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王夫之先生骂为“鄙夫”的赵普，晚年是否有愧对秦王赵廷美的隐秘自责？赵普不一定属于铁石心肠的残忍之徒。在他内心深处，应该对人性还保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信任。他应该知道，如果没有他的推演，赵廷美不会获致“奸变”这一吓人的定谳。
我落在时光的后面，但如果可以假设，假设面对太宗的疑虑，面对柴禹锡上奏说秦王廷美有“阴谋”时，赵普能够如后来真宗朝的王旦那样，也许就不至于锻炼为一场大狱。
寇准簪花
太宗的儿子真宗皇帝时，名臣寇准名满天下，晚年知永兴军（治所在今陕西西安）。到了他的诞辰日，庆典生日的那种排场，好像在过“圣节礼”，规模规格仿佛皇上在过生日。寇准还穿了黄色的道士服，“簪花”骑马。
“簪花”，是大宋习俗。宋人不分男女，都愿意在头上戴一朵鲜花，皇上遇有庆典，自己也要戴一朵鲜花。寇准生日，也戴花，还穿黄色的道袍，这就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啦。这种行为，认真追究起来，很是一个说不清的“大案”。而且果然就有人向宋真宗打小报告，说“寇准有叛心”。
真宗得到报告，开始也是一惊，就拿出西安快递过来的小报告给当朝大臣王旦看，并问道：“寇准真的要反了吗？”名相王旦很认真地看过小报告后，微微一笑，道：“寇准这老头儿，这么大年纪啦，还这么——呆！臣马上写个劄子，让他知道。”王旦就这样谈笑间，将一场可能的“阴谋”“奸变”消弭于无形，而真宗也从此放过，不问，史称“上意亦解”。事儿，就这样，结了。
这就是传统史论中最为称赏的“大臣”风范。古训有言：“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见祸于未萌。”一个事件，在未萌无形中，即可洞见其可能的危祸，并努力将其“可能性”扑灭，这是存在者的极高智慧。
寇准“反”还是“没有反”，可以一言而定。假令王旦如赵普般推波助澜，则大宋帝国将会又多一个大案。“大臣”王旦事先洞见了这个大案的“祸危”，扑灭了沿此生长的“可能性”；而“鄙夫”赵普则未必见识“赵廷美大案”动摇大宋道义、陷太宗于不义的这类“祸危”之“可能性”。假如他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而仍要一意孤行，问题的性质就会更严重，那已经不是“鄙夫”而是以“邪僻”“阴毒”“奸佞”都难于界定的人物了。赵普，还没有那么恶。他始终认为“倒卢”连带“倒赵”不过是偶然关系，甚至因为开始的“倒赵”，所以才在调查中发现了连带“倒卢”的可能性。对赵普而言，有意味的是：他正要“倒卢”，却发现，原来“倒赵”正是“倒卢”的最佳路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直达线路。
“倒卢”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结束卢多逊对我赵普的一步步欺凌或藐视：我的女儿女婿已经付出了代价，卢多逊也必须付出代价。
“倒赵”是必需的，因为必须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这个政治安排，没有商量。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赵普有可能觉得愧对卢多逊，但绝没有愧对赵廷美的心思起念。他认为他做得对。
禳灾祈福的赵普
宋人笔记说赵普一故实。
说赵普晚年病重，夜里做梦很不吉祥，然后就拜托道教人物为他祛灾祈福。但是需要有章表上达天庭。道士就向他请教章表的主旨——向天庭祈祷，要有明白诉求。但是赵普很难对道士说这个事。于是就拿来笔墨，自己写就了一篇祈祷文。文中有文字道：情关母子，弟及自出于人谋；计协臣民，子贤难违乎天意。乃凭幽祟，遽逞强梁，瞰臣血气之衰，肆彼魇呵之厉。信周祝霾魂于鸠愬，何晋巫雪魄于雉经。倘合帝心，诛既不诬管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谢朱均。
这文字佶屈聱牙，梳理一下关系，大意如下：我这个事情啊，关系到昭宪太后和赵家几个儿子。兄终弟及的施行，实在是出于太后的谋划。但考虑到利国利民的大事，太宗的儿子很贤良，“嫡子继承”，不能违背天意民心，所以不再施行“兄终弟及”模式。没想到，赵廷美却凭借着幽冥作祟，一逞鬼魂之强梁，看到我年老血气已经衰弱，就肆意地在我梦里做厉鬼恫吓我。我很冤啊，就像过去西周时那个巫祝为宣王谋划，却遭遇女鸠毁谤而死；过去晋国那个巫师，为国家谋划，但太子申生却自杀而死，这事并不能让巫师负责啊！如果我为大宋帝国做的谋划符合天帝之意，那么贬谪赵廷美，最后导致他死去，就跟当初周公诛杀周王的兄弟管叔蔡叔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如果天帝能理解我免我不死，那么我将永远感谢并愧对赵德昭、赵德芳这俩公子——尽管他俩也许很像尧和舜的不肖子丹朱与商均。
文章写罢，就秘密封起来，对着空中焚烧后，一掷。此时恰好来了一阵怪风，将火吹熄，文章飘入空中，最后掉在闹市朱雀门，被人捡取，于是，传诵于京师，成为一件记录中的公案。
大致这样一篇东西，委婉曲折，总之是赵普在陈述终结“兄终弟及”模式，恢复“嫡子继承”模式的政治正当性诉求，在陈述自己的无辜。这样看，赵普即使到了晚年，还是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所以，他之所以“倒赵”，尽管是出于“倒卢”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倒卢”，而是为了将帝位传承程序恢复到正当合理合法轨道，以期求得帝国的长治久安。
另外一个记录者，说到了相近的一个故实，也可以约略见到赵普的自信。
说赵普生病很久，很严重，就将自己最珍贵喜爱的双鱼犀带解下来，交给亲吏甄潜，请他到上清太平宫去禳灾祈福。道士姜道元为他叩拜冥界大神。对大神说：“赵某，乃是开国功勋之臣，为何有这么深的冤魂牵累而不可避解？这个冤魂是谁呢？”大神在一个巨大的牌子上，用淡墨书写了一通。浓烟在巨牌之上缭绕，字迹难辨，但看清了牌子后面一个“火”字。
姜道元就将这个结果告诉了甄潜。
赵普听说后，说：“我知道是谁了，必定是秦王赵廷美。当时是他与卢多逊派遣堂吏跟赵白等人阴谋交结，败露后导致一场大祸。我有什么错！”
半世评语
赵普在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复相，不久扳倒卢多逊，贬谪赵廷美，正在雄心勃勃要做一番更大事业时，第二年，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借着赵普谦逊，表示要退休的意见，太宗再次将他下放外地，到武胜军（今属四川广安）去做节度使。两个月后，赵普启程，太宗在大殿宴请他，并写了一首诗相赠。说是诗，其实真不是诗，七言四句，几乎都是说“理”，这也是宋人诗歌的一个特点，太宗这一篇更过一点。不过算是给赵普的一个半世评语，也算精当。诗云：忠勤王室展宏谟，政事朝堂赖秉扶。
解职暂酬卿所志，休教一念远皇都。
赵普已经六十多岁，到地方做节度使，明显已经不能再备“枢轴”。他在自愿进入“枢轴”位置后，帮助太宗完成了“嫡子继承”的制度化设计，而后，不再属于“枢轴”人物了。这事多少让他有点意外，失落感是应该有的。他没有张良那种急流勇退的隐士情怀，他一直属于廊庙之才。不能在中央工作，他无法猜度原因何在。往日的荣光，谋士的尊严，都让他感到了一种失败。
当太宗将这首诗赠给他时，他甚至有了不真实的感觉，那种迷离惝恍，与他往日的精明强梁判若两人。无数往事开始涌来，他对太祖讲述不要传位晋王赵光义的冒险，他阻止太祖任命符彦卿的苦衷，他将太宗门人姚恕无意中除去的蹊跷，他从冯瓒行囊中搜出贿赂晋王府邸幕僚的赃物……这些，都是当初太宗对他失去信任的原因。现在，太宗完成了大宋权力再分配的蓝图，我，赵普，没用了！失落中，赵普恰如其分地哭泣了。他捧着太宗的诗，哽咽道：“陛下赐臣诗，臣当刻石，让它随着臣，与朽骨同葬九泉之下。”
一番话，太宗也动容。
第二天，太宗觉得应该解释一下这个事，就对左右说：“赵普对国家有大功勋，朕在布衣时我们就曾经在一起游历各地。现在他已经很老了，朕不想再用这么劳累的机务麻烦他，所以给他选了个好地方，让他能够‘卧治’。所以写了诗来宣导我的意思。赵普很感动很激动，朕也跟着流了眼泪。”
名相宋琪对太宗说：“赵普昨天也到了我们中书省，拿着陛下的诗，哭泣着跟我说：‘此生余年，已经没有继续报答陛下的机会了，希望能有来世，能够再效犬马之劳。’臣已然听到赵普这一番话，现在又听到陛下这一番讲述君臣际遇的缘分，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了！”
后来赵普又做西京留守，到了淳化年间，赵普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就多次上表请求退休。太宗给了他更优厚的待遇和职称：太师、魏国公，享受宰相级别的俸禄。
淳化元年（990）七月乙巳（十四日），赵普卒。
第二天，太宗得到讣闻，很悲痛，对近臣说：“普事先帝与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向与朕尝不足，众人所知。朕君临以来，每待以殊礼，普亦倾竭自效，尽忠国家，真社稷臣也。闻其丧逝，凄怆之怀，不能自已。”
赵普侍奉先帝和朕，是我们故交中资格最老的人物。赵普对大事有判断，能决断。但他以前有跟朕不对付的地方，这些众人皆知。但朕君临天下以来，经常以特殊的优厚之礼节对待他，赵普也能倾尽忠节为国家效力，真是“社稷臣”啊！听说他病逝，我感到太难受，太凄怆啦，几乎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
说着就流下泪来。左右都受到感动。
赵普这一生有很多故实，在史馆流传，在廊庙流传，在江湖流传。
《邵氏闻见录》记载一事，则可以看作赵普的另一面。说赵普年轻时游历长安，听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墓被盗，骨骸流入民间。他于是花重金购置这些灵骨，葬在昭陵下。曾经有一个当地富豪，藏有李世民的脑骨，要价很高，赵普很艰难地得到了，一同收葬。赵普此举不同寻常，不必诛心地分析他为何如此做善事，能够收留亡人骨骸，重新下葬，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值得表扬。
“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卢多逊当朝时，为政专断，赵普当朝时，事实上比卢多逊还要专断。当时太宗已经放开言论，而且多次下诏，求言。但赵普要求臣僚们上殿，如有奏章，都要先给他看，奏章中必须删除“诋斥时政”的文字内容，才允许登对。又是那个田锡，正在做谏官，曾经议论此事，但赵普比卢多逊好一点的是，没有责怪田锡，史称“后乃少息”，以后这类事做得少了点。
但他对卢多逊就没有那么宽容。说起他与卢多逊的分歧，很可能源自一个小小的糗事。据说赵普做枢密使时，卢多逊为翰林学士。有一天二人共同奏事，当时太祖刚刚改元名“乾德”，因此对二人说：“这个年号自古以来没有过。”似乎很得意。赵普就从旁边跟着赞美，说“乾德”二字怎么怎么好。但卢多逊说话了：“这个乃是伪蜀时用过的年号。”太祖大吃一惊，赶紧令人检查历史记录，果然，前蜀后主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太祖不免生气，于是拿起毛笔来，在赵普脸上画花脸，一边说：“你怎么才能像人家卢多逊，那么有才！”弄得赵普一个晚上没敢洗脸，第二天见了太祖，太祖命他洗去，他才洗去。
赵普本来对卢多逊就有不满，这事之后，就更结了个梁子，心中藏了近二十年，最后有了“倒卢”活动。
据说陈桥兵变，太祖第一次进入后周宫殿，看见宫中嫔妃抱着一个小男孩，就问这是谁。原来是周世宗柴荣的儿子。文武多人在太祖身旁。太祖问如何对待这个男孩。赵普说：“去之。”最后太祖没有“去之”，而是将他送给了潘美，由潘美养大成人。
事见宋人王巩的《随手杂录》。赵普后来扩大了赵廷美与太宗间的猜忌，直接推动了赵廷美案，对伦理主题，赵普并没有足够敬畏，因此，我相信这个记录是真实的。用小说评论的话说，就是：符合人物性格。
赵普始终没有明白：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他在伦理上的胜利。王夫之批评他，更多也是伦理方向的批评。在传统理念中，伦理，大于政治。用王夫之先生的话说就是：“天伦为重，大位为轻。”
这是赵普一生没有参透的义理。事实上，也是近世以来，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没有参透的义理，或者说，故意不想参透、不愿接受的义理。
《宋论》中的四个观点
《宋论》中，王夫之先生对“赵廷美—卢多逊”大案，给出了几千字的评论，堪称字字珠玑。读懂这一篇史论，对理解传统圣贤理念，理解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甚至，识别“仁人”与“鄙夫”，看清近世身边的大事与小事，从此获得洞察世界的思想穿透力，都是一种虽然未必令人赞同，但足够意味深长的思想启发。从头梳理这一篇史论，于本书似无必要，只略说一说文中的四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辨识仁与不仁之人，有一个铁门限，就是在父子、兄弟、夫妇这类人伦关系中。即使这个人从中挑唆，制造亲情流血罹难之案，而结果大有利于“我”；即使与这个人谋划大事时，他可天才决断；与他讨论机密，他能守口如瓶；与他处于危疑之际，他也绝不动摇，但这仍然是一个不仁之人。而不仁之人，不可以将国家命运托付于他。在王夫之看来，像张子房这样的人，投项羽、投刘邦，用“忠谨”来评价，似乎不够资格，但是当他面对刘邦父子之间的关系时，就好像自己的痛楚，委曲地为刘邦讲解譬喻，深深地护持父子之情，“以全其天性之恩”，这样的人才是仁人，而赵普不是。
第二个观点：赵普很有可能怀有篡权夺位的野心。赵普的隐情，就像当年杨素面对杨广、徐世@面对武氏的隐情。杨素的儿子杨玄感反大隋，其实正是杨素平时的志向，假如杨素不死，大隋的隋炀帝杨广，不过是乱隋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杨素很有可能取而代之。徐世@的孙子徐敬业反大唐，其实正是徐世@平时的志向，假如徐世@不死，大唐的武则天皇后，也不过是乱唐而后可被剿灭的中原肥鹿，徐世@很可能取而代之。所以杨素拥立杨广，徐世@拥立武后，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赵普之所以在赵德昭赵德芳死后，决计拥立太宗，就是要借“兄终弟及”而乱大宋，如果太宗不保，或太宗身后，大宋又是一孤儿寡母天下，彼时，赵普操纵宋室会更自由，那又是中原鹿肥之际。之所以如此猜测赵普，并不难知，看看赵普在太祖时，所有的谋划几乎全部指向宋初的故旧元勋，兵权固然收掉，但赵普却获得了大权。唐代灭亡之后，“鄙夫”比比皆是，脏污了天下，而无法洗濯干净，赵普以一个优异的“幕僚”身份，沉溺于权谋中，与那个知名的“鄙夫”冯道是一样的人。
第三个观点：赵普诱导人主戕杀其天伦情感，犹如当年要对周世宗的后人斩草除根“去之”一样，几乎没有忌惮之心，这等不仁不忍，“太宗觉之矣”。所以，给赵普的酬赏虽然很隆重，但在大案结束，还是将托国大事寄托于后来崛起的李昉、吕端等人，而赵普则再次罢相，老死于家中，所以，大宋宗社才算平安。宋琪所谓“君臣两全”的说法，事实上也暗含了赵普的危机——太宗没有将赵普置之于法，是赵普的幸运。
第四个观点：卢多逊试图看守住伦理大义，而不计个人荣辱。当初赵普在太祖面前说太宗的坏话，一如后来在太宗面前说赵廷美的坏话。这些，卢多逊都有感觉，所以在太祖时，卢多逊就与赵普不和，试图保全太宗；等到了太宗时，卢多逊又想保全廷美。杜太后的遗命虽然不符合“嫡子继承”的古制，不合法，不正当，但是如果违背这个遗命，猜疑一起，则兵火就会跟着而起。但“天伦为重，大位为轻”，所以卢多逊与赵普比较起来，“立心远矣”。
疯癫长子赵元佐
“赵廷美大案”中，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在历史的幽微深处，孤独地闪耀出传统圣贤肯认的高贵之光，他就是楚王赵元佐，太宗的长子。
史上记录的是，他几乎在癫狂状态中，度过了一生。
太宗赵炅有过三个皇后：尹氏、符氏、李氏。
尹氏，太宗发妻，滁州刺史尹廷勋女，早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淑德皇后。
符氏，魏王符彦卿第六女，后周时嫁给赵光义，太祖开宝八年（975）薨。太宗践祚，追封为懿德皇后。
李氏，名将李处耘之女，太祖介绍给太宗为妻。太宗践祚后，于雍熙元年（984）立为皇后，史称明德皇后。
太宗另有贤妃、德妃、贵妃、淑仪多人。
内中一个李贤妃，乃是防御使李英的女儿，贤德有名，太祖听说后，为太宗延聘。太宗践祚，封为夫人。她生了赵元佐、赵元侃。赵元侃后来更名赵恒，就是大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但李夫人死得太早，太宗践祚的第二年，她就病逝了，还来不及封妃封后。真宗时，先追封母亲为贤妃，又进上尊号为皇太后，有司继上谥号元德，故史称元德李皇后。
赵元佐是太宗长子，真宗的大哥。赵元佐出生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真宗出生于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元佐大元侃三岁。宋太宗出生于后晋天福四年，公元939年，大元佐二十六岁。
元佐是太宗的第一个儿子，长得酷似老爸，又禀性聪明机警，所以宋太宗非常喜欢他。据说他十三岁时，曾跟从太宗在近郊田猎，当时还有契丹的使者来，也在一起。太宗看到一只兔子在御辇前出没奔跑，就让元佐射箭，元佐张弓，一发而中。众人叫好，连契丹使者也感到惊异。
元佐可能确有异禀，他一直喜欢独居，不愿意见客人；太宗驾崩后，更是如此，但常常能预知要发生什么事。真宗时，看到元佐疯疯癫癫，就派了著名的术士管归真到元佐府邸，去为他祭祀祈祷，消灾求福。左右还不知道这个事，元佐就说：“管归真来了。”真宗听说后，也很诧异说：“难道真的有什么神异的东西依附在他身上了吗？”
元佐是因为四叔赵廷美案而疯掉的。
在此之前，他还跟从父亲平定太原、征讨幽蓟，很正常的一个人。从皇子宫邸出来后，为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卫王。初期在中书省工作，后来又迁居东宫，加检校太尉，进封为楚王。这是太宗一心要培养他做“嫡子继承”的节奏。
但赵廷美的案子出来了。
群臣正在议论纷纷，在研究如何定罪。老太傅王溥正在紧锣密鼓地联络诸臣“联署”，已经有七十多人签了名。我推想王溥也一定找过赵元佐，因为元佐当时官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宰辅级别的高官，理应“联署”。但我也不难推想，元佐一定是拒绝在这份奏章中签名。
赵元佐认为四叔没有错，弄出来的那些事，不算个事。四叔几乎不带兵，几乎没有强有力的党羽，有个卢多逊，也不过是寻常来往，说了一些讨好的话，负气的话，而已。就像王旦看“逾制”的老臣寇准，仁宗看“谋逆”的成都秀才一样，四叔这点事，在元佐眼里，不是事。于是，他拒绝签名，并开始试图搭救四叔，尽力不要酿成一场大狱。
整个皇族中，只有楚王元佐一个人，在救助赵廷美。
但“宋太宗—赵普—王溥—柴禹锡”，这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
太宗主意已定，必要恢复“嫡子继承”制；
赵普主意已定，必要在“倒赵”过程中“倒卢”；王溥主意已定，必要支持大宋结束“兄终弟及”的格局，从此走上权力分配的古制；柴禹锡主意已定，必要以当初晋王官邸旧人的身份，帮助太宗，甚至也帮助元佐，完成大宋社稷继承人要保持在太宗一系的制度性设计。
所以，元佐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救助四叔。太宗也不听。
有一部野史《龙川别志》记录说，太宗要立元佐为太子，元佐坚决推辞，说要立也得立太祖之子。因为这个原因，元佐作为太子的资格被废掉。但这个说法不确，因为元佐“出阁”，也即接受藩封，做官，在太平兴国七年（982）七月，当时太祖两个儿子德昭、德芳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大可能要求立“太祖之子”。但这个故实的意义在于：赵元佐，这位最有希望继承大宋社稷江山的人物，并不看重这份君权。这是进入元佐内心世界的一把秘钥。
让国四贤人
历史上，出让君权给更合适的人选，有几个被儒家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泰伯，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太王有三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是仲雍，三子是季历。季历最为贤能，且生有一子，就是姬昌，未来的周文王。太王看到姬昌，就认定周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看到三弟季历和大侄子姬昌确实贤能，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就有了不露痕迹的三次推让天下。第一次，太王生病，他去采药，故意没有回来；第二次，太王病死，他又故意不去奔丧；第三次，断发文身，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最后跟着二弟仲雍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这样就造成一种不露痕迹的“让国”。
“三让”天下的“三让”也有不同说法，如让季历、让姬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即周武王，就是一说。这个不论，“三让”已成为传统政治人物“至德”的故实。孔子就盛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至德”，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外王”，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但达到“内圣”，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开小差”行为，在儒学这里可以被当作“至德”来表彰。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所以有“让国”；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所以士庶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这就是“至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一个是老大伯夷，一个是老二叔齐，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孤竹君喜欢老二，就要传位给叔齐，但叔齐认为自己不是嫡子，不能继承王位，就让给哥哥伯夷。伯夷又认为父命不可违，坚持不做这个国君。最后二人都逃跑，到了周国，看到周武王伐纣，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易暴”，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就拦住马车谏阻。武王不听，终于灭掉殷商。伯夷叔齐二人“耻食周粟”，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就到首阳山，采集野草而食用，最后饿死。这二人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是传统中国抱节守志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做事求诸己。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仁德之念，自然而然地做道义肯认的事，无论所得结果如何，不抱怨。按照圣贤的意见，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是大丈夫之事。伯夷叔齐简称“夷齐”，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巨的历史人物。唐代韩愈曾做《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曾书写《伯夷颂》多篇送给亲朋。近人张君劢先生则引述韩愈的意见，也对夷齐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韩氏《伯夷颂》一篇，尤为有关气节之文。韩氏于举世宗周之际，讶然于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乃释其所以然之故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又曰：“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意谓君臣上下，乃社会维系之大防，即令周室为人民所拥戴，然不可不有耻食周粟之夷齐。且称夷齐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见政治上一个朝代即令成功，而一个个人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此其言将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远，无以复加者矣。方今国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辈，读韩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浇背之感欤。
（《中华民族精神——气节》，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
近代以来，理解伯夷叔齐的，张君劢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季札。他是泰伯的后裔。泰伯在东海之滨建立吴国后，经过了多少代，到了一个叫寿梦的人继承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是老四，最有德能，所以寿梦就想将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几个哥哥也愿意让季札来做君王。但季札不肯接受，最后季札退隐于田野，以耕种明志。
季札思虑很深。他不继承王位，既有谦逊的一面，也有远祸的一面。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天下征战很频繁，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所以他不愿意从政。但还有更深的思考，也即邦国最高执政，理应坚守“嫡子继承”制度。无论天下怎样乱，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为周族天下以来的“立嫡”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这也是一种“至德”。
赵元佐被废
楚王元佐救助四叔，没有结果，赵廷美终于被贬谪。史称“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元佐更向父亲质问：四叔究竟有何罪？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由是失爱”，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赵廷美再次被贬到房州后，元佐“遂感心疾”，于是得了疯病。
他经常会好久不上朝。大宋的法度他也开始不放在眼里，左右稍微有点微小的过错，他如果犯病，就会用刀伤人。仆人和小吏从堂前走过，他有时会张弓搭箭去射人。
太宗听说后，开始很严厉地批评他，要他改过，但他根本不改。到了夏秋之际，更严重了。太宗为此格外忧虑。但只要听到他略略好了一点，太宗又很高兴。甚至为了他能病情好转，还大赦天下一次。太宗是太期待这个宝贝儿子能继承他的事业了。
说话到了重阳节，太宗召集诸位皇子在园囿中宴射。但是因为元佐疯病刚刚有一点好，这么热闹的场合，叫他来可能不方便，因此，太宗没有召唤他来参加宴射。到了晚上，宴射结束，太宗的次子赵元佑来看望哥哥赵元佐。
赵元佑原名赵元僖，太宗认为长子为“佐”，次子可以为“佑”，于是改名为赵元佑。在后来的日子里，太宗也确实因为元佐疯癫，有改立元佑为太子的心思，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赵元佑被自己的侍妾张氏误毒而死。
他现在到元佐府邸来干吗？史无记载。有记载的是，元佐知道重阳节园囿宴射聚会，没有邀请他。于是他对元佑说：“汝等与至尊宴射，而我不预焉，是为君父所弃也。”你们这些皇子们跟着至尊皇帝宴射，而不叫上我这个老大，这明显是我被君父抛弃了。
他的病情本来似乎已经好转，但就在这天夜里，忽然又一次发作了。到了夜半，他躲开妻妾，放火将自家府邸点着了。这一蓬大火，一直烧到天亮，火焰也没有停止。
消息报来，太宗认为这一定是元佐干的活儿，就派遣御史前往拿问。元佐承认了是自己所为。
太宗得到结果，痛定思痛，又派出大内总管去见他，传达太宗的话说：“汝为亲王，富贵极矣，何凶悖如是！国家典宪，我不敢私，父子之情，于此绝矣。”
你作为亲王，富贵到极点了，为何凶恶悖逆到这步田地！国家有典则有宪章，我不能私自回护你。父子之情，从此以后两绝！
说着就要按国家章法给元佐治罪。
赵元佐没有话说。
蹊跷的是赵元僖，也即后来的赵元佑，为何在宴射之后到元佐府邸？为何他去了之后，元佐就放火？按照政治事件“谁最获利”的原则推断，元佐疯癫，最有希望获利的就是赵元佑。如果元佐疯癫转好，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储、太子。作为老二，可能的替补机会，就是老大失去作为皇储的资格。太宗也确实在后来将赵元佑晋封为王……但这还不过是推断。赵元佑究竟跟大哥元佐说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赵元佑未必在元佐病情稍好时，去挑唆什么，重新加深加重他的病情。很有可能是元佐自己“选择”了这一时机，彻底疯掉。
太宗处理意见出来后，陈王赵元佑以下，包括宰相、近臣都来哭着营救元佐，要求赦免。
太宗痛哭流涕，对诸位说：
“朕每读书，见前代帝王子孙不率教者，未尝不扼腕愤恨。岂知我家亦有此事！朕为宗社计，断不舍之。”
朕经常读书，看到前代帝王子孙有那等率意而不奉守礼法制度的人，没有一次不是扼腕愤恨。岂能料到我家也有此类事！朕为宗社谋划，绝对不能赦免这等罪恶。
于是下诏，将楚王赵元佐废为庶人，送到均州（今属湖北丹江口）安置。
元佐无语南下。
“德不孤，必有邻”
太宗对宰相宋琪等人说：“近来内外稍稍安定一点，我正想自己适意一些，而元佐居然纵火！实在是坏了我的情怀。”
宋琪等人奏道：“尧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丹朱；舜那么圣明，还有个不肖子商均。这些都不足以连累陛下的圣明之德。元佐也不是故意的，如果不是患有心疾，也断不会干这种事。请陛下开怀。”
然后，宋琪等人又率百官上表，要求将元佐留在京师。太宗下诏不允许。百官又上表，连上三次。最后，太宗答应了。元佐已经走到黄山时，赶上了朝廷发来的召还诏书。
元佐回到京师，等于被软禁，不许与外界通联。
原楚王府的咨议、翊善等都来向太宗谢罪，说自己辅导楚王不合格，所以导致楚王做混事。太宗说：“我教训他多次，他都不听，哪里是你们这些人能够赞襄引导的！”于是没有计较他们的罪过。
王夫之《宋论》对楚王元佐的评价极高，将他放到有“三让”至德的泰伯行列来赞叹。他说：“三代而下，遂其至性，贞其大节，过而不失其中，幽光内韫，垂五百余年，人无得而称者，其楚王元佐乎？”
夏商周以来，一个人能够顺遂自己的至性，大节贞正而不移，有过失但不失为中庸之道，内涵微弱的圣贤光芒，到今天五百余年，而人们没有办法称赏他，这样的人，就是楚王元佐啊！
王夫之先生认为，如果遂了太宗的愿，天下就不会是赵廷美的，也不会是赵匡胤子孙的，而一定是赵元佐的。但赵元佐则有发自天性的恻隐之心，以此来对质鬼神，对质天下，一定要委曲地保全叔父，以免君父陷于不仁——而君父“不仁”，就没有“至善”，就不是圣明之君。但君父不听，元佐于是“激烈佯狂，纵火焚宫”。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向天下昭示：我，赵元佐，不可以君临天下。即使因此而得罪，不幸而死，也会甘之如饴。所以太宗将元佐废为庶人，这恰恰是元佐“得其心者”的结果，所谓“得其心”，就是求仁得仁的“得其仁”。当年伯夷叔齐和泰伯之所以抛弃人间最高爵位，安然处于天道格局，就是在小心翼翼地护佑这颗心，以期达到“克己复礼”的境界。
王夫之先生列举了史上一些类似故实，认为都不可能与赵元佐相提并论。更认为大宋“无人”，没有像样的圣贤人物。为何？因为赵德昭之死、赵廷美之贬，这些都是大乱之道，是由太宗为最大的推手造成的。当时，在朝堂之上，以“刚直”被人称许的窦偁、姚坦，以“昌言”被人称许的田锡、张齐贤，以“方正”被人称许的李昉、吕端，等等，都是所谓的“贤臣”。但在这么大的国事面前，俯首结舌，任太宗忍心害性而行其私念，没有一个人敢于念想一下开国的先皇太祖赵匡胤。仅有一个卢多逊，保护太宗在前，护佑秦王在后，不忘“金匮之盟”。但因为赵普的邪说一铺演，结果有此大狱。宋自元佐之后，表彰了很多人，包括推荐太子的寇准、拥戴太子的吕端等等，但是廷臣国史一班文人，却无人表彰赵元佐！他引用司马迁的话说：“伯夷虽贤，得孔子而名益著。”在昏霾遮蔽日月之光时，只有楚王元佐那里微露一线孤光。但有心者自然能够懂得选择。不一定要等到孔子来表彰，而后可以让元佐为人所知，只要他的这点孤光存乎于人心，就足可不朽。
现在，赵元佐得王夫之推举，应该有更多人知道他了吧？
明代有个思想家叫张燧，他有一部史论性奇书，名《千百年眼》，此书曾得到王夫之赞赏，书中评论历史故实，往往独具只眼，不凡不俗。说到赵元佐，书中有言：楚王元佐，太宗之长子。廷美死，元佐亦旋以狂疾废。呜呼，泰伯之“让”，其迹隐，季札之“让”，其虑深，元佐此举，可谓追迹千古，岂真狂也！太宗之残忍刻薄，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
楚王赵元佐，是太宗的长子，赵廷美死，赵元佐也跟着就因为狂疾而被废。唉！过去泰伯之让国，行迹很隐秘；季札之让国，思虑很深远；元佐这种佯狂举动，可谓一直追溯到泰伯、季札这样的古人，哪里是真的有狂疾啊！太宗这样残忍刻薄，看到儿子如此，难道不能有所警醒吗？
张燧、王夫之，是最能理解赵元佐的人。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
“晋邸旧人”柴禹锡
柴禹锡，是理解“赵廷美大案”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他第一个告密，说赵廷美可能有“阴谋”，于是，“倒赵”大狱开始了倒计时。
这是何方人士，敢于在诸事并不明朗之际，直接挑唆皇上和四弟的关系，而且还因此加官？
柴禹锡很可能是柴荣的堂侄。虽然他的传记中并没有出现与柴氏的宗谱关系，但从他种种关系推测，应该大致不差。他比柴荣小二十一岁，他的儿子名柴宗庆、柴宗亮，柴荣的儿子名柴宗训、柴宗诲，都是“宗”字辈。他们的出生地都在河北，柴荣出生在邢州（今河北邢台），柴禹锡出生在大名（今河北邯郸），二地相距百余里，在藩镇后汉时代，一度都属于枢密使兼任藩帅郭威的辖境。故柴禹锡的祖父一辈，应与柴荣有着或远或近的族属关系。
在那个人人重视郡望也即籍贯显贵，族谱也即祖系来源的时代，柴禹锡从来不提他与柴氏关系，当有避嫌远祸的考量。所以《宋史。柴禹锡传》说到此人时，开篇即道：“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这种省略了祖上名人的传记，很少见。史官如此记录，应该来源于柴禹锡的自传。
他少年时代，带着富贵气象，有人就对他说：“子质不凡，若辅以经术，必致将相。”你气质不凡，如果能用历史经典来辅助，一定能做到将相这个位置。柴禹锡从此留心问学，有了长进。等到太宗做晋王，开府时，他投到府上，因为善于应对，得到晋王赏识。太宗践祚，从供奉官慢慢做到翰林副使、如京使，一直到掌管翰林部门、又迁宣徽北院使。还在寸土寸金的汴梁城里，在宝积坊给了他一座大宅子。这是一个很得太宗信任的“晋邸旧人”。
太平兴国六年（981）秋末冬初，柴禹锡“告秦王廷美阴谋，擢枢密副使。逾年，转南院使”，向太宗告密，说秦王赵廷美有“阴谋”，因此而得到擢升，为枢密副使；第二年又转为宣徽南院使。
宣徽院，是唐代后期设置的官署，负责管理大内各个部门，以及朝廷诸班内侍的人事档案，更负责皇家祭祀、朝会，大型宴飨所需物资调配，一切内外供奉，名物检视等等。宋时一般用朝廷资深命官兼任，可领节度使。宣徽院分南北二院，南院比北院资望更高，处理公文时，南北两院共同掌管，但“宣徽院”大印由南院钤印。这个职务略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或中直机关工作委员会，权力很大。柴禹锡由北院调入南院，看似平级转移，其实是领了更大实权。
史称“服劳既久，益加勤敏”，在大宋服务劳作越是时间久，也就越加勤快敏捷。他应该为大内流畅运转，做了不少辛苦活儿。太宗欣赏他。
但到了雍熙年间，朝廷议论要扩大宫城建设，于是做了四至的标识，柴禹锡的宅邸恰好在四至之内，一旦动工，需要拆迁。柴禹锡担心补偿款不够，“请以易官邸”，要求要调换一下，要住进公有住房。这就暴露了此人贪财的一面，史称“上因是薄之”，皇上因此而鄙薄他的为人。
他还有“结党”的不良习气。
“公当偏霸一方”
“倒卢”后，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人，名王延范，长得形貌奇伟，家庭富有，仗义，任侠，好术数。早年在荆南做官，进入大宋后，在太平兴国九年（984），为广南转运使。此前就有以旁门左道迷惑士庶的术士投其所好，对他说：“你只要有意愿，去做事，我可以暗地里给你加持力量，让你把事做成。”所以王延范就敢于恣横做事。这时他又遇到一个相师，传闻他的相术很灵验，这人对他说：“公当偏霸一方。”这意思就是说他会做一地方藩镇大帅。又有一个懂“九宫算法”的方士，为他推算命运流程，推算一个卦象后，惊讶得站了起来，说：“君侯大贵不可言，当如江南李氏国主！”这意思还是说他将要有割据称雄的藩镇之命。不久，又遇到一个县城的小秘书官，此人据说会相面，说他有“坐天王形、频伽眼、仙人鼻、雌龙耳、虎望”的模样，这些都是“大威德，猛烈富贵之相”。说到了富贵那一天，也能坐上“四门辇”。这些术语听上去都神秘兮兮，富有蛊惑力。王延范的父亲王保义就曾经做过荆南高氏政权下的行军司马，兼领武泰军（在川东）留后，也是一个藩镇人物。藩镇的跋扈自在，有无数故实在江湖、在廊庙流传，一个颇有一点“男子汉大丈夫”气概的王延范，受不了这种诱惑，于是心中渐有“异志”。
有一天，一头豹子忽然闯入转运使办公大院，咬伤了几个官吏，左右都吓得两股战战，不敢对付。王延范知道后，一个人拿起一只铁戟，将豹子刺杀。完事后，他提着血淋淋的家伙，不免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从此更加自负。
一个地方官来访，晚宿在一起，几个人走下殿堂，在庭外夜观天象。这人指着西方一个大星星说：“此所谓‘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也。”但是这时有另一个门客引证《星经》说，这不是火星，乃是太白星在经过南斗。但王延范已经听不进这个，他正在选择性地接受他想接受的信息。
于是，他与铁哥们，在广州掌管中外商船来往贸易的“市舶”官陆坦，讨论如何发兵割据岭南，再造昔日一个南汉的大事。但不久就赶上陆坦任期已满，要回到朝廷复命，他就托陆坦给朝廷里的左拾遗韦务升一封信，信中很多隐语，大意是要韦务升侦知朝廷机密要事，以备将来所用，等等。
这就是在阴谋分裂大宋啦。
这个王延范对待下属很傲慢，像奴隶一样，刑法太严厉，导致属下不满。有个小将叫张霸，可能有了过错，王延范就给他一顿板杖。张霸一口气咽不下，但自己人小力微，于是要“借力”，就想到了广州知府徐休复。他知道这二人一向不和。于是将王延范要谋反的种种劣迹和证据，按照他知道的，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徐休复马上派遣亲吏乘驿传火速报往京师。
太宗当即下令：朝廷派出资深内侍阎承翰，乘驿传赶往广州，会同转运副使李琯，以及徐休复等人一起，来审理这一起转运使犯罪大案。
阎承翰，在后周时就任内侍，入宋后，服侍过太祖、太宗，后来又服侍真宗。这是一个做事谨慎但性情刚强，心思谨密，善于审查隐微的人物。他主导的案子，当事人很难做手脚。案情很快出来，史称这一干人“具伏”，都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事情得到处理。但《宋史。宦者列传》说到阎承翰审讯王延范的故实时，有九个值得注意的汉字：“考掠过苦，延范遂坐诛”。转运使，相当于省部级大员，审理这一起大案，阎承翰动了大刑。如此，所有关于王延范的“罪恶”，可能就有了疑点。
所以此事也有另外说法。
据说这位徐休复与王延范“不协”，不和谐，关系紧张，所以奏告王延范种种不法。王延范被正法后，他得到升迁。因为他的父母都在他富贵之前葬在山东青州，所以他上表要求到青州去做知州，意思是可以顺便给父母改葬，营建坟墓。这是朝廷愿意鼓励的行为，就准了他的意见，但他到了青州多年，根本就没有改葬父母这件事。以后，又被朝廷改知潞州。到了潞州几个月，他的脑后生了一个大疮，最后病重时，好像见到王延范，史称徐休复“但号呼称死罪”，一个劲号哭呻吟，口称“死罪”。这是见鬼的节奏。不几天，卒。
史官给他的评价是“无他能，掌诰命甚不称职，履行不见称于搢绅云”，徐休复没有更多德能，掌管诰命文字工作时，不称职；操行也不被士大夫所称赏。这是一个德能都有残缺的人物。
徐休复派人来朝廷告密，并特意说王延范之所以敢于不轨，是因为在朝廷有依托大臣，没有人敢动这位转运使。太宗就来问询宋琪和柴禹锡：“王延范这人怎么样？”
王延范与宋琪有不远不近的亲属关联，所以宋琪就说了很多好话，忠诚啊，勤勉啊，等等。柴禹锡也在一旁附会，赞赏。太宗起了疑心：王延范跟宋琪是亲戚；宋琪跟柴禹锡是哥们儿；这俩人一唱一和，定有朋党勾结。所以太宗很不高兴。最后找了个借口，说宋琪身为大臣，太“诙谐”，不适合做宰辅，罢相。这样做，是不愿意捅破二人勾连的这层窗户纸。史称“不欲显言之也”，不想把话说得太明显。而后，同时下诏，“切责”柴禹锡。给他的处理意见是：以骁卫大将军出知沧州。
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
叁 文治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汉，以赫赫威名，让吴越国与清源大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原；失之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虽然也有“石岭关之战”“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但“高梁河之战”与“岐沟关之战”两场失利，影响太大，综合来看，太宗一朝在与契丹的较量中，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称成就显著。论起来，这才是久远事业，超过“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计。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响中国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视察“三馆”，也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去看这三馆的藏书。唐代曾建有崇文馆，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有学士等官，掌管经籍图书，方便太子学习，但后来也在此地教授诸生。后梁时沿袭了唐制，没有大的变动。大宋沿袭后梁的三馆建筑，做国家图书馆。但太宗发现馆内破旧潮湿，这里的馆员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于是下诏，在京师另选一块好地，重建三馆。
第二年三馆建成，赐名“崇文院”。
这个图书馆可比以前宽绰多了。东边厢一排建筑为“昭文书库”，南边厢一排建筑为“集贤书库”，西边厢则分藏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总六库。原来旧馆的图书也全部迁过来，这样六库藏书达到八万卷。
又在崇文院内建“秘阁”，将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属于崇文院。大臣李至总理此事。
雍熙元年（984）正月，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动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遗漏的还很多。
于是，下诏向全国求书，诏曰：
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
现在三馆已经以大唐《开元四库书目》为索引，正式开馆了，但是对照目录，缺失的还很多，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向中原内外募集。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应该讨论甄别录入，并给予报酬奖励。其他要根据所献书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级优厚赏赐。如果不愿意献书，可以借给朝廷，抄写完毕后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史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从此四方各地各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从此越来越丰富，国家藏书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如“太清楼”“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扫过去馆员的暮气。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最让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几乎是当时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官荣誉。那时候，谁要是能入三馆任何一馆，带职做个普通科员，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来做这个秘书监，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李至本来就是个“书虫”，读书乐此不疲。他曾经因“目疾”而请假，要求换工作，但是要他到这里工作时，“目疾”似乎也不碍事了。太宗优容，也不说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阁中观书干活时，一定要“赐宴”，比工作餐要丰富得多，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也都一块参与。
李至也不负太宗文治天下的厚望，多次推荐人才来充任校理，又请求购置“亡书”，也即五代以来离乱，天下丢失的古籍。这样，就不断地有新发现的“亡书”出现，每一次有发现，李至就向太宗汇报，太宗就让他将“亡书”送来“御览”，在很休闲的便殿，便座召见，对李至“恩礼甚厚”。
“人之嗜好，不可不戒”
李至后来又兼判国子监，到太学去做总管。他发现当时虽然已经流行《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左氏传》这“五经”，但儒学其他重要典籍《春秋@梁传》《春秋公羊传》《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这七部经典的注疏还没有刻版，就推荐当时的饱学之士杜镐、孙奭、崔颐正等人整理这些典籍，准备刊刻出版。太宗同意他的意见，就让他和名臣李沆一起来裁断总揽此事。这事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大事，“十三经”就差《孟子》了。《孟子》在五代后蜀时，孟昶曾经刊刻，到了南宋，朱熹将其列入“四书”之一，正式成为“经书”。李至要求刊刻十二部“经书”，前人已经做过部分，但如此大规模系统整理（校勘、注疏），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久，秘书监李至进献新近校订的图书三百八十卷，太宗从容地对他说：“人之嗜好，不可不戒。不必远取前古，只如近世，符彦卿以射猎驰逐为乐，于是近习窥测其意，争献鹰犬，彦卿悦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扰，故知人君当澹然无所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入焉。朕年长，他无所爱，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斯已矣。”
人有嗜好，不可以不戒惕。这个道理，不用说远古的什么案例，只说近来的事吧，你看那老将符彦卿，那还是我岳父呢，他就喜欢射猎驰逐，以此为乐。结果呢，近侍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争着向他进献猎鹰猎犬，符彦卿呢，也很高兴就接受了。这样一来，下人们就开始为了获得鹰犬，有了对百姓的恣意蛮横侵扰。所以知道人君应当淡然，不要放纵，更不要使嗜欲见形于外。这样，奸邪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嗜好是什么。朕越来越年长，没有什么其他爱好，就是喜欢读书，在书中看到了古今成败，好的经验我就学着，不好的经验，我就提醒自己要改正，不过如此而已。
李至听了这番话，感到这个君主不简单，就向太宗“拜舞称贺”。
《太平御览》
太宗一朝，为中国文明文化做了不少好事，流传至今的标志性的工作很多，其中最为人称赏的大宋“四大名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除了《册府元龟》为真宗朝编辑外，其余三部都在太宗一朝完成。
《册府元龟》是军政事迹的百科全书，四部书中，它的规模最大，有一千卷，分为三十一部，一千一百多门。了解远古至五代，也即大宋之前的中国军政，这是最重要的一部资料汇编。
《太平广记》是宋代之前，中国笔记小说的一次集大成。全书五百卷，太多有趣的故事。这书是最值得花费闲暇时光，慢慢浏览的大书。从中看到的，是中国人在宋代之前的艺术想象力，以及民俗民风。大宋之前，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什么样？去看《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是大宋之前，中国文人的总集，是《昭明文选》后的诗文词赋之集大成。但此书所收文人文章从萧梁时代开始，萧梁也即梁武帝时代之前的文章没有收录，而唐代文章又收得最多，占全书十分之九，几乎等于一部唐代文集汇编。
四部大书，最为我所赞赏的是《太平御览》。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类书。类书，是一种资料性工具书，它集合、辑录各种书的图文材料，按门类、字韵编排，便于循类查阅。
《太平御览》原名《太平总类》，太宗读过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在宋代“四大名著”中最早修成。领衔主编者为著名文臣李昉，还有李穆、徐铉等十四人，其中吴淑、吕文仲、汤悦、王克贞四人在具体编撰方面，用力最深。这些人物都是一时才俊。这书从太宗践祚三个月后的太平兴国二年（977）初，开始立意、选题策划，完稿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深秋，用了六年时间，集合了北宋一流才情与头脑，编为一千卷的大书。此书将大宋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文字内容分门别类，按类集合，一类一个主题，总五十五个大类，五百五十个子类。
对世界总和性的门类划分，是人类追求逻辑秩序的智慧，它需要对世界总体把握的能力。因此，这类划分，代表了太宗一朝智识者对世界的理解。换言之，浏览《太平御览》，可以约略感知宋初读书人、士大夫，中国的文化贵族对天、地、人、事、物的关心方向。这种方向一旦以文本的形式界定下来，在后世的推演中，就成为传统。《太平御览》就是源自于大宋太宗朝千年传统的文献和逻辑起点。大宋，赖此，奠定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文明文化，是在文化存量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做出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增量贡献。
今人要感谢《太平御览》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全书引用古籍千余种，全部为太宗朝以前的文献资料。但这些引用的典籍，到今天，检点起来，竟有十之七八已经亡佚，因为有《太平御览》，这些亡佚的典籍得以部分地保存下来。对一个流传有序的文明而言，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近世各类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孤本”文字的发现。每一次发现，都给人类回顾往事带来一种惊喜。《太平御览》在呵护传统文化存量方向上，也是功勋卓著的。
人这种星球上唯一的“历史动物”，需要了解由无数故实组成的往事，那就是历史。讨论历史和历史学的哲学意义，会有很多话题，譬如，历史，对个体而言，如果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自己的出生前故实，那就永远是个孩子；对群体而言，不愿意思考，或隔断、割断共同体的历史，将会失去未来；而对历史缺乏一种尊重、敬畏，那就注定要犯“历史性错误”。所以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历史是彷徨者的向导。”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但我事实上还关心传统史学的意义，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赞誉《春秋》这部永恒的经典所言：“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事实上，这也是西方传统史学的主旨，如塔西佗就说过类似的话：“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就在于赏善罚恶，不要让任何一项嘉言懿行堙没不彰，而把千秋万世的唾骂，作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孙文先生一番话，看似浅显，却提炼了“历史就是当代史”“历史就是思想史”的价值方向，孙文说：“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源流，考其利弊，始知补偏救弊之方。”
《太平御览》将太宗朝之前的中国文献资料分类整理，内中所含蕴的道德训诫，比比皆是。在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以“反传统”为“天然正确”的各类喧嚣，对传统圣贤人物的“道德训诫”嗤之以鼻，是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一次文明坎陷。道德，是文明人类的必修课；道德垂训，是人类文明的嫡长子。人类的优雅与美，生成于洪深莫测的道德渊海。无道德，无美，无优雅。推演这个简易道理，方有文明可言。反传统，并不光荣。
《太平总类》于太平兴国八年（983）编成。成书以后，宋太宗对宰相说：“史馆所修的《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宰相宋琪说：“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这自然是好事。但是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伤神了。”宋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以为鉴戒，此书不过千卷，朕准备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这样想来，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大凡读书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好读书的人，要他读书也读不进。”
此后，宋太宗果然每日读《太平总类》三卷，从不间断。如有哪一天事情太多而未能读满三卷，则一定在以后有空时补上。宋太宗果然一年读完了《太平总类》，便赐此书改名为《太平御览》。宋太宗从《太平御览》中读了大量史实，经常和群臣讨论历史上的帝王得失。大臣苏易简说：“皇上批阅旧史，安危治乱，尽在皇上考虑之中。此乃社稷无穷之福。”
著名成语“开卷有益”，就从这个故实中来。
一个月后，太宗在禁中读书，巳时开始阅读，发现有一只苍鹤飞到对面殿脊的兽头装饰“鸱吻”上，太宗没有理它，一直读书到申时，五六个小时过去了，一伸懒腰，发现那只大鸟还在，见太宗“掩卷”，这才拍拍翅膀飞走了。
太宗觉得神奇，说给近臣听。近臣回答说：
“这是上天被陛下好学而感动，所以要用大鸟来示相啊！过去大汉杨震读书，有鹳雀叼着鱣鱼坠落在杨震先生的讲堂下，就是这类故实啊！”
据称，全书五百万字读罢，再和群臣讨论历代得失，太宗就有了“历史经验”。
太宗论刘义隆、杨素、许敬宗
有一次，太宗对侍臣说：“朕于万机之暇，不愿意荒废读书之事。读书，这才知道历代帝王的行为方式。一个经验：如果不能有独立意见，万事全凭他人，那自己最后的位置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了。”说着，就讲述了南朝宋文帝的故实：他虽然很恭俭，但是元凶们一旦悖逆，皇上就完了。
这个南朝宋文帝名刘义隆，是南朝刘宋的第三个皇帝。他一生“恭俭”，在位三十年，减免百姓赋税，做了很多好事。但他的两个儿子刘劭、刘濬，因为做错事，遭到宋帝刘义隆的责骂。刘劭就让女巫刻了一个父亲的玉石雕像埋在宫殿前，日日诅咒父亲早日晏驾，这类“巫蛊”之事，被刘义隆知道后，就要废掉刘劭的太子位，并将此事告诉了潘淑妃。不料潘淑妃却将此事告诉儿子刘濬，又不料刘濬很快就转给了太子刘劭。刘劭于是与大将萧斌在一个夜里，带领东宫卫队，假装说受诏入卫皇宫，进宫后，刘义隆正在烛光下与臣下讨论废太子之事，见太子持刀进入，急忙举起凳子自卫，被儿子砍掉手指，啪啦啦掉了一地。最终，父皇被杀。
显然，在赵廷美大案之后，这类骨肉相残的故实，很让太宗痛心。侍臣们听了也都为之动容，不免一个个心头一凛。
太宗还讲到隋朝杨素的“邪佞”。
隋文帝病重时，很想将帝位传给原来被废掉的皇子杨勇，但杨广与杨素勾结为同党后，杨素也假传圣旨，派杨广的东宫士兵进入宫禁守卫，更派出亲信“守候”病榻上的隋文帝杨坚。但就在当天晚上，隋文帝崩。
杨素之所以拥戴杨广称帝，很大程度上有曹孟德、司马懿之志。他几乎倾注全力“成全”即位的隋炀帝杨广之恶，试图让杨广众叛亲离。但杨素死得早了些，而儿子杨玄感也不争气，造反后，无德无能，被诛杀。
史上对杨素的评价极低。此人帮助隋文帝开国，立功极高，但在晚年所作所为，无一不是邪佞之举。史称杨素“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只要国家有倒霉事，他就感到对自己有利。
王夫之《读通鉴论》分析杨素，认为：“隋之诸臣，唯素之不可托也为最。”隋朝各位大臣，唯有杨素是最不可托付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从古到今，天下各地，杨素是最为“不仁”的人。而“不仁者不可以托国”，是王夫之的重要史学意见。
杨素的“不仁”，特点就是“杀人立威”。几百人的将士跟敌人大军相遇，不胜，回来后，全部杀掉。这种行为，只有战国时的尉缭说过，而做过的，只有杨素。按王夫之意见：杨素本来也“无他智略，唯忍于自杀其人而已矣”，这人并没有什么智慧和韬略，就是忍心杀自己的人而已。他建造一所宫殿，速度很快，但导致“丁夫死者万计”，这些“功绩”，其实都是“以杀人而速奏其成”，用杀人来尽快完成任务而已。王夫之没有见过近代杀人纪录，所以他说：“旷古以来，唯以杀人为事者更无其匹。”这种人在帝王时代，只能是祸乱江山，涉及“邪佞”，是不可以托国的。
太宗还讲述了与杨素相类另一个故实：许敬宗推举武后。
大唐高宗时，因为宠爱武则天武昭仪，要废掉名正言顺的王皇后。这在传统礼制中，是不允许的。但武昭仪枕头风厉害，高宗很想满足她这个愿望，但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片反对之声。许敬宗看看久拖不决，就对高宗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立一后，何预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乡下老农民要是多收了几百斤麦子，还想着要换个老婆呢！何况贵为天子，要立一个皇后？这事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跟着瞎掺和！有了这番言论，高宗得意，换了皇后。
许敬宗的这类言论，固然有省略价值观，悖逆人伦义理的昏妄，更有他难于言传的心事。按照后人诛心的说法，他大有葬送唐代江山，从中渔利的隐秘心事。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大员，往往就乐于看着帝国不断犯错误，而后，取而代之。帝国，在他们那里不是效忠的对象，而是等待追逐的中原肥鹿。
太宗读书后，讲述这类故实，自有深邃的远虑。
大臣苏易简听罢太宗论刘义隆、论杨素、论许敬宗的话题后，回答说：“陛下阅览往日历史，安危治乱之道，都在心怀之中。这实在是社稷无穷之福啊！”
“仁者之愚”
太宗的好学是出名的。
太宗读书之多，后世帝王罕有企及。读各类书，往往都有自家心得，有时就跟诸臣讨论，成为君臣之间思想、学问进阶的一个常态。但讨论中，太宗也有“偏蔽”之见，可以看出他的“仁愚”——顺便说，大宋帝王十几个君主，几乎个个都有“仁愚”之病。“仁者之愚”是王夫之先生对太祖赵匡胤的一个评价。大意说，太祖知道“兄终弟及”之后，自己的儿子德昭、德芳，还有兄弟廷美，可能吉凶莫测，但不能因为这种还没有实然出现的可能，就将兄弟赵光义事先“解决”掉。天伦为重，大位为轻，人伦大于社稷，伦理重于政治。所以不会以“天位之去留、子孙之祸福”，而斫丧自己的恻隐之心——去制止兄弟赵光义的自发生长。“廓然委之于天人”，豁达地将以后的事委托给天命、人心。西人的说法就是：至于以后的事，上帝知道。这种“仁”就是“愚”；但反过来也成立：这种“愚”就是“仁”。太宗攻取太原时，看到将士争奋，担心屠城，就在城池即将攻破时，下令稍缓，就是“仁愚”。他读书时，偶尔也可以看到他的“仁愚”心声之吐露。
有一次他读《兵法阴符经》，叹息道：
“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
兵家诡道不能导人向善，言之有理；但战争谋略与行政管理，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慈者掌兵，铁戈撞响之际，如何奋勇？两军相对，很多时刻更不是勇气、血气之争，而是智者之争。这一层道理，太宗自然懂得，但他不以此为意，更不屑于将这类兵家的诡谋移用于政治管理。从大的战略而言，为正。人类真正的大型战争，整体上，事实上是综合国力之较量，不是计谋小道之较量。但就局部战争而言，如何可以省略“伐谋”？
太宗的“仁者之愚”，细考下来，事实上也许有防备“奸雄之志”的用意。他不期望帝国被“权谋”人物所毁。传统典籍读得越多，就越能理解“权谋”这种黑色智慧瓦解文明、稀释道义的破坏性力量。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明清，都比大宋更愿意操练“权谋”。大宋，是历来王朝在政治管理方向上，最少“权谋”的帝国。大宋诸帝，总是试图沐浴在圣贤光芒之下，在“奇正相守”中，恪守“正”的一面。
“万岁”与“眉寿”
大宋士庶，在民间有一种自发的习俗，往往会每天燃一炷香，祷告天地，祈求天地保佑，让当世天子“万岁”，让大臣“眉寿”——“眉寿”就是“长寿”，眉毛长称为“豪眉”，“豪眉”者，长寿。故称之为“眉寿”。
太宗知道这个习俗，有一次读书，小憩，回顾宰相宋琪、李昉等人，说了一番读书体会：“朕因思闾里间，每日焚香，祝天子万岁，次大臣眉寿。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事，以符亿兆人之祷？”朕因为常常想到胡同弄堂里的士庶小民，每天都焚香，祝愿天子“万岁”，祝愿大臣“眉寿”，想想这个，朕与爱卿等，哪能不天天想着做些善事，以不辜负天下亿万人民的祷告呢？
宋琪说：“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又承戒谕，岂敢为不善之事以负宸恩！惟思公勤，庶补万一。”臣等承蒙陛下不依照寻常秩序，拔用了我们，又承受了陛下的训诫谕旨，岂敢做不善的事情辜负皇恩！只有想着公道仁德，勤快机敏，以此来弥补不足。
太宗读书，始终是关心民生的。
有意味的是，太宗在读书中，还无意间接近了今日流行的“轻饥饿”养生法。
说有一天，太宗对宰相说：
“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乃至饮食，亦不过度。行之已久，甚觉得力。凡人食饱无不昏浊，傥四肢无所运用便就枕，血脉凝滞，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系人之调适。卿等亦当留意，无自轻于摄养也。”朕每天的生活工作都很有规律：早间公事朝仪完成，就开始看书。夜深就寝，五鼓起床。盛夏时一个整天也不昼寝。至于饮食，也不过度。这样时间久了之后，感觉很是得力。我觉着，人只要吃太饱，没有不身体昏沉头脑浊乱的。如果四肢还没有运动就入睡，那就会血脉凝滞，估计就有各种病症找来了。这样，想求神清气爽，那哪可能啊！老子有话说：“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之身体，全靠自己调适。爱卿等人也要留意，不要轻视了养生之道。
人君当淡然无欲
王夫之先生对太宗的读书姿态评价极高。
太宗曾对李至说：“人君当淡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王夫之非常欣赏这个意见，给予了长篇评论，以发掘此中的意义系统。
王夫之认为，嗜好，往往因为生活习惯所致，事实上是一种赶时髦心理在蛊惑嗜好者。“群然取一物而贵之，则贵矣；群然取一物而安之，则安矣”，人人都认为“爱疯6”很珍贵，我有了“爱疯6”就自以为珍贵了；人人都购置了“爱疯6”而后心安，我也购置了“爱疯6”，也就心安了。君王若存此心态，是很可笑的。譬如过去那个卫懿公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仙鹤，唐玄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羯鼓，宋徽宗像今人喜欢“爱疯6”一样喜欢花石，但这类嗜好的对象，在“达者”看来，都跟凡虫、瓦缶、土块之类，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嗜好，不过是因为这类对象的名气而已。当君王这类嗜好被天下所知以后，就会起而效仿，于是，成为一种流行时尚，于是就有了劳形劳神追求时尚的现象，于是有了“殃民”“殄物”等种种不良后果。所以君子所为“无欲”，不是灭绝欲望，而是不悖于理，将欲望控制在“分”上，不让人感到有特殊的嗜好。这样，各类诱导欲望的人言，各种稗官撰写的诱惑性文字，各种谄媚者试图引发嗜好的妾妇之道，各种兜售奇技淫巧方士的蛊惑，都不可能变易我的合理欲望。但人人有欲望，且一旦欲望来临时，往往心旌飘摇，人不能免。这时怎么办？唯有“镇之”。太宗有言：“朕无他好，惟喜读书。”这就是“镇之”之道。如此“镇之”，外界种种诱惑，不能动我之心，如此，“道存”。
王夫之还进一步分析道：尽管如此，只说“读书”，还是会有弊端。如果以流俗之心读书，书也会为流俗所用。历史上这类读书人，即使在帝王中也不少，最后是消磨于读书之中，日月流失，废事丧德。王夫之认为读书之“淫”，也即“过分”，有三种表现。第一是那种寻章摘句，搜求险僻的典故，用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这是读书之“色淫”。第二是那种过分注重师承，处处中规中矩，弄一个音韵，互相标榜，顾盼自雄，以为得意，这是读书之“声淫”。第三是那种随着书中意见而喜怒，喜时像醉酒，怒时要操戈，跟着书中人事而情绪起伏，这是读书之“志淫”。
这“三淫”，乃是流俗读书法，所以真读书，一定要“远流俗，审是非”，自家以宁静而“镇”“三淫”，不要被书中的文字所诱惑，演化为“嗜好”，这样，《诗经》中那些兼有的淫乱记载，《春秋》中那些兼有的逆乱故实，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语，里巷传播的谣谚闲话，都可以令人获益。这样才接近于读书之道。如果不是这样，则书中记载的种种文字，就有可能将人往欲望一途导引而去。所以说，以读书为嗜好，也是嗜好，也是容易将人导向欲望的路径。王夫之最后说：这样来看，“惟无欲而后可以读书”，太宗关于读书的言论，实在是“知道者”的言论。值得嘉赏。
“飞白”
太宗赵炅诗一般，但书法不错。而且乐于在笔墨之间花时间，下功夫。史称太宗善于写“飞白”书法。雍熙三年（986）初秋的一天，太宗拿出自己写的“飞白”字赐给宰相李昉，并对他说：“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于真、草，今又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朕每次退朝，从来没有过虚度光阴。读书之外，就是书法了，我比较留意真书、草书，现在又学“飞白”体。书法，虽然不是帝王事业，但把时间用在这里，不比用在田猎、游幸、声色上好多了？
太宗似乎特别喜欢写了“飞白”大字送人。这也是联络君臣感情的一种方法。大臣们也都乐于得到太宗“赐字”，估计“求墨宝”的人不少。
有一次，他一气写了二十幅“飞白”书轴，遣中使拿着去送给宰相吕端等人，一人五轴。大宋诸帝身后各有私人图书馆，用来收藏帝王个人的文字文具用具等。太宗似乎有意丰富自己未来的图书馆，淳化元年（990）七月，他就特意将御制诗文四十二卷交藏于秘阁。他对自己的“飞白”作品似乎也很自信，这次还专门写了四十轴，存到秘府。“飞白”字，每一个都有一尺的直径。吕端等人得到赏赐后，到殿上来称谢，太宗对他们说：“我这‘飞白’，是依照小篆字体来写，与隶书不同。朕君临天下，干吗还要在笔砚之间花时间呢？实在是天生喜欢这个，不忍心轻易放弃。岁月久了，慢慢也就得到了‘飞白’的写法。”
有一年，太宗给近臣每人写了一幅“飞白”作品，特别赐给参知政事寇准十八轴。这是因为上一次赏赐大臣时，寇准出使在外，没有得到。这次一块给了他。赏赐之后，太宗又对宰臣吕蒙正等人说：“书札，过去算作‘六艺’之一，不一定是帝王的看家本领，朕不过是听政闲暇时，没事用这个自娱自乐而已。”
真宗、仁宗也善于写“飞白”。写好这种字，有难度。据说是当初东汉蔡邕所发明。他看到修理宫阙的工匠用笤帚蘸了白粉写字，受启发，写了“飞白书”。据说这种字，要在中锋行笔时，见出平行的墨丝，墨丝之间有空白，所以称为“白”，字要写得灵动若飞，所以称为“飞”。这种字类似于“榜书”，字体很大，适合做匾额，古人敬惜字纸，每天练习这么大的字，纸墨伺候不起，所以有“可爱而不可学”的说法。后来学习者成功者也确实很少。但太宗用点纸墨还是小问题，所以他乐此不疲，且成就不俗。这是他长期沉浸砚边，点滴收获而后达致的成就，但更与一个叫王著的书法家有关。
王著，此人习练王羲之书法，得其神髓，在太宗朝做翰林。太宗听政之余，读书之外，就留心书法。有写得稍稍得意点的，就让内侍拿了去给王著看，史称“著每以为未善”，王著往往评价说“未尽善也”，还不够好。太宗听后，于是就更加刻苦临帖写字。觉得有点进步了，有写得更好点的字了，再拿给王著看，王著仍如以前一般回答。有人就问王著，为何要这样回答？王著说：“其实皇上的字已经写得不错了。但好固然是好，如果告诉他写得不错，恐怕皇上从此不再用意去练，那就没有更大进步了。”时间长了之后，太宗又写了比较满意的字让王著看，这一次王著感到字确实好，夸赞道：“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功夫到了，这种成就，不是臣所能够达到的。太宗就这样在王著的鞭策下，越写越好，史称“帝笔法精绝，超越前古，世以为由著之规益也”，太宗笔法精妙绝伦，超越前面的古人，世人都认为这是由于王著的巧妙规劝而获益的。多少年之后，真宗还对宰相说到这个事，并且嘉奖王著“善规益”，认为他在侍书、待诏这个职务上，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史上叫“王著”的人很多，五代宋以来，就有几个“王著”。有个五代后周时期差点做了宰相的高阳酒徒王著，在太祖朝还常常酗酒。他曾是后蜀的一位县主簿，宋太祖时，继续做他的县主簿。
契丹的学术成果
太宗看到汉字在使用中常有舛误，很想动用国家力量，做一场汉字纯洁化运动，便于中原子弟们能有学习汉语文化的基础依据。
此时，契丹燕京崇仁寺有个和尚释希麟，看到唐代和尚释慧琳编纂的《一切经音义》有不足，于是续写为《续一切经音义》。此书选取佛经词语，先注音，再释词，并引用传统各种字书、韵书和多种文献。注音则用反切和直音。书十卷，到大宋太宗雍熙四年，辽圣宗统和五年，公元987年写成。契丹对自家文化很看重，名流写书，只言片语不准出境，故中原地区始终未见流传。但此书曾流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清光绪年间，此书从高丽和日本再传回中国。不过这类大书，起心动念，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集成，须动用多种文化资源和力量，因此，中原虽然未见此书，但应该对此书的起念、流布会有感觉。文化的整合，会规模性忽然勃兴，如“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展开就是。但也会在某个具体方向上忽然勃兴，如汉代的注经，宋代的疑经，清代乾嘉时期的整理国故，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形成为学术共相。宋代太宗、真宗时期，中原、契丹都有了对文字音韵方向上的学术展开。
契丹在做《续一切经音义》的同时，大宋正在做《雍熙广韵》。
太平兴国七年（982），刚刚结束了“赵廷美大案”，这年的五月，契丹三万骑，分三路来侵略大宋，雁门关潘美、府州折御卿、高阳关崔彦进正在抵抗中；陕州也正在闹蝗灾，其他州郡也有人报来河水决口、冰雹灾害等消息，但太宗仍然好整以暇，组织各地通晓汉语文字的专业人才进京，“详定音韵”。王著，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成都府调入京师的。
太宗提拔王著为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
《淳化阁帖》尽显大宋风韵
王著，乃是王羲之的后裔，晋代名相王导、大唐名相王方庆，都是他的先人，是门阀大户，有家学渊源，他的书法为时人所称赏。后来他还主持编辑了著名的书法集大成著作《淳化阁帖》，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工程。
《淳化阁帖》，是将先秦至五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墨迹，经过双钩方法描摹下来，而后刻版，再拓印，成为书法之帖。此书共十卷，收录一百零三人的四百二十篇墨宝，这就是中国“法帖之冠”“丛帖之祖”。还有记录说太宗曾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由王著编辑、摹写，而后刻石，称《淳化阁帖》。这类石刻后来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残碑散见于各地。我曾在西安见到《淳化阁帖》的一块残碑，字极小，然刻工精良，不免驻足良久，让人想见大宋风韵。
作为书法家也是文字学家的王著，与另一个同行句中正，都是原来后蜀时的文人。句中正也精于字学，对古文、篆书、隶书、行书、草书，都有研究，太平兴国二年（977），他进献“八体书”。太宗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召入京师，授著作佐郎、直史馆，与诸文臣详定各类文字学专著。
当时的名臣张洎也有文采、有学问，曾与徐铉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刻版颁行。太宗看后很高兴，就问句中正：“汉语中有声无字的，有多少？”句中正答应回去检点，不久，整理为一卷献上。太宗看后说：“朕也得到二十一个字，可以一块录下来。”
《孝经碑》与《雍熙广韵》
句中正曾经用大篆、小篆、八分体三种字体书写《孝经》，刻石，到了真宗时进献给国家。真宗在便殿召见他，问他这块《孝经碑》写了多久。句中正回答：“臣写此书，十五年方成。”真宗嘉叹很久，赏赐甚厚。命人将《孝经碑》藏在秘阁——此地太宗时就有意要刻《孝经碑》，而且自己书写了《孝经》给当时的大臣李至，也曾刻碑。句中正的则是三体碑。
当时乾州（今属陕西咸阳）献古铜鼎，四方形，有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没有人能解读。句中正与另一位文字学家杜镐，详细查验，引用典籍一个个解读了字义，有根有据，为人所信服。
句中正、王著，还有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等人，共同开始撰定《雍熙广韵》。句中正第一步先分出了字韵的门类，等于完成了结构性工作。太宗给了他很优厚的赏赐。《雍熙广韵》书成，凡一百卷。
这是一部韵书。韵书是将汉字中相同音韵的字编排在一起的字典。韵书需要注音，“反切”法为韵书所常用。传统文化中，字书、字典，是基础性建设，但需要极高文化素养才有能力修撰。字书字典，属于“小学”一类，筚路蓝缕的工作，从最早的《尔雅》开始，到《说文解字》，是一个高峰；到了《雍熙广韵》是又一个高峰。这是中国文化中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很多学问，如历史、文学、经学乃至于诸子学，都需要有“小学”的功底，才有可能升堂入室。王著、句中正、徐铉、张洎等人，以及更多的学问家，在太宗朝，一直延伸到真宗朝，所做的工作，都可以被称之为“中原文化重建”。五代乱世之后，有了这样一批人，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不坠。他们生平事迹都很简单，除了学问，似乎没有更多业绩可以谈。“杜门守道，以文翰为乐”，是他们共同的特点。他们是承续传统文化，使“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文化守望者。
顺便说，《雍熙广韵》是对隋唐之际陆法言的《切韵》的一个补充、修订；也是真宗朝定名为《大宋重修广韵》的前期形态。或者也应该说，《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是太宗、真宗两朝的修订成果。
《广韵》为何重要？
它第一次将26194个汉字整理分属于206个韵部。而这些韵部，又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布。每个韵部都有一个代表字作为名目，史称“韵目”，这就成为韵部的排列顺序。而这个顺序，如“一东、二冬”之类，就成为记忆汉字，进入韵书的钥匙。之后，到了金朝、南宋，又有了著名的《平水韵》。《平水韵》将《广韵》一书中允许互通使用的韵部合并，另外合并了不能互通使用的几个韵部，成为106韵。于是，此书成为世人写作近体诗不可离手的工具书。它基本反映了中原诗人从隋唐以来作诗的音韵规则。因此，宋人乃至于今人创作近体诗，要有赖于《平水韵》，理解唐诗，也离不开《平水韵》。由这部韵书，可以上溯中原唐音，复盘千年前中国人发声用语的语音形态。而由此为依据，可以考据、解决的学术问题多不胜数。没有《广韵》可能就没有《平水韵》，那就像今人理解《诗经》一样，困难重重。
《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外，太宗朝主持修订的《广韵》，以及《说文解字》《淳化阁帖》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这是比“平北汉”以及和平收复吴越国与清源军，更久远也更深沉的“文治”功勋。
“十六字教”
国子监总管李至推荐了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等人之后，这些大儒都对帝国的文明推演贡献了学问、智慧和道义方向。太宗录用这批人物，一直嘉惠后人，若干年后，有一天，真宗皇帝对李至说：“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我在宫中没有事的时候，愿意听听学者们讲诵经典。于是召崔颐正到后苑，讲《尚书。大禹谟》。
《尚书。大禹谟》，在学界被一部分人认定是“伪书”，但即使是“伪书”，从“制造”这部“伪书”的东晋梅赜算起，也在中国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以上。其中很多思想已经进入传统，传播有效，成为中国记忆的一部分。《大禹谟》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被人称为“十六字教”的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我在本书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简略介绍了“十六字教”。现在重复来说它，实在是因为它太重要了。“十六字教”直指传统政治管理，它直接叩问：政治，如何才是合理的、合法的、正当的？人性恶，不可测，意味着政治充满风险。而如何治理，其道隐而不彰，并不是那么明白显示，让人轻松掌握。但一定存在一种唯一的精准之路可走，这条路是什么，也不知道，但“中道”也即“中庸之道”是必须考量的总体战略。“中庸”，不是“中间”；“中道”，也不是“中间”；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平衡”。政治治理的“平衡”状态，是一种从“实然”起步，走入“应然”的过程。而“应然”，是一种价值诉求。文明邦国，必须以价值诉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利益诉求为导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人性恶的普遍环境中，在士庶对利益的普遍追求中，如何推演价值文明？这之中的“平衡”之路，就是优秀政治家的从政之路。一味顺从人性恶，引导本来就是“经济动物”的人类去瞩目于经济方向运转，等于“教猱升木”，教本来就会爬树的猴子去爬树，等于省略了价值诉求，天下攘攘，乃成一无义动物世界——文明规则的破毁，丛林法则的流行，原因在此。一味演唱灭绝私欲，推演纯洁利他世界，等于背离人情，天下嚣嚣，乃成一虚假天使世界——在虚假圣洁中自我高潮，在自我旌表中廉耻流失，最后演绎为一个犬儒主义天下，原因在此。
背离“允执厥中”的圣贤意见，不祥。
太祖、太宗明白这个道理，真宗也明白这个道理。在他们无数的治理经验中，这个理念指导下的政治经验，至为珍贵。
太祖“允执厥中”，以一种赎买而不是预先杀戮功臣，或无所作为的方式，解决了可能的“阴谋拥戴”问题。
太宗“允执厥中”，以一种政策性向“文治”倾斜的姿态，省略了多种“以暴易暴”的模式，尽量减少对武臣的各类制裁或轻蔑，引导大宋慢慢消弭五代以来，甚至秦汉以来的藩镇尚武的骄悍之气，收敛天地之间的杀气、戾气，以一代人的时间，推演了一个强盛的文明之邦。
真宗“允执厥中”，以一种“商谈”而不是“硬拼”的模式，与契丹平等对话，解决了多年对峙、流血的连绵战争问题，为大宋赢来了百年和平。
到了宋仁宗时代，晚期，开始渐渐偏离“允执厥中”的平衡路线，国家开始在祥和气象中隐约潜伏了不祥之兆。三百年帝国，有了危机。
“家法”与“家学”
宋代史论家吕中有专著《宋大事记讲义》，内中说大宋“家法”，有言道：“宋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唐，由祖宗无不好学也。然人君之学，尤在于所共学之人，故在太祖时则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时则有若孙奭、邢昺，在真宗时则有若崔颐正、冯元辈，皆极一时之选也。”这意思是说，为人所称赏的大宋“家法”，其实是来源于“家学”的！后代帝王之所以“守家法”，其实是从“家学”开始的。而这种“家学”，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共学”之师，这些人物都是当时顶尖级的儒学大家。
宋代的“家法”是一个绝大话题，千年以来，议论不休，近人也有专著、专文反复讨论。理解大宋“家法”可以有几个方向，吕中先生这一番话让我思考这个问题，有了几个节点——
第一，大宋“家法”，与“家学”有关，并来源于“家学”；而“家学”乃是以圣贤说法、儒家义理为核心的经典传承过程。
第二，并不存在“成文”“家法”，所有“家法”皆以“家学”为思想资源，因此，“家学”有多么复杂，“家法”就有多么复杂；但一以贯之的大道是“公道”与“仁德”——因为这是儒学价值的核心。
第三，“家法”事实上乃是一种诉诸“价值应然系统”的政治伦理规则。这种“规则”，由太祖、太宗开始，包括真宗的言行，成为后代帝王效法、援引的前代经验，但这种经验，具有“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的性质。
理解这三个节点，可以理解“大宋家法”大意。
太祖、太宗、真宗，作为十世纪后期、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领袖，合格。
崔颐正的《大禹谟》讲述甚为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真宗不断召他来禁中讲《尚书》，一直讲到十卷之多。因为他讲得好，赐给他五品服。
太宗一朝听儒士说圣贤义理，成为一种传统。后来演化为“经筵”。
所谓“经筵”，就是延聘时贤，为帝王讲授儒学经典，令帝王接受儒学教育的小课堂。“经筵”制度化，是要帝王接受教育有连续性，不但这一代帝王日常要连续学习，以后一代代都要连续学习。这种教育的持续，成就为一种宫廷文明，在规则化的管理下，推演为有效引进圣贤理念的政治机制。是否接受圣贤理念，成为君主光荣与耻辱的尺度。在荣誉感召之下，君主的尊严也有了理性方向。因此，“经筵”之实质，是对君主行为奇妙的“价值制衡”。
李觉讲《泰卦》
端拱元年（988）的一个夏天，太宗车驾到国子监礼敬孔子。礼毕，升辇，准备回驾，临出西门时，看见一间经堂内正有讲座。
左右告知：“博士李觉正在聚众讲学。”
太宗知道此人。
太平兴国五年（980）时，因为通“九经”，李觉起家成为将作监丞，后来到建州（今属广东罗定市）做通判，任期将满时，当地人舍不得他走，一力挽留。郡县治，天下治。太宗喜欢治理地方有德有能的“循吏”，就下诏褒奖他，迁为左赞善大夫，知泗州（今江苏盱眙县），转秘书丞。后来又刊定唐代大儒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被同僚举荐，做了《礼记》博士。
雍熙三年（986）时，李觉与右补阙李若拙出使交州。交州此前有乱象，侯仁宝征讨当地叛乱者黎桓，失利；黎桓坐大，建立黎朝，正在与大宋欲战不敢，欲降不甘中，多次遣使修贡，但又多次背命。李觉二人到达交州后，李若拙就对左右说：“虽然黎桓称帝，但我们不能跟他称臣！”太宗曾封黎桓为节度使，见面后，黎桓还算尽礼，但没有下拜，说是患有脚疾，不方便。欢迎宴会时，黎桓在大厅里摆满了南方所产奇货异物，很有眩人耳目的意思，但大宋使臣一眼也不看。黎桓试图送给各位礼物，也被拒绝，只要求黎桓将此前失陷于交州的一个使臣带回汴梁。黎桓答应了，然后又安排休息，对二人说：“我们这里风土如此险峻，你们中朝之人乍来此地，能不疲倦吗？”这话显然有刺，意思是交州不容易攻取，如果攻取，会很“疲倦”。李觉回答道：“国家提封万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险固，此一方何足云也。”咱们国家版图总共不下万里，排列州郡四百多。各地有开阔平原一马平川，也有险固山岭重岩叠嶂，这一块地方何足道哉。据说黎桓闻听此言“默然色沮”，无话可答，神色沮丧。
现在听说李觉在这里讲学，太宗忽然来了兴致，就让人召李觉御前讲学。李觉来到车驾前，看到坐在御辇上的君王，未免不爽，就对皇上说：“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陛下您乘坐六匹马拉的御辇，臣子怎么敢就来升座讲学？
太宗惭愧，于是从六匹马拉的御辇上下来，命有关部门另外张架帘幕，为李觉另设一座，开讲。从臣都有座位，列席听讲，赵普也在座。
讲什么呢？陛下您出题。太宗于是让李觉讲《周易》的《泰卦》。
泰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属于第十一卦。卦象是坤卦居于上，乾卦居于下。按照寻常理解，乾在上，坤在下，但这一卦恰恰相反。但李觉很高兴，就顺势讲述了“天地感通，君臣相应”的道理。他这个讲述，取法于《周易》的《彖辞》，而《彖辞》是讲述六十四卦主旨的文字。乾坤倒置，等于天地相交，是吉相。“小往大来”“其志同”“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君子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等等，都是泰卦的主题词。循此类主题词展开，是一篇大文章。熟悉《周易》的人，会约略理解李觉讲了什么道理，大意是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君臣相会相交，“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大道理。古来大儒，往往不失时机地“点化”君主，在“帝王之师”的荣誉下乐此不疲，且往往收获政治效益，是事实。
传统士大夫，就这样用圣贤精神、儒学义理作为思想资源，一点一滴地矫正着帝王的致思方向，在不自觉地作着隐秘的“价值制衡”。
太宗听他一番讲座很高兴，特赐帛百匹，第二天还在跟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个事：“昨日听李觉讲‘泰卦’，文义深奥，但足以作为帝王鉴戒，朕当与爱卿等共遵守这个卦中所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
“羁縻文人论”
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大宋建国已经二十年，原来的割据政权首领们，如李煜、孟昶之流，一个个都已经死了，但还有些旧臣，往往会对新朝有不满，太宗“疑其怀故国、蓄异志”，于是有了高招，将这些人全部“收用”，安排到各个馆阁之中，让他们去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之类，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卷帙浩瀚，然后给这些人比较优厚的待遇，“姑以是縻之，录其长，柔其志”，姑且以此来“羁縻”这些文人，用他们的长处，消磨他们恢复故国的意志，役使他们可能不安分的心。如此一来，这些人就老死于文字之间，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了，云云。
可以将这种“政治深刻”的讲述概言为“羁縻文人论”。
率先讲述这种论调的，是南宋诗人朱希真，南宋学者王明清《挥麈后录》则记载了这个说法。
此类“政治深刻”从古至今并不鲜见，基本上可以归类到“阴谋论”大范畴。“阴谋论”除了奉旨操作之外，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二三流文人对自家“政治深刻”的一种炫耀。但这种“政治深刻”古今套路一致，模式统一，只要熟悉这种套路和模式，可以很轻松炮制无数“阴谋论”。这个套路或模式就是：以诛心也即猜测动机为手段，视权威人物光明正大的安排或讲述，为障眼法，在障眼法背后，是权威人物的根本利益。
如此，“封建统治阶级”为小民伸张冤情、赈灾、恤老、轻傜薄赋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光明正大的安排，不过是一种“让步”，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封建统治阶级让步论”。
如此，“资产阶级”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施行民主宪政等一切符合庶民利益的光明正大的安排，其实都是“虚假”的，是为了“资产阶级”更根本的利益，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资产阶级虚伪论”。
如此，儒学光明正大讲述“仁、义、礼、智、信”，讲述“温、良、恭、俭、让”，讲述“四维八德”等圣贤理念，事实是为了“维护或迎合统治阶级等级制度”，是为了“自己有一天也能爬到统治阶级位置上去”，云云。这是“阴谋论”中的“儒学专制论”。
诸如此类。因此，古今“阴谋论”一般没有思想含金量。不仅仅因为它太简单、太粗糙、太过于程式化，属于“精致的坊间思维”，基本上不提供证据链，更重要的是：它所有的讲述，罕有真实判断。但最主要的是：几乎所有的“阴谋论”，都是对人类正价值的一种攻讦。“阴谋论”不仅仅是“反智”的，也是“反道德”的。从现在可以看到的“阴谋论”考察，几乎没有例外。
王夫之《宋论》专章说到大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羁縻文人论”。
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这种说法：“忮人之善而为之辞以擿之，以细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奚足信哉？”忌恨他人的善行，而编造诛心的言辞，去批判人家的言行，这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阴谋论”，哪里值得相信！
按王夫之先生意见，大宋一朝因为五代藩镇造成乱世，所以对武将比较提防，“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但尽管这样，太原降将杨业，父子握兵，麾下都是“死士”，为杨氏父子所用，而且威震于契丹。这样的人，比那些文人，对大宋的“威胁”大多了，但太宗仍然对他不猜不忌。而那些偶尔会发牢骚的文人，如张洎、徐铉、句中正等人，不过是“浮华一夫”，虽然他们自诩“不为之用”，也即没有得到“大用”，但这些人根本用不着担心，“已灰之烬，不可复炊”。张洎算是这些文人中智慧比较“敏给”的，太宗也用了他，正经政治活动，国家大事，他都参与，太宗并没有提防他。其他的人，就可以推知了。过去连李煜那样的人，俘虏之后，连曹彬都知道，不必再提防，几个弄笔杆子的文人，实在不值得为之重重防御。
王夫之的深刻还不仅在这里。他看到了太宗更深远的用心。
为什么要授给这些“降臣”做纂修大书的事呢？
从唐末以来，后梁篡夺大位，也需要文人装点门面，但他那种凶戾，那种对文人的无情杀伐，让富有唐代遗风的文人战战兢兢。大诗人杜荀鹤，被后梁聘任，几乎要吓死。所以“文藻风流”成为文人的大忌，谁也不想因此而受到“重用”。到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些篡位的武夫执掌国柄，那种“犷悍”一代又一代，互相之间比的是弓箭刀枪。所以文人被武夫瞧不起，也根本谈不上文明之治。等到契丹进入中原，蹂躏得中原大地“千里为墟”，人与人之间，“救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沉吟于文藻？谁还有心思整理中国典章？到了周世宗时代，很想有所作为，但中原故老大多已经凋零，年轻的读书人还没有被起用。有几个文人，如王朴、窦仪，都从北方燕赵之地起身，都有“简质”，也即简易质朴的特点，与古来涵咏于典章的文人还有距离。几十年、百余年来，中原文明就这样在战乱中呈现为凋敝之相。
但在江东、西蜀，则因为画疆自守，较少战乱，保存了汉唐以来的文化文明。那里的文人得以在相对和平中，“以其从容之岁月，咀文苑之英华”，这样，就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一批读书种子。大宋统一中原，要想求得“博雅之儒”，在各种文明推演中，能够有成果，除了后蜀、南唐保存下来的人物，没有其他人。太宗可以说是“善取材矣”。
光武帝中兴大汉，要复兴中原道德文艺，雅乐礼仪，是从偏安巴蜀已久的公孙述那里得到人才。“四战之地，不足以留文治”，那么偏处于边鄙之地才可能会保留中原文明。士大夫生于礼崩乐坏之世，如果处于偏僻之乡，珍重古来遗文，必有承传，如果承平之世来得早，他可以自身重振文明；如果来得太晚，他的弟子必能重振。考乱世到承平的古来历史，几乎没有例外，都是这种规律。
在太宗一朝修书，那可不是简单的悠悠岁月，人才羁縻！那是士大夫“得道”。“道胜者，道行而志已得；文成者，文著而心以亨”，以“道”而人生胜出者，道能行，而志向已经实现；以“文”而成就人生者，书已著，而内心已经通达。这样对文人而言，做官与否，封侯与否，都不是他们的荣誉。他们的荣誉在“立言”不朽。现在想想汉代复兴，很多功臣都已经隐没不彰，但过去儒学的托命之人申培、伏胜等，他们整理古籍的“遗泽”却至今被人享用。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就如此意义上说，大宋馆阁中的这些文人，是可以恒久享有中国文化光荣的文化英雄。而太宗赵炅，是他们的领袖。
肆 法制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不完美的圣贤大义
大宋法制，是大宋“文治”中的重要一环。
说大宋法制，千头万绪，先从“大赦”说起。
赵普多谋善断，口才厉害。很多时候，他所提出的意见，也往往符合正道。这也是为何太祖太宗两朝都很敬重他。
当初，太宗曾有一次要搞大型祭祀活动，按常规，要施行大赦。有一个人上书说，希望不要大赦，理由，则援引诸葛亮治理蜀地时，几十年不赦的故实。太宗听上去，觉得有理，但又感到差在哪个地方，就问赵普。赵普回答说：“凡是祭祀大典，圣朝都有原典，一定要赦免，表示‘其仁如天’。像刘备、孔明之类，只不过治理区区一个地方，臣不信这个，也不会援引这个做例证。”太宗很高兴，就将大赦事定了下来。
大赦这件事，有两面理。
司马光曾有名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如果杀人者不能绳之以法，即使是尧舜时代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大赦，其弊端在此。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就曾批评“大赦”，书中认为，自春秋时代以来，后世屡有大赦之法，但是这种不问情深情浅，罪轻罪重，凡遇大赦，杀人者可以不死，伤人者可以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可以不问，这种做法，只能有助于“长奸”，让奸邪生长。
大宋自太祖太宗以来，三年之中，遇到郊祀就大赦天下，成为一种制度。但到了仁宗时代，有言官认为“三岁一赦，于古未有”，这是唐代兴兵之后开始有的做法。但这种大赦，“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有罪的人得到宽谅未必能够自新，被害的苦主得不到正义伸张岂能没有怨恨。不能自新，作恶人就会继续作恶；心中有怨恨，就会后悔做善事。这样一个大赦，结果却让士庶后悔为善、滋长恶行，实在是政教的很大祸患。
仁宗对这个道理很重视，但还是坚持大赦，只不过批复道：“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犯罪的人情节过于严重，不得统一按照大赦法免罪。
到了北宋末年，大赦开始变样。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天下二十六次；“曲赦”，也即不大赦天下，只赦免一个或几个地方，十四次；“德音”三十七次。所谓“德音”，也是一种赦免令，唐代开始有，大宋最流行。它与大赦不同处在于：大赦是罪无轻重都赦，德音则是将量刑减重就轻，譬如大宋有“德音”：“死罪、流罪各降一等”，就是将“死罪”降格为“流罪”，“流罪”降格为“徒罪”，而徒罪、杖罪、笞罪则全部释免，所以还是一种“大赦”。这样计算，宋徽宗时总有“赦令”七十七次，祖宗时代的“三年一次”，到了他这里几乎变成了“一年三次”。这种“滥赦”，在南宋，到了光宗时代竟然达到一年四次正式的大赦。史称“刑政紊而恩益滥矣”，国家的刑法之制已经乱套了，朝廷的德政恩赏已经太滥了。这样的大赦，不仅政乱，对苦主而言，也是一种不公。譬如某甲杀害某乙，某乙家属千辛万苦将某甲搞倒，某甲判为死罪；结果遇赦，免了。这就是对某乙和某乙家属的不公。
所以太祖时代，格外注重大赦的范围，遇到特别需要大赦的年份，总要有诏令，告知天下，有些罪恶是不能赦免的。如改元开宝，这是一件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规定：“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杀人罪、官吏（而不是士庶）受贿罪，这三种罪犯，不在赦免范围内。开宝四年（971）冬，南郊祭天，也是大事，开始大赦天下，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劫杀、官吏受赃者不原”，犯有十恶罪、故意劫掠杀人罪、官吏受贿罪，不在赦免范围内。太宗时代也有这类规定，雍熙末年，以襄王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立太子的节奏，大事，大赦。但诏令也规定：“十恶、故谋劫斗杀、官吏犯正赃”者是不能赦免的。但太宗即位的当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是全面赦免，平常赦免令下，有规定不可以赦免的，如“十恶”“杀人”“官吏受赃”等，这一次也赦免了。这种赦免，看似宽大，其实是对十恶罪、杀人罪的受害者的不公，是对官吏受赃罪的“纳税人”的不公。
总之，大赦，是一个有弊端的法制。
大宋帝王也深知这个制度性规定的弊端所在。但为何还是要施行大赦呢？
因为要收敛天下刀兵之刑，推演祥和之气；也因为天下被量刑的“罪囚”之中，很可能有冤案。后者让大宋帝王寝食不安，让大宋贤臣无比焦虑。
中国圣贤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疑罪从无”法理思想的人物。《尚书。大禹谟》留下了名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如果有疑狱，罪犯判罪要轻；如果有疑功，功臣受赏要重。与其可能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宁肯不杀，哪怕失去正常的经义。后人解释这句话说：“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杀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
周代时处理案件，对很多疑犯都实行了赦免。唐代还有规定，疑犯可以用财货自我赎免。现代西方对疑案也是从轻从无处理，怕的就是万一出现冤狱，有伤天地和气。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辛普森杀妻证据很多，但在审理中，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时，结果发现手套小，戴不上。就是这样一条漏洞，让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得到了机会，要求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这一案件的意义就是，再一次以西方的经验，肯定了传统中国圣贤“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合理性。
大赦，当然存在缺陷。但内中很可能存在“不辜”，在无法证明囚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推定无罪。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他的《书集传》中，也解释《大禹谟》的这句名言说：“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辜，就是罪；经，就是常。《大禹谟》的意思是：执法，可以杀，也可以不杀。不知道人是否有罪，杀了，就恐怕陷于杀害无辜；不杀，就恐怕失之于轻易放纵了罪犯。这二者，都不是圣人“至公至平”之义理。但比较起来，杀害不辜，尤其是圣人不能忍心的。所以与其杀了这人害了他的生命，不如让他活下去，而宁肯自受量刑不当的“失刑”之责任。
所以赵普鼓励太宗大赦，符合古来圣贤大义，虽然大赦并不完美。
刑罚“鼠弹筝”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雍熙元年（984），开封有一个刑事案。
有个寡妇刘氏，让她的婢女到开封府，起诉她亡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多次毒害她，差点毒死。
当时开封府沿袭后周以来制度，设左右巡军院，执掌缉捕刑讯，略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区法院兼检察院。刘氏案初到右军巡院，经过推问，王元吉死不承认，执法官觉得事实也不像这个寡妇所说的那样，于是转移到左军巡院。到了这里碰到了一个酷吏，将王元吉上了酷刑。这个酷刑被他冠了一个名称：“鼠弹筝”，在手指上用刑，十指连心，受刑人受刑过程中，会不断痉挛般抖动十指，极为残酷。王元吉熬不住，只好承认，于是炼成“毒杀继母”一案。
忽然案子出现了转机：刘氏寡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了。
王元吉也有了翻供的意见，这时开封府也愿意认真对待囚犯，重新审理时，得到了一些刑讯逼供的细节，但是案子还在拖，几个月没有宣判。开封府觉得这个案子不好断，就上报给朝廷。
太宗认为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王元吉下毒，但毕竟有个继母的状词在，就给出个意见：免死，徒刑（服劳役）。
王元吉的妻子看到这个宣判结果，不接受，于是击登闻鼓，称冤。
太宗亲自“听断”，召问王妻，知道了事情原委，确是冤案，于是派遣中使拘捕原来左右军巡院的执法官，审问。
案情大白。原来是刘氏寡妇有通奸之事，又惭愧又恐惧，更怕前夫的儿子王元吉知道，就设法做局冤枉他，要置他于死地，借官府之力杀人灭口。而这个寡妇的兄弟早就在欺骗隐瞒王元吉父亲的财产，并用了一部分给军巡院推官行贿；还有个医官，也被收买，说寡妇确有“中毒”的征兆等等。
太宗将此案所有的推官和左右军巡院的主管全部降职，下调俸禄；做假证的医官流放海岛。而那位发明“鼠弹筝”刑罚的左巡军院执法者，被太宗调来，以“请君入瓮”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场“鼠弹筝”，史称此人“宛转号叫求速死”。太宗对他说：“你看看，你也不能接受这种疼痛之苦吧？谁能接受得了呢？”于是放了他，令人解开捆缚他的绳索，只见此人两手很久很久不能动弹。太宗对观看的宰辅大臣们说：“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京城之内，居然还有这样的冤滥酷毒之案，何况天下四方偏远之地呢？开封府的几位重要官员也得到了惩罚，当时知开封府刘保勋、判官李继凝都罚了一个季度的俸禄。
所以，太宗对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视。
好“言事”者王济
淳化元年（990）冬，朝廷要派遣专使提辖总管诸道的茶税、盐税、酒税。除了夏秋二税之外，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此。太宗还考虑到，既然派遣专使下去，就责成他一并查访民间利病，以及地方上吏治的善恶。这个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经验。于是就问左右：“刑部中，谁最喜欢‘言事’？”好“言事”者，就是那种看到问题愿意提出建议性意见的人物。左右说有个大理寺丞王济，是刑部的官员，他多次给刑部、给中书、给朝廷上奏。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有才，有性格。于是任命了他去管辖各道的国家税务。
他在福建时，发现当时朝廷曾要此地输运仙鹤羽毛作为制作雕翎箭之用。当时这东西属于战略物资，地方必须按朝廷要求备齐输运到京师。哪里会有那么多仙鹤？所以，地方为了凑齐鹤羽，费劲了千辛万苦，史称“民甚苦之”。王济认为这事不行，不能这么干。他上书要求除了部分鹤羽之外，可以用鹅毛来代替，太宗觉得意见不错，就如他奏请，改了。
太宗很高兴，知道这个人有能力，于是改命通判镇州。
镇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辖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七八个县市，是唐五代以来天下雄藩之一，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此地地当边境，紧要性仅次于河东。所以太祖太宗以至于后来的大宋帝王，都要派出重臣把守。久之，驻守此地的文武职官就有了骄悍之气。王济来此做通判，宦海风波甚险。
但王济不怕。他本来就是河北人，出生在深州（今河北饶阳）。他的父亲王恕，在太祖开宝年间曾经知秀洲（今属浙江嘉兴），但是赶上了当地的盗匪之乱，盗匪进入秀洲，王恕被杀。家人收尸后，王济趴在灵柩上悲痛号啕。盗匪又来，要杀王济。王济看着这一伙盗贼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哪里还想活着！只恨我没有力量杀掉你们，为我父亲复仇！”史称“贼义之”，盗贼认为他有父子大义，放掉他没有杀。王济在兵乱之中，带着父亲的骨殖逃匿在山中。不久官军来剿匪，王济找到官军首领，陈说了盗贼情形，提出了破贼的建议。盗匪平定后，他的母亲也病死，于是他护送父母的灵柩回到深州。深州的主将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情况，太祖还召见了他。
王济经常涉猎经史，好读《左氏春秋》。太宗雍熙年间，他给朝廷上书，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在学士院考试中中第，被补为县主簿，后来做到刑部官员。
改判镇州之后，王济面对此地藩帅太守们，有理有据地开始了法制推演。牧守们大多都是功勋之臣，大多都有捍御契丹的武功，所以多少都有点倨傲，待下人不免刻薄寡恩。王济新到，不过是第三把手，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王济从不向知州藩帅们挑战，也不向他们屈服，就是四个字：“秉公执法”。州官们也无可奈何。
戍守此地的悍卒往往恣意侵暴庶民，做不法之事。有人竟在夜里焚烧民居，乘乱盗取民财。王济知道后，就在各个兵营附近放出耳目，有一天报道某地有火，王济就安排数十壮士潜伏观察，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几个兵匪带着盗窃物资往外跑。捉住后，不上报，现场平盗，当即正法。然后再“驰奏其事”，向朝廷快马报告盗贼正法之事。太宗闻讯很高兴。
有一个都校，街市上吃酒，撒酒疯，耍无赖，打落人牙齿。王济行使判官权力，不等上奏，直接给予杖刑，而后捆了这无赖，送到汴梁。
地方得到治理，史称“军城畏肃”，军事要塞镇州人知畏法，境内肃然，平安。太宗听说镇州吏治业绩，“大悦”，连下三道诏书褒奖慰劳镇州，更拜王济为监察御史，这是大宋除帝王裁断权、丞相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监察权。御史属于察院，品级很低，但权限甚重，内外官吏均要受到察院监督，“御史”，为百官所忌惮。王济在御史任上更关心国家大事，上书讨论“统天下之术”，管理中国的政策策略，核心意见是“节民物之道”，包括慎重选择近臣，注意区别贤愚，理正国家名器，削减靡费用度等等，都很切合时弊。
一直到真宗朝，他在做地方官，兼任江南路安抚使时，看到大旱民饥，就亲身督促官吏熬粥，舍粥，并每天都要亲自尝一尝这粥熬得合格不合格。还录取了很多饥民作为州郡的厢兵，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临终之际，给真宗上遗书，要皇上“进贤退谀”，并罢免不是很紧要的土木工程。他已经看出了真宗朝比太祖太宗两朝更多了谄谀之辈，也更多了奢靡之风。他不希望大宋帝国出问题。
王济的意义在于：他的执法断案，未必尽合法条，但在勋贵盘踞之地，在犯罪性质过于恶劣之际，需要“止乱”，因此就有非常法之制裁。但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如前述焚烧民居，乘乱盗窃的兵匪，王济的处置是，捉住之后，当即斩首，这是执行军法，因此是合适的。
法制需要能吏推演。
修《刑统》，重“听断”
大宋法条相当严密。
宋法制因袭唐代律令、格式，而随时有所损益。这个“损益”的文本成果就是《编敕》，类似于“宪法修正案”，是对前面唐律、《宋刑统》的修正补充。当时，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太祖建隆初年，即下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编敕》4卷，凡106条，然后与新编订的《宋刑统》30卷，一道颁发天下。这些《编敕》在“损益”传统法条时，参酌轻重很详细，“世称平允”，人们认为很公允公正。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又增加《编敕》到15卷，淳化中增加到30卷，真宗咸平中增至18550条之多，太多了，不好操作，于是又下诏，由给事中多人重新修订，合并同类，删除重复，最后定为《编敕》286条。这些都预示了大宋向着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宋刑统》从《唐律疏议》而来，各类刑断都有明文规定，但如何执行？执行还是不执行？这之中就有了“空间”。地方，并不是人人都有执法能力，或按照法条执法的积极愿望。于是，太宗下诏：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试问，若全不通晓，则量加殿罚。
从今开始，在京的朝官、幕府职员、地方州县官员，都要学习《律令格式》。任期满后，都要到京考核，面试。如果全不通晓，即根据情况给予惩罚。
但是如果有哪位官员熟悉律令格式，可以上书自荐，试问通过，可以补官到刑部、大理寺任职，三年之后，可以升迁。太宗还给近臣每人颁发了一部《宋刑统》，申命百官除了日常公职之外，要看看《律令格式》之类文章，用来作为大宋法学资源，并自我检点，据此决断狱事。
太宗对武官们带兵打仗，一般可以听其自专，但对官员们判案却始终不放心。如果有冤案，那是太宗最为心痛的大事。太宗至为焦虑之事在此，于是有了“录囚”，“听断”。
“录囚”，就是帝王或官员亲自到狱中去巡视审理案件，这是传统司法不废的常典。“听断”，就是听取当事人或法官陈述案由，而后提出决断意见。也称“听讼”或“断狱”。荀子认为政令合法，举措适时，听断公明，是衡量邦国文明与否的三条标准。听断，国之大事。它的要义在于：减少误判，洗雪冤情，尽力避免司法不公。“听断不明”是很大过失。“听断不明”，必有冤情，国有冤情，必有戾气，而戾气不祥。所以大儒韩愈认为，帝王能够“躬亲听断”，是“旋转乾坤”的大事——对于罹冤的士庶而言，雪冤就是一场“旋转乾坤”的生命事件。所以“弭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历代文明邦国之最高管理者，心底略存一点善根，略有一点天良，无不瞩目于此，大宋帝王对此事更是极为重视，所以，太宗“听断”不断，史称“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太宗在统御天下时，常常抽出时间来，亲自去审理案件，尤其是“疑狱”。
京师有“疑狱”，大理寺难于判断，太宗往往会到现场，亲临审理、判决，人称“每能烛见隐微”，往往能窥见案件隐微之处，得以公正处理。
击登闻鼓“民告官”
大宋的“登闻鼓”制度，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实施最好的。下面有冤情，有话说，地方处理不当，都可以直接到“登闻鼓院”，敲击“登闻鼓”，直接跟皇上对话，谁也不敢拦着。
雍熙年间，大宋正在跟契丹打仗，有个开封女子李氏来击登闻鼓，案由呢，是说自己没有儿女，而且有病，一旦死去，家业没有托付。
太宗据此下诏：开封府要根据这个李氏女子的意愿裁断、处置。也即，她名下的财产，要根据她的意愿处理。
开封府在处理过程中，发现这个李氏女子的父亲还在，就囚禁了这位父亲。根据案件的逻辑分析，很可能是：李氏女子与父亲是一体的，要自行处置私有财产，但遭遇他人觊觎。于是，在他人的推动下，开封府逮捕了李氏女子的父亲。李氏女子不甘心，又击登闻鼓，搞“行政诉讼”，将官府告到朝廷。
知道来龙去脉后，史称“帝骇”，太宗大吃一惊。他说：“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这种事也要拘禁人家的父亲吗？天子脚下，还出这种事！天下这么大，哪能没有枉法滥刑下的冤案呢？朕恨不能亲自去审理天下四方的案件，真要能做到，朕是不辞辛劳的！
于是，李氏女子案处理完毕后，当即派出朝廷能臣十四人，分头到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等地，审理刑狱。规定三条：一、地方官吏在司法及军政处理方面有不作为，或渎职懈怠者，要劾罪上报；二、如有临事精明允当，勤勉机敏，刑狱公正没有延滞者，要论功上报；三、各州郡都要做到十天过问一次刑狱之事，不得拖拉。
淳化四年（993）冬，更发生了一件“奇案”。说这个案子“奇”，是因为它太小了：京畿有个小民牟晖丢了一只小公猪。更“奇”的是，这位小民牟晖居然为此而击登闻鼓。尤其“奇”的是，登闻鼓院和太宗都受理了这个“私有财产丢失案”。最“奇”的是，处理办法是：由国家拨款千钱“偿其值”，按价赔偿。
国家赔偿私人财产损失，太祖时代就有案例。当初大兵进入汴梁，有士庶遭遇痞子劫掠，太祖抓住痞子，并拨款赔偿了士庶损失。太宗此举亦然。
当时应有官员对此事提出质疑。太宗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像这等小事也到朕这里来起诉，朕还为之听决，确实太可笑了。但推演这种听断的耐心公心，用以君临天下，可以做个表率，都这样做，世上就不会有冤民了。
申理冤滞，感召和气
太宗担心的是“冤民”。
他自己也说：“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我的心思常在刑狱诉讼这件事上，日夜焦劳，怕的就是有冤狱，久拖不决的案子。
所以，他不断地派出使臣到各道去巡视，他自己更在京师多次“听断”。有一年冬天，他亲自过问京师狱中的囚犯，一个个审理，一直到很晚。近臣都劝谏他不要劳苦过甚。太宗说：“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
如果我这么做，能够有利于上告无门的人，让案件公平允当，不至于枉法，我会非常适意高兴，哪里有什么劳苦。
为此，他特意在宰相面前发布了一通议论：
“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
朝廷和地方的官员，如果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里有治理不好的道理！……有恩惠给百姓，审理冤案滞案，岂能不感召天地和气呢？朕常常要自己勤勉不要懈怠，这个意志是绝不会改易的。有人说，主管官员的小事，帝王不应该亲自决断，朕的意思于此不同。如果以尊贵自处，那就无法做到下情上达了。
由于相信“天人感应”学说，遇到严寒酷暑，或雨雪反常的日子，太宗就亲自来复审狱中囚犯，大部分都给予了宽大处理。淳化元年（990）四月，因为天气大旱，太宗就亲自到京师狱中“录囚”“听断”，史称“多所原减”，很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这一天，太宗还专门令尚食御膳房进素膳，派遣常参官分别到各道决狱，还派出中使到五岳去祈雨。
地方诸道则继续派遣朝廷能吏前往听断，诸州有大狱，更随时组成专案组，官员由太宗亲自选定，要他们乘驿站车马前往审理。临行前，太宗会有嘱托，审理完毕后，一定会详细了解审理经过。渐渐已经成为常例，后代也都遵守这个常例，这在大宋各个帝王本纪中都可以看到。
到了端拱年间，各地方的州郡负责司法的官员司理参军，也都由太宗亲自拣选。地方上士庶有到京师来喊冤的，太宗也会派出御史官员乘坐驿站车马前往地方会审。史称“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几年的工夫，天下的刑罚之事越来越少，显示了“无讼”“狱空”的太平景象。
“狱空”，就是监狱里没有人，这就预示着无人犯罪，是传统至为赞叹的治理成果。而大宋也确实经常性地出现“狱空”。太祖太宗时代，凡是地方州郡有“狱空”现象，一般都会降诏褒奖。如果州司、司理院“狱空”达到三日以上，就可以随处建立一个道场，供奉神灵，表示感恩。道场所用的供奉之物，如酒肉水果香料布幔之类，都由官钱支付，州府节镇给五贯钱，州郡给三贯。而且道场建立，不许扰民，也不许扰吏。
但是由此也出现制造“假狱空”的现象。当时一个州府有司理院、有州司，还有靠近州郡的县城，都是系捕囚犯的地方，有时地方就会将囚犯从司理院移往州司，这样就腾空一处，可以报“狱空”。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有人建议允许本州官吏互相监督，如有虚奏“狱空”，就要受罚。另外规定，司理院、州司等都要没有禁囚，才可以上报“狱空”。
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制度性规定，即使在大宋，即使都是读圣贤书的人物，即使有严刑峻法，也还总是有人钻空子，弄虚作假。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性弱点问题。
烂葱案
太宗亲自“录囚”“听断”这个做法，曾经有不少人反对。但太宗虽然褒奖他们的建议，却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继续“录囚”“听断”。
有一个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的推官，名叫李承信，他购买大葱时，发现里面有烂的，于是就鞭笞了这位卖葱的菜园农民。卖葱，以次充好，也是一过，但不至于遭遇鞭笞。更麻烦的是：这位农户被鞭打后，伤口感染发炎，几天后，死了。农户家人不干，告到朝廷。太宗“听断”后，认为这位推官是滥用职权，等于私设公堂，故意伤人致死，被正法。“私设公堂”，在太祖时称为“擅掠囚者”，擅自以酷刑对待囚犯，是一大罪恶。
太宗对“狱囚”的同情几乎是一种天性的善良。当时有规定，死刑大案，必须由朝廷覆按审核。但这样一来，有些未必够得上死刑案的案子，也要大理寺审阅。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以上。太宗在“听断”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对宰相说：“每阅大理奏案，或节目小有未备，必移文按覆。封疆遥远，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自今卿等详酌，如其非人命所系，即与量罪区分，勿须再鞫。”
朕每次阅览大理寺的案卷，看到有些案例，有的是有些文案方面的小的环节没有完备，这就要下文重新审核。大宋封疆很远，动辄就是千里之外，这样，狱囚在里面待得太久，实在是可怜。从今天开始，卿等要详细斟酌这些案卷，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就尽快量罪，做出处分，不要来回来去地审核了。
太宗对“录囚”“听断”的躬亲，源于对天道的敬畏。在儒学设计中，“天道制衡君权”，是一种不宣之秘。圣贤深通“不语怪力乱神”之基本语境，但全面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这之中，就有“制衡君权”的大义。君主非神，与士庶一样，乃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在没有宪政制衡的条件下，天道制衡，就是选择之一。且传统圣贤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形成了强力传统，无人可以挑战这个传统。在文明推演中，“天道制衡”，成为君主的自觉选择，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荣誉。
礼治未病，法治已病
传统中，“礼”与“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讲，“礼”更重，“法”不过是“礼”的补充。假如将邦国视为一个有机体，则“礼”是用来做预防的，是“治未病”的；“法”则是用来临床治疗手术的，是“治已病”。“守礼”者，不罹于法；“守法”者，可近于礼。传统认为：只要天下守礼，法可搁置勿用。这样的世道被称之为“太平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