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绪论
我绝不会犹疑与人，甚至是与女孩子谈论这问题——在这本病历中，性的问题将被公开而坦白地讨论，性器官与性功能有适当的、科学的名称。
在1895~1896年期间，我发表了一些关于歇斯底里的病源学观点和形成过程的观点，时至今日，我在这里提供一个详细的病例记录，用以证实那些观点。为了减少可能引起的问题，以免节外生枝，我特作此绪论，先对我采取的步骤和方法进行必要的说明。
我这些年的研究心得，还没有经过其他专家的验证，其中有些内容未免惊世骇俗。将其发表，的确有些草率。不过，我现在还要做一件同样草率的事，就是发表这些作为理论基础的资料。我肯定会遭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比如我可能会被指责对病人的情况根本没有摸清楚，被指责为擅自将病人的隐私公开，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这些非议尽管借口不同，其险恶的居心却是相同的。因此，我干脆放弃了和解的努力，而对这些飞短流长不予理睬。
尽管我并不在意那些心胸狭窄的人的恶言批评，但病历的发表仍然会带来一些问题，这问题的一部分是技术性的，另一部分则是社会性的。因为，如果歇斯底里病的病因源于与病人非常亲密的人，而这个人与病人的内心活动、性生活又直接相关，歇斯底里的症状是他（她）们长期被压抑的秘密的心理愿望的发泄，那么，对病历的公开的确就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她）们的隐私权。
要是病人知道他（她）们的治疗过程被拿去做科学上的用途，那么他（她）们便不肯开口了，而且要求他（她）们将病历出版也一定不会被允许。在此情况下，害羞而胆怯的病人首先会要求医生应有职业道德，并且声称，将他（她）们的病历公开对科学是无所助益的。但我认为，医生的责任，不仅在病人，也在科学，他对科学负责，也是为了以后遭同样不幸的许多病人着想。因此，只要不直接伤害病人，出版他自己所认为的歇斯底里原因与形成过程才成为医生的责任。如果在流言蜚语前退缩，而不是坚持真理，那样只是懦弱的表现。
我想我已经采取各项防止病人可能受害的措施。我挑选了一位住在偏僻城市的病人，她的人生际遇不在维也纳，因此维也纳的人不会知道她。我慎守她的秘密，只让一位医德甚获我相信的医生知道她是我的病人。我一直到她的治疗终止4年后，在听说她的生活有了变化，而且对有关事件与心理学问题兴趣渐趋微弱时，方才出版她的病历。我不用那些会引起非医学界人士注意的人名，并且只把这病历出版在纯学术性的期刊上。这样才能保证外行人不去注意。我当然无法防止她因看到自己病历而感到痛苦，但她自己也已经知道她不可能从病历中再知道什么，更何况，她会自问：除了她自己外，还有谁能知道她就是故事中的主角呢？
我明白，在这城市里面，有许多的医生（表面上也许很先进），他（她）们会把这本病历当成爱情小说来消遣，而不是为了探讨精神病（Neurosis）的病理。为了让我出版的病历用于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免遭这些医德败坏的医生的糟蹋，我在选择出版媒介时，即使受到特殊的限制也在所不惜。
在众多不利因素和各种矛盾的限制下，这本病历是我迄今为止完成的最成功的一部病历。在这本病历中，性的问题将被公开而坦白地讨论，性器官与性功能有适当的科学的名称，而纯洁的读者从我的描述中一定会相信我绝不会犹疑与人，甚至是与女孩子谈论这些问题。
我难道不会自我掩饰？我可以声明：我有妇产科医生的权利，而认为那些视谈论性问题为挑逗或满足性欲手段的想法，是种变态的好色狂。我只想借助一段话来表达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成功必须容忍这类抗议或声明的存在，但愿没有人因我的想法而指责我，让他（她）们去控诉这个时代的精神，因为它使我们达到一种轻浮状态，使得没有一部严肃的书能再得到保障而存在。”
我还要说明一种克服撰写这本病历的技术性难题的方法，如果一位医师一天必须做6到8个病人的心理治疗，而且不能动摇病人的信心，以避免影响自己对病情的观察，并不能当场做笔录，这种困难是相当大的。至今为止我还没想出如何记录长期病例的好方法，可是，就本病例来说，有两种情况有利于我：第一，治疗期限不超过3个月；第二，说明该病例的资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一个梦（一个在治疗中期，另一个在治疗末期），梦的内容一开始我就记录下来了，因此，可以作为解释与回忆的线索。
这本病历其实是我在治疗完毕后写成的，因此，并不像录音那样精确，但由于我的兴趣，凭借我的记忆力，使这本病历具有了相当大的可信度。没有任何要点被删改，即使有些先后次序和叙述方式有所改变，但这些变更不但没有折损原意，而且使它更具连贯性，也更为通俗易懂了。
另外，我要特别指出本论文中的要点。它的题目本来是“梦与歇斯底里”，因为我特别习惯于说明梦的解析如何变成病历的一部分，以及它如何拾回失去的记忆和如何解释症状。
经过深思熟虑，我在1900年，率先从精神病心理学的角度，致力于对“梦”的研究，我将研究成果出版，并从它被接受的情形来推断出，目前其他精神病专家对“梦”的作用、含义等的了解程度是十分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反对意见说，作为论断基础的资料都被我隐蔽了，以至于无法证验它们，而不能使人相信其真实性，这种说法无甚意义。每一个人都能分析自己的梦，解析梦的技术，在我所举的例子与方法中是容易学到的。
我必须再次强调，“梦”问题的透彻研究，是用来了解歇斯底里与其他精神病的精神作用过程所不可或缺的步骤：想免掉这一步骤的人，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这些知识的。既然此病历是为已有梦的解析知识的人而写的，它恐怕会使没有这种知识准备的读者失望。这类读者所得到的，不是启示，而是迷惑。因此，由于自己的无知，他（她）就宣称作者的看法是种幻想。实际上，这种迷惑也属于精神病本身，只有医生对事实真相的熟悉才能消除此迷惑。而要是想解释真相本身，迷惑将会再度出现，似乎只有我们成功地追踪每一种精神病的元素，回到我们已熟悉的时代，迷惑才能被消除。但所有迹象显示得恰恰相反，我们会被迫假设许多新东西的存在，它们不仅将成为可靠的知识来源，而且那些所谓新的东西总是会带来迷惑。
在所有精神分析的病例中，只有这本病例，才赋予梦，以及它们的解析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病历在梦的应用方面似乎特别突出，然而在其他方面就不是很理想了。当然它的短处和被允许出版的环境有关。我曾经说过，对一个治疗历时多年的病例，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其资料。但目前这病例只历时3个月，我还可以记忆与复习，虽然，其结果仍有许多不完整之处。治疗还没如预期完成，病人就自动中断了。那时，有些问题甚至仍未探讨，而另有些问题则尚未完全予以说明；要是治疗工作继续下去，我们无疑能得到细节完整的病例。因此，以下我只能提供一个分析的片断。
读者要是熟悉分析的技术（就如《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所说明），也许将会很惊讶，3个月竟然不能找到疾病的解决之法，自从《研究》出版至今，精神分析的技术已经完全革新，这种惊讶乃是不智之举。起初，分析工作从症状开始，其目的就在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消除。后来，我已放弃那种技术，因为我发现它不足以处理精神病的细节。现在，我让病人自己选择治疗工作的题目，由此我开始追问他（她）那一刻潜意识层面的活动。但照这种做法，消除症状的工作便会变得很琐碎。因为它们为了成各种不同的内容，被分散到间隔很大的不同时期。然而，即使有这样明显的不利，新的技术仍然远比旧的优越，无可置疑，它是唯一有希望的。
面对我这不完整的分析结果，我不得不效法那些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她）们幸运地将长久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零散而无价的遗迹挖掘出来。从我其他分析最好的例子中，我已经找到了所遗失的不完全部分。但就如同一位有良知的考古学家，我不会忘记在每一病例中交代：哪里是真迹终止的地方，哪里就是我开始假设的地方。
至于另外的一种不完整性，是我自己有意引起的。原则上，我不将病人联想的解析过程发表，而只发表解析结果。所以除了梦以外，分析的技术只是在少数地方被披露。在这病历中，我的目标是说明精神病的详细形成过程及其症状的来源，如果我同时兼顾其他工作，那将无疑会带来混乱，最终将一事无成。在粗糙的技术规则被适当地修正之前，从许多病历中搜集资料将是一种必需的步骤，然而，在本病例中，技术步骤的省略所造成的表达的障碍并不足以影响大局。严格地说，这个病人并未引起最困难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转移关系”这一现象在短暂的治疗过程中是不会成功地产生的。
有关第三种不完整性不是病人或作者本人所造成的，相反的，它指出，一个病历，即使完整无缺或无懈可击——也无法解答歇斯底里的所有问题。它不能对精神病的所有类型提供一个通用的解析模式。这样对单一个病例有过分的期望是不公平的。任何人要是从来不愿意相信精神性病源论的适用性——对歇斯底里也不例外——必然也就不会相信从单一个病历中所得到事实。那么，他最好将自己的判断悬置起来，直到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他的判断，从而使他确信（弗氏1923年的附注），本论文所记载的治疗工作在1899年12月31日中断。我对它的思考所得在紧接其后的两星期内写下来，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经过20年不断的研究，我对它的看法自然有所改变，可是若有意修改并补充以便使它“跟上时代”，显然也是荒谬之事。所以基本上，我仍保留其本来面目，我只改正一些疏忽以及英译者史氏夫妇（James Strachey）提醒我的错误。我所允许添加的说明，我已经加入附注中；因此，读者可以假定说，除了与附注相反的见解外，我仍然相信本文中的看法，医德上的问题——我已经在绪论中讨论过——并且牵涉到其他的病例；其中有3个已得到病人的同意（例如小汉斯（Hans），和他的父亲的病例），至于第四个病例（许氏Schreber的），则分析的题材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他写的书，杜拉的病例至今仍然保守着有关的秘密。我已经没和她接触了，不久前，我听说她得了别的病，并且告诉她的医师她曾被我分析的秘密。这件事的公开使我的同事知道她就是1899年的杜拉，那时她所接受的3个月的治疗，只有减轻她内心的挣扎的效果，而不能防止她以后的病。然而，对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术而言，并没有一个公正的评判可指责这种结果的。
二、临床现象一个鄙视自己母亲的怪脾气的少女
——通常的性的吸引力使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而母亲和儿子站在另一边。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我认为，“梦”是可以被解析的，经过解析后，我们可以找到在梦中隐藏着的在内心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完整的思想结构。现在我会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梦的解析艺术。在《梦的解析》中，我曾提到，我如何对待有关梦的问题，这个问题给我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使我用特殊的心理治疗方法来探求精神病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因为，在进行治疗时，除了病人告诉我他（她）们的精神生活上发生的事情外，还告诉我他（她）们的梦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病态的想法，就像是症状本身。那时，我正尝试着如何将“梦”这种特殊的语言解释为我们日常的语言表达方式，以便使人们对梦有更清晰、更直接的了解，我认为这种知识对精神分析者来说是必需的，因为梦是潜意识层面的一种表露。
由于某种精神内容受到意识的反对，而被打消或压抑，因而成为病源。简单地说，梦是避开压抑作用的迂回之路，它是所谓心灵的间接表白所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以下对一个歇斯底里女孩治疗过程的片断描述，是想说明梦的解析在分析工作上，是如何扮演它的角色的。同时它将首次给我出版的机会。我对歇斯底里的精神作用过程，及其器官上的决定因素的看法，尚有足够的篇幅说明，以便防止误解的产生。既然现在大家都承认，歇斯底里症对医生与研究者的正确要求，是对患者抱有最大的同情心，而不是一种高傲的态度。我也就不需为篇幅的长度而致歉了。这是因为：“科学不够充分，艺术也不；而耐性，必须扮演她的角色。”
如果我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详尽而完整的病历，那将会置读者与医生于很不同的境地。目前这病例中，那18岁女孩的父亲给我的报告，很笼统地描述了病情。开始治疗时，我要求病人给我详尽的生活与病情的自白，但我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我所得到的资料总不足以让我窥其门径。这个情形也许可比喻为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它一会儿被岩石阻塞，一会儿被沙滩与沼泽所分割而迷失。我不禁怀疑权威者如何去完成一部流利而正确的、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病历。事实上，病人总是不能够给医生足够好的报告。虽然他们能给医生充分的、不同生活时期的相关资料；但除了这个以外，医生对他们的内心活动却一无所知，而留下未弥补的空隙与没有答案的谜题；然后，继之以另一个完全模糊而不可解析的时期。
病人的说辞即使是有意捏造的，大部分仍然不能连贯，而且事件的发生顺序也无法确定。在述说故事的时候，病人甚至常常更改细节或日期，然后也许又会回到原来的说法。正如他（她）们的病历所显示，病人不能给我一个有秩序的生活史，这并不只是精神病的特征有一位医师曾介绍他的妹妹到我这里做心理治疗，他告诉我说：“她几年来一直患着歇斯底里（疼痛与失常的姿势）虽然接受治疗却始终未获成功。”他给我的简短说明似乎很合该诊断。一个小时内，我让她自白。当她的病历在克服许多困难，而完全能清楚连贯地完成时，我告诉自己说，这不可能是歇斯底里；于是马上做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这才发现那是厉害的梅毒痨，经过郎教授（Lang）汞药剂注射后，已大有起色。
它还有很大的理论上的意义。因为这种人有下列的背景：第一，病人有意识地隐藏他们所要说出来的，因为他们尚未克服羞怯的感觉（或者为了谨慎，以免涉及别人）。这是意识的不诚实所带来的不连贯。第二，部分在其他时间所未忘记的知识，在他（她）们要告诉医生的时候，虽然无意保留，却暂时忘记了。这部分是潜意识的不诚实所带来的不连贯。第三，属于真正的记忆丧失症——不仅是遥远的，就连最近的回忆也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记忆错乱，则是为了填补那些空白所造成的记忆丧失症和自己记忆错误症彼此间有互补关系。当记忆中有大空白时，其他能回忆到的却很少有错误；相反的，后者虽然其回忆系为填补空白而捏造的，但乍看之下，则完全无记忆丧失之状。
对一件记在心中的完整的事件，记忆丧失的过程，是由于事件的主要部分或重要关键遭到破坏而造成的，事件的关键则可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的改变而遭受破坏。而时间顺序的改变最容易引起记忆的混乱和记忆的丧失，那些容易被压抑的部分尤其丧失得快。当我们得到许多在受到压抑作用后、第一次回忆出来的资料时，我们会发现回忆出的事件有很多可疑之处，而这些可疑之处可能是由于记忆的丧失而重新捏造的结果。这种情况与病历有关的记忆相互联系，它是症状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一个理论前提。在进一步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完全缺乏自觉，故缺少“强迫型精神病”的形成条件。
女孩子和她母亲的关系不和睦已经有很多年，她鄙视她的母亲，并且常常无情地批评她，因此，她母亲对她完全没有影响力我并不真的认为遗传是歇斯底里唯一的病源：特别是在我早期的精神分析论文，如“遗传与心里症的病源论中”我反对这种看法。另一方面，我不希望低估了遗传在歇斯底里的病源上的重要性，或认为它不必要，在本病例中，我从她父亲、伯父及姑母得来的资料发现他（她）们有很大的劣根性，而且，如果她母亲的病态也有遗传的倾向的话，则病人的病遗传是来自两方面的。我相信在她的遗传天性或构成因素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提到她父亲婚前曾得过梅毒，目前被我用精神分析治疗过的病人中，得过神经痨或全身性麻痹的，所占的百分率很惊人。由于我治疗方法的新奇，我看过的病人多半是治疗多年无效的严重病例。根据Erb-fournier理论，神经痨或全身性麻痹在男人中，可以认为是早期感染的梅毒症状；诚然，我曾直接证实了一些病人确是如此。在最近对病人后代的讨论（13届国际医学会议——巴黎举行，1900年8月2日到9日，论文由Finger Jullien Jarnow Sky等所提出）里，我发现没有人提到，在我当神经病理学者时所得到的结论——即男的上一代中的梅毒是下一代神经病变可能的来源。
女孩子年少的时候，她唯一的哥哥（大她一岁半）已经是她模仿的对象。但年纪越大，他们的关系越疏远。那少年很想跳出家庭的是非圈，可当他不得不卷入时，他通常会站在母亲那边。因此，通常的性的吸引力使父亲和女儿站在一边，而母亲和儿子站在另一边。
这个我称她为“杜拉”的病人，在8岁时已开始有精神病心理障碍的症状，那时她有慢性的呼吸困难，有时症状很严重。由于第一次发作是在一个短程的登山旅行之后，因此被解释为疲劳过度所引起。在经过6个月的休息和细心照料之后，病情渐渐好转。家庭医生毫不迟疑地认为，她的失常可能是属于神经性的毛病，而不是器官上的病变使得病人呼吸困难。他认为他诊断出的疲劳过度的病因是很合理的。
女孩小时候曾得过一些常见的传染性疾病，但没遗留下任何后遗症。她自己告诉我说——她的话有较深的含义——她的哥哥总是先得病，而且病得总是很轻，接着是她得病，比她哥哥更严重一点。当她大约12岁的时候，她开始偏头痛和神经性的咳嗽。起初，这两种症状同时发生，后来逐渐分开为不同的情况，偏头痛渐渐发作得少了。在她16岁的时候，几乎不再发了，但是神经性的咳嗽，起初是感冒引起，却一直持续不断。在她18岁来让我治疗时，她又在咳嗽。这种症状发作的次数无法确定，但发作时间持续约3~5个星期，有一次甚至长达数个月之久。
在最近几年中，发作的前半期是症状最严重的时候，经常导致嗓子嘶哑。神经性的毛病早已被诊断，但种种不同的治疗法，包括水治疗术和局部性电疗都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小女孩渐渐成长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少女，她常讥笑医生们的努力，甚至最后完全拒绝他（她）们的帮助。她一向反对请医生，虽然她对自己的家庭医生没有什么反感，但任何请新医生的建议都被她拒绝，因此，她来我这里看病，完全是被她父亲强迫的。
二、临床现象揭开杜拉自杀的真相
——在他们湖边的屋子里，她常看爱的生理学及类似的书籍。“很可能，”他又补充说：“她因阅读而兴奋。”他断言她所说的只不过是“幻想”。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初夏，那时她16岁。她正被咳嗽和嗓子嘶哑的病症所折磨，当时我就建议她进行心理治疗。当时，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虽然发作时间很长，但症状总会自然消失。第二年的冬天，在她所爱的姑母去世后，她便留在维也纳，和她的伯父与堂妹们住在一起。她发烧时，被诊断为盲肠炎这点请看第二个梦的解析……隔年秋天，由于她父亲的健康情形已改善，全家就离开B城。先搬到她父亲工厂所在地，不到一年，便永久住在维也纳。
那时，杜拉正值妙龄——一个聪明而貌美的女孩子，但却是（她）父母间争论的来源和焦点。情绪不好以及个性上的变化，现在成为了主要症状。她显然对自己和家庭都不满，她对父亲的态度很不友善，跟母亲的关系更加恶劣，因为母亲想要她帮忙做家务。她不喜欢社交，避免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她埋怨自己有倦容与心不在焉的毛病——她只参加妇女讲座，从事很吃力的研究工作。有一天，她的父母惊慌地发现她留在书桌上面（或里面）的一封诀别信，她说，她不能再忍受她的生活了我已经解释过，这病例的治疗，以及我对其复杂内容的解析，仍然是片断的，因此有许多问题我没有解答，或只能凭借暗示或猜测。当她知道这封信公开后，她大为吃惊：“她们怎么会发现这封信呢？我记得把它锁在书桌里的。”但既然她知道父母亲已看过这封信，我认为是她自己安排它让他们得手的。
她的父亲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他猜测她并没有严重的自杀念头。但有一天，在他和她交谈几句后，她突然神志不清，他开始惊惶失措起来这一次的发作，我相信伴有抽搐、谵妄等症状，但既然这种事实在分析时没有得到，我仍然缺乏可信的资料……过后，她就丧失了记忆，于是不管她的强烈反对，他还是决定送她到我这里来治疗。
本病历就如我以上所描写的，大体看来，并不值得记录，它只是一种“轻微的歇斯底里”，具有最常见的身体和心理的症状，如：呼吸困难、神经性咳嗽、失声、间歇性的偏头痛，以及忧郁歇斯底里症的反社交性与一种不太真实的厌世感。更有趣的歇斯底里病例，无疑早就有人出版过，而且内容可能更详细。而我所描写的都与皮肤感觉的异常、视野的局限或其他类似的症状无关。但我敢说，所有这些奇妙的歇斯底里的症状所表现出的现象，只不过使我们对一个仍然是谜的病症的知识略微增加而已。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最常见的病例，以及它们最常见、最典型的症状给予精确的解析。如果条件允许我为这“轻微的歇斯底里”做一番完整的解析，我会很满意的。因为根据我治疗其他病人的经验，我深信我的分析方法有能力做到。
1896年，在我的《歇斯底里的研究》一书（和波诺尔医生（Breuer）合著）出版后不久，我问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专家对该书中有关歇斯底里的心理学理论的看法如何。他坦白地告诉我，他认为它的结论无法证明，而且只能适用于某些病例。从那时起，我已经看了不少歇斯底里的病例，每一病例的时间从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我发现，没有一个病例没有心理学上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在《研究》那本书中已假设过，即心理上的创伤、情感的冲突，以及在我后来出版的书中所提到的另一种因素——性的扰乱。当然，病人不会在半途中把和病因有关的资料——因为它有隐秘的苦衷——告诉医生，医生也不能因病人的拒斥态度而说的第一个“不”（no）便裹足不前，而不去寻找解决的途径这里有一个例子。另一位维也纳的医生的因素在歇斯底里的重要性的忽视，很可能因为下列的经验而加强，有一次，一位14岁的女孩来找他，她患有危险的歇斯底里性呕吐，他决定问她一个将令她痛苦的问题，即她是否曾和别的男人恋爱过。“不！”孩子回答道，无疑地，带着吃惊的反应，后来她以一种不敬的口吻对母亲说：“幻想！那老驴问我有没有恋爱过！”后来她来我这里治疗，才证实——虽然不是在第一次的交谈中——她是一个多年的手淫者，有白带（这与她的呕吐有很大的关系）。后来她戒了这个习惯，但在禁欲中她深为一种罪恶感所苦，以致使她认为任何降临她家的不幸，都是一种神灵对她不守规矩的惩罚。除此而外，她还受到她未婚姑姑罗曼史的影响，姑姑的怀孕（使她呕吐的第二个因素）还以为已经幸运地逃过她的注意。那女孩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没想到原来她已经懂得所有性关系的要素了。
二、临床现象第一次得到男人的拥抱和吻
十六岁的少女第一次得到男人的拥抱和吻——在他转身时，却不是走出门外，而是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无疑，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16岁女孩性冲动的情景。
在杜拉的病例中，由于她父亲的明智——这我已经说过多次——使我用不着费力找寻病人生活环境和她的病之间的本质联系。
她的父亲告诉我：他全家住在B城的时候，曾和一对住在该城数年的K夫妇建立了很亲密的友谊。K女士在他生病的期间一直照顾着他，因此，他说她是他的救命恩人，K先生则一直对杜拉很好。他在那里的时候就和她一起散步，并经常给她一点小礼物，并没有人认为那样对她有害。
杜拉非常照顾K家的两位小孩子，几乎达到了母亲的地步。两年前的夏天当杜拉和她父亲来看我的时候，他（她）们正要和K家一起去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湖边度假。杜拉本来打算在K家住几个星期，但她的父亲则打算几天后就回家。
那段时间，K先生也留在那里。但当她父亲准备离开时，女孩子突然决定要跟他一起回去，态度十分坚决，并且事实上她已经付诸行动。直到几天以后，她才对她奇怪的行为做了一点点解释。她怀着请把她的话转告她父亲的意图告诉她母亲说，K先生和她一起散步的时候，曾大胆地向她求欢。
当她的父亲和伯父再次见到K先生时，问起他这件事，但K先生坚决地否认。他进而又怀疑杜拉，说他从K女士那里听说杜拉对性很感兴趣，她在他（她）们湖边的屋子里常看性爱的生理学的书籍。“很可能，”他又补充说，“她因阅读而兴奋。”他断言她所说的只不过是“幻想”。
“我相信，”她的父亲接着说，“这件事使杜拉忧郁，精神不安，并有自杀的念头。她一直想要强迫我要和K先生，尤其是K女士断绝关系，但我不能。因为，我相信杜拉那些关于男人的不道德企图的说法只是一种臆想，更何况，我和K女士又有珍贵的友谊，我不能让她痛苦。那可怜的女人跟她丈夫在一起是最不幸的。我渐渐地对K先生失去好感，K女士自己已经受够了，而我是她唯一的安慰者。我的健康情形是如此不好，用不着向你证明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暧昧。我们只是两个可怜人，同病相怜而已。你已知道我从我太太那里得不到一点好处，但杜拉遗传了我的倔强脾气，我不能免除她对K家的憎恨。当她再次强求我跟他们断绝关系时，她的病又发作了。”
杜拉的父亲让我试试看使她恢复理智。他的话并不总是前后一致，因为在其他场合，他又把杜拉的失常归咎于她母亲的怪癖。他说她的怪癖使家里每一个人都受不了。
开始时，我为了避免以后的失误，并没有对事实的真相妄下断语。因此，我就听到了关于这件事情另外的几种说法。
K先生对杜拉的求欢，以及对她自尊的侮辱似乎给杜拉留下一个精神创伤——精神创伤是我和波诺尔先生很久以前就一致认为导致歇斯底里不可或缺的条件。但除了一个独特的难题外，这个病例同时也呈现使我必须超越该理论的各种难题我已超越该理论，但并不是放弃它；换句话说目前我并不认为它不正确。我认为它只是不完全而已。我所放弃的是对所谓“催眠状态”的强调，催眠状态被假定是因精神创伤加诸于病人所引起，是以后所有心理失常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一部合著的著作有了问题，而允许作者将他所负责的部分分开是合法的，那么我很乐意利用这机会声明说：“催眠状态”的理论——很多学者认为它是该书的中心思想——完全是布劳尔医生所主张的，我认为用这个名词过于笼统而且易引人误解，因为它干扰了有关形成歇斯底里症状的心理过程的性质，以及这一问题的连贯性。正如许多歇斯底里病例一样，即使我们知道病人在过去生活中所遭受的全部精神创伤，也不足以解释或决定症状的特殊性。如果创伤的结果所引起的症状有别于神经性呕吐、失声、忧郁与厌世感的话，我们应该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则会发现一些症状（如咳嗽与失声等）在病人受到精神创伤的前几年就已经发生了，而且它们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大概在她8岁的时候。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杜拉的童年时代，去寻找那些有类似创伤影响的事情或印象。更何况，即使症状不是发生在童年，也要追溯到病人早期的生活史。
当治疗中最大的困难被克服后，杜拉告诉了我一段早先跟K先生在一起的经历，那可以说是一种“性”的创伤。
那时她只有16岁。一天下午，K先生、K太太和她约定在B城一个大广场附近的办公室见面，他（她）们要去参观一个教堂的节庆活动。但K先生劝他太太留在家里，并遣走了他的雇员——因此当杜拉来到办公室时，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到了预定时间，他让她在一扇通往上一层楼梯旁边的门口等他，他要去拉窗帘，可是在他转身时，却不是走出门外，而是突然抱住她，在她的唇上强吻了一下。
无疑，这正是唤起一个从未被异性亲近过的16岁女孩性冲动的情景。然而，杜拉那一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恶感，她用力挣脱K先生的怀抱，急忙跑下楼梯冲到了街边。
后来，她仍然与K先生见面，但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杜拉一直保留这个秘密直到治疗时才予以供认。在那件事之后不久，她开始避免和K先生单独见面。K家准备出外旅行几天，杜拉本来也约好要去的。可是在那个吻之后，她便不由分说地就不去了。
此时，这个16岁女孩的行为完全是歇斯底里的——在性冲动的场合中，如果一个人的感觉，是大部分或全然地不愉快，我会无疑地认为她是歇斯底里的，不管她有无身体上的症状。对于这种“逆反心理”的解释，是精神病心理学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我认为自己距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只能提供一部分我确实知道的。
当然，分析杜拉的病例的特征时，我们只注意“逆反心理”是不够的，还要有“感觉的转移”。杜拉在那种情况中的感觉，并不像一般健康女子的生殖器的感觉，而是被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所征服，这正是消化道入口处黏膜的不快感——即一种嫌恶感。她的嘴唇因那一吻而受到刺激，这种刺激无疑是停留在嘴唇上，它决定了感觉的位置。但是，我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相关的因素。促使杜拉对那一吻嫌恶的原因绝不是偶然的，否则她不可能记不得，且不可能不提起，我认识K先生，因为他和病人的父亲一起来拜访过我，他还很年轻，而且外表很吸引人。
杜拉在那场合中的感觉并没有成为一个永久的后遗症，即使在治疗的时候，它也只是潜伏着。杜拉是一个偏食者，她承认对食物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那一吻留下另一个后果，那就是让杜拉产生了一种幻觉，它不时出现，甚至出现在她告诉我的故事中。她说，她还能感觉到K先生的拥抱在她上身所施加的那种奇特的压力。
根据一些症状形成的规律，同时考虑到病人其他不可解释的特殊性，诸如她不愿走过任何与女士亲密交谈的男人身边。我对那一吻的情况做出的推想——我相信当男人热情地拥抱她的时候，她不仅感觉到唇上的一吻，并且还感受到了他下身勃起的阴茎的压力。这使她很难受，这种感觉从她的记忆中消失，被她自己压抑着，并且代以一种在喉咙上的压迫感。从被压抑的来源处，喉咙上的压迫感，又得到了过分的强化。
就这样，我们又找到了一种转移现象，从身体下部移到上部这种转移现象的发生，已被证明系解释一大群症状所不可或缺的。自从治疗杜拉以来，我还遇到过另一个因拥抱而使人受惊的例子（这一次没有吻）。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病例。她曾经爱过已和她订婚的男子，但突然开始对他冷淡，伴随着一种严重的忧郁；她因此来找我治疗。这不难追踪出系由于那男子勃起部分给她的一惊，她感觉到它，但后来就从意识中消失了（被潜抑）……另一方面，她的行为所显露的被迫性，好像是对那一吻的情况直接的回忆而来。她不愿走过任何她认为是处于性冲动状态的男人身边，因为她不愿再见到伴随性冲动的身体上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3种症状——①嫌恶，②身体上部的压力感，③对热情谈话中男人的回避——三者都从个人经验而来。嫌恶是产生情欲的口欲区受到压抑时所产生的症状，口欲区在杜拉婴儿时代曾因吸吮快感的习惯而过度放纵过。勃起的阴茎的压力可能也在与女性相对应的器官——阴蒂引起类似的变化，这第二个情欲产生区域的冲动移位成胸部的压迫感，并停留在那里。她对可能处于性冲动状态的男人的回避与一种恐惧症相似——这种回避使她免于任何曾受压抑的感觉的重现。
为了证实我对故事的补充说明是可能实际发生的，我很谨慎地询问病人是否知道男人的身体在性冲动时的变化。她当时回答“是”；但就那一吻的情况而言，她回答“我想不”。
一开始我就尽力避免谈论性知识的任何新鲜事实。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良心上的动机，而是因为我急于证实我对这病例的推论是否正确。因此，我不指出某种东西的名称，直到她对这种东西的间接隐射已不再模棱两可，而将它们翻译成直接指涉的语言。她的回答总是敏捷而坦白，她是知道那种事的。但涉及她的“那种”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则是一个谜，她已经无法回忆起，她完全忘掉了所有关于这方面（性的方面）知识的来源此点可参考第二个梦。
如果我知道那个吻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我就可以知道嫌恶感的由来。这种嫌恶的感受本来似乎是对身体固态排泄物的味道的反应。但生殖器可唤起对排泄物的联想反应， 尤其是对男性的而言，因为男性的生殖器执行排尿的功能。诚然，排尿功能是比较早的，而且也是性生活以前的时期唯一被知道的功能。因此，嫌恶就变成性生活的情感表现方式之一。早期的基督教长老们把尿与粪便的排泄与性生活联系在一起，即使理想化的努力也无法分开它们。但是，我坦白地强调说，该问题即使指出这种联想的途径，也是无法解决的。这种联想可能被唤起，但并不意味它实际上就被唤起。的确，在正常情况下，它就不会发生。
二、临床现象父亲的情人
——他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们的幽会进行辩解。
事实上，后来我发现杜拉对她与K先生的关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我想尽办法，也不能引发她对这一关系的兴趣，她说他们之间已经完了。在她接受治疗时，所有的联想的最表层，她最容易意识到或回想起的，总是和她父亲有关。她不能原谅她父亲继续和K先生，尤其是K女士来往。她对那些关系的看法和她父亲预期的不同。在她心里，肯定认为父亲和那年轻美丽的女人的关系是一种恋爱关系。她注意到了种种迹象，这对她来说是残酷的（此处她的记忆很完全，没有一点遗漏）。他（她）们与K家认识是在父亲病重以前，但直到K女士以护士的身份，在她父亲病重时照顾他，他（她）们的关系才亲密起来。此时，杜拉的母亲却远离她父亲的病房。
在她父亲病愈后的第一个夏天，他和K女士的“友谊”的真相逐渐暴露出来。这两个家庭在一个旅馆里合租一整套房间。有一天，K女士说，她由于睡眠不好，因此不能再和她的一个小孩同睡一间寝室。几天以后，杜拉的父亲也找了个借口，希望换一个寝室。他（她）们两个人都搬到了新的寝室——走廊尽头的、中间隔着走廊的相对的房间，新的寝室比他（他）们原来的寝室安全，可避免别人的干涉。
后来每当杜拉责备她父亲关于K女士的事情时，她父亲总是说，他不能谅解她的敌意，并且叫孩子们无论如何也要感激K女士。当她向母亲问及父亲这暧昧的说辞时，她母亲告诉她说，她父亲前些时候曾极度地不快乐，甚至决定走到树林里去自杀，K女士疑虑到这点，才跟踪在后，并恳切地劝他为家庭保留自己的生命。当然，杜拉照样不相信这个故事。她认为，他（她）们两个曾在树林里幽会时被人看见，她的父亲因此编造了这种自杀的童话故事，为他（她）们的幽会进行辩解这一点与她自己的伪装要自杀有关联，她想自杀的念头可以说是她渴望获得同样的爱的表示。
在他（她）们回到B城后，杜拉的父亲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去拜访K女士，而那时K先生正在上班。大家都对此事议论纷纷，并且向杜拉打听。K先生自己曾痛苦地向她的母亲抱怨，但他并不提及此事，似乎这是她的一种微妙情感。当他（她）们两家人在一起散步时，她的父亲和K女士总知道如何安排单独见面的机会。而且K女士无疑地拿了他的钱，因为她的花费超出了她自己或丈夫的支付能力。杜拉还说她父亲开始送K女士精巧的礼物，并且为了掩饰，同时也对她和她母亲慷慨起来。过去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无法行走而进入疗养院数月的K女士，现在却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人。
甚至在杜拉的家离开B城，搬到工厂所在地后，这些关系仍然继续多年。她父亲不时地说他不能再忍受天气的不适，他必须为自己着想。于是他开始咳嗽并怨天尤人，直到他突然到B城去，然后从该处寄回来最快乐的信。他的毛病不过是想去看他女朋友的借口。
后来，他（她）们决定搬到维也纳，杜拉开始猜疑其真正的原因。果然，他（她）们搬到维也纳才不过3个星期，她就听说K家也搬到那里了。杜拉告诉我说：他（她）们都在维也纳，并且她在街上常常遇见她父亲和K女士在一起。她也常遇见K先生，他常转身尾随她。有一次，杜拉一个人在外面，他跟踪了好久，以确定她要到哪去，是否是去赴男人的约会。
在杜拉接受治疗期间，有一次她父亲又感觉到不舒服，于是又到B城去住了几个星期。敏感的杜拉马上发现了一个事实，即K女士也出发到B城去看她的亲戚。这时，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最严厉：他不诚实，他有骗子的天性，他只顾自己享乐而不顾别人。
二、临床现象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
两个男人的叵测居心：把杜拉当成“筹码”而交换情人——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
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K先生的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我不愿争论杜拉对她父亲的批评是对，还是不对——从某一方面来说，她的指责是无可厚非的。当她为这事难过时，我常常禁不住想她是作为她父亲与K女士来往的代价而被“转交”给K先生的。从她的父亲如此利用她所表现的反感，可以窥见其对父亲的爱。有时候她也能自我感觉到如此激动和夸张所带来的内疚。
那两个男人当然不会同意把她当作交易的“筹码”；尤其她父亲更敌视这种暗示。但他是一个知道如何自圆其说的人。
如果别人告诉他说，一个成熟中的少女常常和一个“不安于内”的男人无节制地在一起，是危险的。他必定会回答说，他的女儿可以信赖，像K先生这种男人决不会对她有什么危险，况且他的朋友也不可能有什么不规矩念头，更何况杜拉还是一个小孩，K先生也把她看作是一个小孩。
可是，事实上，这两个男人都避免对彼此的行为下什么结论，因为，那样做会令他们的良心不安。当他（她）们住得很近时，K先生可能一年到头，天天送鲜花给杜拉，抓住任何送她珍贵礼物的机会，并利用他所有闲暇的时间陪伴她，而她的父亲却好像全然没注意K先生这些明显的求爱举动。
当病人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提出无懈可击的争论时，医生很容易感到一时的困窘，病人会趁机说：“这全都是正确而真实的，不是吗？对我所说的，你还能提出什么修正呢？”
然而，不久就会很清楚。病人提出这些不能用来很好分析解释的论点，其目的是想掩饰其他的会遭到批评的想法，他（她）们害怕这种想法进入意识层面。因此，那一连串攻击别人的指责，实际上是病人的一种自我谴责。
我们所要做的，只需将每一项指责反过来指向自己。在这种以指责别人来转移自责的自我防御方法中，有一种不可否认的自动因素。这种方法的一个典型例子，可以在小孩子的“你也是”的争论中发现。如果有一个小孩子被指责为说谎者，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你也是。”
成年人如果要以牙还牙的话，就会找寻对手真正暴露的弱点，而不会重复别人。在狂想病（Paranoia）中，自责是对别人的外射，其内容并没有任何改变，而一点也不考虑真实，这在妄想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得很明显。
杜拉对父亲的指责也有一个自责的“衬托”或“背景”，具有相对称的内容。
她认为，她的父亲不愿深入地去看K先生对他女儿的行为，因为他害怕干扰了自己和K女士的恋情。这种想法是对的。
但杜拉自己也做了同样事情。她使自己在爱的纠葛中成为了父亲的同谋，她故意忽视了任何导向真情的迹象。直到湖边的那一段遭遇发生以后，她才睁开眼睛，开始对她的父亲严厉起来。
在最初的几年中，她对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一直给予可能的帮助。如果父亲可能在K女士那里，她就绝不去看她。而当知道K家的小孩被“赶出去”玩时，她就会赶去和他们一起散步，以免他们过早地回家。
但是，有一个人急于要她明白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真相，并要她反对K女士——这个人就是她的女家庭教师，一个不再年轻的未婚女人，她书看得很多而且见解高明。
这名女老师经常阅读各种有关性生活或类似的书籍，而且还跟杜拉谈论它们，同时她也坦白地请求杜拉不要向父母亲提及此事。因此，有一些时候，我认为这女人是杜拉所有“秘密”知识的来源，可能我的看法不会全错。
这老师和她的学生又一度很要好，后来杜拉敌视她并坚决要她辞职，这是因为女老师不择手段地去鼓励大家反对K女士。她还对杜拉的母亲说，忍受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亲密关系，有损于她的尊严。她甚至还将杜拉父亲与K女士关系的所有不明不白之处，告诉了杜拉。
但她的努力终归白费。杜拉仍然听不进任何有关她父亲和K女士之间关系的坏话。杜拉轻易地就揣测出她老师的动机——她在某一方面也许很迟钝，但另一方面却非常敏感。她发现女老师爱着她父亲。当她父亲在的时候，女教师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这时，她会显得风趣而殷勤。
当杜拉家搬到工厂所在地而K女士不在附近时，女教师的敌意才朝向杜拉的母亲，因为那时杜拉的母亲是她比较接近的对手。这时，杜拉对女教师仍然没有恶意。
后来，杜拉发现女老师对她一点也不关心——女老师对她的情感其实是对她父亲情感的伪装。这时她才生气起来。在她父亲离开工厂所在地时，女老师就没有空陪她，不和她一起散步，也不关心她的功课。等到她的父亲从B城一回到家里，女老师马上就准备好了各种献殷勤的方式。
因此，杜拉鄙视她。
女教师给杜拉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不良影响。她对待杜拉的方式，也就是杜拉对待K女士的孩子们的方式。杜拉变成了K家孩子们的母亲，她教导他们，和他们一起散步，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完全替代了他们的母亲。
K先生和太太经常谈论离婚的事情，但从没成功，因为K先生，一位充满爱心的父亲，不想让任何一个小孩感觉到被遗弃的悲伤。因为对小孩子的共同兴趣，一开始就在K先生和杜拉之间建立了一种感情的链环。杜拉关心K先生的孩子们，显然是为了掩饰一些她急于隐瞒自己和别人的东西。
相同的判断可以从她对孩子们的行为看出（参考女老师所对待她的），也可以从她对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默许看出——换句话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爱恋着K先生。
当我告诉她这个结论时，她不同意。她马上告诉我说，别人（例如她一位表妹——曾在B城和他们住过一些时候）曾对她说：“为什么你总是对那个男人不礼貌！”而她自己就是无法回忆起这类的情感。
后来，当各项资料使她难于坚持她的否认时，她才承认在B城中，曾经爱过K先生，但自从湖边度假那一段遭遇发生后，那就成为过去了。
她指责自己的父亲：说他对良心的最迫切呼唤竟然充耳不闻，说他只看到对自己的爱情有利的一面——这些指责反过来必然落在她自己的头上。如果杜拉爱K先生，为什么她在湖边度假那个遭遇中拒绝他呢？或者为何她的拒绝那么粗暴，好像她深受他的伤害呢？而且，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如何会因为一项既不唐突又不冒失的求爱举动，而感觉受辱呢？
她还指责父亲：说他的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借口，他利用它来达逞私欲。这些指责，一样地隐藏了一大段她自己的秘密。
一天，她向我诉说一个自觉的新症状，她常感觉到像穿刺般的胃痛。“你又在模仿谁了？”我问她，这一问一针见血。
二、临床现象暗恋与病痛
暗恋与病痛——杜拉认为，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
前些日子她曾访问她的堂姐妹——她已死去姑母的女儿们，较年轻的一个已经订婚，这消息使她的姐姐得了胃痛而病倒，被送去西木林（Semmering）治疗（一处有名的疗养地方，位于维也纳南部约50英里的山上）。
在杜拉看来，那个病完全是由于堂姐的嫉妒所引起的，当堂姐想要什么的时候，她总是病倒，而现在她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离开家里，免得嫉妒她妹妹的幸福。
但是，杜拉本身的胃痛却说明，尽管她还认为堂姐是一个诈病者，她却把自己比做她的堂姐，她这种“心理模仿”的背景也许是她也嫉妒那幸运女孩的爱情，或许她把堂姐最近失恋的遭遇比做自己的遭遇。
杜拉也从K女士那里看到病会带来的好处。她知道K先生一年中有部分时间旅行在外。当他回家时，他常发现太太健康不佳，但杜拉知道前一天她还好好的。杜拉了解到，丈夫在身边会使他的太太病倒，而太太则高兴生病，以免履行她所厌恶的夫妻间的性义务。
当讨论到这点时，杜拉突然说出在B城的起初几年，她的健康时好时坏的情形，就像K女士的情形一样，于是我怀疑她的健康状态与别的事情有关。
由于其联想的相邻性——时间上的相邻性，我们可证明出一种尚未公开的内在性关系的存在。例如写字，如果“a”和“b”写在一起，那么“ab”就形成了。这是精神分析的技术性原理之一。杜拉曾有过无数次的咳嗽发作，并且导致失声。她所爱的人的存在与否会影响她病症的出现或消失吗？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些巧合的事实，或其他暴露真相的事实。
我问她这些发作的平均时间有多久？“一般3~6个星期。”K先生不在的时间有多久呢？“也是3~6个星期。”她回答得很勉强。
杜拉的病证明了她对K先生的爱，就像K先生的太太的病证明了她对丈夫的厌恶一般，只要假定杜拉的作为刚好和K女士相反；在K先生不在时，她就生病。他在时，她就好起来，至少在病症发作的初期似乎如此。可是在后期，我们必须忽视她病症发作的时间，与她暗恋的男人不在的时间的巧合性，因为巧合的规律性将暴露她的秘密。因此，到后来，发作的时间长短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记得许久以前，当我在查柯（Charcot）的诊疗中心工作时，我曾见到歇斯底里性哑症的病人如何以笔代言。这些病人写得比别人更流利更快速，或者比他们以前写得更好。
杜拉也有同样情形。在失声发作的前几天，“写得总是特别容易！”其实这不需要心理学来解释，这只是由于生理上的代价需要使然。
K先生在旅行的时候常写信给杜拉，同时也寄风景明信片给她。尽管他的回家总是出其不意，令K女士防不胜防。杜拉是唯一知道他何时回来的人，况且，一个人跟一个不在身边的人通信以代替交谈，这和一个人失声的时候，以写代说的情形完全一样。
因此，杜拉的失声可做如下的象征解释：当她所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她就放弃说话的方式。既然她不能与“他”谈话，言语也就丧失了其价值。另一方面，写字的方式得到重视，因为它是与那个不在身边的人联系的唯一途径。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任何病例中，只要有周期性的失声发作，我们就可以诊断为，有一个为病人所爱的人存在，而他（她）有时离开病人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杜拉病症的决定性因素十分特殊，我们不能预测是否有类似的病例不时出现。但是我们对目前这一病例中失声的解释又有什么价值呢？我们岂不是让自己变成一部华而不实的作品的受害者吗？我并不这么想。在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个常被提起的问题，即歇斯底里症状的病因，是来自心理上的或身体上的，或者如果前者是对的话，是不是所有症状都来自心理因素呢？
像许多未成功解决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有待于执著的研究者去解决。任何心理的或身体的一方面，都不足以涵盖问题的真正本质。就我所知，每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都牵涉到两方面。如果缺乏某种程度的身体的配合因素，缺乏身体器官的某种正常的或病理的过程，它就不能产生。而且除非它有心理上的意义，否则它不能重复发生两次以上——重复出现的能力是歇斯底里症状的特征之一。歇斯底里症状本身并不含有这种意义，只是借用了该意义，就如连缀上去一般，并且意义随时可以改变，随着那被压抑而急于想挣脱束缚的思想而定。同时，有某些因素在发挥着作用，使潜意识的念头和身体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而且也使那些关系接近某种典型的形式。
就治疗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来自“意外的”心理素材，而症状的解除有待于找寻它们在心理上的意义而定。当精神分析可解决的已被清除完毕时，我们开始建立各种有关症状在身体上的基础——通常是一种体质上或器官上的假说。
在杜拉病例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只以精神分析方法对她咳嗽与失声的解释，我们还得指出其器官上的因素，指出使她表达对一个周期性不在她身边的男人之爱情的“身体的配合因素”（Somatic Compliance）的来源。在本病例中，如果症状的表现与潜意识精神材料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惊人的关系，我们也将在其他任何例子中，得到这种惊人关系的印象。
在这里，也许有人说，精神分析指出：解答歇斯底里问题的线索，并不在于“神经细胞的分子与分子间的奇特不稳定性”，也不在于一种很容易就进入“催眠状态”的方法，而是在于“身体的配合因素”。不过在回答这种反对意见时，我提到，这种新见解并不总是使该问题简化，而且已经使它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因此，我们不必再处理整个问题，而只要处理有关歇斯底里与别的精神病之间不同的部分就可以了。所有的精神病，其潜意识的精神趋势在得到“身体的配合因素”所提供的形体上的配合之前，都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相同过程。在身体的配合因素尚未形成之前，不同于歇斯底里症状的现象便会出现：不过，它仍然是一种有关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恐惧或强迫性行为——总之是一种精神病。
二、临床现象生病的真正动机
生病的真正动机——杜拉生病的目的，只是想夺回她父亲的关心，促使她父亲和K女士分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杜拉对她父亲态度的深层次含义。她指责她父亲是一个谎称有病者，事实上这个指责是她对自己早期多病的自责，在潜意识里，也是对目前状况的自责。
这个时候，医生所面临的工作，通常是推敲那些由分析得到的暗示或隐喻。我告诉她说，目前她的健康问题是由于心理原因引起的，而且，就像她很清楚K女士的病一样，有其他目的在作祟。
我认为杜拉是想借病达到她的目的，那就是让她的父亲离开K女士。但她的请求或吵闹都未奏效了；也许她想吓唬她父亲使她的目的得逞（她曾写过诀别信），或者，乞求父亲的怜悯（她曾多次昏倒）；或者，如果这些都失败的话，至少她会对他施行报复。杜拉很清楚，她父亲非常疼她，一旦他知道女儿生病，常急得掉泪。我相信只要她父亲告诉她，他已经为了她的健康而牺牲了K女士，她马上会痊愈的。但，我希望她的父亲永远不要那么做，因为如此一来，她便拥有了秘密武器，将来只要有机会，她便会再度生起病来。要是她父亲无动于衷的话，我想她就不会那么容易痊愈了。
下面，我对“生病的动机”在歇斯底里症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一些概括性的评论。生病的“动机”必须与生病的经常性的严格区别，也必须与症状所由来的材料相区别。动机与症状的形成无关，而且在开始生病时并不存在。它们是后来才出现的；不过，疾病的全貌要在“生病的动机”出现后才完成1923年附注——这点不太正确。“生病的动机在症状开始时并不存在，而只是随后才出现的”，这个见解已站不住脚。对在该文下一段中，生病的动机被提到，在生病以前即已存在，并且它们是促使疾病发作的部分原因。后来由于区别生病的“原本收获”与“附带收获”，我找到更好的道理，在本段后面几句中所提到的是属于“附带收获”部分。至于“原来收获”，则在任何心理症中，都可以识别出来。首先，生病会导致心理负担解除（我们说这是“逃避入疾病中”），虽然大部分病例，到了末期，这种“逃避”已没有什么效果，可是，当精神困扰时，它是最经济方便的解决办法。像这种原本收获的成分可以说是“内在的”或心理学上的，而且也是持久的，除此以外，还有外在因素（例如前面曾提到K女士与其丈夫的关系）也可以促成生病的动机，这是原本收获的“外在的”成分……它们的存在可以在任何一例长期病痛的病例中发现。
一种症状初起时，总像一位不受欢迎的客人进入病人的精神生活中，到处遭敌视，这就是它为何会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的原因。一种症状，在刚出现时，病人并未意识到它有什么实际“用处”，但生病常常会给病人带来某些“好处”，因此，病人常常在潜意识中，便不自主地利用“生病”来获取某种便利。如此一来，症状即拥有一种附带作用，因此，在病人的精神生活里，病人对症状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于是任何人要想使病人复原，将惊诧于其抗拒力之大，他这时会突然意识到病人想要驱除病症的决心，并不像其外表所显示的那样认真。
假如有一位工人——一个泥瓦匠，从房子上摔下来，摔成了残废，现在在街头上乞讨为生。再假如有一位奇迹创造者前来允诺能使他的伤腿复原行走。我想，要是盼望那工人脸上会有感激的神色才傻呢！也许，在他受伤的那一刻，想到以后不能工作，而必须靠别人的怜悯生活甚至饿死时，他会觉得不幸，可是从那儿以后，那使他丢掉工作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他收入的来源：他靠残疾生活。如果这个再被拿走，他将真正无依无靠了。因为这时他已忘掉工作的技术与谋生的习惯，他已经习惯于懒惰，并且可能已耽于盘中之物了。
甚至在童年的时候，生病的动机就已经初露端倪了。小孩子渴求父母全部的爱，且不能和兄弟姐妹们共享；他知道在他生病而引起父母的焦虑时，他们的爱会全部慷慨地给予他。于是他发现了一种吸引父母爱的方法，一旦在他的心理趋势有诉诸病的倾向，他就会利用它。
在这种孩子长成女人后，她可能发现，由于嫁给一位不体贴的丈夫，常压制她的意志，无情地利用她工作的能力，而一点感情、一分钱也不给她，致使她小时候经常运用的需求方式完全碰壁。在这种情况下，生病，便成为了维持她地位的一种武器。也将使她获得所希冀的照顾。生病将会迫使她丈夫做金钱上的牺牲，并给她悉心的照顾，这是在她健康时所不能得到的。在她康复后，他也不得不对她好，否则，她又会以生病来威胁他。她的病情完全是非自然的——医治她的医生心中最清楚不过了。而且，借这种理由，她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这种方法的利用，早在她童年时代就已生效。
然而，这类病是病人蓄意所为。它们通常是针对某人而发，而那人离开时，病就会消失。有关歇斯底里特征的最笼统与普遍的看法——像从未受教育的病人亲属或护士听来的——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对的。
如果一个瘫痪躺在床上的女人知道房里失火的话，她会跳起来跑出去；被宠坏的夫人，如果听说她的孩子得了重病，或家里惨遭什么大不幸，也会忘掉她所有的病痛。人们这样说时，忽略了意识与潜意识在心理学上的区别。这种说法对小孩子来说可能行得通，但对大人来说则不然。这就是为什么对病人断言说“那只是意志力的问题”，给予病人鼓励或谴责，往往会归于无效的原因。首先，必须透过分析的方法使病人相信她自己有生病的动机才能。
各种歇斯底里治疗法的致命弱点，在于对生病动机的过程分析。同样，精神分析法也大致上如此。不过精神分析有一点比较方便：它不必考虑病人的体格，或病原体；它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去除生病的动机，病人就可暂时甚至永久地痊愈。如果我们对病人所隐蔽的隐私有较多了解的话，医生所记载的奇迹式痊愈，症状自行消失的歇斯底里病例就会很少。这种奇迹式的痊愈和症状自然消失主要产生于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形：病情让别人知道的时机已过；第二种情形：病人对某人的顾虑已不重要；第三种情形：情况已因某种外来事故而改变——因此，整个失常状态当时虽然达到最高潮，但是在一个外因之下，却突然消失。表面上似乎是自然好转过来，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一打击已经解除了依附在病人身上的生病的最直接的动机。
促使病人生病的动机或许在所有病例中都可发现。可是，有些病例的动机完全是内在的，例如自我惩罚的动机——伴随着忏悔与内疚。这种病例比那些暗含外在目的的病容易治疗。
在杜拉的病例中，她生病的目的显然是想夺回父亲的关心，促使父亲和K太太分离。
二、临床现象杜拉奇怪的咳嗽
杜拉奇怪的咳嗽——医学界的震惊和恐怖——她说，满足爱的方法不止一种……
最让杜拉伤心的是，她父亲根本不听她解释，主观地指责她，说她在湖边的那段遭遇是她想像的故事。这种指责，这种对女儿的毫不关心，几乎让杜拉疯掉。
为了想知道，隐藏在她强烈否认这种指责背后的自责是什么，我曾迷惑许久。我怀疑在它背后还有内幕，因为无关痛痒的指责不会令人难堪。另一方面，杜拉的故事在各方面一定与事实相对应。她一发觉K先生的企图，不等他把话说完，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并且掉头跑走。她这种行为一定使K先生不解，也使我们不解。因为这么长的时期中，他一定得到过她不少的暗示，并且对她的感情一定有所把握。
在我们讨论到她的第二个梦时，我们将得到这个谜的解答，同时也将得到目前我们仍然弄不懂的有关自责的答案。
在杜拉再三埋怨她父亲，并且不断咳嗽时——我想，这个症状可能和她父亲有关系。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以前所收集的对这症状的解释，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根据一项由经验中多次获得证实的原则，虽然我还不敢说它是一项普遍原则即：“症状是性幻想的表现或实现”。换句话说，症状是一种性的暗示，或者说，在症状的涵义中，至少有一种是性幻想的表现，而在其他的涵义中，却没有这种限制。任何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人不久将发现：一种症状有多重意义，而且同时代表数个潜意识的精神作用过程。
我还要附带说一句，根据我的推测，如果只有一种潜意识精神作用过程或幻想，并不足以产生一个症状。
假设我们以性的暗示来解释杜拉的神经性咳嗽很快就可进行试验。杜拉再度坚持说，K女士爱她父亲只是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富有的人”。她说这话时的些细节让我觉得，在那句话背后有相反的意义存在，也就是说，就性的意义来说，她的父亲是一个“不富有的人”——即她的父亲，身为一个男人，并不富有，是性无能的。杜拉从她所知道的知识肯定这种解释。
现在我要指出其矛盾所在：一方面，杜拉坚持说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是恋爱关系，但另一方面，她却又坚信她的父亲是性无能，换句话说，他不能够干那种事。她的回答显示出她用不着承认这个矛盾。她知道——她说，性的满足方法不止一种。（她这个知识的来源无法追究。）我进一步问她，她的意思是不是说，除了生殖器以外，还有其他可达到性交目的的器官。她的回答是肯定的。于是我继续说，在那种情况下，她一定正好想到身体上那些在性的暗示中容易受到刺激的部分——即喉咙和口腔。
其实杜拉肯定不能完全明白这种事情，不过，不能否认在她的喉咙受到一种骚扰性的刺激从而引发剧烈咳嗽后，她想起那不时盘绕在她心里头的，两个情侣在做口腔的性交的情景。在她默认这种解释后不久，咳嗽的症状就消失了，这和我的看法非常一致，但我不愿太强调这点，因为，以前她的咳嗽也常常会自动消失。
这一短短的分析，也许会引起读者们的嘘声来——除了半信半疑外，还会感到震惊和恐怖。下面我将对这两种感受做一番探究，来看看它们是否合理。
震惊大概是因为我大胆地和一个少女谈论这种微妙而令人不快的问题，或者对一个仍然有性活力的女人谈这个问题。恐怖无疑地是因为一个没有经验的少女竟然对这种事知道得那么清楚，而且想像占满她的纯洁心灵。对于这两点，大家应该稍微冷静和理智些。事实上，并没有必要为少女想像那种事情而感到愤懑。
一个男人跟女孩子或女人们谈论种种性问题，而不伤害她们，或者为自己带来嫌疑是有可能的。首先，可以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其次，只要让她们相信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妇产科医生，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要她们暴露身体的任何部位。
谈论这种事情的最好方法是直截了当，而且这也是最远离猥亵的方式，猥亵是一般社会对待性的态度，而女性也已完全习惯了。但是我以学术性的字眼称呼身体的器官和作用过程，并且，如果病人不知道这种名称，我会告诉她们。
我当然也听说过有些人，无论是医生还是外行，在这种方式的治疗中做出卑鄙的事情。他们似乎在嫉妒我，或者嫉妒我的病人享有这种治疗所带来的快感，当然是在他们的观念中。我太熟悉这种人的道德观，我不会被他们激怒。我将避开一切诱惑不去写一篇讽刺他们的文章。但有一件事情我还是必须提起：起初觉得性问题不易启齿的病人，经过我治疗后一段时间，我很满意地听到她说：“啊！你的治疗比某先生的交谈可敬！”除非相信性问题不可避免，或者真正让经验说服自己，否则没有人能胜任歇斯底里的治疗。正确的态度是：pour faire une omelette il faut casser des oeufs.（德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实际上病人本身是容易被说服的，而且在治疗过程中有很多这种机会。不必因为与她们讨论正常或变态的性问题，而感到良心不安。除了认真地从事工作外，我们所要做的，是把潜意识的内容“翻译”成意识层面上的意念。毕竟，治疗的整体效果是建立在我们的认识上：潜意识意念的影响力比意识上意念的影响力更强烈，而且是不可抑制的，因此它的影响也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对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子来说，决不会有令她堕落的危险。因为没有性生活的知识，甚至在潜意识中也没有的话，是不会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的。而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就不会再有父母亲或师长所谓的“纯洁的心灵”存在。10多岁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只要有歇斯底里症状，就肯定不会再有纯洁的心灵了。
第二类的情绪反应——恐怖。并不是针对我，而是认为我的病人变态性的幻想是恐怖的。我只想说，一个真正从事医学工作的人是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流露出过多的情绪化倾向，从而对病人的病态想法进行指导。一个医生在撰写有关性变态的学术论文时，没有必要对所撰写的内容表露出厌恶情绪，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事实，严谨地研究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把个人的感受抛开，严肃地加以对待。
我们应学习冷静地谈论所谓的“性变态”——性的功能超越有关的身体部位或性对象选择的正常情形。至于所谓正常性生活的界限是不确定的，在我们考虑不同种族，不同年代时，足以使狂热者的情绪冷静下来。我们确实不该忘记，那最令人排斥的性变态，两个男人之间的性爱，不仅曾被一个文化比我们悠久的民族——希腊人所容忍，而且事实上，还被希腊人赋予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我们每个人在他自己的性生活中多少有一点逾越——有时在这个方向，有时在那一个方向——一个为正常标准所规定的狭窄范围。性变态就其感觉层面来说，既不是野蛮，也不是退化。
他们是由婴孩时期，未分化的性前期的“种子”发展而来，并且由于被压抑或被转移到较高级的、非性的目标——即被升华成为我们文化上无数成就的动力来源。因此，当任何人“变成”一个明显的性变态者时，我们不如说他“仍旧”是一个性变态者，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心理障碍的时期。
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具有强烈性变态倾向的人，这种倾向在他们发育的过程中曾受到过压抑，而转入潜意识。结果，我们潜意识的幻想内容和文献上所记载的性变态行为一模一样——克罗福特。爱宾（KrafftEbing）的《性心理变态》（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这本书认为心地单纯在造成变态的倾向上，负很大的责任。精神病症可以说是性变态的“负效应”（negative）。精神病患者的性构成，包括遗传的影响和他们的生活史中任何意外的影响，都会妨碍性的正常发展。正如河水碰到河床的障碍物时，会被挡回去而进入另外的似乎已干涸的旧河道。
二、临床现象为什么杜拉喜欢吮吸拇指头
为什么杜拉喜欢吮吸拇指头没有人会争辩，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是初期的“性感区域”。
引起歇斯底里症状动机的原因，一是被压抑的正常性活动，二是潜意识的性变态活动。一般人不知道，为人排斥的性变态行为，广泛地分布在人群中。
也许，我不说他们也知道：只是他们在提笔写作的那一刻，故意忘记它。
所以这歇斯底里的18岁女孩——杜拉，她已经知道吸吮男性生殖器是一种性满足的方式，她会发展这类的潜意识幻想，并且以喉咙的刺激和咳嗽来表现它，这不足为奇。同时，即使没有外在来源的启示，她得到这样的幻想，也并不奇怪——这种情况我在其他病人那里也见过。
因为在杜拉的病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为创造与性变态者的行为一致的幻想，提供了必需的身体上的条件。
杜拉记得很清楚，她小时候是个“吮大拇指”的姑娘。她父亲也记得直到她5岁时，才改掉这习惯。杜拉对自己小时候的一幕情景记得很清楚，她坐在一个角落里，吸吮着左手的大拇指，右手拉着她静静坐在旁边的哥哥的耳朵。
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以吸吮方式自慰的典型例子，同样情况也可以在别的精神衰弱或歇斯底里的病人那里见到。关于这种奇怪的习惯，一个病人曾给我以启示，这是一个年轻女子，她一直戒不掉吸吮的习惯，她记得小时候大约一岁半的时候，她记得自己一面吸吮着保姆的乳头，一边有节奏地拉着她的耳朵。
我想，没有人会不同意，嘴唇和口腔的黏膜是初期的“性感区域”——既然它在平常的接吻中具有这种意义。这一性感区域在童年时期频繁运用，决定了继起的身体配合因素的存在，这就是从嘴唇起始的具有黏膜的腔道。
因此，当真正的性器官，即男人的性器官被女性了解以后，会增加口腔区性冲动的性暗示。于是不难想像，阴茎代替原来的对象（乳头），或作为其替身的手指头，作为性欲对象，而得到原来在早年时代所得到的满足。因此，这种吸吮阴茎的令人排斥的变态幻想，具有最无邪的来源。它是那被描述为吸吮母亲或保姆乳房的早期印象——一种见到喂奶的小孩时，浮起的印象的新翻版。
在大多数情况下，奶牛的乳房容易令人想起一种介于乳头和阳具之间的影像。刚才我们对杜拉的喉咙症状所进行分析的讨论，还可进一步说明。
也许有人要问，她想像中的这种行为情况，如何与我们对其症状所作的其他解释统一起来呢。该解释说，症状的出现或消失反映出她所爱的男人在与不在，并且参照他妻子的行为，有下面的意思：“如果我是他的妻子，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爱他：他离开时，我会生病（由于思念），他回家时，我便好转（由于高兴）。”
这问题，我必须回答，我治疗歇斯底里症状的经验显示：一个症状的各种不同意义并不一定要彼此一致，即性并不一定要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只要那引起症状的所有不同的主题性内容具有一致性就足够了。何况在目前这病例中，甚至第一种一致性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其中的一种意义和咳嗽有关，另一种意义和失声以及病症的周期性有关。
更精确的分析可能会揭露出更多的与该病细节有关的精神内容。我们已知一个症状可“同时”按一定的规律与数个意义相呼应。现在我们可进一步说，它可“依次地”表示数个意义。
在几年的进展中，一个症状可改变它的意义，或者说，主题可从一个意义转到另一个意义。这好像是在精神病人的性格中有一种保留的属性，以保证一个症状一旦形成，就尽可能地被保留，即使它在潜意识的思想已失去它的意义。
教条地来解释这种保留症状的倾向并不困难，因为这类症状的产生不太早，纯粹的心理活动要转变为身体的表现——这过程我称为“转移”，要看许多有利的情况是否存在。转移所必需的身体配合因素很难得，因此，潜意识活动想要得到释放的冲动，总是尽可能地利用已存在的发泄通道来发泄。创造一种新的转移方式似乎比在需要发泄的新念头和不再需要发泄的旧念头之间形成联想这个途径困难得多。发泄的冲动沿着这些途径，从新的冲动回到旧的发泄渠道——表现到症状中，像福音中说的，旧瓶装新酒。
这些似乎说明了，歇斯底里症状的身体因素比较稳定，并且不易变动。然而心理因素是多变的，因为替代物较早被发现。可是，我们不应该从这个有关两方面因素的比较中，得出任何判断。因为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精神方面的因素总是比身体方面的因素更有意义。
二、临床现象恋父情结：要K女士，还是要我
恋父情结：要K女士，还是要我——因K女士的出现而受打击最大的，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杜拉自己。
杜拉对她父亲和K女士的关系的想像，不断地在她的头脑里反复出现。进一步分析这种想像，可能会发现更重要的意义。这种反复出现的一系列念头，实际上在不断地夸大和不断地加强，正如韦尼克（Wernicke）所谓的“超级”想像——虽然它的内容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它同样表现出了病理上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不管你怎样利用你的意识去控制这种念头，都不能将它排除，不能将它驱散。
一种正常的意念系统，不管其强度多大，总是可以消解的。
杜拉觉得她对父亲的想法需要以一种特殊方式来发泄。“我不能想别的，”她一再埋怨说，“我知道哥哥说，孩子无权批评父亲的这种行为。父亲叫我们不该为这些烦恼，应该高兴，他已找到一个他所爱的女人，因为母亲太不了解他了。我想和哥哥一样认识，但是我做不到，我无法忘掉他这种事。”这类的超级念头常是那被称为“忧郁病”（melancholia），除了其深度的忧郁以外，该病和歇斯底里一样，也可以透过精神分析而解除。
现在，如果一个人具有一种像杜拉这样的“超级”念头，而他又知道意识对那种念头的抗拒是无效的，他怎么办呢？反省也会暗示，这系列夸张的念头一定从潜意识中获得力量。任何排除的努力都无效的，因为它来自潜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或者因为另一个潜意识念头隐藏在它后面。
在后一种情形中，被隐藏的念头通常是与那“超级念头”相冲突的念头。互为冲突的念头总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它们常常是成双成对地，当一个念头在意识上被夸张时，另一个相反的念头就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这种介于两种念头之间的关系，是压抑作用的结果。
因为压抑作用常常是因为受到一个与被压抑念头相反的念头的过度强化所致。这种过程，我称之为“逆向强化”（reactive reinforcement），在意识中不能被解除的夸张念头（就像偏见一般）就称之为“逆向念头”（reactive thought）。逆向念头以一种很高的强度，压抑与之对抗的念头，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不能为意识上思维的努力所动摇。因此，消除那加强夸张念头的方法，就是使被压抑的相反念头进入意识界。
当然，我们也必须有备于面临这样的问题：一个念头的“超级性”（Supervalency）不完全是因为以上所说的两种原因中的一个而来，而是同时由于两种原因共同所致。其他的并发情形也可能产生，但总离不开大概的范畴。
现在，让我们在杜拉病例中应用这些理论。
我们先说第一个理论，也就是说，她的脑海里充满了父亲和K女士关系的念头，这种念头的强迫性是由于它的根源处于潜意识中，但她并不知道。要从她的生活环境及其行为中发现其根源产生的原因并不困难。
杜拉的行为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女儿所应有的范畴——她的感受和举止更像一个嫉妒的妻子。她给父亲两个选择，“要K女士，还是要我”，常对父亲表示不满，或公开自杀的企图——这些都表示她正在取代她母亲的地位。
如果我们猜测，在杜拉咳嗽背后的有关性行为想像的性质，在她幻想中，一定用自己取代了K女士的地位。因此，她既把自己和她父亲一度爱过的女人认同，又和她父亲现在所爱的女人认同。结论很清楚，她对父亲的爱远比她知道的或她肯承认的要深——事实上，她恋爱着他。
我认为这种潜意识中的爱情（这可以从他们不正常的关系中看出来），父与女、母与子之间的爱情，与婴孩时期原始情感具有相似性。我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已详细阐述，亲子之间性的吸引如何较早，我也解说过俄狄浦斯的神话可能就是这种典型关系诗化的结晶。大多数早期有这类爱情的人，都可能留下清楚的痕迹；而那些有精神病倾向的孩子，或那些早熟而渴望爱情的孩子们的病例中，这种痕迹一定比较明显。
这时，某些其他影响力也发挥了作用，从而导致这类早期遗留爱情的执著和加强，以致使它变成（在孩子年幼或一直到了青春期）类似性欲的东西，并具有利比多（Libido）的行动力量。其决定性因素，无疑来自早期自身的性器官的感觉，无论是自然、挑逗或手淫的结果。
杜拉所处的环境对我们这种假设，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事实上，杜拉的个性总体上倾向于她父亲，而父亲的体弱多病同时又增加了杜拉对他的感情。每当他病的时候，他总是只让杜拉做较轻的护理工作。父亲一向以她早熟的智慧骄傲，并在她还小的时候，就视之为自己的希望。
的确，因K女士的出现而受打击最大的，并不是她的母亲——而是杜拉自己。
当我告诉杜拉，她对父亲的感情，一定曾在某一个时刻最强烈，使她完全陷入对她父亲的爱恋，她当然还是回答说：“我完全没有！”
可是她后来却告诉我一些关于她7岁的表妹类似的故事。她说她常从表妹那里看见自己童年的情景。这小女孩（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她的双亲吵架，当时杜拉正好进去拜访他们，小女孩指着她的母亲悄悄对她说：“我恨那个人！在她死后，我一定要和爸爸结婚。”
这种想法，正好与我对杜拉的判断一致，也是对我刚才所说过的一种来自潜意识观点的证明。没有其他方式的“是”可以从潜意识抽离出来，而根本没有潜意识的“不”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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