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文明的核心:体外文化
大自然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但是人类文明本身并不能被视为一种自然产物。
贝塔兰菲在《一般系统论》中指出，生物是自发的主动系统，“甚至在外界条件没有变化、没有外来刺激的情况下，生物也不是被动的系统，而是一个本质上主动的系统。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功能和行为更是如此。带根本性的不是对刺激的反映，而是内在的活力。”
人类把这种生物主动性发展到最高水平，他不但能积极地适应自然，而且创造着大自然所没有产生(甚至不会产生)的东西。人类创造了第二信号，创造了科学、艺术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而且把文化转变为一类特殊的存在──人造物。一个现代人无论是坐在客厅、办公室，或者是在工厂、车间，环顾四周，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来自大自然的直接赐予。我们创造公路、铁路、机器、高楼，创造了多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教育体系，创造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69年出版了《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一书，提出了一个术语：“人为事物”(The Artificial)，来描述这类对象。我嫌这个概念偏窄，宁可选用“人工世界”这个术语，描述这类对象。
人工世界是指人类依托第二信号系统创造的全部文化，由这些文化物化而得到的物质产品，以及人们创造的各种制度。
人工世界是人类在自然世界基础上建立起来人类文明体系的本质，它的核心在于人类文化。
人类文化基于物质世界，但不能简单归结为物质世界的产物或反映;它来自生命世界，但也不能还原为一般生命活动。人类文化的核心在于第二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历经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有别于一般物质世界、生命世界的客观存在。
人类文化具有独立的生命，它永远在创新、传播、积累和发展。只要有文化破译者存在，它就能延续，只要有文化创新者加入，它就能新生。
人工世界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中介系统，利用这个中介系统，我们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建立了堂堂皇皇的人类文明大厦。
人类文化不断提出对世界更深刻的描述，指引我们的行为;它物化为物质存在，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它还以超前的生命表现，愈来愈多地影响着人类历史进程。
5.5 文明的创新
文明体系是人类创造的，由此创新在人类文明中就具有最根本的意义，每一个词汇、每一个符号都是创新的产物，每一台机器、每一幢房子、每一条公路都是人类创新的积累物。没有创新的积累，人类大概还得在树上寻果子度时日，根本就谈不上什么现代文明。
创新的范围非常广泛。
约定新的文化符号是通信代码的创新。最初用特定的符号指示特定的事物和事物关系是创新，广义地讲，这种作法创造了语言;结绳为治，在陶器上刻化记事，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都来自创新;约定数制是创新，10进制、16进制、12进制、2进制是数制方面的创新。
提出客观世界的新知识是认知创新。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生物进化论等等是自然科学中很突出的认知创新，其它各门科学同样由大量的创新构成，创新推动所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创造新的思想工具和思想方法可能包含着方法创新，譬如创造数学工具，逻辑学体系，都是重要的方法创新。
运用知识创造新工具、新产品或者新的服务功能，是技术创新。石斧，石刀，石磨，铜镰，铁铲，铁锄，铁犁，指南针，火药，纸，印刷术，车，船，飞机，这些无一不是技术创新的产物。实际上，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源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生产活动。
改变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过程包含着观念创新。从地球中心论到采用日心论，从宇宙由上帝推动到采用宇宙自然演化观念，从静止的时空观念到变化的时空观念，从绝对时空观念到相对时空观念，从决定论的世界图像到一个测不准的世界图像，这些转变都起源于观念创新。
调整人类的活动，采取更有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可能包含着组织创新。改进通信方法，发明烽火台、驿传制度、邮政通信、电报和电子通信，包含着组织创新;创造和使用货币，并且发展到纸币与电子货币，包含着组织创新;实施共同的文字标准、产业标准，包含着组织创新;发明流水线生产方式还是非常重要的组织创新。
体制改革可能包含着制度创新。教育制度改革，经济制度改革，法律体系的改革，政治制度改革，等等，都包含着制度创新。
大多数时候，人们同时进行几种创新，譬如发明电报、电脑就包含着多种创新。
有人喜欢把一切创新归结为历史的必然，需求的结果，甚至说是需求的产物，这种观点并不恰当。一切创新都是人的主动行为及其结果，它总是起源于大脑中的创造意念和开拓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支配的积极行动。唯一的限制在于:创新总是在人类已经积累的文化水平上进行的，或者说创新总是建立在已有创新的基础上。
在所有创新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认知创新。其原因在于，创新是对现存观念及其产物的改进，而一切改进首先是在大脑中进行的，先有大脑里的认知进步，认知创新，然后才能物化为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等等。
认知若无进步，社会一片死寂。
5.6 文明的传播
自然界的生物多数只能以现存的个体面对多变的环境，最多只能集聚现存群体的力量。人类的智慧(智慧就是力量!)则可以利用体外文化系统进行横向和纵向传播，个人的智慧可以相互交流，也可以立即传递到下一代。
一般说来，文化创新不会(其实也不必!)在所有地方和所有社会同时产生，它总是出现在一些生长点上，然后通过体外媒介传播而为群体共享，其效果就如同每个人自己的创新一样。一个创新传播得越宽，为人类带来的收益也就越高。如果有一个万人群体，其中每个人都做出一个价值相当的创新，通过传播渠道共享以后，其效果相当于每个人做出了一万个创新!
传播是人类生存智慧的放大器。通过文明的传播，每个人都能凭借亿万前人创造的生存智慧面对变化的环境，每个个体的力量都提高到了全人类历史和现实累积力量的水平上，个体适应能力提高到物种整体适应能力的水平上。
第一次科学革命中最有代表性的五位科学家分属不同国度，哥白尼 (Copernicus，1473-1453)是波兰人，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1564-1642)是意大利比萨人，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出生于丹麦(现在属于瑞典南部)，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6)是德国人，牛顿 (Sir Isaac Newton，1642-1727)是英国人，现在呢，整个文明世界都享受着他们创造的财富。通过文明传播，每一个时代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阶梯，每一个创新的灵泉也都成为文明大海的源流。
两河流域的人们最先发明了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再向后面，腓尼基人发明了由辅音字母组的文字系统，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几个字母，罗马人加上自己的创新并把它们传遍欧洲，现在整个欧美乃至全世界都享受着这些创新。
在希腊文化之前，古埃及的计算技术与几何知识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埃及人发明了阳历，巴比伦人编制出平方表和立方表，制定了阴历。当爱奥尼亚人从小亚细亚渡海来到爱琴海诸岛，他们引入了古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爱琴海诸岛靠近西亚大陆，其中萨摩斯岛距西亚大陆只有几海里距离，岛上的学者们经常到埃及和巴比伦人那里去学习几何、数学和天文知识，其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希腊本土。来自爱琴海的文化东风吹拂希腊半岛，就诞生了米诺斯文化，成为后来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的起点。漫长的海岸线，广泛的航海贸易与文化交流，使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的人们能够不断吸取外部文化，加上自己的创新而繁荣起来。
米利都城的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4-前547)为着经商和学习常到埃及去。他总结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祭司的记录，确定了一年为365天，还利用太阳的影子测量过金字塔的高度。泰勒斯准确预言了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发生的日食，使米利都人十分惊愕。泰勒斯在米利都建立了爱奥尼亚哲学学派，他的弟子阿拉克希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约611-545年)到巴比伦和叙利亚去学过文学和占星术，后来创立了星相学。他们的学生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20年)去埃及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到神庙里当见习祭司，学习埃及的象形文字，然后又到巴比伦进修了5年。毕达哥拉斯还在萨莫斯岛建立了自己的贵族化的学派。
爱琴海的学者们把古老的东方文化带到西方，西方文化也就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了。
毕达哥拉斯不著书，他的弟子菲洛劳斯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老师的言行。后来因为贫困，菲洛劳斯在市场上贱卖这些著作，住在雅典的柏拉图闻讯专程赶来，将他的全部书籍连同学习笔记买下来，在柏拉图学院中公开讲授毕达哥拉斯哲学，使之广泛传播。
公元前494年，爱奥尼亚学派被迫西移，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希腊其它地区扩散开来。公元前469-前429年的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希腊诸城邦中的雅典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时期，出现了许多天才人物，希腊文化形成了它的顶峰。
雅典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召来了四方八面的商人、旅游者和学者、这些人又把希腊文化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当此之际，整个罗马都被希腊文化所吸引，他们热烈地欢迎希腊学者和希腊教师。罗马人解放一些在战场上得到的希腊俘虏，让他们致力于把希腊经典翻译成为拉丁文，有钱有势者甚至聘请他们当家庭教师。据说到了公元前1世纪，每一个受过教育的罗马人都是希腊文化的拥护者，在罗马帝国统治希腊之前，希腊文化早已征服罗马了。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Macedonia)国王菲利浦二世在赛罗内战役中击败底比斯和雅典联军，接着在科林斯(Korinthos)大会上确立了对希腊的统治地位，剥夺了希腊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权。公元前336年，菲利浦二世遇刺身亡，他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继位，开始了史学家称为“希腊化”的时代。亚历山大是希腊文化的崇拜者，行军打仗时身边还带着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他受老师亚里斯多德的委托，到处搜集各种动、植物标本，为此，他专门在军中编制了一个一千人的特殊部队，其中包括一些科学家。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捕鱼、打猎，采集标本，至少也要把标本绘成图样，然后派专人送到雅典，供亚里斯多德研究用。伴随着亚历山大进军的战马，希腊文化也传播到了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甚至向东达到印度。然后，他暂停征伐，着手实施一个更宏伟的计划。前332年，亚历山大开始在尼罗河出口处建立亚历山大里亚市(Alexandria)。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打算使亚历山大里亚在各方面都能够与雅典媲美，使它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成为一个新雅典。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患了恶性虐疾，在巴比伦汉穆拉比王宫逝世。房龙(Hendrik Van Loon)评价说，“洪水退了，却留下了一片高度文化的土壤。亚历山大满怀稚气的雄心和虚荣心，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他的继承者托勒密.索特(Ptolemy Ⅰ Soter，约公元前366-前283)完成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建设，实现了他的遗愿。
亚历山大里亚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亚里斯多德图书博物馆。历史学家认为，它实际上是最早由国家出钱供养的研究院。馆内拥有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动物园，最高峰时藏有70万卷图书和手稿，可以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使用。这里的统治者慷慨地支持科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营造了激励学术研究的气氛，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纷纷来到这里，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
亚里斯多德图书博物馆硕果累累。这里的学者们全力搜集希腊经典著作，搜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蓬西亚等地的古代文学名著，并将其译成希腊文保存起来。它的历届馆长有:数学家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公元前262-190)，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厄拉多塞(Erat osttenes， 公元前276-192)，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约公元前310-230)，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公元前127年)，数学家欧几里德 (Euclid，约公元前365-300)，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90-168)等学界大师名流。阿利斯塔克在这里提出了太阳位于宇宙中心的观点，被犬儒学派攻击为“渎神”，但它成为后来哥白尼的思想起点; 欧几里德在这里编纂了后来被尊为“数学圣经”的《几何学原理》;托勒密在这里完成了《天文学大成》;叙拉古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 of Syracuse，约公元前287-212年)在这里当过学生和研究者，提出了浮体定律，确定了螺旋、滑轮和杠杆原理;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199)在这里了解到心脏的作用;赫罗拉菲斯在这里发现大脑是人思想的工具，发现了神经系统和大脑的脑回;阿尔克梅翁(Alcmaon)推测说大脑在控制着动物的运动；还有许多学者在这里写出了历史、地理以及生物学方面的著作。后来罗马帝国的许多政治领袖人物，如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约公元前82-30)、庞培(Pompeii the Great，公元前106-48)、尤利乌斯.凯撒(Caius Julius Caesar，约公元前102-44)、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年)等人都曾经在这里接受教育。亚历山大里亚没有辜负其创建者的期望，果然成为希腊化时期与雅典并列的文化中心。由于亚历山大里亚更广泛地积累、传播、交融着东方与西方文化，事实上，它成为第一个世界性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世界文化时代开始的标志。
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乌斯大帝受基督教洗礼。次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基督教第二次主教会议，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禁止人们接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残酷迫害持不同信仰者，于是辉煌的希腊和罗马文化时代结束，西方世界进入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时代。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东兴起。穆罕默德(Mahomet，约570-632)因热病辞世后，他的继任者征服了埃及、波斯、腓尼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的大帝国。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占领亚历山大里亚，亚里斯多德博物馆被大火焚毁。人们从火中抢救出许多文献，使大批古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传到了东方，进入阿拉伯语世界。穆罕默德及其后继者鼓励阿拉伯人寻求知识和真理。先知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阿拉伯人对来自中国、印度、波斯、叙利亚、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学者都给予资助。从西方来的异教徒和自中国、印度来的学者在穆斯林的城市里一起工作，他们把希波克拉底、盖伦、欧几里德、托勒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经典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按霍华德.伊夫斯的说法，在欧洲沉睡的几百年时间中，穆斯林人充当了“大量世界智力财富的兼管人”。这时中国发明的造纸术也传入阿拉伯世界，促进了穆斯林世界的文化发展。公元9世纪和10世纪时，阿拉伯世界的文学与科学水平比欧洲要高很多，在化学领域他们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在数学领域，他们发明了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解法，总结出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9世纪，阿尔-马蒙(al-Ma'mun，公元813-833年在位)哈里发在巴格达组织了一个“智慧之屋”，它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馆，拥有图书馆、天文台和学校，成为供全世界学者使用的教学、研究和文化交流机构。
自4世纪以后到11世纪中，西方世界已经无人知晓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阿基米德了。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Pope，约1105-1181）还颁布通谕，明令禁止神职人员研究化学或自然规律。十字军战争时期，基督教徒从敌对的穆斯林那里发现了更高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源泉。1085年，十字军征服了托利多，随后又占领了西西里和叙利亚，从古希腊、罗马、印度、中国和犹太文化中积累起来的文化精品经由阿拉伯世界逐渐进入西方基督教世界。基督徒占领塞维利亚后，对这座城市的宏伟壮丽深感惊讶，对比起来，他们自己在艺术、经济、生产、生活、科学和文艺创作方面几乎一无所知。十字军战争带来了欧洲对东方商品的大量需求，东西方贸易迅速增长，而意义更加深远的是西方大量引进先进的东方文化。12世纪下半叶开始，翻译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潮流遍及西欧，西方迎来了历史的曙光。到1200年，西方世界已经拥有了亚里斯多德、柏拉图、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的著作和一些阿拉伯、印度与中国的著作。到13世纪上半页， 罗马教庭对新文化潮流的态度发生变化，从极度敌视转变为研究利用。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Pope，1170-1241)宣布准许在教会学校讲授亚里斯多德哲学，并且责成神学家把神学与亚里斯多德哲学调和起来。托马斯.阿奎那 (Saint Thomas Aquinas，1225-1274)完成了这项工作，他把古希腊文明纳入基督教框架，创立了完整的经院哲学体系。
阿奎那认为理性只能服从信仰，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科学必须为宗教服务。他太低估了理性的力量。尽管教会为了维护神学的信仰不惜大开杀戒，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和绞死的人数以万计，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人类理性的进程。甚至，最初开始冲破宗教信仰束缚的思想家正是出于教会之中，譬如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和哥白尼等等。人的文化本性总会坚韧地表现出来。十字军战争以后，受到东方文化影响的欧洲人已经开始怀疑，开始对比，开始启用自己的脑袋思想，一场巨大的思想文化变革不可避免了。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其它东方文化，辗转交流融合，创新提高，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渊源。
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继承了古代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牛顿在英国完成的科学体系是对这场科学革命的总结，英国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有因果关系的链条，而法国的启蒙运动又用新文化武装了整个欧洲，这段过程显示出了文明接力式地创新与传播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就如同各个大陆的物种已经交流混合了一样，各种文化与文明也早已经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融和达到了什么程度呢?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 Weiser， 1880-1940)在《早期文明》一书给出了一个估计，认为本地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的数量关系是一比十。对此，林顿(Ralph Linton)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我们十足的美国公民从床上醒来，这床的式样起源于近东，在传入美洲以前被北欧人所改造。他盖的被子是棉制的──棉花最早在印度种植;或是亚麻的──亚麻是近东的产品;或是羊毛的──那也是出于近东所开始驯养的动物;或是绸缎──这则是中国人的创造。全部这些纺织方法是近东的发明。他匆匆地穿上他的拖鞋，这是东部林地的印地安人的用品。然后走进洗澡间，里面的设备是的发明的混合物，这都是近代的。他脱掉睡衣，这原是印度的长袍，洗澡的肥皂原是古代高卢人的所有物。随后他刮胡子，这种自我虐待的方式看来是从苏美尔或古埃及传入的。
再转回到卧室，脱掉睡衣放在南欧风格的护手椅上，开始穿衣服。他穿上外套，这种式样起源于亚洲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皮袍。把脚伸进皮鞋，其鞣制方法是古埃及的发明，而制鞋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地中海沿岸的高加索人的古文明。再把领带系在脖子上，这种色泽鲜艳的布条是十七世纪的克罗地亚人所披围巾的残余。在去就早餐前他朝窗外瞟了一眼，玻璃发明于埃及。如果天正下雨，他会套上雨鞋，橡胶是美洲中部印地安人所发现的;带上雨伞，这是东南亚的出品。在他头上带着毡帽，这种材料创造于亚洲草原。
在去早餐的路上他停下来买报纸，支付了硬币。硬币是古林德人的发明。餐馆里一系列借取来的东西展现在他面前:陶瓷是中国人发明的，钢制餐刀的合金技术源于南印度，叉子是中世纪意大利人的产品，汤匙要追溯到古罗马。他开始吃东地中海沿岸传入的桔子、波斯传入的甜瓜，或许还有一片非洲传入的西瓜。随后他端起咖啡，一种阿比西尼亚的植物，并加上奶油和糖。驯养牛和挤奶都起源于近东，糖则首创于印度。喝完第一杯咖啡后他开始吃蛋饼、蛋糕。这是斯堪的纳维亚的技术加小亚细亚的麦子。并在上面涂上蜜糖，东部林地印地安人的食物。在碟子里他可能还有鸡蛋，鸡是印度支那驯养的。或许加上一片瘦肉，东亚人驯养的牛，北欧人发明的熏肉技术。
我们的朋友早饭后坐下来吸烟，一种道地美国人的习惯，消费的却是一种巴西种植的植物。他或者使用烟斗，源于弗吉尼亚的印地安人;或是香烟，源于墨西哥;或者瘾很大的话甚至可能一支雪茄，从安地列斯群岛通过西班牙传给我们的。抽烟时他浏览报纸，字母印刷是古代闪米特人的发明，依靠的则是中国人的材料和德国人的方法。当他关注着国外骚乱的新闻报道时，如果是一位健谈的人，他会用印欧语感谢希伯莱的造物主──上帝使他成为一个纯粹的美国人。”
16世纪中叶，落后的俄国被周围强大的瑞典人、立陶宛人、波兰人、土尔其人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包围着。沙皇伊凡四世希望与英国连姻结盟，波兰国王急忙致信恳求伊丽莎白拒绝俄国的提议。他在信中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之所以能战胜俄罗斯，“仅仅因为它对教育是外行，也不懂得技术。”1682年，沙皇彼得大帝即位。他派出大量年轻人出国学习，建了很多学校，设立了科学院。叶卡捷琳娜即位以后，继续打开“面向西方的窗户”，终于使俄国走向强盛。当时，一位主张开放的“西欧派”人士在论战中说出了一段至理明言:“那里[西欧]的文明全是劳动的成果;科学和技术已花费那么多代人的那么多的汗!如果你们丢掉迷信，如果你们抛弃偏见，如果你们不唯恐失掉自己野蛮的过去，如果你们不夸耀自己千百年来的无知，如果你们志在占有所有民族的成果和世界各地的人类精神所获得的财富，那么，那一切全都能成为你们的。”
文化交流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历程，同样影响了中华文化。约在公元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 在月支国皇帝那里获得了关于西域情况的第一次明确的报告，带回来苜蓿与葡萄种子，汉武帝命令他在中国境内种植，这是西方最早输入中国的植物。以后就开始了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过程。中国向西方输出丝绢，当时罗马人还认为丝是一种植物产品，罗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Virgil， 约公元前70-前19年)就说丝是从树上采摘的。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 中国给西方的礼品有桃、杏、丝、茶、磁器、纸、纸牌、火药和指南针，从西方得到苜蓿、葡萄、胡萝卜、红薯等等。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获得了南亚和西亚传入的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字母，阿拉伯数字就是在元代开始逐渐为中国数学家和民众采用的。佛教也由印度经过中亚细亚传到中国和日本，影响了中国文化。在赵朴初先生著的《俗语佛源》一书中，列举了源自佛家的汉语常用语汇500多条，譬如世界、如实、实际、刹那、境界、昙花一现、想入非非、铁树开花等等。这位佛学大师认为如果不懂得佛教，就不能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他甚至断言说，如果现在有人真要彻底摈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史有巨大的贡献。蔡伦是个太监，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他没有子孙，可是从文化角度上讲，现代社会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后代。除了著名的火药、罗盘、造纸术与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中华民族的贡献还有其它许许多多，中国早年的养蚕与丝绸技术就是其中一例。
美国学者T.F卡特引用希腊史家的记述说，于阗国曾于公元419年由一位中国公主携入蚕种，发展起蚕丝业。他们把蚕种藏在一位教士的长竹杖中，通过了边境检查。如果希腊史家记述的这段故事可信，那么欧洲直到现在所养的蚕，都是这一只竹杖中的蚕子的子子孙孙。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人才知道饲蚕制丝的方法，13世纪蚕丝技术传入意大利，14世纪才传到法国。
据敦煌传说，于阗国王曾向中国求取蚕种，中国国王不允，反而严令禁止蚕种出关。于阗国王于是请求与汉族和亲。公主出嫁之际，应于阗国使臣私下请求，把蚕种藏在发髻中带出关去，因为公主的头上不能搜查;桑树种子则藏在中药里面，因为它本身就是中药;公主还带走了3位贴身侍女──她们都是丝绸专家。于是蚕桑丝绸技术就这样出国了。稍后，在公元6世纪，拜占庭皇帝也派人从中国偷去蚕种和丝绸技术。
“偷”来文化与文明进步的故事还不止这一个。与丝有关的另外一起偷盗事件对文明进展的 影响同样很大。用保尔.芒图的说法，英国18世纪初出现的第一个工厂是一个捻丝厂，而第一台捻丝机的技术就是从意大利偷来的。意大利1621年出版于帕多瓦的机械学著作中就讲到捻丝机，当时意大利的优质丝不断运进英国市场。英国人约翰.隆贝在1716年到了里窝那，他买通一位意大利教士(又是一位教士!)，秘密画出了捻丝机图样，把图样藏在绸缎皮头里寄到英国，然后充满危险地逃回英国。他回来后，于1717年就在德比附近安装按图制造的机器，并在德温特河中的一个岛上建立了英国的第一个工厂。捻丝机由河水带动，运转迅速准确，每个工人同时看管60根丝，其主要任务就是在丝断时把丝重新接好。保尔.芒图说，约翰.隆贝的旅行似乎标志英国工厂制度的真正开始。
无论是偷也罢，学也罢，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都是文明传播的过程，工业革命建立在文明传播的基础之上，而且似乎还与丝绸之路上一根细细的蚕丝连在一起。
不仅仅在技术方面，中国在精神和思想方面也对世界做出了伟大贡献。1271年，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随同其父亲和叔父，穿过耶路撒冷、波斯、中亚大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到达中国。马可.波罗聪颖好学，很受忽必烈赏识。他曾经巡游中国南方各省，作过扬州地方官，还奉命出使到缅甸、越南、印度等邻国。1291年他自泉州乘船离开中国，1295年回到威尼斯。1298年马可.波罗在战争中被俘入狱，在狱中他向作家鲁斯凯罗口述了在东方和中国的见闻，后者将其整理成书发表，即是大名鼎鼎的《马可.波罗游记》。这部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出了百余个版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成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1585年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用西班牙文刊行，立即被译成欧洲的所有文字。中华文化受到蒙台涅(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人的好评，法国很快兴起了一个亲华的“中国热”;1593年，利玛窦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1667年，比利时教士柏应里在巴黎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此后，大量中国儒家经典和其它古代哲学著作被译成拉丁文;17世纪末，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 (G.Leibniz，1646- 1716)高度赞许中国文化;法国人则把孔子尊为“哲学家之王”、“中国的守护神”;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如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 Voltaire，1694-1788)、霍尔巴赫(Paul Henry Thiry,Bar de Holbach，1723-1789)、卢梭 (J.J.Rousseau， 1712-1778)、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都如饥似渴地汲取东方的智慧和思想; 伏尔泰的小礼拜堂里供着孔子的画像，赞扬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魁柰(Francois Quesnay，1694-1744)写了《中国的专制主义》，主张采用中国式的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开始形成重农学派，魁柰本人被誉为“欧洲的孔子”。中国古代的道家、兵家思想也受到世界的推崇。
16世纪的中国有一件事情，对以后几百年的中国历史产生了十分不幸的影响。1525年，明世宗宣布，全部销毁两桅以上的海船，建造这种船者要处死。于是中国开始采用消极的对外交往政策，走向闭关自守，导致了近代的落后。
20世纪下半页，传统文化在中国大陆也遭到严重打击。在“横扫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旗下，激进的革命者要刨出自己民族的旧根，斩而断之。关闭和自戕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当此之际，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却坚持中华传统文化，选择嫁接西方文化，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获得成功。这种成功反过来正在促使中国文化思想者冷静的检讨。也许，古老的中华文化在它的发祥地，乃至于在全世界，将再次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
5.7 传播技术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通过大量翻译出版古希腊学术著作，重新接上在西方已经中断了的科学线索，这时兴起的印刷术对于文化传播具有重大意义。中国更早就有活字印刷术了，不过它对用26个拉丁字母的西文并不方便实用。后来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新的印刷术，彻底改变了欧洲知识界和文化界的面貌。它使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变得比它们当初脱稿时还要普及。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说过: “可以设想，假如印刷术的发明比原动力学说早两个世纪，那就会在科学史上产生更迅速、更普遍的发展，并且从琼.布利登阶段过渡到伽利略阶段将不需要如此漫长的时间。”可见文明传播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何等巨大!1512年-1522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瓦特堡被软禁期间，把希腊文的《圣经.新约》译成德文，并于1522年9月出版发行。《圣经》立即成了家庭必备之书，而不再是那种属于僧侣专有的手抄本了。人们可以自己阅读并且理解上帝的想法，于是逐渐发现教士们宣讲的某些事情与《圣经》的原文原义有不相符合之处，他们开始怀疑教会和教皇的许多作法，这种怀疑形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新出版的《圣经》成为路德宗教改革的精神源泉。到1836年英国学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还评价谷登堡说: “这位第一个设计出用活字作工具以节省抄写员劳动的人，解散了雇佣军，废除了大多数帝王和元老会议，创造了整整一个新的民主世界。”
当然印刷只是传播技术的一个方面，与传播技术有关的还有传播介质，交通工具，通信技术等等，这些方面的技术进步对于人类文化交流和文明进步都至关重要。
按照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的看法，在旧石器时代，工具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其原因在于尽管传播的速度很慢，但是工具革新也极为罕见，革新之间的间隔如此之长，足以使每一种新型工具在下一种工具出现之前可以传遍整个世界。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世纪左右这段时期中，传播的速度与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了。结果，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那种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的特征消失了，世界变得异彩纷呈。直到15世纪传播的速度又赶上了革新的速度。15世纪以后，发明的速度跟不上传播发展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高度的一致性。
如果汤因比的这种讲法成立──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么现在是落后国家在较短时期内发展起来的极好机会，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效率最高的文化传播工具，即电子-电磁波技术体系，这种传播体系会迅速缩小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和技术差距。时至今日，通过引入外部科学文化改变文明进程、加快社会发展的作法，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得到肯定，已经在全世界通用了。
5.8 文化传播与文明发展
早年的学者试图用单一模式解释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的发展历程。L.H.摩尔根最早提出，每种文化和每个社会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主义采用了摩尔根的基本思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程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到达共产主义社会。
近代学者发现了这种“单线进化论”的缺陷，认为并非所有文化都经历了相同的进化阶段。克来德.伍兹提出批评说:“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过高估计了独立发明的作用，却忽视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借取(或传播)。”他指出摩尔根的总体性概括建立于材料的缺少和不可靠上。
传播学派提出了理解文明发展的另外一条思路。他们认为人基本上是非创造性的，所以文化必须在一个十分适宜的环境中发展，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他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
一种局部的文化如果不能和其他文化相互借鉴，不但其发展很受限制，最终甚至可能遭到毁灭。人类文明史中消逝得无影无踪的语言和文化太多了。虽然传播学派因轻视创新的地位而招致批评，但传播的作用的确不可低估。
人类学家考察过住在太平洋岛屿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在很长的时期中用石器和贝壳加工木材，没有发明炼铁的技术，后来通过与欧洲人的交流，才学会了使用铁器。弗斯考查过波利尼西亚人制造独木船的过程，认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独木船的形式和造船技术，他们通过发明创造来克服在环境中遇到的困难，而在必要的时候还从别的岛屿上学习新的方法，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难题。在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原来相当落后的民族或者部落，用上了电灯电话电视机，用上了现代工具，一步跨入了现代文明的历史时代。美国就没有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线条发展。进入新大陆的人们拥有欧洲的新文化，他们使北美一步跨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明单元可以通过引入更高形态的文化过渡到较高的文明形态，发展中国家可以汲取先进的文明成果而避免重复他人的老路。现在还没有文字的原始部落，不必再从图像到象形文字从头做起了，他们可以引入表意文字，直接借用新文化。传播可能改变文明进程，使落后者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人类文化的特殊优点，是第二信号系统赐予人类的最强大的优势。
在近代，日本是主动引入外部文化、科学、技术而繁荣富强起来的。二战后日本花费了40亿美元和20年时间，引进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大加快了自己的发展速度。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6%，西德的56%，到1968年已经超过了西德，居世界第二，1987年达到美国的53.1%。1980年，日本官方宣布，日本“追赶型现代化已经结束”，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战略。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科技的90%以上是从欧美国家引进的，人家花好几十年时间数千亿美元的成果就成了日本的财富。
并不是今天的日本人才懂得这些道理。战国时代秦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张仪，昭王用范睢，秦始皇用李斯，均是引进外部文化和人才成了大业。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主张改革开放的政治家李鸿章就明白“华夷混一之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他不仅仅购买坚船利炮，还放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起，国人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传播西方文化，请来了牛顿、达尔文、马克思，推进了中华文明。用李约瑟的话来说，没有欧洲的科学或者“西方的”科学，只有人类普遍适用的世界科学。文化与科学是人类统一的要素，在历史和现实中，中华民族一直为世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当然同时也应该把其它民族创造的文化财富“拿来”使用，这些财富不只是他山之石，已经是和氏之玉了，弃而不用就亏得太厉害。
文明民族生命力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吸纳外部文化的能力，长久封闭会使民族“木乃伊”化。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接近和相互影响。只有那些最容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根据谢和耐的研究报告，中国在近代曾经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1607年，中国印行了第一部几何学教科书，1614年出版了第一部西方天文学论著，维埃特的代数符号体系、亚里斯多德的宇宙论和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计算法也在17世纪传入了中国。印度和日本第一批起源于西方的著作，均自中国传去，并且很快遭到废禁。不幸，后来中国的统治者执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比起正在高速发展的西方世界，中国就掉队了。
到19世纪中期，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从那以后，日本的官方和民众一心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救国图强，中国却在开放与闭关之间反复动摇，结果再一次失去机会，落在日本等国之后。19世纪50年代初，日本还通过中国转口学习西方文化，后来中国反而要通过日本引入西方文化，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民约论》、孟德斯纠(Descendance de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万法精意》(即《论法的精神》)、穆勒 (J.S.Mill，1806-1873)的《自由原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的《代议政体》等名著都自日文译成中文。
以文化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并不是全新的概念，不是我的发明。我不过更系统地表达了这个命题。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内核，文化落后是文明水平低落的绝对标志，拒绝吸纳外部文化则是导致文明衰退的重要原因。
第六章: 人的双重性
无论在中国，抑或在西方，历史上长期都存在关于人的本性之争，而且大多表现为互相排斥的“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现代人文科学中采用的人性基本假设是由17世纪英国人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确立的， 他们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个人最大的物质利益，这就是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这个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的动物本性假设，即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是相同的。
我们前面重新认识了人的本质，从而可以推断：人具有双重本性，即自然本性(动物本性)和文化本性。人的行为是由这两重本性共同决定的。
6.1 双重本性
“本性”这个概念的涵义是什么呢?一般说来，它是指动物行为的最根本的驱动机制。因此可以认为，高等动物的本性存在于大脑神经系统之中。
作为一个高等灵长目动物，人具有自然本性，即灵长目动物表现出来的动物本性，它驱动着人的许多基本生存行为。动物本性是人自先天带来的，它的神经组织基础在于大脑比较内层的部分。用美国神经心理学家保罗.D.麦克林(Paul.D.MacLean)的说法，人的大脑是一个三位一体脑，其中包括爬行动物脑、古生物哺乳动物脑和新哺乳动物脑。爬行动物脑在最内层，它的外面增生出古生物哺乳动物脑，而古生物哺乳动物脑的外部又增生出新哺乳动物脑。爬行动物脑产生于2.5至2.8亿年前，协调着领地争夺、两军相斗、社会礼仪、寻偶求爱、规则迁徙和储存收藏等等行为，这些行为能够由蜥蜴和其它爬行动物显示出来。外层的新哺乳动物脑是在5千万年前最早的灵长目动物出现时期起源的，尤其是最外面急剧发展起来的新皮层在灵长类动物和人身上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即使哺乳动物脑和新哺乳动物脑，乃至灵长类动物脑，仍然表现着人的动物本性。
除开自然本性之外，人还具有另外一重本性，即文化本性。文化本性的神经组织基础在于第二信号系统，这是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正因为如此，文化本性也是人类所独有的。文化本性的外显表现是什么呢？它表现为人们通过第二信号的帮助认识外部世界、认识自我的内驱性活动，它还表现为人们主动地创新、有规划地对外部世界施加影响。
自然本性直接通过遗传获得，只要人的生命存在和外部条件许可，它就会定向驱动人的行为。文化本性则不同，仅仅得自遗传的第二信号系统几乎不能定向驱动人的行为，它是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框架，却又是一片空白:遗传获得的第二信号系统几乎没有带来对个体行为的任何具体指令。
第二信号系统必须初始化，才能定向驱动人的行为，这种初始化过程可以称为文化学习(以区别于动物的一般学习)。
生长在文明环境中的婴儿，受到环境中的语言、符号、习俗、价值观念体系的影响，广义地说，这就是学习。尤其是通过语言符号学习，第二信号系统被装载了识别第二信号的内部模式，从而被激活，可以工作了。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模式，影响甚至确定了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生存策略，第二信号系统由此实现对行为的定向驱动，人的文化本性也就表现出来了。
简单说，文化本性是先天遗传与后天文化学习共同作用的产物。
只有具备文化本性才能算是文明的人，只有在文明环境中才能培养出文化本性。婴儿时期就脱离人类的个体，第二信号系统长期处于一片空白状态，只有自然本性而没有文化本性，其行为保持在自然人(动物人)的水平上，与野兽相差无几。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48)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写道:“无论是人类部落的社会、语言、还是地方宗教，都不会遗传在生殖细胞中。在另一些世纪中，欧洲曾偶尔发现过一些遭到遗弃的孩子，他们自己生活在远离人类的丛山密林，他们极似林耐所划分的一个特殊人种:愚人(Homo ferus)，……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半愚的动物会是人所生，这些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毫不关心的动物，与动物园某种野生动物一样，有节奏地前后摇摆、发音和听觉器官也不可能被训练好以用于说话和收听;他们身着破烂却能抵御严寒，而且还能够毫无痛苦地从沸水中抓出土豆。不容置疑，他们当然是婴幼时被弃的孩子，他们所缺的就是与其同类的交往，只有通过这种交往，人的官能才能得以磨砺，变得正常。”
就现在所知，人们已经发现了几十个“狼孩”、“熊孩”、“豹孩”等被野兽抚育过的孩子，他们与正常人具有相同的肌体，相同的大脑，当然也有相同的第二信号系统组织，就是说先天条件是完全相同的。然而由于在婴儿时期因为偶然的原因进入了野兽群中，于是就象野兽一样的生活，没有表现出文化本性与文化能力。印度人辛格1920年在加尔各答附近的狼窝里发现两个裸体女孩，大的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她们用四肢着地行走，怕光怕火，昼伏夜出，嚎声如狼。辛格把她们带回人间，小的狼孩一年后死去，大的(卡玛拉)两年后学会了直立，六年后才学会了独立行走，七年时间中学会了45个词，勉强能说几句话。显然，这些“狼孩”尽管出生在人类，实际上只是作为自然人、动物人而存在，不具备文化本性。
1937年澳大利亚动学家洛伦兹(K.Z.Lorenz)在维也纳近郊的阿尔腾堡做过一个实验，他把一些鹅蛋放在孵卵器里，自己守在旁边，小鹅出世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洛伦兹，他喂养并且照顾这些小动物。他同时又把另外一些鹅蛋让母鹅来孵出，并且由母鹅照料自己孵出的小鹅。
洛伦兹把这两窝小鹅一起盖在一个箱子下面，他和母鹅呆在箱子外面。当他打开箱子放出小鹅的时候，小鹅就分开为两群了:由母鹅孵出并且照料的小鹅全都跑到母鹅身边，而由洛伦兹负责孵化照料的小鹅则把洛伦兹当做它们的妈妈了。生物学家们后来得出结论，雏鸟一出世是一个关键期(洛伦兹称为“印刻期”)，出世后见到的第一个活物体就是小鸟的依恋和跟随对象，如果在关键期内没有见到活物体，就不会再有跟随对象了。
在洛伦兹之后，研究人类儿童学习的关键年龄的实验也很多。这些实验揭示出，2-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语言的关键年龄，4-5岁是开始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年龄。如果象狼孩那样，错过了对第二信号系统进行初始化的关键年龄，会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尽管出生在人类，也难以为文明社会接纳。
人类的行为受到动物本性与文化本性的共同支配，动物本性几乎固定不变，个体差别也很小。文化本性在后天才能形成，其可塑性和个体差别都很大。由于在大脑皮质区中，处于最高等级的第二信号系统可以控制和支配较低等级的神经系统，第二信号系统的指令几乎可以控制人的所有外显活动，甚至能够影响体内的许多生命过程，因此通过后天教育培植文化本性，对于确立与调整人的行为模式，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出版以后，马克思认为它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在1862年报月报6日写给拉萨尔的信中他有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非常重要，为我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学说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实际上，马克思把他所研究的对象──人与达尔文研究的动物等同起来了，没有弄清人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差异，看不见人类文化的特殊地位，结果不幸创立了的阶级斗争学说。
具有文化本性是人与其它动物最重要的区别，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人同时还是一种高等灵长目动物，人的动物本性不可忽略。
历史上有些理论家认为人是理性动物，人的行为是完全受理性支配。这种观点忽略了人首先作为一种动物而存在，他必然会有动物本性表现出来。人必须象自然界其它动物一样，逃避自然的灾祸，逃避可能威胁生命和身体健康的各种危险，必须吃进碳水化合物补充能量，必须象其它哺乳动物一样繁殖后代，占有、支配、攻击等等动物本性都会在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曾经激烈地批评那种认为人完全受理性支配的人性观点，认为这种观点不但不是来自严密的考察，反而是最最不严密，最最不正确的考察。
在马尔萨斯看来，人是既有理性又有肉体的动物，“我愿意承认每一自觉的行动都先有理智作出的决定，但是倘若说人的肉体倾向不会作为干扰力量严重影响理智作出的决定，那就与我所认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结论大相径庭了，也与一切实际经验显然相矛盾了。”“人作为理性动物会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是作为复合动物，人又会决心逆真理而动。贪欲、嗜酒、想占有美女的欲望，会促使人行动，尽管他们采取行动时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给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表示马尔萨斯已经注意到人的双重本性，他还特别注意到人的动物性带来的种种问题，包括人口过度增长带来的危机。
20世纪初，弗洛伊德研究过人的本性问题，但他采用了还原论的思路，企图把人的行为归结到化学与物理的范畴中去。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基本冲动来自其动物本源，来自其求生与繁殖的生命本能，其中性的冲动最重要。弗洛伊德强调人的本能的内在冲动，稍后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学派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人是可塑的，人是环境的被动的牺牲品，人的环境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主义的心理学家仍然认为人的本性与动物本性相似，他们主要基于动物实验来完成其研究工作。
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反对前辈心理学家把人等同与一般动物的思路，重新寻找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他注意到现存的理论不能解释人类特有的行为：如宗教、诗歌、价值观、哲学和艺术，进而认为有史以来我们一直没有给人类的本性以足够的评价。他决心“改变人的形象”，他坚信这种改变“就其后果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能够改变也将要改变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马斯洛认为象弗洛伊德那样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价值的，象行为主义学者那样研究动物也是有价值的，然而对于人类来说，仅仅研究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他说：“要认识人类与所有灵长类动物所共有的特征，那么动物心理学是十分必要的。可是，要研究人类所独具的或者使人类大大优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如潜在的学习过程），那么动物心理学就用不上了。”
马斯洛着眼于研究健全成熟的人──“不断发展的少数”，在马斯洛看来，这种人也许只占人群的百分之一，然而他们是最杰出的人，是伟大的创造者，是能够自我实现的人。
马斯洛完成了他所期待的革命，形成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三思潮”。
在本书中，我们用动物本性和文化本性，对马斯洛所关注的人──超越一般动物的人，作进一步的讨论。事实上，要深刻认识人的行为，不能割裂人所具有的双重本性，忽略任何一面都会妨碍对人性的理解，而且极可能造成社会悲剧。只承认文化本性(或者理智)，会把人当做智能机器或者符号机器，当做机器人;只承认动物本性就把人退回到几百万年以前，成为不具备第二信号系统的动物。具有双重本性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是文明社会的人。托尔斯泰在《复活》描写过人同时具有的两个侧面:动物的人与精神的人。玛丝洛娃受辱、堕落、下狱、流放，最终觉醒，叶赫留朵夫开始诱骗了玛丝洛娃，后来忏悔了，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最终他们都获得了精神与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用自己的笔刻画了人的双重本性，刻画了自然本性(动物本性)与文明本性(文化本性)共为一体的人。
无论是中国古代“性善”与“性恶”之争，还是洛克、斯密确立的“自私的本性”，对人性的描述都不确切。人的自然本性，在伦理上看，它含有“善”的一面，表现出情感、友爱和互助，它也含有“恶”的一面，表现为攻击、占有、暴力统治欲望等等。因此从伦理观念方面来确定人的本性非常困难，它的基本框架仍然在动物本性范围之内。“自私的本性”是工业社会的理论基石，后面我们还要详加分析。
大工业时代还出现了一种“机器零件”的人性假设，把整个社会看作是一架大机器，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譬如一颗螺丝钉)。按照这种假设把人设计成为表情呆滞、思想僵化、行为同步、服装单调、毫无个性和创新能力的机器零件，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机器零件”假设既违背了人的动物本性，也违背人的文化本性，其社会实验证明弊大于利，现在已经被思想理论界抛弃。
6.2 双重能力
人在环境中的生存适应，依赖于自己具备的各种生存能力。与双重本性对应，人的能力也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
自然能力是指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目动物所具有的一定的体力、运动速度、技巧、生存与繁衍的能力，至少还具有灵长目动物的智慧水平等等。自然能力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后天只要具备正常条件，营养适当，不被疾病与意外事故造成重大伤害，即可能正常发挥。
人的文化能力建立在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它包括:能够接受和识别第二信号并且做出反应;能够把来自感觉系统的其它信号转变为第二信号;能够进行抽象的计算，并且据以调整自己的行为;能够接受用第二信号组织的知识模式;能够创造新的知识模式;能够约定新的通信信码等等。在本质上，是文化能力决定了人与其它动物生存适应方式的差别:一般动物只能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人却可以改变局部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生存条件。文明人类能够在大的自然世界之中创造一个小的人工世界，正应该归功于人类不断发展的文化能力。
文化能力同样是先天遗传与后天学习相结合的产物。第二信号系统提供了文化能力的硬件基础，而后天的文化学习使它显现出来。不经过文化学习的人，没有文化能力，最多只具备自然能力。
人的自然能力个体差异比较小，世世代代的变化很缓慢，在某些方面，文明人的自然能力甚至还有所下降。
人的文化能力相差很大。就人类整体而言，文化能力取决于全人类文化积累所达到的水平，它一代一代地不断提高，后生可畏，来者难诬;对具体的人来说， 文化能力则取决于个人后天获取和创新的文化知识，少数人文化能力很强，多数人要差一些，“熊孩”、“狼孩”的文化能力几近于零。
6.3 双重需求
与双重本性相对应，人也有双重需求，即自然需求和文化需求。
一个灵长目动物要生存下来，需要有空气、水、食物以及更广泛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这是人最基本的自然需求。人还具有繁衍后代的需求，具有亲情、友爱等等需求，这些都是人的自然需求，即动物性需求。
除此之外，人还有文化需求。正常情况下，人愿意学习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知识，渴望探索未知世界，渴望有所发明创造，也乐意享受已有的文化、科学和艺术成果，这些就归属于人的文化需求。
自然需求与文化需求是两类基本需求，它们组合成丰富多彩的个人需求。这些需求被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详细地研究过。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曾经在“欲望”的题目下对需求进行研究，提出了“多样化的欲望”、“自豪感的欲望”、“发挥和发展活动的欲望”等等。心理学家马斯洛则把需求分为生存与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爱情与友谊需求、获得尊重、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在实际社会实践中，最底层的需求就是动物性需求，最高层需求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文化需求，中间的需求层次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两者。一般讲来，低层的需求得到满足后逐渐向高层发展，未开化的人类的需求也就跟动物差不多，在人类向上发展的历程中，文化需求逐渐增强。正如麦卡洛克所说:“一个欲望或希望的满足不过是向某一新的追求前进了一步而已。在人类进步的每一阶段中，人类注定是要设计和发明，从事新的事业;而在完成这些新的事业之后，还要以新的精力从事其它新的事业。”
6.4 双重权利
人的双重本性、双重能力和双重需求决定了人也具有两重基本权力，即自然权力和文化权力。后者包括获取和交换信息、知识的权利，创新和发明的权力，思想自由的权力等等。
在历史上，人的自然权利较早受到注意，几千年前人们就开始用法律保护这种权力。文化权利受到的待遇差别就很大了，在宗教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下，一般人的文化权力完全没有保障，一切出自君主的好恶，皇帝可以随意处置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赢得了思想自由──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权利。
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通过《世界人权公约》，提出了人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声明中写道:
“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其改变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其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自以教义、躬行、礼拜及戒律表示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受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应属免费，至少初级及基本教育应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等教育应予人人平等机会，以成绩为准。”
“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之文化生活，欣赏艺术，并且共同襄享科学进步及其利益。”
“人人对其本人之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所获得之精神与物质利益，有享受保护之权。”
这表示各国已经承诺文化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加以保护了。
6.5 自私的基因能否确保永恒?
20世纪70年代，爱得华.O.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发表三部重要的著作《昆虫社会》(1971)、《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和《人性论》(1979)，威尔逊在自己著作中，把对于昆虫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人类社会，在基因层面上讨论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作为社会生物学之父，威尔逊提出了“自私的基因”这个命题，其基本表述为:“有机体只是DNA制造DNA的工具。”它认为，基因为了自己的生存，直接同它的等位基因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在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如果基因库中出现了利他基因，把生存机会让与其它基因，其结果就是自己就被消灭了，在物种基因库中留下来的仍是自私的基因。因此最后的结论就是:自私的基因。
这个命题还有进一步的推论: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也是基因复制增加自己的一种技巧。
譬如，个体的利他主义，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角度来看，也不过是一种基因自私的表现。双亲为了保护孩子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双亲的基因由此可以传递下去。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只表现在直系亲属之间，而在亲属圈子之外，人类和少数最聪明的猿猴的利他主义常常是相互的，在此处给予是期望在彼处获得回报。
这个命题在基因层面上把一切有机体的行为统一起来，把人与其它有机体完全等同起来了。它被引用来说明人的本性，成为人的动物本性假设的最强表述。
其实这个命题如果要用来表述生物长久有效的生存策略相当困难，因为它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缺陷。它的核心论断“有机体只是DNA制造DNA的工具”没有问题，而“在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的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这个推论却不能成立，因为基因存在和发展首先不是由等位基因竞争的胜负所决定，牺牲等位基因也不是保证基因生存的充分条件。基因能够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具有适宜的生存环境，即物种整体基因库的存在条件得到满足。物种整体生存的外部环境条件得到满足之后，等位基因之间的竞争才有意义。
“自私的基因”这个命题没有给出生物在生存资源短缺和环境灾变等严峻外部条件下的生存策略。过去的30亿年中，地球上生存过1亿多个物种，除了现存的1000万(也有资料说只剩下200万种)以外，其他的都已经灭亡了。恐龙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一亿四千万年，而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一场至今未能解释的灾难中，六大类恐龙突然全部消失，爬行动物只剩下蜥蜴、蛇等作为代表。已经灭绝的物种曾经都参加过自私的竞争，然而均未逃脱厄运。可见当物种基因库的生存环境出现灾变时，等位基因间自私的竞争策略并不是保证生存的充分条件，它不能保证提供更多的生存机会。这时候，等位基因间的竞争并不能保证物种基因的永恒。
因此，我们说，“自私的基因”最多只能算是在宽松环境中有效的生存策略，而在出现生存资源危机的时候，它对增进生物的生存机会无能为力。在灾变环境中，自私的策略也不能保证基因的永恒。
6.6 逃出DNA的魔掌
人类已经面临着生存困境:人类DNA大量复制增加，地球生态系统已经不堪重负。现代社会依赖的石油能源和其它物质资源不断减少，环境污染，生物链被打断，物种大量灭绝，地球上的物种基因库遭到破坏，巨大的核武库隐含着高度的危险性。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两方面都处于紧张状态，即使不说已经处于灾变环境，潜在的灾变可能性却难以否认。
我们需要能走出困境的生存策略，而此时，人的动物本性和基因生存策略却令人失望。从本质上讲，生存困境是一种生存资源危机，而这种危机正是执行“自私的基因”的生存策略的结果，是人们放任和鼓励发挥动物本性造成的后果。K.洛伦兹在《论侵略》一书中写道:“另外一个星球上不带偏见的观察者，观看人类今天的状况──手里拿着他们的智能产物原子弹，心上怀着从类人猿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用同样的智能无法控制的侵略动力，他们必定预言这个人类不会长寿。”
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生存资源危机可能导致一场共同灾难，一场人类物种的灾难，任其演化下去，中生代末期恐龙的命运同样可能成为全新世人类文明的命运。生存资源危机背景下的生存策略与宽松环境下等位基因的生存策略完全不同，任何个体不能确保在等位基因之间自私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即使获得胜利也不能保证更高的生存概率;第二，等位基因的敌对竞争更为危险，它将大量消耗和破坏有限的生存资源，使平均生存机会进一步降低。
要避免人类共同毁灭这种最坏的结果，不能寄希望于DNA的生存策略，不能寄希望于人的动物本性，不能完全依赖“自私的基因”，甚至不能完全以DNA为适应单位。
可是除开基因之外，还有谁能够提供人类的基本生存策略呢?有什么力量能够约束人的动物本性，能够对抗自私的基因，能够调整人的生存策略，避免人类最坏的结局?
威尔逊本人就对这个问题十分担忧。在他与拉姆斯登合著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一书中，他们写道:“人类已经把自我反思推进到存在的中心部分:我们能检讨过去的历史，我们能设计遥远的未来，我们甚至能设计自己的遗传前景。通过文化，我们已毫无夸张地改变了有机进化的形式，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现在可以控制有机进化的形式。但是，我们自己的进化也始终是最危险的。在变迁的过程中，一些关键的事件已经出轨。我们仍然太无知而不能自由，继续做遗传的奴隶太危险，但是要找到一条出路又可能是太自负，太令人担忧了。”
威尔逊的担忧也表明，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已经很难寻找到人类未来的出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