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建议以这一《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但蒋介石表示只能承认陕甘宁边区，在红军改编之后的指挥权上仍坚持己见，坚持红军改编后的三个师直属行营指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国民党方面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红军统帅机关名义问题暂作让步，但坚持“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这时，蒋介石仍然“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他对全面抗日尚未下最后的决心，故又把中共的提议暂时搁置起来。
蒋介石一方面命令驻北平的二十九军抵抗日军进攻，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向日本提出书面抗议。同时，蒋介石从庐山致电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日，约李、白二人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李当即复电蒋介石，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7月17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27日，日寇向平津地区增调了约16万人的陆军部队和18个空军中队。至此，侵人华北的日军总数已达30万人。次日深夜，日军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二十九军虽英勇抵抗，终因长期以来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备战不足而致失利。7月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他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上仍是一再下不了最后的决心。8月9日，蒋介石针对7日中旬周恩来在庐山上交给他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8月中旬，蒋介石与中共代表举行谈判，企图把宣言中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删掉，只保留四项保证，周恩来拒绝了这种修改，并建议暂缓公布这个《宣言》。中共代表在谈判中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在红军改编后由国民党方面派任政治部主任的主张，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并由朱德和彭德怀任正副指挥。
正在这时，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总计投入的兵力达 20万人，大炮 300余门，战车 200辆，飞机300架，兵舰数十艘。日寇扬言，3个月即可灭亡中国。日军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直接威胁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知道单靠外交途径已经无法阻止日寇的进攻，这才下决心抗战。
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抗战自卫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4日凌晨，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敌发动总攻击。此次淞沪抗战中，蒋介石先后调集了73个师参加作战，占当时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强。我国军队同仇敌汽，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多次重创敌军，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决死抗战的勇气。
上海抗战进行中，蒋介石经常带领高级将领们亲赴前线督战，这一时期，蒋介石抗战的决心是非常坚定的。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上海保卫战坚持了 3个月之久，至10月底，日军死伤数字已达4万余人。这一数字是日本陆军省自己公布的，多半是大大缩小的。由于日军武器先进，火力凶猛，因此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更为惨重，达到近30万人。由此可见上海抗战的激烈程度。
在上海抗战中，上海人民发扬了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工、学、商、妇女、华侨等各界群众和爱国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抗战工作，一时间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等民众支援抗战的团体纷纷成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作战。
中国参战的广大官兵，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日寇，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如守卫宝山的一个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坚守两昼夜，无一人后退，最后几乎全部殉国；坚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以谢晋元副团长为首的800名壮士，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激战四昼夜，最后奉命撤入英租界。
8月14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27架战斗机与日寇13架轰炸机激战于杭州上空，一举击落敌机6架，而我空军无1架受损伤。此役成为抗日战争中空战史上最辉煌的战例。后来，根据宋美龄的建议，以每年的8月14日为国民党军队的“空军节”。
8月19日，蒋介石表示同意共产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长林彪；第一二O师师长贺龙，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全军共3万多人。红军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八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l）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个纲领全面地体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蒋介石在谈话中说：
“此次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蒋介石以上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蒋介石当时的态度，固然反映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仍然坚持其国民党必须凌驾于其他党派之上的态度，但毕竟是其态度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他终于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基本纲领了。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公开发表，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改编后的工农红军，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指挥部的统帅下，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路北上，迎击日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五师在晋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并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役起到了灭敌凶焰、稳定战局的作用，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
日寇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可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下，一个上海就打了近3个月。上海抗战对整个抗日战争是极具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的。对日本而言，上海抗日战争更挫败了日寇“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坚守上海的作战计划，是蒋介石亲自制定的。虽然有前敌总指挥，但作战的主要部署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策。按原作战计划，上海抗战如果失利，到10月底，我军主力应撤退到吴江。福山一线，并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海盐之线。这两条线是蒋介石于1934年至1936年投入四个师的工兵团，用两年的时间构筑的阵地，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如果及时撤守到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另一方面还可以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样，虽然丧失了上海等部分领土，但我们是个大国，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按照当时的情况，这是我国抗日战争的上策。
参加上海作战的中国军队，到了1937年10月中旬，每个师大部分伤亡过半，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上海的浏河、阂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已被日军占领，中国后方又无兵力增援，敌我战斗力悬殊，我军疲惫不堪，已很难支持。再苦撑下去，只是徒然消耗兵力而已，对战局不利。但蒋介石严申命令：擅自撤退，军法从事。前线指挥官都不敢报告真情实况。蒋介石偶以电话盘询前方战况，部下多诡士气旺盛。倘有直陈实情者，即遭蒋介石训斥。到了10月末，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已无法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向蒋介石再三苦谏，说明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即时向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存我军的战斗力。蒋介石这才同意了这个意见。
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即11月1 日，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要开会了，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就可能会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蒋介石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回到阵地死守。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指出部队已开始转移，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后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并于当天夜里带领着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坐火车到了南翔，在一个小学校里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蒋介石讲了40分钟的话，他首先对前线官兵的英勇作战加以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很坚定，不容旁人插言，说完他掉头就走了。
所谓九国公约，即《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是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粗暴侵犯。如今，日本要独吞中国，蒋介石认为其他8国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会出面制裁日本。
这时，上海战场第一线的各部队已在撤退途中，忽接蒋介石的命令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部队，仍照旧后撤。加之战斗激烈，后撤的部队已很难脱离敌人，让后撤的部队返回原阵地自然更难。指挥错乱，引起整个战场的混乱。由于中国军队没有及时的后撤，来调整战线，给日寇调集增援部队造成了良机。11月5日，日寇3个师团在80余艘军舰的配合下，在杭州金山卫登陆。登陆后日寇兵分两路对上海战场进行侧面迂回，企图对我军加以包围歼灭。这样就迫使我军不得不仓促撤退。由于撤退来不及计划，几十万军队同在一条公路上行进，极度拥挤。这时，地面有日寇机械化部队的追击，上空复有敌机投弹轰炸、扫射，后撤的中国军队不能不尽量疏散。这就使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由于仓促撤退，事前布置失当，既没阵地上没有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给后撤部队工事位置图，因些造成极度混乱，撤下来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找到了工事，却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这样在日军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后撤部队没有占领并利用工事的足够时间，只得继续后撤。于是，蒋介石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就白白放弃了，丝毫没有起到阻击敌人前进的作用。
由于蒋介石朝今夕改，致使中国军队有计划的后撤一下子变成了溃逃。军队建制混乱，官找不到兵，兵见不着官，各部队各行其是，一溃千里。上海保卫战就这样结束了。
依靠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的幻想破灭了，而为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军队也由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从卢沟桥事变前的“不抵抗”主义到“8·13”上海抗战中的“坚决抵抗”，蒋介石在抗战问题上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即使在“坚决抵抗”的同时，蒋介石仍然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涉，期待着局部抗战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进一步的人侵。在这种错误思想的主导下，蒋介石没能按计划实施既定的作战方针，临时收回命令，将战略转移改为死守，这种盲目的拼死抵抗，终于导致了上海大溃败。可以说，如果按原计划执行战略转移的命令，中国军队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对日寇进行阻截，那么，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少不会陷落得那么早。
正是由于上海之战的溃退，导致南京保卫战兵力不足。1937年12月7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移驻庐山。12月13日，南京陷落，于是南京和平居民遭受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
2．守土有责 中正无情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是比较坚定和专一的，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表现也是比较积极的。毛泽东曾对此作了高度概括，他指出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抗日的确是比较努力的。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了抗战大计，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授权蒋介石组织大本营，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以统一指挥各个政党。当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尚未对日宣战，不必另设名目，遂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
南京失守后，1938年春才正式打出蒋介石为陆海空军最高统帅的旗号，同时任命何应钦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蒋介石将1937年7月至10月这段时间划为抗战第一期，对这第一期的抗战概貌，陈诚曾有总结：
第一期之作战，为我抗战最困难之时期。敌挟其优势军备，图以“速战速决”之战略，行连续不断之攻击，以歼灭我野战军，夺取战略要地，迫我屈服，我在持久战方针指导下，必须阻止敌之攻势，消耗敌力，且保持我之主力。故对敌之大攻势，仅能作战略上守势，与战术上攻势，以消耗打击敌之战力，而求以空间换时间。同时以我装备关系，不能在华北平原行决战，因此在华北方面，沿津浦、平汉、平绥。同蒲各铁道交通要点，行纵深配备，多线设防，以主力毅然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就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此役强韧之作战，大出敌作战指导预想之外。以战略观点言，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由此战役演成之结果，使敌人被我诱引，不得不逐次被动增援，而形成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最大之成功。
淞沪会战后，敌乘势迫南京，并以一部迁回芜湖，我为改变不利态势，乃以离心退却，诱敌北上。至三月问，演成徐州会战，敌以南北夹击之姿态，被我由合肥方面之威胁，阻止南路敌之暴进，乃对北路之敌，造成台儿庄大捷。其后，敌图遮断陇海路，经力图挽回，掩护大军撤退，旋敌被阻于河汛，乃改变其作战轴线，转由长江两岸溯攻武汉，复鏖战五月之久，使我争取有利时间，而转入第二期作战。
陈诚的这一概述，基本上说明了抗战初期蒋介石指挥军队“守土抗战”的情况。无论其军事方略正确与否，总之他是在一心一意地抗日。不仅军事上如此，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其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是主张积极抗日的。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等问题。
关于党务问题。决定实行总裁制，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实际的大权和领导重心在蒋介石1人手中。这标志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地位进一步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与此相适应，大会强调党制，规定了调整党政关系的原则：一，中央采取以党统政的形态；二，省及特别市采取党政联系的形态；三，县市采取党政融化的形态。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决定增设中央调查统计局，以加强特务统治，对内外严密监控。
关于施政方针问题。大会制定了《抗日建国纲领》，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以及推行兵役制度等重案。这些都体现了国民党的工作重心向战争时期转移。其中最主要的是《抗战建国纲领》的制定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
《抗战建国纲领》总则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外交项目中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与正义”条文，体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精神，如有：“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在军事项目中，规定加紧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武力训练、并“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治项目中，规定改善政治机构以适合战时之需要，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经济项目中，规定“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和贸易等，并提到“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项目中，规定了在有限范围内发动群众抗日，组织群众团体。教育项目中，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
《抗战建国纲领》体现了国民党抗战初期进步的政治主张，与抗战前国民党的国策相比，无论是从对外的抗日政策方面或是对内的政治开放方面，都有积极推动力和相当大的进步性。
但是《抗战建国纲领》自始至终强调全国在国民党及蒋介石的领导下，以三民主义为准绳，片面要求全国“摈弃成见”，，这表现出国民党顽固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这些是不利于发动各阶层人民抗日的。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有其积极的一面，所以共产党和各党派对它采取了赞助支持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如果蒋介石真正将其中有积极意义的条文付诸实施，中国各党派还是拥戴蒋介石的，中国的抗战局面和政治生活亦将有所改观。
抗战期间设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容纳抗日党派并允许各抗日党派代表议论国事的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200名。其中国民党89名；共产党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员委会1名；无党派者89名。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副议长张伯革，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在200名参政员的实际政治分野，从上面的数额看，国民党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参政会的职权，按《条例》规定：“在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但《条例》又规定：参政会的决议案，要“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才能实行。换言之，国民参政会决议案，对国民政府无任何约束力，只是一个咨询性机关。
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一向不许其他党派和广大人民过问国事的蒋介石来说，毕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各抗日党派可以借参政会提出自己的政见，宣传抗日主张和政策。共产党的7名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余6名中的王明、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都出席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在会上都积极认真地提出有利于抗战的施政方针和建议。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个阶段，蒋介石在军事上采取的是战略守势，即所谓“守土抗战”，为一城一地，曾与日寇作拼死争夺。南京失守的当天，蒋介石发表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的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日之决心。”
南京失守后，津浦线就成为日军攻击的新目标。日军渡江北进，意图进占山东，打通津浦路。当时，津浦路北段的仗是韩复榘指挥的，打得比较糟糕，韩所部与日军几乎是一触即溃，以致连连失误。韩也因此被蒋介石枪毙。关于这什事，有关的记载是这样的：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是当时日寇进攻的重点。国民党对抗战的态度也比较积极，特别是中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表现出了抗日爱国的精神。在抗战中，因“违抗命令，擅自撤退”而被蒋介石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只有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命韩指挥的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但韩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在日寇仅以少量兵力进攻山东时，韩竟不加抵抗，率部撤退。1937年12月22日，韩复榘放弃济南，接着放弃泰安和济宁，一口气退到鲁西南矩野、曹县一带。
1938年 1月 11日，蒋介石到河南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邀韩复榘到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一开口讲话就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令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以资格老一向做上，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声色俱厉地截断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还想反驳，他身旁的刘峙即劝着韩走出会议厅。蒋介石早在外面布置好军统特务，遂将韩逮捕，押回汉口，经军法处会审，于1月24日将韩复榘枪毙在关押他的房子里。
韩复榘身为一省之长、集团军司令，竟不顾民族安危，为保存自己的实力，拱手将大片国土让与日寇，理就受到惩处。从这点来说，蒋介石处决韩复榘也是对的。问题是蒋介石枪毙韩复菜不只是因为韩“违抗命令，擅自撤退”。抗战中“擅自撤退”的国民党将领，岂止韩复第一人，比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在韩复榘丢失济南的同时，刘峙也是在日寇到来时仓皇南逃，丢失了保定和石家庄，但并未受到蒋介石的惩处，反而在开封会议上帮助蒋介石逮捕了韩复榘。蒋介石如果真能不论亲疏、秉公执法，有“擅自撤退”的将领一律惩处的话，真可“使抗战阵营中精神为之一振”了。
蒋介石一定要处死韩复榘，另一个原因是韩与蒋矛盾很多。首先是韩继骛不驯，对蒋不能俯首听命。最使蒋痛恨的是，西安事变蒋被扣时，韩曾发表“《马》电，对张学良、杨虎城表示支持。尤为重要的是韩放弃济南之后，曾派人联系四川省主席，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预谋联合倒蒋。刘湘一直是在四川割据称霸的军阀，蒋介石战败退出南京，宣布迁都重庆，刘湘即有拒蒋入川之意，遂与韩复榘接触策划反蒋。此事正进行中，被蒋侦察到，于是决心除掉韩、刘。韩复榘被扣时，刘湘正在汉口住院治疗胃溃疡病。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医院去见刘湘，告诉刘湘韩复榘已被扣押。刘湘知反蒋事已泄露，何应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以后死去。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除杀掉韩复榘之外，还曾数度杀人以惩诫作战不力者。就在扣押韩复榘的当天，蒋介石当众宣布了一个《作战惩罚办法》，计10条。同时宣布了《作战奖励办法》，也是10条。他训示说：“这一个办法颁布以后，各位就要转告部下一般官兵，使他们个个都能透彻了解，大家从此格外惕励奋发，努力抗战。凡因忠勇战斗而牺牲的，本委员长一定本着至中至正大公无私的精神，转请政府，尽量补充以优奖励。”杀韩复榘后，确实“振奋了士气和民心”。韩伏法后，其职务由孙桐宣接任，第三集团军士气大振，在战斗中屡有上佳表现。
1938年3月，日军大举南犯，企图会师台儿庄，后攻徐州。台儿庄属山东峰县，扼运河的咽喉，清代曾有江淮糟米400万石由此北运，枣庄煤田靠此地出口，从台儿庄到徐州，走津浦铁路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走陇海铁路仅仅一百公里。由于临沂一仗，将日军两个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彻底粉碎，造成矾谷师团孤军深人。临沂战斗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和庞炳勋的军团打的。先是庞炳勋军团在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板垣师团不支，仓惶撤退。庞炳勋，张自忠两部合力穷追一昼夜，敌军无法立足，一退90里，缩人富县县城内，据城死守。沿途敌军尸横遍野，器械弹药损失尤大”。冯玉祥在后来称赞这一仗说：
“张自忠将军在山东临沂打了胜仗，日本人的大队攻临沂城，守临沂的是庞炳勋。双方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的勇敢！正从日本的右侧背用了一个拦腰截击的办法，把日本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蒋介石又将第一战区的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队调来守卫台儿庄。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和白崇禧来到徐州和台儿庄“指示机宜”。自3月24日至4月3日，日军矾谷师团主力全被孙连仲部队吸引在台儿庄的附近。在此期间，围绕台儿庄的战斗极为激烈。日军全力以赴，倾其所有兵力，并动用它的优势之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对台儿庄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孙连仲部队的池峰城师以与台儿庄共存之之决心，奋勇抵抗，反复肉搏，虽然台儿庄城塞被日军占去了四分之三，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屹然未动，死力支撑，以待机动兵团对日军实施包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有一个生动的叙述：“孙总司令要求与我直接通话。孙连仲说：‘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之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总司令说得如此哀婉。但我预算汤恩伯军团，明日中午可进至台儿庄北部。第二集团军如于此时放弃台儿庄，岂不功亏一篑。我因此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连仲知我态度坚决，便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孙总司令和我通话之后，在台儿庄内亲自督战。死守最后一点的池师长峰城，又来电向他请求准予撤退。孙连仲命令他：‘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在这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国民党官兵有血气的表现，是可敬可佩的。最后是汤恩伯的集团军赶到，李宗仁又亲临指挥对日军矾谷师团的歼灭战，台儿庄之战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日本军队全军魂飞魄散，狼狈逃窜，溃不成军。矾谷师团长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万余人突围逃往峰县，闭城死守，已无丝毫反攻能力。
这一战役，日军死伤二万人以上，李宗仁对这一仗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台儿庄捷报传出之后，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抗战前途露出一线新曙光。”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说，当时蒋介石对台儿庄胜利的宣传作了如下指示：
“一、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
二、长期抗战主要在于消耗敌人之战斗力，而不在一城一市之得失。此点应有深刻认识，以免对持久心理发生不良影响。
三、努力阐明本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等之重大意义。
四、所有宣传应努力报导事实，慎勿夸张。
五、对敌加以笔伐之时，应止于攻击日本军阀，决不可对日本皇室及日本民族有所诽谤。”
台儿庄战役，的确是我国抗战以来所取得一次空前的重大胜利。捷报传出，举国欢腾。当时曾在武汉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台儿庄大捷虽然是一项很大的战役胜利，却并没有起到扭转中国整个战局的作用。可惜，对于这一点，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军政人员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包括最高统帅蒋介石本人在内，他虽然嘴上说“台儿庄之战，不过第二期抗战的初始胜利，应力戒因此次胜利带来骄傲”，但那只是从宣传角度上讲的。实际上，台儿庄一战，也使蒋介石陷入了对当时形势的错误估计的误区中。他在向官兵的训话时说：“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忿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正是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向徐州地区增兵20万，使这一地区的兵力合计达到60万之众，意在挟台儿庄大胜之威，进一步扩大战果。而这时，日寇却放弃了津浦路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很强的机械化部队从两侧迂回包抄，使蒋介石“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的作战方略落空，60万大军一下子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无奈，只得于5月19日放弃了徐州，转入对武汉的保卫中。
徐州弃守之后，因第一战区主力有陷入日军重围的危险，蒋介石即命令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向平汉路以西撤退。6月6日，中国军队弃守开封。
为了保住发发可危的郑州，蒋介石竟批准了掘开黄河大堤。使黄水泛滥以阻止日军进攻的方案。6月7日，黄河铁桥被炸毁。6月9日，郑州北面花园段黄河大堤由人挖、炮轰，打开了宽约两丈的缺口，一时洪水滔滔涌出，将堤口冲开百余米宽，黄河水汹涌咆哮，向东南泛滥，淹没了豫、皖。苏三省四十余县的1700余万亩平原耕地，计有90万人死亡，610多万人陷人了汪洋之中，由此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蒙受了如此巨大的损失，却没能阻挡日寇的进攻，日军调头转向南进，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蒋介石为阻挡日军沿长江进攻，将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堵塞了长江船道。可惜仍未起到阻挡日军的作用。6月15日，日寇攻占了安庆，7月15日，攻占湖口，25日九江沦陷。至8月初，长江北岸的日寇又攻占了宿松和黄梅。至此，日军完成了夺取武汉的军事部署。
武汉保卫战是从8月初开始的，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3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同仇敌汽，对日作战十分英勇。陆海空三军一齐参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蒋介石保卫武汉的决心是非常大的。7月18日，蒋介石在接见英国《每日先驱报》驻华记者史诺时说：“武汉必能坚守，而日军后方，因中国游击部队日益活跃之故，则将变为前线。”他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人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国共两党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曾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亲笔信：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励，虽顽寇尚未戡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保卫战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国共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精神空前高涨。撤退到武汉的各救亡团体，在保卫武汉的抗战中，更加积极地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市民支援前线。中国共产党参与其间，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他们的支持下，抗战宣传和抗日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的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美龄在参加抗战救亡的工作中，表现也一直非常活跃。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领导成立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自任指导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8年10月，日军为策应武汉的攻势和切断中国海上的对外联系，发动了对广州的进攻。10月12日，日军自大亚湾和大鹏湾登陆，21日广州沦入敌手。广州沦陷后，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武汉方面的防守也已陷人危机之中。虽然广州失陷后，国民党余汉谋集团转至清远、横石、良口圩一线，意在阻止正面日军，但对于武汉局势已根本不起作用了，因为日军可沿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月22日，即广州沦陷后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10月24日晚，蒋介石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武汉，中途因飞机迷失方向而返回汉口。当第二天早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度起飞时，日军已迫近汉口城外15公里处了。
10月25日，汉口弃守。
这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分析是：“武汉攻略后，中国将利用其残存之西部数省，努力恢复其战力……今后应重视政略的进攻，培植并加强新政权，使国民政府趋于没落，始克有效。”自此，日本对蒋介石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政策。
武汉失守之后，日寇主力进入湖南北部，蒋介石以为日寇必夺取湖南长沙，在长沙的一次会议上说：“火车和火车头都向西南退，把铁路都挤满了怎么办？都烧掉算啦。”在这种“焦土战术”的思想指导下，他决定，如果日军进攻长沙，则将市内一切重要设施纵火焚毁，然后撤退。为此并将军队组成放火组。当时的命令规定：见市内起火便是信号，放火组便在全市一齐放火。1938年11月13日凌晨，未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失火，士兵们误认为就是信号，便一起放起火来。最为可恶的是，政府当局在事前不向市民预告，又没有疏散措施。一夜之间，大火吞没全城，到14日大火才熄灭。长沙城大部分房屋被焚毁，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长沙大火引起中外谴责。11月16日，从武汉逃到长沙南岳山中的蒋介石来到长沙，视察火灾状况，只见全市一片瓦砾。他要举行茶会招待外侨，亲自向外国人表达遗憾之意。可惜全城已被烧光，连茶叶也买不到。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将指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叶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的侍从室二组组长、属蒋的亲信）、警备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三人枪毙了。
当时日寇已无兵力继续内侵，在占领湖南的岳阳后，就停止了进攻，日本人既然不进攻长沙，蒋介石本想把统帅部迁回长沙。如今长沙已付之一炬，蒋介石只好于12月初来到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的这一次杀人，实在杀得不够光彩。本来，焚烧长沙、搞“焦土抗战”的命令是蒋介石本人下达的，到头来却把忠实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们给杀了头，实是不能服人。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交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发了电报还不放心，又让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直接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当时，张治中的心情十分矛盾，他在解放后曾说过：“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不安。一年来的工作，使我对湖南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怎忍使长沙人民的财产付之一炬？所以思潮起伏，矛盾苦闷。不执行是不行的。蒋当时是最高统帅，我是省主席，理应服从命令。……所以我只好照办，就将电令交给长沙警备司令叶悌执行。”
蒋介石预料敌情非左即右，日军本已无力南犯长沙，而他却以为敌必攻长沙，慌慌张张下令烧了长沙，却又嫁祸于部下，杀替罪羊以平民愤，实是不够“中正”。
武汉失守后，抗战第二阶段开始。陈诚曾有概述：
“在抗战第一期各战役中，敌既未能歼灭我野战军，达到速战速决之目的，自武汉会战后，我军已转入山岳地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g敌机动能力大为减削，且连络线延长，兼受我游击队之袭击，补给运输益感困难，既因其自身已达战略顶点，无法前进，不能不改为战略守势。更因我作战指导之适切，敌虽欲以战术攻势打击我军，亦不可能。乃不得不改弦更张，实施以战养战，一面扫荡我沦陷区游击根据地，一面经常抽调兵力流窜，以攻为守，而我之作战指导，则为策动敌后游击，化敌后方为前方，同时发动局部攻势或反击，以加大敌之消耗，而抽调部队积极整训，加强战力，以为反攻之准备。迄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战术攻势，并因其南进而改变，我则以游击消耗战，施行持久攻击，不断打击敌军，牵制其大部兵力。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连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围歼敌人于顾其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自三十三年以来，盟军在太平洋上之攻势，逐渐加强，敌海运威胁日形增大，我驻印军，以打通滇缅路之目的，横断缅北原始森林，对敌展开攻势；滇西远征军亦西渡怒江，策应缅北作战，着着胜利。于是敌为打通其所谓大陆交通线，从事最后之挣扎，于是豫中、长衡、桂柳诸会战相继发生，且进窥黔桂，此时本不难调回缅北劲旅，以挽颓势，只因滇缅路之打通，仅功亏一篑，乃毅然贯彻缅北作战计划，未为所牵动；三十四年一月，滇缅路率告打通，我反攻之气势乃起，迄五月间，实行局部反攻，进展顺利，正于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而敌于八月十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此时把军事进攻的矛头主要指向中共领导的后方抗日根据地，以“共同反共”的口号引诱国民党，并辅以少量的军事进攻相威逼，期以挑拨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汪精卫叛国投敌，当了可耻的汉奸。
3．汪逆叛国内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汪精卫就公开宣扬：“战必大败”，积极主张对日投降。他是个权欲狂，一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然而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屡处下风，忖度在独揽一切的蒋介石手下，永无出头之日。因而想通过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取蒋介石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于1938年7月，派亲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秘密赴东京，与日本军政首脑会谈，商定由汪精卫出面“交涉和平”，“收拾时局”。
1938年 11月中旬，高宗武与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受汪精卫之命潜赴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和伊腾芳男，在江湾重光堂密商对日和谈的条件与推进办法。经8天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协议记录》。
26日，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高宗武则留在香港，居间联络。
当时，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曾仲鸣、陶希圣、陈璧君等开了六七次会。陈公博反对汪精卫单独与日方言和：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在国民党内，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共产党所乘。再则，匆匆离开重庆，日方一旦变卦，我等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如签订《塘沽协定》历史重演，汪先生将遭万众责备。
陶希圣则为安危担心：“军统暗探比比皆是，一旦泄漏天机，大事不成外，身家性命难保，还是从长计议为好。”
梅思平抬出日本人压众：“汪先生离渝，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均报请日本内阁确定。如不烙守，日方便以为汪先生无诚意，久后再联系就难了。”
周佛海附和道：“是啊，汪先生如不如约脱离重庆，另组新政府也就不能。”
汪精卫咂咂嘴：“与日本人的交道，是不大好打的，当年日本副领事藏本明明自己走失，其大使却向我这个外交部长要人，一日数次咆哮汹汹，回想起来不免心有余悸。”
一心想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再也按捺不住了，瞪了丈夫一眼；“如此优柔寡断，畏首畏尾，能成得了大事？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一定得离开重庆！老蒋也想与日本谋和，他若知你捷足先登，会放过你？你留在重庆还想挨黑枪吗？”
“让我再想想。”汪精卫叹了口气？这是关键的一步，不能不慎重考虑。”
以后几天中，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如果不是一心想当中国最高领袖的政治野心，以及陈璧君、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极力怂恿，他或许可能迷途知返了，最终决定不去跳火坑。
决定叛逃之后。汪精卫慌忙作出逃准备，他召集群奸商量从重庆去香港的路线、方法。
梅思平提议由重庆搭飞机直去香港，即被汪精卫、周佛海否定。原因是：汪精卫身为党的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会长，地位显赫，公开去香港太冒险。
“还是先去昆明，转道河内去香港保险。”陈璧君显得胸有成竹地说。
“龙云靠得住吗？”陶希圣惊异地问，“既然途经昆明，总瞒不过这个云南王。”龙云当时是云南省主席。“一百个放心，云南王早就被我拉过来了。”又是陈璧君满脸得意之色，介绍了拉拢龙云的经过。
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将云南地方部队调往前线，以抗战为名达削弱龙云势力之目的，龙云深为不满且与之矛盾日益加深。汪精卫利用矛盾，对龙云极力利诱拉拢。不久前，陈璧君以中央监察委员身份，两度赴昆明视察向南洋华侨募捐，为龙云开发个旧锡矿及提供军需费用。她又有意无意流露对蒋介石的种种不满情绪，龙云也知蒋汪素存芥蒂，又知汪精卫一派在中央很有些势力。决意依附汪精卫以增强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所以直言指责蒋介石，无所忌惮。当下陈肇君心中暗喜，趋声附和。当时陈、龙二人一唱一和，愤满之情达于极点。当陈璧君说到，汪精卫在中央徒有虚名，想换换环境时，龙云慷慨而言：“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由昆明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正因为有了龙云这个表态，汪精卫才敢放心地借路云南了。
对于如何走法．群奸议决：以分散出走为宜。具体安排是：梅思平日内先经香港去上海，向日方报告商讨的一切。周佛海本是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以视察宣传为名，于5日去昆明。陶希圣托词讲学尾随而去，此人身任艺文研究会总干事。陈公博系四川党部主任委员，常驻成都，于19日直飞昆明。汪精卫夫妇与曾仲鸣18日走。
离出逃的时间日近一日，汪精卫依然去中央党部办公，与平时一样衣冠楚楚、整齐且举止文雅，不失君子风度。汪公馆也显得很平静，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然而每至深夜，大门紧闭的汪公馆里，汪氏夫妇便忙碌开了；或是处理文件书籍，或是收拾家私杂物，以便于行动出发。他还以节省开支支援前线为名，辞退了几个靠不住的佣人。
当时处于战时非常时期，即使中枢要人离开重庆；均需最高当局批准。正巧蒋介石在前线视察，给汪精卫叛逃开了方便之门。他嘱交通部政务次长彭学沛，预订了10日飞昆明的机票，并嘱保密。彭学沛是汪派中人物，自然守口如瓶。
9日那天早饭过后，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汪精卫拿起一听，传来了蒋介石的文胆、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的声音：“蒋委员长已从前线回了重庆……”
“啊？！”如遭五雷击顶，汪精卫脸色倏变，然而他立即镇静下来，“啊呀，外边汽车发动，听不清楚，你讲大点声。”
“委员长回来了，要汪先生下午2点参加会议。”陈布雷提高了嗓音说。
“知道了，我准时出席。”汪精卫放下听筒，用手背抹着额头的津津冷汗。随之将蒋介石回渝的事告诉了妻子陈璧君。
陈璧君一听也慌了手脚，武汉失守以后，老蒋一直在前线视察，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是冲着我们的事来的。
曾仲鸣与陈璧君所见一样：“完全有可能，汪先生是副总裁，蒋介石回重庆，照理应先通知汪先生，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下午开会决不能去，以免自投罗网”。陈璧君越想越怕。
“事情不一定那么严重。”汪精卫紧张的心渐趋平静，用手指敲着太阳穴分析说，“中央已作规定，中枢领袖乘飞机一不拍发电报，二不告诉航空公司，意在保密，故蒋介石回重庆似为突然，实属正常。再则，与谋和之事，只我们几个知道，均极端可靠，不会走漏风声。其三，若是天机泄露，必在泞不及防中被逮捕；岂容你我安然在此？”汪精卫分析的条条是道。
“话虽这么说，然防患之心不可无，去开会时把手枪带上。”陈壁导仍是放心不下。
汪精卫点点头：“小心一点是应该的。”他眼露凶光，“若有突变，叫蒋介石同去地狱！”
夜深沉时，汪精卫终于回到了家里，陈璧君如释重负，遂问丈夫明天能不能走。
汪精卫缓缓摇了摇头：“会上，蒋介石再三强调，抗战为即定国策，务必烙守，不容言和。这些话显然是针对我来的，似乎对我有所怀疑。再则，近几天都有重要活动，蒋介石均要我参加，故不能轻举妄动，且过两天再说吧。”他草写了两行字，递与曾仲鸣：“这是给佛海的电报，你快去拍发。”
紧接着，汪精卫又退掉了预定的飞机。蒋介石突然回渝，打乱了他的叛逃计划，一时无法脱身，他还担心行动有否暴露，因而惶惶然不可终日。
12月8日清晨，昆明金城银行二楼。
陈春圃人未到而声生到：“周先生，有电报来了。”
周佛海急忙下床开门，将密电码交与陈春圃；“快快译出来。”
不一会儿，陈春圃已将电文译出：
“兰妹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他左看右看，一时不解其意。这时，周佛海洗好脸拿过来一看，失声惊叫：“出了麻烦了。”一屁股跌坐在沙发里，呆若木鸡。
原来电文是隐语。“兰妹”是汪精卫的代号，“秀妹”指的是日方，“出阁佳期”是谓日本政府发表对华新政策声明的日期，总的意思是：汪精卫因故不能依原定时间离开重庆，要周佛海速告诉日方，不必等他而误了发表声明的日期。
周佛海苦苦思索：汪精卫不能如期离渝究竟出何原因？是气候恶劣不宜起飞？是身体欠佳？莫非出了纸漏？想到这里，他不由得不寒而栗！
汪精卫不能如期出逃，也使日本政府陷于被动，近卫首相以身患感冒为托词，取消了原定12日的广播演说，声称延至14日。两日之后，仍未得到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消息，便以重感冒未愈为由，暂时取消了演说。
蒋介石回重庆后，又是会议，又是视察，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汪精卫都必须陪同。
时来运转，机会终于来了。
17日傍晚，陈布雷打来电话，说明天上午，蒋介石将要给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问他是否参加。
汪精卫闻听，一阵惊喜。因为按惯例，此种会议，作为党的副总裁的他，是可以不出席的，遂以急于准备演讲稿去外地演讲为名推辞了。他决计趁蒋介石去训话之时，逃离重庆。
1938年12月18日上午，正当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礼堂全神贯注讲话时，汪精卫开始了他的出逃计划，一辆吉普车从汪公馆大门缓缓滑出，拐上大街，往珊瑚坝机场而去。
车至机场外停住，陈璧君拉开窗帘一角，观察四周动静，见无异样，招呼众人下车，闲话着向候机室走去。
她的前脚刚跨进候机室，似触了电般一怔，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脸露惊煌之色--
斜对面靠墙长条椅上，坐着空军司令周至柔，旁边站着四五个警卫，个个腰插快慢机，警惕地注视着周围，其中一个，似已看到了陈璧君。
是否蒋介石今周至柔来监督我们？陈璧君本能地后退了一步，继而一想：何必疑神疑鬼呢？他若发现我们来而复去，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成败只在今朝。于是满面春风走了进去，抢先招呼道：“哦，周司令也在等机，是去前线，还是另有公干广周至柔一见是陈璧君，忙不迭地站起：“汪夫人，您请坐，夫人是……”
“汪夫人有点公事，去昆明走一趟。”曾仲鸣抢先代为回答。
“那再好没有了，我也去昆明。”周至柔在陈璧君旁边坐下。
听说周至柔也去昆明，陈璧君暗暗叫苦。她佯作轻松地与周至柔闲谈起来，暗中留意对方言谈举止正常，心里才稍稍安定。离起飞时间只十分钟了，乘客已验票登机，周至柔起立请陈璧君上机。
“周司令先上好了，机上见。”陈璧君有意要把他支走。周却不走，大概出于对这位副总裁夫人的尊重，伸手做了个“请”的姿势，“不，还是汪夫人先上。”
这下可把陈璧君急坏了，也算是急中生智吧，她转身向曾仲鸣：“稍等一等，我去去就来。”说着径直向标有“女厕所”字样的方向走去。周至柔这才先行上了飞机。
几分钟又过去了，汪精卫仍杏无踪迹，陈璧君不时注望通往机场的公路，急不可奈。她再次看了看表，离起飞只有三分钟了，便要曾仲鸣通知机场，说汪精卫有事去云南，因批示紧急公文迟到，飞机暂缓起飞。
正在这时，珊瑚坝上一辆轿车飞驰而来，一转眼已到机场外，是汪精卫到了。陈璧君三步并做两步追上去，从丈夫手里接过小皮箱，悄声告诉他周至柔也在机上。
在机场上的军统特工，对汪精卫去昆明事前一无所知，不敢贸然上前查问。汪精卫见他们注视着自己，索性走了过去，道声“辛苦”，又亲热地与他们握手。然后与陈璧君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故竟饶了一个大弯，慢悠悠地走向舷梯。
“江副总裁好！”周至柔瞥见了汪精卫，忙忙向机舱口迎接，还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汪精卫颔首还礼，笑容可掬：“刚才壁君告诉我，周司令与我们同机，好极了，多了个旅伴。”
飞机滑行一段后，头一昂，斜插云空。汪精卫轻舒了口气，与陈肇君相视一笑。
当时午后一时许，飞机飞临昆明上空，盘旋几圈后徐徐阵落。汪精卫向外一看，破口大骂：“龙云这个老滑头，搞得什么名堂。”
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拂，军乐声锣鼓声大作。龙云一身新装，率文武官列队迎接，“欢迎副总裁莅临视察”的大横幅特别显眼。汪精卫怒不可遏：“谁让他搞这么大场面？仲鸣，你去告诉他，就说我身体不适，一律改日延见，把欢迎队伍撤去！”
待机场上人们尽行散后，汪精卫方才下机匆匆钻进汽车，去了下榻处。一路之上，欢迎标语到处可见，他越看越气，拉长着脸一言不发。龙云佯作不知，热情地向他指点街景。
送走龙云后，汪精卫把气都出在陈春圃身上：“饭桶，叮嘱你让龙云一个人来接，为什么来了那么多人？还贴了那么多的标语？”
陈春圃哭丧着脸解释：“我把汪先生的话转告了龙主席，他当时是答应了，事到临头突然变了，通知厅、署、局长迎接。我发现后要他改变，他说来不及了，汪先生怪罪下来由他负责。”
“这老滑头居心不良。”汪精卫益发生气：“我是托词来昆明的，知道的人越多，就越难对付，将来他们明白真相后，还不是群起攻击骂得更凶吗。”
龙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他是在预留后路。汪精卫来昆明事秘而不宣，将来蒋介石追究起来，助江叛逃的罪名不可推卸，于是他才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
傍晚时，龙云打来电话，说是晚上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欢迎汪精卫光临。汪精卫余怒未消，以机上受颠簸、身体疲乏为由一口回绝了。
汪精卫因与周至柔同机，待周一回重庆，自己到昆明的事即会传到蒋介石耳中。又昆明朝野都知他来此，所以不敢在昆明耽搁。当即他告诉陈璧君：“在昆明多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明天一定离开。”于是打电话给龙云，要他于招待美国大使之宴会散后，前来商谈要事。
汪精卫与龙云密谈至深夜，向龙云托出了离渝推行“和平运动”的计划，末了他说，“该说的都已告诉了你，你如是不同意，即可电告重庆把我扣留，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讲此番话时汪精卫形似镇定，心实紧张，不安地等待回答。
龙云笑笑说：‘“汪先生何出此言？汪先生的努力真能达救国之目的，我必赞同。不过有一点，希望汪先生与日方交涉，日军在一年内撤退。”
“我必向日方力争实现之。”汪精卫心定了，“既然你赞同我的意见，就请给我定一架飞机，明天飞河内。”
龙云当即拍板：“定机位的事包在我身上，由省府出面包一架专机，明天我亲自恭送。”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如漏网之鱼，钻进了龙云包租的欧洲航空公司客机仓惶出逃，飞往河内。为麻痹蒋介石，他在上机前发电重庆，意谓飞昆明时，以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拟在昆明多留一日，然后返渝。
从此，汪精卫背叛了祖国，沦为卖国投敌的头号汉奸。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是当时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他的突然叛逃，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猜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大事。
1938年12月20日，蒋介石在陕西西安接到龙云的报告大吃一惊。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12月24日下午，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天晚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之抵抗。”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急忙发表了这个声明。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派遣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恰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日，蒋介石到场并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他说：“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的讲话中，蒋介石绝口未提及汪精卫叛逃一事。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9日，汪精卫发表唁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
关于蒋介石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谈判的事，汪精卫所说倒也不差。1937年 11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并多次轰炸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住到了中山陵自己的房子里，冒着危险滞留南京，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秘密谈判，试图通过他与日本政府“议和”。后由于日方所提条件甚为苛刻，丧权辱国的条款太过明目张胆，故尔蒋、汪不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最终没有向日本妥协。在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击日寇侵略的情势下，蒋、江联手秘密求和，的确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好事。所以，蒋介石当时曾要求陶德曼“一切都不要公布。”可见他也知道这种事是见不得阳光的。而汪精卫叛逃后，居然将此事捅了出来，这当然使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此后数年间，蒋介石一直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汪精卫。出以公心，是绞杀汉奸；而出以私心，则多半与汪精卫“说话太多，知道的秘密太多”有直接的关系。
1939年元旦，蒋介石主持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的“唁电”并最后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
4．依旧跟共产党过不去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
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对内政的重要议题是“整顿党务”。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党魂”，则是被蒋介石曲解了的“三民主义”所谓“党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规定了国民党要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的发展，“力谋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求乡村社会力量中之发展”；加强国民党内部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会议还根据蒋介石的报告与讲话，决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上，还作出了一些强化国民党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重大决定。其主要者：决定设立党政军一元化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规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权力。还规定了实施《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其中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违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严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动，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动。
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国民党有关部门即制订和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并且加派有力部队“前往冀鲁”，“以限制共产党之发展”，以“收复失地”为名，侵占解放区；经济上搞封锁，既不发饷，又以统一经济制度为名，不许自筹补给；政治上亦不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阻止青年奔赴解放区而且还要以特务手段破坏共产党组织。
这些事实说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只要腾出手来他就要反共。在抗日战争中，战斗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壮大，对于抗击日寇、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是有利的，是符合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但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惧。他深恐共产党在抗日过程中“坐大”，因此当日寇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就开始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了，这标志着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向着退步、消极、反动方向转变。
蒋介石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实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始终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作为敌人来看待。蒋介石把“做了日军傀儡的汉奸”和“不服从命令的共产党”作为国民政府“面对两大内敌”。蒋介石在日记中一再攻击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作乱”。甚至对中国共产党的根超过了对日伪的恨。当日本忙于制造汪精卫的伪政权因而在军事上暂时停止了大规模地侵犯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说：“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崇为可恨耳广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任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蒋介石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惟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并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并具体解释了这张表。其核心就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蒋介石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
1939年12月，蒋介石又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朱德、彭德怀等曾通电全国，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罪恶行径。
在1940年4月召开的由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何应钦作了一个题为《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大谈所谓“国军自去年冬季攻势开始后，北方各战区连续发生不幸事件，自行对消抗战力量，并给敌军以抽调转用之自由。”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何应钦在回答董必武。梁漱溟的询问时说：“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至于军队方面……朱总司令等刚电谓其全军有23万众，在中央机关从来无案可稽。据调查该集团不但自由扩军，而且自由行动。”而且叫嚷“目前政府对于各地的不幸事件，在政治上，仍抱宽大态度，希望十八集团军凛于国难之严重，一致团结抗战，但在军事上必须严格要求。任何军队，均应严守军纪，绝对服从军令，如再有轨外行动，必照军纪，予以严厉制裁。” 1940年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及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这个《提示案》的要点如下：“一、拟定‘陕甘宁边区’的范围（此时准其包括十八县），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三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另再增加两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很显然，这个《提示案》就是限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日，这是在抗战中反共的一个先声。同年10月19日，蒋介石又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第十八集团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说什么“历次不幸事件，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及新四军所属部队：①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②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③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④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于是就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1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地点。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黄河以北），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其它各问题之命令。”在“皓电”发出以后，顾祝同就积极制订“防堵计划”。同年12月9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下了手令。今文说：“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限”。“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于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参谋总长10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克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于是，在1941年1月，当新四军军部和一、二、三支队的部分武装1万人北移时，惨遭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酿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而蒋介石在同年1月25日对苏驻华大使说：“新四军之干纪抗命，已非一日，由来已久。余可保证：新四军之种种宣传，纯为谣言，绝不可信……新四军违抗命令，伤害友军与妨碍抗战之事，自去年春夏以来，先后在江北袭击友军，指不胜数，中央一再宽容，冀其终所觉悟。”蒋介石把这次袭击新四军北撤的“皖南事变”与北伐战争时期的“中山舰事变”等同看待。蒋在1月30日的日记上说：“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
对于皖南事变的真象，国民党一直封锁消息，妄图在国内外舆论面前掩盖事实真相，并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面对蒋介石一手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和暴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在国统区办的《新华日报》在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时，新闻稿件受到国民党新闻机关的蛮横扣压，为表示抗议，《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周恩来在“天窗”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2”以表示对国民党当局的强烈抗议。
为了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以抗日大局为重，采取了一面坚决斗争、一面在斗争中求团结的策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蒋介石掀起的一次次反共浪潮进行有力的回击，原则上作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在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孤立，不得不有所收敛。
蒋介石坚持反共，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这是由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采取两面政策，一面主张团结抗战，一面又摧残国内进步势力，反共反人民。应当说，蒋介石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在领导国民党军队抵抗日寇侵略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是在抗日的同时，他又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无情的屠杀。这一反动本质的暴露，是蒋介石失去人心、蒋家王朝走向灭亡的关键一步。
5．美龄--美援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不宣而战，突然向苏联发起“闪电式”的军事攻击。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声明，一方面申明其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一方面又着重强调，希特勒“侵犯俄国只是侵犯不列颠诸岛的先声……因之苏联的危险也就是我们的危险。”这就明确表示了英国的立场是站在苏联方面的。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发表声明说：“美国决定于可能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
当时美国和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直在竭力避免与日本交战。此外，出于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需要，英美等国也不愿看到日本长期把大量军事力量用于中国战场而腾不出手来进攻苏联。在此种背景下，英美等国试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促使日本与蒋介石的重庆政权言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汪精卫叛国，日本又承认并支持江伪政权，独霸中国的苗头已经显现，美国出于自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决定支持蒋介石与日本抗争。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仍奉行“欧洲第一”的战略，对付日本主要是向中国提供物质的支援，希望能使中国撑持下去，与日本打到底，从而可以使美英等国不必与日本直接交战。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美国还接纳了日本派出的特使，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日本以从越南撤军和不侵犯南太平洋为条件，要求美国恢复对日通商，并继续供应日本石油、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同时，日本还非常“委婉”地表示：不希望美国妨碍日中两国为和平而努力的行动。言外之意很明显，就是让美国支援日本而停止支援中国。当时由于美国奉行“欧洲第一”的政策，同时也为使本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时间，竟不惜抛弃中国，一度欲与日本签订协定。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指示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转告美国政府，声称如果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稍有放松或变化，‘断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同时，蒋介石又致电丘吉尔，要求他出面反对美日签约。丘吉尔很快作出反应，他致电罗斯福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宋美龄则利用无线电广播直接向美国呼吁：“我觉得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有4年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们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
就在日美谈判进行中，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当时，美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重庆，立即引起了一片欢腾：
街上差不多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5亿美元，10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至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
上述这段文字是著名作家韩素音笔下的回忆，可见当时中国的百姓和军政当局对美日开战所持的态度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从此开始。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在军事上利用中国抵抗日本、而自己不直接参战的如意算盘打不成了。在军事上，美国的参战将吸引大批在华日军，使中国战区的压力聚然减轻，这正是蒋介石所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难怪他竟然哼起了京剧以宣泄自己的兴奋之情。
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蒋介石是12月8日凌晨才得知的。当时蒋介石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正住在重庆南岸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凌晨4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打来电话，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当天上午8点，蒋介石就紧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委特别会议，决定向美国建议，成立中。美、英、苏、荷、澳等国军事联盟，并由美国作为领导。当日下午，蒋介石分别接见了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并将成立军事同盟的建议交给三位大使。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由于苏联卫国战争正值紧张艰难阶段，所以斯大林表示无暇东顾，拒绝出席会议和参加联盟。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何应钦与宋美龄。在会议上，中、英两国发生了争执。其时，英军早已人缅作战，但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之所以在东南亚打日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英方代表提出，应制订中、英联合作战方案，这个方案首先是保卫缅甸，因为缅甸是保护英殖民地印度的最后屏障。当然，中国也需要保住缅甸不被日本军队控制，因为缅甸是中国仅存的一条国外补给线，大批的美援物资要通过滇缅公路运往大西南。但英国却想把美国援华的物资据为己有，并在会议上公然以蔑视的态度对待蒋介石及中国军人。而且，在会议之前，英国已在未同中国打招呼的情况下，将美国援华的150辆军用卡车及大批弹药吞没了。对此，蒋介石却显得颇有绅士风度，他不与英国人争执，只说：“中英两国此时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理应彼此互助互谅。运给中国的援助物资，像前次的卡车，贵国如需要借用，不妨与中国商洽”。这一番话，当场令英方代表面红耳赤，不再争执不休。
中国的抗战一开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即以大量军事装备及战略物资对中国进行援助。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然后长驱直人，直捣中东……
”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并成为抵御苏联的广阔空间地带，既然战后的中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现在就应该以大国之礼对待中国，亦即视中国为“大国”。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与敌单独媾和。1941年门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在开列签字国顺序时，罗斯福最初亲笔把中国排在仅次于美的第二位，再下面是苏联和英国，后来，他又把英国改排在第二，把中国排在第四位，再后面则是其余22个国家，依字母顺序排列签字。即使这样，中国也成为华盛顿联合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1月3日，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在这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26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人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客，能不戒惧乎哉。”蒋介石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蒋介石为感激罗斯福，也想到应该请美国委派一位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于是，由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其老部下和好友、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美日开战，日本必败，中国会因此而得救。而且，随着战事发展，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美国即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继续援助中国。
蒋介石把战胜日本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物资支援和美国的直接参战上，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思想。早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组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各自在欧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新秩序”的特权，并在战争中相互支援。这个法西斯军事阵营的成立，是全世界人民的灾难。可是，蒋介石对此却感到高兴。他说：“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这一判断的确是对的，是有战略眼光的。蒋介石当时向各战区将领宣示了一份手今，认为《柏林协定》是“抗战最后胜利唯一的转机”，“只有等候国际局势的转变，期待美英苏的合作，造成最后胜利”。蒋介石这种“保全实力，坐视成败”的消极抗战思想极大地瓦解了国民党军队的斗志。
1940年6月，蒋介石让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宋子文以蒋的“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宋子文带上妻子张乐治和孩子，声称来美国是为“家庭事务”，他这次到美国居住了将近两年半，但在重庆与华盛顿之间飞来飞去，宋子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美国贷款。当时，美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与希特勒争夺霸权，大量的物资在支援英国，罗斯福在忙于竞选连任第三任总统，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抱着“这场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因此，宋子文在美国最初的3个月，1美元的贷款也未得到。1940年9月，日寇出兵占领越南北部，这刺激了美国。9月，美国同意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国再多提供些贷款，可是美国这时仍认为不必要对中国过多的援助。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最有才能的人物”。罗斯福自1933年3月4日就任美国第32任总统以来，实行“新政”，成功地收拾了由于美国经济危机造成的烂摊子。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美国政府过去不承认苏联的立场，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是不支持法西斯国家，态度比较明朗、坚硬，是一位有远见、有魄力的资产阶级政治家。1940年11月，罗斯福以民主党候选人，第3次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蒋介石对罗斯福的当选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祝贺，因为此前罗斯福是倾向援助中国的。11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虽为美国之内政，然有关于世界之安危与人心之振靡者极大”，“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此乃出余之至诚，而非可以普通应酬之电文祝之也”。11月9日，蒋介石分别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蒋介石在方案中提出三项原则和四项具体相互协助项目。”三项原则是：（1）中国坚持执行九国公约规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即保证各帝国主义在中国“机会均等”、“利益分沾”）；（2）反对日本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3）在认定中国独立、自由的基础上，作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之和平基础。四项相互协助项目是：一、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或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比项借款总额为美金2亿元至3亿元；二、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售给中国战斗机500至1000架，但本年（194年）内先运华200架至300架。此外，并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以其他之武器，其数量及种类另行商定之；三、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此项代表团之团员，得由中国政府聘为顾问；四、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场所，联军亦可使用。
美国认为蒋介石要求给予数亿美元贷款和1000架飞机“令人惊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500架飞机就像是要500颗星星。”蒋介石的要求虽被华盛顿婉言拒绝，但蒋介石并不气馁，他认为“英倭与美倭的关系，皆无法改善，美参战时期将日近矣！”他还相信英美会认清中国所占的战略地位。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了他一手扶植的汪伪政权，并与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签订了一个《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一举措，说明日本对诱降蒋介石政权已经失去了耐心，已经决心彻底摧毁重庆国民政府了。在这种情势下，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向日伪投降，重庆政府危机日深。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华盛顿发出了警告：“若不给蒋介石在财政和政治上更大的支援，重庆政府的垮台就迫在眼前了。”当时中外舆论一致认为，蒋政权随时有可能崩溃。
1940年12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提供给中国1亿美元贷款的议案。日本加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进占越南北部，也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亚、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线。因此，为抵制日本霸占东南亚，英国随后也贷给蒋介石政府1000万英镑。美国《时代》杂志社社长说：“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112万5000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的庞大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
1941年1月6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军火租借法案》，这个法案是为了援助英国而提出的，但国会允许总统向其认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租借武器和物资。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金和补给品，让它们继续作战，从而使美国本身保持非交战状态，使战争不致蔓延到美国本土。正如罗斯福所解释的那样：“在邻居失火、火舌要延伸到我家来的时候，我只在庭院草坪上浇水，却不把水管拿给邻居，还不应该被人家指为傻瓜吗？”这项提案对美国的“中立主义者”也产生了吸引力，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提案，而且第一次就批准了价值7亿美元的军用物资。美国国会刚通过租借法案，3月15日，罗斯福总统即发表演说：“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通过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宣布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后，蒋介石十分高兴并催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早日兑现。3月30日，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一、帮助中国建立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二、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业已批准4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它项目正在研究中。”
6月，苏德战争爆发。此后，国际上已明显形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国在这个阵营中，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这时蒋介石却发现，英、美、苏甚至荷兰等国都没有把中国当成盟友。1941年2月22日在新加坡召开的美、英、荷、澳四国远东防卫协同作战计划会议，居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同年8月14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的一艘军舰上会谈，安排全球战略部署，会议后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这次会谈也没有邀请蒋介石。蒋介石对此极感恼火。他担心的是：现在不把中国当作大国对待，战后将得不到“平等地位和公平对待”。
直到1942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帮助下，蒋介石才放下心来--他的政府终于被列入反法西斯阵营四强国之一，得到了“大国”的待遇，蒋介石并成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1941年3月，蒋介石夫妇由昆明乘飞机到缅甸北部的腊戍前线视察，适逢即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史迪威中将赴途中经过腊戍，蒋介石夫妇在下榻处会见了他。史迪威在1937年至1939年间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参赞，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很熟悉蒋介石的为人。在中国就任统帅部参谋长之后，他曾与蒋多次发生不愉快，蒋介石内心深处很讨厌史迪威，但他又不便公开得罪他，因为他还得依靠美国的援助，他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物资，而这些又不准备用作与日本军队交战。蒋介石想的是，用这些物质作为战略储备，待抗日战争胜利后好去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出于这种目的，蒋介石政策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向美国要钱要物。对于他无休止地大量要钱的行为。一些美国高层人士也曾表示过怀疑，史迪威曾就此表示过反对，认为蒋介石把美国的援助物资和金钱都存了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中上层人员中饱私囊了。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然愿意援助蒋介石。罗斯福十分看重中国的战略地位，希望中国在牵制日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当然，罗斯福也不愿看到大量的美金流人国民党上层官僚们私人的腰包，他认为在华的美国高参、顾问们提供的有关中国的情况还不够准确，于是，1942年8月，罗斯福委派威尔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对抗战中的中国进行了一次为期近50天的访问。
威尔基是罗斯福的政敌，但为人豪爽热诚，颇有侠士风度。他在1940年美国大选中败在罗斯福手下，而罗斯福却仍然视他为朋友，对他非常信任。
对于威尔基的来访，蒋介石十分重视，他称威尔基是自美国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蒋介石决心花大力气来取悦于威尔基，以便争取更多的美援，并期望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把史迪威换掉。正如史迪威事后所说，威尔基“完全被蒋介石夫妇骗住了。”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和翻译，以其流利纯正的英语和雍荣典雅的外貌令威尔基倾倒，考尔斯所著的《迈可回望》一书曾对此有所披露：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6天的总部。
6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10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吵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的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到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美国总统；你还希望1944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的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的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迈可·考尔斯是美国出版界巨子、《展望》杂志的创办人，当时他曾陪同威尔斯对中国进行访问，他的回忆应当是非常可信的。宋美龄居然敢伸手抓破“美国朋友”的脸，可见她与美国人尤其是威尔基的私交已相当深厚，这也正是蒋介石取得更多美援及美元的重要途径--事实证明，宋美龄在蒋介石政府争取美援方面是立了大功的。
威尔基在华访问49天，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全程陪同，这个董显光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心领神会，在威尔基面前大演双簧戏，把这个美国佬哄得晕头转向，真的以为蒋介石把美援部用到了正道上，以为蒋介石政府是在全心全意并且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为了瞒哄威尔基，蒋介石夫妇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宋美龄的“私谊”感召下，威尔基建议蒋夫人到美国去“进行一次亲善访问”。他强调说：“必须从这个地区派出一个有智慧、口才和道义力量的人来进行帮助，使我们了解中国和印度以及它们的人民。夫人将是一位十全十美的大使。她的巨大才能--而且我知道她会原谅我说出这番私人的话--她对中国的高度忠诚，在美国是众所周知的。她将会发现她不仅会受到热爱，而且会发挥巨大作用。我们愿意倾听她的话，因为谁都比不上她。她既聪敏，又有魁力，怀有一颗慷慨和理解他人的心，具有优雅端庄的风度和容颜，加上抱有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一种客人。
威尔基的建议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于1942年11月16日致函罗斯福总统：“内子非仅为中正之妻室，且为中正过去15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对中正意志甚明了，当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正之面馨也。”
1942年11月17日，宋美龄由重庆乘飞机秘密启程，辗转非洲、南美洲，于11月27日到达纽约，先住进了长老会医疗中心就医。
宋美龄是以她与威尔基对等的身份，到美国回访的。目的当然首先是政治游说。但她当时健康欠佳，此次访美，也有就医目的。宋美龄在1937年10月赴上海前线慰劳抗战官兵时，由于翻车负伤，一直未痊愈。此外，最主要的是治疗慢性皮肤病。
宋美龄出院后，作为罗斯福总统夫妇的客人，抵达华盛顿。2月11日，罗斯福夫妇将蒋夫人迎进白宫，她在白宫居住了11天。她住院期间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曾去医院看望，觉得她显得那么“娇小脆弱”，“我真想帮助照料她，好像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似的。”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止。罗斯福假装大笑起来，而且，为了引起坐在桌子那边的他的夫人的注意，便问道：“埃莉诺，你看见她的手势了吗？”罗斯福总统对宋美龄的印象不再是“娇小脆弱”，而是“心狠如铁”。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在私下里说：“她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当这段话传出去以后，记者们向蒋夫人问到此事，她拒绝发表评论。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由罗斯福总统的夫人陪同，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美国有些报刊是如此描述蒋夫人的：
夫人脸色阴沉，身材娇小苗条，身穿一件黑色紧身的富有魅力的中国旗袍，下摆开叉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黑发别致地盘在颈后。她佩带的饰物是价值连城的宝石，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肢上穿透明长统袜和轻便高跟鞋。
蒋夫人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
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在议员们长达4分钟的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
美龄向国会发表的讲话像一篇加以修饰的散文，发表的材料同样富丽堂皇，但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关于美国和中国的亲密关系她是这样说的：我们两个伟大民族之间有着 160年的传统友谊，这种友谊从来没有被误解削弱过，它在世界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关于中国的抗战她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遭到全面侵略的头四年半中，中国是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单独抗击日本的残暴战祸的。在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后，确信应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她的讲话再次博得了议员们的起立鼓掌。
宋美龄在演讲强调：盟军应当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点，因为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
一方面是宋美龄的访问十分成功，另一方面也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认识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作用。所以，以后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是比较大量和比较积极的。
6．大国尊严
1943年夏，盟军开始对法西斯轴心国反攻。中、英、美三国商定，分进合击，收复缅甸。蒋介石认为收复缅甸就可打通缅滇公路，可使大量美国军用物资运人中国。因此，他即调兵遣将，准备于11月入缅作战。
1943年8月，美、英两巨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最高级会谈，讨论盟军对德、意、日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问题，这样一个关乎大战胜败的重要会谈都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这使蒋介石大感大快。他命令当时正在美国的宋子文以中国外交部长的名议向美、英两国提出抗议。美、英未予明确答复，只搪塞了事。
9月8日，意大利宣布无条件投降，法西斯军事轴心开始趋向瓦解。由于欧洲战场有了新的进展，美国从本国利益考虑，计划提前从法国北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重新商议作战计划，决定取消与中国军队联合收复缅甸的军事计划，以便集中兵力与德军决战于欧洲战场。而美国数年来同时向欧洲和亚洲提供军用物资，虽然国力强盛，也不免有捉襟见肘之感，遂对英国变更原订军事计划的建议表示首肯，而这一商议过程和变更决定，均未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军事统帅部相商，消息是宋子文在美国得到后用电报传知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得知后，大骂英国“反复无常”、“欺人太甚”，骂丘吉尔是一只“狡猾的狐狸”。
早在魁北克会议举行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即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将派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赴重庆面陈魁北克会议精神。1943年10月，蒙巴顿抵华欲说服蒋介石单独从缅北发动对日进攻，蒋介石坚决予以拒绝。他认为这是英国的又一个骗局。而实际上，蒋介石一直在为魁北克会议没有邀请他这个“大国”元首参加而耿耿于怀。
美国总统罗斯福一直有把美、英、苏、中四国树立为世界“四大强国”的构想。罗斯福的理由是：有五亿中国人站在我们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蒋介石是亲美的，四大国中，中、英必站在美国一边，战后即可孤立苏联。所以罗斯福主张必须正式承认中国为四大强国之一。而苏联当然要反对美国的这种设计。
1942年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研究战后问题。会前，罗斯福决心要以四大强国外长会议发表宣言，如果苏联反对，即使这次外长会议流产也在所不惜。在美国如此强烈的态度下，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才于10月26日表示同意。在没有中国外交部长参加的外交部长会议上，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字，于1943年10月30日发表了所谓的“四强宣言”。由此，中国算挤入“四强”之列，并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接着，罗斯福又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召开四大强国首脑会议，目的是讨论盟国将要取得胜利的协同作战问题。1943年10月28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的电报，内容是：“莫斯科会议，至今进行甚速，极望其会议结果能有布于各方，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我尚不知史达林（斯大林）能否与我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下，我极望与阁下及邱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一良好地点，……会议日期约为三日，……并祈极守秘密为盼！”蒋介石如今脐身于“四大强国”领袖之一，第一次被邀请出席“四巨头”国际会议，受宠若惊，也踌躇满志，立刻给罗斯福回电：“同意。”
1943年11月1日，蒋介石又接罗斯福电报，电文是：“我尚未接获斯大林元帅之明确答复，但邱吉尔与我仍有会晤阁下的机会，我望阁下能决定11月26日，约在开罗邻近之处，与邱吉尔及我相晤。”
蒋介石对苏联反对中国列为四强之一，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斯大林又对参加四巨头会议迟迟不作出答复，更认为是瞧不起他，心中不免快快不乐。其实，斯大林回避与蒋介石在一起开会，为的是麻痹日本对苏联的警惕，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签有中立条约，为的是保证西伯利亚一线不受日本侵犯。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第三次给蒋介石发电报，电文是：“我于二、三日内即将前往北非，望于21日抵达开罗，邱吉尔将晤我于此。我与邱吉尔拟于26日或27日在波斯与斯大林相晤。故我殊愿阁下、邱吉尔与我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11月22日抵达开罗”。
蒋介石兴高采烈！莫斯科外长会议中国被列为“四强”签字国家之一，现在又要到开罗去出席最高首脑会议，蒋介石终于被公认是同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有同等地位的大国领袖人物了。但是，蒋介石这时对一位人物却感到忧心忡忡了，这位就是身兼六职的美国史迪威将军。按史迪威的职务，必参加会议，并对中国战区的抗战情况发表意见和直接向罗斯福总统反映中国情况。可是，就在此前几天，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已经闹到公开化。蒋介石说，他忍耐着史迪威的诬蔑言行，已经到了极限。蒋介石找到刚抵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说他已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蒋介石把史迪威以及史迪威的两个政治顾问说成是共产党的爪牙，因为他们向华盛顿汇报时，称赞共产党，低毁国民政府。说蒋介石“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不足以成事。”并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尤其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史迪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他还要求蒋介石拨出一些美国援助的物资，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某些地方军使用。史迪威只是单纯地从军事上考虑，蒋介石却认为这将威胁他的独裁统治。所以，蒋介石不惜冒得罪美国政府的危险，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萨默摩尔中将建议史迪威去向蒋介石解释误会，达到谅解；并向史迪威透露，由于宋子文在华盛顿不断向罗斯福施加影响，史迪威从中国战区解职回美国后，将得不到总统的支持。宋美龄、宋蔼龄也出面活动，她们一面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不许蒋介石得罪美国人；一面向史迪威透露，英国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蒙巴顿将军也反对把史迪威弄走，蒋介石现在受到各方面压力，只要史迪威去向蒋介石说一句道歉的话，事情就过去了。以“醋性子乔”译名著称的这位美国将军，强压怒火，跑到蒋介石面前去演出了这场戏。史迪威对蒋介石说：“他惟一的目的是为中国好，如果他有错误，那并非有意。5分钟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与“醋性子乔”和解了。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史迪威则在离开蒋介石时，心里愤愤地想着：“这条响尾蛇没有发出响声就咬人了，我决不宽容！”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抵达开罗，当天下午，蒋介石主动去拜会了丘吉尔。有人认为，开罗会议是蒋介石夫妇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蒋家王朝走向末日的开始。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被列为“四强国”之一，算是圆了他的“大国梦”，可是，他计划在开罗会议上有所收益的想法却全盘落空了。在会议上，蒋介石虽然也同英、美首脑享受相同的礼道，但他的行为却给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铁腕人物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以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出席会议的史迪威向罗斯福汇报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罗斯福通过与蒋介石接触，也对他感到失望了。
但尽管如此，罗斯福总统仍然认为：“不管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有多么糟”，蒋介石仍是战后惟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统一的人。
在报道开罗会议的一些报刊上，刊载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罗首脑会议上几位著名领袖的合影照片--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这张照片在以后的日子里曾不断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课本上，成为蒋介石政治生涯巅峰状态的一个标本。
1943年11月27日，蒋介石带着终于得到大国领袖地位的自豪偕宋美龄乘飞机离开埃及返回重庆。不料，他的大国梦刚开始做，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返渝后，英美两国突然取消在开罗会议上达成的协同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这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他怒气冲冲地召见美国大使高斯说，只有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才能“使中国人民和军队相信你们是严重关注的。”史迪威将军当即告诫宋美龄不要搞讹诈，因为“我们的人听烦了。”罗斯福总统对蒋介石的要求亦予以拒绝，这使蒋介石十分不满。
这时，罗斯福总统和摩根索财长得到一个来自中国的消息，说蒋、宋、孔几家可能会向他们讨还几年来赠送给他们的许多私人礼品，这把摩根索吓了一跳。当然，蒋介石没有素还礼品，但他威胁说，中国经济上如得不到补偿，他就不能继续抵抗日本，不得不退出战争，并扬言要停止帮助修建美军在成都昆明等地的轰炸机基地。美国需要这些机场，按中美协定，由中方先给美方所需修建机场的物资和人力，用记帐方式赊欠，战后再行结算。这时，孔祥熙受命到美国进行协调，孔对美国人说，中国目前经济困难，无力修建机场，要求美国拨还修机场的欠款。
罗斯福不给蒋介石10亿美元的贷款，理由充足，但欠人家钱不还却没有道理。罗斯福总统很恼火地答应归还欠款。等到孔祥熙去向摩根索领钱，摩根索又从中作梗，他不同意按1美元兑换40法币的官方汇率折算，因为当时黑市上1美元可兑换120元法币。孔祥熙据理力争，说美国在华人员，均系官价兑换，收进付出不应有两种不同价格。罗斯福出于无奈，只得命财政部先拨还一部份，其余战后结清。孔祥熙索回1亿多美金现钞，与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后来，罗斯福总统要求蒋介石罢免孔祥熙的职务，理由是孔贪污严重，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蒋介石不敢得罪美国，加之国内反孔声势愈演愈烈，他最终抛弃了孔祥熙。
当初为了给美军修建机场，四川省从各县募集了45万人的民工队伍，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以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90天内建成六座机场。他们的勤劳、智慧和效率，使美国人都赞叹不已。然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们却利用劳苦大众血汗换来的美元大搞货币投机，以孔祥熙为主谋，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大案，却被蒋介石一手压下，不了了之。
1944年初，苏联红军实施战略大反攻，欧洲战场开始了历史的转折。5月，中国远征军与中美混合部队会师，在缅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在国内，却是另一番景象。
1944年4月18日，日寇纠集五、六万人首先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汤恩伯、胡宗南等指挥的40万大军望风而逃，仅40天郑州、许昌等45个重镇和38个县相继陷落，损失兵力20万。5月下旬，敌又纠集兵力12万人发动湖南战役，陈诚、薛岳等指挥的国民党军三倍于敌，但仍是一触即溃。6月17日，日寇总攻长沙，仅三天，国民党守军便弃城逃跑。蒋介石不处罚战区司令长官，只把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枪毙了。8月7日，湖南重镇衡阳告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积极派兵增援，却在“当天夜晚，三度向上帝祷告”。给第十军回电也只说：“祝上帝保佑你们。”衡阳遂于8月8日陷落，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带全军投敌叛国，后来方先觉只身逃回重庆，蒋介石对这位投敌叛国的将军不但不予惩处，当见到方先觉时还说：“回来了！好！好！我每天在为你们祈祷，希望你们也崇信上帝。”9月，日寇三路会攻广西，到11月，桂林、柳州、南宁等重镇接连丧失。至此，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告成。日寇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只派出二三千人追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望风而逃，被日寇直追到贵州独山。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第二次战略上的大溃败。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计20万平方公里国土，六千多万人民又陷入日寇奴役之下。这是蒋介石法西斯一党专政腐朽没落的大暴露，是其执行观战、避战政策的必然结果。这次战略性的大溃败，更加深了其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本来，美军已于1944年初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等许多重要岛屿，切断了日本的海上交通运输线，日军为了救援其深入南洋的孤军才发动了对我豫湘桂地区的进攻，国民党如能顶住，则必加速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可惜，蒋介石的军队却望风而逃，令美国大感失望。
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承认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以便利用这股力量支抗击日本侵略者，史迪威是持这种意见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种只承认国民党政府。1944年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对于美国在太平洋的作战是不利的，特别使美国政府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而“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日趋崩溃，”而在这两种力量的战争中“共产党将必然会胜利”，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就中国境内实力的新形势加以调整”。
1944年6月，罗斯福派他的副总统华莱士以“调谐国际关系”为名前来中国活动。这时，美国人还在谋求把重庆和延安部控制在手里的办法。要避免中国发生内战，加强中国抗战斗争，减少美国对日反攻的困难。向共产党提供援助，这样国共两党就能都受到约束。对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授意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实行一些改革，以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蒋介石在6月21日至24日，与华莱士进行了四次长谈。对于美国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加强对日作战，以保存事实力，用来准备内战。在华莱士的坚持下，蒋介石勉强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纺问共产党地区，但他又相应地提出一个条件，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
美国副总统在中国访问两周的时间里，所得到的印象是：他把国民党比作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认为蒋介石集团“差不多宁愿败在日军手里，而无论如何不愿眼看着中国的旧制度垮台，华莱士经过一夜的思考之后，从昆明给罗斯福发出了如下电报：“蒋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们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将在演变中或者革命中涌现，而现在看来更可能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中涌现。”华莱土长篇大论的批评完国民党及蒋介石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却是：“除支持蒋介石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接受这个政府”，美国能够做到的只有设法去“影响”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寇进攻豫湘桂战争中的大溃败，已引起美国的不满，罗斯福找到正在美国请求贷款的孔祥熙问道：“我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军队在那里？他们为什么不同日军打仗？看来日军想把中国军队赶到哪里就把他们赶到哪里。”这时蒋介石又突然要求把中国远征军从缅甸的酣战中撤回国内。史迪威气得要发疯了，他在日记里说蒋介石“叫人无法容忍”，于是他向马歇尔建议，剥夺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将指挥权交给他，甚至把共产党的部队也纳入他的军事计划，否则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将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中国的进步开明的民主人士，也通过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呼吁，说蒋介石不实行民主政治，美国提供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只能加强国民党的反动，蒋介石集团“没有能力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没有就战后恢复制订出“合理计划”，蒋介石本人是一位能力有限、目光短浅的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前途黯淡”。美国大使高思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说：“我什么法子也想不出来……”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威廉·兰登在给美国政府正式呈交的报告中写道：“只有蒋介石死去或是发生一场成功的革命，中国目前的趋势才能改变。
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总统采纳了史迪威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信中说：
“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
向一个主权国家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罗斯福心里有把握，蒋介石为了依赖美国的援助，对侵犯主权的措施也是不会公然拒绝的。
正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蒋介石只得谨慎行事，对罗斯福粗暴侵犯主权的行为玩弄拖延战术。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军队交给史迪威的。
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败退着，蒋介石在把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的问题上拖延着。史迪威的肩上已经扛上了四星上将的牌子，作为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联络员的美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也于9月6日到了中国，但蒋介石仍在以“深思熟虑”为理由敷衍着美国人。罗斯福于 1944年9月17日，再次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如“最后通碟”式的电报。电报中说：
“近几个月来，我曾屡次敦促你采取果断的行动来抵御正在日益临近中国和逼近你本人的灾难。现在，由于你还没让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军队，我们面临着在中国东部丢掉一个极重要的地区的危险，而这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我们的军队正在跨太平洋迅速推进，但是，除非你现在就采取积极行动……来保卫你经过多年奋斗所取得的成果，来维护我一直为支持你而作的努力……否则此番进军对于解救中国也许太晚了。
“我确信，你目前能够阻止日军达到其在中国的侵略目标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温江部队，继续使他们进功，同时立即使史迪威将军能不受限制地指挥所有中国军队。我要你采取的行动将有利于我们的决断，也有利于美国为保持和增加对你的援助而打算继续进行的努力……。在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看来，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如果再作拖延，你和我们为挽救中国所作的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
罗斯福的这份电报是打给史迪威转呈蒋介石的。这就表明，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个人的矛盾中，罗斯福总统是偏向史迪威一边的。当史迪威以兴奋的心情将电报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只扫了一眼，立即把电报放下，直气得仰面呆坐，一言不发。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提及此事，称其“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蒋介石咽不下这口气。他可以听凭自己的部下在战场上打败仗，可以坐视几万万中国劳苦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却一定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冲突中一争高下。
9月20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说：“我已下决心，请罗斯福总统调回史迪威，另派一位能合作的高级军官来接替参谋长的职务。希望罗斯福总统不要因为坚决要求调回史迪威而使中美之间产生隔阂。”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国民党与日寇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下尚且如此发展壮大，一旦解除了包围，再得到美援，岂不如虎添翼？如果真的那样，使中国共产党借抗日之机“坐大”，那么，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也难保不落入共产党手中，与其出现那样的结局，倒不如提前破坏它--“再好的东西在将要不属于自己所有时，则宁可将其毁掉。”正是在这种阴暗心理的驱使下，蒋介石宁肯冒着失去美国援助的危险，也坚决要赶走史迪威。
赫尔利权衡利弊，决心支持蒋介石，并发了一份电报给罗斯福，竭力劝说总统收回9月18日电报中对蒋所提的要求。
赫尔利的理由是：一，蒋介石“是一个统帅几百万军队、抗日已经7年的国家元首”，对他不应施加压力。如果支持史迪威，则必会失去蒋介石及其抗日力量。二，蒋介石需要美国援助。他能诚心与美国合作，美国任何将领来华，蒋介石都能与之合作，只有史迪威不行。据此，赫尔利要求罗斯福立即调回史迪威，另派一高级将领来华充任参谋长。
此时，美国大选在即。罗斯福能否蝉联总统职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战时外交成绩，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与中国发生矛盾甚至公开决裂，至少在政治上是一种极草率的不智之举。
基于上述考虑，罗斯福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下达了召回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将军不得不离开中国了。在中国，史迪威有许多朋友，但他临行前只拜会了孙夫人宋庆龄，向她表示告别。宋庆龄含泪与史迪威将军话别，并表示：希望自己能有机会亲赴美国，把事实真相当面告诉罗斯福总统。
接替史迪威职务的是魏德迈将军。魏德迈上任后，接受了前任参谋长的教训，对蒋介石毕恭毕敬，一不要求亲自指挥中国军队去打日寇，二不提及援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很对蒋介石的心思，因此，蒋介石对魏德迈表示了欢迎。
1944年11月，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国共两党调解人的身分飞往延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达成了五条协议。
这五条协议由毛泽东、赫尔利代表双方签字，由赫尔利带回重庆。这个协议如能当时兑现，是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而赫尔利认为这五点协议是对蒋介石更有利的--让共产党参加政府，就可以使共产党把军队交出来，以获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赫尔利说，他与毛泽东共同签字的五条协议案“是共产党签定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控制权交给国民党政府的唯一文件。”
但是，蒋介石对赫尔利从延安带回来的五点建议十分恼火，甚至称赫尔利为“大傻瓜”。蒋介石提出三点反建议，重弹老调，要求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并把军队交给他指挥。蒋介石给予中共的只是象征性的政治代表权。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则只字不提，对中共提出的最起码的民主措施都不予以考虑。只想在谈判桌上向中共施加压力，以“军事统一”为借口，达到“整编”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目的。
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罗斯福在既未通知中国又未曾事先与中国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以中国的领土主权（即外蒙古）与苏联做交易，秘密签定了雅尔塔协定。
1945年2月，蒋介石提出：不管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他决定于 1945年门份召开国民大会，暴露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其一党专政反动政策的丑恶嘴脸。
1945年4月 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及其革命根据地是旧时的军阀割据，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在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情况下就已经定了下来，这就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加深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指出：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高潮中，国民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装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并在这个大会上通过“宪法”。事实上，国民大会的代表，是早在抗战前由蒋介石包办选举和圈定的；要制定的宪法，依然是以1936年5月5日由国民党公布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五五宪法”为依据。
蒋介石为遮掩其独裁、内战的政策，他向大会提出：3个月把军队和学校中的国民党部及三青团部一律撤销、6个月内把各省、市的临时参议会变成正式民意机关，以上党、团、参议会等机关统统移归结国民政府。但国民政府仍是毫无变化的国民政府，这种移归岂不是毫无意义。
大会围绕着抗日和民主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民主派的许多人向大会提出质询。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
为什么大会“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什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的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蒋介石竟对王昆仑等人破口大骂，蒋介石顽固派的代表在会场上竟对民主派的代表大叫：“拉出去，枪决他！”
5月14日，蒋介石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说：“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在18日的大会上，他又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根据蒋介石决心反共的精神，大会作出了两套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一个是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其中写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另一个是对内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其中明确提出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到了选举中央委员时，一些人为了“竞选”，而大吵大闹，会场秩序大乱，蒋介石不得不亲临“训话”。到投票时，一些代表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操纵不满，有的在选票上写诗骂道：“蒋家天下陈家党”；有的在选票上写“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国民党各派系为争权夺利、互相攻击，搞得大会乌烟瘴气，所以蒋介石5月7日在纪念周上哀叹：“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在选举国民党总裁时人CC派分子极力鼓噪，要把蒋介石选为终身总裁。总裁当然是非蒋莫属，但由于多数代表反对，蒋介石终未当上终身总裁。
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条坚持独裁，准备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路线。就在这次大会闭幕后的两天，即5月23日，蒋介石就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苏浙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的新四军。新四军奋起反击，经五昼夜激战，终将其击退。7月15日，胡宗南部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21日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的一带进攻。八路军为避免内战，主动撤出阵地，爷台山遂被国民党军占领。
抗战尚未胜利，蒋介石已经开始进行内战了
1．党务特务--中统
中国以往的封建时代，不少皇帝特别重视特务机构的作用，例如武则天的重用来俊臣之流、明代令人谈虎色变的厂卫、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杆处”等等，史不绝书。袁世凯也有自己的特务组织，一时杀人如麻、屡兴大案。到了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统治，排斥异己，更是注意不断建立并强化庞大的特务组织，诸如复兴社、蓝衣社、中统、军统等等，和他的统治相辅一生，起到了其它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蒋介石在年轻时就已经干过特务暗杀工作，因为他在上海人过青红帮，于绑票暗杀之类多有心得。当时震惊朝野的暗杀陶成章一案，就是蒋介石的亲手杰作。后来蒋介石主政黄埔军校期间，一直在有意培植特务打小报告，特别是在黄埔学生中，广为发展特务网。例如，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唐纵，在黄埔六期学习期间，就经常秘密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不仅同学中的他认为有问题的言行或对蒋介石有不满的议论，他要向蒋介石汇报，就连教官中他以为有问题的言行，也要向蒋介石汇报。特别是共产党员学生和国民党员左派学生，更是他格外监视的对象。唐纵的告密行为很秘密，很多人没有发现。因此有不少共产党员学生受到他的暗害，他因此也受到蒋介石的喜欢和信任，这使他以后得以飞黄腾达。唐纵何以这样做，就因为他看透了蒋介石的心理。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由此可见蒋介石在还没有完全取得和掌握政权时，就已经非常注意特务工作和培养特务骨干了。
蒋介石很早就注意建立特务组织，而且他委任特务头目，从来都是交给最亲信的人把持。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自任北伐军总司令和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机要秘书，从此一直参预机密。蒋介石总司令部有个机要科，则完全是做特务工作的。“四·一二”事变后，机要科划归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专以特务活动为任务的调查科，陈立夫即出任调查科首任科长。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组织部也有党务调查科，其任务只不过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档案资料，间或做一做一般性的社会政治调查，谈不上搞什么特务活动。所以蒋介石认为这个组织起不到什么作用。“清共”之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担任了副部长、代理部长，陈立夫担任了调查科长，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蒋介石规定调查科的任务，是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和搜集共产党及其它异己组织的情报。在“四·一二”政变之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调查科尤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清共”浪潮下，国民党的“清共”整党组织和军警机关一时手足无措，是调查科积极配合提供共产党组织状况及党员的情报和名册，致使大批的共产党组织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捕遇难。在这方面调查科为巩固蒋介石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据新中国建国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和政府民政部门统计：1927年“四·一二”清党至1932年这一期间，至少有一百万以上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而其中在调查科直接策划下的牺牲者更不是一个小数目。
由于蒋介石看到了调查科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也愈来愈重视这个特务组织，并对它予以了特殊的偏爱。因为蒋介石一贯认为有两个法宝最能维护自己的江山，一是军队，二就是特务。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蒋介石就是靠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起家的。
在调查科成立初期，蒋介石还没有一统天下，江山并不稳固，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黄埔军校的某届学员班都曾受到遣散，但对于调查科他却不惜血本，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从各个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首先，从任命陈立夫任调查科长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蒋介石与陈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因为陈立夫是浙江人（蒋介石是很看重同乡关系的），更因为陈立夫的叔父陈其美在民国初年曾任沪军都督，蒋介石是陈其美的老部下；同时又与陈立夫之兄陈果夫在上海交易所是老搭档。有了这层关系，蒋陈两家关系极为亲近。陈立夫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之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这读书的费用常常由蒋介石供给。所以陈立夫留学归来，蒋介石立即倚为心腹，并委以重任。调查科长虽由陈立夫亲自担任，但任期并不长。陈立夫以后高升替蒋介石看家，提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教育部长等职，但他非常明白的蒋介石的意图，对调查科乃至后来的中统局抓得非常之紧，每届领导都必须由他和陈果夫选定，才报蒋介石批准。
在蒋、陈的灌输下，调查科不仅是特务组织，首先也是个政治组织。因为蒋介石一直提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这是由陈果夫首先提倡而获得蒋介石大力欣赏的）。陈立夫加以极大发挥，他认为：“信仰主义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绝对的程度”，陈立夫是受过大学教育后来又留洋受到过所谓美式民主教育的知识人，却甘心情愿做特务工作并阐发出一套一套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政治理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其实，不光中统后来的领袖人物如张道藩、徐恩曾等是留洋的知识分子，乃至军统组织的不少头面人物，也多为表面文质彬彬的书生人物，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也许，蒋介石虽然出身青帮，但他也明白光靠喊杀喊打的杀手并不能成大事。
所以蒋介石把中统交给陈立夫，可以说这着棋并没有错。陈立夫一开始就把中统抹上了浓郁的政治色彩。
陈立夫给中统下的定义是：特务组织是国民党最核心的组织，是党的耳目；特务活动是为了保护党、国家、领袖的安全，它与党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神圣的事业；只有最优秀（国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做特务工作，等等。
起初，调查科的宗旨应该是调查国民党党员或派系的有关情报，但蒋介石一直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不彻底消灭共产党就会死无葬身之处。这个思想陈立夫心领神会，因此他一直把消灭共产党组织做为调查科的首先任务。而且，陈立夫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和欣赏之处还在于：陈立夫并不主张只靠残酷镇压和屠杀的手段（虽然他并不反对采取暴力手段）。他认为这样做并不能彻底根除共产党的存在；他最主张破坏共产党的首脑组织和基层组织，从政治上思想上瓦解共产党，从整体上消灭共产党。这一思想体系也成为调查科及后来的中统特务工作的指导方针，并连连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1928年，尽管蒋介石在人力、物力上都有困难，还是特准从他亲任校长的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让调查科挑选了张国栋等10个被认为最忠实可靠效忠“总裁”的人到调查科担任骨干，这10人以后确曾成为调查科的高级干部。1930年，蒋介石又再次批准让调查科从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黄埔六期毕业生中，挑选了王忠诚等20人；这20人被蒋介石认为是忠实可靠和精明强干的嫡系分子，这20人的加入调查科，确使调查科如虎添翼，极大的扩充和提高了骨干的质量。同时，蒋介石认为调查科的基本骨干力量还不够。又特别批准调查科可以自行扩充队伍，人员质量不够可开训练班，可在上海、武汉、开封等重要大城市设立特派员，建立秘密侦察机构；并特别指示调查科要与各地宪兵机构建立密切联系。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给调查科和宪兵等机构的首先任务就是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也是蒋介石在1928年2月2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开幕词中所明确下来的不仅要“反对共产党”，而且对于“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务要铲除净尽”，“对于共产党的势力须要坚确的决心，根本上来铲除消灭”。
蒋介石在“四·一二”之后，接受了调查科领导人的建议和献计（当然还有国民党其它谋士的献策），在武力“围剿”的同时，也注重在政治上和制度上进行“围剿”。例如，随后蒋介石批准颁布的若干法令，其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的，如《共产党人自首法》、《反省院条例》、《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施行保甲训令》、《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等等，调查科多参预规划。陈立夫在这一段时间，极力主张不要光靠杀戮，要有新的特务手段。陈立夫特别提倡“王道”治人，即对付共产党要“怀柔”，注意从组织上瓦解，所以中统在颁布“反省院条例”之后，经过蒋介石的支持，逐渐将中统的势力渗进了“反省院”系统。本来，“反省院”原属国民党政府的司法院，是受高等法院管辖的。陈立夫等人看到“反省院”是专门对政治犯特别是共产党政治犯进行欺骗诱叛活动的机构，所以一直主张让中统特务系统直接掌握。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下，从1932年开始，中统调查科开始逐渐接管“反省院”的领导位置，控制“反省院”是为了更加有效的折磨共产党人的意志，使其就范或叛变。这尤其使蒋介石感到满意。
但真正使蒋介石感到调查科的份量，还是从“顾顺章案”看出来的。
“顾顺章叛变案”是调查科在成立伊始时所办的一件重要案件。
这里，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继任的调查科长徐恩曾。徐恩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电机科，后又赴美人康里奈斯大学学机电专业。他表面颇有文质，戴近视眼镜，不爱多讲话，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白面书生。他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遂经人介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科长。因徐恩曾对于文书管理。健全规章制度、编制密电码等方面有一套办法，加上他常以美国联邦调查局为范本，向陈果夫、陈立夫提出改进调查科特务活动的建议，因而颇得二陈的欣赏。
陈立夫担任调查科长一职并不长，不久即由吴大钧和叶秀峰相继担任。1929年12月，徐恩曾暂时代理调查科科长，几个月之后正式任职。此后一直干到1945年2月，历时15年，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鹰犬。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军统特务组织对中共威胁最大，其实由于分工不同，中统特务才是共产党最凶恶的敌人。据统计，解放以前白区所有被暴露和破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主要是被中统特务组织破坏的，可见其危害之一斑。
1931年春，徐恩曾亲自领导指挥，利用共产党叛徒在武昌破坏了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等人被杀害。又利用叛徒在汉口逮捕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尤崇新，尤叛变后又被特务带领，于1931年4月在汉口江汉关轮渡码头指认了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保卫组织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经特务们诱降，也随之叛变。在此之前，顾顺章生活已很腐化，而且谁的话也听不进。上海中共中央地下党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还能够批评他。因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知道机密太多。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本来顾顺章曾去过苏联专门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后因周恩来发现他有个人野心，加上追求个人享受，便将他调出特科。这次因中共中央要护送张国煮等人到鄂豫皖根据地，中央只派他到武汉布置秘密行走路线。顾顺章完成任务后却不立即返回上海汇报，竟到处招摇，还独出心裁以化名在汉口新市场演艺场谈起了魔术，进而被叛徒认出。其实，顾顺章既便不被叛徒指认，也迟早会被调查科特务逮捕。因为在此之前，调查科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公开职务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已获得情报，称有某重要中共地下人员，以耍魔术为名在武汉活动。但是，调查科并不知顾顺章在中共地下党内的具体职务，连叛徒尤崇新指认他时，也只是大喊：“就是他！，他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因顾顺章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过工人纠察队长。顾顺章被捕后，特务们才发现，顾顺章早已准备投靠国民党，他在家里已经写好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所以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并且提出：必须直接面见蒋介石。因为顾顺章知道在国民党特务组织中有地下党员在要害部门工作，他也明白中共中央特科（也称“打狗队”，专门处决叛徒，直接归周恩来领导）的威力。所以据说当时顾顺章虽然叛变，却什么也不太肯交待，只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一再要求不要发电报，以免泄露。
可惜，特务们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还是向南京调查科发电报之后获得同意，才由一连宪兵及特务押解乘江轮驶往南京。特派员蔡孟坚先乘飞机赶到南京。如果特务们不发电报，而将顾顺章用飞机押解南京，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受损失恐怕就无法计算了。
因为顾顺章临走之前为表示忠诚，已将武汉党的交通机关。鄂西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驻武汉办事处等悉数出卖，甚至连一艘江轮上做工友的地下党员也指认给了特务。
江轮到达南京后，因不能靠岸，只好派小船将顾顺章接到南京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室。顾顺章马上说：这是上海地下党在南京的秘密通讯处，请迅速逮捕徐先生（指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钱壮飞是地下党员！徐恩曾如闻晴天响一个焦雷，惊恐万状，马上下令搜寻钱壮飞，但钱壮飞已不知去向。
原来，钱壮飞确实是奉周恩来之命打进调查科内部的地下党员，其目的就是保卫上海地下党中央，并掌握国民党的种种机密。钱壮飞由于机敏干练，才华出众，加上又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愈来愈受重用，一直做到了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重要职位。当时徐恩曾的好多机密电文、文件来往函电均由钱壮飞处理，包括按调查科规定由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文也常常因徐沉迷于酒色，而由钱壮飞代庖处理。所以，尽管调查科早就知道中共中央地下机关就在上海，但由于钱壮飞的保护，在顾顺章叛变之前却一直没有暴露过。
这次顾顺章被捕，由武汉发给徐恩曾亲译的电报，是钱壮飞首先看到的，但因时间万分紧急，他译好电文交徐恩曾后，马上奔赴上海直接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指挥了两天三夜，才得以使上海所有中央重要办事机关、与顾顺章有过联系的负责人和关系单位全部转移、搬出。
等到徐恩曾率特务赶到上海，却晚了一步。尽管他也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但他设想的把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及上海市地下党的一切机关、组织、负责人一网打尽的计划却基本落了空。只有少数一批来不及迁移的机关如赤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及个别接头处等受到查抄破坏。尽管周恩来做了详尽布置，但连他自己也险遭毒手。他常去办公的地下办公处，也被中统特务破坏，而特务们赶到时，周恩来刚刚离去10分钟。而且，由于顾顺章领导过中央特科，不少行动组地下党员（这些行动人员大部分是苏区红军战士，身经百战后调到上海搞地下行动）被捕，大多数人被杀害，但少数人受顾顺章影响也叛变革命，并参加中统成为骨干力量，继续破坏上海地下党组织。
除此之外，当时中共承受的另一大损失就是顾顺章供出了已被国民党关押一年多，即将被保释出狱的恽代英。恽代英曾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央委员。上海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只是被敌人以为是嫌疑犯才被捕的，中共中央一直千方百计在营救他，他自己也一直没有暴露，在即将释放出狱时，顾顺章将恽代英供出。由于恽代英有秘密通道与中共中央联系，以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所以知之甚详。他甚至知道恽代英的代名、牢房监号，致使恽代英被查出。这件事是一件大事，所以徐恩曾非常兴奋，直接面报二陈并转报蒋介石。
蒋介石下令尽可能诱降，因恽代英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但恽代英虽受酷刑亦不屈服，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予以枪决。
这次由于顾的叛变，恽代英被查出杀害，上海一些党中央机关被破坏，一些地下党员被捕、被杀。在蒋介石的心中引以为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钱壮飞逃逸、中共首脑机关转移等重大失误，蒋介石并不知情。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中统特务头目的张道藩就警告知情者：“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又再三叮嘱：“不可多事”。这些重大失误终于被陈立夫压下而没有汇报给蒋介石，反而夸大、吹嘘成果，使蒋介石极其高兴。
蒋介石亲自召见徐恩曾，发给奖金，并极为鼓励。蒋对徐恩曾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共产党是心腹大患，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一切（指人力、钱）不成问题。借此机会，徐恩曾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支持，使调查科加以扩大发展。扩充编制，开办特工训练班，成立特工总部，在全国各地、各省市、各铁路，设立肃反专员和特务室。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调查科从此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从刚开始草创时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成以后的约二十万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还成立、扩成了中统局，成为蒋介石最亲近、最得力的特务组织。徐恩曾也由此成为中统特务组织的实际领导人，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成为危害中国共产党最凶猛的一条鹰犬。
因为也是从此时起，徐恩曾领教了真正的共产党的人可怕。恽代英烈士就义前毫无惧色，凛然大义高呼“共产党万岁！”并引吭高歌“国际歌”，给徐恩曾留下了极为深刻且恐惧的印象。以后无论何时，徐恩曾只要提及此情此景，就会惊恐而言：“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于此”，所以徐恩曾从此领悟了蒋介石总强调共产党是“心腹大患”的指示。
中统特务组织一贯重视叛徒。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极其有效的办法。确实，因叛徒导致组织破坏占很大比重，所以，蒋介石曾亲自接见过一次顾顺章，但蒋介石本人也很瞧不起屈膝的叛徒，尽管顾顺章准备了一肚子计划要诉说，但蒋介石只是站着和他说了几句话，什么“归回中央很好”。“戴罪立功”之类，根本没有经顾顺章进一句话的机会。所以，蒋介石以后多次给中统、军统做过很具体的指示：对共产党的叛徒，“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顺便提一句，顾顺章的下场并不美妙，尽管他想尽一切办法、绞尽脑汁继续破坏党的组织，但等特务们发现他已无油水之后，还是被一脚踢开。特别是发现他想投靠军统戴笠手下时，便动了杀机。顾顺章之死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顾顺章想投靠军统，引起徐恩曾的愤怒；在1935年，指使中统干将顾建中，以开会为名，给顾顺章扣上“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的罪名，拔出手枪，立将顾顺章当场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中统借口顾顺章图谋不轨，欲行刺国民党权要，由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奉命在镇江执行枪决，由当时的省秘书长罗时实监斩。还一种说法是由中统申报，经蒋介石于1935年手谕：“顾顺章既估恶不俊，着即枪毙可也”。最后一种说法比较可信，因为顾顺章毕竟不是无名鼠辈。私自枪杀，万一蒋介石查询此人，恐怕不好交待。但无论如何说法，顾顺章油水被榨干。再也没有任何作用，被一脚踢开则是事实。
但顾顺章的叛变最终还是带来了恶果。上海中央领导机关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象钱壮飞在敌人内部时的稳定状况了，那时周恩来从容不迫，竟在白色恐怖中为苏区办了多期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可到了1932年-1935年期间，中共白区党组织承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损失。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局，连年遭到中统的破坏；共青团中央、全国赤色总工会也受到破坏；中共江苏省委几年中差不多每年要被破坏一、二次。导致中共中央无法在上海立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执行左倾路线），被迫撤出上海。
徐恩曾忠实执行蒋介石的指示，使调查科受到蒋介石的宠爱，变为调查处，成立了特工总部，后又正式成立中统局（正式名称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调查统计局）。
凡是有国民党省市党部、铁路公路特别党部的地方，都有中统的特务室或工作区。省市党部除定期拨经费外，无权干涉他们的特务活动。除此之外，社会各个角落都有他们的外围组织和情报人员。由于中统特务组织极端秘密，比军统组织更隐敝，所以危害也极大。中共地下组织因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抗战前，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等被捕牺牲于雨花台，即为中统特工总部所干。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霍秋白被捕后，也是由中统部门过问、审讯后遭到杀害的。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如田汉。丁玲、阳翰笙等的被捕，也是中统特务直接经手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捕、被害，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茅戈被捕，均为中统行为。抗战以后，中共各省的领导机关，一些地区的特委及县委，很多都被中统破坏。徐恩曾自以最得意之作是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被破坏一案。中统组织秘密打进工委，逮捕了工委负责人廖承志以下多人。徐恩曾的这些“成绩”，多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与嘉奖。徐恩曾成为蒋的重要亲信，在中统组织领导的位置上干了十五六年。但是最终也被蒋介石一脚踢开，这其中到底有何缘故呢？
2．徐恩曾失宠
蒋介石用人从来都是本着“人才兼奴才”的原则，本来对于徐恩曾，自以为培植了一条最忠实的走狗。以干特务工作来说，徐恩曾确实是个人才，长期领导中统，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忠心耿耿的奴才程度，蒋介石也是极满意的。
但1945年，即徐恩曾担任中统领导职务的第15年，蒋介石却突然颁下了“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渝。l月30日手令下发，2月1日上午9时即举行交接仪式。徐恩曾最主要的职务中统局副局长（与军统的戴笠一样，正局长由他人兼却并不管事）丢掉了，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半个月之后，他所兼的交通部次长被免去。1945年5月，他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职也落选。
徐恩曾的被撤职。当时一般人均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原因很简单，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本人的严重不满。
徐恩曾本人极贪恋女色，本身已有两个老婆。后来又爱上中共叛徒费侠，此人早年留学苏联，后与中统特务组织挂上了钩。徐恩曾如果光与费侠勾搭倒也罢了，不料爱之弥深，徐恩曾非要与费侠结婚不可。陈果失、陈立夫一致认为不妥，他们怕费侠曾为中共党员，多少会影响徐恩曾，干特务工作不利。因之他们力劝徐恩曾以事业为重，不要与费侠结婚。不料徐已被费快的姿色深深迷住，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如果因此不能做中统领导人，也要与费侠结百年之好。弄得二陈无可奈何识好上报蒋介石。蒋也认为是一个问题，竟因此事召见徐恩曾询问：“你驾驭得了她吗？”徐恩曾仍坚持己见并表示毫无问题，蒋介石见他意志坚决，也只好默允。这件事徐恩曾虽然拂了蒋介石的意愿，但因徐恩曾对蒋忠心不二，且反共坚决，又颇具才干，蒋对他的这件婚姻之事虽有芥蒂，但并无影响。
真正引起蒋介石不快的是在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之后。1941年以前，蒋介石一直认为中统开展工作还可以，但后期在反共活动上却远远落后于军统，就是因为徐恩曾不像戴笠那样，甘心专心始终如一的以搞特务工作为己任。1941年徐恩曾被任命（兼任）交通部次长以后，蒋介石专门予以召见，谆谆叮嘱他：派你担任交通部次长，目的是要你在全国范围内在交通方面布置一个完整的调查网。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让徐恩曾借交通部次长的便利条件，强化中统在铁路、公路、轮船、飞机等各个系统的特务统治。
但徐恩曾却有些昏了头。他一直想利用中统的势力向上爬。在担任交通部次长以后，他还到处联络，疏通关系，为争取当经济部长奔走不已。致使中统的业务工作漏洞百出。蒋介石早有觉察，他以为徐恩曾不听指挥、不务正业才导致中统落后于军统。而且，徐恩曾能当上中统负责人，是陈氏兄弟的功劳。本来徐对二陈是感恩戴德的。但后来徐恩曾为了向上爬，逐渐疏远二陈，投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怀抱，并倚靠吴取得交通部次长一职。二陈以为，中统得到交通部次长职位，对中统特务工作发展有利，尚隐忍不发。待徐恩曾再欲争夺经济部长职位时，便引起陈氏兄弟的气愤，因为陈立夫恰好也想争取经济部长的职位。当他们看到徐恩曾的离心倾向后，在蒋介石面前就不再为徐恩曾说话，并还推荐他人为徐的继任。
1943年开始，徐恩曾到处组织有关经济问题的计划，直接送给蒋介石，希图引起蒋的注意，争取当上经济部长。但蒋认为徐恩曾并不懂得经济，认为如果按他的计划办，只会“徒生滋乱”。这实际是蒋对徐的轻微警告。不料徐利令智昏，便利用中统职权千方百计找经济部问题，以打击经济部长翁文颁，使其下台。
有一次，中统特务发现经济部某职员有共产党的嫌疑，徐恩曾得知，如获至宝，马上下令重庆区特务到经济部抓人。谁知特务行动受到经济部大多数职员抵制，逮捕行动失败。翁文濒也十分愤怒，认为不通过部长抓人太不尊重人格，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中统一状。
蒋介石本来已对徐恩曾窥测经济部长职位、不安心本职工作十分不满，而且中统公开捕人亦不利于蒋的统治形象。蒋介石先下了手令，对徐恩曾大加申斥，警告徐恩曾不得滥加捕人，捕人应由有权机关办理，中统局只是党务机关。
确实，中统公开抓人违反了中统的一贯作法，这也可见徐恩曾欲倒经济部长翁文颁的急迫之心。蒋介石后来犹不解恨，又亲自召见徐恩曾，将其大骂一通，勒令他将执行这次任务的中统重庆区头目及具体人员一律撤职，扣押查办。
这件事的风波仅平息一、二个月，到1943年冬，一向与中统有矛盾的军统将徐恩曾第二个老婆王素卿在成都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逼死人命的不法行为，一古脑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在中统、军统、宪兵等各单位召开的“甲种会报”会议，痛斥徐恩曾“你应该好好管教管教”。蒋一贯对部下不听指挥不务正业和贪污最为不满，这是借徐恩曾老婆的不法行为再次申斥徐恩曾。
1944年4月，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蒋介石向特务情报机关负责人询问河北、山东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抗日武装情况，因徐恩曾精力都用到钻营官位上去了，事先没有充分准备，一时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它。而戴笠则精心准备，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大发脾气，严责徐恩曾没有集中精力办事。
随后在国民党的一次中央全会开会期间，忽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现一条标语，赫然大书：“总裁独裁中正不中”。徐恩曾不敢怠慢，马上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严令徐恩曾必须彻查予以严办。虽然，徐恩曾动员了庞大的特务网，费时日久，始终未能破获此案，也无法向蒋介石交待。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他又一次严厉斥骂徐恩曾：“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等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止，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亏职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蒋介石在1944年秋又在一次“甲种会报”上第五次严厉责问徐恩曾：“共产党造谣言，说我与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新华日报》天天登载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论，你为何不负责任，听任其发行传播？这充分表现了你的腐败无能！”措施之严厉真是前所未有。
当时重庆广为流传着蒋与某女如何如何的流言，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徐恩曾认为“没有报告的价值”，主要怕报告了蒋恼羞成怒，又要彻查。据说流言都是从蒋的侍从人员中传出来的，徐恩曾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至于中共的《新华日报》，不惟中统，连军统、三青团等单位一直在拼命破坏，同样不能阻止《新华日报》的发行。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小故事：某一次军统重庆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他已有办法让《新华日报》第二天不在重庆露面。他的办法是让军统特务带领流氓打手分别在各要道路口把《新华日报》报童的报纸全部抢光。第二天，报纸果然没有来，陶一珊正打电话向戴笠报功时，报纸都到了--只不过比平常迟到而已……这说明，军统办不到，中统也不可能有更高明的办法阻止报纸的发行。但蒋介石单拿徐恩曾加以痛斥责骂，这足以说明问题。徐恩曾此时才有所醒悟，但为时已晚。
其实，蒋介石不光当面加以痛斥，在一些书面文中也常常加以训斥。如 1944年蒋介石的美籍顾问拉铁摩尔访问解放区，归来写了报告呈蒋介石阅。内容叙述解放区如何振作，组织如何之好，特务汉奸在此无任何活动缝子可钻等等。蒋介石越看越心头火起，批阅给徐恩曾，警告他“如再因循泄沓，尸位素餐，将来死无葬身之地矣”。
还有，蒋介石很重视与汪伪集团的打入、联系工作。但徐恩曾是个亡国论者，曾哀鸣：“我们拿什么来同日本人打？枪炮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工业更不如人……”等等，与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出一辙。所以，中统在这方面成绩不如军统。虽然戴笠也反共，但他在抗战问题上却属于黄埔系少壮派主战阵营，对除奸、联系汪伪很卖力气。所以这一点也导致蒋介石对徐的失宠。
另外，军统、政学系等一直与中统勾心斗角，不时在蒋面前打小报告。蒋介石早已不信任徐，竟安排了郭紫峻、顾建中两个副局长牵制，这也是违反蒋介石在特务系统中只委任一人专司其职的做法。加上二陈的见弃，徐恩曾的倒台终于不可避免。
这个坚决反共十五年之久的中统特务头目，终于最后被蒋介石一脚踢开。徐恩曾后来办过“机械农垦公司”、“中国打捞公司”，发过投机财，但政治上却很寂寞；除竞选过一次“国大代表”外，闲极无聊时常常在家里放电影、开舞会。
他曾有过一番表白，反映了他的内心想法。他有一次对朋友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特务莫过于武则天时的来俊臣。周兴，声名赫赫，但最后都被武则天设计所杀。武则天之所以杀二人，是因为他们知道隐私太多了。”徐恩曾感慨不已：“自古大特务都是不得好死的。”他不无辛酸的自慰：“自幸只是被撤职，而没送命”。
1949年3月，他与其妻费侠从上海逃往台湾，渡过默默无闻的一生。
3．军统崛起
1927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尤其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每每使蒋介石处于被动的地位。
有鉴于此，蒋决心加强军事上的情报工作，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由戴笠等10人为成员。任务是调查异己分子，加强嫡系及杂牌部队的控查，掌握反蒋势力动向。表面以调查部队军容风纪为掩护。
但时间不长，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密查组等于无形解散。
1931年冬，蒋介石受《墨索里尼传》的启发，意图成立一个类似墨索里尼黑衫党或希特勒褐衫党那样的法西斯组织。蒋尤其对墨索里尼和他的黑衫党大感兴趣。墨索里尼本是一个新闻记者、社会党普通党员，依靠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一部分军人为骨干，成立了法西斯组织黑衫党，并于1922年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从而建立起了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蒋由此受启发，也想成立类似组织，彻底搞垮政敌，打击异己，维护和巩固他的绝对领袖地位。
1932年初，蒋介石授意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桂永清、曾扩情、胡宗南、郑介民等十三人筹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对内称力行社），经过反复讨论，于3月初正式成立。机构有各处及书记、中央干事、中央监察等，但蒋介石最重视的是特务处处长，它实际上是复兴社的核心，由此看出蒋介石是想把复兴社的核心搞成一个特务组织。因而，特务处长的人事安排却一直颇费周折，当时有最佳的6个人选，如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戴笠虽也列名，但因资历较浅，多数人都不赞成。复兴社成立之后的十三位骨干（后称“十三太保”），惟有戴笠是黄埔六期毕业，本来都不够格参加筹备。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终于1932年1月26日晚，召见戴笠，正式命令由他主持复兴社特务处。
消息传来，不少人不解甚至不满。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确实没有看错戴笠。
但是，蒋介石为什么不用其它人，专门挑选资历浅的戴笠担此重任呢？
戴笠被蒋介石看中，还真不是凭他的资历。他的黄埔六期骑兵科的学历不仅没有毕业，而且按黄埔系的说法，也太靠后了。举个例子，抗战期间，周恩来、林彪路过胡宗南的防区回延安，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周恩来是他的老师，所以他挑了部下30多个黄埔同学为老师接风。但他却不请林彪，原因是林彪是黄埔四期的，他瞧不起。
戴笠之所以受蒋的器重，主要原因是他的特工才干。戴笠人很聪明，上小学、中学成绩都很佳，曾投笔从戎，也浪迹三教九流之间，这对他以后从事特工工作颇有好处。20年代初在上海交易所认识了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杜月笙等人。回来又回乡组织过民团，依附过王亚樵的部队。后来因觉得王亚樵只是绿林豪杰，终难成大器，又投考黄埔，搭上黄埔六期末班车。
在清党中，戴笠即充当了自觉的密报员的角色，先后密报过20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并从此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性。当然，他也密报教官中的腐化状况等。
1927年夏，戴笠参加了密查组。经常越级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蒋介石刚开始还以为他是沽名钓誉，希图得宠，因为戴笠没有按规定递送情报。但后来发现戴笠一人搜集的情报，比密查组成员搜集情报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较有价值，所以逐渐产生好感，亲下手谕追认了他黄埔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后来密查组无形解散，蒋破格提拔戴笠为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专搞军事情报。这期间，戴笠跑遍山东、太原、武汉、济南、保定、平津一带，搜集了大量有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军阀部队的大量情报，对二次北伐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之愈加受蒋介石的器重。
这一时期，戴笠不光跑路辛苦，还有生命危险，因为一旦被军阀们发现他是特务，性命就难保了。而且，他因资历太低，往往见不到蒋介石，情报都需由别人转送。千辛万苦搜集来的情报，不要说及时送到蒋介石手上，就连蒋介石的住所和办公室也进不去。不光那些蒋介石身边的黄埔一、二、三期的参谋、副官老大哥们瞧不起他，连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等人，见到戴笠也常翻白眼，往往见到的第一句就是：“小瘪三又来了”。
尤其蒋介石的心腹、侍卫长王世和（也是黄埔一期毕业），更是瞧不上戴笠的出身和鬼魅勾当，经常加以破口大骂，甚至殴打。戴笠将此视为奇耻大辱，但仍坚韧不懈，常常在清晨的寒风中拦蒋介石的车递送情报。这些，都给蒋介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提升戴为少校副官。
1929年，蒋与冯、阎、李等人矛盾激化，在中原大战中戴笠不仅情报出色，还舍生策反对唐生智的部队。由此晋升中校联络参谋。
但是，光能苦干也不行。比如邓文仪，邓文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长，这个科是比复兴社成立还要早的特务组织。康泽、桂永清、郑介民等都是黄埔老大哥，论资历才干、职务，都不在戴笠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