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我很感动，可是，啊，这都太晚了。错误已经铸成，政府控制了工厂，已经太晚了。
在国外的时候，与我有交情的很多朋友想像到了我的烦恼，他们给我写来很多友善的短信。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是最让我感激的。
“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的妻子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们的感激，因为你曾致以我们最美丽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正万分焦急，你高贵的努力指引着富人们不要像他们往常一样行事，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刻薄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尽管你身在大洋彼岸，但你对这次不幸会有十分敏捷的反应。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他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请相信我！
你最为忠实的
（签名）W.E.格莱斯顿
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的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
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的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众的眼里，这完全相反。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已经成为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象征。
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了。
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还经常向工人因用我的观点和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出席这次晚宴的来自匹兹堡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很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纪录。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会议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有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八千里，但毕竟我有过一段极为糟糕的经历。
在荷姆斯泰德纠纷之后，我的朋友，罗特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出发，要去佛得角的一个朋友的牧场，预备在索诺拉雷普山上打一个礼拜的猎。这个牧场远离文明世界，我本以为在那儿除了少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发现了一个人讲英语，后来知道他是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么将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麦克卢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技工，受雇于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他就是俗语所说的“高手”，薪水很高，结了婚，并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和可观的财富。除此之外，他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被选为荷姆斯泰德的镇长。
当1892年罢工爆发时，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罢工这一边。作为镇长，他下令逮捕那些前来保护工厂、维持秩序的私家侦探们。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释说，这些侦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范围内的武装力量，他有权逮捕他们，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命令引发了流血冲突，冲突变得严重了。
当然，罢工的故事所有人能都知道。罢工工人最后遭到了镇压，麦克卢基呢，他被认为是个凶手、暴徒、叛徒，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对他的攻击。他受了伤，被当局通缉追捕，忍饥挨饿，被迫逃亡，等风头过去后再说。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列入所有钢铁厂的黑名单中，在美国再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的钱花光了，最惨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经历了这种种变迁，他决定去墨西哥。当我遇上他时，正准备去那里的煤矿找活干，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又没有钱。很自然地，当他跟我说起他的不幸遭遇时，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决不会无谓地空发牢骚。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并且在罢工发生不久，我正和他在苏格兰，卡内基也没有告诉我罢工的另一面。但是，麦克卢基尽量避免责怪卡内基，他好几次说，如果当时“安迪”在的话，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工人们可以和卡内基相处得很好，但是和他的一些合伙人却合不来。
我在牧场呆了一个礼拜，在晚上我去看过麦克卢基几次。后来我离开了那里，直接去了图森、阿里森纳，并且我在那儿给卡内基写了一封信，跟他谈起这件事情。我又加上说，我对麦克卢基感到非常惭愧，可以想象他曾遭到过更加恶劣的对待。卡内基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给麦克卢基钱，不管他要多少都给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信，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钱，但是没有提数额，只是想让他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他重新自立生活。他拒绝了，说他会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出一条路来，这也正是独特的美国精神，无需我给他帮助，但是他让我敬佩。
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不久，我和一个朋友，索诺拉雷暴铁路公司的经理J.A.诺格先生，说起了他。麦克卢基很快就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干得非常好。一年后，或者也许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加利福尼亚有再次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在工厂里监督维修他的机器设备。他变了不少，看起来很高兴，他又娶了一个墨西哥妻子，看起来很满足。现在他的天空变得晴朗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那笔钱的真相，他可能不会相信这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那个人。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说：
“麦克卢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的那笔钱并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是他想通过我给你一些帮助。”
麦克卢基愣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该死的安迪，不是吗？”
我希望麦克卢基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很清楚地知道麦克卢基是一个不错的同志。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3万美元之多。在罢工工人枪袭政府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因为他是镇长，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不得不远走高飞，将一切都抛在身后。
将这个故事发表后，因为我曾说过我的墓碑上将刻上麦克卢基的这几句话，而不是别的东西，以表明我对工人朋友们的友善。报纸上立刻有人登文章来进行讥讽。
只不过在途中
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
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
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
儿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该死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
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一件可笑的事情，
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
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妈该死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
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做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
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
“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
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第十八章
劳工问题
在这里，我要记录下一些我处理过的劳资冲突，这对劳资双方都能有所启迪。
有一次，在我们钢轨制造厂，高炉工人不停地宣称，如果我们不在周一下午四点之前提高工资，他们将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和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之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协议，那么就无需再跟他签订第二份协议了，但是，我当晚就从纽约坐火车赶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厂。
我让主管把三个罢工委员会叫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炉部门，还有轧钢和锤炼部门。他们来了，并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这并不是因为礼貌和客气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与工人们在一起。可以说，我对工人们的了解越多，我对他们品德的评价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巴利所描绘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尊敬的侯爵能将事情做得很好，因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当然，他们也有偏见，也会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重视，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非恶意。委员会的成员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个半圆。当然，他们都脱掉了帽子，和我一样。事实上，就像现代的会议一样。
我对轧钢委员会主席说：
“麦克凯先生（他是一位老绅士，戴着眼镜），我们之间是否有一个协议，一直签到年底？”
他慢慢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
“是啊，先生，你有的，卡内基先生，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
“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
“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锤炼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呢？”
约翰逊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谨慎地说：
“卡内基先生，当我要签署那份协议的时候，我很仔细地阅读了它，并且，如果不合适的话，那我不会签字。合适的话，我会签字的，我签了字，就会守约。”
“这又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现在，轮到高炉委员会主席了，他有一个爱尔兰名字，凯利。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和你签订了一个持续到年底的合同？”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曾经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没有细看，也不懂上面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但是有一点冲动。他突然叫道：
“好，凯利，你知道我读了两遍，你还和我讨论了其中的内容。”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利解释，我在许多我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那些我们的律师或是合作伙伴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一时粗心而签署的协议先履行完毕，而后在下一次签合同时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再坚持4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内容？”
对此，他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然后说：
“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如果不能在今天4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就要撕毁协议，并且要离开高炉（这意味着灾难）。现在还不到3点，但是我已经可以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即便高炉周围肯定会长满了杂草，我也不会对你们做出让步。作为劳动工人，撕毁协议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答复。”
委员会的工人们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里的股东们都保持静默，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是来谈生意的。说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
“我进来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和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走在一起，他说，‘你们应该明白，这个工厂里不许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事件经过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从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高炉车间发生的事情。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走向他们，当然，工人们正等待着他们，人们都聚拢过来。凯利向他们吼道：
“快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小个子老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都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有点古怪，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跟他们交往，其实他们很容易相处。从此以后，凯利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本来是那里最好斗的一个。我的经验是，你可以依靠工人中的大多数，提供给他们一个职位，向他们的头承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即使有时候，他们对首领的忠诚是错误的，我们也完全理解，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忠诚，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只需要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
在我们的钢轨厂，有一次罢工的解决途径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在这里，我很遗憾地说，由各部门的134名工人秘密宣誓，结成同盟，要求在年底增加工资。第二年的生意不太好，全美的其他钢铁厂都普遍在减薪。然而，这一些人，在几个月前秘密宣誓，提出要求说如果不给他们涨工资，他们就不开工干活。在其他钢铁制造企业在普遍的降低工人工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竞争对手纷纷采取减薪措施的时候，还给工人加薪。于是，工厂停工，罢工开始了。工厂的各个部门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工人们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之中。
我赶往匹兹堡，发现高炉封了火，这是违反协议的。我本打算在到达匹兹堡的当天上午与工人们见面，然后我收到他们的一个纸条，说“他们已经离开高炉，将在第二天与我见面。”这时要给我个下马威，我的回复是：
“不，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可以停工，把戏还是老一套，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想要重新开工，那时候我将告诉他们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制定出来的工资标准，工厂决不开工。这个标准将要实行三年，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已经好几次迫使我们让步，现在轮到我们了’。”
“现在，”我对我的股东们说，“今天下午我将返回纽约，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罢工者得到我的回复不久，他们请求在当天下午，在我离开之前与我见面。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做出过保证，说我会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用我一贯的方法。他说得很对，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没错。但是他和你们说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则是有问题的。他说我不会和你们斗，先生们。”我看着本尼特的眼睛，握紧拳头，举起来，“他忘记了我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不会和你们斗，我有比争斗更好的办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能，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2/3以上的工人投票要求开工，都那时，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将实行浮动工资制，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我的一个男仆走进我的书房，拿着一张拜帖，上面是我手下工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去问一问，他们之间有没有违反协议、将高炉封火的人。”
仆人回来说没有，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下去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请他们上楼来。”
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的热情而诚恳的欢迎，我请他们就座，与他们聊起了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
“卡内基先生，我们想到这里是来和你谈工厂的事的。”一名工人终于谈到了正题。
“哦，那么，”我回答说，“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说，“你们想让我再介入处理这个问题，而我说过，除非有2/3以上的人投票决定开工，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还没有游览过纽约呢。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还有中央公园，1点30分回来吃午饭。”
我带他们出去，一路上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绝口不提他们要谈的那件事情。我们玩得很高兴，而且我知道，那顿午饭，他们也吃得很好。美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有一点不同，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如果他是天生的绅士（他们往往也是如此），他会坐下来和人们一起午餐。
他们回匹兹堡去了，对工厂的事再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公决了（只有少数人投票反对开工），我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拟定的工资标准让工人委员会过目，这是一项按产品价格浮动的工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让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当然，这个标准还有一个下限。可以保证工人们的生活费用。真如人们看到的这个标准情况，我们也无须在这里再作回顾。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会同意所有的条款。现在，”他有点迟疑，“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很好，先生，只要是合理的，我当然不会拒绝。”
“当然，是这样，请允许工会的头头们替工人们签这些文件。”
“为什么不呢？当然好了，先生，我很乐意这么做。既然我答应了你的要求，那么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帮个小忙，请不要推辞。在工会头头们签完字之后，请每个工人再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贝内特先生，这份合同持续三年有效，有些人，或者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没有权利让他们遭受这么长时间的束缚。但是如果我让他们自己签了名，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旁边的工人向他耳语道（但是我听得很清楚）：“天哪，一切都完了。”
这次并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从侧边攻击，迂回包抄。如果我不同意由工会首脑来签署合同，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就有了发动冲突的理由。既然我大度地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又怎会拒绝这一个简单的要求呢？每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签名。但是我的回忆中，事实上工会的头头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上面签字。如果每个工人都要求独立签写，他们的存在还有什么必要呢？此外，工人们知道，一旦标准被接受之后，工会就什么也帮助不了他们了，也就不愿意再交会费，而工会也就会遭到废弃。（那是在1889年，距今已有27年，那个工资标准一直没变，工人们也不愿意改变它，就像我跟他们说过的那样，这个标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做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的协议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得多的办法。经过六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地解决。
当我们宣布将实行三年期限的浮动工资制后，工人们选出了一个16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与我们协商。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进展，我宣布说因为我的婚约，我不得不在第二天去纽约。有人请求是否可以和一个32人的委员会商谈，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想加入到委员会中来——这是他们内部有了分歧的信号。当然，这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工人们从工厂赶到匹兹堡来见我。谈判由我们一个优秀的工人开场，他叫比利?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他被提拔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认为我们的提议总体上是公平的，但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部门感到很满意，但其它部门则相对来说不那么公平。大部分的工人都自然地持有这一观点，但是当他们开始提出具体是哪个部门吃亏的时候，情况就和期望的大不一样了。没有哪两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会达成一致，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是公平的。比利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认可每吨产品所付的总数，但我们认为没有在我们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现在，卡内基先生，你可以不让我们工作？”
“安静，安静！”我喊道，“绝不可能，比利，卡内基不会‘取消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对于一流的工人，不让他们工作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挑衅。”
我听到下面有人大笑，接着是掌声，然后更多的笑声，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我们给予了比利很高的评价，冲突当然很快就得以解决，有时候，金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公平、尊重和关心，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抗拒的。
雇主们只要略微花费一点成本，就可以为他们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还是这个比利?爱德华兹，他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付酬，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她很善于理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进城去大批量地购买下个月的必需品，这样就能节省1/3的开支。而许多工人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店家要价太贵，而且，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给工人们每两周支付一次工资，这就和给他们涨10%的工资一样好了。”
“爱德华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回复说。
这要求我们增加些人手和更多的文员，但这都是小事情。他们对物价太高的抱怨给了我启示：他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合作社呢？这个也得以组织起来——公司答应支付租房的费用，但是坚持由工人们自己持股并且管理。于是有了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个机构的价值，至少能让工人们明白，做生意也有很多的难处。
煤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答应公司可以卖煤给所有的工人，只收成本价。（这大概只有外面煤商要价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安排把煤送到工人的家中，当然得由他们支付运费。
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发现我们的工人有了结余之后，就迫切地想把钱存起来。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邮政储蓄，这一点不如英国。他们对银行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主动提出帮助保管他们的积蓄，每个工人账户上只要达到2000美元，我们就给他6%的利息，以此来鼓励勤俭节约。这些钱和公司需要运作的资金是分开的，我们还另外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一旦出现某个工人要建房的情况，就从中借钱给他。我认为这是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像这样一些满足工人福利的做法，可以视为公司最能获利的投资，即使是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这是在与工人签订的合同之外的。菲普斯先生曾说，我总是过于大方，总会答应一些工人的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如果回顾一下我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失败，我只希望我能在大放点，甚至不只是一点点。如果能获的工人们的友谊，这比钱更重要。
我总是认为，我拥有最好的工人，他们也是最好的人。争吵和罢工已成过去，如果荷姆斯泰德的工人都是我们的老工人，那么1892年的冲突就很有可能不会发生。在钢轨厂，1889年引入的新的工资制度一直实行到现在（1914年），我认为此间并没有什么劳工冤情和劳资纠纷。工人们解散了工会（我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签订了3年的合同，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再交会费了。不过虽然工会没有了，却成立了一个更好的机构来取代它——劳资友好协会，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从雇主的利益出发，他的工人也应该有很好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浮动工资制使得公司与市场接轨。有时候可以保证秩序，使工厂得以运行，这对工人们来说是主要的事情。高工资已经足够了，但这还不如稳定的职业。在我看来，爱德加?汤姆逊公司在处理劳资关系上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型。有人告诉我，在我们那个时代，甚至直到今天（1914年），工人们更愿意把一天的时间用来工作。但是8个小时工作制是肯定要到来的。随着我们的进步，工人的劳动时间正在缩短。8小时工作制将成为规范：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另外8小时用来休息和娱乐。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有很多的时间表明，劳资冲突并不只是单单与工资有关。我认为避免纠纷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真诚地承认工人们的贡献，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真正关怀，由衷地感谢他们出色的成绩。我对工人的了解越多，我就越发地喜欢他们。他们通常比他们的老板具有更多的优点，因为他们彼此之间更慷慨大方。
与资方相比，劳动者往往处于相对无助的地位，如果雇主关闭车间，那么他也许在短时间内不再创造利润。他们的习惯、饮食、食物、穿着并不会有多大改变——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恐惧和需求。但与他们相反，他的雇员则会因为谋生途径的丧失而遭受折磨。他们有妻儿需要养活，他们的孩子有病需要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无助的劳动者。倘若我重回商场，对劳工问题的担忧不会主导我的思绪，我会用我充满柔情的心去对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尽管他们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他们的心是善良的。我要用我的心去温暖他们的心。
在荷姆斯泰德冲突之后，当我在1892年回到匹兹堡，我去了工厂并且见了很多没有卷入暴乱中的老工人。他们说，如果我当时在家的话，罢工就不会发生了。我告诉他们，公司已经提出了非常慷慨的条款，我也不可能会有更优厚的条件。我说：
“你们听信了谗言，我的合伙人的条件已经很慷慨了，是可接受的，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能否开出这么好的条件来。”
对此，一个工人说：
“噢，卡内基先生，这个问题和钱无关。工人们允许你替他们做主，但别人要揪我们的头发的话就不可以。”
这就是感情因素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作用，甚至是在处理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事件中。那些不知道情况的人不会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敢肯定，与工资相关的冲突在劳资纠纷中占不到一半的比例，很大部分是因为雇主没有给予工人正确的评价，对他们也不够友好。
许多罢工者被起诉到法庭，但是我回来之后，这一现象立即消失了。所有未参与暴乱的老工人都被找回来了。我在苏格兰发电报强烈要求施瓦布先生派回荷姆斯泰德，他是不久前才被提拔到爱德加?汤姆逊钢厂去的。他回来了，“查理”是工人们对他的爱称。他很快就恢复了秩序、和平和和谐。要是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荷姆斯泰德工厂，那么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了。“查理”喜欢工人，工人也喜欢“查理”，可是在荷姆斯泰德，还有一个不让人满意的因素：有些工人是以前被我们不同的工厂弃用的，尽管有很好的理由，但在我们买下荷姆斯泰德钢厂以前，他们就已经在这儿找到了工作。
第十九章
“财富的福音”
在我的《财富的福音》一书出版之后，我将不可避免地要遵照书中的教诲，停止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奋斗。我决定停止积累，开始一项无止境的更为严肃和困难的事业——合理而又明智的捐款。我们每年可以获利40，000，000美元，而其前景看好，令人惊异，还会不断地增长。我们成功买下美国钢铁公司之后不久，净利润就达到了每年6000万美元。如果我们继续扩大，我相信我们在那一年可以赚到7000万美元。
钢已经成为了建材之王，它的广泛使用已经使人们将其他低劣的建材抛到了一边。不难看到，前景有多美好。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在我面前的这条捐赠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和往常一样，莎士比亚的诗句坚定了我的信念。
“捐献可以节制奢侈，
每个人都将富足。”
在1901年3月，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施瓦布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曾经对他说，他很想知道我是否真的要在商场上全身而退，如果是，他可以帮我安排。他还说，我已经和我们的股东们商洽，在他提供的条件的吸引下，我的股东们卖出自己持有的股份。我告诉施瓦布先生，如果我的合作伙伴们都愿意把公司卖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我们最后把公司卖掉了。
在投资商购买我们的钢铁公司过程中，有很多的欺诈，他们不得不依照通货膨胀时候的价格，有时候，好几百美元的股份只能卖得很少的受益。我拒绝接受出售公有股票得来的任何收益。摩根先生后来告诉我，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我所持有的5%的共有股将使我多得100，000，000美元。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资产以及它的前景。事实证明我应该接受在我名下的那5%的股份，因为我持有的共有股，可以使我每年持续获得公司5%的收益。但是，我已经知足了，事实也证明，我忙于捐出我的钱来，甚至比以前更加忙碌。
我的第一笔捐助是给工厂里的工人的，下面这封信能对这种情况做出一个解释：
纽约，N.Y.
1901年3月12日
为了感谢工人们对我的事业的巨大贡献，特此捐赠400万美元，用于救济那些发生意外的工人们，同时也可以给那些需要帮助的退休工人提供一些养老费。
另外，我捐款100万美元用于维护我为工人们修建的图书馆和礼堂。
作为答复，荷姆斯泰德的工人们于1903年2月23日给我来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们荷姆斯泰德的全体雇员，希望以这种方式，通过我们的工会对您的善心，对“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的设立，向您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基金运作的第一年的报表已经与上月呈交于您。
您对工人们一贯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无法仅仅只用语言来表达。你通过很多的渠道行善，我们相信“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只是您诸多善举中的一个。这也使我们对日趋黑暗的人性重新有了信心。
您谦恭的
委员会成员：哈里F.罗斯
约翰.贝尔
J.A.霍顿
沃尔特.A.格瑞格
哈里.库塞克
露西高炉的工人送给我一个很漂亮银盘，上面刻着下列词句：
鉴于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在他慷慨的慈善事业中，为了卡内基公司雇员的利益，捐建了“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因此，露西高炉的工人在一次特殊的集会上决定，像卡内基先生表达他们真诚的感谢并诚挚的祝愿他健康长寿。
委员会成员：詹姆士.斯特克
刘易斯A.哈金森
詹姆士.戴利
R.C.泰勒
约翰.V.沃德
弗里德里克.沃尔克
约翰M.维吉
很快，我就乘船去了欧洲，和以前一样，我的伙伴们送我上船，与我挥手道别。但是，这对我这是多么大的不同；我们说自己想说的，做我们要做的，谁知道呢，一个极大地改变就要来临？我从没错误地认识到这一点，危机已经很严峻，这道别中有多少伤痛，谁知道它竟然成了诀别。
几个月后，我回到纽约，我发现自己完全处在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但看到许多工人们到码头上欢迎我，我还是感到很激动。还是那帮朋友，但境况却今非昔比了。我失去了合伙人，但是并没有失去朋友。这依然是某项留出来的空白，如何处理我的财产，我可以明智地自己做出决定，我乐此不疲，也受益匪浅。
有一天，在一家办得很不错的报纸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从“苏格兰美国人”身上，我看到了许多可贵之处。标题是这样的：
“上帝给你一根线，让你开始编织一张网。”
这像是专门对我说的，我决定立即开始编织我的第一张网。而事实上，上帝也真的给我送来了一根线，纽约公共图书馆的J.S.比林斯博士来了。我一下子拿出了525万美元为纽约市建造68座小型图书馆，后来又为布鲁克林区建造了20座。
我已经说过，我的父亲，是在丹佛姆林成立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五个工人之一，他们将自己的书聚拢起来，便于贫穷的邻居们阅读。我追随他的做法，在我的家乡捐建了一座图书馆。这是我的首次捐赠，当时我的母亲还为之奠基。后来，我为我们在美国第一个家所在的阿尔勒格尼城捐建了一座图书馆和一个礼堂。哈里森总统友善地从华盛顿伴我来到这里，并且参加这两座建筑的开放庆典。没过多久，匹兹堡想要一座图书馆，我答应了。就这样，我后来还捐建了一系列的建筑：博物馆、美术馆、技术学院和为青年女子开设的玛格丽特.莫里森学院。这组建筑于1895年11月5日投入使用。在匹兹堡，我为之一共投入2400万美元，我的财富都是在匹兹堡获得的，她只不过回收了她付出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是她应得的。
我的第二笔大额捐款，是在1902年1月28日，拿出1000万美元来设立华盛顿卡内基协会。我与罗斯福总统商议，如有可能，请国务卿约翰.海担任协会基金的主席，而海先生已经同意了，他还联系了艾布拉姆S.休威特、比休斯博士、威廉E.道奇、伊莱修?鲁特、希金森上校，D.O.米尔斯、S.米尔.米切尔博士，以及其他一些人担任助理。
但我向罗斯福总统展示这份名单时，他评论说，“你不可能再弄出另一份来了。”他强烈支持这一基金，1904年3月28日通过的一项法案也与之相和：
为了鼓励以最为开放和自由的态度来对待调查、研究和发现，将知识运用于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为了管理、支持和协助任何科学、文学艺术机构的调查，以及与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作。
我感谢比林斯博士帮我选择了丹尼尔C.吉尔曼博士担任第一任协会会长。他在几年之后逝世，比林斯博士又推荐了现任会长罗伯特S.伍德沃特。他在他的岗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希望他能够带领协会不断前进。鉴于协会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我在这里就不再多加赘述。我将谈一谈两件比较特殊的事件。协会正在用一艘木头和青铜做成的帆船“卡内基号”作环球航行，目的是要纠正一些以前的勘测错误。由于指南针的变更，人们发现许多的海洋测绘数据都存在误差。钢和铁都很容易受到磁场的吸引，而青铜不会。有一艘船在亚速尔群岛搁浅了，“卡内基号”的船长彼得斯发现这艘船是按海军部地图上标明的航线行驶的，船长并没有错，只能怪以前的测绘工作做得不正确。这些误差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根据国家的报告，这只不过是众多纠错中的一个案例。他们的感谢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在感谢仪式上，我表达了对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的希望，希望他在有一天，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偿还所欠那片古老的土地的债务。除了知识的不断进步，没有什么能使我更加满足的了。
“卡内基号”在海上漂游的同时，协会还在加利福尼亚海拔5886英尺的威尔森山上设立了一个天文台，黑尔教授负责这一项目。他曾经在罗马花了一年时间，将当时最顶尖的天文学家聚集起来，这些专家们决定下届年会在威尔森山顶上召开。
就在这座威尔森山，在离地面七十二英尺的高度，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星星。在第一幅图里面，我想我们发现了16个新世界。第二幅图里有60个新世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第三副中，估计要超过100个——有好些据说比我们的太阳大20倍。有些星星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他们的光到达地球也需要8年的时间。这使得我们只能抱着自己的头呢喃，“我们所知的对于未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等到那比现有的望远镜还要大三倍的新型巨无霸望远镜投入使用，很难想像还会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有人向我保证说，月球上是否有物种存在，他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的第三笔巨额捐助是建立了英雄基金，这使我全心关注的一件事情。匹兹堡附近的一个煤矿发生了重大事故，而这个煤矿的前任主管泰勒先生，虽然已经在其他行业任职，但还是乘车赶到了事发现场，希望能对解决危机提供些有用的帮助。他结集了一批志愿者，带着他们下到矿井，拯救困在下面的工人。啊，啊，他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我不能使自己片刻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亲爱的朋友，理查德.沃森.基尔德先生曾经寄给我一首诗，我在事故发生后的那天上午又将它读了一遍，然后决定建立一个英雄基金。
在和平时代
有人说，“当战场归于沉寂、战鼓不再敲响，
大地上便不再会有英雄的事迹传扬。“
不要轻易地说出英雄这称号吧，
高举的胜利之手曾将多少尸骨埋葬。
妇女苍白而颤抖的面庞，
面对男人的耻辱，岩石般坚强。
幼儿悄悄流泪，
只为了，不让母亲心伤。
和平时代的英雄
是法律的卫士，让世界为他鼓掌。
为千万人的生命，牺牲自己又何妨。
因此，我设立这5百万美元的基金，其目的是为了奖励英雄。或是为了对英雄的家属予以抚恤。那些为了拯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人，因为这一事故而变得贫穷的他们的家人都在捐助的范围之内。这一基金自1904年4月15日建立以来，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我对它有一种父亲般的关爱，因为这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也没有谁给过我建议。据我所知，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一建议。它是“我自己的孩子”。随后，我又将它的范围扩展到了我的老家，大不列颠，将基金的总部设在丹佛姆林——由卡内基丹佛姆林信托公司对其加以管理，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适当的时刻，我还将它们引入了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丹麦。
致于其在德国的工作，我收到了一封大卫.简.希尔的来信，他是我们美国驻柏林的大使。下面是部分内容：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想告诉你，德皇对于德国英雄基金会的工作有多么高兴。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热心，并且还多次夸到你的洞察力以及你的慷慨大度。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基金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他跟我讲了一些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其中一些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救了一名落水的小孩，在当他把小男孩放到船上的时候，他突然心脏病发，沉入了水中。他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和儿子。英雄基金会已帮助他的遗孀开了一个小买卖以维持生计，并且保证他的孩子日后能接受教育。这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
瓦伦提尼最初对这一基金设立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而现在则非常积极热心地关心起它的工作来。他告诉我说整个委员会由仔细挑选出来的人们组成，他们都真诚的拥护这一工作，并且为他们的决定牺牲了很大部分时间。
他们还尽量和英国和法国的基金委员会保持一致，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换报告，作出计划在他们的工作中保持联系。他们对美国的报告十分感兴趣，并从中借鉴了不少。
英王爱德华对于基金的工作表示支持和欣赏，他给我写了信，并还亲自签名，以表达其对英雄基金和我在英国捐建的其他礼物表示感谢。这封信我十分珍视，因此引用在这里：
温莎堡，1908年11月21日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一直以来，我都盼望着能向你表示谢意，感谢你对这个国家，你出生的这片土地的慷慨捐助。
你为了防止你的捐款被滥用而付出的心血比你的捐助本身更让人感动。
我热切地想要告诉你，你的善举及其在这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深深地温暖了我的心。
我希望你能接受我寄给你的一幅我本人的画像，以此表示我对你的尊敬。
请相信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你诚挚的爱德华R.&Ⅰ
一些美国的报纸对英雄基金的效益表示怀疑，对第一年的报告也持批评的态度。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如今，英雄基金的所作所为受到了热情的赞颂，它将长久地存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不再需要它。原始社会的英雄残杀同类。而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英雄们则尽量保护同类的生命。这就是肉体和道德上勇气的差别，是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分。互相残杀的英雄将会很快被遗忘，因为如今人们将之视为同类相残。而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那些不为私利的真正英雄就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们宣示了神一般的德行。
英雄基金主要是个抚恤基金，已经有许多人得到了资助，包括英雄以及英雄的遗孀或孩子。最开始的时候，对英雄基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误解，很多人认为他的目的是激励英雄行为，这样会使一些人因奖金的诱使而做出英雄行为。这是荒谬的看法，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考虑到奖金的，他们关心的，只有危难之中的同伴，并受此而鼓舞，而不是自己可以获得多少好处。英雄基金的宗旨不过是以最合适的方式对伤残的见义勇为者，或是牺牲者的家属进行帮助，它已经开了一个好头，随着它的目的和作用被更好地得到理解，我相信它会一年比一年发挥更大的作用。到今天为止，在美国已经有1430名英雄或是他们的家庭得到了我们的捐助。
我在自己的老部下中为英雄基金挑选了一个负责人，查理?泰勒。他做这项工作没有任何薪水，一分钱也没有。但他是那么喜欢这项工作，我相信即使让他花费许多钱也会愿意。他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他同时还负责着威特摩尔先生的补助基金，卡内基工人抚恤金，以及我以前所在的老部门的铁路工人抚恤金。这三种救济金都以利他为目的。
有一天我终于逮着了一个“报复”查理的机会，因为他老是催逼着我，让我为别人做这做那。他是理海大学的毕业生，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理海大学想要我捐一座礼堂，查理是最主要的倡议者。我什么也没说，给君克校长写了一封信，说我很愿意为这座礼堂出钱，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它必须由我来命名。他同意了，而我将之命名为“泰勒礼堂”。当查理发觉的时候，他对此表示抗议，说这样会使他很尴尬。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当不起那么大的荣誉，他会被人笑话的。他的窘态让我感到高兴，说，也许会让他有点尴尬，但是他应该愿意为理海大学作出点牺牲。如果没有被空虚所吞噬，只要对他的母校有帮助，是不应该计较他的名字怎么用的。其实很大程度上不只是这个名字，他的虚荣心也在作怪。他必须战胜它，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他或者放弃他的名字，或者牺牲他所热爱的理海大学的利益。但是，我说过“没有‘泰勒’，就没有礼堂。”我获得了胜利。日后，参观者可能会问谁是泰勒？他们可能会知道，他是理海大学一个忠诚的学子，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而不仅仅是像牧师那样布经讲道的慈善活动家。这就是我们慈善基金的高级专员泰勒。
第二十章
教育和抚恤基金
1905年7月，我送出了第四份重礼，为年老的大学教授提供了15，000，000美元的养老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需要从全美的教育机构中挑选出25位校长作为基金的托管人。当24位校长聚集在我家里商议如何组织这一问题时（芝加哥大学的哈普尔校长因病缺席），我的行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从此以后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弗兰克A.范德里普先生在基金会启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的经验非常有用，而亨利S.普里切特博士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这一基金对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多人成为了受益者，我确信，他们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是他们完全有资格获得这笔钱，而同时，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可能是待遇最不公平的一种，他们的拿着差不多是最低的工资，尽管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享受最高的工资待遇。教师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奉献了一生来教育年轻人，却只能得到微薄的薪水。当我第一次做康奈尔大学的信托管理人的时候，我被我的发现所震惊，教授们的工资水平，甚至还不及我的某些员工。光靠节省和储蓄是无法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的，因此那些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便只能终生聘用他们，而不论他们是否还能工作，是否还有必要，都让他们在讲台上一直站下去。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公布的第一份受益者名单确实考虑到了这一点，其中有几个还是世界知名的教授，他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许多受益人或者他们的遗孀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我将永远保留着这些信，在我心情忧郁的时候，读一读他们，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
我的朋友，丹佛姆林的托马斯?邵先生（现在已经是少勋爵了），为《英国评论》写过一篇文章，文章揭示了很多苏格兰人尽管节衣缩食，也无法供他们的孩子上大学。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拿出10，000，000美元买入年息为5%的公债，其中受益的一般用来支付穷孩子上学，另一半用于大学的建设。
这个基金（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信托管理人大会于1902年首次在爱丁堡的国务卿办公室举行，巴尔弗勋爵举行了大会。出席会议的都是著名的人物：鲍尔弗首相、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利（现为莫利子爵）、詹姆士?布赖斯（现为布赖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里勋爵、邵先生（现为邵勋爵）、还有来自丹佛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等。我解释道，我之所以请他们担任基金会管理人，是因为我在看了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后，认为不能委托苏格兰的大学来管理这笔钱。鲍尔弗先生立即喊道：“一个便士都不成，一个便士也不行。”埃尔金伯爵就是那个调查团的成员，他也完全赞成我的意见。
在宣读了基金的各项章程之后，埃尔金伯爵认为其条款不够严格，也不够具体。他想知道他的具体职责是什么。我给予大多数托管人的权力，如果在日后随着情形的变化，他们认为本基金用于支持苏格兰教育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那么，他们可以更改受益对象，以及使用资金的方式。巴尔弗勋爵也同意埃尔金的观点，另外还有鲍尔弗首相，他说他从未听说过一个立遗嘱的人愿意给执行人这么大的权力，他想问具体该怎么做。
“嗯，”我说，“鲍尔弗先生，我从来不曾知道有哪一些人可以为他们的后代立法，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为自己这一代人制定的规章也完全不能成功。”
听完我的话之后，他们发出了一阵此起彼伏的笑声，首相也忍俊不禁了，他说：
“你是对的，完全正确，但是我认为，你是第一个持此明智观点的捐赠者。”
我建议只要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行使权力，但是劳德?鲍尔弗建议说不应低于三分之二多数。这为埃尔勋爵接受然后得以全票通过。我确信这是一条明智的规约，这在日后将得到证明。我所有的捐赠都紧密联系着，形成一个整体，我相信这在将来会体现出其价值来的。来自丹佛姆林的埃尔勋爵义无反顾地担任了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当我跟鲍尔弗首相说我希望埃尔金能担当此任时，他马上回答：“在大不列颠，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优秀的人来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点都十分满意。唯一的疑问是：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他的等价物？
真是凑巧，在活着的人们当中，只有四个人当选为英国议员，并且还获得了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的称号。而这几个人都与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有着联系，他们是，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女士进入了这个圈子，她就是我的夫人卡内基太太，她也是唯一的一个获得丹佛姆林荣誉市民这一殊荣的女性，和我一样，她也热情地为这个城市奉献着。
我在1902年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它让我获得了进入大学这方世界的门票，在这个世界里，我还只是一个陌生人。第一次与全校教师举行会面的时候，我的感觉令我一辈子铭刻在心。当我在那张岁月悠久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到了自圣.安德鲁建立这所大学来，这五百年里在这张椅子上坐过的那些逝去了的令人敬仰的校长们。我读了校长们的演讲记录，为我即将要做的演说做准备。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斯坦利名誉校长建议学生们“去伯恩斯的诗句中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宗教界的要人和维多利亚女皇的爱臣，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宗教在一直不断进步。伯恩斯最好的操行规范，首先是，“你身上唯一应受责备的就是恐惧。”在我的早期生活中，我一直将此奉为座右铭，第二条是：
“恐惧，是地狱中刽子手的皮鞭，
不幸的人，一个个受到鞭笞，
但你的荣誉抓住了也门的感觉，
让此成为你的边界。”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校长对圣.安德鲁大学学生的演讲也是很不平常的。很明显，他想要告诉他们他最好的教诲。他十分强调音乐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种纯洁高雅的享受，我的亲身经历也证明如此。
我邀请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校长及他们的妻子到斯基伯盘恒一周，这给我和卡内基夫人带来了很多乐趣。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会的主席埃尔金伯爵、巴尔弗勋爵及夫人参加了我们的第一次聚会。此后，每年举行“校长周”成为了一个固定的传统。我们之间结成了深厚的友情。他们都认为，基金给大学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这种活动激发了合作的精神，第一个校长周结束时，兰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花了500年的时间也没有弄清楚怎样召开我们之间的会议，可大家在一起呆上一周就都清楚了。”
1906年的“校长周”是值得纪念的，拉迪克利夫学院的院长，艾格尼丝.欧文女士，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她是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曾孙女，我们所有人都为她的魅力而折服了。大概在150年以前，弗兰克林在圣.安德鲁大学获得了他的博士学位。他的200周年诞辰庆典在美国费城举行，圣.安德鲁大学以及全球其他许多所大学都发来致词。圣.安德鲁大学也委托我授予弗兰克林的外孙女荣誉院长的职位，这一仪式是在“校长周”的第一个晚上进行的，有许多观众到会，当晚一共发表了两百多篇演说。
观众都被感动了，圣.安德鲁大学第一个授予学位给那位伟大的祖父，而在147年之后又将荣誉授予他的曾孙女，跨越了大西洋，送到她的手中，她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非英国公民。和她的曾祖父一样，她出生在英国，但后来成为了美国公民。授予仪式在费城举行，那是弗兰克林安息的地方，在当地举办这么一个大会也是为了纪念他的英魂。所有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仪式。毫无疑问，这是圣.安德鲁大学的唐纳德森校长的创意。
后来，在圣.安德鲁大学全体学生的一致支持下，我没有经过辩论程序就再次当选这一职务，这使得我非常感动。我喜欢那个“校长之夜”，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并给了这么一个名字，当晚他们没有邀请一个教职人员。我们都很尽兴。这次之后，唐纳德森校长给我看了秘书处呈交给他的报告，“某某校长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另一个某某校长和我们谈话的时候，都是高高在上的站上讲台，唯有卡内基先生，他坐在我们的中间，和我们亲切交谈。”
资助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我经常想着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像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大学已经够大了，它们都拥有有5000-10000名学生，没有必要再扩大规模了，而那些小型的教育机构（特别是一些专科学院）则亟待帮助。我的财富将使它们更加有用。基于这个想法，后来我就把对教育的资助局限在这个范围内，并且对自己的明智决定很是满意。后来我们发现洛克菲勒的教育基金“大众教育委员会”与我们不谋而合，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们加入他的委员会，我答应了。合作果然要比各自为战好得多。
在向众多的专科学院捐款的过程中，我的许多朋友得到了向查理.泰勒一样的荣誉，比如说，迪金森学院的康威大厅就是用蒙丘.康威的名字命名的。他最近出版了自传，文学协会称这可以算得上是文学作品，说，“这两本书在一堆烂似垃圾的自传中如宝石般闪闪发光。”这对于一个正在往那一堆里凑的人来说应该有一些启示。
康威先生自传的最后一章是这么写的：
“祈求和平吧，我的读者。和平不是像雷雨云的膜拜，而是要靠你遇见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要只是祈祷：给我们和平，而是要尽你的力去争取！如此，虽然这个世界如今正处于冲突之中，至少在你的心中是和平的。”
我的朋友直指人类最深层的耻辱。毫无疑问战争应该被文明国家所抛弃。
在俄亥俄州的凯恩斯学院设立了斯坦顿经济学名誉教授一职，其目的是为了纪念德温.M.斯坦顿。当年我还是一个半大小子时，在匹兹堡给他送过电报，他对我非常和蔼，当我在华盛顿给斯考特先生当助手时，他一直对我都很好。类似的捐赠还有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给汉密尔顿的第二个伊莱休.鲁特基金等等，我很高兴能用这些朋友的名字，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来纪念那些我认识、我喜欢、我尊敬的人。本来我还想捐建一座道奇将军图书馆，但这两位朋友已经从他们的母校得到了这个荣誉。
我送给汉密尔顿学院第一份礼物是，原本想命名为“伊莱休.鲁特基金会”，但是这位最能干的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眼里“最明智的人”并没有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大学管理层。当我向他提出责备的时候，他笑着回答说：
“哈哈，我答应你，在你给我们学校送来第二份大礼的时候，我决不再欺骗你。”
在我给这所大学赠送第二份礼物的时候，我多留了一个心眼，没有直接委托他去办这件事。我委托别人建立了鲁特汉密尔顿基金，等到生米煮成了熟饭，他便没法干预了。鲁特是一个出色的人物，从极简单又极崇高这一角度来说，他是唯一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人物。罗斯福总统曾说，如果给鲁特一个成功的希望，任命他为总统候选人，那么他愿意从白宫爬到国会大厦。有人认为他还有弱点，他曾经是个律师，却不善辞令，根本不是个能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是一个太过于谦逊和内敛的政治家，根本无法吸引那些下层人民的耳朵。他所在的政党也十分愚蠢地决定不将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我与汉普顿和塔斯基吉学院的联系，提高了黑人的地位，这令我十分高兴和自得，能够认识布克?华盛顿也让我感觉荣幸之至。他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从奴隶奋斗到一个教育家，而且还帮助成千上万的黑人奴隶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成为美国的公民，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脱帽致敬。在我捐献了60万给塔斯基吉学院之后，没过几天，华盛顿先生来看我，问我他是否可以提一个建议，我说，“当然可以。”
“你十分好心地在那个基金里特意制定一笔钱，用于资助我和我妻子的生活，对此我十分感激。但是，卡内基先生，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生活所需，对我们黑人来说，这是很大一笔财富了。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不再是一个穷人了，而不用在工作中考虑如何节省开支。你能否改变一下那个条款，删去具体的钱数，代之以‘只限合适的数目’？我相信信托基金，我的夫人和我只需要一点点就足够。”
我照办了，而且这一契约至今还维持着，但是当鲍尔德温先生从我这拿走原件，以方便将之进行修改时，他对我说，高贵的灵魂不会允许他这样做。对他宣读的档案将永久保存，并且传之后代。但他却要把它放到一边，而使修改后的替代品成为有效文件。
这就是这位黑人领袖的品格。是至今还在世的最真实、最有自我奉献精神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优秀的品质。他能让人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纯洁而高尚的心灵——人性的最高形式。如果有人问，在当今时代，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中，谁从社会的最底层奋斗到最高层的？那么答案必定是布克?华盛顿，他由一个黑奴变成了黑人领袖——是摩西和耶和华的复合体，带领着他的人民前行，并向上提升。
在于这些协会进行联系的时候，我开始接触他们的官员和托管人——比如说，霍里斯?B?弗里色尔校长，罗伯特·C·奥格登，乔治?福斯特?皮博迪等人，唉，可惜的是他们现今都离我们而去了，这些为了他人而辛勤工作的人。能够和他们相识并建立且亲密的关系，我感到十分荣幸。库珀联盟，技工和商人协会，事实上每一个协会我都很感兴趣，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奉献了自己的时间和思想，有着崇高的理想，希望能够解放和提升他们不幸的同胞。
我很早开始就向教堂捐赠手风琴，我父亲当年在阿尔勒格尼参加过一个成员不到100人的斯维登伯格教会。由于其成员太少，我拒绝为它捐建一个新教堂，但我还是捐了一架管风琴。从这儿开始，想要管风琴的申请从其它教堂如雪片般的飞来，从匹兹堡的天主教大教堂，到乡间村庄的小教堂，每个教堂似乎都需要一个比现在更好的管风琴，相比于新设备所需的花费，使用那个旧一点的明显更加合适。有些为小教堂订购的风琴台进去之后，差不多可以撑破房顶。还有的教堂已经买了管风琴，但还是热烈欢迎我们把这笔钱给他们。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比较严格的捐赠制度，申请人需要填写一张表格，回答许多问题。现在一切都已经系统化了，我们根据教堂的大小，分列了不同的捐赠等级。
在苏格兰高地，有人指责我说，我捐赠的手风琴破坏了他们的基督教崇拜。在那些有着严格的长老会制度的地方，教徒们还批评我说，“用一个装满哨子的箱子代替人类的嗓音来赞美上帝”。此后，我决定我的过错还需要一个一个伙伴来共同承担，于是，我让每一个圣会为给他们买的新琴支付一半的费用。在此基础上，管风琴部门依旧运行良好，生意兴隆。对新风琴的要求依然很大，除此之外，有些教堂需要增加人口，对此，添置一些新的管风琴十分有必要。
这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我让圣会自己掏一半的费用，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他们所要求的的确是必需且合理的花费。从我的自身体验来看，在礼拜的间隔奏响圣乐很有好处，我认为花在管风琴上的钱是合理而必要的，因此，我们一直继续着我们的管风琴部。
在我所有的慈善项目中，有一项最具博爱的品格，我的私人抚恤基金让我获得了至为高尚的回报。即便当你处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也没有哪种美妙的感觉可以和它相提并论。许多善良的人在他们的老年时期没有足够的财产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还要为勉强维持生计而操心。只要少量的钱就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当我发现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才能过上幸福的晚年，这让我十分惊讶。我在退休以前就开始做这件事，从中我能体会到无尽的快乐。在我的受益者名单上，不止一位老人接受过我的帮助。这是一份真正的荣誉和相爱的名册，所有人都只的帮助。这份名单从未公开，没有人知道谁获得了帮助，对别人我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过。
这就是那个问题最合适也是最好的答案，尽管我从来不去想它，“我做好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名单上那些亲爱的朋友们得到了我的帮助，并且给了一个令我满意的答复，这就够了。我早已得到了太多的东西，超过了一个生命该得的那一份。因此，我不再向未知索要任何东西。在普世法面前，我们只有静默鞠躬，遵守法官的裁决，不再索要任何东西，也不害怕什么，只要做着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求回报。
事实上，给予比获取更为幸福。如果我和那些受资助的人调换一下位置，他们也会为我做很多事。我对这一点有信心。我得到了许多真诚的感谢，有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每天晚上都在祷告中为我祝福。我忍不住将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他们：
“不要祈祷，”我说，“不要为我要求更多，我已经得到了远远超过自己该得的那一份，公平的做法是将上帝已经赐予我的眷顾拿走一大半。”这不仅是说说而已，这是我的真实感受。
铁路抚恤基金也有着相类似的性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很多老工人都受到过它的关照。这个基金是几年前建立的，一直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它的资助对象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分部做主任时，我手下需要帮助的老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对我都很友善，这个资金资助的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好朋友。
尽管我为资助工厂工人而设立的那4百万美元的基金（钢铁工人抚恤基金）帮助了好几百个素未谋面的人，但是受到关照的那些人里面，还有许多是我依然记得的。
第二十一章
和平教堂和皮坦克里夫
英语国家的人民最终能够实现和平，我早就已经想到了。在1869年，当英国“魔鬼”的君主号战舰（是当时所知最大的战舰）下水时，不记得出于什么原因，人们都传说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把美国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征服，所向披靡。当时，我发了一封电报给英国内阁成员约翰?布莱特（这封电报最近被公开）：“君主号的第一个任务，也可能是它最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将皮博迪的灵柩运回家。”
我没有在电报上留下署名。但令人惊奇的是，我在电报上所说的都被实现了，而君主号也因此变成了和平的传播者而不是毁灭者。许多年后，我在伯明翰的一个小型宴会上碰见布莱特先生。我告诉了他我就是当年那个给他发匿名电报的人。他非常的惊讶于为什么我没有附上署名，并表示他当时心里也正想这样做。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在美国内战时期，当联邦需要朋友的时候，他是联邦的朋友。他一直是我最喜欢的还在世的公众人物，同时也是我爸爸的偶像。刚开始他被指责为狂热的激进分子，但是他仍然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他最终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主张和平的他一直都不赞成克里米亚战争。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押错了赌注。我非常荣幸布莱特家族以朋友的身份允许我用一个曼彻斯特?布莱特的雕像的复制品放在国会中来取代原来的已经破旧了的雕像。
早期的游历使得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并且还多次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后来，我又跟克里默先生所创建的议会联盟走得特别近。克里默先生是议会中著名的工人代表。我们活着的人当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里默先生的。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8000磅奖金之后，他自己仅留下1000英镑作急需之用，其余的钱全部都捐给了仲裁委员会。这是一种高尚的奉献精神。真正的英雄视钱财如粪土！克里默先生每星期只能从他所从事的议员工作中获得仅够在伦敦谋生所需的薪金，但他却将一笔已经到手了的巨款捐给了和平事业。这就是最高境界的英雄气概。
1887年，我有幸地能在华盛顿将仲裁委员会被引见给了克里夫兰总统。克里夫兰总统热情地接见了仲裁委员会委员，并向他们保证会真诚与他们合作。从那天起，我变得尤为关心如何避免战争的问题，以致忽略了任何其他的问题。第一次海牙会议中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令我大为兴奋。为了号召裁军（虽然现实证明了只是个梦想）,它成立了指导实务的永久特别法庭来解决国际纠纷。我看见人类迈向和平以来所走的最大一步，而且这一步好像是出于灵感而并不是经过很多先前的讨论后所作的选择。难怪卓越的想法往往都会使会议处于迷惑的状态。
如果霍尔斯先生能够活到今天（他的死曾经让我深感悲痛），他将会作为安德鲁D.怀特率领的代表团的一员来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二次海牙会议。我觉得这两个人非常有可能促成为避免战争所急需的国际法庭的成立。正是这位霍尔斯先生曾经带着上级的指示从海牙连夜赶往德国会见德国的皇帝和外交大臣，最终成功地说服他们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且不以撤出他们的代表团以示威胁。这也是霍尔斯先生配得上称为人类服务最伟大的人之一的原因。唉，可惜他在仍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时期就去世了。
国际法庭成立的那一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它将对那些杀害同类的人敲响丧钟，因为他们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和平会降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天恐怕没有想像中的那么遥远)。在那个时代，很多至今被我们称赞为英雄的人物将被世人遗忘，因为他们并没有推行和平和善良来取代战争。
当安德鲁D.怀特先生和霍尔斯先生从海牙回来之后，曾向我建议创立一个基金会，在海牙建一座和平教堂。我对他们说我不会那么自以为是；如果荷兰政府能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会很高兴地考虑的。他们表示怀疑，说任何一个政府恐怕都不会这么做。我说我也不会这么冒昧地去做这件事的。
最后，荷兰政府还是通过它的公使，盖弗斯男爵在华盛顿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很高兴，但是，在我写给他的信中，我还是很谨慎地说我一定会对荷兰政府的汇票及时承兑。我不是直接把钱寄去的，而是荷兰政府的人直接从我这儿把钱取走，那张150万的汇票成为了一个纪念品。任何一个人能够做一件那么高尚的事情——能够为建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因为拥有最神圣目标——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自己都会觉得受宠若惊的。除了圣.彼特的，我觉得它比任何一个其他标榜上帝的伟大和神圣的建筑更有意义。正如路德所说的，“我们不需要伺候或拯救上帝；他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建这个教堂的目的就是为了带来和平。至少，我与路德和富兰克林有着同样的感觉：“对上帝最高的崇拜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有朋友来邀请我出任他们即将组织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会长。我谢绝了，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实在太多要忙的事情了，这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在我拒绝之后我的从心底里觉得不安。如果我连为了和平事业都不愿意奉献自己，那还有什么事值得我去奉献的呢？幸运地是，几天之后，莱曼?埃博特牧师和林齐牧师及一些其他的著名人士强烈要求我重新考虑。我坦白地告诉他们，由于我先前的拒绝，我的良心正受到煎熬，我会接受这一委任，并将履行我的职责。之后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个和平协会全国大会（第二年4月份），与会代表们来自联邦的35个州，此外还有许多有声望的外国人士。
我的第一枚勋章不期而至。法国政府授予我二级爵士荣誉勋章。在纽约我主持的和平协会宴会上，埃斯图内勒斯?德康斯坦男爵发表了激情的演说，并在来宾的欢呼声中将勋章授予我。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我会非常珍惜，因为这是对我服务世界和平事业的一个肯定。这样的荣誉是谦逊的，他们并没有吹捧；所以应该享受这个荣誉。这个荣誉的获得更加警醒我应该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奋斗，更加注意自己言行举止，以配得上我所获得的这个荣誉的要求。
我编造的或曾经编造的才能都不可能接近皮坦克里夫的。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又是最纯真和最甜蜜的。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故事：
在我小时候，丹佛姆林曾经为获得部分大教堂的地产和王宫遗址的所有权进行斗争。我的外祖父莫里森发起了这一运动，或者说，至少，他是其中的一员。后来我的姨父劳德尔和莫里森舅舅继续开展这场斗争。莫里森舅舅被起诉，因为他煽动和带领人们去拆毁了一堵墙。市民们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胜诉了。于是，皮坦克里夫地主随后宣布“不允许莫里森家族的人进入峡谷”。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和我表哥多德一样，也在被禁之列。好几代的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们都与当地的居民们势不两立。
据我所知，皮坦克里夫的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大教堂和王宫相毗邻，它的西北边就是我们城镇的主干道。它的面积在60~70英亩之间，郁郁葱葱，景色宜人。在丹佛姆林孩子们的心目中，它就是天堂，我也不例外。当我听说“天堂”，我就会联想到皮坦克里夫的峡谷，觉得它是我心目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只要能从围墙的上方或者通过看门人小屋往里瞟一眼，我们就会觉得很非常的开心。
几乎每个星期天，劳德尔姨父都要带着“多德”和“奈格”绕着大教堂散步，一直走到一个能够俯视峡谷的地方——可以看见下面有许多人在大树林里忙碌地劳作。在我们孩子的眼里，峡谷的主人就是身份与财富的化身。我知道有女王，但她住在温莎城堡，皮坦克里夫不是她的。亨特家族组也不会把皮坦克里夫交换给她，或者任何其他人。对这一点我们都很肯定，因为换做我们也不会。在我童年时代，没有任何城堡和建筑能够比得上皮坦克里夫峡谷那么壮丽、宏伟。劳德尔姨父曾经预言了很多我成人之后的很多可能会做的事，但如果他能够预测到我有一天会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运气成为皮坦克里夫的地主，他没准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能把这个我童年时的天堂还给丹佛姆林，使它成为一个大众公园，这会比给我一顶王冠跟让我觉得荣幸。
当罗斯博士轻声地和我说，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的时候，我的耳朵里克竖了起来。罗斯博士认为他的要价太高，但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听见了。1902年的秋天我在伦敦呆得不是很舒服，我就又想到了这个问题上，所以我有意让罗斯博士过来探望我。有一天早上，卡内基太太让我猜今天哪位客人到访的时候，我就很笃定是罗斯博士了。我们讨论了皮坦克里夫的问题。我建议，如果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老乡，在爱丁堡的邵先生（邓弗林的邵勋爵）可以和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见个面，他可以明白地向那个代理人表示如果不与我达成交易，他们总会有一天会后悔的，因为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我这么热心的买家了。而且我还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甚至不买了。博士将我的话转达给了邵先生，邵先生说他第二天与亨特的律师有个约会，他一定会替我如实转告的。
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去纽约了。一天我收到了邵先生的电报，说亨特接受我提的45000英镑的价格，问我可不可以成交。我回电说：“可以，只要罗斯也同意了就行。”；平安夜那天我又收到了邵先生的回信：“万岁，皮坦克里夫的主人！”就这样，我很幸福地拥有了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头衔。而国王就只是国王，他既没有马尔柯姆王的城堡，也没有圣?玛格丽特的神殿，更没有皮坦克里夫的峡谷。但我却拥有这些，所以如果国王来丹佛姆林访问的话，我很乐意“居尊降贵”地带他游览这些胜迹。
在成为峡谷和公园的主人之后，我发现只有把钱交到一个有公德心的人的手中，钱才有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公益事业作贡献。至于皮坦克里夫公园，我全权委托给罗斯博士来管理，还听从他的意见请了一些可靠的人和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打理。在罗斯先生还没有向他们提过任何想法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设想把它变成这个城镇的公园。当他们听说即使50万英镑被套牢，还要承担5%的利息，但这个公园也主要是为丹佛姆林的人谋福利时，他们都很诧异大家想法的一致。
管理委员会把峡谷作为公园开放距今已经有12年了，如今这里到处是鲜花，到处是欢笑的儿童，还吸引了很多附近城镇的居民来游玩。这个管理委员会完美地达到了委托书的要求：
给丹佛姆林居民们的单调生活则增添更多的“色彩”，给他们——尤其是孩子们——欢乐和幸福，以及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让家乡的孩子们长大后在回想往事的时候，不管离家乡有多远，都能感觉到童年时代是多么的幸福和美好。如果你们的劳动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
这段文字让我获得了前加拿大总理格雷伯爵的友谊。他写信给罗斯博士说：
“我必须认识一下今天早上在《泰晤士报》发布那个消息的人。”
我们在伦敦见面了，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格雷伯爵也是我捐给英国的一个1000万美元基金会的监管成员。
就这样，皮坦克里夫峡谷成了目前为止我所做的社会公益事业中最令我有成就感的一个。它让我还给了我们莫里森家族一个应有的公正的回应，曾经被地主们驱赶出峡谷的家族如今永远成为给丹佛姆林的人们带来了峡谷和公园的标志。这是一个真实的浪漫传奇，超过了任何一部小说的构想。我听见有声音在我耳边低语：“你没有白活一世。”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这是我在其它公益事业中所没有的。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我停止聚积财富，转而从事捐赠事业，至今已经有13个年头了。如果我当时挣够了下半生的花费就早早退休，去享清福，那么我无论在聚财还是散财都不会成功的。但是，我有阅读，写作和演讲的习惯和爱好，我还有一些在我工作时认识的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修养的知音和朋友。在退休后的许多年，我都不敢回以前的工厂去看看，因为那里会唤起我的许多回忆，几乎已经没有几个比我年长的朋友和我握手，会叫我“安迪”的老人也只有一两人了。
千万不要以为我忘了那些比我年轻的工作伙伴们，或者他们不会在支持我适应新的生活中起多大的作用。绝对不是这样的！最令我宽慰的是他们组织了卡内基老兵协会，这个组织将一直会存在，直到最后一个成员死去为止。我们每年都要在我纽约的家中聚会，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因而能一年有一年的持续下去。有一些老部下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聚会，我们之间所发生的故事成为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记得我和“我的孩子们”的感情的，因为我的心里一直记挂着他们。
卡内基夫人和我都非常的喜欢结交许多朋友，但是这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的感情。她用老兵协会的第一次聚餐给我们纽约的家命名。“首次相聚”就是她所说的，所以也难怪他们选她作为第一个名誉会员，而我的女儿则是第二名誉会员。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虽然我较为年长，但我们仍然是“男孩聚会”。充分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互相之间的体谅和深厚的感情使得我们就像亲兄弟姐妹般相处。我们首先是朋友同时也是伙伴。这一生，我们45个伙伴将都紧紧地连在一起。
还有一件一年一度的盛事，就是我们的文学聚餐会。组织者是《世纪》的主编理查德?沃森?基尔德。每年他都会引用客人们在这一年所写的作品当中的句子写在卡片上，这很受客人们的喜爱。在这之后的见习演说又在适当的时机调动了整个活动的氛围。约翰?莫利是我们1895年聚会的客人，他作品中的句子出现在每个餐盘的卡片上。
有一年，基尔德很早就来到了聚餐会，给客人们安排坐席。但座位都已经安排好了，他就来找我说，他发现约翰?伯勒斯和俄内斯特?汤普森?塞顿的座位是被安排紧挨着，他说他们俩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兽类和鸟类习性的激烈论战，两人在论战中都有些口不择言，正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因此，他要把他们俩人的座位调开。我当时没说什么，但悄悄溜进餐厅，偷偷地把座位又换回来了。可以想见当基尔德先生后来发现他们俩人坐在一起时有多惊讶了。但结果如我所愿，他们和解了，并且还成为了好朋友。可见，如果你想成为和事佬，那就让敌对的双方在一个必须保持文明状态的场合坐在一起。
伯勒斯和塞顿都很感谢我给他们俩的“特别安排”。事实上是，我们只讨厌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因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想要和自己的敌人和解最好的方法就是邀请甚至请求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很多争论变得越来越尖锐就是因为双方既不见面也不沟通，却道听途说了太多关于他们的分歧。他们并没有完全弄懂对方的观点，而这些都是可以说清楚的。睿智的人会选择伸出他的和解之手，这样可以消除敌意获得友谊。而如果拒绝这样做的人在此生都会感到不高兴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弥补失去一位朋友的损失，即使这位朋友已经不再像从前那么亲密，但是他依然是你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流逝，朋友们最终都会辞世，永远地离开你。
一个快乐的人会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幸福、长寿和有所成就的，他不会在别人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反而，他会尽其所能帮助有需要的那些人。所有这些都是维持友谊所需要的。这意味着同情，无尽的同情。不只是为了你所失的东西而同情，还为了那些基于美德才拥有的真正的友谊。
“当爱开始变质和腐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带强迫性的仪式。”
以前的亲切感将会永远的消逝，我们可以祈求任何东西，除了幸福快乐。
在我的朋友中，对我的急流勇退最表支持的是马克?吐温。以下是他给我的一封短信，当时报纸正在大谈我的财富。
亲爱的先生和朋友：
这些天你好像很风光。能借半美元给一个仰慕者，用来买一本赞美诗集吗？如果可以的话，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知道。如果要用于别的用途的话，就别考虑我的请求了。
您的马克
附：不要直接寄给我赞美诗集，把钱寄给我。我想自己去挑选。
当他在纽约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经常去探望他。我们在一起非常的愉快，因为即使他躺在床上他也平常一样聪明睿智。在我启程去英格兰之前，我给他致电道了别。在我走后不久，“大学教授养老基金”在纽约宣布成立。为此，马克还往苏格兰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的地址写着“致圣人安德鲁”，下面是一段摘录：
你可以把我头上的光环拿走了。如果你在我床边时就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你当时就可以得到它。它是纯洁的，只配授予有责任心的人。
那些与马克?吐温比较亲近的人都领略过他的魅力。乔伊?杰弗森是唯一一个能让他的双胞胎兄弟在说话和行为方式上让步的人，因为他们俩是一类人。“瑞莫斯舅舅”(乔伊?钱德尔?哈里斯是另外一个有魅力的人，还有乔治?W?凯布尔和乔什?比廉斯。他们为他们朋友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无论他们到哪都带去了阳光。就如里普?万?温克尔所说的：“所有漂亮的东西都是相像的。”每一个人都是无私和热心肠的。
公众一般只了解马克?吐温先生幽默风趣的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也有坚定的信念，是一个坚决的反对无道德原则的卫道士。例如，他以比朱尼厄斯还尖锐的笔锋来描写阿奎纳多因欺骗而被逮捕。
为他庆祝70岁生日的聚会盛况空前，文学界的名流都参加了，但是马克没有忘记让人将亿万富翁——H?H罗杰斯先生安排在她身边。罗杰斯先生曾经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援手。没有任何意外，这些文学界的名流在讲话时都只停留在赞扬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提醒了他们注意到，我们的朋友的作为一个成年男子汉的所作所为，也将与他的作品一样流芳百世。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相提并论。我们的朋友，就像司各特一样，也因合伙人的过失而彻底破产了。有两条路摆在他面前，一条平坦、容易，也是一条捷径——法律之路，放弃所有的财产，让法庭通过破产，然后再重新开始。另一条路是漫长而又充满荆棘，需要一生的艰苦奋斗，并且牺牲其他的一切。他的决定是：
“这不是我如何向债主交代的问题，而是如何向自己交代的问题。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总会经历很多次考验，来决定他是金子还是渣滓。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决定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我们的朋友将自己置于充满烈焰的火炉中，从而历练出一个英雄。他在全世界讲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偿还债务。“一个风趣的家伙，马克?吐温”，这是一个普遍的评价，但真正的克莱门先生（马克?吐温）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是可以与沃尔特爵士并列的英雄。
他有一位贤内助。她就像他的守护天使一样支持他，陪着他走遍全世界，使他能够像沃尔特爵士那样克服自己。这些他总向他的知己好友说起。在克莱门夫人去世后，我去探望了马克，发现他独自一人在家，我拉着他的手，谁也没有说话。然后，他突然使劲地攥着我的手，说：“家没了，家没了。”打破了长久的沉默。此事已过许多年，我今天在此提及仍然能够清楚地听到那三个字，并从心底里产生了共鸣。
今天，一种被我们的祖先否认了的宽恕提醒了我们。如果法官在内心里宣判我们无罪是因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好，那么我们再也不用害怕其他的审判官。
人类因为曾经的沦陷而受到了永远的惩罚，它是对神圣的颠覆。就连撒旦也会被它吓倒。
第二十二章
马泰?阿诺德和其他人
约翰?莫利和我都觉得马泰?阿诺德是我们认识人当中最有趣的一个。他绝对是个“活宝”，——这是唯一能用来形容他的出场效果和说话方式的词。即使他不苟言笑的时候也令人忍俊不禁。
好像是在1880年，他与我们一起在南英格兰作马车旅行，同行的还有威廉?布莱克和埃德文?A?艾比。当我们路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时，他问我是否能让马车停上几分钟。因为这里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长眠之处，他想他应该去拜谒一下他的墓。他继续说道：
“啊！亲爱的，亲爱的基布勒！我在神学上的见解让他非常伤痛，这也让我觉得悲痛。但尽管我让他非常的伤心，他还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千里迢迢地赶到牛津，选我为英文诗歌教授。”
我们一起走向那静悄悄的墓地。马泰?阿诺德在基布勒的墓前沉思，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我们谈到了他在神学上的见解。他说这伤害了他最好的朋友们。
“格莱斯顿先生曾经向我表示过他的极度失望，或者说是不高兴，他说我本来应该成为主教的。我的作品无疑妨碍了我的晋升，也伤害了我的朋友们。但我也没有办法，我不得不表达我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最后一句话时悲伤的语气和缓慢的语速。它们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感触。他有他独特的见解。随着时代不断地进步，人们慢慢地已经能接受他的观点。在今天，他的教义观几乎已经不会再被谴责。如果有一个特别虔诚的教徒的话，那就是马修?阿诺德了。他从来不会说任何不敬的话语。在这一点上，他和格雷斯通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他曾经有一个短句是反对超自然力量的。“反对奇迹存在的人虽然非常少，但它们确实是不可能发生的。”
1983年，他和他的女儿（即现在的威特瑞奇夫人）在纽约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他们还经常到阿尔勒格尼蒂山居民区拜访我们，所以我老是能看到他，但老觉得见不够。我的母亲和我曾经驾车带他去出席了他在纽约的第一次公开讲演。那次演讲不怎么成功，因为他缺乏在公众面前很好的表达能力。当我们回到家后，他说的第一句就是问：
“好了，你们怎么评价？告诉我！我能当个演讲家么？”
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成功，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除非他已经找到感觉了，否则就不要再继续这样的演讲了。他必须找一个演说家来教他一些演讲的要点。由于我的强烈要求，他同意了。在我们说完了之后，他转向我的母亲说：
“现在，亲爱的卡内基夫人，他们都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了，但我还希望你对我在美国的第一次演说有什么意见。”
“太死板了，阿诺德先生，太死板了，”我母亲慢慢地、温柔地说道。阿诺德先生后来偶尔提起这句话，说当时这句话给了他当头一棒。当他结束西部之旅回到纽约之后，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的嗓音完全能够得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水平。他还遵照我们的意见，在波士顿跟从一位演说艺术教授学习演讲，从这以后，一切都发展得很顺利了。
他很想去听著名的传教士比彻先生的演讲，于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动身前往布鲁克。我们提前告知比彻先生我们的到访，以便让他在举行完布道仪式后能与我们见面。当我把阿诺德先生介绍给他时，比彻先生非常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的到来，并表示很高兴能见到听闻已久的在精神领域很有名的阿诺德先生。他握住阿诺德的手，说：
“阿诺德先生，你所写的作品我都仔细拜读过，有些作品甚至还反复读了好几遍，每次阅读都能有所得，每次都有所得！”
“啊，嗯，比彻先生，恐怕我觉得关于那些描述您的地方能提早删掉就好了。”阿诺德回答道。
“哦，不，不，那些全都是称赞我的。”比彻微笑着说，然后他们就一起大笑。
比彻先生从来不错失任何机会。在我将马泰?阿诺德介绍给比彻先生认识之后，我荣幸地给他引见了英格索尔上校的女儿，我说：
“比彻先生，这是英格索尔小姐第一次到基督教堂来。”
他赶忙伸出双手，握住她的手，直视着她，慢慢地说：
“哇！哇！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不信教的人。”那些记得英格索尔小姐年轻时的人绝对不会同意比彻先生的说法的。他又继续说道：
“你的父亲怎么样了，英格索尔小姐？我祝愿他身体健康。许多次，他和我同站在一个讲台上，可惜的是我没能和他站在同一边！”
比彻确实是一个崇高伟大、宽宏大量、慷慨大方的人，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发现事物好的一面。斯宾塞的哲学，阿诺德合理的洞见力，英格索尔坚定的政治立场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有益的。比彻先生对这些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赏识和尊敬。
1887年，阿诺德到到我们在苏格兰的家中做客。有一天我们谈到运动时，他说他不打鸟，他不能猎杀任何有翅膀的、在湛蓝的天空中翱翔的动物；但是，他补充说，他不能放弃钓鱼。他告诉我们一个公爵一年给他两三次一整天的钓鱼时间，说道这里他显得很高兴。我忘了这位公爵到底是谁了，但是他的名声好像不太好。我们问他怎么会跟这样一个人有密切的交往。
“啊！”他说，“一位公爵总是个人物，一个名流，和他的学问和品行不相干。我们都是势利小人，几百年的时间让我们变成了势利小人。这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改变。”
他微笑着说了这番话，而我对他所说的话持保留态度。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势利小人。但是一个人天生就“微笑地面对远久的血统的声明”，那么按常理来说，“血统”就毋庸置疑了。
然而，他对人的身份和财富特别感兴趣，我还记得在纽约时，他特别希望能见到范德比尔特先生。而我胆敢告诉他他不会发现这个人和别人有任何不同。
“但这毕竟是去认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回答说。“而且这个的确是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的人，他会使那些靠继承别人的人黯然失色。”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从没有写过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批判。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去写有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任何东西，更别提去评论和批判了。他认为在这方面他还不能做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于不适用任何文艺评论的原则去批判；或者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很欣赏莎士比亚卓越的天才般的写作技巧而导致他一直都回避评论莎士比亚作品这方面的主题。在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无比的称赞后，我告诉他对此我早有准备，我给他念了他曾写的十四行诗，唤起了他的回忆：
莎士比亚
别人容忍我们的问题。你的作品是自由的。
我们不停地追问——你依然微笑不答，渊博的知识。
像崇高的山岭，
那个被废黜王位的君王，
在海里踏着坚定的步伐，
让他所停留的地方成为天堂，
他所在的地方被乌云笼罩
寻找死亡；
而你，你是我们的星星，我们的阳光，
……
不朽的灵魂需要忍受所有的痛苦，
不再软弱，不再悲痛，
去寻找胜利的唯一呼声。
我认识邵先生（乔什?比廉斯），希望阿诺德先生这位和蔼可亲的传道者，能见一见那块未经加工的钻石——虽然粗糙，但仍旧是一颗钻石。幸运地是，一天早上，乔什来温莎酒店看我（我那时就住在那儿），于是见到了阿诺德，并表示了他的仰慕之情。我说：
“你今晚要和他一块吃晚饭。女士们都出去了，只剩我和阿诺德两人一起吃了。”
他是个谦让的人，所以反对这样的安排，但是我的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借口，他必须和我们一块吃饭。最后他同意了。晚饭的时候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我对这场自己安排的会面非常满意。阿诺德先生对邵先生说话的方式很感兴趣，尤其喜欢听他讲西部的奇闻轶事，我从来没见阿诺德先生笑得那么开心。邵先生讲了一个又一个他作为演说家时的亲身经历，因为他曾经有15年的时间在美国每个有1万以上居民的地方作演讲。
阿诺德先生非常渴望听他讲一个演说家是如何吸引他的听众的。
“好的，”他说，“你不能让他们笑那么长时间，否则他们会觉得你在笑话他们的。在逗乐了听众之后，你必须开始认真起来，转入正题了。例如，‘生命中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没法预先准备的。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呢？’然后有人大喊‘死亡’。‘好，谁还有另外的答案？’有人说——财富，幸福，力量，婚姻，税收。最后我开始严肃地说了：‘没有人能说对第二个答案，这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是人们没法预先有所准备的，他们就是‘双胞胎’。然后整个屋子都被笑声震动了。”阿诺德先生也做到了。
“你要一直持续编出新的故事么？”阿诺德先生问道。
“是的，一直。除非你有新的故事否则你不可能一年又一年的演讲，有时候这些也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非常肯定一个故事将能博得满堂喝彩但却失败了，我觉得它没能起到它应有的功效，这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绝对必要的词。在密歇根州时我整夜坐在燃烧的炉火前，突然我想到了一个词，而且我知道这个词肯定能起到非同凡响效果。我后来在孩子们中试验了，果然效果很好，比以前我所用过的词产生效果维持的都要长。我又开始说了：‘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人们不会相信你直到他们完全理解。现在，有先知和鲸鱼，他们两者都想了解。我认为不管是先知还是鲸鱼，他们都没有完全弄懂。所以他们会问先知在鲸鱼的社会中干什么？’”
有一天，邵先生在百老汇街上散步，突然一个真正的西部人和他搭话，那个人说：
“你是乔什?比廉斯吧。”
“嗯，有时候我是叫这个名字。”
“我钱包里有5000美元是给你的。”
“这儿有一家代尔摩尼克餐厅，我们进去坐坐，你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坐下之后，这个陌生人说他是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金矿的所有人之一，他们几个合伙人为了所有权的问题产生了争执，这几个合伙人在争吵中结束了他们的合作关系。他说他愤然离去，并威胁说他不管有多大困难他也要取回他的东西，并开始了法律诉讼程序。“第二天早上，在会议上我告诉他们我早上翻阅了乔什?比廉斯的年历，今天的语录是：‘当你拽牛角想拉动牛的时候，还不如去拉它的尾巴；这样你才能更好地抓住一些，放弃一些。’我们笑了又笑，觉得说得挺有道理的。于是，我们采纳了你的意见，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又成为好朋友了。有人提议应该给乔什5000美元，而恰好我到东部来，他们就委托我把这笔钱交给你。这就是这笔钱。”
我们那天的晚餐是以阿诺德的话来结束的，他说：
“好了，邵先生，如果你要到英国来演讲的话，我会非常乐意把你介绍给听众。顺带给你介绍某个愚蠢的当地贵族，这会对你有好处的，我非常渴望能这样做。”
谁能想像，马泰?阿诺德这个和蔼可亲的传道者要把乔什?比廉斯这个顶尖搞笑的高手介绍给英国的听众。
在之后的许多年，他也从不忘记问候“我们狮子般的朋友，邵先生。”
那次晚餐后的一天早上，再次在温莎见到乔什，我坐在他旁边，他取出一本备忘录，说：
“阿诺德在哪？我想知道他怎么看这件事。《世纪》付给我一星期100美元的报酬，让我给他们寄去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搞笑的事。下面是来自杰基尔舅舅的事：‘评论家理所当然比作家更伟大。任何能指出其他人所犯的错误的人总比犯错误的人灵敏。’”
我告诉阿诺德先生一个芝加哥的故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关于芝加哥的故事。一位女士从波士顿来到芝加哥拜访即将结婚的同窗好友。一个晚上，芝加哥的一位名人问他，芝加哥什么最令她着迷？她优雅地答道：
“最令我惊奇的是繁荣的商业，或者你的非凡的成就，或者你的豪华的住宅；我认为它代表着这儿的文化和文明的程度。”这番话转而让人想到：
“哦，那你就是说我们只是一群昏乱的游离在外的人而已。”
泰诺德并不打算喜欢芝加哥，因为这个城市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市侩之都”。然而，他惊喜于能碰到那么多“文化和文明”。出发之前，他很好奇他能在这发现什么令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我笑着告诉他，应该让人带他去看一看那最棒的景观，据说是个屠宰场。那儿配备有最新最完备的机器，把猪从这边赶进去，嚎叫声还没有从耳边消失，火腿就从另外一边出来了。他想了一想，问：
“但是为什么要去屠宰场？为什么要去听猪叫呢？”我无言以对。
《旧约》中，阿诺德最喜欢的要数以赛亚，至少他经常引用这位伟大诗人的话（他这么称呼他），因此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发现在环游世界的旅程中，其他宗教的经典不再是没有用的渣滓，而是对他们的传说进行必要的积累而成的。我记得阿诺德先生说过《圣经》也应该被这样处里。孔子和其他能够让世界更美好的经典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后以“语录”的方式成书的。他们的信徒没有让蒙昧时代的糟粕出现在经典当中。
任何人在这件事上考虑的越多，他就越坚信基督教也必须以东方宗教为学习榜样，把麦子与谷皮分开——有些甚至比谷皮更加严重，有时是有害的甚至有毒的垃圾。伯恩斯，在“星期六晚的农场雇工”就描述了这个虔诚的人为了晚上的服务把《圣经》中的句子摘抄下来。
我们对事物应该做筛选，并只用筛选之后的部分。在这一点上，和其他的很多方面，阿诺德，这个我非常情形自己能够认识并觉得非常幸运地与他成为朋友的人，是一个超越了他所在时代的真正的老师，是一个主宰“未来和它的未知事物”的最伟大的富有诗意的老师。
我把阿诺德从阿尔勒格尼山的避暑山庄上带下来去观看黑烟蔽日的匹兹堡。在从埃德加?汤姆逊炼钢厂到火车站的路上，有两段台阶通向一座桥，第二座比较陡。当我们都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程时，他突然停住，气喘吁吁的。他靠在横杆上，把手放在胸口上，对我说：
“啊！这总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就像我父亲那样。”
我那时不知道他的心脏不好，但是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那个场景。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他突然去世的消息，在英国他曾经尽力去回避的那道槛，这使我痛苦地想起他曾经对自己命运的预言。我们损失巨大。我所知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他更能配得上伯恩斯记的《圣经》参孙的碑文：
“他疲倦的肉体在这安息：
阿门，虔诚的人们，宽恕他吧！
如果诚实可以配去天堂，
那么天堂离他不远了。”
我在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波士顿的奥利弗?温德尔?霍马斯医生，他已经80岁了。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大男孩。当马泰?阿诺德死后，一些朋友打算做些什么来永远纪念他。这些朋友默默地提供了一些必要数额的捐款，但是没有想要公众的回应和支持。但每个人都愿意为这个基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已经筹到相当一部分的款项了，我觉得非常的满意。当然，我不会忘记提及亲爱的霍马斯医生所做的事——没有任何的作家或者失业的人被要求对基金有所贡献。但是，一天早上，我收到了医生的一封短信，说他以前曾经和阿诺德悄悄说过，如果有一个活动是值得在其名誉手册上留名的，那么他将会积极参与。自从他听说这个活动之后，他就一直想写信给我，并说他希望得到回音。不用说，他肯定认为这个活动是有意义的。
这可能就是我们想要的纪念意义。我敢说没有一个参与捐赠的人是不感激命运所给予他的机遇的。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政治领袖
在伦敦，那时罗斯伯里勋爵是格莱斯顿内阁成员之一，还是一名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承蒙他的厚爱，我被邀请与他共进晚餐，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我非常感谢他让我见到了这位世界第一的公民。大概是在1885年，为了我的1886年《民主的胜利》，记得那时我按照已经事先准备好的令人吃惊的形象出现，给格莱斯顿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正式地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时，我在处理社会事务中没能更为忘我地去实现我这真正想要的。当时我已经和别人有约在先了，我强烈地希望这个来自大不列颠的真正统治者不是在邀请我，而是在给我下达一道命令。但是我还是遵守了原先的约会，而错过了我与最想见的人见面的机会。幸好，不久之后，我在海沃顿时能去拜访他。
罗斯伯里勋爵为我捐赠的第一座图书馆揭幕，即丹佛姆林的图书馆。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最新捐赠的一座图书馆捐赠。当他到纽约访问的时候，我驾车带他在河边闲游，他说他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城市那么的吸引人。他有杰出的一面，但也优柔寡断。他出生于劳动人民之家，在青年时代就进入了下议院，他并不是没有经过任何努力就进入了上议院。他本来应该在艰难困苦的生活当中练就顽强的，但他非常的细心敏感，又没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韧，而这是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者——拥有非常温文尔雅又极有风度的演说家。（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演说家。在此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
一天早上，我应约去拜访他。在一段寒暄之后，他拿起我进来时就已经放在他桌上的信封递给我，说：
“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书。”
“您的要求太高了，阁下。他是我的得力助手，还是个苏格兰人，”我回答。“他怎么了？”
“这不是你的笔迹，这是他的。你是如何看待一个在拼写罗斯伯里时写了两个r的人的？”
我说如果我连这类事情都在意的话，那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无法忍受。“我家里每天收到很多信件，其中肯定有20%—30%的信是把我的名字拼错的——从卡纳杰到加纳格。
但他是严谨的，就只是这么小的一些事也都能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烦扰。干大事的人应该学会从这些小事情中发现乐趣，或者将其付之一笑，否则就连他们自己也可能变“小”了。此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应该将羞涩、敏感、任性和保守排除在外，也许在下议院待的那几年改变了他的性格。
当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上议院制造了一些轰动时，我曾经尝试着向他灌输一点我自己的民主思想。
“勇敢地支持国会，扔掉你世袭的头衔，声明你蔑视特权，因为它不是每个公民都享有的权利。这样才能使你自己成为人们真正的领袖，而作为贵族阶层，这永远是不可能的。
你年轻，聪明，有魅力，又是演讲天才。你如果投身于这个事业，你肯定能当上首相。”
令我吃惊的是，虽然看起来他对我的话很感兴趣，他却非常平静地说：
“但下议院的人不可能承认我和他们是一块的。”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是你，即使落选了，我将继续参加下一个议席的竞选，迫使下议院表态。我坚信如果一个能与他世袭的特权断绝关系的人是一个高尚的公民，完全有资格去参加任何一个职位的竞选。并且肯定能取得胜利。克伦威尔就是这样成功的。民主会青睐那些打破先例或者制造先例的人。
我们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莫利向我提起这事，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评论：
“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他缓慢地，严肃地但是非常确定地跟我说。
罗斯伯里是个杰出的家伙，他天生是贵族，虽然一场火灾使他身体有点缺陷。相反，莫利从最底层开始往上努力。在他外科医生爸爸的催促和监督下，他考上了大学。但他一直是“诚实的约翰”，他靠着自己的实力，没有任何做作而被提升为所谓的贵族阶层并被评上“光荣之兵”的称号，这些都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获得的荣誉。“鲍勃”里德也是这样，由一个下院议员变成了罗利本伯爵和上议院的大法官。霍尔丹伯爵的成功也像那位位法官一样；还有阿斯奎部长，劳埃德?乔治和其他人等。并不是因为今天共和国统治更加民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背景。
当世界第一公民去世之后，摆在面前的问题是，谁来接替格莱斯顿？又有谁能接替格莱斯顿？内阁中的年轻成员们一致同意让莫利做出决断。哈考特或者坎贝尔?巴内曼？对于哈考特来说，有一个致命的障碍——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这个问题曾经警醒过他，他暴躁的脾气的确不合适于领导阶层，而沉着、冷静和明智的判断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必不可少的素质。
我很喜欢哈考特，他一直非常向往共和制，他还是马特利的女婿。他对我们的人口普查活动及其报告都非常感兴趣。当然，坎贝尔?巴内曼作为我们家乡的代表，我也为他的高升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不管在住宅区还是在集会人群中作答谢致词时，都会说：
“我的当选要归功于我的主席，贝利?莫里森。”
我的舅舅贝利是丹佛姆林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家族都是激进派人士，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森家族都是伟大共和制的积极拥趸，就像那个赞美华盛顿和他的同伴们的声明一样——“敢于向王权挑战的人们”。使用英语的民族在有秩序、有法律保障的发展中肯定能够通过改良很快建立起一套有利于人民的黄金规则。
“阶级只是几尼的标记，
……。”
这个感觉当时已经普遍地流行于英国所有的殖民地。这个亲爱的老祖国就像母鸡在岸边向令它非常操心的像鸭子一般在游泳的孩子们尖声警告着，但她不久以后也会学会游泳的。
1905年的秋天，我和妻子出席了授予约翰?罗斯博士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罗斯博士是丹佛姆林信托基金会的主席，是热情的公益活动家。麦克白市长在他的讲话中说，这个荣誉是非常难得的，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得这个称号，一个是国会的成员，时任英国首相的H?坎贝尔?巴内曼，另外一个是前印度总理、时任殖民部部长的丹佛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就是我。这看起来像是我所在的官位永远都没法赢得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