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则差不多也有孙科同样的遭遇。人称“宋公子”，当时亦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虽然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但是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可以说，宋子文也很少讨蒋的喜欢。在此一点上，宋子文尚比不上他的姐夫孔祥熙。
当年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宋子文再度复职并出任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中，几乎无人可比。
1945年4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此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并为筹建联合国作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翩翩飞行，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亦兴致勃勃。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并表示共同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当时在《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3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之宣言》。这个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紧接着，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11月，蒋介石作为“三巨头”之一，与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一起出席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更是一大胜利。《开罗宣言》宣布了三大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地方全部归还中华民国。
而且，罗斯福还保证支持1944年春天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国，且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当时罗斯福的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总统也让蒋介石作出了解决其与共产党分歧的承诺。
于是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当时带着前所未有的声望回到了中国。
但他不知道，罗斯福当时在德黑兰还与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在那次会晤中，罗斯福向斯大林作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后来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作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坚持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歧。
此刻，宋子文不时望着飞机弦窗外飞掠的白云。而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和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磺、民社党代表张君、无党派代表胡霖，一共10个人。
飞机于1945年4月13日晨降落在华盛顿机场，然后宋子文一行又换机转赴旧金山。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个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了。
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计856名代表和来宾徐徐人场。当即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了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正在演奏着雄壮的人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衬着46国的旗帜；每一位要员到场，都有本国的国歌和音乐奏起。当时，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了近1个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就见一队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坛后面站如松塔，以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朝气。待一切就绪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斯退了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上讲坛，向在座的各国要员招手致意。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大会主持人斯退了纽斯紧紧握着桌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3下，宣布：
“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首先，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的病逝默哀1分钟。然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了纽斯致开幕词，他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最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均尽地主之谊地讲了话。他们都强调，旧金山能成为此次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光荣。当时，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了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相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了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4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了演说。
宋子文的演说生动形象，不时激起阵阵掌声。
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的病逝表示深切追念。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斯福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夫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接着宋子文又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极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决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作若干牺牲，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
宋子文的讲话半个小时，其中有八次掌声雷动。
4月28日，按轮流值班制由宋子文主持了第三次全体大会。当时给各国代表和记者印象是：中国外长宋子文属学者形，态度慎重，英文清晰，主持会议准确。因而他给各国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月1日，联合国举行第6次大会，选举通过了4个大会组委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当选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会议各组委员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补充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既是十分繁忙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活跃的。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他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到会的中外记者达300余人。
这是一次令宋子文施展才华的记者招待会。宋子文首先面对记者介绍了中国的代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中国代表团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并引起同行的一阵掌声。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一党代表所有，宋郑重声言，中国的10位代表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代表；并说中国的各位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中国人民不论政治信仰为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宋子文还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3项修正建议案广为宣扬，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给予中国的大力协助。
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各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其中包括政治之敏感问题。当时宋子文均对答如流。当时有一个记者指着董必武问：“董先生是否是一个危险人物？”于是宋子文请董老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
另一个记者直接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
董必武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再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又博得了不少的掌声。
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则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其中一个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及亚洲其它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当时对于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解答。
另外一些记者关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
宋子文答称：“中国虽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决不宽恕那些战争罪犯，但亦不主张去灭绝日本整个民族。”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询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则提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人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
宋子文在会上数度声明，此次联合国会议实际上不可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他还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主体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等等。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之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以得与菲律宾为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询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国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有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答：“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答：“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答：“余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能领导战后日本走人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再称，“余之不幸经验，并未使余获得任何指示”，并说他亦希望此种领袖能够有出现。
在招待会上，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还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及其他有关问题。
随即又有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余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简明扼要地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举行的。当时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了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氏向他征求的次数最多；而遇有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挺直身板，戴着一幅宽边眼镜，颇像一位法官。当时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并围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则保持缄默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中共代表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则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此次记者招待会，当时给各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而中国代表的回答，一般印象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则是，中国内部正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
“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当时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刁难。当时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随行秘书为章汉夫、陈家庚；并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美方团体资助也要“密加详查”。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并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同时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在美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和诬蔑。这些情况，彼时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是看不出来的。
总之，那一次记者招待会是相当成功的。它成功地显示了宋子文的外交家风采。
4．赴苏使者--拒绝“外蒙独立”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在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与国之间团结空前，友谊益增。可是过分的亲近，结果也容易惹出麻烦来。
应该说，苏联自沙俄时代起，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它地域的领土主权，即早有非分之心。
而当时，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战争胜利之后，本该无条件地投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是苏联却偏不。在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以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了进去，甚而以抗日作为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当时，这令蒋介石和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此语的确颠扑不破。
早在1943年英、美、苏三国首脑德黑兰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面前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上他早已看好了中国大连的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遂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战后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且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当时，罗斯福以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是会答应的。
待等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并向蒋介石提到了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的要求以及罗斯福提出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当时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主席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您给予考虑。”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就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虽乐意成全，但不能做中间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明立场。
于是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转眼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完成了对德作战的胜利。当时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遂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此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贵国总统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以便我向总统汇报。”朗里曼先生十分慎重地再问一句。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于是“球”就这样被苏联踢给了美国。
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会晤中三国首脑秘密地对苏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共识，进而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等。当时协定虽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和南满路等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促使该项内容得到中方同意，从而使苏联的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则表示准备与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然而却事涉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大国之间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应该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而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虽然作为联合国四大发起国之一，实际上还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对此，蒋介石心中亦是十分清楚的。只是他当年内外矛盾重重，寻个靠山不容易，所以他不敢轻易与美英等大国“翻脸”，也没有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曾隐约知道美、英、苏背后干了什么勾当，但并不十分清楚内幕，便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给他面授机宜。
1945年3月6日，宋子文致电华盛顿转当时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但美国方面的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就这样，美方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同年的3月10日急电罗斯福总统的特别顾问霍普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即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里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赴美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场上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4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但美国方面仍然拒绝宋子文赴美。
当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同年3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勉强透露了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的要求。但是，当时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英苏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总统撒手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迫逼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联打招呼并向蒋介石通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旋即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普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约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当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已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5月23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金口玉开，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并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且还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支吾答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子文此时也只好答说可以了。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6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是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是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亦应属于中国；
四是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先例延长租借期；
五是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南满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是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苏联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同年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和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先例。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出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以及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定于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和默契。
试想，种子撒下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样呢？
宋子文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当时，也难怪宋子文不冷静。
双方会谈之初，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即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的字眼儿，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当时分歧尤大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就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3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子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仍坚持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轮会谈。在此一轮会谈中，宋子文将中国方面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订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等。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此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订立，且苏联才可以对日出兵。此时距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当时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于是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又向宋子文发电说：
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同意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亦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以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四、外蒙问题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宜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区域之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永久而根本之合作。
当时正当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宋子文接到上述指示，并当场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蒋介石的指令；同时再次向苏方表明中方立场说：“割弃领土之痛苦，中国牺牲之重大；倘无有补偿，无法向国人交待。”
苏方代表见中方立场有所缓和，当即答称：“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方目前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方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既系如此。”
然而此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在此前会谈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限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井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当时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而国民党政府只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苏方已承认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能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缨岛、雷岛不设防。但国民党政府则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关于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但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而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铁路长应为华人。
当时的谈判犹如一场拉锯战，意见不尽统一，一直持续到7月 12日的第 6次会谈。后因斯大林及其外长急着赴德参加 3国首脑会议，会谈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随即宋子文便由莫斯科飞回了重庆。
当时中苏双方在公告中声明：
在过去数日中，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莫洛托夫与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氏在莫斯科进行了会谈。以下人员参加了会谈：苏方为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洛索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华方则为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与蒋经国氏。会谈目的在改进中苏关系。因此，有关双方的重要问题，均曾提出讨论。会谈在友好的空气下进行，并显示极大之相互谅解。会谈以斯大林及莫洛托夫须离苏参加三国会议，宋子文须返重庆数日而暂告中断。惟在最近将来，会谈将继续举行。
美、英、苏3国首脑在波茨坦历时17天的会议，于8月2日结束。于是宋子文一行重抵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不过经过前6次的会谈，双方似乎更冷静了。此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人苏方军事区；但也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把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要求应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作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此外，苏方还提出，在苏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股份在内的一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这些问题，当时宋子文均严辞拒绝。
当时所以拒绝，其实也是宋子文难拿主意，要想再听听蒋介石的意见。于是会谈后宋又急电蒋介石：“苏方对于大连行政，拟将坚持苏方必须参加管理；关于此职等拟于必要时为权宜之拒纳。因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
很快蒋介石回电称：“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之事，准由兄等权宜决定。”关于外蒙古之事，蒋又指示道：“对于外蒙及其它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
有了蒋介石这副“安心丸”，当时宋子文心里便有谱了。
然而恰在谈判的节骨眼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国的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尚多200倍。当时，两颗蘑菇云的烟雾还没消散，斯大林似乎已看出了端倪，于是苏联急忙向日宣战出兵。
8月9日，百万苏军在东西2000英里的中苏边境上正面突破，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继而，苏军又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四路紧逼满洲里。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已抢占了大连、旅顺，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东北。当时，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日本多年布防的东北防线，加速了日军投降的时间。
于是，日本方面在内外遭受双重打击的情况下，于8月10日便向苏联驻日使馆交上了投降书。
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应是献给中苏会谈的厚礼。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并向世人作了公布。
当时的《中苏友好伺盟条约》全文共分八个部分，兹简摘如下，以飨读者：
一、中苏友好伺盟条约之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另一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为30年。
二、苏联对华3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国民政府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利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基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常驻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3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3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中国东三省撤出。
就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宣告结束了。
第十六章 沉浮末路
1．“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1945年9月2日，丽日高照。
日本东京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和祥和，海鸥在大海的上空追逐嬉翔。
蓝色的海面上，此时停泊着一艘美国的密苏里号战舰。此刻，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终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亦告结束。
日本垮台之快，当时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明白：
1945年8月的时候，他是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此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参谋总长。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电话打得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当时，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电话的内容。但是陈诚只反复地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就见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吠！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也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则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萧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当时，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长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恰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当日短讯的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其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的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落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即：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由2元钱送一封信，变成20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8角跳到2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此外他成立了代表最高权力的行政院办事处，以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
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回国后，他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同时也乘机膨胀了包括私家在内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并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还是在日本投降签字的第3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并且各战区及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以此相袭，各省市亦相应设立了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上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个人都有好处，所以当时都争着去做。而宋子文此举，实际上将原来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所以气得那个何总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他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而事实上，何应钦当时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肉”。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人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行雨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一时就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儿恢复重建的概念。于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当时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他毕竟为蒋介石聚敛了一大批可供其大打内战的财富。
当时，在国民党的接收过程中，曾为日本人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于是那些为汪精卫政权卖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而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不光是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当时，有一位英国外交官也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成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0000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当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接收”机构的房子，当时一共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都是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了那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们分享了。当时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人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员，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曾一度广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在东北，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公时竟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光复后在所有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做所为均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加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开始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可想当时的混乱之及。
而蒋介石对这些丑行置若罔闻。
当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以罗斯福为代表当初曾专门要求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中共对手，于是他亦谋划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此时则似乎不问政治，只乘机一味地为蒋介石敛财。
1945年10月11日深夜 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到达上海，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凉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3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清单向他报告。同时，设立敌伪产业管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此行宋子文在上海住了3天。上海可以说是宋子文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让他放心。当时他最不放心的便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3天后宋子文便从上海起身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清代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30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会议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正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并布置了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经发动，等待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虽一元复始，却未见万象更新。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第2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款待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接收也是国民党内各派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那段时间内，多少人来找他。用当时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所以宋子文根本无暇出门，几乎终日呆在居仁堂里，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当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后，于1946年1月7日驱车赶到了天津。当即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还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并品尝了风味小吃。当时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当时经过宋子文一番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当时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已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和变卖了。然而，虽然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了，而国民党的腐败则是在此时公开化的。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恶劣，以致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黄金 72．3492万两、白银 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元1570万元、英镑2．6544万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人1000亿元。大约与此同时，“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也攫取到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米、盐和造纸工业。他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一来，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更以空前的速度膨胀，而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当时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还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收复区的伪币联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及限量兑换等。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当时有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在战后国民党流通货币调整贬值的日子里，一度贬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之内都有不同。当时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因变动太快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更换改贴。人们在饭馆吃碗面，进门时的价钱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此种目睹之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没有也！
然而国民党在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关口，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当时它又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17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15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15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13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及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当时金圆券的发行，是根本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而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外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到傍晚鹊立群众拥挤不堪，以至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停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等待清晨5点的宵禁解除。待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以至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一度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仍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或挤伤踩伤的人随处可见。
如此金圆券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有时一天之内，可暴涨到二至三成。当时，一般人民即便凭着常识就能算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在200％左右。
于是人民开始明显不满于国民党政府，而蒋介石却仍一意孤行，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并发动内战。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8日，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治报告，名曰政治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当时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这一报告反而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甚至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便有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根本无法解释，这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其他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斥责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势头了。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悲观心态。
关于国共双方对峙态势，当时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如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此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当时引起许多记者的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最后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然而从此，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则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而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的下台。
1947年3月1 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且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当时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倘若老蒋不打内战，经济财政能有今天的不治之症吗？
2．子文做了替罪羊
1947年春天，宋子文因财政经济获咎再度下台，当时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子文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他温和稳健，在外国人中也有点名气，是个半路出家的基督教徒；除了有点能力外，张群待人十分谦虚且藏而不露。
张群不像宋子文那样平时我行我素。他十分清楚蒋介石需要什么，首先他应该做的就是遵从蒋的意志。在组阁期间，为了表明自己真心要结束国民党的“训政”时期，张群特意分给青年党4个“内阁”职位、民主社会党2个职位、独立派2个职位、国民党14个职位。当时可谓皆大欢喜。
新内阁于1947年4月18日成立，但亦是个过渡内阁，等到在所谓的宪法下选举出新总统后便停止行使其权力。
花开花落，世态炎凉。
宋子文似乎又成了被遗忘的人了。但宋子文又不是被人们遗忘的人。人们一想到“黄金风潮”，一看到市场物价的飞涨且想想自家的钱袋，便要开口骂娘。当时似乎在人们印象里，通货膨胀与宋子文是个同义词。
宋子文离职那天的情绪极为不好。他不想见人，也不想说一句话。只有心疼他的太太张乐驿陪在旁边，偷偷地抹眼泪。
小妹宋美龄来了，但她又能说什么呢？她对兄长的下台心里十分清楚。但说句公道话，若不是宋美龄在蒋介石跟前庇护，纵是有10个宋子文也早下台了。老蒋一向是不喜欢宋子文的，只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抑或因为宋子文难得的才华，才每每启用他的。
那天宋美龄走出宋子文府邸时，正碰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上门造访，便禁不住说道：“把我哥哥当作替罪羊了！”
然而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当时她只又寒暄了一句：‘’您能来这里看望我哥哥，说明您还是我哥的真正朋友。”
司徒雷登微微地笑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嘛。”
宋子文心里确实十分窝火。
不错，通货膨胀是事实，人们骂他也应该。可是他为了谁呢？“蒋介石每天要军饷要票子打内战。我只能挺而走险啊！”
黄金风潮使他再度浮沉，然而他心底并不后悔这些。真正的责任在谁？是政治所致还是经济所致？宋子文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他确实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卖命，甚而一心钻进钱眼里去了，但没想到结果是处处有陷阱。想到这里，宋子文就想哭，仿佛哭一哭才能痛快。不过在太太的面前，他又不敢把眼泪掉下来，现在虽不是国家的顶梁柱了，但毕竟还是家中的顶梁柱啊。如果说女人的痛苦是眼泪，而男人的痛苦则只能把泪咽进去。
不久，果如陈行先生预言的那样，宋子文辞职不到一个月便又被政府授予“大同勋章”，实际上也是安民告示，宋子文无问题可查。
继而在1947年4月，宋子文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实际是给宋子文一点安慰，抑或心里平衡。但不料，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当年的7月11日，美国政府亦是当年蒋介石政权的太上皇，鉴于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的形势，特派魏德迈率团来中国进行视察。魏德迈经过十余大的视察，所到之处，映人他眼帘的到处是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前线军心不安、纪律松弛；后方社会混乱、民怨鼎沸。当时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渐渐地魏德迈有些按捺不住了。
8月22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全体部长召开联席会议，魏德迈出席并发表演讲。他破口责难，且其用词之难听，使在场的蒋介石夫妇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感到脸红。
当时，魏德迈先是就十余天视察的所见所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对几个事情表示了不满；然后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点名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的贪赃枉法和腐败透顶。他说：“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商人已经获得的美元中就有87％（计3．3亿多美元）却转属了孔宋两家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
魏德迈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指斥宋、孔二人，不如说是指斥给蒋介石听的。鞭子虽然打在奴才的身上，却痛在主子的心上。
事后，蒋、宋、孔几大家族免不了又要互相埋怨一通。然而到底又怪谁呢？说不出口的矛盾在他们心里郁积着，而矛盾的总爆发便是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当时他们唯一的上策，就是互相竭力维持和沉默，并且赶快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宋子文自从“弹劾案”后，自认为是老蒋庇护了他、帮了他大忙，因此对蒋介石的怨恨也不像先前了。蒋介石旋又在1947年9月的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为宋子文作了辩解，称前段舆论界对宋子文的种种指责不符事实，“均系诬蔑”。由于蒋介石出面，此次会议上宋子文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于是宋子文为报关照之恩，也为恢复被新闻界毁掉的名声，遂于同年9月18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全部捐献政府，聊以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困难之一二。
此事宣布后，倒是引来众人的一阵掌声。
于是人们把孔祥熙抬出来与宋子文比较。有人说：“宋子文不贪，好于孔祥熙。”还有人说：“孔祥熙有钱就是不掏。”当时孔祥熙听了哈哈一笑完事。后来又有人逼宋蔼龄，宋蔼龄说“大弟有钱，他就掏呗！”
也许那1800亿元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资本蒋介石也好说话了，且恰好宋子文捐款不到一周，喜事自天而降，国民政府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
当时，宋子文的任命是在投票的基础上，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可见人们对宋子文是有争议的，并不都因为他捐了几个钱而原谅他。可也就是那“几个臭钱”，恰恰又帮助宋子文比别人多了一票。
其实，宋子文该感谢新闻界的宣传。是新闻界的前呼后应使他成功。最早宣传宋子文的是《周末观察》，在宋氏捐款当天，该报就抢先一步发出新闻：“宋氏之捐款，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续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而当宋子文的任命令在社会广为公布后，《周末观察》经过冷静的思考，方意识到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然此时已无补于事了。
于是，随着宋子文任命案的通过，第2天“宋子文主粤政”的新闻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虽然反对派曾再次抬头对宋子文继续发难，可惜本已成舟了。
有些滑稽的是，当时南京《中央日报》还大肆吹捧，说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计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位出任陕州府一事相媲美云云。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赴粤走马上任。
也就在此前，蒋介石已下定决心与共产党一争天下。
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把14万军队渗透到中原地区，摆开架式接受挑战。这显然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后备力量保留在长江以南地区。而且，中共战略反攻的情报，很快又一个个摆到蒋介石面前，令蒋介石不寒而栗。于是在宋子文前往广东主政时，蒋介石再三嘱咐宋子文：“广东就是我的财源了。”
如此一来，宋子文在赴广东之前，就已经有了任务，那就是积极拍卖广东资源，换取美元以应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急需。
宋子文到任的第2天，便积极投人了这项工作。请看当时他的日程安排：
10月2日，即同美国石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尽早落实；
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尽早动工；
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电力意见”，表示通力合作；
16日，宋子文果断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以换取日元。
1948年1月宋子文同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动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和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和铁矿等。
然而，正当宋子文为蒋介石积极寻觅财源大打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号角已吹响了；并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遂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全面反攻。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方一年多时间，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而被时的宋子文则惶惶不可终日，急忙与太太张乐。冶商量如何逃离大陆……
3．逃离大陆
转眼到了1949年的早春。这是一禾傍晚，夜黑如墨，满布阴沉的天穹下着冷雨。沙沙的雨声，衬托在雨天的气氛中，如泣如诉一般。位于广州东山的宋子文别墅，此时亦笼罩在一种肃杀的氛围中。
宋子文此刻正与太太张乐信一起，围着一架美国老式落地收音机，收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方战场报道……
据前方新闻综述，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100万人，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则有意地保存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拟经过相当时间后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当时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抑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引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了，从而也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战役进行中，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各解放区人民更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和小车推送。据统计，当年仅为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余万发，以及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当年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说解放战争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由于当时形势所致，宋子文常有收听中共电台广播的习惯。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广东省主席，他亦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局势。待新华社的新闻一结束，太太张乐怡起身把旋纽关上。夫妇二人坐在床上，又是一阵沉默。
宋子文神色沮丧，许久也懒得开口讲话。
“子文，我看我们得提前离开大陆了？”太太张乐怡道。
“去哪儿呢？”宋子文拾起头，表示接受这个观点。
“到美国，到台湾，或者到就近的香港。”张乐怡竟点出一连串地名。
“……”宋子文没有说话，显然也在思索。
“老蒋那里我约模也会有打算。你没有问过他吗？”张乐怡接着又道。
“你还不知道老蒋的脾气，我去问他，那不是找钉子碰吗？”
“他不能没有打算。不然我们怎么定方向。”
宋子文叹了口气道：“这个年代还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吧。况且他去的地方咱们也不能去！”
“为什么？”
“昨天那份材料也许你看到了，老蒋手下的人还在散布舆论整我，要求我把盗用的巨款至少一半充公。我何必再回到他身边受那份气！”
“这倒也是。”张乐怡赞同道。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到美国吧？”张乐。冶又道：“前几天，蔼龄大姐来电话说，台湾地方不错。是不是老蒋的意思？如果是老蒋的意思，我看我们就去美国好了。”
“只怕眼下还去不了！”
“为什么？”张乐怡瞪大了眼睛。
“一步到位容易招人误会。先到香港观察一下，下一步再说。现在仗还没打完，局势或许还会好转？”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局势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张乐怡再次说道：“晚准备不如早准备好。老蒋只会说大话，哪一次也没兑现。这次我是看清了，老蒋必败无疑。”
“想是这样想，但不能这样做。”宋子文叹口气道。
“既然是这样，早辞职为妙。再干下去还不是活受罪？我看就先退到香港吧。”
“容我想想再说吧。”宋子文仍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久，在绝望之中的宋子文终于辞去了广东省主席一职，旋同家人一道乘机逃往香港。
启德机场没有人欢迎，只有满天的凉风，和凉风中有气无力的衰草斜阳。
当时的宋子文穿着双排扣西服，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文明手杖。太太张乐怡则披着一件风衣，戴一副墨镜，墨镜的后面藏着她那哭肿了的双眼，双手搀着丈夫缓缓走下舷梯
此时大陆，已作为梦幻一般的往事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宋子文登上飞机逃往香港的当天，国内就有电台报道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宋子文，举家逃往香港。”
初到香港的宋子文，虽然身在香港仍心系大陆。大陆的胜败当时还没有最后定论，于是他逢人声称：“香港只是暂住。”同时在蒋介石的宣传影响下，他仍对国民党报有一丝幻想。
初到香港的头几天，也许地理位置的改变，宋子文是睡不实觉的。夫人张乐怡说他常说梦话，但他矢口否认。
一周后，他仍睡不安，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原来影响他睡眠的还是对大陆的看来已成泡影的幻想。
宋子文提出让太太和他重返大陆一趟。
张乐怡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并说：“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怎么，你不陪我啦？”
“不是不陪你，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老蒋别看他嘴硬，早晚也得撤出来。这一次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要真不去，我也是要去看看的。”宋子文终于拿定主意。
1949年3月25日晨。
香港启德机场，阳光灿烂，宋子文乘机飞往广州。
宋子文在广州下了飞机，立即秘密住进了其弟宋子良的私邸。不料仍被记者发现，于是在穗报界免不了对其重回广东作出种种猜测性的报道。
宋子文飞穗的第2天，孙科恰由上海飞穗。得知宋子文返穗，孙科便径去宋子文住处，拜见宋子文。那天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国际到国内，从前方到后方，包括国民党内部各人的心态，都交换了意见。
“老蒋现在怎么想？”宋子文问。
孙科叹了口气道：“老蒋现在也不如从前了，外强中干。”
“他有打算吗？”宋子文又用试探的口气问。
“我看他是有打算的。当然他现在不会告诉我们。不过，前些日子我从夫人口里听出些门道来。”孙科说完呷口水。
“她说什么来着？”
“她让秘书寻一张台湾的地形图看。”
“啊，原来如此。”宋子文答道：“先前也听说过，看来此事是真的啦！”
“有何打算哇？”孙科问。
“我嘛？说破了我不是他的人。这也包括你。”宋子文说到这里，孙科也笑了。
“我当然不随他去了。我想到美国。”
“树倒猢狲散。看来我也不能与他同路。”孙科赞同道。
宋子文在穗住了3夜4天，分别会见了在穗的国民党中央要员并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第4天，他便乘飞机到了宁波，再转溪口与蒋介石会晤。
1949年1月1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在党内党外的压力下，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元旦当天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留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留他所谓的“法统”，保留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此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当时，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从而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决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革命事业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8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此时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谭平山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尽力。
毛泽东发表的声明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尤其中共电台播送的关于和谈的8项条件，指控蒋介石为“中国头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43名“一级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当然被列为榜首。而宋子文梦想亦名列其中。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8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此时的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暂时以退为进。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而且，为了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当时他仍保留着国民党总裁的职务。这样一来，在此次和谈中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1月21日蒋介石在宣布引退时仍虚伪而顽固地坚持道：
如果从此以后中共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蒋介石下野后，即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
宋子文是某日晚间抵达溪口的。当此之际，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气氛中，蒋介石与宋子文两人作了彻夜的长谈，谈的主要是家族后事的安排。此时，亲情代替了政治，一切仇视、矛盾和不快已然都化为乌有。按宋子文后来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十分亲切的，是他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握手。
次日，宋子文离开溪口转飞香港，随后又飞法国疗养。宋子文走后，当时的各种报刊作出种种猜测，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说宋子文赴法是为国民政府购买军火，并商量太平洋公约；
二说他赴法是代表国民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的援欧物资之一部分转借中国；
三说宋子文赴法是为了他个人的债务处理。
此外，还有传媒说宋子文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蒋介石政权的诸多政要购置了别墅和私宅，以备不时之需等。
然而中国大地上，此时已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便告破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一路凯歌一路胜利。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于是从东到西国民党军队的千里江防几乎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4月23日，国民党老巢南京宣告解放，至此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了。
终于，宋子文的梦幻也成了泡影。同年6月9日，他携太太由巴黎飞赴美国纽约，并决定在纽约定居下来。
4．恶梦醒来己黄昏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彻底败亡，使宋子文亦顷刻幻灭。当即他便决定在美国--这个富人的天堂定居下来。
宋子文不缺钱。早在大陆期间，他就利用手中权利，把钱袋塞得满满的。
当然，宋子文夫妇也不缺房子，因为早在半年前，宋子文就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别墅。
那天，宋子文夫妇的飞机一着陆，早已在美国的大女儿宋琼颐、二女儿宋曼颐、三女儿宋瑞颐均赴机场迎接，并把鲜花献给了宋氏夫妇。
宋子文夫妇及子女在美国朋友的陪同下，步出机场出口处时，突然一帮记者蜂拥而至，问这问那。尴尬之下，宋子文不得不搪塞两句。
当时有记者问宋子文，赴美为什么用普通护照？
宋子文直率地回答：“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私事了。”
“眼下大陆情况如何？”
“每天都有报纸，我就不必重复了。”
“蒋介石授予你什么任务没有？”
“本人现在不问政治，无可奉告！”
实际上，宋子文早在法国巴黎时，就已经与蒋介石就赴美一事交换了意见。因为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无须更多人知道。再说，他也早有来美后一住就不走了的想法。说来这样也算宋子文聪明。因为他早意识到，台湾并不是理想之地。回头说不上哪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再翻出来，难免又让他寒心。
当时在外人看来，宋子文赴美纯粹是私事。可是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却一刻也没停止其政治活动。
宋子文一安顿下来，就电话约请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见面谈一下。
宋子文先向顾大使通报了当时国内的局势：
“大陆的局势眼下十分危急。中共已经渡过长江天堑。战局恐怕一时难以挽救……”
“蒋总统如何？”顾维钧插话问。
“总裁眼下也自身难保。他本不想让我离开国内，是我说服了他。我们虽然痛失大陆，但我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美国，为国家作点有益的事情，克尽自己的义务吧。”
“局势变化也太快了。”顾维钧不免感叹道。
“我认为我们军队缺乏斗志、指挥官之堕落是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宋子文道。
“我虽然没在国内，但有些情况也略知一二。再者，我们的将军们思想落后，赶不上时代的要求。而可悲的是，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宋子文忍不住掰着手指说：“一是军事上的庞大开支；二是指挥分散，面面俱到；三是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总之，造成今天这个无可挽回的局面，实在令人痛心！”
最后，顾维钧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说：“国民党已是一艘四处漏水的航船，在大海中的航行，没有不沉没的道理。”
“玩笑归玩笑。只是漏船也得想法补啊！”宋子文把话锋一转道。“我这次又是作为总裁的私人代表而来，想请陈纳德将军再帮助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并请求美国政府派一个正规的军事顾问团，以期挽救国内危局。”
“给我点时间，让我先试试吧。然后再给你汇报。”顾维钧信心不是很足的样子。
“也好。不过一定要抓紧，迟一步话就另说了。”宋子文叮嘱道。
“我明白。”
一周后，顾维钧找到宋子文，把情况告诉他说：
“陈纳德将军很够朋友，他拟了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的计划。此事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却给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我看，此事有希望。”
“好！我这就电请总裁批准将陈纳德的方案纳人统一援助计划。此事由我来落实。”宋子文当场拍板：“不过，你可以与陈纳德再作深谈，把计划搞得细一些。长江防线守不住了，但我看在湖南衡阳地区重新布置防御，眼下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顾维钧表示赞同。
宋子文又问：“现在情况很危急，轰炸上海发电厂是否可作第一个目标？”
顾维钧犹豫一下道：“如果轰炸上海发电厂，恐怕会使上海的工业生产一夜瘫痪。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
“那……那就这样，先做计划再说。我们分头行动。”宋子文亦犹豫了一下，旋又下命令似的说。
此后的日子里，宋子文四处奔走，多方找朋友托关系；并且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向其请求由美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援助蒋介石。1949年8月初，杜勒斯终于给宋子文回了话。他表示赞同宋子文的意见，并告知：“我们准备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同时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可以吧？”
“绝对够朋友。”宋子文异常激动地说。
“下一步具体怎么办？你要拿个方案，我们来商讨一下。”
“好好好。”宋子文连声叫好。果然工夫不负有心人，宋子文毕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彻夜忙碌起来，还打电话把顾维钧召来一起进行策划。
但是时间已来不及了。无论是“陈纳德计划”，还是“军事代表团计划”乃至“借款计划”，此时已然远水不解近渴了。
当时中国政局发展之快，已经不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江后，旋即占领南京，继而挥师南下摧枯拉朽，5月中旬拿下武汉，5月下旬占领上海，8月初又进军长沙，从而湖南获得新生。9月13日至10月13日解放军发动衡宝战役。衡宝战役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更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速夺得了衡阳、宝庆和广州在内的64座大中城市。尤其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于是，蒋介石及宋子文的企图再次落空了。
此后的岁月映在宋子文眼里的是，仓皇中老蒋败逃台湾；并且为了牢牢控制台湾这块弹丸之地，蒋介石又向过去多年倚靠的“重臣”和“元老”们开刀了：
--“四大家族”彻底分裂；“二陈”失势，且往日的威风扫尽；
--何应钦亦丢军权，成了名义上的“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实际上被“冷冻”了；
--大陆上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到台湾后即被夺权，并被打发到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去当“理论家”，专门炮制什么反共文章之类；
--而白崇禧和薛岳更惨，因被蒋介石怀疑搞阴谋，当时还被蒋经国带人抄了家。
宋子文则免去了一切烦恼。他暗忖幸亏及早撤出，激流勇退，眼下既不用看蒋介石的脸色行事，更不用受蒋经国的窝囊气；躲在美国自成一统，豪华日子照过，真是不幸之中万幸啊！
宋子文流亡美国之初，“四大家族”的不少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蔼龄、陈立夫等人，也都先后飞赴美国，或观光，或定居，或赴美继续斡旋。其中最不受美国人欢迎的是孔氏夫妇，孔祥熙在位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而名声极臭。因而孔氏夫妇借口身体不好，抵美后也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并且表示出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样子。
宋美龄赴美时，虽然没像孔氏夫妇那样处处碰壁，但是在美国政界的接待层次和规模上，也较以前大为逊色。此前罗斯福在世的时候，她曾被破例安排在白宫居住，并受邀到国会演讲。
当时有美国记者故意问宋美龄说：“杜鲁门总统这次没有给您安排到白宫居住吗？”
宋美龄十分尴尬，不予回答。
后来，宋美龄向宋子文说：“我想回台湾了。”
宋子文问：“那美援不争取啦？”
宋美龄叹口气道：“时局变了，怕是不可能了。”
“杜鲁门怎么说的？”
“他说美国自抗战以来，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太多的援助，而我们在这些援助的使用上太令美国失望了。”宋美龄异常沮丧地说。
那天，宋子文把宋美龄送到机场。临上飞机时，她对哥哥说：“望你和嫂子保重。既然我们的人移居美国的已经不少了，何不成立一个组织，以显示我们的力量。”
“我也在考虑此事。”宋子文点头答道。
宋美龄走后的当天，宋子文便约见了顾维钧大使，与之商讨在美建立一个组织的事。
当时两人商量这个组织的宗旨应该是：团结在美的国民党成员，争取美援，以挽救国民党目前的败局并扭转逆境。其成员组成应为知名、廉洁、自由主义的留美文官人员。
当时两个人就谁出任这个拟议中的新组织的首脑发生意见分歧。宋子文首先提议由胡适担任较为合适，顾维钧却摇头说：“胡先生目前未必会答应，必须另找人选。吴国桢怎么样？”
宋子文却认为“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
二人想来思去，还真没有一个“合适人选”。最后只好挫子里拔将军--如果胡适坚持不就，就请吴国桢出山。
次一日，宋子文就去找司徒雷登大使，并且勉强争得了司徒雷登的支持。于是宋、顾二人又忙一个通宵，草拟了一份新组织的成员名单，共有50人。起初，名单中有宋子文，后来他又让顾维钧圈掉了。
待名单呈送到司徒雷登那里后，司徒雷登紧皱眉头，告诉宋子文道：“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能，因为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我看这个名单还是重拟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