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名家
钱穆，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生于无锡东南四十里的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的钱家大宅。钱穆的父亲钱承沛是个私塾老师，据说钱穆生下来时，曾哭三日不止，父亲一直抱在身上哄着，对妻子说：“此儿当命贵，误生吾家耳。”钱穆出生时，虽然家道中落，但父亲爱子如命，经常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排行老二，小时候，父亲每次外出回来都带一点蛋糕酥糖之类的零食放在他床边小桌上，用一只碗盖着，钱穆早晨起床后揭开碗就能吃到美味的零食，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七岁入私塾乃止。
钱穆幼时记忆绝佳，日读生字三四十，后来增加到六七十都能记住。一次父亲指着一个生字“没”考问他何意，他居然根据字形说了出来。父亲大惊，摸着他的头说：“此儿或前生曾读书来。”钱穆十岁入果育小学接受正式教育，“每篇文字大约过三遍即能背诵”，且长于作文，先生曾当众夸他“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能学韩愈”。钱家世代书香，钱穆识字起就开始阅读的一本史书，就是祖父去世后留下的一部五色圈点的大字本《史记》，也许从那时起就埋下了他后来治史学的种子。但他小时最爱读的还是小说，傍晚屋里光线暗，干脆就爬上屋顶读。看得次数多了，一部洋洋百万言的《三国》竟背得烂熟。父亲的一位朋友听说他能背《三国》，便任指一段考他，钱穆居然一字不落地当众背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众人惊为神童，钱穆也沾沾自喜。一次外出，经过一座桥时，父亲指着桥说，你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识。父亲又问：“桥字何旁？”“木旁。”“用木字易马字旁，是什么字？”“骄”。“骄字何义，知道吗？”到这时钱穆才知道父亲的真意，脸一下子红了。父亲的教诲，从此一直铭记在心。
祖父中年早逝，不幸的是父亲也英年早逝，死时年仅四十一岁，那一年钱穆才十二岁。去世前父亲叮嘱他：“汝当好好读书。”当时一家人住在素书堂后进西边。父亲去世后，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只好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有人好心地介绍他长兄去苏锡商店经商，母亲婉言谢绝道，再穷也要“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父亲去世第二年，兄弟二人不负父望双双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一九一二年，辍学家居，时年十八岁。因为家境困难，不久到三兼小学任教，开始十年乡教生涯。钱穆后来一直为未能读大学感到遗憾。自知上大学无望，遂矢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暑为防蚊叮，效父纳双足入瓮夜读。”（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
钱穆在常州中学时染上抽烟习惯，当小学老师后，长兄经常让他买烟，兄弟二人对抽，瘾越来越大。一次给学生上课，课文中有一篇《戒烟》的文章，钱穆顿生触动，觉得身为人师不能以身作则难以育人，便下决心把烟戒了。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省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自学名家（2）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经过钱基博、蒙文通等人的介绍，钱穆的名气如日中天。不久大名鼎鼎的胡适到苏州中学演讲，恰好钱穆此时也在苏中执教，行前有人对他说，到苏州有两件事不能不办，一是购买《伏吾堂集》，一是认识苏州中学的钱穆。可见当时钱穆名气之大。苏州之行是钱穆与胡适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胡适正炙手可热，钱穆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就《先秦诸子系年》中的一个问题向他请教，希望他帮助释疑，谁知却把胡适难住了，一时竟无法回答，弄得非常尴尬。钱穆也深感自己唐突。但胡适并未介意，临行前专门写下家庭地址请他下次到上海家中作客。
对钱穆一生起着重大影响的人物应该算是顾颉刚，顾颉刚也是钱穆一生最为佩服的至友。顾颉刚回老家苏州探亲时看到“诸子系年”，深为佩服，当即对钱穆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国文，应该到大学教历史。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稿。在顾颉刚大力推荐下，一九三○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这是钱穆一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九三一年夏，钱穆正式应聘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钱穆刚到北大，又接到清华聘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也坚请他兼课，盛情难却，钱穆只好在四个大学之间奔波。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自学者居然同时在北京四所著名大学执教，一时名动京城，这一年钱穆年仅三十七岁。
虽然身处京城，又没有一张文凭，钱穆却十分自信。一次燕京大学监督司徒雷登出于礼貌问他到燕大的感受，钱穆坦然道：原以为燕大最中国化的，十分向往，来了才发现进门就是“S”“M”（以捐款人姓名标示），完全名不符实，这两个楼应该用中国名字才相宜。司徒雷登一时愣住了，大家也用诧异的目光看着他。不久学校开校务会，把“S”和“M”楼分别改为“适”楼和“穆”楼。校园中其他建筑也改为中国名，园中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事后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楼，与胡适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治学有方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学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罗义俊）
钱穆后来到北大任教，胡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钱穆并不因此而在学术上苟同他，他的许多观点都与胡适不一致，胡适认为孔子早于老子，他却认为老子早于孔子。学生知道他们之间学术观点不一致，故意拿胡适的观点来诘问，他也毫不掩饰，经常在课堂上批判胡适。据他的学生回忆，他常当众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哪里哪里错了。当时胡适声誉日隆，敢于这样批评他的在北大也仅钱穆一人而已。
一次，商务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认为钱穆有多年中学教书经验，希望他与自己合作主编。能与胡适一起编书，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钱穆却婉言谢绝了，认为两人对中国文学观点大相径庭，一起编不合适，最好各人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胡适没想到他会拒绝，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两人渐行渐远。
一九三○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开拓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子，胡适盛赞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大快事”。一九三五年，经过多年努力，洋洋三十万言的《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学术界更是轰动一时，被公认为中国史学界释古派的扛鼎之作和“划时代的巨著”。连一向很少佩服人的国学大家陈寅恪都认为此书“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据说当时圈内有一种说法，称光是这部书的自序足“可以让昔日的北大、清华的任何一位史学研究生细读两天”，而其中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叫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的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叹于他的精密”。（向林）
钱穆治学讲究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由博而精。“先从大处着手，心胸识趣较可盘旋，庶使活泼不落狭小。”（致李埏信）他从自己十年苦读中领悟到，求速成找捷径是做学问的大忌，治学者应该“厚积薄发”。认为“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郦家驹《追忆钱宾四师往事数则》）他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认为中国治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学问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学问分门不别类。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为一。（逯耀东《百年夫子》）认为“读书当仔细细辨精粗”，“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而且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对任何作者都要先存礼敬之心，这样才能有所得。
经世济国（1）
“一生为故国招魂”，这是钱穆最得意的弟子余英时在他去世时所作的挽联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用来评价钱一生治学的目的最为允当。
钱穆早年从事乡村教育时，就立志要研究中国文化，以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是抱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可以说，他走的是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道路。他自称十年苦读，“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他谈到当年治学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他的一生都贯穿了这条红线。
“九一八”事变后，国人抗日激情高涨，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校把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教授们在爱国热情鼓舞下，决定编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唤醒国人民族意识。考虑到通史量大面广，拟请十五个教授共同讲授。钱穆认为，每人讲一段，中间不易贯通，各人研究也不一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一人从头讲到尾。大家觉得有道理，主张由他与陈寅恪合讲，这样相对轻松一些，他毛遂自荐，认为他一个人完全可以胜任，最后就由他一个人主讲中国通史。这门课一九三三年开讲，在北大讲了四年，后因日本侵占华北，北大南迁，又在西南联大讲了四年，才陆续讲完，前后一共讲了八年，也是他最有影响的一门课。
讲授中国通史时，正值日寇大肆侵华，钱穆上课时时常结合历史与现实串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情，上课时每每座无虚席。当时刚迁至西南联大不久，大家因时局失利情绪低落，在上历史课时，钱穆经常联系中国历史，充满信心地说，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是中国历史的逆流，胜利一定会到来，给师生很大的鼓舞。
当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同事陈梦家建议他根据讲义，撰写一本《国史大纲》，振奋民族精神。书生报国惟有笔，钱穆当即接受建议，决定撰写一部新的《国史大纲》，为全民抗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七十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一九四○年出版。《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惟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先须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这正是他撰写此书的真实动机与目的。该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成为大学中最通用的一本历史教科书。也是他书生报国的一个典型事例。
钱穆并不完全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的教授。一九三五年，日本阴谋“华北自治”，十月，有感于爱国之情与民族大义，钱穆与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孟森等百余名大学教授发起一项抗日活动，联名反对日本干涉内政，敦促国民党政府早定抗日大计。鉴于钱穆的抗日态度和学术影响，一九四二年秋，蒋介石在成都两次召见钱穆，请他到重庆机关讲中国历史，谈宋明理学。作为学人，钱穆对当政者始终保持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一次蒋在报上看到钱穆的一篇讲话，很赏识，又打电话又是写信约他相见，钱穆以距离太远借故推脱了。后来见面时，他甚至当面劝蒋为了全体国人利益于抗战胜利后功成身退。这些都表现了钱穆的书生意气。
一九四四年十月，应有关部门要求，钱穆专门撰写了一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青年从军，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钱穆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贯的，即使到了晚年，他仍然主张国家应该统一。一九八六年二月，他以九十二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统一的基础”。显示了其史家之卓识。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学者，钱穆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其局限的一面。西安事变发生后，国人都十分关心，上课时同学们也请钱穆谈谈他对这件事的看法，钱穆说：“张学良、杨虎成的作法是不对的，扣住国家领袖是不应当的。”（赵捷民《北大教授剪影》）可见他的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研究历史，却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缺少客观认识。所以学生们开玩笑地说，钱穆是唯心论者。一九八九年仲秋，钱穆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校庆，与学生座谈时仍然认为“救世界必中国，救中国必儒家”（罗义俊），多少也反映了他的史学观。
名师风范（1）
一九三○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次年便正式应聘到北大担任教授，从此正式登上大学讲台。
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对陈寅恪的学问十分佩服，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不仅长于著述，也长于上课。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金耀基《怀忆宾四先生》）。
钱穆最受学生欢迎的是中国通史，这堂课先后上了八年之久。中国通史课每周两堂，每堂两小时。多安排在下午一点到三点，这时通常是学生最疲倦的时候，他却能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生动迷人，成了最吸引人的课，除了北大学生，其他高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人一多不得不从小教室换到大教室，“每一堂将近三百人，坐立皆满。”（《师友杂忆》）有的人一听就是四年。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学生从北大一直听到西南联大，总共听了六年之久，可见其吸引人的程度。钱穆也被学生评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有人把他与胡适并提，时称“北胡（适）南钱（穆）”。
北大学术空气自由，学生可任意选听，教授的观点也常常互相矛盾，大家自由辩论。钱穆坚持己见，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一次讲上古史时，有人告诉他主张疑古的北大名教授钱玄同的公子就在班上，让他讲课时注意一点，别引起麻烦，但他并不回避，仍当众声称“若言疑古，将无可言”。当年在北大有三个教授在学生中十分有名，被人称为“岁寒三友”，“所谓三友，就是指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位先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之痛》）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八十五分以上极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他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见钱穆的性格。胡适对钱一向十分欣赏，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的有关问题，胡适便让他们找钱穆，说你们不要找我，钱穆是这方面专家，你们找他。见胡适这样推崇钱穆，大家对钱穆也另眼相看。一次胡适生病，许多人都争先前去拜访，乘机联络感情，钱穆偏偏无动于衷。朋友知道后，对钱穆大加责备，认为他太寡情，辜负了胡适对他一片好意。钱穆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两回事，怎能混为一谈？如果他帮助过我，说过我好话我就去看他，那叫我今后怎么做人？钱穆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在北大教授中，钱穆除了学问好，人品亦佳，在师生中有口皆碑。他平时不苟言笑，埋头治学，惜时如金，但决不是一个酸夫子，而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也很懂生活的人。他毕生有两大爱好，一是昆曲，一是旅游。他在常州中学时受老师影响爱上昆曲，自谓“余自嗜昆曲，移好平剧，兼好各处地方戏，如河南梆子、苏州滩簧、绍兴戏、凤阳花鼓、大鼓书——兼好。”因为爱昆曲，由此喜欢上吹箫，终生乐此不疲。长兄好笙与琵琶，他喜欢箫笛，当年在乡教时，兄弟二人课余常常合奏《梅花三弄》，成为早年一大乐事。
钱穆特别欣赏朱子的“出则有山水之兴，居则有卜筑之趣”的生活方式，也自觉实践。他读书治学都尽可能选择环境清幽，景色绝佳的地方。初到北大时一段时间他借住在朋友汤用彤家。汤家位于南池子边，紧靠太庙，四周广布古柏草坪，“景色幽茜”。在西南联大写《国史大纲》时居住的宜良县岩泉寺山明水秀，更是人间仙境。其后借读的苏州耦园还读我书楼，三面环水，“有池林之胜，幽静怡神”。晚年栖居的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依山面溪，是台湾有名的风景名胜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话用来形容钱穆再合适不过。钱穆治学之余，每到一处，总要遍访名胜游山玩水。在北大几年，几乎年年出游，“余在北大凡七年，又曾屡次出游”。几乎遍及山东、山西、江西、河南、湖北等周边地区。即使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也照样游兴不减，许多当地人没有去过的地方，他都游到了。在遵义浙大执教时，适逢学生李埏也来任教，于是拉着他一起遍游遵义山水，李埏已精疲力竭了，他仍兴致勃勃。李埏原以为老师这样的人一定终日埋头读书，不想他长日出游，大为感叹：“不意先生之好游，乃更为我辈所不及。今日始识先生生活之又一面。”对他的诧异，钱穆自有一番解释：“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读书游山，用功皆在一心。”这才是钱穆。
三次婚姻（1）
钱穆个人生活并不像治学那样顺遂，一生三次结婚，可谓五味俱全。在此之前，钱穆曾有过一个未婚妻。离钱家十里外后宅镇有一个有名乡村医生姓沈，对书香世家钱家十分敬佩，主动将自己女儿许配给钱穆。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的那年暑假，忽得了伤寒症，情况十分危急，一家人无计可施。沈翁听到女婿病重的消息，忙对其他病人说，“我必先至婿家”。经过他多次细心诊治，才把钱穆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不幸的是，未婚妻不幸因病早夭，这门婚事便结束了。
一九一七年秋，在长兄的主持下，钱穆第一次结婚。婚后夫妇便住在素书堂东边一间老屋里。一九二八年，夏秋之交，妻子及新生一婴儿相继病逝，长兄归家料理后事，因劳累伤心过度，引起旧病胃病复发，不治身亡。“两月之间，连遭三丧。”钱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度“椎心碎骨，几无人趣”。长兄与他感情最厚，他的名字穆便是长兄取的。长兄去世时年仅四十，遗下妻子及两子两女。长子十六岁，跟着钱穆在苏州中学读高一，即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钱伟长的名字也是钱穆所取。钱穆去世时，钱伟长挽联云：“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第一任妻子去世后，朋友金松岑到处为他张罗。金松岑曾是《孽海花》一书最先起草人，德高望众，是钱穆最敬佩的前辈和忘年交，曾先后两次为钱穆做红娘。第一次为他介绍的是他的侄女，号称东吴大学校花，两人曾通过几封信，见面后，对方坦言：钱先生做老师很合适，做丈夫却不合适。金松岑又把钱穆推荐给自己的一个女弟子，女弟子回了一信：“钱君生肖属羊，彼属虎。羊入虎口，不宜婚配。”虽然媒未做成，钱穆对金松岑还是十分感激，所以第二次结婚时，仍请他做了介绍人，算是圆了他一个红娘梦。
一九二九年春，钱穆在苏州娶继配张一贯。张一贯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曾做过小学校长。婚后第二年，钱穆只身到燕大任教，等北大工作稳定后才接妻子到北平团聚。华北告急，钱穆只身随北大南迁，一九三九年夏钱穆回苏州侍母时，张一贯才携子女自北平回到苏州团聚。一年后钱穆又只身返校，从此辗转大后方各地。他是有名的只顾学问不顾家的人，一心治学，与家人聚少离多。钱穆与继配生有三子一女。一九四九年他只身赴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钱穆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并与他长期相守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胡美琦。胡是他在新亚的学生，两人的婚姻可以算是师生恋。
胡美琦是江西人，父亲曾做过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秘书长。解放前夕，胡美琦从厦大肄业后随全家迁香港，就读新亚学院。仅做了一年钱穆的学生，就随全家迁台湾。
两人的姻缘很有传奇色彩。一九五一年冬，钱穆到台湾为新亚募捐，一次应约在淡江大学惊声堂演讲，演讲刚刚结束，突然新建成的礼堂的顶部发生坍塌，一块水泥正巧砸在钱穆的头上，钱穆被砸得头破血流，当场昏倒，在医院里昏迷了二三天才醒来。当时胡美琦在台中师范图书馆工作，因为与钱有师生关系，每天下午图书馆工作结束便来护侍，晚饭后离开，星期天则陪他到公园散步。随着相互了解的加深，两人渐生感情。一九五四年师范大学毕业后，胡美琦重回香港，两人经常相见。一次胡美琦胃病复发，久治不愈，为了便于照顾，钱穆向她求婚，胡美琦答应了。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两人在九龙亚皆老街更生俱乐部举行简单的婚礼。新婚洞房是在九龙钻石山一个贫民窟租的一套两室一厅。虽然条件简陋，钱穆却十分高兴，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劲草不为风偃去，枯桐欣有凤来仪。”
一九六七年十月，钱穆迁居北台。一九六八年，蒋介石用公款为他在外双溪建一洋楼，钱穆取名“素书楼”，由夫人胡美琦亲自设计。
一九六九年，钱穆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四岁时双眼失明，在夫人帮助下，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他生平最后一部巨著《晚学盲言》。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去世，享年九十六岁。次年，骨灰被送回大陆，安葬在苏州东山之麓，实现了他回归故土天人合一的遗愿。
是是非非苏雪林
念“讹音”的教授（1）
发表了《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并《与胡适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两文，文艺界便视我为异端，为化外之民。
——苏雪林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致苏雪林
是是非非苏雪林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台湾成功大学附属医院，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脚老人走完了她一百零三岁的漫长人生旅程，她就是苏雪林。她是现代文学史上迄今享年最久的作家，集作家、学者、教授和画家于一身，一生执教五十年，笔耕八十载，著述六十五部，创作二千余万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被阿英称之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一起并称为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女作家，由于其政治倾向性、个人性格以及其他社会原因，一生命途多舛，充满了矛盾与是非。
念“讹音”的教授
在现代文学史上，苏雪林是以作家名世的，但她的一生都是以教书为业，从一九三○年执教安徽大学，到一九七三年从台湾成功大学退休，前后长达四十余年，差不多也算现代作家中执教最长的了。苏雪林最早到大学执教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六年在东吴大学的兼职。
此时婚后不久又失去母亲的苏雪林正在上海夫家赋闲，她觉得自己爱情理想亲情一个都未能实现，生活十分苦闷，就在这时接到恩师陈钟凡的信。陈是她北平女高师国文系主任，对她一向十分赏识，并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得知她归国的消息，特地让她到苏州见面，介绍她担任苏州基督教长老会办的景海女子师范国文系主任，并到东吴大学兼课。讲好景海月薪一百元，东吴月薪五十元。这对苏雪林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不仅藉此可以逃出上海夫家，而且也可以经济上独立。担任女子师范课程她自信有把握，可到大学讲课却有些犹豫，毕竟自己也只有大学学历。陈钟凡鼓励她说：你不用担心，我看过你写的文章，按你的实力完全可以胜任，你就去讲讲诗词选，我会让人关照你的。这一说，坚定了苏雪林的信心。
一九二六年刚过春节，苏雪林就到了苏州。考虑到丈夫张宝龄上海苏州两地往来不便，不久把张宝龄也介绍到东大任教。这是苏雪林第一次到大学任教，当时只是兼职。一年后两人因感情破裂，张宝龄便离开苏州回沪。第二年夏天苏雪林也辞去苏州工作回到上海，不久在沪江大学找到了一份国文教师的工作。此时的苏雪林希望多尽一份妻子的责任，挽回两人冷淡的关系，然而事与愿违，两人关系却越来越僵，所以当她接到安徽大学新任校长杨亮功先生的邀请信，请她担任安徽大学教授时，她立刻接受了邀请。时为一九三○年六月。
她同意接受安徽大学邀请，一方面是想藉此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另一方面，担任东吴和沪江教授期间，她写过几篇论文，她觉得“我的天性本近于学术研究，从此更有志为学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安大邀请的几位教授像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刘英士、朱湘等人，不是同学便是熟人，而且安大所在地安庆是她多年前读师范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此前她还是莘莘学子，这次她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大学教授了，所以接到聘书后便欣然前往，多少有点衣锦还乡的感觉。安大聘请的名义是教授，月薪二百元，在当时可算是非常优厚的。苏雪林教的课是世界文化史，同时兼女生指导员。世界文化史没有现成资料，她只好从图书馆中借几册世界文化史自行研究。好在在法国学习艺术史时，买了几部艺术史，其中有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等古代文化，又有画，图文并茂，学生听了也很有兴趣，这种西方文化研究对她后来从事屈赋比较研究产生过很大启发。
安大虽是省立大学，但因为新建，学风不严，风潮不断，许多教师半途就辞职了，陆侃如夫妇教了半年也走了。由于管理松弛，学风很坏，男生到女生宿舍唱歌喝酒谈恋爱，经常闹到半夜，简直肆无忌惮。苏雪林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既做女生指导员，她觉得就有责任制止这种现象，于是经常前去干涉，责令那些男生九点钟之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否则记过处分。为此与那些男生经常发生争执，被骂成老封建，但她一点也不退让。她的干涉得罪了那些谈恋爱的男生，久而久之引起了报复心理。一天她从外面回宿舍时，经过一片小树林，突然从黑暗里飞出一块石头砸中了她的前额，苏雪林没想到会受到暗算，顿时血流如注，连忙用手帕捂着，一连用了两条手帕，也没能止住血，最后到医院缝了几针才止住。她额上的一块疤便是在安大当指导员的永久纪念。这件事促使她产生了早日离开安大的决心。恰好不久她就接到了国立武汉大学的聘书。说起来她到武汉大学任教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九三一年夏天，国立武汉大学在武昌珞珈山成立，校长王世杰带人到上海招生，邀集人批阅国文和三民主义试卷，由于人手不够，袁昌英向王世杰推荐好友苏雪林参加。苏雪林阅卷速度奇快，半天就阅了近百份，使共同阅卷的周鲠生十分吃惊，好友袁昌英更是逢人便宣传，一时广为人知，也引起王世杰的注意。所以武汉大学成立后，王世杰便向她发出邀请，听说同去的还有袁昌英、凌叔华等几位好友，简直喜出望外，当即辞职前往珞珈山，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三位好友以其文才后来被人称为“珞珈三杰”，名动一时。
念“讹音”的教授（2）
刚到武汉大学，苏雪林就碰到一件令她十分尴尬的事，当初请她来讲好是做教授的，但发给她的正式聘书却是特约讲师。此前她在安大时就是教授，现在连降了两级，反倒成了特约讲师，怎么也想不通，那种被人轻视的感觉很不是滋味。她对好友袁昌英发泄了自己的不满。袁昌英一听，知道她误会了，连忙解释说：“武大为尊重名器，所有教师都称副教授，一个正教授也没有。你这特约讲师，等于别校的副教授，将来升格为副教授，就等于别校的教授。”听说像陈源、杨端六这样的人也只聘了副教授，像她的资历能聘一个特约讲师就已经很照顾她了，所以顿时心里好受了许多。苏雪林初到武汉大学时教的是中文系基本国文一班，别系国文一班，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一班，每周有十三个钟点的功课。中国文学史讲义是自编的，要参考许多资料，她毕竟不像那些老教授有老本可以吃，一切需从头开始。一天，文学院院长陈源说打算请她在中文系开一门楚辞课。楚辞在中文系是门大学问，一听她就慌了。陈源鼓励她说：“我看你行，你在现代评论上发的那篇《屈原与河神祭典关系》就很有新意，未必比陆侃如、游国恩他们差。”见院长这么说，她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此一头扎进屈赋研究里。后来她没有辜负陈源的期望，终于另辟蹊径成为著名的屈赋研究大家。
苏雪林后来成为屈赋名家，还与一件事对她的刺激不无关系。提到这件事不能不提到时为武汉大学教授的刘永济。刘永济本是东北大学教授，研究屈赋的名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解散，苏雪林力荐他到武汉大学执教，后来他曾担任文学院院长。但他做的两件事却令苏雪林一生耿耿于怀。一次苏雪林偶然得到了解决屈赋的线索，写了《月兔源流考》等几篇自认为很有新意的文章，但刘永济却以文章不够严谨为由，拒绝在武大季刊上发表。更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刘永济聘请程千帆担任中文系主任，没有与她商量就把她教的中国文学史前半段分派给了程，只让她教后半段。中国文学史前半部内容丰富，很受学生欢迎，后半部等于是块骨头。这对苏雪林来说无异于口中夺食。刘永济这样做显然是从工作出发，未必有什么个人恩怨，但苏雪林却一辈子也未能释怀，从此也激发了她研究的决心。
武大并不缺少伯乐。有一件事几十年后仍然令苏雪林感激不已。武大的学术空气一向比较保守，讲究小学功夫，述而不作，以黄侃最具代表性。虽然苏雪林已经在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史》等六本书，但在那些老教授眼里，她走的是一条野路子，难登大雅之堂，其研究观点也常常遭到一些人的诘难。还有一个缺点也常常成为一些人攻击她的口实，那就是上课时常读错别字。由于小时受父亲和塾师不规范教育的影响，在课堂上常常以讹传讹读错别字，结果被一个受过处分的学生告到系主任那里，并被人恶意传播，成了她的一大污点。年终考核续聘时，几个资深教授都投了她的反对票，院长陈源有心帮忙却爱莫能助。关键时刻校长王世杰站起来说，虽然苏雪林是自修成功的，但从她所发表的几篇屈赋研究文章看，她还是很有见解的，她读的古书并不少，也不是没有学问之人。这样的人不能因为读了几个错别字就辞退。念几个错别字在自修的人是难免的，慢慢她会改正，也不致误人子弟，我主张续聘。一锤定音。后来的事实证明，王世杰没有看错人。
从有关资料看，虽然苏雪林是一个好作家，却不太长于教学，她的口才远不如她的笔。有一件事可以为证，一九三四年她在接手沈从文教现代文学课时，许多学生慕她大名而来，没有想到她的课上得十分枯燥。她对现代文学课本无兴趣，上课时连名都懒得点，许多人干脆溜之大吉，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便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如果不点名，下次也就没有人来上课了。”多少也算是对她的抗议。
在乐山度过的八年战时教学生活，是苏雪林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一九三八年四月苏雪林随校入川。限于当时条件，学校设在文庙，教师宿舍只能自找，苏雪林先租借在城西一处叫“让庐”的中式出租楼房，后因不堪房租迁居山上三间民房里，直到胜利复员。那时物价天天飞涨，教授工资却不涨，饶是这样，她一个人的工资最多时要养活亲戚七口人，“眼看着要饿死”（袁昌英语）。为了生计，课余便在门前开荒种地养鸡，补贴家用。她所有的积蓄在“八一三”沪战时全部捐给了国家，相当于黄金五十两，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可她无怨无悔，直到抗战胜利复员。当时物资匮乏，好友袁昌英回武汉前，送她一小袋锈铁钉，她当成了宝贝，一直带回了武汉。
婚姻--“一个美丽的谎言”（1）
苏雪林的婚姻是那个时代最为典型的包办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悲剧。做过前清知县的祖父在上海做寓公时，做主把她许配给江西做五金生意的商人张家次子。张家对苏雪林的才名和出身非常满意，为了和她相配，许诺将儿子送到美国留洋。一九一七年，从安庆第一女师毕业后，张家提出完婚要求，苏雪林本不满意这桩婚姻，以上大学为由拒婚，与祖母发生严重冲突，导致淋巴结核复发，结果大病一场，这件事才拖了下来。到法国留学后，才在母亲的建议下，开始与远在美国麻省的未婚夫张宝龄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通信。
张宝龄写得一手好字，英文也很漂亮，但他的信简直就像公文，苏雪林埋怨说：“他的个性好像甚冷僻，对任何事都无兴趣……同他通信索然无味。”通信的结果令她十分失望，大约一个学文学艺术，一个学工科的原故，两人性格爱好都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尽管这样，苏雪林还是希望他拿到学位后，到法国读博士，共同欣赏法国艺术和欧洲风光，在欧洲建立小家庭。她把消息在朋友中公开了，大家都为她高兴，结果张宝龄不仅不领情，反而一口拒绝了，这件事大大地伤害了她的自尊心，使她在朋友面前丢尽了面子。一气之下，她给他写了一封毁婚信，在发出前的最后一刻才撕毁。尽管这样，她还是写信向父亲表示了毁约的想法，结果遭到父母的痛斥与坚决反对。万念俱灰，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苏雪林受洗成为一名新教教徒，甚至想出家修道远离尘世。就在这时，接到大姐的信，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希望在临终前见到她最后一面。从童年开始，母亲一直是她的守护神，为了母亲，苏雪林毅然中断在法国的学习，于一九二五年春天启程回国。
一九二五年中秋节，为了母亲最后的心愿，苏雪林与张宝龄在老家岭下村完全按当地习俗举行了隆重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苏雪林已经二十九岁了，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结婚居然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尴尬和不自然是可想而知的。
女儿的婚姻并没有延长母亲的生命，一个月后母亲还是去世了。苏张二人从结婚到苏雪林离开大陆前，一共二十四年，其间二人聚少离多，加在一起也不过寥寥三四年时间，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婚姻。婚后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要算是他们在苏州度过的一年多时间。当时苏雪林应邀担任苏州景海女子师范中文系主任，同时在东吴大学兼课。不久张宝龄也应聘到东吴大学担任工程学教授。他们与一对美国夫妇合住在天赐庄一栋小洋楼里。楼下有一个很大的园子，里面长满了杂草。两人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菜莳花，养金鱼，斗蟋蟀，吟诗作画，其乐融融。学造船出身的张宝龄还在苏州葑门十二号为他们设计了一个船形的新居，这段时间是他们婚后最美好的时光。正是这段甜蜜生活催生了现代文学史上一部散文名著《绿天》。书中许多篇什基本上是他们这段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爱情之舟并未能顺利地远航。两人之间积存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导致了两人感情的裂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两人性格志趣不同，张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骨子里却希望妻子三从四德以他为中心，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显然是苏雪林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婚后苏雪林经常资助大姐和寡嫂，这也使丈夫很不快，有次甚至借故把她的书扔了一地。这些矛盾终于导致了两人感情的破裂。《绿天》只写了一半，爱情就破灭了，所以苏雪林后来自嘲地称之为“美丽的谎言”。
尽管苏雪林对丈夫十分不满，但对婚姻却十分忠贞。其实，无论婚前还是婚后，苏雪林都不乏追求者和意中人，这从她自己的文章《家》和《绿天》中都可以看出。但她都经受住了诱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要算是发生在法国里昂的热恋。那时她刚到法国，人生地疏，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学艺术的中国留学生。碰巧对方读过她的作品，对她仰慕已久，两人几乎一见如故。时间一久，两人关系日益亲密，经常像恋人一样一起外出散步写生看艺术展，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在最后一刻，她还是理智地选择了与对方分手，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初恋。
苏张二人感情破裂后，双方都有离婚的想法，但为了家庭名声，最后还是选择了维持。破镜难圆，所以当苏雪林到武汉大学执教时，干脆将大姐接到一起，组织了奇特的“姐妹家庭”，一直到她大姐去世。这在现代文学史上也绝无仅有。名存实亡的夫妻之间只偶尔书信来往，后来连信也断了。有一件事最能说明这对夫妻之间关系的冷漠。一九四三年武汉大学拟聘请张宝龄担任机械系教授，而苏雪林居然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通过公公才打听到他在云南。一九四三年九月十日，张宝龄从云南来到乐山，夫妻才重新团聚，但也只是在这个姐妹家庭中另加一张床而已。也许因为时事艰难，张宝龄比以前似乎懂了许多人情世故，彼此也少了争吵。此时的张宝龄为人和气，十分健谈，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苏雪林尽可能照顾他的生活，但两人再也不可能鸳梦重温。有一件事非常说明问题，抗战胜利后，许多家庭都在享受着复员的快乐，张宝龄却坚决辞去武大的工作回到了上海，从此这对夫妻就再也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一九四九年，苏雪林去了香港，张宝龄留在了大陆，天各一方，这对冤家也就永远分开了。张宝龄逝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二日，一年之后苏雪林才辗转得到消息，至此这个婚姻悲剧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与鲁迅的恩恩怨怨（1）
苏雪林一生沉沉浮浮，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后就淡出了大陆文坛，并从现代文学史书上销声匿迹，以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可以说是身世寂寞。这固然有两岸隔绝的政治因素，但究其主要原因不能不提到她早年与鲁迅的恩恩怨怨，尤其在鲁迅去世后她发表的那封致蔡元培公开信最为人诟病。
从公开记录看，苏雪林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那次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在悦宾楼设午宴招待在北新的作者，受到邀请的有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王映霞等名家。北新是当时惟一出版新文艺的书局，此前苏雪林已经在北新出版过《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李商隐诗》二本书，这次因为《绿天》的成功发行，苏雪林是作为文艺新星受到特别邀请的。苏雪林到北新时客人大多到了，因为《绿天》的巨大反响，所以大家对她都十分热情，就连散文大师林语堂都对她赞美有加。最后主人把她带到鲁迅面前时，她热情地伸出手，没想到鲁迅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寒暄，只是象征性地朝她点了点头，这使满腔热情踌躇满志的苏雪林感到非常尴尬，现场热烈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大家也感到有些意外。鲁迅的态度深深地刺痛了敏感自尊的苏雪林，也在她心理上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阴影。
苏雪林很难理解鲁迅对她的态度，后来经人点拨才明白，因为她经常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又与胡适、陈源过从甚密，自然被鲁迅划入了现代评论派。其实这多少有些苏雪林的主观推测，以鲁迅的性格，对初次见面的晚辈作者点头致意，也未必不正常。但苏雪林从此认定鲁迅是个心胸狭窄傲慢无礼的人，一直不能释怀，后来她处处以鲁迅为敌，多少与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点令苏雪林反感的，是鲁迅对胡适和她朋友的攻击。一九二八年北平女师大学潮，鲁迅对杨荫榆和章士钊进行声讨，陈源在现代评论上替杨、章二人说话，结果也遭到鲁迅痛击，由此引发一场笔战。苏雪林是女师大（前身是北平女高师）学生，又是杨荫榆的学生，情感上自然地就站在了陈、杨一边，把鲁迅当成了学生运动的煽动者，后来章士钊的私宅被激动的学生烧了，她也认为是鲁迅煽动的结果。苏雪林最不能容忍的，是鲁迅对胡适的批判。她一向把胡适视为自己恩师，而鲁迅却时时出来对胡适冷嘲热讽，令她大为不满。这些点点滴滴加在一起，激起了她骨子里的反叛意识，她本来就是一个不通世故、率性而为，甚至有些偏执的人，遇事缺少理性，十分情绪化，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全国文艺界举行声势浩大的祭丧活动时，她往日积攒下来的不满情绪似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她决意要表现得不同流俗，不惧权威，于是发表了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的公开信，信中列举了鲁迅三大罪状。同样的信她也寄给了马相伯，马和蔡当时都是鲁迅治丧委员会委员。据她晚年回忆说马接信后给她回了一封信，表示不去参加。从有关资料看，马相伯后来确实没有列入鲁迅治丧委员的名单，不知是她的信起了作用，还是因为别的原因，现已无从查考。蔡元培当时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不知道蔡元培的地址，苏雪林这封信是托人转交的，但转交人觉得信的内容十分欠妥，没有转交，建议她慎重考虑。苏雪林对此很不满，这时恰好武汉《奔涛》半月刊来约稿，她就把这封信拿了出来。对方如获至宝，很快付梓，《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一发表，立刻激起了公愤，苏雪林也成了众矢之的。她自己说，“骂我的漫画、诗歌、杂俎，无所不有”，“凡有报纸者，对我必有骂声。”甚至还有恐吓信。但她并不后悔，她自己说，“发表了《致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并《与胡适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两文，文艺界便视我为异端，为化外之民。”公开信发表时距离鲁迅去世大约一个月，无论从哪一方面看，这件事都很欠妥，这也是苏雪林为人幼稚的地方，也是她情绪化的表现。就连她的恩师胡适后来在给她的信中，对她这种做法也提出了批评和质疑：“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并指出其文章中有“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在这封信中，胡适还充分肯定了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贡献，显示了胡适的大家风范。但在这件事上，苏雪林并没有听从胡适的话，后来还是写了一系列批判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在台湾结集出版，书名《我论鲁迅》，倒也体现了苏雪林偏执和任性的性格，可谓文如其人。
如果说苏雪林全盘否定鲁迅，也不完全符合史实。发表于一九三四年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中，她指出：“我们应当知道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她对鲁迅《呐喊》与《彷徨》也评价甚高，认为“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在《冰心女士的小诗》一文中，她也认为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成就最大的“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女士的小诗”。这些对鲁迅的评价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中较早的，而且也是比较公允的，由此也可见历史人物苏雪林的复杂性。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教授之教授”（1）
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吴宓
“教授之教授”陈寅恪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一代大师陈寅恪先生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代人认识陈寅恪，多数始于陆键东的那本风行一时的传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甚至可以说，是这本传记复活了陈寅恪，如今陈寅恪已经成了一代学人的象征与符号。然而，即使在今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陈寅恪仍然是一个谜，一个偶像。
“教授之教授”
早在三十年代，陈寅恪已经名满天下，为士林景仰。最早发现并竭力向国人推崇陈寅恪的，当推与陈寅恪相知最深的好友、著名教授吴宓。关于这件事，在《吴宓文集》中，吴是这样说的：“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以吴宓当时的地位之尊，学术之博，对一个相知不久的人如此评价，可谓推崇备至。抗战时期在重庆时，学界颇负盛名的傅斯年也对陈寅恪的受业弟子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这话出自傅斯年之口，自然并非虚言。就连大名鼎鼎的胡适也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曾官至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为晚清诗歌大家。陈寅恪幼承庭训，打下深厚国学功底。一九○二年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一九○五年秋回国。一九一○年转赴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校求学，一九一四年回国。一九一八年冬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两年。一九二一年由美再度赴欧，重回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一九二五年回国。前后十四年时间，陈寅恪游学日、欧、美，精通英、法、德、日、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文字（一说二十余种文字，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文字）。等到陈寅恪回国时，仅就所掌握的外国文字的数量已经没有什么人超过他的了。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当年虽遍求名师，广泛涉猎，回国时却没有拿什么文凭。以他的聪明及才识，按说拿一个文凭应该易如反掌，可据有关资料，他确实没有拿过什么过硬的文凭，更不用说博士之类的头衔了。关于他的文凭方面的情况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信的资料，他本人对此更是不屑一顾。这一点在那个年代也显得十分特别。关于陈寅恪是否得过洋文凭，有几种版本。一般认为，陈寅恪虽留学欧美十多年，却未拿一个文凭，关于这一点，他的受业弟子陈哲三是这样解释的：“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故未得一张文凭。”（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另有一种说法是，陈寅恪曾得到一个学士学位。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侄儿陈封怀在《回忆录》中提出来的，称陈寅恪曾得过三个学士学位：“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至于是一个学位，还是三个学位，是什么学位，都没有得到更详细的资料证明。关于学位的事，陈寅恪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因为他求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学位，所以关于其学位的争论也就显得毫无意义。这也正是陈寅恪大师的风范和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陈寅恪不注重学位，但并不表示别人也不重视。事实上那个年代学位、尤其欧美的学位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一块十分重要的敲门砖。所以陈寅恪当初到清华国学院做导师时就碰到了这样的尴尬：“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秋天陈先生到校。”（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这里记录的是当年梁启超与清华校长曹云祥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耐人寻味。梁启超当时已是学界巨擘，他和外国著名学者如此推崇的人物自然令人刮目。可见，陈寅恪还没有回国，就已经名扬海内外了。
“教授之教授”（2）
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于一九二五年。清华校长曹云祥原本聘请胡适为导师，胡适坚辞不就，胡适建议仿造中国古代书院及英国牛津导师制，办清华研究院，并称：“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他推荐了梁启超、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但章太炎以他与梁之间有矛盾坚辞不就。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为导师，认为陈寅恪通晓欧洲及东西方多种文字，修养深厚，足堪大任。后清华又聘请吴宓担任研究院主任，李济为讲师。一九二五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国时，清华研究院正招收第一届研究生。
梁启超对陈寅恪的推荐完全是因为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及成就。陈寅恪并非浪得虚名，其学问之大，在海外影响之广，有几件事很说明问题。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陈哲三说：“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了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陈先生之翻译解释，各国学者毫无异辞，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之唐蕃会盟碑，许多学者，如法国之沙畹、伯希和等人均无法解决，陈先生之翻译也使国际学者满意。”（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面对已经死亡的突厥文，几个世界知名的学者都无法破译，只有陈寅恪能解释，且让人心服口服，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
陈寅恪在海外影响之大，陈哲三还有一个亲身经历。一九三三年，他到日本，一次饭间遇到日本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他十分傲慢无礼，后得知他是陈寅恪的弟子，便执礼甚恭，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白鸟为什么对陈寅恪如此敬佩呢？原来“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抗战时期，陈寅恪曾接受英国牛津大学邀请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城，著名作家兼史学家陈衡哲女士曾感叹道：“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极少数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的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
仅此三例，陈寅恪学问之精深便可见一斑。
陈寅恪治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早年治欧洲诸国文字、梵文及西域文字，回国后，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的制度，以及南北朝和唐代历史。主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论稿》。此外，在宗教、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学、敦煌学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尤以中古史研究闻名世界。单就所掌握的外语一项，就多达二十余种，而且有多种还是已经死亡的，就在其所在国，也少有人认识，仅就其所掌握的外语种类之多之精，在现代学人中也鲜有其匹。
陈寅恪后来谈到他学会多种外语的经验，只强调一个“诚”字。到清华执教时，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可他并不满足。就在他任清华导师后，仍然坚持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每个星期进城学两天，向钢和泰学梵文。
在清华时，陈寅恪是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的教授。由于他名气大学问深，不光许多学生慕名而来，就连许多教授都赶来听课，当年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等人都听过他的课。也许正因为这样，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的郑天挺先生称他为“教授之教授”。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在西南联大时，一向自视甚高的刘文典教授对陈寅恪的学问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他甚至公开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可见陈寅恪当年完全是以学服人。
由于一心求学，陈寅恪到三十九岁才结婚，而且还是赵元任夫妇做的媒。
据说，因为陈寅恪名声太大了，连斯大林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国宝”，并且还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陈寅恪的一些研究成果。建国后，毛泽东访问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时，斯大林还专门向毛提到陈寅恪，问起他的行踪。这样一来，陈寅恪才引起高层的关注。
虽然陈寅恪早已名扬四海，为人却十分谦逊。据他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学校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1）
陈寅恪精于治学，却不善理财，主要收入大多用来买书购药，所以一直十分拮据。他女儿陈美延回忆说，在柏林求学期间，由于“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食”。这在赵元任夫妇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一九二四年他们游学德国时，陈寅恪与傅斯年请他们客，陈寅恪每次都叫炒腰花，他们以为他喜欢，后来在清华，陈寅恪寄住在他们家时，他们经常炒腰花，陈寅恪却不动筷子。杨步伟不解地说，你在德国不是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笑答，那是因为腰花便宜。
陈寅恪热爱传统文化却不相信中医，由于长期购买昂贵的西药治病，经济上十分困顿，抗战时期一度连旅费都发生困难。一九三九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据说这是三百年来第一人。陈寅恪准备赴任，都拍好了全家护照相片。但因欧洲战事，地中海不能通航，只好羁留香港大学执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由于珍珠港事件，引发太平洋战争，日本占领香港，陈寅恪被困香港，生活艰难，常将衣物换食。据说有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本军方，要日军不要为难陈寅恪，鉴于陈寅恪的国际影响，当时日本宪兵不仅没有骚扰他，还常常送去面粉，但陈寅恪宁饿也拒不食日食，夫人每每将面粉拖出户外，表现出非凡的民族气节和骨气。陈氏一家被困香港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内学术界关注，一九四二年春天，朱家骅派人在一个暴风雨之夜把陈寅恪一家四口悄悄接到广东。
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币制越改越乱。到了冬天，陈寅恪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了，季羡林把这种情况反映到北大校长胡适那儿，胡适表示要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坚辞不受，最后陈寅恪决定把一部分藏书卖给胡适，以换取美元。于是胡适就派汽车跟季羡林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只象征性地收了二千美元。据季羡林的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此事，他的弟子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这里记录的是一九四六年陈寅恪五十岁时的事，更加准确可靠。
陈寅恪也是学术界一个有名的奇人怪人，凡事都有自己的原则，所作所为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冯友兰回忆说：“我于一九二○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在王遗体告别会上，一般同学教师都是行三鞠躬礼，只有陈寅恪一人行三跪九叩大礼，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也可见陈寅恪的独特的个性。
一九四六年十月，陈寅恪因到英国治眼无效，回到国内。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二年，他却主动提出要在中文系和历史系各讲一门课，因为他是两系合聘的教授。当时担任他助教的弟子王永兴担心他身体吃不消，认为他在历史系开了就可以了，中文系就不一定要开了，陈寅恪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
一九四八年平津战役前，南京国民政府派青年部长陈雪屏用专机到北平迎接陈寅恪南下，被陈寅恪坚决拒绝了。十二月，胡适通知他一同南撤时，他才勉强同意。对此陈寅恪是这样解释的：“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因为接胡适的专机是教育部的，而胡适不是政府官员。这就是陈寅恪的做人原则。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教授，又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陈寅恪一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从不媚俗，从不随波逐流。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陈寅恪担任第二历史所所长，陈寅恪作《对科学院的答复》，称：“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并提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答应他，他就做，不能答应，他就不做。这封信在圈子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鉴于当时的情况，陈寅恪的要求自然无法满足，他也就没有就任第二历史所所长。
严谨而幽默的一生（1）
一九二六年五月起，陈寅恪到清华讲学，在清华的授课内容主要分三个时期，国学研究院及早期，主要讲授：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唐代西北史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高僧传研究、佛经翻译文学、文学专家研究、蒙古源流研究等。罗家伦执掌清华后，陈寅恪在清华授课内容还有：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西南联大时，主要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为研究生开设的“白居易”。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
陈寅恪虽然留学欧美十多年，但骨子里却十分传统，并没有多少洋味。这从他上课带的包就可以看出。他平时上课装资料的，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罗香林只笼统地说包，陈寅恪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清楚地记得，陈寅恪的布包也是分得很清楚的，一般涉及到佛教典籍的，都用黄色布包。“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劳榦《忆陈寅恪先生》）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而陈寅恪系由清华聘来北大讲“佛经翻译文学”，可见讲佛经课用黄布包是准确的。这样的记录不止一个。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许世瑛《敬悼陈寅恪老师》）
陈寅恪授课，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注重启发与发现，而不讲究形式，在这清华教授中，也是别具一格。这一点大约是受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陈师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办法。”（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据季羡林回忆，当时清华的留学生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只有陈寅恪终年长衫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个布包，装满了上课的书籍，不认识他的人很容易把他当成琉璃厂来清华送书的老板。大多数时候，他总是写满两黑板，然后闭着眼睛讲课。这种方式很特别，一是因为他在思考，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他患眼疾有关。
严谨而幽默的一生（2）
就是这样一个终日埋首书斋的大学者，却不失风趣的一面，有时甚至相当幽默。一九二四年，清华办研究院时，邀请赵元任回国执教，赵此时在哈佛执教，哈佛答应只有他找到一个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才放他走。于是赵写信给在远在德国的陈寅恪，推荐他接替自己在哈佛的职位，陈寅恪回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封委婉俏皮的婉拒信，多年后仍为赵氏夫妇津津乐道，认为这正是陈寅恪性格中可爱的一面。
一九三二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定国文招生试题，作文题是《梦游清华园记》，外加对对子。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一时引得舆论大哗，一些人认为此是无用之旧套。陈寅恪先沉默不答，后见议论纷纷，遂于《学衡》杂志上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提出之所以让学生对对子的四条理由：一、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二、对子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三、对子可以测试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四、对子可以测试思想条理。认为这其实是最简单的测验应试者基本功的一个好办法。并称：“凡能对上等对子者，其人之思路必贯通而有条理，故可藉以选拔高才之士。”虽然这只是一种教学之争，却多少反映出陈寅恪性格中幽默不羁的一面。据说后来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一时兴起，还作了一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也算是对当年师生跑警报生活的一种生动的记录。
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恪治学为人十分严谨，但也有例外。早年在清华时，一次，陈寅恪正在家中给众弟子上课，一时兴起，突然开玩笑地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意思是，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他们又是梁启超的弟子，而王国维曾任南书房行走，做过溥仪的老师，现在他们又是王国维的弟子，自然与大清皇帝是同学了。于是众弟子哄堂大笑。更妙的是，北伐成功后，罗家伦执掌清华，罗去看陈寅恪，罗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翻了翻说，我送你一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匾额：儒将风流。又说：“你在北伐军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你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众人大笑不止。罗亦大笑。（事见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治学之余，陈寅恪还喜欢张恨水小说，称得上是张恨水小说迷。由于视力不好，他通常听人读张恨水小说，听得十分入迷。此外，研究之余，他还写下了大量诗作。尤其是旧体诗方面成就很高，得到业内高度评价。这些都反映了作为一代大师性格的丰富性，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可爱处。
顾颉刚其人其事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1）
颉刚在我们友朋中，是低着头努力的人。他不说空话，不喊口号，也不做什么《国学概论》、《国学大纲》一类的空疏的，无聊的，甚至于抄袭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计划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至，力之所至，以从事学问与著述。……因为颉刚才真真是沉醉于学术的人。
——胡适
顾颉刚其人其事
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史学界，顾颉刚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一九二三年，三十一岁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史学界一颗新星。大名鼎鼎的胡适热情洋溢地称赞道：“……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数十年后，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也评价道：“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之所以能在中国史学界发生革命性的震荡，主要就是因为它第一次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并认为顾颉刚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个奠基人”。一九二六年，顾颉刚编撰出版其史学巨著《古史辨》（第一册），再次轰动史林，胡适称之为：“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古史辨》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诞生，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
“江南第一读书人家”
顾颉刚，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生于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祖父为他取名诵坤。顾家是苏州有名的书香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曾特地题写“江南第一读书人家”以示嘉奖。由于数代单传，所以顾颉刚一生下来，自然就成了掌上明珠，不仅希望他传宗接代，更希望他能延续顾门书香。所以还在二岁提抱中时，祖父就迫不及待地教他识字，顾颉刚果然是一颗读书种子，从小就对书感兴趣，六七岁时已认识几千个字了，“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老妈子抱上街时，两边的招牌都能一一认出，街上行人大为惊叹。
小时候最疼他的是祖母，母亲因为肺结核，很少照顾他。三岁那年因为尿床被母亲赶下床，从此一直跟着祖母睡，直到结婚为止。祖母怕他受到伤害，一直让人抱着他，不让他下地，吃饭也让人喂，逢到吃鱼，一定把刺挑了才给他吃，娇生惯养的结果，顾颉刚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六岁上私塾时还不会端碗，九岁时才学会走路，一辈子都不会吃鱼。祖母在生活上对他十分宽容，在读书上却特别严格。一次天下大雨，顾颉刚想逃学，祖母严厉地说，就是下铁，你也得去。由于没有什么玩伴，寂寞的顾颉刚把兴趣都转移到书上，从书中寻找自己的乐趣。当年观前街一带有二十多家旧书肆，书很便宜，他常把吃零食的钱拿去买自己喜欢的书，一年下来居然买了五六百本。祖母对他一生影响极大，在《玉渊潭忆往》中，他回忆说：“我的一生，发生关系最密切的是我的祖母。简直可以说，我之所以为我，是我的祖母手自塑铸的一个艺术品。”
一九○六年年初，苏州第一所高等小学开办，入学作文是《征兵论》，顾颉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同时考取的还有叶圣陶。进入初中以后，除了课堂上的内容，每天晚上祖父还要给他亲授《尚书》、《周易》。家庭环境对他后来走上治学之路影响很大，“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隶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顾颉刚《我与古史辨》）除了家学，少年顾颉刚还经常逛旧书肆，向老板请教版本学、目录学，像《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之类的书，在十几岁时已翻得烂熟。十二岁那年，顾颉刚做了一篇《恨不能》的文章，发誓“恨不能读尽天下书”。
和许多人一样，少年顾颉刚也曾做过一段文学梦。中学时代和叶圣陶等几位好友成立了一个诗社，因为叶圣陶最具文才，便推他做社长，顾颉刚也很热心地跟叶圣陶学诗填词，后来发现自己没有文学的“烟士披里纯”，自称：“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十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从此不敢再妄想‘吃天鹅肉’了。”所以弃文从史。
一九一三年三月，顾颉刚从报上看到一则北大招生广告，便与同学一起前往上海考点报考，结果以第九名考取北大预科。四月底到北大报到，由于当时毕业生还没有离校，学校把他暂时安排在前门外西河沿旅店。从小到中学，顾颉刚基本上都是在读书求学中度过，平时长辈管教极严，一次亲戚吃东西时多看了两眼便遭了祖母一顿毒打，所以内心一直十分压抑孤独，这时离开家庭，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恰好一时无事，旁边又都是戏园子，票价又便宜，于是天天去看戏，很快变成了一个戏迷，即使开学后也沉迷其间不能自拔，常常上午课间去买票，下午去看戏，有时连课都不上，自称“全北京的伶人大约都给我见到了”。由于沉迷看戏，又生病休学，再加上他选上的农科中数学和制图两门课都非他所长，最后未能按时从预科毕业。按规定，预科没有毕业不得参加升学考试。于是他急中生智，临时给自己取了个“颉刚”的名字，一九一六年夏，以“自修”身份考入北大哲学系。
古史辨派创始人（1）
进入北大哲学系是顾颉刚一生的转折点。
这段时期有三个人对顾颉刚治学影响很大，一个是章太炎，一个是胡适，还有一个便是王国维。
接触章太炎，是缘于同学毛子水的介绍。顾颉刚平时很佩服毛子水的治学与为人，毛子水竭力向他介绍老师章太炎，于是便对章太炎十分倾慕。一九一三年冬天，听说章太炎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讲学，顾颉刚便和毛子水一起冒着大雪去听讲座。章的讲座内容涉及小学、文学、史学和玄学。顾颉刚一向自视甚高，自称从蒙学到大学，接触教师无数，没有一个令他佩服的，这次听了章太炎的课大为折服，“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可是毛子水却对他说，这是章先生对初入门者讲的最浅的学问，这一来顾颉刚对章太炎佩服得更是五体投地。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章太炎反对孔教会，讲学不到一个月，就被袁世凯关进了监狱。虽然师从章太炎时间很短，但收获却是巨大的，自称：“从此以后，我在学问上已经认清了几条大路，知道我要走哪一条路时是应当怎样走去了。”“这一个觉悟，真是我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一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顾颉刚《北京岁月》）
另一个对顾颉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是胡适。顾颉刚真正与胡适接触是大学二年级。这时胡适刚从美国学成归来任北大教授，给学生讲中国哲学史，他没有沿袭传统的方法，从唐虞夏商开始，而且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适授课一反常规，开始许多人不以为然，但渐渐却感到新鲜而有说服力，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当时顾颉刚与学国文的傅斯年同住一室，经常交流心得，便对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建议傅斯年去听，傅斯年本来是黄侃的高足，结果听了胡适的课，对胡大为折服，从此成了胡适的信徒。
胡适的讲课让顾颉刚第一次领略到西方先进的科研方法，开阔了视野，虽然胡适仅年长他二三岁，他却对胡十分佩服，视为自己的老师。“那数年中，适之先生发表的论文很多，在这些论文中他时常给我以研究历史的方法，我都能深挚地了解而承受；并使我发生一种自觉心，知道最合我的性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又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两人的启发和帮助。”（《我与古史辨》）从这番话可以看出，是胡适把他引上了史学之路。
一九二○年暑假，二十八岁的顾颉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留校任图书馆编目员。次年一月，北大成立研究所，沈兼士和马裕藻邀他担任助教，兼《国学季刊》的编辑。顾颉刚当时接受这一工作，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可以看书，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藉此挣钱养家。这一段时间，他潜心阅读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作，从罗王二人身上获益良多。“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辩，使我的眼界从此又开阔了许多，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才是一条大路，我所从事的研究仅在破坏伪古史系统方面用力罢了。”后来他多次在书信和日记中称：“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甚至做梦都梦到王国维，“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总以为他是最博而又最富于创造性的。”为表示对王国维的倾慕之情，曾专门给王国维写信表示愿“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
古史辨派创始人（2）
顾颉刚对王国维的崇敬可从一事看出。王向以忠诚清室著称，曾任清宫“南书房行走”，做溥仪老师。溥仪出走后，王国维也丢了饭碗，处于失业状态。出于对王的尊敬，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把王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经过胡适运动，清华果然把王国维请到了清华研究院。而王国维始终也不知道此乃顾颉刚之功。
师从胡适等人后，顾颉刚更加用功，每天都读书到凌晨三四点，虽然学业大有长进，但天长日久却落下了失眠症，终生未愈。一边治学，一边还得设法挣钱养家。屋漏偏逢连夜雨，一九二二年，祖母突然病重，想到对自己恩重如山的祖母，顾颉刚只得辞职回苏州尽孝。失去工作后，生计顿成问题，无奈之中，只好向胡适求援，胡适考虑到苏州离上海近，便介绍顾颉刚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以增加收入。编历史书时，顾颉刚把诗、书和论语中的问题加以整理，对尧、舜、禹的先后地位产生了疑问，并发现一个规律性问题：这些传说中的人物，越是出现得后，越是排在前面。再结合他以前读史及看戏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类似的疑问，由此得出一个大胆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同年十二月，钱玄同写给他一封长信讨论经部的辨伪问题。他回了一封长信，除了讨论钱信中的问题，还把他一年来逐渐形成的有关古史的见解也写在里面，一吐为快，希望得到钱的应和。但两个月过去了，音问全无。恰好此时胡适到上海来治痔疮，请顾颉刚负责《读书》杂志编辑工作，因久不得钱回信，顾颉刚便把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发在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第十期上就发表了钱玄同的回信，他表示完全赞成顾的古史观。与此同时，刘楚贤、胡堇人等人来信反驳，从而引发一场史学界旷日持久的论争。赞成的，称他“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的则骂他“想入非非，任情臆造”。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这一学术观点提出后，为顾颉刚赢得了巨大的名声，顾的学术地位可谓一鹤冲天，但找他麻烦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来自学术圈以外的麻烦。当时顾正在为商务编《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此观点一出，山东参议员王鸿一即提交专案弹劾此书，认为它“非圣无法”，要求查禁。戴季陶也给教育部写信对此发难，认为顾颉刚的历史教材竟在怀疑禹有无其人，太过荒唐，容易误导学生，不应作为中学课本，应予以取缔。当时国务会议上有人提议对这样的书应课以重罚。当初该书发行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册，以一本一元罚款要罚一百六十万。果真罚款，对商务几成灭顶之灾，总经理张元济听了连忙直奔南京，找党国元老吴稚晖斡旋，最后才化险为夷。
顾颉刚早期曾提出过一种假设：“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个假设后来他自己也放弃了。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后来被一些人曲解为“禹是一条虫”，借此讥讽顾颉刚。陈立夫一次在演讲中故意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以此为谈资博听众一笑。一九四○年，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琇来访，闲谈间，问禹的生日有没有考证。顾颉刚说禹是神话中的人物，有无其人都不一定，更谈不上生日。不过川西一带少数民族习惯把六月六日作为禹的生日。这本是两人之间的闲话，不料后来却被陈立夫曲解利用了。陈立夫在一篇文章中称：“大禹治水是我国工程史上的第一件大事，现在禹的生日已由顾颉刚先生考出来了，是六月六日，所以我们就定这一天为‘工程师节’。”（《我与古史辨》）这等于故意拿顾颉刚开涮，以此败坏他在史学界的声誉。
从一九二六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至一九四一年，共出七册，汇编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字，成为史学界一大盛事。《古史辨》的出版，再次轰动史林，正式奠定了顾颉刚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的地位。北大毕业后，在不到六年时间，顾从一名默默无名的助教一下子成为研究教授，成了史学界一颗最闪亮的新星。
甘把金针度与人（1）
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名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人被称为老板，一个是胡适，一个是傅斯年，还有一个就是顾颉刚。可见顾颉刚当时学术地位之高。
与胡适和傅斯年相比，顾颉刚可以说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粹的学者。他认为：“一个学者决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的面色的，看人们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蔡尚思《顾颉刚先生治学的几个特点》）存疑是他治学的一大特点，“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顾颉刚致妻殷履安信，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受家学影响，顾颉刚读书一向多而杂，但他读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书上加批注，每每把读书时的见解疑问等等心得写成读书笔记，一生共写读书笔记二百多万字，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根据读书笔记加工而成的。但他对学问的研究思考并不因为文章发表而终止，常常有了新的发现后不断修改，完善，有时完全推翻重来。四十年代，顾颉刚在自己寓所挂了一块匾，上书“晚成堂”三个大字，也就是以这三个字鞭策自己。
顾颉刚早年受过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长大后仍习惯用文言写作，因为要用白话文发表，常常先用文言写一遍，再译成白话文，这样一篇文章，他通常要写两遍。他在致蔡尚思信中说：“……弟幼年习文言文甚久，作文言文反容易，白话则必须易稿数四。”可见其写作之甘苦。
作为一代学人，顾颉刚对不同意见，表现出少有的宽容，不仅容许不同的见解，而且还特别欢迎别人批评他的观点，与他争论。他的史学名著《古史辨》就是争论的直接产物。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致钱玄同的长信后，刘、胡二人反驳他，他十分高兴，来函照登，并在致胡适信中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离开中大后，还把他的文章寄给中大学生，欢迎他们批评并与他讨论。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成功而自满，反而时时检讨反思自己的研究，一九二七年一月，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我所发表的文字，都是没有论定的，有许多自己承认是臆想。”这等胸襟没有几人能有。
一九三六年秋，时任燕大历史系主任的顾颉刚常常要往返于北平研究院和燕大之间，两地相距三十里，为了节省时间，便买了一辆二手小汽车作交通工具。据说当时北大教授中只有两人上课坐小车的，顾颉刚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对此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当年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时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再加上不善言辞，所以轮到他上课时，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大部分时间都在板书，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时间也就到了。这一点他的朋友钱穆也有同感：“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虽然他不善讲课，但他板书的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授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顾颉刚平时虽不苟言笑，却并不摆架子，对学生就像对待朋友，完全是平等交流，从不以名压人。一九三○年谭其骧进燕大历史系读研究生，选读顾尚书研究课，顾认为尚书的写作年代应在汉武帝之后，论据是《尚书·尧典》里说“肇十有二州”，而到汉武帝时才设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以州为名。谭认为十三部不是西汉，而是东汉的制度，便给顾写了一封信提出异议。顾第二天便回了信，对他其中的一些观点表示赞成，对另一些观点表示反对。谭其骧晚年回忆说：“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
甘把金针度与人（2）
顾颉刚上课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直接灌输给学生，而是给学生印发一堆资料，让学生自己研究判断，自己下结论，这样对培养学生独立研究能力很有帮助。他考试也与众不同，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是要学生学会找资料独立研究思考，鼓励创新。考试时他通常采用开卷的方式，让学生把试卷带回去做，但不许抄他的观点，凡抄袭他观点的试卷都分数极低，凡是提出自己见解的，甚至与他唱反调的，只要能自圆其说，往往能得高分，目的就是要学生鸡蛋里挑骨头。顾颉刚认为有的事可大题小做，但做学问要小题大做。他的学生徐文珊回忆说：“这鸡蛋里找骨头的方法是我得自顾师的最得力的教育，一生享用不尽！”
顾颉刚爱才惜才在学生中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课学生人数少，就让学生到家中上课，目的是充分利用家中图书资料。在北京时，他家里有五间大屋都摆着书，总数最多时有五六万册，他全部对学生公开，让学生随便利用他的图书，碰到学生提问，他就从架上抽下一本讲解，由于对各类书烂熟于心，什么书他随时都能找到，令学生叹为观止。不仅资料公开，治学方法也毫不保留。有的学生一时没有研究课题，他便提供研究课题，学生文章无处发表，便为学生寻找阵地，或者干脆自己办刊出书。顾颉刚要算同时代教授中编辑出版物最多的人之一，也是名副其实的出版家。“在他班上的学员，他往往指定题目，供应资料，教导写作方法，文成以后，亲加修改，水平较差的文章，他不辞辛苦为之补充润色成篇，仍用其本人名义，为之刊登。”（吴丰培《顾颉刚先生的“人生一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在广州中大时，他就一直采取以办刊物出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掖扶持，“他们没有研究的题目我就替他们想，他们找不到材料我就替他们找，他们做的文章辞不达意我就替他们改。”因此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培养了一批学人，班上一个很喜欢打扮爱时髦的女生在他的指导下居然也走上了研究之路，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他离开中大时，学生都依依不舍，有一个学生干脆跟着他北上了。
有几个例子很能说明顾颉刚的爱才惜才。童书业最初在江西省图书馆附设之校印所任校对员，连中学都未毕业，一九三四年他把自己《虞书疏证》寄给顾颉刚，向他请教，顾颉刚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热情邀请他到北平协助工作。一九三五年六月，童书业到北平时，顾亲自到车站迎接，并安排他住在自己家中，每月从自己薪水中付给他几十元工资，后来童书业也成了一个历史学家。
国学大师钱穆的出道与顾颉刚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一次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读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大为欣赏，当即对钱穆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书，应该到大学教历史，并推荐他到燕大，同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文。钱穆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不久，钱穆就撰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寄给了顾颉刚，在伪造经书问题上完全与康有为唱反调，当时顾颉刚也是康有为的拥护者，但他接到文稿后毫不为忤，还为原稿改了更合适的篇名，此文在《燕京学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钱穆也因此一举成名。后又力荐钱到北大任教，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像这样荐人的并不多见。数十年后，钱穆回忆这件事，仍然充满感激之情：“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钱穆《师友杂忆》）
钱穆的侄子、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早年进入清华物理系也得益于顾颉刚的大力帮助。钱穆长兄英年早逝，钱伟长一直跟随钱穆读书，钱伟长的名字亦系钱穆所取。一九三一年九月，钱伟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历史国文成绩优异，历史居然考了个满分，但物理、数学考得很不理想，其中物理只考了十八分。受钱穆影响，钱伟长准备读历史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热血青年钱伟长一改初衷，想改学物理，走科学救国之路。清华物理系是名系，一向门槛很高，以他的成绩绝无希望，钱穆也不同意他放弃历史。无奈之中，钱伟长想到了与叔叔交好的顾颉刚，请他做叔叔的工作。顾颉刚对他的想法十分赞成，最后说服了钱穆。当时情况很有戏剧性，一方面是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收这个低分考生，一方面是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在到处找这个历史满分的考生。顾颉刚与钱穆商量，由他去做吴有训的工作，让物理系收钱伟长。钱穆去做陈寅恪的工作，让他放弃钱伟长。经过顾颉刚的一番努力，钱伟长最后如愿以偿地进了物理系，后来在物理学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晚年钱伟长回忆当年顾颉刚对他的帮助，感激地说：“今天我之所以能从事科学工作，顾先生是帮了很大的忙的。”（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没有顾颉刚，也许就没有科学家钱伟长。
成名给顾颉刚带来极大的荣誉，也成了他的负担，过多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治学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他很难像以前一样潜心研究，他为此感到非常痛苦。他后来与好友傅斯年失和，也多半为此。曾经沧海，他把做学问看成自己的生命，把名利看得很淡，成天手不释卷，甚至在夫人替他洗脚时，他还抓着一本书在看。一九四八年，他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同年十月，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对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事，他却拒绝出席会议，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也许一般人会觉得这有些不可理解，但这就是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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