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IBM公司把晶体管用于计算机之中，1958年决定批量生产晶体管计算机，1959年制成了IBM1403机。
1961年12月28日，IBM集中一帮专家，形成了IBM360型系统电脑的方案。接下来IBM投入50亿美元巨款研制IBM360系列机，1964年4月7日正式对外界宣布。这是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IBM360把处理10万次计算的成本由以前的1.38美元降低到3.5美分，获得巨大成功。
1972年IBM370系列机问世，计算机开始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
有些未来学家指出信息社会正在用多样化代替标准化。如果从技术层面上看，多样化的核心就在于电脑。零件的标准化趋势没有改变，人们用标准化零件组装成不同的机器设备，这些设备在电脑的控制下，具备多种多样的功能。可以说，电脑是整个多样化社会的技术基础。
微机。肖克利回到帕洛阿尔托那一年(1955)，斯蒂文.保罗.乔布斯(Steve P.Jobs)出生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硅谷之子，和硅谷一道成长起来。乔布斯读中学时加入了惠普公司的电子训练班，大学没有毕业就没钱读书了，停学后他就帮人设计电子游戏机软件。他和同在惠普工作的沃兹奈克(Woznick)趣味相投，两个年轻人梦想拥有自己的电脑。但是70年代初期，电脑无异王公贵族，其价格令人望而生畏，远远不是顽童们可以高攀的东西。于是，这两个异想天开的电脑迷，只好自己动手来做一个石破天惊的事情──自己造电脑。1975年，他们在乔布斯的车库里装出了第一台小型电脑，后来又装了二十几台，并且都卖出去了。
乔布斯十分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微电脑具有极大的潜在市场，它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可能走出深宫高院，进入寻常人家。微电脑的前景无比诱人，两个连大学也上不起的穷光蛋决定开创这个事业。于是乔布斯卖了一台二手车，沃兹奈克则卖了HP-65型可编程计算器，两人凑得1300美元，开办了苹果电脑公司。据迈克尔.S.马龙的说法，当乔布斯第一次出现在美洲银行旧金山总部请求贷款的时候，穿着褴褛，一副嬉皮士的酸相。人们回忆说，即使是一只训练有素的狗收起前腿象人一样走进银行，然后以平静的口吻要求贷款100万美元，银行里的大人物也不会比这更吃惊了。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乔布斯最后居然说动了银行家，说动了每一个人，说动了全世界加入到他亲手开创的事业中间来。
为了发展事业，还需要高级管理人才。乔布斯从百事可乐公司请来史考利。当时史考利已经是百事可乐的执行总裁，事业成功，前途无量，而苹果公司，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存在意义。但是与苹果公司的年轻人接触以后，史考利感觉到，这帮人不是在制造机器，而是在创造历史，他们在改写世界历史。当乔布斯向史考利发问:你想把余生用来卖糖水呢，还是用来改变世界?这位百事可乐的执行总裁受到强烈震动，居然舍其高位，加盟苹果公司。
每个成功的高技术公司都有那么几个狂热追求创意的发明家， 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工作将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并且全力以赴地去扩展这种影响。这帮人关注的不仅仅是手上正在制造的机器，甚至也不仅仅是金钱。他们被“创造新世界”的心理强迫所驱动，伟大的目标把他们变成了理想主义者。每周工作70到90个小时，工作成了一种宝贵的乐趣。微软的比尔.盖茨经常在汽车里吃份快餐填饱肚子，而他的事业却从DOS(磁盘操作系统)开始，发展到文字处理、图表、视窗、网络、多媒体，现在更扩展到全球卫星通讯网络。乔布斯开始做苹果机时才20岁，沃兹奈克也仅仅25岁，盖茨开始写软件时才19岁，然而就对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而言，他们超过了现时的所有政治家。世界也没有辜负这帮发明家创新者的努力，现在电脑不但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之中，而且每个人都会承认，它带来了一场毫不含糊的革命。
软件。冯.诺伊曼为计算机确定了处理器与存储器分离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个原则，只要更换存储的程序和数据，计算机就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这就奠定了“软件”概念的基础，软件的发展使计算机具备了广泛的灵活性和通用性。在近十年中，软件业已经成为全美增长最快的产业。
最初写软件用是手编机器码，设计者依据硬件规定，用“0”“1”代码编制程序，通过纸带等设备输入计算机，控制机器运行。要在不同的硬件上，即使要完成同样的任务，也必须重新编写软件。这种方式苦不堪言。
稍后，出现了汇编语言。汇编语言采用有意义的词汇代码代替机器码，比如用ADD表示加法运算，用MOV表示移位，用JMP表示跳转，等等。与之配套的编译软件，负责把汇编语言程序翻译成机器码，控制机器运行。汇编语言比机器语言好用多了，但它仍然依赖于专有的硬件，也是一种低级语言。
1956年出现了高级语言和操作系统，不但编程更加方便，而且表现出新的技术特征:操作系统负责把高级语言翻译成机器码，程序员不必了解机器内部的运行细节，不必理会机器特色。除开个别直接对硬件进行访问的语句以外，用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在所有机器上都可以运行。
高级语言使软件开始获得独立于硬件的生命，尤其是随着硬件功能的迅速增强，能否编制出好的软件，就成为解决应用问题的决定性因素。70年代以来，伴随着微机的广泛应用，软件产业迅速崛起。到1993底，IBM公司的市场价值为360亿美元，而新起的微软公司已经达到300亿美元。微软公司的老板比尔.盖茨本人，则成为美国第一富翁。
软件发展的方向进一步摆脱对特定硬件的依赖、更加良好的用户介面(对使用者的承诺)、更有效的编程工具(对软件设计者的承诺)。在APPLE公司、IBM公司和微软公司开发的软件中都明确地表现出这些倾向。
软件产业正在蕴酿着新的转折，其中包含有重大的产业机会。随着支持软件的发展，开发应用程序所需要的计算机专业知识反而减少了，优异的软件环境解决了绝大部分软、硬件转换问题。相反，软件中其它专业技术知识的比重大大上升，各应用领域专家正在成为软件开发的主体。
软件产业新的生长点已经出现了。走在前面的如电脑排版系统、CAD系列软件，其成功有目共睹。这还只算是开了一个头。今后10年是软件产业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在这个时期，广泛的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将成为软件技术的主体，由各学科专家为主的软件开发队伍将代替以计算机专家为主的软件开发队伍， 各类专门科技知识，则将成为软件最主要的价值构成。
准确地说，即将崛起的是一个广泛的知识产业。在这个时代，哪里具有知识优势，并且把它开发出来，投入应用，就可能形成巨大的产业优势。
我们可以举出盖茨的机会进行对比。盖茨时代的技术发展趋势在于，操作系统和高级语言技术使面向硬件的技术含量减少，面向“纯软件”的技术和价值含量增加。微软抓住了这个发展趋势中的机会。他们不断改进系统软件，提供性能逐渐增强的应用支持软件，帮助程序员从机器硬件向软件过渡。就产品主体来看，他们是以系统软件和其它软件支持工具为主，硬件与应用软件之间的层面，是微软公司发迹的主要层面。这是盖茨时代的软件产业。
新的机会完全可以再造许多个比尔.盖茨出来。错过了集成电路的黄金时代，可以抓住软件时代，错过了第一次软件产业机会，可以争取抓住第二次软件产业机会，抓住即将大规模展开的知识产业的机会。要是自己被迷宫套住，丧失机会，那就一切都没有了。“人们有时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如果我们受制于人，亲爱的勃鲁留斯，那错误，不在别人，而在我们自己”， 莎士比亚是这样写的。
计算机应用发展，把软件的意义扩展到广泛的知识领域，以致于人们把思想，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文化和某种能力都称为软件，而不仅仅局限在计算机应用方面。
激光与光纤通信。1916年，爱因斯坦在《苏黎世物理学会会报》第18卷发表《关于辐射的量子理论》，文中首次提出受激幅射概念。他写道:“如果有一幅射束作用在一个它所碰到的分子，分子通过基元过程吸收或释放取幅射形式的量子hv，那么总有冲量hv/c传给分子，并且在能量吸收过程中取幅射束的传播方向，而在能量的释放过程中则取相反方向。如果分子受到一些不同方向的幅射束的作用，那么总是只有一个幅射束参与受激辐射的基元过程;因此，这个辐射束单独确定了传给分子的冲量的方向。”拉登堡(R.Ladenberg，1882-1952)1928年证实了受激发射。自1951年起，汤斯(C.H.Townes)开始考虑制造受激幅射的谐振腔。1957年，汤斯访问贝尔实验室，与肖洛(A.L.Schawlow)密切合作，研究用法布里-珀罗谐振腔进行受激幅射。经过3年试验，研制出最早的微波激射器──氨分子量子振荡器;1960年7月，梅曼(T.H.Maiman)在加利福尼亚南部休斯(Hughes)研究实验室用强脉冲氙灯作光激励源，制成世界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
那位大名鼎鼎的发明家贝尔在1888年就提出了利用光线进行通信的想法，但当时只能利用阳光，没能达到实用水平。1966年，英籍华人高昆(英文名字K.C.Guo，1933年生于上海)和他的同事霍克曼(G.A.Hckman)发表论文《光频的电介质纤维表面波导》，首次提出利用玻璃纤维传导激光的概念，并且明确指出通讯光纤的要求是每公里衰减小于20分贝，开创了光纤通信技术时代。高昆被人们誉为“光纤之父”。1970年，美国科学家制成可以用于通讯的光纤，1972年首次光纤通信实验成功。1976年，日本藤仓电线公司制成衰减仅为0.47分贝/公里的石英光缆，光纤通讯进入实用阶段。
1992年，克林顿在竞选演说中正式提出了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承诺。“信息高速公路”概念最初是由戈尔提出来的。戈尔认为50年代高速公路的建设促进了美国的繁荣，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将促进美国在下一个世纪的繁荣。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同年9月他宣布停止星球大战计划和高能加速器计划，同时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该计划要求建成一个基于光纤通讯的计算机多媒体信息网络，把全国的工厂、学校、医院、娱乐场所和大部分家庭连接起来，网上能够综合传递声音、文字、图像，可以实现5W(Whoever、Whenever、Wherever、Whethever、Whomever)通讯，为发挥每一个人的智力创造很好的条件。美国政府预期NII能使美国生产率提高20-40%，由此每年可以使GNP提高3500亿美元，造就数十万就业机会，还会对美国人的工作方式、教育质量、医疗状况亦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带来广泛的影响。美国政府把NII视为美国今后科技政策的支柱，预计投资4000亿美元，用20年时间来实现这个计划。
NII计划一公布，立即引起世界性反应，各国争相效仿。1994年初，日本以美国计划为蓝本，提出了日本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新加坡宣布投入12.5亿美元，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1993年底，法国已经铺设82万公里光缆，预计到1995年，所有的法国城市都将用光缆连接起来，本世纪末将达到200万公里;德国到1994年底共有140万公里的光缆投入远程通讯。
美国政府于1994年倡议建立信息基础设施（GII），这个计划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响应，并成立了协调委员会GIIC，使全球信息化进程大大加速。
按比尔.盖茨的说法，计算机网络正在联结整个世界，它将推倒阻碍国际交流的围墙。在这个网上，全世界的软件公司都可以和加州硅谷较量，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机会也越来越均等。
10.4 奠定下一代产业基础的创新
一般认为，生物工程产业将成为下一代主导产业。无疑，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的贡献，奠定了下一代产业的科学基础，
DNA分子内的碱基由氢键结合起来，比起大多数化学键来说，单个氢键的结合力比较弱，但是由于每个DNA分子含有很多的碱基对，很多氢键结合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以致于除开正常的细胞分裂过程之外，一般情况下互补的双链并不容易自发分开。不过如果把DNA置于特殊条件之下，比如接近沸点的温度，许多碱基对便会拆散，在极酸性(PH<3)和极碱性(PH>10)的溶液中，它们也会分开，这时双螺旋链分离为两条互补链，这被称为变性。在基因工程中，人们可以采用变性技术拆开这条双链，通过限制性内切酶和连接酶的作用，使个别基因和作为基因载体的质粒或病毒分子相结合而成为一个新的DNA分子，然后把这个重组的DNA分子通过转化等方法引入某种细胞之中，就可以使这个细胞表现出新的性状。实际上这就是改变基因密码的遗传工程，人们一般公认，遗传工程技术是下一代产业的核心技术。
遗传工程技术建立在最新的遗传科学研究及其创新的基础上面，而且现在它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开发连接得十分紧密。
1956年，美国人阿瑟.科恩伯格分离出DNA聚合酶，从而使DNA的人工复制成为可能。1961年，瑞士人沃纳.阿尔伯研究噬菌体在寄主体内发生可遗传突变时，发现细菌体内存在可改变DNA结构的限制性内切酶，接着，美国人汉密尔顿.史密斯发现一类限制酶能分别在特定部位切断DNA分子的核苷酸序列，此后，一系列限制性内切酶被发现，有了这些切割工具，就可以把DNA分成便于鉴别的段落，从而使基因的研究成为可能。70年代初，美国人保尔.伯格在选定位点分裂DNA分子，并使该分子片段连接到病毒DNA上，然后使该DNA进入细菌或动物细胞，从而创建成DNA重组技术，伯格与DNA测序法的发明者，分享了1980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测定、分析DNA的技术方面，1975年，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桑格提出测定DNA顺序的加减法，即通过测定DNA片段的长度推测碱基顺序;1976年，美国人沃特.吉尔伯特发明了化学降解法，即通过产生不同长度的DNA片段及其电泳图谱来推测核苷酸顺序;1977年，桑格又在加减法的基础上创立了双脱氧法，确定核苷酸顺序;1986年，美国科学家通过改进双脱氧法，设计成世界上第一台DNA自动测序仪。
1973年4月，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科恩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赫伯特.博耶将大肠杆菌体内的两个不同质粒提取出来，并接在一起，组合成为一个杂合质粒，再将得到的杂合质粒重新引入大肠杆菌体内，带着双亲的遗传信息在大肠杆菌体内复制。在这个实验中，他们改变了基因的遗传密码，重新组成带有新遗传特性的DNA，被称为重组DNA技术。他们的成功标志着基因工程的诞生。
为了开辟代用器官来源，90年代初，遗传工程专家把人的基因移植到猪的受精卵中，生下的猪崽中带有十分之一的人的基因，其器官能够更好地植入人体。
1990年9月4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批准为一位复合免疫缺失症(SCID)患者Ashanti DeSilva(4岁)实施基因疗法。Ashanti继承了父母各自一个缺失基因，因而不能产生身体必须的腺苷脱氨酶，免疫系统不能正常工作。专家们在4个月中4次向Ashanti体内灌入能够正常复制的缺失基因，改善了她的病情。科学家们认为基因疗法将带来第4次医疗革命。
10.5 人类文明史及历史创造者
历史何在?!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三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国历史应该重写。到今天我听来，仍觉得振聋发聩。20世纪中，英国学者李约瑟留下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为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但这件事也足令我辈羞惭，我们自己没有做出一部象样的中华文化史、中华科学技术史，实际上，就缺了中华民族史。如此状况，我们有何功绩传后世?有何面目见祖先?又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再问，历史是什么？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历史不过是指重要的社会活动的记录，尤其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的记录。历史学家也通过自己的笔，对这些事件给予评价。但究其本质来说，历史还只是表象的和零零散散的事件记录。人类还不可能对自身的发展进步做出深刻的说明。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主义学者开始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逐渐把历史观从宗教教义中解放出来。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伏尔泰首先打破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史传统，强调历史研究应该包括宗教、哲学、文艺、科学、礼仪以及风俗习惯，并且在历史研究中第一次把人类精神进步提到首要地位，他声称:“我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精神史。”另一位启蒙学者、历史学家让.安托万.孔多塞(Marie Jean-Ant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进一步肯定人类的进步就是知识的进步，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知识发展的历史，科学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孔多塞以知识进步的阶段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第一是自人类起源直到语言的发明，第二是文字发明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历史完全成立的时代。在《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中，孔多塞计划在三大时代的基础上，依据知识的重大进步，具体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十个时期。孔多塞的构想十分辉煌，但生命太有限，他未能完成自己规划的蓝图。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认为，人类是“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发明与发现层出不穷，成为顺序相承的各个进步阶段的标志”(《古代社会》)。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好评，恩格斯甚至认为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的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这种观点一致的是，恩格斯认为从牛顿力学到法国革命存在历史上的因果链条，还认为蒸汽机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他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个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五十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科学所付的代价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卷，第60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恩格斯这些观点非常正确而且十分精辟，无愧为见解深刻的思想家。如果他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追寻下去，应该会得出结论说科学是历史上最根本的革命性力量，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于人类文化与知识的进步，首先是在于科学的进步。进一步，他还应该创立以文化和科学发展为主线的历史观。
可惜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没有把?
第十一章:教 育
11.1 教育的地位
人类具有一个特殊优势，即可以通过文化传播共享生存智慧，由此迅速提高个体和整个物种的生存能力。
文化传播的途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尤其是指社会有组织有目的有系统地传播人类文化的正式(学校)教育。
人刚脱胎来到世间，还只是一个自然动物。从硬件角度来看，大脑皮层中的语言中枢还没有发育完成，从软件角度来看，也还没有形成大脑中的内部模式，因此初生的婴儿不能识别第二信号，更不能通过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形成有效的行为反应。
婴儿出生几个月之后，开始呀呀学语。这期间，婴儿在周围人们的影响和帮助下，反复进行讲话练习，获得正确的发音。在17-20个月这个阶段，大脑中的语言运动中枢(布洛卡区)和语言感觉中枢(维尼克区)逐渐形成，第二信号系统硬件装置逐渐完备，在婴儿模仿语音语言的同时，大脑内也逐渐形成识别语言符号的内部模式。婴儿时期，第二信号系统的发育与第二信号系统的初始化进程是同步进行的。
凭借先天带来的自然本性和自然能力，人可以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但是还难以在文明社会中生活。文明社会是一个人工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必须用第二信号作为相互交流的通信信码，作为相互识别和相互认可的标志。必须支付入门费，才能文明社会。这个入门费就是教育成本。而把自然人加工成为文明人的过程，就是教育。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说过:“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人自婴儿时期开始受到文化熏陶，接受文化教育，培养出文化本性与文化能力。教育不仅担负着传播人类文化、培养文化继承者的任务，还要培养文化的创造者，承前启后，一肩二任。必须特别指出，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相比，这两重担子现在都变得更重了。
教育开启人的智慧，使后一代的傻瓜超过前辈的天才。前人通过教育向后人馈赠财富，使下一代的贫民超过历史上的富翁。就个人来说，受教育有利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对民族对国家来说，良好的教育能治国兴邦。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教育提高产业和社会发展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历史差距，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即使是先进发达的国家，教育仍然可以为时代增添光彩，为人类增进福祉。
相反，要毁掉一个人，毁掉一个民族，使之堕落衰败，最有效的办法恐怕不是用枪炮，只需要破坏其教育体系，或者施以错误的教育，他们自然就会走向愚昧、野蛮、堕落与邪恶。这种办法极为简单，但是有奇效!
11.2 学校教育的发展
出现文字以前，教育(如果可以算是教育的话)的内容大致限于长辈向晚辈直接传授生活经验与生活准则，母亲负责教女儿操持家务，父亲则带领男孩狩猎打仗。有限的知识只需要通过语音语言传播，也没有专职教师。文字时代就不同了。文字是非常专门化的通信信码，不可能通过一般的讲话而掌握，必须有专业人员使用和传播。自有文字开始，也就有了专职的文人。首先是祭司之类的人，他们负责掌管意识形态。为了培养专业上的继承者，他们通过师徒式的教学传播文字文化，自然也就成为最初的教师。譬如，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就是由“东巴”──集巫、医、学、艺、匠于一身的纳西族知识分子传承下来的。实际上，正是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教育和教师。
学校教育是一个重大创新。它使文化由家庭、师徒等个人传播方式发展成为社会传播方式，文化继承者也由个别生产发展为批量生产。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从理论上讲，有了学校，即使父母没有文化，子女也可以获得文化教育。这就提高了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
公元前两千多年以前，两河流域地区已经办起了学校，不过这种非常珍贵的教育机会还只有权贵富豪子弟才可能享受。稀缺的教育资源只能用来培养不可缺少的管理国家的人才，用来培训武士、官吏和政治家。教育是为权贵人物从事他们的职业作准备工作的。绝大多数人与这些五星级的机会“绝缘”，他们没有机会学习书写，专门的文化教育也还不是他们生活的必要构成。
这种情形缓慢地但是肯定地得到改变。理由很简单，任何人都能看出受过教育的人能力要强得多。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收获总是大于对教育的投资。定都斯巴达的多立斯人很早就确立了一个基本国策:由国家通过教育来培养未来的公民──那时好公民的标准是英勇的战士。斯巴达的儿童不但是祖国的花骨朵儿，而且是祖国未来的命脉所系，如果他们长大以后不能在战争中赢得胜利，这个完全依靠武力维持对奴隶统治的国家，其前途与命运就不能侃下去了。国家明确规定，只有身体和情绪两方面都合格的人才能结婚生子。新生儿刚到人间就要施以酒浴，如果不能耐受酒精考验，当场就予以淘汰。酒精考验之后还要到政府送检，由政府长官判定他是否能成为合格的接班人，检验不合格就弃之山野。这一系列检验都通过了，国家将委托国家护士──孩子的母亲把他抚养到7岁。7岁以后，孩子被送到国家的寄宿学校，接受统一的正式教育。斯巴达人并不注重文化教育，训练要达到的目的是身体灵活，能吃苦耐劳。孩子要接受鞭笞，学会忍受痛苦，这是成为优秀战士必不可少的品质。到了18岁，开始进行正式军事训练，度过12年的军队生活。30岁时，国家又选择最好的姑娘与之结婚，以便产生下一代合格的接班人。斯巴达人担心外部思想的侵入会动摇民心，就以四周的群山为屏障，把自己隔离起来，拒绝与外界进行贸易和思想交流，长期过着一种很少变化的农业生活。他们生活刻板单调、食品匮乏、住房粗糙低劣。有组织的娱乐活动、集体食堂、公众事物、军事训练和值勤几乎构成生活的全部内容。后人评价说，在培养战士方面，斯巴达人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制度。可是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眼界狭窄，不能明智地统治国家。他们热衷于战争，却没有能力促进经济与文化事业繁荣昌盛。
雅典很早就有了私立学校，在公元前6世纪梭伦 (Solon，约公元前630-前560)统治时期，管理学校已经写入了雅典法规。法规中规定，(1)学校有权给那些在战争中死亡者的子女付学费;(2)双亲要照管子女学习读、写和游泳;(3)指定学校视导员，等等。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初等”教育的内容已经包括有(1)文法课，学习读、写和算术;(2)音乐课，学习唱歌、舞蹈、演奏竖琴等;(3)体育课，目的是培养耐力和好的习惯，增进健康。
自公元前7世纪开始，雅典的诡辩派思想家们已经广泛研讨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的问题，到了前5世纪的苏格拉底，通过教育形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文化继承和创新链条。公元前3世纪，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国家开始担负起教育儿童的责任。
人们常说，斯巴达培养了勇敢，雅典则培养了智慧，其实甚至在战场上，雅典的表现也不亚于斯巴达。公元前490年，波斯皇帝大流士进攻希腊本土，他的远征军在雅典西北的马拉松登陆。雅典独自迎战强敌，击败了侵略者，极大地鼓舞了希腊人的自信心。而在那以前，按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希腊人只要一听到波斯人的名字就感到恐怖。十年后，当波斯人再次卷土重来，雅典和斯巴达人一起抗击入侵者，雅典海军两次赢得海战胜利，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军队。这次胜利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以雅典为核心的希腊城邦同盟(提洛同盟)。长远来看，它保存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当雅典受到过度扩张、战争和大瘟疫的打击变得虚弱后，斯巴达于公元前404年战胜并统治了雅典。然而，希腊同盟却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公元前338年希腊本土被马其顿人征服。
普及教育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最美好的理想之一。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就致力于提供广泛的教育，在柏拉图构想的理想国中，立国的基础就是教育。柏拉图认为，教育可以刺激个人的理智发展，而个人的理智成熟以后就能控制自己，他得出结论说，在进行良好教育的国度中甚至可以不需要法律。谁来实施教育呢?国家！提供良好的教育是国家的责任。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为每个儿童提供适合他本性的、能够接受的教育，应该用极大的热情来发掘每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他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做的工作都是来自他的天性和良好的教育，这对国家和每个公民都是好事。亚里斯多德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认为教育应当由法律规定，并且应当是国家的事务。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也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不过这些美好的理想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乌托邦”。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地区，获得良好教育对于一般人来说，还只是一种奢望，许多儿童甚至不能享受可以据以谋生的起码教育，更不要说接受良好的教育了。
1994年6月，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发表了《德里宣言》，承认教育是增进人类普遍价值观念、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最佳手段。并许诺将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许诺消除因性别、年龄、收入、家庭、文化、种族、和语言的不同以及地域偏远的缘故造成的基础教育方面的差别。
现在全世界都认识到教育的意义，尽管几千年前的思想家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些道理了。
11.3 教育兴国
毛泽东曾经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作出选择，保留了一个“Great Teacher”──伟大的教师。他做对了，要比较起来，这四者之中，还只有教师够得上真正的伟大。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是文化进步，教育是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而教育活动首先是由教师实施的，教师的伟大地位不可动摇。可惜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把“Great Teacher”这个伟大的观点贯彻到底，让教师和教育事业大大地荣光起来，相反，他提出了教育为阶级和政治服务的口号，让教育服从政治需要，跟着不断转圈的政治形势作走马灯运动，用“最高指示”代替文化和科学教育，其后果是摧残了中国的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
良好的教育可以影响文明历史改变世界面貌。18世纪启蒙运动中流传过一句名言:“学问使一个国家荣耀，但无知给任何民族都带来耻辱。”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要脱离无知和耻辱，要增进学问和荣耀，最有效最长久的手段，莫过于办好国民教育事业。
古代中国因为教育和学问而荣耀过。孔子算得上是全世界最早的大教育家之一，他的伟大思想不但在接近2500年的历史中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而且现代在不同文化的交融比较中更显得深厚醇美。儒家不讲超自然的神力，着重于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在古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已经成为人类的巨大文化财富。道家的老、庄，兵家的孙、吴， 其思想和学术成就都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管仲有一段名言，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谷也，一树十获，木也，一树百获，人也。管子这段语录已经全世界广为传播，成为教育理论的经典论述。
庄子在《德充符》中说鲁国有一个人，名叫王骀，被砍掉了一只脚，可是他学问很好，他的学生与孔子的一样多。弟子们“虚而至，实而归。”连孔子都认为，王骀的学问在自己之上，声称要以王骀为师。《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吕氏春秋.劝学》中说，“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可见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教书育人的事业非常荣光。清人朱舜水再次强调，“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材，为政之先务”(朱舜水:《劝兴》)。古时候讲天、地、君、亲、师，神龛上就要供奉老师。对比起今天的教师地位和社会风气，我震惊无言。我生长在教师家庭，几十年的感受够用一辈子了。
荀子在《大略》中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亡，必贱师而轻傅”，荀子提出的方法简单且可靠:只需要去调查教师和教育的状况，就可以判定世道兴衰。
古希腊因为倡导学问和重视教育而荣耀于世界，光照人类历史。生于公元前580年的毕达哥拉斯认为:“教育有一个特性，你能通过学习从别人那里获得知识，但施教于你的人却不因为把知识传授给你以后就失去了这知识”，他简直把20世纪采用的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意义都说出来了! 毕达哥拉斯还认为，知识比健康的身体、娇好的容颜、勇武的个性更宝贵，也比财富和权力更宝贵。教育甚至可以改变人的天性。稍后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认为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失败了，国家就衰弱了，就危险了。苏格拉底认为通过教育可以训练人们清晰地思考，而一个人只要能够掌握准确思考的方法，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且主动去做好事。否则人就可能误把不好的东西(如无限制的财富或权力)当做好的东西。他相信教育能够使人善良，善行是良知的结果。“知识就是德行”，而终极的恶行则起源于无知。在苏格拉底心目中，教师处于建立美好社会的中心地位。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理想国》(《Ideal Republic》)中详细地讨论了教育问题，认为教育是使儿童发展成为好的成人的方法。在理想的国度中，教育是人们主要关心的事情。教育可以发现人的特殊才能，教育可以实现两个目的，美德与技术，而这两者对于社会和国家是最重要的。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建了雅典学院（the Academy in Athens）, 并亲自讲学40年。亚里斯多德曾经师从柏拉图，柏拉图去世后，亚里斯多德在莱森（Lyceum）创办了自己的学院，仍然教书育人。这时候最有名的思想家同时都是教师。
以教育为基础，古希腊人在科学、艺术、建筑、戏剧等等方面都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就，留下了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即使到今天，工程师一动手作图，就用上欧几里德几何，人们的大脑一开始推理活动，亚里斯多德的形式逻辑就发生作用了。理论科学和民主制度都起源于古希腊，它赢得了人类文明史中的最高荣耀。
罗马人受希腊人的影响而注重艺术、科学和教育。罗马最早开始由国家给教师发薪金，不管这是奴隶主干的事也罢，是统治阶级或者剥削阶级的手段也罢，我都衷心地赞美它。国家出钱办教育，在人类文明历程中，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古罗马学者传播和发展了古希腊文明，创造了新的哲学，创造了一个伟大的法律体系。罗马帝国还首先开始进行专业的律师教育、医学教育和哲学教育。在一次饥荒年间，城市已面临毁灭的威胁，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令驱逐所有外国人，医生和教师都被留了下来。比起后来那些把教育文化事业搞垮的政治家来说，古罗马的帝王和奴隶主还要懂事得多。重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为罗马帝国带来了荣耀。
罗马帝国末期，人们沉湎在享乐和腐败的生活中，整个社会丧失了精神和文化追求。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垄断了教育和文化，学校渐衰而教堂日盛，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神学化了。直到十字军战争中东方先进文化传入西方，欧洲才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1088年，博洛尼亚开办了第一所大学，接着帕多瓦、那不勒斯、米兰和其它地方也办起了大学。在以后的三、四个世纪中，世俗化的市民教育兴盛起来，逐步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中击溃了教会的专制统治。
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学是文艺复兴的摇篮，文艺复兴时代许多重要人物跟它有缘份。从维萨留斯、可伦坡、法布里修斯到哈维，心脏科学的先驱全部出自这里。哥白尼曾经在帕多瓦大学学习数学，并在这里学会了进行天文观测，培养了独立的科学研究能力。伽利略则首先在这里接触和接受哥白尼的新思想。帕多瓦大学是意大利的荣耀。
法国大革命动乱时期建立了综合技术学校，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1749-1827)、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1736-1813)、卡诺(N. L. S. Carnot，1796-1832)、蒙日(Gapard Monge,1746-1818)、傅立叶(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1768-1830)等大师曾在这个学校执教鞭。综合技术学校培养出大批著名科学家，如盖·吕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1778-1850)、毕奥(Jean-Baptiste Biot，1774-1862)、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1789-1857)、泊松(Simeon-Denis Poisson，1781-1840)、马吕斯(Etienne-Louis Malus，1775-1812)等等。其时群星照耀，灿烂辉煌，法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1806年5月，拿破仑在国务会议上发表《让我们拥有一支不朽的教师队伍》的讲话。他说:“在我们一切制度中，公共教育事业是最重要的。现在和未来，一切都依靠它。……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重新组织教师职业，使它成为一种能够吸引向往教育工作的人的生涯”，他还说，对公共教育事业应该设置最高职位，“使充任这些职位的人置身于国家最显要的人物之列。”大革命时期的法令还规定:“凡需要数学和物理学知识的职业者，可免费学习”，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由国家下令对劳工提供免费职业教育，它为一切人提供了不分出身贵贱门第高低可以平等发展的道路。
1814年，当反法同盟大军兵临城下，巴黎十分危急的时刻，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要求参加战斗保卫祖国。拿破仑踌躇再三，最后毅然说:“我不愿为金蛋而杀掉我的母鸡。”法国出了这么一个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的领袖，真是国家与民族的荣幸。
德国人看得眼热。于是普鲁士著名学者、教育大臣威廉·冯·洪堡(Wilhelm Freiherr von Humboldt，1767-1835)1809年构想并创建了柏林大学，请著名哲学家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出任校长。和拿破仑一样，洪堡希望为由普通人组成的精英提供良好的教育，为社会提供一个学术自由的领域，并且把学校作为社会流动的催化剂，使有才华和奋发有为的“下等阶级”人士可以通过学习进入社会上层。洪堡提出的三条办学原则是: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三者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这些原则对现代大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堡的民族功利目标也很明确: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知识和科学的领导地位，并且要用来对付拿破仑。1811年，德国又建立了布劳斯勒大学。
李比希(Justus von Libig，1803-1873)是德国工业革命时期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一个小作坊商人的家庭，从小喜欢到父亲开办的医药和染料作坊去玩耍观摩，给父亲帮帮忙。少年时代他就把图书馆能借到的化学书籍都读完了，能够做的实验全都亲手做过，立志要成为一个化学家。李比希19岁到埃尔兰根大学求学，他对这里非常失望，希望到更好的学校去学习。黑森.达姆斯塔德大公路德维希一世表示愿意资助他，李比希由此得以求学巴黎，在盖.吕萨克实验室工作和学习。在这里他还得到威廉·冯·洪堡的弟弟、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帮助。李比希二十一岁学成归国，到吉森大学任教。李比希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他不对学生搞“灌装”，而是带领他们一起做实验，一起研究问题，让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习。1826年，李比希建立了一个新的化学实验室。师生们在这里夜以继日地讨论科学问题，进行空前规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吉森化学实验室由此成了欧洲第一流的科研基地，成了化学界的“圣地”，这里创造了化学发展史上的奇迹，李比希本人则被称为“有机化学之父”。李比希的学生中有霍夫曼、凯库勒、沃茨等人，用约翰.齐曼的说法，李比希几乎培育了所有下一代最优秀的化学家。吉森大学的毕业生遍布德国各地，他们把老师的精神和方法带进企业和学校， 继续进行科研与教育。他们仿建了一批“李比希”型的实验室，并且大力兴办化学工业。二十年内，竟使德国成了世界第一的化学工业强国。科学史家认为，吉森实验室在科学史上也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科学家组织由学会型结构向专业型结构过渡。
20世纪初期，法国数学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是世界数学中心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法国政府认为人人都应当上前线保卫祖国(也叫一切服从“中心工作”吧)。等到战争结束清点人数时，发现高等师范学校战前毕业生已经死了三分之二。这就给法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样在这场战争中，德国人却仿效以前拿破仑的做法，让学者们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结果大不一样:战后德国的科学成就十分辉煌，一度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在数学领域就拥有希尔伯特、诺德、西格尔、阿廷等世界级大师。
法国、德国通过良好的教育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由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与社会进步，他们的成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近代所有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制定了教育领先的政策，走的是教育兴国的道路。
美国人自建国起，就对教育抱有强烈的信念，注重教育的观念深入民众之中。马丁.路德曾经强调，正象国家有选派市民保卫它的道德的权力一样，国家也必须有强迫儿童受教育的同等权力。从这个观点出发，在美国的教育史上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法律，叫“老骗子撒旦法”(The Old Deluder Satan Law)，1647年在麻萨诸塞州宣布，成为美国公共教育的基础。这个法律中规定:“凡是满五十户人家的城镇，必须立即任命一个教师来教本镇所有儿童读书写字，他的薪奉或由儿童的父母，或由儿童的雇主， 或由城镇全体居民开支。”“凡有一百户人家的城镇必须设立一所文法学校，以便于教师教导青年使他们有机会入大学深造。如有城镇无视此项法令逾一年以上者，当处以五英镑罚金，并将其交付邻近学校直至履行这项法令之日为止。”
麻萨诸塞州还规定了一系列强迫入学的法律，成为美国其它各州效法的榜样。
美国人办教育的热情之高，令人吃惊。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1765年建校时，仅仅收了一个学生，也只有一个教师（同时是校长），三年后也才注册了10名学生。麻省理工学院1865年开始招生时，第一批学员只有15人，教师6人。1841年密歇根大学开张时，只有3个班级，9名学生。各地的社区和私人积极办学，形成颇有特色的美国教育体系。
19世纪中，大批美国学生到德国学习，同时几百万德国人移居美国，德国的教育思想也随之渗入美国学校体系中。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汲纳德国人洪堡的主意，创建了一批杰出的大学。这些大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30年代后，为美国赢得了世界科学的领导地位。
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1960年通过高等教育总计划，规定每一个加州高中毕业生，可以得到一个三层的深造机会。最基层的是初级学院，每个人都可以进入学习。第二层是加州州立大学，只要高中毕业生成绩名列全班前三分之一，以及初级学院的优秀毕业生都可以就读，四年毕业可获得学士学位。最高层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接受加州高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学生，和少量的外州学生。
加利福尼亚大学有十几万学生，七万多教职工，讲授一万多门课程，年预算远远超过十五亿美元，在任何水平上衡量，这都是一笔巨大的投资。然而投资教育获得的回报，几乎无法估量。加利福尼亚北部，旧金山附近，还有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它是硅谷的摇篮，费利克斯.布洛克(Felix Bloch)、罗伯特.霍夫施塔特(Robert Hofstadter)、威廉·肖克利 (William Shockley,1910-1991)、阿瑟.康伯格(Author Kornberg)、乔舒华.雷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保罗.J.弗洛里(Paul J.Flory)、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俄国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sandr Solzhenitsyn)等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任教。现在加州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电子科技，最先进的生物技术，最先进的农业，大量的发明创造，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员中有十几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加州国民生产总值达三、四千亿美元，有“金州”之称。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说过，培养“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象贝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新思想之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医学上的发明──象詹纳或巴斯德的发明那样──能增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象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出增大物质福利的功效，它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但重要性是一样的。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象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加利福尼亚的成功证明马歇尔这个见解是何等卓越!
美国人对于教育有特殊的厚爱，似乎希望通过教育解决从国力、科学、技术、产业、社会到个人行为的诸多问题。工业产品竞争力下降了，自然要检查教育的原因，是否学生的学习时间太少，是否理工科学生不足，是否课程设置不当，是否教育方法落后，如此等等。1957年，苏联首先把人造卫星抛到天上，美国朝野震惊，经过全面诊断，最后决定从改革教育着手，提高国力。1972年3月美国的《总统人力报告》指出:“这个国家对职业工人的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对他们才能和教育的任何一种利用不足都是国家的损失。”美国劳联-产联认为，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对工人进行工作技术培训是使工人获得高新技术和高效率的最佳途径。90年代，由于工作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美国人认为工人素质不高妨碍了各公司以及国家经济的发展。许多公司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培训工人。联邦政府则每年为125个培训项目投资160亿美元，用以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
不仅在产业领域如此，社会问题多了，美国人同样要大力检讨教育方面的不足。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在美国建国初期就提出，维护自由美国要依靠有文化的人，看来世世代代的美国人还真是接受了他这个观点。美国人希望通过教育把来自全球的文化融合成共同的美国文化，使青年一代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培养出合格的美国公民。
美国民众办教育的热情非常之高，甚至于许多企业都把培养人才、增进创新作为长久的根本方针。老沃森时代的IBM公司就制定了庞大的教育计划。他规定，如果公司内有30个以上的雇员共同提出某方面课程的学习要求，公司就努力提供机会满足他们。公司的教育政策甚至鼓励职工对于芭蕾舞、音乐、阅读、运动和其他业余爱好的兴趣。老沃森后来回忆说:“比起我做过的其它任何事情来，我为教育方面做的事使我更感自豪。”
东邻日本也通过发展教育而振兴国家。1868年4月日本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宣布，“求知识于世界”，当时日本全国的识字率只有15%，但是到1872年就建立了一个普及小学义务教育的教育体系。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政府确定中等教育体制参照法国的学区制，大学教育则模仿美国的制度。小学入学率从1873年不足30%提高到1907年的90%，1885-1915年之间，中学数量增加了10倍，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之一。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曾经总结:“从明治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战后经济发展非常惊人，为世界所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可归结为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也认为:“一般说来，振兴国家、肩负国家重任的是人。民族的繁荣与衰退，也是这样。资源小国的我国，经历诸多考验，得以在短期内建成今日之日本，其原因在于国民教育水平和教育普及的高度。”他还申明:“人才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基本。”
韩国和日本一样，自然资源先天不足，但他们用三十年时间把一个农业国建成了先进的工业国。从1962年到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3亿增长到2945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87美元增长到6744美元。韩国的高速度发展同样以良好的国民教育为基础。韩国的教育预算通常约占政府支出的五分之一，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一般家庭把收入的三分之一投在子女的教育方面，甚至不惜变卖房产帮助子女求学。这两年，我在假期旅游中经常见到韩国留学生，私下常叹，一个小国，居然有这么多青年出国求学，未来不可限量!
世界银行曾经抽样调查60个国家，证明在1965-1987年这段时间内，政策发生扭曲并且教育水平不高的国家，每年平均经济增长3.1%;教育水平较高或者政策扭曲较少的国家每年能增长3.8%;教育水平较高而且政策扭曲程度较轻的国家，每年则能增长5.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2月14 日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认为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是“知识的差距。”
教育兴国，不但有人的本质方面的理论根据，而且已经有大量成功的范例。
11.4 教育的变革
随着人类在数量上的过度增长，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人的需求水平还在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仅仅享用大自然的原始贡献已经不能满足人的需求。人类越来越依赖于自己创造的人工环境。人们不断提高科学技术能力，以获得更高的产出，更多样化的产出，维持文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赖和需求也就大大增加了。假如说在古代或者在现代少量偏僻地方(譬如在鲁滨逊的绝望岛上)，人们可以依赖自然产出为生，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知识就可以满满足足地生存下去，在今天，在地球上大多数环境中是肯定不成了。由于人口负担太重，不能持续不断地提高科学技术能力，维持生存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发展。
对知识的需求呈现出一种没有止境的增长趋势，而对比起来，知识传播能力的增长却赶不上需求的增长，在所谓“人口爆炸”与“知识爆炸”背景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在农业文明时代，一个种、养植业的知识，可以用上几千年。亚里斯多德与欧几里德的体系也可以讲上几千年。而现代知识更新速度非常之快，许多知识进入教科书时已经被产业淘汰了。在计算机专业中，可以说年年都需要更新知识。我们少年时代装收音机，都要学电子管、晶体管，而现在甚至计算机专业工作者也不大关心晶体管电路特性了，知道总线和功能插块就可以完成一般硬件工作。即使是硬件设计者，多数也只需要进行功能块逻辑设计。当学校讲授BASIC语言时，产业上已经在用集成软件工具，如电子表格和数据库;学校讲授面向过程的语言工具时，程序员已经使用面向对象的语言工具;学校介绍用软盘交换数据时，用户已经开始使用光盘和红外接口交换数据;学校讲授单机操作时，社会上已经广泛采用计算机网络。
一代人之前，一个人在学校学的知识差不多可以管用一辈子，几十年不再买米也不缺饭吃，甚至还可以开一辈子粮店。现在肯定不行，靠陈谷子烂芝麻开店的日子已经过去，每个人都要经常添点新货。亚当. 沙夫在《微电子学与社会》中提出建议，应该采用多样化和可供选择的形式进行连续教育，发展成人教育、终生教育和职业教育。这样可以开发全面发展的人，帮助人们寻找到人生的意义，还可以使社会成员超过劳动者的阶段，成为研究者，实现真正的社会进步。
变革来得太快了，整个社会对这种趋势缺乏认识，几乎毫无准备。尤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远远没有建成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教育体系。由于受教育不足的人不能形成现代的生产力，教育落后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之大，恐怕再增加十倍的大学也难以满足，以致于有人断言说，想在传统技术的框架内满足这种需求，只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不过在今天，解决教育发展这个“瓶颈”问题，实现教育“乌托邦”的技术手段已经出现，它就是电子-电磁波技术体系。广播、电视教育中出现了未来教育的技术苗头，1982年，远距离教育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Distance Education)成立，而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采用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技术的新教育体系。新技术不但能够比任何传统手段更有利于减少在享受教育方面的阶级不平等，而且能够缩小国家民族之间的教育和文化差异。10-20年之内，通过全球连通的信息高速公路，穷国与富国的学生可以同样在最高的水平上接受教育。
教育机会不平等──现代社会中最广泛的一个不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而消除，人类向往了几千年的“有教无类”和普及教育的理想，将在信息技术革命中实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电子-电磁波技术是从事社会平等事业的伟大革命家，它不是用“杀富济贫”的物质手段重新分配财富，而是用“授人以技”的文化手段，使个人和整个社会都更加富裕。
1922年，松下幸之助萌发了推动生产与教育同时进行的构想，1933年他已经认识到对于未来的发展，主要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松下于是全力培养人才，最后获致巨大成功。松下告诉他的员工说，如果有人问“松下电器是做什么的”，可以回答他，“松下电器培养人才，也制造电气产品。”在松下的心目中已经把人才培养放在产品生产之前了。事实上，这也是近代许多成功企业的共同秘诀。
与企业办科研办教育趋势同步的是，进行高等教育的大学也在向高技术产业渗透。高等教育系统具有特殊的智力优势，实施教育的同时还能进行科研，并且可以直接出售知识产品。譬如在软件产业中，大学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就是重要的生力军。大学、科研机构作为智力高密集区，最有条件发展成为知识产业的产业中心。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eniel Bell）就预言过，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机构就是大学、科学机构和研究公司。
不但教育的技术将会改革，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也面临质的变革。机器工业时代以标准程序生产标准产品，也用整齐划一的方式生产标准劳动力，这种教育制度的目标不是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而是把他们切削整齐;不是培养学生自己的判别能力，而是让他们咀嚼教育者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以致于人们批评这种教育制度说，“飞进去的是一只漂亮的蝴蝶，爬出来的是一条毛毛虫。”爱因斯坦曾经对这种教育制度作如是说:“现代的教学方法还没有把神圣的求知欲完全扼杀掉，这差不多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之外，首先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将不可避免地会夭折。”他还说:“我们的大学偏爱与独创精神相反的摹仿性，偏爱庸俗、肤浅、可以大量复制而非新生有力的东西，偏爱无益的精确性，眼光短浅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非普遍存在而又到处可以看到的新颖和优美──，这都使我有时感到愤怒，也常常使我感到失望和悲伤。”爱因斯坦本人就经历过性质完全不同的学校感受。他从小自学能力很强，充满怀疑主义和自由思想。在家乡读中学时，无法忍受那种死记硬背、墨守陈规和充满军营味道的学校生活，决定辞学而去，当然校方也不喜欢这种持有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的学生，而且更先他一步，勒令他马上退学。这位12岁的少年离开学校到了瑞士，放弃了德国国籍。少年爱因斯坦在瑞士进入了阿劳镇的州立中学，在这里他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学习空气，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学生们可以独立做实验，可以在动物馆用显微镜和手术刀工作，可以自由讨论社会问题。爱因斯坦认为这一年的学习表明，采用尊重人的个性与思想自由教育方式，教学可以成为有趣的和吸引人的职业，很容易同科学活动相结合。
在大学时代，爱因斯坦同样不喜欢学校的课程，他大量阅读物理学名著，读赫尔姆霍茨（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von Helmholtz，1821-1894）、基尔霍夫（Gustav Robert Kirchhoff，1824-1887）、玻耳兹曼、麦克斯韦和赫兹等人的著作。从这些名著中，他得到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启示，看到了电磁理论的局限性。在大学期间，他还读了马赫 (Ernst Mach，1838-1916)的著作，马赫那种“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 马赫对牛顿力学体系的分析和批判，影响了爱因斯坦终身的研究方向，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中，都可以看到马赫思想的影响。
这里又一次涉及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知识的基本看法。就我看来，人拥有求知的内在渴望，它是文化本性的表现，而不是外在的和强加的东西。正如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所讲的那样:“一切知识都是有趣的，而且都可以学会。”知识不全是责任和负担，更是人生的乐趣和需求。科学和艺术都可以采用极有吸引力的方式传播，完全无需把受教育者的眼睛蒙起来，围着磨子转圈。
苏格拉底的教学就很有特色。他不宣布知识，而且声称自己没有知识，只提出问题与人讨论，在讨论中不断进行反驳，引导对方进行思考而说出他已经获得的结论。他称这种方法为“助产术”。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闲游时思想最活跃，因此他讲学更加轻松自在。他经常手拿一个苹果，漫步在林荫道上，一边闻着苹果的清香，一边走来走去讲授哲学课程。时人由此称他的学派为逍遥学派，苹果学派。
让学生接触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发展史，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尤其应该让学生重温前辈科学家、发明家和思想家当时面对的问题和背景，弄清前人是如何一点一点地把科学、技术和思想推向前进，他们走过一些什么弯路，有何独到之处，采用了什么方法等等，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和创造能力。麦克斯韦就曾经建议:“每一个学生都应该阅读安培的研究，把它看成叙述科学发现的风格的一种辉煌范例，他也应该研习法拉第的著作，用来培养一种科学精神。”
英国动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说过:“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有能力把对自然界的解释向前推进的人们手中，……大学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这样的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培养拥有广泛知识、自由思想和自学能力的创造性人才，提高人的疑问、思考和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能力，是保持文明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即使从纯粹产业角度来看，创新能力也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产业资源。如果不能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现代教育就只能算是失败了。
人类文化并不仅仅具有狭义的功利意义，教育也是一样，要求教育为政治或者经济的急功近利服务，会把教育事业引入歧途。美国布郎大学第17任校长瓦尔登.葛里高里安（Vartan Gregrian）1989年指出：技术官僚和各种只顾追求实现个人野心的人正在大量涌现，人数已经太多太多了。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恢复对人类生活的整体意识，更需要理解人类的处境。他说：我们需要能够作出价值判断的人才，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为社会作出真正的贡献。
我钦佩他这高瞻远瞩的目标。
11.5 中国更需要教育领先
良好的教育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比西方社会更为重要，在今天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人不但需要通过正式教育获得文化、科学和技术知识，而且还需要通过正式教育来形成基本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人格化和理性成分重，宗教和神话成分轻，这种文化主张通过哲人的教育建成良好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知识分子，是社会价值观念的主要载体，必须通过知识分子(主要是儒生)的传播和模板作用，基于理性的价值观念体系才能在整个社会维系下来。在中国人心目中，确定自己行为准则的不是超自然的力量，不是神仙上帝，而是“圣贤”“哲人”，圣贤的理论通过“教化”形成一般人的行为准则。
与此对比，西方世界就有些不同。西方大多通过宗教体系传播基本价值观念。文艺复兴以前， 宗教理论几乎包揽了一切文化思想领域。从解释自然到确立人的行为准则，都以《圣经》的教义和教会制定的条律为准。文艺复兴之后，科学和理性获得解放，宗教降格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学校和教会的功能逐渐分开，大体上形成了教会教做人，学校教做事的文化传播格局。
中国文化传统中，学校却一身二任，教师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还“为人师表”，既要教做事，传授知识和技能，更要教做人，传播基本价值观念。分辨善恶，导引人心，规范行为，用王安石的话来说，学校使“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乞改科条制》)。因此在中国，教育和教师的重要性更高于西方社会。雨果说，“每教好一个孩子，就减少一个败类”，“多办一所学校，可少建一座监狱”，他的话，对中国社会似乎更为贴切。
“文革”时期，教师被批判被打倒，几乎被划到“专政对象”中去，他们既不能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也不能传递基本价值观念。“举世不师，古道益离”(柳宗元:《师友箴》)。对受教育者来说，这是一个双重的摧残：他们既没有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也缺失了道德榜样。打倒“四人帮”以后，“红色恐怖”年代结束，开始恢复文化教育。然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没有得到彻底清算，被破坏了的价值观念体系也没有光明正大地恢复重建。引入商品经济之后，社会道德还有每况愈下之势，有点象元人所谓“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这种趋势如果不能扭转，任何美好的社会蓝图都只能永远停留在蓝图阶段，前景未可乐观。
报上时有文章声称21世纪是中国世纪，让人联想起50年代那种“15年超英赶美”的浮夸口号。未来是从教育开始的，现在中国的产业和社会困境，在相当程度上包含着60-70年代蹂躏教育文化事业带来的长期后果。当年搞“停课闹革命”，把学生变成具有鲜明“无产阶级阶级性”但是文化道德水准低下的接班人，20年后，30年后，需要建设现代化事业的时候，其恶果就充分暴露出来了。要预测20年后国家民族可能达到的水平，最简捷的做法就去是看看现实的国民教育水平。今天的学校状况就是明天的产业和社会状况，奢谈什么“中国世纪”，还不如多到学校看看，为孩子们做点好事。
世界已经进入了“地球村”时代，正在成长的儿童都将被推到世界舞台上去表演，去展露头角，而不再蜗居于地球上的一个角落。实际上，象松下电器这样一些国际知名的公司，已经开始对员工进行面向世界的文化教育，这是聪明企业的聪明作法。为了明天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为了明天的和平与进步，我们同样应该及早进行理解世界面向世界的文化教育。
第十二章:生 产
12.1 自然生产与人工生产
根据《辞海》的定义，生产是指由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利用劳动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
那么生产关系又是什么呢?《辞海》定义说，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
关于生产的这个定义不能令人满意，第一，把生产限定在物质生产领域，所指的范围太狭窄;第二，它没有明确表现出自然资源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第三，它也没有确定生产活动在更广泛的自然演化过程中的地位。
为此，笔者另外给出生产的定义。
广义的生产是指人类所能利用的局部组织化过程。
这是一个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熵极大化趋势的背景下，还存在着局部熵减小的自发过程，也即是耗散过程，赫尔曼.哈肯把它称为自组织过程。宇宙演进过程中会出现对称性破缺，产生奇异吸引子，导致组织化和结构化过程。原始的质量分布扰动导致局部质量集中，发展而形成星球与星云;地球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局部富集的矿藏分布，化学组织化过程中产生了有机物，有机物海洋中产生了生命体，生命进化过程产生了一个生物系统，而整个生物系统持续不断地把太阳能转换为地球上各种生命活动的能量，维持着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这些都是自然界发生的耗散过程，或者称为自发的组织化过程。
自然界这些局部组织化过程及其产物，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其中有些还可能被人类有目的利用，因此它们都满足广义的生产定义。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耗散过程大多数远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开始进行甚至已经结束了，人类不可能施加任何影响，即使现在仍在进行的耗散过程，多数也没有加入人类意志。只要它们对人类无害，都可以认为是自然生产过程。
在30-33亿年前，地球大气圈中的氧浓度还比较低，蓝藻进行光合作用放出游离氧，使还原性大气逐渐变成为氧化性大气。这时候出现的铁细菌将二价铁氧化为三价铁，产生不溶性的氧化铁(三氧化二铁)沉淀在水中，形成铁矿。我们在东北和华北带状含铁石英岩中开采铁矿，作为鞍钢生产钢铁的原料，就利用了30亿年前自然生产过程的产物。
藻类植物遗体堆积埋藏在沼泽湖泊之中，形成了煤炭，经细菌分解后还产生了天然气。直到现在，藻类植物还制造着大气中10%以上的氧气，合成9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10-15%的蛋白质。这些产物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人类所利用。因此藻类植物的生长和变质过程都可以看作是基本的自然生产过程。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产过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丰富的物种基因库为人们生产食物、改良品种、维持生态平衡、增进肌体和精神健康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空间。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的水稻良种IR36，是由来自印度、印尼、中国、越南、菲律宾和美国的13个亲本综合杂交而选育出来的。美洲大陆有一半的农业产量来源于亚洲或非洲的物种，非洲70%的农业产量源自亚洲或美洲物种，而亚洲有30%的作物产量与美洲或非洲的物种有关。美国农产品98%依靠国外的种源，美国政府甚至动用中央情报局调查物种资源。美国的植物研究者在依索比亚寻找能够抵抗病原体的大麦以及生产力极高的豌豆，在秘鲁寻找营养成分更多的马龄薯，在土尔其与阿富汗寻找能够抵抗各种疾病的小麦，在中美洲寻找野生及原始的玉米品种。这样做就是为了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然生产的成果，创造产业优势。
19世纪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自然生产现象。萨伊就说过：“在犁耕田地并播下种子的时候，除这工作过程中所利用的科学知识、劳动和从前创造的价值如犁、耙、种子、工人所消费的粮食和衣服等等外，还有土壤、风、太阳等自然力执行工作。人类对这些自然力的工作没有参加力量，但这些自然力协同生产收获季节所收割的新产物。自然力的这种作用，我叫做自然力的生产作用”。 萨伊明确指出，它是自然赐于人类的。
考虑到人本身是自然生产过程的产物，而且还将长期依赖大自然而生存，在理念上恐怕只好承认绝大多数自然组织化过程对于人类具有现实或者潜在的效用，因此都应该算是自然生产过程。
除了自然生产过程之外，还有另外一类能为人类利用的局部组织化过程，其特征在于:人类利用对自然物质与自然作用的理解，组织自然资源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弥补自然生产的不足，形成由人操纵、控制并直接利用的组织化过程。我们把这种局部组织化过程称为人工组织化过程，或者叫做人工生产活动过程，在不致混淆的情况下简称为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