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软化章的态度。被囚禁北京时，章太炎对扮成服务人员的袁的特务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到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
一向严谨的章太炎甚至还借吃元宵表达对袁世凯的切齿之恨，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邹立人《我的外公章太炎二三事》）
刚被囚禁时，章太炎非常担心为袁世凯所害。据其弟子马叙伦称，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匙。”据说银可验毒。而且屋内也不生火，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后来见袁世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章干脆绝食，一连三日拒不进食。任谁劝也不听，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却苦无良策。大家觉得马叙伦与他能谈得来，便让马去做章的工作，章也因为马叙伦不谈政治，才让他进屋。马开始劝他进食，章死活不进，还引《吕览》中的养生之言说，“迫生不若死”，马见直接劝说无效，便与他谈起理学来，结果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的情绪也渐渐好转，见天色已晚，马乘机说：“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太炎始诺。”（马叙伦《章太炎》）马当即让厨师煮两碗鸡蛋来，先送一碗给章，自己却不动筷子，等章吃完，忙把自己的那碗又端了过去，章也没有拒绝。章太炎的绝食就这样被马叙伦巧妙地劝解了。当马离开时，厨师都肃立在一旁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关于章氏的“章疯子”绰号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景梅九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章太炎仿方孝孺执丧杖，穿麻衣，反对袁世凯称帝，笑共和将亡，被时人称为“疯子”。曹聚仁对此也有类似的解释：“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曹聚仁《章太炎先生》）
章氏一生，得夫人汤国梨帮助甚多。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太炎已经四十余岁。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蔡元培。有趣的是，二人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经人介绍的。据汤国梨回忆：“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汤国梨是有名的才女。“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章行严《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
章太炎虽然学问大，名气大，但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与章氏有过过从的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
“疯子”章太炎（3）
被袁世凯囚禁后，章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致夫人信中感慨道：“我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并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表达他的愤懑之情。
关于章太炎在北京被拘禁的情况，其弟子马叙伦的记叙最为可信：“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马叙伦《章太炎》）
章的被捕直接导致了其大女儿的自杀。“……其时去京省视老父，乃其洞烛袁世凯之阴谋，始知去京省父，已无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省亦陷入绝境。遂于八月间，自缢而死。”（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软化章的态度。被囚禁北京时，章太炎对扮成服务人员的袁的特务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到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
一向严谨的章太炎甚至还借吃元宵表达对袁世凯的切齿之恨，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邹立人《我的外公章太炎二三事》）
刚被囚禁时，章太炎非常担心为袁世凯所害。据其弟子马叙伦称，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匙。”据说银可验毒。而且屋内也不生火，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后来见袁世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章干脆绝食，一连三日拒不进食。任谁劝也不听，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却苦无良策。大家觉得马叙伦与他能谈得来，便让马去做章的工作，章也因为马叙伦不谈政治，才让他进屋。马开始劝他进食，章死活不进，还引《吕览》中的养生之言说，“迫生不若死”，马见直接劝说无效，便与他谈起理学来，结果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的情绪也渐渐好转，见天色已晚，马乘机说：“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太炎始诺。”（马叙伦《章太炎》）马当即让厨师煮两碗鸡蛋来，先送一碗给章，自己却不动筷子，等章吃完，忙把自己的那碗又端了过去，章也没有拒绝。章太炎的绝食就这样被马叙伦巧妙地劝解了。当马离开时，厨师都肃立在一旁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关于章氏的“章疯子”绰号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景梅九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章太炎仿方孝孺执丧杖，穿麻衣，反对袁世凯称帝，笑共和将亡，被时人称为“疯子”。曹聚仁对此也有类似的解释：“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曹聚仁《章太炎先生》）
章氏一生，得夫人汤国梨帮助甚多。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太炎已经四十余岁。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蔡元培。有趣的是，二人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经人介绍的。据汤国梨回忆：“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汤国梨是有名的才女。“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章行严《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
章太炎虽然学问大，名气大，但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与章氏有过过从的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
“疯子”章太炎（3）
被袁世凯囚禁后，章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致夫人信中感慨道：“我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并在室内写满了“杀、杀、杀、杀、杀、杀、杀，疯、疯、疯、疯、疯、疯、疯”的对联，表达他的愤懑之情。
关于章太炎在北京被拘禁的情况，其弟子马叙伦的记叙最为可信：“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马叙伦《章太炎》）
章的被捕直接导致了其大女儿的自杀。“……其时去京省视老父，乃其洞烛袁世凯之阴谋，始知去京省父，已无意中落入袁之圈套。非但将致老父于死地，即自省亦陷入绝境。遂于八月间，自缢而死。”（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软化章的态度。被囚禁北京时，章太炎对扮成服务人员的袁的特务宣布六条规则：“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见到我时须垂手鹄立；三、称我曰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称曰老爷；五、来客必须回明定夺，不得擅自拦阻，亦不得擅行引入；六、每逢朔望，必向我一跪三叩首。”
一向严谨的章太炎甚至还借吃元宵表达对袁世凯的切齿之恨，戏称道：“汤圆又称元宵，元宵者，袁消也。”一口将汤圆吃下，引得大家大笑。（邹立人《我的外公章太炎二三事》）
刚被囚禁时，章太炎非常担心为袁世凯所害。据其弟子马叙伦称，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匙。”据说银可验毒。而且屋内也不生火，怕袁世凯用煤气毒死他，身上穿了几层厚厚的衣服。后来见袁世凯没有放他走的意思，章干脆绝食，一连三日拒不进食。任谁劝也不听，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却苦无良策。大家觉得马叙伦与他能谈得来，便让马去做章的工作，章也因为马叙伦不谈政治，才让他进屋。马开始劝他进食，章死活不进，还引《吕览》中的养生之言说，“迫生不若死”，马见直接劝说无效，便与他谈起理学来，结果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的情绪也渐渐好转，见天色已晚，马乘机说：“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太炎始诺。”（马叙伦《章太炎》）马当即让厨师煮两碗鸡蛋来，先送一碗给章，自己却不动筷子，等章吃完，忙把自己的那碗又端了过去，章也没有拒绝。章太炎的绝食就这样被马叙伦巧妙地劝解了。当马离开时，厨师都肃立在一旁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关于章氏的“章疯子”绰号的来历有多个版本，景梅九有一种说法，是因为章太炎仿方孝孺执丧杖，穿麻衣，反对袁世凯称帝，笑共和将亡，被时人称为“疯子”。曹聚仁对此也有类似的解释：“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曹聚仁《章太炎先生》）
章氏一生，得夫人汤国梨帮助甚多。与汤国梨结婚时，章太炎已经四十余岁。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章太炎与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举行婚礼，证婚人是蔡元培。有趣的是，二人结婚并非自由恋爱，而是经人介绍的。据汤国梨回忆：“我是浙江吴兴乌镇人。在一九一三年，三十岁时，由上海务本女校同学张默君的父亲、同盟会员张伯绳（纯）先生介绍，与章太炎结婚的。”
汤国梨是有名的才女。“吾嫂汤国梨女士，辞趣缤纷，足有才藻，徒以文名为吾兄所掩，则温和勤谨以相夫子，非吾兄欢辄不自欢。”（章行严《伯兄太炎先生五十有六寿序》）
章太炎虽然学问大，名气大，但作为一个男人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与章氏有过过从的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曾这样写道：“不客气地说，他的相貌，实在不漂亮，皮肤差不多是黄色的，鬓髯稀少得可怜，那突兀峥嵘的额，看去几乎像生了疣。只有那丝一般的细眼——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常是冷然微笑着的那细眼，确有些与众不同。”（《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章炳麟氏》）
“疯子”章太炎（4）
汤国梨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关于章太炎，对一个女青年来说，有几点是不合要求的：一是，其貌不扬；二是，年龄太大，他长我十五岁；三是，很穷。可是，为了革命，在满清皇朝统治时，即剪辫子，以示决绝。其硬骨头气魄和治学精神，却非庸庸碌碌者可企及。决非和有些欺世盗名、祸国殃民者可比拟。并想，在结婚之后，对文学方面，向他有所讨教。”（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章太炎结婚时条件相当艰苦，“他与先母成亲时，宾客满堂，由蔡元培证婚，中山先生等都来祝贺。但家中甚为简陋，仅有白木方桌一张，长条木凳四只，新房内其他家具和陈设都是从外面租来的。婚后仅一个多月，先父只身北上被囚。袁世凯死后获释归家，未住满一月，又去西南和南洋争取革命力量，一去又近半年。南洋归来，适我诞生尚未满三个月，他又离家参加护法战争，随中山先生去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一年零三个月后才回家。先母每忆及此，总不胜感叹，说先父心里只有国，没有家。”（章导《忆辛亥革命前后先父章太炎若干事》）
章太炎除了做学问，从事革命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能力，仿佛不食人间烟火似的。马叙伦这样描写道：“长亦独慧于读书，其于人事世故，实未尝悉也。出门即不能自归。其食则虽海陆方丈，下箸惟在目前一二器而已。……夏季，裸上体而御浅绿纱半接衫，其裙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缚带不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马叙伦《章太炎》）
“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余游日本，即往访之。……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马叙伦《章太炎》）“先生生平不讲究饮食，且又近视。每食仅就案前近身菜肴下箸，家人以是每将先生好者置其前。时有不当意者，则尽白饭数碗，不语而去。方口可容拳。一竽之食，三数口能尽之。因患鼻疾，以口呼吸，饭时亦然。故饭屑最易误入气管。往往对案就嚏，饭花四溅。而先生容色自若，视如无事。”（朱镜宙《章太炎先生轶事》）
章氏出了门常常找不到家，闹出不少笑话，汤国梨对此常常哭笑不得。“中山先生派人陪送太炎回家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太炎即坐到车上，挥手令拉车工人快跑。拉车工人问往哪里？太炎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太炎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而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兜圈子。”（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章氏虽脾气有些怪，有时却极有人情味。他与刘师培的恩怨是非即是一例。
刘文典原是刘师培弟子，对章的学问也十分佩服，后来刘、章二人交恶，在刘文典看来，其责任主要在刘师培。刘氏夫妇因为与章不睦，公开发表章的丑史，对章进行丑化。古人谓君子交恶，不出恶语，刘与章交恶后对章进行人身攻击，显然错在刘氏。所以刘文典在东京见到章时很是尴尬，不想章太炎听说他是刘的弟子，不仅没有不悦反而十分高兴，拉着他谈了几个小时，并对刘师培的学问推崇备至，从此，刘也成了章的弟子。章回国后，住哈同花园。刘师培当时在端方幕府任事，端方被杀后一度下落不明，不少朋友都替他担心。章也十分关心刘的命运，亲自给四川都督尹昌衡写信打听刘的下落；同时与蔡元培联名在上海登广告，劝刘师培到上海。并对刘文典说：“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后听说谢无量把刘接到成都，在存古学堂教书，才放下心来。仅此一事，亦可见章氏的宽宏大度。
综观其一生，章氏主要还是一个学问家。弟子许寿裳称：“章太炎先生是革命者，同时是国学大师。他的学术之大，可谓前无古人。”他在国学弘扬传播方面的工作影响至大，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流亡日本时期最得意的有八大弟子，也有称十大弟子。“我们同班听讲的，是朱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逖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许寿裳《从章先生学》）
“疯子”章太炎（5）
“每星期日清晨。……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周作人回忆更为详细：“往民报社听讲，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是一九○八年至九年的事，大约继续了一年少的光景。这事是由龚未生发起的，太炎当时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所，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来做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周作人《民报社听讲》）
章太炎执教大学的经历，最早可追溯到东吴大学。这一年他三十四岁，他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员主要是为逃避清政府的迫害。
一九○一年经吴君遂介绍，章太炎到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这是章氏首次来苏州执教，在东吴大学呆了近一年时间。当时章授中文，不谈经史，却大谈民族大义，倡导学生走光复道路，一时产生很大影响。保皇派十分震惊，视章为“乱党”。一九○二年元月，江苏巡抚恩寿到学校查问，要求美籍校长准许逮捕章太炎，章得到友人吴君遂的通报，匆忙逃往日本。
提到当年章太炎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的事，不能不提到俞曲园。当时，俞曲园住苏州曲园，章往春在堂拜见，俞对章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十分不满，骂其“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章不服，对曰：“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因政见不同，章退出曲园后，写《谢本师》一文，表示从此断绝师生之谊。“章太炎创革命排满之说，其本师德清俞曲园先生大不为然，曰：曲园无是弟子，逐之门墙之外，永绝师生关系。太炎集中，有《谢本师》文。”（刘禺生《世载堂杂记》）
虽然因政见不合，章太炎与本师闹翻，但他内心里仍十分推崇俞曲园。章很喜月旦人物，并且少所嘉许，但终生对俞曲园和谭仲修二人极尊敬。一次游杭，到杭州第二天，章便穿起马褂，又要学生也同样穿戴，原来去凭吊老师俞曲园故居。到春在堂时，命人点起三支香烛，三跪九叩行礼，显示对本师的怀念。
还有一件轶事，也可见章氏对本师的感情之深。“有一次在西湖的某处，跟梁启超等在一起，梁氏看见前面挂的一副俞氏所撰楹联，就讥讽地说：‘喔，原来是一对鹁鸪！’章就闻而恚甚，动起武来了。”（文载道）俞曲园八十六岁去世时，章十分哀悼，于一九○八年写《俞先生传》，发表在《国粹学报》上，对俞做了这样的评价：“浙江朴学晚出”“昌自先生”。
章从俞师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并不拘泥，而是形成自己的治学风格。章太炎称：“余常谓学问之道，当以愚自处，不可自以为智；偶有所得，似为智矣，犹须自视若愚。古人谓既学矣，患其不习也；既习矣，患其不博也；既博矣，患其不精也。此古人进学之方也。大抵治学之士，当如蒙童，务于所习，熟读背诵。愚三次，智三次，学乃有成。”“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这可谓章氏一生治学心得。
“疯子”章太炎（6）
时隔三十年，章第二次来苏州讲学是一九三二年，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苏州讲学。
一九三二年，淞沪会战后，章见日本步步紧逼，蒋不愿抗战。章见事不可为，于是返沪不谈国事，专事讲学。
“太炎于一九三二年秋，应金松岑邀请来苏州讲学，先后在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一九三三年，在苏州成立章氏讲学会。“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后，由太炎主讲，并请王小徐、蒋竹庄、沈瓞民等任特别讲师。其他担任讲师者，则有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六、潘承弼、王仲荦、汪伯年、马宗芗、马宗霍、沈延国、金玉黼、潘重规、黄焯。各省学子前来就业者渐增至五百余人。”（汤国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
一九三四年秋，章举家迁苏州，住在锦帆路五十号。
一九三五年三月，蒋介石派丁维（惟）汾来苏探视，黄侃陪同，并“致万金为疗疾之费”。章乃以此万金为学会经费，并发布办学“简章”：
其一《定名》：“本会为章太炎先生讲演而集合，又其经费由章先生负责筹集，故定名章氏国学讲习会。”
其二《宗旨》：“本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
其三《学程》：讲习期限二年，分为四期，学程如左：
第一期：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略说、文学略说
第二期：《说文》、《音学五书》、《诗经》、《书经》、《通鉴纪事本末》、《荀子》、《韩非子》、《经传释词》
第三期：《说文》、《尔雅》、《三礼》、《通鉴纪事本末》、《老子》、《庄子》、《金石例》
第四期：《说文》、《易经》、《春秋》、《通鉴纪事本末》、《墨子》、《吕氏春秋》、《文心雕龙》
其四《程度》：“凡有国学常识，而对于上定科目，有志深造者，无论男女，均可报名听讲。”
一九三五年九月，新学舍落成，正式开学。听者五百人，外省来的有一百多人。（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
“一九三五年暑假开始，共招学生七十二人，籍隶十四省。江浙人居多……先生自任主任，每星期担任四小时，每次二小时。尚有助教多人，以前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希祖担任《史记》，前东北大学主任教授马宗芗担任《庄子》，孙世扬担任《诗经》，诸祖耿担任《文选》，黄蕙（绍）兰（黄侃前妻）担任《易经》。……先生首讲《左传》，次讲《尚书》，最后拟讲《说文》，尚未开讲即已去世。”（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先生分门讲演，每日过午开始，往往延及申酉。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诸祖耿《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序）惟一美中不足的是，章太炎授课时一口浙江方言，听课的人听得十分吃力。
讲习所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正式开课。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七十三岁，最小的十八岁。章每周凡三次，每堂二小时。逝前数日，虽喘甚不食，夫人再三劝阻，仍坚持上课，表示“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章氏晚年在苏州时，除了教书育人，别的毫无兴趣，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章氏晚年，不知钱为何物，更不明钞票之用途。嘱仆役购烟一包，便予洋五元，其子欲做大衣，亦予洋五元，甚至在苏州建屋时，亦拨洋五元，盖章氏仅知钞票一张，可有一次用途也。”（周黎庵《记章太炎及其轶事》）因此，他的一切都靠夫人打理。
“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他的嗜好，只是吸香烟而已，自己吸的是‘金鼠牌’，飨客则用‘大英雄’。此外，欢喜吸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上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他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师母说太炎先生最怕洗面，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如绿豆糕、豆酥糖及各种杭州土产，是他最中意的。
太炎教师惟一的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幸而由上海著名笺扇庄朵云轩主人，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总是留下笔润银币五十元。”
“疯子”章太炎（7）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要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师手撰的，冯氏要求他亲笔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氏不过送笔润银二十元。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有无数人都来求章师再写这两件原文，我记得一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墨西哥银元简称）四十元，有些送墨银二百元。章师抱定宗旨，效黄夷甫口不言钱，章师母又不便出面，一切都由我应付。章师大约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异常，再也不肯动笔，经师母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立克香烟。章师称它为外国金鼠牌，时常吵着要吸，师母不舍得买，这次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解决了。”（陈存仁《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章太炎有两大爱好，一是吸纸烟，“先生嗜纸烟，往往一支尚余寸许，又燃一支，曾见其历三四小时不断。所吸以当时上海流行之美丽牌为常，偶得白金龙，即为珍品，盖先生为人书字初无润格，有欲得其翰墨者，大率即以纸烟若干听为酬，故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先生为人书字，以钟鼎为常，喜以一人牵纸，振笔疾书。”（左舜生《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另一个爱好是喜吃臭东西，以臭为美味。“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据陈存仁回忆，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臭咸蛋，章竟欣然大乐，开口说“你要写什么，只管讲”。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乐不可支，又说“有纸只管拿来写”，钱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章竟一气写了四十多张。后钱又带来臭花生，臭冬瓜等物，让章又写了一百多张。而且提出落款不要署章炳麟，只署章太炎。章氏居然无不听从。
章太炎不善理财，更不懂生计，家里一切都由夫人打理，寻常生活常常捉襟见肘，夫人汤国梨知道许多人求他的字，只好让他多给人写字，以解决生计，但章太炎却是一副名士派，高兴写就写，不高兴不论人家出多少钱也不写，一切完全凭他的爱好和情绪。章氏对某人喜欢就写，不喜欢就不写，常常弄得事情很僵。平常别人求的最多的是寿序或墓志铭等，夫人索价一百元一件。“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真十分清淡。”（陈存仁）。
章的性格就是这样。“章师嫉恶如仇，凡人有不善，他总是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会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陈存仁）不要说普通人，就连蒋介石，他也是这样。据陈存仁回忆，一次在杭州楼外楼上，章太炎正在给别人写字，蒋介石偕夫人由周象贤陪来吃饭，饭别，周对蒋说，那个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又问他近况如何，章答：“靠一支笔骗饭吃。”蒋又说：“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答：“用不到，用不到。”蒋为表示尊敬，要用车送他回去，章坚持不肯坐其车，蒋无法，便将自用的手杖送给他，章对手杖倒满意，收下来了。次日杭州报上便刊登章“杖国杖朝”的消息，显示蒋对故旧极为关照。
章对蒋的不满，据说与蒋不让他为孙中山写墓志铭有关。孙中山去世时，章有意为孙中山写墓志铭，也只有他有资格写，但因他平日对蒋多有指责，引起蒋的不满，不愿请他写，但其他人又无资格写，所以碑亭虽建，但有碑无铭，只让人刻了“天下为公”四字代替。章对此终生引以为憾。看来此言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得知章氏病逝的消息，“全国朝野表示惊悼”（《早报》），国民政府拨专款三千元为章氏治丧费。“先祖父的生前友好纷至吊唁，并要求政府予以国葬，以表彰他生前功绩。当时由张继、居正、冯玉祥、李根源、丁维汾、程潜、谢武刚、陈石遗等出面，提请国民政府讨论。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曾作出‘章炳麟应予国葬，并受国民政府褒恤’的决定（《朝报》1936.7.2）；在同年七月十日，南京《中央日报》并正式公布了‘国葬令’。国葬令全文如下：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拥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章念驰《章太炎营葬始末》）国葬地点按章生前愿望选在抗清民族英雄张苍水墓侧，但因抗战爆发，国葬变得遥遥无期了，只好先葬于苏州章家后花园。一九五五年，在有关政府部门努力下，移至杭州风景区内张苍水墓侧，墓碑上“章太炎之墓”几个字还是章生前写的。也许最有资格写的还是他本人。
关于章太炎的一生，张中行有一句评语较为恰当，章太炎“总的印象是：学问方面，深，奇；为人方面，正，强（读绛）”。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1）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顾颉刚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鲁迅致孙伏园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作为古史辨派创始人和国学大师，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有的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与鲁迅的关系最富戏剧性，也最值得玩味。这里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自也是十分复杂，难以一言蔽之。
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厦大共事期间，在此之前，两人虽同在北京，并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如果说两人之间有什么联系，顾颉刚至多是因为鲁迅与胡适、陈源的论战，间接受到一些波及。两人真正接触，是在一九二六年应聘厦门大学，成为同事之后。二人成为厦大同事之后，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虽是一家之言，却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兴建的，一九二一年正式开办，到一九二六年秋，学校已拥有师生四百多人。当时，担任校长的是英籍新加坡华人医学博士林文庆。考虑到林语堂是福建人，兄弟又多在厦门，林氏便聘请林语堂回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和国学研究院总秘书，筹备厦大国学研究院。林氏聘请林语堂到厦大，目的是想借助林语堂的影响网罗一批名教授，扩大厦大的影响。林语堂到厦大后，果然不负众望，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替厦大从北京聘请了沈兼士、鲁迅、孙伏园、顾颉刚等一批知名教授。
当时北京正处于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北大又经常欠薪，头一年的薪水第二年还发不下来，许多教授生活十分困顿。此时，厦大根据陈嘉庚的意思，对名教授薪水从优，条件也远比北京丰厚，因此对一些教授还是有一定诱惑力的。这也是一些人愿意南下的一个原因。当时厦大给鲁迅的薪水大约是每月四百元，主要讲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鲁迅接受聘请后于九月四日到厦门。
鲁迅到厦大，除了不满北京的政治气氛外，主要是因为林语堂的关系。林语堂是语丝社成员，虽比鲁迅小十四岁，两人却一向关系不错，鲁迅可以说是出于朋友间的帮忙才来的。这一点从鲁迅的朋友川岛（章廷谦）文章中也得到证实：“我们怎么忽然会从北京路远迢迢地赶到厦门大学去的呢？主要是因为林语堂的关系；他要回到厦门大学去做文科主任，并且厦门大学要创办国学研究所，就把我们拉去了。”（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
顾颉刚接受厦大的邀请，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由于学校欠薪加各种借贷，此时顾颉刚已经欠下了各种债务近三千元，正为生计发愁，忽然接到厦大聘书，且薪水从优，便答应了。也就是他自己说的“受了衣食的逼迫，浮海到厦门”。一九二二年，顾颉刚第一次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一鸣惊人，成为史学界新星，各大学争相聘请。厦大聘请顾颉刚主要也是看中了顾当时在史学界的名声。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开始林语堂发给顾颉刚的是普通教授聘书，八月下旬顾到学校时，因其主编《古史辨》出版，声名大噪，林语堂临时又改聘他为研究教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国文系教授。研究教授比教授还要高一级，这样年仅三十四岁的顾颉刚在厦大就等于与鲁迅平起平坐，享受同等待遇了。这对于一个从未喝过洋墨水，毕业才六年，年仅三十四岁的人来说，这种晋升确实是够快的了，所以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刚到厦大时，顾颉刚与鲁迅还是相处不错的，因为都是国学研究院的同事，所以同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同在一处吃饭。同年九月顾颉刚还送了鲁迅一本宋濂的《诸子辨》，鲁迅也请日本友人为顾颉刚查找《封神榜》有关资料（顾颉刚并不是自己要而是帮胡适忙）。但这种表面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太久。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2）
矛盾的直接导火索是顾颉刚推荐了几个熟人。顾一向缺少心机，乐于助人，同学朋友求他推荐工作基本上来者不拒。到厦大后，碍于同乡和同学关系，顾先后推荐了潘家洵、陈乃乾、容肇祖等人。这种荐人方式在那个年代其实很通行，问题是顾颉刚忽视了此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芥蒂。而且，这些人不是顾颉刚北大同学就是朋友同乡，因有北京时的嫌隙，自然引起了鲁迅的误会。这一点在鲁迅致许广平等人信中多有反映。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在国学院里的，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有两三个，好像都是顾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又说：“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顾颉刚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似皆他所荐引……”随着矛盾的加深，鲁迅怀疑日深，在九月三十日致许的信中指责顾颉刚说：“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从这封信看，鲁迅当时情绪已经到了愤怒的边缘。十一月一日致许的信中说：“……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十二月十五日致许的信中又说：“惟顾颉刚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在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至少有六七次提到顾颉刚在厦大荐人的事，他对这一点是极为不满的，认为这是顾颉刚有意在厦大扩大现代评论派的势力。事实上，鲁迅信中提到的有些人并非是顾所荐，也看不出顾主观上要在厦大扩大现代评论派势力的意思，但由于当时厦大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顾也没有很好地与鲁迅沟通，所以很难消除鲁迅的疑虑。
表面看来，两人之间的矛盾是因顾荐人引起的，但从鲁迅信中的几个关键词胡适、陈源及现代评论派来看，仍然透露出一些深层的信息。在鲁迅看来，顾是现代评论派的，或者说是胡适、陈源的人，意思都是一样的。顾在北大时曾师从胡适，毕业后一度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搜集过资料，胡适对顾也很关照，胡顾师生关系密切，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鲁迅自然不会没有一点看法。更为不满的还因为陈源的关系。一九二四年年底，北京女师大发生学生运动，校长杨荫榆无理开除三名学生引发一场风潮。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鲁迅与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马裕藻、李泰芬等七名教员在《京报》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学生，陈源在现代评论上以“闲话”名义，发表《粉刷毛厕》等文章，为校长杨荫榆开脱，指责鲁迅暗中挑动风潮，由此引发一场激烈论战。随着论战深入，论战变成了人身攻击。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公开指责鲁迅：“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又在《剽窃与抄袭》一文中指责“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这种人身攻击自然引起鲁迅激烈反击。一九二六年二月八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65期上发表《不是信》，针锋相对地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事实上陈源的攻击完全是误听人言的无中生有，用胡适后来的话说，陈源“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胡适致苏雪林信稿》）顾颉刚虽没有参与陈源与鲁迅的论战，可是顾当时也认为鲁迅有抄袭之嫌，并在一次与陈源的谈话中流露出来，后来这纯属私下谈话的内容被陈源在报上公开发表出来（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这自然开罪了鲁迅，以鲁迅的性格这种人身攻击自是不能原谅的，鲁迅把顾颉刚划到陈源一派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就为二人以后在厦大的矛盾埋下了伏笔。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适在致苏雪林信中谈及此事时，比较公允地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这封信算是为这起公案做了一个定论。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3）
鲁、顾矛盾，除了历史原因，也有因顾不谙世事造成的。川岛（章廷谦）来厦大，便是一例。川岛是语丝派的同人，与鲁迅交好，鲁迅开始并不赞成他来厦大。顾最初也反对他来厦大，曾劝林语堂不要聘他，“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死冤家。”（顾颉刚致胡适信1927.4.28,转引自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后来听说林语堂有意聘川岛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又写信通知了他；在川岛到厦大当天，“又有顾先生派人给我们送来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川岛语）。如此一来，便给鲁迅留下了口实，觉得顾是一个口是心非的阴谋家。同时，由于顾颉刚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给人留下了一些话柄，进一步扩大了他与鲁迅之间的裂痕。但两个人在厦大时并没有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
与顾颉刚等人的矛盾是鲁迅决定离开厦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鲁迅离开厦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林文庆任用化学博士刘树杞担任教务长、校长秘书，兼任国学院顾问，刘不懂国学，却掌握财权，权欲很重，经常干涉国学院工作。一九二六年，陈嘉庚在南洋经营受损，厦大经费也受到影响，学校开支减少，国学研究院出版计划也受到波及。刘在经费分配上又欠公平，引起了林语堂、鲁迅等人的不满。用鲁迅的话来说“校长有些掣肘”，林语堂的工作处处受到影响，鲁迅对林语堂也开始感到失望。不久，学校当局又开始克扣教师薪金，引起更多的人不满。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向林语堂提出辞职。开始学校和林语堂竭力挽留，但鲁迅执意要走，学校和林语堂最后也只能同意。林语堂后来在《悼鲁迅》一文中谈及此事时说，“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其无奈也是可以想见的，鲁迅辞职后，林语堂不久也辞职了。
鲁迅的去职在厦大引起很大振动，学生发起留鲁运动，几成学潮，为了转嫁矛盾，林文庆故意向媒体放风说鲁迅离开是因为胡适派排挤，这一点在川岛文章中也得到证实：“学校当局则推得一干二净，说鲁迅先生的要走，是因为从北京来的一伙人当中，有胡适派和鲁迅派，他们自己内部闹开了，学校留不住，与学校无干。”（川岛《与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而胡适派的人则认为鲁迅“他是因为‘月亮’在广东，厦大的生活太苦，所以要去的”。（同上）这个月亮即指许广平。鼓浪屿上的《民钟日报》也刊登了同样的消息。见鲁迅去意已决，“于是校方就宣布说，鲁迅之来厦门，原是来捣乱的，不是为了来教书。”（同上）在鲁迅看来，校方与现代评论派的人（主要指顾颉刚）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了，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现代评论’派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结合。”因此更不值得留恋，一月十六日，鲁迅离开厦门从水路前往广州。跟随他走的还有十几个厦大学生。
一月十五日，顾颉刚还到鲁迅住处为他送别，甚至鲁迅临行前，顾还到船上与鲁迅话别。这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此时两人矛盾并未公开化；一是顾颉刚出于对鲁迅的尊敬，还是想极力缓和二人之间的矛盾，作为晚辈，他也无意得罪鲁迅。现在看来后一种可能更大一些。
虽然看起来，两人还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礼貌，但事实上，鲁迅对顾内心的反感和嫌恶是很深的，这在他当时致川岛和许广平的信中多有反映。多年之后，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对此仍念念不忘：“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甚至不忘刻薄一下，“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虽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从这些当时并未公开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在厦大时对顾颉刚的成见已经很深，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只是顾颉刚自己并没有完全察觉。或者说就是察觉了一点也没有认识到两人之间矛盾的尖锐程度。这也可以看出顾颉刚书生的一面。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4）
鲁迅离开后，顾颉刚与林文庆的矛盾并没有消除，觉得厦大虽钱多，但并非做学问之地，于是也产生了离开厦大的念头。恰好此时接到燕大和武昌中山大学的聘书。正在犹豫不决，又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此时广州中山大学改建，戴季陶为校长，朱家骅为副校长。为扩大实力，学校聘请了鲁迅、傅斯年、罗常培、杨振声等一批名教授。这次聘请顾颉刚的是他的朋友傅斯年。
傅斯年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自德国返国，应聘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后改文学院长）兼国文史学两系主任。鲁迅任文科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傅主持文科学长后，力主网罗一批知名学者充实师资，作为朋友和史学界新星，顾颉刚便是他力主聘请的名教授之一。从一些资料看，傅斯年未到中大前，学校已经聘请过顾，而且是与鲁迅一起聘请的。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据顾颉刚回忆，当时广州中大并不知道厦大风潮中，顾、鲁二人之间的矛盾，中山大学委员会决定聘请他与鲁迅，当时孙伏园到广东参观，学校把两份聘书交孙转交，孙却没有将聘书交顾颉刚，“他回到厦大，和鲁迅商量的结果，把我聘书销毁了，鲁迅独自前往。我蒙在鼓里，毫不知道。……不久，中大来信催我了，我才知道有聘我这一回事，便束装前往。”（《顾颉刚自传》）从资料看，后来中大来信催他，显然是傅斯年的邀请。
鲁迅对顾颉刚的不满，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顾显然是知道的。且鲁迅已先行一步到中大，以鲁迅之性格，顾若接受聘请前去中大二人必然再起冲突，以常理，顾颉刚避之惟恐不及，为什么偏偏还要去中大呢？且以顾当时的地位名声，并不愁没有地方去。分析起来，顾之所以坚持去广州中大，一方面是因为老友傅斯年的力邀，另一方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我不离开厦大，鲁迅更要宣传我是林文庆的走狗，攻击起来更加振振有词，我也更没有法子洗刷。我现在到中大，他至少不能说这句话了，看他用什么方法对我。”（《顾颉刚自传》）在致傅斯年信中也说：“兄如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他天真地以为自己去了中大，至少鲁迅不会认为他是林的死党了。
然而事实证明顾颉刚到底还是书生。他认为自己到了中大，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根本没有想到此时鲁迅与他的矛盾已经不能调和。听说顾颉刚要来中大，鲁迅便对人说，顾颉刚一到他就走。态度十分坚决。从顾颉刚对来中大这件事的处理，也可以看出顾颉刚性格的复杂性：一方面性格倔强，明知鲁迅未必乐意与他共事，他还是执意来中大；另一方面也反映顾阅人不深，不谙世事，更不了解鲁迅。
四月十八日（一说十七日），顾到广州。第二天，鲁迅知道顾颉刚来了，便对学生说：“顾颉刚来了，我立刻走。”便不上课了。当时中大学生是把鲁迅当作“思想界的权威者”来欢迎的，鲁迅初到时还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可见鲁迅在学生中受欢迎程度。学校和傅斯年做鲁迅工作希望他留下来，但他表示与顾势不两立，坚决要走。“他以不愿和顾颉刚同校授课的理由，突然辞职带着那时尚是助教的许广平去上海了。”（钟贡勋《文科重要与教授形形色色》）
这件事还可以从鲁迅的好友许寿裳那里得到印证。傅斯年说顾颉刚将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许寿裳）
顾颉刚十七日到广州，鲁迅真的不上课，二十日就辞职。当时鲁迅在学生中的影响很大，学生为此罢课三天。为了缓解矛盾，学校决定派顾到外地给学校购书，但鲁迅还是辞职了。不久在孙伏园编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上登出一封鲁迅致孙的信，信中说：“我万想不到那个攻击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中大来了！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大学，会得延请了顾颉刚，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所以我只得退了出来。”信中还把顾、傅说成“反动势力的生力军”。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九号刊登孙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的文章，上面有鲁迅学生谢玉生给孙伏园的信，其中说：“迅师此次辞职的原因，就是因顾颉刚忽然本月十八日由厦来中大担任教授的原故。原来迅师所以要去职者，即是表示与顾不合作的意思。原顾去岁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
顾颉刚与鲁迅的恩恩怨怨（5）
鲁迅致孙伏园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致章廷谦（川岛）信中说：“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这里的鼻及红鼻都是指顾颉刚，信中不仅看出他对顾颉刚的不满，甚至已经有了人身攻击的嫌疑。此后信中“鼻”这个字眼频频出现。不仅如此，还不忘顺便刻薄一下顾颉刚：“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预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
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六月二十三日致章廷谦信中说：“中大又聘容肇祖之兄容庚为教授，也是口吃的。广东中大，似乎专爱用口吃的人。”这已明显有人身攻击之嫌了。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购书，看到报纸大怒，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示“要在法庭上辩一个黑白”，通过法律解决彼此争端。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顾颉刚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鲁迅回信说：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信八月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下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当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
著安！
鲁迅
鲁迅这封回信十分调侃，充满了讽刺意味。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鲁迅在致江绍原信中又谈到此事：“鼻盖在杭闻我八月中当离粤，昨得一函，二十四写，二十六发，云：九月中当到粤给我打官司，令我勿走，‘听候开审’。……实则他知我必不恭候，于是可指我畏罪而逃耳。因复一函，言我九月已在沪，可就近在杭州起诉云……鼻专在这些小玩意上用工夫，可笑可怜，血奔鼻尖而至于赤，夫岂‘天实为之’哉。”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鲁迅致章廷谦信中再次提到此事：“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西子湖’边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又在信中讽刺道：“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又说：“好在近来鼻之起诉计划，当亦有所更改或修正，我亦无须急急如律令矣。”
十月，顾颉刚返校时，鲁迅已经离开，官司也就不了了之，但两人恩怨并没有至此结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创作小说《理水》时（后收入《故事新编》），仍不忘对顾颉刚进行暗讽。鲁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大学，“然而他们里面，大抵是反对禹的，或者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个禹。”“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至于禹，那可一定是一条虫，我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他的乌有，叫大家来公评……”小说中的鸟头先生、口吃、鼻红等与鲁迅此前的信联系起来看，显然便是影射顾颉刚。后来鲁迅大约也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曾对人承认自己《故事新编》中的一些小说不免失之油滑。
其实，这并不是鲁迅第一次在作品中影射顾颉刚，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发表的《阿Q正传》。在小说第一章序里就阿Q的名字，到底是阿桂还是阿贵，鲁迅借题发挥，稍带讽刺了胡适及顾颉刚，“……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当时胡适在写《红楼梦考证》，刚刚大学毕业的顾颉刚正为胡适搜集曹雪芹身世的有关资料。鲁迅当时为什么要在小说中稍带一笔呢？据顾颉刚看：“而彼所以致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见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病逝于上海。至此，顾颉刚与鲁迅之间的恩恩怨怨从此也便画上了一个句号。
性情教授吴宓（1）
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季羡林
性情教授吴宓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在陕西泾阳县一家医院，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拖着一条跛腿，带着一双失明的眼睛，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他去世时，全部积蓄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他就是民国时期曾执教过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等诸多名校的大名鼎鼎的“部聘教授”吴宓。
吴宓，原名陀曼，字雨僧。一八九四年出生于陕西泾阳世家，童年时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少年即受到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等人朴实刚健学风的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功底。一九一一年二月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清华学堂，从此开始六年清华生活。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毕业生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一九一七年九月，吴宓赴美留学，进入弗吉尼亚大学文学专科，主攻英国文学；一九一八年八月，哈佛留学生梅光迪来访，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密友。在梅的鼓动下，吴宓同年九月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的领袖白璧德教授，主攻欧美文学；一九二○年六月从哈佛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九月，升入哈佛研究生院，选修文艺复兴史、欧洲学术史、各体戏剧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戏剧等，一九二一年六月获文学硕士学位。
吴在哈佛求学时，与梅光迪、汤用彤、俞大维、陈寅恪等人相从甚密，因其在哈佛的杰出表现，与陈寅恪和汤用彤一起被称为“哈佛三杰”。其间受陈寅恪影响最大。一九一九年陈寅恪到哈佛时，吴正在哈佛求学。吴与俞大维是哈佛同学，在俞大维介绍下认识了陈寅恪。吴发现陈学问高出自己许多，文学、历史、政治甚至连巴黎妓女如何卖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对陈的国学功底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其《空轩诗话》中这样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即于诗一道，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记。”从各种资料看，吴宓当是第一个向国人大力推介陈寅恪的人，他甚至还将陈闲谈的内容和一些日记散页寄回国内供人欣赏，由于这些渊源，后来两人维持了终生的友谊。
一九二一年五月，毕业前夕，吴宓接到先期回国的梅光迪的来信，要他辞去北京高师的聘约，到东南大学一边教书，一边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并希望他来做杂志的总编辑：“总编辑之职，尤非兄来担任不可……”梅光迪邀请吴宓到东南大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东大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博士是梅在美国西北大学的同学，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人正准备创办一份同人刊物《学衡》，连出版社都谈妥了。这一点对吴宓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于是，吴宓决定提前回国。
一九二二年《学衡》创刊，吴宓任总编辑。其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九二八年改为双月刊，到一九三三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虽是同人发起的刊物，但后来却基本上成了吴宓一个人的事，所以吴宓自称：“谓‘《学衡》杂志竟成为宓个人之事业’者，亦非诬也。”几乎同一时期，吴还主编了另一份颇有影响的报纸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每星期一出版，自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起，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止，共出三百一十三期，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培养了一批作家。
性情教授吴宓（2）
吴宓到东大后，任东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他也是第一个把“比较文学”概念介绍到国内的人，首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因此吴宓被视为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一九二四年七月，因杂志主要创办人和支持者刘伯明溘然病逝，梅光迪去美国哈佛大学执教，友人星散，吴宓遂辞去教职。八月就聘沈阳东北大学英语系，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任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
一九二五年，清华学堂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同年二月，吴宓被聘为清华外文系教授，吴宓当时住在清华工字厅的藤影荷声之馆。曹云祥校长请吴负责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筹备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订学生培养计划。曹云祥校长原拟请王国维任清华研究院院长，但王国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嫌事繁，坚辞不就，只愿做专职教授。于是改请吴宓任院主任，六月十九日正式聘任。吴宓在清华期间被后人称道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替清华国学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四个国内一流的学者，也就是世人公认的清华四大导师。冯友兰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他本可以自任院长的，但只承认是‘执行秘书’。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很难得的！”
在吴宓主持下，制订了清华研究院章程：强调“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本院拟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开办之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对聘请教授的资格，要求：“（一）本院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常川住院，任讲授及指导之事。（二）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转引自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九月十四日，清华研究生院开学。
根据规定，每位教授都必须开设普通演讲和专题研究两种课程。王国维普通演讲有《古史新证》、《说文练习》、《尚书》等，专题研究有《经学》、《上古史》、《金石学》等。梁启超普通演讲有《中国文化史》、《历史研究法》等，专题研究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等。赵元任普通演讲有《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专题研究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
一九二六年一月五日，吴宓在清华校务会议上提出研究院第四次教务会议上形成的提案，但遭否定，相反通过了“缩小研究院范围”等决议。因办学方针上存在不同意见，吴宓提出辞职。三月十五日正式辞职。研究院主任由曹云祥兼理，但整个研究院仍按吴宓制订的章程进行。一九二七年六月，王国维投湖自尽。一九二九年一月，梁启超病逝。一九二九年秋，随着王、梁两位导师的先后去世，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院只得宣布停办。清华研究院办学四年，共有四届七十四人研究生毕业，培养出王力、刘盼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姚名达、吴其昌、徐中舒、姜亮夫、陆侃如等一大批优秀人才。
一九二六年三月，吴宓离开国学院，专任清华外文系西洋文学教授。对这段清华经历，吴宓曾在自撰简历中有清楚的说明：“……民国十四年二月来北京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教授学程《翻译术》。民国十五年三月起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授《英国浪漫诗人》、《希腊罗马文学》、《西洋文学史》（代）、《翻译术》、《中西诗比较》、《文学与人生》、《大一英文》、《大二英文》。”
吴宓在清华外文系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制订了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的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他办系总原则是：
性情教授吴宓（3）
“（一）本系课程编订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二）本系课程之编制总的原则是二种原则同时并用：其一，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其二，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课程表中，如西洋文学概要及时代文学史，皆属于全体之研究，包含所有西洋各国而为本系学生所必修者，但每一学生并须于英、德、法三国中（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俟后增入）择定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为精深之研究，庶同时可免狭隘及空泛之病。
（三）文学而外，语言文字之研究特为注重。普通功课皆以英文讲授，而选修德、法文者，在本系须续修四年，以得专长，而求实效。”（转引自黄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
吴宓按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创办清华外文系，目标是培养博雅之士。
吴宓是一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在清华上课时，主讲英国浪漫诗人和希腊罗马古典文学，“雨僧先生讲课时也洋溢着热情，有时眉飞色舞。”“雨僧先生讲授英诗，提倡背诵。特别是有名的篇章或诗行，他都鼓励学生尽量读熟背诵。”（王岷源《忆念吴雨僧先生》）因此他的课对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很受欢迎。三十年代中叶，清华外文系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作家，如钱钟书、曹禺、李健吾、张骏祥、季羡林等。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奉命南迁。十一月七日，吴宓与毛子水等清华师生离开北京，经天津、青岛、汉口、长沙，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抵达昆明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主要讲授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史、新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翻译课、中西诗之比较等。吴宓同时还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课程有：雪莱研究、西方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
吴宓精通多种外国语，学贯中西，又没有一般教授的学究味，所以在西南联大时很受学生欢迎。一时兴起，他还会在课堂上朗诵自己的诗作，甚至他写给毛彦文的情诗，课堂气氛是相当活泼轻松的。他的上课风格也很特别，很有些欧美之风，“先生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谈性质的，只指定些参考书，要我们自己阅读，提出看法，并多写读书报告。课上先生有时讲些文人轶事，风趣横生，使我们忍俊不禁。”（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
虽然吴宓作风很民主，诗人气质很浓，但治学却十分严谨。“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翟孟生这部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的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课书里都夹着许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纸条。吴宓先生记忆惊人，许多文学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脱口而出，毫无差错。吴先生还为翟孟生的《欧洲文学简史》作了许多补充，并修订了某些谬误的地方。他每次上课总带着这本厚书，里面夹了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纸条，或者把纸条贴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来了，非常准时。有时，同学未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他开始讲课时，总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学，有时也点点名。上课主要用英语，有时也说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弟子李赋宁也有类似的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熏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性情教授吴宓（4）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卜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在西南联大时，虽然生活贫困，但吴宓却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衣着，一个是对女士的态度。当时朱自清身着云南当地赶马人穿的毡披风，可吴宓始终西装革履，很注意仪表。“记得在西南联大，无论在长沙、南岳还是蒙自、昆明，吴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脸上的络腮胡刮得光光的。”（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对女士的照顾也一如既往：“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横着一拦，唤着苏生和我，叫我们走在街道里边，自己却绅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边不动。等车马走过才继续行走。他这种行动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的骑士行径。”（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这一切使得吴宓十分可爱。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一九四二年八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一九四四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三十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有一种说法，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后钱考入清华。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从中可以看出，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钱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他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围城》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谈到吴宓，不能不谈到他与毛彦文的爱情。这件事或许更能反映吴宓的性格。
二十年代自哈佛回国，吴宓办《学衡》，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主持清华国学院，执教多所名校，在文坛和学术圈子里拥有显赫的名声。但最令吴宓出名和为人谈论最多的，并不是他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与毛彦文的恋爱。吴与毛彦文的恋情，他从不回避，甚至在课堂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一时惊世骇俗，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副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温源宁《吴宓》）
性情教授吴宓（5）
吴宓的双重性格在他的婚姻爱情生活中反映得非常充分。
吴宓的第一次婚姻完全是自由恋爱式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把自己姐姐陈心一介绍给吴宓。陈心一也是大学毕业，接受过良好教育，曾听陈烈勋谈起过吴宓，又看过吴宓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的诗文及照片，对吴宓很崇拜，自然表示愿意。
非常有戏剧性的是，在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中，毛彦文当初还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其实在认识陈心一之前，吴宓已经认识了毛彦文，虽然没有见面，但对她的一切却十分熟悉。当时吴宓有个大学同班同学朱君毅，两人同桌六年，后一同到美国，关系非浅。吴入哈佛，朱入霍普金斯大学，后去哥伦比亚大学。毛彦文是朱的表妹，从小寄养在朱家，青梅竹马，经常给朱写信，而朱对吴并不保密，常把毛的来信给吴看，因此吴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孩毛彦文印象极深。一九一八年初夏，毛从浙江吴兴湖郡女校肄业，吴在朱的信中附了一封信，请她为他考察一下陈心一，陈恰好是毛彦文一个女同学的姐姐。毛考察后回信道：“不知吴君选择对象的条件为何？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以贤妻良母是为合式。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精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封内容翔实的考察信似乎并未引起吴宓的重视，吴宓回信说：“我之婚事，俟回国后方能决定。”但不久，吴、陈宣告越洋订婚。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二人在上海正式结婚，婚后生有三女。
朱君毅与表妹毛彦文的恋情却突然生变。一九二四年回国后，朱君毅移情别恋，爱上了江苏汇文中学一个女生，要与毛解除婚约。南京教育界为之哗然。许多人出来做朱的工作，陶行知甚至说，如朱不能回心转意，下学期不再发给他东大教授聘书。吴宓对朱的这种做法也十分不满，对毛充满了同情，当面向朱表示反对，但朱意已决，调解最终失败。
朱、毛分手，对毛是一个打击，却给了吴宓一个机会，让吴宓重新看到了希望。这个意外事件对吴宓的离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加速了吴宓离婚的进程。几年的婚姻生活，吴宓渐渐感到陈心一虽然是个好主妇，却不是他理想的伴侣，不能满足他精神上的需求，而毛才是他理想中的恋爱对象。他甚至专门为毛彦文取名海伦，以示对她的眷恋。在吴、毛关系中，显然是吴先爱上了毛，或者说很长时间是吴对毛的单相思。相比之下，毛彦文显然要清醒得多，对吴的认识也深刻得多，这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有反映：“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毛彦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一九二八年，吴宓与陈心一离婚。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姚文青《挚友吴宓先生轶事》）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毛彦文《有关吴宓先生的一件往事》）
虽然吴宓拼命爱毛，而毛似乎对吴宓并没有太多的感情，或者说并未失去理智。她知道吴宓不过把她理想化了，所以她并没有接受吴宓的示爱，最终却嫁给了比她大许多的熊希龄。这让吴宓一时十分失望。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毛彦文结婚仅三年，熊希龄就因脑溢血突发病逝。虽然吴与毛后来并没有走到一起，但吴宓对毛的感情却终生不渝。《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吴宓曾在诗中自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诗集》）
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依然一如既往，其中有云：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
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
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
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
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
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
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
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这样的感情也称得上是难能可贵了。吴宓对毛彦文的思念并未因为时间推移而消失，据说六十年代在西南师大时，他还请一位美术教师把毛彦文的肖像画了挂在墙上以慰相思之情。他一生都把毛彦文当女神一样供奉在自己的心中，几乎没有改变。这是吴宓真实性格的体现，这也使他显得真实而可爱。
谈到这位学界奇人，他的弟子著名学者季羡林曾这样写道：“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季羡林《始终在忆念着他》）
一代儒宗钱穆
自学名家（1）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耶鲁大学授予钱穆名誉博士学位时的颂词
一代儒宗钱穆
一九六○年，耶鲁大学把一个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一个中国人，他就是被人称为当代大儒的国学大师钱穆。颂词中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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