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凯南日记，1977年3月30日。
[45] 凯南受邀去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演讲，该机构致力研究公共事务。
[46] 《危险之云：美国外交政策现状》（The Cloud of Danger： Current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77年。
[47] 麦克乔治·邦迪，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福特基金会主席。
[48] 弗里德里克·斯塔尔（S. Frederick Starr），历史学家，他帮助凯南筹建了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
[49] 尼古拉·汤普森，《鹰派与鸽派：保罗·尼采、乔治·凯南和冷战史》，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2009年（Nicholas Thompson， The Hawk and the Dove： Paul Nitze， George Kenna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Henry Holt），第270—271页。
[50] 《俾斯麦欧洲秩序的衰亡：1875年—1890年的法俄关系》（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 Franco-Russian Relations， 1875--1890），1979年。
[51] 1978年的暴雪即将来临。
[52] 奥尔佳·安德烈耶夫·卡莱尔（Olga Andreyev Carlisle）出生于俄罗斯文学世家，与丈夫亨利·卡莱尔（Henry Carlisle）共同翻译了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53]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民主辩护与传统防御批判》（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1960年。
[54] 亚当·亚夫林斯基（Adam Yarmolinsky）是核武器专家，先后在肯尼迪、约翰逊和卡特政府中任职，曾批评上述几位总统的越南政策。
[55] 格奥尔基·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巴托夫（Georgy Arkadyevich Arbatov）是苏联政治学家、政府顾问，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the USA and Canada Institute）创始所长。
[56] 马尔科姆·图恩和伊丽莎白·图恩（Malcolm and Elizabeth Toon）。
[57] 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是1921年反对布尔什维克战时经济政策的左翼叛乱活动。
[58] “斯科蒂”詹姆斯·莱斯顿（James “Scotty” Reston）是《纽约时报》颇有影响力的记者和专栏作家。
[59] 吉米·卡特总统和国务卿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
[60] “泰德”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A. “Ted” Weeks）是大西洋—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编辑。
[61] 伊朗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1979年伊朗革命过程中，国王被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取而代之，霍梅尼是反美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62] “无人问津的书”指1977年出版的《危险之云》。
[63] 凯南相信华盛顿应该保证在危机中不会成为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64] 凯南：《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1951年。
[65] 凯南推算，如果跟祖父的堂兄（乔治·凯南，1845—1924）的寿命（七十九岁两个月零二十三天）完全一致的话，他自己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983年5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成了1982年5月9日，很明显是笔误。这两位乔治不仅生日相同，对俄罗斯的兴趣相同，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非常相似。
第九章
冷战批评家（1981年—1990年）
1981年
为了赶上5月19日在华盛顿领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平奖，凯南中断了旅居欧洲的生活。在欧洲期间，他的主要活动是做研究，同时与朋友和官员会面。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之所以令凯南感到高兴，有几个原因：虽然他与爱因斯坦本人从来没有当面交流过，但两人都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拥有终身职位；他也非常感激随该奖一同到来的五万美元支票；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向更广泛的听众群体宣传他的观点。
凯南意识到，战略武器控制谈判已经走进死胡同。谈判囿于各种复杂而又无法言明的细枝末节，陷入僵局。第二轮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依然没有在疑虑重重的参议院获得通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好战的言辞更加剧了冷战的紧张局势。里根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苏联大使都出席了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典礼，凯南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武器控制方案。这个方案前所未有，简单明了：两个超级大国将各自手中的核武器数量直接削减50％。这个提议让凯南进一步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这样的变化让他欣喜万分又颇感惶恐。虽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但他仍然要努力平衡公共生活与学者生活之间的冲突。
[正如下文所述，几十年来，一旦触及莫斯科，凯南的心中就会激发出一种汹涌澎湃的情感。］● 4月13日，莫斯科我很难用语言来描述今天的感受，对逝去岁月的种种回忆、同情、悲悯和遗憾进一步加深了这些感受，它们与此前的厌恶之情纠结在一起，变成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
● 4月16日
面对这样的军事政策，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花言巧语针锋相对的形势，我感到非常无助。对苏联一方，我无能为力。六十多年来，他们纵容自己养成了夸大和歪曲事实的习惯，这对俄罗斯人来说就像吃清水煮菜和荞麦粥一样司空见惯。然而，我们自己的政府表现又怎么样呢，我们不也有着盲目好战的狂热吗？美国政府不仅使自己确信噩梦是真实的，而且还说动了我们的大部分盟友，宣传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胆敢挑战这种世界观的人都会被当成危险的破坏分子。
实际上，我一直尝试了解我们那些优秀公民的思想观念，结果发现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他们疯了：我们双方对现实的看法竟截然相反。
[莫斯科宣称将干涉波兰团结工会暴动，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政府的表态让凯南深感震惊。］● 4月17日现在可以得出什么推论？——出现新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了吗？苏联在东德驻扎约十九个师，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五个师，在苏联西部地区有十几个师（我们得知的情况是这样），还有两个师已经驻扎在波兰。难道说，我们就是据此得出结论，在过去十五年间苏联已经无力干涉波兰了？对于这种已经勉强维持超过三分之一个世纪的和平形势，我们突然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和愤慨是不是有点儿太不合情理了？
我肯定是酣睡了几十年，醒来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完全变了模样。
前天在大使馆吃晚餐的时候，临时代办杰克·马特洛克[1]向我举杯祝酒。那是我从这届政府官员口中听过的最体贴、最善良的话，足以抵消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来所有美国政府官员对我的蔑视和无理的伤害。今天在布拉格餐馆吃午餐时，格奥尔基·阿尔卡迪耶维奇·阿尔巴托夫也站在苏联的立场对我说了同样温暖感人的话，而早些年苏联给予我的可从来都不是鲜花和赞美。
如果这些话还不能让我满足，那我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当然，这些赞美对我来说真的有些过誉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获得的爱因斯坦和平奖，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责任。愿上帝保佑我，在自我感觉良好，甚至有些膨胀的时候，依然能够拥有敏锐的眼光、谦虚的态度和充沛的精力，在余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 4月19日
我突然发现，今天是母亲逝世七十七周年纪念日，如果没有她的奉献和抗争，我根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上。
我没有机会去了解她。我尽量在脑海中勾勒她的形象：她很美（正如我从照片上看到的那样），但是有些乡土气。我很容易就想象出她的声音，说话应该就像她的姐姐——我的文姨（Aunty Ven）一样，拖着中西部地区那种慢吞吞的长腔。她的离世对全家人来说是一个悲剧：我那可怜的老父亲需要她；姐姐康斯坦丝也需要她，当时她才六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姐姐从来都没有从失去母亲的伤痛中解脱出来；对于我来说，不同的女性接连不断出入我家的屋宅让我感到很困惑，我与女性的关系也受此影响，她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照料我，贯穿了我的幼年和童年岁月。
几年前，有一次我梦见了母亲，我知道那就是她。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动不动。她说不出话。生死之隔让我们无法交流，我已料到情况必然如此……
参观柴可夫斯基的故居，我为所见的一切深深感动，不仅是为他本人，我对他的音乐创作才华当然钦佩不已，但相较之下我更为见到当年的实物、见到那个时代的证明而感动。离开的时候，我心生惋惜，遗憾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一百年。19世纪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包罗万象，思想激荡，充满了美，也充满悲剧！……
针对非常驻外国居民的监视制度已经放宽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样让人备感压力了。此前，压迫感无处不在，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弥漫着一种凶险邪恶的味道，将生活其中的外国人包裹起来：那种感觉持续萦绕在你的身边，你被充满敌意和怀疑的眼光监视，而且，甚至那些不得不与你交往的苏联公民，也免不了受到管控，同样处在各种各样的险恶监视之下。
● 4月21日
今天的经历让我亲身体会到（对爱忘事的人来说这总归是一种有用的体验），俄罗斯政治现实中充满了根深蒂固的双重矛盾：正反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像那只两个头朝向迥异的双头鹰一样：牧首宣扬基督教的仁爱与宽容，沙皇则以恐怖手段实行专制独裁；吉尔斯[2]领导的外交部用最优雅的法语宣扬和平政策，亚洲司的人则喊着好勇斗狠的俄语口号，在南部边境实施阴谋诡计；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像外交部一样奉行谨慎友好的外交政策，而共产国际则致力于推翻前者倾力要维持友好关系的那些政府；现在，阿尔巴托夫等人都表现出感人的温和与友善，但是我和其他人都爱莫能助，我们没有实权，无法影响美国政府；另一方面，国防部的人和秘密警察都相信战争不可避免，一如百年前沙俄帝制时代的战争部长和总参谋部参谋长。我们国内的强硬派和军事策划者也是如此，完全被彼此之间无法点破的核军备竞赛所蒙蔽，一直想象着战争，谋划着战争……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这场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他们口头上宣称希望阻止这场战争，但是又坚决不愿意实行政策透明化，这种秘密和隐匿的行为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危险。这种双头鹰现象，有时候让人能感觉到它的温暖，它洋溢着阿尔巴托夫式的同情心，有时候又充斥着斯大林式的暴政，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
……很明显，不要把赌注完全投给其中一方，因为无论你如何深受打动，都无权忽略另一方。但是在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愿意支持更有希望的一方，因为这是更具人性也更为高尚的一方，显然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实际上这也是避免我们损失过于惨重的唯一选择。这样的选择在政治上可能会处于劣势，比如阿富汗当前的形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会发现此种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毕竟，从长期角度来说，政府的“文明开化”能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充满悔恨的俄罗斯人现在从波兰学到的教训一样）。许多被扭曲的时刻，将在潜藏于文化中的神秘惯性推动下，通过人们的努力慢慢纠正过来。但是，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恐怖后果却没有机会得到纠正。当然，这种恐怖的结果不限于核战争，也见于常规战争。过去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一场大战就会让所有的希望和文化消亡殆尽。
● 4月27日，哥本哈根机场
在离开列宁格勒之前，我最后步行去看了一眼涅瓦河。我想，这是我在俄罗斯停留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永别了。在这短暂的时刻，我沉浸在普希金笔下“磅礴壮丽”的河流里，穷尽我脑海中关于河岸的所有记忆，我认为这里是我见过的世上仅次于威尼斯的壮美河岸，它的流域比威尼斯还要广阔。
前往赫尔辛基的火车之行非常舒适。车窗外的森林覆满积雪，一路上时而雪花簌簌，时而艳阳高照。当今最优秀的美国外交史学家（以及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约翰·加迪斯已经在赫尔辛基待了一年了。他不辞劳苦地到火车站接我，陪我们去旅馆……第二天阳光明媚，但是天气依然寒冷。加迪斯夫妇邀请我们去港口旁边公园里的维多利亚餐厅吃午饭。很惭愧让他们请客，他们还是年轻人，这里又是一个高消费的城市，但他们坚持为我们付了账。
● 5月27日，参加爱因斯坦和平奖仪式后回到欧洲在过去的一年里，我的生活有两方面发生了改变。我的作品和公开演讲为人们所接受，获得爱因斯坦和平奖算是对这方面的最大认可。但这导致我不能也不应该再试图远离对当前国际问题的探讨了，导致我完全无法从事任何研究工作或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了……除非另一场大战能够避免，否则就没有多少历史可以书写了，就算有的可写，也没有人写，没有人去读了。
报纸刊登了里根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他勾勒了一幅天真的世界图景，一幅老旧过时的图景。这种陈旧观念真是不合时宜，他以为我会赞赏他的观点，与他击节相庆。但是，我做不到。我的确是喜欢某些旧式的价值观和思想，但不是他所表述的那种。
他强调有必要复兴“爱国主义”。我能想象到，如果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探讨（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他可能会想起我的臭名声，然后严肃地盯着我的眼睛问：“凯南，你是爱国主义者吗？”我会怎样回答呢？
我会反过来问他：“您的意思是，我热爱我的国家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所指的“国家”是指土地还是人民？如果是土地的话，我当然热爱它。从小时候起我就热爱它，热爱它旧时的样子，今天我依然对它充满爱恋，只要人们还没把它变成一片荒地，还没把它变成一个垃圾场或一条阴沟。如果你和你的支持者对这个国家一切自然美好的东西都异常憎恨，要彻底毁掉它（或者说鼓动地产开发商们毁掉它，这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就没有什么值得热爱了。
如果你说的是人民，你的意思是“热爱”人民吗？我怀疑当你说起“爱国主义”的时候，你的意图是：让我和你一样，把我们的人民理想化，说服自己并且怂恿他人相信，我们的人民与众不同，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品质，拥有崇高的道德力量，有资格自视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比任何人都强大，比任何人都有权威。如果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我被问到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答案是：绝不热爱。
● 7月16日，赫尔辛基
晚宴上我一直和热情的主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回到房间时，我已经酩酊大醉，或至少已经醉意十足了。怎么会这样？晚饭前喝了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席间又喝了几杯红酒，饭前饭后一共也就这几杯，没再喝别的。我已经这样喝过几百次，从来没有醉过。今天是怎么回事？看来得从自己的谈话中找原因了。有时候，在这种场合，如果周围坐上一小圈听众，我就会兴致勃勃，开始长篇大论。在某些程度上，我震慑住了他们，让他们无话可说，或者说很难开口讲话。他们说得越少，我说得越多。
为什么他们的沉默让我喋喋不休？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还是因为我过于紧张？不管是什么原因，我感觉自己到最后活像一台发条上得太紧而几近崩坏的闹钟。
1982年
尽管凯南赢得了无尽的赞誉与尊重，但他仍然因自己无法阻止核战争爆发的趋势而苦闷万分。他把自己看成一个“预言家”，在自己生活的时代里不为世人所认可。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杀伤力让他深感恐惧，促使他去思考几乎所有武力冲突的意义，甚至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着这样一种信念，凯南开始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前国务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军控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倾力合作。在《外交》杂志一篇广为传阅的文章中，“四人团”敦促美国仿效苏联的做法，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样的承诺可以保证降低因试图先发制人或者判断失误而爆发核战争的概率。但是，里根政府及其继任者拒绝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 1月10日，普林斯顿
1981年的日记乏善可陈，原因显而易见。一般来说，非常活跃的人通常不会坚持记日记——除非他们有得力的文秘人员帮忙，把想说的话匆匆口述给秘书，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非常重要，日常所为一定要详记下来成为历史记录。对我来说，1981年就是“活跃的一年”……
在华盛顿领完爱因斯坦和平奖之后，我在获奖致辞时所做的短评……竟然在私下里印发了几千份。当时正值挪威暑期末，我受邀为挪威笔会举办的一次特别会议（与其说是文学集会不如说是政治集会）发表演讲，我在这次会议上阐述的观点也广为传播，最终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刊登在德国《时代周报》和大洋这边的《纽约客》及《纽约书评》上。上述短评和演讲都是有关核武器问题的。成千上万的人对我的观点给予热烈的回应，让我误以为自己的话可能真的有些分量。我给《纽约时报》的专栏写了一篇署名评论文章……（一周前）我甚至允许自己接受怂恿，参加脱口秀节目《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
今天，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可悲努力宣告结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很明显，《纽约时报》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而里根政府顶多把我的行为当成烦人的蚊子轻轻叮咬了一下，发现后马上掸落，很快就抛在脑后了。
所以，现在我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失败，不过对于所做的努力我并不后悔。如果我的孩子们还能再熬五年——这一点我都有些怀疑，至少他们能够看到，我已经竭尽全力去阻止灾难的发生了。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吗？如果我不以现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变成一个政客，口如悬河地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满脸堆笑地结交心中厌恶的人，嘴里喊些时髦的口号，给自己谋个重要的职位，然后，再像其他人那样，利用民众的情绪和呼声——哄骗那些判断力差的人去做一些为我所用的事情，而他们根本不清楚这些事情的实质是什么，这样会更好一些吗？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谁想要引导大众走向正途，都得学会骗人的伎俩，而不是以理性去吸引大众。
但实际上这个答案离题万里，这一切也完全有悖于我的品格。我想说的是，我的使命就是做一名预言家，我就是为此而生的，尽管没有人相信。我的悲剧在于，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很难说在此后的短短十年到二十年间，是否还能有人看到我预言的正确性。或者说，灾难真的发生了，就算从战争引发的核灾难中幸存下来，还会有人愿意关注它吗？
……我发现自己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见证璀璨的西方文明最终自我毁灭，代表西方文明所有丰碑的建筑、音乐、艺术、文学都将湮灭沉寂——这个文明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魅力四射，迸发出傲人的创造力，成就斐然，却无法依靠它们存续下去，也无力以此为基础将其发扬光大，最后，甚至连这些先辈留存下来的丰碑都将无法保存。
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除了信奉基督，我们别无他法。基督教信仰秉承着最原始的形态，对既存的俗世生活无欲无求，而把目光投向我们无法想象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原本的世界里，我们只会见到让人敬爱、敬畏、敬从的耶稣基督。
就这样吧！像我这样一个失败孱弱的抗议者，很明显已经行将就木。就算我还没有气馁，岁月已不饶人。不过，我还有一点儿时间，去欣赏这个世界悲剧的美丽与诗意，简言之，还可以做一些见证、体察和记录。
像我这样耋耄之年的人还能用昏花的老眼洞察这一切吗？在感知能力衰退的情况之下，还能对时事做出有意义的建设性回应吗？这些我们都走着瞧吧。我在心情跌入谷底之时重新拾起日记，它将给出上述问题的答案。
● 1月11日
今天早晨格外寒冷。温度降至零华氏度甚至零度以下（取决于你看的是哪里的温度计）……
晨报多个版面上都刊登了里根政府不顾一切地号召大家加入其阵营，赞同政府就波兰问题对苏联实施制裁的消息。在我看来，很明显，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下定决心要全力以赴打破苏联在东欧和中欧的霸权地位，而且实现的方式要尽可能地让苏联领导层蒙羞。这种尝试没有必要：我们不介入，这种霸权也会自行解体。这是一次严重的冒险行为，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战争，因为莫斯科不会容忍我们对他们的权威进行如此傲慢和高调的挑衅，更不要说去挑战他们的国土安全了。在这件事情之后，苏联领导人会看到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德美联盟，矛头直指他们。
● 1月17日
要是拜访一位苏联高官，我猜我会这样对他说：“你可以告诉你们的人民，你们试图跟里根政府修复关系的努力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全力把事情搞砸，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你们做什么，都不能安抚里根政府。你们唯一能采用的有效方式就是，让这些人为他们的态度承担后果：下定决心牺牲与美国的各类贸易，甚至取消谷物进口，独自支撑下去；做好准备取消与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坚决召回驻美大使并请对方召回驻苏大使，坚决大幅度削减使馆内的美国工作人员；努力将双边关系长期维持在最低级别的冷和平状态，只在磋商削减核武器谈判事务上表现出些许的热情——换句话说，要学会完全独立于美国之外而存在。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只有恶意的敌视和谩骂，此外别无其他！”
当然，这样的话我一个字也没说。不过，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说个痛快。
● 2月16日
今天，当然了，是我七十八岁的生日……要是让我做决定的话，我宁愿放弃普林斯顿这里的住所，在最北部的佛蒙特州或者新罕布什尔州找一处废旧的农场安居。在那里干些杂活：劈柴，喂小鸡，烤面包，拎水饮马。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吸引人的了。
[凯南夫妇到中欧旅行，拜访朋友，凯南在档案馆做研究。］● 3月12日，布拉格我坐着大使馆的豪华轿车穿过布拉格市中心，车开了很久。阔别了四十三年之久的布拉格，即使是最漂亮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也让我感到了一丝单调和晦暗的悲哀。到底有多少东西真的发生了改变？又有多少是记忆在捉弄我？谁知道呢？换而言之，我在这里任职期间（1938年—1939年），即捷克斯洛伐克真正保持独立的最后几个月里，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这些建筑到底在多大限度上让人觉得漂亮光彩，让人充满愉悦、热望和乐观的情绪？还是说仅仅是因为当初欣赏它们时我们都过于年轻，又或是记忆弄人，让我以为过去的颜色真的要比现在更鲜亮？
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答案。
我想起那时年轻的自己，丝毫不感到快乐和骄傲：身体前所未有地健康（我还记得在1938年那个不幸的秋天大病初愈时的感觉），但是内心充满巨大的挫败感，至今我都不愿再回想这些。我能分享的不是我个人的境况——当时的我认知浅薄，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很多责任——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思想，我的批判观察能力以及判断能力，特别是吸收知识和感悟的能力。我很无知，但是极具可塑性。
然而，这些品质也无法挽回我个人的失败，我在思索自己的失败是怎么造成的，不是因为我的妻子，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并不总是无辜的）也是我个人失败的受害者。
● 3月20日，维也纳
苏联战争纪念碑……顶部是二战时期苏联英雄士兵雕像（做得还不算糟）。不过，恐怕它现今表达的并非是崇敬——而是一场灾难，是对1945年苏联军队在此的行为（强奸、抢劫、枪决以及其他令人发指的行为），对中欧和东欧其他地区犯下政治暴行的见证。维也纳人嘲笑这座纪念碑，出于某种原因将纪念碑顶部的人物称为豌豆国王（Erbsen Konig）。或许，在这座将近两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只有我一个人带着悲哀、同情和尊敬的心情看着它，仿佛看到了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几百万俄罗斯年轻人……但愿有朝一日，将这些年轻人推向死亡的人，不论是哪一方，都必须向上帝解释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上帝把这些甜美无辜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 3月28日，贝尔格莱德
执政的里根政府暴露出来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让人感到震惊。傲慢、无知、自大、狂妄，更糟糕的是做事不够稳重，不顾后果，这样的政府毫无疑问正把我们拖向完全不必要的战争灾难。我回到家中，心如乱麻，忧虑重重。
● 4月7日，华盛顿
这周我一直在努力。我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麦克·邦迪撰稿，我们四个人联合署名），敦促政府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过去三十年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坚持这一立场，而我一直都反对这样的立场。这篇文章会在傍晚六点正式刊发。我们四个人首先在欧洲新闻媒体上做了一期谈话节目，今天早晨又在美国媒体上做了谈话节目（包括摄影师在内现场约有一百人左右），现在我们四个人分头接受专访……
如果这些努力能奏效的话，我认为这将是我一生中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
● 7月21日
苏联的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只有西方施压才能让苏联领导层善待自己的人民。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犹太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苏联政府，而是离开苏联。因为渴望脱离苏联，更因为他们不断地寻求西方媒体的支持，因此在苏联政府眼中，这些人已经被打上了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烙印，所谓的“帝国主义”即指美国和以色列。西方为了这些人而向苏联施加压力，不过是加深了苏联这种的印象而已。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人——非犹太人，他们反对苏联政权的政策更多是出于政治，这些人常常试图对政治体制的变化施加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努力给他们自己带来了苦难。他们值得西方同情，西方也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支持。西方媒体和公众都希望这种同情能广为人知，这种愿望完全是正当的。不过西方政府介入，使苏联当局手中的这些人成为一个国际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无论你怎么看，这都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这样做没有什么意义，与我们自己的事业相违背。
● 7月30日
亚瑟·施莱辛格邀请我去参加世纪俱乐部举办的纪念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活动……不过，我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又了解多少？他是一个智力平平但颇具勇气和魅力的人，一个自由主义倾向明显的绅士，在我看来他真正的罪责也是最大的错误，就是挑起了毫无必要的对日战争，对日战争损耗了我们的军队和力量，若非如此，我们很可能或者说也许有可能在东线与俄国人会师，比1945年实际会师的地点靠东得多。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身处那个时代，为那个时代的偏见所左右。如果你想责备他，就必须向前进一步追溯，去责备当时的美国传教士运动，这场运动充满了亲中反日的偏见。
● 9月25日，西德汉诺威
要是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向大多数德国人阐明我的观点，那我就永远没办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我想也包括玛丽恩·多恩霍夫在内）构想出来的“场景”绝非超级大国的行事方式。我所说的“场景”是指将来有一天苏联人出现在门口，并对西德政府说：“你得这么做，不能那样做，不然有你们好瞧的。”据我所知，这种事情只发生过那么一次，那就是1939年3月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及其党羽恐吓年迈多病的捷克斯洛伐克老总统埃米尔·哈查（Emil Hacha）。为了与这种做派抗争，弱国与强国之间展开了无以计数的激烈冲突。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没有哪个严肃的政治家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还会同意坐下来与某个政府谈判，这样做的后果只会是丧失自身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有个问题立刻就凸显出来了：如果今天我屈服于某个有争议的特殊要求，那么明天我还将屈从于什么？
● 10月17日，农场
今天我们五兄妹大聚会，（要是我们当中还有谁记得的话）我们至少有六十年没有聚过了……
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很多年以前，捉摸不定的命运和际遇把我们带离密尔沃基剑桥大街那个有些错位、压抑，时而又有些忧郁的家庭，那一别就让我们多少年彼此未曾相见。但是，即使分别了这么久，我们依然不觉得陌生。与起伏跌宕的一生相比，童年共同生活的烙印更为深刻。共同的回忆让人感到亲密无间。生活中有喜亦有悲，面对命运的捉弄，我们感到彼此同病相怜，又欲说还休。没有顾影自怜，也没有那种老年的忧郁。配偶、子辈、孙辈的出席令聚会更加充实，让我们更踏实更安心。要是没有这些年轻的力量，我们的聚会恐怕会失去欢乐的气氛。
● 11月3日，普林斯顿
心烦意乱，早晨要给西海岸一位相当固执的年轻助理教授回信。他在普林斯顿待了几个月，很明显大部分时间都在马德图书馆研究我的论文，他翻到一份不完整的论文资料[3]，那篇论文很显然是我在1938年写的，不过一直都没有完稿或公开发表。这位年轻人近期写过一篇相关的文章。我的论文显然是在对美国状况深怀忧虑的心境下写的，内容十分不成熟，如果发表的话，无疑会给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和反对我的人添油加醋，不过我觉得发表也未尝不可。我把那个年轻人[他叫戴维·迈尔斯（David Mayers）］发表的文章复印了一份，连同我的回复一并邮给了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以做评论之用。我突然想起，是不是不应该要求马德图书馆为他人查阅我的文章设置更多的限制。
今早其他事情：《纽约书评》的罗伯特·希尔弗斯（Robert Silvers）想请我就赛·苏兹贝格（Cy Sulzberger）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书写一篇评论。[4]我当然不应该答应，但是，天哪，还有谁能写呢？
[凯南夫妇到加勒比海岸游玩，朋友莱利夫妇接待了他们。］● 12月24日，英属维尔京群岛，派恩采岛今天思绪万千。我首先思考的是英国这个国家和我国的文明。很明显，一切都劫数难逃。首先是核武器，我们把核武器这条毒蛇放在胸口，居然还相信让它咬噬别人能保护我们自己。就算这条毒蛇没有毁掉我们，我们也注定会被人口过剩和环境的破坏、恶化毁掉。我所指的并非我们的人口过剩——当然了，我国人口过剩，但是至少我们已经把出生率稳定下来了，如果只考虑我们自己，或许还能有信心面对未来。但是，有些人，例如地中海沿岸的人、穆斯林、拉丁美洲人以及第三世界和非完全第三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他们繁衍的大量人口正在毁掉我们的文明，也在毁掉他们自身的文明……
如果说有一点点机会，保存这个星球上哪怕些微合理健全、充满希望的文明，并能在关爱和保护自然环境及人类自身的情况下，与现代科技和谐共存……这样的希望需要在居住于北海之滨或周边濒海的国民在引导下实现，他们继承了传统和习惯，拥有逐渐积淀下来的自制、自律与宽容精神，这与他们的基督教信仰紧密相关。美国人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上述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地传播到那些未能继承传统的人——只需要将这些外邦之人带到我们这里来，让他们浸润在我们的文明当中，他们很快就会被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和影响，并展现在他们的行为之中。
1983年
1983年，陷入核战争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公众的抗议浪潮也越来越大。3月，里根总统公开严厉批评苏联为“邪恶帝国”。同月，里根宣布实施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缩写为SDI），这是一个研发和部署高科技防御系统的项目，目的是保护美国免受苏联导弹攻击。观察家们担心，有了这样的防御系统，华盛顿就可以对莫斯科率先发动攻击了。战略防御计划被讥讽为“星球大战”，它可能导致美苏军备竞赛的严重升级。9月，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进入苏联领空的韩国航班，机上二百六十九名乘客全部遇难。空难引发的抗议，致使本已紧张的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11月，电视电影《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首播。该片讲述了核战争对美国中西部一个城镇的影响，一亿美国观众收看了该片。凯南不知道的是，公众日益严重的焦虑情绪使里根总统深感不安，他开始考虑与莫斯科缓和紧张关系。乔治·舒尔茨（George P. Shultz）接替较强硬的鹰派人物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出任国务卿，他的努力也增强了总统缓和美苏关系的决心。
● 1月4日，普林斯顿
海伦·寇蒂卡[5]和另一位女博士（两位女士都非常有魅力）过来吃午饭，一直待到下午四点钟。和她们聊天非常有意思。她们正在运作一个和平运动项目，希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过来寻求我的支持。寇蒂卡博士向我详细描述了她与里根总统谈话的内容（或者不能称之为谈话，因为对方是不会理解她的用意的）。多么恐怖的事情！
● 3月2日，华盛顿
去苏联大使馆与多勃雷宁[6]单独吃了午饭。我没有特别的目的，只不过，在我任驻苏联大使遭遇低谷的时候，就没有人敢过来看我，在目前苏美关系尚不明朗的情形下，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想在礼待使节这一点上，我们的国家对他能比苏联对我做得好一点。所以，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下，在照相机咔嚓咔嚓的闪光中，我勇敢地迈进了位于第16大道陈旧的大使馆，才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是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情报机关的特工。我受到了大使友好而愉快的接见。我们一起吃午饭，愉快地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非常清楚，为了后任政府的考虑，两国政府的录音设备很可能已经把我们平淡如水的谈话记录下来了。
晚上，前往四季酒店参加荣退大使晚宴，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出席了。他由拉里·伊戈尔伯格[7]陪同，同行的还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年轻人，姓名不详[未言及具体名字］。这位青年的资历倒是正好符合里根政府的常规要求，即不得有相关的外事工作经验，对外事工作一无所知。他最近刚被提名为副国务卿，而大多数外交官都将副国务卿一职视为从事外事工作三十五到四十年之后才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作为众多前大使中的资深一员，我第一个走上前去问候和欢迎国务卿，尽管舒尔茨先生是一个沉着稳健的人，但当我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还是有些震惊。整个晚上都是在非常愉快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怀疑这个宴会是否值得他莅临。如我之前想象的一样，这位国务卿颇具耐心，生性安静，善于倾听，对所探讨的问题一直都保留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这样做很正常）。我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一样对他颇有好感并心生敬重，不过可以预见，到最后他与总统身边那些狂热分子的关系一定会出现危机，尤其是当他就苏美关系提出一些合理意见的时候。
[凯南和安娜莉丝到欧洲旅行，此行目的是进行历史研究，同时看望女儿温迪，她与丈夫在瑞士定居。］● 6月10日，从巴黎赴苏黎世途中如果以保险精算的概率来衡量，我到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已经离世了，至少应该处于濒临离世时那种丧失全部肌体和思维机能的状态……看来，我必须像当年在莫斯科被迫的那样看待周遭的环境：像脱离肉体的灵魂那样来看待它们，也就是说，我用眼观看，但别人看不到我，这与精神无干，精神不参与其中。就好像一个人在看待事物时，一方面要展望未来（因为未来之事是当下生活的继续），一方面要回首过去（因为过去之事已被抛诸脑后）。
怀着这样的情感，清晨我坐上了巴黎的地铁……下台阶的时候我听到列车进站的声音，我有一种想要加快脚步的冲动，但转念又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脱离躯体的灵魂没有理由这样匆匆忙忙。对灵魂来说，时间已经不再或者说不应该具有太多意义了。
接着，我看到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我再次质问自己：你声称看见美女时心如止水，那么她们是否美貌对你来说有什么分别呢？不过我转而又想：就算灵魂脱离了实体，灵魂也还会有渴望。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像霍姆斯大法官[8]那样叹息和哀痛：“唉，又快七十岁了！”
● 6月13日，苏黎世机场
在我的人生经验中，飞机（尤其是机场）最容易致使我濒临完全的精神抑郁状态。我内心在诅咒：“这些该死的美国游客，真是邋遢透顶，居然露出了背心，他们的T恤衫，他们的加利福尼亚风格休闲衬衫，他们的牛仔裤和网球鞋——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到苏黎世机场来？他们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应该有法律限制一下。”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抗议：“你自己也是个美国人。”“真是见鬼。不过，我来欧洲有正当的理由。有合理出行理由的人——外交官、商人（如果他们能证明自己真诚无虞，也可以包括在内）、学者，或许还有新闻工作者（如果他们能展示自己的资历，也可以包括在内），可以来。可是游客？坚决不行。日本人也一样，他们有永远照不完的相。要是能阻止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出国旅游，还有德国人，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可爱。”……
过去我所信赖的一切，我促使他人信赖的一切，在随风而逝的三十多年光阴里，完全被我的政府否定了，被北约其他几个主要成员国政府否定了……
三十五年来，我发表演讲和文章，出版著作，探讨苏美之间的关系，竭尽全力要对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做些有意义的贡献，所有这些努力备受误解，徒劳无功，真希望我从来就没有做过这些事。当然，99％的工作都是那些在各种场合邀请我，实际上可以说是强迫我演讲或者写作的人引起的，而我的个性和工作原则就是说出此时此刻我认为正确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说强迫我的这些人应该受到指责。我讲话的时候有些人会倾听。同时，我也是理想的新闻报道对象。他们根本不关心我讲的话是否有用。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竟然容许自己被这些人裹挟，愚蠢到认为自己说的话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愚蠢地相信民主国家的政策会受理性话语的影响。根据我的经验，最后这一点是非常不现实的，普通民众基本不会对任何理性的阐述有所回应，想要诱导他们去赞成或支持有价值的事情，只能借助某种意义上名为政治实为欺骗的手段。
● 7月25日，索伦霍斯
此时此刻，我那全知全能、通情达理、宽厚仁慈的上帝在哪里？
啊，我想他就在这里，一如既往地善解人意，宽仁慈悲。他的力量如此巨大，没有他，我们就会迷失方向。但是，他并非万能，他无法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秩序……他，上帝，至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会再为任何个人的福祉显示神迹了，也不会通过改变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来帮助我们了。他只能和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在自身有所缺憾的情况下，在外部苦痛带来的打击下，坚强起来，支撑着生活下去，我们相信（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在我们共同拥有的圣灵里，一切终究得到信义与救赎。
● 8月5日
通常来说，肾结石只是让人苦恼，带来些许疼痛而已，但今天它对我影响可是不小。我在外面才干了一个小时轻活就不得不进屋（虽然天气格外晴朗），然后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基本都在沙发上度过了。（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开始阅读利昂·埃德尔（Leon Edel）写的亨利·詹姆斯传记第五卷[9]。这部精彩的作品不光是一本个人传记，更是一幅伟大的文学画卷，展示了詹姆斯青年时期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上层社会生活图景。
我大概是到了风烛残年，读书的时候总是喜欢把自己带入情节当中（我自认是一个文人，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这样一来，我就会发现我在审视自己，或者努力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这样做能帮助我拓展视野，我不时会觉得自己对人物角色理解得很到位：没有害人之心，却也微不足道；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自我掌控力，但天性较敏感，接受能力强，思路清晰，这些优点原本可以造就一个栋梁之才。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必世事洞明。实际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一个谦逊的人懂得鉴别真假，去伪存真。保守地说，我能做到的恰好就是这些。
● 9月3日，农场
我就要八十岁了，健康状况不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我不再渴望自己所做的努力能获得多少承认。我知道在影响国家政策、阻止国内生活恶化、扭转对外政策，以及避免灾难性战争这几个方面，我的作用都十分有限。
在个人生活方面，我和安娜莉丝已届老年，身心方面均感衰退，孩子们遭遇挫败和悲剧，除了这些让人痛苦的问题和各方面的危机之外，我感到一无所有。我知道，对于这些不幸，我无力挽回。
与此同时，我的名字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形象被成千上万人提起，这令我感动，也让我觉得受宠若惊。我不喜欢“行为榜样”这个词，但是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包括学生、外交官员、作家等等，都把我当成这样的角色。
我突然感觉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最后这几年难有作为，我仍然可以通过完美地演绎命运让我扮演的角色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至少能做到这一点，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按照人们对我的想象去做，鼓舞他们相信真的有我这样的一个人存在，通过这样的努力，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一丝希望、力量和信心。
● 9月7日
报纸专栏和广播里都充斥着苏美关系正面临挑战的报道，因为苏联军队击落了一架韩国客机。这一事件对美国的整个和平运动是巨大的打击，运动的参与者不可能很快缓过劲来。一直以来，我都呼吁理智和乐观地处理对苏关系，此刻我的这些努力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不过，这样的挫折我已经习惯了，只是想到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信赖我，心中感到很不安。实际上他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思路，受我思维方式的影响，觉得自己不被这样的政府承认和信任，他们想要改善与政府的联系。东西方协调委员会和该领域的诸多其他组织，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才能再次发挥作用……此刻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允许自己因为政府的打击而丧失勇气，不因为刚刚从苏联方面受到的打击而气馁。
1984年
尽管冷战的局势依然紧张，但是凯南注意到里根总统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或许总统还会倾听他的建议。在一月的演讲中，里根强调尽管美苏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差异，但是美国和苏联的父母们都希望“孩子在一个没有恐惧和战争的世界里长大”。他想象着一对苏联夫妇伊凡和安雅（Ivan and Anya）与一对美国夫妇吉姆和萨利（Jim and Sally）相遇的情景，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里根强调，“人民不需要战争”。[10]
但是2月9日以后，随着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这位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苏联变革的领导人去世，以及保守派共产党领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继任，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退步。
● 1月15日，普林斯顿
昨天下午接到杰克·马特洛克的电话，这让我感到很意外。他现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工作，实际上是在为白宫工作。他说一个小时以后，他要陪同国务卿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军备问题的磋商会议。
杰克说，他想提前向我告知，总统将在星期一发表关于苏美关系的演讲。之后他告诉我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总统对任内早期发表的有关苏联的某些演说感到有些后悔，当时他之所以不愿意处理苏联政府问题，是因为觉得我们的军事实力太弱，讲话没有分量。现在，他觉得我们的军事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正处于有利的地位，能应付得了苏联。所以，在星期一的会议上他会非常真诚地（这也是据马特洛克所说）谈一些有关美苏调和的事情。
尽管对这一切感到高兴（因为我对马特洛克先生非常尊重），但我仍然感到吃惊和困惑。选择这个时候（在他即将正式访问欧洲前）打电话，说明这个举动并非随意。这不禁让人推想，他透露这样的信息给我肯定经过上级的许可，要么是国家安全顾问，要么是总统本人。我毫不怀疑是马特洛克自己主动提出要这么做的，但是能得到上级的许可很让人意外。
[凯南夫妇乘火车从新泽西州前往艾奥瓦州，凯南在艾奥瓦州的格林内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发表演讲，指出美铁“与苏联的铁路比起来相当逊色”。他喜欢格林内尔这个城市：“居住的都是白人，没有颓废的无产者，几乎没有犯罪（甚至连色情书店都没有）……不过在那些来听演讲的学生身上，能看到渗透整个美国社会的消极影响。”[11]这所大学的师生都非常希望聆听凯南对时事的看法，这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1月29日，艾奥瓦州，格林内尔学院我感觉近来在白宫圈子里，至少是在其中某些人中间，出现了一种对我日渐尊重的氛围，国务院里也是如此。虽然他们不直接向我咨询（我想我应该为此感到庆幸），但是我感觉他们在倾听我说的话。（在总统就苏美关系发表的第二次演讲中，有三点意见是直接从我最近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中提炼出来的。）[12]后来，马特洛克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面对自己所产生的这种影响，我有些动摇了。我觉得，鉴于里根先生的强硬立场、苏联与大多数西欧国家之间的外交困境以及他们自身普遍存在的弱点，我或许应该支持里根，并努力借助他为美国打造更好的外交关系。但是，一想到他做的其他蠢事以及他随意承诺军事摊牌的行为，再考虑到我自己年事已高，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我就觉得：不能动摇，他近期演讲中略显积极的论调只不过是小小的战术让步而已。他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这也恰恰是缘于他坚定的政治立场，他头脑中业已形成的政治偏见不可能有太大改变。我想，凯南你最好不要掺和进去。你对里根先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苏联人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你更不可能帮得了他们。实际上你自己也身处困境：接受现实吧，你已经一把年纪了，即使出现悲剧，也让它顺其自然吧。
[凯南夫妇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前往欧洲：为研究工作搜集资料，洽谈一本书的法语版出版事宜，会见一些官员和学者，观光览胜，看望女儿温迪和女婿克劳德·费弗里（Claude Pfaeffli）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小外孙。小外孙同样名为乔治，出生日期也是2月16日，与凯南及其祖父的堂兄同日。］● 3月12日，自日内瓦赴佛罗伦萨途中意大利这个国家激不起我一丝热情。它是欧洲的一个重要国家，尽管其自然风景秀丽怡人、文物古迹精彩绝伦，但对我来说却是欧洲诸国中最不惬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没有一个地方的现代居民生活能给我留下这样索然无趣、缺乏魅力的印象……当我看到现代意大利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弄得这样混乱时，我对新泽西州意大利建筑承包商的所作所为也就不感到惊讶了。
● 3月25日，布拉格
在我看来，这个古老而深沉的欧洲城市是多么奇怪，多么不自然，它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也是中欧的中心，它深受苏联的影响，街上很多标牌以及其他表现政治忠诚的标志都表明，苏联政权在这里的统治是多么陈腐落伍、了无生气。在我看来，如此做作的东西是不可能持久的。另外，尽管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在思考一个重大的问题，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作为一个真正的中欧国家的地位，它与周边所有邻国的正常秩序能否和平地逐渐恢复，还是说，与苏联这种非正常亲密关系的终结，只是另一场更大规模军事冲突附带的结果而已，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会丧失积极的意义。[13]
[凯南在儿子克里斯托弗的陪同下飞往西海岸，为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凯南研究所募集资金。与以往搭乘航班时一样，凯南利用这段时间认真思考了他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问题。
他在洛杉矶会见了弗里达·波尔医生，1935年波尔曾经在维也纳疗养院做过凯南的主治医生。在凯南眼中，波尔医生是“一位体型瘦小的老人，但是热情、开朗、乐观”。[14]］● 5月7日，赴洛杉矶途中如果按照我的想法，现在的一切该是什么样子呢……
1。 当前大部分军备建设应严格控制在美国本土防御、满足北约和盟国日本最低防务需求的范围之内。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新式地面部队要沿瑞士一线布防。海军要保卫我们的海岸线，并承担对盟国必要的运输义务；军队主要由职业军官团负责指挥，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服役人员。工作的重点是在国家军备中普遍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以及战略导弹。与此同时，美国要秉承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只保持最基本的核威慑力量……
2。 当务之急是考虑削减人口数量，将我国人口限制在两亿以内，最好维持在一亿七千五百万左右。终止给予外来移民永久居留权。已经入境的非法移民将获得永久居留权，但不再接纳新的非法移民。大力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已养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公民应该接受强制绝育。计划生育和自愿节育的公民将得到各种形式的奖励。
3。 最低限度地使用人力，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和计算机化，这种所谓最有效的生产原则必须受到严厉抵制并杜绝使用。经济过程要尽可能地恢复原始简单，凸显地方特色：鼓励手工生产，限制精细加工，打破全国分配链条，大力开发地方资源，加强区域分配。所有非农业用途的农业用地开发必须马上停止。已经开发的土地尽可能收回，用于改善城市贫困人口的居住环境，缓解人口居住压力。鼓励和教育人们习惯半城镇化、半工业化的生活方式……
除非极有必要，全面限制使用汽车。与此同时，鼓励公共交通方式。航空运输将逐渐节流，最终限定只有在紧急和必要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卡车运输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空白将由铁路填补。
通信也将彻底改革。取消大多数电视节目，或许留下一两个公共频道，只在夜间时分播出，电视广告要么全部淘汰，要么仅限在专门时段播放，与正常的播放内容彻底分开。报纸的版面将受到控制，只允许投放有限的广告，比如整个版面的10％，划分出一个专门的广告板块，与其他内容严格区分。
农业方面，鼓励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这种农场通常会进行一些非农业生产。化学肥料的使用将受到严格限制，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减少粮食出口量（这样将有利于耕地的休整）。
哦，别再胡思乱想了。问题马上就会出现：就算上述设想都很可取，但是除了最野蛮的独裁统治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实施吗？答案很显然是：没有。民众也不会同意。“民众”根本不明白什么对他们有好处。
那我自己呢？想法不够完美——是的，但是总比他们的要好。要是由他们说了算的话，结果只可能（也必然）是卷入无谓的、毁灭性的终极核战之中。如果由于命运的某种巧合，核战争没有爆发，那么他们将会（也必然）彻底摧毁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就像他们现在乐此不疲正在做的事情一样。
明天晚上的演讲，我要说这些话吗？要写下来发表吗？显然不能。有一件事情不能做，就是告诉年轻人一切都没有希望了，无法弥补了。毕竟，我也可能误判，无论如何，我肯定也有一部分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不过我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
[凯南夫妇应美国驻苏联大使亚瑟·哈特曼（Arthur A. Hartman）及夫人多娜·哈特曼（Donna Hartman）之邀前往莫斯科，并出席在当地举办的学术会议。］● 6月8日，莫斯科今天是让人兴奋的一天，往日的回忆和全新的体验纷至沓来，混合出一种不真实的熟悉与陌生之感。我的感情和思想都深受震动，回来以后，辗转反侧。刚才在莫斯科大剧院，我沉浸在音乐中，白天的各种刺激让我兴奋异常，我突然发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我就是一个多嘴多舌的老傻瓜，无药可救。我性格敏感，头脑聪明，这一点我知道，我能看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一有其他人在场，我就出格了。要想纠正我，就得必须剥夺我的全部社交生活，剥夺很多观察世界的机会。即使如此，我的才思也不会彻底枯竭，因为总体来说，我还能借着文学生活，就好像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俄罗斯一样。但是，那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
● 7月18日，挪威，兰德苏
我象征性地转过身背对土地，目光凝视着海平线，我看见被肆意掠夺的大海，它被无处不在的钻井平台、怪兽般轰鸣的驳船、低空掠过的飞机、海底的输油管线剥夺了尊严，消弭了神秘。难怪在冬天，有时候海面会上升，它是在用最愤怒的方式回击试图剥夺它尊严的人。大海会狂怒地爆发，我能理解它。
● 8月26日，普林斯顿
对于美国总统选举，我有两个选择：其一，在大选之前站出来，陈说里根政府处理苏美关系时的所作所为。我坚持认为，先不说别的事情，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即刻否决里根先生竞选连任，而推举另一位候选人竞选总统……另一个做法就是保持低调，要么一言不发，要么不说批评里根政府的话，至少在大选之前不要说，我心存一丝希望，如果胜利的是共和党，我希望能对这届政府发挥一些作用，希望他们有机会倾听我的声音，或者利用我来做些努力，修复已经破损的美苏关系。
[为了满足安娜莉丝的愿望，凯南夫妇前往意大利度假。］● 9月23日，意大利，伊斯基亚岛（Ischia）
我思考了这个地方的特质：宽容大度、天真烂漫、过分拥挤、亲切随和、家庭和睦，以及地方主义极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它以最荒谬的形式接受了现代思想，又以某种内在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其加以反对。简而言之，从细微之处来看，这样的生活导致了偏狭思想的蔓延。毋庸置疑，这里也一定多少存在着残暴和不公正，但是与之并存的还有天主教会的宽容、智慧、理性之爱，家庭生活的亲密无间，以及圣礼圣事给予人的永恒、可靠的支撑。尽管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完美，但是只要它能够持久，那么眼前这种凌乱不堪、尘土飞扬、人口拥挤、混乱无序的生活或许就是最理想的生活；本地的乡土观念和人情淡化了这些缺点，正如它们限制了更多的机会，但至少从个人意义上来说，这是比较人性化的生活。这一点更重要，不论如何，这比高度发展但缺乏人情味的伟大社会要好得多。那些国家野心勃勃，傲慢无礼，拥有核武器，科技全面进步又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
● 9月29日，卡普里岛（Capri）
与大多数写日记的人一样，我秉承的理念是，或许有一天，会有或可能会有除我之外的某个人读到这本日记。既然在我们到达卡普里岛之前，没有人用清晰或者接近真实的语言描述过它，那我就用一两句话说说它如何在我的生活中匆匆而过。
[凯南做了肾结石摘除手术后被送回家中。途中他斜倚在旅行车里，四周堆满了枕头和毛毯。］● 11月6日，普林斯顿我睁不开眼睛，看不清前面的路，在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温暖午后，我离开纽约市，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注视或者说观赏沿途的一切：中央公园的树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美），住宅区建筑的整洁外观，11街公寓破旧的二楼窗户，隧道墙壁上迅速闪过的反光标贴，还有新泽西州的哈肯萨克草地，只要不看地平面，一切都那么美丽。
[凯南夫妇去缅因州拜会朋友。］
● 12月31日，缅因州，索姆斯维尔（Somesville）
我陷入了奇怪的窘境。我清楚地看到美国文明正步入严重的困境，在我看来，这种困境将毁掉美国……
如果依着我的心愿，并且不用履行对他人的义务的话，那么我会考虑移民加拿大，在那里度过最后的人生，因为我无力为这个国家做出任何重大贡献，也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每当我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游历，就像现在这样，我就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我有多庞大的一群拥护者。我无法估计这个群体的数量，但是，就算达不到百万，肯定也有数十万，其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急需的不是神的指引（感谢上帝，他们都能独立思考，不愿不加鉴别地受他人指引），而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诚实，良善，诚挚，愿意面对他们有信心面对的现实。我似乎就是他们想要的那个人，无论我是否配得上这样的信任。
如果我就此放弃在国内的努力而移居他国，就等于告诉所有人（这要比文字更有说服力）：你们没有希望了，你们最好跟我一样放弃一切逃离这里。然而，我无权对他们说这样的话。首先，他们基本没打算放弃一切逃离此地，我的话只能让他们更加绝望。更重要的是，我无权对他们说这些。或许是我错了，可能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没有理由绝望。或许，还有我看不到的希望，“我的眼光太过灰暗了”。要是非但没能激励他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无谓的绝望，那我是干了一件多么罪不可恕的事情啊。
不，移民的事就不要想了，我要留在国内，试着坚持下去，无论理智怎样提醒自己，我心中都要充满希望，都要继续战斗。从某种方式来说，我喜欢履行这样的义务，如果根本就不想费心劳力，那么我永远都不会选择当老师，永远都不会写作或者公开演讲。
1985年
3月11日，五十四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很快，他就宣布了以经济体制改革重振苏联的计划，并废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还意图缓和冷战的局面。凯南以及美国的其他俄罗斯问题专家都没有预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会给苏联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 4月4日，华盛顿
[国务院外交军事事务局（Bureau of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的主任小约翰·钱恩（John T. Chain Jr.）］向我询问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相关事务，我非常乐意解答这些问题。（这是我的弱点。）钱恩先生和他的同事们温文尔雅，对我礼貌有加，这是国务院的传统。我意识到，这是多年以来我首次在这里接受咨询，虽然他们咨询的只是与苏联相关的信息，而非政策问题，不过他们能这样关注我，我还是感到些微的欣慰。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让人感到熟悉和不安的东西：这个地方、他们那种温和的距离感，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戒心。这让我想起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想起他在解雇我之后，建议我应该时常来这里告诉他我对当前时事的看法。他解释道，他对我的看法很感兴趣。
● 4月21日，普林斯顿
三个星期又过去了，这几个星期来的活动太过集中了，没有时间写日记。我都做了些什么？空虚，空虚，空虚！……
我参加了国务院舒尔茨先生举办的小型午宴。他对谈话涉及的有限几个话题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富有洞见。他对我也显得格外友好，甚至还询问我如何与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相处，这让我很惊讶。我回答他说，通常来讲，从很多方面来看苏联领导人都缺乏安全感，我们要对他们的威望表示尊敬才能让他们安心。与他们协商的时候，我们必须弄清楚谈判的主题，严格遵循主题进行磋商，不要插入不相关的问题，否则会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 4月26日，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
上午驱车（穿过弗吉尼亚州的捕猎俱乐部，相对来说，这里没有受到商业气息的过分侵扰，至少表面看起来如此，春日的乡村非常美丽）到埃夫里尔·哈里曼坐落在山上的精致小屋吃午饭。帕梅拉[15]去华盛顿了，邀请了大约一百五十人参加她的民主党筹款晚宴。（她对这项基本注定要失败的事业表现出的忠诚让我钦佩，我想她这种刚毅的性格恰恰是英国女人所具有的。）
埃夫里尔弯腰驼背，非常虚弱，思路异常清晰，不过记忆力已经衰退了，现在的他就像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那种绅士，拥有人到暮年、特别是有财富和名望为依托时该有的那种贵族气质和举止。
● 8月14日，索伦霍斯
克里斯托弗发来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季刊《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就提出谬论，称我提出“遏制应当是全球策略，而非只限定在某几个区域”。每一位认真研读过我作品的人都知道，这个论述与事实正好相反。他最好去查一下我的《回忆录》第一卷第359页的内容。实际上，这恰恰是我所反对的“杜鲁门主义”的特征。
我和克里斯托弗观点一致，对此最好不要专门去回复……但是，纪念X文章发表四十周年的日子将要来临，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应该对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右翼批评做出一些初步的回应。
● 8月19日
与德国的出版社协商好后，几天前我收到了德文版《改变世界的结盟》[16]的前几章，他们把译稿送过来，是为了让我能在这本书继续翻译之前仔细审阅一下。
哦，天啊！哦，天啊！现在的德国人书写母语的能力出了什么问题？语言不够优美，平淡无奇，逐字逐句地直译，甚至还有很多词语不够准确——译文完全没有理解文章的背景，没有准确把握原作的语气和风格。我真为译者感到悲哀，我想他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可能懂些英文，无疑他需要钱（不然为什么他要承接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翻译任务？）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本书就这样被马马虎虎地糟蹋了。我尽可能得体地措辞，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
● 11月13日，普林斯顿
又是这样，过了很多天才把日记捡起来。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坐在这里，虽然表面上埋头于学术工作，但很快就会被一堆请求、活动、问题所淹没，其中一些从广义上来说的确与学术相关，但并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这让我没有时间去仔细地思考生活……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渴望乡村的生活，那里有能让你情绪舒心平缓的菜园，还有很多牲畜：狗、猫、猪、牛、马，等等。在普林斯顿，大自然留下的一切正在逐渐消亡。
● 11月16日
不管怎么说，在过去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阅读一名（在哥伦比亚大学答辩的）瑞典人厚厚的博士学位论文打印稿，并给出反馈意见。我想这位博士的名字叫作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很显然，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国内在读博士生的平均水平，哲学和政治学的阅读涉猎也很广泛。从论文中我似乎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哲学方面，虽然我并不能假设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研究我的论著时一丝不苟（尽管也持怀疑态度），极为谨慎，小心翼翼，就连我早年的很多论文，他都一篇不落地翻捡出来。基本上，他是前后连贯地从哲学的深度展开研究，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法很客观……我认为，这是对我所持观点最不留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批判，我对这篇论文很着迷，无法释卷。
● 11月27日
今天又接到一个电话，这次是众议员塞柏林先生[17]打来的。他想通知我，在近期的峰会举行之前，他已经向白宫递送了一份我领取爱因斯坦和平奖时发表的演讲稿。他说他知道总统永远都不会读这份材料，但是他觉得或许总统的幕僚会读到。不管怎么说，里根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不是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一致，将核导弹减少50％吗？除了我在爱因斯坦和平奖颁奖仪式上的演讲，这种想法还能源于何处呢？
● 12月27日
利用眼前难得的安静时光，努力搞清自己面对的形势和潜在的价值……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与往年没什么两样：一方面，我继续努力研究历史，公众的无视让我感到孤独；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基于某些原因（有时是商业方面的考虑，有时是因为理想主义）迫切希望我能对当前时事予以评论的人，我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
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来说，我正在成为一个神话。我越不展现自己，越不发表言论，这个神话就显得越神秘。这真是讽刺，让人惊奇，让人困惑，但也意味着一种责任。
我对这个国家感到极度的绝望：对眼下的发展感到绝望，对长远的未来感到绝望。我怀疑，再过两三年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大规模的崩溃，经济的崩溃将摧毁我们。其后隐藏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核危机、环境灾难以及广告商对媒体的垄断，结果必将是民众变得茫然无措，颓废堕落，移民失控，等等。面对这一切，不管对学生而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话，我都觉得非常无助。你可能会说，我的影响力无处不在，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1986年
就凯南所关心的历史发展方向而言，1986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7月26日，前任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去世，享年九十四岁。哈里曼在1944年—1946年做过凯南的上司，其间他鼓励过凯南，也打击过凯南。正如艾奇逊所指出的，“参与创造”冷战的一代人走进了历史，畅销传记《智者》[18]的出版也强调了这一点，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哈里曼、凯南、艾奇逊、查尔斯·波伦、罗伯特·拉维特（Robert Lovett）和约翰·麦克罗伊（John J. McCloy）。就在冷战开始从高峰慢慢消退时，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11月的日内瓦峰会以及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峰会上会晤。这让大家看到，冷战冲突结束的征兆相比之前更加明显了。
● 1月4日，普林斯顿
当前最危险的地区当然是地中海东岸和黎凡特，当地爆发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危机迫在眉睫。解决这些危机显然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能力。我们犯过两个严重的错误：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承认中东地区油田国有化；给阿拉伯的各酋长国以主权国家地位，然后又放任我们自己和盟国依赖其出产的石油。现在，这两件蠢行反过来害了我们，我们很快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损失不可估量，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行事过于草率……
夜间可能会降雪。我一直在祈祷下雪，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我喜欢雪，而是因为似乎没有别的方式能阻止这些人不停地开着车四处乱窜，哪怕只下几个小时也好。一旦下雪，就会提醒他们，过于依赖这种昂贵、靡费、缺乏亲和力和有害环境的交通方式是多么愚蠢的行为。
[凯南夫妇前往纽约拜访朋友，希望提升凯南研究所的影响力，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俄罗斯与东欧文化的巴克密特福档案馆（Bakhmeteff Archive）做研究。］● 1月31日，纽约市关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灾难[19]，我和大家一样，对遇难宇航员的命运感到非常难过，但是他们的牺牲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震惊，因为我对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毫无热情。就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我还对别人说，我真希望美国卖掉所有种类的军用和民用太空项目，所得用以建设我们过去使用的全国电报系统和铁路交通网络。如果说（耗资如此巨大的）太空项目有什么用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了解到，在所有可见和可认知的天体中，我们拥有唯一适合人类、动植物等各种生命体存活的星球；它让我们学到，应当珍惜上帝给人类的这一贵重至极的馈赠，努力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让大自然变得更加美丽和富饶，不要再污染我们的地球，不要再让地球表面生出像比尔·布里特[20]曾经说过的地球“皮肤病”。
● 2月5日，普林斯顿
昨天晚上，我和安娜莉丝一起收看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人们通常认为这个煽动者是一个玩世不恭、老谋深算、惯耍阴谋的人，他非常清楚自己表里不一，只想爬上道德原则的制高点，保住自己的权力。里根先生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在所有公开活动中，他都显得和蔼可亲、性情顺良，对自己的一言一行珍视有加。他不仅自己演戏，还请求公众参与进来并大获成功，公众也乐于与他分担这个角色。这一行为除了给国家和世界招致灾祸之外毫无意义，而对这样的证据，他们却漠然处之。
● 2月11日
美国不会成为挽救西方文明的救世主，它在商业和政治上取得的成就犹如空中楼阁。西欧也不会，他们被里根的幻想所迷惑，盲目地跟在我们后面亦步亦趋。我想，这就是我要去匈牙利的真正原因：去看一看东欧国家是否受到即将统治西方的堕落和虚幻力量的影响，或许我能无意中发现两个超级大国都没采纳的好方法。
[在安娜莉丝的陪同下，凯南前往布达佩斯，去看一看正处于激烈变革中的苏联盟友匈牙利，会见学者和官员，更重要的是，利用温泉疗法“治疗膝盖的关节炎”。[21]］● 3月13日，布达佩斯在下榻的这家旅馆里，我没看到任何标志、海报或者其他表明这里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东西。这些微不足道的证据证明了一个经过数年发展，现已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作为大众信仰所在、热情所在，甚至兴趣所在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如今在整个中欧和北欧地区尴尬地退场了。不过，尽管从表面上看不那么明显，但是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威慑在该地区仍然有效。毫无疑问，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更为宽容和模糊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观念，将之看作一个好的理想。无论“资本主义”的内涵是什么，至少它有负面的含义：自私、剥削、蔑视人性，等等。不过，作为列宁主义富于战斗精神的一种意识形态，这里的共产主义已经证明了自身虚空无力、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精神和思想上缺乏影响力，这是所有自称世俗宗教的思想或主义都无法摆脱的命运。这里的共产主义信奉者们态度傲慢，放肆无礼，将人们看成是纯粹的经济动物，虚伪地宣称人的一切困境都能在集体条件下轻易解决。他们没有认识到最深刻的问题在于人本身，只有爱和信仰才能解决一切。
● 3月28日
只要目前的政治形势没有变化，我肯定再也不会访问这里或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了。这将我们大家、我本人以及当地美国代表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尤其是我自己。当地人希望我说一些我难以说出口的话——一些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有关希望的话。但是，如果说出我秉承的事实——放弃对美国的希望，那就相当于背弃了驻派在此的每位外交官，他们尽职尽责，对我也非常客气。让我在他国发表言论反对自己的政府，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会做。
[凯南去赫尔辛基接受荣誉学位。］
● 5月22日，赫尔辛基
翻阅了1983年的日记，我对读到的内容并不满意。很多东西都是关于私人生活的，主要是关于我自己的，对周遭环境的描述则居于次要地位。尽管出于理解自我的目的，这些文字有时读来也很有意思，但都太哀怨了，啰里啰唆，别人不大会感兴趣，而我希望有朝一日，会有人有兴趣看看这本日记。当然，日记中的啰唆和重复是有理由的，如果这么说不算找借口的话，那就是生活中充斥着一种现代性，这种主要来自美国的现代性，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碰上，而每次碰上，我都会感到消极和抑郁。除了有关我本人的枯燥内容之外，大部分日记都是关于民众的，几乎没有关于某个人的。阅读的时候我发现，近些年来我写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已经出版的时事评论，尤其是对同胞和政府的评判。我感到这种类型的资料出版得越少越好，我没有一天不在考虑和反思这些事件，自然想把这些想法付诸纸面，现在这个新日记本刚好可以用来记录。
● 6月11日，索伦霍斯
首先，我同意托克维尔提出的观点：一个民族的“les mani ères”[22]（该术语我不用英语表示）比政治制度更重要。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会突然发生改变，尤其无法通过立法来改变。只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改变它们，如果真有必要改变，最需要做的是解释说明，劝说诱导和树立榜样。总的来说，我对任何突然改变社会生活的努力都深表怀疑。只有渐进的、系统的、与社会生活的缓慢节奏保持同一步调的改变，才是持久的、有用的。星球的运转和我们人类发展的节奏原本就是如此，我们早该懂得这一点。所以我不喜欢也不相信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暴力革命，还有旨在推动这些暴动的运动，无论是左派运动还是右派运动。
其次，我（相信我国绝大多数开国元勋也一样）坚决支持代议制政府，反对通过公民公决、口头表决或者公众直接参与建立的政府。公众不清楚，实际上也不可能清楚如何最好地解决政府面临的诸多问题。正如伯克雄辩地指出，这些都是代表的任务，尤其是能够一心一意解决政府问题的人，他们会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做出决策。
不过，被选为代表的人首先要具备符合职责要求的基本素质。公众应该有能力从候选人小组中将他们选拔出来，这个候选小组需要一种方法来确保其成员即便不是最好的（假设不可能完全做到），至少也不应是最坏的。那么由谁来遴选代表呢？普罗大众无法做出这样的选择，这种重大的抉择不能交给缺乏判断力的民众。各政党的领袖（此刻在行使选举权的党派）最不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
那么由谁来选？依我之见，这是美国民主的核心问题。我们无法追问出任何答案，这恰恰是我们政治制度的最大弱点。我们政治制度的失败之处不在于选举代表的程序，而是在于提名的程序。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包括公正的民权法典和规范的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规范，是任何健全的政府都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如果必须做出选择，这样的政府绝对比多数人暴政好得多。
● 6月18日
连日来，新闻专栏充斥着有关南非的各种问题，还有欧洲和北美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我几乎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正当理由对南非当局提出那些要求，这与我的想法迥然不同，我自问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23]这些所谓的好人充满激愤之情，要求惩罚南非当局的行为，难道他们知道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提议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的确是一个过时且不切实际的观念），但是对于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来代替它却没有共识。可以这样说，他们想的就是立刻将国家中央集权彻底置于普选权的多数原则之下，立即将选举权拓展至多数黑人，换句话说，让这些人拥有全部政治和民事权利。
我想问，他们是否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大多数黑人都能深入理解这种制度下的政府，或愿意承受这样的政治制度施加己身的约束和限制？他们真的相信，大多数黑人都能理解这种政治原则和公民自律，就像随便更换一件斗篷那样，将历史、传统、经验或者说习惯弃置一旁，从而让政府高效运作吗？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真的相信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逐步获得的这种理解，以及理解之后历经的挣扎、冲突和终于逐步自律，是他们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吗……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他们竟然要求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制裁，这恰恰暴露了他们肤浅的哲学认识。基督教教义曾经提到，受人类的才智所限，允许真正悲剧的情形存在，人们真的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吗？伯克和托克维尔等人最主要的哲学见解是什么？他们承认如果没有根深蒂固的个人责任感，暴政就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从多数人的意志转变为少数人或某一个人的意志。
坦白地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一代人，从来没有领略过历史的厚重感，因为缺乏这种认识，也便缺乏对时时存在的人类困境这一悲剧性现实的理解。
● 7月1日
两个超级大国都无力消弭分歧并终结这场军备竞赛，甚至无法控制竞赛的规模。我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更应该对这种国际局势承担责任。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到，如果美国方面适当给予戈尔巴乔夫一些政治关照与合作，苏联方面就会做好相应的准备，就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相关问题与我们达成深入和解。这样做并不意味美方必须认同苏方的意识形态原则，或者接受苏联在东欧既有局面之外的霸权。
鉴于两个超级大国无法采取任何举措缓解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问题就落到了分界线东西两侧的欧洲国家身上，他们可以自己行动起来，缓和持续分裂带来的危险局面。
很显然，目前还没有一个北约组织主要成员国打算采取这类行动。其中两个国家处于保守派领导之下，其政府在对苏关系上基本完全支持里根先生。第三个国家——法国的政府首脑[24]恰恰是与里根先生和撒切尔夫人一样的反苏派，法国政府自行其是，热衷于核武器的研发（这是马其诺防线心理症候的最新展现），他们根本认识不到里根政府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北约组织其他大部分重要成员国，对美国最近几个月和几年来在东西方关系中所展现的领导权问题没有那么热情，不过他们也不打算强烈反对……
在我看来产生这种自满心理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a）人们有一种心理，认为北约组织就其本身而言就意味着一种终结，而非终结的一种手段，因而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北约统一思想一致对外。
（b）过高估计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五角大楼故意煽动和鼓吹苏联军力的超常发展，以赢得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国的部分支持。
（c）在颇有影响力的北约圈子里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即以为自二战结束之后，苏联领导人一直想入侵西欧或者对其形成威慑，从而在政治上掌控西欧，在西欧地区建立苏联霸权，只有美国的“核威慑”才能阻止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实现欧洲霸权的企图。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似乎很多人都乐于接受的僵局。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僵局。首先，这种僵局本身并不稳定。“星球大战计划”本身就有诸多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干扰了局势的稳定性。双方常规武器的军备竞赛已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机，核武库的进一步扩张深化了这种危机，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建设不能均衡推进。此外，因为疏忽而放任核冲突爆发的危险与日俱增：人为失误、混乱无序、信号误读、计算机故障、核恐怖袭击，最重要的是，伴随这些不幸而来的是世界各地仇怨积深的冲突，那些地方很可能因为人们的绝望或者怒火中烧而上演核爆的悲剧。目前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在南非、北爱尔兰、中东、印度和巴基斯坦、朝鲜半岛（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以及拥有核武器制造技术的国家通通搀了一脚。我想在这些冲突中某一方动用核武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这一天真的降临，那将是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
切尔诺贝利事件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这场灾难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们看到了核能工业和核武器军事发展的危险本质。让人感到极为荒谬的是，一方面国际社会正努力就避免核工业出现小规模事故的方法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制造和研发却在无限扩张。
● 7月23日
船仍然在海上航行，不过已经进入克里斯蒂安桑的泊船区。记忆中我看到最奇异的景象是海面上的漂浮物：一个巨大的筏子，上面是一个高三十到四十英尺的水平结构，其上依次排列着三个巨大的钢架塔台，每个塔台（据我估计）有三百到五百英尺高——当然，这是我见过最高的漂浮物体，大概是现存人造物体当中最高的了——都由一个海上拖轮拖曳着。轮船柴油机的巨大声响在三四英里外都能听见。我透过双筒望远镜看到这些东西，很明显这都和钻井设备有关。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当代大教堂：我对这位20世纪的伟大之神——内燃机引擎和喂养它的燃料表示尊敬和臣服。正是在这个神的祭坛上，不仅牺牲了现在这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还通过环境效应影响了我们文明的未来。
我们的上帝肯定要悲伤：看到被他赋予智慧、想象力和道德良心的数以百万人，他为之提供了独特、富饶和美丽的星球作为生活之地的人类，竟然这样摧残这个星球和他们自己的未来，就为了能开上小汽车，享受那突突突的声音。而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要相信这些人的智慧，（或者如论文中所说）相信这是民主的表达。
● 9月17日，华盛顿
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追悼会在国家大教堂（National Cathedral）隆重举行——这是一次真正的圣公会高教会派宗教仪式[25]——高教会风格浓郁，事实上，还有唱诗班的男孩唱歌（唱得不是很好）。我想，全能的上帝肯定惊讶于埃夫里尔竟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祈祷，居然有这么多人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宁。我认为埃夫里尔是这些人中最不虔诚的一个。我怀疑他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得到了上帝的恩泽，或者说毫不怀疑自己理应获得恩泽，他觉得没必要非得在星期日早晨做祷告，祈祷那些已经属于他的权力。我从没有见他去过教堂。
在波利·威斯纳家吃晚餐，堪萨斯州的参议员南希·卡斯鲍姆（Nancy Kassebaum）也出席了，他是琼[26]的新老板。整个晚餐期间气氛非常愉快。克莱顿[27]对即将出版的《智者》一书大加赞美，书中写了杰克·麦克罗伊、罗伯特·拉维特、迪安·艾奇逊，奇普·波伦和我本人。他认为我的形象在两位作者（埃文·托马斯和沃尔特·艾萨克森）的笔下得到了充分展现。然而，我认为，从很多方面看这本书都糟糕透顶：见识浅薄，道听途说，自以为是，对我的描述毫无赞美之言，在他们的笔下，我就是一个患有神经衰弱症的可怜之人，一个文笔糟糕的作家，写的多篇文章都“辞藻华丽”且自鸣得意。（他们只记述了我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只有寥寥数语提及了莱斯报告，以及1966年在国会山所作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证词。除此之外，我认为作者不了解我在退休之后写的任何东西）。在仔细阅读该书之后，我意识到，这就是这一代人与我们那一代人之间的距离，就算我曾经做过的事或者写过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代人（感谢上帝，加迪斯是个例外）也永远不会明白。
[凯南夫妇去瑞士看望女儿温迪一家。］
● 9月25日，日内瓦
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承受着某种神经性的精神危机。这种状态是很多原因共同造成的，年龄的增长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最显著的特征，是一种几乎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感，不是反感以往外交生涯里过的那种生活，而是我个人今后的生活。前面日记中提到的那本书激起了这种感觉，尽管此书叙述失之偏颇、不够准确、流于肤浅，但是这种混乱的平常琐事却足以提醒我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别人如何看待我。虽然近些年来（毫无疑问，之前接受的各种荣誉和赞美起了作用）我已经能像心理健康的人一样，不再去想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有必要面对它。这种体验深深撼动了我，以至于我感觉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了。
● 10月15日，普林斯顿
星期一上午我和麦克·邦迪聊天，雷克雅未克的谈判[28]刚刚失败。我们应该研究能否群策群力找到一个方法，帮助总统摆脱他自己设置的死角，我对这个建议印象非常深刻。
昨晚听到总统的演讲……探讨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SDI（星球大战计划），看完之后我觉得找到办法帮他脱困的前景很不乐观。昨晚坐在麦克风前的里根先生只是一个怀有极度偏见、视野狭窄、顽固不化的人，一个厚颜无耻的煽动者，如果默许不算明确支持的话，他可能获得了懦弱的当权派的默许。这些当权派很清楚他在胡说八道却不愿意揭穿他，公众很容易被媒体的伎俩和盲目的爱国言辞所迷惑。如果我们或者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人所说的话能给他留下一点儿印象，那他就不是里根先生了。只有国会或者北约盟国的压力才可能对他有所触动，但目前两者似乎都没有施压的打算……
我对安娜莉丝说，如果能轮到我与戈尔巴乔夫探讨这些问题，他要是问起我，他该怎样做才能消除美国对苏联怀有的过度怀疑和敌意，我会这样回答他：“你们做什么都没有意义，凡是谈判中有争议的问题你们都要向我们屈服；在华盛顿的政治圈里，你们将一直遭受冷酷无情的敌意；你们的让步会被总统利用，被当成成功制服你们的证据，你唯一能理解的语言就是暴力语言。你们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里根先生本人，还要面对比他一个人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各种影响因素。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美国的民众需要树立起一个极端反人类的敌人。他们需要这样的敌人来反衬自身独特的美德。政治家们深谙民众的这种心理，他们大多肤浅无知、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会迎合民众盲目的爱国主义，就算牺牲我们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也在所不惜。你们苏联人出演敌人的角色多半要归咎于里根的努力，你们怎么做都无济于事。你们应当把目光放到别处，寻找正常的让人满意的对外关系。不要考虑美国了，去别的地方寻求和平、贸易和礼待吧，不要来这里了。”
● 11月23日
一方面，我的声名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样响亮过（原因不详）；另一方面，我真实的想法和心态，与我被要求展示给外界的无畏先锋形象，二者之间的差距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我要么选择沉默，要么选择虚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选择沉默，但是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停不下来，常常让我就这件事或者那件事发表观点，有些压力真是难以抗拒。
● 12月13日
问题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否代表了苏联真正革新、有趣和有希望的一面，还是说他的政权仅仅是新瓶装老酒。我和哈里森[29]认定他属于第一种。第二种说法是由一拨波兰人或者波兰裔犹太人（派普斯、乌拉姆、布热津斯基和毕亚勒）[30]提出的。在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期间，这些人主导着行政机关、报业媒体和电视荧屏上关于苏联问题的讨论。
● 12月23日，普林斯顿
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雷克雅未克会谈、伊朗武器丑闻[31]、美国广播公司播放的苏联“占领”美国迷你剧集）让我认识到，无论我和其他很多人再怎么努力，也永远无法在美国人心中建立起对苏联公正和理性的看法。人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苏联是国家敌人。我们把苏联人假想成自己的敌人，一如当年的纳粹党徒对待共产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政权对待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政权一样——都是因为想象与现实几乎完全脱节，而我们对敌人的假想似乎就是为了将其作为陪衬，以显示我们的独特价值。
1987年
虽然冷战的气氛正在逐渐缓和，但是凯南对于未来，尤其是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依然感到悲观。他感受到戈尔巴乔夫面临的困境，对这位四面楚歌的苏联领导人深表同情。尽管凯南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和荣誉，但他仍然很遗憾自己无力撼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政策的制定者们。
● 1月12日，普林斯顿
最近一直在阅读1964年—1984年的日记，从中几乎没体会到写作带来的骄傲感和满足感。要么是在自怨自艾，要么就显得啰唆重复。但是，这些文字的确（或者说至少我希望）呈现了我生活经历（审美观）的一个方面，而这一面在我的回忆录中记录得非常少。所以，这些日记或许还有些价值。
看到这些文字，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我的成就多么可怜；第二，我在智力和理解力上的进步是多么微不足道。在这二十年间，大概回了四万封信（确实有这么多）；写了两本还算像样的外交史专著，但都不是重要的题材；创建了俄罗斯事务高级研究所，但是它基础不牢，现在仍然不能站稳脚跟，难以保证能一直办下去；还发表了很多这样或那样的公开言论，都是关于核武器控制和美苏关系的，可是没有任何收效，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现在，我仍然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写着同样的东西，一如二十五年前……
荣誉纷至沓来。这是一个追赶潮流的国家——我本人，或者说人们印象中的我也是当下短暂潮流的一部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觉得我很可能是这个国家里最受尊敬的人，同时又是讲话最不受关注的人。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人吗！
● 5月22日，索伦霍斯
我注意到，我们的政府目前正深陷麻烦，关于这些麻烦，我都曾经积极地做过毫无价值的声明：“我早就提醒过你们了。”
我们现在正遭受极大的痛苦，比如说，在协商从欧洲移除中程核武器的问题上焦头烂额。目前，中程核武器的无用和危险性已经人尽皆知。但是，让我问一句，恰恰在三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的里斯讲座上，是谁拼命地恳求、徒劳地反对将核武器作为北约陆上力量基础的紧急决议？
最近，一艘美军战舰在波斯湾遭受伊拉克飞机攻击，几乎被摧毁，舰上三十七人死亡。不过我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的战舰在那里干什么？保护西方的石油供应吗？早些年是谁在公共场合一次次呼吁，一定要坚决地大幅度降低我们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程度？如果这样的呼吁受到关注，就没有必要将美国的战舰派去确保石油供应了。还是说，我们的战舰在那个水域，是为了保护波斯湾不落入传说中掠夺成性的苏联人之手？果真如此的话，如果不是我，又是谁多年来一直试图指出，从苏联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们对波斯湾没有类似的企图，他们也没有理由去考虑这种事？这就是我所持观点的基础，美国舰队驻扎在波斯湾没有好处，只不过是危险愚蠢的里根主义虚张声势的挑衅而已。
就这样吧。如果政府官员早听我的话，我们会比现在好过得多。但是，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他们没听我的话？不是因为我笔杆子不硬。他们都承认我的文笔很好，即使他们没打算采纳我不得不说的言论，也都认可我的文笔。当然，部分原因在于我与他们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他们是在追随和考虑他们认为在国内盛行的有影响力的观点，而我则重在引导和塑造这些观点。除此之外，他们不理解也不会分享我谈话的思想背景，恐怕没有什么能让他们理解这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以及与他们互动的媒体会就此类事情进行看似理性的辩论。但是，这种辩论打上了先入之见的深深烙印，以自我为中心，深受传统之见的束缚和禁锢，以至于对我提出的想法无法做出任何回应。即便有时候，例如针对“遏制政策”，我们的观点暂时取得一致，那也是偶然的、意外的；至于他们赞同我意见的情况，如果说与我的言论常被完全无视的情况相比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更让我心惊胆战了。
从中能得出什么结论？难道我尽力而为是错误的吗？……
就算有机会重活这几十年，我还是极有可能重复同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因为即使没有引起思想界的共鸣，我多年的努力也为我赢得了众人的尊重（也很可能是基于误解）；更因为我说过的很多话，能有机会在我百年之后被重新发现（要是有人重新发现的话），成为某种经典的衡量标准进而唤起人们的理解。人类性格当中有一种逆反的特性，他们常常喜欢回应那些久已离世的人，对当代人的作品却嗤之以鼻。
[凯南参加苏联和美国历史学家会议，其间住在大使官邸斯巴索大厦。］● 6月20日，莫斯科我看到这座古老的建筑仍然伫立在那里，一如六十年前一样沉默而坚韧。大使换了一任又一任，在静默无声的围墙内履行着他们短暂而自视不凡的职责，然后带着自己的随身用品，收拾行囊离开，也带走了其曾经驻留于此的大多数痕迹，甚至抹掉了对这里的所有记忆。留在这里的，除了偶尔遗落的让下一任大使不知如何处理的东西，只有一丝惹人好奇的气味（当然只能借助你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体会），吸引着后来者追寻和回味这栋建筑曾经见证的琐碎平凡，以及间或不那么平凡的曲折和激动。这就是难以形容的、充满悲情、让人同情的短暂外交官生涯！在莫斯科驻留期间，我留下了什么？
会议在一栋高度现代化的建筑里举行，叫作游客之家或者类似什么名字。房间很大，以至于我有时候都搞不清桌子另一头是谁在讲话。我们的苏联同行在会上提交了（毫无疑问经过了无数个委员会的层层筛选）实在差强人意的论文之后，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以及想和我们建立起私人关系的急切愿望，远比他们被允许创作的论文精明博学……
当然，无论走到哪里，记忆的幽灵都伴随着我。但是我一直很清楚，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将我眼前看到的一切与这些回忆割裂开了，而我曾经熟悉的大部分生活都在这场灾难中毁掉了。我看到的是幸存者的后代，一道鸿沟将他们与父辈祖辈分隔开来，从很多方面来看，它就像当年将我这个外国人与他们父辈祖辈分隔开的鸿沟一样，甚至比那时的还要深。在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改变的力量比地缘和民族血统的力量强大得多。
我在里加待了一天，黯然神伤。上一次驻留里加还是五十四年前。我总有一种感觉，像是死而复生一样又回到这里，在隔了半个世纪之后，看看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场景所剩几何。城市拥挤不堪，人口比那时翻了两倍多。令人愉快的舒适感基本上难以寻觅了，不过，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的条件有所改善……
对于那时候手足无措、鲁莽、敏感而年轻的我来说，这里的视野、这里的风貌，曾经充满着无尽的神秘，简直无以言表。当年的一切眼下还剩下什么，我自己还剩下什么，只有上帝知道，或许二者皆有一些吧……
访问全程都非常愉快，因为从前——也就是两三年前所特有的沉默和紧张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大家都认为这种变化该归功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判断力，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不过，当时公使馆的古怪人物，唯一在世的就剩我了：那时候一部分人是革命前在圣彼得堡美国大使馆工作届满后留任的，还有一部分人，像我一样，是一战以后派驻在此的职业外交人员，我们享受了里加的舒适生活，虽然这种生活有些鄙俗，但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精力都倾注在东方两百英里之外那个充满动荡的国家上，它的政府深怀敌意、目中无人，它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幅骇人听闻、充满戏剧性和无穷魅力的图景。
● 8月5日，索伦霍斯
要批判戈尔巴乔夫并非难事，但此时此刻，他很难被取代。与他的个人命运一样备受关注的是他的政策对苏联的非俄罗斯族以及卫星国的影响。此刻我们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局面，矛盾冲突和困境比比皆是。苏联的很多非俄罗斯族居民，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居民、格鲁吉亚人以及亚美尼亚人，比俄罗斯人更擅长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实例中，他们也的确比俄罗斯人更加平静地对这些变化做出了预期。也就是说，与俄罗斯相比，他们能更有效地通过这种方式增强经济实力，这将提升他们在苏联帝国内的地位，让他们进一步疏远与俄罗斯中心的联系，从而强化他们的离心趋势，这种离心趋势与造成1917年沙皇俄国崩溃的离心趋势基本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还是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莫斯科与卫星国之间关系的影响。这些卫星国的政权本身仍然通过虚夸华丽但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识形态纽带受到莫斯科的约束，只有罗马尼亚除外，它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系基于极为稳固和重要的军事关系。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些国家甚至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就已经开始以各种大相径庭的方式从苏联严格的监管下解放自己了，其中有几个国家甚至比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还要拥护这些改革。它们对苏联的“公开化”和“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反应各不相同。有些政权感觉自己与人民紧密联系，拥有充分的安全感，它们欢迎并充分利用了改革，以此作为本国自由化的正当理由；另一些国家，尤其是捷克和罗马尼亚将要——实际上已经——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形势极为尴尬。改革的压力只能加深和扩大华约组织各成员国之间业已存在的显著差别，进一步削弱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致性和整体性……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杰出的人物，这一点很难用他广为人知的专业背景来解释。在他看来，他要着手做的，无疑就是将苏联的社会和经济从斯大林主义长期恐怖统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打击腐败的特权制度，多年来，老迈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幕僚正是依靠这种制度来控制一切的。然而，这些顽疾已经深入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混杂纠葛，还掺杂着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给俄罗斯帝国生活带来的严重扭曲……
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认识到，从本质上来说，他在着手修正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对苏联所造成的长期弊害时，遇到的正是上文所言的状况。或许，他认为这就是他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他或许会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必须纠正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权时忽略的盲点和犯下的错误，甚至还要肩负起旧沙皇俄国未竟的一些事业。如果戈尔巴乔夫去了解俄罗斯社会中他想要理解的那部分，他将发现俄罗斯有太多太多亟待纠正或今后需要纠正的痼疾。
● 11月26日，普林斯顿，感恩节
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来访[32]让我深感忧虑。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同意来美国。在这里，他不仅要被几千名记者和摄影师围追堵截，还要遭受里根政府当权派的侮辱。在目睹了这个国家的一文不值后，他将两手空空地回去，除了对所见的一切由衷憎恨之外什么也带不走。
● 11月30日，华盛顿
令我惊讶的是，从这次会谈和华盛顿早报上的消息来看，华盛顿对即将到来的峰会抱持的态度比我乐观得多。我自问，如果苏联一直拒绝里根先生提议的中程导弹条约，还能期待此次峰会有什么更大的收获吗？即使双方同意签署这一纸条约，文字上的较量会毁掉此次峰会有望在彼此间创造的好感吗？[33]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比我想象的要软弱。或许，他的做法更胜一筹？没有什么比突然出人意料地同意他们离谱的要求更让包括里根先生在内的北约保守派们烦恼不已了。
● 12月17日，普林斯顿
几周前我去了纽约，交给哈丽特·瓦瑟曼[34]五捆文档，里面是我的日记和描述风物的信件。将这些东西收录成集出版的设想是约翰·卢卡奇提出来的，他强烈建议我这样做……
[出版社的审稿人威廉·肖恩］很担心也很焦虑，因为他在我的著述中没有找到二战时期我在德国的生活记述。[35]我想（非常不确定），他是怀疑我肯定隐藏了那个时期的一些东西。瓦瑟曼不想在电话里多说，而是坚持在18日，也就是明天过来与我谈谈这件事。
我不知道她本意如何，但是能感觉到这多少与我对德国犹太人的观点，或者说毫无观点，抑或是具有怀疑性质的观点有关。不管怎么说，明天就知道了。但是，无论是什么麻烦，我今天都要做些准备。我一整天都在马德图书馆阅读我在那一时期写下的日记和信件，其中很多东西我都想不起来了，因为都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体验：突然之间被带回那个时代，重温当时的紧张、情绪、期待、梦想和情感的煎熬……
四十五年前的自己与这些笔记和信件中反映出来的自己让我感到悲伤，感到不满。我想，这部分是因为我无法将自己与之完全分割开来（到今天还有诸多影响挥之不去），部分是因为通过这些笔记和信件，我可以从外部审视自己，并对看到的东西感到厌恶。我想大家能比较容易地记住我的特征、背景和经历，比我更容易宽容那个遥远的人物身上的缺点。
● 12月20日
啊，前天哈丽特·瓦瑟曼来到普林斯顿，她坚持要来，并且跟我说起这个小插曲，与我猜测的差不多。书稿中缺少我在德国履职期间的内容似乎让肖恩感到非常苦恼。他现在就职的法勒公司（The Farrar company）拒绝了我的手稿，现在手稿已经退给瓦瑟曼了。她觉得稿子被退与早期日记中（顺便说一句，记录的都是我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任职那些年的事情，那时候纳粹还没有上台）提到“犹太人”有关系。她对此非常愤怒，但是，我想（也可以理解）她同样担心这个问题对她本人和她的生意会造成影响。她会与他们协商，肖恩也说他会找时间给我打电话商量这件事。（我应该留意到，法勒公司的主管之前跟她说过凯南“事关德国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对整个小插曲很关心，不过这是出于对哈丽特的担忧而非为我自己。
1988年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已经开始单方面退出各种冷战竞赛，但凯南颇有先见之明地预感到，美国不会从全球各前沿军事战略要地撤回。华盛顿政府既不会大幅削减武器订单，也不会打消发展更精密、威力更大的武器的野心。总之，长达十年的过渡期已经具备相应基础，美国将从全面的冷战状态转变为聚焦全球的“反恐战争”。
● 1月10日，普林斯顿
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做出的行动、提出的建议帮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大忙，证明了对于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欧最重要的三国政府首脑以及我国许多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来说，将核武器规模维持在目前这样骇人听闻的高水平，并不是真的出于与苏联核武器规模保持平衡的需要。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苏联持有和进一步研发核武器的行为，以及它在各种军备谈判和协商中所展现的立场，实际上与这些态度没有太大关系；人们在讨论问题时太看重核武器的因素，完全忽略了苏联人可能会发展核武器，也可能放弃它……
我们现在该关注的不是苏联与我们在武器方面谁更强，而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以下方面：（a）由于人文精神的极度缺失，人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观念看待国际关系，怀着一种焦躁的情绪急于使用武器自保，完全不在乎这些武器可能会带来自我毁灭甚至世界末日，仿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灾难一样。
（b）我们如何去教育和引导美国公众的观念，让美国用更加成熟老练的眼光去看待“常规”武器的均衡问题？考虑这个问题要兼顾假想敌的意图和能力，还要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动用这样的武器发动一场大战，任何一方都不会成为赢家。在此，我们最终还是要搞清对手的意图，而非其能力的高低，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而非军事实力方面。
[凯南夫妇在巴巴多斯岛度假。］
● 3月10日，巴巴多斯
像我这样性格矛盾、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人，身边没有这样一位坚定、稳重、明智、敏感、忠诚的妻子守护会是什么样？……
英国人自信地按照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塑造黑人的生活，至少在两三代人之前，这些黑人还是非洲的奴隶。英国人改变他们的信仰，让他们皈依英国国教，为他们建立和传承稳固、人道的司法制度和正规的教育机构，教他们打板球以尽可能多地吸收其罪恶本性，然后在无能总督的仁慈默许下放任他们自我管理。作为女王的代表，这样的总督没有凸显英国王权无与伦比的光辉典范，而是以王权的名义任由这一切发生。当然了，什么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不受现代社会的影响，谁又能避免呢？不过，如果要批判的话，只能用这样的标准：“与什么做比较？”
● 5月9日，去农场途中
我发现最难适应的就是接受自己的失败，也就是说，我无法对美国政府思想和政策的主导趋势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其次，我与当今主流思潮的疏离已经到了可怕而危险的程度。
最主要的失败是，我无法阻止美国和北约政策的军事化进程，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从这些方面看，在里根执政期间，我所反对的美国政治共识中的这种趋势一直在不断得到强化。无论是在里根继任政府的前景展望中，还是美国新闻媒体（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欧洲的新闻媒体）的观点中，我都没有看到领导层打算克服这种趋势的任何迹象。同样，我没能在公众和官方观念中就处理和长期改善苏美关系问题打下思想基础。苏联方面采取行动改善苏美关系的可能性很明显，美国方面则见不到这样的迹象。对美国国内政策背后的强劲推力，以及应该支配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准则，我的理念和看法也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并没有竭尽全力）。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每个人都会遭遇某种程度上的失败，应该学会接受失败……但是无论好坏，我还没死去。我还活着，生活在一个在我看来需要交流和思想互动的人文环境中，疏离感也由此产生……
我没指望避免核灾难。至于苏美关系，要是我能跟戈尔巴乔夫先生坦诚相对，我会建议他不要对美苏国关系抱希望，建议他的对外政策思想里不要有这样的念头，劝他不要损害双方关系，也不要奢求美国为纷乱的世界做出积极贡献，但也不要害怕美国（他们的宣传力度大于实际伤害），不要去理它，而把眼光投向别处——主要是远东地区，寻求对国际事务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当然，在我看来，美国的领导在广泛的全球事务中同样起不了什么作用。对这样的国家我没有信心：（a）无力应对外交关系军事化的压力；（b）外交政策受到少数族裔情感和偏见的严重影响。面对美国政府扭曲的视野，像我这样一个站在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角度看待问题的人，还能做什么有益的事情呢……
每天早晨我都在鄙视晨报和收音机里的某些新闻，希望就此写点儿什么。但是写什么？……理论上说，得写一本书，书我会写的，但我能做的不止于此。
[20世纪30年代以来，凯南强烈谴责他所见到的美国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商业主义和过度的环境开发。他也抱怨外交政策的政治化。他对民主缺乏信心，提议建立一个广受尊重的个人委员会，这些人能对行政和立法部门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这些理念以及其他建议，最终都写入他于1993年出版的一本书：《崎岖山路：个人与政治哲学》。］● 7月25日—26日，克里斯蒂安桑我用了一章来描述美国社会面临的五个具体问题，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视这些问题，美国社会生活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倒退。我提出（这事不难做）这几个问题没有一个是美国的宪政体制能够解决的……
我推荐的唯一解决之道就是，通过国会法案，建立一种国家咨询委员会，其成员是总统从一个由杰出公民组成的全国专家组中挑选的，他们不仅要为人正直、经验丰富、判断力强，还要完全远离政治且毫无政治野心。我认为，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个不在常规政治体系之内的机构，为行政和立法部门提供咨询，并且政府对其建议给予足够尊重的话，那么常规的政治体系才有可能得到加强，才能够就我刚刚提到的几个问题和其他类似问题给出成功的解决之道。但是，很明显，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不要几十年也要几年。在此期间，我们充其量仍然是一个饱受国内问题考验的国家，一个有能力应对北温带广阔丰饶的陆地资源开发（尽管也很浪费）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没证明自己能够应对高科技、核能、环境恶化等更尖锐和更微妙的挑战……
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困境），告诉人们他们的处境无望，以他们微薄的力量对此束手无策，告诉他们可以对最糟糕的结局听之任之，这是没有意义的。我将这些告诉他们毫无意义，没有理由这样做。在从前那些绝望的时刻，我早已发现，告诉年轻人他们毫无希望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从某一方面来讲，我有可能是错的，很可能有些有希望的东西我没有看到。果真如此的话，那我最好闭嘴……
就在这个时候，不断发展的政治形势让问题更加复杂了。民主党大会上的报告，加上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先生的种种做法：发表的个人声明、竞选搭档暨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以及对好斗的少数族裔的利用，都让我感到无比震惊。[36]因为这一切足以证明，尽管里根先生也有一些不足和失误，也曾经历多次失败，但是到头来他一定会获胜，这也将是他关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右翼观点的胜利。民主党毫无原则可言，只要给他们提供金钱或者选票，他们就会做好准备为任何集团服务。目前他们已经提前向富有、强势、蛮横的西南右翼势力屈服了，后者傲慢自大，鼓吹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这些就是当前美国国内的主要党派力量。布什先生[37]四处奔波，试图掩盖他所做过的与教育和文化（这是了无生气的东海岸社会让人厌恶的一大特征）相关的所有事，他已经向这些力量屈服了。现在，杜卡基斯先生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这两人中哪个当选有区别吗？我与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理性世界又能有什么联系呢？如果这是他们的国家——很明显事实如此——我还能声称这也是我的国家吗？
● 8月，飞机上[38]
要是一位有责任感的苏联官员问我：“在现实政治允许的范围内，为了改变眼下的局面，哪些事情是莫斯科该做却没有做的？”我会用下面的话回复他：“你做不了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事。美国的政治体制让当政者把自己想象成舞台上的演员，正在美国舆论面前上演一出基督受难剧。他们扮成身穿闪亮铠甲的骑士，为挽救忠贞无辜的少女——也就是美国人民而奋起斗争。为了让这个角色活灵活现，不论你是否愿意，他们都需要一个陪衬、一个恶魔、一个邪恶的巫师。一定要把少女从巫师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否则骑士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亲爱的俄罗斯朋友，那个巫师当然就是你们。安排给你们的就是这个角色，你们没得选。出于某些原因，你们适合这个角色而别人不适合。部分原因在于你们以前的形象，跟你们现在的形象没多大关系。不过，缺了你们这个角色，这部剧就演不下去……这是一部舞台剧，不是现实。他们是要追求胜利的表象，而非胜利本身。”
● 9月17日，普林斯顿
接到通知让我去领汤因比奖（Toynbee Prize）[39]。在领奖仪式上，我需要发表演讲。怎样能避免当众演讲呢？只能拒绝领奖。以后，我必须婉拒他们，虽然有些晚了。但是，我想我现在可以做到。除了诺贝尔奖之外，其他大奖我都领过了，我非常不想领受这个奖项。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忘了提，那就是我为《纽约书评》写了一篇葛罗米柯[40]《回忆录》的短评。我说过不想再做这些事情，但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显然是撰写这类评论的合适人选，实际上我也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
1989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相信冷战终将结束。不过，随着冷战结束的临近，这位前外交官开始抱怨华盛顿一贯怠于沟通协商，从而不必要地延长了冲突的时间。此外，他也担心随着共产主义体制在苏联衰落、东欧诸国摆脱苏联帝国而产生的动荡。凯南一直以来都对美国社会和西方持批判态度，他鄙视冷战必胜的思想潮流。
随着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宣誓就任总统，凯南明白美国政策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尽力与精英媒体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分享自己的观点。
● 2月5日，普林斯顿
距离上次写日记肯定有半年时间了……
一月的天气异常温暖，我一直在猜测这种反常是否像一些科学家所发现和认为的那样，是由全球气候变暖趋势造成的。
● 2月12日
参加约翰·加迪斯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组建的外交史研究所成立仪式……现场是一派中西部常见的鼓舞人心的景象：人们谦逊亲切，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仪式质朴，简约。加迪斯为人正派，充满智慧和力量，相对年轻的他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他认识到了美国过去和未来的国际地位。他的妻子是一位优雅聪慧的女士，也是一位学者、一位娴静的母亲。总之，这是一次让人感到振奋的经历，是一次让人口中余香的盛宴……
峰会没有半点儿政治实质，更像是一次愚蠢的媒体盛事。[41]《中程导弹协议》是向裁军迈出的一小步，我们在欧洲的主要盟国和总统先生的很多政治幕僚都不情愿地接受了，里根先生的早期宣传言论如今使他骑虎难下，他感到自己无法脱身。[42]
在其他方面，情况一如从前。在任期最后几年，里根先生希望争取双方力量的支持，而双方的矛盾又不可调和：一方是其强硬路线的支持者，这些人塑造了一个着力摧毁美国的“邪恶帝国”形象，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必需品；另一方是温和、善良但略感迷茫的广大民众，他们希望看到苏美关系有所改善，希望军事上的致命冲突能够避免。里根凭借杰出的才能在二者中间游刃有余，他的单边主义谬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一个口袋掏出对苏作战的言论，又从另一口袋掏出了和平论调，虽然自相矛盾，但收效颇丰。但是，他本人的真实意图也由此清晰无疑。他以卓越的才能化繁为简，用喊口号的方式，以牺牲思想性为代价，成功地获得广泛的认可，不光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还获得了民主党反对派的认可，而他的整套主张都与全面改善美苏关系，尤其是推动军备控制取得重大进展的努力背道而驰……
[下面谈的是1987年12月关于选摘日记出版成书的争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丽特觉得犹太色彩浓厚的施特劳斯与法勒（Straus & Farrar）公司会出版我这本书，肖恩先生……当时是这家公司的顾问。但是施特劳斯与法勒公司拒绝了我的手稿，他们（在给哈丽特的一封信中）给出的理由是认为我的作品里有些“德国人的东西”。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排犹主义者，不过我必须承认，这次的事件让我差不多变成反犹人士了。二战期间伯林在大使馆任职时，我们都对纳粹不抱任何幻想，一直在跟他们周旋，一些人非常辛苦，筋疲力尽。为什么法勒公司认为我应该以散文表达自己对纳粹的恐惧呢？我不是媒体职员，而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写这些东西寄给谁看？给政府？怎么给？通过我在大使馆里的上级？他们会以为我疯了。他们和我一样清楚纳粹是什么东西，我们的政府也清楚。谁还需要被警醒呢？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时代的评论家们对40年代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和生活缺乏认识，他们的想法真是莫名其妙。
● 2月16日
今天是我八十五岁的生日。昨天去了纽约，就是为了跟亚瑟·施莱辛格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个午饭。没有压力，没有觉得特别疲惫……但是我感到精力耗尽，一无所成。我翻看过去几天写的两篇草稿，感觉词不达意，必须重写，时间很紧迫。我一生中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就是写不出来了怎么办？我的才思全部耗尽了怎么办？果真如此怎么办？怎么把这种境况告知他人？我要说，我此刻并非如你们所期待的那样，我必须走自己的路：不查邮件，不接电话，不参与周围的生活，不参加社交活动。可以这样吗？一定要这样吗？
● 4月3日，华盛顿
考虑到华盛顿政府正在换届，以及我的表态可能对新政府产生影响，我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顺当一些。毕竟，这是一个关键时期，白宫内外新任命了许多有头脑的人，戈尔巴乔夫先生单边削减常规武器产生的轰动效应也余波未了。我想如果现在不说些什么，等新人踏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是否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了。所以我接受了《麦克尼尔-莱勒》（McNeill-Lehrer）节目的两次访谈邀约，为《纽约时代周刊》写了一篇文章，还在别处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的文章。我希望接受邀请，于4月4日——也就是明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苏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一系列听证会上率先发言。以上种种，再加上即将面世的旅行日记[43]，让情况更加复杂了。尤其是几天前《大西洋月刊》登载了其中一些选段，我后悔做了这件事，但是也没法阻止了。
听证会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我已经尽可能地做了充分准备。不过，我不敢抱乐观的态度。我一直感觉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问询，恐怕我的发挥不会太精彩。
[凯南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发表了两个半小时的阐述，在座的每个人，甚至连现场的摄影师，都为他的精彩演说鼓掌。记者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评论说：“如果有人有权叫停冷战，那个人就是乔治·凯南，是他首先提出了令西方赢得冷战胜利的策略。”[44]］● 4月9日，普林斯顿当天早晨，《华盛顿邮报》用两个版面报道了参议院听证会，黑色的大标题和照片有些戏剧化了……《大西洋月刊》也选登了听证会纪要，还谈到了我即将出版的那本书……虽然影响不及《纽约时报》（相对而言），但是也引起了华盛顿对我本人不小的关注。持续两个半小时的听证会结束了，出乎意料甚至让我有些尴尬的是，参议员们长时间起立鼓掌。后来我才听说，这在外交委员会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务必谨慎，不能过高估计这一非常事件的意义。与会的大多数参议员是民主党人[虽然包括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在内，与会的共和党人都相当礼貌，很尊重我］。《纽约时报》一如既往，完全无视这次听证会。除了一个有线电视频道外，其他电视媒体都没有报道此事，个中原因他们自己再清楚不过了。不过，第二天早晨的《华盛顿邮报》对此事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新闻周刊》（Newsweek）通知我说下一期将对这次听证会予以重点报道。《纽约时报》似乎感到有些愧疚，（与外交委员会而非我本人商定后）在今天周日版的专栏报道了听证会的消息，并刊登了我发言的大部分内容，就放在各方竭力敦促布什总统阐明如何应对苏联变化的大篇幅报道之后。因此，我感觉自己至少成功地给自满的新政府当头一棒……
然而，这一切或许让我陷入了更深的泥潭……我接到北约最高指挥官约翰·加尔文将军（John Galvin）的电话，他邀请我到比利时的蒙斯（Mons）参加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X）年会。这是一个闭门会议（不对报社或者访客开放），与会的是北约成员国全体高级代表。
● 4月16日，农场
我拿到了厚厚的一摞资料，都是关于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我想研究一下它对美国政策可以或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埋首其中一天后（才刚刚开始阅读资料），我就惊诧地发现，不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以为精妙的观点已经过时，与目前莫斯科和欧洲出现的形势完全脱节，而且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北约观点一直深恶痛绝的原因。目前我们正陷入一种新的危险形势而不能自拔，结局难以预料。当我们探讨自己从冷战时期学到了什么东西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在谈论过去了。
● 5月5日，肯尼迪机场
这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在我白首之年，对我的关注如洪水般突然汹涌而来。从目前的形势看，这是因为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发言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还有我的新书《生活随笔》登上了书店展销台，也有评论家撰写专栏文章讨论该书。对我来说，很难评说当下社会对我的这种关注。部分来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年纪实在太大了。这一代人对我所知不多，他们突然发现了我的存在。基于一丁点儿粗浅的了解，他们就对我表现出如此原始而单纯的热忱。还有就是，目前我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政治意义则更难评估。对我个人来讲，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亮相是一次成功，但是这对现行的政府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参议员并没有问起有关军备控制的问题，那是我唯一能把握的政策问题，或许也是我能做出些微贡献的领域。
啊，此刻我在前往布鲁塞尔途中，我要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年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一项更加严肃的事情。我精心地准备了这次演讲。两个星期之后，北约峰会就将举行，中心议题是：是该大幅度增加我们美国人在德国部署的“长矛”短程导弹（Lance）的射程，也就是升级为里根总统在卸任前已经与莫斯科签订协议要销毁的中程导弹射程；还是最好不要为达成完全销毁这种武器的协议而与苏联谈判（苏联在德国部署的中程导弹远比我们多）。很明显，对缓解欧洲中心地区的军事对抗稍有兴趣的人都会选择后者。但是撒切尔夫人和布什先生都不想朝那个方向努力，在整个争论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即这两位首脑和他们身边的人是否真的想接受戈尔巴乔夫先生一直伸给他们的橄榄枝，还是说，他们不能放弃冷战，无法想象没有冷战的生活。
● 5月11日，从布鲁塞尔返回途中
参加完北约的会议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成员国与会代表的态度让我感到绝望，他们背后的政府亦是如此，正如我们四十年来所了解的，冷战只是一场无限发展扩张的军备和核武器竞赛。我国和英国政府就是领头羊。不管怎么说，让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丧失了理性，深陷在核武器的泥淖之中。我们对核武器扩张漠不关心，几十年来不负责任地发展核武器，而没找到令人满意的方法处理核废料。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会无限延续和助长当下的核武器扩张进程。
● 5月30日，波恩
一个小时后我将拜访魏茨泽克总统[45]。因为准备今天的会议，我才有了这些想法。
昨天，至关重要的北约峰会顺利进行，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让人欣慰的是，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对峙得以避免。我和大家都如释重负，事情和想象中的一样顺利。不过，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态度不改变，北约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的时期。
● 6月29日，克里斯蒂安桑
布什总统要在7月6日晚授予我荣誉勋章。[46]我将和其他三位德高望重的杰出人物（虽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我的确是其中年纪最轻的）一起受奖。下个星期二早晨（极为简短的）颁奖仪式将在玫瑰花园（Rose Garden）举行，典礼过后还有一个由布什总统及夫人举办的小型午餐会。（感谢上帝）我们这些接受荣誉的人不需要发表演讲。
事态的发展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几周之前，总统在公开声明中曾经说过我的好话，还把我的名字放在四十年前的“智者”之列。近几个星期以来，我的名字也许在其他场合也引起过他的注意。他竟然对一个与自己在众多问题上观点相悖的人采取这样的姿态，这委实让人感到奇怪。
● 7月4日，普林斯顿
明天我们要去华盛顿参加在玫瑰花园举行的颁奖典礼。
随着这个简短且意义相对不大的典礼日益临近，我产生了两种反应：首先，我认识到，这里面涉及的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而非对我的观点或我多年来为影响公共政策所做努力的尊重。这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不禁怀疑这就是一个安慰奖，授予我不是为了承认我的成功，而是承认我的失败。实际上，没有这些失败，我永远不会获奖。
其次，一种恼人的空虚感让我饱受折磨。前两天我跟克里斯托弗聊天，我觉得我必须承认，我无法再主动利用当下的声名，也没有人期待我这样做。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那要怎么办？
可能要回归外交史研究领域，不过，不是现在。
[参加完白宫的典礼仪式，凯南夫妇回克里斯蒂安桑避暑。］● 7月8日，哥本哈根机场白宫典礼结束之后，布什总统和夫人精心准备了午宴。总统先生证实了他们邀请我出席颁奖仪式的初衷和我想的差不多。我对他说，我特别感激他的表态，因为我知道我的观点跟哈里·杜鲁门政府以来的历届政府都不合拍。他回答说，颁奖给我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午饭期间，我坐在他右首第二个座位，中间是前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总统看起来有些匆忙和紧张，他刚刚结束在缅因州的四天假期，我原以为他会比往常放松些。此外，他还有点儿心不在焉，心烦意乱，这倒在意料之中。我想，尽管他身体状况很好，但是正在被各种公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9月9日，柏林墙倒塌，凯南感觉自己不堪重负，不是因为被喜悦所淹没，而是因为各界请他就此发表评论的压力令他难以招架。尽管他不愿意放弃对公众发言的机会，但还是希望能够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他正在思考继续撰写“一战”前法俄同盟史的第三卷。］● 11月14日，普林斯顿在我的历史研究工作中断近两年后，这两三个星期以来，我终于摆脱了日常的烦事杂务，回到书桌旁。几天来，我都在研究所的图书馆埋头于历史研究。
我喜欢这种感觉，每分每秒都开心愉快，我真的是乐在其中。但这是一场战斗。过去种种繁杂琐事的羁绊一直压在我心头。在图书馆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必须摆脱这种羁绊，抓紧时间是一门绝技。在东欧，尤其是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使我压力倍增。[47]我孤注一掷、几近绝望地挣扎。伊丽莎白[48]打来电话，觉得必须打一场漂亮仗，甚至比我还坚决。电话铃一整天都在响，请我做评论，参加电视访谈，撰写文章，发表声明，等等，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 11月15日
好吧。同意了，他们赢了，我失败了。我被打败不是因为缺少实力或才华，而是被总统幕僚的势力打败，他们对严肃的事情几乎没有兴趣，在他们的标准中，“速成品”远比持久的努力有价值，情绪化的反应远高于思考，想象远高于现实。他们想要的是表演者，而不是学者。他们的权力无处不在，即便在高级研究所内的电话另一端也是如此，在我这个位置上，无法反抗，除非以将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家人卷入真正的暴力作为代价。
那么，此刻我们该往何处去？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普林斯顿大街上，孤独地走了很远，努力思考问题的答案。我想了很久，我能够看见自己以这里为起点，漫无目的、心烦意乱地在生活中四处徘徊，顺其自然，观察琐事并自得其乐，不时记下我的观点——主要是为了这本日记，我无所期待，无所指望。
然而，仔细一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样或者那样的请求需要我做出回应，我必须选择。但是，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事情本身就没有意义，又如何从中进行选择？
● 11月18日
我接到华盛顿的电话，大意是总统想召见我以及其他三位前驻苏联大使，电话时间是星期五（昨天）下午两点。
就这样，我坐上熟悉的列车前往华盛顿，准时到达白宫（多亏上帝恩典，因为美国铁路公司的车晚点了近半个小时），碰到了以前的老同事托马斯·沃森、亚瑟·哈特曼和马尔科姆·图恩。[49]我们被领进椭圆办公室，总统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一同参加会议还有四五个人，我认识其中三位，分别是国务卿、副总统[50]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的名字总是在我嘴边，老是记不起来。不过，噢，对，现在想起来了，应该是布伦特·斯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接下来大家各抒己见，包括我自己在内，阐述的观点既没用又琐碎（但是，我这样做是事出有因）。
布什先生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你跟他交谈，他很谦恭，无拘无束，话不多但公道，富有魅力。等你离开后，他对公众讲话时丝毫不受你的影响，虽然他之前似乎毕恭毕敬地倾听了你说的话。无论如何，我对他的印象很不错，尽管活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看到晨报上他演讲的内容，我想他哪怕读到我上星期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或者对我昨天所说的话留下一丁点儿的印象，都不会在演讲中说出那样的话。
● 11月23日，感恩节
我感到有必要说说自己过去一个星期来的变化，这是一个不甚愉快的变化，我想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变化。怎么描述呢？不光是身体虚弱、神经过敏、步履不稳，等等，还有情绪上的反应，心绪难以平复，总是感觉不耐烦、易怒，其他时候则陷入莫名的忧虑，我感觉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反应和行为。
啊哈，我对自己说，这是衰老来临了。但是，这就带来了相互矛盾的问题和思考。如果你能觉出衰老将近，那么你是真的衰老了吗？或者说当你觉察出你处于衰老状态，却无法控制衰老的各种表征，你就真的衰老了吗？哎呀，恐怕我感觉到了。
这类行为说明了什么？
我建议做一些小小的改变，幅度不要太大……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参加大规模集会将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
● 11月29日
虽然竭力避免，但我还是感觉到生活中那些隐秘的羁绊在日益加重，而我越来越无力应对。当前的重大事件更加重了我的这种负担：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突然脱离共产主义统治（对此我的兴趣不大，但是相关报道铺天盖地，新闻界的各位先生都兴奋异常）。此后的两三天里，布什先生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在马耳他附近的军舰上开会。因此，这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都是采访我和邀请我露面的。这些请求我都婉言拒绝了，只接受了一个特别的邀请：明年一月再次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或许，我不该接受这个邀请……但是，我可能是他们相信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想，或许有那么几件事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就这样定了。
● 12月3日
周末基本都浪费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看贝克尔先生、埃德伯格先生和麦克恩罗先生[51]打网球。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在东欧和中欧部分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崩塌，戈尔巴乔夫先生和布什先生在地中海要地马耳他举行会议。我之所以没太留意这次会议，是因为过去两个星期来健康状况不佳，为此心情颇为沉郁。
我知道，从现在开始必须认真了解近日来苏联和欧洲发生的事件，为这个月底的外交委员会会议发言做准备。共产主义世界的革命失败了，出于某种原因，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诫政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苏联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尔巴乔夫登上世界舞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努力说服很多人，苏联对东欧的掌控能力已经严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战，是承受不住任何压力的。（我经常把这种统治比喻成池塘里的薄冰，看起来很结实，踩上去却无法承受任何力量。）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
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府，甚至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党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接管政权。不仅如此，这些亢奋的人似乎没有学到他们本可以从明智的芬兰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获得独立的唯一安全方式，就是对苏联的安全利益表现出该有的尊重。如果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要寻求独立却挑战了苏联的安全保障，那么结果只能是毁掉戈尔巴乔夫，那个刚刚给予他们更大独立性（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自治）的人。
● 12月16日
未来四天，我必须在外交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演讲，通常这是一个正式、严肃的场合，不过照我理解，这实际上是给与会的老孩童们举办的一场特别圣诞聚会。有关这次会议的消息传播开来，人们会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希望我能爆出大新闻。我确信大家期待的就是那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即席演说，然后是自由提问环节。你可能觉得这没什么可苦恼的，但实际上远非如此。自从二战之后，欧洲处于剧变的煎熬之中，很多方面都在急速变化，十几分钟能说什么？
我日复一日地婉言谢绝以各种方式发来的邀约，偶尔屈服于个别无法拒绝的请求，却又导致新一轮的请求纷至沓来。在这些日子里，我愈发全神贯注地思考实施一次迫不得已的终极行动，让自己从这种徒劳且令人精疲力尽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我这样想，也这样说，我非常清楚之前已经说过多少遍这样的话了。现在的问题是，最终的解放要么是我主动争取，要么是通过死亡来实现。既然时日所剩无多，为什么不主动争取一下呢？
1990年
几十年来，凯南一直怀疑他即将向死亡屈服，至少是将要老朽不堪。但是，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活跃，他的寿命还会延续十五年。
对于动荡的苏联帝国和南非的种种剧变，凯南深感不安。建立在无可置疑的国家主权之上的旧国际体系的衰败，以及建立在——至少是理论上的——普遍人权之上的新国际制度也让他高兴不起来。
大白鹭[52]
为那傲慢的大白鹭，
此刻请稍候一旁。
这修长双腿的美人，
他是公认的领袖。
如果你对他的尊重，
未按其所想给予，
或许他会不予理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