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这些沉重的铸铁管子能支撑住它们自己，更不用说让火车过河了。”
然而，事实胜于一切，这座铁桥至今依然在那发挥着它的作用，完全可以承受繁重的交通。我们原本希望这第一项工程可以大赚一笔，可是由于通货膨胀在工程完结之前便已发生，我们的利润差不多都没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埃德加?汤姆森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同意另外支付一笔酬金，以使我们免于亏损，这足见他的公道。他说，在签合同的时候，双方都没有预料到这一情况。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谈判代表埃德加?汤姆森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人，他一直认为，法律的精神要高于文字。
有了林维尔、帕伯和希福勒，我们便有了当时最佳的人才组合：林维尔是工程师，帕伯精力充沛，是个活跃的技工，而希福勒自信而稳重。帕伯上校是个杰出的人，汤姆逊总裁曾经说，如果有一座桥烧坏了，他宁愿让帕伯一个人去修，而不是一个工程队或军团。帕伯最大的嗜好就是马（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当我们业务方面争论得太激烈，上校便有了要发脾气的征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题引向马，他便把所有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开始沉醉于马的话题。在他工作过于劳累的时候，我们想让他休息，给他放个假。就派他到肯塔基州去挑一两匹马，给我们之中需要的人，他是我们唯一肯信任的相马人选。然而，他对马的痴狂有时候也会给他带来麻烦。有一天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半边脸满是污泥，衣服扯破了，帽子也弄丢了，但手上依然执着马鞭。他解释说，他努力想去驾驭一匹肯塔基的未被人骑过的小马，可是有一条缰绳断了，他控制不了方向。
他是一个卓越的人，我们都亲切地叫它“管子”（pipe）。如果他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那么他会永远支持并且跟随他。后来，我去了纽约。他便把对我的感情转移到我的弟弟汤姆身上，可他总是叫他托马斯。因为我得到了他的支持，弟弟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高了起来，他同样地很尊敬汤姆，凡是出自汤姆之口的，他都当作是法律和福音。他总是极度地嫉妒我们其他的公司，因为他与之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比如供给吉斯通公司生铁的冶炼炉。关于质量、价格等类似的问题上，上校和冶炼炉管理者之间总起争执。但他从没有向我弟弟抱怨过，说他在生铁供应方面的谈判有不当之处。价格是净利润，但契约一旦达成，便不再有关于“净利润”的人和评论了，他只是想知道，“净利润”这个词是什么含意。
“嗯，上校，”我弟弟说，“这就是说，不能够再增加任何东西了。”
“很好，托马斯。”上校这样说，显得非常满足。
有人设置许多障碍以阻挡事情的发展，“没什么可以扣除”将会导致争执。
有一天他被布莱德斯瑞特的一本关于商业排名的书所激怒。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书，因而很自然地，他很想知道外界对自己公司的评估到底怎样。可是他读到，吉斯通桥梁公司的评价是"BC”，其含义是“信誉很差”（BadCredit）。这时候，很难有人阻止他去见律师，要求投诉出版商。然而，当汤姆向他解释说，吉斯通公司之所以会冠以"BC”，那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借贷款，这时候他才平静下来。借贷当然不是上校的爱好。有一次，当我正要去欧洲，而当时很多公司资金短缺，我们周围有几家已经因为难以为继而倒闭了。这时他对我说：
“当你不在的时候，如果我不签署任何的单据，县治安官就不能从我们这得到任何东西，是吗？”
“没错，”我说，“他不能够。”
“那好，我们在这等你回来。”
说到帕伯上校，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是我们在从事造桥的日子里结识的。他就是圣路易斯州的伊兹船长。他是一个天才，但没读多少书，不能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指导自己的那些古怪的呆板的想法。看起来，他总想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来做每一件事情。尽管时机并不成熟，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他还是喜欢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当他关于圣路易桥的计划提交给我们之后，我把它交给了林维尔先生——全美最通此道的人之一。他跑来找我，十分担心地说：
“如果照这个方案来建这座桥，它根本就站不起来，它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
“噢，”我说，“伊兹船长要来，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委婉地把这一点指出来，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案，别让他走弯路，还有不要跟任何其他人提起。”
林维尔做得很成功，在建桥过程中，可怜的帕伯不能够满足船长的一些特殊需求，起初，他还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业务，因而他对伊兹船长也极为客气，他甚至开始都不叫他伊兹船长，而称他伊兹长官。打招呼的时候也热情地说，“您好。！”“很高兴见到您。”可不久之后，事情变得有些复杂起来。问候也不似先前那么热忱，但仍然是“早上好，伊兹船长。”慢慢地，友好程度一路下降，直到我们惊讶得听到帕伯称他为伊兹先生。在桥梁快完工的时候，“长官”已经降格而为“吉姆?伊兹”。不过说实话，在这项工程开始很久以前，在“Jim”之前还要加上一个大”D”。毫无疑问，伊兹船长是一个有才能、有魅力、有趣味的人，但如果不利用科学技术和别人的实践经验，他就无法在密西西比河上架起一座跨度达500英尺的大桥。
在工程完工之后，我还和上校在圣路易呆了几天，以防在我们收到全部工程款之前，有其他人占有使用这座桥。上校把桥两端的木板抽走，并制定了一个警卫轮班的计划。那时候，他十分想家，迫切地想回到匹兹堡去。他决定搭夜班车走，这弄得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才让把他留下来，这时候，我想起了他的那个弱点。我告诉他说，我特别想给我妹妹弄两匹马，把两匹共轭的马送给她做礼物，我听说圣路易是著名的好马产地，不知道他是否见过一些出色的马匹？
这一诱饵立刻发挥了效用，鱼上钩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及对他见过的马，和几个他去过的马场。我问他能够可以躲在这里呆几天，以替我挑马？我知道得很清楚，他肯定要认真观察，并且试驾多次才能决定，这样他就会忙碌起来。事情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发展。他买到了一对极好的马匹，可是随即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这些马运会匹兹堡去呢？用火车他不放心，而好几天也没有合适的船只。显然是神在有意地眷顾我，世上没有什么事能让他在那两匹马儿平安运走之前就独立坐火车离开。我们掌握着大桥，帕伯成了一个乐不起的“贺雷修斯”。他是我喜欢的人中间最好的一个，也是最可贵的合作伙伴。他做了这么多，是应该得到丰厚回报的。
对我来说，吉斯通桥梁公司总是满意的泉源。几乎美国所有修建铁桥的公司都失败了。他们所建设的许多铁桥倒塌了，因此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灾难。有些桥梁在强风的压力下，被吹垮了。但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吉斯通桥梁上面，尽管我们有些桥梁也建立在风势并不和缓的地区，这绝不只是出于运气。我们使用最好的建材，从不偷工减料。开始的时候，我们使用自己的铁，后来又用自己的钢材。对于结构的安全性，我们对自己的检测最为严格。如果有人要我们建造那种不够坚固的或者说设计不太科学的桥梁，我们会毅然拒绝。只有那些值得为之盖上“吉斯通”印记的工程，我们才会准备与之签署协议（美国还有几个州没有我们的桥梁）。我们为我们所建造的桥感到骄傲，就像卡莱尔对他父亲建的那座桥感到骄傲一样。这位伟大的儿子说得很对：“这是一座城市的桥。”
这条原则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在你的工作得到认可之前，几年的艰苦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此后，便可一帆风顺。不应该拒绝和抵制那些质量检测员，相反，他们应该得到所有公司的欢迎。高标准是很容易保持的。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公司企业不是通过出色诚实的工作而取得显著成功的。即便是在今天这样竞争激烈的日子里，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价格问题，事实上，探究商业取得成功的根源，质量依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对质量的关注，公司里的每一个人，从最高层的总裁到最卑下的体力劳动工人，都不应该忽视。同样地，车间的卫生、良好的工场工具和周围的环境，事实上都要比我们通常假设的要重要。
我很高兴听到一句评论，那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说的。有一次匹兹堡举行了一次会议，他是几百名代表中的一员，他参观了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看了我们的产品，然后，他对我们的经理说：
“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属于同一个人的。”
他的食指直接指向了我获得成功的秘密之一。它们确实是属于某一个人。一位很重要的制作业主曾经无比骄傲地跟我说过，当地一位质量检测员刚在他们工厂露面就被他们的工人赶跑了，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质检员来过。这听起来像是洋洋得意的贺词，可我暗暗地对自己说：“这家公司肯定在竞争中站不住脚，当严峻时刻来临时的时候，他将面临失败。”后来的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一家企业得以发展的可靠基础是质量，成本远远不如它重要。
有好几年，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吉斯通桥梁公司的日常事务上。当需要签署重要的协议时，我都会亲自参与谈判、竞标。1868年，我和工程师沃尔特?凯特一起去爱荷华州的迪比克，为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一座铁路桥竞标，当时河面被封冻住了，我们坐着四匹马拉的雪橇过了河。
这一趟证明了成功源于细节的绝对正确性。那一次，我们并不是出价最高的竞标者，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芝加哥的一家桥梁建设公司，当时招标董事会已经决定要和他们签署协议。我四处找机会，并和几位董事谈了谈。发现他们对铸铁和熟铁的区别一无所知。我们总是用熟铁来建造桥梁上的横木，而我们的竞争对手用的却是铸铁。我们就在这一点上做文章，我描绘出轮船撞到不同材料时候的情形，如果横木是熟铁，发生碰撞时，它最多只会弯曲。而如果是铸铁的话，横木会断裂，然后导致整座大桥的倒塌。幸运的是，其中的一位董事，著名的佩里?史密斯，进一步强化了我的论点的说服力。他对董事会陈述，我所描述的情况千真万确。前一个晚上，他驾着马车在黑暗中撞到了街灯柱，恰好那柱子是用铸铁造成的，在这一撞击之下便断成了好几截。如果我认为佩里?史密斯的证明是出于神的帮助，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受到责备呢？
“啊，先生们，”我说，“这就是重点所在。多花一点点钱，你们就可以拥有一座用熟铁建造的大桥，能在任何轮船的冲击下屹立不倒。我们所建造的桥梁从来不以廉价取胜，但我们的桥从来不塌。”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招标方的总裁，伟大的参议员艾利森先生，问我能否让他们再商议一下。我回避了。很快，他们便把我叫了回去，提供给我合同书，但希望价格还能再低一点，不过是区区几千美元。我同意做出让步。那根铸铁灯柱被撞得恰逢其时，带给了我们一份利润最为丰厚的合同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赢得了在迪比克的信誉，胜过了任何其他的竞争对手。这次谈判为我和全美最优秀的、最可贵的公众人物艾利森先生之间长达一生的、坚不可破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这个故事的寓意其实很浅显：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份合同，那么需要你多与招标方接触。只有投标人在场，街灯的被撞或者其他不可知因素才有可能帮你赢得竞标。如果可能，请尽可能留在现场，直到你可以把合同揣在兜里带回家中。我们在迪比克就是这么做的，虽然对方提出我们可以先走一步，合同随后寄给我们再签字生效。我们还是选择了留下来，期待看到迪比克更多迷人的风光。
在建完施托伊本威尔大桥之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觉得有必要在帕克思保和惠灵两地建造桥梁横跨俄亥俄河，以防止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轮船的时代很快就成为了过去。由于与这几座桥梁的合同关系，我认识了加勒特先生。他当时把有要职，是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总裁，与他相结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我们非常渴望能获得这两座大桥及其所有引桥的工程项目，但是我发现加勒特先生非常果断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希望由他自己的工程队来承建引桥和跨度较窄的桥梁。他问我能否使用我们的专利技术，我回答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愿意如此合作，我感到无上荣幸。能得到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认可比10倍的专利使用费更有价值，他们可以使用我们所有的东西。
毫无疑问，这位铁路大资本家对我们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非常高兴，甚至出乎我的意料，他邀请我到他的私人房间里，非常直率地谈一些总体上的事务。尽管他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托马斯先生和司各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但他还是着重提到了和他们之间的争吵。我告诉他，在我来这里的途中，路过费城，见到了司各特先生，他还问我往哪儿去。
“我告诉他我是来拜访你，争取得到俄亥俄大桥的合同，司各特先生说我很少干傻事，但这次我肯定要失败。加勒特先生绝不会考虑把合同给我，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问我以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雇员，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关系密切。但是，我说，我们将要建造加勒特先生大桥。”
加勒特先生立即说，在拿公司利益做赌注的时候，他只会选择最好的。他的工程师已经写出报告，我们的方案是最好的，托马斯和司各特将会看到，他只有一条原则，那就是：公司利益至上。尽管他十分清楚我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人，但是他还是愿意把这份工程给我们。
谈判的结果还是不能让我满意，因为我们要做的全都是这项工程中最困难的部分——那些大跨度的桥面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富风险、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加勒特先生承包了我们方案中所有小跨幅的桥面和最有利润的工作。我大胆地向他质询，问他是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能在他建好砖石结构部分时就能让大桥开放通车，所以把大桥分了段。他承认他正是这样认为。我告诉他在这一点上，他无需有任何担心。
“加勒特先生，”我说，“我个人给你保证金，作为抵押，你认可吗？”
“当然。”他说。
“那好，”我回答说，“那现在就给我些压力吧，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愿意冒一次险。如果你给我整个的合同，以保证你的桥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建成通车，你需要多少保证金？当然，你的砖石结构也得在那时候完工。”
“哦，年轻人，我希望你支付十万美元。”
“没问题，”我说，“准备签约吧，把整个工程给我，我的公司不会让我损失掉十万块的，你应该了解。”
“没错，”他说，“我相信如果你押上了十万块，你的公司将会没日没夜地干，而我也可以按时地得到我的桥了。”
这个安排使我们得到了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庞大的合同。不用说，我永远都不会赔掉我的保证金。我的搭档们比加勒特先生更加了解这项工程的情况。俄亥俄河可不能视同儿戏，在他们完成任务很早之前，我们就从合同的责任中解脱出来，把大桥的上层建筑交给了银行，等待他们完成桥梁的下层建筑。
加勒特先生很为他的苏格兰血统感到自豪，我们之间还谈起过伯恩斯，我们结下了牢固的友情。后来他邀请我到他在乡间的别墅中做客。他是那种在乡村拥有豪华别墅的少数的美国绅士之一，有数百亩美丽的庄园、公园般的驾驶车道、一群训练有素的马匹、另外还有牛、羊、狗等动物。他的家被认为是英国贵族乡村生活的翻版。
后来他决心让他的铁路公司进入铁轨制造业，并且申请使用贝西默的专利权。这对我们是件大事，因为巴尔的摩和俄亥俄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我们自然急于阻止他们在坎伯兰建造轧轨钢厂。我认为，对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来说，这将是一项失败的规划，我敢肯定他们购买钢轨要比自己生产便宜得多，因为他们自己需要的量很小。我为此特意去拜访了加勒特先生，那时候他正在为外贸和轮船航线的发展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巴尔的摩便成为了一个港口城市。在侍者和员工的陪同下，他把我带到了他正要扩建的几个码头。当时，外贸货物正从轮船上卸下来，放进火车车厢里，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卡内基先生，你现在应该为我们巨大的商业系统而感到惊叹，并且也要理解为什么我们有必要生产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甚至是铁轨。我们不能依靠私人企业为我们提供任何主要物资，我们将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
“很好，”我说，“加勒特先生，这确实很庞大，然而事实上，你的‘巨大系统’并没有让我震惊，我读了贵公司去年的工作报告，发现你们为别人运输货物上的收入是14000万美元。我控制的公司从山上采掘原料，然后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去。与卡内基兄弟公司相比，你的才是真正的小公司。”
我的铁路学徒身份在那里显示出了优势。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巴尔迪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要和我们竞争的消息。加勒特先生和我之间的友谊也保持了终生，他甚至把自己饲养的苏格兰牧羊犬送给我做礼物。我曾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员这件事，被“我们之间那一滴苏格兰的血液”所淹没。
第十章
钢铁厂的回忆
吉斯通公司作为其他所有公司的母公司，我对它有一种独特的偏爱，但是在熟铁明显地显示出它对铸铁的优势之前，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为了保证同样的质量，也为了制造出当时买不到的特种型材，我们决定介入钢铁行业。我弟弟和我开始对托马斯?N?米勒、亨利?菲普斯和安德鲁?克罗门的小炼铁厂感兴趣。米勒和克罗门最先成立了这个炼铁厂，后来又把菲普斯拉了进来，在1861年11月借给他800美元以购进公司的六分之一股份。
在这里我必须说，米勒是我们钢铁行业的先锋，对他我们都心怀感激，至今（1911年7月20日），他依然健在，我们依然还能感受到他的诸多可爱之处。他是一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感珍贵的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开始变得温和。即便是面对着与其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的神学理论，他的勃然大怒也不那么让人感到惊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开始变得所谓贤明通达，也许这是好事。（1912年7月9日，读起这些，我为我的密友，亲爱的汤姆?米勒泪下了热泪，他已于去年冬天在匹兹堡去世。我和我的夫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自此以后，生活中总是少了什么东西，缺少了太多的东西：我早期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我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我可以随他而去吗？去哪里都可以。）
安德鲁?克鲁曼在阿尔勒格尼有一个小小的锻造厂。作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部门主任，我发现他这里生产的车轴是最好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技工，尽管那时候在匹兹堡海默默无名，他发现只要是与机器有关的事务，都值得好好去做。他的德国式思维让他对事物看得很透彻。他所制造的东西价格十分昂贵，但是经久耐用，从开始使用的时候起，他可以从一年底用到另一年底都还不会坏。那个时代谁也不知道一个车轴能使用多长时间，因为没有科学的方法对材料进行分析。
这个德国人的创造发明何其多啊！他最早采用冷锯法，将冷铁按照要求切成精确的长度。他发明了镦锻机，可以制造连接桥梁的物件，同时，他还建造了美国第一个万能铣床。这些都被我们公司采用了。当伊兹船长买不到圣路易桥拱的连接器（合同供货方做不出来），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克鲁曼告诉我们说他可以做出来，同时他还解释了其他人失败的原因。然后，他成功地做出来了。这是到那时候为止做出来的最大的半圆形联轴节，我们对克罗门先生的信心由此可见一斑：当他说他可以做到的时候，我们毫不迟疑地与他签订了合同，交给他生产。
我已经介绍过我家和菲普斯家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早年时期，他的兄长约翰是我主要的伙伴。亨利有几年是我的下级，但还是很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是一个聪明活泼的人。有一天他要他的哥哥约翰借给他25美分，约翰以为他有重要用途，因此问也没问就给了他。第二天上午，《匹兹堡快报》上登出了一则广告：
“一个勤劳的男孩企盼一份工作。”
这就是精力充沛而又勤劳的亨利使用那25美分的所在，也许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一下子花去25美分。著名的迪尔沃斯和彼德威尔公司对这则广告产生了兴趣，要这个“勤劳的孩子”去与他们见面。亨利去了并且得到一个跑腿的差事。按照当时的惯例，他每天上午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办公室。他跑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并且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就这样，这个年轻人后来投入到海运商务当中。这样的男孩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的。这是一个老故事了，后来他很快成为了老板的臂膀，在这家公司一个间接的分部里获得了一小支股份。他一直保持着警惕，就在几年前，他吸引了米勒先生的注意，米勒和安德鲁?克鲁曼为他做了一小笔投资，于是他们终于在第二十九大街建立起了那家炼铁厂。他曾是我弟弟汤姆的同学和密友，在还是小孩的时候，他们便在一起玩，一直到我弟弟在1886年去世，他们都是好朋友。因此，他们在朋友的基础上又成了合伙人。在与他们有联系的任何公司里，他们总是不变地享有相同的股份，做着差不多相同的事情。
那个跑腿男孩现在已经是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而且他开始向世人证明他是知道如何扩展他的利润的。很多年以前，他给阿尔勒格尼和匹兹堡的大众花园捐建了漂亮的温室花房，并且明确规定，“这些花房只在星期日开放”，这表明他是他时间的主人。这一条款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兴奋，牧师在讲道坛上对他公开指责，教会也聚集起来通过决议宣布反对他亵渎安息日神圣性的这一行为。但是人们起来反对这一小心眼的指责，议会也以喝彩表示对他的礼物的接受。针对牧师们的抗议，他的回答表明了一个常识：
“一切对你们都很合适，先生们，你们每个礼拜只需要工作一天，而其他六天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欣赏自然的美景，这对你们多好啊，但是劳动人民的安排中每个礼拜只有这么一天可以供自己支配，可你们还要剥夺他们渴望的放松和娱乐，这种行为多么可耻！”
还是那些牧师，他们很快就在其谈话中对匹兹堡教堂器乐的主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然而，当他们还在为是否要在教堂中安放手风琴进行辩论的时候，聪明的人们开始在安息日开放博物馆、温室花园和图书馆。除非讲道坛快速地学会怎样迎合人们在生活中真正需要的东西，比他们现在做得更好，否则，那些大众兴趣的竞争者们将很快掏空他们的教堂。
不幸的是，克罗门和菲普斯很快就因生意上的问题与米勒产生了分歧，并且迫使米勒离开了工厂。我意识到米勒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与他联手建立了新的工厂，这就是1864年“独眼巨人”厂。在它们投入运营后，把新旧工厂重新整合可能是最明智的决定。1867年，它们合并为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不愿意再和他以前的合作者菲普斯和克罗门打交道，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的嫌隙无法克服，因为他们不会控制联合钢铁公司。米勒先生、我和我弟弟将持有控股权。但是米勒先生依然不肯改变主意，他请求我买下他的股份。我劝他摒弃前嫌，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买下了他的股份。他拒绝了我真诚的请求，后来他曾向我表示了悔意。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先锋，本来是能够得到他应得的回报的——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成了百万富翁。
在制造业方面，我们是新手，没有经验，我们为“独眼巨人”厂找了一块在当时被认为巨大的土地——共有七英亩。有几年，我们把这块地租给了别人。我们是否还应该在如此小的一个地方继续我们的制造业？这很快就成了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克罗门先生成功地制造出了铁梁，在这方面，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厂长期保持着很大的优势。新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按照客户要求生产各种规格的产品，尤其是其他公司接不了的活儿。我们还依靠那些在最开始需求很少，而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其需求量也快速增长的东西。凡是别人不能做或是不愿做的东西，我们都愿意尝试，这是我们厂严格遵守的一条法则。另外，我们要么不做，既然做了，就要绝对保证质量。即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也要替客户着想。而一旦有了纠纷，我们尽量不把过错往对方身上推。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则。从来没有人向我们提起过诉讼。
当我熟悉了钢铁制造业的业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不同环节的成本应该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对匹兹堡几家制造业主要工厂的调查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笔糊里糊涂的生意，不到年底统一结算，厂主们对经营结果就一无所知。我听说有人本以为他这一年的生意是亏损的，结果却发现赢利了，反之亦然。我感觉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挖洞的鼹鼠，而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我坚持一种权重和计算的系统被运用到我们的工厂中来，这样使得我们可以知道每一道程序中的成本是多少，尤其是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做了些什么，谁节约了材料，谁在浪费，谁产生了最好的结果。
要达到这个目标，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工厂中的每个经理都自然地抵制这一体系。要想使这个制度达到完美、精确，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但由于许多员工的支持，我们引入了对工厂中不同的生产点进行称量的方法，最终，我们不仅知道每个部门的工作情况，而且能知道在高炉旁工作的人员中，每个人都干了点什么，这样就可以相互比较了。制造业的成功有一个重要的源泉，那就是在制造业中必须引入并且严格执行一套完美的会计体系，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对成本应负有责任。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们，对员工花了五块钱也要审查一番，但对于每天消耗掉的成吨的原料却不太计较，从没想过称一称制成品的重量。
为了煅烧钢铁，西门子煤气熔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使用，但这却过于昂贵。我记得很清楚，匹兹堡制造业的几位巨头对于我们在这种新型高炉上的巨额开支颇有微词。但是，在大批量地煅烧原料时，用这种新高炉有时候可以节省大约一半的浪费，即使再贵一倍，这笔开支也是值得的。好多年以后，才有人像我们一样采用这种新方法，而就是在这些年中，我们的大部分利润都是靠采用了这种改良高炉，节约了成本而取得的。
我们严格的会计体系使我们得以发现在大批量煅烧钢铁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浪费。这一改进使得我们发现了一位很可贵的员工，他是克鲁曼的远亲，来自德国的威廉?波恩特莱格。有一天，他向我们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列举了一段时期内实行严格会计制度的成效，虽然觉得似乎难以置信，但这让我们着实惊讶了一番。为准备这份报告需要的所有工作，他都是在夜间加班加点完成的，我们既没有让他这么做，事先也毫不知情。报告采用的形式独特而新颖。不用说，这个年轻人很快成了公司的一名主管，或来又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个穷小伙在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是应该得到这些财富的。
1862年，宾夕法尼亚的大油井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我的朋友威廉?克鲁曼——他的妹妹后来成了我的弟妹——对这一发现有着深厚的兴趣，可是，除了和我一起到油井地区考察了一番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大量的人涌入油田，甚至很多人找不到栖身之所。尽管人们成群的涌入，但还只有极少部分的人退回。只需几个小时，简陋的小木屋内都挤满了人。仔细盘算一下，你会为之感到惊叹，在他们一生中，被舒适的生活所包围的时间竟然如此短暂。他们都是经济实力在中等之上的人，有了可观的资产，却依然为了寻求财富而甘愿冒险。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四处都洋溢着幽默和欢笑，仿佛是一次巨型的野餐，充满着有趣的事情。每个人都欢天喜地，以为财富唾手可得，到处都呈繁盛之像。在钻塔的顶端飘扬着旗帜，上面写着古怪的标语。我记得看见两个人在河岸边操作着踏板掘地取油，他们的旗帜上写着，“要么下地狱，要么发大财”(hellorchina)。他们只要向下，而不管有多远。
在这一地区，美国人的适应性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秩序很快就在混乱中产生了，我们到达之后不久，沿河居住的人们便组成了一支铜管乐队，开始为我们演奏小夜曲。我可以信心满怀的打赌，如果有一千个美国人到了一个新的大陆，他们一定可以把自己很好地组织起来，建立起学校、教堂、报社还有铜管乐队——简而言之，为他们自己提供文明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不断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而同样多的英国人处于同样的环境下，估计他们会首先找出一个具有最高贵的血统，在他们之中世袭爵位最高的人，这个人便因为他的祖父而成为理所当然的领导者。美国人之中只有一条准则，那就是：有用，便有价值。
而今，那条“石油之河”已然成为了一个拥有好几千居民的城镇，而在河的另一端，则是蒂图斯维尔。最开始的时候，这一地区的塞内卡印第安人用毛毯在河的表面取油，每个季度可供应几桶。而现在这里则有好几个市镇，精炼厂和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所有的安排都具有最天然最原始的特点。采到石油后，便被放到平底船中，这种方式泄露严重。河水灌入船中，石油便随水而飘走了。河流很多地方都筑起了大坝，在特定的某一天或者某一时刻，大坝打开，油船便飘到阿尔勒格尼河，随后到匹兹堡。
这样一来，不只是那条小河，就连阿尔勒格尼也被石油所覆盖。据估计，石油在运往匹兹堡的途中，会有三分之一流失。而油船在没有出发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经因为泄露而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石油。当年印第安人收集起来的石油在匹兹堡装瓶出售，价格就像药水一样昂贵，每小瓶可以卖到一美元。当时盛传，它是治疗风湿的特效良药。当它因供应充足而变得价格低廉的时候，它的灵验也就消失了。我们人类是多么愚蠢可笑啊。
最好的几口油井在斯图里农场，基于此，我们作出了选择，用40000美元把它们买了下来。克鲁曼先生提议挖掘一个足以容纳十几万桶石油的池子，泄露了的原油每天随河水流到里面，来建立一个所谓的“油湖”。我们当时预想，在不久的将来，当石油供应终止的时候，这样储存起来的时候便可派上用场。这一想法很快就付诸实施，我们一直在等待着那个时刻（石油供应终止）的到来，在我们损失了好几千只桶后，这一时刻还迟迟没有露面，于是我们便放弃了这个计划。克鲁曼预言说，当石油的供应停止时，每一桶可卖到十块钱，因此，这个湖中便已有了一百万美元的价值。我们不相信，地下的石油储存可以由我们持续以每天几千桶的速度开采，而不会枯竭。
这4万美元的投资是我们到那时为止最有成效的，由此获得的收入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匹兹堡新建的一座钢铁厂不仅需要我们能调动的所有资金，还需要我们的信用贷款。回首当年，我认为，贷款对于年轻人是大有好处的。
对石油冒险的兴致日浓，后来我还去过产油区好几次，在1864年，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的油田，那里生产的一种石油，其质量特别适合用来提炼润滑油。克鲁曼先生和大卫?里奇先生和我同行，这次旅行是我最离奇的一次经历之一。我们在距匹兹堡数百英里的地方离开铁路线，穿越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到达达克河水域，看到那口巨大的油井，我们在离开之前买下了它。
在我们返回的时候，冒险才真正开始。在我们去那儿的时候，天气非常好，而且路况也很不错；在那里停留期间，雨便已经开始下起来了；我们坐着四轮马车返回，然后大雨滂沱，已让我们寸步难行，道路变得十分泥泞，马车吃进泥里很深，行走艰难。很显然，我们必须在雨中行走一夜。克鲁曼先生全身舒展，躺在马车左边一侧；里奇躺在右边，因为我比较瘦，还不足一百磅，便夹在这两个肥胖的绅士中间。马车不时地上下颠簸，以一种蛮横的方式前进，很快又无法前行了。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了那晚，在马车的前部横着一条凳子，我们就把头放在凳子下面睡觉，尽管条件艰难，但那晚我们依然过得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成功抵达了一个乡村小镇。镇子里的小教堂亮着灯，我们能依稀看见它的形状，还能听见教堂里的钟声。我们刚到客栈，就有一个委员会过来说，圣会已经开始了，而他们正在等着我们。他们似乎把我们当成了他们正在等待的著名的劝勉者。他们把我当成了那位缺席的牧师，问我多快可以和他们一起到会议室中去。我和伙伴们已经做好准备来跟他们开个玩笑，可我们实在太累，便作罢了。这一次，我差一点占有讲道坛，离充当牧师只有一步之遥。
我的投资牵扯进了我太多的精力，因此，我决定脱离铁路公司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来。汤姆逊总裁将我召回费城，想要提拔我做刘易斯先生手下的总经理助理，办公地点在阿尔图纳。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想发财，而铁路公司的工资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我又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当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要作出一个裁断，得到最高法庭的批准，那里驻着法官。
在我写给托马斯总裁的信中，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在回信中给予了热情的祝贺，我于1865年3月28日辞去了我的职务。铁路公司的员工送给我一只金表。这块表和汤姆逊先生的信我都作为宝贵的纪念品珍藏至今。
下面的这封信是我写给我所在分布的员工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
先生们：
至此分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交往，我要一个人的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表示敬意。对于我的辞职，只有一点令我痛苦，那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你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他们在与我的商业交往中，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想你们保证，虽然我们之间将不再有公务上的关系，但我将一如既往地祝你们健康、幸福。我相信，经过多年来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贡献，你们将分享他的成功和繁荣。
最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予同样的支持。
再见
此致
敬礼
（签名）安德鲁?卡内基
1965年3月28日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为了工资而工作。一个人要听命于人，那他必然地只能在小范围内有自主权。即便当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是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自己的股票。一个再能干的总裁也要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他们有可能对商业一窍不通。但是我还是要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浦斯先生、J.W.范德沃特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在这之前，“范迪”就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我俩读了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大受鼓舞。当时正处于石油兴奋期，股价以火箭般的速度攀升。一个星期天，我躺在草坪上，对“范迪”说：
“如果你能赚到三千美元，你会和我一起去欧洲旅游吗？”
“鸭子会游泳，或者，爱尔兰人吃土豆吗？”他回答说。
“范迪”用他积攒下来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到了这一笔钱，这就是我们旅行的开始。我们邀请我的合伙人亨利?菲浦斯一起参加，他当时已是个不小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觉。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环游世界。
这次欧洲之行受益颇多。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和雕刻一无所知，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鉴别一些大画家的作品。也许有人不会感觉到他在欣赏大师们的伟大作品时所获得的那种能力，但是当他回到美国，他会发现他开始无意识地抵制那些以前在他看来漂亮的东西，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来审视作品。那些真正的杰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一切自命不凡的作品便再也没有了吸引力。
我这次欧洲之行也第一次让我感悟到了音乐盛宴的无穷魅力。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庆祝韩德尔的诞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魅力和壮美，而在此之后我也很少有这样的感觉。我在水晶宫所听到的、我后来在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堂中所听到的、还有唱诗班的合唱，都毫无疑问地使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和教堂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举办的庆祝活动更使我站到了音乐壮美之巅。
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意识也极具意义。一个人只有跳出共和国的漩涡，才能够有一个对其旋转速率的正确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企业，其发展速度无法快速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城市，那么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比它的任何一个邻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到了这座通天塔的建设中来。
我们工厂——美国同类企业中的第一家——的运营能取得新的发展，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兄“多德”。是他带克鲁曼先生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克罗门大为振奋，不断地跟我们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煤矿所产生的矿渣利用起来，那该是多么伟大。而将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多德表哥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凯尔文爵士。他证实了克罗门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1871年12月，我开始筹集资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了几家工厂。我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合同，它们为我们提供煤渣。另外我们还需要铁路公司的运输，也与它们签订了合同。劳德先生来到了匹兹堡，并且好几年主管这个项目整个的运行，还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获得了成功，在采矿和机械设备领域他向来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很快他就将建厂的投资收回了。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要把焦炭厂纳入我们的集团公司，他不仅仅想拥有工厂，也想得到“多德”，他已经声名卓著。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们这块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有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杰出的技工。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我问他能否和他聊上几句并且四处走走。然后，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
“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想我们能过得好一点，”他说。
“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
“我妻子。”他回答。
“你为什么不先来见你的这位亲戚，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
“呵呵，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从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Lucifer，另一含义是魔鬼）一样独立。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起步，他的职位不断稳步上升。如今，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了，但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明智判断。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在参加卡内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同到他家做客）。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发展初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形式的钢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铁一度依赖进口，英国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足，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
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以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对邦联体制的支持，在它从阿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民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喜爱美国。如今征收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了，而是一项国家的政策，受到两个政党的一致支持。关税变成了爱国税，有利于经济发展。国会中的90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speakerofthehouse）都赞成这一点。
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责，制造业主贿赂议员的现象很普遍。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保护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
在我的大力支持下，钢材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先前的四分之一，每吨7美元。（今天（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做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会有多家而不是一家制造商受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过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高曼议院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的话，“我可以反对总统，但必须打败他；但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尔州长也持同样的看法，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我会面了高曼参议员，他解释说，他必须给棉花包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棉花包须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
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的角色。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
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有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这里的钢铁价格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
第十一章
总部在纽约
我们的商业继续膨胀，我需要频繁地去东部，尤其是纽约，它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美国真正重要的大公司都把总部设在这里。似乎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大公司就不能良好发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似乎只要指挥下公司整体政策，以及参与重要的合同谈判就可以了。
我弟弟很幸运地和露西?克鲁曼小姐结婚了，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合伙人和朋友。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这样我又一次被迫放弃现有的生活圈子，于1867年离开匹兹堡，到纽约安家。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痛苦的，而对我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是她依然还年富力强，不管到哪里，只要我们都在一起，大家就会很高兴。她依然满怀离愁别绪，在纽约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它在当时当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个办公室。
匹兹堡的朋友们有时来纽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这也是到纽约之后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主要事情了，匹兹堡的报纸也是不可少的。我频繁地奔赴匹兹堡，母亲也总是与我同往，这样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便一直保持着。但是过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有了新朋友，也有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对于纽约也渐渐开始有家的感觉了。后来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城外开了一家温莎旅馆，我们就搬到了那里。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887年，直到我们在纽约有了新家为止。老板霍克先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他的侄子和那个与他同名的人也同样如此。
在纽约，对我影响最深获益最大的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十九世纪俱乐部”。俱乐部在他们家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快便吸引了许多杰出人士。我能成为它的成员多亏了伯塔夫人的推荐，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女性，伯塔教授的妻子，他们家的客厅更像一个沙龙。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伯塔家的聚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在他们之中有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派往俄国和德国做大使的安德鲁.D.怀特，他还是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是我的终生好友和顾问。
这里，十九世纪俱乐部事实上是一个舞台。会员们非常正式地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并且依次向听众们演说。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私人的房间很快就容纳不下了。于是，每月一次的会议便改在美国艺术馆举行。我记得我第一次发言当晚的主题是“金钱贵族”，托马斯?文特沃森?希金森上校是第一个发言者。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纽约的观众，后来，我就时不时地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每一次出场演讲，都需要精心准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兹堡生活了很长时间，学习并且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投机生意比起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我在匹兹堡当电报员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各种知识，使我认识了当时在匹兹堡有限的几个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和公司，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不过，当时这类公司的数量很少，屈指可数。石油和股票的交易还没有出现，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还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就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有多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甚为惊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冒过险。人们纷纷向我打听与我打过交道的铁路公司的情况，搞得我应接不暇。有人提出愿意筹集资金来投资，但要我来负责管理、运作——他们认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所以容易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与之合作，他们正悄悄地打算买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尽管投机领域诱惑巨大，但我却从未涉足。
我抵制了这所有的诱惑。我刚搬到纽约不久，有一天上午在温莎，我收到了一个最富诱惑力的提议。德杰?古尔德找到了我，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说听说过我，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我参与管理的话，那他可以付给我一半的收益。我谢绝了，说尽管我和司各特先生是竞争对手，但是我永远都不会与他为敌。接下来，司各特先生就告诉我，他听说纽约公司企业已经选中我来接替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从没提起过。我告诉他说，只有在我自己的铁路公司，我才愿意做总裁，以此来使他放心。
改变时间之轮的东西带来了惊奇。1900年的一个上午，大约三十年之后，我将这一提议告诉了古尔德先生的儿子，说：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来控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作为回报，我提议让他的儿子来控制一条跨越大洋的国际线路。”
我们同意了第一个步骤——把他的瓦伯计线引入匹兹堡。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承诺把我们钢铁公司1/3的运输权给这条铁路，在这个协议下，这一步骤取得了成功。我们准备把东部的扩展由匹兹堡开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时候（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过斯科维博先生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真正打算退出生意场。我很坚定地回答说，在我完成我们的铁路业务之后，我会这样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买入或者售出过一支投机股票，但有一次除外。那是在我的早年时期，我买了一小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花的还是银行借给我的低息贷款。我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绝不购买我无法偿还的东西，也不出卖我并不拥有的东西。然而，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也获得过一些股份，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我发现当我早晨打开报纸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便是股票市场的行情表。后来我决定售出所有非本公司的股票，并且把我的精力集中到我们在匹兹堡的钢铁公司上来。此后，我就从来没有涉足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径到了我手中的股票外，我一直都严格遵循着这条原则。
每一个制造业从业人员，所有拥有自己职业的人，都应该遵循一条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尤其重要。如果他要明智地裁断哪些问题会持续在他面前出现，他就必须在脑海中保持平静和自由。没有什么比好的判断更加可靠，如果一个人的脑子中满是股票交易的商业投机，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好的判断力了。因为股票投机使他置于类似于醉酒一般兴奋然后昏昏然，无法根据他所见到的对事物的相关价值和实质作出判断。他会把高山看成小丘，而又将小丘看成高山。他会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而不作缜密的推理分析。他的心思都在股票的涨跌上面，而无法顾及那些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投机是蚕食价值的寄生虫，而不能创造价值。
在纽约定居下来之后，我所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逊先生和我签订了整个的合同，包括整个桥梁的结构、基础、石工和上层建筑。合同还规定，我们拥有大桥的部分债券和工程款作为报酬。除了财务之外，在任何方面，这项工程都是一个杰作。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他们无法支付规定的款项。竞争对手在柏林顿修建了一座跨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还在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亲眼看着即将到手的丰厚利润无法兑现。尽管没什么盈利，但万幸的是我自己和托马斯先生也并没有受什么损失。
这座桥的上层建筑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公司修建的。工程需要我不时去基奥卡克进行巡视，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聪明可爱的人，像里德先生、莱顿夫妇等。后来我带着几个英国的朋友去参观了基奥卡克，对西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站到了文明的边界上，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收到了里德将军的邀请函，在英国各镇的帮助下，他们组织了一个聚会，希望我们能参加。在到会的客人中，不止一人曾在战争中声名显赫，并且后来晋升为国家议会中的重要人物。
在建造基奥卡克大桥时我们赢得了声誉，这使得那些负责在圣路易斯修建密西西比河大桥计划的人与我接洽商谈。我的第一笔巨额资金与此有紧密联系，这项工程的负责人是麦克弗恩先生（他是个典型的苏格兰人），1869年的一天他来到我在纽约的新办公室，说他们正在维修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游说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加入这一项目。仔细审阅了工程计划书之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与他就桥梁的建筑签订了合同。我还获得了大桥所属公司4，000，000美元的选择买卖权，1869年3月，为了联系债券的发卖，我出发去伦敦。
在旅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内容说明书，一抵达伦敦便叫人印了出来。我上次来伦敦结识了尼厄斯.S.摩根，一个大银行家。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并且开始了谈判。我给他留了一份说明书，当我第二天再去他那的时候，很高兴地发现他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认为有利可图。我卖给了他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们建议，债券的措辞需要作一定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打算去苏格兰，那么最好现在就走，因为我需要写信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议确定他们是否同意上述的修改。他说，我三个礼拜后再回来，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夜长梦多，因此我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将收到电报，确认对所有的改变的一致意见。大西洋的电缆开通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那天发的那么长的一份私人电报可能还比较罕见。我给合同的每一行都编上号码，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然后仔细地向他们讲解哪些地方已经作出了修改，这需要在每一行中加入冗长和额外的话语。在发送之前，我给摩根先生看了这份信息，他说：
“嗯，好吧，年轻人，如果你成功了，你应该得到奖励。”
我在第二天早上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在专给我使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内容是：“昨晚董事会作出决定，所有修改都予批准。”“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了，请确认这份合同是你的律师所需要的。”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
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进来了。我曾和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于菲斯克和古尔德队与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那些法官好像唯命是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被桑普森先生用来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这一情况。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他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将这一特点作为重点报道，我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出的收费站，这似乎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轻人，你今早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五个百分点。”
“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说，“那么现在，告诉我是怎样把价格提高五个百分点的呢？”
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通过谈判，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在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讲起电报的事情，并作出预测说，“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播。”
在结束了和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劳德姨父建议，给斯特灵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寄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这笔捐款虽然数目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这样看来，这却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因为自己儿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认为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那时候，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司各特的半身像正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额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当我正在游历欧洲大陆，并为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而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要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信给斯考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写道：
“很好，年轻人，你的确抓住了时机。”
回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着我的想法。卧铺车厢的业务十分繁忙，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当时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现实导致了今天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心运输公司的业务不能足够快地覆盖这个国家的领土，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而且很快它就可以与父母公司竞争了。他同样认识到，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市场。我发现他也正在做我已着手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拦路虎。再一次，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将会学到我从普尔曼本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些无所谓的小事，有时却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在芝加哥视察工作，普尔曼先生去拜访他，并被带进了总裁的房间。桌上放着一封给斯考特先生的电报，写着：“你对于卧铺车厢的建议已被接受。”普尔曼先生无心地读到了这份电报。电报所放置的位置也使得他无法不去注意。这时候，德伦特总裁走进了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议之前，你是不会对此事作出决定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待，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列席了会议，我们都在努力争取那份我们都很看重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们同时登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但并不熟识。和他一起上楼的时候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在一起了，你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绝妙的傻瓜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我们各自提出一份相互竞争的提案，努力夺取自己的效益。而这事实上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噢，”他说，“那你将怎样做呢？”
“联合，”我说，“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你我组成一个公司。”
“你打算把它叫做什么？”他问。
“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答。
这让他很满意，当然我也同样如此。
“到我房间来谈谈吧，”这位卧铺车厢大王说。
我照办了，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们的公司随后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我们拥有部分股权。直到1873年金融恐慌来临，我不得不卖出这些股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公司。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的大股东。
中肯地说，普尔曼其人和他的事业都是美国式的。他本是一个木匠，当芝加哥大兴土木之时，他给人盖了大量的房屋，收取一定的报酬。当然他做得非常成功。由此起步，他成了这一行中著名的承包商。如果有一家大旅馆想要将他的房子加高10英尺，而又不想打搅客人或影响生意，那就得找普尔曼先生。他是那种罕有的、能把握事物趋向的人，或者可以这么说，游泳的时候置身主流之中，这可以让你的行动达到最快的速度。如我一样，他很快就看到，卧铺车厢在美国大陆是一个绝对的必需品。他开始在芝加哥制造了一些车厢，并且与周边的铁路签订了合同。
东部的公司不适合与普尔曼先生这样的杰出的人竞争。尽管最初的专利权在东部的公司和伍德罗夫先生自己手中，但我还是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原初专利权是很大的一笔股份，几年后，有人起诉我们侵犯了专利权，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是在解决这件事之前浪费掉的时间，足以使普尔曼公司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公司。因此我真诚地提出，我们应该和普尔曼先生的公司联合，就像我们在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签订合同时候的联合一样。因为与普尔曼先生的私人关系之故，东部公司的一些员工不满意。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双方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我很快就同意普尔曼公司并购我们的中央运输公司，这对普尔曼先生来说，并不意味着禁闭了西部，而是获得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大西洋主干线的控制权。这一位置的这家公司不可能遇到任何竞争了。在为人处世方面，普尔曼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师，他给我讲过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
普尔曼先生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难处和失意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这也没有人可以做到。在经营卧铺车厢业务的时候，困难重重，但他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承受了下来，并且依然保持着铁路公司们一定要尊重的权利，我不知道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到。铁路公司应该经营他们自己的卧铺车厢。有一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总是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宽慰。
在西部的一个县里，一个老人经受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他的邻居们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对他们说：
“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对，我的一生烦恼不断，但是很奇怪的是——90%的忧虑并没有变成现实。”
这是至理名言，人类很多的忧虑和烦恼都不过是想像的，不值一提。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天塌了下来，十有八九也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一个聪明人就应该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在各类的谈判中获得成功，我开始受到纽约的关注，我接下来很多大的行动也都与联合太平洋公司相联系。他的一个董事在1871年来找我，说他们必须设法弄到6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来渡过一个难关。公司管理层中几位认识我的朋友建议说，我也许能弄到这笔钱，而且能让这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置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制之下。我相信普尔曼先生也跟随着这个董事来了，或者也许这是普尔曼第一次就这个问题来找我。
我揽下了这件事，因为我想到，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愿意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选入董事会，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完全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公司。我去了费城，向汤姆逊总裁提出了我的方案。我建议说，如果公司信任我，我愿意为联合太平洋公司在纽约借到钱，我们就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公司内部控制联合太平洋公司。汤姆逊总裁一向自信，而这一次则最好的呈现了出来。汤姆逊先生在对公司资金的使用上要比对待他个人的钱保守谨慎得多，但这件事的利益如此巨大，不容错失。即便失去了这六十万，那对这家公司来说，也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投资。更何况，这有惊无险，作为贷款给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报答，我们将把自己持有的股票转交给他。
在宾夕法尼亚，我会见了托马斯先生。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他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安迪，请记住，这件事完全指望你了。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所持有的所有股票。因为宾夕法尼亚公司从来不愿意丧失一个美元。”
我将这责任承担了下来，而结果成功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非常想让汤姆逊先生本人出任总裁，不过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推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出任这一职位。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因此在1871年被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我们得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份一共有300万股，他们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待价而沽。正如我所预料的，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参与，使得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有了更大的价值，股价一路飙升。这时候，我要去伦敦参与奥哈马密苏里大桥的债券相关事宜的谈判，就在我离开期间，司各特先生决定卖掉所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临走前跟我的秘书说过，司各特先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他有权接触我的保险柜，而且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股票也许要由个人来管理。但是卖掉这些股票，放弃我们已经获得的对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这样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过。
我回来之后发现，我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事，相反，联合太平洋的董事们认为我是为了达到投机的目的而利用了他们。我们本来夺得了一个借这一伟大事业来密切合作的最好机会，从来没有人如此草率而鲁莽地丢掉这一机会。普尔曼先生知道这件事情，也像我一样愤怒。他马上又买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虽然也想这么做，并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指责，但我觉得如此泾渭分明地与老朋友司各特先生划清界限有点不太合适，也不近人情。
我很不光彩地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滋味就像吞下了一枚苦果。这件事也使我和那个曾对我影响巨大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他就是我少年时期可亲可敬的雇主，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汤姆森先生对此事懊悔不已，但是，正如他说的，他对此事没予以关注，整个的股票都被司各特先生和我持有，他以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卖掉。我一度以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莱维?P.莫顿，他也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但最终他知道我是无辜的。
对建设奥哈马大桥的将近2，500，000美元债券的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我与这家公司有任何联系之前，它很多的债券就被联合太平洋公司相关的一些人买走了。所以我这次的辛苦只与他们有利，而与公司无关。董事会在我启程去伦敦之前并没有向我说明这一点。很不幸，我回到纽约后，发现我所有的债券收益，包括我的利润在内，都被这些人用来偿还他们自己的债务了。我从来没有上过当受过骗，总是能清楚明白地断定事情。但此时我发现我还年轻，要学的东西太多。许多人值得信赖，但有一些却需要观望。
第十二章
商务谈判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为匹兹堡阿尔勒格尼峡谷铁路公司的总裁威廉?菲普斯上校而参加的一次谈判大获成功。那天，上校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说他现在急需要一笔钱，尽管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担保，但还是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对他们5，000，000的债券感兴趣。这位老先生确信，他之所以会走投无路，是因为银行之间有协议，只能以他们商定的价格购买债券。他愿意给他们打九折，但银行依然觉得太高。那时候，西部铁路公司的债券一般以八折的价格出售给银行。
菲利普斯上校说他这次来就是想看看我有什么办法能帮他摆脱困境。他需要250，000美元，但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托马斯先生不愿借给他这笔钱。阿尔勒格尼铁路公司的债券的年息是7%，但不用黄金支付，只是在美国本土用货币支付。因此，这是不适于在国外市场交易的。但是我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持有大量“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年息是6%，用黄金支付。我认为，如果用这些债券来换阿尔勒格尼公司7%年息的债券，对宾夕法尼亚公司来说，这应该是件称心如意的交易，何况他们本来就要为阿尔勒格尼公司作担保。
我给托马斯先生发电报，问他是否愿意以多得250，000美元的利益，把这笔钱借给阿尔勒格尼铁路公司。很快我收到了托马斯先生的回复：当然愿意。为此，菲利普斯上校很高兴，并且承诺说，因为我的帮助，他愿意给我60天的优先权，以9折的价格购买他的500万美元的债券。我把情况告诉了汤姆逊先生，并建议他进行交易，这个建议理所当然被很高兴地采纳，因为能多赚1%的利息。我马上带着这5，000，000美元“费城和伊利铁路公司”抵押债券的控制权赶往伦敦。这些债券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担保，可以保证我能够卖得一个很高的价钱。然而此行给我带来了我金融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打击。
我给银行写了封信，说我有债券要卖，这个买卖一定能让他们心动。我一到伦敦，便在旅馆收到了他们写来的短信，请求与他们见面。第二天上午，我在他们的银行达成一个协议：他们买入这些债券，如果以票面金额出售，则还要扣除2.5%的佣金；他们借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4，000，000美元贷款，年息5%。这一次交易我至少将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
就在我们即将签署相关文件时，拉塞尔?斯特吉斯先生说他们刚得到消息，巴林先生将于第二天上午亲自来到伦敦，出于礼貌，应该让他了解一下这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因此，他们将推迟到第二天在签署协议文件。如果我可以在第二天的下午两点来一趟的话，到时一切事情将办理妥当。
当我走出银行大厅，要去电报公司给托马斯先生发电报的时候，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这种感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直觉告诉我还不是报喜的时候，我应该等到明天，等我把合同装进自己的口袋中。我走路回了旅馆——中间有好几英里的距离。当我回到旅馆时，发现有个信差正气喘吁吁地等着我，他交给我一封已经封好的巴林银行写来的信。俾斯麦在马得堡冻结了好几亿美元的资产，金融界受到严重的冲击，一片混乱。巴林银行说，在此种情况之下，他们不可能像巴林先生建议此项交易。我一下子懵了，没想到煮熟的鸭子也会飞走，然而这却是事实。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以至于我都愤怒不起来，只能默默承受，暗自庆幸还没有给托马斯先生发电报。
我决定不再回去找巴林银行，我把债券以低于和巴林银行商定的价格卖给了J.S.摩根公司，尽管他们正大量卖出卖国证券。最先，我想不要去找摩根公司，因为菲普斯上校告诉我他曾在美国向摩根银行推销他的债券，但未获成功。我猜想伦敦的摩根银行可能与纽约的支行有关联而不愿意接受。但是后来，所有此类的谈判，我都是首先找米尼厄斯?S.摩根，他很少让我无果而终地离开他的银行大厅。如果他自己的银行不买我的债券，他会给我推荐另外一家对此事感兴趣的银行。让我感到满意的是，我所联系买卖的证券到最后都会有所收益。当然，那时，我没能回去找巴林银行是一个错误。我应该给他们时间，等恐慌过去（很快就平息了）。与巴林银行做交易时，如果一方很激动，另一方则应该保持冷静，并需要有耐心。
作为我的一次金融操作行为，我记得一天曾对摩根先生说：
“摩根先生，如果你将所赚得的四分之一利润分给我的话，我将给你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并且帮助你实现。”
他大笑着说：“这看起来很公平，我可以选择干与不干，当然，如果答应的话，我很愿意给你四分之一的利润。”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我曾把阿尔勒格尼峡谷铁路公司的债券换成宾夕法尼亚和伊利铁路公司的债券，而后者有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担保，这个大公司在不断进行实质性的扩张，总是需要大量的钱。如果提供合适的价格，这家公司很愿意卖出它自己持有的债券。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出于需要，他们毫无疑问将在美国发行债券，我为之写了一份报告给摩根先生。他以一贯的认真态度对情况作了研究，之后，他决定接受我的建议。
那时候，托马斯先生正在巴黎，我跑过去找他。因为我知道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正需要钱，所以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将公司的债券推荐给了摩根先生，问他是否可以开个价，我看看是否可以出售。他给了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低于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债券所达到的市价。后来，摩根先生买下了部分债券，并享有购剩余部分的优先权。就这样，阿尔勒格尼公司九百万或者一千万的所有债券都被卖出，而宾夕法尼亚公司也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现金。
在卖出这些债券后不久，1873年的金融恐慌就来临了。而当时有一笔收入我是从皮尔蓬?摩根先生那儿获得的。一天他对我说：
“我父亲给我发来电报，他问我你是否愿意按你说的方法卖出你的那份债券。”
我说，“是的，我愿意，这些日子里，我愿意把所有东西换成钱。”
“很好，”他说，“你出个价。”
我说，最近呈交给我的报告显示，我的账户上已经有50，000美元，所以，我总共可以得到60，000美元。第二天上午，他交给我70，000美元的支票。
“卡内基先生，”他说，“你错了，你少卖了10，000美元，所以总共是70，000美元。”
支票分为两张，一张是60，000美元，而另外一张是多出来的10，000美元。我把那10，000美元归还给他，说：
“这是你应该得的，请你收下这10，000美元，作为我最美好的祝福。”
“不，谢谢，”他说，“我不能收。”
这种行为，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和诚信意识，而不只是法定的权利，这在早期的生意场上并不常见。于是，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只要我力所能及，决不让摩根父子和他们的银行因为我而受到损害。他们从此有了我这个可靠的朋友。
如果缺乏诚信，一个大企业很难存活。若被冠之以“精明过分”的评价，那将是企业在大事上的致命伤。真正的规范，不是法律条文，而应该是法律的精神。商业道德的标准到如今已经大大提高，某人所犯的错误，即便对本公司是有利的，那也应该立即得到纠正，就像他利于其他公司一样。一个企业要获得长久性的成功，公正诚实的信誉比守法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也许有人不会相信，我们长期坚持的一个方针给了我们巨大的回报，那就是，永远替别人着想。当然，这不适于投机商，在他们的世界里，完全是另外一种氛围，在那里，人完全就是赌徒。股票赌博和重视荣誉的商业行为是不具可比性的。在近些年里，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像朱尼厄斯?S?摩根这样的老式“银行家”已经很少了。
在被罢免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总裁职务之后不久，司各特先生决定参与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中来。有一天，他给我发来电报，让我务必去费城与他见面。我和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了费城，其中包括J.N.麦克鲁夫，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有一笔巨额贷款已经到期，摩根银行答应续借，但是我必须加入借款方。我拒绝了。然后，朋友们质问我为何拒绝拉他们一把，难道真要看着他们坠入深渊？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难过的时刻。我一点也不愿意卷入这件事。我问自己：我的首要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阻止了我那样做。我所有的资金都被投进了制造业当中，每一个美元对我来说都必不可少。我是我们公司的资本家（尽管是非常谦逊的一个），我们公司的成败都依靠我的资本投入。我弟弟、菲浦斯先生、克罗门先生，还有他们的家人，似乎正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保护他们的利益。
我告诉司各特先生说，我已尽力阻止他在获得足够的资金之前开始这一庞大的工程（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的建设。我坚持认为，仅靠暂时的贷款建不成几千英里的铁路。另外，我已经支付２５万美元购买了一些股份，这是在我从欧洲回来之后，他告诉我说特意为我留的，尽管我从未赞成过这一安排。但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犯下过错，为这个建筑公司签下这一协议，而不考虑我自己的公司。
我知道，在六十天内根本无法偿还摩根银行的贷款，甚至支付我的那一部分。另外，除了这笔贷款，自那以后我要考虑的还有其他六笔贷款。我和司各特先生在生意场上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这比我在那时所经受的所有磨难都更让我痛苦。
此后不久，灾难降临了，那些被认为是最有实力的人的突然逝世震惊了全国。我怀疑司各特先生的突然早逝源于他不堪忍受这样的耻辱。他是一个很感性、却不骄傲的人。看起来正在迫近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麦克马内斯先生和贝尔德先生也是他的合伙人，同样，他们不久也逝世了。这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制造业主，本不应该涉足铁路工业。
在商海中航行，没有比签署商业合同更危险的礁石了，一着不慎，便可能触礁身亡。如果他常常思考这两个问题的话，这还是很容易避免的：一、我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冒险；二、我是否甘心为朋友而损失这笔钱。如果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就去做吧。反之则别做，如果他足够明智，并且可以十分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那么他就可以想一想，按朋友的请求投入他所有的钱会不会更好。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一个人只要还有责任和债务，那他就应该为债权人的信赖而小心翼翼地支配他的钱。
尽管我拒绝签署摩根银行的续借条款，朋友们还是邀请我第二天一早一同前往纽约，以便在车上再做商议。我很乐意这样做。安东尼?德克希尔也被邀请与我们随行。在途中，麦克鲁夫先生感叹说，他环顾了四周，最后得出结论，这节车厢里除了一个聪明外人，其他的都是傻瓜。只有“安迪”已经为他的股份付过了钱，因而只有他不欠一分，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其他人都应该如此。
德克希尔先生希望我能解释我是如何避开这些不幸的纷扰的。我回答说：严格遵守我信奉的原则，对于那些我很清楚没有把握的事情，决不轻易涉足。或者，引用一下西部一位朋友说过的话，不要到那些你无法趟过的河流中去。这条河对我来说是太深了。
正是遵守这一原则，我不仅使得自己，还有我的家人远离了麻烦和困顿。事实上，在我们的合作协议中规定除非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数额较大的款项，这也是我这次坚决拒绝借钱的原因之一。
在此期间，我不断地到欧洲上他各类债券的事情，我总共售出了3百万美元。这一时期，纽约还没有因为大西洋电缆的开通成为像伦敦那样的金融中心，而伦敦的银行家们宁愿把钱借到巴黎、维也纳或是柏林，获取少得可怜的利息收益。欧洲大陆被认为是比合众国更加安全的投资场所。我的弟弟和菲浦斯先生运营钢铁业务十分成功，即便是我离开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担心。他们担心我将由制造工业而转入金融和银行业。我的成功给我带来了广泛的机会，但是我对制造业更情有独钟。我希望能够做些切实的事情，因此，我继续投资扩大我在匹兹堡的业务。
最初为吉斯通桥梁公司建立的小车间已经挪作他用。我们在劳伦斯威尔买下了10英亩的土地，新建了规模庞大的工厂。不断的投入使得我们的联合钢铁公司成为了美国此行业中的领导者，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型材。我们的事业前途远大，我在其他领域所获得的利润，都被拿来扩大我们的钢铁产业。我本打算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朋友一起，在西部投资铁路建设，但渐渐地我把资金撤出，决定彻底违背“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句谚语。我认为正确的是：“将所有的好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保持特别的审慎。”
我相信在任何一个行业中，要想干得出色，那么你就必须成为这一行业中的大行家。我不赞成到处撒网的做法，在我的经验中，我也很少看到一个人涉足许多行业而能赚到大钱的——在钢铁制造业一个也没有。那些成功的人总是选择一个特定的行业，然后盯住不放。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获得的丰厚收益。世界上的每一家工厂都需要更新设备。然而厂主们却舍不得花钱添置机器，更新设备，反而越过自己的领域进行投资，以便赚取红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实业人士都投资银行、证券以及那些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而不去发掘自己工厂中的金矿。
我一直在坚持这种思想，事实上，这一最基本的理论使我能比别人更好地管理我的资金。一个商人一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往往并不是因为投资于他的本业，而是因为对他并不在行的领域进行投资。我要奉劝年轻的朋友们，不光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你们的事业中，而且还要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有的企业已经扩张到了极限，而又找不到其他有成长性的行业，那么就把剩余的资金投向一流的证券，这样就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要全力投入到钢铁制造业，并要成为其龙头。
我的英国之行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去结识钢铁工业中的著名人物——贝西默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罗西安?贝尔爵士、伯纳德?萨穆尔森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以及宾格力、埃文斯等，他们都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袖。我被选入理事会，很快我又成为了大不列颠钢铁行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一个非英国公民主席。对这个荣誉，我高度重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推辞，因为我住在美国，再加上自己的生意，我害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主席的职责。
当年，我们因为建造桥梁而不得不介入钢铁制造，生产熟铁，而现在，我们觉得该生产生铁了。这便导致了1870年露西高炉的建立（如果我们当时能充分意识到这一项目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会推迟实行）。我不止一次听到钢铁业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个快速成长和膨胀的新企业做出的不吉利的预言，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信用来建造一座高炉。
预计的成本还不够实际开支的一半，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克罗门先生对于高炉的运转一窍不通。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我以弟媳的名字为它命名）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当时一座高炉每天100吨的产量可谓空前，我们创造了纪录，许多参观者啧啧称奇。
我们的钢铁产业并非一帆风顺。几年中时有危机出现。战时，钢铁的价格由每磅九美分降到了每磅三美分，我们安全地经受了这一挑战。在此期间，许多公司破产，为了调集资金应付紧急状况中，我们的财务经理忙得焦头烂额。在多次事故中，我们公司的信用都未受到损害。在公司的各个部门中，生铁制造厂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英国著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高炉当时被广泛使用，而惠特威尔先生在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把我们当时的难题提了出来，他立即指出：
“那是因为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解释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克鲁曼先生不太相信。我力主制造一个玻璃的高炉模型，另外再做两个料钟，一个还是按露西高炉上的式样，一个按惠特威尔先生建议的那样。这很快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做了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钟将材料分流到高炉的两边，中间气流只能部分地透过去，依然密集着很大一部分。而惠特威尔让材料从中间通过，其余的留在周围。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露西高炉的麻烦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善良、大度的人啊，他没有狭隘的嫉妒心，对他拥有的知识毫不藏私！作为回报，我们在有些部门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也跟他互通有无，以便能对他的公司有所帮助。（今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这兄弟俩中的一人依然健在，我对此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出任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主席。）
第十三章
钢铁时代
回首过去，四十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普遍很粗鲁，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本能地可以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的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以其它的高炉比起来，它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查看露西高炉。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有些著名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原来那些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显得乱七八糟的。可是在化学知识之光的照耀下，关于生铁冶炼的90%的疑团都被驱散了。
那一时期，竞争十分激烈，要求公司生产出最好的产品。然而我们的高炉却在此时停产了，因为我们使用一种含量很高很纯的铁矿石代替一种次等的铁矿石，这种铁矿石的出铁量比其他的矿石要高出2/3。但是，这种高纯矿石需要太多的石灰来溶解，如此一来，我们的高炉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优质的原料反而使得我们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我们真是大傻瓜！但我们依然可以引以自慰：与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他们是更大的傻瓜。几年后，我们开始用化学来指导我们的生产，而其他高炉的经营者则说他们无法承受雇佣一个化学家。不知道他们那时是否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但他们本应该知道，没有化学家的指引，他们才真正无法承受。回首过去，我们的这一行为被指责为过于奢侈，无怪乎我们是第一家雇佣化学家的企业。
露西高炉成为了我们盈利最丰的部门，因为在科学管理上，我们几乎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认识到这一点，不久（1872年），我们就决定再建一座这样的高炉。这一次的成本节省了许多。那些没人要的矿石在我们这儿找到了销路，而那些高价的所谓优质矿石则再也进不了我们的厂门了。对此，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新奇的有意思的例子。密苏里州有一家著名的铁矿——“飞行员旋钮”矿，它的产品不受欢迎，据说只有一少部分可以用，其他的会阻塞高炉。化学家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矿石含磷太少，但是富含硅，如果正确地加以提炼的话，它的铁含量也相当高，极少有其他矿石可与之匹敌。于是，我们大量购入这种矿石，而矿山老板还对我们千恩万谢。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好多年我们将自己富含磷矿的煤渣高价卖掉，然后从对手那里买入铁含量高但较少含磷的炉渣。有时候，高炉要尝试着冶炼烟道炉渣，它们的纯度已经很低，高炉很难再使之提高纯度。因此，有很多年，我们的竞争对手都认为它们缺乏价值而扔在河堤上。有时候，我们还能用贫矿换到好矿，并从中获利。
但是，还有一种同样毫无根据的偏见，更不可思议，那就是人们认为氧化皮无法利用，而事实上，这是一种铁的纯氧化物。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同是丹佛姆林的老乡，克利夫兰的奇泽姆先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玩笑打闹，有一天，我去参观他在克利夫兰的工厂，我看到有人正将这极有价值的氧化皮装车运走，我问奇泽姆先生，他们要将这运到哪里去？他回答说：
“把他们扔到河边，如果把它们放进熔炉，我们的经理会抱怨他的坏运气。”
我什么也没说，但回到匹兹堡后，我决定跟他开个玩笑。当时我们公司有个年轻人叫杜?普维，他的父亲正在匹兹堡试验自己发明的一种炼铁程序，并因此而闻名。我派杜?普维去克利夫兰与我的朋友洽谈购买所有的氧化皮。他以每吨50美分的价格顺利完成了任务，并且直接装船运走。这样的收购持续了一段时期，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这个玩笑能被发现，但在我还没能告诉她之前，奇姆泽先生便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上来之后，我们照例进行。
我从未停止过对贝西默炼钢法进行密切关注，如果成功，那么铁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将让位于钢。铁的时代将会消逝，我们将迎来钢的时代。我的朋友，约翰?A.怀特，是列维斯顿自由铁厂的总经理。为了调查这一新工艺，他特意去了趟英国。他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也是最有经验的制造业主之一。他极力促使他的工厂建立贝西默是炼钢厂。他的决定是对的，只不过略微性急了一点。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他的预计，不仅如此，由于贝西默炼钢法在英国尚处于试验阶段，要想把它移植到美国，并一举成功，有点不太现实。这个试验阶段会历时很长而且代价高昂，对此，我的朋友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后来，当这一方法在英国试验成功，并应用在钢铁工业上时，资本家们开始在哈利斯堡兴建现在的宾夕法尼亚钢铁公司。同样的，他们也得经历试验阶段，如果在关键时刻这个钢厂得不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支助，那它已经胎死腹中了。正是汤姆逊总裁，这个目光远大而又才能卓著的人，向董事会建议，向钢厂投资60万美元，以保证日后铁路所需的钢轨供应。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这一决断的正确性。
用什么来做铁轨的替代品是困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和其他重要铁路公司的一个大问题。我曾注意到，在匹兹堡铁路的某些曲线路段以及连接宾夕法尼亚和韦恩堡的路段中，每隔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就要更换新的铁轨。在贝西默炼钢法还不为人所知以前，我曾提醒汤姆逊先生关注一下英国道普斯先生的一项发明，他将铁轨的顶部碳化，这样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去了英国，取得了道普斯的专利权，然后建议汤姆逊先生投资20，000美元在匹兹堡进行试验。我们建立起熔炉，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处理了好几百吨铁轨，经过比较，证明效果非常好。我们在一些最繁忙的路段装上这些铁轨，结果发现，汤姆逊先生资金的投入将会得到巨大的回报。如果贝西默炼钢法没有获得成功，我依然坚信，只要我们改良道普斯工艺，这也足以被广泛的采用。但是，这还是不能够与贝西默流程生产出的钢材相比。
约翰斯顿（离匹兹堡不远）的坎布里亚制铁公司是全美铁轨生产的关键企业，他们决定建立一个贝西默工厂。在英国，我已经看到，至少也使我感到满意，这一流程将获得极大成功，无须冒险和花费太多的资金。威廉?克鲁曼先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对新事物总是充满了兴趣。我们都认为应该介入匹兹堡的钢轨制造业，于是，他以及在我父亲过世后帮助过我母亲的大卫?麦克坎德里斯先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后者是我的好朋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接着，约翰?司各特先生和大卫.A.斯图尔特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埃德加?汤姆逊和托马斯?斯考特也成了股东。钢轨制造公司于1873年1月1日成立。
第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公司的选址，我不同意所提议的任何一个方案，最后不得不去匹兹堡和我的伙伴们商议此事。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此事，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灵光闪现，想到了一个好的地点。我从床上爬起来，然后赶紧去找弟弟。
“汤姆，你和科尔曼先生是对的，就在布拉道克斯，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与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之间，那里还有河，那是全美最好的地理位置了。我们以好朋友埃德加?汤姆逊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公司怎样？我们这就去找科尔曼先生，然后出发去布拉道克斯。”
我们当天就出发了，第二天上午克鲁曼先生已经开始为获得这一财产而努力工作。那儿的农场主麦金利先生对他的土地要价很高，我们原以为每英亩只需五六百美元，结果却花了2000美元。但是此后，我们需要再购买土地时，每英亩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
在那里，就在布拉道格斯战败的地方，我们开始建设自己的钢轨厂。在挖地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战争的遗物——刺刀、剑等等。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亚瑟?豪克特爵士和他的儿子便丧身此地。他们是怎样来到这里的？这是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个问题。那时候，这座英国城市的宪兵司令是贵族成员，他们享有荣誉却不履行他们的责任。在商界中，没有人认为适合这一职位。即便在几年后的英国，这一贵族观念依然残留了下来。铁路公司里极少有人寿保险，但在有些情况下，在制造企业中，公司的高层必须有此保障。一些著名的人物享有总裁的荣誉，却丝毫也没有履行他们应尽的职责。亚瑟?豪克特爵士是丹佛姆林的宪兵司令，被认为以战争为职业，最终在此地战死沙场。真是巧合，两个丹佛姆林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战死，而如今，另外又有两个丹佛姆林人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工业区。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不久就被发现了。1904年，约翰?莫利在匹兹堡卡内基学院的独立日演说中，提到了福布斯将军俘虏迪凯纳侯爵一事，并且在写到皮特首相时也说他曾在匹兹堡再次受洗。这个福布斯将军就是当时皮特克利夫的领主，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峡谷中。我后来将此峡谷买了下来，并将之作为公园捐给了丹佛姆林。因此，两个丹佛姆林人都是皮特克利夫的领主，并且他们的主要工作都在匹兹堡。
出于对埃德加?汤姆逊的敬意，我们决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我们的钢厂。但当我们询问他的意见时，他的回答却意味深长。他说，就目前美国的钢轨生产水平来看，他并不希望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的可信度还远远不够。当然，不确切地说，美国还尚处于试验的阶段。但是，我向他保证，美国现在完全可以造出和国外一样好的钢轨来，我们要让我们生产的钢轨享有吉斯通公司的桥梁和克鲁曼的车轴一样的声誉，这样，他才同意了。
在我们选址建厂的时候，汤姆逊先生迫切地希望我们在比夕法尼亚铁路沿线购买土地，他总是最先想到自己的公司。这样，宾夕法尼亚铁路将垄断我们所需要的运输。几个月后，他来到了匹兹堡，继我出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的罗伯特?皮特凯恩告诉他，纲常的地点是布拉道克斯，那里不仅有他们的铁路线，还有其竞争对手——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公司的铁路线，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比两者更大的竞争对手——俄亥俄河。罗伯特告诉我，说这些的时候，汤姆逊先生直盯住他看。
“安迪本应该选一个离东边更远些的地方。”但是，汤姆逊先生完全知道选择这一地点的原因和好处。
1873年9月，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的钢厂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段时间是我商业生涯中最焦虑不安的日子。开始时，一切都还是好端端的。可是，一天上午，在阿尔勒格尼善终夏日别墅里，我们收到一封电报，宣布杰?库克银行的倒闭。此后，几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新的坏消息，银行一家接着一家倒闭，每天早晨我们都会想，轮到的下一个该是谁。而随着银行的倒闭，其他企业的资金来源被切断，于是也纷纷破产，最终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大瘫痪。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许多本应该很有实力的银行的倒闭，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我们国家缺乏一个健全的合适的金融体系。
对我们的欠债，我们还无需为之焦虑，偿还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倒是收账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需要我们操心的不是我们要支付的账目，而是别人需要向我们支付的账目，不久，我们很快就需要与着双方同时进行接触，开始将两者对冲抵销。甚至我们自己的银行也不得不请求不要动用其中的结余。有一件事可以对当时的情况作一说明。发薪的日子就要来临了，我们需要100，000美元的小面额现钞，为了得到这笔钱，我们还在纽约多花了2.4万美元的佣金，然后将它们快运回匹兹堡。借钱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通过最好的中介。但是通过出售我当时持有的一些债券，我很快就弄到了一大笔钱，但是公司许诺日后将之赎回。
当时，匹兹堡周围的铁路公司因为购买我们的材料，还欠我们一大笔款项。我记得去找福特?韦恩的副总裁，邵先生，告诉他我们现在得拿到我们的那笔钱。他回答说：
“你应该要你的钱，可是这段日子里，我们能不付的就不付。”
“很好，”我说，“我们会学习你的好榜样，你的运费也在此列之中。我现在宣布，我们将不付给你们一个子儿。”
“好，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他说，“我们将停止给你们运货。”
我说我们愿意冒这个险，铁路公司不可能这么走极端。事实上，我们好几次没有付给他们运费。很简单，当他们的客户停止付账的时候，匹兹堡的制造商自然也不能支付银行的贷款。因此，银行不得不将到期的债务作续借处理。如他们一贯的那样，银行对我们不错，这使得我们安稳地度过了危险期。但是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中，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资金，控制在我们的企业内部，这样，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免受煎熬。
在这场大危机开始的时候，我是几个合伙人中最为紧张不安的。我几乎不能自持，终于，我们的金融地位得到了巩固，我的心理才开始平静下来。如果有必要，我已经做好了去各个银行董事会的准备，将我们公司的状况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予我们有业务联系的银行。我觉得这样做并不会给我们丢脸。在我们公司中，没有人过着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与此相反，我们的生活方式相当节俭。没有人将钱从公司的业务中撤出以建立昂贵的住房，总之，我们之中没有人参与股票的投机交易，或者投资于我们的主业务无关的企业。我们也不与别人互签背书。除此之外，我们展示出来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企业，每年都在盈利。
我可以微笑着消除伙伴们的恐惧，但是没有人比我更加乐于谈起我们公司的财政状况。克鲁曼先生，我真诚的朋友，他总是有很多的方法和极好的信誉，也从未拒绝主动给我们他的保证。为此，我们孤独地站在一起，威廉?克鲁曼的名字，只对我们来说才是力量之塔。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老人怎么样了呢？他的爱国心永无止境。在国庆节的时候，他们总是停产庆祝。有一年的七月四日去他的工厂参观，工厂停止生产了，但他发现有些人正在修理锅炉。他把经理叫过来询问原因，接着，他命令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
“在国庆日工作吗！”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来维修？”他显然很生气。
当1873年的风暴袭来时，我们立刻开始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收帆减速。虽然极不情愿，我们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而有几位已经入股的投资者，也拿不出购买股票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过来。就这样，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这场风暴首先影响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场，没过太久，又波及到了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坏，最终引发了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得克萨斯铁路公司的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受窘的消息传到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里时，他正在纽约。他急忙赶回匹兹堡，并在第二天召开董事会，指出这不可能不牵涉到我。他建议银行拒付我们的汇票，他惊恐地发现我们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数目庞大。为了不出现严重的麻烦，我立即采取了行动。我坐上了去匹兹堡的第一班火车，在那里公然宣布，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我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只对我们自己的业务担有责任。我已经做好准备将我所拥有的每一美元都拿来偿还我的贷款，对公司的任何债务我都不会赖账。
一直到这时，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是一个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很年轻，我已经运作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将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辉煌灿烂。有一位资深人士曾经说：“即便卡内基的大脑不能帮助他铺平道路，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但是我想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我肯定，任何评价都会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当我有什么大的动作时，总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我，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我身上有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但是很显然，我也敢于铤而走险。因此我才可以成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他们老了，而我还年轻，这就是区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于我们的公司又担心很快就转变为有点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好比那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日益下降时，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它鄙视用美钞作为还债手段的办法。它没有太多的海报传单之类，但我想它的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我们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窘，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挑战，我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克鲁曼先生被诱导入股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他们要将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但在此实现之前，他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700，000美元。克罗门先生除了选择破产之外，别无办法。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震惊的了，因为，克罗曼先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他无权投资另一家公司，或者被卷入个人债务。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人有一条强制性的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忽视了这条纪律，不光把克罗门先生，而且还把我们公司卷入了危机。不久之前，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便陷入了困境。一时间，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信的东西存在？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鲁曼先生是一个商人，那么此事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出色的机械师，只不过略有商业才能。出事以前，克鲁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厂与机器为伍，尽管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与之一争高下，而是在办公室里，尽管他在那里弄得一团糟。我们想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很困难，也许这使得他到其他地方另寻出路。也许他受到了这个社区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于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高扬他在机械上的天赋以外赞美他的商业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牵着他的鼻子走。商业才干本是属于他的合伙人的，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克鲁曼先生通过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提出以原始成本价转让10%的股份给他，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当然也有条件，就是他不能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机器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他早就有数百万的身价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气，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闯出一篇天地来。尽管我和朋友一再恳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办一个新公司来与我们竞争。结果，他未能获得成功，并且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做什么的才能不仅得心应手，还充满了乐趣。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这样的能干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将自己困在办公室里，尽管自己有机械方面的机高天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经受痛苦，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与克鲁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他不是那样地意气用事，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其他人提供的资金——在需要的时候却未能获得——使他调转了头，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第十四章
合伙人、书和旅行
在克鲁曼先生离开公司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让威廉?伯恩特莱格负责管理工厂。每次提起威廉的工作，我的心情都特别愉悦。他是从德国直接过来的小伙子，还不会说英语。因为他是克鲁曼先生的远房亲戚，所以我们雇佣了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出色。他很快学会了英语，成为了我们的业务员，每个礼拜有六美元工资。他原来并不具备什么机械知识，但是，凭着他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勤奋，他很快熟悉并参与厂里的所有业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威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总改不掉德国人说话的习惯，语序颠倒的英语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监督下，联合铁厂成了我们所有业务中赢利最多的一块。连续好几年，他都过度操劳。我们决定给他放放假，让他到欧洲去旅游一番。他先取道华盛顿来了纽约。在纽约的时候，他来找了我，说与重返德国相比，他更迫切地希望回到匹兹堡去。在华盛顿纪念碑的楼梯上，在其他公共建筑中，他看到我们生产的横梁，他这样说：
“我觉得是那么自豪，我要马上回去，看看厂里的一切是否正常。”
威廉总是天不亮就到厂里，满天星斗时才离开。那里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就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要吸收几名年轻人成为我们的股东，其中就有他。我记得，这个贫穷的德国小子，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每年能赚到50，000美元。无疑，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在一次董事会的年终宴会上，每个人轮流发言。威廉这样总结他的演讲：
“先生们，我们必须做的是提高价格、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能必须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他的话引起了经久未息的大笑。
埃文斯上校曾有一段时期出任政府派驻我厂的检察员。他是个很严格的人，威廉找了不少麻烦，埃文斯抱怨不断，他们之间终于有了冲突。我们尽量想让威廉明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威廉回答说：
“但是他无所顾忌地走进我的房间，拿我的雪茄抽，”（上校也真是，威廉抽的是那种一分钱一支的劣质雪茄）“而且还总是对我们的铁厂挑三拣四，你对这种人怎么看？不过，明天我会向他道歉。”
我们向上校保证威廉将会向他赔礼，此后他笑着跟我们讲起威廉是怎样向他道歉的：
“上校，我希望你早上没有生气，我并无恶意。”然后，伸出他的手，上校愣了愣，还是握了手，两人尽释前嫌。
威廉曾把我们没法用的旧铁轨卖给了我们的邻居，匹兹堡钢材生产的先驱，詹姆士?帕克。帕克先生发现这批货质量很差。就向我们要求赔偿，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处理好这件事情。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办公室的时候，威廉正在工厂四处寻找那批受到责难的材料，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下威廉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最后走进了办公室，帕克先生还未置一词，他就说了：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到卖给你的那批旧铁轨不适于炼钢，我打算把所有的再重新买回去，给你每吨5美元的价钱。”威廉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早就把那批材料给用光了。帕克先生感到十分为难，这件事情就这么结了，威廉取得了胜利。
在他从德国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威廉跟我说他有些“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能告诉其他的任何人。他在德国时，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拜访一个教授，他以前的一个同学。
“卡内基先生，他的妹妹对我非常好。我到了汉堡后，就寄了一件小礼物给她。她给我写了封信，我也给她回了封信，她再写，我又回，然后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但是她写信来说愿意。然后我让她到纽约来，我去那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他哥哥写信给我，说他们想让我再回去一次，在德国与她完婚。可是我不能再离开工厂了，想问问你怎么办。”
“你当然可以再去一次。当然了，威廉，你应该去。这样她的亲人会感到很高兴的。你马上去，然后把她带回家来。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说：“威廉，我想你的爱人一定高挑漂亮，是个讨人喜欢的德国姑娘。”
“哦，卡内基先生，她稍微有点胖。如果推着她滚动，我只能让她转一周。”威廉所有的比喻都与工厂的工作有关。（今天上午，1912年6月，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我读到他说的那段，“每个人都应该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时，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菲普斯先生原来担任铁厂商务处的主管，后来我们公司的规模扩大，钢厂需要他，就提拔了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伯特接替他的位置。艾伯特先生的履历与伯恩特莱格有某些相似之处。一开始他只是个拿微薄薪水的小职员，但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负责铁厂的营销业务。他与威廉一样成功，也被吸引进了董事会，享受的股份也与威廉一样。他后来被提升为公司总裁。
柯里先生在这段时期因为管理露西高炉表现出色，为我们器重，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之一，和其他人享有相同的股份。商业要获得成功，除了将做出杰出贡献的员工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之外，别无他途。最终，卡内基和麦克坎德里斯公司并入了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一开始，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拒绝将他们发展得很成熟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不过，我把第一年的盈利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不加入钢铁公司，那他们就是上错了船。他们在重新考虑过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的经验告诉我，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杂乱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建立好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生产钢轨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审计原来做审计工作，他以有才干、有办法著称。但是，克鲁曼先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买断了克鲁曼先生的股票。此后不久，我们便发现克鲁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有一套，但是，要想期望他或者任何其他办公室人员，能走进制造工厂并且一开始就做出成绩来，就显得不太实际了。他没有与新工作相关的任何知识，也没受过这方面的培训。这并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师，只是我们对他的期望过高了，这是我们的失误。
最后，工厂终于要开工了，审计员将一份组织计划提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将工厂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由琼斯先生控制；而另外一部分由斯蒂芬森控制，斯蒂芬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业厂主。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同一个工厂里，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的工厂，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这和一个军队中有两个司令，一艘船上有两个船长一样，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行不通，我既不认识史蒂芬森，也不认识琼斯，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也只有他直接向你负责。”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日后，凡是知道贝西默钢厂的地方，他都名声大噪。
“船长”那时候还十分年轻，瘦瘦弱弱的，但显得很活泼，精力充沛。从他的身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很矮。他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每天报酬2美元的机修工。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他的行为便足以证明。在内战中自愿入伍，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他所带的连作战勇猛，不知退缩。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
接下来的岁月中，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富翁。有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得的收入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为董事会成员，这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
“不，”他说，“我不愿意老是想着公司的运营状况，想着是否盈利。照看工厂已经够我忙的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我该得的，那就给我一份高薪吧。”
“好，船长，我们将按美国总统的薪水标准付给你酬劳。”
“一言为定。”这个威尔士小伙子说。
一开始，我们钢材制造业的对手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根据他们自己在开始生产钢材时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再过一年我们也不可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把我们当作对手。我们开始的时候，钢轨的价格是每吨7美元。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好的价格。在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情况之前，我们已经接了不少订单，这足以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因为如此完美的机器、绝妙的计划、琼斯船长选出来的工人技术娴熟，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个极好的管理者，我们的成功是极为显著的。第一个月我们就盈利11，000美元，这是创纪录的。我们的会计体系也如此值得称道，它帮助我们算出了盈利的确切数目。从我们的铁厂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确切的账目制度意味着什么。在生产过程中，原料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都有员工进行核对，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能提高利润的了。
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光明的前景，我开始考虑去休假了。一直渴望的环球旅行也终于可以实现了。我和J.W.范德沃特先生（范迪）于1879年秋天出发。我随身带了几个笔记本，每天用铅笔记下一些东西，从没想过要把它们编成书出版。但是我想，也许我可以把它们复印几份，在私人的圈子中传阅。一个人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言论变成铅字，印成了书，其感觉绝对美妙无比。当那一大包书从印刷厂送到我手中时，我又重读了一遍，看它是否值得我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们。后来，我得出了结论：总的来说，我最好把它们赠送给别人阅读，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
作为一本专门为朋友设计的书的作者，当然无需担心听到什么刻薄的反响，但我仍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还是盼着能得到赞扬。朋友们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们确实很喜欢这本书，至少有部分评价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每位作者都倾向于相信甜美的言辞。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塞尔来信抱怨说，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开始读便不忍放下，直到凌晨两点，满身疲惫的时候，才把它读完。这样的信我收到了好几封。我记得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有天早上见到我并说，他要好好地夸我一番。
“为什么呢？”我问。
“哦，我把你的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了。”
“嗨，”我说，“这并没有什么啊，我其他的朋友也都是那样。”
“是的，但是也许你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除了我的账本之外，这几年我没有读过一本书。一开始，我也并不想读你的书，但当我一拿起，我就放不下了。5年了，能让我从头看到尾的只有我的账本。”
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不敢全信。但是，有些书从我的朋友们手中流传出去，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这使我着实陶陶然地过了好几个月。我相信他们的话并非恭维。越来越多的人向我索书，因此，我不得不又加印了几次。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于是，便有出版商要求将他出版，以满足市场需求，就这样，《环游世界》公开出版，而我，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作家。
这次环球旅行给我开启了一条新的地平线，也很快地改变了我的思维观点。当时正是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达到顶峰，广为流行的时候。对他们的作品，我有着极大的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阅读孔子；在印度，佛家和印度教的经典也被列入我的书目；在孟买，我从帕西人中学习了解拜火教；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是让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以前那儿一片混乱，而现在却秩序井然了。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最后，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真谛，基督有云，“天国就在你心中”，这句话对我有了全新的解释。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现在才是我们的天堂。此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责任，都需要我们富有耐心的努力，一旦僭越，便只会得到毫无结果的虚无。
那些伴我长大的宗教理论，斯维登伯格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在对我产生影响，再也不能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的信仰是真理，尽管这种信仰被视为神灵的启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那么愚昧落后，信仰中尽是谬误。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所以，我打算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我总是很骄傲地拿它来称颂朋友：
“孩子们，那不可见的神力，是谁的眼睛
永远陪伴着人类
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
这个人已然找到
不能说出他的意志有多么柔弱？
不能像雨水一样滋润干渴的心田？
他也没有哭到双眼凹陷，这个连自己都为之厌烦的人
你定将重生。
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就在这个时候出版了，这部诗集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刚去过印度，诗集则让我重温了那里的一切。我对此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的耳朵里，后来，我们在伦敦相识。他把这部诗集的原手稿送给我作为礼物，这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之一。即便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一个人如果可以环游世界的话，那他也应该这么做。与周游世界相比，其他形式的旅行就显得不彻底、不完整，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泛泛而言），在这个对称的整体的某一部分中，你会看到，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
一个环球旅行者，如果对东方经典进行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的家园是最棒的，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在《环游世界》一书中有两段描写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不妨援引一下：
在新加坡附近，我看到人们正忙着干活，孩子们光着身子，四处跑动；他们的父母穿着平常的松垮的旧衣服。我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去跟他们说，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季节里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感到好奇，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
我们还去看了拉普兰人的驯鹿。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在回去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起。我看见就在峡湾的对面，散布着几间棚屋，却有一座两层小楼正在修建中。
“那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那是一个在特罗姆瑟出生而后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人盖的。他现在回来了，要住在这里，他非常有钱。”
“你告诉我你曾到过全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还有其他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那儿安家呢？”
“啊，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他说。
那是在北极圈，那里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的地方。家，温暖甜蜜的家啊。
在自然生活和自然法则的状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完美、非正义，甚至是残忍的。但是，我们也因许多的美丽和甜蜜而感到振颤。不管家在哪里，对它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这种多美好中的一个。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第十五章
马车旅行和结婚
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佛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称号，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我的父母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描绘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做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我要说些什么，都是我的心里话。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告诉我说：
“安德鲁，就那样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说课，我用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我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观众前面，只要想着，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要向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想特意地改变自己，伪装自己。那么不要有任何的难堪，就当作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尽量变成其他的某个人，那么你会感到胆怯，没有底气。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需要做你自己。”
1881年的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的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奠基。当年丹佛姆林有五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拢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他们的邻居开放，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丹佛姆林把我捐献的建筑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我向他建议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光的太阳，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
我组织了一个马车队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乔治?劳德，亨利?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我的至交好友，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弗内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在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高兴的心情，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算将此写成文章，向杂志投稿，或者，仅仅只是为伴我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我想，挨冻去三英里之外的纽约的办公室有点不值，也没有必要。我决定呆在家里，那么我又怎样打发时间呢？我想起了我们的那次马车旅行，决定写上几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继续下去。我文思泉涌，任思绪自由流淌，在天黑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三到四千字。于是，在大风雪天气里，当我无须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便呆在家里做这项令人愉快的事情。这样过了二十多次之后，我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给我印刷几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环游世界》一样，我的这本书也很让我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坎普林先生有一天告诉我，斯克布诺先生已经看过书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属于皇室）出版发行。
一个虚荣的作者，听到有人说他的作品具有纪念的意义和价值，他将会很容易被打动，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今年是1912年，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能从中得到一小笔作为版权费。）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热情，我的家人将它们保存了下来，收集在一个剪贴簿上，而且还不时会有新的贴上去。很多残疾人很高兴地给我写来信说，我的书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光明，这使我大为振奋。在英国，这本书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相信，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我不刻意地去追求效果，以给人以独特的印象。我是为朋友们写的，轻松地去干一件事，那一定能干好。写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和在旅游时一样。
1886年带给了我深深的忧伤。被人细心照料的，就像是一个快乐的小孩的生活结束了，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而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伤寒，卧床不起。也许这是我的幸运，在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我却不用去感受天塌一般的灾难感受。
我是第一个病倒的，当时，我从纽约回到我们住在阿尔勒格尼山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和母亲度过了好几个夏天。从纽约离开后的一两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们请来医生，他将之诊断为伤寒热。丹尼斯教授也从纽约叫了过来，他确信了此一诊断。很快，我便请了内科医师和护士来为我服务。不久之后，我母亲病倒了，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弟弟在匹兹堡竟然也一病不起。
我绝望了，变得消沉。当时我整个的性情好像都变了，我沉湎于那些能让我兴奋的药物，以减少痛苦。母亲和弟弟一直向我隐瞒了他们严重的病情。在我被告知他们永远地离我而去时，很自然的，我只觉得我应该随他们而去。我们从没有分开过，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孩。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在她２１岁的时候，她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担负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她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她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她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１８９７年３月３０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太太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小生命，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因为，这样总得在固定的日子搬进搬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是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阳光。在石南花中，哪里才是最为合适的呢？我将找人咨询一下。”
后来的结果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我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卡内基夫人进入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至今已有２０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我不敢想像，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从表面上看见和感觉到她的一些品质。她的纯洁、真诚、智慧，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在后来的公共生活中、在和别人的所有关系上，（包括我家这边和她家那边），她都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和和平的使者。她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和平和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能够临危不乱，担当起英雄的角色。
在她的生活中，“和平的使者”与人无争，即便是跟她的同学，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产生抱怨她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最好，能够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都不屑一顾。她决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对一切都品位很高，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为这个出主意，为那个想办法，她的安排和礼物总能给那些与她合作的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像，如果没有她，我是否能够走过这二十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她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候，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
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
在尘世间，他找到了天堂的快乐。”
第十六章
工厂和工人
在英国的时候，我学到了钢铁工业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拥有原材料的必要性，以及完成适于其目的的所有条款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托马斯公司，因为解决了钢轨的问题，我们很快就朝下一步进展。由于我们在生铁的稳定供应上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得不建立起高炉，自己生产。三座高炉建起来了，其中的一座是我们在从埃斯卡那吧公司买来的旧高炉的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的。克鲁曼先生联系的这笔生意。像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座高炉给我们带来的成本花费并不比新建一座高炉要低，而且还没有那么好。没有什么比购入劣等设备更让我们闹心的了。
尽管这一次交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它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因为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小高炉来生产镜铁，后来又开始用之来生产锰铁。在全美，我们是第二个开始生产镜铁的企业，同时也是第一个，并且在好几年里是唯一的一个生产锰铁的企业。我们曾不得不依赖进口来保证这种必不可少的材料的供应，价格高达每吨80美元。主管高炉的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我们自己用那个小高炉来生产锰铁，因为矿石并不难找。这个想法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的生产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导致此种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由每吨80美元降到50美元。
在对弗吉尼亚的矿藏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购买这种矿石回去制造锰铁，而矿山老板们还以为他们是为了别的用途买的。我们的菲普斯先生很快着手就购买这个矿进行洽谈。由于既缺乏资金、有没有技术，矿主们不能够对之进行有效的开发，同意转让。在付出了很高的价钱之后，我们（和以前矿主中的一个，年轻又能干的戴维斯先生）成为了该矿的所有者。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一次彻底的调查，但已知矿石的储量就已经能补偿我们的成本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从发掘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浪费一天时间，这依赖于合伙人合作创造的优越性。有些公司，总裁有什么决定必须召开董事会进行协商，作出最后决定往往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有时甚至在好几个月之后。等到那时，原本想购买的矿早已经成为别人的财产了。
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我们的高炉厂，每新建一个，便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前进了一大步，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标准的水平为止。毫无疑问，依然会有些许细微的改进，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工厂，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每月五千吨生铁。
我们增设了一个高炉部。紧接着迈出的一步对于我们的独立和成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们需要充足的固定数量的焦炭供应，焦炭对于生铁的冶炼是必不可少的，缺少这种原料的供应，我们就无法向前发展。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彻底调查使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公司不仅生产最好的煤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他从一个小小的铁路公司职员起家并且获得了成功。在1882年，我们购入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接下来，我们又从其他的持股人手里买入股份，最终成了最大的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在钢铁产业的地位只有欧洲的两三家企业可堪匹敌。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这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然而，事实上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在帝隆区进行的投资损失惨重。我们尝试着去开采这一地域的矿石，以备生产使用。这座矿的表面部分在大自然里经年长期的作用下，杂质被冲走，因而纯度很高，看起来大有利用前途。但当我们向纵深挖掘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贫矿，无法利用。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炉，并派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儿分析化验那个地区的矿石，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石标本。可是，化学家要在他的实验室里取得当地人的帮助却困难重重，他们怀疑他与某种邪恶力量之间进行着非法的交流，因为他可以利用他那个长相可疑的仪器说出一块石头里有些什么成分。最终，我们只好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过去。
有一天，他给我们送来一份报告，分析出有一种矿石几乎不含磷。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一发现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一财富的主人是摩西?汤普森，他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在宾夕法尼亚中心县经营着数千亩美丽的农场。这里，就是这种矿石的产地。我们立即动身去实地考察，约好在那与他见面。我们发现这个铁矿曾经在五六十年前被开采过——用来炼铁，但在那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声誉。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儿的产品的纯度高于其他的矿石，因为不当的冶炼方法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麻烦。对我们来说，它的好处就是在过去不被其他人看好。
我们终于获权可以在六个月内随时接受这个铁矿。因此我们马上开始了勘查工作，这个环节是每一个购买者都必须认真做的工作。我们沿着翻越山坡的方向划线，每线中间的间隔为五十码，横向划线则间隔一百码。在这两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我相信当时一共插入了八十来根这样的杆子，在这样的每一个地点我们都对之将进行矿物分析。我们要在付清10万美元之前，弄清楚它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我的劳德表哥，也是我的合伙人，用他的才干使得我们在采掘和筛选上的成本降到了很低，也因此弥补了我们先前选矿的损失，甚至这样比起来，还会略有盈余。这样，因为有化学家作向导，我们抓取了胜利，至少也扼住了失败的咽喉。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决定自己开采原材料，在对它的追求上积极迈进。
我们有成功，我们也曾失败过，但是，商场的逃生门往往很窄小。一天，在匹兹堡，我和菲浦斯先生路过国家信托公司在佩恩街的办公室。我注意到在窗户上用大金字写着：是股东，就有责任。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审阅公司报表时，看见在资产表上有几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我对亨利说：
“如果这是一家我们参股的公司，请在下午你返回公司之前将它卖掉好吗？”他说不用着急，应该等待好的时机再卖。
“不，亨利，帮帮忙，马上就去。”
他照做了，转让了股份。我们确实很幸运，因为此后不久，这家银行因为巨额赤字而破产。我的侄子，莫里斯先生，就是这荒废的股东之一。很多其他人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一时引起了恐慌，假设我们没有及时卖出那些股份，那么对这国家信托公司的债务，我们每个人都得负有责任。我们的信誉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真是九死一生，区区20股股份（价值2000美元），就差点让我们的名字也列在了受害的股东名单上。这一教训切不可丢。商场中有一条铁律：如果你有结余，你可以自由地把钱给别人，但是决不能让你的名字随随便便地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几千美元的微薄投资，仅仅只是微薄的数量，但是这微小之中却有致命的无穷能量。
在不久的将来，钢会取代铁的位置，这对我们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甚至在我们的吉斯通公司，钢取代铁的位置，开始使用得越来越广泛。铁王国的君主将很快被新的钢国王所废黜，我们也越来越依靠钢材了。在1886年，我们准备在埃德加?汤姆逊钢厂附近再新建一个钢厂，生产各种型号的钢材。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有五六家匹兹堡的工业制造商在赫姆斯泰德修建了几座钢厂。现在他们想出卖给我们。
收购这些钢厂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我感觉到，要和他们的所有者成功交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先与卡内基兄弟公司合并。我提出了一个公平的条件，他们投资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在此基础上，协议很快就达成了。然而，我让他们选择是要现金还是股份。很幸运的是，除了乔治?辛格外，其他人都选择了现金。辛格先生后来告诉我，对于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他的合伙人有多么满意，甚至极为激动。本来他们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但是当我提出等价交换时，他们再也没什么说的了。
这一交易使得我们对所有的工厂进行了重组。为了经营荷姆斯泰德的钢厂，新的卡内基，菲普斯公司得以在1886年组建。威尔森和沃克公司并入了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弟弟是卡内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又建成了哈特曼钢厂，专门生产荷姆斯泰德钢厂不生产的某些型号的钢材。这样，我们形成了各种钢材的生产能力，从一个小小的线钉到20英寸直径的桥梁。这样我们不太可能涉足其它领域了。
在这里，我将很有兴致地提起我们公司在1888到1897这时年之中的发展情况。在1888年我们投资了20，000，000美元，在1897年我们的投资超过了这个数目的两倍——40，000，000美元。我们的钢铁产量在1888年是每天2000吨，后来产量增长到超过每天6000吨。我们的焦炭厂那时拥有5000个炼焦炉，它们后来在数量上增长到三倍之巨，焦炭的生产能力也从每天6000吨增加到18000吨。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在1897年拥有42000英亩煤田。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如果停止了壮大实力的脚步，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要练出一吨钢的，我们就必须开采出一吨半的铁矿石，而矿石必须先用铁路运送100英里，在装船从水路走上数百英里，再经过150英里的铁路运到匹兹堡。另外，还需要开采一吨半的煤，加工成焦炭，然后通过铁路从五十多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还要开采一吨石灰石，从一百五十英里之外运来匹兹堡。我们怎么能够以每3磅2美分的价格出售我们的钢材，还不会亏损？这一点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它似乎是奇迹，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很快由钢材最昂贵的国家转而成为钢材最为廉价的国家。就连贝尔法斯特的造船所也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客户，但这还只是个开始。在现今的情况下，美国生产的钢材可以与其他地方的一样便宜，尽管他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很多。制造行业的劳动力是最贵的，倘若他们能够自由，自足，像租赁服务一样收获回报，那么在这里，美国做到了。
在世界市场上，美国拥有的最大优势是，它拥有最大最好的国内市场。只有依靠国内市场，才能获得资金收益，剩余产品的出口也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即使是出口价格比成本还低也无所谓。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产品已经定型的国家（我们就是如此），在销售上可以很快超过外国的生产商。我在英国曾有一个词对这个情况作了概括：“盈余法则”。在商业讨论中，它很快就被广泛使用起来。
第十七章
荷姆斯泰德罢工
在叙述我们企业的发展时，我的提一下1892年7月1日发生的在我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劳资冲突，那时我并不在场，而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协调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关系融洽，令人满意，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有人指责我在罢工期间滞留国外，没有赶回来支持我的合伙人。对此，1904年1月30号，我最主要的合伙人菲普斯先生给《纽约快报》写了一封信，以作回应。他说我总是对工人们让步，即便是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我的一两个合伙人不希望我回来。抛开雇主和工人之间友好感情上得到的回报不说，仅从公司的经济结果上考虑，我相信，给工人们较高的工资，让他们快乐满足，对他们的雇主产生敬爱之情，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让步其实就是利润。
贝西默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了解放。机器使用至今已经变得陈旧了，公司意识到这一点，在荷姆斯泰德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工厂的翻新，并且扩建了工厂。新机器的使用使得我们的钢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80名计件工人（以生产一吨钢为单位计算报酬），曾与我们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最后一年的部分时间，他们是使用新设备工作的。这样，到合同到期时，他们的收入就可以增长60%。
随后，工厂提出将他们这新增长的60%利润按一种新的方法进行分配，这也就是说，他们只多赚得30%，而另外的30%将被用来补偿公司更新设备的花费。因为改进过的机器的帮助，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并没有增加。这样子事实上违反了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我们是太大方了，在普通的情况下，工人们肯定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但是那时候，我们正在为美国政府生产装甲，时间很紧急，而同时，我们还与芝加哥博览会签订了合同，为他们生产建筑用材。工人中的几个首领得知了这一情况，坚持要拿整个的60%，估计公司将不得不给他们。工厂当然不会同意，而且对于此种要挟——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要钱还是要命？”——公司也不应该答应。这次的拒绝非常正确，如果我当时在家，也绝对不会向这种不公平的敲诈行径作出任何让步。
直到这时，公司的做法都很正确。当与工人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一贯采取的政策是“耐心地等待，向他们说理，给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何等的不公正。”但决不会雇用新人来顶替他们，决不。然而，荷姆斯泰德的工厂主管却受到了3000名没有卷入这场纠纷的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向他保证，他们能让工厂正常运转，他们急于和那280名工人划清界限。那280人组成了一个工会，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可以加入。
这名主管被自己误导了，而他接着还继续误导着我的合伙人们。他刚从基层岗位上提拔上来，对此类事情没什么经验。少数结成联盟的工人们的不合理要求，还有那三千名未能加入工会的工人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也是非正义的一群）很快左右了他的思想，他觉得工人们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危机很快就可以解除。那三千工人中有很多人可以也希望能够取代闹事的280人的位置——至少他们是这样报告给我的。事后看来，当初决不应该恢复开工。公司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工人们说：“现在这里发生了劳资冲突，你们应该在你们之间解决好。公司的报酬已经很慷慨了，公司只有在纠纷得到调整之后才恢复开工，在此之前，你们的岗位将一直被保留着。”或者，如果主管对那三千名工人这样说会更好一些：“很好，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州政府为了以防万一，派出治安官员和警卫来保护那3000人。而带头罢工的工人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枪，他们能够威胁和恐吓那3000人。
在这里，我引用一下我曾经当作规则写下的东西，“我的观点是，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心让所有的工人都停止工作，与他们自由协商，耐心地等待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不要考虑其用新人——决不能这样。”最好的工人不可能在大街上闲逛而没有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无所事事。一个有价值工人，我们一般不会让他失业。在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里，要新人成功地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公司雇佣新人的企图使3000名想要工作的老工人改变了立场，不再是我们的支持者，难道我们能为此指责他们吗？
如果我当时在家，我有可能被说服，重新开工，试验一下我们的老工人们能否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工作。这也是我们所主观希望的。但是，我的合伙人第一次开工不是为了要用新人。相反，也是应几千名我们老工人的要求。这点很重要，对于主管的这一可行性建议，我的股东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们无需为此而受到责备。我们的原则是不采用新人，但是让老工人回来干活，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罢工的工人后来袭击了州政府的办公室，此后工厂又重新开工。稍作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工厂一直停工，让工人们自己协商妥当后再说，该有多好。”但是拥有八千军队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局势。
纠纷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及之后，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那件事情如此严重地刺痛了我。我的事业在荷姆斯泰德所受到的伤害不再给我伤痛，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工人们极度蛮横无理，那是他们的错误。使用了新机器，按照新的计酬方法（多得30%报酬）罢工者每天可以获得4——9美元工资。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收到了工会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电报：
“亲爱的总裁先生，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而我们也将遵照你的指示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