竟给我一个出身的机会，而我现在正力图补救以前的损失，赶上我的信邪教的同胞，以求与他们同样识得中国的戏剧、剧场、音乐和种种民间传说。到现在我关于北平戏剧的知识还有很大的缺憾。在拙著《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我已写出，当我在二十岁之前我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是直至三十余岁才知孟姜女哭夫以至泪冲长城的传说。我早就知道耶和华令太阳停住以使约书亚杀完迦南人，可是尚不知后羿射日十落其九，而其妻嫦娥奔月遂为月神，与乎女娲氏炼石——以三百六十五块石补天，其后她所余的那第三百六十六块石便成为《红楼梦》中的主人公宝玉等等故事。这些都是我后来在书籍中零零碎碎看得，而非由童年时从盲人歌唱或戏台表演而得的。这样，谁人又能埋怨我心中愤恨，满具被人剥夺我得识中国神话的权利之感觉呢？然而，我刚说过，传教士给我出身的机会，后来我大有时间以补足所失，因为年纪愈长，求知愈切，至今仍然保留小孩子的好奇之心啊。多谢上天，我还没有失了欣赏“米老鼠”漫画或是中国神仙故事之能力。
第三章 在学校的生活
更新时间2009-7-2 17:22:13 字数：3866
父亲决心要我们进圣约翰大学，因其是那时全中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他要他的儿子获得最好的东西，甚至梦想到英国之剑桥、牛津，和德国之柏林诸大学。因为他是一个理想家。当我留美时，以经济支绌，迫而离美赴法，投入青年会为华工服务。后来写信给他说，我已薄有储蓄，加上吾妻的首饰，当可再去德留学。我知道这消息会给他以未曾有的欢喜，因为他常梦想着柏林大学啊！吾父与我同样都是过于理想的人，因为我父子俩都欣赏幽默和同具不可救药的乐观。我携同新妇出国留学之时，赤手空拳，只领有半个不大稳的清华学额和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费。冒险是冒险的了，可是他没有阻止我。这宗事凡是老于世故的人都不肯轻试的，然而我居然成行了。我顾忌什么？我常有好运道，而且我对于自己有信心，加以童年贫穷的经验大足以增吾勇气和魄力，所以诸般困难，俱不足以寒我之胆而使我不勇往直前。
吾父既决心要我学英文，即当我在小学时已喜欢和鼓励我们弟兄们说英语，识得几个字就讲几个，如pen，pencil，paper等，虽然他自己一字不懂。他尝问我一生的志向是什么，我在童年时回答，我立志做一个英文教员，或是物理教员。我想父亲必曾间接暗示令我对于英文的热心。至于所谓物理教员，我的原意是指发明机器。因为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已经学得吸水管的原理；有好几个月间，我都以此为戏，深想发明一个改良的吸水管可以使井水向上流升，自动地一直流到我们园内。虽未成功，可是我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要解决其中难题。虽然以我现在年纪已可以看见这宗事的愚蠢，可是那问题仍常萦绕于我心，即如一切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样。自从小孩子的时候，我一见机器便非常地开心，似被迷惑；所以我常常站立不动定睛凝视那载我们由石码到厦门的小轮船之机器。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至于我初入圣约翰时，我注册入文科而不入理科，那完全是一种偶然的事罢了。我酷好数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学是一种科学，最需要科学的头脑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我仍然相信我将来发明最精最善的汉文打字机，其他满腹满脑的计划和意见以发明其他的东西可不用说了。如果等我到了五十岁那一年，那时我从事文学工作的六七年计划完成之后，我忽然投入美国麻省工学院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十七岁，我到上海。从此我与英文的关系永不断绝，而与我所有的中文基础便告无缘了。照现在看起来，当时我的中文基础其实也是浮泛不深的。实际上，我的中学教育是白费光阴。我所有的些许经书知识乃早年由父亲庭训而得。当投入圣约翰时，我对于苏东坡的文学已感到真的兴趣，而且正在读司马迁的《史记》，一旦便要完全停止了（这半是那大学之过，半亦是我自己之过）。我虚耗了在学校的光阴，即如大多数青年一般，这一点我只能埋怨那时和现在的教育制度。天知道我对于知识真如饥者求食一般的，然而现代的学校制度是基于两种臆断：一是以为学生对于各门功课是毫无兴味的；次则是以为学生不能自求知识。因此课程之编排是贬低程度，专为着那些对于功课毫无兴味的学生而设。除此两弊之外，更有极端费时无益之学制，即是要学生背书和给予积分（强要学生默记事实和番号，此皆是为便于教员发问而设的）。这都是分班的教育制度之结果，因而有非自然的考试和积分用做量度知识的工具，而教员个人对于各个学生在心灵进步各时期之个性的需要，与乎各个人之真正所得，遂完全忽略了。我自知对于自然科学和地形学是兴味最浓的；我可以不需教员之指导而自行细读一本十万字的地理书，然而在学校里每星期只需读一页半，而费了全年工夫才读完一本不到三万字的地理教科书。其余各门功课，都是如此。此外，强迫上课之暗示，或对教员负责读书之暗示，皆极为我所厌恶的，因而凡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直至今日，我绝不肯因尽责之故而读一本书或一个人的著作，无论其在文学史上有如何价值。我们学生都觉得应该读书至最少限度，仅求积分及格便足。按我的天资，我一向不需虑及积分及格问题，我自入学校以来积分从未低过及格的。结果，我便比别的学生工作反做少了；我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由一级升高一级，都常是名列前茅。我努力求学的推动力只有由我父亲寄给我的示函而得到，因为他常常以为我所写的家信是极可羞的。我在学校得到很高的积分或升到很高的一级，对于他并无意义，他是对的。如果当时有一图书馆，充满好书，任我独自与天下文豪结神交，我当得特殊的鼓舞。不幸在中学时，没有图书馆设备，而厦门这一所教会学校与其他非教会学校大异之点，就是我们教会学校学生不看中文报纸，或其他一切报纸。
我在中学以第二名毕业，在圣约翰亦然。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上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我向来对于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凡做什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由于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元素。结果，无论在家或在校，每当考试前的一星期，其他学生正在“三更灯火五更鸡”中用苦功之时，我却逍遥游荡，到苏州河边捉鳝鱼，而且搅风搅雨引诱别的好友一同去钓鱼。那时我真是不识得知识的魅力和求学的妙处，有如今日引吾入胜，使我深入穷知探奥之途，迷而忘返。
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贯不断的程序，从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学期中耶，抑假期中耶。这对于我看书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分别，只不过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书，显露头面，而一到学校开课便须秘密偷看而有犯规之虑。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员和最优的学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爱看的书。偶然用十分或二十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并不搅扰我的。但这却令我得了一种确信（即现今我常在报章论说上所发表的意见），学校是致令学生看书为非法行为的地方。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阴作上课之用，由早晨八时至下午五时，把学生关闭在课堂内。凡在校时间偷看杂书，或交换意见（即所谓课堂闲谈）者，皆是罪过，是犯法。在中学课堂之中只许身体静坐，头脑空洞，听着别的学生错答问题而已。至在大学，这时间乃用在课堂听讲演。我相信这乃是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一个小子能够紧闭其嘴唇，腾空其头脑，便称为品行优良，得甲等操行积分，而课堂中最优的学生乃是一个善于揣摩教员心理，和在考试答案中迎合教员的意思者。在中国文字上，课堂中最优良的学生正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因为独有他晓得说教员所要他说的话，和思想教员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离开这一道，或不合教科书的，或者是有些独立思想的，皆目为异端。由此不难知道，我为什么屡次毕业总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圣约翰的汉文课堂中是我的极乐世界，其间我可以偷看些书籍。我们的汉文教员是老学究，也许是学问深邃的，可是就我看来，均是十分怪诞可笑。他们都是旧式的温静文雅的君子，可是不会教授功课，加以他们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诉我们可以用汽车由中国到美国去。我们饶有地理知识，忍不住地哄堂。记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约四尺四寸高，费了整个学期的时间，只教了我们四十页大字印刷的《中国民法》。我十分愤怒。每一点钟，他只讲解其实不必讲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虚耗光阴也不出十分钟工夫便可讲完了的，其他的时间他却作为佛家坐禅入定之用，眼睛不望着学生，不望着书卷，也不望着墙壁上。这真是偷看书籍最好不过的形势了。我相信我在此时看书是于人无损，于己有益的。在这时期，我的心思颇为发育，很爱看书。其中有一本我所爱看的乃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Chamberlain‘sFoundotionsoftheNineteenthCentury），却令我的历史教员诧异非常。我又读黑格尔《宇宙之谜》（Haeckel‘sRid—dlleoftheUniverse）、华尔德《社会学》（Ward‘sSociology）、斯宾塞《伦理学》（Spencer‘sEthics）及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婚姻论》。我对于进化论和基督教的明证很感兴趣。我们的图书馆内神学书籍占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作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慌无措。
我在英文课堂中也不见得好一点。我爱法文和心理学，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学两堂功课即如忍受汉文课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时是个不合时宜的分子。最同情于我的教员乃是一位历史教授ProfessorBarton，他就是见我读张伯伦的巨著而诧异的那位。可是他对于我在他讲演时间常向窗门外望，也不能惬意。总而言之，我由课堂的讲演中得益无多。在那里我没有很多发问的机会，而又不能剖开教员的心腹而细细察验，如同对付一本书的著者，也不能如在书中自由选择我所要知道要搜寻者。当我听讲演听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语，又不能个个字用笔记起来。好像我看书时把合意的、有趣的几行用笔随意加以符号，借以慢慢萦回咀嚼。我最恨积分，虽然各种考试我都合格。有时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员，令其相信我知晓功课而已，但有时我以为我的教授，并不是那样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可是那里却没有。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得在那图书馆的书林里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学的损失。
第四章 宗教
更新时间2009-7-2 17:22:38 字数：1068
我的宗教信仰之进化，和我离开基督教之长远而艰难的程序，与乎此程序所给我内心许多的苦痛，在此简短的自传中不能认真详述了，只可略说其梗概。我在童年时是一个十分热诚的教徒，甚至在圣约翰加入神学院，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的；我父亲对此举之同意，是很为疑惑和踌躇的。我在神学班成绩不佳，因为我不能忍受那凡庸琐屑和荒谬的种种，过了一年半便离开了。在这种神学研究之下，我大部分的神学信念已经弃去。耶稣是童女所生和他肉体升天两款是首先放弃的。我的教授们本是很开朗的，他们自己也不信这些教条，至少也以为是成为问题的。我已得入犹太圣殿的至圣所而发现其中的秘密了（其中是空的，无偶像的）。然而我不能不愤恨教会比那进步的神学思想如此落后，而仍然要中国教徒坚信耶稣由童女所生和肉体飞升两条才能领受洗礼，然而它自己的神学家却不置信。这是伪善吗？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是不诚实，是不对的。
大学毕业之后，在清华大学授课之时，我仍在校内自动地担任一个星期日圣经班，因而大受同事们的非议。那时的形势实是绝无可能的。我在圣经班的恭祝圣诞会当主席，而我却不相信东方三博士来见耶稣和天使们半夜在天上欢唱等等圣诞故事。我个人久已弃置此等荒谬传说，然而此时却要传给无知的青年们。然而我的宗教经验已是很深的了，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类的生命。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尽去，独有我的爱，一种精神的契谊（关系）仍然存留。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一日我与清华一位同事刘大钧先生谈话。在绝望之中，我问他：“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为什么呢？”刘先生答，“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咧。”那一答语骤然便把我同基督教之最后的一线关系剪断了，因为我从前对于基督教仍然依依不舍，是为着一种无形的恐慌之故。以人性（人道）之尊严为号召，这一来有如异军突起，攻吾不备，遂被克服。而我一向没有想到这一点，真是愚不可及了。由是我乃觉得，如果我们之爱人是要依赖于在天的一位第三者发生关系，我们的爱并不是真爱；真爱人的要看见人的面孔便真心爱他。我也要依这一根据而决定在中国的传教士哪个是好的，哪个是不好的。那些爱我们信邪教的人只因为我们是人，便是好的传教士，而他们应该留在中国。反之，那些爱我们不因我们是中国人和只是人的缘故，但却因可怜我们或只对第三者尽责的缘故而特来拯救我们出地狱的，都应该滚出去，因为他们不仅对中国无益，而对基督教也没有好处。
第五章 游学之年
更新时间2009-7-2 17:22:55 字数：1089
我长成后的生活范围太大，在此不容易尽述。约而言之，我与我妻在海外游学那几年是我最大的知识活动时期，但也是我社交上的极幼稚时期。我俩本是一对不识不知坦白天真的青年，彼此相依相赖，虽有勇敢冒险之精神和对于前途之信仰，然而现金甚少而生活经验也不足。我妻的常识比我为多，所以她可以把逐个逐个银元拿在手上数数，藉知我们可以再留在外国几天，而我却绝对不晓得我们的经济支绌情形。我不知怎的，自信总可以过得去，到如今回想那留在外国神奇的四年，我以为我的观念是不错了。我们真个过得去，竟在外国留学四年之久——那当然是要感谢德国马克之跌价了。我们俩在社交上共同出过几次丑，至少我个人是如此，因为直到今日我还不能记得清楚擦黄牛油的小刀是不可以放在桌布之上，而只可搁在放面包的小碟上的。而且我至今饮茶或喝酒之时，还错拿别人的杯。我们有一次走进一个教授的家里—在请帖所定时间一星期之前——告诉那个女仆我们是被邀请赴宴会而不会赶快退步走。我俩生活合作：我妻为我洗衣服和做很好的饭食，而我则躬任洗碗碟的工作。在哈佛之时，我绝不知道大学校里的生活，甚至未尝看过一次哈佛与耶鲁足球之战，这是哈佛或耶鲁教育之最要紧的一部分。然而我从游BlissPer—ry，lrvingBabbitt，werner，vonJagemam几位名教授，却增长了不少真学问。随后，我的半官费学额停止了—那半学额每月四十金元，是我在清华服务三年所博得的。由是我投车赴法国去，即在第一次大战告终之时。
在法国青年会为华工服务之时，我储蓄了些美国的金元，借以可到德国去。我们先赴殷内（Jena）（现通译为耶拿。），一个美丽的小市，过了一学期又转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因为后者以语言学驰名之故。在那里，我们一同上学，照旧日合作办法共同洗衣造饭。因为我们出卖金元太早，吃了亏，所以有时逼得要变卖我妻的首饰以充日用之资。然而此举是很值得的。外人不知道我俩是夫妻还是兄妹，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儿女。及至我妻怀孕而经费渐渐不支，乃不得不决定回国分娩。那便逼着我要在大热天气中为博士考试而大忙特忙了。然而那却是我的旧玩意儿——考试求及格，我绝不恐慌，可是我妻却有些儿心惊胆震，我们居然预定船位在考试之后两星期即从几内亚登轮回国。我们预定在考试完毕那一天的晚上，即行离开莱比锡，到威尼斯、罗马、拿波利等处游历两星期。我仍然具有从前坚定的自信力。这一场博士论文考完，最后的口试，我由一个教授室跑到别一个教授室，至十二点钟出来。我妻已倚闾而望。“怎么样啊？”她问。“合格了！”我答。她就在大街上给我一吻，双双并肩回到Rathaus餐室吃午餐。
第六章 由北平到汉口
更新时间2009-7-2 17:23:16 字数：990
于是我回国了，先在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英文和语言学。在莱比锡时，我已读了许多的中国书，并努力研究中国语言学，颇有所得，因在莱比锡和柏林两地都有很好的中国图书馆，而由后一处又可以邮借所需的书籍来应用。盖自任清华教席之后，我即努力于中国文学，今日之能用中文写文章者皆得力于此时之用功也。
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一个激烈的分子。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我是属于后一派的。当这两个周刊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而发生论战之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那里真是一个知识界发表意见的中心，是知识界活动的园地，那一场大战令我十分欢欣。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和砖石与警察相斗。警察雇用一班半赤体的流氓向学生掷砖头，以防止学生出第三院而游行。我于是也有机会以施用我的掷棒球技术了。我以前在外国各大学所错过的大学生生活，至是补足。那时，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国民党也是学生运动的后盾，现在南京国民政府有几位要人便是当年学生示威运动之主脑和领袖。
在这时期还有两件可述的大事。一是政府围堵请愿的学生，枪杀两位女生及伤残五十多个学生。他们埋伏兵士，各提大刀和铁链，等候学生抗议游行到执政府，然后关起外门挥鞭动剑，在陷阱中置他们于死地。那时的情景值得一篇特写文章。我个人亲见一个女生（刘和珍）于下午一点钟时安放在棺木内，而在十二点时，我还看见她欢天喜地地游行和喊口号呢。还有一宗大事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出殡——这事令我震动于心比其他什么事都厉害。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四五月间，狗肉将军张宗昌长驱入北平，不经审讯而枪杀两个最勇敢的记者（邵飘萍和林白水）。那时又有一张名单要捕杀五十个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此讯息外传，我即躲避一月，先在东交民巷一个法国医院，后在友人家内。有一日早晨，我便携家眷悄然离开北平了。
回到老家去，我在那奄奄欲睡的厦门大学惹起一场大风潮，直至我不能再在那里安身，就于民十六年春间离开，投身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服务。我不能不把这一章纪事删去，只能说我那时身任外交部秘书，住在鲍罗庭的对门，不过我还没有见过鲍罗庭或汪精卫一次。
第七章 无穷的追求
更新时间2009-7-2 17:23:40 字数：1705
有时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到异地探险的孩子，而我探险的路程，是无穷期的。我四十生辰之日，曾作了一首自寿诗，长约四百字，结尾语有云：“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半路出家的中国教育和西洋教育。例如，中国很寻常的花卉树木之名目我好些不晓得，我看见它们还是初次相见，即如一个孩子。又如金鱼的习惯，植兰之技术，鹌鹑与鹧鸪之分别，及吃生虾之感觉，我都不会或不知。因此之故，中国对于我有特殊的吸引力，即如一个未经开发的大陆，而我随意之所之，自由无碍，有如一个小孩走入大丛林一般，时或停步仰望星月，俯看虫花。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而在这探险程序中也没有预定的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游程，不受规定的向导之限制。如此游历，自有价值，因为如果我要游荡，我便独自游荡。我可以每日行三十里，或随意停止，因为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我已得到极大的开心乐事，即是发现好些个被人遗忘的著者而恢复其声誉。现在我心里想着精选三百首最好的诗，皆是中国戏剧和小说里为人所遗忘和不注意之作，而非由唐诗中选出。每天早晨，我一觉醒来，便感觉着有无限无疆的探险富地在我前头。大概是牛顿在身死之前曾说过，他自觉很像一个童子在海边嬉戏，而知识世界在他前头有如大海之渺茫无垠。在八岁时，塾师曾批我的文章云：“大蛇过田陌。”他的意思以为我词不达意。而我即对云：“小蚓度沙漠。”我就是那小蚓，到现在我仍然蠕蠕然在沙漠上爬动不已，但已进步到现在的程度也不禁沾沾自喜了。
我不知道这探险的路程将来直引我到哪里去。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因为行动之意义是要在团体内工作，而我则对于同人之尊敬心过甚，不能号令他们必要怎样怎样做也。我甚至不能用严厉的辞令，摆尊严的架子以威喝申斥我的仆人。我羡慕一般官吏，以他们能造成几件关于别人行动的报告，及通过几许议案叫人民要做什么，或禁止人民做什么。他们又能够令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依时到实验室，每晨到时必要签名于薄子上，由此可令百分之七十五分三的效率增加到九十五分五。这种办法，我总觉得有点怪。个人的生命究竟对于我自己是最重要不过的。也许在本性上，如果不是在确信上，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道家。
现在我只有一种兴趣，即是要知道人生多些——已往的和现在此处的，兼要写人生，多半在脾气发作之时，或发奇痒，或觉有趣，或起愤怒，或有厌恶。我不为现在，甚至不为将来而忧虑。且确然没有什么大志愿，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其实，我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现在已是很快乐的了，不愿再为快乐些。我所要的只是些许现金，致令我能够到处飘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附记：这篇自传原是三十多年前应美国某书局之邀而用英文撰写的，我还不知道已经由工爻译出中文，登载在简又文先生所编的《逸经》第十七、十八、十九期。其中自不免有许多简略不详之处，将来有工夫再为补叙。但是可说句句是我心中的话，求学做人还是这些道理。文末所谓：“甚至不立志为著名的作者……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也是老老实实肺腑之言。就当它为一篇自述以见志之文读去，也无不可。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
林语堂
第八章 童仆阿芳
更新时间2009-7-2 17:24:48 字数：2018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孩子。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的聪明乖巧，确乎超人一等，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论其混乱，仓皇，健忘，颠倒，世上罕有其匹。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就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我得须先解释，我何以肯放阿芳在我们家里造反。在其他佣人所不敢为的事他居然可以为之而不受责斤。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筐，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时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
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这大概是他生平看到的第一架，已把他迷住了。在这个时候，书房每有一种神秘的声音传出来。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从此以后，我只好认他为一位聪明而无愧的同胞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外人学厦门话非天才不可，平常人总是退避三舍）。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吧。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像一切的天才，他生性就恨学堂。
这大概可以解释阿芳可以在家里造反的理由。但是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幸而他天真未失，还不懂得人世工作与游戏的分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需喂笼鸟，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浑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洋刀洗好在洋炉里烤易干，是他天才的发明），秽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乒—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大概因为阿芳喜欢炒鸡子，烧饭的老妈又是女人，只好听他吩咐。因为阿芳是看不起女人的。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从此厨房里又翻一新花样了。这个老妈并不老，只二十一岁，阿芳（你记得）是十八。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两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这一天我板起面孔，不同他说话，我下了决心非整饬纪纲不可。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份。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我安然就寝，认定家中的纪纲已经恢复了。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的回答。“他自已不会带来吗？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做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做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词地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不再整饬纪纲了。现在厨房里如何天翻地覆，我是无权过问的了。
（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有私，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第九章 我的旅行
更新时间2009-7-2 17:25:24 字数：3085
我照例地在汽艇刚要开走时，到达码头。我是去漳州的，那是我所想念的故乡。我多年没有回家，那个十二月的早晨重见故里田园，不觉喜出望外。厦门距漳州约三十五英里，沿新筑的汽车道坐汽车本来一时半可达。听说这就是自我离开大学以后国内交通的一种大改进。
我们本来是由厦门岛坐汽艇去漳州，舱内旅客共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和一个南洋富商。那个商人年约四十，脸面显得油腻，辗转地显露着他的黄金手表与镶金烟斗，但他穿的是短袜子，使我想起厦门的天气是严冬。他说话时嗓音宏朗，似乎每个人都能够或应该听到。“沙利巴亚……暹逻……安南……沙里巴亚……”这些字好像圆滑的大理石珠子一颗一颗地从他的嘴里滚了出来。在他旁边坐的是一个女人，沉静温柔，相貌也不难看，但是手上戴着金镯，脖上戴着一条金链，链子前边挂着一个方盒，看去约有一斤多重。那两个女学生在羡慕着那个女人，不时吃吃而笑。她们肩上围着很厚的羊毛巾，好像西班牙女人一样。但是她们穿着短裙，因此人能看见的，只有羊毛巾和两条腿。她们与南洋商人的妻子，对比得很是十足。一个代表旧式中国，两个代表现代的中国。现代中国对着旧式中国窃笑。现代中国——或者还是说那个现代中国吧——留着剪短烫过的头发。
船行过厦门运河，常是困难的很。不过那天早晨天气晴和，水浪不作，只见海面波纹流动，悠然显露着笑意。经过一刻钟以后，我们到了嵩屿，那是大陆上汽车路的终点，那里有一壁悬崖矗立在海面之上，崖顶有一个白色的大油池，还有亚细亚石油公司的一所住宅。崖高约有三四十尺，就在那个晴和的早晨，海水仍然打在崖石上作响，在日光煦煦之下，崖身有如蓝紫色的一堵泥墙，下面渐呈赤土颜色，上端则为轻灰色，顶上蒙着一层绿色，空中则有青云急驰。这是一幅何策美丽的图画。但是在一个阴冽暴风之夜，一个人可以假想这就是格利尔巴索（Grillparzer）所作的HeroandLeander一剧中的布景。其中“Leander”要泅过水道，驾石而上，去向美丽的“Hero”唱情歌。我们只要运用一点想像力，可以把水道改为剧中黑利斯蓬海峡（现在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再把亚细亚石油公司的油池改为“Hero”会见“Leander”的塔，任他们的热情与风波一齐奔放。格氏本人如果一天早晨发现“Leander”在崖下洗澡，也是不为稀奇的事。
汽艇到了以后，我们买了车票，但是没有汽车可乘。那里有三辆汽车，但是都被军人挤满。听说公司共有十二辆汽车，八辆已被“军队”征用。“汽车都在哪里？”我问站长说。“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藏着，一会儿就会开来的。催是没有用的，等我们先把这些丘八（dhiupa）们打发了再说，不然我们就有多少汽车，也都会被他们占用的。”
士兵们走了以后，汽车开来了。乘客们都争先恐后地强夺座位，我侥幸地在首先开到的一辆车中占了一个前面座位。南洋商人与他的妻子和我同车而坐，但是那两个女学生却在另一辆车上：现代中国与旧式中国分手了。为时不久，我听得后边有人似乎在吵嘴。两个兵士没有买票上了车，查票员告诉他们去票房买半价的票，但是他们置之不理，说他们宁愿在车中买票。
“如果大家都在车上买票，售票亭还有什么用呢？”查票员说，“时间还早得很。”
使我惊奇的，那两个兵士各自愤怒地掏出一块钱来，交给查票员。
“福建这个地方真糟！”一个兵士用河南口音说，“交通不好。”
那个油腻的商人，也是没有买票上车的。“你要研究一下人的心理。”他说，很小心的引用“研究”与“心理”这两个新名词，“大家自然都愿意先占座位。”他有那种自作道理的本能，不愧是我们的一个邦人。
“福建这个地方真糟！”那个兵士又说，但是商人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的旅程起初就不顺利。汽车将要开的时候，司机发觉脚板上的弹簧断了。因为他不谙机器，过了几分钟后还在那里摆弄。这个脚踏坏了，就没有法子移动齿轮。如果汽车开行以后，必须整个路程，只用第三档的齿轮。因为我们必须爬上爬下，这事有些令我沮丧，而且我感到一些不快，这种不祥之兆在开始了。
但是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车开动。他们不用绳拉，也许因为找不到，而用第二辆汽车从后边推动。后边的车子一撞，我们的车子一跳，车子的机器轧轧不已。像这样的损害车身，每年总会损害到百分之七十五。一会儿后，当车身转弯的时候，汽车陷入了路上的一处沙堆。那些女人和一个小女孩，都吓得不知所措，强要下车。司机偏说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个车轮插入沙中，车身寸步难行。那个油腻的商人于是开口了，他说那个小孩如果愿意下车，应当有下车的“权力”（又一个新名词）。实际上我们全都下了车，以便减轻车子的重量。
最后，车子掉转过来了，于是我们又抢上车去。南洋商人建议——其实是在命令——每个人都应当原座不动。司机换了一个新的，他把发动机扭转一番之后，车子居然可以开行。但是一经开行之后，不能再使它停车。开行速度用的是第三档齿轮，全程都没有改变。当我看见前面有一山坡的时候，我就客气地问司机，怎样开上去？“使劲用每小时四十五英里的速度开上去。”他回答说。他说着是开上去了。凑巧一连有几处都是山地，他也都是一直使劲开上去，好像檀香山人乘着冲浪板破浪急驰。“很惊人的经验！”我向他称道地说。他是二个大胆鬼，一只眼睛红着，戴着一顶像半个桔子似的毛织便帽。
这样行了好久，到了一个车站以后，有一些乘客下车。后来车子忽又不能开行，连引擎根本就转不动。
“互相帮助！”南洋商人叫着说。他让后来的一辆汽车拖着我们走。但是哪里有绳子呢？侥幸我们在车站上找到相当结实的一条麻绳，分成四条，把两辆汽车拴连起来，相距约有三十英尺。车子开行以前，有一个拿着某日本面粉公司印制的日历免费分送给车上的人，口里喊着“旧历本！旧历本！”大家于是群起抢夺，站长也跑出来拿了一份。旧历虽然已经成了废历，但是全国却都极需要它。
于是车又开行了。前边的车子拖着我们扬扬得意地驶着。可是很难使四条绳子长短齐一，因此全车重量通常总依靠一条绳子而非四条。经过一个急转弯的地方下坡时，那条绳子忽然断了。于是只剩下三条绳子，但是因拴得并不比上次好，不久又有一条断了。只好把其余的绳子割短分开。于是绳子愈来愈短，最后两车相距只有二十英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撞在一起，我担心得很。
“最好小心一点。”我向司机说。
“不要害怕，”红眼的大胆鬼司机回答说，“我自己也要命的。”
“但是你并没有结婚，我是结过婚的。”我反驳地说。这给了那个商人与其他乘客讲道的机会，他们终于胜了，于是我们放弃了到漳州吃午餐的念头。后来绳子又断了的时候，前边的车子独自去了，说定再来接我们到漳州去，我们站着不动。在等候的时候，大家谈起了旧厦漳铁路的好处。那条铁路很荣幸地曾被列入《大英百科全书》之中，可惜被福州的耗子与耗子的郎舅们吃了个精光。途经嵩屿之时，我看见火车上仍然有福州耗子嚼余的骨头，这就充分地证明，这些东西是不能供给别的耗子来咀嚼了，我记得我曾看见半个车厢的空架仍然在那里屹立着。我不知道美国出版的第十四版《百科全书》里边是否还曾保留那条铁路。如果仍然是有的话，那就应当把它删掉。耗子们早已把它的肉吃光了。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火车上的旅客，因为他要下车在饭馆中口护，要求司机等他一会，司机告他说火车不能等候，但是如果他先吃完面，然后再赶上车来，那倒没有什么关系。
到两点钟的时候，那辆汽车来了，于是我们转车往漳州去。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那个油腻商人和红眼司机的面孔。
第十章 临别赠言
更新时间2009-7-2 17:25:54 字数：2589
（注：此为林语堂1936年应赛珍珠邀请举家赴美国时在旅途上（横滨舟次）所写下的篇章。发表于1936年9月16日的《宇宙风》第25期。）
朋友送别，劝我把去国杂感写出来，寄回发表。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不过题目太大了。为今日中国之民，离今日中国之境，应当有多少感想齐攒心头？不过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千绪万端，何从讲起？言简意赅，亦难完作。只是题目虽大，也有许多不便讲与不容讲的。周作人先生所谓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第三句话说也无用（札中语）。我们可说的还是关于文学思想的方面。在国家最危急之际，不许人讲政治，使人民与政府共同自由讨论国事，自然益增加吾心中之害怕，认为这是取亡之兆。因为一个国绝不是政府所单独救得起来的。救国责任既应使政府与人民共负之，要人民共负救国之责，便须与人民共谋救亡之策。处于今日二十世纪世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话，总是不适用，不然何必普及教育。今日二十世纪之人，不使知之，便由也不大情愿。今日救国之方策何在，民知之否，不知也，而欲其在沉沉默默之中保存救国之兴奋，戛戛乎其难矣。事至今日，大家岂复有什么意见，谁能负起救亡大策，谁便是我们的领袖；谁不能负这责任而误国，谁便须滚蛋。此后今日之中国是存是亡之责，与其政府独负，不如与民共负，后来国家荣盛，才能与民同乐而不一人独乐。除去直接叛变政府推翻政府之论调外，言论应该开放些，自由些，民权应当尊重些。这也是我不谈政治而终于谈政治之一句赠言。
（一）文学——提倡幽默，本不必大惊小怪，然偏有惊之怪之者。不过平心而论，有因幽默而惊疑怪诧之人，便可证明幽默确有一部分人尚未懂得，而有提倡之必要。幽默为文学之一要素，与悲壮、激昂等同为中外名著所共有，只要眼光稍新的人，没有不承认的。中国幽默文学是否稍有可观，成败自不必以眼前论之，但根本上反对幽默，或谓因为幽默尚未成功，大家遂免努力，总难免中道统遗毒之嫌。由道统遗毒之深，更使人不得不感觉须赶速作破坏工作，揭穿虚伪的严肃文体，而易以较诚恳、较自然、较近情、较亲切的文风。我是赞成诚恳而反对严肃的。主张严肃之人，大概在家做父亲，也不肯和儿子说两句笑话。在诚恳、亲切、自然、近情的文风中，幽默必不期然而至，犹如改训话为谈心，幽默也必不期然而至。中国文章向来是训话式的，非谈心式的，所以其虚伪定然与要人训话相同。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
提倡性灵，纯然是文学创作心理上及技巧上问题，除非有人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敢言作家桎梏性灵，专学格套，或模仿古人，抄袭依傍，便可为文，本来不会引起什么争辩。我们今日白话已得文体之解放，却未挖到近代散文之泉源，所以看来虽是那么的新，想后仍是那么的旧。西方近代文学，无疑地以言志抒情程度之增加为特色，与古典文学区别。所谓近代散文泉源即在作者之思感比较得尽量而无顾忌地发挥出来。再推而广之，不论时代古今，凡著作中个人思感主张偏见愈发挥的，愈与近代散文接近，个人思感愈贫乏的，愈不成文学。即以此可为古今文学之衡量。所以孔子到黄河平常一个感慨“美哉水！……丘之不济此也命夫！”比“再斯可矣”较有文学价值，而“再斯可矣”又比“为政以德”较有文学价值，因为三思常人所赞成，孔子独反对之，到底是孔子比较有个人之思感。我们此后重评中国古人写作，也只好以此为标准。
总而言之，今日散文形体解放而精神拘束，名词改易而暗中仍在模仿，去国外之精神自由尚远。性灵二字虽是旧词，却能指出此解放之路，故以着重性灵为一切文学解放基本之论。有人反对这种解放，那是道统未除，流毒未尽。性灵也好，幽默也好，都是叫人在举笔行文之际较近情而已。两者在西洋文学，都是老生常谈，极寻常道理。今日提倡之难，三十年后人见之，当引为奇谈。但是我仍相信此为中国散文演化必经之路。
（二）思想——中国今日举国若狂，或守株狂，或激烈狂，或夸大狂，或忧郁狂，看来看去都不像大国风度，早失了心气和平事理通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更可虑的，是失了自信力。这都不是好现象，但也都因国事日非，人心危急所致，又因新旧交汇，青黄不接所致。总而言之，乱世之音而已。思想我想是不健全的，整个而论，思想之健全，总不致如此乱嚷乱喊，稍有自信，也不致如此。拿这种态度来对付非常局面，如何了得。于此不能不提出这思想通达心气和平的老话来说。孟子言智仁勇三者为天下之达德，能达斯能勇。对付非常时期，诚然非坚毅不可，但坚毅既非暴虎冯河之勇，尤不是隔河观人暴虎，唱唱两声“坚毅”完事。勇字必由智字得来，古代儒家之勇毅，莫非由理明心通，而能遇事泰然。中国人必由历史之回顾，对自己文化精神所在，有深切的认识，然后对中国之将来始有自信。由自信始有勇毅乐观。号为“革命”、“前进”之徒，惴惴岌岌，怕人家说他落伍，一味抹杀中国旧文学，否认中国祖宗，我认为只是弱者之装腔；而军阀贪官开口仁义，闭口道德，一味复古，也只是黯者之丑态。在这种各走极端，无理的急进与无理的复古，都已各暴露中国文化精神理明心通态度之遗失。无论维新与复古，这样的国是不能存在的。中国文化精神别的不讲，宽大是有的。以前林琴南、辜鸿铭、胡适之、陈独秀同在北大讲学，因此今人叹北京大学之伟大，便只是这个宽大自由道理。中国古代称颂政治之清明，也是常说“政简刑轻”，使人人得安居乐业，也便是自由宽大之意。大国风度是如此的。中国要大家活下去，还得来这种宽大的精神硁硁小人就是小人不宽大之意。无论哪一党派要负起救国责任，当留此宽大二字，否则一时炙手可热，日久必无成就。
关于思想，更有一端为我所最愁虑者，就是统制思想。不要以为德国俄国实行统制思想的愚民政策，我们便应该赶时髦也来统制思想。统制思想之祸莫甚于八股，而依我的定义，凡统制思想都可名之为八股。八股驱天下士人而置之笼中，流毒千余年（包括一切科学），吾人痛恨之，故打倒之。今幸生于千余年之后，闻得思想自由解放真道之后，复欲以新八股自茧茧人，真可谓见道不明信道不笃了。统制思想政策行后，其效果亦必同于旧八股，一国思想由清一色而刻板，由刻板而沉寂，由沉寂而死亡。在这普遍的沉寂中，自有读书干禄之徒，为讨政治饭碗，受你笼络，亦自有一二宁舍富贵不肯干禄之书生终笼络不来也。
第十一章 初到美国
更新时间2009-7-2 17:26:16 字数：3316
亢德兄：我是要写海外通信的，因为体裁自由些。伯由比国来信，谓已飞书叫琏儿去陪他，记旅中情绪甚好，已劝他写旅中杂感，寄投《宇宙风》。来美以后，奔忙一月，至此始得一点闲情，写此第一封长信。初住本斯文尼亚省乡下一月，饱享异国村居的风味，饥来园中摘苹果，兴发涧上捉鱼虾，又时来纽约赴会，如此忙了一个多月，才搬入纽约新居……曾在好莱坞勾留四天，容后信细谈……
我现居纽约中央公园西沿七楼上，这是理想的失败。本想居普林斯顿大学附近，因原来我准备本年乡居，同小孩赤足遨游山林，练练身体——多美的理想啊！凡梦都是美的。然而第一没有中国饭店，第二纽约戏剧、美术、音乐看不到听不到，一来往返就费半天——结果又住城市。这与我十年居上海相同。现在打算回国定不住上海——但恐结果又住上海。
诸儿本季不入学，入学也学不到中文，由是课儿问题发生了。内子自己烧饭，诸儿分洗碗碟，这倒是在中国不易做到的。长女如斯到来美才第一次学炒鸡子，你说笑话不笑话？我们一个佣人也没有，只有一个中年妇每星期来两次洒扫房屋及洗衣服（按小时给钱）。但在美国管家极其方便，购物电话就送到，寄信楼上投入邮筒便了，打电报也拨拨电话机告诉电报局完事（月底算账同电话账送来）……因此诸儿颇得真正教育。无双七点起来就到门外拿牛奶，拿报纸，拾掇房屋，揩拭椅桌，三女相如管倒烟灰，如司管做咖啡，烘面包，我大约八点起来，吃早饭，看看报上中国消息（颇灵通，每日有AP及UP通讯社，及各报特派驻华通信员来电），大约九时半开始和诸儿读书。
和诸儿读书是对的，教字不如和字好。所读者何不要紧，要在如何读法。要教如何读法，只好和他们读。如何吸收字句，如何细揣字义，如何随便删略不读，字义不识，字音不敢断定，如何检阅字典……因为我不对诸儿说《康熙字典》的字我都认识，或是说新字典各字的音读，及京音中入声字的分配，我是全知的上帝。连成吉思汗何时入主中原，拿破仑死于何年，我都说不知道，并且告诉她们学校教员也不记得。她们不等我说，她们也知道教员是教到哪课，看书才记得的，阅卷时有时还要翻书对一对—总而言之，我不是一部百科全书。但是既然大家不知道，只好大家去找。哪里去找？这学问就来了。她们知道有《历代名人生卒年表》，有《世界大事表》，有《辞源》，更浅的有《学生词典》。更要紧的是叫她们养成音义弄精确，纲领弄清楚的习惯。拿破仑死于一八一二或一八一五都不要紧，大概他十八世纪末叶及十九世纪初叶大闹欧洲，这要弄清楚。宋而元而明这个顺序是要弄清楚的。平仄四声也是近来才教的，她们在上海念了五六年书，还没人教她们平上去入。最要紧，还在指出书中的趣味，尝尝读书的快乐。
教什么呢？笑话的很，一点没有定规。今天英文，明天中文，今天唐诗，明天聊斋——今古奇观，宇宙风，冰莹自传，沈从文自传，当天报纸！忽讲历史，忽讲美国大选总统，忽讲书法，都没一定。她们各人带来学校规定课本。几种给我束之高阁。一本薄薄的地理，叫她们地图看清楚，余者我担保，回国临时要考时，念两天可及格；此刻念，那时也必忘掉，省出多少时间来念有用的书。而且看电影上各地风景就是念地理……我的意思是每天一小时和她们讲学问，瞎讲，乱讲，元曲也念一点，《琵琶行》也已念过，李白的诗是按天抄写几首。她们喜欢就选读，不喜欢就拉倒——但是如果喜欢，就是心中真正的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好学”之“好”，就是将来一切学问的泉源。下半天是自由读书，随她们去看小说，宇宙风，西风。
我是落伍的。教她们选读“五种遗规”。内中如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白居易《燕诗示刘臾》，陆放翁《过林黄中食柑子有感》，朱子《治家格言》，吕新吾《好人歌》都亲切有味，文字易明。做人道理也在里头，把做人与读书混为一谈。连《教女遗规》也教的，她们才知古代对女子的态度是如何。好，坏，都可尽量批评。古文，我最喜欢《虞初新志》及《文致》二书所选，因得其“致”便知其味，不致开卷昏昏。
我是下流的。庄子与西厢同等看待。韩文与宇宙风同等看待，而且在我看来，宁可少读韩文，不可少读现代通行文章。教小儿读书，不应离其思想见解知识太远。读通行杂志文进步易，读古文进步难。临名帖得益迟，临朋友来往书札得益速。你们几位朋友来信，不却几通已让小儿抄写了。凡物取其近则易明易晓。此理常人少知之者，而教育之失败常在此。而且书札到底是真迹，名帖怎样好也已失真，失真则神气不足，反不如平常张君李君一通手札来得活现。
英文也是下流的。不教名家作品，只同她们念晚报上罗斯福总统夫人每日纪录（MyDay，byEleanorRoosevelt，inN.Y.WorldTelegram）—下流得很，平凡得很。所谈无非早晨会什么客，下午到哪儿赴会，家常琐屑，天气晴雨，一点也没有高论，一点也没有妙语。例如今日叫她们背诵之句是“车站人站的那么多，火车将开时，罗斯福只得请大家退几步，恐怕车开时，有人碰伤”。及“小孩都在窗外探头”。这有什么文学价值？一点也没有。但是如此英文基础会念好的。我叫她们把这整句的意思，试用英文讲出来，讲不出来再看书，看后再试讲，讲到全句顺口为止。一点也没有分数，没有甲乙丙丁。
余者出门，走路，看戏，也乱看乱学，文学乎？不文学也。她们所学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所取材之人生。不把读书时间与不读书时间分开，也是我的目的。宇宙就是一本大书，让她们去念。
作文题目也是下流的。没有救国论，“资本制裁”（此语曾见于商务所编小学公民读本），“自强不息”（上海某小学作文题目）。她们只写日记，一日一篇，范围绝对自由—叙事，游记，议论，私见，回忆，抒情，描写会话，刻绘人物，都可包入，都无限制。奇怪！成绩比学校所教的好。何以故？“真”字而已。今日小学作文写出来何以都是假小儿语？“然而天天玩耍，不顾学业，那么空费光阴，岂不可惜么？”这种千篇一律的陈腐假小儿语由何而来？由教科书来。教科书是大人写假小儿语来给真小孩读的，所以真小孩只好学大人的假小儿语，整个抄入文章里去。上段所引，即见于世界书局学生新尺牍。其给我的印象颇似厦门真正中国教士祷告时学讲西洋教士的假厦门话，而自命风流。
读者大约以为我发痴了。否则以为林某好发怪论。一国之中，不少教育专家，教育官长，专门委员，积多年之经验，与专科之知识，始定出今日学制来。子何人也？而独持异议！不是教育专家发疯，便是林某发疯。林某疯不疯，无从断定。世上疯人疯事是那么多，智愚贤不肖，也无大差别。林某前日见纽约报载恩斯坦之教育意见与己见相同，而乐与恩斯坦同跻疯人之列。恩斯坦十月十五日在纽约省大学高等教育纪念十周之演说词日：
“人生及学校工作之最要动机在于工作之快乐，及知道这工作在社会之价值。依我看来，学校最要做的工作，在于启发巩固青年这种灵机。
“这种学校对于教师期望他是此业中的一位艺术家。这种教师应当享有教材选择及教授方法的尽量自由。因为教师也是一样的，受外来的拘束压力就失了他工作的快乐。
“我要反对一种观念，说学校须直接教学生将来应世有用的知识及各种技能。应世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由学校的专科训练学得来的。（林按：试将社会某成功者加以研究，而分析其成功之要素，有几样是专科训练所训练出来的？）
“此外，我认为将一个个人作一架死机械看待，是应加以反对的。
“学堂的宗旨，应当是期望青年离校时成个调和的人格（harmoniorspersonality），而不是个‘专家’。在某种方面，我想就是预备专门职业的学校也应如此。
“所最要的目标，不是学得专科知识，而是明辨是非及独立思想的普通能力。……
“如果青年由步行体操训练他的肌肉与耐力，他便能做以后任何劳力的工作。心灵技巧的训练也是如此。
“所以某滑稽家的名言是不错的。‘教育者，学校所习尽数送还先生以后之余剩也’（Educationisthatwhichremainsafteronehasforgotteneverythinghelearnedinschool.）”（见十月十六日纽约《泰晤士报》）
第十二章 海外通信、美国人
更新时间2009-7-2 17:27:11 字数：4824
亢德兄：接到《宇宙风》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期，内容精彩出我意外，冯陈自传俱为佳作，冰莹通信亦是名篇。最近来函未具时日，谅十一月间所发。黎厂在甬，海戈回渝，伯在英，我居留美，大杰久不得音问，一年间国事人事变幻万千，弟启行来美，岂料及此哉！未知回国河山无恙否？尔时上海又非此时之上海，卜居何地且无把握。倘能飞入四川，亦且成个样子。然战能长期，便可乐观，终必最后胜利。惟兄等此后说话不大方便而已。
此间有可报告者：一为纽约中国妇女救济会募捐助赈伤兵，主持其事者为王正绪夫人，协助者中国妇女十余人，昼夜办公。日前已汇去三万元，交蒋夫人。昨日开募捐大会，有程女士唱骂殿一剧，及化装、拍卖古物等，成绩亦不错。纽约华侨大都每星期日到中国区卖花戏龙，常有一日捐得三千元者。三月来美国华侨所捐已达三百万余元，洗衣铺饭馆多按月认捐多少，有洗衣工人将所储三千小币（值五分者）全数缴交中国银行，精神真可佩服。所望维何？岂非中国国土得以保存？国若不存，何以家为？此华侨所痛切认识者。二为美国抵制日货运动，主要全在抵制丝货。盖日本生丝百分之八十五销入美国，又占美国输入日货之大半，而丝货中尤以妇女丝袜（在美制造者）为主要。近日美国各大学女生及女大学生皆已不穿丝袜，而易以Lisle（细棉），Smith女子大学首倡其事，陆续发展。曾见电影，Rochester书院女生数百，由礼堂排队而出，手中各执一丝袜，扔入垃圾桶里。又西省男生宣言，不与穿丝袜之女生跳舞。其余日货，自在抵制之列。美国有数机关，现在进行此事，如非战大同盟是也。此同盟系工党，左派，及文人之“联合战线”，全国有三千多分会，料想抵制运动必逐渐发展。三，美国总统国务卿之政策，为上议员及“中立家”、“和平家”所掣肘。此派和平家，极有组织，且专在华盛顿活动，以避免牵入漩涡为目的。且确为一部美人之主张。然一部则反是。上星期纽约《泰晤士报》长篇社论，痛斤“和平家”及“中立家”，题为《美国之袖手旁观》，谓美国今日失掉国际领袖地位，及比京会议之失败，皆由此辈和平家所致。昨日全页通信，十九皆赞成该报主张。和平家则出而辩护，谓并非反对国际合作。故二派之争，必随战事发展而相为消长也。究其根源，皆因“怕战”二字。然日美之战，全系梦呓；炸毙大使亦不战，毁辱国旗亦不战，杀死数十兵士（无论何方）亦不战，此可断言。故日美之战全是杞人忧天，弟曾向BruceBliven言之（渠为《新共和周刊》之主笔，主张中立之劲卒），渠亦首肯，并约为文辩之。
最引人注意之论调为NathanielPeffer，号称远东专家，适由中日回来，现在哥伦比亚教授远东时事。长文载Herper‘sMagazine十二月号，其文大意谓此战之结果，无论胜败如何，日本必受重伤，所谓“Japanlonesanyway”，此专为经济上立论。且谓日本将一蹶而居小国地位。其关键全在中国能抵抗长期到底与否。十一月二十八日又著文登《泰晤士报》，题为《中国已败乎？抑战事方开始乎？》，谓南京失守自无问题，且使假定日本进至汉口，亦只作真正战争之开始看。中国若能改变战略，而取游击，则日本至少须驻兵四十万于华境而仅取得要城铁路，而保守交通已大费事也。又一篇登十二月五日《泰晤士报》，以满洲为例，固知日本之“征服”华土，必恃驻扎重兵；且所得不偿所失，非能真征服中国也。（原文航邮寄上）
弟明年二月初离美赴欧；一则居此一年半，二则有话已皆说完，焦唇烂舌，美人听，听之，不听，亦听之。二月凉冬，稍住意法地中海沿岸。三月中旬，拟赴伦敦，英人同情中国，想精神上较痛快少。美国之同情，恐不值半文钱也。此后希望夏间可以回国，看情形而定。离美之前，须编完孔子集语，入ModemLibrary，即在美国“编《论语》”也。附上《泰晤士报》对弟新书评论。
美国人
在中国，人们听到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故事。它们大体上跟一个人在法国或英国所听到的很相像。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在那里男人们吃“热狗”(HotDog一种香肠面包——译者），女人们嚼橡皮糖，孩子们舔冰淇淋筒。然而，这个见解并不是指“有些”美国人是这样，而是指每一个男人都吃“热狗”，每一个女人总是不停地动着她的牙床，而每一个孩子手中总拿了一筒冰淇淋。
“那不是一个古怪的世界吗？”我们互相问着。其后我们又听到一百零二层的摩天大厦，汽车在地底像蚯蚓那样走着，火车在半空中飞驰，餐室里你只要投进去一只镍币，一盘烧鸡便会自动地跳上你的桌上，你无须举步便会把你送上高高的楼梯，警察都是六尺高的身材，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动着。诸如此类的事情令人不能相信，可是都是真的，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些东西。啊，美国！
比这更坏的，我们听见人们说，在美国人人都是守时刻的：一个美国人约好了九点钟，他一定会在九点钟时来到的；每个人都在街上匆遽走着，谁也不会耗费一分钟；整个生活的模型是像消防队那样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像铁路那样，按照时刻表而动作。我们听到好莱坞的人都是很有钱、满足和快乐；在美国人人都是基督徒，美国革命的儿女们都是美国民主政体的监护者；黑种人每天都给人私刑虐杀，芝加哥的每一条街道转角处都有流氓藏匿着；在这个自由的国土里，人人都是歌舞狂欢；还有这个平等的国土里，每一个人都可以拍拍每一个人的肩膀……
所以我是带了惊异的眼睛来观察美国，可是，因为我是一个解事的人，我并不希冀得过奢，也不太少。那是我的一点长处。从科学方面说来，我相信每一件东西都是可能的，从人情方面说来，我相信许多东西是不可能的。在一切属于科学的东西，我发现那些事实并没有言过其实；可是在一切属于人类行为的东西，我坚信美国人跟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我准备去接受那最坏的和最好的。当我发觉我自己并没有错，美国的妇人仍旧像中国人那样照料她们的丈夫的肚子，虽然她们从来没有听见过孔子这个名字，我是多么偷快啊。
我走进一家美国药房，开始看到美国人的人情。一家美国药房正适宜于作这种观察。它们有四个“C”：Cigars（雪茄烟）给男人，Chocolates（巧克力糖）给女人，Candies（糖果）给小孩子以及CoughDrops（止咳药糖）给老年人。我看见男人买雪茄烟，女人买巧格力糖，小孩子买糖果，老年人买止咳药糖。我又看到女人和小孩子也许要比男人和老年人更愉快，可是他们确是比较他国的女人和小孩子更愉快的。
因为美国是女人和小孩子的国土呢。它名叫新世界，同时欧洲和亚洲都名叫旧世界。当你说起新世界时，你的意思不过是说，美国的女人是新的，美国的小孩子也是新的——他们跟欧洲的女人和小孩子不同；是女人和小孩子使美国成为一个新世界。
在美国，女人都有一个机会。给一个女人机会常常使旧世界的男子恐惧，尤其是一个亚洲人。“将会发生什么了？”以保护女性为己任的男子总会本能地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你给一个妇人机会，譬如，如果你放任一个年轻少女走进那广阔的世界去，将会发生什么呢？
当我发现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给与女人后，竟没有什么发生，我不由感到一点惊诧。她们分明是能照料自己的。我开始感到奇怪：我们在旧世界里的男子，为什么都要麻烦自己，去照料女人们呢？
经过了长时间的推想后，我自愿勇敢地承认这一点：女人不过是跟男人们相同的人类罢了。他们同样具有判断错误的能力，只要你给她们同样的阅世经验和接触；她们同样有能力去作有效率的工作和保持冷静的头脑，只要你给她们同样的商业训练；她们能够具有同样的社会眼光，只要你不把她关闭在家庭里；最后，她们也具有治理得好和坏的能力，因为如果用女人们来治理这个世界，她们至少不会比男人们在欧洲那样弄得更加糟。
我读到初期的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因而相信获得解放后的女人们是不愿结婚的，我发现女人们大体上是不会误信那种无稽的事情的。如果许多女人不结婚，并不是因为她们不晓得什么是好的。她们对于那件事，常识正多着呢。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没有男人的爱而生活，同时仍旧是一个愉快的生物学的动物。
有些美国女子，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她们受了欺骗，以致把婚姻的权利放弃了，把她们女性具有的使用各种手段去虏获一个男子的特权放弃了。我说，她们是受了一种生物学上说不通的哲学思想欺骗了。不管你们怎样说及在中国女人受到压迫，你们要记着每一个中国女人都结婚的。那便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男子，由于上天的意旨和社会的创作，都要受到她管理。不管整个男性是多么崇高与有力地把她支配着，一个中国女人至少能够支配一个有肉有血的男子——这一个男子是上帝交到她的手里，要去继续她的捏塑和制造男子的工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这意思是说，男人这样脏而重，女人这样轻而洁，便是这个道理，而且水渗透进去使泥捏塑成形。我认为《圣经》里的创世记应该加入一点中国色彩，重写一次：亚当是泥，夏娃是水，上帝仅仅捏一个粗糙未完成的亚当形状，吩咐夏娃把其余的工作完成。每一个女人跟男人结婚，不过是继续上帝未竟的工作，从上帝或他的母亲离开他时那个样子开始着手工作。现在聪敏的美国女子都认为这有玷她们的尊严。上帝不喜欢她们这样的态度，因此才以神经衰弱病和零仃孤苦病来处罚她们。美国女子愈早些决定她们并不爱独居生活，她们便可快些获救。让她们跑出她们的特别优美的哲学之宫和独立生活吧，让她们把他们纯净的水跟粗劣的泥土混合吧，让她们把“阳”与“阴”联合起来吧，让她们面对那显明的真理——男人与女人只有跟异性和谐地补充才能达到他们的完全表现，然后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让她们这样做做，看看有什么结果，她们要再度发现一个古老的真理。这个真理旧世界的女人们好久前便已经发现了。
我对美国女人要说的是一句老套的话：不管用什么手段，出去找一个男人吧。潜在的意识已经死了——让我们恢复到简单意识到的真理吧。出去找一个男人，生儿育女，养小鸡与种萝卜。
现在我们说到美国民主政体基石的普通男人。美国政体属于一种高度浪漫类型的民主政体，以普通男人的地位来渲染女人的地位，渲染同时也给它的浪漫主义所渲染，那才真是渲染着。
马丹台•史坦尔(MadameDeSteal)的浪漫主义，广大的，人道的；超脱国家观念的，情感的。普通男人的地位渲染着同时给它的民主主义渲染了。
要明了普通男人的地位，首先必须明了美国民主政体的性质。美国民主政体根本是基于“为最多数人谋最大幸福”这一个理想，因此，那代表着最多数的人的普通男人才出现了。
我也许错了，可是我相信，在美国有“最多数人”这一个理想，而不仅仅是“最多数人”这一个空虚的名词，才使一般人民体会到民主主义。因为只有在美国人们才会听到一个人能“出售一个念头”，而一个无线电广播的主持人能“收买一个艺人”。
普通男人是美国民主主义的基石，因为代表最多数的是他们而不是美国绅士，最多数的东西都是售给他们，无线电节目和影片也是为了他们而设——如果制造家不整千整万地把他们的出品出售并且为了千百万人而摄制电影，那么美国民主主义还成什么呢？
正是这样，在美国的民主政体里，我们会有生命而且大量地具有它，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汽车，大量的杂志，和大量的无线电收音机。所以普通男人繁荣了，他过得好日子，而且他越是普通，他越是过得更好的日子。
因为只有在美国普通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才有机会去发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性能。对一切新的人总得优待些，你把一切放在这个美国民主政体的大锅子里——新的女人，新的孩子，新的医疗法，新的风尚，新的衣服，新的游戏，新的学校，新的机械，新的沙发床，新的爵士音乐——把它们一起搅混了烧煮。因为自己有一副爱实验的头脑，所以我急于要晓得再过五十年后，这一锅子里会煮出什么东西来。
第十三章 我居纽约、我爱美国的什么
更新时间2009-7-2 17:27:45 字数：5159
住在纽约的中国太太喜欢纽约，成为宇宙之谜。始而百思不得其解，用心思维，才恍然大悟。没有问题，这奥妙在于“你自己来”四字，西文所谓doityourself.中国太太住纽约，生活比较简单，比较独立，比较自由。要洗衣服，你自己来，何等简单。要买菜，你自己来，何等独立。要烧饭请客，你自己来，不仰他人鼻息，何等自由。要擦皮鞋，你自己来，这是何等自力更生。听人家说，这就是人类平等，”德谟克拉西”。
我居纽约，先后三十年，饱尝西方的物质文明。尝细思之，方便与舒服不同，个中有个分别。居美国，方便则有，舒服仍不见得。远东文明，舒服则有之，方便且未见得。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皆方便之类。电梯、汽车、地道车、抽水马桶，却不见得如何舒服。长途驱车，挤得水泄不通，来龙去马，成长蛇阵，把你挤在中间，此时欲速未能，欲慢不得，何尝逍遥自在，既不逍遥自在，何以言游。一不小心性命攸关，惊心吊胆，何来舒服。
地道车，轰而开，轰而止。车一停，大家蜂拥而入，蜂拥而出。人浮于座位，于是齐立。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前为伧夫之背，后为小姐之胸。小姐香水，隐隐可闻，大汉臭汗，扑鼻欲呕。当此之时，汽笛如雷，车驰电掣，你跟着东摇西摆，栽前扑后，真真难逃乎天地之间。然四十二街至八十六街，二英里余，五分钟可达，分毫不爽，方便则有，舒服则未。
德谟克拉西，必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必无佣人老妈。既已平等，何必老妈？于是烧饭，太太自己下厨，不靠别人，不受佣人的气。纽约太太，没有佣人问题，这是何等快活。由是上街买菜日劳，而烹调之术日进，又是何等可喜。大家就席，张太太恭维李太太：“你海参做得那么好？”“哪里！你的板鸭，才真够功夫。”由是操劳愈甚，精神愈好。平心而论，总比打麻将强。及至席终，端盘撤席，你自己来，客人亦急公好义，大家也来帮主妇忙，这是何等潇洒。而且操劳，于人身体是好的。
我向最忌狗领狗带，未知狗领束缚脖颈，是何道理。然入乡随俗，亦自不欲长衫大褂，招摇过市，触人耳目。张大千弟兄来笋约，仍穿中装；甘地游伦敦，仍然赤膊。他人可以，我则未能。然张大千乌髯可掬，威仪棣棣，自有其一副气象，令人肃然起敬。我何人斯，走一条街，没人认识，最是乐事。所以一生不敢做官，即忌此黑领带。一人至带黑领带时，已无甚可说。利锁名缰，害人最大，交头耳语，始当权要。东西皆是如此，不是为奇。我家居中服，出门西服。只要样样有一定挂处，三分钟内可以改装，毫无困难。以三分钟之麻烦，易数小时之舒服，仍是值得。东方男人穿裳，女人穿裤；西方男人穿裤，女人穿裳。今则西方小姐已改穿裤子，东方征服西方，是必然的事。
纽约中国菜馆林立，越来越多。杂碎之谣，虽然可恶，千年皮蛋，更属荒唐。然中国杂碎寻常味道，已经确胜西方，所以风行也不足怪。春卷、馄饨、麻菇鸡片（粤音拼作MooGooGaiPien）西人已经耳熟能详。独中国人吃来，北方味少，广东味多，求真正北平东兴楼之醋熘鱼片，宫爆鸡丁，或四川的九曲回肠，干炒牛肉丝，几不可得。于是四川与江浙，混为一谈，江北与江南，菜馆无别。什么名菜，名存而实亡。香酥鸭香而不酥，回锅肉往而不回。天津馆可吃蟹壳黄，岭南春可叫涮羊肉。我走遍西半球，认为犹能保存真正北平菜者惟有巴西圣保罗。
西报评中菜，都是捧场，只有《纽约时报》食评，绝不敷衍，不买账。食评之事，美国尚未讲求，法国则不然。此《米师兰指南》（GuideMichelin）一书之所以可贵。此书每年一版，各酒馆茶楼之名菜名酒鉴赏极精，历历能详，以为食客指导。其余菜馆，超等者以一星，二星，三星别之。一星已经难得，三星全法国只有七八家。因为米师兰绝不敷衍，不买账，所以成为权威。升级降级，赏夺惟我独尊。所以列名超等，真不容易。或已得三星，稍为懈怠，明年立即降级。
法国人讲究吃，所以成此风俗。
做到不敷衍，不买账，也是不容易。食事如此，天下事莫不如此。流芳千古，青史留名，谁不愿意。唐朝许敬宗之流，便可买账，不但拍武则天之马，且可卖钱乱史实。孔子便不买账。笔则笔，削则削，门人不能赞一辞。所以吴子惧，而天下乱臣贼子皆惧。
不敷衍，不买账，孔子是第一人。
我爱美国的什么
我们应该把这些一次写下来，这样一来，我们一个外国作者提出的一切问题，都会有预备好的回答了。
这一切的爱和憎也许都是错的。说不定住得久一点，我们的见解便会改变了，或甚至爱起我们以前所恨的，而本来喜爱的都要憎恶了。那些新接触到一些东西时的兴奋，那些第一次的印象，感觉迷乱，以及新奇的惊异，要把它们再获得是不可能的。我不需心理学家把习性律告诉我——说人类的心性一旦习惯了后，善于忽视不和谐的东西，而终于一切东西都认为合理的，因为已经习惯了。
同样的，我并不要证实我的爱和憎，私人的爱和憎，都是一切你无需举出理由的东西。它们不过是私人的爱和憎罢了。我喜爱某些东西，因为我喜爱它们。如果有人问起我为什么喜欢它，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我喜欢它。”
好，那么，我爱美国的什么，我憎的又是什么？（我仅仅要实行一下美国人的言论自由这一原则。）
在纽约，我最爱的是中央公园中的花岗石，它们那种峥嵘的韵调，跟崇山峻岩上所见的同样美丽；其次便是那些毛色光泽的栗鼠，第三，便是那些对于那些小栗鼠感到同样的兴趣的男男女女。我以为，像我那样对石头感到兴趣的人，一个也不会有——那些沉默的，永不变易的石头啊。
我喜欢吃热狗（HotDog），可是我总是不喜欢跟我一起吃它的那一种人。我很喜欢喝一杯番茄汁，可是最恨在那周围是一瓶瓶的消化药水，一包包的清肠片，一盒盒的阿司匹林，以及堆得山一样高的沐浴肥皂、海绵、电烘面包器、牙刷、牙膏、不脱色的唇膏和剃须毛刷的地方喝它。我喜欢在鲁易与阿蒙餐室的地下室里吃生芹菜和蜜露西瓜，或是在奈狄克饭店的露天食摊上吃一顿，随便一样都可以。可是如果我有法子的话，决不要吃那些汽水店里的午餐。在那里，坐在那些会旋转的圆凳上，我既不能像一个美食家那样以一种宗教的热诚去对付他的食物，又不能像一个高高兴兴自由自在的流浪者那样，可是只是一个忙碌的纽约人，在宇宙间竟没有充足的空间，把一条手帕舒舒服服抽出来。如果我要伸欠一下（正如每一个人饱餐一顿之后，总要这样），我一定会仰翻跌倒。
关于无线电的一切东西，除了它的节目之外，我都喜欢。我一方面对于那种把优美音乐和艺术的享受带到家里来，那种空前未有的机会感到惊奇，同时对于优美音乐和艺术的享受感觉空前未有的难得。我对于那些神秘的电线、线圈、开关和真空管，以及那利用电线线圈和种种仪器从空气中把音乐收来的机匠感到无限地佩服；可是我对于那些神秘的电线，线圈，和真空管收到的音乐，却感到极度的轻蔑。美国人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却有很好的收听音乐的东西。
我对于那种使欧洲丰富的音乐完全停止活动，惭愧地隐匿起来那种成功感到极度惊异。同样地，我对于大减价的广告感到欣悦，这是无线电节目中最好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一部分才是老实的。
我爱那甜美的布本克梨和香喷喷的美国苹果，以及那丰满的响亮的美国人声调，和一切富于活力，丰满而健全的东西。我恨那稀薄的蛤蜊汤和那种柔弱的曲调，以及那些壮健的美国大学生哼出那种硬装出温柔多情的声调，总是把“你”和“您”两个字押韵。还有一切感染的，模仿的，制成的和定制的东西。
我喜爱那壮丽的美国菊花，正如中国的那样令人羡爱，我又爱第五街花店里的许多种类的兰花，可是我最恨许多花球的编扎法，完全缺乏有韵律的生气和别有风韵的对比。
我爱听在公园里不怕尘污而游戏着的小孩子响亮笑声，以及少女们好听的唤栗鼠的口哨声。我爱看见容貌纯洁的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子走着，和独身的女子躺在草地上打磕睡，她们的面孔给报纸略略覆掩了，这一切都表现出人生的欢乐。可是我不喜欢看见男人和女人同躺在地上，在别人面前接吻。我爱那些黑人脚夫、邮差，和电梯司机，无论在哪里，他们态度总是很好，眼晴带着笑容，可是我最怕看见那些板着面孔的黑人，戴着手套和覆鞋套，扛起文明的幌子到处走着。
我喜欢新英格兰州可爱少女的微笑，说话音调很美妙，我不爱看地下电车里的人们，下领不停地动着，可是没有吐出烟的样子。
我喜欢地下电车，如果要载我到目的地，它总是走得那样快。可是当我放快脚步时，后面穿高跟鞋的金发姑娘却赶到我的前头，我便觉得惭愧。天啊！她要到哪里去呀？
我喜欢早晨坐地下电车时所见到的男男女女，他们饱睡之后，眼睛现出柔和的样子，面孔上喜气洋溢。可是在下午乘车时我便觉得很不舒服了，那时人们的面孔皱痕深深显露出来，眼色严厉，面孔崩紧。
有时我瞥见可爱的宁静的面孔、庄重的面孔，以及有生气的面孔；接着不和谐的情调来了，他们都走过去了，留下我立在一群双目灼灼，下领突出，开口便说要成什么伟业，说起话来没有一点好声气的人们中间。
我又见到中年的主妇们从杂货店夹了一包包的东西出来，一路滔滔不绝地谈着生活的现实，谈得很有味，看到她们时使我感到快适，因为使我想起我的国家来了。有时我会见到一个可爱的、忧郁的、孤独的少女，没有人跟她谈话，我希望我能够看透她灵魂深处的幽情。
我看到朱颜白发的老人，我怀疑他一定跟我一样，正在浏览着人潮。接着，我却惊异地见到别的老人，他们口中总是埋怨着老，而行动却总是露出他们的精神仍旧很年轻的样子。
我常常觉得很有趣，即使在美国，男子也不常常立起来让座给女子。可是当我看见一个老人要立在那里，我便觉得很愤怒。
我认为五个孪生女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可是看到她们被人利用来赚钱，就感到惊诧T。我钦敬林白夫妇，看到摄影记者这样缠扰他们，不禁替他们叫苦。我是美国民主主义的信徒，对于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感到热心。可是我感到惊异，美国宪法中竟没有增加一条保护每一个美国公民，不受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的骚扰，保证他们有隐居的权利，只有这一种权利才使人生值得过过。
我钦敬美国的高尚人士，然而却替他们可惜，他们应对自己的教养和较佳的见解感到惭愧——我替他可惜，他们拘于成见，保护缄默，深恐跟普通人有异。我明白可是却也感到惊异，美国的政治舞台上，高尚人士几乎完全绝迹。
我对美国的民主政体和信仰自由感到尊敬。我对于美国报纸批评他们的官吏那种自由感到欣悦，同时对美国官吏以良好的幽默意识来对付舆论的批评又感到万分钦佩。
我常常对于美国商业上的客气和尽量使用“多谢你”这句话而感动。可是我常常对于“啊，是吗？”一语觉得好笑，因为这是一句把说话者的缺乏智慧隐藏起来的一句老套语。
我喜欢在黯淡灯光下进餐和在优秀的美国人家中幽静的宴会，可是每次参加鸡尾酒会（CocktailParty）回来时总是弄到筋疲力竭，因为在这种宴会中，体力的活动达到最高度，智力的活动却极度减低，在这种宴会中，你要跟一个不相识的的人谈起你不感兴趣的题目。正如搭错了十次火车，一连十次从曼哈顿车站回来，在完全白费、毫无目的地活动了一小时后，终于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下车。
在鸡尾酒会上，你学会一面向着你的右边的房间这面的人挥手，一面微笑跟你的左边的人招呼，一面要对着你的面前正在跟你谈着哲学的太太，说着：“啊，是吗？”
我对于肉汤巨子，猪肉大王，和鬃毛女小开把整座英国和法国的城堡，片砖只瓦地搬到美国来那种雅致颇能体会到，可是对于仿工厂式样而建筑的办公房屋，和仿办公房屋而建筑的住宅却不以为意。事实上，在纽约城里，我只看见商业巨头在工厂建筑内做事，男男女女都住在办公房屋里，可是从来没有看见美国家庭住在住宅里。
我佩服美国人的爱好古旧家具和地毯的雅兴，可是对于他们的家庭里，铬金属（Chromium）家具代替了木头家具的地位却感到痛惜。铬金属的家具对于家庭太过寒冷，对于灵魂太过坚硬了。在我看来白金发女郎、铬金属家具的家庭和铁皮罐头的灵魂这三者之间是很相似的。
我对于电视机、电器冰箱、真空扫尘器，以及电梯这些东西感到很高兴，可是我最恨看见一张床从一道似乎衣柜门那里落下来。我喜欢节省劳力的器具，可是痛恨一切节省地方的发明。
美国人的房屋是从有烟囱的小木屋发展出来的，其后改变成公寓式的住宅，其后又变成了旅行汽车。旅行汽车是美国人家庭从公寓式住宅的合理发展，因为曾有人替公寓下定义，说它是一个地方，家里的一些人在那里等待其他坐车出去的家人回来。所以，为什么不造一辆大些的汽车，使全家的人随时可以住在那里？美国人如果不小心，他们不久便要住到用板隔开的饼干箱里了！
第十四章 英国人与中国人
更新时间2009-7-2 17:29:02 字数：6639
时至今日，一个人时常不免要想起白种人，因为近日欧洲的景象实在很足以挑动思潮。
我们不由要间问欧洲为什么会这样地一团糟，因为在那里人类的事情正弄到一团糟，所以人类一定有了过失了。我们不得不向自己间道：欧洲人的心理上的限度到底怎样，以致要在欧洲维持和平这样困难？欧洲人的心智结构的特点究竟是什么？说起心智的结构，我并非指智能或纯粹简朴的思想，而是指一切对事物的心理反应。
我决不会怀疑到欧洲人种的智能。可是可叹的一点是：智慧跟人事很少关系，因为人事多数是受我们的动物热情所支配。人类的历史并非人类理智的聪敏指导下的产物，而是由情感的力量所形成——这种力量包括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傲慢，我们的贪婪，我们的畏惧，以及我们的复仇欲望。欧洲仍旧不是被智慧所统制，而是被动物的恐惧和复仇热情所支配。欧洲的进步并不是由于白种人思想的结果，而是由于他的缺乏思想。今日如果有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安置在欧洲的首脑，由他领导她的整个命运，欧洲决不会像现在那样。现在的欧洲不是由一个至高的人类智慧所统治，而是由三个有大而有力的下颚的人所统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斯大林。
这不仅仅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有些人的面孔像三角形，三角形阔的一面生在下面（独裁者和实行的人），而有些人的面孔却像颠倒的三角形（有智慧的人和思想家，例如罗素）。智慧的人和实行的人是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德国民族能够宣誓效忠于“上帝和希特勒”，可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要宣誓效忠于“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欧洲要是一直给这三个有阔大而有力的下颚的人统治，要是她乐于给有阔大有力的下颚的人统治，欧洲一定要继续依照她目前的发展路线下去，向着她现在所向着的深渊前趋。
每一个民族都有梦想，而且多少完全按照她的梦想而活动。人类的历史是我们的理想和现实冲突的结果，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调整便决定了那一个民族的特殊发展。苏联是俄国人梦想能力的结果；法兰西共和国是法国人对于抽象观念的热情的结果；不列颠帝国是英国人的特殊健全常识和他们完全不受逻辑推论的拘束的结果；德国的纳粹政权是德国人酷爱共同阵线和集体行动的结果。
我论及英国人的性格，因为我认为我了解英国比较其他国家好些。我觉得英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较为近似，因为两个民族都是现实主义和常识的崇拜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他们的说话方式，有许多相同之点。两国人民都极不信任逻辑，对于太完美的论辩极度怀疑。我们相信当一种论辩太合逻辑时，它不会真实的。两国的人都有做事恰到好处的天赋，而无须举出所以要做它们的原因。一切英国人都爱一个说谎说得好的人，中国人也是如此。我们随便用什么名字叫一件东西，只不愿用它的本来的名字。当然，不同之点也有许多（例如，中国人比较富于情感），而且中国人和英国人有时也会互相触怒；可是我是发掘到我们的民族性的根源里的。
让我们分析英国人性格的力量，看看英国这个民族的光荣历史怎样从这种性格兴起的吧。我们都晓得英格兰不独有一段光荣的历史，而且是一段惊人的历史。英国常常惯于做一件事情，一点没有错，可是称它的名字却错了。例如现在，她把英国的民主政体叫做君主政体。因为这个缘故要领略英国伟大的性质是很困难的。英国民族已经给人误解，要一个中国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英国人曾被人非难为虚伪，矛盾，有“糊涂混过”的天才，却显然缺乏逻辑。我要为英国人的矛盾和英国人的常识辩护。非难英国人为矛盾实在是没有道理，完全是由于对于英国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领略所致。我想，以一个中国人的地位，我能够了解英国人的性格，比英国人了解自己更好些。
在这里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点真正领略英国的伟大之处的观点。为了要领略英国，我们必须对逻辑有一种轻蔑心理。这一切对英国人的误解，是由于对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谬误见解所致。常常有一种危险，即我们把抽象的思想认为人类心性的最高功能，认为它的价值超过了简单的常识。民族的第一种功能，正如动物那样，便是要懂得怎样生活，除非你学会怎样生活以及使你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你的一切思想都虚废了，而且是人类脑子的正常功能的败坏罢了。
我们都有一种曲解，认为人类的脑子是一个思想的器官。没有一件东西比这更远离真理了。这个见解，我认为在生物学方面是错误而且不健全的。巴尔福男爵说得好；“人类的脑子正如豚鼻那样是用以找寻食物的。”总之，人类的脑子不过是一段扩大的脊髓骨罢了，它的第一种功能便是用来感觉危险和保全生命罢了。我们没有成为会思想的人以前，不过是一些动物。这种所谓逻辑推理能力，不过是动物世界中的一种发展得很迟的东西，甚至在现在它仍旧很不完全。人类不过是一种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觉的动物。这种帮助一个人去获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种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思想，因为这一类思想常常比较健全。这一类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识。
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惨。一个具有健全常识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会思想的民族，而是一个把它的思想归纳到生活的本能那里使它们和谐相处的民族。这一类的思想从生活的本能方面获益，可是永不会跟它相反。思想过度会使人类趋于毁灭。
英国人也思想，可是从来不让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和逻辑的抽象里迷惑起来。那便是英国人心性的伟大之处，英国能够在最适当时候做出最适当的事情，便是这个缘故。英国能够加入适当的一方，参加适当的战争，也是这个缘故。她常常参加适当的战争，然而常常举出不对的参加理由。那便是英国的惊人力量和生活力。我们也许可以叫它做“糊涂混过”、矛盾，以及虚伪。归根到底却是那健全的英国人的常识和一种头脑健全的生活的本能。
换一句话，正如各个人那样，各民族的第一条定律便是自存律，一个民族越是能够使它自己跟变化的环境适应，不管有没有逻辑，她的生活本能便也越加健全。西塞罗说过：“不矛盾是狭小心性的美德。”英国人的具有矛盾之点，只是表示英国伟大的标志。
例如，拿这个令人惊异的大不列颠帝国来说吧，它现在仍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英国的人民怎样把它建立的呢？便是由于完全没有逻辑的推理所致。你也许可以说，大不列颠帝国的基础是：英国人的运动精神，英国人的耐久力，英国人的胆量，以及英国的法官的廉洁。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大不列颠帝国的伟大是基于英国人缺乏脑筋作用这一点。缺乏脑筋作用，或脑筋作用不充足，便产生了道德上的力量。大不列颠帝国存在着，因为英国人很相信他自己和他自己的优越。
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出去征服世界，除非她很确定自己的“开化”的使命。然而，当你开始想到和看到别一个民族的一些东西，或是别一个人和他的习惯时，你的道德信仰便离开你了，同时你的帝国也覆亡了。大不列颠帝国一直到今日还能够屹立的缘故，是因为英国人仍然相信他的方法才是确实无谬的方法，又因为他不能够宽容任何跟他的标准不合的人。
所以大不列颠帝国本身是基于一个完全不合逻辑的计划。它的基础实在是远在伊丽莎白女王时，跟西班牙帝国的极度奋斗时的海盗时代所莫定的。可是，当海盗对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扩展是必需的，英国竟能产生充足的海盗来应付局势，她并且对海盗称颂起来。其后，当工业革命需要殖民地的市场时，她又发展一种建立殖民地的本能，在她的开化势力方面，又有另一种惊人的发现。不久，一个英国诗人吉百龄(RudyardKipling)发现了白种人的负担，那种白种人的负担的感觉以及英国的开化势力帮助英国人继续干下去，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这样。当然没有别的东西能够比这一切更可笑了，可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现出对于生活更为健全的本能。
然而，如果你以为这只是愚蠢，而且除了是一种不好的美德外不算得什么，那么想想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颠帝国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空前创举，这样的一个帝国，无疑不能仅仅因为没有逻辑便能团结起来。若是在任何别的民族的手里，那大不列颠帝国一定会尾大不掉便倾覆了，因为这个把一个从澳洲到加拿大这样大的帝国团结起来的难题，就是最能干的政治家也要感到力不胜任。只有英国人的心智才能解决它，他们解决的办法便是发明了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这个大不列颠联邦政制实际上等于一个国联，不同的一点便是这个国联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国人民说不定没有自觉到这是一个国联，因为他们惯于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英国人怎样发现这个公式，可是，他们要不是发现它，便是由于他们纯粹的常识以及和现实调整的能力而无意中发现了它的。
或是拿英国的语文来说说吧。英语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种国际语的语文了。英国人怎么会这样的呢？这也许是由于逻辑的可笑的缺乏，由于英国人的那种纯然的倔强性格不肯说他种语言一个中国人在英国时便说英语，在法国时便说法语，在德国时便说德语。可是一个英国人无论到那里只说英语。英国人有一句格言：
当你在罗马旅行，
要像在家时那样做事情。
这是我用英语写的唯一诗句。
这是一件最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又变成了最正确的事情，现在英语无疑地已成为国际语了。
在英国的民族生活的各点尽皆如是。她的英国国教是一种神学上的反常东西。从神学方面说，它是一盘英国酱汁和罗马羊肉合煮的菜，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学理论，仅仅是亨利八世和伊利莎白女王的政治意识的表现而已。它是荒诞可笑的，不合逻辑的，时至今日它是无可救药地陈腐了，可是几年前英国国会仍旧拒绝把它的祈祷书修改呢。这是英国的妥协精神的最高例证。可是它却是一种有效力的教会：，能够维持生命到今日。
英国的宪法又是另一件英国的凑杂物的杰作，然而，即便它是一件凑杂物，它对英国人民却保证他们的公民权利。
英国的大学又是另一个许多学院的奇异混杂物的例子，没有韵律，没有理由。牛津大学有三十个学院，没有人能够说出为什么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学始终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个学府。
英国的政体的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东西，名义上是君主政体。实际上一却是民主政体，可是不知怎的，英国人并不觉得基中有什么冲突。英国人一面对他们的国王表示忠诚，可是跟着又假乎他们的国会去规定王室的费用。将来总有一天英国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英王仍旧高踞宝座上。由一个极度死硬派的保守党内阁来领导。现在英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对贵族们的田地和房产课以重税——并不用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来称呼它——在短期间英国也许会成为劳工政府，可是人们会觉得过程是这样地温和顺适。一点不会有剧烈的动荡。我很相信英国的民主政体基础是不会动摇的。
所以，英国人就是这样地带了他的洋伞走过去（他并不觉得带洋伞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语之外不肯说他种言语，在非洲森林中还要索果糕，在非洲沙漠中度圣诞节夜。因为没有圣诞树和梅子布丁。便责怪他们“仆欧”。他是这样地自信，这样地相信自己是对的，而且这样地自认合适。当他不是呆若木鸡的时候。他难免要有话可说，有所举动和姿态。一个英国人即使在打喷嚏时。你也能够预料他要有什么举动的。他会拿出手帕——因为他常常带一条手帕的——喃喃埋怨这严寒气候。而且你能够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热水洗一次脚。这一切准确得有如太阳第二天早晨要从东方出来那样。可是你不能使他乱套。他那种兴冲冲的样子虽然并不十分可爱，可是却很动人的。实际上，他便是带了那种坦白和高兴去征服这个世界的；他能够这样子获得成功，便是他的最佳的证据。
在我自己，我便颇为这种兴冲冲的态度所打动，这种正是一个认为无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上帝所厌弃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喝牛肉汁，而且在适当的时刻，不能抽出一条不可缺少的手帕的）那种人的态度。人们禁不住要看看他那副极度厚脸皮的后面，偷窥一下他的灵魂的深处。因为英国人是动人的，正如孤寂是动人的。一个人能够独坐在一个总会的聚会中而显出很舒服的样子，这种样子总是很动人的。
当然，其中一定有点什么的。他的灵魂并不是这样的坏东西，他的兴冲冲态度也不仅是一种装腔作势。我有时觉得英伦银行决不会倒闭的，正因为英国人都这样相信，它不会倒闭只因为它不会这样。英伦银行是很合适的。英国的邮局也是这样。制作者人寿保险公司也是这样。整个大不列颠帝国也是这样，一切都很合适，必然地很合适。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认为英国是一个适合居留的理想国家。他一定感到欣悦去看见伦敦的警察扶着老年妇人走过街道的样子，以及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以“Yes，Sir”一语称呼。
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合适而且极为相信自己的国家。中国人也是一种富于常识而且尊崇常识而蔑视逻辑的民族。中国人最不擅长的一件东西便是科学的推理力，这种推理力在他们的文学里面完全不能见到的。中国人的头脑很活跃，他们也像英国人那样，完全凭了直觉来达到一个真理，比英国人更敏捷些。中国人的心性惯于紧紧把握着生活的要素而把不重要的舍弃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国人的心性具有常识和生活的智慧，它具有幽默感，它能够安然问心无愧面对着逻辑的矛盾。
那种智慧和幽默现在大都丧失了，那种我们古代生活的优良意识现在已经凋谢了。现代的中国人是一种放纵的，乖张的，神经衰弱的个人，由于中国民族生活在过去这一世纪的不幸，以及要使自己跟新的生活之道适应的耻辱，因而丧失了自信心，以致失去了他的确当的气质。
可是古代的中国是具有常识的而且有着大量的常识。中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孔子，英国最典型的思想家是约翰生博士，两人都是富于常识的哲学家。如果孔子和约翰生博士相遇，他们一定会同作会心的微笑。两人都不愿容忍愚蠢的举动，两人都不能忍耐无意识的事情。两人都会表现彻底的智慧和坚定的判断力。两人都会实行实事求是的方法，两人都会在复杂的理想上下功夫。而且两人对于仅仅的不矛盾表示极度轻蔑。孟子曾说过孔子是圣之时者；孔子曾两次说及自己，说对于他，是也可以，不是也可以。
奇怪的是，中国人崇拜这一位大师因为他是一个圣之时者——在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可耻的名称——因为他对于人生的了解太深彻了，不能仅仅不矛盾便罢了。在外表上看来，对于他本来没有什么值得钦敬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他的尊敬，远过于更显赫的庄子或更适合逻辑的商鞅或理论更透彻的王安石。关于孔子，除了他对于普通的东西的爱好之外并没有什么显著之点，除了他的一些陈腐论调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最神圣的一件事便是他的伟大的人性观念。
比他更无趣味的人再也不会有了。要中国人才会崇拜这样的一个人，正如要英国人才会祟拜麦唐纳(RamsayMacDonald)。麦唐纳的政治生活是按照英国人的态度力求其矛盾，那是一种伟大的态度。一个工党分子的麦唐纳有一天踏上唐宁街十号的石阶，嗅到它的气息，感觉到愉快。他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爱而安全，他便要努力使它更为安全。达到了这个地步，他便要像孔子那样，毫不迟疑地把他的工党主张付之东流了。因为孔子一定会赞成麦唐纳的，正如他赞成约翰生博士那样。伟大的精神正是这样地超越了时代相接触了。
欧洲今日所需的和现在世界所需的，并不是更多心智上的伟人，而是生活的智慧。英国人并没有逻辑，可是有的是中国式的智慧。一个人觉得因为英国在那里，欧洲人的生活一向较为安全，欧洲的历史的发展途程也更为稳健。一个人觉得可确信的事情少得很，看见一个人对自己这样确信实在是一件好事。
英国和中国的最大分别，便是：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人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有人说过，理想的生活便是住在一所英国的乡间住宅，雇一个中国厨子，娶一个日本妻子，结识一个法国情妇。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我们便会在和平的艺术中进展，那时才能够忘记了战争的艺术。那时我们定会晓得这个计划，这样在生活艺术中的合作，将要形成国际间了解和善意的新纪元，同时使这个现世界更为安全而适于居住。
第十五章 中国人与日本人
更新时间2009-7-2 17:31:31 字数：5609
在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鲜明地显出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大歧异。如果我们想相当准确地去预测中日这场好戏的未来发展时，我们必须明了这种种歧异。
日本与中国同为种族的实体，它们不愿给人贴上一些标志或公式便服贴地给放在一旁。种族的特性是一种极度复杂的东西。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民族中会发现矛盾的特性，因为这样的特性是那些不相同的潜势力之流，在那个民族的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或不同的时期里的产品。
一个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现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之歧异。在艺术及文学方面，日本人显出很优秀的幽默感，他们有一种独出心裁的幽默文学（如“理发店闲谈”及“浴室闲谈”）。这种文学，即使不能胜过中国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够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动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难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国人相似——他们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逻辑相合，而且无可救药地官僚化起来。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懂得幽默的人民，然而，在他们的古文里，那静静的笑声和哄堂的大笑似乎很难得见。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民族里的矛盾，在这个事例中无疑是由文学的传统说明了。困难的一点是：一些事物当接近地观察起来常常不会是简单的。只要想想清教主义(puritanism)的本家，却是那以哈佛大学代表的广大的学术自由的产生地！
我们既然知道要提防把事情太过容易一般化起来，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种族上的特点，观察它们的异同吧。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歧异到足以使他们成为不和的邻居，同时他们也相同到足以增强他们互相的憎恶。正如美国人跟他们的英国人表亲一样，我们不喜欢看见我们太相似了。可是，那是人生之美呀：在歧异之中发现类同，在相同的东西里发现繁复的分歧。我并不是说日本人在种族上跟我们有关连；日本人的言语甚至不是属于印度支那系统里的。首先，让我指出这两个民族的相同之点吧。在许多显明的文化情况上，日本跟中国是相同的，因为日本本来是中国的一个颇伶俐的生徒呢。一直到现代，据我们所知的日本文化的整个结构，基本是中国的以及从中国输入的。
中国给与日本的东西，包括：陶器，绘画，丝，漆器，印刷，写作，铜币，纸窗，灯笼，爆竹，祝火，佛教禅理，宋代哲学，儒家的君主政体，唐诗，茶艺，试泉水，艺花，亭，以及假山。中国又把她的大部分节日给与日本，例如，正月的十五，七夕，以及重九。至于欣赏萤火一事，是否中国传授给日本，我却不大清楚。
中国确曾指导过日本怎样训练较佳的主妇，养成她们更有礼貌，更加温柔，比较中国女子更为热诚。唯一的一件东西，中国人不能传授，日本人也不能吸收的便是道家哲学那种“无为”思想。日本人身体上并没有道家的血液，我们从教育哲学上知道，要从一个人的身上提出他原本并不具有的东西是办不到的。这一点的结果，便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最可惊异的歧异。因为，一方面日本人是圆满论者，而中国人却是一个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民族。这样的歧异的含义是很广的，尤其是在一个工业时代里。
日本人在过去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却不成。在他们整个历史里，他们没有产生一个哲学家。可是在许多别的东西上，他们能够跟他们的师长竟争，常常还胜过他们的师长。在艺术的领域里，包括诗歌绘画，莳花，以及房屋装饰，他们本质地获得中国的精神，而且当中国已经忘记了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着，在许多例子上，并且创造出他们自己的风格和派别。在这东方艺术的领域里（概括地可以说是对于一刹那间的诗意的领略以及对于普通地方和人生的细微事物的美点的领略），日本人也有他们独擅的地方。那种十七字徘句的发展（用以表现或仅仅提示一种情绪，一种情感），便证实了他们的优长。
不要拍那苍蝇；它正在搓着它的手和脚呢。
或如：
一只青蛙跃入一个古老的池塘里的声音。
那正如中国的诗歌里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情感那样，或者甚至更丰富些。
在幽默故事或随笔的发展上，正如我已经说过，日本人完全无须模仿中国人——例如，在一段旅行随笔里所创造出的一个人物，在这篇东西里，那个无赖汉在一顶轿子的坐垫下拾起一串铜钱，他一声不响便把它收藏在衣袖里，然后大模大样地拿出来替他的朋友们付酒资。
这种幽默在日本人的卡通(Cartoons)里也曾发现，关于这种东西，他们具有八百年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现在又在他们的著名的木刻中表现出来。在卡通、随笔以及木刻里的情感，仍旧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的平常作为的敏捷感觉——两个下棋的人是这样地聚精会神，一个孩子竟能把一些东西放在其中一个的头上，而他却不觉到，或是一个可怜的书塾的教师，无意中给在戏玩中的小学生的皮球打中了他的头颅时，面上那种表情。日本的艺术家最喜欢便是这些东西，在那方面，他们比较中国的艺术家更富于中国气味。
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首先，他们了解简朴之美，那种简朴之美很可以从日本人的居室内见到，等于中国人的“明窗净几”这个理想，而且又可以在他们喜欢把不加油漆的木器的表面揩拭得很洁净这一点见到。
如果要用几个字来表达出日本人与中国人的不同之点，我要说日本人缺乏明理精神，缺乏广大的眼光，缺乏和平主义，以及中国人的民主观念。这些特性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人有的是较中国更大的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更严格的纪律，更大的生活下去的决心，以及——这里是一个惊人的结果——更墨守礼法。日本人比较忙碌，可是中国人比较智慧。
我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当你要探求深邃和创作力——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工作的最后的试验——日本人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却很令人失望。然而，一个民族并不需要深邃和创作力才能生活下去，因为世界上尽有许多人缺乏深邃和创作力，可是却生活得很顺适。我所说的是关于那些文化上的较奢侈的现象。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人了解精巧这一点，一种偏狭的精巧，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屋那样轻浮而不稳固。
这个“明理的精神”一语——那精神上圆熟之母——究竟能解释上面所举出的异点吗？也许它能够的。日本人的好战精神，日本人的决心，日本人对皇帝的热烈的忠诚，以及日本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便是缺乏明理精神的表现。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好战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坚决的；一个明理的人决不会狂热的。
中国人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好战；太明理了，所以不会坚决，太明理了，所以不会赞成任何一种热狂；而且太明理了，所以不会成一个十足完美的人。中国言语中，两方面争执时最动人的一句话便是：“这个有理吗？”承认不合理的一方面便已经是失败了。
例如，这种明理的精神调和了中国人的墨守礼法观念，调和了中国人对女子的态度和对君主政体的态度。一般人假定中国人交际时是很拘礼的，这种假定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外国人从中国的一些客套的称呼推论出这一些夸张的见解，事实上这种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客套罢了。
事实上中国人是我所知的人类中，生活之道最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随遇而安。他们讨厌日本人喝茶时那种墨守礼法。日本女子现在仍然在他们的现代女学校里学习怎样合度地鞠躬和低头徐行。现在试试去教中国女子怎样鞠躬吧——简直难以想象！
中国人轻视女子，可是，至少当他们看见日本做丈夫的带歌妓回家，要他们的妻子来款待她们（日本做妻子的总是乐于听从），他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中国的妇女也不像日本的妇女那样，对男子称呼时，用另一种自抑的言语，日本妇女甚至做母亲的对儿子说话时也是这样子。
所以，儒家所主张的女子顺从男子，平民顺从贵族，以及人民顺从皇帝的制度，在日本实行得很严格，可是在中国却从来不会这样。日本人对皇帝的崇敬，在中国人看来只觉得是一种热狂心理，一种热狂心理无疑对于民族力量有功效，可是，它成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思想。日本产生一个武士阶级，在中国却不会产生。结果，甚至在中国的君主政体下，精神仍旧本质地是属于民主的。
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是：虽然经过了二千年的历史，幕府的变迁是这样频繁，日本却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皇朝，同时中国已经有过二十多个朝代。甚至在诸侯争雄战乱的时代，例如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及一四六七——一五八三这两个时期，日本皇帝的权力已濒于消灭，皇族系统和皇朝的宝座却始终安然无恙。总之，日本的皇帝是一种半神圣的人物，这种特点中国皇帝从来不会有的。中国人太富于明理精神，决不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人物。中国的历史学者推定出一个理论，认为皇帝都是受命于天，统治天下，他一旦统治不善便是放弃他的权利，这一来，叛乱便成为合理的了。这种思想在日本要被认为是“危险思想”的。
不久前，一个日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发表过一个震动全国的论调，他认为“皇帝是国家的一个器官，而不是国家本身”。据我记得，这个教授后来终于要撤回这句话。这样的思想简直是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一点便解释日本这一个民族的团结力。日本是一个比较有秩序，比较有纪律的民族，这一点是毫无疑间的。要是对一个中国人说起团结的利益和纪律的美德，他便要掩口窃笑了。
你不能使一个旷达的个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照现在的世界那样地组成，民族间的冲突这样剧烈，说不定有十全十美的人和一些头等爱国者，总比较有一些过着合理生活的明理的个人更好呢。中国人最后说不定会跟这种见解适应。可是他们这样做，只是对于这个他们不幸生于那里的世界的一种让步罢了。你必须费许多唇舌才能使中国人相信民族伟大的美点。你可以叫他观看一场热闹的游行，或是观看一队令人生畏的舰队，他会承认这是美丽可观的。有一队舰队来看，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很适合变成一个好战的法西斯民族，像机械一般地动作，中国人却很不适合。困难的一点便是中国人的个人太会思想了，你决不能把一些会思想的个人，构成一个法西斯的民族，用着“鹅步”走路。人类用“鹅步”走路，总是没有意思的。
我以为思想统治在日本简直是多余的，因为一切日本人无论如何都是同样思想的。
这一点便说明了我所说的中国人的较大的明理精神，广博的观念，较大的民主思想以及和平主义是什么意思了。中国人究竟推翻了他们最后的一个皇朝，可是日本的皇帝显然要永远继续下去。至少，它在理论上已经继续了差不多二千年了，一直回溯到太阳女神的时代。
要轻视现代的日本是不中用的。日本的突然飞黄腾达，成为一个世界上强国，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情。民族团结力，纪律，组织的能力，改作的（也可以称为模仿的）能力，勇武精神，以及强大的劳作能力——这些都是重要的特点。要显示出日本具有真正的民族力量，更切当的也许是指出她每年出版的书籍超过美国和英国，只逊于俄国和德国。
可是，由于缺乏“明理的精神”，缺乏圆熟，机敏，以及自由批判精神的缘故，现代日本却也有她的危机。日本已经用“鹅步”步伐走上各民族的前列，可是踏步时也用“鹅步”，未免太疲乏了，永远地用“鹅步”步伐而不稍用思想是危险的。
日本无疑已经达到前列。我认为她达到这个地位，纯粹是由于性格的力量，可是没有什么思想。明治天皇的维新，便是用“鹅步”的步伐，使日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当你把现代的、工业的、科学的，以及军事的利器，放进那些短小的富于团结性，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封建社会现成的勇武，忠诚，民族性精神，等等特点的岛国人民的手里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这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日本把西洋的文化整个吞咽下去，它的军国主义，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族主义，以及它的权力的信仰，把它加在一个封建社会上面，没有时间替自己思想。这一来，给她的文化一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不近情的特点。这种机械的，缺乏幽默的特点，可以从日本税关人员和替察那种令人讨厌，爱好规律，以及极度严肃的态度，从军人的虚荣梦想，以及从‘日本高于一切”式的对世界（包括大不列颠）的外交挑战的傲慢态度看到。
我想这种傲慢态度一定时常使西园寺公以及几个老年的政治家感到头痛。由于她的完全而不和谐的傲慢声调和态度，日本使自己投入一个国际孤立的地位，然后把法西斯的德国拉来做同盟者，连她自己也感到惊异。这样便证明了我所说日本人缺乏机智这一点。纯然信仰权力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很抱歉地说，日本甚至连“武士道”这种可敬的精神也丧失了。我希望日本人会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要求中国人去压制那种由日本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完全自然的反日情感，并且有更大的机智，而不至于派遣战舰和轰炸机去消灭反日情感。日本人完全是抱了诚意希望消灭反日情感这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认真态度，使这件事显得很悲惨。他们没有明白，有些东西即使用轰炸机也不能消灭的。他们跟反日情感斗争时，不啻跟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斗争，跟自然斗争是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斗争。
所以，结果是日本在中国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的相反。日本人性格上的最不愉快的一面，不幸在近日的日本支配着。而且在政治上握了权力——日本人性格的这一面是由军人代表了。日本的进步主义分子当然看到这种“跨在虎背”，趾高气扬，向着毁灭前进的愚蠢，而更安稳的结果也许会由较温和的方法而获得成功。
中日两国的接近，必需日本政府的内部发生变化，文治派领袖能约束军人，才可以想象到。这一点不成功，即使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不能把日本从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拯救出来。
第十六章 与西洋的早期接触
更新时间2009-7-2 17:35:00 字数：3036
我母亲有两张墙上挂的画，挂在一个大客厅里。那个客厅是由一个旧教堂的房子改为牧师住宅的。一张画上画的是一个西洋少女，很俊很甜的脸，手里拿着一个无边的女人帽子，里面装着几个鸡蛋。母亲一定是从很好的西洋杂志上剪下来的，大概是《星期六晚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她常用这本杂志夹针线和小的针线活计。另一张画上画的是清朝的光绪皇帝，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发动了维新运动，“百日维新”是人人知道的，圣旨一道一道地颁布，废科举，建铁路，开矿产，后来忽然被他的姑母西太后监禁于中南海瀛台，直到十年后不明不白地死去。他和西太后死在同一天，因为西太后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使人把光绪皇帝毒死，原因是她怕她死后光绪皇帝要在她的名声和政策上报仇，她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
家父，没有什么政治关系，但是一心赞成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和他的新政，这和当时在日本的那些中国革命领袖人物如孙中山先生他们一样。虽然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击败拳匪进入北京之时，已经仓皇狼狈地逃到西安，这时仍然算是在位当权。由于与列强议和，她才得以重握政权，但直到一九一一年（即宣统三年）清室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之前，她依然是顽固不改，作威作福。
本章的主题为西洋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从思想方面到工业技术方面。牵扯到一连串的适应与整个问题的检讨。但是检讨这项繁难的重任是在中国方面，以后事实可以证明，在文化交流上，中国是负债方面。那种交流的进行至今尚未停止。
范礼文博士（Warships），后为伦敦纽约国际协会秘书。他为人胸襟开阔，眼光远大，通情达理，又多才多艺，实远超过当时一般的传教士。不知道由于什么好运气，西溪得以有这么个好牧师派来此地，这里离坂仔很近。范礼文博士大约六英尺高。使我们接受到西洋学问的，就是这位牧师。在“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在由林乐知（YoungJ.Allen）主持之下，当时发行一份一张纸的周报，叫《通问报》（ChristianIntelligence），油墨纸张甚劣。今日手下若还保存一份就太好了。范礼文博士不但把这份周报寄给我们，另外还寄来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很多书和小册子。家父遇到了他，算是找到了知音，不久与他成了莫逆之交。
我们对西方最早的接触，是范礼文博士留下的一个领扣儿，因为他夫妇住在我家最上的一层楼，我们家也就是那个老教堂。孩子们对于那个光亮的领扣儿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猜测了半天。他夫妇又留下了几个罐头筒儿，那一定是盛牛油的。我们中国人闻起来，简直全家里都是牛油味道。我记得他们走后，姐姐曾把所有的窗子敞开，好让屋里散掉那种气味。我相信家母用来夹针线的那本《星期六晚报》刊物，一定是来自范礼文太太之手的。
这些虽然是我对西方接触的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对我很重要。家父知道圣约翰大学，就是在《通问报》上看到的，因此又梦想到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家父的月薪是二十块，后来增为二十四块，收入虽极微薄，仍然不能打消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上海基督教的高级学府去求学的愿望。
在坂仔建筑一个新教堂时，我大概是十二岁。那时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发生了。在三十或四十英尺宽的房顶的重压之下，教堂的墙壁，可以看得见被压得越来越歪。范礼文博士向美国购买钢筋。在钢筋渐渐束紧之下，把墙又拉正，大家可以看得见房顶的鹰架立起来。范礼文又在教堂进口处的钟楼上增加了一个钟。与基督教相竞争的佛教寺院里，也安装上一个大鼓。那个寺院也在那条街上，相距约六十英尺远近。
在礼拜天，教堂的钟鸣，寺院的鼓也响。
对于教会，有两个敌对者。一个是教徒的儿子，已然过了中年，大家叫他金老伯。他的房子坐落在河对面的木桥下面，那个桥通到当地惟一的一条有商店的街市。每数年之内，那座桥必然为洪水所毁，每毁一次，金老伯就发一次财。因为他又要募捐，再修造一座木桥。木板不平不直，过桥人可以看见脚下的流水。我们都知道，修桥就是他维生之计。那条有小商店的街道不断被洪水侵蚀，等我长大时，那些小商店只剩下一半了。
有一天，在清凉的月夜，家父一时兴起，从这座木板桥经过去布道。别人告诉我，我降生那一年，父亲是四十岁。有一次，外出之时，他染患了感冒，几乎丧命。讲道之时，他曾出大汗，回家之后又没换衣裳，得了很严重的肺炎。母亲非常焦虑。母亲那时正要生第五个儿子，她只好想办法自己接生。至于她怎么忍痛生产，就不得而知了。父亲则把他怎么样出去在房子后面那条小溪中去洗产后那些脏东西，对我不知说了多少次。
我第二次接触西方文明，是我第一次看见从Chiohbe和厦门之间汽船上蒸汽机的动作。我当时看得着了迷，呆呆的默然不语。后来在学校，看见一个活塞引擎图，自然充分了解。从那时起，兴趣始终是在科学上，很想以后做个物理教员。有人问我长大之后要入哪一种行业，我的回答是：（1）做一个英文教员，（2）做一个物理教员，（3）开一个“辩论”商店。最后这一条是当地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普通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你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这样向人挑战。我当时显然是以有此辫才而为人所知，因而兄弟姐妹们都叫我“论争顾客”。
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浪费时间。学校连个图书馆也没有。在厦门的寻源书院和非基督教学校之间的差别，就是非基督教学校看日报，而我们学校不看。我们有地理，算术，经典，一薄本的地质学。课后，我们只是玩耍游戏。踢毯子，玩由一个哑铃砍下来的两个木球，这就是我们最得意的游戏。我们都穿木屐，所以每逢踝子骨被一个木球打着，实在疼得很。
我们捉弄老师的鬼办法之中，有一件是背书的事，很好玩儿，每个学生都很得意。我们当年都站在走廊下等候，有的人被叫进屋去背书，通常是在两页到三页之内。他背完之后，就以开门为信号儿叫另一个人进去背，他做个信号儿，表明要背的那段文字是在前一半儿或后一半儿，由于把门开了三到四次，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一部分了。
我记得清楚的，只有校长的珠算盘。校长是一个贪婪无厌的人。当时鼓浪屿很繁荣，做房地产是好生意。我听见他那不停的打算盘声。他的办公室在第一层楼，正面对着楼梯口，因此他可以管理学生的出入。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出去买消夜食物，我们会用竹篮子把东西吊上楼去。
至于学校用的书，我既不喜爱，也不厌恶。太容易，太简单了。
我对西洋音乐着实着了迷。我是受了美国校长毕牧师夫人（Mrs.Pitcher）的影响。她是一位端庄淑雅的英国女士，她说话的声音温柔悦耳抑扬顿挫，我两耳听来，不啻音乐之美。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在我这个中国人的耳朵听来，真是印象深刻，毕生难忘。
我们也看见过法国美国的水手，普通大都是在鼓浪屿街上喝得醉醺醺，东倒西歪的。偶尔也有一个英国足球队在一个有围墙的球场赛足球，他们不喝茶，喝别的饮料，有时有军乐队演奏，由中国的仆役端送饮料。我夹杂在别的儿童之中，由围墙的缝隙中往里窥探，对他们洋人好不羡慕。
俱乐部若有舞会，我们寻源书院的学生常常立在窗外，看里面男男女女穿着晚礼服，在大庭广众之中互相拥抱，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人间奇观，真是使人瞠目吃惊。
在光绪三十三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派美国舰队来到澳门，那时日俄战事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因为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那是伟大武力的最好的展览。这些都刺激我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第十七章 圣约翰大学
更新时间2009-7-2 17:35:23 字数：3104
我很幸运能进圣约翰大学，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由于我刻苦用功，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我总算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所以在大学一年级时，我被选为ECHO的编辑人而进入了这个刊物的编辑部。我学英文的秘诀就在钻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个英文字的定义一连串排列出来，而是把一个字在一个句子里的各种用法举出来，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义，而是那片语，而且与此字的同义字比较起来，表现得生动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个字独特的味道和本质也显示无遗了。
一个英文字，或是一个英文片语的用法，我不弄清楚，决不放过去。这样precarious永远不会和dangerous相混乱。我对这个字心中就形成一个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觉，而且永不易忘记。这本字典最大的好处，是里面含有英国语文的精髓。我就从这本字典里学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语。而且这本字典也不过占两双袜子的地方，不论我到何处去旅行，都随身携带。
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风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详情当于另章论及。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
当时有一位中国教师，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课。将近一百页的民法，他连续不断地读，然后解释，这样一点钟上大约十行，这样一本如此薄薄的书，就可以拖长讲上一学期，每点钟讲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们学生凝神注视，我们也同样向那位老先生望着。因为学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头脑镇定静止，我们大都乘机带进别的书去偷看，借以消磨时间。我分明记得当时暗中看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的著作，还有张伯伦（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纪之基础》（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这本历史书对教历史的教授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诉我们可以坐汽车到美国，他于是成了学生们的笑柄。在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
诚然，圣约翰大学能举出优秀的毕业生如顾维钧，施肇基，颜惠庆等，他们都曾任驻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培养造就洋行买办的。
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有五千本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我对这整个的图书馆，态度很认真，很细心，其中藏书的性质，我也知道，我在这方面是颇为人所称誉的。来到中国做传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顿•麦克奈（BartonMcnair）教授，还有一位瑞迈尔（Remer），学识都很好；还有一位美国布鲁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为对圣约翰大学极具热心，自动义务来教书。
校长卜舫济博士（F.LHawksPot），娶了一位中国的淑女为妻。他治事极具条理，据说他固定将一本长篇小说每周读一章，一年读毕。在他的图书室里，我看见一卷Bradley的著作。他有子三人。幼子后来为Elmira学院的院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在大会后每日早晨在校园的步行一周。在大会与全体祷告之后，带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监陪同，他各处去察看，要在回到办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儿哪些事要做。我相信，伦敦伊通学校校长安诺德博士对学校的理想，是认为学校是训练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学校的理想一样，安诺德博士他自己总是和学生一同做早晨的斋戒。现在中国好多有地位的领导人物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毕业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将近二年级时，学校又增加了一块私产，与原校产相接，有乔木，有草坪，极为美丽。我就在此美丽的环境中度过愉快的时光。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给了我健康的肺，我若上公立大学，是不会得到的。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是学校划船队的队长。我跟夏威夷的男生根耐斯学打棒球，他教我投上弯球和下坠球。最出色的是，我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纪录，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只是离获胜还远得很。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像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而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工夫。首先，我看《红楼梦》，借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地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十五与十六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的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第十八章 哈佛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