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中国这些事儿
第1节：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1)
第一章 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
有人说，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静止，增长，信心，兴奋，跳跃式发展，震荡，压力，停滞……经济总是在繁荣与萧条交替的周期性循环中前进。今天，很多人都遭遇了从未经历过的萧条。
从全球繁荣到万丈深渊，也不过疯狂这一步之遥。
萧条，吞噬着世界的财富，也改变着世界的格局。所有的国家，都不再是客体和旁观者，都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博弈方。
是谁导演了这场戏？金融危机是谁的墓志铭？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冷暖？中国如何走出经济危机？在崛起者的行列中，有没有中国的位子？危机中，蕴藏着什么样的机会？
金融危机是谁的墓志铭
2008年，华尔街的丧钟敲响了，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出现经济危机；2008年，世界的经济曲线一再划破经济学家预设的崩溃底线。
这是一段令人无法忘记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就感到战栗的记忆，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噩梦的时代。市场疯狂了，直接把整个世界经济带入百年难遇的剧变中。洗牌变得残酷，资本市场变得狰狞，脆弱的经济急转直下。破产、重组、失业、救市，成为经济词典中最热门的词语。
有人说：“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到末路，只照顾少数富人的制度必败”。事实上，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看到无数散落的碎片，萧条的阴霾触手可及。20世纪30年代令人胆战心惊的大萧条只安静了几十年。
今天，不管我们站在预言家们所设定的哪一个点（谷底还是半山腰），都不禁要问，是谁葬送了华尔街，是谁拿走了华尔街的钱，是谁吞噬了我们的财富？金融危机，到底是谁的墓志铭？
从繁华到衰落，我们都难以忽略金融衍生品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为金融经济在全球市场攻城略地提供了可乘之机。衍生品市场归根结底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且衍生品市场最开始的确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到最后，衍生品市场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开始自我服务，甚至开始自我繁衍。
嘉宾朱民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为什么这么大的泡沫没有控制，没有约束。回头看这件事，它存在的客观基础有几个：
第一个是流动钱多，大家想办法把钱花掉。
第二个就是整个风险管理水平模式化大大提高了。大家觉得通过计算机模式，可以把风险很任意地分配出来。而可控的风险并不在我手里，归根结底在系统里。
第三个是整个金融机构的贪婪。当人们发现有大量流动性的钱，风险可控，并可以制造产品赢得高额利润的时候，人们当然去追逐这个东西，所以就把整个金融业服务的根本目的搞反了。事实上金融业应该回过头来踏踏实实为实体经济服务。
经济金融化愈演愈烈，整个实体经济逐渐向虚拟的金融化波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拼命思考“消费者如何达到最大化效用，厂商如何实现最大化利润，投资者如何得到最大化回报”。经济金融化需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可以吸引海量资金的房地产。“居者有其屋”的消费需求，格林斯潘连续降息，不断撩动着人们疯狂的消费神经，金融衍生品的规模从7800亿美元膨胀到62万亿美元。
第2节：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2)
“次级贷款行业”这个曾经可以点石成金的名词，掠去浮华和疯狂，只剩下苍白而滑稽的结局——原来，它除了制造“无中生有”，竟是一无是处。
嘉宾韩秀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的信贷跟美国不在一个水平，美国人都有五张信用卡，买房、买车，包括买计算机都是贷款。而今天的中国贷款，大多用来贷款买房、买车了。如果美国信贷是一个70岁年纪的人贷款，那么中国信贷则是20岁的人。美国70岁的年纪贷款，这和一个20岁的人贷款不一样。20岁的人贷款可能有40年的工作，但70岁贷款还有偿还能力吗？
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买房越来越划算。开始是一些信用级别高的人贷款买房，后来优质客户越来越少了。商业银行放宽了条件，信用级别低的人也能买房，最好让美国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子。
但是，穷人的信用低，怎么办？作假。为了让穷人买得起房，商业银行不断降低首付，从30％到20％甚至零首付。给富人的利率是5％，而给穷人的是10％。
一个美国人这样说，“我在监狱里，连10美元都没人借给我，但我出来之后，银行竟然愿意借我10万美元让我买房。”
为了转嫁风险，商业银行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房贷打包卖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拿现金买了，为了增加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可信度，最后连保险公司也参与进来，并打包卖给全世界。每个人都实现利益最大化了，每个人都在其中。国会作证的时候就问到三大评议机构，“你们怎么能把次贷搞成这样？”他们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我们想的是个人利益最大化。”
贷款保险、打包出售也是全世界金融机构的惯例，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比如，中国的保险公司，在做重大投保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把保险公司再保险的，以分担自己的风险。因为，一旦一单生意做砸了就有可能破产。通行的管理都要做再保险，即相当于把贷款拿过来再打包出售给别人，来分散风险，以实现风险共担。但美国的打包卖，不但没有分散风险，反而直接把华尔街、美国送上了火山口，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
嘉宾韩秀云：这是因为次贷里面包的是烂苹果。比如我是穷人，买房子根本没有能力还，我也没有能力还你的本和息，但是你告诉我可以延期，于是就给了我。各个机构知道有风险，但还是打包先卖了赚钱。但真正打开之后，才发现这个包里面是烂苹果，所以即使有保险盒，这个保险盒再保险也无济于事。
事实上，美国次贷导致的直接坏账，在房地产只有7800亿美元。这个数字对全球经济微不足道，但通过衍生品制造的衍生品市场，当它崩溃的时候，全球金融机构都被席卷进去。可见，这次金融危机不是烂苹果本身，而是一个烂苹果变成了10个、20个了，直到大家不能承受之重。
第3节：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3)
嘉宾韩秀云：次级贷款实际上本身并不大，但是投资银行做了杠杆，雷曼兄弟把1亿美元做成60亿美元，甚至更多。在美国，大部分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为30∶1，雷曼兄弟达到了60∶1，房利美和房地美达到了100∶1。利用金融杠杆赚钱的时候大赚，反之，赔钱的时候也大赔。比如两房用100∶1的杠杆率做交易，本金是100亿美元，当它所卖的产品价格朝着与它的判断方向相反的方向波动1％的时候，就意味着这100亿美元瞬间就赔没了，赔率为100％。
杠杆越来越长，支点越来越弱。次级贷款已浩如烟海，而房地产命悬一线，只要穷人还不上钱，就有可能成为推倒脆弱的次贷金字塔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然而，众人狂欢的盛宴，竟无人奏出忧心忡忡的音符。任何可能扭转乾坤的拐点，都被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众人皆醉，政府皆醉，无人独醒，载满无数财富梦想的列车毫无悬念地驶向深渊。
嘉宾石齐平台湾东吴大学教授。：为什么会形成泡沫呢？大家对经济前景更加乐观，于是人们倾向更多地消费或者投资消费。当人们有更多消费需求的时候，往往会寻找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与常人看法无异，认为经济前景不错，放贷不仅可以获得利息，而且风险很低。于是信心产生信用的扩张。信用一扩张，大家就会认为，需求拉动起来了。而需求拉动带动经济进一步成长。经济得到成长，人们的信心更足。于是，信心与信用产生自我循环，而这个自我循环约束机制，必然变成一个泡沫，这个泡沫大到一定程度就破掉了。
盲目自信，导致次贷脱缰，而政府却没有在准确的时刻，为发高烧的市场泼冷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这个曾被誉为“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的偶像人物，逐步走下神坛，等待他的是无休无止的谴责和质疑。
嘉宾韩秀云：2003年，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作证时表示，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把风险从风险厌恶者那里转移给风险偏好者，监管这些产品是错误的。时过境迁，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作证时这样说，“我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以为那些自负盈亏的组织，如银行和其他企业，它们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股东以及它们的公司净资产。但事实并非如此。”
多种因素齐发力，最终把美国拖入次贷危机的泥沼。然而，次贷危机把“钱最多的地方”——华尔街捅了一个天大的窟窿，洗劫了美国财富，全世界也身不由己卷入这场经济变脸中。世界是平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经济蝴蝶效应，决定了当美国扇扇蝴蝶翅膀时，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出现风暴。
嘉宾石齐平：1930年大萧条发生时，那时的全球化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延续了33个月，虽然灾情惨重，但最多也只是波及大西洋两岸。今天，全球除了极少数市场化、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国家都被卷进去了。
第4节：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4)
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有了示范效果，东欧国家、苏联等都跟进了。于是，原本世界上另外一半的计划经济也逐渐向市场经济方面调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是人类历史上全球化速度最快、最普及的30年。
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麻烦，当大家碰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反过来又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是反全球化。如果反全球化变成短时间内不可控的趋势，就会造成整个全球经济的衰退。
对金融经济的盲目崇拜，成为导致这场经济悲剧的始作俑者。而对金融经济的崇拜，我们可以追溯到10年之前甚至更早。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金融经济显现光环效应，在经济中逐渐核心化。
嘉宾韩秀云：1997年曾经发生过一场亚洲金融风暴，那是索罗斯三家大风险对冲基金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四小龙和四小虎都被冲了。人们就发现，原来靠贸易、工业赚钱都不如靠金融衍生品。1999年，美国决定放弃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所以才导致了美国金融海啸的产生。所以说，金融危机应该追溯到1997年亚洲风暴，也应该追溯到1999年美国政府修改了法律放松了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在对金融经济疯狂崇拜的鼓动下，金融危机最终成为贪婪与不负责任的墓志铭。
未释放的危机会否再来
如果我们把金融危机比作一场暴风雪，人们自然要问，有没有一种天气预报可以准确预言金融危机的提前来临，从而让人们出门的时候可以穿厚一点？
自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肆虐全球。诸多金融机构纷纷破产清盘，银行股票暴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经济下滑创历史新高。有经济学家表示，2009年将是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更有人大胆预测，第二轮金融危机即将到来。没有比听到“雪上加霜”更令人担忧的，第一轮金融危机还在余震，已经有人发出第二波金融危机的报警，如果真的发生连续的泡沫破裂，人们承受不了，世界也承受不了。
2009年年初，有关会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声音不绝于耳。当然，并不是每次经济危机背后都会留下一个长长的尾巴。一波经济危机过后，第二波经济危机蔓延而来也是需要条件的。
嘉宾朱民：导致可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因素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是有毒资产在恶化，而且超过资本金；第二个是实体经济衰退，反过来冲击银行的资产质量，进一步削弱银行的资本金和财务实力；第三个是房地产价格，因为这次危机所有的开端都是从房地产开始。
有毒资产不仅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毒瘤，也是引发金融危机后遗症的毒瘤，如果不根除这些有毒资产，第二次危机的爆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嘉宾朱民：有很多次级贷款引起的次贷衍生品，我们称为有毒资产，现在包括英格兰银行估计（2009年2月）有2?5亿~2?8亿美元需要核销，全世界核了1?25万亿美元左右，现在有1?6万亿美元需要核销。核了1?25万亿美元就搞得鸡飞狗跳，如果再核会怎么样？现在的措施包括美国政府提的，要出5000亿美元的方案购买有毒资产很困难，除非美国政府真的下决心。
第5节：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5)
如果金融系统的有毒资产不解决，金融机构就会萎缩。银行再萎缩，怎么向企业融资呢？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而影响实体经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如果美国的有毒资产最终无法由政府埋单，将会对美国经济形成严重影响。
嘉宾朱民：如果不能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实体经济首先会受到影响。第一个是受到银行融资的影响，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信心影响。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像花旗银行这么大的银行，也在急剧缩水。整个规模发生巨大变化，大家都很担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羊群效应。即如果有一个人出现恐慌，所有人都会恐慌，灾难不断放大，并变得不可收拾。这次是全世界的羊群效应，随着全球化传媒透明度的提高，人人都很紧张，企业不投资，企业不再扩大生产，居民不再消费，开始节约，经济活动减少，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而且，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在往下走，导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萎缩。它的萎缩有可能导致不良贷款率进一步增加。
2009年9月，距离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已有一年之久。一方面，经济复苏成为各国经济决策的焦点，而全球经济也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另一方面，人们担忧未释放的危机有可能卷土重来，导致经济复苏的嫩芽变黄。
金融危机严惩了曾经被贪婪蒙蔽双眼的世界，复苏更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很多人认为，复苏可能只是表面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就表示，IMF仍维持2009年全球经济负增长1?4％的预期。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认为，截至2009年9月，全球银行业还有1?6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没有剥离。这些有毒资产如同幽灵挥之不去，威胁着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而商业地产和信用卡的风险又兴风作浪，成为新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从次贷危机开始起，近2000亿美元的恶性房产投资化为灰烬，美联储给金融市场注入数千亿美元的“血液”，同时还启动紧急贷款窗口，为一级交易商信贷打开融资渠道，这是美国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国家所采取的最积极的财政刺激手段。美国的金融系统是否已经摆脱困境，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了呢？
嘉宾李?凯勒润美国金融博物馆首席执行官。：美国的银行业正在缓慢地恢复，但是非常缓慢。为什么？政府已经注入了近7亿美元，但这些银行资本还不够，它们的资本结构不够好，而且在许多资产负债表上，还可以看见很多不良的房债，那是很糟糕的。同时也有统计的问题，银行说他们的借贷款有1000万美元，事实上这些贷款可能只值200万美元，这些贷款还没有按照市值来计算，不过他们迟早会承认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人们将会说，哦，我原以为情况正在好转，实际上另外一个鞋子还没有落下来。
嘉宾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还存在大规模的坏账，按照政府最后的评估至少是在2万亿美元以上，我想应该还不止这些。美国政府有金融稳定方案，即通过政府给私人非银行机构贷款，让它们来收购这些坏账。这个操作还没有大规模地开始。当它要开始收购的时候，我估计美国政府的赤字，或者美联储的货币信贷可能还要大幅增加。
第6节：最坏的日子真的远去了吗(6)
对于美国金融系统的企稳，究竟有何判断依据？经济学家许小年分析认为，金融体系恢复正常功能，起码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资产价格跌到底，投资者在确认到“底”之后，才敢放心买入，反弹才具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干预资产价格的调整，只能增加市场对是否到底的疑虑，于信心的恢复没有任何帮助。
第二，金融机构充分暴露其不良资产，并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处置和清理坏账，修复资产负债表。
第三，发达经济国家尤其是美国，家庭储蓄率从危机前的近乎为零，回复到历史正常水平。在抛弃了借钱消费的生活方式后，一定的储蓄是消费复苏的必要前提。
从这三个条件来看，发达经济体虽仍有下调的空间，但距底部已经不太远了。例如，关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美联储经过“压力测试”，基本上摸清了大型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缺口，但资本金的补充需要时间，银行与资本市场恢复正常融资功能则会更迟一些。同时，美国家庭储蓄率虽已从零反弹至4％，但要达到7％、8％的历史平均水平仍需时日。
金融体系的泡沫尚未挤干，而为复苏经济，世界各国采取的救市政策，在拉动经济恢复的同时，也裹挟了风险。在过往的数月中，世界各国普遍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使全球出现新一轮流动性过剩局面，通货膨胀压力日显，也增大了出现“滞胀”的可能。这成为导致危机复发的另一个隐患。
金融危机有其周期性，一旦发生，即使对症下药，也很难药到病除，因为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加之，去杠杆化并未结束，有毒资产远未解决，金融瘦身改革被提上日程。奥巴马政府提出要建立“系统性风险监管者”以及“绿色经济计划”，但对一个完全自由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监管谈何容易？
美国推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具有层面宽、规模大、密度高的特点，对于短期内避免经济崩溃起到了良好作用；但过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否会给未来的通货膨胀及美元贬值埋下祸根？伯南克2009年8月21日警告称，美国虽已避免最糟糕状况，但未来仍面临严峻挑战。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9年9月7日表示，全球通胀水平在2010年初重新抬头。如果美联储不能及时撤出宽松货币政策，那么美国经济可能在数年内经历两位数的通胀。
同时，奥巴马政府实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短期内避免美经济走向崩溃，但财政收入增加和赤字下降的效果并未显现。据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2009年8月25日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美国未来10年将积累超过9万亿美元的赤字，这是一个在全球引发担心的坏消息。
巨额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将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一大隐患。如此巨额的钞票，一方面流向世界各国，美元利用其全球流通货币的优势，将通胀风险稀释；另一方面流入了美国银行的巨型窟窿，在没填满之前，它能够不停地吸进政府印发的钞票。那吸满了之后怎么办？库尔特?舒勒、斯蒂格利茨、蒙代尔，这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历史上还没有这么大量印票子的案例，而且美元是国际基础货币，其影响将更加严重。
钱怎样才算花到刀刃上，既能促进经济恢复，又能避免风险?
嘉宾李?凯勒润：打个简单的比喻，经济就像是绿色的草坪，现在已经枯萎了，需要浇水才能使草坪重新变绿，但是现在输水管道却被堵住了，所以你必须把管道清理干净，这样才能够尽快给草坪浇水，否则草坪会死掉。如果草坪死掉，大家会从衰退进入大萧条，那会产生多得多的问题。因为草坪已经死了，你不得不翻土重新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尽快给草坪浇水，那就是实体经济。政府必须花钱解决失业等问题，那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立法者必须出台一些法律，同意将钱花在这些方面，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去增加税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刺激措施和增加税收方面协调并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于未来，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乐观。同时，我们也不能盲目地乐观，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我们需要不断跨越障碍。
第7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
第二章 面对危机的中国
9500亿元，财政赤字的底限在哪里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中指出，“国家因政治的、战争的以及其他更高的理想和‘进步’而招致债务。……假想未来将会给予这种关系永恒的荣誉。国家已经从商人和实业家那里学到如何利用信贷”。
当国家学会利用信贷时，就有了财政赤字。
财政部公布的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的数据显示：2009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下降了8?3％，财政支出却增长了34?8％，收支紧张的矛盾开始显现。事实上，从2008年10月份到2009年3月份的半年中，有5个月出现了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情况，无论是下降幅度还是持续时间，都在我国财政史上罕见。处在经济危机中的中国，一方面是“逆周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放大支出的巨量要求，一方面是宏观经济下行造成的收入锐减，全国财政收支状况堪忧。
在2009年的“两会”上，中国政府通过了一个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预案。这打破了中国过去60年的赤字纪录，这么一大笔赤字是刺激经济的助推剂，还是杀伤力十足的“双刃剑”？
嘉宾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财政赤字占GDP的3％这个水平非常低，印度长期保持5％~7％的财政赤字，美国政府过去三四十年以来，绝大部分年份处于财政赤字，一般是3％~5％，2009年将达到7％~8％，甚至更高。
另外，我们不能只谈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次替中央政府算一笔资产负债账。一个主权政府，既有负债，也有资产，我们要关心的是资产与负债对比。中央政府手里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股权，这个股权按照当前市场价格来算，轻而易举会超过财政赤字的负债。
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政府在搞大规模赤字预算，以通过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发展，但是，稍有不慎，金融危机有可能演化为财政危机。很多人也在担忧，中国会不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第8节：面对危机的中国(2)
嘉宾贾康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如果说在赤字的表现上突出了9500亿元，也得看它具体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支出进度快，并不能意味着以后二、三、四季度就这样加速下去。
经济总的走势是我们有望实现前低转入后高的，这就不能排除我们给宏观政策扩张力度加码。如果加码，可能会表现在赤字在预算调整方案有必要推出的情况下往上提升。
财政安全区域和风险可控度怎样考量有一个相对数的说法，即当年财政赤字的规模与当年GDP相比，欧盟的控制线是3％。我们这个9500亿元是年初预算安排的数字，按2009年8％左右的GDP增长率匡算大致能达到2?9％，它暗合于欧盟的控制线或者预警线。但绝不意味着这个3％就是不可逾越的一条线，欧盟当时在签订“马约”的时候设了这么一条控制线，但实际上以后运行中间如果有特别的困难和压力，他们也会突破这条线。如果有必要的话，在2009年假定有了预算调整方案，把赤字占GDP的比重相对数又往上抬了，也仍是在总体的安全区控制之内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指标。
安全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欧盟的控制线是60％，我们现在还相当低，名义指标是20％多一点。
嘉宾李稻葵：其实对中国来说，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缺的是国债。一个成熟资本市场的结构，它的底层是国债，往上是上市公司股票。缺乏巨大国债市场交易支撑的资本市场不可能成熟。这是因为，很多退休基金、保险公司等投资机构必须以大量的国债为投资方向，没有相当数量的国债存在，投资就没法运行。
凯恩斯主义是财政赤字的鼻祖，凯恩斯建议，当经济下行时，国家应当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美国以凯恩斯的财政赤字为王牌，实现经济复苏。今天，财政赤字成为中国打响2009年保8战役的重头戏。
嘉宾李稻葵：财政预算赤字取决于怎么用，如果用得好非常有必要，如果用得不好，可能还不如不用。用得好就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有利于奠定未来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
再具体一点，用债券赤字获得的现金，千万不能搞生产能力的投资。生产能力的投资应该交给民间企业去做，政府应该干的是把钱拿来进行基础性、福利性和消费型的民生性投资，比如建个医院，保证社区医疗水平的提高，这属于公共消费。
公共消费没法谈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可能是零，不能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就像国家斥巨资治理长江污染。这个会带来消费，老百姓本来不敢用长江水，只能洗衣服，甚至通过各种清理渠道饮用了，这不相当于增加了百姓的消费吗？把公共环境治理干净了，就等于增加了每一个老百姓的消费，尽管受益不能直接反映在货币值上，但这是我们要投资的主要方向。
4万亿元里边大部分是政府投资，从现在情况看必须这么干。所有经济体当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来自于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必须这么干。
第9节：面对危机的中国(3)
一直以来，消费都是中国的“软肋”，居民消费占整个GDP的比例非常低，这也是中国陷入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外需没有，经济陷入低迷。现在，政府不管增加消费还是增加投资，都是在开支，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这样的担忧——政府投资加剧了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居民消费率长期失衡的趋势，质疑政府是不是还是沿着过去的逻辑解决问题。
嘉宾李稻葵：消费相对不足是长期的制度性的问题，需要长期的制度性的政策去解决，不可能在一两年内解决。反过来讲，政府的投资是一个短期行为，是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
政府投资短期内需要上升，以弥补民间消费不足，但这个措施不能替代制度性的措施。提升我们的消费，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城市化。我们长期以来是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现在满打满算住在城镇的人口不过50％，可是我们工业比重远远超过这个比重。
农民在农村，不管他是不是进城打工，不管收入是高是低，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有巨大的消费空间。农村，有了钱之后，农民做什么呢？房子换一换，电器换一换，剩下来干什么呢？没有消费的基础条件，没有服务设施，没有第三产业，也没有消费的氛围。他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打牌，自娱自乐，你输了，我赢了，这是财富转移，不能算消费。
只有进了城，完全成为城里的居民，才看到消费的前景。他的孩子要读书、穿新衣服，他要买房子，要装修，买家具，这样消费才能提升起来，城市化是提升中国消费的必要条件。
二是我们公共财政需要改革。现在有很多不利于消费的财政制度，比如汽车购置税。
我们的汽车除了1?6排量以下的汽车，还是9％~10％的购置税。购置税是10年前推出的，当时的理念汽车是奢侈品，买汽车收购置税是削峰填谷。但现在汽车正在走入千百万的家庭，汽车恐怕不能称为奢侈品，所以今天应该取消购置税。
另外跟公共财政有一点关系的是基础性医疗和教育，如果能够实行一定的普及性和公平化，这使得相当一部分百姓，不用为教育和医疗担忧，他们也能够更大胆地消费。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除了担忧拉动消费乏力，还担心财政赤字的出现，认为财政赤字会引发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美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大卫?沃克就曾说过，“美国有如覆灭前的罗马帝国。其财务状况‘一塌糊涂’，‘它的商业模式已经完蛋了’。它面临着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储蓄赤字以及领导力赤字”。背负着巨债重壳的美国，陷入“温水慢煮”的境地，伟大的帝国经济产生出美丽的泡沫，这些大大的泡沫看上去很美，最终破裂，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事实上，只有在融资手段运用失衡时、财政赤字的规模超过实际需求时，才会引发通货膨胀。
嘉宾李稻葵：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从2009年情况来看非常小，或者说不存在的。但是在未来一年半到两年左右的时间段里面，这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要高度警惕。
第10节：面对危机的中国(4)
首先说为什么在短期内还不至于出现通货膨胀呢？因为短期内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相对而言是过剩的，需求相对而言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企业怎么涨起价来呢？涨不起价。
货币供应量要转变为物价上涨，要通过消费渠道，如果百姓拿了政府的钱不花直接存到银行，永远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相反百姓拿了政府投资项目的钱，马上买了消费品，同时消费品的生产能力跟不上，这时候就表现为物价上涨。所以短期从国内因素来看，通货膨胀不是最主要的关心因素。
大家主要讨论的还是整个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整个国际经济的增长率从2008年正的转变为局部地区负的，大部分地区低增长，因此对原材料需求下降。所以，从国际环境来看，大宗产品价格在未来10个月之内可能还不至于出现大规模上升。但是未来一年半以后到两年，通货膨胀会不会重新出现，经济过热会不会出现，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未来一年半到两年很可能出现大宗原材料价格上升。为什么？一年半到两年内，美国经济基本上能走出当前负增长的格局，狭义的经济衰退应该能够结束。那时候美国人发行了大量的美元，欧洲中央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欧元，英格兰银行发行了大量的英镑……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这么多流动性，大家去哪儿投资？一部分投资是金融机构以及制造业企业的股票，但是还不够，可能反过来炒作原油。因此，那时候可能出现新一轮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格局。
拉动国内消费是一场持久战，而9500亿元赤字也不仅是一个短期应激性行为，更不是人们所担忧的饮鸩止渴，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战略计划。就业、民生、环保、创新、产业升级等，都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方向。这些措施是对中国经济动手术，有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真正把中国拉出经济危机的泥沼。
人民币PK美元，孰输孰赢
“在从前无人来到的地方，我们希望移植一个民族。”这是诗人对北美洲热切的愿望。在一个从前无人到来的地方，还产生了一种货币——美元。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还没有出现过将军、哲学家、作家和思想家的社会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民主。美国人说，它是通向天堂的必经之路。在这个崭新的社会运行方式中，也有了最弱小的主权货币——美元。经过几百年的淬火与磨砺，这个最弱小的货币强大到令世界窒息的地步。
“二战”后，美国利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和随后的相关协议，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即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借此一举成为了全球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随后，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期间国际货币格局风云四起，美元先后面临三大挑战：第一，1973年，因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导致财政赤字巨大，美元危机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第二，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第三，1999年，欧元诞生，并迅速成为了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货币。但风雨60年，美元依然一枝独秀，霸权地位难撼。究竟什么是美元背后的坚强后盾？
第11节：面对危机的中国(5)
嘉宾向松祚《环球财经》总编辑。：19世纪的美国还不是全球最主要的经济体。当时支配整个欧洲经济的货币主要是英镑。在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要货币的历史中，两次世界大战是非常重要的契机，如果没有两次世界大战美元肯定也不会那么快取代英镑，很快成为全球主导性的货币。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凭借两次世界大战及数不清的大小战争，美国最终夺得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上的霸权。
战争结束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得到彻底的改变，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遭到致命打击，英、法也是遍体鳞伤。大多数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士兵，不得不在和平的日子承受战后的千疮百孔。而凯旋的美国士兵，发现曾经被大萧条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美国经济更加富足。没有在本土打仗，美国可以不必胆战心惊地生产军需物资，一跃成为当时全球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元，这个曾经不受待见的美国标签，也变得弥足珍贵，无人再敢小觑。
“二战”后，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背负着巨大的债务，迫切需要外援帮助他们恢复经济，美国一面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一面打着援助的幌子敛财，并进一步巩固美元在世界货币中的地位。
任何非美元国家甚至美元化国家都看不惯美元的霸主地位。因此，从美元诞生起，美元衰落论就不绝于耳。中止美元金本位制，日本崛起，欧元区形成货币同盟，每当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变动，美元崩溃的声音都甚嚣尘上。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霸主的衰落都不是瞬间倒塌，美元还没有走到崩溃的悬崖。
然而，美元也在不可挽救地走下坡路，辉煌的金本位终结了，巨额的美元债务压弯了美元的脊梁，美元化国家看到了美元化的陷阱……美元有多个短板。对于曾经的美元本位时代来说，盛世远去。
美元在全球范围发生信心危机，本位制备受诟病。后美元时代，谁主沉浮？有人高呼，美元时代即将终结，只有中国才能扭转乾坤。有人坚持，世界还是美元的。当美元的光环险些被中国提出的超主权货币盖住时，奥巴马急忙澄清，美元很强劲；欧元也来凑热闹，毕竟欧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正在实践的超主权货币……
后美元时代，谁是新的领导者？
嘉宾向松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的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绝不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会逐渐走向一个战国时代，除美元以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货币要逐步强大，美元地位会相对衰弱。
比如说欧元、人民币的地位，甚至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随着他们逐步强大，在国际上的分量逐步增加，货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会有所加强。
美元的地位会有所下降，欧元的地位会上升，人民币的地位也会上升，也不排除其他货币的地位也会上升。包括日元，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包括英镑的地位可能也会略微有所上升，逐渐形成多个国家的货币并存的时代，这是第一个基本判断。
第12节：面对危机的中国(6)
第二个基本判断，今天我们必须要非常明确地看到，美国远远没有达到某一些观察者所讲的——美元已经崩溃了，我们要去慎重地判断。其实，到今天为止，美元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货币，根据历史的判断，至少在未来50年，乃至于未来100年，美元仍然可能是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
第三个判断，美元霸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美元霸权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实力，包括由经济实力所衍生出来其他的军事实力，还有语言的实力，这是多方面的结合才形成美元的霸权。这个美元霸权要逐步地衰落，也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没有人能开出更好地治疗“滥发美元”的药方，也没有人能找出更合适的替代品。英镑没落，日元起伏不定，欧元内部矛盾重重，人民币正在崛起但还不足以撑起世界货币的局面。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与美国并驾齐驱，也没有任何一个金融市场与美国市场相提并论，美元后继无人，即使表现再差，暂时它也不会被赶下霸主的地位。
嘉宾向松祚：从中国的汉朝到今天的美国，有一个普通的规律。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全球的支配货币，至少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稳定的统一的中央政府。美国的中央政府非常强大，货币管理是美联储，其实是中央政府的一部分，财政部也有管理美元的责任和能力。欧元和美元的差距在于，欧元为联盟，欧元区所有国家共同组成管理的银行不是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第二个是国家必须要有创造真实财富的强大能力。这包括教育、科技、企业制度以及整个经济制度的安排。“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产出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工业产出的75％，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80％还要多，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强国。
第三个是要有非常完善发达的资本市场。
用这三个标准衡量今天的美元，今天的美元并没有丧失这三个标准，只是稍微有所削弱。
美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一点没有得到削弱。美国的政治制度很完善，美国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因为总统的交接出现问题。
美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可能现在有所削弱。研究工程、科技的美国人越来越少，美国人多数都选择学商课，就是学华尔街。当工程师可能一年才赚五六万美元，而银行则可能赚十几万美元。美国有识之士很担心，长期下去，美国真正创造财富的能力会下降，但现在还只是在慢慢发生，美国的很多科研还是非常强大的，比如军事科技、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特别是新能源，这些才是支持美元最核心的力量。
资本市场有所变化。纽约长期以来被人们认为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资本市场，很多企业都希望到纽约投资。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2003年诈骗事件，美国强力监管资本市场，增加了在美国上市的成本，大量资本涌向伦敦。现在伦敦是世界第一的资本市场。金融中心的竞争非常激烈，伦敦、东京和中国香港都在竞争。金融危机导致华尔街蒙羞，连华尔街自己都感到是耻辱的。华尔街过分进行金融创新、监管不完善尤其是麦道夫骗局之后，对华尔街信心和信用度有相当的打击。
第13节：面对危机的中国(7)
即使是一场令人战栗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金融格局。美元仍然撑着“一币独大”的局面，欧元仍然没有取代美元的实力，英镑还是被边缘化，人民币也不能担任取代美元的角色。不过，仍有令人欣喜的事态，如美元的霸权主义越来越遭到世界的反感，人民币有了更多崛起的机会，要求改变世界货币体系的声音也越来越强劲。
暴政之下，必有抗争。美元暴政下，终于有人要发声了，而这第一声竟来自中国。
2009年4月2日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在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发表3篇文章，提出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1944年，凯恩斯提出超主权货币时，响应者寥寥，人们认为那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货币理想国。2009年，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时，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周小川对SD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特别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成为镁光灯的聚焦处。但是，IMF还是美元的天下。在IMF，美国不但拥有17％的投票权，还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国直接决定着世界货币组织的决策走向，任何不利于美国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被美国毫不留情地直接拦截。
美元现在暂时的地位还很牢固，超主权货币一时半会儿还建立不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让人民币逐渐走上国际化，增强人民币的话语权。
只要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滥发现象，这正是金融危机的制度性根源所在。除了人民币自己，没有谁竭力实现人民币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人民币不谋求自身利益，逐步向国际化和硬通货靠拢，就很难在世界货币体系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决定权。等到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临时，中国将遭遇更多的损失。
嘉宾向松祚：胡锦涛主席提得非常对。他在2009年4月2日G20峰会明确讲两条，第一条就是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有美元、欧元，还有人民币、日元、英镑等其他货币。第二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这点对人民币尤其重要，人民币要走出去，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首先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的增长，比如现在有人乐观地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和美国，如果中国真的有一天超过日本和美国，货币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全球的重要货币；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科技能力怎么样？真正创造财富的能力怎么样？这是核心，这是中国长期提的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是非常关键的。
继央行先后与6个国家和地区货币当局签署总额达6500亿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后，2009年4月，上海和广东四城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水开始，从货币互换到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人民币开始显现出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潜力。然而，人民币在国际化推进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第14节：面对危机的中国(8)
嘉宾向松祚：人民币推进区域化合作最大的难点有两个。一个难点是怎么样让贸易伙伴愿意用人民币来结算。如果参加贸易结算的国家越来越多，他们国与国之间也会有一些贸易可以用人民币来结算，怎么样在贸易结算上形成一个双边的和多边的机制。第二个难点是从贸易过渡到金融。比如说上海的金融市场怎么变成国际化的市场。因为总体来讲，我们的资本市场是很单一的，我们其实主要是股票市场，那么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实际上是相当不发达的。怎么一步一步地走得妥善而稳健，能够在15年甚至30年把上海变成一个真正的起码在亚洲是最好的金融中心，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就真正迈出最重大的一步。
向松祚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要从周边开始，再进一步扩展到亚洲，然后再进一步成为国际上的主要货币。
嘉宾向松祚：我提出过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就是大中华货币区。我认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路径应该是这样的。第一步建立大中华货币区；第二步以大中华货币区为货币形成东南亚的货币区，不仅包括东南亚，也包括日本甚至澳大利亚和周边的国家；第三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元区、欧元区、人民币区。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大家可以坐下来谈，是汇率稳定还是超主权货币来管理三大货币区。即使大家不愿意坐下来谈，我们这边有一个稳定的货币区，对美元、欧元的依赖都可以下降，我们内部的资金可以内部解决。其中前两步对人民币最关键。
在亚洲，人民币已经是一种重要的货币，周边很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人民币。人民币现在已经是区域性的，但还不是重要的国际货币。对中国来说，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至少需要15~20年的时间。
货币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恐怕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如何练好内功才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建立一个更加灵活的机制，人民币的国际化才会水到渠成。
当欧元之父蒙代尔被问及“人民币何时可以取代美元”，他的回答是，“100年！”“因为即使欧元现在已自由兑换，并有大量的欧元债券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基础，现在仍远远未能取代美元。人民币的重要性日渐增加，但与欧元的地位仍有很大距离，与美元的地位相比，更是遥远。”100年或许太久，但对走向人民币国际化的每一个台阶的跨越来说，都会充满艰辛，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要为美国救市埋单
2009年3月19日凌晨，美联储传出消息：美联储当季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在未来6个月内，收购价值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并在未来12个月内，收购价值7500亿美元的房利美、房地美抵押贷款证券，外加1000亿美元“两房”债券。
美国又要开始印钞了，美元又要注水了，这是人们听到这一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美股涨，美债涨，油价涨，金价涨……这是全世界对美国印钞的反应。
第15节：面对危机的中国(9)
绕来绕去，还是绕不开印钞票这条路。美国不再降息，因为降息的空间很小，很难刺激经济复苏。金融衍生品已受到全世界的唾弃，很难找到交易对手，去杠杆化成为潮流，金融衍生品的没落抑制了金融机构造币的能力。任何常规手段都用尽，美联储最后黔驴技穷，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把拯救美国经济的任务分担到所有美元债权持有人身上。
美元被大量注水，美元的含金量再次被国债稀释。美联储买债券的消息一经公布，美元就在一周内贬值达5％，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始。
美国印钞受到来自各方的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这就如我们的车子正开往悬崖，美联储却猛踩油门”；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也有这样的感叹，“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市场原则，没有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有轰鸣的印钞机”；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斯蒂芬?罗奇也在3月23日指出，“全球经济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低迷状态，而且会在滞胀中度过”。
美国肆无忌惮地印钞，很有可能导致全球由通缩向通胀迈进。几乎所有的美元资产持有者，将再次承受财富缩水的损失，美元每贬值10％，美国就可以赖掉2万亿美元债务。稍有闪失，世界很有可能陷入双重重灾区——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为防止高通胀及美元资产缩水，非美元国家不得不大量购买国债。
当美国的印钞机运转越来越快，美元贬值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国内将近七成经济学家反对继续持有美国国债。甚至有人提出，该出手时就出手，寻找恰当契机抛售美国国债。美元对我们来说，到底是烫手山芋？是鸡肋？还是镇家之宝？
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1316万亿美元，这是13亿国民用30年的时间逐渐积累起来的财富。但如何管理好这笔钱，却考验我们的智慧。
美国整个市场对国债依存度达到创纪录的12％，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学家为美元未来的走势都持一个相对悲观的态度，但是沈明高却提议至少在2009年还建议中国持有美元的资产。
嘉宾沈明高《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还应该持有美元资产，这是对其他主要货币而言，比如欧元、日元、美元、澳元、加元。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持有美元资产在2009年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我们大家知道美国财政部发了很多国债，美联储注入很多流动性，美元从中期来看贬值是肯定的。但是在短期之内，美元并没有贬值，我们看到美元升值，去年（2008年）下半年几个月以来美元升值很厉害。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和欧洲在经历这场危机的时候，受到的冲击差不多。而欧元走势比美元走势要弱得多。
嘉宾沈明高：事实上欧洲有些经济的透明度比美国低，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欧元区经济比较分散，加在一起总量很大，但是分散来看是很多小的国家，这些小的国家经济的脆弱程度可能比美国大。
第16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0)
欧元自出生时就背负着“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缺乏债权，经济利益和目标不一致，英镑缺席”的原罪。经济和平年代，这些原罪潜伏在欧元深处若隐若现，而一旦经济危机爆发，这些缺陷将被无限放大，阻碍欧元逃离金融海啸。而美国凭借之前的货币霸权地位，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优势。
不过，沈明高认为，一旦经济复苏，美元就会贬值。
嘉宾沈明高：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判断是，如果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美元将会大幅度走弱。投资越多，美元贬值越明显。全球经济复苏的意思是全球经济的风险（除美国之外的风险）开始变小，其他国家的投资变得有吸引力。出于避险，很多人会到美国之外投资。
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元贬值，但是人们又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持有自己手上的资产，全世界各地资金汇向美国，购买美国资产。其实，一方面人们看美国经济眼色行事，一方面人们用自己的资产支持美国，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这个游戏甚至有点不太公平。
嘉宾沈明高：这要看你说的是什么投资者。我们现在去美国投资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企业，另外一类是政府。从企业的角度来讲，企业去美国投资或者进行全球资产重新配置尽管风险很高，但回报更高，回报能够抵消风险，就值得投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如果是政府投资，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政府在海外持有的资产和外汇储备太多，我们是被动持有很多美元资产。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元作为最主要的货币，它有一些天然的优势，这不容否认。现在的问题对美国来讲，在于它能不能利用最大经济体这个好处对经济产生作用，重新出发。我们看到美国得到这个好处是有代价的，是有责任的，要尽可能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经济稳定，投资回报稳定，风险降低下来，后来的投资者才会相信美元，相信美国经济。如果美国经济经历这一次打击，短期之内很难稳定或者复苏，美国经济的强势地位就会受到打击。
美元地位受到打击，全球都要寻找可替代美元的货币。目前来看，美元被替代的可能性不大。但也要看美国经济的生命力有多强，效力多强。如果美国经济不能复苏，不能沿着原来正常发展的轨道发展，美元被替代是迟早的事。
危机袭来，货币政策是政府最先启动的闸门，也是最关键的闸门。美元，这个在经济体系上举足轻重的棋子，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仅决定着美国的经济走向，还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冷暖。抉择的时刻到了，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不幸的是，美元选择了注水，美联储打开了印钞机。而为了避免持有的美国国债缩水，不得不持有美元。中国政府在替美国政府融资，同时持有美国国债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嘉宾沈明高：中国买美国国债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美国政府拿这个钱干什么，支持企业，支持个人。美国企业拿了钱，有一部分到中国投资，来分享中国的成长性。事后结果怎样？美国拿了中国成长性的好处。美元贬值的风险让中国承担，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最不公平的买卖。如果你的风险跟回报是对称的，没有问题，你冒点险，能够有潜力获得很高的回报。我们现在恰恰是回报别人，风险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机制下面，形同“美国救市中国埋单”。
第17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1)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还具有较大的风险。我们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出现短期化，比如半年、9个月到期兑现，这样风险小一点。如果我们投资期限比较长，比如超过两年、三年以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有三大风险：第一个美元可能贬值的风险；第二个可能通货膨胀的风险；第三个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比较独特，就是流动性风险。中国是第一大美国国债的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大到一定程度，市场崩盘。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美元化时代，只要美元还是霸主，我们就很难避免美国“过期分批还一部分，赖一部分”国债的霸王条款。中国所能做的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过，除了继续持有美元资产，中国还有其他路可走。
嘉宾沈明高：其他办法肯定也有，但这里我们应该考虑外汇储备有什么特点，外汇储备我觉得实际有这么几个方面很重要。第一个流动性，在需要外汇的时候，我们能把它变现。第二个风险不能太大，如果冒着太大的风险，挣钱可以挣很多钱，但亏的时候也会亏很多。所以安全性对外汇储备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两个因素限制了投资范围。
任何一个单一渠道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现实选择不多。第一个选择是持有美国的国债，但尽量把周期缩短，这是规避风险的手段。第二个在战略、资源投资方面可以做一部分安排。第三个是在一定程度上进口也可以加大一些，特别是中国紧缺的一些进口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跟美国、欧洲这些国家谈判，他们有一些技术、有一些产品我们需要，他们可能没有向中国开放市场。他们现在需要钱，我们需要产品或者技术，我们能不能跟他们做一个交换。市场开放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都是短期之内解决外汇储备风险问题的一些办法。
外汇储备相当于进口8个月或者5个月的量就够了，5~8个月就够，在这个基础上所有外汇储备都是一种额外的负担。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块降下来，我觉得这是未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中国的结构调整就没有成功，所以说外汇储备能不能降下来，是中国整个增长方式有没有改变的标志。
从长远来看，这是我们经济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面临着从长期必须降低外汇储备而在短期又不得不持有美国国债的悖论。这是我们在成长中必须要付出的成本。现在，如果我们无法降低外汇储备，就来想一想如何管理外汇储备，以减少风险。当然，这是次优选择，而不是最优选择。
降低行政成本是反危机的重要决策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等。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建议，还应该加上“加快公车改革”才算完整。
第18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2)
降低行政成本已刻不容缓。和民意对称起来，我们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每一分钱都应该让人们知道是怎么用的。一方面需要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还要提高政府的效率。
嘉宾宁向东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比例上可以看出来，同时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如果政府不出面，单靠经济、靠自然的法则、规律没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是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大规模的政府支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觉得除了降低成本，如何提高政府使用人民财富的效率和准确性也很关键。
嘉宾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我给出一个书面建议，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我们反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一，要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放到应对危机成本下，我们公共支出大量明显增加，政府工作报告决定2009年有9500亿元的财政赤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政府成本又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矛盾会使得老百姓想到，公共财政大量支出的时候政府的效率会怎么样？会不会因为公共财政的支出捞取个人好处，加大行政运行的成本，所以把降低行政成本放在防危机的背景下第一有利于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增强老百姓对于政府的公信力。
2009年是一个转型年，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资很大。人们更多地担忧政府节约只是一个噱头或者虎头蛇尾。今年打出“经济不好，政府节约”的幌子，明年经济复苏时又开始铺张。
嘉宾迟福林：在我们某些行政行为缺乏广泛、严格的社会监督情况下，到底我们的投资效率会如何？投资的效果会如何，这是大家共同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两方面的事情：第一，短期投资不要为中长期发展造成更大的困难；第二，执行过程中的公开性和严格监督。
类似地方政府公款旅游的事情，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也是这些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就取决于下一步整个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达到原来大部分行政范围内的决策、监督制约，能不能使短期制约成本的问题制度化，能不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要有力度、二要形成相应的制度和法律。
行政成本“瘦身”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很多地方却“雷声大，雨点小”，屡屡遭遇“瘦身”短板。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在给予了政府政治权力的同时，也无形中放大了政府动用财政资源的权力。因而，要提高政府资金分配的透明度，打破行政成本过高的玻璃门，就离不开来自权力部门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嘉宾迟福林：我们现在以权力制约权力十分重要，总理讲到投资到哪儿审计到哪儿，在我们现在制度、法律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有局限性的，一定要和广泛的社会监督相结合。
第19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3)
在其他监督渠道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网络监督能起到特殊作用。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总书记、总理到网上去跟大家交谈，充分体现了网络在监督政府。
近几年来，民意监督、网络监督越来越发挥作用。与传统的媒体监督相比，网络监督具有快速、便捷、成本低等独特优势。在网络中，蕴藏着海量信息，某些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在网络上露出少许蛛丝马迹，广大的网民就有可能顺藤摸瓜，为纪检监察以及司法部门提供了反腐败线索。
对于迟先生的观点，宁向东教授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虽然可以通过网络实现对政府的监督，但是网络监督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约束政府行为更重要的是形成政府自律，加强事前监督。
嘉宾宁向东：政府存在的必要性要明确，你要做什么，这个可以在网上公示。到年底的时候，民众可以知道达没达到目标，用多少钱达到这个目标，费用可以通过公共财政的方式公布，哪怕事后公布，起码民众有个监督权，通过网络让民众更知情。但网络监督是补充，需要事前的监督和控制，政府应形成自律。
如果按照市场化机制，股东说了算，谁出钱谁说了算，股东通过董事会决定经济层的报酬，这是市场经济情况下企业的通例。但在国有企业,谁是股东？广大的老百姓，广大的纳税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定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开始的时候政府的力量会强一点，逐渐政府的力量要顺应市场机制本身发展的规律去变动，我个人认为目前是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
不断建立公共财政，不断让官员自律，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继承，不可能一步把灰色收入断了。现在已经这样了，我们要逐渐把它抑制住，现在一步把这个河跳过去也不太可能，机制是在慢慢的建设过程中的。
作为服务者，政府官员对私利的追逐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克服行政成本的非理性高昂，提高自我约束力。
嘉宾迟福林：官员的财产未来申报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决不能走形式，一定要和其他改革配起套来。另外我们的各种支出应该公开，但现在相关的体制、制度安排又不配套，大家完全可以“瞒天过海”，你到底做了什么，你个人的消费有自己的支配制度，现在的问题在于你什么事情都拿着公款来消费。我们未来在这些方面的改革第一个取决于廉政制度建设到底能走多远，与此相关联，我们在反腐败问题上能走多远。
这是一个综合性改革的问题，需要与官员选拔制度相结合，与官员收入制度的公开相结合，与官员收入的规范、制度化相关联，同时还要与社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相配套。
除了网络监督和自我约束，法律监督同样是促使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重要手段。基于契约的法律，可以对政府形成硬性约束，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行政体系。
第20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4)
嘉宾迟福林：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就是依法行政，毫无疑问依法行政和依法监督是我们整个行政建设当中最具有根本性的一件事情。在政府利益，尤其是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普遍形成的情况下，我们相关的制度缺陷还比较突出。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依法监督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所以首先有一个政府转型问题，就是要让政府重返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不能总是扮演一些具体项目的执行者角色。
毋庸置疑，政府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既要让它发挥作用，又要限制它不良的发展倾向和无效率情况，要在机制和行为上做文章，要建立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制度。
嘉宾迟福林：过去的30年，政府和社会总体上很成功，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巨大成功，所以才有了中国的今天。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行政成本、政府自身建设，决不是说削弱政府的作用、限制政府的权力，恰恰是让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今天，社会的发展阶段发生变化了，社会的矛盾也有阶段性的反映。比如市场化改革，下一步市场化改革中政府的行为是作为一个市场的投资主体，还是作为一个市场环境建设的主体？如果仍然作为一个像3年前一样的投资主体，你就远不适应今天发展的需要，不但作用发挥不了，甚至还会起相反的作用。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变化，公共产品短缺成为一个大矛盾了。
过去老百姓的需求是吃饭、穿衣，今天是发展性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就体现出来了，取决于政府在公共产品上能发挥多大作用。政府的有效作用一定要和市场改革的阶段、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
如果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却只得到更少的服务，这是行政高成本与无效率的双重悲哀。我们不在乎是一个大的政府还是一个小的政府，我们只在乎是不是一个有效、低成本的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公共产品。
未来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
经济格局混乱，谁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世界把目光转向中国。
从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中国预测的声音就从未停止过。尤其是2008年，中国在危机中的傲人表现，不仅使得时下的中国经济数据每每牵动着全球最敏感的神经，更引得全球经济学家醉心研究中国发展的模式。与此同时，世界政要、媒体对中国趋势的乐观评价也纷至沓来。不久前，美国国务院3号人物尼克?伯恩斯就表示，在21世纪，美国超级强国的地位可能不保，印度、中国以及欧洲的崛起不可避免；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也表示，跟龙在一起比跟山姆大叔要好；英国《卫报》表示，中国正见证着“全球影响力的升腾”。
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更是预测，“中国会影响世界的格局”，“中国将成为世界全方位的领导人”。
这些令国人振奋的预测出自一个美国人之口，多少让人有几分质疑。为了说明自己预测的合理性，奈斯比特站在全球的高度，创造性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巨大的无限的中国道路的图画。他认为，有8根巨大的支柱，稳稳支撑着中国新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分别是：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而八大支柱的合体，正是奈斯比特先生所说的“中国模式”——一种崭新的没有出现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而正是这种新兴的模式改变了中国，并将在不久的未来实现世界重心的东移。
第21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5)
在很多人看来，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即将被打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今，“G2”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语，人们不断用G2来指代美国和中国，G2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代名词。的确，中国虽然是新兴国家，但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前进。
嘉宾石齐平：方向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大形势，为什么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必须要配成一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前的金融危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中国的金融危机，必须要双方来合作，任何一方不合作，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对方的，也是自己的。中国持有美国那么多的国债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对中国来讲是很尴尬的，是骑虎难下的。中国别无选择，美国也很惨，这就造成了它们必然要合作的形势，虽然大家有点不心甘情愿，但你再怎么不愿意，也得这么做。
我们知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美国越来越多地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或者进行协商，不管是在非洲问题，还是阿富汗的问题，这就促成了中国和美国合作的必要性。
从量上来讲，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并没有今天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那么多角色。中国深不见底的市场以及日益崛起的人民币，成为中国在世界地位上权重加大的重要砝码。
嘉宾石齐平：中国有自己的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30年发展本身也产生了很多麻烦，包括社会方面的摩擦与矛盾等。但是，中国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真正的优势之一，那就是市场。
温家宝不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吗？今天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比金钱更重要。我同意这句话。我还要补充一句话，市场同样重要。今天21世纪初的金融风暴之下，谁得市场谁得天下。当全世界市场都在急剧萎缩的时候，谁能够有像中国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市场，太令人羡慕了，这是中国必须要好好把握的一个条件。
再一个，中国也有很多优势现在在慢慢形成之中，如货币的优势。世界上的强国必须要有国际货币。在19世纪是英镑，在20世纪是美元，现在是欧元，日元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国际货币的倾向，中国从来不是，这一次给我们中国提前感觉到有这么一个机会。中国可能要比理论上更早地走向这一步，这都是中国的优势。
在2009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关中国经济能否引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处于经济低潮之中，而中国毫无疑问是表现非常出色的。
《经济学家》杂志亚洲版总编托马斯?伊斯顿：大部分与会者都认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对亚洲经济是这样，对国际经济也是这样。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现在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可持续性，中国目前的经济模式是正确的。
第22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6)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大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家都说世界经济前途在中国，这恐怕是非常遥远的事情。根据联合国经社部的统计，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低中收入的国家，所以让中国来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恐怕是件遥远的事情。我觉得美国包括欧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中国经济能否引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争论，反对者实际是两种理由。其一是沙祖康副秘书长认为的，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并不足以和美、欧对抗；其二则是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看法。2009年9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经济运行数据，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3％，固定资产投资单月同比增长3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5?4％，CPI与PPI同比分别下降1?2％和7?9％。又是一组被社会两种解读的宏观数字。一方是消费稳定，投资强劲，复苏态势明显；另外一方则是，严重依赖信贷刺激的投资增长，出口未见好转，内需依然不足。
而面对这一切，中国的态度却非常冷静，不少有识之士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依然脆弱，崛起之路漫长而艰辛，面对国际力量对比出现的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的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中国面对的是更新的机遇和挑战。
不管如何，在全球化的经济链中，中国这个环节已不是可有可无。人们都清晰地懂得，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将惠及全世界。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标签，都传递着这样一个主题——中国越来越强大。
中国石油新版图
“每一朵玫瑰的背后，都有12克石油。”足以看出石油作为工业血液的重要性。正是因此，美国人选择了石油作为黄金的替代物，维系美元霸权。享誉华盛顿和西方世界权势人物、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这样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这种强权哲学迄今仍为很多国家的精英人物所推崇。
中国石油曾经自给自足，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石油需求大幅上升。2008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超过2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52％。而这一数字还在不断攀升。石油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在进口来源上，中国对于中东的石油依赖度高达58?5％，非洲则是23?65％。两者占去80％的份额。而这80％的石油进口，基本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入。但是中东石油，以及马六甲海峡早已被美国控制，作为其维护霸权的工具。
在能源的增长曲线中，最具陡升性的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油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能源“瓶颈”。2008年，油价波动剧烈，一度冲高到每桶147美元。这也被看做是国际炒家对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体的一次劫掠，因为石油是工业血液，是刚性需求。而这个期货市场，同样操纵在美国手中，为华尔街所左右。
如何打破封锁，构筑安全的石油保障，已经刻不容缓。2009年，中国乘势出击，大规模海外并购，打通多条石油管道，构筑全球石油版图。
第23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7)
根据能源蓝皮书的显示，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0％左右，而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65％。65％，意味着中国的石油大部分依赖进口，进口饭好吃吗？
嘉宾韩晓平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日本现在是50％，比我们高得多，80％~90％都可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由于石油本身是一种公共商品，产地也非常多，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现在主要因为这个市场有金融投机，价格不断浮动，所以大家觉得石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不是什么危险。但是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石油价格因为地缘政治问题暴涨，比如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突然跟美国打起来了，这个地方整个石油供应中断，可能对我们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全球石油价格可能暴升，那我们的油价就也跟着暴升。这时候如果我们有大量的石油储备，就不会危险了。现在我们把两万亿美元放到美国，天天担心它贬值，天天求着它千万不能贬值，与其这样，我们就应该拿这个钱来建立更多的石油储备，而且把硬储备、软储备全都建立起来。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一亿吨的战略储量也不算多。
嘉宾李晓宁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研究员。：从工业化开始，石油就是极端政治化的一种产品，它跟军事跟政治的关系，比别的产品都密切得多。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基廷上将就讲，如果在中国南海发生对美国不利的一些事件，美国将控制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油喉，那么他为什么不掐别的区域呢？
的确，只吃“进口饭”存在着重重风险。在能源进口上，我们都不得不按照国外的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以燃料油为例，我国企业进口燃料油时，往往在装船当天及其前、后各两天的普氏公开市场收盘价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结算价格。而国际大油商趁虚而入，往往在我国进口燃料油装船日前、后两天在普氏公开市场上抬高现货价格。缺乏定价权，就往往吃哑巴亏，在国外交易中会损失几千亿元。而中国对石油的高度依赖性也很容易成为国外制衡中国的砝码。
中国的石油到了必须走出去的阶段。2008年，我国的石油消费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占全世界的10％，而我国探明的石油储量只有全世界的1?4％。按照已探明可开采量和年消费量比较来看，中国12年左右就会消耗完自身资源。于是，走出去，收购油田，确保资源供应成为不二选择。2009年以来，路径恰恰如此。从2009年2月到7月，短短5个多月时间里，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巨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安哥拉、哈萨克斯坦等国签署了6份互换协议，总规模高达4800多亿元。从地区分布来看，也是遍地开花，分布于中亚、中东、非洲、南美，以及亚太5个地区。
嘉宾韩晓平：对于中国来说，最希望的还是中东，因为中东的油是最多最好的。我们在两伊战争之前就已经在那儿，两伊战争之后，中国在伊拉克一直做，后来因为美国打击萨达姆，中国受到了影响，但是现在又重新回去了。
第24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8)
其次就是非洲。我们老一辈领导人在那儿经营50多年，非洲是未来很大的希望，因为那里有大量的石油资源，特别是几内亚湾，这个区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石油基地。这里的尼日利亚、安哥拉以及很多小国家都有很多油。而且石油公司到这儿来有很多好处，因为可以就近把油卖到欧洲去，也可以越过大西洋卖到北美去。卖的价钱会很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欧洲对于石油产品的质量要求非常严，很多中东油他们不要，含硫量高的不要，炼起来麻烦的不要，含胶质高的也不要。
再次就是中亚地区，它是未来石油接力的地区。我们知道在土库曼斯坦有大量天然气资源，在哈萨克斯坦也有很多油，用一个管道就可以输入到中国来，非常方便。而且这些中亚国家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它的土壤就是贫穷，如果我们在这里勘探石油，当地肯定就会尽快富裕起来。一旦富裕起来，恐怖主义的土壤就会消失。
再有就是南美洲。原来谁也不认为南美洲有油，在历史上南美洲曾经因为石油危机受到很大的打击，包括南美洲的银行体系崩溃，都跟石油危机有关系。这次首先在巴西沿海发现大量的石油资源，而巴西又跟阿根廷接壤，所以阿根廷也可能有油，那么在这个区域又可能发现大量的石油资源。
最后还有南海。我们知道南海的一部分资源属于我们自己，同时很多国家跟这儿接壤，而大家都希望获得这块资源，所以这块资源争议比较大，我们暂时还是希望能够搁置争议。而且它们的油在3000米以下比较深的水里，勘探开发成本比较高，花这么高的成本去打这个油也不一定合适。
加速对外扩张，寻找稳定的石油供应，无疑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首要命题，但这并非易事。因为世界上储量最大的地区是中东，但这是美国的利益范围。正是通过控制中东石油，美国能够控制欧日，同时通过只能用美元结算来维系自己的美元霸权。这也就是为何美国不惜代价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且如今对伊朗态度强硬的原因所在。简单而言，世界上最优质的资源早已被西方瓜分完毕。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石油版图扩张不得不面临更大的风险，面对更多的质疑。第一点，就是中国公司出价过高，商业利益可能受损。中石油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的45?51％股权，收购价比其市价就高出20％多。值，还是不值，成为海外议论纷纷的话题。
嘉宾李晓宁：石油是战略性产品，它对整个工业的影响是长时间的，而且一个石油产品会影响很多旁支的产品。我们进入这个市场比别人晚，所以我们付出的代价，恐怕要比别人多一点。
所以在商业第一和战略第一中选择，战略第一。还有就是要有个试错过程，不能一上来全赚了。石油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不能每笔生意都挣钱，但必须冒这个风险，因为国家的基础工业不能让别人去做。
嘉宾韩晓平：其实这里面分几个层面，第一个是资本市场的层面。有时候购买一个公司和在市场上买它的股票是两回事，买股票可能买得很便宜，但是要购买、控制它的时候，就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
第25节：面对危机的中国(19)
第二个层面，新加坡这些公司主要不是资源类的公司，它是一个中转公司。比如新加坡有很多油库炼厂，又处在印度洋、太平洋和我们南海交界的马六甲海峡，很多的码头资源都可以使用，是一个很好的中转资源配置基地。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石油公司是从资源优化配置角度来考虑购买的，可能跟战略和军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商业利益是最主要的，因为它能够最优化地配置资源。
因为我们是后来者，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并不奇怪。在很多人看来，最大的风险还是来自政治方面。如何应对潜在的政治风险，高度考验着中国的智慧。
嘉宾李晓宁：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石油跟政治有很大关系，而且跟这个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比如中亚这个地方比较贫穷，一旦打出石油就有可能卖钱，把油卖给谁不卖给谁，这就成了很重要的问题。比如非洲。要使中国人跟当地非洲人一起繁荣，绝不是我到你家把油全抽走，付你一点廉价的工资，廉价的地皮费，最后卖一个好价钱就走了，一定是一起繁荣，跟原来的老牌殖民主义的掠夺性质绝不一样。
嘉宾韩晓平：无论是非洲还是中东，当地的部族非常厉害，我们现在光考虑跟政府有很好的关系，并不能保证我们在当地的利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跟当地部族搞好关系。
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董事长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这样形容现在的石油市场，“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任何原材料所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在中东、俄罗斯、中国、拉美……乃至世界任何地区都可以得到证实”。今天，石油的威慑力早已超出了能源版图，在政治版图上，这把“双刃剑”也格外刺眼。石油不仅是“财富的血液”，还是“政治的血液”，石油流向哪里，流了多少，都蕴藏着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治博弈。石油问题，已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地缘政治问题。
除去地缘政治，以及商业环境这些显性因素之外。在西方社会看来，中国油企的拼命海外扩张，还蕴涵着一个极大的风险，那就是新能源技术的高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对于新能源技术的重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位置。英国《金融时报》就指出，“中国石油企业今天真金白银收购的资源，到时候将一钱不值”。
嘉宾韩晓平：如果买的油太贵的话，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影响。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全球都会减少对石油的需求和依赖，特别是美国。美国最近公布汽车法案本来是到2019年实施的，奥巴马提到2016年，在他任期内必须完成的目标——全美所有的汽车一加仑跑35?5英里，折成我们的标准就是百公里油耗6?625公升。这是非常低的，这就意味着可能现在美国所有的车都做不到。但是如果要采取这个标准，美国很多车都必须用插电式的混合动力汽车，或者电动汽车。这一旦普及以后对石油需求的强度就有很大影响。
第26节：面对危机的中国(20)
我们喝水之前一定要往后看，这种塑料瓶子后面有一个三角，里面有“一二三四”。实际上我们现在喝水用的这种塑料都来自于石油，都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一超过70度就会释放有害物质。
我们最近碰到美国的一个技术PLA，把玉米变成乳胶然后做成塑料，这种塑料可以回收，而且可以做衣服。现在拿玉米做，以后可以拿淀粉、甘薯、甘蔗等来做。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技术更生态，可以替代石油。
在能源专家韩晓平看来，石油在能源版图中一枝独秀的日子终会成明日黄花。但李晓宁认为，石油的地位在短时间内难以撼动。
嘉宾李晓宁：石油不仅仅是燃烧物，我们身上穿的衣服、化纤、油漆，都与石油有关。所以，石油可能是最广泛应用的一种工业原料，其他比如发电和煤炭等能源不能完全代替它。所以石油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人们既恨它又离不开它。
最近一两年的价格我认为还是合适的。在2010年、2011年、2012年石油价格会飙升。因为有一个观点叫ASP，石油峰值概念——石油开采量到一定的时候会到顶峰，顶峰以后慢慢会走一段平原期。瑞典的石油峰值研究组织预算这个顶峰到2015年。当然这是一家之言，但是沙特也在买我们的贫油开采技术，说明它也在节省，所以这个紧缺的状况说明价格会飙升。
新能源是人们一种美好的愿望，我举双手赞成去这样发展。但是新能源能全面大幅度地影响石油这种重要的能源产品，在目前三五年内还看不到，10年内石油能源的主导地位还不会被撼动。
不管石油的主导地位能否被新能源取而代之，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新能源经济越来越热。一方面，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中国对能源需求的胃口大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不但在价格上受制于人，花费了很多外汇储备，也动用了大量的外交资源。尤其是2008年石油价格的疯长，直接把中国拖入石油危机的泥沼。中国切实感受到了高油价之痛。巨大的心理冲击，更使人们认识到寻找不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产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新能源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亮点，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新能源产业的振兴。无论是迫于国际上一浪高过一浪的节能减排压力，还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需求，新能源都是中国打出的一张重量级王牌。
中国的石油战略，走出去，还要运回来，这样才能完整保证中国的国家利益。而2009年中国的石油版图，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输油管线的新突破。中俄原油管道谈判了十几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结果。2009年2月，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的签署破解了这个难题。2009年4月，管道的俄罗斯段开始动工建设，5月，中国境内的工程也正式开工。
而随着中缅两国签订了《关于建设中缅原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政府协议》等文件，中缅油气管道尘埃落定。中哈油气管道二期工程将于2009年年底完工。至此，东北、西北、西南，3条管道顺利打通。
第27节：面对危机的中国(21)
嘉宾韩晓平：我先讲一个故事：丘吉尔最早当英国海军大臣的时候，把英国所有军舰都改成烧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他就胜了，因为德国的军舰是烧煤，煤要先点火，两三天锅炉才能达到温度再出航，所以非常不适合。英国烧油以后启动速度非常快，军舰上可以装更多炮弹，装更多的水，可以续航更远，所以在一开始就决定了胜利。
但是英国所有的油从伊朗或者从苏伊士运河运过来非常远，而且整个运输线都暴露在被攻击的范围之内，所以英国的石油安全、能源安全问题很严重，丘吉尔后来提出一个多元化概念——要保证安全，必须多元化。
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渠道多元化我们才能保证安全，而且只有多元化了，你才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对于中国的新石油战略来说，不光走出去要多元化，我们的运输渠道也要更加多元化。
嘉宾韩晓平：马六甲海峡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油喉、黄金航道，很容易被恐怖分子袭击。前段时间海盗不断袭击，也有人说背后是美国操纵的，是为了检查北朝鲜的船到底有没有违禁武器，有没有核装置。
嘉宾李晓宁：战争这个东西再过200年可能都消失不了，但是战争形态会发生变化。以前2000年的战争都是以战略性战争为主，现在通过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包括科索沃新军事变革，产生一个新名词叫做控制性战争，就是不一定去占你的领土，但是在你的要害之处实施精确打击控制，就可以让这个国家瘫痪。控制性战争就要找节点。直布罗陀海峡、马六甲海峡对于军人来说都是良好的控制点。如果一条通道只属于一个军事控制点，那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新加坡海峡的菲利普斯航道，是马六甲海峡的最狭窄航道，仅2?8公里宽，很容易发生撞船、搁浅、泄漏等事故，时不时还有海盗出没。一旦马六甲海峡因意外而被封闭，全世界约50％的船舶只能绕道，带来巨大的运输成本。我们的石油运输就会受到影响，并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金融危机不仅为中国石油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机会，也给了中国“贷款换石油”的契机。2009年2月17日，经过近5个月在谈判桌上的鏖战，中俄双方终于正式签署“贷款换石油”的合同。根据协议，中国将向俄罗斯提供总计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采取固定利率，约为6％；俄罗斯则以石油为抵押，以供油偿还贷款，从2011年至2030年按照每年1500万吨的规模向中国通过管道供应总计3亿吨石油，石油价格以俄石油运到纳霍特卡港口的价格为基准，随行就市。
嘉宾李晓宁：自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经济大大衰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靠骨架撑着，而石油是它重要的骨架。为什么普京上台以后迅速把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些石油寡头控制起来？就是由国家来控制最重要的资源，保证国家不垮台。
嘉宾韩晓平：金融危机的时候国际油价暴跌，跌到30多美元。俄罗斯现在唯一就是靠这点油挣点钱，因此整个国家经济支付出现很大问题，再加上这段时间一不留神外资大量抽逃，还有格鲁吉亚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就是想整它，所以整个经济出现很大问题。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给它一些资金，它可以继续用于石油勘探开发投入。因为对于全球来说，油价暴跌或者油价暴涨时，影响最大的是在石油勘探开发方面的投入可能会减少。如果这时候减少，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影响，但是影响的是未来。等到经济再复苏的时候，因为前两年石油勘探开发投入不足而导致后继无力。
第28节：面对危机的中国(22)
俄罗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钱，整个国际支付都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给了它一笔钱。这笔钱拿石油作为抵押，如果没有钱还就用石油来偿还。价格本身还是按国际油价确定，所以表面上看是石油交易，更多还是金融资金的交易，而且我们贷给它的钱还是比较高的，至少比买美国国债要高，所以从政府投资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迫于严重的金融形势，将能源利益进行捆绑谈判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于中国，则意味着有一定量的可观的战略储备，有多元的战略渠道，这都是一个大国所必备的。
威廉?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中谈到，“如果你回看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候石油开始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商品，农业，运输，工业，样样离不开石油，我们过去100年就是靠石油在发展经济，过去100年的战争史基本就是围绕石油的争夺，当然不是所有的战争。首先是‘一战’，英国和德国之间，德国要修一条直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铁路，当时从中东到欧洲的海上运输路线被英国海军控制着。”战争时期，石油是战争的宠儿；和平年代，石油是经济的宠儿。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石油新版图的布局上，绝不能掉以轻心。
第29节：股市，要走的路还很长(1)
第三章 股市，要走的路还很长
中国股市，春天在哪里
金融危机来了，这是对宏观经济不折不扣的描述。在这个任何人都难以扭转宏观乾坤的时代，永远都是在萧条时更悲观，在狂热时更狂欢，有人冷眼看世界，有人则迷失了方向，左右摇摆。悲观、乐观以及迷茫，一样成为中国不同股民的不同心态。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疑问——震荡前行的中国股市，春天在哪里？
或许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诠释中国股市更为确切。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股市繁荣的坚强后盾，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生产要素资本化进程不断加快，从而导引更多的资金流向股市；股权分置改革，打破了一直困扰投资者的“瓶颈”，为公司大股东实现更好的股票变现和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基本面有了很大改善，赢利水平不断提高，上市公司结构也得到了完善，这些都是股市上涨的有利因素。
有了“股市涨是主旋律”这把保护伞，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股市的天是明朗的天。
不过，即使有一天，我们迎来了中国股市的春天。股市的春天也并不一定就是你的春天。别人赚得盆满钵盈时，你可能因为被深度套牢而黯然退场。繁华与落寞并存，如果你不会“炒”，你抽中的签可能独有落寞这一张。
在资本市场玩水，如果身无所长，只是浑水摸鱼，往往不可避免地成为跌得最惨的“散户”。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投资智慧。“闭着眼睛就赚钱”的“博傻”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繁花密柳处学会激流勇退，是智慧；股市低迷时，不要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小心求证，大胆出手，学会股市危机处理甚至化危为机。
赢时少些欣喜若狂，更不要被贪欲吞噬了理性，懂得适可而止，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学会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能够在股市大爆破前成功退出，即使还没有神机妙算到退出时刻恰是股市的最高峰，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亏时少些心浮气躁，多些气定神闲，即使亏得很惨，也不能“要死要活”。“放长线钓大鱼，”只要持有的是潜力股，有足够的耐心，终会迎来柳暗花明。
2008年， 楼市：回暖还是发烧
百姓如何安居乐业
在政策的鼓励下，萧条的房地产业以一日千里甚至万里的速度前进，这也成为房地产商最好的复苏时光。在这场华美的筵席中，只要有资本、有眼光，就有可能在政策松绑时冲进中国刚刚苏醒的无限市场。
房地产发展越快，房价就越高。2003年，房地产业被定性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的支柱产业”，由此开始飞速进入“市场化”阶段。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市场这个加速器不仅加速了成绩的凸显，也加速了问题的曝光。“房价”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无法控制，节节攀升。房地产出现的一些无序现象，很大部分源于房地产商的参差不齐。要改变房地产商泥沙俱下的格局，房市还需洗牌，大规模的洗牌或许会产生阵痛，但涅槃之后，方有健康、有序的房地产市场。
嘉宾易宪容：如果把房地产纳入规划以后，要建立重组机制，要把不好的淘汰掉。房地产企业现在有6万多家企业，一定要提高整个房地产产业的行业集中度。比如说6万家有1万家留下，5万多家都死掉。
很多人担忧，大量房地产商在行业洗牌中折戟沉沙，会造成很多烂尾楼。1993年的海南疯狂已经给我们留下前车之鉴，泡沫破裂后留下大批的烂尾楼。以至于有人称，房地产是一个不容易洗牌也不宜进行洗牌的行业。
嘉宾易宪容：20世纪90年代海南为什么出现烂尾楼？因为那时候人们对房地产市场不熟悉，而全国所有资金都用在那个市场了，一旦把房地产价格、土地价格炒得泡沫很大，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全国地方的钱流进海南，看起来海南这个地方钱很多，烂尾楼也很多，但受的损失毕竟很有限。而且，现在中国的情况与那时候不一样了，其产业、行业调整一定可以通过重组、并购的方式。现在来讲，市场化的程度也比过去高得多，也不是所有资金、所有钱用到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肯定是逐步调整的过程，逐渐地重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运作效率。
任志强称，房地产商盖房子不是给穷人盖的，而是给需求盖的。但每个人都需要安居乐业，都需“居者有其屋”。如果任凭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发调节，实现所有的“居者有其屋”，或许只是黄粱一梦。因而，房子更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
嘉宾任志强：穷人意味着什么？穷人意味着要由政府负责，任何一个国家的穷人都是政府负责的。为什么中国是发展商负责，有这个道理吗？哪个国家的穷人都是说我政府提供廉租房，提供保障性住房来安排穷人住房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政府就不叫政府。尤其是社会主义政府更应该给穷人提供这些保障和救济，我们如今拿出大量的钱解决农民问题不就是这个情况吗，我们现在用大量的钱去解决廉租房的问题，这恰恰应该是政府做的事，除此之外才是说发展商应该提供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我们科学的说法，在合理的位置，用合理的价格提供合理的消费空间。
第30节：股市，要走的路还很长(2)
易宪容同样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在房市调节中的不可或缺，但与任志强的“穷人富人论”截然不同。
嘉宾易宪容：全世界对房子居住的功能有严格的限制。举一个例子，2002年房价开始飙升，德国的房价不动。很多华人说世界房价都在上涨，德国的房价不涨肯定是炒作，肯定是有利可图了。后来他们去买，没有一个不是一败涂地。为什么？德国有法律规定，房地产就是一个首先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的居住权为条件的市场，如果居民居住条件满足了，你可以炒作，如果没满足就不可以炒作，后来德国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政府很难直接干预房价，但可以通过出台宏观政策间接调节房价，避免房价过度偏离房子价值，保证房价理性回归。住宅法、信贷政策、住房按揭制度等，都有可能是政府打出的王牌。
嘉宾易宪容：政府要做的东西很多，第一，我们房地产要有一个住宅法。我们要解决住宅法立法程序的公正、公平性，可以找一些第三方，比如说请国外相关的研究机构，还有国内相关研究机构起草相应的法案。通过这个起草的法案，让全国人民一起来讨论，征求意见，然后我们的建设部或者是人大再把这些意见统一起来，组合起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出台相应的住宅法。
第二，信贷政策、住房按揭贷款要如何做到保证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消费市场？比如说房地产开发商资金如何获得？我们可以针对房地产开发不同的项目，给他不同的融资渠道，这些融资渠道的成本和便利程度不一样。比如说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如何鼓励它成长，还有我们居民住房，不仅仅要区分消费住房和投资住房，还要区分不同的职业、不同阶层的居民。
第三，改变我们现在的住房预售制度。现在是单边风险，只是对房地产开发商有利，对银行、对居民是没有利的。应该取消住房预售制度，至少一个制度风险承担是平均的，每个人分了多少利益就应该承担多少风险，不能光分利益不承担风险。
房地产开发商要做预售制度，就要有一个基本的市场准入。并不是所有的开发商都可以进来，信誉好的可以进去，不好的进不去。不是把房子建了钱就交给房地产开发商了，应该由第三方来托管。房子住了多长时间，我才给多少钱。交房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评估机构，验收达没达到当初承诺的程度和标准，如果没达到，第三方不能评估，房子不能交给消费者。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但会增加风险，有些人很有可能抢不到鸡蛋。
嘉宾孟晓苏：我们需要提供两种房子，一种是商品房，这个可以由收入高或中等的人买。再一种是经济适用房，老百姓点两个菜还不行，还需要政府补贴，就像去饭馆吃饭饭馆还要赠一个菜。老百姓再有收入低的，就要一碗不要钱的卤，不能要求一个餐馆里提供所有的菜肴，但是能要求大街上有不同的餐馆，有卖高档菜的，有卖家常菜的，还有政府舍饭的粥锅，就像北京的普济寺，你可以到那儿要一碗粥，这就是完善的体系，人人都有适用的房子。
第31节：股市，要走的路还很长(3)
房价应该是结构性的，我认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居民应当关注的是有没有适合他们收入水平的房子。特别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尽快把限价房、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拿出来供应市场，目前来看过早地让其大量供应还有难度，但是现在国务院已经下了决心，3年投资9000亿元建设保障性住房，这里不光是廉租房，也包括低价位的限价房，不同政策含量，老百姓关心的是这个。任何一个健全社会的供应体系，都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去购买或居住不同档次的房子。
政府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然而，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政府确实是差钱，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在中国大力地发展保障性住房，使低收入的家庭能住得上房子，如何筹钱显得尤为重要。
嘉宾孟晓苏：我在2005年，最早把国外实行多年的一种金融产品叫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介绍到国内来，简称REITs，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从2007年起，我发现把它引导到廉租房，就是说在各类的物业门类里首先同廉租房起步来推动中国的REITs是现实可行的办法。REITs的理念大家都知道，就像老百姓自己花钱买房子出租收租金一样，把众多的社会投资人和老百姓的租金汇集起来，购买个人能力所不及的大型的商业中心、写字楼、各种物业和工厂，也包括住宅，都收租金，而且还要分，这个叫REITs。REITs在各国各地除了要有7％~8％的年回报以外，它还有一个每年必须要分红90％以上的要求，政府还要给它免除企业税。免除企业税的原因是这些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养老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这都是老百姓养老保命的钱，如果征收企业税、分红以后再征所得税就是双重纳税。
应该说感谢金融海啸，使我们的人警醒，发现不能抑制内需，要扩大内需，不能抑制房地产，还是要发展房地产。现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和加大房地产融资的各种政策开始出台，特别是国务院主张要开展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拓宽企业融资渠道。这就为REITs的通行开了一个绿灯，但是怎么样能够发行REITs呢？在中国也有难度。
我们看到政府在推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上也有困难，它的困难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差钱，耽误10年的课要补，而且现在我们没那么多的钱。想方设法动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成熟的国外的先进产品来推动融资工具的灵活性，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如果有REITs这样的手段，能够把政府所持有的廉租房收购过来，由社会持有，当然租金还是要交的，这就解决了政府差钱的问题。把有限资金滚动起来。
从房价长期走势看，“房价一直会涨”。其一，人民币的购买能力减弱与原材料的价格上涨，房价仍有上涨的空间。其二，从住房供求来看，由于土地供应的稀缺性，地价不断攀升，房子开发的数量也会受到限制，但作为刚性需求的住房需求却在无限放大，这种难以调和的供求矛盾，也决定了房价必然上涨。但房价上涨是螺旋式的，在震荡中前行。普通购房者应把握每一个震荡中的谷底，争取抄底。房价何时是底，不要跟着房地产商的感觉走，要看政府的“脸色”。
第32节：股市，要走的路还很长(4)
嘉宾马光远：当政府去调控价格的时候一定要买房，当政府托这个市场的时候一定要观望。所以2007年年底的时候很多地方救楼市了，那时候说明这个市场已经到它的极限了，调整立马出现。
对于普通购买者，房价过高时学会退避三舍，即使房地产给点阳光，也不能灿烂；房价回落到一定程度时，学会抄底，即使大家都在观望，也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才是购房者中的高手。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
任志强说，居者有其屋，是让每个人有房子住，而不是让每个人拥有房子。房地产市场中的房子是盖给需求的，不是盖给穷人的。
易宪容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这没有问题。但房地产制度要建立在改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的基础上。房地产快速发展与繁荣，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住房条件越来越好。所以，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满足居民住房消费的市场。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城市化以及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的房地产必将沿着持续繁荣的道路前行。不过，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应该是一个健康、稳定的市场。
美国次贷危机打破了“次级贷款是优质资产”的神话，也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一个小小的房产链，可以四两拨千斤，引发全球风暴。中国虽然没有次级贷款、金融衍生品等危险基因，但高处不胜寒的房价及部分投机者炒房的非理性行为，同样把中国房市搅得乌烟瘴气，中国房价远远偏离房子价值，冲上高房价的快车道。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应杜绝毫无节制的衍生品创新以及过于“嚣张”的热钱。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不能成为无度金融衍生品滋生的载体，不能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导火索。而且，房地产也不应该只是富人的栖息地，大量热钱涌动的房地产市场，只会产生更多、更大的不坚实泡沫。
2008年，金融危机肆虐，中国经济也受牵连，如果此时再实施财政货币紧缩政策，中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的困境。由此，中国政府陷入两难境地，如果继续开“降温药”，伤经济；若开“加温药”，伤民。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从大局出发，政府不得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本意不是为给房地产商撑保护伞，但不反对其实就是支持，何况很多政策如降息、刺激消费等政策，还是无意中为房地产提供了活下来甚至继续保持高房价的空间。事实上，中央政府无奈地被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绑架了，在中央政府的阳光政策下，房价又开始灿烂起来。
因而，一方面，房地产也不应只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长袖善舞的自留地；另一方面，政府适当的宏观调控不应被某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所绑架。
第33节：中国企业，在危机中成长(1)
第五章 中国企业，在危机中成长
海外并购，为何阻力重重
冬天来了，大部分人是过冬者，一部分人是牺牲者，一小部分人是狩猎者，能幸存下来的则是胜利者。
如果这一小部分的狩猎者，过冬的现金没有被耗尽，没有被吓得心惊胆战，他们就会发现萧条时代抄底的时光有多么美好。因为“一部分”的份额总是大于“一小部分”，而过冬的那一大部分是只顾自保，是无暇同这一小撮狩猎者竞争的。因而，次贷带给我们的成长命题是狼少肉多。
全球经济寒冬持续，国外企业举步维艰，中国企业却反其道而行，频频出手海外抄底，大量并购海外企业，中国企业迎来了“商业反周期”。
嘉宾王巍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中国大规模在海外收购资源，包括一些港口、码头，大部分是因为出现了全球的金融海啸。并购，除了商业目的，同时也体现了大国信心。
2009年6月5日，来自澳大利亚的世界第三大矿业公司力拓宣布，取消2009年2月与中国铝业公司开始磋商的195亿美元并购交易。从中铝和力拓随后公开的表态来看，双方更多地把交易失败的结果看成是商业因素的变化。中铝总经理熊维平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坦陈，2月份协议签署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再次上涨、力拓股票价格上涨、力拓部分股东的想法和要求在不断变化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中铝无法预测也无力控制的。
中铝和力拓的合作夭折，无疑激起了层层涟漪。而中铝，这家曾经创造了中国海外并购最高金额的企业，迅速被摘掉民族英雄的大旗。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各方的指责。不仅在生意上，而且在公众意见中，中铝都从赢家变为了输家。
在这其中，有人指责中铝过于自信，没能抓住时机力促成功，给了别人喘息的机会；也有人指责其操作手法失当，在并购运营上还是小学生；更有人指责其贸然出击，只取得了1?95亿美元的分手费，还不够银行利息，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当然，更多的人还是将矛头对准了力拓，甚至提出了对于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予国家报复。
尽管近来全球资产价格有所回升，但相对来说，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让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企业家们再次热血澎湃：只要“不差钱”，就有可能买到便宜资产，或者成为那些享誉全球、辉煌百年的世界品牌的新主人。据全球金融数据提供商统计显示，仅2009年1~2月，中国海外并购已有22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是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但是，中国的海外并购之路并不顺畅。海外并购，想说爱你不容易。
在中国，海外并购总被或多或少增加政治色彩。当商业行为主动或被动与政治利益挂钩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嘉宾王巍：收购的时候，中国的手笔都比较大，而且程序上相对不透明。我们的融资方式、收购的过程相对国际并不是很强，始终引起外边争议，所以总被外边加上政治色彩。
比如当年中海油的收购，都有政治上的一些强烈反对，你可以说西方对于中国经济机制的不理解，不了解中国的主要资源。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一种压力，为什么国有资产收购不能采取更为市场性的方式，更加低调？比如我们有些民营企业，在意大利收购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机械行业，收购得很好，也是领头羊。收购以后，整个意大利传媒非常地平静，而且很接受，认为我们确实在收购，确实在当地发展生产，而且能够和中国经济连在一块，被大家所接受。中国的海外收购有很多失败，也有很多成功。这种成功和失败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更多是被渲染。
第34节：中国企业，在危机中成长(2)
当中国企业“雄赳赳，气昂昂”跨出国门、在海外攻城略地时，受到的往往是冷嘲热讽甚至冷枪暗箭，而不是异国人民的欢呼雀跃。上海汽车收购双龙，当时就因为韩国工会过于强大，经常以罢工为由，要求上海汽车提高双龙员工待遇和福利，双龙就是在强大的人力资本和工会面前不堪重负而失败。
嘉宾王巍：并购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事先无法预测，只能通过历史总结，这是并购当中最让人无奈的事情。一开始想得非常伟大，干得不尽如人意，最后发现只是一个坑。为什么需要一大批并购专家，为什么搞并购工会？大家不断交流经验，就是为了降低失败的概率。中国进入市场时间非常短，并购时间更短，面对金融危机，挑战更大，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失败来获得成功，有些失败不可避免。如果没有失败，你就不会有经验，跟人生一样，有些失败不能避免，从这个角度来说，失败也是成功的经验。
金融危机来了，全球过起了穷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而中国的不少企业，却没有切实感受到金融寒冬的瑟瑟寒意——中国经济独善其身。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往往被演绎成扭曲的自我感觉良好。
嘉宾王巍：过高地估计自己，并不了解历史与经济发展的逻辑，一定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幸灾乐祸。华尔街倒下来了，很多巨头倒下去了，轮到我们了，不一定。它并不是整个市场崩盘，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走。
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种情绪是很危险的。如果把这种情绪带到并购当中去，我们就会出现狂热病，中国有钱了，走哪儿收哪儿。
有三个因素，第一，什么样的主体，什么样的机制。第二，什么样的程序。是通过相关部门批准吗？有时候并不是这样，有时候公司还没有成立就可以收购，违反程序的也很多。第三个因素，如果你走市场路子，你就要接受市场的奖励和惩罚。如果你收购成功了，你收奖金，立了首功。如果收购失败了，却不道歉。这是最大的危险。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