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是一场“大鱼吃小鱼，强鱼吃弱鱼”的资本游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大鱼、强鱼都是这场游戏的主角。中国的收购商业版图上，总有一条楚河界限若隐若现，河这边是国有企业，河那边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进入海外并购的门槛要高得多。
嘉宾王巍：特别是在这两年经济危机当中，民营企业在外面收购几乎受到两面夹击。第一，民营企业的发展来源很多是依靠市场化，靠外需来推动企业发展。今天华尔街受到挫折，国外需求萎缩，对民营企业影响很大。第二，中国有4万亿元激励。各地激励都着重于国有市场，并没有多少落到民营企业身上，这样出现挤出效应。什么意思呢？本来在平等竞争的时候，有很多很好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多很烂的国有企业，它们已经不行了，这4万亿元一进来，烂的国有企业又拿到了钱，把民营企业挤出去了。所以今天谈的海外并购都是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几乎微不足道。
阿基米得告诉我们，“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经济困难期，对中国的大量企业，这个支点可能就是抄底，借助上市的力量，企业实现更好的发展。在中国市场上顺风顺水的企业都想去海外试试水深，若能如鱼得水，或许还能创造出跨国公司横空出世的奇迹。但也不能得意忘形，要学会量力而为，该出手时再出手，才不会出错，才会真正实现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大国崛起。
第35节：老百姓：咱幸福吗(1)
第六章 老百姓：咱幸福吗
新医改能否终结看病难、看病贵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经过5年的发展，到2003年6月底，中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已达到1?0094亿，全国98％的地区启动医疗保险制度。同年，全国还开展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
历经3年的酝酿和争论，2009年4月6日，新医改方案终于尘埃落定。回归公益成最大亮点，但方案中诸多市场化因素的存在甚至强化更是夺人眼球。历经数年博弈的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能否融会贯通？
嘉宾刘国恩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小组特聘专家，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在医改方案里，从原则到细则都在体现两个东西。一个是强化政府的职责，同时，再想办法动员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一个产品、一个服务的公益性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够惠及更多公众的利益，或者说公益性就等于公众受益或者老百姓是不是因此得到实惠。如果我们有任何的办法和途径，能够使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利益，我认为这就在促进公益性。反之，不管是以什么手段，如果不能增加老百姓的受益程度，那它就没有促进公益性。
公益性，简而言之，就是让公众受益。但如何让公众受益最大化，市场与政府到底谁是主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疗市场发展是以市场为主导，还是以政府为主导，过去若干年一直存在争论，政府派认为医疗市场是一个市场失灵的市场。很多人认为人们在消费医疗服务很少考虑价格因素，往往是越贵的越消费。在有限医疗资源的情况下，价格因素变得无足轻重。因而，在医疗领域，市场竞争里最重要的手段——价格失灵了。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合理有效地介入。
嘉宾刘国恩：医改执行过程中确实需要解放思想，探索新的路子，比如说所谓加强政府的职责，就是政府在维护国民健康、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层面上要加强。政府在这次医改方面做了非常明确的界定，把它作为中国这个阶段发展的目标，要为每一个人建立一个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保障体系，这就是在强化政府的职责。并且这个保障的路径是通过政府机构、个人都能够充分参与和贡献的社会性的保险机制来完成，而没有简单地通过税收建立免费的国家福利模式来完成。如果按照免费的国家福利模式，第一，财经吃不消；第二，会给大家一个误导，以为这个东西是免费的，就不会去珍惜它。
第36节：老百姓：咱幸福吗(2)
在有医疗保障的前提下，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如何不断提高，使我们排队稍微短一些，而不至于找朋友、找关系才住得进医院，要想办法调动目前公立医院的积极性。与此同时还要把市场打开，让社会性资源进来。我们强调存量的革新，还要加强对增量的吸引和鼓励，才有可能使得我们服务的总供给能力上升，满足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这两个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我国将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首次实现医保的全覆盖。2010年，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增幅为50％，并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的住院报销比例和门诊费用报销范围和比例。另外，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最高支付限额分别逐步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新农合最高支付限额逐步提高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
医疗保障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医疗保障应是全民之福。
嘉宾刘国恩：在计划经济中，很多贪污浪费和徇私不断产生。当把权力和钱都给一个机构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与我们的预期是差很远的。那么在医疗服务上，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个人没有办法和医院、医生博弈，我看一次病你要宰我，易如反掌。你宰了我，无非损失一个消费者，而且我无法和你谈判，因为我不是专家、不是学者也不是医生，也没有谈判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把个人问题能够扩展到人群层面上，我们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百万人、一千万人、一亿人，是十三亿中国人。通过建立全面的医疗保障，我们把个人问题升级到人群问题，我们谈的是代表人群的保障计划和医疗保障机构，和公方谈判，我们的力度就大了。我们有时间、有空间，还有专业化的队伍，可以提前安排。
老百姓和医生、医院之间的博弈变成了医疗保险机构与医生、医院博弈的时候，个人承担的风险就小多了。我来看病，我不需要交钱或者我只交我的部分，医保买了大头，你给我做什么工作不做什么工作，由医保机构来谈判。风险全部从个人头上上升到集团人群的基础上，这就是现代医疗保险的精华所在。
2009年8月，卫生部、发改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基本药物制度将在未来数年内在全国推开。从《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国家对基本药物的定义是：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则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定价、报销、监测评价等环节实施有效管理。目前我国已经上市的药品超过16万种，此次基本药物目录共挑选出了307种。
2009年中国每个省份要在30％的政府建立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2020年，全面实施规范的、覆盖城乡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第37节：老百姓：咱幸福吗(3)
基本药物制度是解决“看病贵”危机的第一道安全阀。滥用药物已成为当前医疗领域的很大问题，而基本药物制度可以给老百姓吃定心丸，告诉他们哪些药物是质量合格、对症治病的。药品有得用，用得起，用得上，才是惠及老百姓。
嘉宾刘国恩：所谓基本药物政策或者基本药物目录，需要做的工作是从成千上万种药品中选择出安全、有效、方便或者说价廉物美的药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上很多发展中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实践，选出来的药品有三百到七八百种。中国现在有上万种产品，我们要从成千上万种产品中挑选出真正符合遴选标准的药品。这个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也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来看，基本药物目录的建设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解决临床的合理用药问题，叫安全有效。第二个是要解决药品使用的时候，过度的浪费或者成本的虚高。
过去挑选药物目录的方法，是把具有医学背景的专家请到有关部门来，根据他们自己经验性的判断进行选择。例如，治胃病大概有多少种药，哪些药是安全、有效、价廉的，主观的程度较大。但是，专家队伍有没有足够的知识，专家挑选所基于的数据库在哪儿，有没有科学性和权威性？
嘉宾刘国恩：我觉得我们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是非常好的理念，目标很清楚。但是操作过程的难度比较大，我个人认为条件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如果步伐加快，可能承担的代价会大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觉得审慎一点，可能要好一些。
我们需要加强这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关于遴选标准的细化和可操作性。
第二是加强我们专家队伍的建设。比如说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专家队伍，年轻一代在哪儿？我们用药物经济学的手段来评判这些新上市的药品，我们学科的队伍建设在哪儿？
第三点就是建立一个完善共享的药品使用临床数据库。目前在全国来看，医院与医院之间或者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信息平台并没有连通，对我们医改的工作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当然我们这次医改也特别提到了信息化的建设，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随着信息平台的不断加强，数据库的共享、数据库的设计，这都会促进我们基本药物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但是就目前来看，这个难度不能够低估。
在基本药物制度中有关基本药物的定价问题，一开始为政府完全定价，后来改成了指导定价，可能还会引进招标这样的措施。但实际上过去若干年的药品招标制度其实是很不成功的，很多地方药品招标，一旦中标就死掉。其实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价格，事关千万家的利益。
嘉宾刘国恩：对于基本药物的价格，政府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监管。政府监管的部门或者相关部门还得想办法，安排什么样的政策或者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提供服务主体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我们从机制创新上下工夫。
第38节：老百姓：咱幸福吗(4)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里，医和药是一体的，医生在提供医药服务的时候，主要的时间、劳务和技术都是通过比较客观的一些标准，在劳务补偿上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来了。药品的收入占了小部分。
中国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把医生劳务这一块管制得比较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医院去购买的所有材料、医生的工资、医生再教育等的费用都在不断提高。此时，医院要正常经营和发展，就需要提高医院收入。国家恰好开了政策上的口子——药品放开，医院就自然地通过卖药来获得必要的收入。
以药养医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政府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探索一条机制，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这一点在医改方案里也明确写出来了，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应该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探索，尤其是在地方的探索模式当中我们可能获得一些成功经验。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再逐步推广。过去我们中国的监管，就人员上看，监管力度都不比其他国家差，为什么我们出的问题还那么多呢？是因为在机制与激励上。医生和病人之间冲突比较大，就是因为医生劳务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新医改主要解决两大问题——看病贵与看病难。扩大医保覆盖范围、推出基本药物制度、探索医疗服务价格行政机制、“医保付大头，个人付小头”等都是解决看病贵问题。但是，解决了“看病贵”问题，如果资源不够充足，可能会加剧“看病难”问题。2009年，陕西神木县打出
“全民免费医疗”的牌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及时搭上这辆顺风车。一旦医疗服务成为公共产品，人们往往会一哄而上争夺公共资源，甚至出现“占座”现象，这一方面导致公共资源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又浪费了公共资源。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也刻不容缓。
嘉宾刘国恩：第一，对现有的公立医院，我们如何能够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包括向社会资源融资的构想，这也在医改方案里得到了鼓励，这是公立医院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第二，医院管理团队对资源的管理更为负责。所以资源的经营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游戏规则来评判，管得不好，就可能失去管理它的资格，这是资源经营的市场化。第三，管理团队要充分拥有一个独立、有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要求智力结构越来越独立或者法人化。
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不仅需要质上的提高，也需要量上的积累。浩浩荡荡的民进资本不可小觑。在此次医改中，民间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也得到鼓励，甚至一部分公立医院也可能改制成民营医院。
嘉宾刘国恩：这次医改里面特别强调，要给民营的机构提供同样的医保、科研立项和医生技术职称解决的平台。一旦有了正常的平台，一个抱养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有同样成长的空间，抱来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都会健康成长。如果对抱养的孩子没有正常的培养，杀人放火是很正常的。我们看到的结果是私立医院老是做非法行为，因为他正常生长不了，只能在夹缝中生长。
第39节：老百姓：咱幸福吗(5)
振兴医疗市场，扩大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才能满足老百姓不断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老百姓过去被束缚的医疗需求也会释放出来，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需求也会越来越高，这对中国的医疗提出更大的挑战。这更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介入，调动社会资源，完成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目标。
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再高，也会遭遇天花板。13亿人，只要有病就往大医院跑，怪不得大医院天天人满为患。而那些可以解决感冒、腹泻等小病的社区医院、农村医院则被打入冷宫，一贯冷冷清清。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冰火两重天。
根据新医改方案制度设计，居民如果患病，将被首先安排去基层卫生机构就诊，进行初步筛查和治疗，如果病情较严重，无法解决，再向大医院转诊，即采取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制度。
嘉宾刘国恩：我们在新医改方案里谈到的有关机构建设的比较多，但是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还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在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果我们建了很好的硬件，有很好的房子，有很好的设备，但是居民最终要不要小病留在社区，大病上上级医疗机构看病，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的医生，是不是我可以信任的。
目前中国的医生队伍两极分化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医院是一个行政事业单位，你只能在一个机构工作，结果就是，好的、高质的队伍都在高端。除了非法走穴和调动以及对口支援，流动性很小。我们这次新医改方案就特别提到了，要鼓励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从根本上动摇过去僵化的制度。
工作调动到其他城市、进城务工、退休后投奔子女……中国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强，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医疗报销的烦琐，不得不来回奔波于多个城市。新医改则建立异地就医结算机制，探索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就地就医、就地结算办法。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解决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跨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变得顺畅起来。
嘉宾刘国恩：现在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包括三个不同的医疗保险计划，一个是为城镇职工提供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以雇主为单位的保险计划。第二个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这是为广大农民兄弟提供的保障计划。第三个是2007年刚刚通过试点，在逐步推广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三个保险是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机构和部门推出的，它们在筹资的机制上、筹资的力度、补偿水平方面完全不一样。
从理论上，每个公民都可以加入这个医疗保险，可是事实上有两个问题存在，一个是不是所有人都进入到保障计划里。第二个，有保险不意味着能够享受到保险。比如我们没有解决异地就医、异地结算。一个在成都的农民在北京打工，虽然名义上很有保障，可是在北京生了病又要回到成都结算，北京不能结算，这个医疗保险就等于零，有其名无其实。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解决三个保险的衔接问题。那如何衔接？如何能够做到异地就医、异地结算？这是我们下面几年要探索的很重要的工作。
第40节：老百姓：咱幸福吗(6)
方案里这么规定，作为一个在异地工作的公民，假设我来自于农村，可以参加户口所在地的新农合，也可以加入所在工作城市的城镇居民疾病的保险。目前新的医改方案里说得非常清楚。问题在于，如果我选择了我所在地的新农合，在异地就医、异地结算就变成了目前的一个问题，结算过程中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个人认为，更多的是技术问题。在管理上，在我们的运行机制上，应该难度要小一些。我们能不能用一卡通，提供充分的信息，让其在异地的医院里能够根据他所在医疗保险机构的要求，给他做应该获得的补偿。现在信息不畅，这边结算完了，那边不认账，这个钱收不回来了，这是一个三险衔接的问题。
今天的医改可能是对过去十几年来医改的改革，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意味着这个医改方案一出台，过去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能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是中国医改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更多的医改。医改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
银发浪潮扑面而来
13亿!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著的特点。虽然同样的拥挤可能出现在东京、纽约、伦敦、孟买，甚至更多国家的一些城市，但是在国土面积前50位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会像中国这样，在如此广袤的疆土上，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拥挤。也不曾有过其他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始终如一地密集着。
为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思想，最初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马寅初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当时正逢“二战”结束，稳定的社会局面为新中国迎来了第一轮生育高峰，但由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害，直到197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并没有太大变化。而在这期间，马寅初也经历了被批判到被追捧的巨大命运起伏。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很多大城市已经开始实行新人口理论思想，“一个太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是那时家喻户晓的计生口号。直到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喊着“只生一个好”“创建三口之家”口号在中国人的心中扎根，而这也是后来“80后”这一特殊称谓的由来。
一场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坚决而痛苦的人口控制，自此在中国大地上展开。对于30年前的那一代中国人来说，他们内心的生育传统与国家前途纠结在一起——生与不生，已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艰难而痛苦的选择。而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以及子孙后代，又必须这么做。一代人为此做出了牺牲，很多人甚至丢掉了工作或者走上手术台，中国所有的妇女都把生孩子的年龄向后推迟了3年甚至更多。
中国在人口控制方面的努力，使中国的人口钟慢了下来，拆除了“人口爆炸”的引信，使世界人口到达50亿的时间推迟了2年，使亚洲达到30亿人口的时间推迟了3年，使世界人口达到60亿的时间推迟了至少4年。中国，改变了世界人口的格局。
第41节：老百姓：咱幸福吗(7)
然而，计划生育不仅有荣光，也备受质疑。
2009年“两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交提案，指出计划生育弊端凸显，生育政策调整异常紧迫、刻不容缓，主张在2010年逐步推动“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新政策。事实上，
2007年，叶廷芳等29名全国政协委员就曾联名提交提案，呼吁国家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专家学者纷纷谏言，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后，随之显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年轻剩余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造成“未富先老”的社会困局，性别失衡带来的婚配困难等。
生还是不生？二胎能不能放宽，人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马寅初所信奉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人口增长必然带来生态恶化、资源危机”的核心观点，正是当初支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而几十年后，专家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质疑成为了这次计生政策论战的导火索。
嘉宾李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爆炸》的作者说了一句话，有人说地球能够养活400亿人，他说从某种意义来说他们是对的，但是把地球变成一个规模巨大的人类饲养场，能赋予什么目的呢？我想我们中国还是要坚持现行生育政策。
全国基本在80年代就达到一个基本共识，就是7亿人口左右比较适度。现在根本没有到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时机，我们人口零增长的时候再考虑也不迟，人口零增长还要至少到2030~2035年。
如果人类不能自我控制自己，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一对爹妈生六个孩子，六个人每个人再生六个，它不是几何级数吗？人口增长赶不上国民收入，很多国家GNP在下降，所以就会饥饿，最后人民就饿死、饥荒。我们13亿人将来再进入汽车时代，世界能源、环境等，那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不要忘了中国很多地方根本不适合人居住，像一些穷山恶水之地，有些地方一天时间平均要有半天出去搞水吃。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就应该把它撤出来。
要支撑起13亿人的衣食住行，是个庞大而又艰难的系统工程。而13亿这个数字并不是静止的。在短短4秒钟里，中国就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13亿，无论是对于中国的自然资源还是社会资源，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过，有些学者并不认为控制人口的症结在于人口过多对能源的消耗，真正的症结在于人口是否能得到有序的管理。
嘉宾王鑫海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在是一个转折点。首先说中国13亿人多不多？我说不多，为什么不多，从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人口已经下降了很多。在乾隆末年，中国人口曾经占到世界人口的30％~40％，在1900年就降到25％，在1949年降到23％，经过多年的计划生育，在2007年已经降到了20％左右。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人口部的统计数据，假如目前政策延续下去，0~14岁的人口，这个比例在现在是18?6％，2020年是12％，2030年9?7％，2040年8?5％，2050年7?3％。
第42节：老百姓：咱幸福吗(8)
我认为所谓的不控制人口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是错误的。中国历史上，一般女孩十六七岁结婚，开始没有避孕措施地进行生育，一辈子也就生六七个孩子，最后成活到成年是3个，一直持续到1949年都是这样。1949年以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本上都能活了。1949~1971年是22年，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生十个能活九个，那么这个时候全面推行了二胎化的计划生育。这有它的背景，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3。也就是说计划生育的重大成就，已经在70年代末达成了。为什么在1980年的时候，我们有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必要呢？就是当时专家提出来有这个必要，这是30年忽视物质生产的结果，就是说需求跟供给跟不上了。现在这个情况改变之后，至少在9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降到替代生育率以下之后，我认为已经有改变的必要了。
因为13亿人已经在这里，中国已经对世界作出很大的贡献了。那么美国每年增长200万多人，他们消耗的资源相当于2000多万中国人。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节省的还不够美国所消耗的，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假如我们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人口多，就会导致我们忽视对它真正的根源的认识。
当人口成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想究竟是数量成为问题，还是人群的组织管理方式存在问题。按照目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恐怕中国只有2亿人也有问题。人口密度不可能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历史上中国一直比欧洲人口多，有天然的原因，不是说我们现在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就应该减少人口。
30年，计划生育政策也经历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过程，逐渐从行政性向法制性转变。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人口控制进入两难选择。人口，这辆曾经呼啸而过的生命火车，经过猛刹车，控制了人口增长，也带来了阵痛。
人口比例失调成为一些学者担心的第一个问题。
嘉宾王鑫海：第一个，中国人口比例占世界人口比例是急剧下降的。目前来看，这个政策继续下去，2050年0~14岁人口只占世界同年龄段人口的7?3％，那么跟1949年比只有1/3了。德国的生育率跟中国差不多，他们担心12代以后德国人会绝种，那我们中国人难道不担心吗？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世界比例人口的减少是一件坏事。
嘉宾李小平：爱国主义生育观，中国人是懂得的。现在有13亿人口，那我一个孩子也不想要。如果中国只有3亿人口的话，我会为国家生两个孩子，如果我们只有3000万人口的话，我能生多少就生多少。无论如何，我们的人口不会落到1亿以下，因为中国人要孩子、生育这些观念不可强制压抑。现在有些人之所以不生，是因为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等，养孩子费用太高。因为人类不是傻瓜，人类作为总体总是会针对环境去调节自己的行为，之所以降到那么低，是有降到那么低的道理。将来有一天如果只需要收入的1％~2％来养一个孩子，那你看生不生？
第43节：老百姓：咱幸福吗(9)
性别比例失调也是当前人口国情一块明显的伤疤。中国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还是正常的，但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11∶7。而在海南、广东和湖北，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候。未来中国可能出现3000万光棍，中国的人口生态遭到极大挑战。
性别比例失调已成为共识，但有些学者认为放开二胎也未必解决男女比例失调的难题。
嘉宾李小平：恰恰相反，在现行政策下进一步放开二胎，新增那些二胎孩子里头，性别比必然是失衡的，一定男多女少。
老龄化是中国人口又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新中国只用了短短不到60年，就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延长到了72岁，离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只差3岁。整个21世纪，中国将和“老龄化”三个字相伴。
不过，当这银发潮逐渐蔓延开来，中国人也不得不开始接受另一个现实——中国，正在加速变老！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如果超过10％，就算老龄化社会。中国早在1999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8年，中国老年人数量已经高达1?5亿，全世界每5个老人就有1个是中国人，全亚洲每2个老人就有1个是中国人。《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从199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4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将超过4亿。这意味着，再过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总数将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也就是比美国还要老龄化的国家。
老龄化带来的是4-2-1，8-4-2-1，这种倒金字塔式的新型家庭结构考验着我们的社会。当几个家庭的赡养义务全都压到两个人的头上时，瘦弱的肩膀该如何承受？
有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内，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27％得益于“人口红利”。但现在，这种优势开始减弱，人口老龄化浪潮威胁悄悄袭来。为应对这种“为富先老”的困局，有学者建议，实行“两胎政策”可以有效地降低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改变壮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值，进而为创建一个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赢来最宝贵的时间。
上海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妻生二胎的新闻沸沸扬扬，上海的回应是为了应对“银发”浪潮，因为他们的老龄化程度达到21?6％。政策松动能否应对老龄化，人们又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阵营。
李小平认为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社会化养老自然可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嘉宾李小平：如果上海人从此100年内不生育，上海保证缺不了人，因为我们有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可以像潮水般涌过去。
我曾经就老龄化写过一首打油诗“劝君莫虑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再是神话”。我想一个开着拖拉机，像美国人种了几千亩地的人，他能养多少老人？我们这些拿着锄头、一家种几亩地的人，自己都养活不好，怎么提供养老呢。一个人均5万美元GDP的社会，40％的老年人口有什么可忧虑的。那我认为中国越是加速老龄化，我们就越能消灭过剩人口，解决“三农”过剩农民的问题，提高整体国民的教育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44节：老百姓：咱幸福吗(10)
只要人均收入上去了，以后根本不用愁，将来老龄化以后一定要社会化养老。我曾经讲过一句话，由家庭养老变成社会化养老，是人类向着美学生活的又一次飞跃。家庭养老根本就不现实，一定是集约化。当个保姆，给她2500块钱，很多人都愿意干。
而王鑫海则认为社会化养老模式不可持续。
嘉宾王鑫海：现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关幼儿园、关小学，现在关中学，接下来就要关大学，2008年大学的报考人数达到高峰，2009年开始每年减5％~10％，大学将来也要关。也就是说年轻人口锐减，就造成了不足，导致了大量的失业人口。
所谓的社会化养老，实际上是多个家庭联合起来互相帮助，可能提高一下效率，这是有的。当年轻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以后，那么这个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劳动力短缺之后，想再雇个保姆就不是2500元钱的事了，也许要花两万五。在日本雇个保姆就很贵，在德国一个全职的，伺候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一个月要3000欧元。
我觉得GDP不是一个唯一的指标，有可能我们人均5000美元，要比美国5万美元过得更好。他们一个老人在家里很孤独，我们儿孙满堂，亲朋好友还有个亲戚来往，那岂不是很好。这是所谓的天伦之乐，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不一定说一定要减到两三亿，然后请一个陌生人来照顾爸妈。
包括纪宝成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都建议将放开二胎作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第一步。对此，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给出了回应：中国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的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35?9％。而总人口比重中高达64?1％的其他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实行的是“生了一个女孩后允许再生一个孩子”或者“允许生两个孩子”。并且，根据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独生子女进入婚育期，中国可自然步入“二胎制”，而无须承担放开二胎可能导致的人口高峰风险。所以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不动摇。二胎，全面放开还是自然过渡，或者开放三胎？
王鑫海主张更为激进的变革，鼓励生育三胎。
嘉宾王鑫海：我认为应该全面鼓励生育三胎。国家拿钱，为什么这么说？目前有不孕不育的人口达到了10％~15％，假定说鼓励生三胎，我们老百姓也响应政府的号召，有一半的家庭生育了三胎，剩下的一半家庭，有三分之一生一胎，三分之一生两胎，三分之一的还不生，总的平均也就是两个，还是低于这种替代生育率，人口还会下降。
就算放开二胎的话，其实也未必大家都会生二胎。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现在的生育意愿平均在1?73左右，那么一般来说，真正生育的孩子要比生育意愿要少。比如日本，他基本上还想生两个孩子，但实际上生了多少呢，1?25，所以日本首相急得头发都白了，即使是放宽了计生政策，人口出生率依然是在不断下降的。
第45节：老百姓：咱幸福吗(11)
李小平则主张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三胎更是天方夜谭。
嘉宾李小平：自然过渡到二胎，因为现在放开二胎，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城里人，已经进入到自然允许二胎的状况了。30年的计划生育，现在城市人和城市人结婚，有几个不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结婚允许生二胎。就剩那么一小比例，非要去放开它干什么，放开这小比例，那些不能生的人还要跟你急。在农村，本来一女孩户就是有二胎的。中国想不想进入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有什么标志，至少人均上万美元吧，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的标准是什么概念，美国人均5万美元，我们13亿人也就是65万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怎么能支撑你过这个日子呢。
所有在鼓励生育的国家生育率都是在1?2
、1?3左右，最多不到1?5，然后人家都是一两万、三四万美元，才考虑多生孩子。我们现在人均3000美元，你就要鼓励生孩子，还要生三个孩子，我认为这叫异想天开。我的目标就是即使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调整目标是1?5，也就不存在独生子女政策问题，调整到1?5我们这样继续保持下去，即不太高也不太低。
现在计生政策绝对不能变，我给中国设定两个百年目标。一百年以后就是2100年，我们把人口争取降到8亿~10亿，两百年降到3亿~5亿，从而使中国真正迈入一流国家。二百年之内3亿~5亿，我是绝对有信心的。
与改革开放一样，中国的人口政策没有经验可以复制，也没有历史借鉴，是摸着石头过河。庆幸的是，我们顺利过了河。经过了将近30年的冲突、调整、磨合、适应，今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甚至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已经理解了人口控制与国家前途，与自己生存质量相关，已经适应并接受了国家人口政策对生育的干预。生育，这辆拉满了中国人历史价值观的火车，经过30年艰难而沉重的跋涉，已经改头换面。
温家宝总理200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曾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13亿的龙头，是持续拧紧还是松开，每一步都事关国家命运，不可小觑。
第46节：财富金字塔怎么搭(1)
第七章 财富金字塔怎么搭
中国人勤劳为何仍不富有
炎炎烈日下，农民在农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午夜时分，某办公楼却是灯火通明，很多人还在紧张地加班，泡面成为他们最常吃的夜宵……这样的场景，在中国随处可见。
勤劳致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勤劳却不能完全与致富画等号。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勤奋，但仍然有一些人还是那么穷，甚至还生活在温饱线以下。中国人，面临着勤劳而不富有的尴尬。
1776年，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中国长久以来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最膏腴，农业最发达，人口最多且最勤奋”，但因为“中国的财富已经臻至其法律与制度性质所能容许的限度”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停滞。
嘉宾陈志武：中国到目前为止，政府对各行各业，不管对个人的创业，还是对企业的业务扩张，还是在融资手段、项目审批方面，管制太多。做过业务的人都有亲身体验，为了跑一个项目，需要日日夜夜到相关部门，没完没了地喝酒、吃饭，然后找关系，送礼，到最后把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勤劳，很多的时间都耗在这些无用功上面。
我们说每天工作10个小时，也许有三四个小时是为了对冲掉成本。因为政府的管制太多，使得农村的就业、教育机会等都受到很多的限制。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天要做多少努力的时候，我们最终会发现，我们首先每天到办公室或者工厂，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做出的努力，不是在为自己赚钱，而是对冲制度成本。
除去政府管制过多，还有一个原因导致国民收入的不均。
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嘉宾陈志武：我每个月赚到的2000元钱，或者5000元钱，或者1万元钱，有多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每天买这个东西，消费这个东西，这些价格里面，有多少要交给政府？这些征税钱因为不受制约，所以最终都反映到每一个人身上了。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工作了很长时间，也是在为了对冲掉这种征税权不受制约所带来的成本。
中国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收税权限不是控制在全国人大和各个地方人大的手里面，各个行政部门基本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偏好推出新的税种或者新的名义费。这就是变相让政府从每个人每天赚的50元钱或者100元钱里面再收一点费，可以留在我们自己口袋里面的比重越来越少。
照我初步计算，中国人大概平均每年工作2200小时，荷兰人和法国人大概工作1500小时，美国人一年工作大概1800小时，日本人也差不多1800小时。所以从这些工作小时数量来看，中国人肯定是最勤劳的。
我感觉中国人工作很辛苦、很勤劳，但是收入不一定很高。正是因为政府收走的那些收入。本来是老百姓的钱，通过征税的方式，把更多的普通人的收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征收到国家手里。所以如果一个人一天工作8小时，或者工作10小时的话，可能有三四小时实际在为政府打工，剩下的时间才真正是为自己赚钱。
中国财富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中国国有资产的升值。2009年5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世界500强榜单公布。包括港台地区在内，中国企业有47家入榜。企业总市值超过了日本和英国，仅次于美国。而在前5名的位置，中国企业囊括3名。中国石油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埃克森美孚；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四位，成为世界上市值最大、最赚钱的银行；中国移动排名第五，同样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电信企业。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利润的飞速上涨，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现象。只是在这些企业收益高歌猛进之时，我们却发现国民的钱包并没有跟着快速膨胀。
第47节：财富金字塔怎么搭(2)
嘉宾陈志武：公有制、国有制是什么呢？是全民所有。根据政府不同的研究部门公布的一些数据，现有的国有土地，差不多值50万亿人民币左右，剩下的全国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国有企业，差不多还有11万家多一点。这些国有企业总价值是29万亿人民币左右，所以国有土地再加上国有资产，是79万亿人民币，按照13亿人去除的话，算到每一个人身上，差不多有6万块钱。这6万块钱在全民所有制的安排下，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但是实际上正因为现在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一个虚的，没有一个人在每天决定可以花多少钱、可以存多少钱，可以做多少重新再投资规划时可以想到，我那6万块钱的国有资产财富今天升值了。
原因是那6万块钱，名义上好像是属于你的，实际上是虚的，因为那个钱不在你的名义之下，是在国家的名义之下。所以这样一来，对中国人的富有感和实际上富有的程度构成了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样一种制度让我们中国人工作得很勤奋，但并不富有。在这种国有制的安排之下，每一个中国人最终的收入是劳动工资收入，没有太多的财富型收入。
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的财富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却是空头支票。没有哪个人会真实感觉到6万多块钱的财富。
嘉宾陈志武：应该将这些国有企业股权，还有其他国有资产全部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面，然后把这些国民权益基金分成股份，平均分到13亿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的国有制经济是全民所有的经济，既然是全民所有，应该通过国民权益基金的改革，让中国老百姓直接持有国民权益基金的那些股份，然后让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企业的收入，直接分配到老百姓个人的腰包里，让他们直接从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享受到真正的财产性收入。
举个例子。中石油A股上市的时候，按照那时的市场价格，中石油一个公司总市值超过了1万亿美元。被13亿人一除，算到每个中国人身上，一下子变成连农村的居民都有1000美元的财富。
如果能够通过民有化改革，让中国老百姓通过劳动收入这个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之外，也能够通过资产的升值，国有企业产权的升值，国有土地产权的升值，能够分享到财产性收入。
国有企业资产的升值也引发出一个近来颇为流行的词汇，“国进民退”。而随着金融危机的降临，国家出台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这一担忧更为明显。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最近对113位企业中高层人员的调查显示，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对国企更有利的人高达86?36％；认为4万亿刺激计划会推动新一轮国进民退的也达到50％；而认为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有利的高达76?19％。而在陈志武看来，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平等的市场地位，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狭窄，同样阻碍着中国人变得富有。
嘉宾陈志武：国有银行第一个服务的对象是国有企业，所以很多的法律和规章多数都是偏重保护国有企业。比如说2006年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8万亿人民币左右，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才2万亿，是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但是，尽管这样，2006年民营企业给中国社会创造了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这些国有企业大概在2006年减少了100万个就业机会。所以尽管在就业机会方面，民营企业的贡献最大，但国家资源配置还是按照四比一的比例照顾国有企业。
第48节：财富金字塔怎么搭(3)
国有银行在放贷的时候，给国有企业要求的利率很低，给老百姓家庭住房按揭贷款的时候，尽管很多家庭的资质信用比这些国有企业高，但是他们要付出的利息反而比这些国有企业高。
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融资难，难于上青天”。由于出身草根、先天失调等原因，与国有企业相比，银行对民营经济设置的门槛要高得多。在政策倾斜上，民营经济也受到较少的政策鼓励。自觉或不自觉的国有偏袒，造成财富的不合理流动，大量财富无法进入普通民众的口袋中。
尽管中国的经济制度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去甚远，但是中国30年来却保持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陈志武认为，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尽管中国的制度资本落后，但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丰富弥补了这一缺憾。进一步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资本将会成为决定因素。这也就是为什么全球众多的自然禀赋并不高的国家却能享有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国民富裕程度的原因。
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却不得不面对一个过于丰富的资源，就是人力。2009年，中国的就业困局中，除去高达数千万的返乡农民工，最让人担忧的是6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为了解决这个社会心病，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但是也仅仅是力保70％的就业率。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陈志武提出，释放大家的创业热情，是一种重要的手段。而这也是让大家变得富有的方式之一。
在陈志武看来，创业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出路之一。但是开放这个空间，还得有赖于制度的改良，否则会压抑创业的热情。根据他的分析，正是因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制度上存在瑕疵，于是我们才会更多地依赖制造业，而不是对制度环境需求较高的服务业。因为制造业所需要的制度环境相对较低，又与我们人力资源丰富的现实匹配。但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相比，在附加值和利润率上，都存在巨大差距，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勤劳但不富有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我们还面临另一问题，我国高达数亿的农民，还被困在第一产业。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而2008年，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更是首次超过了一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更是达到了3?36∶1。而这一现实，是在国家近几年加大对“三农”投入的形势下产生的。
嘉宾陈志武：不管是决策层、业界，还是学界的知识阶层的人，在考虑到“三农”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农村做更多的投入，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农民更多的帮助，让他们继续留在农村，为了所谓的粮食安全，做出牺牲，做出努力。但是从现代人们财富创造的方式角度来理解，我觉得把农民锁定在土地上，这对农民是非常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农业作为生产的经济活动特点是什么呢？赚钱很难。换句话说，农业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勤劳了一辈子，只能吃饱肚子。
第49节：财富金字塔怎么搭(4)
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亩地可以生产100公斤粮食，那么为了生产1000公斤粮食，必须要种10亩地，所以产出与投入总是成线性关系的。毕竟每个人一天只有24小时，即使不睡觉也只有24小时，你要种10亩地，或者20亩地难度很大。但是相比而言，创办一个腾讯公司，QQ空间里面，为偶像人物买一顶帽子、买一件衣服。买一顶帽子，点击一下腾讯就花出一块钱。设计一个帽子花两三天时间就可以了，但是两三天时间花完以后，到底是100万个年轻人去点击，还是1亿10亿人点击。对于腾讯来说没有任何新的成本增加。
有1亿人点击，腾讯就净赚1亿，所以相对于腾讯赚钱模式，农民再怎么不睡觉，也不可能做到那个程度，不可能有赚钱的规模。
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让农民走出贫穷，走出勤劳而不富有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慢慢脱离农村，进入“非农领域”。
嘉宾陈志武：对于农民来说最核心的资本是土地；对于城市人来说，最核心的资本是一双手，人力资本，大脑和一双手，因为城市里面的人没有土地，有房产，从生产资料来看可以有自己的企业。但是过去30年的城市市场化的改革，至少在劳动力市场方面已经让每一个城市人的双手和人力资本基本上还给我们自己了。但是农民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土地使用权或者土地权不能够交易，不能够做抵押。
从银行借款用土地使用权做抵押，这只是一种形式。更多的时候，如果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合法做抵押，更多农民自己去创业或做交易，就方便多了。比如咱们两个人合伙，一人出五分地。或者说你今天多投入十万块钱，我现在没有五万块钱，但是如果最后十万块钱亏了，我的土地使用权可以给你，这个不需要从银行借的。
如果土地的使用权能够做抵押，让每个在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即使回到自己的家乡，也多了几份选择。每一种改革如果能够给更多农民或者城市一般的人、有能力的或者没能力的有更多选择的空间，这就是一种进步，这就是所谓的授人以渔。
农业富国已成历史，农业在社会中的支柱地位逐渐被制造业和服务业所代替。昔日，农业反哺城市和工业化，今天，我们应该用工业化的成果和手段去反哺农业，让更多的农民摆脱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边界，如果成本制度过大，将会大大增加发展的成本，经济的横向扩展将会遭遇瓶颈。如果不解决制度问题，中国人永远勤劳，24小时工作可能都不会富有。同时，如果缺乏创新力，没有创新的意识，勤劳就有可能事倍功半，我们劳动获得的附加价值会很少。唯有打破制度界限，提高创新意识，才能真正让中国人变得勤劳且富有。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和以往任何经济体的崛起不同,中国是以世界1/5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崛起的，30年的一路成长，改变了几代人的生命体验。
第50节：财富金字塔怎么搭(5)
当电视屏幕上出现“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的故事时，没有人怀疑，自己正在经历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巅峰时刻。然而，繁荣真的会永远眷顾这个国家吗？对于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前行的长河中是否有我们未曾发现的暗礁，当我们把繁荣已经视为理所应当时，是否能对试图绊倒我们的障碍视而不见？
20年前，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共同贫困这个残酷的字眼已经与中国绝缘，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
富有与贫穷的巨大差距像一个巨大的鸿沟，刺眼地显示着中国在发展中隐藏着的伤疤。
根据2009年年初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4761元，二者相差近4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在消费支出方面，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61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11243元。
嘉宾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的贫富差距应该分三段，第一段，中国贫富差距出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成果，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
过去是绝对过剩，现在是相对过剩，这两个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加财富，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GDP由30年前的3600多亿元到现在超过30万亿元，财政收入由过去1132亿元人民币，到现在6万多亿元人民币。财富的增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现在就要思考我们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
现在贫富差距确实过大，财富往一端启动，可能付出的代价很高，GDP每年的财富分配中分享的份额很少。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过去资本严重短缺与劳动力过剩，所以各种政策都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劳资双方的所得就出现了失衡，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从资本相对短缺到现在资本相对过剩，可以说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贫富分化不仅导致了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导致结构层面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还终将带来社会断裂，经济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嘉宾郑功成：财富分化的差距首先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不同社会阶层，贫富之间往两极走，并且产生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国家很多社会矛盾甚至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全体国民不能够合理地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影响我们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也影响到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20年前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财富的创造，它带来了财富的增加，那么现在如果不强调合理地分配它就会进一步影响财富的继续增长。打个比方，我们现在财富很多，我们对外贸易程度都很高，但内需拉动不足，消费能力有限。
然而，城乡差距仅仅是巨大贫富差异的冰山一角。前不久，有专家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实际上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甚至比城乡之间更严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日益加剧？
第51节：财富金字塔怎么搭(6)
有人批判改革带来了贫富分化。与其把罪责归咎到改革，不如说是市场失灵的错。市场经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黄金砝码，如效率和公平，但不符合共同富裕的共同要求。如果一味坚持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嘉宾郑功成：市场行为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就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前不久华尔街用着政府救市的资金，还给高管发2亿美元的奖金。单纯从市场来讲好像是合理的，董事会决定的，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人民包括奥巴马都说这是很卑鄙无耻的行为，所以市场的分配不可能保证公平，它只有利于强势方。
市场解决的效率问题这是我们遵从的，它是一个优势，但是它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能解决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况且在我们国家，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全成熟，我们的初次分配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还有一些（非收入）分配并不符合法律规范的分配。这些分配的不公和失范的现象，实际上对财富的分配格局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是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能认同的东西。
除病要除根，初次分配格局的扭曲是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病因所在。一方面，在初次分配格局中最受争议的就是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发达国家则达到50％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价格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这一局面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这些年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而且这个趋势好像每年还在下降，这只能说明，劳动力的价格或者劳动力的分配在整个市场分配过程中的权重在下降。
嘉宾郑功成：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税收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就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劳动所得比重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会得到有效的抑制。一般来讲，在发达国家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我们现在不到40％。按照2008年GDP30万亿元粗略估算，差发达国家10个百分点就是3万亿元。如果给我们涨3万亿元的工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邓小平同志曾说，如果改革改出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改革就算失败了。今天，我们的社会基尼系数达到了0?46，属于严重贫富分化。我们无法对越来越大的贫富分化裂痕无动于衷。
第52节：中国还安全吗(1)
第八章 中国还安全吗
解密：中国的真实军事实力
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讲，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好像我们处在战争中表现的那样。
——罗斯福
作为国家意志的产物，军队的出现是一种必然，它的存在将会为拥有者的独立性提供可靠保障。从这个角度讲，军事实力是维系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因素。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强迫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由此可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尽管历史上的战争不胜枚举，但是都没有超越政治意识的范畴。
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国家利益都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军事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不是空谈来的，为了不受制于人，中国需要军事力量的保障。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外界围绕中国军事实力的争论也开始逐渐增多。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公布的2008年世界军力排名中，中国位列第四。多数美国媒体把中国军力放在第三位。日本《东京新闻》则认为中国军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二。
衡量一个国家军力的标准包含显性的军事实力和隐性的战略潜力两方面。显性的军事实力包括兵力、军费投入、武器装备、战争战略思想等方面；隐性的战争潜力则包括综合国力、战争资源、战争动员机制以及历史作战的经验教训等。从国外媒体对中国军力排名的依据来分析，武器装备、兵力、军费投入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三大标准。
但看武器装备，从传统的“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到频频展示先进武器装备，中国在展示大国开放和信心的同时，也把中国利器置于世界武器对比的天平上。中国利器先进还是落后？是否足以为中国发展保驾护航？在宋晓军看来，显然，国之利器并不够利。
嘉宾宋晓军：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有一些描述，比如我们的军事装备，已经形成以第二代军事装备为主体，第三代为牵引的结构。如果只从硬件角度来说，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实际上已经到了第四代。
目前，核潜艇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有，我们的是第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而美国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俄罗斯也已经发展到第四代了。
法国跟我们几乎是同步开始建造核潜艇，因为当年戴高乐跟美国关系不好，本来美国答应援助给他的东西不给他了，他只能自己干，现在法国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
战斗机方面，俄罗斯已经开始进行第四代战机的研制，而美国的第四代战机马上就要服役了，F35、F22已经服役了，我们刚刚开始第三代战机，刚刚形成战斗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武器装备方面，中国跟一些大国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硬件方面的确有很多差距。不过，在软件上有没有差距？
嘉宾宋晓军：就当兵的个人素质来讲，中国一点都不差，尤其是作战精神。主要差距还是在武器上，还有训练上。再有一点就是文化水平上，精确制导的武器时代，需要大量的高技术人才，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军队实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一方面和中国军队长期投入不足有关。
近年来，每当中国公布军事预算，中国外交部门就要与西方政府和媒体正面对垒，进行一场唇枪舌剑。西方诟病中国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军费增长的百分比太高，具有“威胁性”；二是中国军费情况“不够透明”，存在大量“隐性军费”。美国军方认为，中国没有把航天工业和研发太空武器的支出计算在内；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的平可夫则认为，中国近几年研制“神六”、“神七”的太空计划，并没有列入国防费当中，也应该算“隐性军费”。而今年中国国防费增长14?89％，更是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诸多猜测。美国很多民间论坛甚至认为，14?89％说明“中国将拥有更多的致命武器，威胁亚太地区安全”。为此，中国选择“自曝家底”，据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军人人均国防费数额仅是美国的4?49％，英国的5?31％，日本的11?3％。不仅如此，近年来中国国防费支出占GDP比重约1?4％，而美国已经超过了4％。
第53节：中国还安全吗(2)
嘉宾宋晓军：我觉得这个数字不高。通过新闻媒体公布的技术装备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装备费用还是偏低，偏低情况下是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把技术基础部分夯实。
我们应该增加基础产业投入，这是一了百了的事情，比如现在中国的工业基础不行，这决定了你不可能把军事装备提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现在大家都用的手机，现在连手机里面的核心芯片我们都不能生产，那怎么能够生产导弹里边要求更高的高速芯片呢？怎么进入精确制造武器时代呢？人家肯定不会卖给你这个芯片的，美国有规定，绝对不允许出口，你稍微带出一点技术，马上就会被判刑。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只能依靠自身增加军事领域的投入，自主研发相关科研成果，以实现反牵制、反垄断的目标。
但是中国军费的迅速增长很快引来了许多反对和猜测。
嘉宾宋晓军：2001年小布什上台以后，中国军事威胁论声调逐渐高起来。西方国家一再要夸大中国的军力，是在为他们的威胁论加一个注脚。
他们认为军费开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军力最主要的指标，如果它把你的军费开支扩大3倍到4倍，作为一个加权数，你的军事实力排名就上升了。
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再次抛出“中国威胁论”，一方面是在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另一方面也是在对中国进行遏制。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保障，经济发展的环境将会面临各种安全因素的挑战。尽管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并不乐观。台海局势前途不明，朝鲜半岛也是危机重重，加之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南海各国屡屡进犯南疆，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时常受到外部骚扰。
为了争取主动，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中国军事战略发生了转变，中国军方首次提出了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尽管以我国目前的装备技术水平，实现这个战略还有很大差距，但这并不妨碍作为一个战略的提出。实际上，这正是我国军队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嘉宾宋晓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2010年开上海世博会，包括长三角在内的整个沿海200公里的海岸线，工业走廊、经济走廊，大量人力、资金，我们的金银财宝全在这一块，但你怎么防护它？
现在国外一些防区外打击武器射程都是几千公里，比如最有名的战斧式导弹，在两千公里以外对着上海打击，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蒋介石没有这样一个军事实力，但是他非要在上海这个地方御敌于国门之外。淞沪会战挡不住日本军，到了上海，然后到了南京，才有了南京大屠杀。
在现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我们要尽量抓紧时间，把原来没有或者说由于过分注重于经济而忽略了武器装备这一块打造强，来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相匹配。
第54节：中国还安全吗(3)
1949年以来，在军事层面，中国基本上都是以作战拉动需求。因为安全环境太恶劣，处于自卫的考虑，才被动地发展军事技术。这就好比是药还没有抓来，病就先发了。历史上，被动落后的处境曾经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血的教训提醒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中国应该积极探索，寻找经济发展和军事发展的结合点。以经济手段促进军事发展，以军事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可喜的是，十七大报告中“军备发展要寓军于民”的政策为此指明了方向。
嘉宾宋晓军：金融危机的暴发让我们认识到，不能再做低端了，因为我们做过了低端，第一，我们攒的那些钱买了人家的国债，技术永远升级不了；第二，我们苦干这件事，并不能给所有人带来好日子；第三，给无数家庭带来无数麻烦，无数家庭攒钱送孩子上大学，最后孩子出来找不着合适的就业岗位。
3G手机标准的制定是中国践行“军备发展要寓军于民”政策的一个事例。长期以来，中国在通讯领域都没有自己的标准，2G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标准，这使得中国曾经一度相当被动。
大唐的TD-SCDMA的出现是中国在通讯领域的一个进步，作为中国自己的3G标准，TD-SCDMA将结束中国在通讯领域的被动地位。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岁月中，TD-SCDMA将会在民用领域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中国的通信经济将会因此受益良多。
而今，3G的高速发展正在引领军事通信的新变革，将会有效地解决军事通信系统综合集成的许多关键问题，从而为实现未来军事联合作战一体化、信息化、可视化、远程化、小型化、机动化和高效化开辟广阔前景。
嘉宾宋晓军：十七大报告中，军事技术发展要用之于民。我国手机市场非常大，2G虽然我们跟你们学，3G我们有了自己的标准，有了标准才能按照标准订货，订了货之后，你按照我的标准生产出来。
比如大飞机，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公司，可以使大飞机国产化率争取达到30％。马上要试飞的LG21，发动机是美国GE的，但设计标准是我们的，我要什么样的发动机，你按照我的标准设计，一些图纸要给我，这时候拿到国内，再进行学习，然后再研发变成国产化。
由此可见，我们通过军事投入拉高产业天花板，确实有很大的连带效益。
近年来，随着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日益频繁，一个负责的国家形象呼之欲出，尽管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能为之提供与名望相应的保障，但是随着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出台，相信中国必将在军事领域有不同反响的行动。
阅兵是保和平的间接手段
世界是平的，“无论哪个地区的和平遭到破坏，世界各国的和平都会受到威胁”。即使是和平时期，战争因素同样存在，阅兵就成为促进和平的一种间接手段。
嘉宾徐光裕：时代在发展，整个国际形势也在变化。现在已经不是冷战状态了，大家不再都是剑拔弩张地冲着对方，随时准备打仗。现在状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国际上是和谐世界，在国内是和谐社会，在军队建设方面主要是着重向外面展示我们是一个防御性的国防建设。
第55节：中国还安全吗(4)
在这个过程中，相互之间为了增加和平气氛，大家都要求各个国家的军队加强交流。因为“国之利器不示人”是在战争状态下，在和平时期，一定的公开性绝对有好处。
2009年，
中国60周年国庆大典世人瞩目，盛大的阅兵式更成了世界各国共同的期待和翘望。回顾60年中国阅兵路，自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开始，新中国14次大阅兵，每一次阅兵，都既是中国辉煌历程的回顾，更是未来征途的开始。那铿锵有力的步伐，气冲霄汉的气势，无不在展示人民军队的强大力量、伟大祖国的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的奕奕神采。阅兵虽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在中国却被当成喜事深入人心。好热闹的中国人嫌喜事不过瘾，有把两个喜字拼在一起的习俗，而今年，适逢新中国成立60年一甲子、改革开放30年，双喜临门，用一个大阅兵去庆祝它，成了无数中国人潜意识中的呼唤。
嘉宾徐光裕：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人讲甲子，外国人可能没这个概念，什么60年、70年，我们中国人有，60年一甲子，这是非常重要的年份。
所以在这次，我们背景就不一样了，在这么好的日子，这么好一个时机举行这么一个庆典，这是第二大特点。
第三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整个国际形势的潮流。虽然冷战结束了，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应该看到周围的国际环境有它的复杂性，我们国家面临着很多难题，比如南海、东海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潜在的对手们对我们不是太友好。
阅兵式，一直是集中展示我国人民军队高科技武器和我国军队高素质的平台。历数共和国史上国庆阅兵，几乎每次都有“首次”亮相的兵种、方阵或者装备，2009年国庆阅兵自然也不例外。
除有传统的地面、空中方阵外，为航天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航天人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接受检阅。特种武装力量在反分裂、反恐怖、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的出现同样值得关注。
而由“80后”甚至“90后”担纲的女民兵方阵，以及空军首批歼击机女飞行员的亮相，更成为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2009年的大阅兵，被称做最“原创”的一次，飞机、导弹、坦克，到火炮、自动步枪等武器装备都是中国制造。此次大阅兵还有“最危险”的飞行，151架飞机组成12个空中梯队，其中作战飞机还是挂弹参阅。其中，第二炮兵五个导弹方阵中展现了108枚导弹，包括地常规导弹、陆基巡航导弹、地地中远程导弹、洲际战略核导弹等，也吸引了人的眼球。
如今，开国大典上“万国牌”、“骡马队”的时代已经完全终结。中国用60年的时间摆脱落后和贫穷，建立了一支符合国家经济实力、足以保障国家安全的人民军队；他们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牌，是政治、外交的继续、延伸和升级，更是保家卫国实实在在的中坚力量。此次60周年国庆大阅兵，无疑是新世纪展示我们军队的国防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时机。但同时，这也是国外一直不放弃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当口。今年又恰逢金融危机肆虐来袭，中国经济虽在世界舞台上一枝独秀，却也步履艰难。面对国内外双重困境夹击，有人质疑，劳民伤财的大阅兵似乎不合时宜。
第56节：中国还安全吗(5)
嘉宾徐光裕：阅兵的实际功能很多，一种就是重大的国家庆典往往会出现，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种形式，包括美国都有。另外一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军种成立的节庆、节日，比如说海军节、空军节，在国家建立了重大功勋的一些节日，往往会举行阅兵式。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些重要的国家领袖、领导人就职就位，也会举行重大阅兵式。第四个功能就是战争动员，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前夕，在红场进行阅兵，电影里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斯大林当时在红场阅兵，防空军、高射炮、防空气球全都放起来，因为防止德国人袭击。在红场检阅结束以后，斯大林发表了一个非常慷慨激昂的演讲，检阅结束，受阅部队立即开赴前线。它就是非常典型的一次，属于战争动员式的阅兵式，这也是一种阅兵的功能。
走出国门，纵观世界各国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会发现，虽然花样繁多、风格不一，然而但凡阅兵，大多带有向国际社会展示国家实力的意图。因此有人指出：按照“强者示弱、弱者示强”的逻辑，阅兵似乎总是更受到战略被动一方的青睐。
对强势国家来说，大规模的显露军事实力似乎并不是他们的选择。故而，我们基本上见不到美国人搞这样的阅兵式，也很少见到德国、日本这些“二战”发动国展示精兵利器。他们不仅忌讳大规模展示军队实力，甚至还在设法隐蔽其武器装备的攻击性特征。
嘉宾姜廷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阅兵不但是隆重的军事仪式，也是一种军事文化，用现代话来说，它不仅反映出硬实力，也反映软实力。从现在看，阅兵越来越受国内广大群众的关注，像60年阅兵大家很期盼。
嘉宾徐光裕：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希望国家强盛，这是毫无问题的。那么国家强盛的标志在哪里，有两条，很重要的两条，第一条，所有老百姓生活过得很好，这点很重要，就是所谓有饭吃，不挨饿，能够生活很好，接近国际水平。第二条，没人敢欺负，这是所有老百姓都应该赞成的。所以强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国家要强盛，要有一定的硬实力，这离不开军队。所以尚武精神包含这么两个非常重要的老百姓的愿望。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历史会对我友好的, 因为我正在创造历史。”以这样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中国也正在创造历史，在这段辉煌的岁月中，历史注定会记住中国。
中国复兴的脚步已经不可阻挡，日益强大的中国呼唤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匹配，因为“真正而持久的胜利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从更多的层面看，60年阅兵并不仅仅是军力的展示，而更像是中国不断雄起的一种信号。
两岸统一的出路在哪里
作为当今中国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两岸统一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中国。随着60华诞的到来，台湾问题再一次成为热门话题。
第57节：中国还安全吗(6)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战”奠定了当今世界的格局，台湾问题是“二战”遗留下来的世界性政治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实现了德国的分裂、朝鲜的分裂，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的分离。
60年来，东西德国早已实现了统一，南北朝鲜也开始进入政治层面的对话，但是台海问题还停留在阻隔阶段。虽然近年来两岸交流发展迅速，经济关系日益热络，但是与日益扩大的经济、文化交流相比，两岸政治关系却进展缓慢。
2010年，
韩国统一部事务官李道奇公开提出“两岸统一将先于两韩统一”，引世人关注。而反观近年来的两岸交流动向，大陆方面频频发出的合作善意和务实做法也似乎正在为这种说法做最好的注脚。在国台办主任王毅访美期间表示，马英九是否愿意访问大陆要看台湾的想法。这一表述，被视为大陆有意打破“经济优先、政治后行”的谈判进程，对两岸应该适时处理敏感政治议题所表达的政策意向。而对大陆的善意，台湾方面却迟迟不作回应，马英九在“不统不独不武”的论述下,更强调台湾方面应该是台湾人民来决定，这使已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的两岸关系又增加了不明朗的因素。
目前，台湾作为一个多党执政的地区，民众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政府的态度。而根据台湾《远见》杂志最新的民调显示：台湾人民中已有高达95?9％认同自己是“台湾人”，只有46?6％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低于对“亚洲人”的认同。“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历史”，随着时间的推进，台湾问题将会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趋势。
按照台湾媒体评论员宫玲的说法，现在的台湾民意虽然正朝着良性的角度发展，但是海峡两岸分隔60年所造成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的隔阂和迥异，相互之间的不解、难解、误解和曲解，都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稀释和转变。但可喜的是，作为一个穿梭于台海两岸的媒体人，近年来，年轻一代台湾人的想法和态度给了宫玲新的思考，对于两岸的统一事业也有了新的契机。
世界上从来不缺少纷争，为了解决纷争，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人往往喜欢通过战争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而另外的人们则希望通过其他手段取得有效的平衡。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两岸交流的加深，两岸民众之间的情感隔阂正在逐渐地抹平，价值观念也日渐趋同，这都为两岸和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两岸通过连续三次会谈，包括启动“大三通”、经济紧密合作，也基本上已经体现了“连胡新闻公报”的部分共识。虽“胡马会谈”还不具备成行的条件，但政党间的交流却已经在两岸和平路径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国民党连战、吴伯雄陆续与胡锦涛总书记面见会谈；最近甚至还传出了“吕秀莲访大陆”的消息。两岸之间诸多亟待落实的“未竟之业”还需要一一完成，而这一切的实现，正是仰赖两岸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台湾高层的积极态度和果敢作为，无疑开启了两岸统一和平路径铺设之路的新起点。
基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至今还没有结束敌对状态，国共敌对的情绪在60年中演化为台湾和大陆的敌对。当前形势下，战争的可能已经很小，和平才是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出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时候，曾经用这句唐诗表达我们实质性推动两岸关系、破解政治坚冰的心愿。
相信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两岸统一将会排上日程。
第58节：中国的软实力(1)
第九章 中国的软实力
教育教育还是教育
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做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
——爱因斯坦
一个国家的贫富与强弱，已经不能再和人口数量简单地画上等号，中国的人口素质亟待提高。而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必不可少的途径。
在奈斯比特夫妇看来，影响中国未来走向、推动中国持续崛起的最关键因素是教育，是人才。奈斯比特先生认为，中国教育现存的一些问题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地位并不匹配；对中国未来的文化崛起也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从世界历史来看，教育对一国崛起的重要性也被屡屡证实：德国的崛起，一个公认的原因是德意志对教育的极其重视。那位战胜了法国并俘虏了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毫不掩饰地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日本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作为世界上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国民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日本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智力基础；美英各国亦是如此。教育改革，这个看似老生常谈、妇孺皆知的课题，在中国崛起加速的背景下，变得更加急迫，重要性无疑更加凸显。
嘉宾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家，《大趋势》、《中国大趋势》作者。：现在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个人的创造性成为构成领袖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培训和教育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那些拥有人才的国家，让人才全面发展的国家，会拥有世界，会起主导作用，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发展方向。
但中国需要教育改革。中国教育体系是比较僵化的，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要经过考试，所有上学的这些想法都是为了应试。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现在中国的老师还在教过去的东西，而不是思考现在和展望未来，所以中国现在有机会可以成为领先国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着眼于未来，因为其他国家还是停留在过去。
在未来的国际社会中，竞争不可避免，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的将会体现在经济领域，而作为推动进步的个人将会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归根结底，未来的竞争将会是人才之间的竞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教育的优劣将直接决定其人才质量的高低。因此，各国开始推行新一轮的教育改革，目的就是培养出21世纪的新型人才。正如奈斯比特所言，创新因素将会是未来国际经济新的牵引动力，在这样的假设下，创新型人才将成为各国人才培养的共同方向。
第59节：中国的软实力(2)
嘉宾多丽丝?奈斯比特约翰?奈斯比特的妻子。：那些最才华横溢的人，最具有创新性的人肯定不会是那种人云亦云的人。所以你一定要让这种孩子能够因材施教，然后让他们能够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有自己的思维。
多年以来，中国推行教育改革的步伐一直不曾停止，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乐观。
嘉宾约翰?奈斯比特：中国现在来讲，更多的是强调和谐一致，这样培养人才的个性比较困难。
因为你现在要培养他们的个性化，但中国整个的文化更强调的是集体主义。这就是一个矛盾，怎么样在这种和谐集体的情况下打造个性化的创造性，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嘉宾多丽丝?奈斯比特：但是我觉得中国是足够聪明的，可以在全球的教育改革当中起主体作用。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你不可能一下子就会改变老一代人的想法，改变老师的教学理念。
人们更关注，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嘉宾多丽丝?奈斯比特：最才华横溢的人绝对不会是人云亦云的人。所以你得允许孩子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思维，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大的问题。
嘉宾约翰?奈斯比特：中国整个文化强调的是集体主义，这是个大问题，对我来说真正的教育目的，是找到学习的方法。中国还是任重而道远的，但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管到哪，人们都在探讨教育的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做好教育，需要合适的教育机构。在高校教育中，香港高校的异军突起，也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示。
从2003年开始，在内地招生的香港高校逐渐受到高分学子，尤其是高考状元的青睐。香港高校凭借优良的教学环境，国际化的教学团队，以及丰厚的奖学金横冲杀出，和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争抢优质生源。
内地学子就读香港高校，首先面对的就是港校在课程、教学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与内地的学分制不同，港校采用的是灵活的学分机制。目的是使学生能够学到更为广博的知识，并且加强自学的能力。
同时，香港高校的课程设置也相当灵活。香港采用的是英国的教学体制，平时的课很少，但是课下要做很多的准备。一周可能只有几节课，但课下要大量地阅读，不然上课老师讲什么就完全听不懂。除了一般性的讲授课外，香港高校的课堂还会安排专门的讨论课。这种讨论课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1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每堂课结束时，助教会布置下一堂课的主题，列出要看的书目。在下一堂课，通过观察学生之间的小组讨论和提问学生，来判断每名学生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任务。而如果学生没看过那些书，就根本没法参与到那些讨论当中。
因此，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和开放视野的教育导向，为香港高校赢得了世界的认同。
嘉宾黄依倩香港大学中国区总监。：香港高校的国际化，最重要的是文化氛围，一个对不同文化的包容态度，像香港中文大学是双语教学，其他七所香港高校都是全英文教学。英文是一个沟通的渠道，因为要把不同文化的人都放在一起，必须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现在英文还是比较通用的一种语言。
第60节：中国的软实力(3)
香港大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现在更是吸引了全球的优秀人才。在师资上，港大实行国际化招聘，任教的老师都有海外留学背景并取得了博士学位，而其中50％是外籍教师。港大的学生则来自50多个国家，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学生通过“香港大学世界联系网”计划，以交换生身份前往世界各地超过80个以上学府，进行最少一个学期的交流学习，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柏克莱分校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同时，港大与14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所大学建立了学分互认制度，与全球300多所院校及科研机构进行教研合作。
港校的国际化无疑是内地学生选择港校的理由之一。而香港大学独特的全人教育理念，是吸引内地学生的又一大原因。
全人教育强调教育的范畴应该是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帮助学生得到健全均衡的发展。其中，以“通识”为目的的灵活学分制，规定基础课程的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不得超过70％，鼓励学生按兴趣选择选修课程，包括与社会名流面对面交流等，目的是为学生创造多种机会，培养他们高于书本的见识。港大全人教育另一大特点是独特的宿舍文化。港大的学生宿舍叫做舍堂。舍堂是一种学生团体，具有决定是否接收学生入住宿舍的权利。舍堂教育首先培养人际交往能力，与来自全球各国的学生交流共处，成为港大学生的必修课。
香港的高校都是“宽进严出”，对于不合格的学生，他们会劝退。对于毕业生，会进行专门的就业指导，尤其是技能方面的培训，以使他们尽快地适应社会。近几年，香港大学在香港地区雇主对学生的评价调查中，一直是满意度最高的，这也提升了内地学生对于港大的信心。
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大，到香港高校读书毕业后是否能找到工作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问题。目前，香港高校的内地毕业生出路呈多元化趋势。约半数学生会选择毕业后继续读研深造。如香港城市大学总结过去几年的数据，46％的内地毕业生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博，约51％的毕业生留港工作，3％返回内地。而香港浸会大学2007年的内地毕业生出路为：15?2％到海外升学，17?4％在内地就业，32?6％在香港升学，34?8％在香港就业。
嘉宾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实际上大学里面两个教育应该是一种结合，越是精英教育的学校，越是非功利化。学校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可以让你今后适合更多的岗位，这就是一个跨专业就业。现在评价学生的时候还有一个指标，有多少学生是专业对口的就业，就是认为专业越对口，教育资源越是得到充分的利用，但这是错误的。真正的大学越来越多的是宽口进，包括像耶鲁大学，学生进学校的时候都不分专业，还有很多学校一到三年级都不分专业，到了大学四年级才分。
嘉宾黄依倩：我觉得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有比较强的优势，就是学生思想比较开放，觉得做什么行业都可以，所以他们比较早地就可以定出自己的一些兴趣，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我觉得是以兴趣为导向来鼓励学生，这是他们比较成功的一点。
第61节：中国的软实力(4)
成立于1911年的香港大学是香港本土历史最悠久的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成立于1956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除此以外，香港其他高校均成立于20世纪末期。但“年轻”并不能阻止香港高校迅猛发展的势头，它们以超乎常人想象的速度，招揽了世界一流师资力量、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学生。在港大2004~2005年度的官方资料中，在1万多名在校生里，有超过1000名的非本地学生来自世界上3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香港高校在科研成果、学生就业等各项硬指标上都占领了各类名校排行榜的一席之地，并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的学术活动中心之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学术互动紧密。国际权威教育人士曾多次用“奇迹”来评价香港高校的迅速崛起，而众多文化学者也表示，香港高校的高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香港文化的复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港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
嘉宾熊丙奇：成就一个大学肯定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归结起来有几个方面，第一，香港这个地区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比较大的，香港要聘请一流的师资，肯定是要用国际视野来选择优秀人才，而如果没有一个很高的薪资待遇，很难聘请到非常优秀的师资。据我了解香港有些学校的薪资并不比美国的学校低，这个确实要有经费支撑，否则学校的发展肯定会受到一定的阻碍。第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可以保证这个学校的良性发展。很多教育措施、教育理念，在不良的制度下可能会扭曲。还有就是导师制，内地的研究生导师制一直都做不到，一个导师带100多个学生，而在香港地区本科阶段就已经做得非常好。真正的大学里面对学生最有帮助的，就是与老师的交流，香港高校里这样的交流基本是一周有一次；如果老师和学生之间没有交流，那基本上这个大学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工厂、一个学店了。
香港的高校从2003年开始在内地放开招生，现在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内地学生赴港就读，也经过了一个从盲目地崇拜到理性回归的过程。不管如何，港校所带来的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理念的良性竞争，都是我们这个前进的社会所必须的。
“教育工作中的百分之一的废品，就会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马卡连柯的这句话道出了人才在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作用。未来的国际竞争为人才的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新的标准下，中国能否积极主动地进行教育领域的改革，培养出更加适合未来社会竞争的人才，成为决定其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背负着国家希望的中国教育能否在新时期完美转型，还有待时间的论证，唯一确定的似乎只是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勇气和信心。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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