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第二信号的独创性与共享性
任何一个符号的约定，总是有人首先提出，然后经过一些简单或者复杂的过程，得到第二个、第三人的响应，得到公众认同。当这种约定被群体认可并采用，它就成为公用的通信信码。
文化符号都有最初的创始人，他可能是群体的领袖，可能是特定领域的先行者。由于他在某方面较有经验，更为聪明，能够创造新的交流符号，表达某物某事。他的威望和知识使人们容易接受这种约定。第二信号永远是个人独创性的产物，没有首倡者提出符号约定，就不可能有人群(以及全人类)使用的第二信号。
与这种个人特征相对的是第二信号的公众属性。约定通信信码的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为此必须保证他人能够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该信码，就是说该信码必须公开(至少在一定范围之内公开)，必须为他人理解、认可和采用。莫尔斯发明了电报码，现在已经成为公众的通讯工具，全人类享受了这种发明的利益。从本源上讲，约定通信信码就是为了公开，为了共享。武则天新造一个字作自己的名，也得要公诸于世，让大家认识使用，否则就什么也不算了。
3.5 第二信号:通信中介与思维中介
第二信号作为人与人之间的通信中介，还导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成为人与外部事件之间的中介。这种中介能够把时间和空间方面相隔遥远的人和事联接起来，美国语言学家霍根基特把语言的这种特征称之为“时空位移性”。正是这种时空位移性克服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障碍，使人类通信水平能够高于动物之间的通信水平。
第二信号不但有利于人与人对话，而且也有利于人与自己对话。这种功能使语言也成为人类思维的对象和工具，成为思维进程的杠杆。使用精确的稳定的语言中介能够提高人的识别和记忆能力;通过语言中介细致地分辨客观事物，能够大大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由于使用语言中介，人们能够抽象出若干对象的共同特点，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创造出描述抽象事物的信码;而且越是抽象的事物，也就越是需要专门的人造信码来进行描述，正如黑格尔的说法，“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里”;第二信号既可以是条件刺激，也可以是条件反应，还可以作为强化物。人们可以直接把语言作为思维对象，用语言中介作为大脑组织思维的基本工具，还能把其它非语言性的信息转变为语言信码;最后，人可以使用大脑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中获得的第二信号，形成以前所没有的知识 ，创造新的生存智慧。等等。简而言之，语言中介不但极大地提高了人际通信水平，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的思维水平，同时还使人的思维也逐渐变得依赖于人造语言。以致于我们可以肯定，在文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用语言作为思维的中介，是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不用语言的思维，对现代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
第二信号还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中介。用第二信号来记录人的活动，人就成了被描述的客体。可以用平常的文化手段来表述和研究自己—如同对身边的其他事物一样，这是件大事。由此，人类才有可能客观地认识自己，也才有可能客观地认识整个世界。
最重要的是，第二信号后来获得了人体之外的物质载体，具有了长期保存的物质中介。人们把第二信号记录在动物的甲骨、石碑、铜鼎、木片、竹简、羊皮、丝绸和纸张上面，实现准确、长久地横向和纵向信息传播，人类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3.6 第二信号的体外继承
语言符号明晰、准确、结构严谨，具有正式规则和统一标准。采用相同规则的人们，形成了语言共同体，相互可以很方便地交换信息，同时，使用共同语言的人群也就成了该语言的传承载体。一般讲来，由于语言群体比任何个体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代代相传，作为语言的第二信号也就获得了长久的生命。
横向看，第二信号可以被其他人使用，不管他是否参与了最初约定信码的过程;纵向看，第二信号可以被后来者继承，新一代不必再煞费苦心地重复约定已有的信码，不必再寻找已经找到的东西，不必再发现已经发现的东西，发明已经发明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经济有效的进化和发展方案，实际上它还是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二信号的继承一般称为文化继承，它与通过基因和遗传渠道的继承显然不同。首先是它们的载体不同。文化继承不依赖于单个个体，语音语言初期，它以语言群体作为载体，通过群体的生命延续而实现继承，现代的文字文化则使用体外物质作为载体。与此对比，遗传继承是以个体体内DNA作为信息载体实现的。
文化继承与遗传继承的进化效率也极不相同。一个有效的适应行为，如果能够通过基因突变而保持下来，成为动物先天固定的行为，恐怕必须通过千秋万代的时间。而文化继承的成本要低得多，只要有一个人用第二信号表达出有效的智慧，在现代很快就可以为全人类享用了。
两者相比，遗传信码极为稳定，它保证了人类的物种稳定性;而文化信码容易扩展和容易习得，为人类提供了高速的适应和发展能力。
3.7 第二信号的体外积累
前人已经创造的文化，后人可以直接使用，不必重新经历体验之后再发明，再创造，这就叫继承，就叫站在前人肩上。后来者又干什么呢？后人还可以再创造一些东西，它们仍然可以通过第二信号传递下去。换句话说，第二信号和它传播的人类智慧文化可以积累，能够逐代增加。这就是第二信号的可积累性。
正是由于第二信号的可继承性和可积累性，人类的文明才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的一项研究证明，动物必须通过自己完成某种运动或者操作才能得到强化的条件反射，他称为操作式条件反射，也叫工具式条件反射。操作式条件反射意味着普通动物在条件反射中获得的强化只能由个体“独享”，不能通过交流而使同类共享。
一般动物仅仅以满足个体的生理需要(吃，喝，性以及快感等)为动力，消极地适应环境变化;它们也只能在先天遗传的本能基础上，以直接体验的方式获得个体经验。绝大多数动物几乎都是以个体作为适应单位，也有一些是以亲族为单位适应环境，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来看，动物是以基因为单元适应环境。个体后天习得性生存智慧几乎不能够传递给其它个体，也不能够直接传递给下一代。一个物种的所有个体，世世代代都在重复进行相同的条件反射，获得相同的强化，每一个个体都要重新开始。对于物种的适应与进化来说，浪费太大了，由此，整个物种进化的速度也就极其缓慢。大量的适应浪费，缓慢的进化，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的远祖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重复、低效和缓慢得可怕的生物进化时代。
今天的人类，在许多方面不用再支付这样昂贵的进化成本了，人类的进化发展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其它动物，也超过了自己的远祖。在第二信号系统的支持下，人具有获得非操作式条件反射的能力:人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实现条件反射，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获得广泛的人生体验，可以通过语言符号交流复杂的生存智慧。从理论上说，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它物种的适应方式: 个体的强化可以通过语言符号传递到其它个体和整个物种。个体创造的生存智慧可以供群体享受，无需每个人都重复经历相同的操作式条件反射。由于第二信号系统这种特殊的功效，人不但能够象其它动物一样以个体方式适应环境，还可以以物种为单位，利用整个人类积累的生存智慧适应环境。这就大大降低了个体适应环境的成本，也降低了整个物种适应环境的成本。
3.8 第二信号收益
生命的核心是信息，一切生命行为离不开信息的保存、采集和交换，从DNA层面到神经信息系统，一直到动物群落和人类社会，这个结论都是正确的。处理信息的能力提高，有助动物在生存竞争中增强地位。第二信号作为独有的通信信码，大大增进了个人和整个人类的力量，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使用语言信码，人们不仅能够更好地交流喜怒哀乐的情绪，表达爱憎、欲望以及与生存直接相关的其它信息——许多动物也具有这类能力，而且能够相互交流更复杂更抽象的生存智慧——这就是人类的优势所在。更重要的还在于，广泛使用的语言体系能够把个体得到的生存智慧汇聚起来，供周围亿万人和子孙后代使用。在这点上，地球上其他物种是不能比的了。个人脑中的思想会流逝，个人会死亡，语言却能超越个体生命而长存。语言把个人的文化信息保存下来，积淀起来，形成人类文化的主体。
语言通信能把习得性强化直接传递到下一代，遗传通信做不到。语言能跨越血缘关系传递生存智慧，遗传通信更加做不到。通过语言通信，人类可以大量避免重复的操作性条件反射，降低进化和发展的成本，获得高于遗传通信的收益。
有了语言，人类把失败变成了避免同样失败的标记，把成功筑成为更大成功的基石。语言把经验、智慧和成就累积起来，使人类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文化进化时代。
“如此小小的工具──语言，竟是人类一切精雅之物的创造者”（阿.尼.拉吉舍夫）。
3.9 第二信号与第二信号系统
第二信号是大脑的产物，是大脑中第二信号系统的创造物。但是另外一方面，第二信号系统能够有今天的水平，也是长期使用第二信号，长期受到语言刺激的结果。人们可能会提出第二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谁先谁后的问题。
自然进化过程不是神创过程，我们很难为任何事物的出现确定一个绝对的日期，对第二信号和第二信号系统也一样，它们相互促进而发展起来，大致上它们的发展是同步的。
达尔文的好朋友华莱士（Wallace）长期受困于一个问题：如果早期的类人动物仅仅需要大猩猩的智力就能生存，那么他们的大脑又如何能够进化到创造语言、作曲与演算的水平？他认为这只能从看不见的神灵世界中找到一种解释。于是他得出了唯灵主义的结论。
现代的研究证明，大脑的能力永远处于一种领先状态，大脑具有足够的信息冗余度和巨大的潜力，一般称为“超剩余性”，进化论能对这个现象给出解释。大脑总是具有比实际生存需要更强得多的功能。从神经解剖学角度看，神经触突之间的连接方式就有巨大的冗余量，实现一种神经功能，可能用采用若干不同的神经连接。于是，人总可以超水平地使用大脑，可以比现在再多做一点什么。这种使用无疑又会促进大脑发展，使之具备更强的功能。伴随着语音语言符号的创造(约定)、积累、抽象化和广泛使用，大脑中新皮质区中处理综合、抽象信号的第二信号系统发展最快。处理抽象符号的大脑皮质后部的第三级皮质区，本来就包含语言区(布洛卡区)，因此，这个皮质区伴随着语言的广泛使用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
另一方面，语音语言本身也有相当弹性，以致于难以认定语言产生的确切时间和确切标志，什么时候可以模模糊糊的模仿自然声音传递信息，什么时候语言达到了一般动物所不能及的水平，哪一个信码算是最初的语言符号，这些都不可能弄得十分准确可靠。
简单说，超剩余性是基础，由于超剩余性，大脑功能可以大大地扩张应用，这种应用反过来又促进了大脑的发展。第二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也就在这个进程中一同发展起来。
第四章: 体外文化
哪些东西人们说得最多而晓得最少？我想，“文化”肯定位列其中。在这里，谁都可以肆无忌惮不着边际畅所欲言。不过，真要有人问一句，“文化”是什么?多数人就语焉不详了。
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多指典籍(如《诗》《书》《礼》等)和礼仪风俗、典章制度。现代所用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源自西方的，英语中“Culture”一词原指土地的开垦与植物的栽培，但现在已经不仅用其原义了。
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1871年写成的《原始文化》中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必须获得的知识、信仰、风俗、艺术、法律、道德以及其它的各种能力和习惯。”
泰勒的定义已经相当庞大，几乎囊括了人类一切精神活动范畴。不过这还不算最庞大的。
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尼.瓦.贡恰连科在《精神文化. 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一书中给出的定义简直就无边无涯了，他说“文化是人在物质和精神生产领域中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总和，是这一活动的结果，是传播和使用物质和精神方面具有重大价值的东西的方式，也是人在组织人类向前发展的社会的相互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按他的说法，文化既是活动过程，又是活动方式，既是活动的结果，又是职能，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整体，又部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莱特.伍兹批评这类定义说，它“广泛得足以囊括一切，而这也正是它的基本缺陷──如果文化是一切，那么不管这概念是描述性的还是解释性的，它实际什么意义也没有。”
E.史密斯给出的定义是:“文化是习俗的行为模式的整体系统，这是特定社会成员的特征，非生物遗传的结果。”
沃德.古迪纳夫则把文化看作是一种心理结构，一种认知图式。群体绝大多数成员共有的准则和行为模式，就构成传统意义上的文化。
我仍然嫌这种文化定义太表面化，没有抽象出文化的内在含义。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呢?
4.1 文化的本质:第二信号
很明显，必须重新界定“文化”概念。这种界定的基本起点在于认识到文化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功能或者现象，事实上，如果把文化看作是一般自然现象，或者认为是高等动物都具有的功能表现，我们永远走不出迷宫。
依据这个基本思路，文化应该定义为人类本质的属性(或者表现)。人的本质在于第二信号系统，于是我们对文化做如下定义: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第二信号和以第二信号为载体的生存智慧。
文化的特征在于第二信号，这就把文化和一般的生存智慧区别开来了:不使用第二信号和第二信号系统的生存智慧不是文化。每一个动物的基因信息之中，已经确定了身体的许多基本组织结构，包括神经系统结构，同时也就固化了许多基本的生存适应策略，但是这些只能算是本能，不能叫做文化。一般动物后天习得的生存智慧，同样不是文化，因为它与第二信号无关。即使对人来说，也并非所有行为都能沾上文化的边儿，呼吸、消化、心脏跳动、血液循环就不是文化行为，婴儿能吃奶、成人能吃饭也不是文化能力，那是人作为动物的本能。
广义的文化是指以第二信号为基础和核心的一切人类创造活动以及创造物，包括精神和物质世界，包括整个人工世界，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生存智慧及其产物。
4.2 第一代文化:语音文化
文化如何在前后代和同代人之间传播呢?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前580-前520)认为所有知识来自于对前几世生活的回忆，他宣称自己前世就是天神，因此具有渊博的知识。总有人自塑金身。
现在我们知道，人类知识和文化是通过通信工具，用人造通信信码(也是文化)传播的。
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代人造信码就是语音语言。语音语言能够相当长期地保存与传播信息，能够把诸如“熊外婆”、“狼来了”这样的故事一代一代地讲下去。而语音语言作为信码，也需要传播载体，早年的传播载体就是人自身，就是人的群体，这个传播载体可能包括姥姥、姥姥的姥姥、姥姥的姥姥的姥姥……
在荷马创作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得赛》的时代，大量故事就是通过说唱艺人传播开来。行吟的歌手弹着三角竖琴，歌颂英雄、歌颂神，叙说各种故事。许多人在进行创作，一边流传一边加工，集体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结合在一起。这时候的故事免不了有猪生象、牛产麟之类的传说，夹杂着想象的情节和神话。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诗经》也是许多人共同创作的产物，直到屈原(约公元前339-278)才开创了个人独立创作诗歌的文学纪元。
比屈原更早一点，孔夫子他老人家开堂讲学时，也是只说不写，“述而不作”应该就包含有这个意思，最后是弟子们把老师的言行记下来，传之于世。
毕达哥拉斯也不例外。他不但讲学，还组织社团，可就是不亲自写书，最后仍然是弟子代劳成书，大概是弟子们总有为老师树碑立传的规矩。当时写字非常麻烦，老师只愿意提供思想，其它“劳力”的事情就让给弟子们去干了。
释迦牟尼同样如此。这位佛祖创立了佛教，然而直到驾鹤西去，也没有形成文字。佛祖的规矩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义由弟子们口口相传。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代，南传大藏经传到斯里兰卡，纪元前后才形成文字，5世纪时，由高僧觉音主持复译为巴利语。自东汉初年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并译成汉语，形成北传佛教系统，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形成藏传佛教系统。由于各种原因，到今天大量保存的佛教典籍反而是在印度之外发现的。对于佛教来说，有法师讲经，有律师说戒，而最核心的“禅”仍然是不能写甚至不能说的，“道匪因经悟”，只能靠“参禅”悟道。
不仅仅语言如此，由于声音难以物化保存，古人创造的音乐也大都散失，难以流传到今天。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人，在一个少受外界干扰的“桃花源”中，居然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古代音乐，代代相传。近世又经有志者发掘宏扬，使我辈得以耳闻元代(承唐代)以来的古乐，高山流水，叹为观止，这也算得世上的一个奇迹。
以语音语言为主要信码的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代文化 ，即语音文化。在长达200万年的历史中，语音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基本形态。
语音语言由听觉通道进入大脑，被第二信号系统识别和处理。在人体内，听觉系统与发声器官刚好配成一套，一个收，一个发，无需特意制造其它中介，人际间就可以传播文化信息。大自然已经备好一切，非常经济方便，这也是首先出现和长期使用语音文化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如果没有语音文化，没有它带来的人类整体发展，就不会有现代文明。
但是作为一种通信信码，语音语言具有内在的弱点。语音信号失真大，一人传虚，万人传实。语音语言难以长期保存。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谈到史料时评论说“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无速记之方”，因此“古史记言，大办出于想当然”。研究者认为，古希腊曾有大量史诗散失了，荷马史诗得以流传到今天，只是很走运的一个例外。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在比荷马史诗更早的米诺斯时代里（公元前2800年起），一个非印欧语系的民族曾经从东海岸进入过希腊大陆，公元前1400年，古希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但没有文字记录的事件，克里特的主要城市被摧毁，这些语言也随之消亡了，只留下一些非希腊语的植物、动物名和地名，成为永恒的纪念。
纪伯伦有一段散文:
七百年前有七只白鸽，从幽谷里飞上高山的雪峰。七个看到鸽子飞翔的人中，有一个说:“我看出第七只鸽子的翅膀上有一个黑点。”
今天这山谷上的人们就说飞上雪山顶峰的是七只黑鸽。
纪伯伦太理解语音语言的缺陷了!
人们寻求更好的通信技术，其结果是发明了文字语言。
4.3 第二代文化:文字文化
为了克服第一代文化的弱点，人类寻求更有效的通信技术，用它来记录重大的事件，用它传播一般生存智慧。史料表明，六千年前，西亚和其它一些地区开始出现了第二代人工信码──文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文字为主要信码，人类进入了第二代文化时期。
19世纪上半叶，人们还认为荷马的诗不过是后来成文的神话故事，不相信它有历史根据。德国人亨利.谢里曼则从小就认为荷马史诗所描述的世界真实地存在过。过了不惑之年，积聚了必要的资金，谢里曼着手实现童年的梦──亲自考察研究古希腊历史。他发现了特洛伊城。后来人们又发掘出了派罗斯、迈锡尼和克里特等古城。考古学者得到了布满神秘文字的泥板，在20世纪50年代，逐步破译出了其中一些文字，人们才得以更多地了解四、五千年前的古希腊。
根据18世纪英国神学家华皮尔登的研究，每个民族的文字都经历过象形文字阶段，也就是说，图画极有可能是书面文字的起源。最初，人们描绘出物体的形象，用来表达与该物体有关的某种简单观念。大量用来作为表象的动物或者其它物体，首先是仿照其自然形状描绘下来的。
要全部使用精确图形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那也太困难了，需要做大量的工笔画，做大量的写生，传达不多的信息就需要宏伟的画卷，作画不堪重负，读画令人生畏。同样一幅图画，可能产生多种多样的复杂联想，难免出现解码错误。图画作为一种基本的通信信码，效率还太低。
然后出现了初步的抽象。人们画两只手，一手执盾，一手执弓，表示战斗。把眼睛画在一切东西的上方表示上帝的无穷智慧，用剑表示暴君，用野兔表示坦率直爽，用野山羊表示放荡不羁，用苍蝇表示厚颜无耻，用蚂蚁表示博学多才，等等。
进一步发展是脱离现实主义的画面，采用象征性的记号表示更为抽象的事物，进入象形文字阶段。已知最早的象形文字在阿比多斯的卡-阿普王的墓碑上，其年代约为公元前5650年左右。公元前5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苏美尔(Sumer)人已经大量使用象形文字，并且发明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在象形文字阶段，观念的表达形式出现了进一步的抽象。
象形文字大大减少了人们对图像的象征意义所付出的注意，使书写体逐渐固定于所意味的事物。到公元前2900年，苏美尔人已经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600个，不过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只有专门的书吏才可能掌握和使用它们。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奈半岛的闪族商人发明了第一个字母系统，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发明了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荷马史诗说底比斯城的创立者卡德摩斯(Cadmos)从菲尼基人那里带回来16个字母，在特洛伊战争中，帕拉墨德斯(Palamedes)补充了4个，诗人西摩德斯又补充4个字母，形成希腊字母系统。希腊字母是西方拼音文字的源头。汉字从甲骨文和金文演进而来，逐渐从图形发展为笔划，从象形到象征，从复杂到简单，从表意符号演变为形声符号体系。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化是现今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但是即使在纳西族，也只有数量极少的专业知识分子(东巴)才懂得这一千多个图画象形文字，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使用这些文字。
创造文字首先是为了保存对种种重大事件的记忆，保存重要的规章制度、法律和相关的民事材料。公元前462年，罗马平民经由保民官(Tribune)提出建议，制定有关限制最高行政官吏权力的法律条文，并且用文字把习惯法记载下来，代替由统治者口头传颂的法律，破除了贵族统治者对法律和文化的独占滥用。公元前450年，罗马元老院派出三人小组赴希腊考察法制，学习梭伦立法，稍后产生了著名的《十二表法》，把法律用明确的文字表达出来，保护社会不受有特权的寡头政治的欺诈，防止国家制度的腐化和败坏。文字也还被用作表达一般社会意见的工具。考古学家发现，罗马庞贝古城的墙上就有这样的文字:大墙啊，我多么惊奇，在人们对你所说蠢话的重压下，你还没有倒塌!
四五千年前，华夏的先民就已经在陶器上刻划示意符号。商代后期，人们把许多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中国古代，文字首先也是用来记大事的。出土的甲骨刻辞,主要记录着商王关心的重大问题：对祖先和神祗的祭祀和求吿，战争与外交的成败；天气的变化与农事年成；王室田猎、游止、疾病、生子等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因为它能“惩其伪而敦其实”。唐人皮日休说，圣贤有不得其志者，则必垂之于言也。大则为经诰，小则为歌咏。盖不信于当时，则取愬于后世。锁定的目标都宏大久远。
文字符号不仅仅可以用于人际交流，即使为了作为记忆的辅助工具，使用文字符号也是有利的。进行复杂的思考和计算就更得依赖抽象符号，这时候语言就成为大脑思维的对象和中介，成为人与自己交谈的工具。18世纪里有人说，文字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它提高了我们记忆力的清晰度，活跃了我们的想象力。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狱最为阴森恐怖，它用超量的力量影响和左右着我们的思想、感情与行为。
据说16世纪一位秘鲁国王最早从西班牙人那里看见文字时，感到十分惊奇和怀疑。他让一个西班牙士兵在他的指甲上刻上“上帝”一词，接着又让另外一个士兵也刻上这个词，以便他查验两者是否相同，是不是真有这样的奇迹。
爱德华.泰勒叙述过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个传教士约翰.威廉斯的一段故事。有一天，威廉斯在森林里做木工活儿的时候，把直角尺忘在家里了，他就用一块木碳在木片上写了一个“便条”，然后委托一位土著首领把这个木片带给他妻子，请她把直角尺送来。这位土著首领发现这块没有嘴的木片竟然能够说话，大为惊讶，后来就把这个木片长期带在脖子上，并且向同族的人们讲述这块木片令人惊异的性能。
泰勒说，如果传教士在木片上画出的是直角尺的形状，那么土著人就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
实际上文字的发明与语音语言的发明一样，可能并没有想象之中那么困难。如果这个部落经历过象形文字的历史，然后过渡到表意文字，一切都会显得简单自然。而当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符号之间的若干过渡环节已经完成，他们只见到现代的拼音文字，文字当然就成为不可思议的东西了。
文字符号为人类带来了一个广泛发展的新时代，按照一般的叫法，这就叫文明时代。由于文化符号主要使用人体之外的物质作为载体，这个时代也可以叫做体外文化时代。
文字语言在语音语言之后，继承了语音文化的成果，弥补了语音语言的不足。但是文字不可能取代语音语言，因为在大量日常交际中，语音语言最自然，成本最低。文字语言和语音语言互相补充，在人际通信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4.4 第二代文化载体
文字不用听觉通道，而使用视觉通道，这就生出许多新问题来。人身上没有一块类似电子广告牌的视觉信号发送器，很难用身体把文字语言表现出来(对比语音语言:人可以直接用嗓子发出语音信号)。要用视觉通道传递信息，必须使用有形的物质作为信号载体，文字文化是用实物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化。
如果发明文字的同时也需要发明文字载体，事情就会变得十分艰难。好在能够作为视觉信号载体的现存物质非常之多，这就减少了一大障碍。在文字发展的历史上，动物的骨头、甲壳、石碑、钟鼎、陶器、竹简、丝绸、皮张等等都充当过文字符号的载体，以这些载体命名，就有了甲骨文、金鼎文等文字符号。古巴比伦人把楔形文字刻写在潮湿的粘土平板上，古罗马帝国使用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公元前2世纪，小亚细亚人把羊皮洗净、拉伸、打磨后制成了可以两面书写的羊皮纸。竹简是中国古代较为普及的传播媒介之一，人们在竹片上刻好文字，用绳串起来，即成书册，正如象形字“册”所表达的意义一样。孔夫子读书，“韦编三绝”，就是读的这种竹简书。战国时代的学者惠施外出游学，随身携带的书简装了5车，出了“学富五车”的典故。按《史记》，自秦始皇起，国君以文字成诏，《汉书》说“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皇帝也不轻松。西汉著名文学家东方朔，后来被尊为相声祖师，此人才思敏捷，在汉武帝手下当过太巾大夫。东方朔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上给汉武帝，用了三千多片竹简，汉武帝命人抱来读，读了60多个晚上，无愧为“重头文章”。亚历山大图书馆一位馆长卡利马科斯曾经抱怨说，一部大书是一大麻烦。春秋末年，中国出现了写在绸子上的“帛书”，卷在木轴上。于是有了“读书破万卷”的说法。
竹简太重，绸缎太贵，人们寻求更适用的文字载体。
在这方面，中华民族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公元105年，蔡伦发明造纸术，造出了“蔡候纸”(也有研究者认为，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就已经发明了造纸术)。采用纸张作为传播媒介，使书面文化迅速普及。发明纸张以前，只有与政治统治关系最密切的事情，才有资格诉诸文字流传后世。先秦文学作品，相当大部分与“治世”有关。早年的民间文学作品，多以声唱流传，以宜于上口的诗为主，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一点都差不多。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按汉人班固的说法，是政府组织力量到民间搜集起来的，也有人说是由孔夫子删订而成，总之，当时由庶民百姓不大可能把它形成文字传之于世。大约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左思，作了一篇《三都赋》，居然闹得“洛阳纸贵”，由此可以推知，在更早的年代里，使用文字的成本不低。
汉代也是一个转折点。随着纸的逐步普及，使用文字的成本随之降低，社会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字文化高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民间的文学创作进入高潮，由唐至宋，中华文化已经美轮美奂极其壮丽。汉魏的曹丕敢于声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明朝人方孝儒赞李白“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萧萧落落自千古，先生信是人中仙”，颇有点文人自书青史的味道了。元人周浩在“题《录鬼簿》”中说:“麒麟冢衣冠坎坷，凤凰台人物蹉跎。生待如何，死待如何?纸上清名，万古难磨”，这些话虽然难免有“酸葡萄”之嫌，不过毕竟可以看出，文字文化已不再是政治统治者的专控资源，它已经广泛扎根于民间，扎根于历史。明清之际，更有不少文人能够以书画自给，笔墨为活了。
民间有了文字传播工具，文字文化就与政治统治分流，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这是一场伟大的智力解放运动，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革命，革命的发动者就是造纸术的发明和改进者。假若没有纸，第二代文化──文字文化的发展，实在不可想象，当然就更谈不上现代文明社会了。
造纸术之后的另一大发明是印刷术。敦煌石窟中的《金刚经》（现存于英国博物馆）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印刷物，印制于公元864年，印制者王杰。1401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还发明了用胶泥烧制的活字。
大约在650年，中国造的纸传到了中亚，100年后，造纸术传到阿拉伯国家。据阿拉伯史书记载，公元751年，突厥发生内战，有一方的首领向中国求援，中国唐朝派出大将高仙芝率军增援。另一方则请求阿拉伯人助战。双方在怛逻斯河畔(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激战，由于唐军中葛罗禄部叛变，高仙芝大败。阿拉伯人俘获的中国士兵中有些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在那里传授造纸技术，这是公元751年7月的事情。793-794年，巴格达建立了造纸工场。1150年，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开始造纸，造纸术用了1000多年时间，才传到了欧洲。
早年欧洲人多用羊皮纸，成本高昂，制作一本《圣经》至少需要300多张羊皮。无怪乎在整个中世纪，欧洲识字的人都不多，社会处于未开化状态。造纸术所到之处，纸张取代羊皮纸，成为文字的主要载体。14世纪，造纸术传到德国。1440-1450年间，德国人谷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1394?-1468)用铅、锑、锡合金做成活字，发明了近代活字印刷术，使印刷书籍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1455年，谷登堡在美因茨印刷了拉丁文圣经(“四十二行圣经”) 。当时，印刷术在意大利发展最快，1500年之前，威尼斯已经拥有约150家印刷所，印了四千多个版次，全城人均约20本。抄写员们抱怨说，他们的城市已经被书塞满了。
到16世纪，手抄本时代就告结束，与此同时，启蒙的时代到来了，科学的时代到来了。伊拉斯谟评价文艺复兴时代的印刷出版业者说:
尽管人们可能赞颂那些凭借自己的力量保卫或者增添祖国光荣的人，但是那些人的作为仅能影响现世的昌盛，而且范围狭小。可是使业已衰落的学问恢复其地位(首先这事几乎比创立学问还难)的人，却是在做一桩神圣的和不朽的事业，而且不仅有利于一个地方，还有利于世世代代的全世界人民。
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H.G.Wells)在《世界史纲》中也谈到这一段历史，他说，“于是印刷业自然地和必然地接踵而来，世人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和远为活泼有力的时期。它不再是从一个头脑到另一个头脑的涓涓细流，它变成了一股滔滔洪流，不久就有数以千万计的头脑加入了这一洪流。”
从此以后，无论东方西方，纸媒介都被作为文字符号的主要载体，书面符号体系也由此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表现方式，广泛地普及开来。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曾对纸的功效十分感慨，他说:“破衣碎布曾被化为又薄又光的纸，它能把商业所要求的东西和学术底蕴由地球的这一端传到那一端。它是有天才的人贮藏思想的地方，是前代把经验付给后代的工具。我们通过它得到我们财产权的证据，我们通过它把心坎里最高尚和最亲切的情绪表达出来，而且凭借它来唤起别人心里相应的情感。纸在传达人类知识上所提供的非常的便利，使它有资格可称为改善人类状况的一个最有效的东西。”20世纪的学者李约瑟则说：“我想象没有能比纸与印刷的发展这个对所有人类文化史上更重要的题目”。
在人类文化史上，第二代信码为文字，文字最优秀的载体是纸张，大量复制扩散文字的技术是印刷术。文字，纸张，印刷术，是文字文化的三大要素，以这三大要素为基础，人类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它是人类的第二代文化体系。
4.5 体外文化收益
文化创新和信息技术方面的任何进步，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和长久的利益，因为从本质讲，它提高了人类的生存适应能力。
敦煌一带的农村以前有一个习俗，立春前后在村口泥塑一条牛，叫作“打春牛”。如果预测当年的雨水较多，宜种小麦，就把牛身涂上黄色;反之，如果预测当年雨水较少，只宜种棉花，就把牛身涂成白色。人们用这种古朴原始的技术传播关于气候和耕作方面的信息，其收益仍然是明确的。
比较起来，语音通信失真大，一路传下来招兵买马，三人成虎，可能传得面目全非;它效率低，各地域各民族之间有语音差别，交流困难;语音语言也不能石化保存(近代发明了录音技术，另当别论)，即使要考证远古的语音语言，也仅能从一些文字史料中进行分析推断，当然也就很不可靠了。
语音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井圈文化”，一种原始语言只在能够进行日常交往的氏族、部落中通行，历史上存在过的语音文化单元不可胜数，它们是最小的文化单元，大多已经消失了。
没有文字，没有书面语言，就不可能诞生高度抽象的科学。伽利略曾经说过:“哲学被写在那部永远在我们眼前打开的大书上，我指的是宇宙。但只有学会并熟悉了它的书写语言和符号以后，我们才能读它。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形以及其它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将一个字也读不懂。”伽利略所说的这一切语言和符号，都必须用书面语言才能精确表达出来。
没有文字作为新的信息体系，也不可能构建庞大严密的国家机器。在华夏历史上，书面语言大发展始于春秋战国时代，新信息工具自然也成为铸造大国和维系大国的利器。当年的政治雄杰秦始皇日夜读各地呈书，不得休息，史家说他“贪于权势至如此”，掌握信息已经成为保持权力的基础。
书面符号用纸张等实物作为信息载体，不再依赖生物机体作为传播媒介，完全可以脱离人体保存下来。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中获得一些古代文化信息，能读出古代文字则尤为宝贵，却没有人能够听到古人留下来的声音。在长久保存信息方面，文字-实物通信大大超过了生物机体通信(如利用声音、姿势、化学信号通信)的水平，其可靠性甚至不亚于基因通信方式。
文字-实物通信方式具有失真小、容量大、信息保存时间长等优点，获得了广泛应用。
视觉媒介还能够传播许多用语音-听觉器官难以准确传播的信息，如地图、肖像、机械图纸和工程图纸等，这些东西转换为听觉信息就很难完整表达，就如同美妙的音乐难以转换为视觉信息准确表现出来一样。
文字文化是一种“河流文化”。它打破语音语言的隔离，把相邻的氏族、部落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成为产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基石。以文字文化为依托，才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后面我们将谈到人类的第三代文化，即20世纪诞生的电子-电磁波文化，它是跨越一切地域、民族、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文化，一种“海洋文化”，一种全人类的文化。
第五章: 人类文明
5.1 文明的始点:发明文字
19世纪的先驱者开始认识到，人类文明时代有一个大致的起点，它既不是指整个宇宙存在和演化的时代，也不是指人类存在以来的全部历史时代。
最先提出文化进化概念的是英国学者泰勒(Edward B.Tylor 1832-1917)和美国学者摩尔根(Lewis H.Morgan 1818-1881)。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按照生产技术的发达程度，把从史前史到有史时代的人类全部历史分为以下七个时代。
(1).蒙昧时代(前期):人类的幼年期，生存于热带或亚热带森林，食物是果实、草根等，发明了语言，有发达的思维能力。
(2).蒙昧时代(中期):开始用火，鱼类开始成为人类的食物，离开了森林，扩散到河岸、海滨。
(3).蒙昧时代(后期):始于弓箭的发明。兽肉成为一般食物，确立了狩猎的劳动组织。
(4).野蛮时代(前期):与制陶术的发明同时开始，生产技术极不发达。
(5).野蛮时代(中期):东半球始于饲养家畜，西半球始于用灌溉法种植食用植物(谷物的发现)以及用土坯和石头建筑房屋。
(6).文明时代:以文字出现作为开始的标志。
文字出现的确是一件大事，它表示人类开始使用实物作为第二信号的载体，从此，整个人类文化形态和人类历史就改观了。在文字产生和流行以前，人类的智慧很难有效地保存下来，用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说法，由于没有书，一个伟人在三、四十年里，在见过他的同代人死去之后，就会成为神话中的人物。这时候是神话时代，还不能算是文明时代。有了文字以后，神话时代就一去不返了，没有任何人能够伟大到能够真正被他的同类视为神的地步，最多把他看作是受神启示的人，是一个先知，再后来，则把文化创造者看作是一个天才，一个英雄。这就是文明时代了。
5.2 文明的主体
不过，“文明”这个词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呢?到现在为止，其解释仍然相当混乱。在一般的习惯中，人类文明首先是指人类创造的人工系统的总和，这个巨大的人工系统包括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等子系统。
在日常术语中，“文明”这个词又用来指某种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这种阶段上生活方式的总和，并与“野蛮”形成对比，于是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古老文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黄色文明、蓝色文明这样的说法。
也有人认为文明与文化的意义基本相当，因此也就把它们等价使用。
如果从人类在自然中的生存适应角度来看，文明应该是指人类适应自然的人造体系，是以第二信号为核心的人类创造物。考虑到尊重习惯用法，考虑到对文明时代的一般认定(有文字的时代)，文明是指以人造文字符号为基础的人类思想、活动及其人造体系的总和。这就是本书采用的“文明”一词的涵义。
5.3 文明的基础:大自然
文明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体系和生活环境。但是人类文明以及的一切活动都以自然环境为前提。其理由如下：
第一，创造文明的人，是大自然的产物，是地球上几十亿年自然进化的产物。
第二，人类文明体系是地球上自然生态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人类文明系统必须与大自然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从自然世界获取负熵。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直接与人类文明体系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这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马丽华在《走过西藏》中谈到海拔四千多公尺的藏北无人区时写道：凡是来过藏北的人，都不免生出一种极简单的念头：能够生存就不容易了，至于发展，就别谈了吧。
新西兰社会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斯(Sir Raymond Firth)也谈到过环境对于人类生活有限制作用。尽管人可能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短期生存，比如可以登上珠穆朗玛峰，但是没有人类群体在这里繁衍发展，产生喜马拉雅文化，在卡拉哈里沙漠中生活的布须曼人和在北极荒原中生活的爱斯基摩人，虽然表现出卓著的才能，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水平依然极低，他们仍然被自然所困，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不同的地理、气候、物产环境不但影响着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方式，而且还影响了人们的习俗、宗教等精神文化活动，并把它的影响刻印在人际关系、劳动组织、社会结构等等方面。
第三，在历史上看，文明的兴衰也跟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自然环境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质，决定了人类自然生活状况的起点。如果自然条件富裕，对于文明的初始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古埃及，每年7月尼罗河水泛滥，留下大量的黑色淤泥，这是大自然赠送给幼年人类文明的礼物之一，尼罗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诞生了孟菲斯和底比斯这样的城市，留下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灌溉了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之间的国土”)，使西亚干旱的土地变成了富饶锦绣的田园，成为5000年前世界文明水平最高的地方，古巴比伦城就诞生在这里;印度河谷里长成了莫恒卓达罗，台伯河养育了古罗马，黄河长江则孕育了中华文明。农业文明的花朵首先都绽放在温暖湿润土地肥沃的大河流域，甚至英国的工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也首先沿河而生，江河流水为它提供了最初的生命动力。随后跟上来的煤-铁产业则在富有森林、煤矿、铁矿的地带发展起来。即使到今天，自然条件优越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仍然属于中国最富饶的地区。
文明在自然条件富足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也在自然生态毁灭的地方衰落下去。什么地方植被消失了，水土流失了，沙漠化了，人群就得离开，文明就会萎缩，这种事情在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多次重演过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决定物种命运的大事，无论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是人类文明史的主线。相比起来，各阶级的升沉、皇帝的替换不过鸡毛蒜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