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
他不会忘记。
● 1月21日，普林斯顿
新年的头三个星期，一直忙着完成之前所受的嘱托和要求，现在总算有时间过我的老年生活了。
就在圣诞节前，我参加了外交关系协会的一个会议[因为与会人员数量庞大，开会地点改到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的剧场］）。从各方反应来看，这是一场极为成功的大会。1月5日，新泽西州也举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集会，在这次集会上我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三天前，在查阅资料、撰写讲稿、充分准备后——要是没有这次会议催促，我永远不会阅读也不会撰写这样的东西——我出席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参议员中只有拜登先生出席了会议，从某种程度看，这大大降低了外界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无论其他与会者、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感想如何，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这一切让我感到，我对公共生活的贡献基本告一段落了。
我做出这些贡献的时间跨度比较清晰，大概有四十四年。现在结束了，以后自然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对于新时期，即便我还能有所贡献，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意义也不会很重大。
● 1月25日
全世界都在发生奇怪和悲哀的事情：苏联解体，传统的俄罗斯帝国崩溃，经历了经济改革失败和戈尔巴乔夫的毁灭之后，进入一个动荡混乱的新时期，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灾难的边缘，后果无法估量。
● 2月4日
前天晚上，电视播放了南非首相在忧虑而沉默的议会上，宣布解除对非洲国民代表大会的禁令，并承诺尽早释放曼德拉先生。[53]
关于他们提到的第二点我没有特别的感触。我对曼德拉先生所知甚少，只知道他被囚禁了很长时间，他为了获取应得的权力拒绝使用暴力方式。我从没听他说过什么充满智慧的话语，或者看到任何表明他品性高尚并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证据。大家都觉得，他在监狱外比在监狱里更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很明显，他要被带到华盛顿，有机会对国会发表演说，对他一无所知但又希望能争取黑人选票的那些人会为他起立鼓掌。不过这基本没有意义，只不过是国内政治秀的又一次展示而已……
我对南非种族融合的前景毫无信心，我认为在一个黑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选举出的政府无法确保白人维持原先的生活质量，或者说经济的活力。我预计，五年到十年内人们就会看到，由于经济崩溃，一个非洲人的政权连自己的人民都无法养育，白人只能不顾一切地试图移民出走，同时强烈呼吁美国人的帮助。
● 2月11日，佛罗里达，科帕奇岛
我突然间意识到，在普林斯顿引起我兴趣的这一切多么让人厌烦：所剩不多的社会活动；随着年龄增加而不可避免的迟钝；苏联解体的悲惨景象。
● 3月7日，普林斯顿
乔治·舒尔茨是一位可敬和善的人，前天他在宴会上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点强调了我们的政府在劝服或促使其他政府尊重“人权”方面取得的所谓成功。
他的演说引发了齐声反对，或者说至少激起了质疑之声。警钟声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绝……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有权按照自己的喜好，遵照我们人民的传统、旨趣、观念和风俗习惯来管理自己吗？我们会厌恶其他政府提出的让我们改变政治体制的意见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仍然要基于所谓的体制上的优越性，自认为有权以这种方式干涉他国政府和人民的生活吗？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认为自己的独特制度具有普世价值吗？它们是否能充分满足所有民族的需要，而不用考虑各民族的传统、品味，不用考虑它们的历史，不用考虑它们的发展阶段？
个体有公民“权利”，是否就意味着不需要承担这种公民权所包含的职责和责任？一个人生下来，具备人的形体，天然就会成为“人权”的受益者吗？对他没有任何要求吗？他可以自私，可以恶毒，可以离群索居，可以依附于人，只要不逾越法律，他就可以享受所有这些权利吗？
我敢肯定，多数美国人对最后这个问题都会坚定地说“没错”。或许这样的回答在一些人看来并无不妥，但我一直困惑于完全不负责任和不劳而获的特权之间有何区别。
● 3月12日
除娱乐圈和政界的人物以外，我或许算是国内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这一点？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偶尔我会有一些想法，它们大多超越了时代，算得上是远见卓识，但在它们草创的时代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另外，我一直都非常幸运：当时我的多数想法都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但我总能受到命运的垂青而安然无恙。但是，我对自己的弱点一清二楚……大体来说，我获得了荣誉不是因为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而是人们认为我是谁。不过，这本身已经意义非凡。不仅意义非凡，还意味着一种责任。就这样我觉得自己像是穿着戏服，像一个演员那样扮演着别人，而非我自己。我必须尽力不辜负这套行头，我的价值就是保持大家的幻想。
● 3月17日
近一个星期来，一直享受着真正的夏日天气，（如此高温）在这个地区史无前例。当然，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全球变暖的首个真实而恐怖的证据。不管怎么说，连翘争相怒放，这不太正常。
[截至1991年12月苏联完全解体，所有加盟共和国全部独立为主权国家，局势在没有严重暴力冲突的情况下继续发展，但是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动乱和流血冲突。这让凯南很担心，他对俄罗斯的热情从来都没有消减过。］● 4月5日今天是一个让人绝望的黑色日子。当然，部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还有政治的原因：愚蠢的立陶宛人决定杀鸡取卵，很明显把可怜的戈尔巴乔夫推回了依赖军队、警察和俄罗斯强硬派的境地，也结束了他对俄罗斯真正独立的领导权。相应地，美国国内的运动使得戈尔巴乔夫与美国之间的鸿沟逐渐拉大。美国变成了他国的护佑者，任何表达脱离苏联愿望的原加盟共和国都会受到保护。换句话说，美国采取的政策在强化和接受一种责任，对混乱、流血和恐怖遍地的传统俄罗斯帝国的崩溃承担了一种责任。
● 5月5日
我们的政府在北约强硬派盟国——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准备利用俄罗斯当前危险而混乱的局势，将它从各个方面，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安全事务中排挤出去，让北约盟国全盘接手，作为他们在二战中付诸巨大武力的最终成果，让军事上主导欧洲的德国表明它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结盟，一起和俄罗斯讨价还价……我想，利用另一大强国羸弱的间隙获取平时得不到的利益终归不太合适，让我说，这样做日后一定会遭到报复。
● 6月1日
昨天晚上，白宫举行国宴欢迎戈尔巴乔夫。我感觉整个晚宴气氛友好，富有品位。安娜莉丝穿着薄绸长裙，光彩照人。我不断碰到认识的人，或者不太熟的人。亨利·基辛格热情地问候我，这让我非常感动。戈尔巴乔夫给我了一个拥抱[54]，说他看了我最近的声明（很可能是《密尔沃基宣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的热情让我震惊，以至于没看到布什夫人和戈尔巴乔夫夫人正站在总统身后不远的地方，安娜莉丝赶紧把我拉过去引荐……
总之，从美国方面看，这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夜晚，至少表明布什政府在遇到挑战时知道如何应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双方在第二天上午将要讨论的问题，尤其是在与德国相关的欧洲安全问题上，分歧会那么尖锐。
● 6月17日，赴挪威途中
总有一种方式可以打发而不是浪费时间。
既然我曾想过今年夏天写点儿东西，为什么不现在就动笔呢？
我要谈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即使最优秀的）人是不完美的生物，不可避免会有一些瑕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具有极大的创造力或美德，只是意味着拥有这样创造力的（少数）人会发觉，他的努力被自己身上某些强大的冲动挫败或毁坏，这些冲动与创造力和美德相冲突。
这些冲动可以分成两类，二者的力量都来源于大自然，在自然怀抱里出生的人类应该关心对它的保护，或者从更实际的角度来说，要实现发展。动力之一是自爱的本能，之二是性冲动。首先来看性冲动，它是二者之中较单纯和最原始的一个。这其中有什么可说的？有时候它像自爱一样，会以多种形式出现，甚至还会隐藏自己，它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最重要的是，它恰好与文明相冲突：与秩序、理性甚至与人类的尊严相冲突。根据理性的标准看，它是如此愚蠢，如此具有毁灭性，如此易于弄巧成拙，以至于它连具有秩序和责任的生活最基本的要求都无法达到，有时它还会与搭档自爱相冲突。它的外在表现是，在极端悲剧与极度荒唐之间左右摇摆。
性冲动常常与爱混淆在一起。二者的确时有相通，尽管并不是那么频繁。一旦相通或者说只有在相通的时候，性冲动的力量才能洗去它的污秽，在某种意义上变得高贵。高贵的原因是此时爱（如果是真爱的话）成为主导，性冲动居于次要位置，它因为爱而获得尊严，它所服务的对象是爱。但是这种情况不能代表全部生活，即便代表了也不会长久。与此同时，这种冲动依然是大家所知道的混乱的、无法无天的力量：无情地嘲笑和践踏无助的受害者的尊严，结果常常是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和嘲弄者赚取好处，所经之处都留下羞愧和沮丧。
自爱是显示人类物种完美性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基本力量，它与性冲动完全不同，它更普遍（因为无论是好是坏，似乎总有人在躲避性冲动），更微妙地控制着自己的受众，更善于隐藏自己，也会不那么明目张胆地挑战良好的社会秩序，甚至慢慢渗入最广受欢迎和尊重的文明行为之中。
● 9月16日，农场
很明显，无论是快是慢，无论以何种形式，死亡的进程都在加速……
人死后是否还有“来生”，这个问题并没有困扰我。我很清楚灵魂与肉体不同，它必然要依存肉体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与活动，但没有特别的原因能说明为什么当肉体失去活动机能，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堆腐烂的物质时，灵魂就会不复存在。
[乔治在安娜莉丝的陪同下飞往欧洲，拜访克罗托夫堡（Crottorf Castle）的朋友，出席在德国维尔茨堡（Wurzburg）举行的奖励艺术与科学领域杰出人物的“蓝马克斯勋章”授勋大会，看一眼重新统一后的柏林。之后去莫斯科旅行，他是苏联科学院（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的特邀嘉宾。回来的路上，他们在伦敦停歇。］● 9月25日，赴欧洲途中我们务必谨慎对待苏联核心政权彻底崩溃的问题。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原苏联现存核武器的监管责任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 9月29日，西德，克罗托夫
距离两德统一还有四天。变化来得太过突然，结果还无法预见或预料。除此之外，目前所谓的中东地区（实际上是近东）的形势也有很大且非常危险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突出、如此让人困惑，以至于过去几天他们几乎就没讨论过这个问题。除了汽油价格突然上涨之外，生活如常，日子一天一天地过。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有关德国政治的内容，尤其是西德社会民主党与东德社会民主党的统一。[55]但上述这些都是眼前的变化，只能看到这么多。看得出，德国和整个西欧的未来都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极为敏感，而外部世界又是极不稳定、变化莫测的。
● 10月8日，赴伦敦途中
德国统一那天，我和安娜莉丝乘坐城际列车前往弗里德里希大街。这条大街位于东柏林，走出站台后，我们看到数以万计的行人在菩提树大街的两侧向相反的方向缓慢前进。我们加入西向的人流，行进了一两英里（实际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这个距离，除了步行之外别无其他交通方式，我的右腿不堪重负，疼痛不已）……我猜想人群中大多数人来自东德，他们看起来安静而克制（很多人余醉未醒，可能昨天晚上的庆祝太过热烈）。不可能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有种感觉，他们对于这历史性的一天的感觉远远超出了新奇的程度，面对近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事件，他们肯定被困惑麻痹了。我没有看到盲目的爱国主义或者民族情绪的任何迹象。
总之，第二天早晨离开德国时，我对当地形势的主要感觉就是，从美国的政策出发，从长期来看，目前这种形势已经无法控制了。德国此时以这样一种方式统一并不是因为谁负有远见，也不是二战时期盟国商定的政策，而是数以万计东德年轻人自发行动的结果，他们的动机是希望得到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过上暖衣饱食的西德式生活。当然，每个人都欢呼表示欢迎，但是从长远角度看，这是我们想要的吗？让一个团结且武装的德国成为经济上无可匹敌、军事上极具潜力的国家？在欧洲联合体还未形成真正的框架将德国牢牢整合进去之前就任其发生？
……实际上，最让人担心的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表明，欧洲重大事件的发展进程已经游离于我们的掌控之外。如果不明情况、鲁莽行事的德国民众因冲动而爆发冲突，导致近期危机进一步变化，对负责任的政府清醒的思考和判断又不予理会，那么谁能保证未来几年不会一直混乱下去？即使德国政府设法掌控了局面（而且基本上只有德国的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美国人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也已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的程度。
尽管如此，10月4日我们还是前往莫斯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和阿尔巴托夫研究所的代表到机场接我……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坐车到克里姆林宫与政府机构（与党的机构相对）的代表亚历山大·雅科夫洛夫（Alexander Yakovlev）见面，他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随从人员中仅有的智囊，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至少是志趣相投……我们大部分时间用俄语交流，偶尔有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地方我就用简短的英文来表达。事前我已经提醒雅科夫洛夫，我不会跟他探讨他们国家当前的情况，因为形势急转直下，我还没有做详细研究来跟进，我只准备跟他谈苏联政权的历史和它在俄罗斯历史上所处的位置。他说过很高兴这样安排，的确，此次会面的前两三个小时谈论的都是这个话题……
今天的苏联的确处于一种可怕的、最令人担忧的状态。在当前的形势下，最关键和危险的问题当然就是目前的经济状况，特别（但不仅仅）是食品及其他消费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崩溃。驻莫斯科的美国记者一直在报道这种似乎过于耸人听闻的情景。报道都聚焦于国营食品店，却无视食品相对丰富的自由市场。不过，即使考虑到自由市场因素，当前的形势也很严峻，甚至可怕。
我刚才描述的事态应该立即受到密切关注。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此我也批评他）和政府其他领导人一直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其他长期问题上，比如从一党专制向民选政府体制的转变，以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当然，这两者都是重大问题，但是比起经济的直接崩溃，它们似乎没那么紧迫。领导集体把注意力放在这些问题上，让我想起马歇尔将军在马歇尔计划开始之前谈论欧洲形势时说过的话：“医生深思远虑，病人奄奄一息。”
……整个图景都被最重要的事情遮蔽了，我觉得领导集体对这些情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苏联逐渐解体的原因……这种自发的权力分散的过程走得太远，恐怕戈尔巴乔夫不久就会在清晨醒来时发现，他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表面上民主的全新机构来管理政府，却没有像苏联左翼这样的派别来监督政府。
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将要求获得独立并采取多方面行动，就像他们已经在做的那样，只能预计，其他地区，尤其是黑海和里海周边地区也可能如此。不过，乌克兰目前面临着很多问题，部分乌克兰人强烈要求独立，但是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还不适合独立。更为重要和让人警醒的是，在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领导下，作为这个国家心脏的俄罗斯都在轰轰烈烈地闹独立……如果领土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人口占苏联一半左右，真正有政治生命力的中心区从苏维埃联盟演变成共和制政府，就像它现在所展现的那样，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领土附属这种形式是否还能作为维持中央集权的证明？我在即将于11月出版的《外交》杂志文章中指出，这类情况对相关各方都有巨大的危险，包括我们自己。
目前，形势愈发恶劣、复杂，因为从许多方面的证据来看，我提到的其他重大问题，例如政治体制过渡、企业自主化，甚至是从掌握目前困难经济形势的程度来看，独立的主权共和国极有可能比现在相对无能的中央政府应对得更好。基于这个原因，苏联帝国解体的问题也该立即引起注意，而在我看来，目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结成一个松散的邦联，涵盖广泛的经济和财政合作，方式类似目前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可以继续使用统一货币，但要建立新的军事关系秩序，允许保留地方民兵组织，也允许保留中央军事组织性质的机构，可以仿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模式，特别是要有一个机构继续为苏联现有的核武器承担基本责任。
人们很容易指责，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很明显，他没有预见到（我们大多数人也没有预见到）一旦撇开共产党有力的纪律约束，苏联竟然会如此危险迅速地分崩离析。他摧毁了旧制度，这是对俄罗斯和世界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其他人都没有做到的。但是，从民主意识上来说，他不是一个英明的政治家。他与大多数民众都没有足够的互动。叶利钦缺乏才智，但是十分聪明，在这些方面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管理者，也根本不是一个阴险的煽动者。如果权力下放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历史中的角色可能会变得很完美，他充满雄心壮志倾力推动中央联盟政府的发展，或许他的努力很快就会失败，联盟中央政府也会在其任内垮掉，他无法像骑手驾驭马匹一样驾驭这一切。不过，也许是我错了，现在不是预言或者预测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足智多谋，在国际上享有声望。无论是否结成新的联盟，苏联都需要他。或许他能及时觉醒，设法掌控经济形势，重新调整各加盟共和国内部的各种关系。我希望如此。但是我不太乐观。
● 12月16日，普林斯顿
布什先生让我们卷入了可怕的波斯湾战争，我无法从中看到或哪怕想象出任何积极的结果。另外，他迫使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将1月15日规定为相关行动的最后期限。[56]现在，就让我们等待即将降临的军事和政治灾难吧，此外别无其他。
[1] 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 Jr.）是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1987年—1991年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2]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Nikolay Karlovich Giers）是沙皇俄国时期的外交大臣，他促成了俄法结盟。凯南计划撰写的《改变世界的结盟》一书研究的正是俄法结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
[3] 《先决条件：1938年美国问题笔记》（The Prerequisites： Notes on the Probl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8），凯南文件，第240盒。
[4] 《如此和平：雅尔塔的根源与余烬》（Such a Peace： The Roots and Ashesof Yalta），1982年。
[5] 海伦·寇蒂卡（Helen Caldicott）是澳大利亚内科医生，同时也是一位反核活动家。
[6]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常驻美国的苏联大使。
[7] 劳伦斯·伊戈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是外交官，后来成为赫伯特·沃克·布什（H. W. Bush）总统的国务卿。
[8]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美国实用主义法学、社会法学和现实主义法学的奠基人，1902年—1932年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在漫长的司法生涯中提出过许多与大多数法官不同的意见，被誉为“伟大的异议者”。——译者注[9] 《亨利·詹姆斯的一生》（Henry James： The Master， 1901-1916），1972年。
[10]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62—663页。
[11] 凯南日记，1984年1月28日。
[12] “破除魔咒”（Breaking the Spell），《纽约客》，第49期，1983年10月3日，第44—53页。尽管马特洛克读过凯南的作品，但里根很可能没有读过。约翰·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64页。
[13] 冷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共和国（主要为波西米亚地区）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主要为摩拉维亚地区）。
[14] 凯南日记，1984年5月9日。
[15] 帕梅拉·迪戈比·丘吉尔·哈里曼（Pamela Digby Churchill Harriman）是埃夫里尔的妻子，温斯顿·丘吉尔的前儿媳。
[16] 凯南：《改变世界的结盟：法兰西、俄罗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84年。
[17] 小约翰·赛柏林（John F. Seiberling Jr.），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
[18] 埃文·托马斯和沃尔特·艾萨克森：《智者：六个朋友和他们缔造的世界》（Evan Thomas and Walter Isaacson， The Wise Men： Six Friends and the World They Made），1986年。
[19] 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不久之后爆炸。
[20] 1933年—1934年，威廉·布里特和凯南在莫斯科建立了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21] 见凯南1986年3月9日的日记。
[22] “les mani ères”指根深蒂固的行为、风俗、文化。
[23] 凯南指的是这些要求放宽或终结南非白人政府种族隔离制度。
[24]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
[25] 高教会派（High church）是基督新教的派别之一，与“低教会派”相对。该派主张在教义、礼仪和规章上大量保持天主教的传统，并要求维护教会较高的权威地位，因此得名。——译者注[26] 琼是凯南和安娜莉丝的女儿。
[27] 克莱顿·弗里奇（Clayton Fritchey）是前政府官员和新闻专栏作家。
[28] 在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讨论了能否销毁所有核武器的问题。这项议题因为里根拒绝终止“星球大战计划”反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而告吹。
[29]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是凯南的朋友，《纽约时报杂志》驻莫斯科资深记者。
[30] 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和亚当·乌拉姆（Adam Ulam）都是哈佛大学研究俄罗斯历史的波兰裔美国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在吉米·卡特总统任职期间曾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修韦林·毕亚勒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者，当时已经离开波兰。
[31] 为了给反对尼加拉瓜左派激进政府的反叛力量提供经费，白宫协助里根总统授权出售武器给伊朗。因为此举违反美国法律，所以是秘密进行的，这件丑闻直到1986年11月才被揭露出来。
[32] 戈尔巴乔夫要来华盛顿与里根举行高峰会谈。
[33] 12月7日—10日的峰会期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销毁美国和苏联核武库的中程核导弹。与凯南的预测恰恰相反，1988年5月，这个协议在参议院以93票对5票获得通过。
[34] 哈丽特·瓦瑟曼（Harriet Wasserman）是凯南的出版经纪人。
[35] 威廉·肖恩曾任《纽约客》杂志编辑。
[36] 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是马萨诸塞州州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班特森（Lloyd Bentsen）是副总统候选人。
[37]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38] 凯南后来指出，这篇日记“很可能是在飞机上写的，时间可能是1988年8月”。
[39] 根据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命名的“汤因比奖”，奖励在历史研究领域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人物。
[40] 安德烈·葛罗米柯是战时苏联驻美国大使，长期担任苏联外交部长，著有《回忆录》（Memoirs，1989）。
[41] 1987年12月的华盛顿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订了《中程导弹条约》（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销毁部署在欧洲的中程核导弹。1985年在日内瓦、1986年在雷克雅未克，两国领导人都曾就该条约举行会晤。
[42] 苏联人在东欧部署中程导弹时，美国还没有部署这样的导弹，里根提出了“双零点方案”（zero-zero）。如果华盛顿秉持该方案的主张，那么莫斯科必须拆除现存的导弹。令人惊讶的是，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条件。
[43] 《生活随笔》（Sketches from a Life），1989年。
[44]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乔治·凯南：冷战之父的一生》，第672页。
[45]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acker），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
[46] 凯南获得自由勋章。
[47] 凯南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提醒考虑德国重新统一是不成熟的。
[48] 伊丽莎白·斯特纳德（Elizabeth Stenard），凯南的秘书兼助手。
[49] 托玛斯·沃森（Thomas Watson）1979年—1981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亚瑟·哈特曼是1981年—1987年驻苏大使，马尔科姆·图恩（Malcolm Toon）是1976年—1979年的驻苏大使。
[50] 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A. Baker），副总统丹·奎尔（Dan Quayle）。
[51] 鲍里斯·贝克尔（Boris Becker）、斯特芬·埃德伯格（Stefan Edberg）、约翰·麦克恩罗（John McEnroe）。
[52] 比尔·莱利和劳拉·莱利是凯南夫妇的朋友，经常在缅因州诺斯黑文（North Haven）的家或者佛罗里达的科帕奇岛宴请他们。凯南写下这首诗歌和类似的诗句，是有感于在客舍墙壁上所见的奥杜邦动物贴画。
[53]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因为呼吁南非种族平等和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统治而被白人政府判刑入狱。
[54] 戈尔巴乔夫确实拥抱了凯南。
[55] 在苏军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东德，社会民主党被迫与德国共产党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东德的社会民主党重新回到独立政党状态，两德统一后与西德社会民主党合并。——译者注[56] 布什政府推动联合国通过了草案，要求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武装力量撤离自8月起占领的科威特领土。
第十章
世纪之末（1991年—2004年）
1991年
凯南依然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傲，甚至当他因自身影响力有限而绝望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批评说对伊战争不仅毫无必要，还侵占了恢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亟需的资源和精力。尽管如此，美国军事实力的展现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人们所期望的恰恰相反，对苏联的解体，凯南几乎完全保持了沉默。
● 1月15日，普林斯顿
今天是1月15日，也是联合国对伊拉克最后通牒届满的日子，布什先生接受全权委托，有权在他认为适宜的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发动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布什先生将会在未来几小时或者几天内的某个时刻，将我们带入一场毫无必要的冒险当中，我们的精力和资源必然会被占用好几个月——如果不是几年的话。而我们看不到甚至也无法想象这样的战争到最后能有好结果。
冷战真正结束不过一年多时间，我们就以战争终结了本应大加利用的发展休整期，我们本该借这个机会恢复几近枯竭的财政和濒临崩溃的经济。
人们可能想知道，究竟有没有比当下美国社会潜意识里普遍存在的绝望情绪更严重、更不可思议的错误。这个答案超级简单。大多数美国公众已经丧失了本能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也丧失了本能的冲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在让人压抑的整个事件中，唯一的亮点就是国会表现出的崇高品质，他们对发动战争提出质疑，他们权衡利弊，并庄重严肃地集中讨论了是否应该赋予总统发动并推进战争的权力）。不，这种匪夷所思的冲动只反映了总统个人不可一世的心态。在我看来，这是两种因素的结果：其一，我们不幸地卷入了部分地区（现在被称为中东，其实这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误用）的麻烦当中，这些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形成的；其二，认为美国的武力足以解决任何国际问题，足以为任何一位运用它的总统的政治声誉做担保，这种信念已经通过错误的冷战观念深深根植于美国人心中，随后又被里根政府大大强化。
在近期整个事件的危急关头，我都没有就海湾危机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但我必须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已经没有能力预见这种风险，无法再做些什么暂缓危机的到来了。
我再一次翻阅日记，发现在早些年，每当遇到类似的情况，我都会尽自己所能充分表达看法。早在1954年我就强调，把波斯湾的石油资源移交到当地酋长手中，然后帮他们建立独立的酋长国，却不向任何人承担任何义务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
我的建议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1948年，美国在阿拉伯领导人一片持续的反对声中，支持以色列独立建国，我们这是在给自己制造麻烦，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找到和平途径解决的麻烦。当时我作为政策规划室负责人，就试图提醒美国政府谨慎行事，结果却收到副国务卿的暗示：美国是一个以国内政治为重的国家，当少数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最后，在冷战的这些年间，我一直努力说服人们相信，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
然而布什先生当前的决定表明，我的所有努力再一次被官方彻底忽略了，甚至在公众中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怎样与如此令人震惊的现实达成妥协呢？我已经快八十七岁了，即使算不上国内最有威望的人，也称得上最有威望的两三人之一吧？人们尊重一个人，却不尊重他的观点和看法，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很可笑的吗？这不就是说明这个人自身也有问题吗？换句话说，难道没有某种方式，让公众像尊重我个人一样，来关注和尊重我的想法和观点吗？
● 2月6日
俄罗斯的局势也一塌糊涂。那里的未来充满变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也要花上几年时间，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恐怕难以预料。
……当我被问及“您对俄罗斯的局势有什么看法”时，我的回答是：“如果能住在偏僻的乡下该多好啊。”
● 2月3日
从个人角度来看，过去的两周太难熬了：身体非常疲惫，健康状况恶化，心悸更加频繁地出现……我真的在迅速衰老……
我上个星期写了一篇文章，刊发在今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内容关于近期在波罗的海诸国发生的事件，以及传统意义上的俄罗斯帝国，也就是后来的苏联面临的其他问题。真心希望（非常非常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能读到我写的这篇文章。我想敦促他，为了他自己和俄罗斯的利益，给予波罗的海国家独立性，也满足其他动荡不安的共和国一直以来对更大自治权的渴望，让它们摆脱莫斯科的束缚。事实上，我写这篇文章是出于一种责任，并没期望它产生任何影响。即便这样，这也算是一种努力吧。
● 2月12日，赴科帕奇岛途中
对海湾危机宿命式的可怕而决绝的介入正在步入高潮，不可能有好结果。布什先生继续将他的赌注和政治前途押在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胜利上，全然不顾这场战争将给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观念带来何等恐怖的影响，进一步损害达成令各方满意的和平之机会。
● 2月27日，普林斯顿
总统今晚宣布，如果伊拉克做出示好回应，那么，从现在起约两个小时内将暂停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标志着一场辉煌而成功的军事行动的结束，同时，这也是一场将我们的战争艺术推向新时代的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大量问题，设计出一套新的和平方案，来取代中东地区战争之前的既有方案，这会非常困难。就算有人来求我做这件事，我也没法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那些始作俑者必须给出应对方案。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太在意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的观点，也不要在缓和事态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漫长的几个星期以来，从电视上观看海湾战争的进程，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对于阿拉伯人，我宁愿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喜爱，尤其他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和先进技术的尊重，因为他们对此似乎知之甚少。他们的友谊充其量建立在变幻无常和歇斯底里的基础上。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憎恨我们吧，只要他们能在国际事务中尊重我们就足够了，正如这场战争教会他们的，如果政治力量力不能及，作为最威严的一种手段，就用军事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 9月4日
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说不清来由的忧虑，神经紧绷，对自己极其不满，后悔年轻时对其他人麻木不仁，觉得自己不如意，对生活缺乏热情。我猜这些想法都是衰老甚至死亡将近的标志。我不在乎生死。一般来说，在这个年龄死去正合适。不过，我还是想先把书稿写完，我感觉我每天都在努力把书写完，是在跟死亡赛跑……我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最后的任务，这就像约翰·多恩说的：“那样的夜晚，又有谁能工作。”
[在华盛顿，凯南在国会图书馆举办的庆祝埃夫里尔·哈里曼诞辰一百周年晚宴上致辞。他还在圣奥尔本学校（St. Alban's School）发表演讲，并接受了华盛顿总教区授予的第一届和平奖。］● 11月15日，华盛顿最近两个半月以来，因为忙着完成尚未命名的书稿[1]而忽略了记日记。书稿已于十天前送至纽约，交到了哈丽特·瓦瑟曼手里。现在，她已经交给出版社[我相信，就在同一天，她把书稿交给了诺顿出版社的负责人唐纳德·拉姆（Donald Lamm）］。他和同事一起审阅了书稿，据哈丽特说，他们断言“这是他写过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我相信他们是出于善意才给出这样的评断，如果说我觉得自己过去的十九部作品都很重要，那么这本书，无疑在我心目中的分量更重——我猜“最重要”对于他们的含义，就是别人所说（我也很乐意相信）的最畅销。
[凯南的心悸最近愈发严重，他动身前往波士顿接受医生的检查。］● 11月21日，波士顿我尤其害怕书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到哪儿去找能参透这样一本书的人呢？
实际上，我知道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就算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还有人选阅这本书，但是他们发现其中的内容完全无法理解，那这本书就真的白写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就应该跟我的其他作品一样，权当是为后人所写，也许很久以后才会被西方文明的未来所印证。
[凯南到百慕大群岛度假。凯南曾于1947年发表署名为“X”的文章，许多读者为他精确地预见到苏联的最终解体而交口称赞，相比之下他本人并没有感到多么自豪。他相信华盛顿是在愚蠢地扩大遏制的地理范围，错失了很多可能缓和甚至终结冷战的谈判良机。］● 12月26日，百慕大群岛昨天晚饭前，我们到“小屋”去看电视，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辞职演讲，正式宣布了苏联的终结。电视还直播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的过程。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史无前例的时刻！
今天，这里一如前几天，浮云蔽日，太阳只是偶尔露出笑脸。北风一路吹去。这样的天气会让人变得慵懒。
早晨躺在床上，沉思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什么为基础。思考陷入了困境：地域深远、广阔而地方上互相依赖的国家和地域狭小、亲密但各地彼此独立的国家，我个人当然倾向于后者，然而现实又如何呢？
考虑到极不稳定的世界形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应当在彻底阻止外来移民的同时，尽可能地寻求一种广泛的国家专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只要我们谈到专制，就一定将其限定在整个国家的层面呢？我在书中就设想过，将国家分散成一打更小的政治实体，为什么不能在它们当中实行专制呢？
1992年
日渐衰老的身体让凯南感到困扰，但他对古今时事的评论依然犀利。漫步在华盛顿街头，他对已故的同事们做出了坦率的评价。在冷战时期，华盛顿逐步形成了依靠军队处置外国人道主义灾难的倾向，凯南对这种做法深表怀疑。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任务蜕变”会给美国带来无尽的麻烦。此外，他还认为这种军事介入会推迟财政资源的再分配。
● 1月14日，普林斯顿
去华盛顿和波士顿旅行了两个月，做了几次心电图，一度非常焦虑，经常光顾医院，天知道我治病花了几千美元。最后，我一切安好，平安地回到家中。此行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了解到我不但害上了心悸，还有一种通常被称为心房颤动的毛病（不过医生认为我没有这个毛病），这种疾病可能更危险……
尽管感到非常厌烦，但从今天起，我要开始修改书稿的一些章节了，这是一本外交政策方面的书，修改任务艰苦而繁重！
● 3月11日
在家里中接待了来访的新任俄罗斯大使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他的友好造访让我很激动。名义上，他是来普林斯顿参加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晚宴，并在晚宴上发表演讲，可他在大使馆的第一助手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Vladimir Pechatnov）告诉莉兹（Liz），只有我亲自到场接待，大使才会接受学院的邀请。他刚到美国三四天，还没有向白宫呈递国书。可以说，这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满足感，因为他首先向我——而不是向总统布什先生——展示了国书。
● 3月17日
这段日子里，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今天早晨，我在燧石图书馆选了几本书，又去找一本契诃夫小说的英译本，安娜莉丝和一个朋友都想看。我在书架上找到它，随意翻看了一下译文，其中有“大草原”（The Steppe）的字样，于是就站在两个书架之间狭窄的过道上读了起来。书中的故事让我感动不已，最后我竟然控制不住掉下眼泪。回到家，家里没有人，我干脆又回到图书馆，坐在里面啜泣起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哭过了），故事真是太美了。但是，在这种老年人的情绪爆发中，我怀疑，我突然看到了自己以及现在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我平日看惯的生活——我看到自己就像一个骨瘦如柴的老稻草人，仿佛我是六十八岁而不是八十八岁，使出好大的劲儿想完美地支撑起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而不是在乡下某个地方料理花田，喂养小鸡，做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做的事。
● 4月9日
我注意到，年龄的增长对一个男人的影响是非常奇妙的，不仅在肉体上，还包括精神上和情绪上……直到最近才密切关注的一些事情让我感到很疲惫：思考冷战及其历史、凯南研究所及其面临的问题、我个人的生活记录，等等。
● 5月16日
见习外科医生将心电图机的吸球粘在我身上，然后开始不停地问题，这倒减轻了一些痛苦。他读过我的一本书，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他却用俄罗斯问题对我狂轰滥炸。由于脸上蒙着毯子，我只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尽量逐个解答。
● 10月5日，华盛顿
我拖着蹒跚的步伐穿过内街，途经的每栋房子都曾经住过我的老朋友和熟人：约瑟夫·艾尔索普、波伦一家、艾奇逊一家……
这些人我都认识，与其中一些关系还不错，但我从未真正成为他们所谓的乔治城中的一员。大多时候我都囊中羞涩，留在城里的时间也少。战后，我通常都不在城里度周末，而是回农场，因此错过了参加周末聚会的所有机会。不过，不只是这个原因。抛开个人感情不说，只从工作方面讲，虽然有些朋友很了解我，但是他们看我的眼光多少带着些怀疑。约瑟夫·艾尔索普本身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认为他的思想与我等量齐观，对我的观点也尊重有加。除此之外，他对我知之甚少，他自以为了解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错的。奇普·波伦，他不是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对于作品的写法与内容是否相得益彰也根本不关心，如果单就我们对俄罗斯的共同兴趣来说，虽然彼此间争论不止，但他还是待我如兄弟，一直非常关心我，生怕我在那个遥远的国度对时事做出不恰当的解释。迪安·艾奇逊跟艾尔索普一样，认为我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对我的才能有些怀疑，认为我的才能不适合用在政治和法律的世界，这可是他的主场。我猜想，我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但从来都不是一个能让他像尊重法律一样来尊重的角色。在他的思维里，没有什么比法律更加完美和高尚；美国的外交事务甚至从来就没进入过他的视野。在他们，以及其他所有人看来，我仿佛一直在地平线上犹豫彷徨，只是一个偶然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怪人，过度紧张，无法放松，难以归类，虽然在某些方面赢得他们的尊敬，但这种尊敬里掺杂着戒心。他们认为自己永远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放弃固有的基调，或者以其他方式打破常规。他们没有错。我也永远不了解我自己……
根据我的《生活随笔》部分章节改编的戏剧，成为今晚聚会上唯一令人不愉快的事。聚会的主人——一个犹太人转向我，不悦地小声批评剧里与德国人有关的章节。我迷惑不解，回答说也许她应该通篇读完再下定论，她没有回答，转身走了。我还是一头的雾水，不知道她指的究竟是哪一部分。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我在柏林第一次看到犹太人时，对他们身上的黄色标志感到非常惊奇，她指的不可能是这部分；要不然就是因为我说我看到很多德国人也被同样的场景震惊和迷惑了（事实的确如此）。至于其他部分：难道是我同情柏林废墟中那几个仍然相信仙女的德国小孩，这冒犯了她？如果是这样，这件事就真的麻烦了，因为对孩子感到绝望，就是对文明丧失信心。再不然就是因为我对西方盟军在汉堡大轰炸中夺去了七万五千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男女老少的生命表达了愤怒之情？她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德国人也炸毁了大量城市，纳粹军人也屠杀了无数无辜的生灵吗？但是我没有解释，也没有驳斥“这都是他们对我们干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
这位主人的反应让我产生了一种忧虑，久久挥之不去……我没少揭露纳粹恐怖的罪恶行径，比很多人说得多，并且是出于自愿，很少是奉命行事。我也试图借这种揭露，以我自己的方式牢记极权主义统治下广大民众的软弱、盲目与无助，就像揭露斯大林主义在俄罗斯令人憎恶的行径一样。我希望自己是怀着一种理性、公平而仁慈的心态做这些事的。但我认为，如果永远无法与众多犹太朋友自由地讨论这些事——这种讨论是交流与理解的起点——我将非常沮丧。现在我明白了，在我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一直在努力寻求他人的共鸣、寻求他人的理解。
● 10月22日，普林斯顿
庆祝亚瑟·施莱辛格七十五周岁的生日晚宴在纽约举行，到访的宾客足有一百多位。宴会经过精心布置，满是各界名流和嘈杂声。我被安排在主人右侧男宾首席，坐在杰基（·肯尼迪）·奥纳西斯[Jackie （Kennedy） Onassis］和伊文捷琳·布鲁斯[2]之间，这两位我都乐意交谈的（虽然原因不同）。可是十点半了，餐后甜点还没有端上来，很显然，接下来还会有大型节目上演。我想到明天晚上还要去华盛顿参加另一场晚宴，只得无奈地与两位高贵的女士道别，逃离了宴会，事后感到有些失礼。
● 11月14日
过去的几个星期一直很忙碌。布什政府疯狂叫嚣着“赢得了冷战”，这令人感到失望，我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对此表示抗议。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几乎一片赞同之声，只有理查德·派普斯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发文提出质疑，依据是我在署名“X”的文章里说过，我们要凭借自己的实力对苏联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派普斯没有注意到，就在他引用的文字之前还有足足五页长的材料，这些材料论证了苏联政权弊端的根源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他所引用的文字只是一个段落的简评而已，旨在表明我们能够影响和改变苏联的方式是凭借我们的实力，而非通过军事威胁或恐吓。）
一周以后，我在《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栏目发表专栏文章……我设法（通过弗兰克·威斯纳[3]）让国务院和克林顿集团（通过托尼·雷克[4]）看到此文……
我把选票投给了克林顿。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热情，因为克林顿对国内事务的某些主张我并不赞同，其他一些主张在我看来也不太有说服力。但是布什先生从一开始就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另外我觉得他和他的同僚与民众接触太少，尤其是跟聪明的年轻人接触太少，布什集团已经筋疲力尽，缺乏积极而合理的方案。至于克林顿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暂时还不得而知。
● 11月26日，农场
动身去农场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从普林斯顿家中的书架上选了一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书，准备带到农场去读，这本书之前还没翻过。[5]事实上，我是带着浓厚的兴趣读完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价值（跟尼布尔的其他作品一样，它的深度令人钦佩），还因为它给我的新书带来了巨大的启迪。[6]
我非常激动地发现，在对人类境况的洞察方面，我与尼布尔有很多观点不谋而合。在我陈述的观点当中，究竟有多少是受了尼布尔其他作品的启发和引导，我还说不好。当然，我肯定是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从手中的这本书来看，我感觉自己在某些方面可能更胜他一筹，但这也只是因为他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其间的发展变化让我们接触到了更纷繁复杂的现实，而这些现实在他那个时代还不那么明显……
我们都认为，群体的冲动更具危险性，而个人则容易对这种危险性产生应激反应。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这一因素的认识是独创的，但我惊喜地发现尼布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的观点不如我的深刻，或者说他没有赋予这一观点更加重要的意义。
● 12月9日，普林斯顿
电视正直播海军陆战队在索马里登陆的实况。此时，非洲已经迎来了又一个灰暗的黎明……我认为本次行动是美国政策的严重失误；出于对自己的公平起见，就算只是为了这本日记，此时此刻我也应该记录下我持这一观点的原因。
我们被告知，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接管运输通道，同时确保食物安全送到饥民手中……这种补给线路势必受到武装团伙和个人的骚扰，导致大量食品还没运到目的地就被掠夺一空或者丢失……那么，我们的援助行动为什么不受欢迎呢？首先，因为我们的政府采取了一种有限而简单的方式，试图借此解决一个广泛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力图改变的现状实际上有深刻的根源，那就是索马里人民目前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整个领土范围内没有一个政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饥荒部分是由干旱造成的（电视里是这样讲的），此外还因为人口过剩，以及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治理混乱的局面……
只有建立一个统治全部领土的政权，才有可能扭转这种糟糕的局面，这个政权必须强硬，并且意志坚决。它不可能是一个民主政权，因为在饥寒交迫的人群当中，不可能具备实行民主政体必备的先决条件。我们此次行动根本没有改变这种局面的把握……
第二，这是一次代价异常昂贵的尝试。我们投入的美元，即便不够数以亿计，也绝对以千万计。这无疑让我们原本就负债累累的祖国雪上加霜……国内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资金，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建设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缺少资金……
把美国武装部队派遣到远离国土的地方执行任务，这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国家进行的大型治安行动，而那里的情况与美国的安全利益毫无瓜葛。显然，我们的开国元勋永远都不会设想，或者说永远都不会认可这种事情。如果说这是美国的传统，那也只能说是最近才有的传统。
● 12月14日
最近几天，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抑郁情绪中：这一次不是时常困扰我的疾病在作祟，而是我对身边的美国文化产生了一种极端的厌恶。然而，外部环境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猜测，这种状况反复出现可能与我身体上的某种变化有关。
我多么渴望去乡下生活，在那种真正的乡下，如果还能找到这种地方的话。但是，我想那样的生活会让安娜莉丝感到非常沮丧，她的痛苦绝不会比我现在少。
1993年
凯南毕生都在寻求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施加影响。随着他思考政治和个人哲学的著作《崎岖山路》大获成功，他的人生抱负骤然之间得以再次实现。
1月，普林斯顿新书的首篇书评出现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这不是一篇认真严肃的评论。如果作者[乔治·威尔（George Will）］读完了整本书的话，就不会做出这样的评论了。书评不乏善意，却缺少严肃和认真，在我看来他仿佛在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凯南不是一个坏老头儿。我们对他宽容一些吧。毕竟每个老人性格上都有些怪异的地方，他的怪异之处很有趣。”
当然了，我还是挺高兴，这篇评论不算讨厌。可我的想法是，人们在读过这本书后，我宁愿被重视它的人严厉地批评，也不愿意被轻视它的人屈尊纡贵地宽容。
● 1月22日
总统的就职仪式搞得像一场欢快的全国嘉年华，不过也相当精彩。尤其是克林顿夫妇陪同布什先生走向直升机，祝福他回归私人生活的场景深深感染了我。阅兵仪式后，克林顿先生和夫人在白宫接见了约六百人的代表团，这些人是从全国各地的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总统和夫人对大家，特别是对孩子们充满了慈爱与尊重。事实上，跟随（而且是紧紧跟随）这一切而来的是第二天残忍的“日常政治活动”。不过，这欢庆的典礼，平平常常地发生在一个如此广阔的国家里，还是彰显了某种壮丽辉煌。有那么一瞬间，我几乎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我沉浸在自豪和对祖国的热爱之中，我很少允许自己去享受这种情感。
[凯南夫妇从华盛顿出发，经普林斯顿到纽约。在华盛顿，他见到了弗兰克·威斯纳和斯特罗布·塔尔伯特。[7]他在纽约和安娜莉丝一起照看孙辈，同时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进行家谱研究。他一直想为凯南家整理一部家族史。］● 2月2日，纽约市据我了解，弗兰克·威斯纳最近的职务是主管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现在，也就是总统就职前的最后几天，他被安排到五角大楼一个类似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斯特罗布·塔尔伯特也刚刚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全权负责对俄罗斯的所有事务。这也是他首次在政府中任职。
他们两人对我都非常友好，但我还是突然感到有点儿压抑和悲伤……弗兰克满怀敬意地倾听我就俄罗斯问题提出的建议，但我觉得自己跟亨利·亚当斯[8]的境遇差不多，他曾在一篇日记或一封信中说，他和约翰·海伊[9]现在都被看作“圣人”。很明显，他的意思是，他们都相当受人尊敬，但是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他们的意见却得不到重视。亚当斯写到，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俩是时候尽可能优雅地离开这个舞台了。
● 4月7日，普林斯顿
新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三个星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的新书一直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包括出版商、代理人和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惊讶不已。（在滑出榜首一周之后）它于本周再次荣登销售冠军，全国各地都在大量销售。除了美国政府和新闻媒体以外，大家都注意到了这本书。命运真是奇怪：我能感动那么多同胞，但当权者永远不会有所触动。
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是的，我享受了很多崇高的荣誉，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我像亨利·亚当斯（有人说亚当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一样，也被当成一个圣人。在这个国家里，我是或者说可能是最受尊敬的非政界人士和非官方人士，可我没能带来有意义的影响。我乘着高高的魔毯顺势翱翔，超然于各种纷争之外，可是当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摆在眼前时，我不免心生惶恐，于是开始丧失兴趣，几乎连早报也不愿意再看上一眼，只盼着想办法尽快退休，早日过上真正不受干扰的个人生活。
● 4月29日
尽管我的新书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但无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对这本书表现出丝毫兴趣，甚至书中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也未能触动他们的神经，政府没有就任何事务主动与我联系。好在这一切我已经习惯了，毕竟四十年来我一直遭受这样的冷遇。挫败感是我目感到如此烦恼的主要原因，很多年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困扰我的是日渐虚弱的身体。每隔三四天，我就无法进行任何正常的脑力工作。这是一种新的症状，除了医生先前怀疑的某种抑郁症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我对生活的兴趣正在消减，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时代，也是一个我无力施加影响和推动的时代……我宁愿到乡下找一块小地方，独居于此，养上一条狗，喂上几只鸡，闲暇时在破旧的花园里蹒跚着散散步。
● 9月12日
我非常痛恨自己，三周以来一直在浪费时间，尤其是美国网球公开赛，我看得如痴如醉。但是美网公开赛一年才举办一次；况且这几乎是我唯一的堕落之举。（在我看来，每个人每年至少有权利堕落一次。）
● 11月2日
为了庆祝我的九十岁寿辰，外交关系协会计划邀请三位前总统、五六位国务卿到场。当然，这些人能否接受邀请，以及接受邀请后能否到场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其中两三位能够光临。不管怎么说，单是外交关系协会这种想法以及此举带给我的荣誉，就已经让我非常震惊了。我了解自己的弱点。在学术领域，我已经习惯了接受荣誉，但是这一次打破了常规，让我意识到我现在拥有了一种不同的形象，这要求我不仅表明上要符合这个形象，而且内心里也要接受这个形象。这让我清醒过来，也警醒我在余下的岁月里，必须努力把自己的若干重大缺点隐藏起来，去承认这种形象对我的重要意义，不是去演绎角色，而是真正成为那样的人。
在与安娜莉丝探讨这个问题时，我强调了后者。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这样说：“做你自己就行了，正是坚持自我让你走到了今天，就把这种风格带到生日晚宴上去吧。”我不是一个能够伪装成他人而放弃做自己的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建议倒是很中肯。但这是我的缺陷，应该在最后这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有所改变。我应该更加镇定，更加沉着，更加慎思，不要将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和盘托出，而应该融合积淀所有想法，坦然直面周围糟糕的环境，绝不屈服于绝望。我必须在不失谦逊的前提下尊重自己所拥有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让我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但是如果我发现别人之所以尊重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不完全与现实苟合，那么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尊重这种形象并尽量不辜负他们的期望，我绝不会掩盖现实，而要努力缩小自己与这种形象之间的差距。
1994年
年近九十岁的凯南下决心不再涉入公共生活，可实际上，他依然乐此不疲。他也无法摆脱遗憾的心情，遗憾自己未能推动美国政策和治理结构的变革。
● 1月6日，普林斯顿
我意识到在刚过去的这个秋天里，出于某种原因我没能定期记日记，我决定利用研究所的几天圣诞假期，书面总结一下过去三四个月来都做了什么……
应斯特罗布·塔尔伯特的邀请去了一趟华盛顿，与政府各部门里在业务层面上非常关心俄罗斯事务的人交流，还参加了斯特罗布在家中为国务卿沃伦·克里斯多夫先生（Warren Christopher）举办的晚宴。有人可能会问，我还能向形形色色的人就有关俄罗斯问题提供什么建议，我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参与过俄罗斯事务了，每天也主要是通过新闻来了解那个国家的动态，而与我见面的这些人对俄罗斯事务了如指掌。他们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每个人的能力都局限在特定的领域。在交流结束后，斯特罗布说他们非常感谢我提的建议，并向我保证，我的话能帮助他们从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来看待整个问题。我猜想，这恰恰是因为我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这些事务。至于国务卿，先前我与他顶多算是点头之交，但在这种更加亲切的氛围当中，我发现相较于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表现出的政府代理人形象，他本人更温和，也更有魅力。总而言之，我很庆幸能利用这次机会结识华盛顿目前负责俄罗斯事务的人员。毕竟，我也在美国驻外事务处工作了二十六年，对自己经历的那些形势还有感觉。我更愿意与他们建立起私交和互信，而不是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受到敌视和猜疑的局外人……
在高级研究所，我谈到俄罗斯遭受的重创，包括社会层面的、精神层面的甚至基因层面的。苏联共产党统治了俄罗斯人民七十多年，这让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让他们倒退了多么远，现在留下的只有一个在遗传和经济上都极度匮乏混乱的群体，动荡不安，颜面尽失，心灵受创，自信丧失，没有一个领袖能够给人民以信心。如果一个人无法理解这样的背景并将它铭记在心，他就不可能理解，在那个饱受重创、精神萎靡的国家里正在发生什么……
几个月前，克林顿先生在西雅图多国首脑会议上公开谈到，二战结束后我们取得的一些成就要归功于“杜鲁门、马歇尔和凯南这样高瞻远瞩的人”，虽然我们三个未必算得上“高瞻远瞩”，但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评价……
有两种现象最让我担忧，它们紧密相连，折射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和情感状态。首先，放纵和堕落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和文化生活：大部分新闻、电子通信和文化的输出都掌控在娱乐业手中，娱乐业再以近乎垄断的方式将它们用于可怕的用途，制造知识水平低下的节目，还创造出伤风败俗的色情产业，让人们病态地沉溺于性和暴力，甚至要求赋予同性恋以荣耀，认可那种生活方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总的来说，对于这些怪胎的滋长，政府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缺少道德上的引领。
除此之外，另一种现象更令我惶恐不已，它印证了我们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和部分学生的真实情绪是何等脆弱。在我的眼中，“政治正确”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歇斯底里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种歇斯底里也成了某种现象的必然要素，那就是幽默感的整体丧失。实际上，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上面提到的范围，也弥漫于全部或部分杂志、政治漫画、学生运动赛事以及大量电影和电视节目中。我一直将有能力欣赏和享受讽刺与荒诞视为精神和心理健康的基本要素，对我们这些传承美国本土文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我只能将它的普遍丧失视作这样一种信号，即人们在精神和智识生活上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重大问题。
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的社会患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我无法想象，在一个将大部分文化领导权下放给电子媒体的国度里，哪里能找到根治这种疾病的良药。
● 2月7日
这段时间真是非常劳累。我拼命地想将两张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清理出来，其中一张在办公室，另一张在家里，考虑到现在距离我的九十岁生日宴会只有不到十天了，应该放下手中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体面而亲切地处理纷至沓来的各种请求，去做一些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情。我想做好充分的准备，在生日那天轻装上阵：没有遗留未予兑现的承诺和不曾答复的来信，也没有留下对他人应尽而未尽的义务。上个周末，我一直在准备这项工作，甚至牺牲了去教堂的时间。我一度以为已经接近成功的边缘，至少办公室的桌子已经像模像样。但我还是失败了：今天中午，桌子又被新的文件铺满，其中有一些还比较急。
● 2月15日，纽约市
外交关系协会举办的生日晚会足足来了一百多位客人，其中80％都是我的朋友和熟人。考虑到本次晚宴对我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在此应该介绍几位参加晚宴的嘉宾。晚宴本应由莱斯利·格尔伯[10]主持，但实际主持的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Peter Tarnoff）和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我与现任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相邻而坐，我猜她是代表白宫来的。她高声朗读了总统给我的亲笔信，并把信交给了我。随后又有人朗读一封信并交给我（遗憾的是，我忘记递信的是谁了），那是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先生的亲笔信，内容同样亲切，他同时还授予我“国务院杰出贡献奖”（我相信这是国务院能够给予个人的最高认可）。接下来由皮特·彼得森宣布，以我的名字在协会创办俄罗斯研究奖，已筹到约一百万美元资金……其间最让人感动的是马歇尔·舒尔曼[11]的祝酒词，他让大家注意到我作为一个学者所做出的贡献。
总之，大家的溢美之词令我受宠若惊，想不出合适的措辞来回应。
● 2月25日，普林斯顿
我沮丧地发现自己连起床都起不来了。两条腿不听使唤，头晕得厉害，无法站立或行走。安娜莉丝看我的病情不见好转，就叫韦医生过来。他大约在晚上七点来到家里，经过一番检查，他最后确诊我患了中风。
● 3月24日
我已经连续两个上午一直在办公室工作了，回复了一大堆来信（另一大堆还躺在那里，而且数量每天都在增加）。应邀为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的新书作序。收到亨利·基辛格一本长达五百九十页的书稿，他还从办公室打电话过来，约我在世纪酒店共进午餐（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正在跟办公室新安装的电话系统做斗争，那是最先进的设备，复杂点儿的功能我都不会用，也不打算去学了……4月下旬，我还要去参加美国哲学学会的上半年度会议。
换句话说，我的生活完全恢复到九十岁生日和中风之前的忙碌状态，更确切地说，是回到了三十年前的状态，丝毫没有因为我的年龄和身体而打折扣。刚过去的五天里，我感到极其难受，有时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是今天下午去看了心脏病专家，诊断结果是一切安好，每天服几粒药丸即可；另外，不用太束缚自己，一如既往地生活就好。显然，如果我濒临死亡的话，那么只有我自己能注意到这一点。
● 6月29日，索伦霍斯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我听说总统的撰稿人罗伯特·布尔斯丁先生（Robert Boorstin）（据我所知他是国会图书馆馆长的侄子）想要拜访我。为了什么事呢？总统马上要去里加与波罗的海三国总统会晤，之前提到要我陪同前往，如果我确实去不了的话，他们也想通过随行人员带去我对里加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问候。这个想法一下子提醒了我，虽然现在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我还是按照要求起草了一封问候信。奥斯陆大使馆第一秘书到我这里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讨论了这些事并接收了我的亲笔问候信，随后就离开了。
之后我起草了一份两三页的文件，内容包括我对波罗的海国家现状，以及它们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这些都是总统到达里加之后极有可能被问及的问题，这份文件也以同样方式送了出去。也许这些文件永远都到不了总统面前，但是我年纪太大了，也不太在乎这些事情了。我仍然太像一个外交官，太像一个政府的公仆，就算不受待见也不忘自己的使命。
● 7月2日
今年夏天我来这里的时候，带了好几本《莎士比亚文集》，并下定决心，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将它们通读一遍。现在，我第一次比较认真和完整地开始阅读文集中的第一部戏剧：《暴风雨》……问题是，莎士比亚本质上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在与人同形同性的诸神影响下形成的、富于悲剧色彩的希腊的人性观念有没有深刻地影响到他。我将带着这些问题继续读下去。
● 7月7日
我接到布尔斯丁先生打来的电话，他非常兴奋，说我拟写的那份见解独到的文件已经通过奥斯陆大使馆转交到总统手中，他已经组织政府的专家进行论证，现在仅论证完成四分之一，总统希望通过布尔斯丁对我的一番苦心表示感谢。
[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凯南回顾了国务院近期为他举办的一次庆祝晚宴。］● 10月14日，普林斯顿当然，我无法做到整个晚上都那么淡定从容。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就是在这栋楼里，杜勒斯先生随随便便地把我解雇了，就此结束了我在驻外事务处二十六年的职业生涯，当时除了五楼那个可爱迷人的接待员外，整栋楼里没有一个熟人来道别。
[凯南到巴巴多斯度假。］
● 12月28日，巴巴多斯
内心被我最后一本书的命运搅得忧郁不安。它在全国畅销了好几个星期，看起来越是远离华盛顿和纽约的地方（有一个例外：阿瑟·施莱辛格在《纽约书评》上对本书给予了极高评价），书越是卖得好。好像各地读者都在传阅，唯独两个圈子除外：媒体和政府。我这是在对心不在焉、充耳不闻的家伙白费心机。
1995年
对俄罗斯强烈的感情依然影响着凯南的思想。车臣叛乱以及俄罗斯众多专家的种族偏见令他深感担忧。比尔·克林顿总统即将前往莫斯科，参加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五十周年庆典活动。总统邀请凯南陪同前往，这让他兴奋不已。然而，最后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邀请，很显然，他怕虚弱的身体趁机给他一个下马威。
他的思想依然深邃和敏锐。在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的公开辩论中，凯南沉静地回应说，1945年8月发生的事情，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对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觉得对这样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合适和得当的”。我们应该“忍耐自己的战斗豪情，同意去考察一下日本接受妥协……的可能性”。[12]他深刻剖析了圣奥古斯汀、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13]、沃尔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逊。当他意识到自己疏于记录日记的时候，也试着做出解释。
● 1月13日，普林斯顿
目前针对车臣展开的行动有欠考虑，这越来越令我感到沮丧和担忧。我对车臣没有好感，对于他们的民族主义抱负也毫不同情，但是远有更好的方式来掌控现在的局势。危言耸听的预言随处可闻，说民主政治要在俄罗斯终结了，说叶利钦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实现独裁。我也怀疑这种事情会发生，或者说有可能会发生。经历了过去六年间发生的一切，事情已经闹得不可收拾，这种强加给俄罗斯民众的惩罚将会遭遇多种形式的阻扰和反抗。
● 2月4日
我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电话访问，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事先我已经请他们将题目发给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提的问题关于历史和冷战的起源，而非关于我本人。这些问题本身就体现出了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历史知识的匮乏，就连聪明的编辑们也不例外。很明显，提问者对当时的苏美关系知之甚少，甚至受到了后来右翼思想的影响，认为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故意将波兰和东欧送到了斯大林手中，任由他处置。对于这一点，现在已经有大量证据（单是奇普·波伦的一本书[14]就足够了）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们之所以目睹（而不是导致了）苏联进入东欧并在当地巩固他们可怕的高压政策，实际上主要是因为：（a）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及其同僚致命的天真；（b）我们的政府成功地说服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斯大林当局是心地善良的，他们的战时目标跟我们其实没什么不同；（c）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军方领导人不可救药地执意在战争中不关注任何政治因素。顺便说一句，最后这一项得到白宫大力支持，很大原因在于罗斯福坚信，他只要抽时间去跟斯大林谈一谈，就能让后者收敛自己的个性，让一只豹子改变本性。
● 3月9日
在纽约的晚宴上，只有两位来自其他领域的客人：大名鼎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他的夫人苏珊。当然了，他即便不是世界首富，也肯定是第三或者第四富有的人。我自然也听说过他，但是对他所知甚少，也很好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我惊喜的是，我发现他是一个可爱谦逊的中欧人，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对中欧和东欧问题了如指掌，特别是对当前的局势、问题和相关重要人物的判断非常精准。晚宴后，我们进行了长时间愉快的交谈。我开始怀疑，他能与我如此放松而得体地交谈，是因为他将我与他见过的其他人做了对比，然后发现我对他的钱没有任何企图，我之所以欣赏他（无论如何，我希望他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不是因为他拥有什么，而是因为他的为人。
● 4月4日
今天早晨起来，感觉非常难受……上午，现任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伯特打来电话，说总统希望我陪同他参加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二战胜利纪念仪式，并于当晚乘总统专机飞往莫斯科，陪同他出席在俄罗斯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的庆典……
我当然愿意随同前往。毕竟，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是作为一名资深美国官员出现在莫斯科的。应邀参加庆典将带给我极大的满足感，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将站在克里姆林宫的门柱下面对游行庆祝的俄罗斯群众，还因为这一次我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贵客，而不是以往一直被定性的危险敌人。
● 4月8日
我在做思想斗争，要不要参加克林顿总统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旅。大家都力劝我随同前往（安娜莉丝除外，她明智地不发表任何建议，只是告诉我，如果我要去，她期望陪我一起去）。这个周末，克里斯托弗带着他的小儿子奥利弗来了。克里斯托弗的反应尤其强烈，他说这事令人兴奋，会振奋我的精神，此行会非常愉快。格雷丝也持相同意见。如果我试着告诉他们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会说：“唉，您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如果我去看医生（星期三去过一次），他们会说，除了心跳有点儿虚弱，膝盖关节有点儿炎症之外，没再发现其他毛病。可是每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身体状况总是令我忍不住对自己说：“不行，绝对不行。我绝不应该冒这个险。”
● 6月8日
这个星期，我被学术工作和法国网球公开赛折磨得一塌糊涂。不幸的是，法网公开赛每天只在上午播放部分比赛的实况，而这恰恰又是我唯一能够用来好好写作的时段。观看高质量的网球赛是我唯一有些轻佻的业余爱好。难道一个人不应该有一种爱好吗？只有这种爱好，才能让我们在这狂热而绝望的时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 6月12日
可怜的老俄罗斯啊。其实俄罗斯真正的移民很少，因此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人大流散。国外公开叙写这种大流散的人中肯定有90％来自俄罗斯（或者他们的父母来自俄罗斯）并在西方定居，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而是一些犹太人、波兰人、德裔波罗的海人或者其他接近但绝非俄罗斯血统的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就算不憎恨俄罗斯，也非常厌恶它，他们希望与西方观念影响下的人们分享他们的感受。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中，极少有人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有着浓厚兴趣并希望它受到公平对待，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帮不了俄罗斯人，对于俄罗斯是什么，人们并不是真的感兴趣。
● 7月5日，索伦霍斯
来的时候带了一本圣奥古斯汀的《忏悔录》（Confessions of St. Augustine），此刻我正沉醉其中……我发现在他的大量忏悔中，其实有相当多的内容关注的是人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容少之又少。这一点我无法赞同，我想弄清楚的是，是不是一个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不论对上帝做出多么有益的贡献，也无法让他的同胞为之所动。
同时，我也对圣奥古斯汀与上帝之间过于私密的关系感到不安，因为这种关系暗示着，神把关心和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一个人身上……上帝的仁慈和理解是普及天下的，而不是给予某一个人的，一定还有更多人需要这种仁爱和宽容，因为他们也一定会经历最关键、最无助的时刻。不可否认，你圣奥古斯汀在自己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为了引起上帝的注意而向他声称你很重要，但是以上帝的标准来看，你并没有那么重要，那是你自封的。
我可能已经接近了亵渎圣灵的边缘，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禁又想起了一个小故事。我听说在英格兰某地，有一张宗教海报，上面只简单地写了五个字“耶稣救救我”，有个亵渎神明的人（或许他是个真正虔诚的教徒？）加上了几个字：“耶稣很忙，自己想办法吧。”
[凯南一家接受朋友莱利夫妇的邀请，去缅因州度假。］● 8月28日，缅因州，诺斯黑文这栋小别墅里珍藏着很多书籍，我们体贴的女主人劳拉·莱利为我挑选了一本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的访谈录……我随意翻看，一下子看到了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沃尔特·李普曼和迪安·艾奇逊的访谈，这些人都是我在政策规划室期间的知名人士。当然，我最熟悉的是艾奇逊，其他两位偶尔也会遇到，交谈过几句：我几次碰到李普曼，和法兰克福特见过一次（这对我们双方都无足轻重）。由于我比他们都年轻，又长期在艾奇逊手下做事，因此我很敬佩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声望和权威。现在我自己也小有名气了，我自认为拥有了跟他们当年一样的地位，这也让我回想起自己对他们的尊重和顺从，对于当时那么年轻的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我自然也应当收敛我的锐气。现在，我在脑海中回想着，在那些早已远去的日子里，我如何看待他们，他们如何看待我。
法兰克福特，我很少注意他：他有敏捷而咄咄逼人的法律头脑，当然，他也是由律师们控制的政治中心里一个老谋深算而令人敬畏的外来人。不过，他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性格的人。
至于李普曼，他是一个将新闻事业做到了极致的人，也是一位头脑聪明、学识令人钦佩的优秀作家。我将他称为自由主义博学家，他外表看起来温和友善，但内心冷漠，还抱有古怪的防御心理。他在分析公共问题时具有非常成熟的判断力和写作风格，但是，迫于身为专栏作家的压力，他写得太频繁，作品也太多，他那令人恐惧的犀利风格有时会将他自己带入怪圈，直到他发现原来他在追着自己的尾巴转。李普曼对我非常愤恨，因为我高调地写了那篇署名“X”的文章，并发表在他基于某种个人原因发誓不再投稿的《外交》季刊上。他认为自己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评论者，像我这样乳臭未干的无名小辈，竟然写出一篇如此轰动的文章，无异于对他的挑战和挑衅。我一直都对他尊重有加，当然，这么多年来，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睿智的对手，他尖锐但合理的批评带给我的好处比伤害多得多。
艾奇逊则完全不同。我将他视为最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我们在国务院共事时，我对他更为尊敬，甚至远远地对他抱着喜爱之情（之所以说远，是因为我们在年龄和地位上有很大的差距）。很多时候他被看成一个冷漠而傲慢的人，当他认为一个人不称职时，只需轻轻地动一下嘴唇，这个人就被辞掉了，而他的看法并不总是公正。其实，在相对较小的圈子中，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圈子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事实上，他是一个极不讨人喜欢但又极为忠诚的人，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他肃然起敬。
艾奇逊接受的教育、训练和职业经历，使得他处处以法律为准绳。他的世界是美国律师和法官的世界，也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世界，而律师和法官又恰恰都深深涉入这个体系当中。毕竟，我们的政治体系是依靠法律决策来维持运转的，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行政裁量来实现的，行政裁量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因此，艾奇逊几乎认识不到他作为国务院带头人的管理责任。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他不带一丝的繁文缛节，而官僚作风正是国务院特有的风气。他对驻外事务处毫无了解，当时处里很多人认为，这里是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体系，就像陆军或海军一样。至少在理论上，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这个机构当中拥有最高的、直接的行政管理权，可他很难像机构中的其他人一样重视这种权力，他不用比公民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下属，认为我们只要服从于法律、法院以及政治体系的运作就行了，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因此，当国务院官员偶尔与执政党中的当权人物在工作方式上发生冲突时，比如“中国通”事件[15]，就别指望艾奇逊能够代表国务院或者以国务卿的身份来保护他的官员了。不是还有法律和法院在吗？
● 12月12日，普林斯顿
也许这是最后一篇，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总是抽不出时间来关注日记？我能想到的最直接的答案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时间优先用于给他人回信以及完成其他写作任务上，以上种种使清理办公桌成了一件完全不切实际的事情。我该回归日记本了。当然了，接下来我又想到，我的书桌从来就没有彻底清理过，我也从来没打算彻底清理它。这就意味着，作为我与自己沟通交流的特殊工具，这部日记永远实现不了它的最终目的，除非我把与自己的交流看得比与他人交流更加重要，其实这未尝不可，尤其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目的或许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可能从没有思考过这本日记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如果它还有任何实用价值的话。日记不单单能够为个人服务，它可以只作为我理解的那种流水记录：苍白地记下我一天里都做了些什么，以达到辅助记忆的目的，充其量也许能为久远将来的某个传记作者或者家族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素材或资料；或者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记事本，就像很多小说作者用记事本记下他们听到、看到或其他人没有记录过的新鲜事儿；或者它还可以作为一种思想的记录，记录一天当中的思想历程。我曾经试着将日记定性为最后一种。不过，因为没那么急迫，这种努力就搁浅了。此外，根据经验可知，只有当我为了某种明确的目的而坐下来写作时，以及我不想为自己记下什么的时候，才更容易涌现出许多想法。
我也问过自己，并强迫自己回答，这本日记究竟要归为哪一类，我期望它能发挥什么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写日记。也许我应该给予它更多关注。
1996年
虽然凯南确信自己来日无多，但他依然认真思考着有关未来的问题，比如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重申自己的观点，比如被他称作“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好处。
● 3月20日，普林斯顿
有时候人会处于一种介于睡梦与清醒之间的过渡状态，尤其是清晨即将醒来的时候，此时的思考在逻辑上已经比较连贯，也更加深刻、更富有感情、更能体现出部分潜意识，因此更应该引起重视……
昨天早晨，当我正处于这种过渡状态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方面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有能力去参加一大堆活动；另一方面，我又完全丧失了能力，那就意味着终结，即死亡……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距离，这个距离表面看上去很稳定，但我知道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坍塌……这种感觉就像万丈深渊，我在它的边缘过着虚假的生活，假装我真的像看起来的那样正常而健康。
● 4月13日
戴维·格根[16]的电视访谈令我极其不满：虽然他本人挺招人喜欢，可是很明显，事先他没有做好准备，对我的新书只有最肤浅的了解（如果说他有所了解的话）。如果我没记错，整个访谈中他根本就没提到过书的内容。[17]他老生常谈地将我们的访谈带进了有关遏制政策的讨论当中，占用了整整十五分钟时间。我看起来很疲倦，表现得也很差劲。很明显，他对我过去三四十年做了什么一无所知，而且我猜他很惊讶我还活着，并且直到这个年纪还在出书。
● 4月28日
今天早晨，又翻了翻我写的书，尤其是关于非军事外交政策那一章，我几乎都忘记了自己还写过这样的内容。现在，我不会再义愤填膺了。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头再看，我发现大部分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我都已经很好地归纳出来了，完全值得关注。然而，这些问题没有激起媒体和政府的反应。我并不期望这些观点能获得每个人的认可，相反，我知道我的一些观点可能不够刺激。但是，我觉得它们应该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评论界的反应。事实上，真正让我心烦的并不是个别批评的声音。我宁愿我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也不愿它石沉大海。
更坦白地说，我希望这些观点能够为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哲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但这种彻底被忽视的结果，真是让人痛苦和绝望。
但我并不为自己所做的努力而后悔，我的能力也仅限于此。至少，如果不这样去做，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不作为。
● 5月16日
安娜莉丝抱怨说，我经常因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牢骚，她甚至还去向别人抱怨。我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不想向自己和别人承认，我的身体越来越差。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她说得没错。我永远都不应该抱怨，但我抱怨的并不是年老本身带给我的痛苦。也许我需要，或者说，我应该默默地承受这份痛苦，同时还要面带笑容。因为人们要求并期望我这样做，仿佛我不是九十二岁而是六十二岁……难道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就不能享受片刻的休息吗？
● 6月13日
好几个月以前，约翰·加迪斯巧妙地取得我的同意，让我在办公室接受BBC电视台（我猜的，也可能是其他媒体）的访谈，内容是关于冷战的历史。BBC联合特纳广播公司（或诸如此类）制作这期访谈节目的动因，是推出一部“具有教育意义的”纪录片，其中至少有二十个小时的片段是关于冷战史的。我与加迪斯争论过，我说我不喜欢这种方式，我不相信这种节目能够起到教育的作用，观看这一类节目的都是懒惰的历史系学生；我还说我是一个作者，不是一个演员；我不喜欢自己在电视里的形象，就像我不喜欢媒体本身一样，对于如此表面浅显的问题，我只能给出过分简化的答案——糟糕的演技，糟糕的历史。
加迪斯的回答是，你不能因此就不去做，这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影片都要拍下去，如果你不参与，那么结果会比你现在看到的更糟糕，因为你本人与冷战有着独特关系，而且你的观点独一无二。
● 7月21日，索伦霍斯
我听到两起爆炸事件的新闻：一起发生在从长岛起飞的飞机上；另一起发生在亚特兰大。[18]我马上想到这两起事件对美国的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长岛事件也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美国对外态度方面考虑，也许不全是坏事。如果这两起事件能够让美国人反省一下，不再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们拼命地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文化，人们就会越来越爱戴我们。也许爆炸除了悲痛和不可原谅的人为后果之外，也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
● 9月21日，普林斯顿
我写完了一部篇幅不大的（九十六页）凯南家族史[19]……
我现在的很多困境都可以归咎于一个原因，那就是事实上，我的身体已经进入“高龄”状态，各种机能已经不能协调运转。身体、精神、性、想象力、神经控制等各方面的机能，都以各自的速度衰退着，所以现在，在我九十二岁半的时候，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迁就了。它们之间缺少正常的协作，彼此排斥，互不体谅，每时每刻都在为抢占优势而竞争。结果造成一团糟，既妨碍我管理自己和审视自己，也不利于他人审视我。
● 11月25日
昨天早晨醒来，我开始问自己，用这个时代的词汇来形容，我能不能被称为“孤立主义者”……
答案是：可以。与大多数人相反，我严苛地遵循一个信条，那就是一切着眼于国家的利益，虽然我也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但我确实算一个孤立主义者。我曾极力主张遵守我们签订的（仅有的）两个盟约，即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日本的盟约……我看到国际社会的大部分国家，包括几乎所有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国家，其领导人对我们都持有一种利用和剥削的态度，对我们给予他们的帮助，这些人没有感恩之心和感激之情，我们似乎是因为特别在意要维持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这样做的。依我之见，这样做除了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之外一无所获。
对于目前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坦诚地说，应该另当别论。就中国而言：我认为这个国家凭借其伟大文明，值得我们怀着最崇高的敬意来对待。据我眼见耳闻，她的人民非常智慧，我认为他们比我们要聪明。但是他们与人交往时也非常无情，实际上这是源于某种对外国人的恐惧。对此我没有责备之意，那是他们的权利。我认为移民到美国的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会越来越大，不过在未来几年，这种积极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我看不到中美政府间关系的加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美好的发展前景。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在外交上给予他们最无可挑剔的善意（他们能够理解的善意）就行了。除此之外，我们要尽量少与他们接触，在不得不接触的领域，对待他们的态度不要低于他们对中美关系稳固程度的预期。这就要求我们不要低估贸易问题。我们应该防止我们的商界人士在中国展开过于深入广泛的商务活动，即便这会迫使企业家们减少在他们所坚信的“巨大中国市场”中占据显著位置的渴望。最后，我强烈敦促我们的政府，坚定而彻底地摒弃一种做法，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要再因为人权问题而向中国政府施压。那是他们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至于俄罗斯，情况就更复杂。在传统的宗教和教育文化上，俄罗斯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完全地）隶属于西方世界。在与西方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依然有可以贡献的地方，也有需要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历经上个世纪的变迁，包括苏联共产党执政七十年间赤裸裸的压榨和暴行，他们的文明已经严重弱化，他们现在正经历一段艰难时期，前途未卜。
我想，俄罗斯和美国之间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永远都是有益和令人愉快的。不过，这种交流几乎不涉及两个政府管理水平的问题。就俄罗斯而言，最坏的可能就是给欧洲和我们带来大量麻烦；最好的可能就是成为维护和稳固西欧社会的有利因素。这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在我看来，西欧是这个星球上，我们的文明唯一可以指望的依靠了。
1997年
凯南坚持认为，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至俄罗斯边界是一项目光非常短浅的政策，会引起俄罗斯的对抗情绪。尽管他成功掀起了反对这一政策的热潮，但是克林顿政府一意孤行。
● 1月4日，普林斯顿
我应该写一些新年预言吗？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没有这么做过。我的预言要比我的期望少得多。预言顶多能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却不会合他们的心意。
很显然，对于北约东扩到自己的国界线边上，俄罗斯不可能有理智和温和的反应。他们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做出各种回应了。我预计他们会大肆渲染，将政治问题军事化，以无限夸大其面临的风险，还会带领人们重温俄罗斯悠久的历史，把自己说成无辜的受害者，遭受了国际社会的迫害，我们这些国家都充满了邪恶的侵略欲望，也是他们眼中的异端。
此外，基于一些更加现实的思考，俄罗斯领导层会做出如下努力：（a）说服“独立国家联合体”（1991年从苏联脱离出来独立的国家）成员国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公开建立一种军事联盟；（b）与其东面邻国，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西方军事集团，制衡北约谋求世界领导权的行为。
这将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全面的，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灾难性决裂，实际上等于重新进入冷战状态。
此外，尽管我一直在谈期望，但我认为现在所谓的中东“和平进程”不会有让人满意的结果。以色列仍然坚持它目前的立场，这将使其日益受到穆斯林邻居们的孤立，但在特定条件下，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将自己变成以色列的敌人。如果以上种种问题都恶化为地区性军事冲突，我国将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军事责任。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某些政客希望这种状况出现，但这有可能使民意以最糟糕和最痛苦的方式发生分裂。
我悲观的预期已经够多了，就让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吧，但是要做最坏的打算，随机应变。
● 1月28日
在后冷战期时代，我们政府做过最错误的决定就是积极推进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界。我觉得我应该公开表达这一观点，但如果不事先通知我在政府中的几个朋友，以及几个可能成为朋友的人，那就是我的不对了。就算他们不听我的劝告，至少也得到了一个修正路线的机会。
为了尽力做到公平，整个上午我前思后想，想为这个巨大的错误找一个理由。可是我没有找到。政府对这种蠢行的坚持让我看到，我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做出的努力——寻找一个让伟大的俄罗斯人民与我们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合理区间——已经失败。
我是多么衰老！多么虚弱！多么无助！
● 2月3日
去信斯特罗布·塔尔伯特，警告他我决意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我还致信《纽约时报》（出乎我意料的是，报社竟然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它），周末之前就可能见报。我无法预料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也许有人会希望我到华盛顿去，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大张旗鼓地抛出了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也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出我的观点。让他们看看，怎样才能从自己制造的一片混乱中解脱出来。
● 2月8日
在这个即时通信的时代里，《纽约时报》专栏引起的反应让人惊诧不已。文章刊发的前一天，一家名为《每周关注》（Die Woche）的德国杂志就发来传真，希望选登文章部分内容。接着，我又收到格蕾丝办公室的消息，她（大概是从圣彼得堡）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她听说了此事。同一天晚些时候，正在莫斯科与叶利钦短暂会晤的法国总理发表声明，建议近期举行一次北约成员国领导人会议。我确信这一声明与我的文章纯属巧合，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应该是发表文章的最佳时机。我有一种感觉，我的此次干预即使无法改变美国的政策，至少也会使政策制定者放慢他们的脚步……
● 4月15日
约翰·加迪斯要去耶鲁大学任教了，我猜他到了那里会很忙，也会更受到重视，更加开心。但对于我来说，我有点儿担心。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和他签订过一份简短的协议，我授权他做我的传记作者。我知道，这些年他做了一些准备工作，采访了我的大部分家人（除了克里斯托弗）以及与我关系密切的朋友，并且把这些材料收集到一起，我猜材料已经堆积如山了。但在此期间，我还没有发现他已经开始撰写传记的迹象。
我知道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很显然，他准备在我去世以后再开始撰写，根据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我本该在很早以前就去世了。但我也意识到，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的地位和声望已经大不相同，由从前俄亥俄州小地方的谦逊学者成为今天享有盛誉的大学者。这一切都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他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有学术界本身的压力，也包括来自媒体的压力，尤其是电视媒体，他们对素材的渴望永远没有尽头。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愿意肩负起撰写传记的任务。我担心他不愿意了，除非我帮他一个忙，现在立马死掉，好让他在即将到来的春季和夏季，在耶鲁大学开学之前开始写作——不，上帝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以后一直像今天状态这么好，就更不可能了），而且一定时间内，也未必有这种可能。
● 7月11日，索伦霍斯
新闻上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批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消息让我极度沮丧。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们正经历着折磨人的飞行。我当然要公开表达我对北约批准这一举措的不同观点……
有人问，俄罗斯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新的成员国加入北约以后，有哪些相应的工作要做？怎样才能确保与俄罗斯达成和解，向俄罗斯保证无须担心，北约东扩没有军事意图？
● 7月31日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的二十四小时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
首先，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发生变化。身体、精神和情绪都在快速衰退。情况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除了体质退化以外，我的记忆和思维恐怕也无法再保持连贯了……
再加上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就是个插曲）悲伤和痛苦，昨晚成了一个非常难熬的夜晚。白天，我因为别的事打电话给玛丽恩·多恩霍夫，无意间提到波兰对俄罗斯的憎恨，这立即引起了她的强烈反应，我知道在某些问题上，她根本不同意我的观点。
凌晨一点，我醒过来，回想起和她的争执，意识到这恰恰证明她根本没看到北约向俄罗斯扩张有什么错。这倒让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完全没能有力地摆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果波兰的行为在西方民意中获得胜利，如果我无法让玛丽恩（和我的妻子）看到这种行为的错误之处及其暗含的可怕风险，那么我作为一名官员或者一名公众人物的活动，其整体主旨一定会被当作错误和无用的。那就等于承认我的观点、我的工作、我的人生全部土崩瓦解。
从凌晨一点到五点，我一直躺在床上沉思。我问自己：该对玛丽恩说些什么？我能想到的只有如下苍白的几句话：“玛丽恩，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感到很伤心。除了新冷战之外我找不到更确切的词来形容现在的局势，结果或许会非常糟糕，而且将终结俄罗斯实现切实可行的民主的努力。我也完全看到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尚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关系，最终一定会落个极为不幸而又毫无意义的结局。”
● 9月7日，普林斯顿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到处是英国王妃戴安娜不幸身亡的消息。此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真是让人费解。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想要找到这个离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都算得上是一项挑战……
我只能说，这个消息在公众中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完全是拜电视和计算机所赐。这两种物件儿对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年轻人应该知道什么叫成熟，什么叫责任了。毫无疑问，民众眼下对此事的强烈反应折射出一种集体式的歇斯底里，这种心态非常值得关注。这种不正常的兴奋始终是一种危险现象。当它受到电视媒体的宣传和鼓励时，就会变得尤其危险……毕竟，绝大多数对王妃之死反应强烈的人，只在荧幕上见过她的形象，从未见过戴安娜本人。换句话说，他们与王妃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间接的。但这恰恰就是电视的使命，不负责任地向民众传递间接的情感刺激，然后让观众以不同方式去迎接这些刺激。其结果就是心智不成熟者的数量大幅增加，助长了“偷窥者”毫无意义的好奇心，对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正的困难和挑战，却无法给出答案。
● 11月4日
在《纽约书评》上读到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四五十年前的希斯—钱伯斯事件的。[20]当时我对这个事件非常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希斯是当时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宠儿，也是艾奇逊面前的第一红人，更是因为他陪伴阴郁的罗斯福完成了最后一次雅尔塔之旅，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却被允许站在总统身旁，就如何面对斯大林提供建议，而奇普·波伦却基本被当成翻译。我也因为莫斯科寒冷的冬天生病在床，留在当地，由大使馆临时照顾，无法进一步获知总统及其随行人员的想法，更别提商量什么事了。
后来，在50年代，惠特克·钱伯斯控告希斯的案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被（尤其被理查德·尼克松）当成攻击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工具。我被这场纷争深深吸引，甚至搜集了一些揭露该案件的书籍。毕竟，所谓唆使和控制希斯的共产主义涉及苏联。
总之，我从来没信任过这两个人。他们将各自的角色演绎得太过完美了。作为新政的拥护者，希斯聪明睿智，前途无量，是众人艳羡的对象，他在乔治城拥有房产，还能轻而易举地走进罗斯福的世界。而钱伯斯由于要痛改前非，一度以纯洁和勇敢的形象示人，以表达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通过这种高调的愤怒的表态，他让自己获得了解脱。为了献身于真理，除了揭露和告发自己昔日在“共产党阴谋集团”的同志之外，他别无选择。任何一个对俄罗斯共产党情报机构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招数太过低级，根本没有人会相信。
● 12月2日，普林斯顿
我做了一个梦，把自己吓醒了，我从来没有被这种梦惊醒过……梦境很清晰，我回到了五十多年以前。梦里还营造了我当年真实经历过的一个情感困境。不过，在梦境中它显得并不真实。困境出现的背景极其优美，也极其恐怖：诡异的夜半时分，在一处宽广、寒冷、荒芜、没有尽头的高原上，出现一个微小的身影，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无约无束，不顾一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自缚手脚。如果说有人能救得了他，那么我也可以施以援手，但周围的环境阻止我这么做。这就是我的困境……我没能（也许还没强大到）去救他。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是我整个情感世界里的一个致命缺陷，它长期伴随着我，只要我活着就伴随着我……我被难解的困境折磨得心力憔悴。我很惧怕这种情绪。它全然无情的刺痛仍然伴随着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怕。
1998年
凯南对自己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的不当性行为都做了评判，后者正努力摆脱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在1993年的著作《崎岖山路》里，凯南仔细思考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问题。
● 3月8日，普林斯顿
克林顿先生与白宫犹太女实习生[21]之间的性丑闻真让人难以忍受，龌龊和无聊的报道每天都在增加，我相信此事最终会不了了之。我找不到理由来改变自己的观点，三个星期以前，在这个小插曲刚出现的时候，我对安娜莉丝说：我认为克林顿先生应该辞职，我认为一个男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要避免这种合法的骚扰，同时又要完美地履行正常的总统职责。但是，他在应对这次挑战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现在没人帮得了他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些国家，比如伊朗，与我们非敌非友的现实。我们只准备与这些国家进行基本的日常交往，既不抱幻想，也不对其绝望（这里，我当然指的是我们政府）。对于他们的国内政治制度和政策实践，我们坚持我们的观点，只关注那些涉及我们利益的政府行为，换句话说，与这些政府维持一种彼此友好、相互尊重但保持距离的关系。
● 5月3日
我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基督为什么深信自己是上帝之子，又为什么确信自己是“人之子”？可什么是上帝？上帝“长什么样”？他住在哪里？耶稣真的在那里吗？所有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既然他是一个女人所生，就一定跟我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幼年和童年，可是，他在青少年时期，长时间离开他出生居住的地方，关于这一点的证据又在哪儿呢？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又如何知道自己是他的儿子呢？怎样证明他们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呢？
当然，这些都是愚蠢又不得体的问题，忽视和回避了神圣和神秘的要素，没有这些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督教。这些问题也很容易被曲解，但它们以及类似问题让我想起了耶稣提到的上帝，他是否意识到，上帝是他自己的创造性想象的产物。当然，这听起来好像我在说上帝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只是虚构的形象。这样一来，事情就复杂多了。耶稣对上帝的想象不仅充满了幻想，还有直觉和超意识的信念，这种想象是如此强大和瑰丽，以至于他能从自己的意识中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一定存在着某些终极现实，以某种方式将他选为向那个时代传播这种终极现实的使者。
● 5月11日
我问自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是否不必再像个半瘫痪的躯壳一样，被拖去参加这个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社交生活，承受这些压力和紧张。当我真的想要休息和独处时，我需要每天问自己：“我应该或必须做这做那吗？”——我必须承担不停地隐瞒自己境况的额外负担吗？换言之，我不得不过一种失去欢乐和自尊的生活吗？……
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通常就会表现出本来的样子，展现出真正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那种亲人、朋友和熟人都习惯的方式，勇敢、自信地克服所有的小小考验、挑战和生活中的其他困难！
● 5月28日
最近日记记得很少，主要是因为懒惰，不过也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当然是高龄的影响，尤其是连写字都非常费力，握笔都让我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有一点肯定也是高龄的原因，不是我没有话说，而是我有太多话想说。情感随着思想在不断涌动，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很久之前就已经诉诸文字，并且都不见成效。另一方面，做什么事当然都需要时间。
我之前表达过的思想最后都被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出现在错误的时间，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原谅的过失。但对我来说，现在再把它们公开发表已经太迟了，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也不知道在这个广告横流的文化环境下该将它们置于何处。我只能指望有一天有人在不经意间捡起我的书（我希望是《崎岖山路》），读懂我在说些什么。
● 6月29日，在游艇上
最近做了两个离奇的梦。我觉得，在1997年最后几个星期里，我做过类似的梦，它生动而悲哀地向我揭示了我分裂的性格，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相信自从1904年4月的那一天，当妈妈突然悲惨地离去，我与她之间的纽带彻底断裂之时起，这种分裂就产生了。
关于最近做的两个梦。在第一个梦中，我所处的场景非常愚蠢、非常荒唐，简直无法复述（梦里几乎没有幽默之处），但它让我突然想起过去那些年不恰当的情感和性行为，幸好不是不久前才发生的事，而是早年间的生活。这个梦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行为给无辜的异性带来了或者说可能带来多大的痛苦和伤害。尽管这个梦非常荒诞，不过在其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我记得在梦即将结束时，我问自己：“既然你们认为我一文不值，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自杀吗？”就在这时，我立即得体地回答自己：“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你必须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不过那就意味着，我应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提醒自己（从哪方面入手呢？），我身上也存在人性中堕落和无助的一面；我提醒自己，不管我具备多少聪明才智，都应该端正自己的位置，永远不要忽视或低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在我们离开的两三天前，我做了第二个梦……在梦里，我的面前除了一堵墙之外什么都没有，墙体不是纯黑色，但是很暗，整面墙上没有一件装饰。这面墙前矗立着一个三维的图像，像是一尊雕像，但实际上活灵活现：遭受严刑拷打后的耶稣被活活钉在十字架上。此外，梦境里再没有其他场景，没有声音，没有任何批评或者解释之词。我呆呆地望着这面墙；它等着我做出反应。
刚刚提过的那个梦，让我感觉到梦不单单是我自己潜意识的产物，一定还有某种外力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有人能够塑造我的梦，他试图告诉我一些我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现在，我对另一个梦也有同感：那不是潜意识的产物，其背后隐藏着无声的力量，有人想通过这种方式跟我说些什么。是什么呢？
● 9月24日，普林斯顿
可怜的克林顿先生！如果他的手没有伸向女秘书，他应该不算一个糟糕的总统。我应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成了一个牺牲品，倒在了颓废和腐败的社会面前。他在制定策略上很高明，在工作当中也相当勤勉。但他的哲学背景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显得很肤浅。遗憾的是，他很少或干脆没意识到总统办公室是一个何等庄严和尊贵的地方。他必须从骨子里接受这一点并认真对待，而不是像现在表现出来的那样。
● 10月20日
一个痛苦而可笑的夜晚，因为自己的生活与安娜莉丝起了争执。我抱怨说我已经九十四岁了，却要像六十四岁时那样努力。如果只是一两件事情或应酬等着我，我照样会过得很滋润，可是现在有五六件事同时压在我的头上。我觉得自己必须学会一门本领，那就是自欺欺人。
另一方面是毫无默契可言的夫妻关系，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随你的便吧”。
我对自己说：“继续这样下去，你会彻底毁掉的，死亡也会来得更快些。”心里另一个声音却说：“好吧，你正想死神来得更快些，对吗？你每天都在盼着他呢。”够了，如果真能遽然去世，不必经受太大的痛苦，那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越来越怀疑，人们并不希望我以这种方式死去。衰老的心脏，半睡半死的状态，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心脏起搏器的帮助下苟活，拖着疲惫、老迈、不听使唤的身体，让它永不停息地工作。渐渐地，这副躯壳就变成了一个愚蠢、讨厌、神智不太清醒的老稻草人，一个苦不堪言的奴隶，变成了周围所有人的累赘。
我经常想起普希金伟大的诗篇《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一段最后一行，勇敢、年轻的贵族公子一直照顾着即将死去的叔叔，他叹息着、思考着：“撒旦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把你带走？”我问我自己，有多少人想知道，我这颗愚蠢的、已经丧失思考能力的老心脏，什么时候才能放弃挣扎，做它应该做的事，就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衰老而死”？
1999年
九十五岁高龄的凯南感觉自己即将“崩溃”，他希望日记能够帮助他坚持下去。尽管他已经虚弱无力，但依然努力保持高水准的记录。
● 2月27日，科帕奇岛
我在这个时间以这种方式写这篇日记，只是希望它能帮我度过严重的神经衰弱和意识混乱的时刻，我怀疑这是昨天旅行过度劳累造成的后果。
● 5月20日，普林斯顿
今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苔莉[22]打电话，让她给格蕾丝发传真：我们已经把你那台旧传真机处理了，换了一台贵不少的新型号，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我浪费了一整天，试图弄懂长达四十五页的使用说明书，用它给你发一份传真，现在我心意已定，它不适合我，我跟这个家伙永远势不两立。我既不会指望它，也不会再碰它。只是，我担心你还会用以前的号码给我发传真，这个该死的东西可能会自动传输，建议你试一下。
爱你的爸爸
● 5月24日，华盛顿
晚宴的时候，我坐在轮椅上，被护送到国务院六楼那间很不错的接待室。我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相邻而坐，进行了友好而认真的交谈。我的另一边是位同样优秀的女士，克莉斯汀·萨班斯（Christine Sarbanes），前参议员的妻子。我不得不发表了几分钟的演讲，没有演讲稿，（我必须说明）事先也没有专门准备，但我认为我做得很好，一切顺利。约有两百人出席了晚宴，但我认识的没几个。
● 7月2日，索伦霍斯
联邦快递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五本将在8月12日上市的《纽约书评》样刊，我惊奇地发现，迪克·乌尔曼[23]对我那次糟糕的采访竟然成了头版文章。读完本期后我更加惊讶，我愉快地读完了其他三篇文章，每一篇都比我的专访精彩多了。
同时我也感到失望，《纽约书评》连同对我的专访无不在提示我已经九十五岁高龄这个事实。当然，我们老年人不应该倚老卖老，但年龄也不能被当成我们处于劣势的借口而被滥用。不过，高龄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我们的读者至少应该能想起这一点。
● 7月13日
顺便说一下，最近我偶然感觉到，虽然英国人也有很多缺点，但至少在15世纪以后他们确实是欧洲最伟大的民族，至少在文学以及上层社会的学术造诣方面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文明不可避免要以深刻而冷酷的等级制度为基础。不过，可以在许多例子中看到，上层社会的成员彼此之间也非常无情，比他们对待底层的人民还要残忍。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如此冷漠又井然有序的社会里，产生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些思想和文学作品。
我对英国人的“喜欢”不会多于他们对我们的喜爱。但我认可他们的品质，我自己就继承了其中一些，也非常感激他们留下了这些遗产。
● 8月3日
花了大半天躺在床上思考一个问题：当你没事可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迟迟找不到对策。想抓住所有对策（我不愿意称它们为答案）不放手。当然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不过还有其他可以做的，有些事情是应该做的……比如：让自己消失。除非是礼仪要求你这样做，否则不要再浪费一分钟时间让别人陪伴你。悄悄从人群中走开。永远不要忘了你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正因如此，当你无法避免要与别人接触时，不要多说话，只要保证尽到礼数即可。
● 10月23日，普林斯顿
最近这几个星期，我感觉到自己正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逐渐崩溃，我觉得有必要至少把我身上仍然值得收拾的地方再收拾一下，哪怕只是出于体面，出于对生活和对自己的尊重。（此刻我认为）也许，有规律地记好日记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 10月25日
当我准备好“重新收拾自己”时，问题出现了：精神和意志上的崩溃到了什么地步？身体上的崩溃到了什么程度？当然了，第二个问题需要一个严肃的回答。今天上午的经历让我找到了答案。我先开车去了研究所，然后又去市中心的纳苏街办了几件事。结束这漫长的行程后，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种傻事了。我估计包括上街购物在内，步行距离不会超过四百五十英尺，这个距离一个月前还难不倒我。而这次，回到停车场之前，我已经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了。在书店里，我意识到，现在的我，就像是比照以前的形象勾勒出的一幅虚弱的漫画像。
我心头的问题是：身体和精神都衰退得这么快，是不是意味着死亡很快就要降临了？我想就这个问题问问医生，想想还是算了。这对他不公平。我也没有延续这种糟糕现状的欲望。我相当肯定，如果这种拖沓的状态能在不久的将来结束，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来说会更好。
● 11月27日
我刚刚重新读了一遍《约翰福音》。我很想知道，从圣约翰到加尔文乃至新教教会，为什么都着重强调信仰能成为获得救赎的一种保障呢？信仰，信仰，是的。可是为什么要求人们去信仰？他们要求所谓的异教徒，不但要信仰万能的上帝，还要去信仰自称上帝之子的耶稣。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他们去信仰谁呢？……
啊，有人会说——你忘了神迹。（此时，因为身体太过虚弱，我被迫中断了写作，穿过房间，躺下休息，一直歇到午饭时间。如果我的身体状况好转，我当然愿意继续解释为什么我把神迹看成一个片面的因素。不过，我的解释只针对一小部分人，即便对于这一小部分人，也未必完全具有说服力。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人数更少，他们了解耶稣并与他交谈过，所以我猜想他们的信仰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耶稣本人一定具有超凡的力量和人格魅力。不过，这一点对于成百乃至数千人来说，可能最多算得上一个传说。如果我能活得再久些，而且身体状况也允许的话，我会另找时间多谈谈这个问题。）
● 1999年，圣诞节
毫无疑问，我的精力在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力，除此之外，还影响了个人生活，让我无法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小困扰。我的记忆力在减退，注意力只能有限集中。我感觉被困在屋子里，被一大堆请求烦扰着，凭我的精力，无法完成它们。因为过去那些年我完成了太多工作，所以现在人们无法体谅一个年长者内心的脆弱，还是有很多差事找上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自己的过去的受害者。
我相信，从这一切得出的教训就是，我活得太久了，久得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无法招架那么多人对我的问候：“您看上去很好。”面对这一切，我努力做到最好，但还是不够好。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足让我心情沉重。
2000年
尽管凯南说他“对一切都感到厌烦”，但他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保持着热情。他关注国内外的政治，他继续修改家族史。他也仔细思考了与自己的传记作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关系。
● 1月22日，普林斯顿
这本日记……的确前所未有地受到了冷落，原因还是那么几个：虚弱的身体和办公桌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信件。我愿意继续写下去，也愿意为此而努力，可是写字对我来说越来越艰难了，身体在毫不留情地衰退着。至于衰退的细节，说出来也让人压抑，就此打住吧。
● 2月14日
我也意识到（我担心日记的读者以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无可救药地忘记单词如何拼写。在我写了二十本书之后，竟然出现不会拼写单词的现象。
● 3月3日
从医院回来已经整整八天了，现在身体好些了。这八天都不好过……很显然，哈丽特和出版商铁了心指望着我的新书，没有一天不在逼迫我做这做那。[24]一个作者的自尊心迫使我必须去修改差不多整本书的所有章节。
● 3月25日
哎呀——哎呀！我改完两章了……
但身体的不适提醒我必须多加小心，无奈之下又中断了改稿工作。今天，我在床上躺了整整半天，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仅神经衰弱，而且陷入了深深的忧郁。这种忧郁（我想它经常伴随着我）不单因为我自身的状况，还因为我国眼下的形势。我对每件事都持悲观态度。总统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东奔西走，言行所出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可怜但是勇敢的老教皇去拜访他（而非当地居民）心中的圣地；股票以惊人和危险的幅度大涨大落；媒体和大多数民众都在关注做作的奥斯卡年度颁奖典礼，典礼就像那些电影一样空洞、愚蠢而颓废，而他们还在试图为电影产业赋予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