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11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他在省立国民师范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1924年初投考黄埔军校人第一期，蒋介石在与黄埔生例行单独面谈时，与徐向前有如下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徐象谦。”
“你是什么地方人？”
“山西。”
“你在家干什么？”
“小学教员。”
这种机械的问答，使气氛十分尴尬。在蒋介石眼里，此等呆头呆脑之人是难成大器的，于是挥挥手让他出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把名字由“象谦”改成“向前”，表明自己干革命永不回头。当然，蒋介石没有想到，这位曾被自己看不上眼的黄埔一期生，后来竟成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元帅，消灭了他校长直接领导下的十几万军队。
△罗荣桓
罗荣桓，1902年11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乡绅家庭。1926年秋，他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1927年4月，他又人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机关头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鄂南搞农运，率农军参加秋收起义。
1927年，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举行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军队的开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约二万余人，在江西南昌武装起义。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并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号召一切革命者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贺龙为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起义队伍中有30位女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最早的女兵。8月3日，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
△朱德
曾被誉为永远的红军之父的朱德，少年下田劳作兼读私塾，后人蔡愕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并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千起，一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
1921年，朱德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过千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他到上海见孙中山，提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他又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大感惊讶，尽管鼓励了朱德的精神，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与孙炳文等结伴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翌年，经周恩来介绍加人了共产党。1925年人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利用川、滇军中的旧关系，动员北伐，并秘密进行党的工作。1927年率滇军教育团一部，以第九军副军长的身份参加了南昌起义。
△刘伯承
参加领导南昌起义的刘伯承，因他父亲是个务农兼教私塾的“泥腿文人”， 他从小就被督促读书练字，15岁务农还到镇上卖字。1912年到重庆考人军政府将校学堂，毕业后到川军当司务长、排长，此后因善于用兵在战火中职务不断提升。1916年护国战争中攻打丰都城，他身先士卒，不幸一颗子弹从他右太阳穴钻入，又从右眼飞出，当时即昏死过去。后经德国军医沃大夫实施眼科手术。由于伤势严重，沃大夫决定动两次手术。第一次清除眼内赘肉，理顺血管；第二次再安装假眼。由于诊所条件所限，只能做局部麻醉。可眼部神经丰富，动手术时会疼痛难忍。沃大夫怕他受不了，事先打了招呼。刘伯承让他放心实施手术。手术达3小时之久，麻药劲早已过了，刘伯承忍着钻心的疼痛一声不吭。手术共割74刀，他以当年关公刮骨之气概，得到德国军医的无限钦佩，连连称赞刘伯承是“军神”。
刘伯承身为川军名将，却痛感旧军队和官场的黑暗，经同乡共产党员吴玉章启发。他离川到北京等地同赵世炎等结交，接受了马列主义，于1926年4月加人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时，刘伯承任统辖全军的参谋团参谋长，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史上第一位总参谋长。
△贺龙
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洪家关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随着中过武举人的祖父练武识字，颇具豪爽侠义之气。1916年，贺龙率21名青年手持菜刀夺占当地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成为威震湘西的“一把菜刀起义”。他追随孙中山，由护国军到护法军，由营长、团长、旅长，直到1925年晋升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和津洲镇守使。1926年参加北伐所部编人国民革命军序列。1927年夏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7月与周恩来会面，还未人党的贺龙毅然决定率所部参加南昌起义，并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在周恩来介绍下加人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一生的新起点。
△叶剑英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堡农村一个小商人之家。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依侨乡的习惯于19岁时到马来西亚谋事。因受歧视和遭资本家欺压，愤然于1917年回国考人云南讲武堂。两年半后以全校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人粤军当参谋、炮兵教官，1922年任孙中山大总统府海军陆战队营长，1923年陈炯明叛变时，亲自操炮向叛军开火，以掩护孙中山脱险。后任旅参谋长、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团长、副师长，北伐战争中因立功升为少将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时曾拉拢过他，叶剑英却抛弃每月上万薪晌的地位，赶到武汉向中央提出人党申请，并得到周恩来批准。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把党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等部队 向南昌方向集中。路过九江时，汪精卫、张发奎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也驻防九江。汪精卫发现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有异动，想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将叶挺、贺龙骗上庐山，予以扣留或加害。当此关头，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立即邀请叶挺、贺龙到甘棠湖“划船赏景”，把这一消息通知他们。
同年8月3日，起义军开始南下。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不仅把炮丢了，其他武器弹药也丢了不少。
8月30日在会昌战斗中，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聂荣臻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军却伤亡千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赓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
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做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钳制敌人。其实，后来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6000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兹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钳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兹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敌我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最后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这样的激战，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最后筋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也撤了。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出于无奈，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叶挺思索后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聂荣臻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应该说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他不能不考虑得更远一些。最后聂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经上级同意，这样一走，不就成了没有命令的擅自行动？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他们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周恩来同志。当时，恩来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聂、叶到达时，他们正在开会。于是，聂荣臻和叶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聂荣臻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们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就更困难了。
可是，他们又得到消息，贺龙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进退两难的境地，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着冲啊，冲啊！
在这危难时刻，又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已投降了。这件事，再一次给起义军的指挥员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考验的。
接连得到这些不好的消息，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敌人袭来，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的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和叶挺始终跟着重病的周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了，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他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力量，向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遗憾的是革命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致使起义失败了。
南昌起义的失败，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由于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占领了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必须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保存革命的力量。
△“八七”会议
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国际代表指导下，同年8月7日于九江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毛泽东、邓中夏、苏兆征、任弼时等中央委员12名、候补中央委员3名、团中央委员5名、地方代表2名。会议未让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参加。会议决定以武装起义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继续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并确定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
△任弼时
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被选人政治局，成为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1904年4月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1920年因家境困难无法继续求学，联系赴法勤工俭学未成，便加人了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并加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1921年春与刘少奇等一同赴苏俄，人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初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到上海，因张太雷长期离职，由他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
△邓小平
邓小平，是四川广安县人。1920年12月，16岁的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当过钳工和火车上的司炉，还到饭馆里打过工。1922年他先加入法国共产党，又参加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和蒋经国、傅钟、左权、任卓宣、涂君虎等曾在一个班学习过，因他和蒋经国都是小个子，站队时常肩并着肩。1927年春邓小平回到上海，曾派到冯玉祥部队里做政治工作，不久被“礼送出境”，转赴汉口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192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南方局。张国焘任书记，成员有：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等。同时在南方局组织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主管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的军务。
同日，中共中央在给山东省委和山西、满洲临时省委的信中指出：定成立以王荷波、蔡和森、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的中央北方局。
△红军一师军旗、秋收起义
邓小平列席了“八七”会议，在会上首次听了毛泽东的发言，非常钦佩。“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立即回到湖南，不顾在白色恐怖下的极端困难和危险，积极地发动和组织安源矿区的工人和平江、浏阳、醋陵地区的农民，准备武装起义。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起义时要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为此，何长工、杨立三、李明义等人设计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军旗。11日在秋收起义时，正式打出了这面旗帜。
14日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第一师三团撤至上坪。他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果断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会合。起义部队来到三湾后，毛泽东将起义的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了“党的支部建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在这次改编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他一直跟随毛泽东在部队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10月，毛泽东率领队伍进人井冈山区，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军一部1200余人，于10月上旬人海丰县，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师。在他们的配合下，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海丰、陆丰县全境。在彭湃主持下，海丰、陆丰相继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刘伯坚
1927年夏，冯玉祥受蒋介石拉拢，与共产党分手，刘伯坚也被“礼送”到武汉。刘伯坚以才华出众闻名于川北高原，府尹一度要他当秘书，并愿任命他为县长。刘伯坚却不愿就这个“肥缺”，毅然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他于1920年赴欧，先到比利时，后到巴黎，先后结识了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陈毅、李富春等。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并于1922年3月，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任支部书记。6月，他代表旅比支部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共18人，代表如余名“少共”党员。会议选举赵世炎为旅欧支部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8月，刘伯坚与熊味耕一起介绍聂荣臻加人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秋，根据国内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中共旅欧支部，“少共”党员凡符合中共党员条件的即转为中共党员，刘伯坚此时同战友一起被转为中共党员。
不久，刘伯坚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被中国学生推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达三年之久。1926年春，冯玉祥的西北军惨遭失败，他到苏联“考察”并求援，刘伯坚受中共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参加接待。冯玉祥表示要学习苏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经共产国际推荐和冯玉样的邀请，刘伯坚回国任冯玉祥国民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到西北军后，同上层人物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还积极用革命思想改造这支从军阀阵营中分裂出来的部队。
△广州起义
1927年11月末，张太雷经香港秘密潜人广州，担任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指挥，叶挺为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同时组成了广州工人赤卫队，周文雍任总指挥。
12月11日凌晨起义开始，以叶剑英副总指挥所部驻广州的教导团为主力，联合工人纠察队攻占了市内反动派的党政机关，在攻占的公安局大楼上，竖起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旗，这是中共在大城市内通过暴动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广州工农民主政权建立后，选出苏兆征为主席，叶挺任总司令，起义部队首次打出“红军”旗号，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五六万人。广东军阀在美、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下，合力围攻起义军。起义部队孤守广州，四面受敌围攻，第二天国民党近三个师的正规军又反扑过来，张太雷正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听到附近枪声大作，便同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以及警卫、司机共四人，乘一辆插着红旗的敞篷汽车向枪声激烈处驶去。途中突遭伏击，张太雷身中三弹，当即倒在车内牺牲。
起义部队进行了英勇的肉搏战和巷战，经过3天3夜的血战，终于失败了，只有教导团的一部分起义军突出重围退到了东江。反革命军阀残酷地屠杀革命工人和青年，被杀害的达7000多人。
△陈毅
南昌起义部队在粤东北战败，主力第二十五师的师团干部除了搞政工的陈毅外，全都逃跑或离队，这支叶挺铁军的老部队面临散伙危险。
当时，部队陷人在一条山沟里，后面还有追兵，部队已快弹尽粮绝，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德率领几个警卫人员沿着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突然出现在把守隘口的民团身后，敌军在惊慌中搞不清有多少人包抄过来，吓得落荒而逃。当起义官兵神速通过溢口时，大家清楚地看到朱德手执一支驳壳枪，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指挥。当时任班长的粟裕，刻骨铭心地记下了这一幕。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来到湘南宜章县，在湘南特委、县委协助下智取宜章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他们又发动了湘南十余县的“年关起义”，部队扩大到八千余人。由于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湘粤两省敌军南北夹击下，起义武装失去了群众的支持，被迫向井冈山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周逸群、贺龙为首的中共湘西北特委，于2月底从洪湖地区到达湘西的桑植地区。贺龙利用其声望，集中亲属和旧部所掌握的武装约三千人，组成工农革命军。
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部队一部两千余人，向井冈山根据地转移。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碧市与先期到达的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于5月4日在碧市召开庆祝大会，正式组成了中国最新型的军队——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上树起的红旗不倒，如同长夜中亮起了启明星，给一切革命者和广大群众带来了希望。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此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陆续改称为红军。
△张鼎丞 邓子恢
6月29日，中共永定县委决定武装起义，张鼎水为总指挥。率起义军和群众四千余人，包围了永定县城。起义军攻占县城后又撤到农村，成立一个红军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随后扩编为一个团，成为福建省的第一支红军。
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中秘密地建立了党的组织。4月，该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加人共产党。6月该师调到平江、浏阳地区进行“清乡”。7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与彭德怀取得联系，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准备举行起义的指示。
△黄公略
这时，国民党湖南当局发现，该师第三团第三营营长黄公略是共产党员，并下令逮捕。上级决定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立即于平江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第三团第三营一部、贺国中领导的该师随营学校，也先后在嘉义和岳阳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7月24日，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在湘南未归之际，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相继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三县。8月30日，湘军三个团在赣军一部的策应下，猛攻黄洋界哨口。当时留守的红军只有第一营的两个连。在团长朱云卿和党代表何挺颖的指挥下，红军依靠赤卫队和群众凭借黄洋界天险，顽强抵抗。战斗中，红军用一门刚修复的迫击炮，向敌军集结的队伍猛轰，恰好丢中敌指挥所。湘军以为红军主力返回，惧怕被歼，连夜撤回。赣军见湘军逃跑，也退回县城。毛泽东曾写词《西江月.井冈山》，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人宵遁。
△彭德怀
平江起义主要领导人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湘潭老乡。他“家贫如洗”，小时候只读过短期私塾。8岁丧母，祖母和父亲也卧病不起，他和两个弟弟讨过饭，因不愿受欺负经常不去乞讨而挨饿。为家人生计，13岁时下煤窑做童工，18岁参加湘军，24岁因杀了恶霸逃离部队人湘军讲武堂。1926年结识了共产党员段德昌，走上了革命道路。1928年秘密加人共产党，7月间他以团长身份奉命到湖南平江镇压农民，乘机率部发动起义，将起义部队改为红五军，并担任军长，而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
12月，红五军继红四军之后，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破了以城市攀动夺取政权的苏俄模式，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28年，瞿秋白赴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批评两个知识分子都犯了错误——瞿秋白“左”，张国焘“右”。于是，此次会议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李立三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任中央宣传部长兼秘书长；邓中夏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苏联期间写下了《中国职工运动史》 ；瞿秋白会后留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团长。
△龙岩红四军党的“七大
1929年1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四军进人赣南，开辟了赣南根据地。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后，在战斗生活中，朱德与康克清在福建长汀结合。
6月下旬，中共红军第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这次大会的错误，竟导致了毛泽东一度离开对红军的领导岗位，而且与朱德暂时分离。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有一个人特别活跃。他以留学莫斯科为牌子，为中央所派，又常常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到处探听红四军上下尤其是领导层内部的情况。终于，他闻到了一点“气味”，于是，手握一把尚方宝剑，上下挥舞。
他的名字叫刘安恭，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后，由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的。1929年2月7日，党中央有一封给润之（即毛泽东）、玉阶（即朱德）的信，即人们常说的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要红四军将“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要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对这个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决定，毛泽东首先表示不同意见，在他主持的前委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也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并且于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写回信给中共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中央要我们把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刘安恭乘机抓住“中央来信”这件事大做文章，责难毛泽东：“对抗中央决定，搞书记专政，这是不允许的！”他俨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大发宏论，主张按照中央指示，立即分散红军。一时，红四军领导人视刘安恭为得力助手，并鼎力荐举刘安恭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要职，使他成为红四军举足轻重的第三号人物。
刘安恭被冠以红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头衔后，表现得更加狂傲无忌。他耸人听闻地说：“红四军领导层存在着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的两大派，我们只能站在中央这一边！”
但是，刘安恭肆意煽动和制造领导层分裂的做法，在红四军内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后来在人们的再三要求下，于上杭白沙召开的前委会议上，终于免去了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改任第二纵队司令。这时，他恼羞成怒，更加放肆地攻击毛泽东自立原则，对抗中央，并摆出势不两立的架势，在红四军党内演出了一场逼毛离队的闹剧，弄得毛泽东无法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白沙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了问题（同时造成了全党的问题），完全组织不起来”，因之他不得不“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红四军党的“七大”就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起到了停争论的作用，但主要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解决主要问题和毛泽东被迫离队，红四军党内外的极端民主化、流寇主义等倾向严重泛滥，在“由下而上的民主制”的口号下，搞成了一切问题包括行动计划、请调工作等都要经过群众大会讨论，党和红军组织涣散无力。
当时，陈毅去中央汇报，前委只剩朱德一人，工作被动应付，政策上屡屡出现失误，士兵逃跑逐日增多。尤其是刘安恭所在的第二纵队，不仅逃兵最多，而且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事故。在“七大”后的四个多月里，由于红四军一度放弃了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工作，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朱德领导的前委因受错误主张的控制，率红四军主力向闽中出击，当部队进人建宁地区时，便连遭挫折，受到损失，最后不得不回师闽西，进行整顿。当时，正值蒋冯阎以及蒋唐（生智）、粤（广东）、桂（广西）各派军阀混战，恰是我军夺取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大好时机。但由于党内打“内战”，军队不团结，失去了统一的正确指挥，也失去了发展苏区的好机会。
种种严重的后果并非朱德的本愿，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军事家，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所在。他那慈祥而严肃的脸上，此刻表情更显得严肃。事实一再说明，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不做创建根据地的工作，红军便不能发展，革命就没有希望。
令人庆幸的是，1929年8月底，陈毅同志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在听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内部情况的汇报后，和他做了多次谈话，并委托陈毅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陈毅按照周恩来的谈话和军委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后，经周恩来审定。
这封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就“目前军阀的混战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其前途”、“红军发展方向及其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割据”的思想，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来信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并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九月来信”——周恩来的杰出见解，是中央第一次对两年来红四军建党建军重要经验的肯定。这对于统一红四军内的思想认识，开好古田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1月26日，毛泽东由陈毅陪同由闽西蛟洋回到长汀，他接读了中央的“九月来信”，经沉思之后说：回前委可以，但必须再召开一次党的代表会议，要把问题讲清楚，做出会议决定来。2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长汀举行，决定在近期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自此，毛泽东在第三纵队政治部驻地新泉、河田等地深人调查，昼夜为大会赶写报告。
△百色起义
中共中央派邓斌（即邓小平）到广西，负责领导广西的革命工作。12月11日，广西省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民自卫军二千八百余人，在百色举行起义，占领了右江区域内的百色、田东、东兰、凤山等10多个县，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七军前委。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任永豪、谭震林、宗裕和、田桂群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为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 是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为红四军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整个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30年初，中共赣西特委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雩田圩召开联席会议，1月18日，决定将江西红军独立第二、三、四、五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旅，共二千六百多人。
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决定将红四、十二、六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6月19日，第一路军在长汀组成后改为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和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湘鄂赣边地区活动的红军，组成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并组成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方志敏
赣东北信江一带，在党和方志敏等领导下举行农民起义，1928年5月成立弋阳、横峰工农民主政府，1930年夏成立红十军，开辟了闽浙赣根据地。
1930年春，鄂东、皖西、豫南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同年秋成立红一军，随后改为红四军团，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
湖北南部长江北岸的洪湖地区，1929年冬成立洪湖区工农民主政府，1950年春成立红六军，约1万余人，由段德昌任军长，创立洪湖革命根据地。
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根据党的指示返回湘西活动。1930年春建立了红二军，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夏红二军与段德昌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
文家市战斗后，红一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两个军团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副司令彭德怀、副政委滕代远、参谋长朱云卿、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成立了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全方面军总计约4万余人。
1930年2月，左江区域部分革命士兵响应右江举行起义，占领龙州等七八个县的地区，成立红八军和左江工农民主政府。后红七、红八军与中央红军会师。
从南昌起义开始到1930年末，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已在13个省的300余个县内，建立了大小15个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已达13个军，红军总人数达62700 余人。红色区域已达几千万人口，并在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人民自己的红色政权。
1930年春，因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国内爆发了蒋介石同其他几派军阀的大混战。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可以乘机夺取全国的胜利，于是从6月至9月间，要求大城市的地下党都组织暴动，调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这一盲动路线在实践中很快碰壁，红军和地下党组织都受到很大损失，李立三随后也被免职并被派往苏联学习。由瞿秋白回国主持工作并纠正其错误。
这一年，刘伯承、刘伯坚等从苏联学习回国。刘伯承组织叶剑英、左权等人一起翻译带回的苏军各种条令，同时为中国红军确定内部的称呼。
刘伯承在旧军队中任职多年，一向痛恨等级森严和对勤务人员的歧视。于是，他确定红军中的“司令”后面要加一个“员”，将旧称呼“护兵”、“勤务员”改成“警卫员”、“公务员”，将“伙夫”改成“炊事员”……这种称谓一直沿用到今天。
刘伯坚，先后任军委秘书长、红军党校政治部主任。此时，蒋介石将中原大战中被他打败收编的西北军主力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并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这种“一石两鸟”的毒计，激起西北军官兵极大愤慨。中央军委马上派刘伯坚主持策反工作，终于使该部17000人在宁都暴动，并编为红五军团。刘伯坚随后担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中央红军的主力之一。
为加强全国苏维埃区域的领导和工作指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并决定以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曾山等9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市正式成立，由项英代理书记，并发布了第一号《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这一天，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成立，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2月17日，军委设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3月，成立军委总参谋部，朱云卿代理部长。6月20日，毛泽东改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项英任副主席，周以粟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红七军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领导下，从广西境内出发，历经桂、湘、粤、赣4省，用10个月的时间，转战七千里，终于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编入红三军团序列。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于6月22日在上海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这时，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准备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准备去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此情况下，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局。在王明的安排下，博古（秦邦宪）成为临时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央常委，主持中央工作。
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在《政治决议案》 中说，“苏区党的最严重错误就是执行了立三路线”，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并提出“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等错误主张。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代理。从此，再次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张闻天
193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的王明等人，批评瞿秋白采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到上海去从事文艺工作。此时，张闻天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
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殷实的农户家庭。1919年积极投人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随后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1920年去东京学习，1922年夏又自费赴美勤工俭学。1925年6月在上海加人中国共产党，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人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此后即用译音“洛夫”、“洛甫”为笔名。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学的其他人，故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
△王稼祥
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25年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5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宜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机关报《红旗》、《实话》总编辑。
第03章 长征世纪丰碑
伟大出于平凡，时势造就英雄。中华民族的英才，此时都先后集中到江西瑞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大会
1931年11月7日，在赣南贫穷的小县城瑞金，举行了首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宣告第一个全国性的红色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到会代表600余人，一致推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64人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朱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王稼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项英兼任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张鼎承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粟任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任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任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发表了《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否认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一切谈判与密约。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样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红军虽然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同国民党军队相比较，仍处劣势。为此，只能进行运动战，不能冒险去进攻中心城市……然而，苏区中央局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坚持“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8日命令红三军团为西路，红一、红五军团为中路，沿赣江而下，夺取两岸城市。
1932年4月26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对日宣战通电，随即又发出“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各红色区域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
蒋介石拒绝全国人民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敌”的要求，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又向美帝国主义借了1200万美元小麦借款作军费，调集90个师5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任围剿总司令兼鄂豫皖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闽粤赣三省围剿军总司令；何成濬、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总结军事工作，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会议对毛泽东和他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诱敌深人”方针，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胜利信心，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气批评毛泽东等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是“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是对执行党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等。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回到后方主持中央工农政府工作。
△张国焘
红四方面军在取得潢光战役胜利后，进行了编制序列及部分领导人的调整。张国焘任鄂豫皖军委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吴焕先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45000人。6月，蒋介石组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担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的张国焘，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命令方面军向平汉路出击，继而又南下夺取麻城、黄破，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红军虽在黄安城以西等地区作战中，共歼敌7000余人，仍未能扭转被动局面，只好向皖西转移。10月8日，红军再度抵达黄安城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军6个团遭遇，激战两天，歼敌3000人。这时，国民党军约五个师从东、南、北三面逼近。张国焘失去信心，于10日在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广水、卫家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中共苏区反“围剿”
1933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制定即将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部署中，命令红一方面军要集中所有的主力首先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南丰城和南城。周恩来对此部署提出异议，并于1月27日致电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指出：如能“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 ；并指出：“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而不能执一不变。
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人川陕后，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和大清地区后，抽出数千名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深人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创建苏区的工作。2月7日，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川陕省委成立。中旬，又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决定，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
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获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据统计，从1931年到1933年，正规红军3年来击溃敌军75万人，消灭316000人，俘虏192000人。红军在战斗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红一方面军扩大到近10万人，有赤卫队（民兵）20万人。全国红军增加到约30万人。
蒋介石于1933年5月始，陆续调集67个师又9个旅，共100万人，配备200架飞机，对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其中用50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9月25日，国民党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28日占领黎川，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
“左”倾冒险主义者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令红军攻打有国民党重兵把守的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屡战不克，被迫后撤。从10月23日起，彭德怀、滕代远在3天内连续3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要求改变反“围剿”战略方针。认为：在敌人大举集中，并利用堡垒掩护谨慎稳进的情况下，红军应充实和集中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地带，在战略上向东北之金溪、贵溪、东乡、景德镇一带挺进，建立东北作战区，进而威胁江苏、浙江、安徽等敌人心脏地区，调动敌主力部队北进而离开中央苏区。同时提出：要使群众了解战争的意义，广泛动员起来配合红军。但是，中革军委领导人认为彭、滕的意见肯定“目前是不能实行的”，拒绝采纳这些建议。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全会推选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12人为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会议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做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继续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意义，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的打击政策，并对党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改造。在军事上仍强调“进攻路线”，同时接受了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
2月7日，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开幕词，并作《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李卓然代表红一方面军，介绍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周恩来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要为着前线的胜利。他说：“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你们是领导者，每一次战斗的胜利离不开你们，离不开政治工作。”
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在加紧围剿红军的同时，更加残酷地镇压抗日的群众运动。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CC特务团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就达4500多人。北京学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钊而先后被捕千余人，光在北平监狱内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就达500余人。
△吉鸿昌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仍大力推行抗日主张，组织了以共产党员吉鸿昌、抗日将军冯玉祥、方振武为首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很快由几千人扩大到十余万人，把日伪军完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正当同盟军进军多伦时，蒋介石令其部围攻同盟军，冯玉样被迫离职。同盟军在吉鸿昌的领导下，仍坚持抗日。此时，蒋介石反动集团竟和日寇商妥联合“围剿”抗日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队在东、南、西三面进行包围，并有日本飞机轮流轰炸。这支抗日队伍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了。同盟军中抗日最坚决的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牺牲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屠刀下。
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志敏、寻淮洲率部担任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经闽人浙向北进发。
△长征
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方针，致使中央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益严重。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开始长征。只留下陈毅、邓子恢、张鼎丞、粟裕等率16000余人坚持游击战争。
留在苏区的同志随即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及闽、浙、赣根据地的斗争。
△粟裕
粟裕，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到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当战士，同时转为共产党员。南昌起义时，他在警卫队当班长，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中，先后在主力部队二十八团任连长、党代表，随后升任师长、军团参谋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他率红十军团失败后剩余的几百人，在闽、浙、赣边区度过三年艰苦的游击生活。中央红军突围的最初3个月中，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处处被动挨打，使突围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3万人；红区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央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使革命陷人极端危险的境地。
红二、红六军团于11月发起湘西攻势，先攻占永顺，随后取得十万坪大捷，并乘胜占领大庸、桑植在内的广大地区。12月中旬占领桃源，围攻常德，威胁岳阳和长沙。何健一面向蒋介石告急，一面急令远在湘南阻拦中央红军的十九、十六、六十二师兼程北调。与此同时，鄂军将其主力停留在鄂西施南地区和湘西的津、澄一带。蒋介石也急令远在江西的嫡系部队驰援常德，又调4个师转移到湘、黔边境布防。这样，红二、红六军团以7000之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歼灭国民党军万余人，调动和钳制了11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突围作战，并且创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突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后，准备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此时，蒋介石已在红军去往湘西的路上布防重兵，如果红军坚持北上湘西，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湘西的通道县城。17日召开了领导人会议，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李德不顾当前的严重敌情，仍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应出其不意，向国民党军布防力量最弱的贵州突围前进，以甩开堵击的敌人，争取主动。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部分人的赞同。但李德、博古仍坚持己见不肯改变。
通道会议后，部队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进军方向问题。由于多数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正式放弃挺进湘西的计划，决定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是红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权仍由李德、博古掌握，红军的危局并没有解除，这期间毛泽东作《十六字令》词三首：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三首词，以山为喻，情系红军。前两首用“快马加鞭”、“倒海翻江”，赞红军行军、激战“犹酣”之势。第三首用“锷未残”、“天欲堕”，则是对红军英勇不屈精神的肯定和深含着对红军极端危机处境的焦虑。这种焦虑，也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焦虑。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12月底，前卫部队抵达乌江南岸的猴场。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月2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抢渡乌江。4日，红军全部突破乌江防线，分两路继续向遵义和绥阳进军。
因张闻天与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都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工作，博古负总责，张闻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曾对他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意思是要张闻天跟他们站在一起。但张闻天通过实践，与他们的分歧日益加深。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忧虑，一致认为应纠正李德、博古的错误。
△遵义会议
长征开始后，王稼祥一直被担架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下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他还去找同学张闻天，提出撤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由毛泽东领导。张王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等人商量，得到普遍赞同。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样在发言中，第一个在会上公开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大多数同志拥护之下，撤掉了“左”倾分子的领导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新的领导，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毛同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之一。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中，也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后，由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实现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最有意义的大转折、大飞跃。毛泽东在回顾党的历史时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娄山关
1月20日，红军一打娄山关至桐梓，计划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土城一仗受挫。2月7日，毛泽东果断放弃北渡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札西集结。滇川之敌和中央军闻讯从三面迫近札西。毛泽东便指挥红军回攻遵义。25日凌晨向娄山关挺进。经过一天激战控制了山口，第二天又击溃敌军向娄山关的反扑，28日重占遵义。此役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约3000人。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2月28日，毛泽东随军委纵队过娄山关，有感于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是一首吟咏具体战斗的绝作。上半阙用风霜、晨月、马蹄、喇叭和雁叫，勾勒出了一幅极具特色的逼真的进军图画。下半阙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概括战场的景观。这是毛泽东在战争中积多年的景物观察，将战争场景与大自然的壮丽景象的有机融合。红军被迫长征后，战斗一个接着一个的失败，使毛泽东的心情十分压抑。1958年毛泽东重读这首词时写下这样的批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
在长征中，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巧渡金沙江，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保障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飞夺沪定桥，在红军中享有很高威望。
△陈云
陈云是个埋头工作不爱声响的人，作为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他在遵义会议上积极支持毛泽东。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31年9月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之一，1932年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任白区工作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决定要派一位负责人到白区恢复工作。主持全党工作的张闻天同志，主动要求离职前往，毛泽东不同意而最后改派了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到上海后难以开展工作，于1935年9月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在莫斯科撰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陈云在文章中，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四道封锁线，穿越老山界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艰苦卓绝的英勇事迹，揭穿了国民党说红军长征是“逃窜”的谎言。文章还暗示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为了抗日。文章最后指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 “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1936年春，这篇文章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第一次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长征中，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当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右路军走过草地、到达潘州附近时，率左路军开进的张国焘不但违抗中央命令，不让左路军跟进北上，还阴谋分裂红军，加害中央。在紧急关头，叶剑英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避免了一次可能导致张国焘分裂党的企图。
△徐海东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说起徐海东，家里一贫如洗，世代靠烧窑为生，有钱人称他们为“窑花子”。他从小在饥寒中生活，12岁就进了窑场，是徐家的第七代窑工。1925年到武昌打工，接受了革命道理，并秘密加人了共产党，为了学习军事，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北伐战争开始后，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他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后因国民党反共，他愤而回家，被中共黄破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先后任县赤卫队大队长、红军团长、师长。他在作战中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人“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把徐海东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统一指挥，中革军委1935年7月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将第一、二、三、九军团，依次改编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军长分别是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政委分别是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何长工。
△七律.长征
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于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四渡赤水，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亲自督战围追堵截的几十万部队甩在侧后。5月至6月红军先后胜利渡过金沙江，穿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实现了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会合后的红军，由于张国熹的右倾分裂主义，再次处于新的危机之中。为维护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毅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穿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9月18日翻越岷山。“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后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后来毛泽东在他的诗中这样形容当时的心情。10月他以这样无比喜悦的心境，写下了《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江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对长征回顾的史诗，是一气呵成的，壮阔自然，一扫前两首词中带有的忧虑，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描述了红军远征以来所跋涉、激战过的万水千山。一句“只等闲”，将逶迤的五岭山脉视为不过翻腾的“细浪”，而磅礴的乌蒙山峦也只是滚动的“泥丸”。接着用一暖一寒两字来写强渡金沙江和大渡河，最后一个“喜”字过雪山，将红军不怕困难，蔑视困难，克服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清平乐.六盘山
翻过岷山，毛泽东到达哈达铺，得知陕北保存有红军的消息，兴奋异常。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将革命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北上，翻越六盘山。10月7日在六盘山前的青石嘴，歼敌骑兵两个连，缴获战马百余匹。当天下午一鼓作气越过六盘山主峰，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
毛泽东在这时作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这是一幅胜利进军的壮丽图画。天高云淡，红旗漫卷，登上六盘山主峰，放眼云天，红军已长征二万里。但革命仍任重道远，在这里毛泽东发出豪壮誓言。“苍龙”是指蒋介石。长征以来，蒋介石为聚歼红军，先后跑到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督战。然而他的围追堵截无一奏效。毛泽东在这里自豪地宣告：有这支历经二万里的红军，不怕你蒋介石消灭我，而是我要擒拿你，只不过是时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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