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创业难，守业更难。统一大业完成以后，怎样巩固好政权是历代开国皇帝不得不花大力气考虑的大事。不同的统治者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也不同。光武帝刘秀扫平各地割据势力，统一中国以后，轻武重文，又设法让一些开国功臣辞官归隐，并提拔了一批文官，巩固了东汉政权，给后代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1） 退功臣，抑外戚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吴汉平定西蜀，班师回朝。光武帝大规模犒劳将士，给予功臣高官厚禄，更改封号、增加封邑的有三百六十五人，又分封外戚、恩泽侯四十五人。其余各功臣按不同等级各有赏赐，对已经去世或战死沙场的功臣的子孙进行了提拔，有的甚至还分封了他的旁系亲属或庶出子孙。
经历了长期战争的光武帝，厌倦了戎马生涯，深知长期战争，国家经济十分萧条，人民饱经战乱之苦，想休养生息，因此，不准在没有紧急军情时谈论军队战争之事。有一次，皇太子向光武帝问起有关攻战的问题，光武帝回答说：“以前卫灵公向孔子请教战阵的问题，孔子没有回答，这也不是你所应该知道的事。”邓禹、贾复等知道光武帝想停止争战，注重文治，不愿让功臣聚集在京城，遂退职回家。同时光武也想保全功臣爵禄，担心这些功臣担任职事官会因此而失去爵邑，就罢除了左右将军等武职。交上大将军、将军印绶归家的有耿等人，光武帝都加以空衔，让他们可以参与朝会。
邓禹为人修养较好，敦厚，有十三个儿子，且都让他们学得一技之长。邓禹平时注重整顿门风，教养子孙，他所制订的许多家法门规为后世所效法，在经济上除了食用封邑，不再从事其他盈利性的生产。
贾复不轻意过问外事，为人也刚毅正直、重志节。朱等人向光武帝推荐说贾复可以出任宰相，光武帝注重让三公负责处理一般政事，但是功臣一概不用。一般情况下，邓禹、李通、贾复等人的意见才有可能被采纳，光武帝对他们三人格外照顾。
光武帝虽然剥夺了功臣的军政大权，但对功臣还称得上关心爱护，恩赏备至。对于功臣的小过失往往能原谅和赦免；对于远方进贡的物品，他常遍赐功臣列侯；同时还经常告诫功臣要珍重自爱，不要以身试法。
对刘秀这种安置功臣的办法，王夫之评论说：“光武帝没有让功臣出任要职，诸将不做非分之想，光武帝的用意是深远的。自古以来，这种关系能处理得这样好，也只有东汉。”
外戚干政的问题自刘邦建汉以来始终没有解决，以致出现了西汉末年的外戚专权、王莽篡汉。刘秀重建汉政权后，为防止外戚专权再现，对后族、外戚干政进行了严密地防范，外戚一律不得封侯。如冯衍小时候就有奇才，九岁时就能背出很多诗，二十岁时就因知识渊博而小有名气。王莽时，虽多有举荐，冯衍都拒绝了。建武六年（公元30年），冯衍上书，建议光武帝采取注重文治、奖励功臣、安抚边境等一系列的措施，深得光武帝的赏识。后因外戚阴识、阴就也很看重冯衍，冯衍也就与他们结交。光武帝把外戚宾客抓起来绳之以法，借此打击外戚私交宾客。冯衍虽经光武帝下诏赦免，但也终不得用。光武帝名义上是打击宾客，但实际是在警告、震慑外戚不要有非分之想，所以，外戚在光武帝时都谦退以求自保。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光武帝想要封阴兴，阴兴极力推辞说：“臣蒙陛下恩泽至厚，家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刘秀对阴兴的这一举动感到十分高兴：“嘉兴之让，不夺其志。”事后，对于阴兴为何如此谦退，他说：“夫外戚之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主，娶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光武帝的计划就是这样，既鼓励他们谦退，更不愿外戚势力增长，正因如此，在光武帝时代，外戚“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
汉光武帝刘秀像
武威《仪礼》简册 东汉
许多诸侯王在光武帝建国之初得到分封，但和西汉初年的诸侯王相比，东汉的诸侯王的领地小了很多，大多只有一个郡。同时，这些诸侯王，只有食封权，而无治民权。尽管如此，鉴于七国之乱，光武帝约束限制了各诸侯王的势力。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光武帝重申了汉武帝的“阿附蕃王法”，严禁诸侯王私交宾客。但过了不长时间，沛王纠集宾客谋杀仇人，事后，光武帝将许多王侯宾客坐以刑罚，被处死的有千人之多。所以三国时的诸葛恪说：“自光武帝以来，诸王都很有节制，唯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于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
（2） 改革政治机构
为了集权，以及尽可能地加强皇权，光武帝从建立东汉起，不断调整政治军事机构，加强了对官吏的法律监督，进一步强化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东汉初年设司徒、司空和太尉三公。司徒掌民事，司空掌水土工程，太尉掌军事，但实际上，三公没有实权。一方面，三公之下有九卿处理民政；另一方面，军事、法律等已转归尚书。当然，虽削弱了三公权力，但其地位却很高贵，上自天子，下至朝臣，会见三公，均礼教倍至。
在削弱三公以后，主要职权集中在尚书部门。光武帝设了一个主要政务机关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是一千石官吏；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都是六百石官吏。尚书令辅佐皇帝，对各方面政务均有管理权。光武帝为提高尚书令地位特地下了诏，在朝会时，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设专席，号称三独坐，以显示其尊贵地位。尚书仆射主要负责开启文书，并负有监察百官和谏诤的职责，如尚书令不在，可率尚书奏事。公卿、官吏、民政、外交、盗贼、狱论分别由尚书六人掌管。尚书下设左右丞、侍郎等，皇帝有事便命亲随告知尚书，尚书根据皇帝的意思拟定诏书，下发给主管部门或地方官府。尚书会先看全国各地及中央部门上奏的文书，再转达皇帝或保存。国家一般事务也经过尚书台报告皇帝，听候皇帝的处理意见。这样光武帝通过尚书台亲自管理吏治和天下政务。尚书虽位尊权重，但官职低下。光武帝选用人的原则和标准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如前期的伏湛、侯霸、冯勤等人。
伏湛在西汉时为博士弟子，王莽时出任过绣衣执法。伏湛为名儒旧臣，因此被光武帝任命为尚书，负责典定制度。伏湛常在光武帝出征时留守京师，监察管理各级官吏，后来又取代邓禹出任大司徒，被封为阳都侯。伏湛对于东汉初期政事制度的建立有不少的贡献。
侯霸一心好学，西汉成帝时曾任太子的老师，精通《梁春秋》，于光武帝在位时被任命为尚书令。他以西汉典章政事作为制度损益的参考，在此基础上修订了东汉一些制度，后来代替伏湛出任大司徒，被封为关内侯，在位期间，勤身自勉，最后病死在任上。
冯勤善于算术，曾为姚期下属，以才能著称。冯勤由姚期推荐而被封为尚书，因做事精细勤快受到光武帝的赏识，称为佳吏。分封功臣为列侯就是冯勤主持的。冯勤根据功劳大小、封地肥瘠远近，综合考虑，分封得合理妥当，功臣都很满意。冯勤后来升为尚书令，又被任命为司徒。
同时，光武帝在秦、西汉的基础上，完善、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行政系统实行有效的监督。
秦朝时，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到东汉初年，御史大夫改称司空，负责水土工程事。光武帝又设了御史台，由御史中丞主管，下设治书御史二人，其职责是解释法律条文；由十五个侍御史去纠察违法官吏，接受群吏奏事；皇帝直接控制御史台。
西汉武帝时，曾设置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及周围地区的百官，成帝时，司隶校尉被废除。光武帝把新设的司隶校尉的监察权扩大了，在京师，百官中除三公外都可纠察，在地方，扩大到所有诸郡。司隶校尉是独立的监察官员，享有“三独坐”的尊崇地位。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光武恢复和完善了刺史制度，刺史可以督察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官吏。除京师及周围地区外，其他地区被划分为十二个州，每州设刺史一人，食禄六百石，他们按照皇帝的规定，每年八月出巡所辖区域，按照朝廷规定的六条标准查访各地，平反冤狱，对地方官吏的政绩进行全面考察，每年年底向朝廷汇报。对地方官升降、赏罚均根据刺史的汇报。光武帝把赏罚之权划归刺史，并规定刺史每年必须举茂才一人。西汉时期刺史没有固定治所，光武帝又为刺史设置固定治所，并明确规定，父母即使去世，在任期间的刺史也不许请假。刺史大多都是严明正直的文士。刺史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3） 改革军事制度
军队是封建统治的支柱，更是皇帝维护、强化皇权的重要工具。光武帝建东汉后，对军事制度作了重大的改革。
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下诏废除了一些地方军队以利于集中军权。诏书说：“天下郡国都有军队，兵多而精，许多轻车、骑士及相关军吏都应回乡种田。”这些军队都是汉高祖刘邦时命天下郡国在平原、山地、河泽等地区编制的地方军队。光武帝让这些部队复员，既节约开支，又为恢复农村经济提供了劳动力，并且集中军权，一举数得。
地方军队复员后，光武帝开始对京城卫戍军队进行整顿。光武帝在京师设南北军：北军警卫京城，由原来的胡骑、虎贲二校合并成五营而成，设北军中侯一人，官俸六百石，取代原来的中垒校尉，统率五营京城卫戍军。南军为宫廷禁卫军，设光禄勋一人，官俸为二千石，统率殿门内的宿卫军；卫尉一人，官俸二千石，统率殿门外的宫门卫士。南北军是东汉军队主力，重大的军事行动、皇帝宿卫、京城治安都由这两支军队担任，重大典礼或仪式，也由这些军队充当仪仗队。皇帝直接掌握这两支军队的使用权。
光武帝摒除功臣武将不用，广泛征求文人儒士，吸收他们从政，在即位之初，即注意网罗各地的士人。卓茂是西汉元帝时期的通儒，性情宽厚，西汉末任密县县令，王莽篡权后，隐居不仕。光武帝继位后曾下诏说：“前密县县令卓茂，注重个人修养，志节淳固，能做别人不能做之事，名声为天下之冠，应当受天下重赏，值得效法以前武王伐纣时封赠比干之墓、表彰商容故里。现在特任命卓茂为太傅，封宣德侯，食邑二千户，赐给几杖、车马和衣服一套，棉絮五百斤。”张堪十六岁时去长安太学学习，因品学兼优被誉为神童。张堪在早年就给光武帝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来歙推荐张堪，光武帝把张堪留在身边，出任郎中，不久又提升为谒者，专门传达诏命。吴汉征伐公孙述，张堪又被任命为蜀都太守。成都攻下，张堪将入城所查珠宝全部上报朝廷，没有丝毫隐瞒，而且安抚新征服的地区，使蜀人都安心归服，直到离任时，仍穿一身布衣，乘坐一辆断了辕的马车。光武帝听说后，感叹不已，后来任命张堪为渔阳太守。在张堪率领下，边境百姓抵御匈奴、开垦土地，得以安居乐业，因此纷纷歌颂张堪说：“张堪当政，是我们的幸福。”正是这些文人儒士在战争期间帮助光武帝稳固了占领地区的统治。光武帝为选拔更多的文人入仕帮助治理国家，对文人儒士参政的制度也开始了改革。
严光像
（4） 理国以得贤为本
光武帝深知“理国以得贤为本”的道理，为此，他非常注意对官吏的选拔和任用。
对官吏的选拔，光武帝吸取了西汉后期察举征辟制度的教训，颁布了“四科取士”的诏书。“四科”是选拔官吏的标准。一是志节清白，品德高尚；二是有知识，熟谙经书的博士；三是熟悉法令，能够熟练地依法办事；四是有魄力才干，办事干练，能独当一面。诏书中说：“征召人才，必须严格执行四科标准，各地必须从自己的辖地严格选择年轻有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授予官职，举荐者要对举荐不实负连带责任。”
光武帝严格要求选拔上来的官吏，不仅要求他们严守法规，勤于职守，还经常亲自考核他们，选优汰劣。对违法的官吏，即使是尚书近臣也要给予严惩。
为了推行文治，光武帝很注意吸收更多的文人儒士参加政权，网罗天下隐士，尽力访求，以礼相待，当时经常能在山林中看见征求隐士的车辆。有些隐士入仕为官，而其他如严光、薛方、逢萌、周党、王霸等人就坚决不入仕。
严光，字子陵，年轻的时候名声就很好。光武帝在求学的时候和他是同学，两人关系不错。等到光武帝当上皇帝后，其他同学都跑去攀交情，想捞点好处。只有严子陵隐姓埋名，悄悄躲了起来，不去高攀富贵。光武帝一直很欣赏他的贤明，想让他出来辅佐自己，于是让人画好严子陵的像，派人到处查访他的下落。
齐国报告说：“有个男子披着羊皮衣服在大泽里面垂钓。”光武帝怀疑那个人就是严子陵，派人前去打探，果然就是他。光武帝很高兴，专门准备了舒适的车马和官服，派人去聘请他。请了一次又一次，严子陵实在躲不过去了，这才肯出来。他被安排在北军居住，光武帝赐给他床和被褥，还命令掌管百官饮食的人专门为他提供膳食。
司徒侯霸和严子陵也是老朋友了，他派人给严子陵送信。那个送信的人告诉严子陵：“司徒大人听说先生您到了洛阳，他诚心诚意想亲自来拜访您。不过呢，司徒大人现在身居要职，如果前来的话很不方便，怕别人说闲话，况且公务也实在繁忙。所以想请您老人家晚上委屈一下，到司徒大人那儿说说话。”严子陵懒得理他，那封信他看都没看就扔还给他了。然后口述了回信：“足下现在已经权倾朝野，举足轻重，这很好。您怀着仁慈之心辅佐朝政，天下人都很高兴。但是您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功夫也达到了绝妙的境界啊！”侯霸得到回信后把信封好交给了光武帝。光武帝看了信后笑着说：“这就是那个狂妄之人的一贯脾性！”
汉光武帝当天就坐着车来到严子陵的住处看望他。严子陵知道光武帝来了，却躺在床上不起来。光武帝也没怪他，走到床边摸着他的肚子说：“你这个咄咄逼人的严子陵啊，你就不能出来帮助我治理天下吗？”严子陵闭上眼睛不说话，过了很久他才慢慢睁开眼睛，看了光武帝老半天，才开口说道：“以前唐尧德行那么高尚，他让许由、巢父出来做官辅佐他，他们听到这话后恶心得都去洗耳朵，嫌让他们出来做官的话弄脏了他们的耳朵。每个人的志向本来就不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志向，你为什么非要来强迫我呢？”光武帝很失望，说：“子陵啊，我到最后也不能让你降服于我吗？”只好坐上车叹着气回去了。
后来光武帝叫人把严子陵带到皇宫里，两人一起聊天，谈论以前的老朋友们的事，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连聊了好几天。光武帝突然问道：“我和以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光武帝是想让严子陵夸他当了皇帝后气质和威严变了。可严子陵并不吃他那一套，而是回答：“陛下比以前稍微胖了一点。”光武帝于是就转换了话题。晚上两个人像同学时候那样睡在一起，严子陵睡熟后一个翻身，就把脚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了，光武帝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主管观测天象的太史前来报告，说有客星侵犯帝星的征兆，而且非常急迫。光武帝笑着说：“哪有什么事啊，不过是昨天晚上我和老朋友严子陵睡在一起，他把脚放我肚子上了而已。”
光武帝想拜严子陵为谏议大夫，但严子陵没有接受。光武帝见实在没有办法让严子陵出山辅佐他，就放他回去了。严子陵回到富春江从事农业劳动，时不时地还去江边钓鱼，过着悠闲的生活。后来人们把严子陵钓鱼的地方称为严陵濑，现在那个地方被称作严子陵钓台，是一处风景名胜。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的时候，光武帝又想起了严子陵，又一次请他出来做官，这一次严子陵还是没有同意。严子陵80岁那年死在家里，光武帝非常悲痛，感到很惋惜，于是下诏书给当地官府，赐给严子陵的后人100万钱和一千斗谷子，让他们给严子陵筹办丧事。
太原广武人周党和严光几乎是同时代人，西汉末年也曾去长安游学，光武帝征他入仕封为议郎，他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了，和妻子隐居渑池。之后光武帝再次聘他出仕，周党无奈之下，只得穿了短布单衣，戴着用树皮做的帽子，出来见前来征聘的尚书。朝见光武帝时，周党跪在地上，只陈述自己不愿出仕，愿守志隐居，连姓名都不报。光武帝没有办法，只得让他回去。博士范升看不惯这些隐士的行为，上奏说：“周党等人见陛下不行臣下之礼，使者三次征聘才肯应聘，他们文不能演义，武不能为君主死节，只会沽名钓誉。臣想考考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本领，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便是盗窃虚名，应以大不敬、虚妄之罪处罚他们。”光武帝把范升的意见交给公卿议论，因为当时并不是范升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最后光武帝下诏说：“自古以来，即使圣明君主时期，也会有不归顺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王朝粮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人各有志，不必强求。赐他四十匹帛，让他回家吧！”
东汉初期，还有逢萌、王霸、井丹等人也始终不肯入仕，一生都在山林度过。
光武帝为实行文治，选拔一些主张用文德教化社会的文人入仕，对东汉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重视教育是光武帝提倡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更始时期，天下混乱，许多文人儒士怀抱典籍，隐居山林。士人出身的光武帝爱好经术，出行时经常下车访求儒雅之士。政权稳定后，许多文人儒士纷纷来到京师，建议光武帝重儒兴学。如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桓荣等人会集洛阳，光武帝对这些人以礼相待，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西汉武帝时期的博士制度得到了恢复和完善。五经立十四博士，精通经学的儒士为博士，其中《易》有施、孟、梁丘、京四家博士，《尚书》有欧阳及大、小夏侯三家博士，《礼》有大、小戴两家博士，《春秋》设严、颜两家博士；又在洛阳设立太学，召收学生随博士受业。进入太学学习的太学生称为诸生，或称博士弟子。太学生在太学期间，要严格遵守太学的各项制度，开始先专门学习一经，学习一年后进行考试，成绩优秀的可以直接入仕为官。光武帝常去慰问学生，或与博士谈论经义。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光武帝再次到太学，让博士辩论经义。《尚书》欧阳博士桓荣身穿儒衣，温文尔雅，把经义解得清晰而有条理，论驳有据，因桓荣不以辞胜人、而是以理服人，所以参加辩论的都很佩服他的讲论。光武帝十分赏识桓荣，给予特别的赏赐。光武帝又命诸生演奏《雅》、《颂》之乐以助兴致。后来，桓荣被光武帝召进宫为太子讲经，并升为太子少傅。
（5） 贤吏治事
光武帝“理国以得贤为本”的原则，加之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东汉开国初的很多官员都是忠正耿直之臣。
建武五年（公元29年），陈留人刘昆被举为孝廉，后来相继被任命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县令和弘农（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太守。江陵火灾频繁，弘农境内的崤渑驿道老虎成患。刘昆为政勤勉，治理了火灾和虎患，使商旅畅通。有一次，光武帝召见刘昆，问道：“朕听说你在江陵时，有一次发生火灾，被一阵反方向吹来的风把火吹灭了；在弘农时，因为你的仁慈感化，连老虎都带着虎子渡河而去。这些现象你是怎样施用德政才出现的呢？”刘昆答道：“这些大概都是巧合吧。”在场的人都笑刘昆过于老实。光武帝听后感慨地说：“这真是长者的质朴之言啊！”然后回过头命史官把这段话记入史册。
陈留人董宣，是司徒侯霸的僚属，后任北海（今山东昌乐）相。董宣到北海后，任命当地一个大族成员公孙丹为助手。公孙丹非常迷信，他新盖了栋房子，请人来占卜，占卜的人说这个地方肯定会死人。公孙丹相信了卜者的话，心里惶惶不安。他唆使儿子偷偷杀了个过路人，然后把尸体放到新房子里面，认为这样就算死过人，那么就不会再死人了，为自己的这一招暗自得意。董宣知道这事后火冒三丈，自己的助手居然敢公开杀人，他决心要杀一儆百。于是派人把公孙丹父子抓了起来，然后处死。公孙丹家族是当地的大家族，平时嚣张惯了，这次被董宣抓了个正着，心里非常不满。有三十多个家族成员拿着武器到官府喊冤闹事。董宣知道公孙丹曾经依附过王莽，怕他家里和海贼有勾结，这件事他担心海贼也牵涉在里面，于是把那三十多个人全部抓了起来，然后命令手下的一个小吏水丘岑把他们全部杀掉。董宣的顶头上司青州刺史因为他杀人过多，上书控告这事，并把水丘岑抓起来拷问。董宣也被传讯到廷尉那里，被关进了监狱。
董宣和其他喊冤哭闹的犯人不同，他在监狱里一直安安静静的，从早到晚都安心读书，丝毫没有忧虑的神情。最后他被判了死刑，到了行刑那天，他过去的下属们安排了酒菜来送他。董宣严厉地说：“我董宣这辈子从来没有吃过别人的饭菜，何况现在就要死了呢！”从容上了囚车被拉到刑场。
当时和他一起处刑的共有9人，依次处决，轮到董宣的时候，汉光武帝派来赦免董宣的使者及时赶到，救下了董宣，把他送回了监狱。汉光武帝派人责问董宣滥杀无辜的事，董宣把事实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使者，并说水丘岑是执行我的命令，不能怪他，有什么罪都由我来承担，我请求把我杀了，赦免水丘岑。使者把董宣的话带给了光武帝，光武帝敬佩董宣，于是只把他贬为怀县令，并下令青州不要追究水丘岑的罪责。水丘岑逃过一劫，日后一直升到司隶校尉一职。
后来江夏出现了一个叫夏喜的大盗，他在江夏一带到处抢掠，成为当地一害。朝廷知道董宣对付盗贼很有办法，就任命他为江夏太守。董宣刚上任就发布公告：“朝廷因为我能够擒拿盗贼，所以让我来担任这个职务。现在我已经把兵带到郡内了，捕盗的檄文也发下去了，希望那些盗贼好好考虑下如何保全自己吧！”夏喜等人知道这消息后非常害怕，马上解散了手下投降官府。董宣将江夏治理得井井有条，但不久因为得罪了外戚阴氏在当地做官的人，无辜被免掉了官职。
董宣虽然因为自己的刚正不阿而多次丢官，但他从来也没有向恶势力低过头。后来他被特别征召为洛阳令。洛阳是东汉的首都，皇亲国戚很多，他们一个个骄横跋扈，就连手下的佣人也横行不法。有一次湖阳公主的仆人杀了人，逃到公主家里藏了起来，官府不敢冲进公主家抓人，这事只好拖着，董宣也没有办法，只能派人监视公主府。日子长了，公主认为这事已经过去了，于是在出行的时候把那个仆人也带上了。谁知道经过夏门亭的时候，董宣早已在那等候多时。董宣拦住公主的车队，拔出刀来划地，大声斥责公主的过失，并叱骂那个仆人下车，然后把他杀了。公主哪里忍得住这口气？马上赶去皇宫向光武帝哭诉。湖阳公主是光武帝的姐姐，很年轻就守了寡，是她把光武帝从小带大的。光武帝一直很尊敬她，即使知道她手下人经常犯法，也没有去管。这次听说姐姐受了气，顿时勃然大怒，马上派人把董宣叫来，要活活打死他给公主出气。董宣边叩头边说：“请让我说一句话再让我死。”光武帝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董宣说：“陛下有神圣的品德才能让天下重新兴盛起来，但是却纵容奴隶杀人，以后怎么治理天下？也不用陛下您派人打了，我请求自杀。”说完，董宣就一头向柱子撞去。光武帝也没真想杀他，见他真的自杀，赶紧叫小太监把他拉住。光武帝见不好下台，于是让董宣给公主叩个头，道个歉，给公主点面子也就算了。董宣认为自己没有错，说什么也不肯叩头。旁边的人按着他的头往下扳，董宣用手撑着地，死也不肯低头。公主说：“陛下当年当老百姓的时候，藏匿逃亡和被判死罪的逃犯在家里，官府都不敢上门来搜查。现在当了皇帝了，怎么还不能把威信用在一个小小的县令身上？”光武帝笑着说：“正因为当了皇帝，所以就不能像当老百姓那时候那样了啊。”于是下令让这个“硬脖子”的洛阳令出去，并赏给他30万钱。董宣把这些钱全部分给了手下人。从此以后，董宣惩治豪强就更大胆了，那些违犯乱纪的豪强都很怕他，给他取了个“卧虎”的外号。
董宣在任洛阳令5年后去世，光武帝派人去他家查看慰问，发现董宣的尸体只是用布被子盖着，家里连仆人都没有，只有他的妻儿在哭，家里的财产只有一点大麦和一辆破车。光武帝知道后很感伤地说：“董宣的廉洁，我在他死后才知道啊！”他下令以葬大夫的礼节埋葬了董宣，并提拔董宣的儿子为郎中，没有让忠臣的后代流离失所。
（6） 安民有道
集权也好，选用贤吏也好，如果要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安民，因为安民才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所在。
光武帝于民间长大，经历过王莽的残暴统治，知道耕种之艰难，百姓之痛苦，知道百姓休养生息的要求。因此，在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减轻刑罚，轻徭薄赋，给百姓以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此后，他还多次下诏削减各地的监狱，不断地告诫各级官吏尤其是地方官吏要体恤百姓，宽松执法。正因如此，在东汉初年，各级地方官吏大都以安民为要务。卫飒在光武帝建武初年时为桂阳太守。卫飒上任后，知道桂阳因地处边远，礼俗落后，便从抓教育入手，设立学校，端正风俗，过了一段时间，境内“邦俗从化”。桂阳郡的含（今广东英德西北）、浈阳（今广东莫德东）、曲江（今广东韶关东南）原来是越族的聚居地，后属桂阳，当地的百姓为不向官府交纳田租而逃进深山居住。因交通不便，官吏们来往这些地区时，都要征调民船，给百姓造成很大的负担，因此百姓怨声载道。卫飒组织开山道五百多里，一路设置亭传、邮驿，这样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还方便了那里的交通，百姓慢慢地都搬到道路两边居住，当地经济随之迅速发展起来，百姓开始向官府交纳田租。当时有人称赞说：“大汉初兴，详览得失，故破矩为圆，更立疏网，蠲除苛政，海内欢欣……人怀宽德。”
安民，要有效地减轻人民负担，光武帝认为官吏奢侈挥霍，官僚机构臃肿，是百姓的最大负担。因此，他在位期间，始终都十分提倡节俭。据史书记载，光武帝自己是“身着朴素，也不玩赏稀世珍宝，内宫左右一视同仁”。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有国外使者向光武帝献上一匹日行千里的名马和一柄宝剑，这匹千里马被光武帝送去驾鼓车，宝剑赐给了骑士。在光武帝的影响下，节俭在东汉初年蔚然成风。在提倡节俭的同时，光武帝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裁汰。西汉平帝时，全国有郡、国一百零三，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七，冗官无数的局面从而形成。公元30年，光武帝下诏归并郡国，省并了郡、国十个，县、邑、道、侯国四百多个。行政开支由于并官省职而减少了亿万钱。合并郡县后，光武帝严格控制郡县的再度增加。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随着边境地区的发展，在边疆地区重新设置郡县已十分必要。马援率领一批官吏在边疆建立了一些堡壁，想要建立一批郡县，并任命了一批空有头衔的郡太守、县令。马援的目的是想通过设立郡县来招徕居民。光武帝得知后，笑着对马援说：“边疆无一人却设置了这么多的官，比《春秋》里的素王孔子管起来还要难呀。”然后免了这些官员。为了提高地方官吏勤勉治民的积极性，减少中下级官吏贪污扰民的可能性，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光武帝下诏调整俸禄，增加六百石以下的官员，而减少一千石以上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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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还要求提高百姓的社会地位。自西汉中期以来，大量的平民沦为奴婢，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为此，光武帝连续六次下诏释放奴婢。当然，每一次都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都有一定范围和前提。同时，光武帝释放奴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奴婢问题，也是他在统一全国的行动中政治、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地区上说，光武帝所释放的奴婢，集中在青、徐、凉、益诸州，这些都是光武帝政敌的统治区；在时间上，主要是释放那些在王莽当政时期沦为奴婢的人。这些诏令使奴婢的数量减少了，有效地抑止了自耕农沦为奴婢的趋势。同时，光武帝还在一年之内连续三次下诏，禁止杀、伤和虐待奴婢，提高了他们的身份，其生活也得到了改善。
安民，还要解决土地问题，以利于发展社会生产。西汉中期以来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那些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们，并不如实地向国家申报土地、交纳田赋，因而造成了东汉初年土地问题一片混乱的局面。为准确地掌握全国耕田数目和户籍，打击豪强，保证赋税收入和征发徭役，光武帝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令在全国“度田”，也就是丈量土地，同时也核定人口。在度田过程中，官吏们和豪强勾结在一起，或抵制清查，或隐瞒不量，而对百姓土地的丈量却连墙头地角、房前屋后都不放过，“百姓嗟怨遮道号呼”的原因尽皆来源于此。光武帝了解到度田不实后，盛怒之下先后诛杀了大司徒、河南尹及郡守十余人，不料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地方骚乱。地方上的豪族大姓纷纷叛乱，光武帝用镇压和分化相结合的手段，最终平息了骚乱。光武帝度田的目的虽没能达到，但也因此恢复了统计田亩和按比户口的旧制。
光武帝的一系列措施，为东汉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历史学家给予光武帝很高的评价。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以来的中兴都比不过光武帝。”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更是称赞光武帝“允冠百王”，认为“三代而下，取下天者，唯光武帝独焉”。历史上也把光武帝统治下的繁荣时期誉为“光武中兴”。
6.度田事件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由于全国的耕地面积自行申报多不据实，并且户口、年龄都有增减，所以光武帝下诏，命各州郡进行核查，以此举来减少过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
早在汉武帝时，土地兼并现象就已经相当严重，哀、平之世更加突出。王莽曾经推行“王田法”，企图通过国家的权力，让大地主、大商人拿出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以缓和因土地兼并而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王莽的土地政策失败，不久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相继爆发。土地问题是引起农民起义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农民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夺回被地主兼并的土地，结果王莽的腐朽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大地主的经济势力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削弱，农民也没有获得土地。大商人、地主看到农民起义而组织武装，保卫自己的财产。例如王郎起义爆发后，刘植便与他的弟弟刘喜、从兄刘歆，统率宗族宾客数千人，死守昌城（今河北丰南西北）。耿纯与从弟耿、耿宿、耿植，统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强占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县城。有上千家的避难人投靠刘秀的舅舅樊宏，因为他联合宗族亲属挖堑筑垒以自守。以光复汉朝为目标的刘秀知道这些地方武装与自己是同路人，而这些地主武装也很愿意依附刘秀以做靠山。他们纷纷参加刘秀集团，追随他征战。刘植、耿纯带上自己的武装在河北加入刘秀集团；在陕西，王丹率领宗族献二千斛小麦给刘秀做军粮，邓禹便委任王丹做地方官吏。可见此时的大地主并不是像秦末地主那样被“扫地出门”，逃避山林，他们以自己的武装保住了自己的土地财产。豪强地方势力在农民起义失败后进一步膨胀为统治农村的政治势力。
刘秀是西汉宗室、南阳豪强地主。他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都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外祖父樊重是名震南阳的豪强，为东汉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对豪强地主采取极其优待的政策，在政治上选拔他们为官，在经济上保护他们的利益。地方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极为突出，如马援以屯田为名，霸占上林苑中大片土地；吴汉的妻子在吴汉率军外征时在后方购置田产。那些皇亲国戚更不甘落后，个个都是田连阡陌、奴婢成群的大地主。
光武帝作为豪强地主的政治代表，不想触动维护大地主利益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吸取了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他也不敢触及豪强地主的土地财产。但是财政收入的不足，迫使他不得不触动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有的地主丧命，土地所有权转归他人，有的人因之获得了人身解放，也有少量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因此，东汉政府为了征收租税赋役，要把土地占有与人口情况进行登记。另外，豪强地主为逃避赋税，往往隐瞒自己的土地数量和人力数量，严重削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加强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刘秀决心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颁诏，下令各州、郡官吏清查土地、户口，这就是“度田”。
光武帝下达诏令后，地方官吏没有完全照章办理，他们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有些豪强地主拥有武装，地方官吏害怕他们，不敢详细清查；有些与地方官勾结的豪强让各官员帮助自己隐瞒田产和依附人口。当时的官吏很多都是豪强地主，他们不愿意如实丈量土地、清查人口，使本阶层的利益受损。对于农民，地方官吏不仅不放过他们的每一小块土地，就连房舍也算在内丈量，致使后来发生了农民骚乱。
多亏儿子刘庄提醒，光武帝才得知地方官吏的舞弊行为。度田开始后，各州郡派人到中央汇报情况。光武帝接见陈留郡派来的官吏，看见他手里拿着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木牍。光武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追问他，他不肯回答，却说这木牍是在路上拣来的，惹得光武帝大怒。当时，刘庄才十二岁，时为东海公。刘庄提醒光武帝说：“这是他临走时郡守叮嘱他的话，让他参照别郡度田的数量向您报告。”光武帝还没听懂，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呢？”刘庄说：“近臣多在河南，贵戚则多在帝乡南阳，因此不能以其他郡的标准来衡量。”光武帝令武士们责问陈留吏，他不得不如实供述汇报作弊的情况。光武帝得知地方官吏舞弊，派使者前往调查取证，终于调查清楚了他们的舞弊行为。
光武帝决心以强制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度田，他首先以“度田不实”的罪名重罚舞弊的官吏，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等十余人处死，然后重申严格核实田亩和人口，加紧度田。结果武装反抗事件在各地频频发生。其中既有农民反抗地方官吏多丈田亩、多收租税的斗争，也有豪强地主反抗度田的斗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交织在一起，汇成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攻杀地方官吏，遇官兵前来镇压，便像鸟兽一样散开；一旦官兵离开，又聚集在一起。这些斗争以青、徐、幽、冀四州最为激烈，给东汉王朝以极大的震动。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光武帝不得不作出让步，他采取镇压与安抚两种手段，迁移捕到的叛乱首领，给他们土地房舍使其安居乐业，切断与原所在地的联系。光武帝同时发布命令，让参与武装反抗的人自相残杀，五人联手杀死一叛乱者，则此五人可以免罪；地方行政长官因害怕叛乱而弃城逃跑者不加追究，考核官吏成绩的标准以捕获叛乱者人数的多少为依据，隐瞒藏匿叛乱者算犯罪。各级官吏加紧搜捕，叛乱逐渐平息。度田之事也不了了之。
由于这次叛乱，光武帝再也不敢强制推行清查土地人口的政策，但他又不肯彻底放弃度田。清丈土地仍是各地方官的职责，度田舞弊的事仍经常发生，当然光武帝也不再像当初那样把他们杀头示众，只是给点处分而已。到明帝时，仍有官吏上书说地方官度田失实，说：“许多地方由于发生牛疫水旱而使垦田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可是官吏谎报政绩，想让度田之数比从前增加，没有种的土地，亦令农人交租。”度田在形式上虽已成为东汉朝廷定制，但它既没有达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解决豪强地主隐瞒土地、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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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桓谭不读谶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十一月，光武帝下诏修建明堂用于朝会和祭祀大典，还修建皇帝观测天象的灵台、太学辟雍，并且向天下公布预言吉凶的符命之书图谶。光武帝认为自己是应验了《赤伏符》的征兆而登上帝位的，所以相信符谶，并用其解决疑难困惑的问题。给事中桓谭多次上书劝谏光武帝不要迷信谶而被治罪。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召见桓谭准备授予他官职，但是他的上疏使光武帝感到与自己的政见很不相合，所以没有给他官职；后得到大司空宋弘推荐，被任命为议郎给事中。桓谭在上书中，针砭时弊，并提出三点建议：其一，选拔贤才，用人就不应该怀疑。他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政务处理的好坏，而政事的好坏，又决定于辅佐。辅佐贤明，才能吸引才智之士，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辅佐拙劣，其议论必定不合时宜，办事也会漏洞百出。每个国君都希望治理好国家，但不少人政治出现偏差，原因就在于对贤能之人持的态度不同。”桓谭举楚庄王与孙叔敖的对话为例，借孙叔敖之口说：“有的君主对士人很傲慢，说士人离开我就不能富贵；有的士人则对君主很傲慢，说如果没有我这个国家就难以安稳生存下来。有的君主直到丢失政权还不明白，有的士人虽饥寒也不知上进。君臣不合，国家大计就难确定。”桓谭提出根据社会风俗和以前的过失确定防范的对策，威德兼施，文武并用，这样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其二，严格刑罚，统一法度。他说：“任何刑法禁条，都不可能杜绝奸诈的行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望，只要有利于国家就可以了。只有把恶人杀死，才能更好地维护好人的幸福。对于那些经官府处理后而又私自报仇者，一律给予严惩，社会便可安定。可以组织那些熟悉法律的人修订律条，统一法度，向全国发布，这样就不会有人滥施刑罚，造成冤狱了。”其三，重农抑商，让农民致力于农业生产。光武帝看了桓谭的上书，并没有采用。
当时光武帝正痴迷于图谶，碰到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通常是找图谶解决。桓谭劝谏说：“人通常都忽视自己所见到的事实而重视古怪的传闻。我看古代圣王都是以仁义正道为根本，并没有虚妄怪诞的事情。对于天道和性命，孔子说难以把他们解释明白，所以平时对此常常避而不谈，就连他的得意门生子贡等，也没有听到孔子在这方面的论述。而后代那些知识浅薄的儒生，怎么可能掌握这方面的道理呢？如今那些卖弄小聪明的人，搞迷信骗术的人，对于经书任意主观发挥，假托圣人之名制作谶记，用来蒙骗迷惑那些贪得无厌、满心邪恶之人，就连君主也受他们的影响而犯错误。对于这种神学迷信怎么能够不抛弃呢？我听说陛下您曾毫不留情地揭穿方士们以丹砂变做金银的骗术，那是多么的英明呀！而今却听信谶记，又是多么糊涂！谶记虽然有时候能与事实相合，那就如占卜一样，只是巧合罢了。陛下您应该常了解一下别人的议论，拿出自己的意见，摒弃那群小人的胡说八道，阐述《五经》的正理，不去理会那些谶语。”此外，桓谭还建议光武帝少授爵多奖赏，招贤纳士，尽快使天下平定。光武帝看了他的奏疏，对他更加不满。
后来光武帝让群臣到灵台开会。光武帝对桓谭说：“我想以图谶解决此事，你看如何？”桓谭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没读过谶记。”光武帝问为什么，桓谭又极力批评图谶违背经典。光武帝大怒说：“桓谭诋毁圣人，漠视王法，拖下去把他杀头示众！”桓谭吓得不住地磕头，额上鲜血直流。过了很长时间，光武帝才把自己的怒气压了下去，下令将桓谭贬为六安郡丞。
桓谭经常写文章对当世之事进行评议，集合在一起共二十九篇，题书名为《新论》。
在《新论》中，桓谭很欣赏王霸政治，认为“王道纯粹”、“霸道驳杂”都是较好的治国之法。能否实现王霸之治，就看君主是否善于“择人”，若像王莽那样只按“世姓”选择将帅，一定会遭受失败。若能任用“贤智人才”，国家定能兴旺发达。他提出的治国方略是：先消除百姓的祸患，让其可以丰衣足食，然后再教他们礼仪，同时以刑罚威慑，这是西汉以来王霸并用的传统治国方法。在认识论方面，《新论》提出“考验”是判定人的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人的认识要达到神、巧的程度，一定要通过实际操作。这里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因素。
《新论》中反对鬼神迷信、谶纬神学的观点也非常明显。他首先揭露了谶纬的实质，指出谶记出自《河图》、《洛书》，有时出现一些很少见的现象，由于人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现象，于是就有人牵强附会，写成谶记，而且托名是孔丘所作，这真是荒谬至极。而后他又用事实说明谶纬不过是自欺欺人。他说：“王莽好卜筮，迷信鬼神，用于祭祀的费用多得无法计算。但他对国家并不好好地进行治理，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等到众叛亲离，无法自救，又跑到南郊祷告，捶胸大哭，请求皇天保佑。起义军攻入宫中，他逃到渐台下，怀抱着符命书，拿着威斗，真是糊涂到极点了。”他指出王莽失败是因为“为政不善”，符命绝对不可解救其性命。
接着，桓谭在《新论》中进一步对鬼神迷信提出批评。他说：“异怪现象常常出现，世世代代都毫无两样。如果出现明君、贤臣、智士、仁人当政，他们通过改善政治，就可以使灾害得以消除。相反，在衰乱之世，君臣骄奢淫逸，政局混乱，一般人都有邪心恶行，这样便无法消除灾异了。”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认为只要实行德治，神妖都无能为力。这就打击了天鬼的权威，动摇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进一步批评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迷信，说世上并没有什么仙道，所谓的仙道仅仅是由怀有好奇之心的人编造出来的罢了。他说：“圣人从来不讲得道成仙，现在一般的人却想长生不老，真是糊涂到极点了。”他认为，人与植物、动物一样，有出生、生长、衰老和死亡，这就像四时的交替一样。搞歪门邪道，想改变这个规律，那是白白浪费功夫而毫无益处的。刘子骏相信方士的话，认为人若能闭目塞听，清静无欲，便可长生不老。桓谭指着院中一棵枯树说：“那大树无耳目，也没情欲，但最终还是会枯死，人又怎么能靠抑制情欲而避免衰老呢？”在桓谭看来，聪明人不会相信神仙方术的歪理邪说，只有愚蠢的人才相信长生不老的荒谬之说。
第二章 承平之世
汉光武帝之后，又经历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三朝。这三朝是东汉政权较为稳定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明、章、和三朝继承和发扬了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政策。政治上，约束诸侯王、防范外戚干政，强化吏治；经济上，与民休息，发展社会经济。
为约束诸侯王，明、章、和三朝对诸侯王恩威并施，若实力一般的诸侯王违法，朝廷削减其食邑；若实力雄厚的诸侯王违法，则严惩不贷，甚至处死。
明、章二帝时期，马皇后对外戚的抑制起着重要作用。
明、章、和三朝出现了一大批清廉奉公、执法严明、深知百姓疾苦、注意发展社会生产的良吏。
正是由于明帝、章帝、和帝遵奉光武制度，“俱存不挠”，使东汉在五十余年的时间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逐渐达到了顶盛。
1.帝位之争
光武帝共有十一个儿子。光武帝在世时他的儿子们相安无事，等到他去世，刘庄继承皇位之后，广陵王刘荆、楚王刘英便开始觊觎皇位。汉明帝刘庄为了确保皇位、铲除隐患，先除掉了同母弟刘荆，后来又将楚王刘英及其党羽一网打尽，这就是东汉历史上著名的楚王刘英之狱。
（1） 更换太子事件
楚王刘英之狱，说到底是光武帝的儿子们为夺皇位而展开的一场殊死斗争。
阴丽华是南阳新野人，长相冠盖南阳。刘秀到新野后听说她貌美，于是心存向往。后刘秀到长安见执金吾车骑非常有气势，感叹到：“当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娶阴丽华为妻，了却了一桩心愿。刘秀打下江山做了皇帝后，本想立阴丽华为皇后，但阴丽华想到自己还没有儿子，便一再谦让，以正妻身份而居贵人之位。郭圣通是真定郡豪强地主郭昌之女，美丽而又贤惠。更始二年（公元24年），刘秀征战来到真定，得到了郭昌的大力支持，刘秀亦因此而娶郭圣通为妻。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称帝，郭圣通为刘秀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强。子贵母荣，再加上刘秀也希望得到地方豪强对其政权更为有力的支持，因此第二年便立郭圣通为皇后，立刘强为太子。以后刘秀又陆续有了十个儿子，刘秀分别赐予他们公爵之位。
阴丽华虽然没做皇后，但刘秀对她一直宠爱有加，特别是在建武三年（公元27年）生下刘庄以后，刘秀对她更是骄纵偏爱。刘庄聪明伶俐，光武帝很喜欢他。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处理各地度田不实之事时得刘庄建议而大悟，万分高兴，心中产生了立其为太子的想法。与此同时，郭皇后因嫉妒刘秀对阴丽华的百般宠爱，令刘秀很不满意。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废除郭圣通皇后之位而立阴丽华为皇后。对此，大臣们有异议，认为郭皇后并无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只因宫中小事随便废立，不好向天下人解释。光武帝为消除大臣的不满情绪，便将郭皇后亲生之子刘辅由右翊公提升为中山王，封郭皇后为中山王太后。刘辅升为中山王，其余还是公爵的皇子们自然就感到不满。为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又将其他儿子（太子刘强和早夭的刘衡除外）全部封为王。
郭皇后被废之后，太子刘强自知已失去了其父的重视，所以多次向光武帝表示自己愿意辞去太子之位回去奉养母亲。光武帝也不加阻拦，在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下诏：“《春秋》里说立子从贵，刘庄乃阴皇后之子，按理应继承皇位，特命东海王刘庄为太子，今太子刘强为东海王。”刘秀将刘庄与刘强的位置互换，便解决了爱子刘庄继承皇位的问题。刘强做皇太子，大家基本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既是嫡长子，同时德行也颇受众人称道。现在刘庄凭着其母阴丽华得宠和自己的小聪明，成了太子，其他诸王心中就有点不平，他们认为刘庄既然能当太子，那么他们也有继承皇位的权利。这样刘秀中途更换太子的行为，便为后来皇子们争夺皇位埋下了隐患。
西汉时分封诸王的叛乱，使光武帝深知给下面的诸王太多特权会对中央集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并会直接威胁到皇位的安全。所以，汉武帝制定了左官律、附益法等一系列限制诸王特权的法规。东汉初期，由于光武帝忙于巩固新生政权，又因为当时被封的诸王年龄较小，还没有政治野心，所以未将这些法规付诸实施。随着刘秀几位儿子长大，特别是刘庄做了太子之后，他们便利用法律的空子大力发展自己的实力，这时光武帝所封诸王都在京师居住，他们想方设法扩大影响，并招聚宾客培养党羽，为以后实现政治野心创造条件。光武帝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十分担心自己去世后儿子们会为争夺权力自相残杀。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刘秀重申西汉的附益法，宣布如有人附益王侯一律重法处置。但是，皇子们对于附益之法都置之不理，依然各行其事，有的封王甚至利用宾客做出了违法乱纪的事情。寿光侯刘鲤是刘玄的儿子，与沛王刘辅来往极其密切。刘鲤对杀死他父亲的刘盆子怀恨在心，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夏天，刘鲤利用沛王刘辅的宾客将刘盆子的哥哥刘恭杀死。刘秀意识到儿子们羽翼已丰，现在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导致不可想像的后果。于是，刘秀将沛王刘辅逮捕入狱严加审问，并命令各州郡追杀各位封王的宾客，结果捕杀各封王宾客一千多人。由此可知，当时诸封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得比较强大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光武帝不敢将儿子们留在京师了。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秋天，光武帝除将太子留在京师外，将诸王全部遣送回各自的封国。经过沛王刘辅事件，各封王的宾客势力锐减，就连进入京师也得先请示，封王势力在这次事件中遭到了沉重打击。
（2） 广陵王被囚
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光武帝离开了人世。光武帝一去世，诸王与太子刘庄的矛盾便公开化。诸王在参加刘秀的丧礼时都不愿意处在太子的后面，与太子坐在一起行礼举哀，诸王的随官出入皇宫时也与中央大员没有差别。主持丧事的太尉赵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在丧礼上不能将太子与诸封王在礼法上区别开来，以后这些事情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他拔出剑，表情严肃，站在殿前，将太子放在最前，将诸王扶下殿堂，以表明尊卑区别；再将各王国官员与地方官员同列，以此把中央和地方区别开来。礼毕又让各封王回到自己在京的住所，没有命令不准随便上朝，然后又加强门卫，用来防止夺权的事情发生。光武帝的丧礼完毕之后，太子刘庄在大臣们的主持下即位，即历史上的汉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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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虽然最终做了皇帝，但有的封王心中仍不服，特别是刘庄的同母弟山阳王刘荆对此更是怀恨在心。刘荆自恃其有才能，通文法，并且长相酷似刘秀，所以认为皇位理所当然应该是自己的，对刘秀未将他立为太子心怀不满。光武帝去世后他就想利用朝政混乱之机鼓动东海王刘强造反，以便从中渔利。他伪造了一封大鸿胪郭况写给外甥东海王的信。信的大意是：“先帝处事不公，你并没有什么罪过竟然被废掉太子之位，更可怜的是郭太后无故被废，全国上下无不为此感到愤恨。这一切都是因为阴皇后和太子刘庄。这时候正是起兵报仇的最佳机会，只要您能集合起两个封国的力量，得到百万大军，击败刘庄就像泰山压鸡子那样容易。当年高祖刘邦以亭长身份起义造就了万岁之业，况且你是光武帝的长子，因此一旦起兵，定会马到成功。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抽刀痛杀的时候就不要做温顺的羔羊，不然时机错过，恐怕连羔羊也做不成了。君主崩亡之日就是强者夺取皇位的时候，希望你迅速起兵以成高祖刘邦之业。”这封书信言辞恳切，气势非凡，但它并没有使东海王刘强生出夺皇位之心。刘强知道即使自己安守本分，新登基的汉明帝亦对他怀有戒心，一旦有把柄落到别人手里，汉明帝是决不会轻易放过他的。所以在接到这封信之后，刘强慌恐之下立即将送信人和信件一起送交朝廷。经过认真审查，事实大白于天下。由此，汉明帝知道东海王刘强老实胆小，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对东海王大加奖赏，而对于觊觎皇位的自己的同母弟刘荆，汉明帝也不好将他诛杀，只好将此事不了了之，并禁止外传。
刘荆的政治野心被揭穿之后，他决定破釜沉舟大干一场。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西羌造反，刘荆希望国家会因此而混乱，自己好从中渔利，于是，便请通晓占星术的人秘密计划和准备造反。汉明帝在侦知此事之后，马上改封刘荆为广陵侯，并把其送至自己的封地。但刘荆并没有因此放弃夺取皇位的念头。永平九年（公元66年），刘荆在准备造反起兵前找来相面的问：“我的相貌酷似先帝，先帝三十岁夺取了天下，我今年也到了三十岁，可以起兵吗？”相面的明白造反乃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事情，事关自己的生死，所以马上向有关官吏告发。汉明帝立即采取措施，命令刘荆不得管理其封国的官吏和人民，只能食用租税，并由广陵国相对其行动进行严密监视。刘荆事实上被软禁，他看着自己的前途已没有希望，便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自杀身亡。
（3） 楚王造反被捕
继广陵王刘荆之后，楚王刘英开始向汉明帝的帝位发起挑战。刘英乃许美人所生，许美人不受宠爱，刘英也不受重视，虽然被封为楚王，但十个封国之中就以楚国为最小。不公平的待遇造就了刘英反叛的性格，他年轻时就乐于结交豪杰。但他从沛王刘辅、广陵王刘荆事件上看到过于暴露自己的目标就会遭到打击，所以他对政治的欲望深藏不露。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刘英极力和汉明帝搞好关系，得知汉明帝喜好佛教，他就在贵族中率先斋戒祭祀浮屠，以此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而只喜爱清静。但皇帝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尊严、享乐时时刻刻诱惑着他。
广陵王刘荆事件后不久，刘英便暗地结交天下名士，为将来夺取皇位打好基础。东汉时谶纬迷信盛行，大家把谶言纬书视为真理。为了给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的力量，刘英命方士们制作金龟、玉鹤，刻写文字作为自己做皇帝的符瑞，命渔阳人王平、颜忠做图谶，把它当成自己做皇帝的预言，同时他还越权在封国之内设置诸侯、将军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员。
刘英的谋反行为很快便被人告知朝廷。汉明帝为了将这次谋反行动在萌芽之初给予消灭，立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废除刘英的王位，派人将刘英押送至丹阳泾县（今安徽宣州）软禁起来，刘英到丹阳后感到前途渺茫就自杀了；二是派司徒邢穆严办与刘英谋反有关联的人。汉明帝对这次谋反事件极为愤怒，发誓要杀光所有与这件事有牵连的人。
汉明帝刘庄像
当时，朝廷尽全力追究楚王之案，连年不止。从皇亲国戚、诸侯、州郡豪杰，直到审案官吏，因为与楚王有关联而被处死、流放的不计其数，此外在狱中还有几千人被关押。
当初，樊的弟弟樊鲔曾经向楚王刘英的女儿求婚。樊得知消息后劝阻他说：“建武年间，咱们全家无比显贵，一门之内，出了五个侯爵。那时候只要我们担任特进的父亲一句话，女可以配亲王，男可以娶公主。只是父亲认为显贵过度就成为祸患，因此不做这样的事。再说你只有一个儿子，为什么把他送给楚国呢？”樊鲔并没有听从其兄的劝说。楚王谋反发生时，樊已经去世。明帝追念樊为人严谨恭敬，因此就没有对他的儿子降罪。
刘英曾偷偷地记录天下名人成册，明帝发现上面有吴郡太守尹兴的名字，就传唤尹兴及其下属五百多人到廷尉审讯。属官们无法忍受严刑拷打，大部分人死去。只剩下门下掾陆续、主簿梁宏、功曹吏驷勋，尽管经受了五种毒刑，肌肉溃烂，但最终不改口供。当陆续遭拷打时，言辞神色从不改变，然而当母亲来到洛阳探望他时，面对母亲送的饭菜却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审案官问为什么，陆续说：“母亲来了，而母子不能相见，所以悲伤。”审案官问：“你怎么知道她来了？”陆续说：“我母亲总把肉切得方方正正，切葱也总是一寸长短。看到这饭菜，我敢肯定是她来了。”审案官将这件事上报后，明帝很受感动，便赦免尹兴等人，但规定他们终生不得入仕。
颜忠和王平的供词涉及到隧乡侯耿建、泽侯邓鲤、朗陵侯臧信、曲成侯刘建。耿建等人都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名叫颜忠和王平的人。当时，因为明帝愤怒至极，审案官员无不感到害怕，凡被牵连者，大部分都被判罪定案，没人敢根据实情宽恕他们。侍御史寒朗怜悯耿建等人冤枉，单独讯问颜忠和王平、耿建等人的外貌，颜、王二人答不出来。寒朗看出这其中有诈，就上书说：“耿建等人没有罪过，而是被颜忠和王平诬陷了。我怀疑天下的无辜罪人，遭遇之不幸很多与此相似。”明帝问：“如果是这样，那么颜忠、王平为什么要诬蔑他们？”寒朗回答道：“颜忠、王平自己知道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因此随便地招供出很多人，企图以此来表白自己。”明帝问：“如果是这样，刚开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呢？”寒朗回答说：“我担心有人真的能揭发出耿建等人也有这样的阴谋。”明帝很不高兴地说：“你这审案官，骑墙滑头！”便让人把寒朗拉下去拷打。左右侍卫刚要拉走寒朗，寒朗说：“等我说一句话再死。”明帝问：“还有谁和你一起写奏章？”寒朗说：“全部是由我自己拟写的。”明帝问：“为何不和三府商议？”回答说：“我自己知道一定会有灭族之罪，不想把其他的人也牵连进来。”明帝问：“为何是灭族之罪？”回答说：“我接手案件已有一年，不能彻底清查奸谋的实情，但是却替有罪之人开脱，因此我明白自己将会有灭族之罪。而我现在上奏，是因为盼望陛下能早日醒悟过来。我见审问囚犯的官员，都说臣子对叛逆大罪应同仇敌忾，现在判人无罪不如判人有罪安全，可以防止以后自己被追查。所以，官员审讯一人便牵连十人，审讯十人便牵连百人。另外，百官上朝的时候，在陛下谈及案情处理得是否合理时，他们全都跪着说：‘按照惯例，大罪要诛杀九族，而陛下大恩，只是处理当事者，这正是天下大幸了！’但是他们回到家里，口中即便没怨言，却也暗自叹息。许多人都明白这里面有许多人都是冤枉的，但又不敢违背陛下的意思而直说。我今天说出这番话，死而无憾！”明帝怒气顿消，就下令免掉寒朗之罪。两天以后，明帝亲临洛阳监狱探视囚犯，释放了一千多人。当时久旱的洛阳立刻倾盆大雨。马皇后也认为楚王之案滥杀无辜，就借机劝谏明帝。明帝醒悟过来，心里很愧疚，从此以后就以宽大之策对待罪犯。
汝南人袁安升任楚郡太守。到达楚郡之后，他先去调查楚王之案，就登记上报，准备把缺少确证的罪犯放掉。郡府的大小官员全部叩头力争，认为“叛逆者的同党，依法同罪，万万不可释放”。袁安说：“假如违背了朝廷，我自己承担罪责，不会连累你们的。”这时明帝已经醒悟，就批准了袁安的奏书，有四百多家由此被无罪释放。
通过这一案件，汉明帝将蠢蠢欲动的封王及其党羽全部收拾干净，从那以后，所封诸王再也没有人敢对皇位心怀邪念。
2.班超威镇西域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班彪之子，班固之弟，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从小就胸怀大志，不拘小节，并且很能吃苦，从无怨言。他能言善辩，涉猎书传，最喜欢读《公羊传》。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告发班固私改国史，为此班超奔赴京城，上书给明帝，为兄鸣冤。明帝看过班固写的《汉书》后，赏识他的才学，召他到京师，封官校书郎。于是班超和母亲一起，跟随哥哥来到洛阳。由于家境贫寒，班超只好靠为官府抄书来养家糊口。这项工作很艰苦，有一天，班超停下工作，把笔扔到一边，叹道：“大丈夫当胸有大志，如果想效仿傅介子、张骞，立功封侯，又怎么能常常劳顿于笔砚之间呢？”周围的人为此都嘲笑他，班超说：“庸人怎么能知道壮士的志向呢？”后来有一个善于相面的人对班超说：“很多人都不过是些布衣儒生，只有你才会封侯于万里之外。”这更增加了他立功外域的决心。很长时间以后，明帝问班固：“你的弟弟在干什么？”班固说：“他在为官府写书以奉养老母。”于是，明帝封班超为兰台令吏，可后来由于犯错被罢了官。
（1） 出使西域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窦固与匈奴作战，任命班超为代理司马，结果班超大胜伊吾于蒲类海。自此，窦固很赏识他的才能，推荐他与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汉武帝时，西域内附共有三十六个小国，汉武帝为了对其统领监护而设置了使者、校尉，汉宣帝改置都护，到元帝时又添设了戊己校尉二人，屯田于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东）。哀帝、平帝时，西域分裂为五十五个小国。自王莽称帝后，与匈奴关系恶化，西域也随之瓦解，与新朝断绝关系而转向投靠匈奴。匈奴贵族在西域横征暴敛，西域各国不堪忍受，到东汉建立之后，各国纷纷派遣使者，请求投靠，并敦请刘秀派都护统领各国。但由于当时中原内部尚不稳定，刘秀无暇顾及外域，只好不了了之。西域各国在今塔里木盆地南沿、昆仑山以北的地区陷入混战，鄯善兼并了小宛、精绝、戎卢、且末诸国，于阗则占据了渠勒、皮山。准噶尔盆地以南的车师国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之后许多小国纷纷宣布独立。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蒙古草原大旱，匈奴陷入混乱，后来一部分匈奴人南迁归附东汉，称为南匈奴；而另一部分人则向西北迁徙，称为北匈奴。北匈奴占据天山以北的草原和天山以南以及玉门关以外的地区。汉明帝即位之初，匈奴侵占凉州的河西各郡县，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乃至于河西边邑的老百姓大白天都不敢开门。后来，东汉政府想打通中亚的商路，决心驱逐天山南北的匈奴势力。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奉命讨伐匈奴，占领伊吾庐，设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同时又夺得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的统治权。车师成为东汉蕃属，天山东麓的匈奴势力被肃清。伊吾庐是通过吐鲁番进入天山南麓的钥匙，东汉政府在这里建立军事据点，进入西域地区的第一步开始了。不久于阗等国派王子到洛阳侍奉汉帝，与内地断绝关系六十五年之久的西域，终于又恢复了与内地的往来。汉明帝知道，单纯的军事进攻虽可以击败匈奴，但却不能控制西域的广大地区。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统治，只有采取怀柔手段，派遣使节，加强政治渗透。在这种背景下，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班超首先到达鄯善（今新疆羌一带），开始时受到了鄯善王的友好接待，但后来就被怠慢了。班超对手下的人说：“你们感觉到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改变了吗？这肯定是因为匈奴的使节来了，他心里很矛盾，不知该服从谁好。”班超把侍候他们的鄯善人找来，恐吓他说：“匈奴使者到这里已有好几天了，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那人很害怕，把实情告诉了他。班超把那人囚禁起来，把手下三十六人全部叫来喝酒壮胆，酒喝得差不多时对他们说：“咱们来到西域，为的是建立功勋，现在匈奴使者才来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那么热情了，如果鄯善人押送我们到匈奴，那时我们肯定性命都难保全了！大家看该怎么办？”手下的人都说：“在这危险的地方，生死都听您安排。”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趁天黑放火袭击敌人，敌人不知我们的实力，一定会惊慌失措，那时我们就可乘机一举歼灭他们，鄯善王也会被吓住，这样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众人都说：“和从事商量商量吧！”班超发火说：“是死是活在此一举，从事是文人，听说后必定害怕，这种事一旦泄密，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众人说：“好，就听你的！”待到初更时分，班超便带着吏士奔赴敌营。当时正赶上刮大风，班超令十人带着鼓藏在敌营后边，一旦看见火光，便鸣鼓大喊，其余的人则拿好武器做好了埋伏。班超顺风放火，匈奴人惊慌地四处逃窜，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吏士们杀死匈奴使者随从三十余人，其余的人则全被烧死了。
第二天，班超把这事告诉郭恂，郭恂听后大吃一惊，脸色都变了。班超猜出他的意思，说：“您虽然没有参与，但我不会把功劳全部归于自己。”郭恂非常感激他，又高兴起来。于是班超召来鄯善王，将匈奴使者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和他的国家都为之震惊。班超将王子作为人质带到洛阳，窦固见了很高兴，为班超庆功，又请求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欣赏班超的胆识，对窦固说：“有班超这样的勇士，还用另选别人吗？现在就任命他为司马，让他继续立功。”窦固让班超出使于阗国，并为他增派人手，但班超只想带领原来的三十六人。他说：“于阗是个大国，路途遥远，现在若带许多人去，除了可以显示强大以外别无益处，倘若有意外发生，人多倒会成为累赘。”
当时，于阗王广德在西域南道实力最为强大，但仍受匈奴的间接控制。班超到达于阗后，广德待他十分冷淡。于阗又十分迷信巫术，而巫师声称：“神已发怒，问我们为什么要倾向汉朝。汉朝使者带来了一匹黑唇黄马，非常适合做祭品，快给我拿过来！”于是广德让宰相私来比向班超索要这种马。班超暗中知道了这件事的底细，就答应此事，却要巫师亲自前来取马。不一会儿，巫师来了，班超立刻砍了他的头，同时逮捕了私来比，痛打数百皮鞭。班超交上巫师的首级，对广德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广德听说过班超在鄯善击杀北匈奴使者的事情，心里非常害怕，就立即斩杀前来监护的匈奴使者，归顺了汉朝。班超重赏了于阗的百官，从此征服了于阗。于是西域各国纷纷派王子到汉朝做人质，曾中断了六十五年的西域与汉朝的关系得以恢复。
当初，龟兹倚仗匈奴的威势，控制着西域北道，又密谋杀死疏勒王，派自己的臣子兜题当新王。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班超等人抄小道抵达疏勒，在离兜题所居住的橐城九十里的地方扎营，然后派随从田虑前去招降。班超吩咐田虑道：“兜题不是疏勒族人，人民肯定不愿受他统治。如果他不立即投降，你可以逮捕他。”田虑一行到达橐城后，兜题见他们力量太小，毫无投降之意。田虑乘兜题没有防备将其劫持，捆了起来。兜题的随从没想到会出此事，全都慌不择路地逃走了。田虑急忙报告班超，班超立即赶赴橐城，在疏勒召集文武百官，数说龟兹王的种种罪恶，然后，把前疏勒王的侄子忠立为疏勒王，举国上下十分高兴。班超问忠及其百官：“对兜题是斩杀呢，还是放了他？”众人异口同声道：“杀死他。”班超说：“杀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应当让龟兹知道汉朝的恩威。”于是放走兜题。
北庭故城遗址
（2） 镇抚各国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十一月，汉明帝派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都攻打西域，然后命令耿秉和刘张都交出兵符，与窦固的军队合并。汉军部队共一万四千人，在蒲类海边大败白山的北匈奴，然后又决定攻打车师。车师前王是车师后王之子，两个王庭距离有五百余里。窦固认为后王之地路途遥远险峻，加之天气寒冷，便决定先进攻前王。然而耿秉认为应先打后王，集中力量端掉其老巢，那么前王将不战自降。窦固犹豫不决，耿秉奋然起身道：“我去打先锋！”于是跨上战马，率领一支部队向北挺进，其他的部队也都跟了过去，结果取得大胜。车师后王安得惊恐万分，走出城门迎接耿秉，摘去王冠，抱住马腿请降。耿秉带着他去拜见窦固。车师前王也赶紧前来投降，至此平定了车师，汉军班师回国。窦固上书建议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明帝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任命司马耿恭为戊校尉，在后车师金蒲城屯驻；任命谒者关宠为己校尉，在前车师柳中城屯驻，各设置驻军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北匈奴单于令左鹿蠡王带领两万骑兵进攻车师。戊校尉耿恭派人前去救援，但因力量太小，全军覆没。匈奴打败车师后王安得，把他杀死，然后攻打金蒲城。耿恭将毒药涂在箭头上，对匈奴人说：“这是汉朝神箭，中箭者肯定会出怪事。”中箭者发现伤口处烫如沸水，非常害怕。当时恰逢狂风暴雨，汉军乘势出击，杀伤无数。匈奴人十分害怕，说道：“汉军有神力，太可怕了！”于是便撤退了。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汉章帝继位。
这一年，焉耆和龟兹两国联合进攻西域都护陈睦，陈睦全军覆没。北匈奴的军队就包围了在柳中城的己校尉关宠。此时，恰逢明帝去世，汉朝因为丧事，没有派出援兵。后来车师再度反叛，跟匈奴一道进攻耿恭。耿恭激励官兵进行抵抗。几个月后，汉军粮食用尽，只好用水煮铠甲弓弩，吃上面的兽筋皮革。耿恭和士卒坦诚相见，同生共死，众志一心。汉军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最后全军仅剩下几十人了。北匈奴单于知道耿恭已被逼入绝境，想让他投降，就派使者去招抚道：“如果你投降，单于就封你做白屋王，给你美女为妻。”耿恭把使者骗上城亲手将他斩杀，然后用火烧其尸体。单于异常愤怒，就增派兵力围困耿恭，但仍不能取胜。关宠上书请求援助，章帝下旨，命令公卿商量。司空第五伦反对派兵救援。司徒鲍昱说：“朝廷派人前往艰难危险之地，现在发生了紧急情况，却将他们抛弃，这是对外纵容蛮夷的暴行，对内则是伤害忠心的大臣。果真要权衡时势而采取权宜之计，往后边界太平无事就罢了，但如果匈奴再犯我边境，陛下又该如何应付呢？另外，耿恭、关宠仅各有数十人，但匈奴围困他们这么长时间，却不能攻克，这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匈奴兵弱力竭。我建议让敦煌、酒泉两郡太守各率领精锐骑兵二千人，多带旗帜，用最快的速度前去救援。北匈奴的军队疲惫至极，肯定无法抵挡。在四十天之内，就可返回塞内。”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派征西将军耿秉代理酒泉太守职务；派酒泉太守段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征调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兵力及鄯善的军队共七千余人，火速前去援救。
酒泉郡太守段彭等人齐聚柳中，进攻车师，在交河城斩杀了三千八百多人，又俘虏了三千多人。北匈奴惊慌逃窜，车师再度投降。此时，关宠已经不在人世，谒者王蒙等人计划率军队东归。耿恭的一位下属范羌当时正在王蒙军中，坚持要求去援救耿恭。其他将领都不敢去，于是范羌亲率两千救兵。范羌由山北之路去援救耿恭，途中遇到一丈多深的积雪，因此援军勉强到达时，都已经是精疲力尽。耿恭等人夜间听到兵马之声，以为匈奴的援军来了，大吃一惊。范羌在远处喊道：“我是范羌，来营救你们的！”城中的人齐呼万岁。大家相互拥抱，痛哭流涕。然后他们在第二天一道返回。北匈奴派出追兵，汉军边战边走。开始时战士还有二十六人，但由于饥饿已久，加之一路上困难重重，沿途不断死亡，最后到达玉门关时仅剩下十三人了。这十三人衣衫褴褛，形销骨瘦。中郎将郑众为耿恭及其部下接风洗尘，同时上书说：“耿恭凭借微弱的兵力抵抗匈奴数万大军，长时间固守孤城，凿山打井，煮食弓弩，费尽了心力，但仍多次打败敌人，英勇无比，维护了朝廷的威名，所以应当加官进爵，以示鼓励。”耿恭到达洛阳后，被章帝任命为骑都尉。
在同一时期，龟兹、姑墨等国多次攻打疏勒。班超据守橐城，跟疏勒王忠构成首尾之势。当时，班超已是势单力薄，并且没有援兵，却以极少的兵力，硬是苦苦坚守了一年多。章帝登上帝位之初，因陈睦刚被杀害，怕班超兵力单薄，难以保全，便下令召班超还朝。班超奉命准备回国时，疏勒全国一片恐慌。都尉黎说：“汉朝使者一旦离开，我们一定会再次被龟兹所灭，我实在不忍心看到这一天啊！”于是拔刀自尽了。班超回到于阗，于阗国举国上下都号哭着说：“汉使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您真的不能离开我们啊！”于是都抱着班超的马腿，不让班超走。班超感到于阗决不会让他东归，且他还想实现原来的志愿，于是又折回疏勒。自从班超离开后，疏勒的两个城市又降了龟兹，而同尉头国连兵。班超捕杀了叛乱者，打败了尉头，疏勒再次安定了下来。
建初二年（公元77年），章帝下令在伊吾屯田的兵士全部撤回，而班超继续留在于阗，以安抚各国。
当时，天山北道诸国已被匈奴控制。南道诸国虽仍归属东汉，但匈奴却截断了南道诸国通往中原的道路，而且还有一个莎车在南道的于阗和疏勒之间，这样，匈奴在塔里木盆地已优势明显。面对严峻的形势，班超打算先清除根据地附近的匈奴人势力，以使自己的统治更为稳定；然后征服切断南道交通的莎车，打通南道；最终凭借南道诸国的人力物力，消灭北道诸国的匈奴势力，从而彻底实现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联合疏勒、康居、于阗、拘弥之兵一万人夺取姑墨国石城（新疆温宿西）。姑墨国受龟兹管辖，是匈奴的一个据点，其地靠近南道的疏勒。姑墨覆灭，匈奴对南道诸国的威胁便烟消云散了。
3.马太后抑外戚
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八月，明帝去世，章帝刘继位，尊马皇后为皇太后。明帝去世后，马太后亲自编撰了《显宗起居注》，并把其中有关自己哥哥马防侍奉明帝治病的事迹全部删去，章帝知道后请求说：“舅舅为黄门郎，日夜在父皇面前侍奉医药达一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马太后回答说：“我不愿让后世知道先帝亲近外戚，所以不记述此事。”这是马太后看到前朝外戚干政的严重后果，主动让外戚淡出朝政的例子之一。马太后贬抑外戚，对于巩固汉章帝的统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幕府图 东汉
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反映了东汉时期西域人生活情况。
马皇后在被汉明帝立为皇后前几天，梦中看见无数小虫飞扑到她身上，钻入皮肤后又飞出。自从立为皇后，她就更加谦恭肃敬。她通读经书，衣着朴素。初一及十五诸妃嫔参加朝见，看见马皇后袍衣稀疏粗糙，以为是质地细密的绮罗皱，走近仔细一看，不禁笑了起来。马皇后告诉她们说：“这种布特别适合染色，所以我才用它。”六宫妃嫔都暗自叹息。明帝常到行宫苑囿游玩，马皇后就以不要冒风犯邪沾露淋雾告诫，言辞恳切得当，令人不得不采纳。明帝到北宫的濯龙园游玩，召集众多的妃嫔，下邳王以下亲属追随左右，有人提出把马皇后也请来。明帝笑着说：“她不喜欢游乐，即使来了也不会快乐的。”在游览娱乐方面，马皇后几乎从不与明帝一同参加。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打算分封皇子，而众封国领地都只及原来的一半。马皇后知道后便说：“诸子裁减一半领地，对于法制不是太少了吗？”明帝说：“我们的儿子与先帝之子不一样，一年供给二千万就足够了。”当时，因楚王刘英谋反案，狱囚互相牵连，株连数千人。马皇后担心刑杀过度，便瞅准机会提醒明帝，明帝终于醒悟，很多狱囚才得到赦免。当时，诸将奏报的问题及公卿考校评议很难平衡一致，明帝多次拿来求助于马皇后，而马皇后每一次分析解释都合情合理。马皇后总是在陪侍明帝的时候言及政事，但从不为家族私事求官求福，所以明帝对她越来越宠爱。
马太后的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黄门郎马防、马光，在明帝在位时期没有加官进爵，章帝即位后，任命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马廖兄弟礼贤下士，社会交往很广，各种有身份的士人也主动接近马氏兄弟。第五伦上书说：“我记得《尚书》中说：‘臣下作威作福，既对自身无益，也是国家凶险的前兆。’近年阴光烈皇后慈爱为怀，但仍注意抑制外戚，不给他们权势，后来梁氏、窦氏都曾做过非法之事，明帝即位后，诛杀了许多人。自此以后，洛中再没有权威。明帝曾告诫外戚说：‘屈身对待士人，不如全心报国，两者不能兼顾。’现在马氏为人们所议论，我私下听说卫尉马寥用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马防以钱百万暗地赠送三辅地区的衣冠之士，又听说给在洛中的士人每人五千钱。越骑校尉马光，祭祀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我认为这与经义不合，心内惶恐不敢不报告朝廷。陛下如果因亲戚的缘故要厚待他们，则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而为之。我今天说这些话，是想上对陛下效忠，下保全太后全家。”
建初元年（公元76年），章帝想授爵位给几位舅舅，马太后不答应。次年夏天，大旱，有人以为是由于不封外戚的缘故，管事的人因此上书请求依汉制旧典，对外戚进行封侯。马太后诏令说：“凡是上书请求此事的，都是想奉承我以求富贵。过去王氏五侯同日加封，黄雾漫天，没有降雨以相应。外戚富贵很容易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先帝小心防范外戚，不让他们占据要害职位；又曾强调我的儿子不应和先帝的儿子地位相等，现在有关部门为什么要以马氏和阴氏相比呢？卫尉阴兴，所有的人都赞颂，宫省的御都到他家去拜访，他连鞋都来不及穿就出门迎接，非常敬谨。新阳侯阴就虽然刚愎自用，但他有方略，善于谈论，朝廷中无人能及。原鹿贞侯阴识，为人诚信勇猛。这三个人都是天下首屈一指的臣僚，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马氏根本不能与阴氏相提并论。我没有什么才能，常担心破坏了先皇后留下的法教，因此再小的过失我也不放过，经常不停地督促改正。可是亲属仍经常有越轨行为发生，治丧起坟超越制度，我又耳目不灵，没有及时发现，另外也说明我平常的告诫没有起作用。我身为太后，而身穿大练衣服，吃饭不求美味，身边的人也和我穿一样的衣服，非常朴素，不用薰香一类的饰物，为的是以身作则。我以为外家亲戚看到后，会感动而约束自己，可是他们却说：太后一直就很节俭。前一段经过濯龙门，看见到我娘家问候起居的人的情形，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仆人身穿绫罗绸缎，回头看我的驾车人，和他们相差很远。我虽然对娘家人没有谴责，但却断绝了他们的日常费用，希望他们能反省，但他们仍松懈怠惰。知臣莫若君，何况是对自己的亲属。难道要我辜负先帝的旨意，毁损先人的德行，重蹈西京时吕禄、吕产、窦婴、霍禹等外戚叛乱而败亡的惨祸吗？”
章帝读了诏令后，非常感动，又重新请求太后说：“汉室兴盛，舅氏封侯，就像皇子封王。太后确实有谦虚的美德，但怎能让我承受不加恩于舅父的名声呢？况且卫尉马廖年岁已高，两校尉马防、马光疾病缠身，如果有不测，将使我长期有刻骨之恨。请允许我选吉日封拜，不要再拖延。”
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也希望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难道我只想获取谦虚的名声，而让你忍受不对外家施恩的遗憾吗？以前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兄长，丞相侯说：‘高祖有约，没有军功者不能封侯。’但现在马氏毫无功劳，怎能与阴太后、郭太后中兴之太后外家相比呢？我看到富贵人家，禄位重叠，就像结果实太多的树木，树根会因此受伤。人之所以愿意封侯，是想上奉宗庙祭祀，下求日常开支，现在我娘家祭祀是受太官的赏赐，衣食是靠朝廷的俸禄，难道还不感到满足吗？我已经详细考虑，已没有顾虑。”
太后接着说：“儿女孝顺最好是让父母平安。现在灾异不断，谷价上涨数番，我日夜忧虑，而皇帝却打算先为外戚封侯，违背慈母的一片诚心！我平时刚强性急，胸有气痛的毛病，不能不顺气。儿子小时尚听父母的教导，长大以后就不听了。我想，你是皇帝，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然而你三年的服丧期未满，又事关我的家族，所以我自己作了主张。倘若边境宁静无事，你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我则只负责抚养孙子之类的事，不再干预朝事。”章帝这才取消了这个计划。
太后曾对三辅说：“马氏家族，如果有因为请托郡县官府干预扰乱地方行政的，则应依法处置。”马太后的母亲下葬时堆坟稍高，马太后对此提出反对，于是她的哥哥等人亲自将坟减低了。在马家亲戚中，行为谦恭正直的，马太后就会以温言好语相待，并赏赐其财物和官位。但如果有人犯了小错误，马皇后也会严厉批评。对于那些奢侈浪费、不遵守法律制度的亲属和亲戚，就将他们从皇亲名册中取消，送回老家。广平王刘羡、钜鹿王刘恭和乐成王刘党生活俭省，章帝向太后反应了这个情况后，太后便立即赏赐他们每人五百万钱。因此内外亲属全都听从太后的教导，崇尚谦逊朴素。此时外戚亲族比明帝时期更加谦逊节俭，马太后曾设立织室，在濯龙园中种桑养蚕，并经常前去视察，把这当成一项乐事。另外她还经常与章帝讨论国家大事，教年幼的皇子儒家经书，讲述亲身经历，终日和睦欢洽。
马廖担心马太后倡导的谦恭之风无法持久，因此上书劝太后要完成德政。他说：“从前元帝取消服官，成帝穿用旧的衣袍，哀帝撤除乐府，但奢侈之风仍旧很盛行，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原因就在于百姓跟随朝廷所行，而不听信朝廷所言。改变政风民风，应该从最根本之处着手。经传说：‘吴王好剑客，百姓多伤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有谚语说：‘城中喜爱高发髻，乡下的发髻高一尺；城中喜爱宽眉毛，乡下的眉毛半前额；城中喜爱大衣袖，乡下的衣袖用了整匹帛。’这些话好像是戏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事实。就在不久前朝廷推行一项制度，没过几天就推行不下去了，这也许是由于官吏不依法办事，但事实上是因为京城率先怠慢。现在陛下也养成了生活朴素的习惯，是因为神圣的天性，如果能把它坚持到底，那么天下人就会传颂你的美德，美好的名声将远播海内外，能够与神灵相通了，因此就更不用提推行法令了！”太后认为他的建议很正确，决定全部采纳。
含饴弄孙
此图描绘的是明德马太后安于后宫，养育子孙，而不参与国家政务的贤德故事。
建初四年（公元79年）四月，有关部门依据以前惯例，请求章帝分封诸位舅舅，章帝看到国家太平，物资丰盛，便封卫尉马廖为顺阳侯，车骑将军马防为颍阳侯，执金吾马光为许侯。太后得知后说：“我年轻时，很羡慕青史留名，并且为了这个志向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现在虽然年老，仍然告诫自己不要贪婪。因此日夜自励，希望能恪守此道，不辜负先帝；我还经常告诫兄弟，共同成就这个志向，至死而无憾。我本想在自己瞑目之日，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事，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我年老时这个志向竟不能实现，令我到死的时候仍然遗恨不已啊！”马廖兄弟得知后都极力推辞封爵，但章帝始终不答应。兄弟二人最后不得不接受封爵，然后又上书辞让官位，章帝答应了他们。五月，马廖兄弟三人辞官回家，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4.白虎观会议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校书郎杨终建议：“宣帝曾广泛召集儒生，在石渠阁讨论儒家经典。现在国泰民安，学者们也该有所作为，但那些只知作注释的人，却破坏了《五经》的主旨。应该吸取石渠阁的经验，重新研究宏扬经书大义，作为后世永久的标准。”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十一月，章帝对太常下诏说：“让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儒生们在白虎观集会，讨论众人对《五经》的相同与不同的见解。”五官中郎将奉命发出提问，侍中淳于恭向上奏报各种观点，章帝亲自出席，作出最后裁定，把结果记录下来，最后撰出《白虎议奏》。著名儒家学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都曾参与此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从此，谶纬神学在当时的思想领域中取得了统治地位。
（1） 经学派别之争
白虎观会议是汉代经学、谶纬迷信与政治结合的产物。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立五经博士，此后，儒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儒家经典也被抬到一个极高的位置，对于它只能接受不能怀疑，从此，经和经学与汉朝政治联姻，成为汉朝的统治思想。不过，五经大部分是春秋以前的作品，与汉代政治并不完全一致；经学作为一门学问，内容非常复杂，也并不都能为现实服务。所以武帝以后，当政者都着力吸取经与经学中能够直接服务于封建政治的东西。于是便有很多儒生致力于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把自己的哲学、政治等观点以及行为规范附会其中。政府为了宣扬经义，每经都设博士。同一经的不同派别，也分别设置博士。经师们为了成就功名，一方面严守师训家法，确保本派系有传人，一方面标新立异，想要出人头地，这就使得经学内部派系之争、经义之争十分激烈。另外，又有一些迂腐的儒生，改不掉“好是古非今”的老毛病，批评现实政治，甚至据守经义对抗皇帝诏书。如何使经与经学更好地为王权服务，是统治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汉宣帝在石渠阁召集经学讨论会，令各派人物讨论五经异同，以解决经书中的难点疑点。但这次会议讨论的全是些细枝末节，对于具体的问题缺乏逻辑分析与理论依据，最终以宣帝制诏给予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结果并没能把各个学派纳入同一经学体系中，建立一统的正宗思想。哀、平之际，社会矛盾激化，在传统今文经学内部派系存在的条件下，新的学说又冒了出来。新学说有两种，一是古文经学，它是对今文经学的否定；一是谶纬神学，它是董仲舒公羊派儒学与神仙方术、世俗迷信相结合的产物。王莽时期，这三个学派并驾齐驱，已成鼎足之势。王莽为夺取政权作了充分的准备，他利用古文经学作为社会改良的历史依据，利用谶纬神学大造舆论。由于新朝很快覆亡，王莽没有来得及统一经学。
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明帝、章帝沿用王莽的兼收并蓄政策，对经学三大派别取其长处加以扶植。如此一来，每个派别都想借助政权的力量发展自己，打击其他派别。因而它们之间的斗争较以前更加激烈。
东汉初年，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的矛盾空前尖锐。西汉中期以后，学者众多的今文经学占据着主导地位。王莽时期古文经学虽为官学，但今文经学家却将其视为异端。新朝灭亡后，今文经学乘势对古文经学发起攻击，逼迫它与政治、官学离异。但此时古文经学和过去不同，已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并不能一击即溃。根据这种情况，光武帝采取了分别扶植的办法。《后汉书·儒林列传》说：“王莽更始的时候，天下大乱，社会各方面都趋于崩溃，古经书失散。等到光武帝时，他喜欢经书，经常在出巡途中遍访四处儒雅之士，搜寻那些散失的文学经典。以前很多儒生携带书籍逃往山林，这时无不带其书籍来到京城。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等人，先后名噪一时。政府于是设立了五经博士共十四位，教授各家弟子，《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统归太常领辖。”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东汉初年所立的博士都是今文经学派，古文经学仍未被官方学校所接纳。不过，应刘秀召见前来京师的儒学大师中，古文经学家也不少，上述七人中，陈元、郑兴、杜林、卫宏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由此可知，古文经学也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后来，光武帝认为古文经学的政治地位需要提高，下令增设《左传》博士，但遭到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两派共同反对，不久便取消了。即使如此，东汉初的几个皇帝仍然努力扶植古文经学。汉章帝还曾为此下诏选拔高材生，专门学习《左传》、《梁传》、《古文尚书》、《毛诗》，以扶植微学，广存异说。由此可见，尽管古文经学始终未被官方学校所接受，但它在当时却已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2） 经学与谶纬之争
刘秀刚起义的时候，便打起光复汉室的旗号，为他日后夺取天下争取广泛的支持。但他只是刘邦的支裔，按宗法制度及皇位继承的惯例，无论如何刘秀都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在这样的情况下，符命却帮了他的大忙。他当年的老朋友颍川人强华曾献上《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他的心腹乘机奉承说：“这是上天的意思，为报答上天和完成群雄之愿应响应这一预兆。”在此之前，大臣曾多次劝刘秀称帝，刘秀皆不答应，而且故作吃惊，表示自己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有符命后，他心里踏实了，因而也没有推辞，便举办了登基典礼。因为这是上天的安排，比宗法制度、皇位继承制度更具有权威性。他在称帝的宣言中又一次引用《谶记》道：“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并四处宣传说这是上天的安排，应立即完成。刘秀称帝以后，继续利用图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剔除谶纬书中不合己意的部分后，将该书加以推广。刘秀以谶纬神学为精神支柱，文士儒生趋炎附势，一时间争学图谶神学成了时髦的事。谶纬神学出自于公羊学，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学派便凭借其近水楼台之势，大谈图谶，以提高本学派的政治地位。古文经学受此影响，也想通过这种途径抬高身价。
尽管谶纬神学很受欢迎，刘秀也极力依靠政权的力量抬高它的政治地位，但它始终未能也不可能取代经学的地位和职能。因为谶纬大都是些晦涩难懂的语言，同一句谶语，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比如公孙述引谶文“废昌帝，立公孙”，“西太守，乙卯金”，来证明自己可以做皇帝；但刘秀却理解为公孙指的是汉宣帝，“乙卯金”是说“乙未岁授刘氏”。自西汉末年以来，有人因为谶语升官，有人作符命反叛，这使得刘秀及其后继者，不敢放弃经学而将国家命运全部托付给谶纬神学。并且，谶纬之学产生之初，就受到某些睿智的思想家的抨击，从扬雄、桓谭到王充，都曾经从不同的方面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尽管统治者极力压制这样的反对之声，但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谶纬永远不可能取代正统的经学。
东汉经学大师扬雄
古文经学、今文经学、谶纬神学都能够服务于现实政治，这就很明显地表明它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为这三家学说的根本都是儒家经书，靠解释经义、附会圣人而独立出来，所以这个共同的基础只能存在于儒家经典中。要找到这个共同的基础，就须对“经义”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而要对经义进行解释，又离不开对章句的训释。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汉章帝召开了白虎观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目的和思想背景，在汉章帝的诏书中讲得很清楚。他说：“三代时教导人民，便以教育学习为主，汉朝建立后，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其后学问更加精博，学派之分更加显明。”孝宣帝认为虽然距圣人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但学问的精神是不变的，于是又增立大小夏侯《尚书》、京氏《易》。到建武年间，又设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扶植微学，尊崇推广道义。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的诏书说，由于五经章句繁多，因而需适量减省一点。到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长水校尉樊上书说，应当及时施行先帝的规划，使儒生们共正经义，使学者们各有所依从。
据《后汉书·杨终传》说，是《春秋》学专家校书郎杨终提议召开这次会议的。他说：“宣帝曾召集大批儒生在石渠阁讨论正定五经。当今天下太平，有利于学者们成就事业，但那些死守章句的鄙琐之人，却破坏经书大义。因而应像当年宣帝石渠会议那样，制定出一个统一的原则。”章帝采纳了杨终的意见，下令召开白虎观集会。
参加白虎观会议的，有政府的文职官员，如太常、大夫等，也有太学学生及一般的儒生。名字可考的，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几十人。其中古文经学家和今文经学家都有。尽管他们属于不同派别，但在附会经书作谶纬学说上是完全一致的。如贾逵是传古文《左传》的大师，和今文《公羊传》的传人李育对经书的解释大相径庭，他们都善于引用谶纬来证明自己的学说。贾逵说：“图谶上说刘氏为尧之后裔，五经家无法证明，但《左传》上却有详细记载。”所以他极力主张将《左传》立为官学。李育做学问，则是“多引图谶，不拘理体”。丁鸿说：“《春秋》上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杀死君主有三十二人，灾变不是凭空生出的，天人感应是存在的。”所以《后汉书》评论他是“高论白虎，深言日食”。杨终是经史学家，他曾奉命删节《史记》，同时也写过称颂汉代嘉瑞的诗十五首。班固是史学大家，学术观点与古经文学派大体一致，他所作的《典引篇》，也因袭图谶的说法，说汉继尧后是天意决定的。总的看来，所有与会者，不管是官僚还是学者，经学家还是史学家，今文学派还是属古文学派，全都是赞成经谶的。
（3）《白虎观通义》
白虎观会议的程序是：章帝先让五官中郎将魏应把需要讨论的问题告诉大家，在各派系发表意见以后，再由侍中淳于恭整合讨论结果上奏，然后章帝亲自到会场裁决。这次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有四十四个，即：爵、号、谥、五祀、社稷、礼乐、封公侯、京师、五行、三军、诛伐、谏诤、乡射、辟雍、致仁、灾变、耕桑、巡狩、封禅、考黜、圣人、蓍龟、王者不臣、八风、商贾、三正、瑞贽、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姓名、天地、日月、衣裳、四时、五刑、嫁娶、五经、绋冕、丧服、崩薨。这些问题几乎包括了封建上层建筑的各要素，并且特别强调了制度。会议详细记录了讨论的内容，后来经班固整理、编辑而成书，称《白虎观通德论》，又称《白虎观通义》，简称《白虎通》。
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内容的核心部分是阐扬“三纲”说。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词不在儒家经典，但孔子对君权、父权早有论述。他认为，君不君、臣不臣，就会影响政权的稳固，而父不父、子不子则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政治的根本问题，认为尊尊、亲亲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发挥，对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作了明确系统的论述。从此这种理论便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事实上，君权、父权、夫权是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因此要靠不同的力量来维持。君臣关系属政治范畴，靠封建等级制度维系；父子关系属血统范畴，需要血缘关系维系；夫妻关系属家庭范畴，只能靠伦理关系维系。这三对范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西汉时期，三者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和处理。东汉初年，刘秀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且也为此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首先是强化君权，仲长统曾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正，政不下任，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于是削弱三公权力，皇帝独断专权。其次是加强父权。对于社会下层来说，父权是维持个体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的力量，对君主而言，通过父权分封宗室子弟，让他们效忠皇室，是保持政权稳固的重要条件。再次是强调夫权，不允许后宫、外戚参加国家政务。当然，刘秀最重视的还是强化君权，他的所有做法，最终目的也就是要强化君权。
白虎观会议充分论证了君权的神圣性。《白虎通》说：“天子是一级爵位，但一级爵位又为何称为“天子”呢？这是因为王以天地为父母，是天的元子。”意思就是说，天子这个爵位是上天赐给的，“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它在所有爵位中是最高的一级。而天子以下的爵位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按公、侯、伯、子、男划分的诸侯系统，一是按公、卿、大夫划分的官僚系统，天子掌握这些爵位，臣下不得自封。天子为什么又称帝王呢？《白虎通》解释说：“对上称天子，表明遵从天命侍奉上天；对下称帝王，表明其地位至尊，用以号令天下。”
《白虎通》又说，天子所以能够拥有天上的权力，是因为它是“有土之君”，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归天子所有。他可以像处理自己的财产一样分封土地给诸侯臣下。太平盛世时，分封亲属以表示与他们共亨荣华富贵；中兴征伐时，有大功者亦受封，用以褒奖功绩；道德高尚的人也应受到赏赐，以表示尊重道德。对于没有受封的臣子，则赐给俸禄。臣下的爵位、封地、俸禄都是天子所赐，所以君臣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主从的关系。君主对臣下既可赏赐也可惩罚，而臣子却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效忠于君主。
白虎观会议既强调君权，又十分强调父权。父权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其基础是血缘关系，但其目的却不是为了明确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于规定分配财产和政治地位时的原则，以解决由此引起的矛盾。同时，它大大加强了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人们在经济、政治的束缚下，再套上血缘关系的绳索。这对于巩固封建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君权和父权有质的区别，体现着不同的社会关系，怎样将二者结合起来，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看，都是非常困难的事。白虎观会议特别强调君权与父权的统一。《白虎通》说：“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具有相同的意义。臣下奉事君主，就如同儿子奉事父亲一样。”但是，《白虎通》又将君权凌驾于父权之上，说“不可以因为父命而违背了王命”，又说：“父亲如果杀死儿子，父亲要被判处死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之间最可贵的是人，人都是上天所生，秉承父母之气而有了生命，成长的时候又接受君上的教养，因此父亲不能故意杀儿子。”在这里，《白虎通》宣扬的思想是君权至高无上，它要求人们在父权与君权不可兼顾的时候，必须放弃父权服从君权。
白虎观会议并没有将上述思想完全贯彻下去。因为自西汉时起，统治集团便以孝作为治天下的一个原则。西汉诸帝之庙号除高祖外，皆加一孝字，东汉的君主继承了这项传统，并推而广之。这次会议也只好承认这种社会事实。《白虎通》中隐约透露出君权有时不得不屈从于父权的思想。它说：“国君为什么要像对待父亲那样对待三老，像对待兄辈一样对待五更呢？因为国君要亲自展示孝、悌的美德，为天下人作出榜样。所以即使是天子，也不是最尊贵的人，因为他有父亲；在他前面一定有他的兄长。”这就是说，君权虽然至高无上，但他生活在宗法血缘关系网中，就必须承认父权的力量。在行使各种权利时，一定要遵守宗法及伦理。所以《白虎通》又说：“天子在宗庙里分封诸侯，是为了显示自己不是独断专行，而是按祖宗的惯例办事，并把自己做的事告诉祖先。”“天子须在宗庙里举行仪式才能派遣将军，表示自己不敢专断。为什么必须要在宗庙里呢？因为是祖上制订的法度。”这种尊祖的观念，是父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白虎通》承认君主受制于父权、族权，这与它宣扬的绝对君权的思想是相矛盾的。它也反映了当时汉代的社会矛盾。一方面，自战国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君权日渐加强；另一方面，分封制理论基础即宗法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尽管汉代分封只是形式，但宗法制度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汉代的君主们也知道宗法制度会削弱君权，但却不敢废除它。
《白虎通》中的《三纲六纪》篇说：“三纲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所以《含文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说：“敬诸父兄，六纪通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这里的“三纲六纪”主要是强调以下两种关系：一是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关系，一是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在这些错综的关系中，纲是最重要的，纪次之。什么叫纲纪？《含文嘉》说：“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处理上述关系的伦理道德标准就是五常。《白虎通·性情》篇说：“五性是什么？就是仁、义、礼、智、信。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三纲和五常紧紧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核心思想。
从《白虎通》来看，白虎观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树立、完备神学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体系。
首先，它对宇宙是怎样形成的解释是唯心主义的。《白虎通·天地》说：宇宙间起初先有了“太初”，然后又有了“太始”，形兆生成，就叫“太素”。但这些东西，我们既不可能看到，也不可能听到。后来出现了清浊的差别，有了三光之精，形成了世界万物。由三光之精和五行的相互作用，逐渐产生了“神明”、“道德”、“文章”。它又引《周易乾凿度》解释上面的话，说气的开始是太初，形体的开始是太始，本质的开始是太素。总的说来，《白虎通》认为，先有太初后有世界，太初生出了气，然后才有了万物，有了人类社会。它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对宇宙的生成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
白虎观会议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将人格之于天理性化，赋予天镇服、治理人世的威严和权力，同时利用迷信思想，把君主抬到神的位置。《白虎通·天地》说：“什么是天呢？天就等于说是‘镇’。天高高在上，治理下方，镇服人类。”这里，它承认天的人格特性，又给它加上理性的色彩。这种充满人情味的的天比起完全人格化的上帝之神，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天是超越社会主宰社会的，天子是天之元子，天子的权力是天所赐，这是白虎观会议主要想阐明的东西。《白虎通·爵》说：“皇帝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是上天之子。帝王的品德有优劣之别，但为什么还都称为天子？因为他们是奉上天之命来治理人类的。”
既然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所赐，那么天子就应该对天负责，按天意行事。祭天要用最隆重的仪式，并且只有天子一人有此特权。天子在进行征伐、巡狩等重大活动以前，要以极隆重的仪式报告天神。《白虎通·封禅》说：“改朝换代后，国君要到泰山封禅，这是因为他要向天报告。所以接受天命时，要改变制度来作为回报。君主按照天的意志治理人世，要向天报告，对天负责，接受天的监督和指示。”这在董仲舒天人学说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
白虎观会议进一步解释和限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说，国家政治有了失误，天则用灾害给予警告；若仍不悔改，则天会出现怪异的征兆；若再不悔改，必将引来大祸。后来，这种思想成为神学理论的核心，也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臣下用这种理论劝谏乃至指责君主，君主也以此作为罢免高级官吏的借口，而大臣之间的争斗也借用此学说。面对天人感应学说带来的混乱，白虎观会议对此问题作了统一的解释，说天降符瑞、灾异，主要是针对天子的，和其他人没什么关系。《白虎通·封禅》说：“天下太平，吉祥的征兆的出现，这是因为君主按天的意旨治理国家，阴阳调和，万物得序，所以便产生了符瑞。”这也就表明了符瑞出现只因为天子。同样，天降灾异，也是针对天子一人的。《白虎通·灾变》说：“天之所以降灾变，是警告君王，令其觉悟，反思错误，推行德政。”天子只对天帝负责，天帝只规范天子一人之行，这样既强调了天子的神圣性，又避免了大臣之间利用天意相互攻击。
三纲五常在封建社会是最基本的政治准则和伦理规范，是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手段，因此也是白虎观会议最重要的神化对象。首先，《白虎通》依据董仲舒的思想，将阴阳、五行神秘化，《五行》篇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行’，是取天行气之意。”又说：天是最大的阳，土是最大的阴，火木为阳、水金为阴，合起来是三阳三阴。”而后，《白虎通》便根据此种理论解释“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共是六人，以阳来统率阴，正好就是三阳三阴，即所谓的三纲。君、父、夫为阳，臣、子、妻为阴，所以后者必须服从前者。
对于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白虎观会议都以神化来证明封建纲常的合理性。比如《白虎通·日月》说：“太阳日行一度，月亮日行三十又十九分之七度，为什么太阳慢而月亮快？因为按三纲的道理，日为君，月为臣，君应该舒适，所以行动慢；臣应该竭力为国尽忠，所以行动快。”又说：“天向左旋转，日月五星向右运行，是因为日月五星对天来讲是阴，所以右行，就像臣对于君一样。”对于名称，白虎观会议也作了神化。《白虎通·号》说：“皇兼有君、美、大的意思，号称为皇，也就是煌煌然每个人都不敢违抗。帝就是谛，象征着人们顺承；王就是往，是天下人所归往。”对于日常生活琐事，白虎观会议也作了荒谬的解说。《白虎通·衣裳》说：“狐死后头必向着自己的巢穴，这证明君子不忘本，所以天子的衣服用白色狐皮，诸侯用黄色狐皮，大夫用灰色狐皮。羔羊十分温驯，所以士以羊皮为裘，以此来区别尊卑。”由此可以看出白虎观会议的议题，比起西汉的石渠阁会议来更加细琐；其论证的手法，则比以往的神学方法更神秘和无聊。这是东汉经学的章句繁琐学风在神学上的反映，也反映出统治思想的苍白无力。
总的说来，白虎观会议是对两汉经学成果的总结，既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神学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吸收了谶纬迷信思想，建立了宗教神学体系，并且成为东汉的正统哲学。同时这次会议又围绕着三纲五常构建了一套政治伦理规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法典的作用。随着哲学思想的发展，《白虎通》所构筑的粗糙的神学体系逐渐解体，其理论形态被完全抛弃，神秘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一类的思想无人继承，但此理论所要论证和维护的三纲五常、君权至高无上、君主政体神圣不可侵犯等政治伦理规范，始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历朝历代的实践、发挥、补充，成为“百王不易之道”，并成了每个人必须遵守的信条。
5.班超平定西域
鄯善国柳中城遗址
鄯善即楼兰，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一直想实现平定西域夙愿的班超，上书朝廷请求军队支援。他说：“先帝打算开拓西域，因此向北进攻匈奴，向西派使者跟各国结交，并且使鄯善、于阗两国归顺我朝。目前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及康居等国都希望再次归附，并计划联合军队消灭龟兹，铲平通往中原道路上的障碍。只要把龟兹攻下，则整个西域的绝大部分区域都会归顺汉朝。以前谈论西域的人都说：‘征服三十六国，可称作斩断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各国，绝大多数都十分愿意归顺汉朝，不断地进贡，仅有焉耆和龟兹还在顽抗。从前，我曾率领部下三十六人出使偏远的异域，饱受艰难困苦，自到疏勒以来，已经有五年时间了。对于西域的情况，我非常了解。西域的大国小国都一致说：‘依赖汉朝，好比依赖上天。’从这一点足以证明，葱岭可以打通，龟兹可以消灭。现在应将龟兹派到汉朝做人质的王子白霸封为龟兹王，然后派步骑兵数百人护送，让他领导联合西域各国的部队，不用一年时间便可夺取龟兹。利用夷狄去打夷狄，这绝对是上上策！同时莎车、疏勒的土地广袤肥沃，牲畜成群，不像敦煌、鄯善一带，因此用兵不会消耗中原物资，而能够确保自给自足。同时姑墨、温宿两国国王是龟兹特别委任的，他们与本国人的矛盾很尖锐，因此在一定的形势下，必定会有人投降。如果这两国归顺了汉朝，那么龟兹便不可自保。请把我的奏章交付朝廷讨论，作为决事的参考。如果奏折能被朝廷认可，那我就死而无憾了！然而微臣班超特别幸运地得到了神灵的保佑，使我免于一死，微臣希望亲眼看到整个西域归顺的那一天，陛下举起祝福万年的酒杯，向祖庙祭告，向天下宣布大喜。”章帝明白这一行动可以成功，于是召集群臣讨论，准备答应班超的请求。平陵人徐干上书朝廷，表示愿奋勇出征，做班超的助手。为此徐干被任命为副司马，率领被赦免的囚徒及志愿从军的勇士共一千余人，到西域去协助班超完成心愿。
以前，莎车认为汉朝不会出兵，就向龟兹投降，疏勒都尉番辰也背叛了汉朝。恰好徐干这时赶到，班超就和他向番辰发动了进攻，大败番辰，斩杀了一千多人。班超认为乌孙兵强，应该利用乌孙的力量，于是上书说：“乌孙是个大国，兵强马壮，所以武帝把公主嫁给了乌孙王，到孝宣皇帝时，终于见到了成效。现在当派使者慰问，让乌孙与我们同心合力。”章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派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李邑到达于阗时，恰逢龟兹攻打疏勒，他因害怕而不敢前进，就上书说西域的功业不可能成功，还大肆诬陷班超，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在西域享受快乐，毫无效忠朝廷之心”。班超听到消息后感叹道：“我尽管不是曾参，却遇到曾参所遇的三次诽谤，恐怕要受到朝廷的猜疑了？”为此送走妻子。章帝相信了班超的忠诚，就严厉斥责李邑说：“你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但那么多思乡的军人怎么可能和班超同心呢？”章帝派李邑到班超那里，并下旨给班超说：“如果李邑在西域能够胜任，你就可以把他留下做你的副手。”然而班超却派李邑带领乌孙送往汉朝做人质的王子回京城。徐干对班超说：“以前李邑诋毁阁下，想破坏您的形象和您的事业，现在为何不将他留下，再派其他官员去护送人质呢？”班超说：“这话是多么浅陋！正因为他诽谤过我，我才派他去。自己问心无愧，为什么要怕别人的议论！为使自己称心快意而留下李邑，这不是忠臣所为。”
第二年，朝廷派和恭等人率八百官兵增援班超，这样班超手下共有一千八百人，至此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了。他首先调发疏勒、于阗之兵，从东西两面夹击莎车，莎车自知打不过，就暗中贿赂疏勒王忠。忠反叛，占据乌即城，班超于是命令一位疏勒王率军队攻打忠。忠向康居求救，康居派兵支援。班超率兵与康居军队相持半年，难以取胜。班超于是派人送大量财物给月氏王，让月氏王劝康居退兵。康居退兵后，班超得胜，把忠带回疏勒王城。过了三年，忠又与康居、龟兹密谋反叛，派人到班超那里诈降，班超假装答应他，忠喜出望外，轻骑去见班超。班超随即在酒席上把他给杀了，然后乘势击破其众，天山南道重新开通。
第二年班超征调于阗等国兵二万五千人再次进攻莎车。龟兹王征调周围几国近五万大军前来救援。班超把将校和于阗王召来商量说：“如今敌我对比悬殊，我们只好撤兵，晚间以鸣鼓为信号，各奔东西。”然后故意放走龟兹俘虏，让他们把这假消息告诉龟兹王。龟兹王听说后非常高兴，亲自带领大军，分东西两路埋伏。班超秘密召集各部军队，清晨时急速赶到莎车军营，莎车兵毫无准备，仓皇逃走。班超率军追赶，杀五千余人，莎车投降，龟兹再也不敢前来进攻。此后，班超名震西域。
6.窦氏专权
马太后在世期间抑制马氏外戚，等她逝世后，马氏权力顿衰，很快就被以窦皇后为代表的窦氏家族取代。顺阳侯马廖为人谨慎，却天性厚道宽容，不会管教约束马家子弟。因此，马家子弟全都是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校书郎杨终曾写信给马廖，警告他说：“阁下的地位尊贵显要，四海之内众人瞩目。您的弟弟黄门郎马防、马光都还年轻，血气方刚，他们没有窦皇后的哥哥长君的退让精神，反而结交一些品行不端的朋友。您对他们一贯纵容不加教诲，眼看他们日渐任性骄纵。回首前事，我为马家感到寒心！”马廖没有接受他的忠告。马防、马光兄弟非常富有，他们大规模地建造宅第，将房屋连成一片，占满街巷，养了数百食客。马防还饲养了大量牲畜，向羌人胡人征收赋税。章帝对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意，屡次责怪他们，并处处予以限制。为此马家的权势稍有削弱，食客朋友也逐渐离去。马廖的儿子马豫任步兵校尉，上书章帝时，有怨恨不满之词。因此一些官员想弹劾马豫和马防、马光兄弟，称马防、马光的豪华奢侈超越他们的身份，扰乱圣明的礼教，建议罢免马氏兄弟，命他们前往各自的封国。章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马廖等人快要上路时，章帝下诏说：“舅父一家都去了封国，四季祭祀陵庙时就没有助祭的人了，朕很悲伤。朕现在下令许侯马光留下，在乡间田庐闭门反省，以慰朕的甥舅之情，大家不要再提出异议。”马光比马防谨慎收敛一些，因此章帝把他留下，后又恢复他的特殊地位。马豫随马廖到封国后，被审讯拷打致死。后来，章帝又下诏书，召马廖返回京城。
（1） 窦氏兄弟显贵
马家获罪以后，窦家地位更加显赫。建初八年（公元83年），窦皇后的哥哥窦宪任侍中、虎贲中郎将，弟弟窦笃任黄门侍郎，二人同在宫中任职，受到大量的赏赐。窦家兄弟很喜欢结交朋友。司空第五伦上书说：“虎贲中郎将窦宪，作为皇后的亲属，统领皇家禁军，出入宫廷，他正值壮年，志向远大，恭敬谦让，乐于为善，喜好结交士子，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那些奔走出入于皇亲国戚门下的人，多有劣迹，在政治仕途上不如意，尤其缺少安贫守分的气节。官僚中志趣低下的人，相互吹捧，并相互推荐，大批涌向他的家门，这恐怕会让他们变得骄傲放纵。三辅地区喜好议论的人还说：‘如果由于显贵亲戚的连累而遭贬黜压制，就应该重新由这些贵族来洗清罪过，就像是用酒来解醉一样。’那些邪僻阴险、趋炎附势之辈，应远离之。我请求陛下和皇后严令窦宪等人闭门思过，不得任意结交官僚士子，防患于未然，这样才可以让窦宪永保荣华富贵。而且君臣之间不会产生任何隔阂，是我最大的心愿！”但章帝对此话并未在意。
窦宪借助皇后的影响和势力，从诸侯王、公主，到阴家、马家等外戚，没有人不怕他。窦宪曾以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庄园，沁水公主害怕他的权势不敢计较。后来章帝出行时经过那里，向窦宪问起庄园的事，窦宪暗中喝斥左右的人不得如实回答。后来，章帝得知真相，非常愤怒，严厉责备窦宪说：“你强夺公主庄园，这种手段甚至比赵高的指鹿为马还要恶劣！这件事多么令人震惊。以前，在永平年间，先帝经常命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相互监督，因此诸多显贵中无人敢触犯法律。现在连尊贵的公主都横遭掠夺，何况平民百姓呢？国家抛弃你窦宪，就好比扔掉一只小鸟或者腐臭的死鼠！”窦宪非常恐慌，窦皇后也因此脱去皇后的衣饰来谢罪。过了很久，章帝的愤怒才稍稍平息，令窦宪将庄园还给公主。章帝虽没有对窦宪依法治罪，但也不再委以重任。
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三月，太尉郑弘几次上书，说侍中窦宪的权势过大，窦宪怀恨在心。后来，郑弘上书弹劾窦宪的同党尚书张林和洛阳令杨光，说他们贪赃枉法且行为残暴。没想到，处理奏书的官吏却是杨光的旧交，此人就告知杨光，杨光又告知窦宪。因此窦宪弹劾郑弘身为朝臣却泄露机密。章帝责问郑弘，四月，章帝下令收回郑弘的印信绶带。郑弘自己到廷尉投案待审，章帝下旨释放他。郑弘请求解甲归田，章帝没有批准。郑弘病重，上书谢恩说：“窦宪的奸恶，为天地不容，天下百姓和朝中百官，不管是贤是愚，都对他深恶痛绝，都说：‘窦宪用什么方法迷住了圣上！近代王莽之祸，依然历历在目，是前车之鉴啊！’陛下贵为天子，守护着万世长存的帝业，却信任进谗献媚的奸臣，这关系国家存亡。尽管我已经是将死之人了，但我仍是汉朝的臣子，还是要对您效忠，所以愿陛下如舜帝除掉‘四凶’一样惩办奸臣，以平息神明和百姓的愤恨。”章帝看到奏书后，有感于郑弘的忠心，派医生为他诊病。但当医生到达郑家的时候，郑弘已经去世。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去世，年仅十岁的太子肇即位，是为和帝。
窦太后摄政，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入宫主持重要政务，太后下达的一切旨意也由他宣布。他的弟弟窦笃、窦景、窦任中常侍。窦家兄弟全都身居高位。窦宪的门客崔上书告诫窦宪说：“古书说：‘一般说来，生来就富有的人骄横，生来就尊贵的人骄傲。’出身富有尊贵却能不骄横倨傲的人，从来没有过。现在您的官位正逐渐上升，皇上对您也愈加恩宠，朝中百官都在注意您的所作所为，您应如《诗经·周颂》所说的那样：‘望能终日小心谨慎，求得终身的荣耀。’以前冯野王以外戚身份居高官之位，被人称为贤臣；阴兴克己守礼，最后成为多福之人。外戚之所以被当时的人嘲笑，被后世的人唾骂，是因为权势太盛而不知退让，官位显赫而仁义不足。从汉朝建立，直到哀帝、平帝，皇后家族共计二十个，只有四位皇后家族和自身得以保全的。《尚书》说：‘以殷商的覆亡，作为鉴戒。’您在这方面能不谨慎一些吗？”
窦太后下旨：“任命前任太尉邓彪为太傅，赐爵为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务。百官各司其职，服从太傅。”因为邓彪仁义礼让，所以受到先帝的敬重，又因为他为人忠厚随和，因此，特意把他捧上高位。窦宪要做什么事的时候，就在外面让邓彪奏报，自己到内宫向太后说明，就没有什么事不被批准。邓彪身居太傅之位，只知道修身自好，根本不能捍卫朝廷纲纪。窦宪性情暴烈，再小的怨恨他也会去报复。明帝永平年间，谒者韩纡曾审理过窦宪的父亲窦勋的案件，窦宪就让门客砍下韩纡儿子的人头来祭祀窦勋。
（2） 窦宪立功受封
章和二年五月，齐殇王刘石之子都乡侯刘畅到京城来祭吊章帝，窦太后连续几次召见他。窦宪担心刘畅威胁自己在内宫的权势，就派刺客在皇宫中将刘畅暗杀，然后嫁祸于刘畅的弟弟利侯刘刚。为此朝廷派侍御史和青州刺史一同调查刘刚等人。尚书韩棱认为：“凶手就在京城，不该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现在的做法，恐怕要被奸臣讥笑。”太后非常生气，严厉责备韩棱，然而韩棱仍然坚持己见。何敞对太尉宋由说：“刘畅是皇室成员，封国藩臣，来祭吊先帝，身在禁卫军保卫当中，却被刺杀而死。执法官吏漫无目的地追捕凶手，却不见凶手的踪影，也不知他们的姓名。我是您属下的要员，主管捕审罪犯，想亲自到判案现场，以督察案件的进展。但是司徒和司空二府的负责人认为，三公不应参与地方刑事案件，公然放纵奸恶，而且并不承认自己的过错。因此我打算单独奏请，请求参与审案。”宋由答应了何敞的请求。司徒、司空二府得知何敞要参与审案，便派主管官员随同前去，事情才真相大白。窦太后知道真相后大怒，把窦宪禁闭在内宫。窦宪害怕遭杀身之祸，就主动请求去打匈奴，以赎死罪。
十月，朝廷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任命耿秉为副统帅，征发部队，出塞征讨北匈奴。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将要出征时，三公及九卿拦阻，认为“匈奴没有侵犯边境，我们却要无缘无故地劳师远征，以消耗国家资财为代价，求取万里以外的功勋，这不是为国家着想的策略”。奏书都被搁置下来。太尉宋由感到害怕，便不敢再在奏章上署名，九卿也逐渐停止进谏。只有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坚定不移，还脱去官帽在朝堂力争，先后上书约达十次。众人都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危，害怕他们因此而获罪，但袁、任二人却神情镇定，正气凛然。侍御史鲁恭上书说：“我国最近有大的灾难，陛下正在守丧，百姓刚刚失去先帝的庇护，夏、秋、冬都无法听到圣上出巡时禁卫军警戒喝道的声音，人们全都因思念先帝而惶惶不安，好比有求而不能得。现在却要在盛春之月征兵，为了远征匈奴而扰乱全国百姓，这实在不符合施恩于民，改年号变更朝代、由内及外地处理政务的原则。万民百姓都是上天所生，上天爱万民百姓，好比父母爱子女。天下万物中，只要有一物不能安适，那么天象就会为此发生错乱，何况是人呢？所以，爱民的君主，上天必有回报。那些边疆的异族，好比四方的异气，与动物没有分别，如果让他们混居在中原内地，就会扰乱天象，扰乱民心。因此，圣明的君王，只是对他们采取笼络和约束的政策。如今北匈奴已被鲜卑打败，远远地躲到史侯河以西的地方，距离汉朝边塞有几千里远，但是我们却计划利用敌人的疲弱去进攻他们，这不是仁义之举。我们现在才开始征兵出征，物资已不能满足大司农的调度，各级官员相互逼迫，百姓的困苦也已达到极点。群臣和百姓都说此事不值得做，而陛下为什么只为窦宪一人打算，而不顾百姓的性命，不体恤他们忧患的呼声呢！上观天心，下察民意，就可以明白事情的得失了。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将不再是真正的中国，岂只匈奴不把中国当中国看待而已！”尚书令韩棱、骑都尉朱晖、京兆人议郎乐恢等有识之士，也都上书劝谏，然而太后均不予理睬。
太后让使者为窦宪的弟弟窦笃、窦景兴建宅第，为此征用许多百姓服役。侍御史何敞上书说：“我听说，匈奴叛逆凶暴。高祖当年被围困在平城，吕后收到冒顿傲慢的书信，因为这两次侮辱，臣子都要去与匈奴决一死战，可是高祖和吕后却含羞忍辱，放过匈奴。现在北匈奴没有叛逆行动，汉朝也没有受到和当日一样的侮辱。此时正值盛春时节，农民忙于耕作，大规模地征兵，会令百姓产生怨恨，人心不定。窦笃、窦景是陛下亲近的贵臣，应该做百官的表率。现在大军远征，朝廷焦灼不安，百姓愁苦，财政空虚，而这时候竟然兴建巨宅，为了两个朝官的喜好而劳民伤财，这不是发扬恩德、可以使后世仿效的做法。应当马上停工，专注于北方边疆的战事，体恤人民的困苦。”奏书呈上，但未被采纳。
窦宪曾派门生带信去见尚书仆射郅寿，想叫郅寿办点私事，郅寿立即把这个门生送到牢房。郅寿还屡次上书，指责窦宪的骄横，并引用王莽的教训来告诫朝廷，又趁上朝的机会就征讨匈奴和大肆兴建房舍之事抨击窦宪等人，辞意十分诚挚。窦宪大怒，反而诬陷郅寿私买公田，诽谤朝廷。郅寿被拘捕审讯，依律当斩。何敞上书说：“郅寿是皇上亲信，指出并纠正大臣的错误是他的本分。现在郅寿为了朝廷安定而反对群臣，大胆劝谏，难道这是为了个人吗？我冒死上言，也不是为了郅寿。忠臣尽节，死而无憾，我尽管不了解郅寿，但我想他会心甘情愿地赴死。我实在不希望圣明的朝廷会对直言上谏之人进行诛杀，那有损宽厚的教化，堵塞忠臣进谏的言路，会被后人讥笑。我身为国家机密官员，却说出了这些不应由我说的话，罪名该当入狱，先于郅寿被杀，死有余辜。”奏书呈上，郅寿被判流放合浦。动身之前，他就自杀了。
六月，窦宪、耿秉从朔方鸡鹿塞出发，南匈奴单于从满夷谷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阳塞出发。三路大军计划在涿邪山会师。窦宪派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各率领南匈奴一万余精锐骑兵，在稽洛山跟北匈奴单于会战。北匈奴军大败，单于逃走。汉军追击北匈奴各部落，到达私渠北海，共斩杀大部落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生擒者更是数以万计，还夺取各种牲畜一百多万头。先后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让班固修建立功碑，上书汉朝的国威和恩德，然后撤军。窦宪让军司马吴汜、梁讽带上财物送给北匈奴单于。当时北匈奴陷入内乱，直到西海之畔吴、梁二人才追上单于，向他宣布汉朝的恩典，并以皇帝的名义进行赏赐，单于叩首接受。为此梁讽游说单于，让他仿效呼韩邪单于，做汉朝的藩属。单于很高兴地表示接受，立即率领军队同梁讽一道南归。到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返回，单于便派他的弟弟带着贡物去洛阳做人质。由于北匈奴单于没有亲自前来，窦宪便奏报窦太后，把单于的弟弟送回去了。
九月，窦宪被任命为大将军，封为武阳侯，享有二万户食邑。中郎将刘尚任车骑将军。窦宪坚决推辞，不接受封爵，窦太后没有勉强。依照旧例，大将军的地位在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下。这时候，太后规定：窦宪的地位在太傅以下，三公以上；大将军府的长史、司马的俸禄为中二千石。耿秉被封为美阳侯。
（3） 窦氏骄奢招怨
窦氏兄弟恣意妄行，以执金吾窦景尤为突出。他的奴仆和部下，奸淫掳掠，非法劫取罪犯。商人们不敢出门经商，好像躲避强盗。窦景还擅自征发边疆各郡骑兵精锐，为己所用，有关官员无人敢举报。只有司徒袁安弹劾窦景：“在边疆擅自征发人民，惊扰欺骗官吏百姓，边郡太守不等调兵的符信，就毫不犹豫地奉行窦景的命令，依法应当处死示众。”他还说：“司隶校尉、河南尹攀附外戚，不弹劾外戚等的不法行为，建议把他们都免官治罪。”但这些奏书全都得不到答复。窦家兄弟中，仅有驸马都尉窦一心专研儒家经书，约束节制，洁身自好。
尚书何敞呈上密奏，写道：“以前，春秋时郑国太后武姜溺爱幼子叔段，卫国国君庄公溺爱庶子州吁，对他们百般放纵，致使叔段和州吁最后成为凶恶暴戾之人。由此看来，像这样放纵子弟，就好比在他们饥饿时喂给他们毒药，是害了他们。在先帝驾崩后不久，公卿曾接连上奏，希望由窦宪主持国家事务，然而他谦恭退让，坚决辞去高位，态度非常诚恳，言辞尤为诚挚。天下百姓听到以后，无不为之感到欣喜。然而国丧还没完结，在一年有余的短短时间内，窦宪却突然中途改变了态度。现在窦家兄弟专权，窦宪掌握全国的兵权，窦笃、窦景统领宫廷禁卫军。他们为政残暴，生活奢侈，僭越本来的身份，诛杀无罪之人，为求自己快意而为所欲为。他们的行为令民怨沸腾，到处传言叔段和州吁再次出现。据我看来，公卿所以采取旁观态度，不肯指责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如果窦宪等人始终效忠朝廷，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像周代吉甫褒扬申国国君那样的功劳；而假如窦宪等人违法乱纪，那么自己则采取汉初陈平、周勃顺从吕后的权宜之计，窦宪兄弟的命运吉凶毕竟不关他们的事。我愿为朝廷和窦家筹划两全的方法，去除灾难的根源，截断祸患的源流。上不希望使太后的美誉受到损害，不希望看到陛下如郑庄公怨恨母亲那样发誓‘黄泉相见’而为后人讥笑；下使窦宪等人永远保有富贵。驸马都尉窦曾多次请求退让，希望抑制窦家权势的发展，陛下可以听取他的意见。这才是上上之策，也是窦氏家族的福分！”
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看到北匈奴力量微弱，就想趁势将它消灭。二月，他让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从居延塞出发，在金微山包围了北匈奴单于。北匈奴军队大败，单于之母阏氏被俘，斩杀大部落王以下五千余人。北匈奴单于脱逃，不知踪迹。汉军出塞五千余里后撤军，其距离之远，是自汉朝征讨匈奴以来未尝有过的。耿夔被封为粟邑侯。
窦宪立下大功，威名更加显赫。他以耿夔、任尚等人做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起用班固、傅毅等人为他撰写文章。州刺史、郡太守和诸县县令，基本上都由窦氏举荐任命，这些人横征暴敛，共同做起贪污贿赂的勾当。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弹劾一批二千石官员，加上受牵连者，被贬官或免职的达四十多人。窦家兄弟对此非常恼怒，却因为袁安、任隗二人向来洁身自好，声望甚重，所以也未能加害他们。尚书仆射乐恢，监察检举不留情面，窦宪等人对他很是讨厌。乐恢上书说：“陛下正年轻，继承帝业，各位舅父不该控制中央大权，否则天下人会说陛下您有私心。目前最好的办法是在高位的人以大义自动退下，在低位的人以谦让的态度主动引退。这样，四位国舅才能永保富贵，皇太后才可以永远不辜负宗庙的期望，这确实是最佳的良策。”但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为此乐恢称病，上书请求告老还乡，返回故乡长陵。窦宪暗中指使州郡官府，胁迫乐恢服毒而死。于是朝廷官员对窦宪十分畏惧，全都逢迎窦宪的意思，无人敢违抗。袁安因和帝年纪太小，导致外戚专权，每次朝会进见之际，以及与公卿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总是呜咽流泪。上自天子，下至大臣，全都被袁安所感动，对他寄以厚望。
金微山之战后，北匈奴单于去向不明，他的弟弟右谷蠡王於除便自封为单于，带领数千部众在蒲类海一带驻扎，让使者到边塞请求归附汉朝。窦宪要求使者将於除立为单于，设置中郎将进行监护，沿用对待南匈奴单于的先例。由公卿商议后，宋由等人认为窦宪的建议可行，袁安、任隗却表示反对。他们说：“光武皇帝招抚南匈奴，并不是说让他们可以永远安居内地，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目的是利用他们去抵御北匈奴。现在北方大漠已经平定，应当命令南匈奴单于返回北方，没有必要再另封於除做单于而增加国家的经费开支。”两种意见截然相反，朝廷一时难以决定。袁安担心窦宪的主张会被采纳，便独自呈递密奏，奏书写道：“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祖先曾带领部众归降，深受汉朝的恩典至今已四十余年，现在交到陛下手中。陛下应当追思并继承先帝的遗愿，完成他们未完的事业。何况屯屠何是首先提出北征这项重大方案的人，消灭北匈奴以后，我们半途而废，不思努力实现先帝的遗愿，而要另立一个新降服的北单于。为了窦宪一时的建议，违背三世以来的规定，失信于效忠我们的南匈奴单于，却去扶植无功的北匈奴单于。《论语》说：‘言辞忠诚而恪守信约，行为敦厚而态度恭敬，即便在荒蛮之地也通行无阻。’现在要是失信于屯屠何，恐怕将有一百个蛮族不再相信汉朝的承诺了。况且乌桓、鲜卑新近斩杀了北匈奴优留单于，凡人之常情都是忌惮仇人的，现在如果扶植优留单于的弟弟，那么乌桓鲜卑肯定会心怀怨恨。何况依照汉朝惯例，供给南匈奴单于的经费，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供给西域的费用，每年有七千四百八十万；现在北匈奴距离更远，费用将会比这些多得多，这会耗尽国家的财富，不符合制定政策的正确原则。”和帝下旨，命令将此奏章让群臣讨论，袁安又跟窦宪进一步争辩，相互诘难。窦宪仗势凌人，言辞骄横，还蛮不讲理地诋毁袁安，以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旧事进行威胁。袁安始终没有动摇，但和帝最终还是听从了窦宪的建议。
永元四年（公元92年）六月，丁鸿上书说：“当年吕氏外戚专权，皇统差一点就要变更；哀帝、平帝末年，皇家宗庙祭祀中断。因此，就算是像周公那样的近亲，假如其人没有品德，也不能让他掌握大权。现在尽管大将军窦宪希望能自我约束，对自己的等级不敢有所僭越，然而天下远近之人，全都诚惶诚恐地奉承听从他。新任命的刺史、二千石官员，都要到窦家拜谒辞行，听候答复。虽然已经敬受皇上赐予的印信，领受过尚书台的训令，但也不敢就这样离去。而等候窦宪召见要等几十天的时间。背对朝廷，趋向私门，这使君王威望受损。人间的伦常假如被打乱，天象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事有隐密，但神灵也可以洞察内情，用天象警告，用以告诫人间的君王。在灾祸发生之初，很容易避免，而到了灾祸愈演愈烈时，就难以挽救了。人们无不是因为疏忽了微小的祸端，最后导致了大祸。起初出于恩情而不忍教诲，因为仁义而不忍割爱，等到事过之后，再看灾祸发生前的征兆，就很清楚了。上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日、月、星都不会明亮；君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难以控制住大小官员。应该趁着天象示警，匡正朝纲，来回报天意！”
窦氏父子兄弟都做九卿、校尉，势力遍布朝廷。穰侯邓叠，他的弟弟邓磊，母亲元，窦宪的女婿郭举，郭举的父亲、长沙少府郭璜等人互相勾结在一起。其中元、郭举可以自由出入宫廷，而且窦太后又宠幸郭举，他们就共同策划杀害和帝，被和帝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当时，窦宪兄弟掌握大权，和帝跟其他官员无法接近，与和帝共同相处的只有宦官。和帝认为朝中大小官员全都为窦宪控制，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谨慎机敏，不献媚于窦氏集团，就跟他密谋杀掉窦宪。因为窦宪还在外出征，担心他兴兵作乱，因此暂且忍耐。正在这时，窦宪和邓叠全部回到了京城。当时清河王刘庆受到和帝的特别恩遇，常常进入宫廷，在宫中住宿。和帝快要采取行动时，想看一下《汉书·外戚传》。可是他惧怕左右随从的人向窦宪通风报信，不敢让他们去找，就命刘庆私下向千乘王刘伉借书。夜里，和帝单独把刘庆接到内室，又让刘庆向郑众传话，让他找皇帝诛杀舅父的先例。六月，和帝亲临北宫，下令执金吾和北军五校尉备战，驻守南宫和北宫；他还下令关闭城门，逮捕郭璜、郭举、邓叠、邓磊，并把他们全都处死。同时派谒者仆射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改封他为冠军侯，同窦笃、窦景、窦一并遣送去各自的封国。和帝因为窦太后的缘故，不想正式处决窦宪，而选派正直干练的国相将其监督起来。窦宪、窦笃、窦景到达封国以后，全部被强令自杀。
当初，河南尹张曾数次依法惩罚过窦景。等到窦氏家族败亡，张上书说：“当初窦宪等人身居显贵的时候，群臣争相阿谀附从他们，都说窦宪受先帝临终嘱托，怀有辅佐商汤之伊尹、辅佐周武王之吕尚的忠诚，有时还把邓叠的母亲元比作周武王的母亲文母。现在圣上的圣诏颁行以后，众人都说窦宪等人该当处死，却不顾事情的前前后后，推究事情的真实面目。我看夏阳侯窦始终忠诚善良，他曾与我交谈，表露出为国尽节之心。他日常约束管教宾客甚严，从不违犯法律。我听说圣明君王统治，对于亲属的刑罚，原则上可以赦免三次，宁可过于宽厚，也不过于刻薄。现在有人提出为窦选派严厉干练的封国宰相，我害怕这样会让窦遭到迫害，必不能保全性命。臣以为应只对窦予以宽大处理，以显示圣上恩典。”和帝被他的言辞感动，窦也因此独得保全。窦氏家族及宾客，只要凭借窦宪的关系而当官的，全部被罢免，遣回原籍。
7.王充著《论衡》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建武三年（公元27年）出生，死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一生历经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四朝，享年七十岁。
（1） 反对谶纬
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祖上是有功之人，封地在会稽阳亭，但一年后便被贬为平民，从此在家务农。王充的祖父王讯勇猛过人，与当地众人结怨，为避仇家，举家迁往钱塘县，以经商为生。王讯的长子叫王蒙，小儿子叫王涌，即王充之父。两兄弟继承王家侠气的传统，又在钱塘结怨于豪强，于是又不得不迁居到上虞。
王充铜像
王充从六岁开始读书识字，他举止庄重，礼貌待人，稳重沉着，志向远大。他儿时便熟习儒家经典，后来到洛阳游学，曾到太学中学习，后师从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班彪。王充天资聪慧，博览群书，过目不忘，由此博通各派各家学说。成年后，王充曾任过县掾等一些地位较低的下级属吏，后来因与上司的关系处得不是很融洽辞归故里，以教书为生。元和三年（公元86年），王充六十岁时因遭人陷害，不得已携带家眷到扬州避难。扬州刺史董勤征聘他为州从事，后来他的朋友谢夷吾向皇帝上书，推荐王充，称道他的才识。恰逢王充生病，故未能成行。汉和帝永元九年，王充于家中病死。
王充的一生，正处于新王朝建立之初，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但由于东汉政府的放纵，豪强地主兼并大量土地，招纳依附农民建立起田庄。随着经济势力的膨胀，他们干预政治，操纵选官，造成吏治混乱，影响了政治的稳定。东汉前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表面背后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些思维深邃、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走到了社会历史的前列，他们抨击腐败时政，揭露社会矛盾，期望达到消除社会危机的目的。王充便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士阶层的代表人物。
从西汉以来，天文学方面的理论和材料日渐丰富，出现了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诸多理论，为王充的天体理论提供了依据。另外，西汉在人体解剖、医疗理论方面也颇有成就，打破了传统的心是思维器官的看法，认识到思维活动是在头脑中进行的。这些进步的医学知识对王充提出人死无知、不能为鬼的无神论理论奠定了基础。
谶纬迷信思想在王充生活的年代尤为盛行。自西汉后期起这种迷信思想就开始影响国家政治，后来成为王莽篡夺政权的舆论工具。在新莽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南阳豪强地主集团为了给刘秀称帝制造舆论也编制了《赤伏符》，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刘秀，刘秀才下定起兵的决心。刘秀在位期间强力推行谶纬，并于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对于通晓百家，博览群书，且正值而立之年的王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刺激，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王充提出了“疾虚妄”、“求诚实”等口号表示抗争和指斥。王充五十三岁那年，汉章帝于白虎观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诸儒集会以讨论五经之异同。这次会议，不仅深化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而且把谶记纬书当成正宗统治思想，提高到与经书等同的地位。这对于王充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据学者们研究，王充在章帝时期完成了《论衡》书的大部分篇章，这与当时的思想背景密切相关。
（2） 《论衡》八十五篇
王充一生中共撰写了四部著作：《讥俗节义》十二篇；《政务》若干篇；《养性》十六篇；《论衡》八十五篇。前三种书均失传，只有《论衡》一书尚存。《后汉书·王充传》说：“论说是王充的长处，他看似诡辩，亦如异端邪说，但其立论最终有理有据。”王充认为俗儒死守章句，得不到文章真谛，于是断绝同朋友的来往，闭门深思。门前窗壁上放的全是刀笔，最终完成《论衡》一书。《论衡》一书的《招致》篇已散失，今仅存八十四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写成的一部哲学、政论、文学批评著作，是探究王充思想最可靠的资料。
《论衡》八十五篇的题目及主旨如下：
《逢遇》。德才俱佳者不一定富贵，德才俱下者不一定卑贱。机遇才是关键。
《累害》。以为“所谓贤洁者未必非恶，所谓邪恶者未必非善”。旨在批评“升官者谓之善，贬退者谓之恶”的世俗见解。
《命禄》。王充无法解释才德俱佳者未必富贵，智行俱劣者未必贫贱，将其原因归之于“命”。
《气寿》。人所禀受的“气”决定了人的强弱寿夭，禀气不足，便会弱、夭。
《幸偶》。人的操行有贤与愚，行为有是与非，祸福有幸与不幸，受赏受罚则有偶然与必然的区别。
《命义》。本性决定人的操行善恶，命决定人的祸福吉凶。
《无形》。人化为虎、禹化为熊、成仙不死之说皆为虚妄之辞，人之形体无法变化，年寿不能增加。
《率性》。人性之善恶可以变化，关键是教化。“率”就是诱导的意思。
《吉验》。“人禀贵于天，必有吉验于地”。
《偶会》。“天人感应”说中例举的现象都是偶然巧合，“适偶相遇，非气感也”。
《骨相》。否定了“天命谓之性”的说法，提出骨法决定了人的性命受之于形体。
《初禀》。为反对“修己行善”，天使其富贵的说法，提出人初生时禀自然之气，长大后便有富贵之命。
《本性》。讨论人性问题，赞成人性有善恶之别。
《物势》。人、物并非天地故意生出，都是自生，“五行相生相克”乃虚妄之说。
《奇怪》。人们喜好怪说异论，儒生因此而穿凿造作。
《书虚》。专门批评、揭露书传中诡谲虚妄之言。
《变虚》。探讨关于“天变”的问题。
《异虚》。讨论关于灾异的问题。
《感虚》。抨击精诚感动上天的说法。
《福虚》。批评施善获福的说法。
《祸虚》。责斥“天人感应”是异端学说，并抨击如果行恶天就会降灾祸的说法。
《龙虚》。否定关于龙的种种说法。
《雷虚》。指出雷是上天发怒为虚妄之言。
《道虚》。否定仙道之说，认为凡有生命之物，有生必有死。以上九篇合称“九虚”，意即九种虚妄不实的说法。
《语增》。讨论世俗语言的增饰夸张。
《儒增》。讨论儒书中润饰之文。
《艺增》。艺指六艺，即六经。此篇讨论经书中增饰夸张的地方。
《问孔》。此篇列举十六件事，指陈孔子言论中的矛盾。有人认为这是后人伪作的。
《非韩》。批评《韩非子》之作。
《刺孟》。列举孟子言行中诸多自相矛盾之处。有人以为此篇为后人伪作。
《谈天》。讨论有关地形方面的问题。
《说日》。运用了非神秘主义的观点解释各种天象。
《答佞》。昏庸之君不知贤，不知贤则不能知奸。
《程材》。讨论如何衡量人的操行才能。
《量知》。论儒生文吏的学和知。
《谢短》。讨论儒生、文吏的短处。
《效力》。此篇论才、力，力对文吏而言，即为处理事务，对儒生而言，即是学问。
《别通》。讨论关于通人即博通古今之人的问题。
《超奇》。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书传撰写文章者为文人，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儒生不如通人，通人不如文人，文人又不如鸿儒。鸿儒乃超之又超者，故论其“超之奇”。
《论衡》书影
《状留》。论贤儒（鸿儒）迟留难以入仕的缘故。
《寒温》。寒温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由天地节气决定的。
《谴告》。以大量事实驳斥天通过灾异警告人君这种说法。
《变动》。否定政治得失引起天道变动的说法。
《招致》。此篇已散失。
《明雩》。雩，祭祀以求雨的的仪式，用祭祀的方法求雨，是无益之举。
《顺鼓》。批评雨下了很久后击鼓以求晴的做法。
《乱龙》。此篇赞同董仲舒的观点，与其他篇观点相违背，谈论的是设土龙来求雨的做法。
《遭虎》。驳斥功曹为奸，导致虎食人之说。
《商虫》。否定部吏为非作歹导致虫灾的说法，指出天自然无为，吉凶都是偶然。
《讲瑞》。谈关于符瑞的问题。
《指瑞》。人的行为决定不了天地间的吉凶。
《是应》。主张以实而定之，批评俗儒以古非今，言瑞应则厚前而薄后。
《治期》。国家兴起昌盛并非德行所成，衰落废亡也并非德行所败，都由天时决定。
《自然》。“天地无知”，“天地无为”，天道自然，而物自生自为。此篇充分阐述了王充的自然观。
《感类》。阴阳不和，灾变发生，这或是前代留下的祸患，或是气使之然，贤圣不应该以此自责，畏惧惊恐。
《齐世》。所谓“齐世”即上世之天与下世之天同，上世之民与下世之民同。此篇为称誉汉朝之作。
《宣汉》。宣者显也。说汉胜于周，汉有圣帝，天下太平。
《恢国》。恢论汉国在百代之上。
《验符》。谈论与符瑞有关的事。
《须颂》。帝王建立鸿业，必须要让鸿笔之臣记载下褒颂之事，这样方能万世流芳。
《佚文》。述佚失的古文《尚书》等书，所以称为“佚文”。
《论死》。阐述人死无知，不能为鬼的道理，提倡薄葬。
《死伪》。以事实抨击死为鬼说的虚妄。
《纪妖》。讨论“妖祥之气，吉凶之瑞”的种种现象。
《订鬼》。鬼是人自己构想的，人死后精神不能成鬼。换句话说，人生病了就会忧惧，忧惧就会产生鬼的念头。
《言毒》。谗言的毒害非比寻常。
《薄葬》。成就圣王之业，应薄葬省用。
《四讳》。俗有四种忌讳，王充逐一驳斥。
《谏时》。批判岁时迷信。
《讥日》。批判时日迷信。
《卜筮》。有神灵、问天地乃俗儒所言，卜筮不可信。
《辨祟》。驳斥世俗信祸祟的虚妄之处。
《难岁》。批评有关岁星（太岁）的迷信。
《诘术》。批判方术迷信。
《解除》。认为凡事“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解除、祭祀、巫祝均无用。
《祀义》。凡祭祀，主人自尽恩勤之意，鬼神未必欲享之。
《祭意》。意思与上大概相同。
《实知》。批评儒者圣贤生而知之的说法。
《知实》。举十六事证明圣人并非先知先觉。
《定贤》。以桓谭为汉代贤人之典型，论何为贤者。
《正说》。前儒凭空发表虚妄言论，是不知事情原委的表现；后儒信前师之言以讹传讹，所以“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
《书解》。讨论古人作书的问题。
《案书》。评论六略诸书之旨趣。
《对作》。此篇乃《论衡》的自序，说明写作的目的和动机。
《自纪》。此篇乃《论衡》末篇，可视为全书跋语，并谈及作者的生平及志趣。
（3） 《论衡》的思想精髓
在《论衡·自纪》篇，王充谈到他著书的目的时说：“我之所以写《讥俗》，是因为痛恨庸俗的人情世故；之所以写《政务》，是因为怜惜国君治国时看不到发展态势，制定不出适合的政策；之所以写《论衡》，是因为痛恨伪书俗文的虚妄。”《论衡》一书，纵论天地间的自然之物、自然现象，古往今来的社会问题、人性伦理、政治得失、历史观念，其主旨在于探求“诚实”之理，批判一切“虚妄”之说。《论衡》一书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自然观
王充明确表示自己的天道观以道家理论为依据，虽然违背儒家之说，却合乎“黄老之义”，王充的天道观明显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王充认为，天和地一样，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物质实体，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所构成的。天地所含的元气聚散导致了自然万物生长灭亡的发展过程。《论衡·自然》说：“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
《论衡·物势》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就像鱼生于水中，虱子生在人身上，都是由气生成。”意在说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成。《道虚》篇则说：“人，物也；物，亦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他认为，人物之间的差别在于，人之可贵处在于人有知识智慧；人之所以有知识智慧，是因为人禀受了气中最精细的部分，即所谓“精气”、“元精”，精气本身没有知觉，它融于血脉中成为血气，而血气又依附于形体。《论死》篇说：“人之所以聪慧，是因含五常之气。而五常之气的存在是因为人有五脏。五脏不伤，人就有智慧；人死后五脏腐朽，这样五常之气便无所依托，人就没有了知觉。”他认为精神不能离开人体而独立存在，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哲学质疑，对正确说明形神关系做出了贡献。
王充反对世界起源问题上的天命目的论。董仲舒认为天是人的曾祖父，且君民万物都是由天所生。王充在《物势》篇中说：“儒者认为天有意识地生人，此乃虚妄之言。天不能有意识地生人，也不能有意识地生成万物。天地之气合在一起，物自然生出来。”他认为人有意志，天乃无意志的自然之物，二者也不可混为一谈。
王充认为，任何事物、现象、过程都是自然产生和终结的，没有也不需要什么原因和条件，这种自然观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同时也使神秘主义思想乘虚而入。
无神论
王充一一分析、批评汉代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各种神学迷信。《论衡》全书八十五篇，半数以上都在批判神学迷信。但凡神学目的之论、天人感应之说、谶记纬书、神仙方术、灾变怪异迷信、卜筮、时日禁忌等各种形式的迷信，都没有逃过王充的批判。
自董仲舒以来，汉代正宗思想家都说天子乃天之子，天子受命于天；如纬书上编造说刘邦母亲梦见和龙相交而生了刘邦，意即刘邦做天子是上天的安排。王充指出万物皆“因气而生”，同类之物继承发展，龙与人异类，怎能相交接生人？纬书又说圣君受天命时，天会生出祥瑞来。王充批评说：“那些所谓祥瑞，不过是人事与自然现象的巧合罢了。”在这里，王充大胆地批判了天子受命于天、君权神授的理论，击中了汉代神学的要害。
汉代神学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谴告说”。董仲舒说，国家政治若有失误，天就要降下灾异谴告人类。谴告说利用西汉末年社会危机严重而成为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工具，也成为君主转移矛盾、欺骗世人的手段。王充批评说：“国势衰弱，朝廷上下互相攻击，灾害时常发生，有人于是造出谴告之言。”“天既然能谴告人君，那么也就能够选择人君，天为什么不总是选择尧舜那样贤能的人呢？如今为什么总是选择庸君，不辞劳苦地时时谴告呢？”王充指出，说人之精诚可感动上天，天又以灾变谴告人类，纯属无稽之谈。
王充尖锐批判鬼神迷信。他说：“人和物都由气生成，那么既然物死不为鬼，人死怎么偏偏为鬼？”他指出：“鬼神观念是人患病时，因有恐惧感而胡思乱想产生的。”
王充对世俗迷信也作了批判。他指出根本无法通过卜筮预知吉凶，因为卜筮的结果可随意解释。雩祭求雨，百无一用，因为阴阳变化有它自己的变化规律。禳灾、祭祀、巫祝这些做法并没什么意义，祭祀仅可作为纪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当然，王充对神学的批判还不够彻底。他主张“神道设教”，赞同保留某些宗教仪式，在《感虚》、《商虫》等篇中，还明显带有天人感应神秘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
性命论
既然人和物都是由气而生，那么为什么人和物有差别，庶民和王侯也不一样呢？那是因为人有性和命。
在人性论方面，王充不赞同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扬雄的性善恶相混论。他将人按照品德高下分成三类，认为中等以上的人性是善的，中等以下的人性是恶的，中等的人性是善恶相混的。说性无善恶，就像说人的才能没有高低一样荒唐。他认为人性与人才一样，极好的（善）和极差的（恶）很难改变，而中人之性是易于改变的。改变人性的手段是教化。他举例说，文吏自幼习笔墨，不闻仁义之语，长大为吏，徇私害民，舞文弄法，但他们不都是具有恶的人性，所以为恶是因为所学习的东西违背了圣人之教。《率性》篇说，性恶的人心就像木石一样，但木石尚可为人所用，何况人心并不是木石呢？总的看来，王充承认人性均可以通过教育而改变。尽管王充曾说过天生的极善极恶的人是不可改造的，但一般而言，教育和学习还是可以改变人性的。
《论衡》中多处谈到命，但凡人的寿夭、贫富、贵贱、吉凶皆归结为命。人的寿命为什么有长短之别？王充说禀得坚强之性者，气丰厚而身体强健，寿命就长；禀得软弱之性者，气单薄而体质羸弱，寿命就短，这就是“寿夭之命”。人的贵贱贫富又是什么决定的呢？《论衡·命义》篇说：“天布施元气而众星布施精气，众星之气包含在天施的元气之中，众星尊卑大小不同，所施精气也随之不同，于是得高贵之气则高贵，得低贱之气则低贱。”王充将人的一切差别皆归结为所禀元气的不同，这样做过于简单。当他用气说明人的自然属性时，多少带有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当他用气说明人的社会属性时，得出与神学命定论近似的结论，便不能不陷入神秘主义的窘境。
王充认为，人的性与命都禀气而生，但它们却有质的区别。《命义》篇说：“性决定人的操行善恶；命决定人的祸福吉凶。有的人行善得祸，是因为性恶而命吉。性有善恶，命有吉凶，二者不能混淆。性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而命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也不可逃避的。”王充要人们听从命运的摆布，放弃任何主观努力，这种消极的思想是不可取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又可以发现王充命定论思想的积极方面：王充是从无神论观念出发，为驳斥神学目的论而阐扬元气命定论的。神学迷信认为，品德善恶引起了人的贵贱贫富、寿命长短等，这是上天根据人的德行对人的赏罚。由此推之，必得如下结论：积德行善便可富贵长命；作恶缺德必然贫贱早夭。但现实证明并非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中就曾列举与此结论矛盾的现象，王充在《命义篇》中对此作了更加详尽的批判，在他看来，神学家们提出的上天扬善抑恶、赏善罚恶之说，根本难以立足。他找不到批判的武器，不得不用气的命定论代替神学目的论。
认识论
建立儒家的圣贤迷信观念后，不少人认定圣人天生就有知识。纬书上更编造了许多神怪故事，证明圣人先知先觉。王充认为这毫无根据，他认为正确的判断和预见是根据客观事实进行推理（“揆端推类”），透过现象看本质（“案兆察迹”）而得到的，并非凭空捏造得来的。
王充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首先须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即眼见、耳闻、口问。即使是圣人，也需要经过这些途径才能获得知识。圣人的知识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也是靠学问得来的。只不过圣人性聪敏，见多识广，所以其知识渊博。众人知识浅薄，见圣人博学多识，便感到惊奇，以为圣人生而知之。王充还指出，人的认识能力会受限于各种条件。比如人的眼看不见十里之外，耳亦不能闻百里之外，说明人的感觉器官要受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圣人虽然聪敏，但也不能站在墙西仅据声音便知道墙东边的人的职业外貌，这说明，人的认识还会受制于外界自然条件。
王充认为，人的认识要通过思考使之深化提高，不能只停留在感觉经验的阶段。以耳目论事，往往只看到虚假的表面现象及效果，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错误的。判断是非不能只靠耳目，必须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充虽然不能够正确地说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但却指出人的认识必须经过这样两个过程：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
王充强调学以致用，重视效果。他批评崇尚空谈、死记硬背的学风，指出祖述师说、人云亦云这种事，连鹦鹉都能办到。他强调学习知识要融会贯通，并付诸实践。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激烈批评儒生们“好信师而是古”的学风，认为他们不辩难、不深究圣贤之言，使得虚言怪语得以流行。据此，他十分强调检验效果，说只有考察事情的前前后后，而后才能判定是非。他又指出，评论一件事，如果不尊重事实，不注重效果，巧舌如簧，大家也不会相信。
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上还停留在直观朴素的水平上，他意识到认识不能仅局限于感性认识的阶段，但却不能正确认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更看不到人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进步，所以他的认识论存在形而上学的缺陷，甚至由此向不可知论发展。
历史观
汉代的儒生大都厚古薄今，他们认为古人身高命长，今人个小命短；古人朴实易教化，而今人浅薄难治理。也就是说，无论从体质还是道德上讲，人类都在退化。王充反对这种说法。在《论衡·齐世》篇说古人今人都是禀受元气而生成，“元气纯和，古今不异”，人的形体怎么会有不同呢？王充认为人的体质没有退化，道德同样不会沦丧。有人见古人茹毛饮血，后人饮井食粟；又见古人岩居穴处，穿禽兽之皮，后世居于宫室，以布帛为衣，便说古人质朴。王充认为这恰恰是历史的进步，崇古论者所称道的是古代的落后状况，菲薄的是进步文明。王充尖锐批评了尊崇唐虞三代，鄙视当今社会的思想，认为两汉胜过了周代，其根据是，汉代的疆域比周大得多；经济比周发达，“以盘石为沃田”；社会秩序稳定，“四海混一，天下安宁”；周边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到汉代都接受了先进文化。这些基本上与历史事实相吻合。
汉代造纸工艺流程图
古代学者大都信奉英雄史观，认为圣君贤臣的存在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王充予以反驳，说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时势，不决定于人君的贤愚。王充力图用自然的原因说明社会的安危、国家的兴衰，从而否定了当时盛行的圣贤决定社会兴衰的英雄史观，这样他就由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不能揭示社会治乱的规律。
王充在世时，他的著作没有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仅在东南吴会一带流传。后来传到中原地区，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经蔡邕、王朗盛赞，《论衡》得以在中原地区流传，并以异书、奇书的形象受到学者青睐。《论衡》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论衡》改变了东汉后期的学术风气。王充的时代，神学经学已经走了下坡路，王充的《论衡》像一把利刃，刺中了神学经学的要害，引发了学术界批判神学经学的倾向，蔡邕引《论衡》作为谈论的依据，王郎称只有读此书人才能长进，可见当时学者普遍厌弃神学，对异端思想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孔融曾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中，出则离矣。”这种言论明显是受《论衡·物势》篇“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之说的影响。类似这样的“非礼” 的言论后来越来越多。至魏晋时遂发展为蔑视名教、轻慢礼法的社会思潮。王充开汉代思想批判的风气，后来王符、仲长统继承此学风，转向政治批判。王充真可谓东汉社会批判思想的开创者。《后汉书》将王充、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韩愈并称他们三人为三贤，不无道理。
其次，《论衡》吸收先秦以来无神论的思想精华，将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构了比较完整的无神论理论体系，对中国无神论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魏晋的无神论、范缜的神灭论及后代的各种无神论理论无不受其影响。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家中，王充称得上是思想最深刻、影响最大的无神论者。章太炎在《检论》中评价王充说：“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鲜有能逮者。”
再次，王充对天神崇拜、世俗迷信有彻底清除之功，也为魏晋玄学开辟了发展道路。《论衡》的许多篇章，给汉魏间新思潮及玄学直接提供了思想资料。
8.蔡伦与造纸术
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将用新方法造出的纸张贡献给汉和帝，受到汉和帝的表彰。从此以后，蔡伦的造纸方法迅速地传播出去。
根据文字学专家研究表明，中国的象形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到了商朝中国的文字便走向成熟了。文字作为用来记录事情和交流思想的符号被发明以后，人们就一直摸索将其书写在哪种物体上最为合适。经过反复的探寻，人们找到了纸这种文字载体。东汉的蔡伦在纸的发明过程中功不可没，所以他就被认为是造纸术的发明者。
原始社会末期的人们，不是把文字烧制在陶器上，就是把文字刻画在岩壁上，这些方法都是极为繁琐的。到了殷商时期，在奴隶社会文化高度发展的同时，文字的书写材料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或者把记载的内容铸造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写在龟甲、兽骨上。在铸造与刻写有关文字时非常耗费人力和物力，除了政府，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事务，所以极不利于文化的传播。虽然如此，这种做法一直延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又将文字直接写在竹简或木简上。这虽然比刻写在甲骨和铸造在青铜器上便利许多，但简片狭小，容纳不了太多文字，写成一部书需要很多的竹、木简，数量之多必须用车来运载，不方便阅读和携带。于是，人们又试着将文字书写在丝制的缣帛上，缣帛轻巧却昂贵，一般人根本使用不起。人们越来越渴望寻求一种既轻便又实惠的书写材料。西汉时，麻是劳动人民普遍使用的制衣材料，要将麻弄软，首先在水中沤麻，然后剥下来浸泡、锤打、漂洗，在处理麻的过程中，人们发现那些残留在席子上的麻丝干燥后就会变成薄薄的纤维纸，人们便在这种麻纸上写字。但是，麻纸的质量过于粗糙，还不太适合于书写。人们迫切需要对造纸术进行改进和提高，这一关键性的任务最终由蔡伦完成。
蔡伦，字敬仲，东汉时期桂阳（今湖南省耒阳县）人，在汉明帝永平末年被送进皇宫做了宦官。蔡伦机智聪敏，为人处事谨慎得体，深得人心，所以汉章帝建初年间就做了宦官中的小黄门，成为皇帝的亲随。汉和帝即位以后，对蔡伦恩宠有加，蔡伦官至中常侍，经常参与国家政事。蔡伦为官尽心尽力，敢于直言进谏、匡正过失。后来，汉和帝又让其同时担任尚方令，监管制造皇室所用的兵器及其他器物。蔡伦擅长各种手工技艺，他监制的刀剑诸器物都精美坚实，深受皇室人员喜爱；他精湛而超凡脱俗的技艺，成为社会上效法的榜样，广为流传。不久，蔡伦又开始涉足造纸这一行，立志解决宫廷及社会上的用纸问题。
经过反复摸索试验，蔡伦最终解决了造纸的一系列难题。原来造纸的材料多是未经使用的麻，这在古代是很大的浪费，再者完全用麻会使纸质粗糙不利于书写。蔡伦经过研究，将废麻、破布、烂鱼网、树皮等都用来造纸。这既可以变废为宝，降低造纸的成本，又能将多种原料揉和在一起，从而使纸张厚薄均匀、韧性加大。东汉时期的造纸工艺还很简陋，尚处于原始状态。为了提高纸的质量，蔡伦总结出了一套严格的造纸工艺。其过程的第一步是在水中浸泡废麻、破布、烂鱼网、树皮等造纸材料；第二步是粉碎、冲洗浸泡后的原料；第三步是将碎洗后的原料加入草木灰水入锅蒸煮，以草木灰中碱的成分除去原料中的各种杂质；第四步将蒸煮后的原料漂洗干净捣成纸浆；第五步用细密的竹帘或纱网将纸浆捞出；第六步将捞取纸浆弄平、上光、烤（晒）干形成纸张。经过这些繁琐而精细的工序，就制作出了真正的纸张。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将他制作的纸正式进献给和帝，汉和帝对这种质地上乘而精美的纸张赞赏有加。在这以后，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地传播开来，使中国的造纸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汉安帝初期邓太后掌权，因为蔡伦技艺超卓又长期忠心侍奉皇帝，被太后于元初元年（公元114年）封为龙亭侯，食邑三百户。不久，蔡伦又被升至长乐宫太仆，专门掌管太后的车舆和马匹。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因病逝世，汉安帝亲政，蔡伦的命运也随之改变。汉章帝时期窦皇后专宠但没有儿子，汉安帝的祖母宋贵人亦得到章帝的宠爱而生下儿子被立为太子。窦皇后对此十分嫉恨，于是百般诬陷宋贵人并用巫术诅咒她。于是汉章帝废太子，囚宋贵人。窦皇后又派当时的小黄门蔡伦审理此案，蔡伦将宋贵人屈打成招，最后宋贵人饮药自杀。亲政后的汉安帝决心报蔡伦毒打祖母之仇，立即命令蔡伦到廷尉处服罪。蔡伦自知难逃此劫，便沐浴整衣之后服毒自杀了。
蔡伦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造纸术却被人们继承、发扬光大，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造纸作坊诞生。随着纸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使得人们书写文字再也不使用简牍和缣帛，纸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青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蔡伦完成了中国书写材料的这一历史性变革。在这以后，用纸印刷的中国书籍日益增多，中国文化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
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在推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公元六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地区的人们都因各自不同的条件而使用着不同的书写材料。古代苏美尔（今叙利亚地区）人把文字刻写在泥版上，在古代，印度人把文字写在白桦树皮和大叶棕榈树的叶子上，埃及人则使用一种水草，欧洲人则在羊皮上书写。毫无疑问，这些材料对于文字的书写和保存都有许多不便之处。质量低劣的书写材料成为极大限制世界各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时期。随着唐朝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关系的密切，唐朝的一些工匠和战俘把经过改进的造纸术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又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这些地区。这样，便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由各种土制书写材料向纸的转变。
蔡伦墓
位于陕西省洋县龙亭铺街南约200米处。
9.邓太后临朝摄政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和帝刘肇正当盛年却突然染疾身亡，留下二子，长子身患痼疾，次子则出生百余日，都是宫人所生。年仅二十五岁的皇后邓绥为保汉家王朝不得不走出帷幕。那时，首要的问题是选立嗣皇。邓绥反复考虑，认为皇长子刘胜虽年已八岁，但身体不健全，不宜继承皇位；皇幼子刘隆虽然年幼，但总会长大，并且皇子越小越容易控制。于是她没有采纳有些大臣主张立刘胜的建议，坚决地将刘隆立为太子，随后即皇帝位。邓氏被尊为皇太后，改年号为延平。
（1） 皇后邓绥
邓绥是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生于汉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为功臣显宦之后。她的祖父邓禹是汉光武帝时的名将，他最先鼓动刘秀“立高祖之业”，并随刘秀出生入死打天下。刘秀的儿子汉明帝刘庄登基后，为了表彰和纪念中兴汉室的功臣，将二十八名有杰出贡献者的画像陈列于南宫云台中，历史上称为“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位居二十八将之首。他官至太傅，被封高密侯。邓绥的父亲邓训是邓禹的第六个儿子，他不喜文学，而好理政牧民，明帝初，官居郎中，元和年间，升护羌校尉。邓绥的母亲阴氏，是光武帝刘秀的皇后阴丽华的亲侄女。邓绥共有兄弟五人，分别为邓骘、邓京、邓悝、邓弘、邓阊。她排行老三，是家里仅有的女孩，所以家人对她十分宠爱。邓绥从小聪明惠淑，善解人意，年迈的祖母对她最为喜爱。在她年少的时候，有一次，祖母为她修剪头发，却因年老眼花，无意中用剪刀划破了她的前额，邓绥强忍疼痛，不发一言。左右仆妇、婢女见她额上有血，难免惊讶询问，她却说：“不是我不知道疼痛，实在是由于太夫人对我爱怜有加，我要是呼疼，只会伤了老人的好意，所以只好忍住。”小小年纪已能如此为人设身处地着想，十分不易。
邓训为官清廉，持家甚严，诸子都严加训导，课读诗书。邓绥也深受影响，她和一般女孩不同，并不喜欢女红，却志在典籍，六岁便能读史、作篆书，十二岁通《诗经》、《论语》。每次兄长们诵经读传时，她往往在旁边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母亲阴氏看到她那副专心的样子，便开玩笑地说：“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学针黹，却一心读书，难道还想当女博士不成？”邓绥明白母亲劝诫的苦心，便白天学做女红，晚上点着灯读书。家人见她这么勤奋用功，都戏称她为“诸生”。父亲邓训见女儿这么知书达理，对她也另眼相看，不论大小事务，常常要问邓绥的意见。
当年，邓禹曾对人说：“我统率百万兵众，但没有错杀一人，后世肯定有子孙兴起。”邓绥的叔父邓陔说：“我曾经听说过，救活一千人的，子孙就会受到封赏。我的兄长邓训当谒者时，奉命修石臼河，每年救活好几千人。我们应该信赖天道，我家一定蒙福。”到了后来，邓绥被选入后宫，做了贵人。她谨慎谦恭，举止得体，合乎法度，伺候阴皇后或同别的嫔妃相处时，时时克制自己，居人之下。即使是对宫人和奴仆，也都给予恩惠和帮助，和帝对她非常赞赏。邓绥曾经染病，和帝专门让她的母亲和兄弟不限制天数，入宫照料医药。邓绥推辞说：“皇宫是最重要的禁地，却让外戚在内久住，对上会给陛下引来宠幸私亲的讥讽，对下将让我受到不知满足的非议，上下都要受到损害，我实在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和帝说：“人们把亲属多次进宫视为荣耀，你为什么要为这个而担心呢？”每到宴会，嫔妃们都争相修饰自己，只有邓贵人喜欢朴实无华。若她的衣服如有和阴皇后一样颜色的，她就立即脱下换掉。若是和阴皇后一同进见，她不敢正坐或并立，走路时微躬上身，以此来表示自己身份卑微。一旦和帝有所询问，她总是退让在后，不敢先于阴皇后回答。阴皇后身材不高，举止常常有不合礼仪的地方，左右随从之人掩口偷笑，可邓贵人忧而不乐，替阴皇后隐瞒遮掩，犹如自己做错了事一般。和帝明白邓贵人的苦心和委屈，感叹道：“修养德性的辛劳，竟然达到这种样子！”后来，阴皇后不再得宠，邓贵人就借病推辞和帝的召见。当时和帝连续失去皇子，邓贵人担心后嗣不多，多次挑选才人进献，来赢得和帝的欢心。阴皇后见邓贵人德望渐高，十分嫉妒。和帝曾经卧病，情况十分危险，阴皇后暗中说：“我如果能够得意，就不让邓家再留下活口！”邓贵人听到这些话，流泪说道：“我真心真意地侍奉皇后，却得不到她的护佑。我今天应该跟随皇上去死，上报皇上的大恩，中解家族的灾祸，下不让阴氏如吕太后那样有‘人彘’的讥讽。”说完，就要服毒自杀。有个叫赵玉的宫人坚决阻拦她，就谎称：“刚才有差人来，皇上的病已经好了。”邓贵人这才作罢。第二天，和帝真的病愈。等到阴皇后被罢黜，邓贵人为她求情，没有成功。和帝欲将邓贵人立为皇后，但邓贵人却更加谦恭，她以病重为由，闭门深居。
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和帝下诏，立邓贵人为皇后。邓贵人一再推辞不果，没有办法只好即位为皇后。她下达诏命：各郡、各封国全部停止进贡物品，每年四季只需进献纸墨而已。每次和帝想封邓氏家族官爵时，邓皇后总是苦苦劝阻、谦让。因此，在和帝生前，她的哥哥邓骘的官职没有超过虎贲中郎将。
（2） 赢得民心
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冬季，和帝驾崩于章德前殿。当初，和帝的儿子连续夭亡，前后达十余人，因而将后出生的皇子暗中送到民间养育，群臣没有人知道。直到和帝驾崩，邓皇后才从民间将皇子接回宫中。长子刘胜，一直身患顽疾；幼子刘隆，出生才一百多天。邓皇后将刘隆立为皇太子。当夜，刘隆登基。邓皇后被尊称为皇太后，临朝总理朝政。当时经历大丧，法律、禁令还不完备，宫中失落一箱大珠。邓太后考虑，如果要审问，一定会牵累无罪受冤的人。所以她亲自查看宫人，审查涉嫌者的面容神色，盗珠人立刻自首认罪。和帝的一个宠幸者叫吉成，侍从们都诬陷他使用巫蛊害人。吉成被交付掖庭进行审讯，供词、证据都很确凿。可是邓太后认为吉成是和帝身边的人，对她有恩，平时不讲自己的坏话，如今受到这样的对待，不合常理。所以她亲自下令召见吉成，重新核实，查出原来是被侍从们陷害，众人都赞叹佩服太后圣明。
邓太后独掌朝纲后，首先将和帝朝元老太尉张禹进为太傅，司徒徐防进为太尉，光禄勋梁鲔擢为司徒，获取了朝廷重臣的拥护；又以皇帝幼弱，留张禹在宫中，以备不时顾问。考虑到自己年轻，不方便经常接见大臣，将胞兄邓骘擢为车骑将军，礼仪与三公一样，让他出入宫禁，沟通内外。然后，将和帝厚葬于顺陵，安排其妃妾侍封园寝，遣送诸王就国。大赦天下，减免贡赋，以安定民心。
洛阳令广汉人王涣，为人刚正不阿，办事公平，能够洞察暗藏的奸邪并给予惩治。从表面看，他施政苛猛，但内心却十分仁慈。人们对他的判决都心悦诚服，整个京城都认为他有神明帮助。王涣在任上故去，所有百姓都叹息流泪。王涣的灵柩向西运回家乡，经过弘农时，当地百姓在路旁设下案几摆上盅盘，进行祭祀。官吏问其原因，他们都说：“我们以往运米到洛阳，在官吏和士卒的掠夺之下，总有一半要损失掉。但王君到任以后，我们就不再遭受侵害和冤屈了，所以前来报恩。”洛阳人民立祠庙和作诗来纪念王涣。每到祭祀的时候，就奏乐歌唱这些诗篇。邓太后下诏说：“没有忠良的官吏，国家不能得到治理。朝廷非常迫切地寻求这种官吏，可是却很少得到。现将王涣的儿子王石任命为郎中，以鼓励那些任职劳苦而辛勤的官吏。”
邓氏处置从容，举措得当，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崭露头角。
因为皇帝是个还在襁褓之中的婴孩，邓太后想让重要的大臣住在宫内，于是下诏，命张禹在宫中居住，每五天回家一次。一到朝见，就专门为他唱名，让他单独就座，不与三公同席。
汉殇帝延平元年（公元106年），清河王刘庆、河间王刘开、济北王刘寿、常山王刘章前去封国就位。刘庆受到邓太后特别优待，得到其他亲王所没有的礼遇。刘庆的儿子刘祜年仅十三岁，由于皇帝年幼弱小，担心以后发生不测，邓太后就把刘祜和他的嫡母耿姬留下，居住在清河国设在京城的官邸。
当年夏季，有三十七个郡和封国遭受大雨之灾。邓太后颁下旨意，减少太官、导官、尚方、内署的各种御用衣服车马和珍馐美食，以及各种奢靡富丽精巧难成的物品。只有在供奉皇陵祠庙之时，才能对稻谷粱米进行加工精选，每日早晚只吃一次肉食。往日太官、汤官每年花费将近二万万钱，到这时只有数千万钱。并将各郡、各封国的贡物，全削减一半以上。上林苑的猎鹰、猎犬全部被卖掉。各地离宫别馆所储备的存米、干粮、薪柴、木炭，也全部下令减少。
随后，又下诏将掖庭部分宫人遣散，而且罚入掖庭当奴婢的皇族成员一律免除罪行，让他们成为平民。
延平元年（公元106年）八月，汉殇帝驾崩。皇帝入殓以后，灵柩在崇德前殿停放。邓太后与其兄车骑将军邓骘、虎卉中郎将邓悝等人在宫中共商大计，寻找皇位继承人。当天夜里，由邓骘持符节，把清河王的儿子刘祜用青盖车接来，在殿中斋戒。皇太后登上崇德殿，文武百官全部穿上吉服陪同出席。十三岁的刘祜被引导上殿，皇太后封其为长安侯。然后下诏书，立刘祜为和帝的子嗣。接着又起草了册立皇帝的诏命。有关官员宣读完诏令，太尉将皇帝的御玺献上，刘祜就正式即位，是为汉安帝，邓太后依然临朝摄政。
邓太后给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下旨：“每当翻阅前代史事，看到皇后家族和其宾客仗势横行，使得奉公而不徇私情的官员陷于混乱，让百姓遭受痛苦，这都是执法不严，没有立刻施行惩罚造成的。现在尽管车骑将军邓骘等怀有恭敬顺从的心意，但家族庞大，亲戚众多，宾客非常奸猾，对国家的法律禁令常有违犯。现命令要公开地对邓氏家族的不法行为予以检点约束，不允许包庇袒护。”在这以后，邓氏家族亲属犯罪，官员都按律察办。
尚书郎、南阳人樊准鉴于儒家学风日益衰颓，上书说：“我听说，君主必须学习。光武皇帝领受天命，中兴汉朝，东征西讨，顾不得安居休息。可是他仍然放下武器，宣讲儒家学问；停鞍歇马，讨论圣人之道。孝明皇帝每天非常繁忙，事事躬亲，但是却爱好古籍，留心儒家经典，每当行过飨射礼——在学校举办宴会和射箭比赛之后，都坐在正位上，亲自讲解经书，儒生们则一起恭听，全场一片欢愉的气氛。他还将众多著名的儒家学者召集在朝廷，每到宴会就亲切地和他们一道讨论疑难，研究治国和教化之道。《孝经》人人通晓，即便是期门、羽林的武士军官。儒学的影响被圣明的君王扩展到野蛮荒凉之地。因此，只要人们称颂盛世的时候，都提到明帝永平年代。今日学者越来越少，京城以外的地方更为严重。博士把坐席扔在一边不再讲学，儒生争相追求华而不实的理论，忘掉了正直忠诚的原则，只知道谄媚阿谀的言词。我以为应该发布诏书，明告天下，广泛寻访隐居的学者，提拔渊博的儒士，等到以后圣上上学的时候，做他讲解经书的老师。”邓太后采纳樊准的意见，下诏说：“三公、九卿和中二千石官员，要各自推举隐士、大儒；被举荐者一定要具有高尚的德行，以劝导晚生后进；再从中精选博士，这样一定能够得到恰当的人选做皇帝的老师。
（3） 分封外戚
看到前朝外戚窦氏专权势盛，最后被诛杀的教训，邓绥皇太后尽量在任用官员上做到公正不偏，甚至有时刻意贬抑外家。可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政治环境中，一个女人要统治天下实在有太多不便，所以，只有依靠娘家人为左右臂膀，这样，邓氏兄弟不可避免地要干涉朝政。到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邓骘官拜车骑将军，邓悝升城门校尉，邓弘为虎贲中郎将，邓阊为郎中，后邓太后又加封邓骘为上蔡侯、邓悝为叶侯、邓弘为西平侯、邓阊为西华侯，食邑各万石。长兄邓骘定策迎安帝有功，加邑三千户，邓骘坚决推辞没有领受。此外，邓氏又把生母阴氏封为新野君，以万户供汤邑。在这之后，邓氏累世宠贵，将族中很多人加官进爵，二十九人封侯，二人封公，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至于侍中、将、大夫、郎、谒者更是无法计数。
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十二月，为防备羌军进攻，诏书命令车骑将军邓骘和征西校尉任尚统帅屯骑、步兵、长水、越骑、射声五营兵及各郡郡兵共五万人，进驻汉阳。
永初二年（公元108年）春季，正月，邓骘到达汉阳。各郡郡兵却未能到达，邓骘军被钟羌部落数千人在冀县以西打败，一千余人被杀。当时梁刚从西域归国，在敦煌郡收到诏书，令其担任各部队的后援。梁军抵达张掖，将羌军各部队一万余人击败，仅有十分之二三的人逃脱。
冬季，邓骘派遣任尚及从事中郎、河内人司马钧带领各郡郡兵，同滇零率领的数万羌军在平襄大战。任尚军被羌军大败，战死八千余人。羌军自此实力大增，气焰更盛，不受朝廷的控制。湟中地区各县的谷价每石达一万钱，死亡的百姓多得不可计数，可是粮食运输十分困难。原左校令河南人庞参因为先前被控犯法而在若卢监狱做苦工，他的儿子庞俊上书说：“现在，西部地区的难民流离失所，可是徭役征发依然不休，水灾不断，地力无法恢复，又加上大军出征，戍守远方使百姓十分疲劳，大量消耗了农业劳动力，百姓资财也因征发而枯竭。田地得不到开垦，庄稼得不到收割，人们急得无计可施。即使到了明年秋天，也不再有希望，百姓已经无法承受负担。我以为，将粮从万里之外运到遥远的羌人地区，还不如集合部队休养生息，等候敌人衰败。车骑将军邓骘应该暂时整军回师，而让征西校尉任尚留下负责将凉州的士人和平民迁移到三辅地区。只有停止征发徭役，免除繁重的赋税，才能不误百姓发展生产，有利于恢复他们的资财。这样做是为了养精蓄锐，等到敌人开始懈怠，我们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么定能够为边疆百姓报仇，雪洗往昔失败的耻辱了。”奏书呈上，恰逢樊准正上书推荐庞参，邓太后于是召见庞参，把他由刑徒晋升为谒者，命令他西上三辅，监督驻守在该地区的各部队。十一月二十九日，邓太后下旨，令邓骘回师，留下任尚驻扎汉阳，掌管各军的调度。邓太后遣使迎接邓骘，将他任命为大将军。邓骘到达洛阳以后，大鸿胪又奉邓太后之命亲自出迎，中常侍前往郊外劳军，亲王、公主以下的群臣则等候于路旁。邓骘所得的这些恩宠和荣耀显赫异常，京城内外为之震动。
邓骘作为大将军，推举了不少贤能人才。他举荐何熙、李等进入朝廷为官，还延聘弘农人杨震、巴郡洗人陈禅等做自己的幕僚，得到天下人的赞扬。自小孤弱贫困而好学的杨震，精通欧阳氏解释的《尚书》，同时知识渊博，博览群书，被儒家学者们称为“关西孔子”。他教生授徒二十多年，州郡官府的延聘征召都不接受。人们认为杨震已经年迈，步入仕途已晚，但他的志向却越来越坚定。邓骘听闻杨震的名声以后，将他请来聘为自己的幕僚。那时，杨震已经五十多岁，连续出任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在前往东莱郡的路上，经过昌邑，昌邑县令是他先前所举荐的荆州茂才王密。夜里，王密拿着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说：“故人了解你，你却不了解故人，这是为什么？”王密说：“黑夜之中，没人知晓。”杨震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有人知道！”听罢，王密惭愧地出门走了。杨震后转任涿郡太守。他清廉公正，子孙时常以蔬菜为食，徒步出行。有的故旧亲友劝杨震为子孙置办产业，可是杨震不肯，他说：“让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这笔遗产难道不丰厚吗？”
谒者庞参向邓骘提议：“将边疆各郡因为贫困无法生存的人民迁移到三辅居住。”邓骘采纳庞参的建议，准备放弃凉州，集中全力应付北方的边患。所以他召集公卿商量道：“这就如同是破衣服，牺牲其中的一件去补另一件，还可以得到一件整衣，要不然两件全都没法保全。”郎中陈国人虞诩对太尉张禹说：“大将军邓骘的计策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理由有三点：先帝开拓疆土，历尽艰辛，才取得了这块土地，可是如今却因害怕消耗一点经费，就把它统统丢弃，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失去凉州以后，要将三辅作为边塞，皇家祖陵墓园便没有了屏障而暴露在外，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常言道：‘函谷关以西出将，函谷关以东出相。’猛士和武将，大多出在凉州，当地民风粗犷勇武，习惯从军作战。当下羌人、胡人所以不敢攻取三辅，不敢在我汉朝关键的地区作乱，就是因为凉州在他们的背后。而凉州的百姓之所以手拿武器，冒着流矢飞石奋勇杀敌，父亲死在前面，儿子接着作战，而没有反顾之心，就是因为他们臣属于汉朝。现在将凉州抛开不顾，而百姓安于乡土而不肯迁徙，他们一定会引颈哀叹：‘我们被朝廷丢给了夷狄！’即使是忠义善良之人，也会产生怨恨。如果突然有人起事，乘着天下饥馑和国力虚弱的机会会聚群雄，按照才能推选领袖，以氐人、羌人为前锋，席卷东来，就算是用古代勇士孟贲和夏育当士兵，姜太公做大将，恐怕依然无法抵御。要真是那样，那么函谷关以西，历代帝陵和旧都长安就不再属于汉朝，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倡议者用补破衣来比喻，以为还能够保存一件，但是我害怕局势好像恶疮，不停侵蚀溃烂却没有止境！”张禹说：“我忽视了这些，如果没有你这番话，就要坏了国家大事！”所以虞诩向张禹建议：“招揽网罗凉州当地的英雄豪杰，将州郡长官的子弟征召到朝廷来，让中央各官府分别选用一些人，表面上好像是奖励，是回报他们父兄的功绩，而实际上是将他们控制起来，作为人质，防止叛变。”张禹对他的建议赞赏有加，重新召集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进行商讨。众人一致赞同虞诩的意见。于是征辟凉州地区有影响和有势力的人士到四府担任属官，并把当地刺史、太守和其他州郡高级官员的子弟任命为郎，进行安抚。
邓骘因为放弃凉州的计划没有被采用，从此对虞诩心怀嫉恨，试图用吏法进行陷害。恰好朝歌县叛匪宁季率数千人造反，杀死官吏，聚众作乱数年，州郡官府无法将其镇压。于是邓骘便任命虞诩为朝歌县长。虞诩的故人旧友都为他担心，虞诩却笑着说：“做事不避艰难，这是臣子的职责。没有遇到盘根错节是不能分辨刀斧是否锋利的，这正是我建功立业的时机！”他一到任，就去拜谒河内太守马棱。马棱说：“你是一位儒家学者，应该在朝廷担当谋士，现在却来了朝歌，我非常为你担心！”虞诩说：“朝歌的这帮叛匪，只是如同狗群羊群那样聚在一起，来寻求温饱罢了，请你不要忧虑！”马棱问：“为什么这样说？”虞诩说：“朝歌位于古代韩国与魏国的交界处，背依太行山，面临黄河，离敖仓不超过百里，而青州、冀州逃亡的难民难以计数，但是叛匪却不知道打开敖仓，以粮食招揽民众，抢劫武库中的兵器，据守成皋，砍断天下的右臂，所以对他们我们不用担心。如今叛徒的势力正在上升，我们以武力难于取胜，但兵不厌诈，请准许我放开手脚去对付他们。”等到上任以后，虞诩定了三个等级，用来召募勇士，让掾史及以下官员各自就所知道的情况进行推荐：上等的是行凶抢劫的；中等的是打架伤人、偷盗财物的；下等的是不经营家业、不从事生产的。总共收罗了一百多人。虞诩设宴招待他们，并赦免其全部罪行，又命令这些人混入匪帮，引诱叛匪进行抢劫，而官府则设下伏兵等待，这样杀死叛匪数百人。虞诩还悄悄派遣会缝纫的贫民给叛匪制作服装。这些人用彩线缝制裙衣，叛匪穿上以后，刚在集市街巷露面，就让官吏捕获。叛匪都说有神灵在帮助官府，因此非常害怕，四散逃离。这样朝歌县境内全部平定。
邓太后的母亲新野君生病，邓太后前往新野君府省亲，连续住了好几天。三公上表坚决反对这种行为，邓太后这才回宫。十月，新野君去世。邓太后派司空负责治丧，按东海恭王刘强的标准。邓骘兄弟请求辞去官职为母亲守孝，邓太后准备拒绝，询问曹大家（即班昭）的看法。曹大家上书说：“我听说，谦让是最大的美德。如今四位舅父坚持忠孝原则，自愿辞去高位，可是陛下却由于边境战乱不休，不肯答应。但是，如果将来有人对今日的做法提出细微的指责，我担心那谦让的美名就再也得不到了。”邓太后这才答应了邓骘等人的要求。服丧期满以后，邓太后下旨命令邓骘回来辅佐朝政，并再次授予以前曾准备加封的爵位。邓骘等再三叩头推辞，邓太后这才作罢。于是邓氏兄弟全都被赐予“奉朝请”的名义，他们的地位比三公低，但比特进和侯要高，碰到国家大事，就前去朝堂，与三公九卿一起商议。
（4） 任用贤臣
怀县县令虞诩向任尚提议：“按照兵法，弱的不去进攻强的，走的不去追赶飞的，这是自然之理。如今羌兵全都骑马，像急风骤雨，离弦飞箭，每天能够行数百里，如果我军用步兵追赶，一定是追不上的。这就是我们虽集中兵力二十余万却没有战功的原因。我建议你应该让各郡郡兵复员，令他们每人出数千钱，二十人合买一匹马，这样就能够用一万骑兵去尾追截击数千敌寇，羌人自然无路可逃。这样既方便了人民，也有利于战事，便可以建立大功了！”于是任尚按照虞诩的建议上书，经朝廷批准后，任尚的轻骑兵在丁奚城击败了杜季贡。
邓太后听闻虞诩有将帅之才，任命他为武都郡太守。数千羌军在陈仓崤谷拦截虞诩。虞诩得报后，立刻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宣称：“我已经上书请求援兵，待援兵到达后，再动身出发。”羌军闻讯分头前往邻县抢劫。虞诩乘羌军兵力分散的机会，夜以继日，前进了一百余里。他让官兵每人各做两个灶，以后每日增加一倍。这样羌军不敢逼近。有人问虞诩：“从前孙膑使用过减灶的计策，而你却增加灶的数量；兵法说每日行军不超过三十里，以保持体力，防备不测，但你现在却每天行军接近二百里，这是什么缘故？”虞诩说：“敌强我弱，走慢了容易被追上，走快了对方就无法得知我军的实情。敌军发现我军的灶数越来越多，肯定以为郡兵已来接应。我军人数多，行动又快，敌军一定不敢追赶。孙膑故意向敌人示弱，我如今有心向敌人示强，这是因为各自的情况不同。”虞诩抵达郡府以后，兵力不到三千，而羌军有一万余人，围攻赤亭达几十日。虞诩于是命令部队，禁止使用强弩，只许悄悄使用小弩。羌人误认为汉军弓弩力量弱小，射不到自己，于是集中兵力猛烈进攻。这时虞诩命令每二十只强弩集中射一个敌人，射无不中。羌军十分惊恐，纷纷退下。虞诩乘机出城追击，杀伤敌人无数。第二天，他集合所有士兵，让他们先从东门出城，再由北门入城，然后变换服装，往复多次。羌人以为城中有许多汉军，于是更加惶恐不安。虞诩估计羌军即将撤走，便暗中派遣五百余人埋伏在河道浅水处，守住羌军的逃路。羌军果然全军撤退，汉军乘机突袭，杀敌擒虏不计其数。羌军大败，从此元气大伤。此后虞诩勘察地形，建立营堡一百八十处，并将流亡的百姓招回，救济贫民，打通水路运输。虞诩刚上任时，谷价每石一千钱，盐价每石八千钱，只存户口一万三千户；然而在任三年之后，米价每石八十钱，盐价每石四百钱，居民迅速增加到四万多户。家家丰裕，人人富足，一郡平安。
汉安帝即位后，前虎贲中郎将邓弘去世。邓弘生前朴素节俭，致力于研究欧阳氏解释的《尚书》，曾在宫中教授安帝。相关部门提议追封邓弘为骠骑将军，位居特进，并封为西平侯。邓太后念及邓弘平生的志向，没有加赠官爵和衣服，只赐钱一千万，布一万匹。邓弘的哥哥邓骘等人坚决辞让，不肯领受。太后下旨，封邓弘的儿子邓广德为西平侯。下葬之前，相关部门再次奏请，征调北军五营的轻车骑士护灵，礼仪依据西汉霍光的旧例。邓太后一律拒绝，只让使用白盖丧车，派两名骑士护卫，由邓弘的学生们徒步送葬。在这之后，因为邓弘曾担任过安帝的师傅，地位重要，就分割西平国的封土，封邓广德的弟弟邓甫德为都乡侯。
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邓太后召集和帝的弟弟、济北王刘寿和河间王刘开五岁以上的子女，共计四十余人，以及邓氏家族的近亲子孙三十余人，为他们建立官舍，讲授儒家经书，并由邓太后亲自监督考试。她下达诏命给堂兄、河南尹邓豹和越骑校尉邓康等人说：“身处于末世的皇亲国戚和官宦人家，吃美食、穿暖衣、驱良马、乘坚车，但是对待学术，就如同面向墙壁而眼中什么都看不见，不懂得善恶得失，这就是灾祸与败亡的起因。”
永宁元年（公元120年），邓太后的堂弟、越骑校尉邓康多次上书邓太后，认为邓太后执掌政权已有很久，邓氏家族拥有太大权力，应该抬高朝廷的威望，主动削减外戚的私权，言辞非常恳切。邓太后一直没有采纳。所以邓康以生病为由，不去朝见。邓太后派内宫侍者前去探访。这位侍者以前做过邓康家的婢女，却自称是“中大人”，邓康听到之后，辱骂这位侍者。侍者心中记恨，回宫后，就回禀说邓康装病，还口出狂言。邓太后勃然大怒，把邓康免官，遣回封国，将他的族籍取消。
邓太后虽然独揽大权，但总体来看，她颇能勤政爱民，没有做过失德的荒唐之事，她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是维护刘家汉室的根本利益，对待手足兄弟，并没有随意封赏他们或纵容其犯法。相对于其他临朝太后，她对外家约束是非常严厉的，故而邓氏子弟不敢胡作非为。邓太后的做法，应当说是很明智的，这也是她得到多数大臣拥护的重要原因。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太后因病去世。在东汉刘氏政权动摇的情况下，邓太后临朝听政起到了支撑汉室、安定民心的积极作用。
第三章 东汉衰朽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东汉政治日益腐朽。
汉和帝执政时期，外戚窦氏专权，等年仅27岁的和帝病逝后，邓太后及其兄邓骘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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