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宰相吕夷简等人都面面相觑。众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惊诧赵元俨竟然当众揭发了出来。唯独宋仁宗还不明所以，听得一头雾水。
赵元俨继续说：“治天下莫如孝，陛下临御十余年，却连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都还不知道。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臣子的没有尽职的过错。”宋仁宗大吃一惊，连忙追问原委。赵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而已。”宋仁宗大惊失色，说：“叔父何不早言？”
赵元俨道：“先帝在日，刘后已经用事，至陛下登基，四凶当道，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漏此事。臣早思举发，只恐一经出口，谴臣尚不足惜，且恐有碍皇躬，并及宸妃。臣十年以来，杜门养晦，不预朝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亦与臣同一观念。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死得极为可疑。”赵元俨这话前半段都是事实，后半段却大有捕风捉影之嫌疑，且暗藏杀机。由此可见他被刘后压抑多年，胸中早就憋着一口恶气。
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半信半疑中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得到证实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
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言外之意就是说之前的流言不足为信，刘太后是清白无辜的。
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宰相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
尽管知道了刘娥并非生母，但多年的养育之恩仍然让宋仁宗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值得强调的是，刘娥听政十二年，宋仁宗不能主政，一直生活在刘娥的阴影下，但宋仁宗之后对刘娥并无任何报复之心，刘娥在世时所实施的政策，也未有大的更改。相比于后来的宋哲宗对待垂帘听政的祖母高太后，宋仁宗实在是个难得的心地仁慈的皇帝。
之前被刘娥贬谪的官员大多被召回还朝，众人纷纷向宋仁宗控诉刘娥当年的失当举措。只有范仲淹一人对宋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协助陛下十余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宋仁宗回答说：“我也不忍心听人讲大娘娘的坏话。”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刘娥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第32节：女中尧舜(1)
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作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不知道一向痛恨刘娥的赵元俨本人是什么感受。想来他一定不会情愿，然而，皇帝做媒，却也无可奈何。又或者这本身就是赵元俨的意愿，他看见宋仁宗宠信刘氏家族如故，不如结成姻亲以求固宠。无论如何，这位八大王的真实形象，实在与戏曲中刚直正义的“八贤王”相去甚远。
第三章
女中尧舜
元丰八年（1085年），变革不成的宋神宗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病逝，皇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年仅八岁，由祖母太皇太后高滔滔（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保守派代表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能处理朝政，大权完全在高太后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在高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朝中，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大臣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高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直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才亲自处理朝政，改元“绍圣”（绍述宋神宗之政）。
西夏当权的梁太后和兄长梁乙埋也死在这一年。梁太后为夏惠宗李秉常生母，夏惠宗皇后为梁乙埋之女，因此梁氏一家二后，连续操纵两朝政事。梁乙埋多次派兵侵扰宋朝边境，宋鄜延路经略使赵卨曾写信质问梁乙埋，问他为什么要与宋朝结仇。梁太后临终前留下遗书，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她决定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自己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梁太后去世后，夏惠宗将母亲骑过的马匹、白骆驼等物献给宋朝，宋朝派遣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祭奠梁太后。然而，宋与西夏的战事并未就此息止，就在同一年，西夏驸马拽厥嵬名与宋军交战，被宋将赵卨设计擒获。特别要提到的是，“元祐更化”时，司马光力主将宋神宗时宋军用生命夺取的米脂、安疆、浮图、葭芦等四寨，无偿地送还给了西夏。
这一年六月，北宋理学家程颢溘然长逝。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河南（今洛阳）人。嘉祐年间举进士后，担任了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如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等，颇有治绩，后来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颢任越州佥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为元帅，待程颢颇为优厚。当时有个叫张怀素的道士，名气很大。蔡卞也很推崇张怀素，告诉程颢说：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自称不是凡人，已经活过千岁，早在孔子杀少正卯时，他就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程颢听了蔡卞的话后，暗中偷笑不已。后来程颢要去四明山（浙江余姚附近）时，张怀素刚好要去会稽，便想与程颢同行，但他有事没有办完，便派人让程颢稍候。程颢叹息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张怀素所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因此没有等张怀素而自行离开。二十年后，张怀素谋反东窗事发，为了脱罪，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却找不到任何程颢与张怀素交往的证据，不得不作罢。程颢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来又反对新法，因而被排挤出京师。程颢回到洛阳后，与先后被贬至洛阳的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人过从甚密。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执政，举荐程颢为宗正寺丞，但尚未到任便病逝。程颢死后，无论与他有过交往而认识他，或是毫无往来关系的官僚士大夫莫不扼腕叹息，悲痛不已。文彦博采纳众多士大夫的建议，在程颢的墓碑上题上“明道先生”四个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颢早年受父程珦之命，与弟程颐和周敦颐问学，由此立志于孔孟之道，又泛览诸家。因为他和程颐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亦被称为“洛学”。
第33节：女中尧舜(2)
宋朝在这一年的状况，基本上是延续因王安石变法而产生的内耗。随着宋神宗的死，变法派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这一年也因而成为保守派全面反扑打击变法派的转折点。不过从这时候开始，变法派与保守派已经由最初的政见不同，演变成为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进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一 神宗与王安石的理想
宋神宗赵顼（音xu，同须）即位后，尊生母高皇后为皇太后，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立妃子向氏（已故宰相向敏中曾孙女）为皇后。这三个因为嫁给了皇帝而显贵的女人，先后在不同时期对北宋的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向氏坚持立性格轻佻的赵佶为帝，更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宋神宗之前，宋仁宗、宋真宗都是著名的守成之君，基本上完全继承了宋初制定的政策——即宋太祖、宋太宗制定的“祖宗之法”。到宋神宗即位之时，宋朝开国已经将近百年，积弊日深，国内危机日益严重，边境还面临辽国和西夏的严重威胁。而宋神宗此时刚刚二十岁，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此内忧外患的局面十分焦虑，想缓解危机、富国强兵。年轻的宋神宗深信要改变现状，变法是唯一的办法。他还是太子时，就很喜欢读《韩非子》一类的书，有变法强国的愿望。即位之初，他曾经对宰相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由此可见，改革变法并非宋神宗一时心血来潮而采取的冲动之举。
变法是大事，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但宋神宗一朝的重臣都是宋仁宗一朝遗留下来的，这些重臣大多是大儒名士，文雅君子，崇尚孔孟之道和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与宋神宗变法的理想格格不入。所以，宋神宗几乎不可能从现任重臣中取得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走进了宋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王安石常年担任地方官吏期间，能够关心民生疾苦，“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王安石年轻时即以文学才华出名，与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忍不住赞叹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对王安石评价极高。
如此有名的人仅仅当一个小小的地方官，难免有埋没人才之嫌。奇怪的是，当时推荐王安石的人很多，王安石均托故不出。即便是像欧阳修、文彦博这样的朝廷重臣表示希望王安石到京任职，也被王安石拒绝。王安石的这种行为在常人看来，是相当难以理解的。或许王安石当时的心态，有些类似当年西汉时的王莽，想以退为进，以博取更大的声名。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在多次推辞无效的情况下，王安石终于被调到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两年后，王安石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一官职虽然清闲，却是要职，晋升的机会很大，但王安石多次推辞，就是不肯接受。宋朝廷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派人把委任状直接送到王安石家里，王安石竟然躲进了厕所。迫于无奈之下，王安石才勉强接受了这一官职。
就是在这段在京的时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其变法主张，要求推行富国强兵政策，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宋仁宗是坚定的守成之君，对王安石的上书并没有重视，王安石却因此而声名显赫。
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王安石离职。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之后的四年，他在金陵兴办书院，开始收徒讲学，陆佃、龚原、李定、蔡卞（蔡京弟，王安石女婿）等人当时都是王安石的弟子。一时间，王安石名声大噪，天下人公论说：“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大臣，是王安石的不幸，也是朝廷的不幸。”朝野上下也都议论纷纷，王安石因此而身价倍增，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第34节：女中尧舜(3)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宋神宗之前，众所公认的奸臣只有宋真宗一朝的丁谓；而宋神宗后，蔡确、章惇、吕惠卿、蔡京、蔡卞无不被视为北宋奸臣。可这些北宋奸臣却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靠王安石举荐起家。之所以如此，变法是相当重要的契机。而王安石不善于识人用人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宋神宗在即位前就看过王安石给宋仁宗上的万言书，非常赞赏其中的见解。刚好韩维负责给宋神宗讲解史书，宋神宗经常称好。韩维也是王安石的拥护者，便趁机说：“陛下赞好的观点，其实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因此，宋神宗也对王安石倾慕已久。
但也有不利于王安石的传闻。宋仁宗时，有一天皇帝在宫苑中宴会群臣，并决定由大臣们自己到池塘钓鱼，作为宴会的主菜。众人都兴致勃勃地钓鱼去了，唯独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着，竟然将面前盘子里的鱼饵都吃光了。宋仁宗由此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奸诈之人，因为不经意地误食一粒鱼饵尚情有可原，但是能稀里糊涂地把整盘鱼饵都吃光，这实在是不合常理。还有人认为王安石面相“眼中多白”，这是奸臣之相。苏洵（苏轼父）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洗脸换衣是人之常情。只有大奸大恶之人，才会违背人之常情，整天不修边幅，吃着猪狗之食，邋遢地谈诗书礼乐，以此博取不流俗的名声。王安石当时以不修边幅出名，他很少换衣服，据说也不洗澡。
尽管如此，宋神宗即位后，还是决定召王安石到身边，先是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尽管以张方平、苏洵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宋神宗重用王安石，王安石还是在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受命入京。宋神宗听说王安石到达京师后，竟然如同一个孩子般兴奋，立即召王安石进宫。
在这次入对中，王安石力陈富国强兵之术，提出变法理财的主张，而这主张正与宋神宗的理想相同。于是君臣二人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实行变法，由此而诞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当时的五位执政大臣有所谓的“生老病死苦”之称。其中“生”是指王安石，因为他正生机勃勃，大刀阔斧地准备变法。“老”是指年岁已高的曾公亮。“病”是指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所以得此雅号。“死”则是指唐介，他坚决反对变法，并为此而日夜忧愤，结果变法刚一开始，他就因忧而背上长疮死去。“苦”是指赵抃，他不赞成变法，但却无力阻止，以致成天叫苦不迭。
为了表示变法的决心，宋神宗特意建立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变法推行新政不是一个人的事，王安石需要找一帮人做助手，而刚好也有一帮人要借新政来出头。在这样以利益为驱动的前提下，新政未来的结局可想而知。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主要有吕惠卿、章惇、曾布、韩绛、吕嘉问、沈括等人。
王安石所搞的新法，基本上就是汉武帝时桑弘羊的翻版。当年桑弘羊强行推行“算缗令”。这是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一种法律，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税或者不交税，通常对自己的财产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不久后，汉朝廷又开始推行“告缗令”，即鼓励老百姓告发那些不遵守“算缗”的商人。被告发的商人罚戍边一年，资产没收。而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告缗令”一下，全国的商人遭受到沉重打击，中等以上的商人基本上都破产了。汉武帝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有盐、铁、酒等商品的专卖权收归中央朝廷。这些商品有关百姓生活和国家稳定，有着巨大的利益。之后，这些商品从煮制、冶炼、酿造直到销售，都由国家来负责经营，并制定了法令，严格限制私人的经营。桑弘羊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权威去扶助商业之发展，“算缗令”极大地抑制了商业的发展。
第35节：女中尧舜(4)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思想其实也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来与民间争利，这与西汉桑弘羊的思路如出一辙。如此这般，朝中保守的大儒们自然要极力反对。御史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宋神宗不听，出吕诲知邓州；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翰林学士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与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辩论；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翰林学士范镇，右正言李常、孙觉等也上书指责青苗法；元老重臣韩琦出判大名府，上书全面攻击青苗法，曾公亮、陈升之等人也都附和。
面对这些压力，宋神宗有些动摇，就询问王安石：“现在人们到处议论变法，批评变法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如何是好？”王安石早就预料到变法的这些阻力了，于是坦然答道：“陛下认真处理政事，怎会发生天变？陛下经常征询意见，怎么能说没有照顾舆论呢？至于祖宗规矩，本来就是应当顺应新情况加以改变的。”宋神宗受到王安石的鼓舞，决定继续推行新法。
［讨论熙宁变法利弊的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里谈几句作者个人的看法。王安石与宋神宗一样，都有伟大而美好的理想——那就是要富国强兵。理想是好的，实现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治理好一个庞大的帝国不是靠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就能实现的。就王安石本人来说，他是一个政治家，更精确地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学家。如果是一个政治家，没有强有力的执行班子，他一定会等待更好的时机。政治学家则更在意实验他的理想，无论班子得不得力。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不幸的是，王安石凑巧就是站在理想主义的一边。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王安石“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理论无疑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可惜的是，正因为他超出他的时代太多，新法才显得不切实际。加上他识人眼光不准，用人度量不够，不切实际的新法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怪圈。而最为关键的是，新法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变法派与保守派由最初的政见不同，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且愈演愈烈，从而演变成宋朝历史上最大的党争。］
传奇的是，王安石在个人生活方面一直极为朴素。即使是王安石政治上最坚决的反对派，也挑不出他品质上的毛病。即使他当上了宰相后，却连自己多少俸禄都不清楚，总是一包拿回家后，交给家人随便花销，从来不清点数目。如此一来，更显得王安石实行变法，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心。这无疑让宋神宗分外感动。所以，在新法开始推行后，尽管朝野上下反对的声音一浪接一浪，诋毁王安石的人前仆后继，宋神宗也一度动摇，但最后依然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于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信任。
王安石自然也对宋神宗知恩图报，不徇私情。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朝廷没收了向皇后父亲的部分财产，曹太后的弟弟也被指控违反了市易法。一些宗室子弟担心殃及自身的利益，拦在王安石马前，请求说：“我们和皇帝都是同一祖先，相公不要为难我们。”却被王安石严词拒绝。
宋神宗面临的压力则比王安石要大得多。后宫曹太后认为“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总是对宋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与宋英宗和养母曹太后关系不佳不同，宋神宗与祖母感情很好。他见祖母总是为了变法一事哭泣，内心常常深感不安。宋神宗生母高太后也是新法的反对派，经常劝阻儿子不要擅改祖宗法度。这样，皇帝始终徘徊在理想和自责中，心中的烦闷可想而知。弟弟赵颢见宋神宗心烦意乱，便劝说兄长不如听从曹太后的意见，废除新法。结果宋神宗大发脾气，说：“你们都说我是在败坏天下，那你来干好了！”赵颢吓得当场失声痛哭。
凑巧的是，自从开始推行新法之后，全国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比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怪风，陕西华山崩裂。古人极信天象，一时间人心惶恐不安。一些反对新法的人趁机解释这些异象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
第36节：女中尧舜(5)
熙宁七年（1074年），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均无雨干旱，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不得不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而辽国却趁机落井下石，屡屡派使者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而造成的。”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郑侠还将民间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悲惨的景象画成了一幅《流民图》。结果，这幅真实生动的《流民图》给宋神宗极大的震动。宋神宗的理想原是想通过变法，使百姓安居乐业，但看到的《流民图》中却是百姓正在流离失所。宋神宗由此夜不能寐，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
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时罢免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后在吕惠卿、邓绾等人的要求下又重新恢复，但是，宋神宗这一举动无疑表示他对新法开始犹豫，他的一度妥协也暗示他与王安石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其后，郑侠又再一次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久不下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只要皇帝罢黜王安石，上天必将下雨。皇室和群臣也纷纷附和，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是何等不得人心。王安石气愤反驳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意思是说，既然干旱是我王安石所引起的，那么请罢黜我王安石，但如果罢黜我十天后还不下雨，请以欺君之罪斩上书之臣于宣德门外。
宋神宗虽然没有表态，但无论如何，在纷纷的舆论中，他开始动摇了。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王安石主动向宋神宗提出了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宋神宗开始没有同意，但王安石多次上书。宋神宗迫不得已，委派吕惠卿为代表，带着皇帝的诏令去见王安石，让他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要求到外地任官。不过，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由吕惠卿辅佐韩绛，继续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
王安石罢相后，他所推荐的韩绛、吕惠卿继续担任执政大臣，二人开始基本上是遵循王安石之前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推行新法，因而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之前两次上书的小官郑侠又有惊人之举，第三次上书，这次弹劾的是宰相吕惠卿。郑侠认为吕惠卿本性奸诈，又与王安石是朋党，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对此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贬官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吕惠卿本是个极有野心的人，他一开始依附王安石，不过是为了个人利益，想借新政出头。王安石离开后，他大力提拔亲戚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想通过裙带关系来扶植自己的势力。最令人寒心的是，吕惠卿还打着变法的招牌，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想趁机取代之前王安石的领袖地位。吕惠卿如此肆意妄为，引起朝中大臣普遍不满。韩绛等人上书，强烈请求宋神宗召王安石返京复职。宋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十个月后，重新回京复职。
王安石虽然回京了，离开相位也不满一年，然而，情况已经变化得太多。吕惠卿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积极帮助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了，他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离间，公然挑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宋神宗发觉了吕惠卿的阴谋，将他贬出京城，但变法派阵营已经开始分裂。虽然王安石还是想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将变法进行下去，然而，实际情况表明，他已无能为力了。最大的问题，王安石与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宋神宗此时已经将近而立之年，近十年的经历足以使曾经稚嫩的皇帝变得成熟，他对变法有了自己的理解和计划，不想再事事依靠王安石。既然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改革之路越走越难也是在所难免了。
第三部分
第37节：女中尧舜(6)
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音pang，同乓）病逝。王雱精明能干，是王安石政治上有力的支持者。儿子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极大，加上政治上并不如意，弄得身心俱疲，王安石就此请求退休，宋神宗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了京城。从此，他退居金陵，潜心于研究学问，再也不过问政事。
王安石回到金陵后，就收到二女儿的省亲诗：“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诗中充满恋亲之情。王安石写了一首和诗回答：“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不但不让女儿回家省亲，还劝她在黄卷青灯中了却尘缘。这并非王安石真的不近人情，而是二女儿嫁给了前宰相吴充之子，吴充刚于前年罢相，两个罢相之家亲密往来，岂不是要让宋神宗起疑。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王安石离开了，宋神宗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但他并未就此放弃变法改革的理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宋神宗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并特意改年号为“元丰”。不过，变法并不因为是皇帝主持就一帆风顺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异议不断，这不免让少有变革之志的宋神宗有了强烈的挫败感。面对纷纷的非议和巨大的压力，宋神宗恼怒异常，他决定拿出皇帝的权威，以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表现皇帝权威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几个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大臣，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以此来杀鸡骇猴。而著名的大学者苏轼刚好赶在了风口浪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词开豪放一派，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嘉祐二年（1057年）中进士，之后才名满天下。他资禀忠爱，议论英发，历典州郡，所至皆有建树。其文章政事为天下所宗仰，甚至盖过欧阳修为文坛领袖。苏轼的书法也极为出色，与黄庭坚、米芾、蔡襄（一说蔡京）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打破了晋代“二王”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严整格局，建立了抒发个性、纵恣疏放的书风，统领了南宋书坛并影响各代。苏轼“自幼好书，老而不倦”，其书博取古之众长，擅长行、楷，从《兰亭序帖》入手，后取颜真卿之神，故其书风绵里藏针。他多用卧笔、偏锋，笔形丰腴酣畅，笔势在翻澜中不失豪爽劲骨，被黄庭坚赞为“本朝善书，自当推第一”。
宋英宗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鼎鼎大名，十分仰慕。即位后，宋英宗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帝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人学士都会为皇帝效劳。那时，人心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宋英宗还是不甘心，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由于韩琦的一再阻挠，宋英宗只好任命苏轼在史馆试用。在宋神宗时，苏轼才受重用，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但不久就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黜出京。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到了湖州后，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只要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之类便可以上交了。但苏轼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兴之所至，又在谢表中添加了一句“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其实就是发牢骚的意味，以此来表示对新法的不满。
本来这种谢表送到朝廷，也不会有太多人留意，偏偏苏轼文名满天下，文章一出，世人莫不争相一睹为快，就连苏轼的谢表也格外为人瞩目。由于“新进”是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们。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第38节：女中尧舜(7)
天下不满新法的人大有人在，苏轼这一句牢骚也不是太大的罪名。为了置苏轼于死地，一张有预谋的罗网悄悄展开了。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弹劾苏轼“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还专门举出了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为了罗织更大的罪名，这些人更是处心积虑地从苏轼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苏轼自责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本来是说自己没有把法律一类的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却被说成是讽刺皇帝没能以法律教导、监督官吏；而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则被指称为影射皇帝。“皇上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之心，莫过于此”！
如此一来，苏轼的罪名就大了，已经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非死不可了。
尽管想要苏轼死的人很多，宋神宗也对苏轼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愿意下杀手，只同意逮捕苏轼，而且特意要求在进京途中，不得将苏轼关入监狱过夜。
同年七月，御史台派遣皇甫遵前去逮捕苏轼。苏轼密友王诜得知消息后，紧急派人告知苏辙，苏辙立即派人送信给兄长。苏轼得知消息后，立即告假在家。皇甫遵到后，苏轼心中恐惧，甚至不敢出来与皇甫遵见面。后来经皇甫遵反复解释，并非前来捉拿，苏轼才勉强出来相见。
在进京的路上，苏轼听说罪名重大，不知道此行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此数次想跳水自杀，只是担心自己一死，会牵连到弟弟苏辙，这才没有下定决心。苏轼走后，他妻子王闰之为了避祸，将苏轼诗文手稿全部烧毁，苏轼的作品因此而湮没不少。苏轼后来在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起这事：“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黄州上文潞公书》）
到京城后，苏轼被正式逮捕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均受到了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其长子苏迈（第一任妻子王弗所生）每天都去监狱给他送饭。在等待最后朝廷判决的时候，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二人便暗中约定：苏迈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得到判决死刑的坏消息，就改送鱼，好让苏轼早有心理准备。凑巧的是，有一天苏迈刚好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委托一个朋友代劳。朋友十分热心，特意给苏轼准备了一条鱼。结果苏轼一见鱼就大惊失色，以为朝廷已经判决自己死刑，便写了两首绝命诗，托人带给弟弟苏辙。两首诗为：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后，也大吃一惊，立即痛哭流涕地给宋神宗上书，要求用自己的官爵为其兄赎罪。其实此时朝廷还没有判决苏轼死刑，不过是代苏迈送饭的朋友并不知道“鱼与死刑”的约定。不过，此时宋神宗正为如何处置苏轼而犹豫不决，宋太祖曾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而朝廷中也有很多人爱惜苏轼才华，为苏轼求情。就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紧急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重病在床的曹太后已经奄奄一息，听说苏轼的事后，抱病责备宋神宗。这些台前幕后的人，对挽救苏轼的命运起了决定的作用。宋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相当于待遇好点的囚徒。
第39节：女中尧舜(8)
苏轼被拘禁近百日后，终于获释。巨大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苏轼豪爽的性格，饱经忧患的人生体验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热情，正是在黄州的日子，他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词。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苏轼被贬到黄州，还写了一首名叫《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其中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名菜“东坡肉”的烹调法。苏轼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为当地的一道名菜。
受苏轼牵连的人中，有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首当其冲。他因为事先泄露机密给苏轼，且交往亲密，在御史台调查时不主动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苏辙，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臣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其他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喧嚣一时的“乌台诗案”终告结束。
王诜是皇亲国戚，尤其王诜妻子宝安公主（后改为蜀国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为宋神宗亲妹，都是高太后所生，兄妹感情极为深厚。有如此关节，王诜却被处罚得最重，这就格外令人纳闷了。宋神宗在贬黜王诜的手诏中说：“王诜内则朋淫纵欲而失行，外则狎邪罔上而不忠，由是公主愤愧成疾，终至弥笃。”由此推断，除了受到苏轼牵连的因素外，宝安公主病重才是王诜被贬的主要原因。王诜虽然娶了金枝玉叶的宝安公主，宝安公主也极为贤惠，然而名士风流，王诜还是先后娶了几个小妾。宝安公主因此被冷落，经常郁郁寡欢，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三岁时夭折，最终使她忧伤成疾。宋神宗恼恨王诜，因此才借“乌台诗案”从重处罚妹夫。王诜被贬的第二年，宝安公主已经病入膏肓，高太后前来探望，宝安公主从昏迷中醒来，悲伤地告诉母亲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母女二人抱头痛哭。片刻后，宋神宗匆忙赶来，亲自为妹妹诊脉，又亲手给妹妹喂粥。宝安公主为了不辜负兄长的情意，勉强将粥喝完。宋神宗赏赐给宝安公主六千金帛，又问妹妹有何要求。宝安公主说：“复诜官而已。”意思是请皇帝让丈夫王诜官复原职。第二天，宝安公主去世，年仅三十岁。宋神宗听说后，还来不及吃饭就赶往公主府邸吊祭。结果，刚刚望见公主府的府门，皇帝就忍不住开始痛哭流涕，并因此而罢朝五日。兄妹的手足情深，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满足宝安公主最后的愿望，宋神宗打算召回王诜，但就在这个时候，宝安公主乳母告发说王诜经常不检点，甚至纵容小妾有不尊重公主的行为。宋神宗闻之大怒，下令杖责王诜的小妾，并全部发配给士卒。王诜则再次被贬往筠州，一直到宋神宗死后才被放还。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始终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并着手对官制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在内外交困中病死，在位十八年，年仅三十八岁。一位心有大志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就这样地英年早逝。远在江宁的王安石作诗哭悼说：“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这泪不仅是为宋神宗而哭，也是为政局的逆转而哭，为新法的命运而哭。王安石心中非常明白，宋神宗一死，新法的命运就走到了尽头，他们君臣的理想终将彻底破灭。之后，王安石一直非常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死。
二 女中尧舜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第40节：女中尧舜(9)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第41节：女中尧舜(10)
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珪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珪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珪，大概见到王珪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王珪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赵颢和赵頵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在将来会影响到这对祖孙的感情。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第42节：女中尧舜(11)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三 元祐皇后
元祐皇后其实就是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孟氏被废，实际上是党争的结果，孟氏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令人称奇的是，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孟氏再次被迎回宫中，复皇后位，为了区别宋哲宗的第二任皇后刘氏，称元祐皇后（因是在元祐年间所立）。但不久后，孟氏又被宋徽宗赶出皇宫，相当于第二次被废除皇后位，结果反而因祸得福，为她个人带来绝大的好处。这一切，都要从宋哲宗的后宫谈起。
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一直很严格。为防止宋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宋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这就相当于限制了小皇帝自由活动的空间。宋哲宗当时年纪还小，后宫也一直平静无事。但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却有流言，说宫中派人出来寻找乳母。此时宋哲宗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人们难免会想到这是皇帝沉溺声色的结果。本来，这些都是民间的流言飞语，也传不到后宫深处。即使是真的，那也是皇帝的家事。大臣刘安世却偏偏要多管闲事，上了一封语气很不客气的奏章，告诫宋哲宗要自重。而另一大臣范祖禹则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更加激烈。对此，高太后解释说：是宋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对外的话是这样说，但高太后其实也不明所以，她派人私下将宋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叫去审问。宋哲宗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发现身边的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样子十分可怕。打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刘安世、范祖禹上奏的结果。他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高太后的监视之中。
第43节：女中尧舜(12)
经历了此事后，宋哲宗明显感觉到后宫令人窒息的气氛，他的逆反心理也开始蠢蠢欲动。
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十七岁时，孟氏被立为皇后。孟氏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小宋哲宗一岁，自小就被高太后选入后宫，教以女仪，因贤淑温婉而为高太后所喜爱。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才算有了正式的妻子。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却由此又引出了高太后和宋哲宗之间的矛盾。
皇帝大婚非同小可，钦天监选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这是因为宋朝皇室普遍迷信道教，而道家以五月十六为“天地合日”。但是在民间这一日却有禁忌，夫妻应该分床，如有违背，将有性命之忧。宋哲宗生母朱太妃担心儿子，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提出要更改大婚日期。宋哲宗自己也偏向母亲一边。但高太后却坚决不同意，认为禁忌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坚持以五月十六为大婚日期。
尽管大婚典礼隆重非凡，但宋哲宗一直笼罩祖母的阴影下，被逼迫在禁忌日成婚，心中难免愤愤不平。如此来看，他对高太后所选的孟皇后不可能有特别的好感。高太后有能力将自己喜欢的女子选给孙子做皇后，但孙子喜欢、宠爱后宫哪个女子，高太后就鞭长莫及了。宋哲宗喜欢明艳照人的刘婕妤，刘婕妤宠冠后宫，也开始恃宠而骄。高太后在世时，她尚有所收敛，高太后去世后，她与孟皇后的冲突日益显露。
有一次，孟皇后带领后宫嫔妃到景灵宫朝拜历朝帝后画像。礼毕后，孟皇后就座休息，其他嫔妃都在一边侍立。只有刘婕妤独自一人站在帘子下，背对孟皇后。这显然是公开藐视孟皇后。孟皇后身边有个侍女叫陈迎儿，忍不住上前呵斥刘婕妤。刘婕妤置之不理。孟皇后身边的宫人无不愤怒有加。但宋哲宗宠幸刘婕妤，孟皇后也没有办法。
冬至那天，嫔妃照例要到隆祐宫谒见向太后。当时向太后还没有起来，众嫔妃就坐在殿右等候。按照规定，只有皇后才能坐朱漆金饰的椅子。刘婕妤看到孟皇后坐下，就一个人站在一旁，不愿坐普通的椅子。刘婕妤身边的宦官郝随知道刘婕妤心中所想，于是替她换了把朱漆金饰的椅子，与孟皇后的一样，刘婕妤这才满意。不料已经惹怒了孟皇后身边的侍女，决定要整治刘婕妤一下。
刘婕妤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人传呼：“皇太后驾到！”皇太后到来，众人都要起立迎接，刘婕妤也站了起来。不料等了片刻，并不见向太后身影，于是嫔妃们又各自坐下。刘婕妤刚要坐下时，孟皇后的侍女将椅子搬走，她一下坐了个空，仰天跌在地上。原来刚才是故意有人谎报向太后到来，目的就是为了诱骗刘婕妤起身。
刘婕妤受了这番捉弄后，惊忿交集，也顾不上拜见向太后，跑去向宋哲宗哭诉。宋哲宗虽然不喜欢孟皇后，但孟皇后一向循谨，他也没有相信刘婕妤的搬弄是非，只是安慰了一番刘婕妤了事。刘婕妤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来发泄气愤。宦官郝随劝慰说：“婕妤不必生气，若能早为官家生子，此座（指皇后位）正当为婕妤所有。”
郝随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敢在孟皇后还在世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显然背后有不寻常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就是宰相章惇。之后，宰相章惇就通过郝随与刘婕妤搭上了关系。刘婕妤之所以与章惇勾结起来，只是因为她想当皇后，她需要有人帮助她拔掉孟皇后这颗眼中钉。而章惇则想利用最得宠的刘婕妤探听宋哲宗的秘密，而刚好孟皇后也是他的目标。章惇想废除孟皇后，并非他与孟皇后有仇，而是因为孟皇后为高太后所立。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已经死的死，贬的贬，章惇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就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后宫。不过，因为孟皇后端庄娴雅，性情和淑，很得向太后喜爱，加上宋哲宗一向尊重孟皇后，所以还得寻找有利时机，但机会很快就来了。
孟皇后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福庆公主。福庆公主突然染病，孟皇后的姐姐懂得医术，曾经治好孟皇后的病，因而皇后的姐姐经常出入宫中，亲自侍奉孟皇后。她听说消息后，特地入宫医治小公主。因药物无效，孟皇后的姐姐便将民间道家治病的符水带来替公主治病。宫中最忌讳符水一类的物事，孟皇后一见，大惊失色，连忙禁止，说：“姐姐莫非不知宫中禁令，与外间不同吗？倘被奸人藉端播弄，这祸事就不小了！”赶紧将符封存了起来。等宋哲宗到来时，孟皇后才将符取出，如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宋哲宗倒也没有怪罪，只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第44节：女中尧舜(13)
此事过后不久，宫中有谣言流传，说孟皇后与娘家人勾结在一起，在宫中大搞符咒厌魅。孟皇后大为紧张，忧心忡忡，日夜难安。她的养母燕氏、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出于好意，便为孟皇后和夭折不久的福庆公主祈福，不料刚好落人口实。宋哲宗听说后也开始怀疑起来，诏令内侍押班（宦官）梁从政等人在皇城司（负责宫城守卫）审理此案。在宰相章惇和刘婕妤的支持下，皇城司逮捕了孟皇后左右侍女宦官三十多人。这些人都被拷打，直至体无完肤。在酷刑威逼下，孟皇后的“罪行”被供认了出来。
因为皇城司没有司法权，宋哲宗又派侍御史董敦逸前去复审。董敦逸到场一看，所谓的“罪人们”都已经没有人形，且气息奄奄，无一人能出声。董敦逸感觉无从录起，有些迟疑。郝随生怕他翻案，立即加以威胁。董敦逸胆小畏祸，只得将皇城司所取得的口供抄了一遍，稀里糊涂地了结了此案。
孟皇后既然“有罪”，就不能再母仪天下。但宋哲宗顾念发妻之情，一时下不了废后的决心。这时候，有人翻出了当年五月十六“天地合日”的老账，说孟皇后不废，皇帝将有生命之忧。于是，宋哲宗以孟皇后“旁惑邪言，阴挟媚道”为由，下诏废去孟氏皇后位，孟氏出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此时，孟氏还不到二十岁。
废后的诏书下达的那一天，天气阴翳异常。侍御史董敦逸心中有愧，认为这是天降异兆，于是上奏说：“中宫之废，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后也；人为之流涕，是人不欲废后也。愿陛下暂收成命，更命良吏复核此狱，然后定谳。如有冤情，宁谴臣以明枉，毋诬后而贻讥。”又说：“臣覆录狱事，恐得罪天下后世。”宋哲宗看了奏章后大怒，对群臣道：“董敦逸反复无常，不可在言路。”打算贬斥董敦逸。枢密使曾布说：“陛下本以狱案是近臣推治不足准信，故命敦逸录问，而今大案始定，就贬录问官，何以取信中外？”意思是说，正因为皇城司没有司法权，所以才派董敦逸去复审，如果就此贬斥复审的官员，就无法取信天下了。宋哲宗这才放过了董敦逸。
孟皇后被废后，身边的人也受到了相应处罚，养母燕氏、女尼法端、供奉官王坚三人都被处斩，孟皇后心腹侍女陈迎儿被杖责后驱逐。但孟皇后无辜被构陷，却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同情。《鸡肋集》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孟皇后所居住的瑶华宫是所道观，在开封西北，刚好位于金水河边。这里地处繁华，小商小贩很多，十分热闹。当时京师卖熟食的小贩，都要在吆喝上下工夫，“必为诡异标表语言”，这样才能引人注意，生意才能兴隆。唯独有个卖馓子（馓音san，同伞。馓子是一种油炸的食品，古时环钏形，现细如面条，呈栅状）的汉子，每天都到瑶华宫前，放下担子，既不吆喝他卖什么，也不说馓子好吃，只是长叹一声：“亏便亏我也！”意思是，吃亏就让我吃亏吧。这话在别的地方都没事，在瑶华宫门口“太息大言”，便让人感觉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孟皇后被废叫屈。开封府听说后，派人抓捕卖馓人，打了他一百大棍，警告他不准再那样吆喝。于是，卖馓人改吆喝为：“待我放下歇则个！”他竟然就此成了名人，生意兴隆无比。
章惇达到废除孟皇后的目的后，趁此机会向宋哲宗进言，说高太后执政时曾有过废掉宋哲宗而另立皇帝的想法，因为当时刘安世和范祖禹曾上书高太后说小皇帝过早接近女色。刘安世和范祖禹二人遂因“构造诬谤罪”被贬逐。
章惇还不罢休，为了证实高太后曾有想废掉宋哲宗的念头，他将当年高太后身边的宦官张士良抓了起来，交给蔡京审问。蔡京将各种各样阴森恐怖的刑具摆在张士良面前，逼迫他诬蔑高太后。张士良大哭说：“太皇太后可诬，天地神袛不可欺。”然后请求一死。蔡京无可奈何。章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拟了一道诏书，连夜送进宫中，请宋哲宗同意颁发。
第45节：女中尧舜(14)
这道诏书的内容竟然是要宋哲宗追废他的祖母高太后为庶人。向太后当时已经睡下，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宋哲宗那里，严厉地干预此事。宋哲宗一时无奈，将诏书放在烛火上烧毁。郝随将宫中情形连夜告诉了章惇。
第二天上朝，章惇和蔡卞又提及追废高太后一事。宋哲宗十分不快，厉声呵斥：“卿等如此作为，是不想让朕死后见英宗皇帝吗？”章惇这才不敢再提废高太后之事。
事过不久，宋哲宗也逐渐醒悟孟皇后“符咒厌魅”一事，常独自长叹：“章惇坏我名节！”正因为宋哲宗对废后一事颇为后悔，所以孟皇后被废后，刘婕妤只是被晋封贤妃。刘妃为此十分着急，派宦官郝随动员宰相章惇，内外一起相求，但宋哲宗仍然没有立后的意思。直到刘妃在元符二年（1099年）生子，这是宋哲宗的第一个儿子，也是他盼望了许多年的期望，喜不自胜，终于同意立刘妃为皇后。
刘妃立后一事，朝中尚有反对意见。右正言邹浩谏阻说：“立后以配天子，怎么可以不慎重？仁宗时郭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后，并斥美人，所以公平，可为天下后世效法。陛下废孟后，与郭后无以异，天下孰不疑立贤妃为后，凡皇后须德冠后宫，不能从妃嫔中晋升，应自贤族中选择；况且刘贤妃有废后之嫌，更不宜立为皇后。”宋哲宗大怒，将邹浩削职除名，贬去新州。立后一事因此而定。
刘氏终于做了皇后，一时间扬眉吐气。但好日子并不长久，她的儿子赵茂才两个月便不幸夭折。刘后悲不自胜，宋哲宗也备受打击，卧床不起，一年后驾崩，年仅二十五岁。
宋哲宗的一生，都是很不快乐的。他在祖母高太后的阴影下长大，亲政后始终没有从青春期的叛逆中走出来——凡是高太后推崇的，他就要反对。高太后以母改子，废除宋神宗新法，信用保守派，他就恢复父亲推行的新法，大力起用变法派。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未必就是快乐的，否则不会年纪轻轻就忧郁成疾，以致青年而逝。宋哲宗之死还远远不止皇帝驾崩如此简单，他的死还直接导致了北宋江山的断送。
因宋哲宗无子，向太后召集执政大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新皇帝只能选宋哲宗的兄弟中选。宋神宗共有十四子，当时在世的还有五人。按照嫡庶礼法，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不料向太后坚决反对，很不高兴地说：“老身既无子嗣，那么诸王都是神宗帝的庶子。”意思是不承认宋哲宗母亲朱氏的太后地位，由此可见这位没有儿子的向太后对宋哲宗并无好感。章惇又说：“如此，则以长幼为序，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音bi，同必）为帝。”向太后再次反对说；“申王体弱多病，恐不当立。”章惇还要再说，知枢密院事曾布知道向太后其实早有主意，于是大声呵斥道：“章惇，听太后处分！”章惇只好不再发表意见。向太后提出立宋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章惇当即表示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圆滑的曾布立即附和向太后说：“章惇未尝与臣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表示赞同向太后的提议。章惇势单力薄，只得不再争辩。于是，赵佶即位为帝，是为宋徽宗。
如果宋哲宗不死，皇位无论如何不会传入赵佶之手。众所周知，北宋实际亡于宋徽宗之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被推上了历史舞台。向太后不选简王赵似是可以理解的，她在政治上属于保守一派，反对新法，对宋哲宗搞的那套“绍圣绍述”很不以为然，她不喜欢宋哲宗，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宋哲宗的亲弟弟当上皇帝。但为什么向太后一定要选立赵佶而并非他人，并无史料可考。推断起来，应该是个人情感的因素使然。只是，这一妇人的情感因素，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向太后感恩戴德，请向太后垂帘听政。那位当了女道士的宋哲宗废后孟氏，则因为向太后一直很喜欢她，再次时来运转。在向太后的主持下，被宋哲宗废掉的孟皇后重新复立为元祐皇后，且位居刘后（元符皇后）之上。
第46节：靖康耻(1)
孟皇后回到皇宫居住后，发现已经物是人非，不由得十分感慨。她与宋徽宗皇后王氏关系极好，引为闺中知己。只是，孟氏这个二度皇后当得并不长久。元符三年（1110）七月初一，向太后下诏罢同听政。半年后，向太后病逝，宋徽宗正式亲理朝政。宋徽宗重用的蔡京等人勾结元符皇后刘氏，致使孟氏再度被废，加赐号“希微元通知和妙静仙师”，重居瑶华宫。据说，孟氏离开皇宫时，宋徽宗皇后王氏深感过意不去，孟氏却笑着说：“总算又可以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如此胸襟，自非元符皇后刘氏所能相比。甚至连宋徽宗与王皇后谈论孟氏时，也忍不住感慨地说：“元祐皇后实在是可敬的。”
元符皇后刘氏如愿以偿地赶走孟氏后，又妄图干预政事，且行为不谨，由此引起宋徽宗的不满，于是与辅臣计议，打算废掉元符皇后刘氏。刘后的心腹宦官郝随听说后十分恐惧，因为历来废后都要连带追究皇后身边的人。实际上，刘后干政，确实是受了郝随的怂恿。为了保全自己，郝随只好牺牲刘后，对其百般辱骂，逼迫她用帘钩刺喉自杀。刘后死时年仅三十五岁。
孟氏重回瑶华宫后不久，瑶华宫失火，她不得不移居延宁宫，延宁宫不久又毁于火。而朝廷也不给安排新的道观居住，因为无家可归，她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然而，命运有诸多巧合，恰恰如此，孟氏反而逃过了一场大浩劫。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自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始，三千多后妃、皇子、公主以及宗室近戚，都被金兵俘往北国。北宋就此灭亡。孟氏因住在宫外民居，竟然奇迹般地得以保全，幸免于难。由于孟氏特殊的身份，同年四月，她重新被宋臣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孟氏听政之后，立即派人把宋徽宗唯一幸免于遇难的儿子康王赵构接回，请他即皇帝之位。赵构对伯母的眷顾之情感激涕零，其后，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尊孟氏为“元祐太后”。为了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祐太后”。
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逼迫宋高宗让位给三岁的皇太子赵旉（音fu，同敷），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
绍兴五年（1135年）春，孟太后患了风疾，死于越州行宫，终年五十九岁，谥号“昭慈圣献皇太后”。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也死在了这一年，不过却是死在了金人的五国城，死后尸体还被熬炼成灯油。
第四章
靖康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这是令宋人心痛而不能忘怀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宋宫中所有的法驾、卤簿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板、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宫人、内侍、伎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全部被金人席卷一空。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族统治中国。
也就在这一年，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重新建立宋王朝，史称“南宋”。只是，这个王朝却是个只知道苟且偷安的王朝。同年五月初五，宋高宗召李纲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拜为宰相。李纲是北宋末年抗战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虽被排斥出朝廷，但在士大夫和天下人中享有盛名，被认为是抗金的众望所归的人物，所以宋高宗即位后立即召他为相。李纲执政后，一方面上疏宋高宗，认为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可必胜，建议罢和议、积极备战、改革内政、惩办张邦昌等降金官吏；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抗金斗争。当时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已进行抗金斗争，李纲推荐张所出任河北招抚使，王璦、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命他们组织和领导这些地区的抗金斗争，并共同策划收复河东、河北失地。李纲又举荐宗泽为开封留守，重新整顿开封的守备，打算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
然而，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为首的投降派，并不想作真正的抵抗，他们只希望向金国求和，以此来换取对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因此不但不支持李纲的抗金斗争，反而从中破坏和阻挠。汪、黄及其党羽更是竭力攻击李纲建议设置的河北招抚使司和河东经制使司，竭力排挤李纲及其荐用的人。当时，殿中侍御史张浚趁机落井下石，弹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等。八月中，宋高宗罢李纲宰相职。李纲在相位总共才七十五日。李纲罢相后，招抚、经制使司随之废罢，张所等人均被贬斥，两河郡县相继沦陷于金人之手，李纲所规划的所有军民之政、抗金措施，“一切废罢”，宋高宗本人则逃往江南。
第47节：靖康耻(2)
这时候，太学生陈东上疏力言：李纲不可去；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并请宋高宗还都汴京，率军亲征，迎还徽、钦二帝。陈东为北宋末年太学生领袖，宋钦宗即位后，他曾率太学生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以谢天下。金兵围京师开封的时候，他又率诸生上书请留用抵抗派将领李纲、种师道，而罢免主张割地议和的李邦彦、白时中。黄潜善和汪伯彦畏惧陈东的影响力，想找机会铲除他。此时，抚州（今属江西）布衣欧阳澈也徒步到行在伏阙上书，指责当权者误国，并言及宫中有燕乐事。宋高宗很不高兴，黄潜善和汪伯彦便借机密奏宋高宗，请求诛杀欧阳澈，并连及陈东。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壬午，陈东、欧阳澈二人同时被杀。陈东年仅四十二岁，天下人不论相识与否，闻之皆为其落泪。
陈东被杀绝非偶然事件，从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宋高宗的心理。可以说，从这一年的陈东被杀开始，就已经可以看到未来抗金名将岳飞的命运。
如果说北宋朝廷尚能与辽、夏、金等政权对峙抗衡，到了南宋，则完全是处于偏安衰亡的境地，最高当权者再也没有重新统一北方的雄图大略。虽然后来的岳飞北伐振奋一时，但在宋高宗眼中，战争的局部胜利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偏安，巩固自己的政权。事实上，在这一年已经埋下了一百五十二年后宋朝再度灭亡的种子。
一 靖康耻
政和五年（1115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又叫完颜旻）建国，国号金，完颜阿骨打成为金国的开国皇帝，即为金太祖。
金太祖建国后屡败辽军的消息传到宋朝后，宋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打算联金灭辽，以此来收取燕云十六州。政和七年（1117年），宋朝廷初次使金未成后，宋徽宗命童贯继续负责同金联系通好之事。童贯则令王师中另选派能干的官吏出使金国，王师中便向童贯推荐了马政。
马政，洮州（今甘肃临潭）人，寓家牟平（今属山东）。重和元年（1118年）二月，宋朝廷以马政为武义大夫，命其以买马通好的名义使金。经过充分准备，本年闰九月，马政一行下海出发，但一到对岸，即被金兵俘获，并夺取了他们随带的物品，经过再三说明，才让通行。马政一行行程三千余里，历经艰难，终于到达拉林河见到了金太祖。金太祖询问马政来金的原因，马政告以宋愿与金修好合力攻辽之事。金太祖及群臣由于不明底细，没有明确表态。经商议后，金太祖决定留下使者中登州小校王美、刘亮等人作人质，而派遣散覩与李庆善等为使臣持国书，并携带北珠、生金、貂革、人参、松子等礼物随同马政等赴宋回报，以探访宋朝之虚实底细。宋、金通好由此开始，之后，宋、金使者来往不绝，频繁联络。
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宋朝又派赵良嗣出使金国，名义上仍是买马通好，实际上是想约金攻辽。
赵良嗣，原名马植，又名李良嗣，祖籍辽燕（今河北北部），自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后，马氏成为辽国的汉人大姓，世代都在辽国为官。北宋末年，赵良嗣在辽任光禄卿，因奸诈狡猾，为同僚所不齿。马植在辽国有些混不下去了，又见到隔壁的女真族日益强大，对辽国构成强大的威胁，而辽国却日益腐败，便想为自己谋取后路。因为他是汉人，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投靠宋朝廷。刚好宋徽宗派郑允中为正使、童贯为副使，出使辽国。马植觉得机不可失，在童贯经过卢沟时，连夜谒府求见，说要向童贯面陈灭辽之策。童贯暗自思忖，马植本是辽国人，反倒要向自己献灭辽之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他吩咐小吏把马植请进来。马植一见童贯，慷慨陈词，说：“大家本是天朝大国，皇上圣明，万民恭顺，马植心中向往已久，只是无缘表述。今天祚帝荒淫无道，辽已是奄奄一息，马植一心弃暗投明，希望您能明察心迹！”接着又说：“不仅大宋欲除燕保国，女真人对辽也是恨入骨髓，如此宋如派遣使臣从登州、莱州渡海去同金人结盟，与之相约，南北夹击共灭辽国，辽指日可图！”童贯听罢，喜出望外，认为马植是一个深谋远虑且识时务的“才俊之士”，立刻将其带回宋朝，郑重其事地举荐给宋徽宗。宋徽宗正有联金灭辽之意，立即奉赵良嗣为座上宾。
第48节：靖康耻(3)
四月，赵良嗣终于到达金国，不料金太祖已经亲自率军出征，攻打辽国上京。赵良嗣一行急忙兼程追赶，至半路上见到金太祖，随金军一起到达上京城下，亲眼看到金军仅用二、三个时辰便攻下上京。赵良嗣捧觞为寿，口呼万岁，呈上宋徽宗亲笔信，请金一起夹攻辽国，帮助宋收复燕京（今北京）旧地。
经过协商交涉，金太祖表示愿夹攻辽国，而宋每年向金纳币五十万。双方约定，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西大明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市）。金原定立即出兵攻辽，要赵良嗣迅即回去让宋也立刻出兵。但当时正值盛夏酷暑，金军连续征战，牛马发生流生病。金与赵良嗣改约明年（宣和三年）举兵，并派勃堇、曷鲁持国书使宋回报。
宣和二年（1120年）秋，赵良嗣回朝，向宋朝廷报告了金国的意见，说金太祖认为燕京（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一带均是宋旧地，金从辽手中收复后，都将送还给宋。宋徽宗信以为真，九月，即命马政与王瓖为使臣，再次出使金国，并送金使勃堇、曷鲁等回金。
马政此次使金所持宋给金的国书中称，为了履行前（赵良嗣）与金所定共同攻辽的协议，已命童贯勒兵待发，只等马政使金归来，约定日期，即可举兵攻辽。国书还根据赵良嗣一面之词，要金答应前所承诺的将五代以后被辽占领的幽（今北京市）、蓟（今河北蓟县）等十六州及整个长城以南地区，在灭辽以后归宋，宋金双方今后以长城为界，而宋将原向辽所贡银绢转贡给金。
马政抵金后，留金月余，双方争议不决。主要是金不同意西京归宋，又认为平（今河北卢龙北）、滦（今河北滦县）、营州（今河北昌黎）不属燕京所管，亦不能归宋，马政不敢强争。
当时，金太祖已有取代辽国进而侵宋之意，他对大臣们说，如果将西京地区归还宋朝，金就只能退守长城以北，也就无法控制宋朝，更不能兵临宋境，向南扩展。但金在回报宋的国书中只是说，前次赵良嗣来，已有约在先，如宋与金一起攻辽，当将燕京东路州镇归宋。至于西京地区，要宋自己设法收取，如果宋难以攻取，可通知金。对宋提出西京归宋的要求未作明确回答。
赵良嗣前后往返七次，最后订立盟约：宋允许在灭辽后将输辽岁币转输给金，金承认将燕京一带旧地归宋；金攻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宋攻燕京（今北京）。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海上之盟”。
［后世史学家多认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其实肇于“海上之盟”。关于此节，“靖康之变”前，宋朝廷也已经领悟，所以宋钦宗一即位，就派人收斩“海上之盟”的使者赵良嗣和童贯等主谋。］
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以后，宋朝廷并没有按照盟约积极备战攻辽，而只是想在金国攻打辽国时乘机取利。尤其当宋徽宗得知辽国已经知道宋金结盟一事后，担心遭到辽国报复，很是后悔，便下令扣押了金国使者。这件事后来为金国背盟毁约留下了借口。而金国则开始攻打辽国，锐不可当，很快攻下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渡罗城），辽国天祚帝被迫逃往西京（今山西大同）。就在辽国岌岌可危的时候，辽国贵族之间的内讧却愈演愈烈。辽国皇族耶律大石和汉人宰相李处温拥戴燕京留守耶律淳为帝，史称北辽，并遥废天祚帝为湘阴王。
宋徽宗见辽国灭亡在即，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坐收渔翁之利，立即任命童贯、蔡攸作正副统帅，率十五万大军伐辽。结果，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宋军不堪一击，竟然被辽耶律大石大败，不得不退守雄州。
北辽此时却再一次发生内讧。耶律淳称帝三个月后，便得急病而死，其妻萧妃为皇太后，开始把持朝政。汉人宰相李处温见辽国大势已去，暗中派人联络宋朝和金国，打算投降，结果被萧妃发现处死。
宋徽宗见辽国内乱，又命童贯、蔡攸出兵渔利。幸运的是，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了宋朝，由此打开了宋军通向燕京之路。童贯命都统制刘延庆、降将郭药师领兵十万直取燕京。结果，宋军一度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展开巷战，却因为后援不继，最终被辽兵杀得大败。
第49节：靖康耻(4)
童贯为了逃避一再兵败的责任，秘密派使者到金营，要求金军出兵攻打燕京。金太祖亲自出马，率军一举攻下燕京，而宋军却没有参战。辽萧妃和耶律大石逃出燕京，因无处容身，不得不重新投奔辽天祚帝。天祚帝杀死萧妃后，杀气腾腾地责问耶律大石为何要拥立耶律淳为帝。耶律大石慷慨陈词：“陛下（指天祚帝）以全国之力，不能拒击金兵，而弃国远遁，使百姓遭殃。所以，即使立十个耶律淳都没有过错，因为都是太祖子孙，这总比向金投降乞命要好。”天祚帝无言可对，只好赦免了耶律大石。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金人看清了宋朝的腐败和军事的羸弱，对宋朝态度日益强硬，并打算在土地问题上背弃前约。宣和五年（1123年），宋朝为了归还燕京等地多次派赵良嗣与金国交涉。金太祖认为宋朝攻燕京无功，提出要宋朝另外增加一百万贯钱，称为“燕京伐租钱”，才能赎回燕京。除此之外，金国还向宋朝提出遣返叛逃入宋的李处能等辽国旧臣，借粮十万斛等不少附加条件。宋徽宗一概表示同意。
同年四月，金兵退出燕京，出城前将城内的金帛财物以及官吏百姓都席卷而去，童贯、蔡攸前来接受的时候，燕京已经变成一座空城。而宋宰相王黼等却恬不知耻地上表称贺，称收复燕京是“不世之功”。宋徽宗十分得意，宣布大赦天下，还命王安中在延寿寺中作“复燕云碑”以纪念这一功绩。王黼、童贯、蔡攸等人也被认为收复燕京有功，因此而加官晋爵。宋朝上下都沉浸在虚幻的胜利和喜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得到燕京这座空城背后所付出的代价和所蒙受的耻辱，也不知道亡国在即。
这年秋天，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死，在位九年，享年五十五岁。金太祖死后，其弟吴乞买（又叫完颜晟）继位，就是金太宗。金太宗继续领兵攻辽，辽兵节节败溃。宣和六年（1124年），辽天祚帝决定出兵收复失地。耶律大石极力劝谏，提出应当好好养兵，等待时机，不可轻举妄动。天祚帝训斥了耶律大石一通，一意决定出兵。耶律大石看到天祚帝如此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知道辽国将亡，便自领二百余骑向西北方逃走。这年冬，辽天祚帝自夹山出兵，南下武州，与金兵遭遇，辽军大败而逃，将士纷纷投降金军，天祚帝只带领少量残兵突出重围。次年春，天祚帝想逃往西夏，在应州（今山西山阳县东北）被金兵俘虏，后被囚禁一年多而死，在位二十四年，时年五十三岁。耶律大石率部黄河套向西北逃去，并重建辽国，史称西辽。
辽国自公元916年由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建国，至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止，正式灭亡，共历九帝，历时二百零九年（《辽史》延至西辽亡）。
随着金国对辽战争的节节胜利，金的军事力量已扩展到接近西夏边境，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西夏国王李乾顺趁势投靠金国。金国也采取笼络西夏的策略。金灭辽后，西夏国王李乾顺正式派使臣向金上誓表称藩。这样，金国在西部和西北部便无任何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南下侵略宋朝。
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金军分兵两路，西路军由完颜宗翰（金太祖侄，本名粘没喝，又叫粘罕）率领，由云中（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今山西）；东路军由完颜宗望（金太祖次子，又叫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京（今北京）。
东路军接连攻占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西路军的完颜宗翰却没有立即开战，他一边派间谍暗中探听宋的虚实，一边派使者至太原，求见宋军主帅童贯，谎称要商议所谓的交割云中地一事，想以此来麻痹宋军。童贯果然上当，他到了太原后，先派马扩、辛兴宗到完颜宗翰军中，请求金归还山后（即云中八州）地。完颜宗翰便指责宋朝曾经接纳张珏，有违合约，并狂妄声称山前、山后各州都是金国的土地，不能归还。接着，完颜宗翰又派使者到太原，要求童贯将河东、河北之地均割让给金国，宋金以黄河为界。直到这个时候，童贯才看出金决意侵宋的企图，顿时惊慌失措，也不布置抗金的措施，自己慌忙逃回东京。完颜宗翰的西路军进逼太原，计划攻下太原后，与东路军在宋都城开封城下会合。
第50节：靖康耻(5)
［张珏，平州义丰（今河北滦县）人，原是辽国大将，投降金国后任平州留守，后背叛金国，携带平州版图投奔宋朝。宋宰相王黼认为这是不用一兵一卒，不化一钱一帛就能从辽、金手中得到平州地区的绝好机会，力劝宋徽宗收留张珏。代表宋朝同金订立盟约的赵良嗣极力反对，认为这违反宋金协议，肯定会遭到金的报复。宋徽宗不但不听，还将削赵良嗣降职处分。金人听到张珏投降宋朝后，立即派二千骑兵前去讨伐，张珏领兵迎战。金人见张珏人多势众，便在州门上书写了“今冬复来”四个大字，不战而退。宋朝廷便以张珏为节度使，世袭平州。金人随后派完颜宗望攻打平州。刚好这个时候，宋朝廷封张珏为泰宁军节度使，张珏率全城官吏出平州，到郊外迎接前来宣读封官诏书的官员，结果被金军得知消息，派一千骑兵偷袭，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平州。张珏不得不逃到燕山投奔郭药师。郭药师将其藏了起来。但金人缴获了宋朝廷给张珏的任命状，又从俘获的张珏之弟身上得到了宋徽宗写给张珏的亲笔信，勃然大怒，指责宋毁约背盟，向宋燕山（金将燕京还于宋后，宋设燕京为燕山府）宣抚司使王安中索要张珏。王安中不敢惹怒金人，不得已杀了一个容貌酷似张珏的人，将首级送给金人，却为金人识破，扬言要进攻燕山。宋徽宗惊慌不已，连忙命王安中将张珏缢杀，将其首级装于木匣内，连同张珏的两个儿子一起送给金。兔死狐悲，辽降宋将领郭药师及部属均悲愤流泪。郭药师愤怒地责问王安中：“金人要张珏的头，你就给；如要我郭药师的头，你也给吗？”王安中畏惧郭药师叛变，请求罢离燕山府。］
而此时东路军完颜宗望进逼燕京。当时燕京由宋将郭药师驻守。郭药师原本是辽国降将，之前张珏事件对他震动很大，完全丧失了对宋朝信任感。而宋朝廷也意识到张珏事件郭药师产生了消极影响，感觉亏待了郭药师等辽降将。为了抵消之前的负面影响，宋朝廷处处曲意迎合郭药师，对郭药师的要求均给予满足。郭药师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实力大增，专制一路军事，增募兵士，号称三十万。不过，郭药师部下的士兵依旧穿着原来辽国的军服，由此引起宋朝廷的猜忌，宋朝廷加封郭药师为太尉，想借机召他入朝。这点小小的伎俩自然很容易被郭药师识破，力辞不至。于是，宋朝廷又派童贯前来巡边，一旦发现郭药师有叛变的可能，可权宜处置。童贯到了燕京后，郭药师亲自出郊外迎接，行大礼，称呼童贯为父，极尽巴结之能事。为了彻底取得童贯的信任，郭药师还精心组织了一次炫耀武力的军事演习，童贯终于放了心，回去后向宋徽宗报告，说郭药师可以信任。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告发郭药师与金互通书信，宋徽宗却始终置若罔闻。
完颜宗望引军至三河（今河北）时，宋宣抚使蔡靖命郭药师、张令徽、刘舜仁领兵四万五千出战。结果，宋军在白河（今潮白河上游）大败。完颜宗望进至燕山时，郭药师突然派兵逮捕了蔡靖等燕山府官员，打开城门向金军投降。这样，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宋燕山府所属全部州县。其后，金兵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势如破竹，直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本来以为收取燕京、向金国屈辱纳币后，便可以享受太平。听说金兵南下后，宋徽宗慌作一团，赶忙罢除了镇压方腊起义后又恢复起来的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又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轻信妄议等，想以此来换回人心。同时号召各地官兵勤王，命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道领兵入援。
但援兵未到，金兵已经逼近东京。宋徽宗恐慌得想要南逃，被给事中吴敏力阻，并荐太常少卿李纲出来主持大局。吴敏力劝宋徽宗退位，说只有让太子当皇帝，才有威福号召军民抗金。这时，东路金兵已绕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南下，离开封只有十天路程。因此，吴敏要求徽宗在三天内禅位，以便让新皇帝能有时间组织军民抗金。宋徽宗惊慌懊恼，为了能逃命，只好同意退位。
第51节：靖康耻(6)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然后假装得病，跌倒在床前，气塞昏迷。群臣赶忙灌药急救。宋徽宗假意苏醒后，索取纸笔，写下退位诏书，号教主道君皇帝，称“太上皇”，居龙德宫。这也是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太上皇。皇太子赵桓随即即位，就是宋钦宗，改明年年号为靖康。
赵桓生母为王皇后。王皇后秉性懦弱，宋徽宗更加钟爱郑贵妃（后来的郑皇后）和王贵妃。大观二年（1108年），王皇后病死，年仅二十五岁，留下九岁的赵桓孤苦无依。赵桓后来虽然当上皇太子，但却并不安稳。因为宋徽宗喜欢王贵妃所生的郓王赵楷。王贵妃另有一女，就是因分不清真假而留名青史的柔福帝姬。宋徽宗宠爱郓王赵楷，打破了“宗室不领职事”的惯例，破例地让郓王担任实职，提举皇城司，且不限早晚，自由出入大内，显示要废立的迹象。金军的南侵，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帮了赵桓的忙，促使宋徽宗匆忙的传位。其间，郓王赵楷听说后愤而闯宫，企图争夺皇位，结果在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的仗剑厉声呵斥下，才没有得逞。
宋徽宗被迫退位后，立即将一个乱摊子甩给了儿子宋钦宗，自己率领蔡京、童贯、蔡攸、蔡絛等亲信逃出开封，前往南方。他生怕金人追来，嫌船太慢，改乘肩舆；又怕走得不快，再改乘搬运砖瓦的快船。一直逃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才敢稍稍停留休息。童贯、高俅率又怂恿宋徽宗渡淮河往扬州（今江苏）。当宋徽宗过浮桥时，随驾卫士攀望号哭，童贯怕影响逃跑速度，竟命令亲军放箭，不少随驾卫士中箭落水而死。宋徽宗到了扬州后，还是觉得不安全，将皇后郑氏丢在扬州，自己一直逃到长江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
此时，压抑在广大军民中的愤怒和不满迅速爆发，朝野上下群情激奋，纷纷上书揭露蔡京、童贯等人的罪恶。太学生陈东带头伏阙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在朝野官员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刚刚即位的宋钦宗不得不顺从民意，先后将王黼、李彦、梁师成、童贯、朱勔、蔡攸、蔡絛贬官或流放后处斩，蔡京在流放途中病死于潭州。由于宋金战争爆发，宋钦宗又将罪责推诿给主办外交的赵良嗣，将他贬逐到柳州处死。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消息传到开封后，京师戒严。朝廷上下人心浮动，主战、主逃议论不一。宋钦宗不堪大任，懦弱无能，听从了宰相白时中、李邦彦的怂恿，打算逃往陕西避敌。当时，抗战派大臣李纲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兼东京留守，坚决反对逃跑，对宋钦宗说：“道君皇帝（宋徽宗）把宗社交给陛下，您却打算弃而去之，这合适吗？”宋钦宗默不作声。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说开封守不住，只能暂时避一避。李纲反驳说：“天下的城池哪个能有开封坚固？而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都在这里，怎能轻易丢掉呢！今日之计，应当整顿军马，团结军民，坚守都城，等待勤王之师。”宋钦宗正在犹豫，突然听说皇后已经动身出京，急忙站起来说“朕不能留在这里了。卿等不要留我，朕要同皇后一起启程。”李纲流泪请求宋钦宗留下，宋钦宗总算勉强答应留在京师。
但是当天夜里，宰相白时中、李邦彦连夜进宫，又劝宋钦宗早日离京。宋钦宗优柔寡断，反复无常，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动身。李纲一大早入朝的时候，发现皇帝的车马乘舆已经备好，当即意识到新皇帝要逃跑，便厉声对护驾的军士们说：“你们是愿意死守，还是愿意扈从出巡？”军士齐声说：“愿死守！”于是李纲入见宋钦宗说：“六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开封城中，岂肯轻易舍去。万一中途散归，谁还能保卫陛下？而且敌军已经逼近，他们知道乘舆还没有走远，一定会以快马急追，那时如何抵御？”宋钦宗听了有些害怕，这才答应不去陕西，并下令召回已经出发的皇后。李纲为了稳定人心，晓谕军民说：“圣上主意已定，决心守城，敢有再说离开京师，扰乱人心者，斩！”兵士们都高呼万岁。宋钦宗又登上宣德门，吴敏、李纲向门楼前的百官将士们宣布皇帝决策固守。将士们备受鼓舞，决心保卫东京。宋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张邦昌为相，又命李纲急速设备防守。李纲临危受命，当即组织军民全力备战。
第52节：靖康耻(7)
李纲正在部署守城的时候，金军到达开封西北的牟驼冈。牟驼冈是宋军养马的地方，两万匹军马和大批草料轻而易举地落入金人手中。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七，完颜宗望大军到达东京城下，即刻开始攻城。李纲指挥军民应战。金兵用火船强攻，李纲指挥宋军先用挠钩钩住火船，然后从城楼上投掷大石块，将火船砸沉。金兵又用云梯攻城，李纲命令士兵用火烧毁云梯，用箭射杀金兵，终于击退了金人的进攻。
完颜宗望甚有心计，见开封不能一时攻下，便要求宋朝派亲王、宰相去军中议和。李纲主动请缨前去议和，宋钦宗还想倚靠李纲，因此没有答应，另派李棁、郑望之二人。完颜宗望见到宋使后，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两、牛马等各万头、缎百万两；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作人质，才能议和。李棁、郑望之回奏后，宰相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坚决不同意，想拖延时间，等各地勤王军赶到后，再谈议和一事，但宰相李邦彦、张邦昌坚决不同意。宋钦宗本人胆小怕死，又无主见，惶然不知所措。这时候，康王赵构站了出来，主动请求使金，说：“敌人一定要求亲王作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辞避！”于是，宋钦宗便派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出使金营。李棁告诉康王说：“金军担心南朝失信，要求亲王送他们渡过黄河才能回来。”康王正色答道、“国家处在危难之时，就是以身殉国也是应该的！”
这位康王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异母弟，他目前的表现，可谓相当慷慨激昂。谁也无法想象，当他不久后登上皇位为宋高宗后，厚颜无耻地向金人乞降却比其父兄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王出发前往金营的时候，局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将种师道、姚平仲等人相继率勤王军到达东京，各地援兵已有十余万，而金兵不过六万。宋军在兵力总数和声势上均压倒金军，金军只好北撤，退守牟驼岗。
姚平仲听说康王赵构在金营中当人质，便提议派精锐夜袭金营，生擒完颜宗望，迎回康王。李纲支持姚平仲的建议，宋钦宗毫无主见，当场也表示同意。但姚平仲前去袭击时，消息已经泄露，金军早有准备。姚平仲劫营不成，大败而逃。金军趁机再次攻打东京，幸好李纲早有防备，指挥将士击退了金兵。
完颜宗望责问宋朝劫营一事，宋钦宗、李邦彦为了推卸推诿责任，用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李纲被罢的消息传开后，群情激奋。当天，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李纲、种师道复职，罢免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求和媚敌之臣。城中军民几万人起来声援，围住了皇宫。刚好李邦彦退朝，军民痛斥他的罪行，愤而向他投掷砖瓦，李邦彦策马逃跑，才没有被打死。开封尹王时雍亲自带兵前来镇压，军民也要打死他，吓得他也狼狈逃走。军民还打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数十人。宋钦宗派人宣布，等到金人退兵后就恢复李纲的职务。太学生与军民们要求立即恢复，并大声鼓噪呼喊，不停地敲打登闻鼓。宋钦宗见众怒难犯，不得不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乘车出见，民众这才退走。
宋钦宗随即下诏答应议和条件，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给金国，另送萧王赵枢去作人质，换回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完颜宗望见宋军援兵陆续赶到，东京的防务大大加强，心中有所畏惧，又因为已经得到不少利益，便乘势退兵。金军退走以后，宋钦宗派李纲去接太上皇宋徽宗回京。靖康元年（1126）四月，宋徽宗回到京师。
金军撤退之后，宋朝廷又恢复了抱残守缺、苟且偷安的策略，李纲也被贬出开封。宋钦宗不做任何军事上的备战准备，竟然异想天开地写信给金国大将耶律余覩，想说服耶律余覩在金国发动政变，以此来扰乱金国政局。耶律余覩原是辽国大将，被迫降金。最幼稚可笑的是，宋钦宗将这封机密信件交给了金国使者萧仲恭，许以重金，请萧仲恭转交耶律余覩。萧仲恭表面答应，回到金国，立即将信件交给了金太宗。金国再次被激怒了。
第53节：靖康耻(8)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发动大兵进攻宋朝。金军以完颜宗翰为左副元帅，完颜宗望为右副元帅，分东西两路进兵。九月初，完颜宗翰率领的金军攻破太原。然后与完颜宗望合兵，在十月初攻下真定府（今河南安阳）。
宋钦宗惊慌失措，只好重新寄希望于割地求和，他派康王赵构和王云为使臣，前往金营求和。赵构一行走到磁州时，磁州知州宗泽正率领军民备战，军民抗敌情绪高涨，杀死王云，劝留了康王赵构，赵构由此幸运地逃过大难，否则也不会有后来“泥马渡康王”的故事了。
十一月下旬，金军到达东京，开封万分危急。宋钦宗任命率领勤王兵入京的南通都总管张叔庭为签书院事，率军民奋力守城。又下诏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召集河北兵迅速入卫东京。同时，宋钦宗和宰相何栗等人又都作好了求和的准备。这时候，一个无赖神汉郭京适时出现了，由此上演了极为荒唐可笑的一幕。
郭京声言他会“六甲法”的法术，可以召来天兵天将，轻而易举地生擒敌军元帅，消灭敌军。六甲法就是挑选男子7779人，经过施法术后，就可以刀枪不入。宋钦宗竟然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宋钦宗又决定郭京的“天兵天将”与敌人决一死战。郭京发功的日子到了，他命令撤走城上所有的守军，以免有人偷看，导致法术失灵。施展法术后，郭京命人大开城门，派他“刀枪不入”的神兵出击。结果，这些神兵并没有刀枪不入，而是尽数被金军歼灭。幸好把守城门的宋兵将城门及时关闭，否则金军完全可以乘势冲入。郭京见首战失利，说：“看来还是得由我亲自出马。”然后率领残余的神兵缒城而下，出城后却一溜烟向南逃走，头也不回。就在此时，金军乘大雪攻城，攀城而上，发现城上竟然没有守军，开封外城由此陷落。
京师外城破后，宋朝廷上下乱作一团。宋钦宗赶忙派宰相何栗到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宗望说：“自古以来，有南就有北，两者不可缺。只要答应割地，就可以议和，不过，太上皇必须亲自前来商议。”意思是说要宋徽宗亲自来议和。何栗回报后，宋钦宗说：“太上皇惊扰而病，一定要去，就由我亲自去吧。”
宋钦宗与何栗到达金营后，送上降表，并屈辱地下跪。因为没有得到金太宗的诏命，完颜宗翰只是好言宽慰了几句，就让宋钦宗退下去了。宋钦宗在金营两天，没有议出什么结果，十二月初又回到东京城内。宋钦宗回到东京时，大臣和百姓夹道迎接。宋钦宗一想到一国之君亲自到敌营求和，威风扫地，忍不住当众号啕大哭。
这时，东京已经完全没有防守。金军虽然没有入城，但派人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声称如不及时送交，将纵兵入城。宋钦宗按金军旨意，一面下令大括民间金银，一面分遣朝臣到河北河东各地，命令开城降金。
当时开封城中已经被搜刮殆尽。宋钦宗为了讨好金人，下令权贵、富室、商民出资犒军。所谓的出资犒军，其实就是公然抢夺，稍有反抗者，便锁拿官府。开封城中鸡飞狗跳，一片狼藉。即使如此，金银仍然凑不够数，梅执礼等负责搜刮金银的大臣也因此被杀。金人又索要少女一千五百人，宋钦宗派人四处搜捕年轻女子，不够数目就用自己的妃嫔抵数。不少女子不甘受辱，自杀而死。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宋钦宗第二次去金营谈判，离朝之时，约定五天之内回来，谁知到了金营，就被扣留下来。金军说是等金银交足后再放回。宋钦宗只好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进行彻底搜括，前后两次，达一月之久，共得金二十七万八千两，银七百一十四万两，帛一百零四万匹。
金军除了索取金银绢帛之外，又抢去皇帝玉玺、仪仗、天下州府图、乐器、祭器，以及各种珍宝玩物，掳走百工、技艺、宫女、内侍、僧道、医卜、娼优和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公主）、亲王等贵族，连太上皇宋徽宗也被押送金营。据说，宋徽宗听到金银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
第54节：靖康耻(9)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将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带着被俘扣留在金营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皇孙、后妃、帝姬、宫女及大臣三千余人以及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归金国。其中完颜宗望一路带着宋徽宗及太后、各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与康王赵构母韦妃、赵构夫人邢氏由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完颜宗翰一路带着宋钦宗、钦宗后、太子、妃嫔及何栗、孙傅、张叔夜、陈过庭、司马朴、秦桧等大臣，由郑州（今河南）渡黄河北去。俘虏的宋朝君臣中，只有张叔夜、何栗半路绝食而死。其他人则屈辱地活着。
北宋至此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皇室成员中，逃脱大难的除了当时不在开封的康王赵构，就只有居住在民间的宋哲宗废后孟氏。
徽、钦二宗被掳到金国后，先被迫换了白色的丧服，去拜谒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意为金主向祖先献俘。尔后，两个受尽屈辱的皇帝一个被封为昏德公，一个被封为重昏侯，关押在韩州（今辽宁昌图），后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宋徽宗因为受不了金人的折磨，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结果被宋钦宗发现，抱了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
在被囚禁期间，宋徽宗写了许多悔恨哀怨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山南无雁飞。
不过，他的悔恨只限于“社稷山河都为大臣所误”，并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他本人的昏庸奢侈才导致了亡国为囚的下场。当然，他念念不忘有朝一日能够重回故土，他曾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回宋朝，临行前交给他一件背心，背心上写着：“你（指宋高宗赵构）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哭着叮嘱曹勋，切记要转告宋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一边说着，一边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又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宋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哀痛泪下的情景。”
宋徽宗和宋钦宗还日夜盼望宋高宗能接他们回去，其实宋高宗表面高喊要迎回徽、钦二帝，但内心却生怕父兄回来后威胁自己的皇位，巴不得他们早些客死他乡。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无望而悲惨地死去，时年五十三岁，有遗言想归葬中原，未得金主允许。宋徽宗尸体被发现时，已经完全僵硬。金人将尸体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坑里的水就能做灯油。宋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却被人拉住。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和议谈成，赵构生母韦氏由五国城归宋。她离开时，宋钦宗挽住她的车轮，请她转告宋高宗，若能归宋，自己当一太乙宫主足矣。可见宋钦宗也很清楚弟弟宋高宗不思恢复中原的根本原因。然而，宋高宗终生都在与金人议和，根本无心迎回兄长。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钦宗的悲惨命运也走到了尽头，金人将其纵马踩死，时年五十七岁，在帝位仅仅两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钦宗死讯才传到中原。宋高宗表面上悲伤不已，内心却暗自高兴，因为他皇位中最大的威胁被清除了。
而宋徽宗的情人李师师早在国破前出家为女道士，之后辗转流落在湖广一带。只是此时时过境迁，历经离乱之苦的绝代名妓已经容颜憔悴，不复有昔日的丽色。因为生活艰难，无以谋生，李师师不得不重操旧业，以卖唱度日。南渡的士大夫们仰慕其昔日盛名，时常邀她出席宴会。据说在宴席上，李师师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辇彀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遇湖湘；缕衫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二 大小汉奸
靖康二年（1127）二月初，金军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金兵逼迫二帝脱下皇帝的衣服，换上平民之衣。在场的宋大臣吓得不知所措，只有吏部侍郎李若水大声抗议，怒骂金军主将完颜宗翰，并要宋钦宗坚持不换衣服。结果李若水被金兵用刀割掉舌头，然后再拖出杀死。当年参加过灭辽国的金兵说：“辽亡国时，慷慨就义的有十几人，宋朝只有李侍郎一人。”
第四部分
第55节：靖康耻(10)
同时，金军放回跟随宋钦宗的翰林学士承旨吴幵（音jian，同间）、吏部尚书莫俦回开封城，负责召集宋朝廷的百官，议立赵姓以外人为君主。吴幵和莫俦二人实际上已经投降了金人，不过是负责将金人的意思传达给百官而已。于是，根据金人的意思，东京留守王时雍与吴幵、莫俦带头倡议，提出立张邦昌为帝。王时雍有“金人外公”的外号，因为当时金人疯狂索要女子，王时雍为金人掠夺妇女最卖力。而吴幵和莫俦为金军往返传旨，被人们骂为“急脚鬼”（宋代的快速邮递称急脚递或急递）。
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属河北）人。举进士，历任礼部侍郎、少宰、太宰等职。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东京时，张邦昌任河北路割地使，力主对金投降，因此被派跟随康王赵构入金营为人质。
当时，朝廷中还是有不少人主战。大将姚平仲打算率精兵偷袭金营，生擒金军主帅宗望。主战派大臣李纲坚决支持，宋钦宗也希图侥幸取胜，表示同意。不料事不机密，有人抢先将宋军将要劫营的消息泄露给金军。半夜时分，当姚平仲军到达金军大营时，惊讶地发现金兵正严阵以待。一场激战后，姚平仲一军被早有准备的金兵击溃，姚平仲大败而逃。
姚平仲劫营不成，却惹恼了金军主帅宗望。他立即派人将人质康王赵构和张邦昌带来，斥责宋方“背信弃义”，违反和约。康王赵构一声不吭，保持沉默。而张邦昌吓得手足无措，痛哭流涕地解释说姚平仲军夜袭绝非宋朝廷本意。张邦昌的态度让宗望觉得觉得此人软弱，将来必然有用。而相比较之下，康王赵构的态度令宗望起了疑心，他怀疑赵构不是真的皇子，于是派人到宋朝责问姚平仲劫营一事时，顺便提出了要改换人质。
宋钦宗为了平息姚平仲劫营一事，以罢免李纲来向金军谢罪。不料此举让宋朝军民大为愤慨。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求宋钦宗罢免宰相李邦彦，重新起用李纲，将城外军事交陕西老将种师道负责。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封城中军民几万人赶来声援，宋钦宗惧怕众叛亲离，在无可奈何中只好宣布再用李纲，又让种师道出来相见，才算平息了风波。
宋钦宗送肃王赵枢去金营做人质，换回了康王赵构和张邦昌。此时金人忌惮李纲的起复，又顾虑劳军远征，而宋军援兵正向东京集结，于是在宋钦宗答应割地、赔款等要求后，撤兵北归。肃王赵枢却没有被放还而是被掳北去，当了赵构的替死鬼。
金兵撤走后，宋钦宗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本已经南逃的宋徽宗也回到了东京，重新过起了花天酒地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不久金军再次大举南侵，宋朝廷则完全被投降派把持，导致了开封城破、徽钦二帝被俘。金军将东京洗劫一空后，心满意足，开始准备退军。
金人因劳师远攻，不敢久留，加上力量有限，便打算扶持一个傀儡政权，为防止宋朝东山再起，命令“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张邦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东京留守王时雍召集群臣，以张邦昌姓名入议状，太常寺主簿张浚、开封士曹赵鼎、司门员外郎胡寅不肯签名，逃入太学。御史马伸、吴给联合御史中丞秦桧向金人要求继立赵氏后嗣为君。秦桧更是义愤填膺地当众揭发张邦昌罪行，认为不当立其为君主。金人由此大怒，将秦桧抓到金营关押。
这是历史上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一个慷慨激昂的忠君爱国者，怒斥了一个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当时人看来，秦桧是个英雄，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因为本来秦桧可以安然无事，但正因为他站出来一骂张邦昌，之后便与徽钦二帝一道被掳北上，开始颠沛流离的屈辱生涯。
然而，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所谓的忠君爱国者秦桧才是真正的大汉奸。
靖康二年（1127）三月初一，张邦昌入城。听说此人将是未来的中原皇帝，开封士庶军民上万人争相挤到城门口观望。张邦昌心知肚明，知道这些人十之八九都恨他入骨。千百年来，恐怕没有一个人如张邦昌这般，对将要到手的皇位恐惧得不知所措。
第56节：靖康耻(11)
入城后，张邦昌没有敢直接入主大内，而是先去了尚书省。宋朝三省中，门下、尚书均在皇宫外办公，只有中书在皇宫内，称政事堂。由此可见，张邦昌并不情愿当这个皇帝。然而，金人却威胁说，如果到三月初七张邦昌还不当皇帝，或者是开封城中的官吏军民不拥戴他做皇帝，那么就先杀光大臣，再血洗开封。事关切身利益，百官纷纷来劝说张邦昌早日即位。
此时的张邦昌，当然是处在绝难的境地。要摆脱掉烦恼，只有自杀一条路可走。这是他最理想的结局，这一点，同时代的李纲已经指出来了。据说，张邦昌曾经打算自杀，但有人劝阻他说：“相公前日不死在城外，而今死在这里，是想涂炭一城的生灵吗？”张邦昌生性软弱，终究没有自杀的勇气，如此，背上“汉奸”的千古骂名势不可免。
三月初七，金人正式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深知百官劝进是出于无奈，并非自己深得人心，他不过是金人手中的傀儡皇帝，所以自尚书省上马，他就开始恸哭，至阙庭又恸哭，及幕次更帝服，少顷，北面再拜谢恩。金使跪进册命国玺，再拜谢。张邦昌受封即位时，阖门宣赞舍人吴革召集数百人起事，失败后被杀。
登基当日，张邦昌升文德殿，他不敢坐皇帝专用的御床，而是在御床西摆了个位子，在那里坐着接受群臣朝贺。张邦昌还特意让阁门传令百官，千万不要对他下拜。但东京留守王时雍为了讨好张邦昌，领先下拜，吴幵、莫俦、范琼等紧随其后。张邦昌吓得连忙拱手起立。
当日天色十分惨淡，乌云蔽日，阴风四起。除了王时雍、吴幵、莫俦、范琼等少数人欢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拥在张邦昌左右外，大多数大臣想到家国破碎，从此要屈节异姓，各个容颜沮丧，毫无喜庆之色。张邦昌虽然当上了皇帝，见群情沮丧，心中着实不安。
张邦昌即位后，以王时雍为权知枢密院事、领尚书省，吴幵权同知枢密院事，莫俦权佥书枢密院事，吕好问为权领门下省，徐秉哲为权领中书省。并下令百官：“多日以来朝廷常有变故，大臣有司尽失其职，从今以后由御史台监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职。”他声称自己不称“朕”，见百官时仍然自称为“予”；传谕称“宣旨”、手诏称“手书”；执政、侍从可以坐议国事，言可称其名；平时不穿皇帝的龙袍，除非听到金人要来，才急忙换上，饮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礼。王时雍每向张邦昌奏事，都要说“臣启陛下”，张邦昌总是提醒王时雍不可称“陛下”，而要称“相公”。
当时，金人催交银两，开封府以现有户口为准各家摊派，限日缴纳，无奈京中百姓连遭战火，既使倾家荡产也无法凑足那个天文数字。张邦昌给金人修书恳求免催银帛：“仰仗贵国的大恩，不敢忘怀，然而即使献出生命，也不足报答。城中的百姓因围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饥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某虽愿抚养却无资钱以厚其生，欲赈给相救却无食粮以续其命。贵国催促日急，有不胜其力自寻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体恤恳迫之情，免括金银。”金人搜刮抢掠已得到不少实惠，也知道这块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顺水推舟卖他一个人情，答应免括金银。
金人扶持了张邦昌的傀儡政权后，就北还回朝。临行，张邦昌前去送行，他特意脱下皇帝的龙袍，身着赭红色袍，张红盖。这一切仪仗，均非皇家礼仪。由此可见，张邦昌心有所惧。但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观看的士庶军民均认为他靠降金发家，无不对他咬牙切齿，憎恨有加。
金人走后，张邦昌正式坐上了文德殿的金銮宝座，开始调度百官、安抚百姓、与金人交涉。他不在正殿办公，不举行朝廷例会，不出来接见大臣，禁宫中所有门户都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可谓行规步距，小心谨慎之至。
金人临走时问张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护，张邦昌生怕金人一走，自己会变成千夫所指，所以希望金人能留军队驻守。可宰相吕好问却拒绝说：“恐怕北方的兵卒不习南方的水土，不会安心驻扎。”金人又试探；“只留一贝勒怎么样？”吕好问又托词贝勒是金人，不敢留住，恐担不起责任。金人只好全军北撤。
第57节：靖康耻(12)
张邦昌知道金人一旦北归，自己便大势已去，很是恼火，因此而责怪吕好问。吕好问回答说；“相公对天下人说，忍辱负重屈节金人蹑位登基，事出无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应徐图后举。相公请三思，过去大臣劝进，人心所向都是慑于金人的暴虐。现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风依旧。如今康王是皇室后裔，领兵居外，众所归心，为什么相公您不拥戴康王？为今之计，应迎归元祐皇后，并请康王正位，庶获保全。”监察御史马伸也请求奉迎康王赵构为帝。
这里要提一句，此时在张邦昌的傀儡朝廷中，宋臣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真正的投降派，如王时雍之流，想通过拥立张邦昌取得富贵；另一派是假意的投降派，是假汉奸，以吕好问为代表，想通过立张邦昌来促使金军退兵。最典型的佐证便是，吕好问行文均称“靖康二年”，根本就不提张邦昌的“大楚”年号。
即使是真正的投降派，也对张邦昌无信心，因为宋朝在南方还有大量军队，正向东京集结。张邦昌权衡利弊下，决定听从吕好问的建议。但另一宰相王时雍为了自身利益，坚决反对说：“而今已是骑虎难下，相公应深思熟虑、方作定择，以免来日后悔莫及。”宰相徐秉哲也赞同王时雍的意见。
此时，各路“勤王”兵马纷纷开往开封，公然声称要讨伐张邦昌。张邦昌不愿意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没有听从王时雍之流的建议，立即派人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元祐皇后）为宋太后，入御延福宫。又派蒋师愈带信去见康王赵构，自陈说：“邦昌勉循金人拥戴，是想权宜一时以救国难，绝无其他企图！邦昌得知二帝蒙尘，哀号欲绝，以身投地欲殉家国，绝而复醒，金人却不肯收回成命，实在是口舌难争，邦昌又以首触柱速求一死，无奈金人昼夜监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联名劝进，推邦昌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与大金抗争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为百官劝谓：势已至此，虽死不能使二帝回迁，只有从权金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谋后留。若坚持一节而死，一定连累二帝，怎么称得上是忠臣呢？本来邦昌身为宇辅，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节，还有何面目见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复兴之计，实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国不顾！”他在这封书信中一再强调说，当时他如果不称帝，金兵就要屠城，以此来为自己辩护。
随后，张邦昌派使官奉车驾、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进献给康王赵构，又请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处资善堂。至此，张邦昌的大楚政权正式结束，前后共历三十三天。
元祐皇后孟氏随即以宋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命康王赵构即位。张邦昌自己不久也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拜见康王赵构。他匍匐在赵构面前，伏地恸哭，自谓“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也，敢有他乎”，请求赵构赐其死罪。赵构好言相慰，答应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之后，宋高宗封张邦昌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参决大事、不久又擢为太傅，位跻三公。
宋高宗之所以不处罚张邦昌，一是因为二人当初同在金营为人质，有过共患难的经历；二是宋高宗本人的政治主张跟张邦昌并无区别，都是力主投降的主儿，这也是为什么宋高宗后来会重用另一投降派秦桧的根本原因。据一些野史记载说，张邦昌能避免被新皇帝追究责任，还因为他暗中使了美人计，将自己美丽动人的义女献给了宋高宗。“狐媚偏能惑主”，张邦昌有国丈之尊，宋高宗自然不能如何了。
本来，张邦昌就此平安无事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还能得到更大的重用。然而，主战派李纲拜相后，首先以“十议”上奏，其中二议为“僭逆”和“伪命”，坚决要求宋高宗处罚叛臣，张邦昌自然是首当其冲。
第58节：靖康耻(13)
张邦昌奴颜婢膝、失节奉敌的丑行本来就不为朝野所容，李纲开了头后，检举他罪行的奏章顿时如雪片般飞到宋高宗的案头。甚至有人告发，说张邦昌在皇宫禁内有玷污宫人行为。根据《宋史??张邦昌传》记载：“初，邦昌僭居内庭，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数以果实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拥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宁殿，夜饰养女陈氏以进。及邦昌还东府，李氏私送之，语斥乘舆。”宋高宗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下诏说：“邦昌敢居宫禁，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
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张邦昌坐僭责降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潭州（今湖南长沙），而丑闻中的李氏也被“杖脊配车营务”。其他汉奸如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李擢、孙觌等，分别安置高州（今广东高州东北）、梅州（今广东梅县）、永州（今湖南零陵）、全州（今广西全州）、柳州（今广西柳州）、归州（今湖北秭归）。
然而，几个月后，金国竟然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出兵侵宋，攻取两河州郡。在朝野上下的强烈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再次牺牲张邦昌，于同年九月下诏将张邦昌赐死，派殿中侍御史马伸前来执行。据说，张邦昌接到诏书后，还“徘徊退避，不忍自尽”，执行官严令迫之，张邦昌不得已，才登上潭州城内天宁寺的平楚楼，仰天长叹数声，自缢而亡。王时雍也被诛杀。
张邦昌亏的是个人名节，但却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之事，与后来的秦桧相比，他实在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汉奸。而真正的大汉奸秦桧，此时还被拘禁在金国，直到绍兴元年（1131年），他从金国归来，在声名赫赫中拜相，才再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他还有一个投降求和的理由：“中国人但着衣吃饭，徐图中兴。”可谓十分冠冕堂皇。这是后话，后面再提。下面要讲的另外一个大汉奸刘豫。
刘豫，字彦游，永静军阜城（今属河北）人，元符时进士及第，拜殿中侍御史，曾被人揭发早年有偷盗行为，宋徽宗没有追究。不久，刘豫多次上奏，涉及礼制局的事务，引起宋徽宗的不满，被降职，出任河北西路提点刑狱。金军大举入侵时，刘豫弃职逃走。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经朋友枢密使张悫举荐，刘豫任知济南府。当时北方大乱，到处都是抗金武装和盗贼，刘豫请求改派江南一郡，但被拒绝，他不得已上任，却由此对宋朝廷怀恨在心。不久，金将挞懒（即完颜昌，金太祖堂弟）率兵围济南，开始刘豫还派儿子刘麟与金军交战，后来受金人利禄引诱，决意投降。济南城中有猛将关胜善用大刀，多次击败金兵。刘豫竟杀死关胜，与通判张东缒城出降，济南由此陷落金兵之手。金人因此封刘豫为东平知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封其子刘麟为济南知府。实际上将在金军控制下的黄河以南的地方都交给了刘豫。
因为之前金人扶持的傀儡政权张邦昌已经被宋高宗赐死，金人急需再扶植一个汉奸政权，刘豫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宋建炎四年（1130年），刘豫受金册封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金、齐以黄河故道为界，齐以父事金，册文中有“世修子礼”等语。刘豫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封张孝纯等为宰相，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尚书左丞相、诸路兵马大总管。
惊魂不定的南宋小朝廷对刘豫的齐政权颇为畏惧，居然以敌国之礼相待，在国书称刘豫为“大齐皇帝”。当时，刘豫的宰相张孝纯等人的家人都在宋境，宋朝廷也以礼相待，一点都不敢怠慢。
但刘豫却从来没有尊重过南宋小朝廷。他偶然从一个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认出此碗决非民间之物所有，便仔细盘查，问出是盗自巩县宋哲宗的永泰陵，于是便派人挖掘了永泰陵，陵中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宋哲宗的尸骨暴露在外。刘豫开此先例后，河南一带掘墓成疯，北宋诸帝陵均挖掘殆尽，甚至连民间富家冢墓也无幸免。
第59节：靖康耻(14)
［巩县北宋帝陵的浩劫还不止于此。金国灭亡后，蒙古控制了北宋陵区，除了石雕外，将一切地面建筑除“尽犁为墟”。《南宋杂事诗》有一首诗因而叹道：“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住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刘豫和之前的张邦昌大不相同，一称帝就公然与宋为敌。宋绍兴二年（1132年），刘豫迁都开封。他屡次派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配合金军侵宋。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宋襄阳镇抚使李横率军北攻刘豫，齐军节节败退。李横攻占了颍昌府（河南许昌），直逼开封。刘豫大为恐惧，急忙向金求救。金国大将完颜宗弼（金太祖第四子，即兀术，多称金兀术）亲自率军支援，金齐联军开始反击。而宋朝廷对义军出身的李横并不信任，宋朝廷的嫡系刘光世部和韩世忠部也只是扬言要支援，实际却按兵不动。李横孤立无援，一路败退到洪州（今江西南昌）。齐军乘势收复旧地，还顺手占领了襄阳府等六郡之地。
此时，刘豫的大齐政权达到了巅峰，向西克攻巴蜀，南下可取吴越，对南宋朝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苟安的南宋朝廷不得不开始反击。
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宋高宗赵构命岳飞出师收复襄汉。宋高宗了解岳飞与其他将领只守不攻的作风不同，临行前特下手诏，只许岳飞收复李横的旧地，如果越界到刘豫的齐地，“虽立奇功，必加尔罚”。如此恬不知耻的皇帝，与之前的张邦昌并无任何区别。之后，岳飞大显身手，连败金齐联军，收复了六郡。岳飞因此被封为清远军节度使，为南宋第五个建节的武将，时年三十二岁。
刘豫知道对抗南宋是他这个皇帝存在的唯一价值，同年九月，他再次南侵，金将讹里朵和挞懒率五万金军支援。这次刘豫来势汹汹，宋朝廷大为惊恐，大将张俊和刘光世也畏敌不前，宋高宗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只有韩世忠在大仪（今江苏仪征南）设伏，大败金军，由此扭转了战局。金军转向淮西后，又被岳飞大败。此后，双方进入僵持状态。然而到了年底，战事却因为金太宗病危而起了变化，金军北归，刘豫孤掌难鸣，也只得退兵。
岳飞和韩世忠的崛起，令刘豫屡战屡败，金人开始对他不满，这让刘豫感到巨大的危机。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又征发大军三十万进攻两淮，刘麟统领中路军，刘豫之侄刘猊统领东路军，孔彦舟统领西路军。结果被韩世忠、杨沂中击败。金军按兵不动，不肯相助。齐军大败溃退，伤亡极重，民怨沸腾。
此时金国的皇帝为金熙宗完颜亶，金熙宗听到刘豫战败的消息十分恼怒，对刘豫非常不满。但是，金国重臣完颜宗翰一向支持刘豫。金熙宗一向不满完颜宗翰把持朝政，便开始有计划地削弱完颜宗翰的势力，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被以赃罪处死。宋绍兴七年（1137年），刘豫在金国的靠山完颜宗翰死。刘豫感觉到不祥，于是就立儿子刘麟为储嗣之事上书试探金国廷的意思，金熙宗冷冰冰地说：“朕会派人咨询河南百姓来决定。”此时，刘豫已经知道自己这个皇帝当不了几天了，而未来的命运难以预测。他想向南宋朝廷投降，又怕得到张邦昌一样的下场，只好苟且偷生，听天由命。
不久，金国廷指责刘豫“论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众”，下诏废其为蜀王，将刘豫一家安置在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相当于变相的流放。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刘豫死于流放地。
三 柔福帝姬
国破家亡之际，战争就不再只是男人们的事。而女人们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因为她们往往成为战争的战利品和敌人的玩物。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将徽、钦二帝以及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约三千余人押送北方。这其中，妇女占了很大的比例，比较著名的有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宋高宗生母韦氏、宋高宗发妻邢氏，以及后来因为假冒之案而出名的柔福帝姬。
第60节：靖康耻(15)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宋徽宗皇后郑氏。郑皇后为宋徽宗赵佶第二任皇后，她少年入宫，原为向太后身边的侍女，美貌出众。赵佶还是端王时，时常去拜见向太后，便对郑氏瞩目。向太后便干脆将郑氏赐给赵佶。郑氏当上皇后后，倒是很少干政，也严格约束娘家人，这点在日后她娘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金军攻破汴京，将皇室及大臣押送北方时，郑皇后向金军主帅完颜宗翰（粘罕）求情说：“妾有罪，当随行北迁，但妾家属从不干预朝政，请元帅将他们留下！”完颜宗翰同意了，所以郑皇后的父亲郑绅幸免于难。
这一大群俘虏北上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和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女子成为俘虏，其中所受的屈辱是不言而喻的。朱皇后当时二十六岁，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在北上的路上，朱皇后还被强迫给金军唱歌助兴，数次面临被侮辱的危险。而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贵族女人，绝大多数没有自杀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宁可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
俘虏们到达金国后，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徽、钦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
献俘结束后，男俘虏被分散为奴，每人每月发五斗稗子作为口粮，自己舂吃，舂完后，实际才有一斗八升。另外，每年每人发给五把麻，令自织麻为衣。这些人都是皇子皇孙和朝中显贵，平日养尊处优，五谷尚且不分，哪里会织麻为衣。因此好多人无衣可穿，终年裸体度日。北方天气寒冷，俘虏们有时候冷得受不了，便冒着奇寒，外出拾取柴禾，回来用柴禾烤火，结果一冻一热之下，耳鼻和手指脚趾往往自行脱落，痛苦非人所能忍受。许多人因此皮肉溃烂毒发而死。
女俘们被单独处理，有名号的妃嫔和公主等五十余人交由金国皇帝亲自分配，美貌的宫女由完颜宗翰分给金军将士，其余的分配给金国贵族为奴。这些女子无人能逃过被凌辱的命运。
柔福帝姬，小名嬛嬛，宋徽宗第十女，生母是极受宠爱的王贵妃。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因蔡京建议，宋朝廷仿照周代的“王姬”称号，宣布一律称“公主”为“帝姬”。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
柔福帝姬被掳北上时才十七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纪最大者，金兵因而对她格外重视，打算将这一处女公主进献给金太宗。据一些野史记载，在北上的途中，柔福帝姬还是难免凌辱的命运，而凌辱她的金将也为擅自动了留给皇帝的女人而被残酷杀死。到达金国后，柔福帝姬被郑重其事地献给金国皇帝金太宗做侍妾。或许柔福帝姬并不是十分美貌，或许是她多次被凌辱后身体羸弱不堪，又或许是她不擅长逢迎，得罪了金太宗，总之，金太宗对她没产生任何兴趣，而是直接将她送到了上京浣衣院为奴。
这个名为“浣衣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金人寻欢作乐的官方妓院。除了柔福帝姬外，赵构的发妻邢秉懿、赵构的生母韦氏也在浣衣院中为奴，充当金人发泄性欲的工具。《呻吟语》记载说：“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可见这些往日身份尊贵的女性受到了何等惨烈的侮辱，甚至比起金国的官妓还不如。不过，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韦氏身份变得特殊，所以很快离开了浣衣院，转送五国城，与她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
赵构即位为宋高宗后，还遥册原配邢秉懿为皇后，并给邢氏家族二十五人封官加爵。然而，皇后的虚衔并不能改变邢秉懿的悲惨命运。宋徽宗派臣子曹勋南归时，邢秉懿摘下金环，交给曹勋说：“幸为吾白大王（宋朝对皇子的称呼，这里指宋高宗赵构），愿如此环，得早相见也。”可惜的是，她的丈夫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只想苟且偷安保住他自己的富贵。绍兴九年（1139年），邢秉懿在无尽的折磨与屈辱中死去，时年三十四岁。金人刻意隐瞒邢秉懿的死讯，宋高宗遥册邢秉懿为皇后后，因不知道邢秉懿已死，一直没有再立皇后，中宫虚位长达十六年。直到赵构的生母韦氏归国后，才告知宋高宗真相，宋高宗才立宠妃吴氏为皇后。
第61节：靖康耻(16)
柔福帝姬在浣衣院过了好几年的屈辱生活后，又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所得。完颜宗贤对柔福帝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也没有太多侮辱她，而是从安置在五国城的汉人中选了一名叫徐还的男人，将柔福帝姬嫁了给他，柔福帝姬这才算结束了人尽可夫的“浣衣院”生涯。柔福帝姬大约死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这一年她才三十一岁。根据《宋史??公主列传》中记载：“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这是真实的柔福帝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像所有国破家亡时的女人一样悲惨不幸，是男人们无能的牺牲品。
就在柔福帝姬在北方受尽凌辱之时，中原却突然冒出个柔福帝姬。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宋官军剿匪之时，俘虏的匪眷中有一女子自称是柔福帝姬。柔福帝姬可是皇帝的妹妹，于是立即被送到临安。该女子自称从金国奔逃回来，其间历尽了风霜雨雪。
宋高宗确实记得宋徽宗有个公主叫嬛嬛，为王贵妃所生，被封为柔福帝姬。但阔别多年，他已经记不清楚公主面貌身材，于是命老宫女察验。老宫女都感觉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当年的柔福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回答得圆满。只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这女子有一双大脚，不似柔福帝姬的纤足。对此疑点，那女子泪流满面地解释说：“金人驱逐如牛羊，乘间逃脱，赤脚奔走到此，山河万里，岂能尚使一双纤足，仍如旧时模样？”事见《鹤林玉露》记载：“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颦蹙曰：金人驱迫，跣行万里，岂复故态。上为恻然。”
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这女子能够一口叫出宋高宗的乳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褭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后，高宗生母韦贵妃被金国放归。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贵妃回朝后，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韦太后回国之后，听到柔福帝姬一事，不禁诧异说：“柔福已病死于金国，怎么又有一个柔福呢？”宋高宗便说了柔福由金逃回的情状。韦太后说：“金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真正的柔福早已经死了。”
颜子就是假货的意思。当时开封城有条街名叫颜家巷，街内有家松漆店，里面卖各种纸做的器具，表面松漆得极为精美，样式新颖，看上去十分炫目。但因为是纸做的，购买回去，不能经久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颜子”，后来演变成假货的代名词。
宋高宗听了母亲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拘捕了柔福帝姬，交大理寺审问，严刑拷问之下，假柔福公主无可抵赖，只得一一供招。
原来，她本是汴京流浪的女子名叫静善，生得颇为美貌。汴京攻破后，她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曾在王贵妃（柔福帝姬生母）宫中侍奉，知道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静善听，尤其还说静善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静善对这个巧合十分动心，于是开始留心记忆各种宫闱秘事，而且刻意模仿张喜儿所说的公主形态。之后，静善在战乱中经历曲折，曾经三次被人拐卖，最后被土匪陈忠虏入盗伙，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宋官军剿匪之时，抓住了静善，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杀死。静善为了活命，称自己就是柔福帝姬。见到静善的气度，宋官军还真的被吓住了，于是将她送到临安。静善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说破了此事，静善再也无从掩饰，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
宋高宗知道柔福帝姬确实为假后，下令将假公主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士褭，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又因为柔福帝姬是假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还因此被人们嘲笑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
第62节：靖康耻(17)
之前，宦官冯益曾指证柔福帝姬为真，为此也受牵连。《宋史??宦者列传??冯益》记载：“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合，帝遣之验视，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管，寻以与皇太后联姻得免。”
假柔福帝姬虽然被杀，民间却流言纷纷，为其抱屈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史学家认为被杀的柔福帝姬其实是真正的公主，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回来后，担心柔福帝姬说出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各种丑事，于是威胁宋高宗将柔福帝姬杀死灭口。宋高宗对柔福帝姬并无什么感情，奉了母亲严命，便牺牲了柔福帝姬。《四朝闻见录》《随国随笔》等笔记，都记载了这样的说法。而有力的佐证则是：当初柔福帝姬初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人和太监冯益都断定公主是真的，即使假公主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这些人决不敢乱说。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以及公主自认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
大约是受了柔福帝姬还京传奇的影响，绍兴二年（1122年），在柔福帝姬还宫后两年，发生了一起荣德帝姬假公主事件。
事情大概的经过是：一名姓易的商人妻因为贪图富贵，假冒宋钦宗亲妹、宋徽宗王皇后之女荣德帝姬，来到皇宫认亲。荣德帝姬小字金奴，最早封永庆公主，又封荣福公主，宋徽宗听从蔡京的建议，改“公主”为“帝姬”之后，又将她封为荣德帝姬。荣德帝姬为宋徽宗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在宋徽宗的儿女中年纪较长，北宋亡国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晟为妻，后来被掳往金国。而后来这个假冒的公主的易氏颇有几分姿色，金军南下时，全家南逃，在半路与丈夫失散。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易氏意外遇到了荣德帝姬以前的侍卫。在聊天的时候，易氏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以及一些深宫秘事。到达南方后，易氏听说了柔福帝姬的故事。她艳羡皇家尊荣，竟然想到了冒充公主的主意，于是就来到南宋小朝廷，自称是逃归的荣德帝姬。宋高宗并不认识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荣德帝姬，干脆照葫芦画瓢，派老宫女去检验真伪，结果露出了马脚。宋高宗下令将她送交大理寺审讯。真相大白后，易氏被乱杖打死。
金兵入侵中原，百姓远比皇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无数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兴祖之女的经历很具有典型性。蒋兴祖之女，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父蒋兴祖，靖康时任阳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节，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兴祖之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词：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
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
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词的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歇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词风沉郁悲痛，体现出了一种时代的苦难。
第五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