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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
作者：朱小平 吴金良
第一章 一代枭雄西归去
1．岭山弯道上的意外车祸
1974年，蒋介石已届87岁高龄，生命的钟摆在这个老态龙钟的独裁者身上已经无可逆转地显现了衰微之态。这位一生行伍、曾经雄心勃勃天下的老军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风采，他脸庞消瘦、须发皆白，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行动也越来越艰难。尤其是他的右手，已经严重萎缩，甚至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一生不服输、不肯低头的老人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治疗。
然而，集中了全台北所有一流医疗专家的荣民总医院对蒋介石的病也是一筹莫展。虽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为了消除外界对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种种猜疑，强撑病体，先后4次公开露面。但是，无论是医疗手段还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都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扭转蒋介石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了。
公允地说，如果不是几年前那场意外的车祸，将介石的身体状况至少不会如此迅速地恶化。
事情要追溯到1969年7月。对于台北市民来说，这是个酷热难耐的月份；对于蜗居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高层统治集团来说，这是个政治上出现“地震”的不祥的月份；而对于蒋介石来说，1969年的7月可说是一个极不安分、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不幸的月份；更可以说，这个不祥的7月是蒋介石生命中无数个重大转折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
按照蒋介石既往的生活习惯，每年7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这一对老夫妇都要从他们在台北的士林官邸迁移到阳明山官邸避暑。蒋公夫妇出行，是台北军界和警方的一件“通天大事”。为了确保安全，以蒋介石夫妇确定迁至阳明山的那天清晨起，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宪兵。这条“仰德大道”是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修建的，其路况和公路等级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当然，因为要上山，公路是依陡峭的山势修成的，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尽管路况极佳，尽管保安警卫措施严密，一场意外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丽日晴阳、热风扑面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疾驶出士林宫邪，风驰电掣般驶上仰德大道。当车队高速经过岭山附近的一个弯道时，前卫导车的司机突然发现前方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路边，那是班车的一个中途站，正有人上车、下车。因为是弯道，前卫导车的司机不可能看清这部班车的后方是否还有来车。而且以这位司车的习惯来讲，他开的是“总统”前卫导车，永远畅通无阻，永远没有被阻塞、被勒停的可能。在他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礼让”的概念，也无须“预见”突然出现的复杂路况。一句话，这是一个骄横惯了的司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个十分低能的司机。因为与一般的司机相比较，他所缺少的正是应付紧急情况和处理复杂路况的能力。于是，前导车在这样一位司机的驾驶下，没有减速，照直冲了过去。
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一部吉普车突然从公路局班车的后面拐出，并全速超车，飞一般向山下，直对着前导车冲了下来。很显然，驾驶这部吉普车准备回城度假的陆军军官也没发现“总统”的车队。为了避免撞车，前导车的司机本能地实施紧急刹车，把刹车闸一脚踩到了底，轿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虽然猛烈前冲，发出刺耳的尖啸，可是毕竟停下了。如果说前导车的司机骄横成习，没有“礼让”与“预见”的思维习惯的话，那么蒋介石座车的司机就还得加一个“更”字。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为蒋介石开车的司机是否还知道刹车装置在什么地方！关键时刻，“总统”座车毫无反应，猛地撞在了前导车的后尾部。万幸的是，紧随在“总统”座车后面的“随车”司机平时专门演练的就是刹车技术，这一回总算派上了用场，及时将车刹住，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横遭“围追堵截”，将介石夫妇当场殒命也是有可能的。
这场飞来横祸当然也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在撞车的一瞬间，蒋介石仍保持着“大总统”一以贯之的坐姿，且手中还握着那根既显示身份又具有实用价值的拐杖。撞车后，他的身体猛然前冲，在泞不及防的情况下，整个身体一下子撞在了前面的双层玻璃隔板上。这一猛烈无比的撞击，使蒋介石的胸部严重受伤，连阴囊都被撞肿了起来，满口的假牙也从口中疾飞而出。当其时，夫人宋美龄正坐在蒋介石的左侧，车祸发生时，她的双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当即发出痛苦而又凄厉的尖叫。
对于现场的军警宪兵们来说，这不啻一场塌天大祸。当时，撞车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人员立即将蒋介石夫妇从车里抬出来，急送医院抢救。经医生检查伤势，蒋介石的胸部所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事后证明，这是导致蒋介石日后身体健康迅速恶化的致命伤。
从此以后，一向还算健朗的蒋介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心脏上的疾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而且严重，甚至出现过心跳骤停的危险场面。
2．生命意义上的蒋介石
说蒋介石的身体“一向还算健朗”，并非虚言。就实际情况而论，蒋介石除了幼年时代一度赢弱多病，中年时期（49岁）因“西安事变”摔伤了腰之外，他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蒋介石不吸烟、不饮酒，信奉基督教，又是军人出身，在身体的保养方面是有一套办法的，晚年尤其如此。
蒋介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走入穷途末路，被迫逃往台湾之时，已是62岁的老人了。到台湾后，他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宫邸。这里，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太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邸’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为一体的要塞之处。这里部署了最忠诚且最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拥有快速反应作战能力的宪兵营。蒋介石的晚年，始终未曾离开过这一地区。他在这里苦心经营着他的“中华民国”，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做着他的“反攻大陆”的白日梦；除了政治和军事的苦心孤诣痴人说梦之外，已届老龄的蒋介石开始将手中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太子”蒋经国及其麾下的“太子党”--所谓“党国新人”手上，他自己则深居简出，在士林官邸里颐养天年。
晚年的蒋介石，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正常轨道，抛开他的顽固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信仰不计，从生命的意义上加以考量，蒋介石已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头儿”了。
每当晨曦初露，人们还在梦乡之中的时候，蒋介石便已悄悄起床了。多年的军人生涯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即醒即起床。年轻时，他起床的方式是一跃下地，立即穿上衣服，盥洗、晨课，快捷麻利。进入晚年以后，动作迟缓了，再也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敏捷地一跳下床了，实际上，自从1936年冬季，他在“西安事变”中摔伤了腰部之后，就再也不能以一个标准军人的方式起床了。不过，即醒即起的习惯是改变不了的，他没有恋床的毛病。天色还没有放亮，室内一片昏黑。朦朦胧胧中，蒋介石打亮一支笔式手电筒，轻手轻脚、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地摸索着向盥洗室走去。这样做，也是他的起居习惯之一，他是为了避免弄出声响，惊醒还在梦乡中的夫人宋美龄。
盥洗毕，按照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蒋介石必须要喝两杯白开水。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吸烟，不饮酒，连各种饮料也极少沾一口，平时只喜欢喝白开水。两杯白开水的温度是非常讲究的，一杯是五六十度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的滚烫滚烫的开水。他喜欢将这样的两杯水进行反复的相互调节倒换，轻啜慢饮，他绝对不喝凉开水。此后，蒋介石便进行晨练和唱圣诗活动。这也是固定的节目，从无更改的。他的晨练的主要内容是做柔体体操。人到老龄，身体的各个关节已远不如年轻时的灵活柔韧，骨老筋硬的蒋介石却一如既往，坚持做完那一套持之已久的柔体体操，以一个老年人所能付出的全部力量，尽力把这套体操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完美、标准。做罢体操，稍事喘息，蒋介石又开始唱圣诗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这也是他每天早晨的必修课。在唱圣诗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蒋介石会自动脱帽，向东方行礼。关于蒋介石信奉基督、勤于行礼的习惯，世人所知不多，但长年随侍在他身边的一些侍从人员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们对此是司空见惯、乃至习焉不察的。1978年2月21日，台湾《近代中国》季刊社为纪念蒋介石辞世三周年而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先后担任过蒋介石侍从的军政界官员和有机会经常接近蒋介石的党政军高级首脑人物。座谈会上，曾任蒋介石高级幕僚的秦孝仪曾有如下描述：
追随蒋公多年，而这一长段日子中，有一个感人的情景，是最使秦主任委员感动和难忘的。“这是蒋公每天必定实行的一项习惯，他的书房中，陈列了三幅像，一是王太夫人，一是国父，一是耶稣。他每天走入书房，或是由外面归来，必定对三幅像分别行注目礼，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那情景是令人感动的。而领袖口中默祷的语句，一直也没有人晓得。
又说：
蒋公有一项一直没有公开的秘密，那就是每天早上静坐之后，必定念几首赞美诗，念的时候，就在起居室中走来走去，诗中提到“天父”时，蒋公就脱下帽子，向东方深深一鞠躬。
每日晨练和唱圣诗结束之后，蒋介石便回到书房里静坐祈祷。因为年事已高，腰腿怕寒气袭扰，所以坐下来后，蒋介石总是先用一条毛毯把自己的双腿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同时用特制的眼药水滴入眼睛，闭目静坐大约40分钟左右。这一切做完之后，天光放亮，蒋介石便开始记日记，并阅览当日的早报。
蒋介石年轻时即入军官学校，后又到日本学习军事，他身上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习性。例如早睡、早起，不惯于熬夜，而喜欢在白天活动。他的所有日程安排都是在白天进行，晚上和夜间是从来不参加什么活动的。“一日之际在于晨”，是蒋介石笃信不移的格言。按照他的生物钟运行情况，每天早晨是他一天之中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因此，他通常是利用上午的时间来做他必须要做的事。
每天上午9时左右，蒋介石完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开始进早餐了。他的早餐食谱很简单，但食品的制作是相当精致的。他喜欢吃小点心，喜欢喝鸡汤。除此之外，他对食物并不挑挑拣拣。当然，出于饮食习惯，蒋介石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有着长久的浓厚的兴趣，与其说是他特别喜欢吃，不如说是他尤其喜欢这两种风味食品能经常地出现在他的餐桌上，以便他能看到它们。因为，这些都是他的家乡浙江奉化的小菜。士林官邸蒋介石的食谱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单、随意，这反而成了士林官邸饮食上的一大特色。
蒋介石的中餐和晚餐一般是五个菜，二荤三素或三荤二素，卫生、营养、风味三者兼顾，精是十分的精了，但说不上昂贵。而且，与夫人宋美龄格格不入的是，蒋介石一直对夫人所喜爱的西餐食谱不感兴趣，终其几十年的夫妻生涯，这是他们未能达成“统一”的习性之一。
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在生活习性上逐渐走向平和、淡泊，越来越像一个平民化的普普通通的老头儿。这一点，从他的许多生活小事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1984年11月5日的台湾《民主政治》第二期上，曾载有龙布衣的一篇题为《蒋介石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可是，老先生有时也显现他俭约的一面。来台后，他在世之时，苹果一直是台湾最昂贵的舶来水果；官邸客厅里常有水果一盘，最常备的，就是苹果。这些苹果固然有时是采买人员自市上采买而来者，但绝大部分是蒋家亲戚、元老旧部们到官邱探谒时，所带去的“心意”。有一次，蒋邸亲戚的几个小孩到官邸作客，老先生拿出苹果分给小孩，其中一个小孩说：“哇！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当时一斤猪肉不过二十元左右，一担蓬莱米不到一百元，这是老先生知道的价格；当他听到了苹果一个三十块钱，就找官邸的采买来问：“苹果一个等于三四十斤大米，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水果？”采买回答，绝大部分是来客送的，自已买的一年不到一两次；因为苹果比较不易腐烂变质，所以在没有人送的时候，也买苹果。老先生听了，才没有话说。以后，官邸的人员，曾发现老先生不止一次在点苹果的数字。有一次，点过觉得不对，他就问：“苹果一个三十块，是谁吃了这么多个？”侍从官说是“几个华兴育幼院的孩子给夫人送母亲节的手工品来，夫人叫拿去给孩子们吃。”老先生才“嗯”一声，没有追究下去。
在大陆统治期间的蒋介石，一直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作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首，作为旧中国的首富之家，蒋介石在生活上的巨大开支究竟是多少？一向是无人知晓。也未见披露的。到台湾后，蒋介石以“总统”之尊，生活在士林宫邸，他的日常生活开支也是不必自掏腰包的。而进人晚年的蒋介石却突然节俭起来，这也许是他步人老龄、逐渐恢复普通老年人生活习性的一个标志。
在政治上，蒋介石始终是个顽固不化地坚持其反动立场的代表人物。但从生命的意义上说，蒋介石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是典型的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洗礼的中国人。持重、节俭这种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在晚年蒋介石的身上得以复苏和回归，不也正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作用吗？
3．巨枭西去
1974年11月23日，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的高级病房搬回了士林官邸，在家里继续接受“总统”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的治疗。在士林官邸，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起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和元旦。
1975年3月，蒋夫人宋美龄不顾“总统”医疗小组专家们的反对，听从了友人的建议，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医生，专为蒋介石看病。
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医师在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有关检验报告后，提出了一个建议：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以便直接导出积存在蒋介石肺脏中的脓液以缓解病情。按理，这确是“釜底抽薪”的良方，比当时“总统”医疗小组的“扬汤止沸”式的保守疗法积极得多，也大胆得多。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医疗小组主任王师模的坚决反对。王师授的理由十分简单“蒋介石已届88岁，照临床经验，这种年龄的老人根本承受不住任何大型手术。何况是蒋介石这种特殊身份的人物，一旦手术中发出并发症，那是谁也不敢负责的。
然而，美国医师不考虑这些，尤其是美国佬心目中只有病人和病情，并没有病家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的顾虑。因此，美国医师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退让。蒋夫人宋美龄此时又出面做主了。在听取了双方各抒己见的报告之后，宋美龄果断地做了决定：听从美国医师的建议，同意对蒋介石实施“肺脏穿刺手术”。宋美龄的头脑是清醒的，她知道孰轻孰重、孰利孰害。她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宋美龄决心已下，她要把挽救蒋介石生命的最后赌注押在美国医师的身上。
手术如期进行，而且十分成功。美国医师通过这次背穿刺手术，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了大约一碗脓水。
手术虽然圆满成功了，但蒋介石毕竟年老体衰，勉强承受了一次大手术后元气大伤，手术的后遗症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手忙脚乱。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一直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体温由37骤然升高至41，“总统”医疗小组的全体成员一时慌作一团，气氛极度紧张。
虽然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想尽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但蒋介石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持续不断的高烧和小便大量出血，是这次背穿刺手术遗留下来的严重后遗症。更使医疗小组的专家们紧张的还远不止这些后遗症，而是蒋介石心脏骤然停止跳动的发出频率不但愈来愈频繁，而且出现心脏骤停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
1975年4月5日，中国人传统的清明节。上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像往常一样，一大早便从他所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邸”赶到荣民总医院看望病势垂危的父亲。下午，蒋介石的情绪烦躁不宁，晚上8点55分，他遵医嘱服用了一些维他命丸，逐渐进入睡眠状态。突然，病榻一侧的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在场的医务人员立即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现代化的医疗技术在一个灯枯油尽的垂老生命躯壳面前回天无力。一个曾经活跃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一个曾经改变并几乎彻底改变20世纪中国人民命运的铁腕巨枭，一个代表了20世纪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最高利益的大独裁者，从此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巨枭的灵魂乘风西去。然而，蒋介石这个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号“反派”角色留给历史老人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历史的镜头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20世纪的中国，都无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人的名字--蒋介石。
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宛似一把巨大的刻刀，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版图上刻下了一道又一道醒目的疤痕；蒋介石本人又恰似一支巨大的彩笔，把那一道道醒目的疤痕装点得浓墨重彩，尤其令后人触目难忘。
让我们回过头来，把蒋介石生命轨迹中留下的每一笔“杰作”都重温一遍，把千秋功罪来一个彻底的展览吧。
第二章 身世之谜
1．纯属讹传的“郑三发子”或“拖油瓶”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凡是领袖群伦、创下经天纬地之业的人物，其身世、家族、籍贯等项无一不是明明白白地为世人所知晓。因为他们是“伟人”，既使罪恶昭彰，并不“伟大”，至少也是“大人物”，是青史留名的——无论是美名抑或恶名。举凡这样的人物，他们的出身，他们的父母乃至更上一代祖先的情况，都是后代史家考据研究的兴趣所在，那是想隐瞒也隐瞒不成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统治中国大陆达20余年，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表演”了近半个世纪的蒋介石，其身世居然至今众说纷坛，这实在是一大奇观！
如今刊行于世的有关蒋介石的传记文字浩如烟海，海峡两岸的史学家、政治家，包括许多曾经随侍蒋介石多年、对许多事件有过亲身经历的世纪老人，他们言及历中重大事件、言及蒋介石政治手腕的毒辣时都能“保持一致”，都可以据实以言。却惟独在谈到蒋介石本人的身世时莫衷一是，各说各的理。而且，每一种说法都貌似真实却又经不起推敲。笔者以为，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催一原因就只有一条：蒋介石这个人“不够伟大”（此语系前“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内政部次长”、“立法院”秘书长吴尚鹰所言，语见吴尚鹰所著《谈蒋介石这个人》），对自己的身世隐晦而不敢实言。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世人对这个“大人物”的身世家族仍有诸多说法。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隐晦不言”自己的身世，主要是因为他的生母王采玉是孀居后再嫁的。公允地说，蒋介石这个人是侍母极孝的，他深爱自己的母亲，不愿披露母亲曾经再嫁的真实经历。正是由于这一可以理解的原因，才出现了迄今流传于世的有关蒋介石身世的种种传闻。
传闻中，最广泛也是最能使人深信不疑的是“郑三发子”说。此说源于唐人（严庆澎）所著《金陵春梦》。这是一部旨在揭发蒋介石真面目的大书。唐人为写这部书，广征博引，用力至勤，其立言有根有据，活龙活现，一时被世人疑为正史。唐人的子女们也说：“充实、丰富和补充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以提高《金陵春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植，是父亲这几年来的奋斗目标。父亲也为此耗尽了心血。他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地搜集各方面的资料。他的资料之多也是惊人的，两米高的文件柜，足足装了三大柜。”有如此丰富的史料为据，唐人遂以小说笔法对蒋介石的身世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描述，且指说蒋介石并不姓蒋，而是姓郑，说蒋介石的祖籍并非浙江奉化，而是河南许州（今许昌）繁城镇后郑庄。
按照唐人的说法，蒋介石的生父姓郑，共有兄弟三人，蒋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他的母亲早年带着他嫁给浙江奉化人蒋肇聪，“郑三发子”遂改姓更名为蒋中正。据说这“中正”还隐含“宋郑”或“中州郑家”之意。这种说法曾经风靡一时，而且，事实上也确曾有过一位名叫郑绍发的老农、祖籍河南许州繁城镇后郑庄，此人曾在40年代辗转来到陪都重庄，自称是“郑三发子”——蒋委员长的大哥，前来兄弟相认。关于这一史实，沈醉先生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曾有叙述：
当时在重庆曾经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家乡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由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嫁到蒋家当“施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上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刻叫戴笠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不违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久又移住在磁器口丝厂，不准外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个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沈醉先生以亲历亲见者的身份所作的叙述，当是确凿无疑的。但既使如此，也还不能证明唐人所说的是事实或史实。综观沈醉先生的描述，只能说明当时确曾有一个叫郑绍发的人称是蒋介石的大哥，而且此人长得与蒋介石极为相像。但郑绍发是否确系蒋介石的大哥，就再也无从考据了——天下人相貌相似的巧事很多，当初的“蒋委员长”名扬天下，则难免有人以相貌酷肖之利而行“冒称领袖兄长”之事，这也是极有可能的。
至于蒋介石系“拖油瓶”，从理论上讲倒有几分令人相信，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使蒋介石本人对自己身世的这一部分一直讳莫如深的作法容易被理解。这也是蒋介石个人经历的一个悲剧，也许正是这种身世经历，导致了蒋介石其后政治生涯中的“异秉”。孟绝子在《蒋介石的爹》中说：蒋介石小时候逃荒讨饭的贫贱境况，像朱元璋，“拖油瓶”的境况，像秦始皇。贫贱而又兼“拖油瓶”在蒋介石内心中所织成的情结，则远比朱元璋或秦始皇严重，因此反弹出来的力量也比较大。蒋介石一生，紧抓绝对权力的心理比秦始皇朱元璋强烈，杀人的毅力比二人坚强，爱好“神圣”、“伟大”、“民族救星”……等尊号的心情比二人热烈，把政权交给儿子的意志比二人坚定。
这种心理分析，倒可成为一家之言，然而也绝对不可采信。
关于《金陵春梦》所说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史料根据不足，殊不可信。蒋介石的身世之所以给后人以扑朔迷离的感觉，主要是因为他对生母王太夫人曾经再嫁的事实讳莫如深，瞒得太紧。比如，在蒋介石的多次自叙中，都只承认他的生母是“年二十三来归吾先父肃庵公”，而按照当时浙东乡间的民俗，女孩子一般是十六岁左右就要出嫁，王太夫人直到二十三岁才嫁给蒋肃庵，则多半不是初嫁。另据张明镐先生所著《蒋介石在溪口》考订，蒋介石的生母王采玉是“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那时王氏只有二十二岁。她的哥哥王贤炬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寡妇王采玉经其堂兄王贤栋（当时在蒋介石父亲的店铺里当帐房先生）介绍，才嫁给了新丧妻的蒋肃庵。又据杨树标先生说，王采玉初嫁是嫁给了溪口曹家田一户姓俞的，俞氏36岁时去世；石友三《关于蒋氏宗族》中则又考订王采玉“早适曹家田竺某为妻……”由上述考证可知，王采玉“先适”俞家也好，初嫁竺姓也罢，总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采玉家是师县人，无论初嫁是俞家还是竺家，反正嫁的是曹家田，而不是河南郑家。因此，“郑三发子”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讹传。
2．蒋氏先祖轶闻
蒋介石的故乡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此地有山有水，水绕山环，风光秀丽，名胜古迹广为天下闻。相传这里有“溪口十景”，是游客情系山水，冶游偕趣的绝佳胜地。蒋介石发迹后，又数度在家乡大兴土木，重建十景之一的文昌阁（蒋介石命名为“乐亭”），扩建祖居丰镐房，亲题蒋家祖业“玉泰盐铺原址”界石，等等。此外，蒋母去世后，蒋介石又在溪口达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鱼鳞乔中段被称为“弥勒佛的肚脐眼”的地方为其母筑坟，其后又两度修建了“慈庵”。凡此种种，日后都成了装点溪口胜景的建筑。
据传说，溪口古称禽孝乡。这里面有一个美丽的民间故事：从前有一位董姓少女，极擅女红，她每天在闽阁中倚窗刺绣，窗外恰有两只燕子筑巢而居，无意中与董姑娘成了邻居。董姑娘每天都用米食喂这两只燕子，为使燕巢免遭风雨，她还特意用竹篱编成护拦围这燕巢。冬去春来，两只燕子北飞南归，年年往复于此。后来，董姓少女生了病；不治而殁。两只燕子已经通了人性，悲鸣不已。过了几天，董姓少女的父母到女儿坟地上去祭扫，却看见那两只燕子已经伏死于女儿的坟上。一时间乡人争相传颂，都说那两只燕子至情至性，是在为董氏姑娘“尽孝”。因此，乡人改称此地为“禽孝乡”。到清季末年，溪口仍隶禽孝乡，改称为溪口则是民国17年的事了。
溪口镇实际上只是一条长不足3公里的街市而己，蒋家的祖室就在溪口镇，为一幢二层楼房，有屋10余间，名叫“素居”，后改称“丰镐房”。
蒋介石发迹后，每每在自叙中称自己是“迁四明第二十八孙”。据《左传》载：“凡蒋、邢、茅、祭，周公之后也”。那么，蒋姓祖上应当源出于周代。而《武岭蒋氏宗谱》中，蒋氏祖先是“摩河居士”。这一点，多半是因为蒋氏家族的旧族谱自“摩河居士”以上散佚或失传，所以蒋家的后人尊“摩河居士”为祖先，称为“摩河太公”。
据传，摩河居士的本名叫蒋宗霸，字必大，五代后梁时在世。蒋宗霸曾入仁途，做过明州（即宁波）评事，后罢官，身后留有一子。蒋宗霸为人慈善。常口诵“摩河般若婆罗密多”，故尔当时乡人称之为蒋摩河，罢官后，蒋宗霸结庵于小盘山，自称“摩河居士”。当时有游方僧寄居奉化岳林寺，人称布袋和尚，长年带着一个大布袋，须臾不离身。蒋摩河心甚异之，遂拜布袋和尚为师，随他四方云游。一天，他们到了福建长汀，师徒二人同浴于温泉，蒋摩河突然发现布袋和尚背上长着一只眼睛，便惊叫起来，说“和尚是佛也！”布袋和尚便对他说：“吾被汝所窥破，当去矣！吾以布袋赠汝，子孙代代为衣冠家。”师徒二人重返奉化岳林寺，布袋和尚就坐在岳林寺外的大石头上圆寂了。他死后，葬在后山上，后来有奉化人到四川去，在路上竟然邂逅了布袋和尚，当时被吓了一跳。布袋和尚便托此人捎话给蒋摩河，说：“相见之日已近，愿自爱！”这人回到奉化岳林寺，掘开布袋和尚的墓，里面却只有禅伏净瓶而已。此人又找到蒋摩河，把布袋和尚托转的口信告诉他。蒋摩河听了，说：“我已知之。”于是，遍访亲友—一话别，无疾而终。
摩河居士的墓地就在宁波东乡小盘山。蒋介石回乡时，常常上山祭拜这个先祖。蒋家素有信佛好佛之风，蒋介石的祖父蒋工表生前信佛，蒋母王氏更曾一度皈依佛门、带发修行。蒋介石的结发妻子毛福梅嫁到蒋家后，受蒋母影响，也皈依佛教，并出资在溪口镇北建了一座“摩河殿”，经常驻殿诵经。毛福梅因日机轰炸身亡后，其子蒋经国就把母亲葬在摩河殿一侧。
蒋宗霸这一支，若向上追溯，可逆推到东汉时期宜兴的蒋澄。当时蒋澄封函亭侯，至今在宜兴仍有蒋澄墓。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曾专程前往祭拜。宜兴蒋氏，传至晋代时，始适台州，传至五代时期，有蒋显著，曾任四明盐官，其子蒋光，在明州定居下来，生有二子，长子名宗拜，次子就是蒋宗霸。
蒋宗霸的后世子孙，至北宋神宗时，有一蒋浚明，始迁奉化食孝乡三岭。蒋浚明，宗颜昭，曾官拜大理寺评事，迁尚书员外郎，因为上书谏止新法，被神宗贬滴，授无为军司户，改建康户曹，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其名迹入乡贤。
蒋家历代祖先，以蒋浚明的“金紫光禄大夫”最为显赫。所以，蒋家祠堂的祖宗牌位即从蒋俊明供起，以示荣耀。
蒋家排行，从第25世起依序为五言四句，即“祁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
蒋介石的曾祖蒋祁增，字怀盛；祖父蒋斯千，字玉表；父蒋肇聪，字肃庵。
蒋介石为溪口蒋家世系28世周字辈，他的谱名为“周泰”。
3．“百善孝为先”——蒋介石和他的母亲
蒋介石侍母至孝，这一点是天下闻名的。一方面，这是事实。蒋介石出于人子之情，对含辛茹苦把自己一手拉扯成人的亲生母亲感情至深，谁也不能说是假的。1921年5月24日，蒋介石任许崇智手下粤军第二军少将参谋长一职时，因为在广州寓所做了一个梦，梦中的情景是：雪满山原，一白无际。”他当即惊醒，“身犹寒战，默念此必母病凶兆，因不自安，返沪归里。”当时，蒋母确实在生着病，蒋介石情系母亲，只因为一个梦就不惜从广东长途跋涉返归故里去探视母亲，可见他的孝心之诚。当然，蒋介石的这次“归里”十分不智，因为当时孙中山的北伐之师正困在桂林，陆荣廷又兵分三路攻打广东，孙中山率部受阻，归路将断，情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李烈钧和讨贼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讨贼福军司令李福林、讨贼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讨贼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等急由湘边回师桂林援救孙中山。各路军马星夜水陆兼程，同赴国难。广西省长马君武也急急忙忙返回广东，不幸在途中遇到劫匪，马君武伏身在船底才幸免一死，可惜所携财物尽失，妻子和随员也都被土匪杀害。大家都在赴难援孙，蒋介石却只因为做了一个不祥的梦就“归里”了。对于当时的“国事”来说，他是太看重自己的“家事”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侍母至孝，也有“做给天下人看”的企图在内。蒋介石是自幼受到旧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深知历朝历代的君王无一不是“以孝治天下”的。中国人崇尚孝梯之道，以孝为“百善之先”，这一点，蒋介石是不敢轻忽的。不过，话又说回来，纵然蒋介石有“做给天下人看”的想法，也不能据此说他“侍母至孝”完全是装出来的。
蒋介石对于自己的母亲，的确是“孝”到了极致。
蒋介石的生身之母王采玉，祖籍是浙江奉化葛竹。葛竹原属于保县辖治，后才归人奉化的。
葛竹是王姓家族世代聚居之地，据《葛竹王氏宗谱》载：明朝洪武年间，王采玉的远祖王爽从奉化连山乡迁至葛竹村落户，以稼稿为生。王家一连六代都是独子单传，人丁不旺。直到第七代子孙王庆穹，才生有四子，成为四记始祖。从此，王家才算人丁兴旺，枝繁叶茂起来。
葛竹材高溪口约28公里，北依四明山，内含一湾小溪，村舍缘山势而建，错落有序。远望葛竹村，恰恰坐在四明山的怀抱中，状同交椅，向有“金交椅”之美称。村前峰峦并列，起伏间形如笔架，又有“仙笔乡”的雅号。在迷信风水流转的浙东人看来，风水好的地方，是一定会出贵人的。以蒋介石的祖宅为例，据风水先生说，蒋家祖宅的大门正对着笔架山，叫作“对着笔架山，代代儿孙会做官”。蒋介石发迹之后，曾于1930年翻修丰镐房祖居。风水先生说：丰镐房的大门位置和高低、大小不可擅动，如果改了尺寸，怕会引起宅第“龙脉”的震荡，于主人不利。因此，素来迷信风水的蒋介石深信不疑，在扩建和翻修丰镐房时，对黑漆木结构的中式大墙门丝毫不敢触动，一直保持了原状。
无独有偶，蒋家笃信风水，葛竹王家的女儿王采玉竟也是听了看相先生的一番胡言乱语，才同意嫁给蒋介石的父亲蒋肃庵的。
王采玉属王家第三房始祖王永安的支脉。她的祖父王瑞庆是王永安第十六代孙，曾做过清朝的“迪功郎”。王瑞庆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即王采玉的父亲。王瑞庆在世时，积下了一些家业，在葛竹村构造了一所住宅，后成为王有则等兄弟三人共同的财产。
王有则（1820－1882）是清季的国学生，便始终科考不举，未获功名。他先后娶过两房妻眷，女方都姓姚。两个妻子一共为他生了七个子女，原配发妻生三子一女，长子贤宰、次子贤侯、三子贤达，女儿嫁给葛竹乡石门村单家。续妻又生一女二子。这位续弦妻子所生的推一的女儿就是王采玉，两个儿子一名贤觉一名贤裕。
王采玉生于1864年。她聪明伶俐，敏而好学，幼承父教，稍通文字，尤精于女红。可惜，王采玉生未逢时，青年时期命运多蹇。那时，王有则已家道中落，生计艰难。王采玉的两个胞弟，贤矩嗜赌；贤裕患先天性精神病，尚在读书。因此，全家入不敷出。为了贴补家用，王采玉只得每日埋头做针钱，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窘迫。
王采玉18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曹家田的俞某为妻。这俞某家境平平，是个扛长活的出身，有一副好身坯子，耕田种地也是把好手。但俞某性情暴躁，兼以家境困窘，在家里经常为一点琐碎小事大发脾气，与王采玉时有争吵，有时甚至打骂妻子。曹家日离葛竹材不算远，婚后，王采玉受到丈夫欺侮打骂后，每每跑回娘家哭诉躲避。婚后第二年的春天，王采玉生了一个儿子，可惜，这个儿子命不长久，落生几个月就因患急症夭折了。当年秋天，曹家田一带暴发时疫，王采玉的丈夫俞某又不幸身染时疫而殁。年轻的王采玉数月间连续折子丧夫，精神上所受的刺激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听到了乡邻们的风言风语，说她送遭不幸是因为“面相生得不好，既克夫又克子”。
屋漏又遭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就在王采玉夫死子丧痛不欲生的时候，时隔不久，她的父亲王有则又因病亡故了。王采玉回家奔丧，眼看母亲中年孀居，自己妙龄居孀，一门两代寡妇的现实使她万念俱灰，从此决定回到娘家，陪伴寡母打发岁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萌发了摆脱红尘、遁入空门的念头。
王采玉在葛竹村陪着母亲生活了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她曾在乡人的引荐下到奉化县江口周村的一个富户家当佣人，可见王家当时的家境已经没落到了何种地步。
葛竹村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名叫金竹庵。王采玉孀居娘家期间，金竹庵中管理香火的一位老尼去世了。王采玉的母亲姚氏平时信佛，与这位老尼有过多年的交情。老尼仙去后，姚氏就叫女儿一同前往金竹庵帮助料理老尼的丧事。王采玉本来就有出家为尼的念头，忽然遇到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便向母亲剖白了心志，表示决意人庵修行。姚氏本也是佛门信徒，当即表示支持女儿的决定。但又考虑到女儿毕竟还很年轻，因此不同意她落发，只准她带发修行。从此，年轻的王采玉遁入空门，成了一名尼姑。
进庵以后，原就勤俭耐劳的王采玉更加勤谨，把金竹庵里里外外整理得洁净有序泅产管理也很得法。金竹庵有一片竹林和菜地，王采玉自己掘笋养竹、种菜植瓜。劳作之余，还时常可以回家去照顾母亲，庵里生产的竹笋菜蔬等物也可以分一些孝敬母亲姚氏。王采玉的母亲也时常来到庵中陪伴女儿，母女俩一同拜佛诵经，一同劳作，日子过得非常安稳，王采玉的心境也逐渐好了起来，觉得这种闲适安稳的生活非常适合于自己，由此产生了苦守庵中了此一生的念头。
可惜，王采玉在金竹庵中平淡安闲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有一天，庵里来了个相面先生，一见采玉，即说她有福相贵相，并且颇为神秘地对她说：你日后必出贵子，晚年将光耀无比、贵不可言。相面先生见王采玉凝神倾听，遂又奉劝她“年纪轻轻，不应苦守空门，早些嫁人为宜。”相面先生说完这一番话，扬长而去。王采玉怔忡呆立，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这两年来，她早已万念俱寂，不作凡尘之想了，不料却被这相面先生的话勾起了一段心事。原来，前不久，采玉的堂兄王贤东曾提到过想为采玉介绍一个夫家。王贤东也是葛竹村人，当时正在溪口蒋家的玉泰盐铺当帐房先生。这玉泰盐铺的东家即是蒋肇聪（肃庵）。蒋肇聪两年之间连续丧妻，所造一对儿女年龄尚幼，家中内室虚乏无人照料，遂有意再娶。王贤东知道了东家的想法之后，立即想到了年轻居孀带发修行的堂妹王采玉。也是合该成就这一段姻缘，那相面先生的一番言语，已然使王采王久旷的凡心荡起波澜，而王采玉的母亲姚氏当初之所以不让女儿落发出家，只准她带发修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要女儿还俗再嫁。于是经王贤东一番巧语说合，姚氏与王采玉便点头应允了。
1886年6月，23岁的王采玉还俗再嫁，来到了溪口蒋家，作了当时已45岁的蒋肇聪的继室，当上了玉泰盐铺的第三任老板娘。据后人猜测，那个神秘出现的相面先生多半是蒋家为娶王采玉而设的圈套。不过，这种猜测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从未得到过证实。可以证实了的是，王采玉果然“日后必出贵子”，生下了蒋介石这个头号枭雄，且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蒋家一门包括王采玉本人，的确是“贵不可言”的。
嫁入蒋家不久，王采玉便有了身孕。清光绪13年暨公元1887年10月31日午后，王采玉在玉泰盐销的后楼顺利产下了一个男婴。其时，蒋家老太爷正坐在店堂里听候消息，闻知添了一个男孩，大喜过望，为其取命“瑞元”，此即后来称雄一时的蒋介石，又名周泰、志清、中正。蒋介石4岁时，王采玉又生了女儿瑞莲。隔一年，又生次女瑞菊。又隔一年，再生幼子瑞青。
王采玉和她的公公蒋斯千都信佛，也都迷信相面算命之说。瑞元出世后，公媳俩都认为是应了相面先生“必出贵子”之言，所以对蒋瑞元格外疼爱，把蒋氏一门“光宗耀祖”的殷殷之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身上。
然而，命运多蹇的王采玉还没有摆脱噩运的纠缠。再嫁蒋家之后，刚刚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不幸的遭遇又接踵袭来。1894年，公公蒋斯千（玉表）撒手西归，享年80岁。第二年夏天，溪口一带发生时疫之灾，蒋肇聪（肃庵）又身染时疫而殁。公公的坟草未发，丈夫又抛下家产店务和妻子儿女一命归天，采玉孤儿寡母，又一次坠入命运的低谷。蒋介石成年后，曾于1918年撰文追忆其父蒋肇聪临终前的情景：“吾父之殁也，吾母王太君在侧，吾父顾吾及幼妹，指谓吾兄（指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父卿）日：‘尔弟妹幼，吾死后，尔母必哀痛不自胜，尔年长，其能尽孝致友以慰吾心耶！’吾兄承涕自任，乃瞑。呜呼，痛哉！”
蒋介石描述他的哥哥“承涕自任”，实际是在扇蒋介卿的耳光，因为蒋介石的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并未遵照乃父的遗嘱对后母王采玉“尽孝”，而是以蒋门长房长子之尊，与后母王氏常有争执，不甚尊重，以致母子失和。这件事，使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
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原有两个儿子，一名肇海，一名肇聪。长子肇海早夭，无后，蒋家的产业由蒋肇聪承管。为使长门有后，蒋斯千生前曾决定将长孙蒋介卿过继在长子肇海名下，以继香火。蒋介卿为人心地偏狭、性情暴躁，且又重财轻义。父亲蒋肇聪过世后，他常为店务或家事与后母王采玉争执不休，态度极不尊重。蒋介卿不信佛，且又嗜赌。一次，蒋介卿在外面打麻将输了钱，悻悻回家，一进家门，恰逢奉化岳林寺和尚来化缘，蒋介卿一看到和尚，即认为自己输钱的原因就是家里来了和尚（空门子弟）的缘故，于是大发雷霆，将那和尚斥责了一顿。王采玉是信佛至诚的，自己又曾在“空门”中当过弟子，因此每有佛门弟子来化缘，她必恭敬待之，大度施舍。现在，介卿当着自己的面大声训斥前来化缘的和尚，使王采玉感到有失自己的面子，于是当场与蒋介卿爆发了一场争执，从此，这母子俩的感情出现隙嫌，再也未能和睦。
1898年，蒋介卿提出分家另居。从道理上讲，祖父蒋斯千已将介卿过继给长子蒋肇海名下，那么蒋家的产业确也应有长门的一份；就算没有过继的事，介卿若提出与弟弟介石及瑞青分家，也不违家规事理。因此，王采玉不愿与前子争执产业，当即答允。析产后，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房屋和蒋肇海名下的田产；而王采玉及其子女只分到所居祖室、二十几亩薄田和一片竹山。王采玉靠这份产业抚孤度日，生命愈发艰难。关于析产分家的这段事，蒋介石在其自撰的文章中说“先父遗产数，尤母平析与吾兄弟三人，无稍畸倚。兄为前母生，尤用厚私。”王采玉逝世后，蒋介石在《哭母文》中曾有“内在之祸”之语，就是指的兄弟析产分家、后母与前子失和这个事。
这次分家，对王采玉而言实是又一次不幸。因为当时她的亲生儿子尚未立事，析产后，王采玉所得只是些房屋、田园、竹山等不动产，日子颇为拈据。王采玉之所以慨然答应前子介卿的要求，分家析产，而且绝不争多论少，实因为她始终坚信当年相面先生的话，对蒋介石充满了信心。
王采玉的命运实在是不幸之至，自从丈夫亡故，前子析产另居之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她的小女瑞菊、幼子瑞青又相继夭折。一次接着一次的沉重打击狂风骤雨般落在王采玉的身上，这种不幸的际遇，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在王采玉迭遭打击，最为哀痛无助、孤寂落寞的日子里，王母姚氏经常来溪口陪伴女儿，“同休戚，朝夕保育而慰藉之”。
在送遭不幸之后，王采玉将全部心血用来培育孤儿蒋介石，希望他能成大器，就伟业，光耀门庭。所幸的是，王采玉晚年时，蒋介石发迹之相已露，蒋母也算过了一段扬眉吐气的好日子。可惜，蒋母因为一生操劳过甚、所经变故太多，以致将届晚年就已体弱多病。蒋介石之所以梦到“雪满山原，一白无际”就立即想到这可能是母亲的凶兆，也是因为蒋母当时正在病中，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令蒋介石不能不往那方面想。
1921年6月14日，蒋母王采王因患心脏病，卒于故居内寝，享年57岁。
蒋介石的梦境竟然应验了！他因为一个梦而离职回家省亲，诚然对不起孙中山，对不起当时的国民革命事业，但他可以无愧的是：他总算赶在母亲去世之前回到了母亲身边，得以朝夕陪伴。亲会汤药，总算尽到了人子之孝。蒋母弥留之际，曾再三叮嘱蒋介石：
一、要为她择地另葬，不与其父同穴；
二、要办一所学校，培育乡里子弟；
三、要报答几家至亲好友的恩情。
这三件事，蒋介石—一答应，并在发迹之后逐一付诸实现。后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施恩泽惠于亲戚朋友，原来这也是蒋介石“尽孝”的内容之一呢！
蒋母为什么违背浙东乡间风俗，遗嘱蒋介石不准将自己与丈夫合墓并葬呢？这一点，蒋介石在其亲撰的《慈母记》解释说：“他是谨遵慈母的遗嘱“不必因俗而柑，以余家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话，蒋母生前曾经多次提起，每每殷殷嘱附，不惮其烦，甚至还“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坚决”。
其实，蒋母王氏之所以坚持不与蒋父同穴合葬，主要原因倒不是怕惊动了蒋父的亡灵，而是因为蒋父肇聪已经与前妻徐氏、续弦孙氏合葬，王采玉不愿屈居下位，更不愿自己的儿子日后被人议论为第二填房所生，惟恐对蒋介石的前途产生不利的影响。爱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而蒋介石也深诸母亲的用意，所以，对于慈母的仙逝，他悲痛异于常人。在停灵期间，蒋介石每天都要抚尸大哭多次。蒋介石对慈母行如此大哀之礼，在同事朋友中博得了一个“事母至孝”的美名。
居哀期间，蒋介石不忘母亲遗命，请了奉化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坟地。因为蒋母生前曾表示“要葬在佛的怀抱里”，因此，最后选中了溪口北约1．5公里的白岩山中段北面的一小块平地，据说这是“弥勒佛的肚脐眼儿”，是一块上好的风水宝地。
坟穴选定之后，蒋介石每天必到白岩山监工兴建母亲坟莹。11月23日，正式出殡下葬。蒋介石亲抚母亲灵枢安葬。因为这时的蒋介石已身任广东军界要职，是孙中山手下的重臣，母以子贵，所以安葬仪式极为隆重，为溪口乡历史上所仅见。
接到蒋母去世的讣告后，孙中山麾下的党政军大员齐致唁电，闽、粤、鄂、湘、沪各地吊客纷至沓来，出殡下葬时，孙中山又特派陈果夫代表祭奠，戴季陶、居正等要员均亲临葬礼。孙中山亲撰祭文，并为蒋母题写了墓碑：“蒋母之墓”，张静江手书蒋介石所撰的挽联，胡汉民做墓志，汪精卫做铭，由浙江书法家沈尹默手书。
为表达对母亲的孝敬，蒋介石从此发誓：不论新旧历史，凡到母亲祭日，一律不茹荤、不动气、不近色，以示对母亲的纪念，以寄哀思。
1923年，为纪念蒋母60冥寿，蒋介石特在离母亲墓址约300米远的地方建筑三间新式洋房，称为慈庵。慈庵落成后，奉曾祖祈增公，曾祖批毛太夫人，张太夫人；祖玉表公、祖批徐太夫人；考肃庵公、批徐太夫人、孙太夫人、王太夫人；及弟瑞青。冥配弟妇王氏、五代神主升龛，祭飨如仪。
这次建庵供神，蒋介石十分重视。特请谭延阎书题了慈庵门额，中堂悬挂着孙中山亲书的“为国助劳”、慈云普照”二匾。蒋介石亲撰了《慈庵记》，说：“标额日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祖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院之义也。”亦即，建筑这个慈庵，一是因为蒋父与蒋母没有合葬一穴，把父母神主牌位合在一起，以表示双亲合拢；一是可以作为蒋介石回乡时居住之所，以示不忘母亲，谨守墓园之意。
1930年，蒋介石已掌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为了光耀门庭，将慈庵旧宅拆除，另在离墓稍远的平地上筑造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名为“墓庐”。
穿过墓庐大门，便可看到新修建的慈庵，室内挂有蒋母遗像，下有汪清卫题字：“蒋老伯母遗像，世愚侄汪兆铭”。正中立一石碑，正反两面均有碑文。正面为谭延用所书《孙大总统祭蒋大夫人文》；后面是“孤哀子蒋中正泣述”的《哭母文》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慰劳蒋总司令文》等石刻。此外还有胡汉民题字墓诗、谭延阅所题的“蒋太夫人像赞”、林森作的挽辞等。当初治丧时，张静江、许崇智等国民党要员的唁电、挽联、悼诗等，也都一一保存在“慈庵”中。这些文词墨迹，将介石极为看重，曾委托叶楚他搜集，编为《哀思录》刊行于世。《哀思录》卷前有蒋介石亲撰的《刊哀思录所感》文，说“《哀思录》是中正生平所最哀痛而不能忘者之一种纪念”。
蒋介石对于部下晋谒其母墓很重视。据一位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平时对部下非常严肃，惟有部下谒墓下来时，他才笑容可掬，连说“谢谢”。
总之，蒋介石事母至孝，无论是“发乎亲情”还是“系于国事”——为了统治的需要，在外界一向是有口碑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第三章 走出溪口
1．顽梗童年
蒋介石幼年时期顽劣异常，他自己对此也从来不予讳言。在蒋介石自撰的《先王太夫人事略》中，他自己承认：“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搏跳跃，凡水火刀格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蒋介石自称幼年“顽劣”、“顽梗”、“放搏跳跃”等，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蒋介石幼年时的好斗爱动，在家乡溪口街上是出了名的。他常常因此闯祸闹事，“倍增慈母之劳。”
蒋介石4岁的那年除夕，全家人正准备吃年夜饭，蒋介石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一个人爬上了饭桌。他看着桌子上整齐码放的筷子，忽发奇想，竟拿起一支筷子插入喉管，想试探自己的喉管究竟有多深。他没有想到，筷子一下子插进去太深，拔也拔不出来，喊又喊不出声，以至仰靠在椅子上，大张着嘴不省人事了。家人发现后，立即慌作一团，直到请了看病先生来，取出筷子，蒋介石才渐渐苏醒，但仍是口不能言，双目呆滞。全家人吓得彻夜未眠，围护在床头，蒋介石的祖父更是惶急无措，隔一会儿便隔窗询问一下情况。直到第二天，天色放亮时，祖父蒋斯千又一次隔窗询问蒋母：“孙子恐已哑乎？”老先生深恐这个宝贝孙儿由此变成个哑巴。这一次，话音刚落，蒋介石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朗声答道：“我能说话，没有哑！”一家人闻听之后，转忧为喜，方始放下一颗悬着的心。
蒋介石5岁那年的冬天，一日在院内檐下玩耍，忽然发现水缸里的水冻了一层薄冰，圆明如镜。他看得兴起，攀到缸沿，扑身去捞取冰水中的影子，因用力过猛，一下子倒栽在水缸里，怎么挣扎也出不来了。等到被家人发现救出时，小小的蒋介石早已被冻得半死，家人护理了大半日才回暖过来。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经常独自溜到门前的清溪中去游泳。溪水清浅，嬉戏尚可，但几次遇上山洪暴发，几乎遭致灭顶之灾。也算蒋介石命不该绝，每每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蒋介石7岁时，又迷上了舞枪弄棒，经常跑到街上，召来邻舍的孩子们，仿效戏台上的两军对阵，大打出手。每逢这种时候，蒋介石总是自封为“大将”，指挥打斗，伤及别的孩童。蒋介石在外常常闯祸，把邻家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有一次，他因为闯了祸，被母亲关在房里痛打，蒋介石躲元可躲，情急中钻进床下不肯出来。正巧这时有邻居来找蒋母，蒋介石乘母亲开门之机，从床下爬出，疾奔到街上。蒋母追不上这个“劣子”，一时气得嚎陶大哭。蒋介石虽然顽劣成习，但从小就最怕母亲掉眼泪。见母亲放声嚎陶，吓得他立刻垂首返回，自承有错，劝母亲不要再哭了。直到成人之后，蒋介石仍无法摆脱这个自幼养成的“性格误区”--母亲掉泪，是他平生所最“怕”的一件事。
还有一年，适逢正月初一，蒋姓族人都按习俗到祠堂去拜祖先，拜谒之后，每人可领几个芝麻糖饼，蒋介石当然也去领了。可是，大家都是排着队按次序取领糖饼，蒋介石却偏偏要抢先。族中有人出来拦阻喝斥，他不但不听，反而就地躺倒，满地打滚，直滚得泥一身水一身，然后爬起来就往人堆里乱挤乱插。乡人习俗，“新年穿新衣”，别人一身新衣裤，都怕被满身泥污的蒋介石弄脏了，因此间避犹恐不及，也就再没人阻拦他抢先领糖饼了。因为他每逢不遂心愿的时候就以各种耍赖撒泼的办法迫人就范，所以乡人们都称他为“瑞元无赖”。
不过，蒋介石好勇斗狠、事事占先的性格倒也并非都用在了撒野耍赖的顽劣行径上，有时也能做点好事。他8岁时，已人家塾学习，有一次，一个素来蛮横的同学无故欺辱一位小同学，蒋看到后，为正义感所驱使，出手打抱不平，将那欺负人的同学打倒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老师闻知后，将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而蒋介石并不申辩，默默承受了。
这种顽劣不堪的习性，随着年龄渐长，人学读书才有所收敛。改正。蒋介石7岁时，祖父蒋斯千谢世，隔一年又死了父亲，家里迭遭变故，使蒋介石幼小的心灵蒙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的行为举止渐渐发生了变化。父亲去世，蒋介石沦为孤儿后，没过一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同母亲发生矛盾，最后提出析产分家，占去了大部分蒋家产业。未久，胞弟瑞青生病不治，以3岁幼龄而亡故了。母亲独力抚孤携幼，处境极为艰难。正是这种每况愈下的家境，刺激蒋介石渐萌人事，懂得了体念慈母的心清，逐渐改掉了顽劣的习性。可以说，蒋介石幼时“不堪教养”的顽劣习性是在母亲的倾心教诲下才得以逐渐克服的。多年以后，蒋介石在《报国与思亲》一文中曾回忆道：
“母亲深深地爱抚着我，一直就像看待婴孩一样，而其督教，却比老师还严厉。当我出门或回家，必定要查看我所携带的东西；出外旅行或寄宿必定查问我去哪里；放学归来，必定考验我的课业；日常更谆谆教导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刻苦自立的道理，以及督饬我亲自做佣仆们所做的劳苦工作，磨练我的身心免于怠情。母亲迟睡早起，无时无刻不在倾注她的全力，期望我这个失去父亲的孤子长大成人。”
蒋母勤勉刻苦的生活作风，使幼年的蒋介石深深地受到感染，他于1945年5月曾再次提及：
“我（蒋介石）是在孤儿寡母的家庭中长大的，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母亲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抚育成人。母亲的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深受影响，我的个性就是在这种压迫环境中所形成。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这样地锻炼出来的。”
1892年，蒋介石5岁。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人学年龄时，提前请师设塾，让他收心学习。
蒋介石的启蒙老师是任介眉，这个人是个老秀才，对待蒙童的严厉和暴虐是远近闻名的，连顽劣难驯的蒋介石也难以忍受他的酷虐。因此，1894年，又改从蒋谨藩为业师。学习中，蒋介石即已显示出超出同辈小伙伴的智力和能力，业师蒋谨藩经常对蒋母说：令郎天资颖异，他日必成大器，汝节操贞洁，天固有以报也。儿子得到老师的夸奖，作母亲的当然十分高兴，也更坚定了望子成龙的信心。1899年，蒋母得知县名士姚宗元在自己娘家葛竹开馆授业，于是决定将蒋介石送往葛竹，到姚宗元开设的“溯源堂”受业。
姚宗元是地方名士，学有根基，蒋介石得其指导，学业长进很快。有一次，姚先生命蒋介石以竹为题，作一对联，蒋应声吟出：“一望山多竹，能生复日寒”。姚宗元对此颇为赞赏。从此常对蒋介石的娘舅们说：“汝甥悟力非常，若教养得法，前程岂可限量！”
同年，革命党人竺绍康骑马到溯源堂拜访姚宗元，蒋介石见竺绍康气宇轩昂，心生景慕，便久久注目；又见他的坐骑神骏不凡，于是偷偷将马牵到野外，百般耍弄。结果把那马儿激怒，噬咬蒋介石的后背，使其倒地流血。这次意外受伤，触动了蒋介石的思母之情。当年暑假放学回家，刚进家门，见到母亲未及说话便放声大哭。也许正是由此萌发了恋母情结，此后蒋介石每次外出求学，总不免哭泣留连。
蒋介石放假居家期间，有一位相面先生常来蒋家，此人总喜用手摸蒋介石的头部，一边抚摸一边慨叹：“我从未见过如此骨相的人，这小孩太奇特了！”这位相面先生的话，加上这一时期蒋介石学业上的长进和几位业师不约而同地对蒋介石的夸赞与期许，使蒋母不能不再度联想到当年金竹庵中看相人“必出贵子”的预言。这位两度孀居、遭遇坎何的普通农家妇女，只有把今生惟一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惟一在世的亲生儿子身上了。
这一年的寒假，榆林的表舅父陈春泉到蒋家作客，闲卿中提到陈春泉聘了岩头毛凤美在家中设塾，蒋母征得陈春泉的同意，决定送蒋介石到榆林就读，师从毛凤美学习《易经》，后来蒋介石改名“中正”，即取《易经》中交辞和象传之意。
1901年，蒋介石又改从崎山下皇甫氏家馆竺景嵩为业师，学《左传》，并学作策论。也就在这一年，蒋介石谨遵母命，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
14岁的孩子，尚不知婚姻为何物，加上自幼养成的顽劣习性毕竟没有根除，因此，蒋介石婚后最初的那些日子里，着实闹了不少笑话。拜花堂、人洞房的当天，蒋介石便寻机溜到了大街上找小伙伴们玩耍去了。及至人们簇拥着小脚伶仃的新娘子毛福梅进洞房时，才发现另一位主角--新郎格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正待寻找时，忽听门外一阵喧闹，随后拥进一群半大小子来。这些孩子一边放爆竹，一边呼喝喊叫，其中那个笑闹得最欢的，便是那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披吉祥如意红花、穿长袍马褂的新郎棺蒋介石。除此以外，蒋介石在新婚之夜就让新娘子守了空房，他自己则躲到母亲的床上呼呼大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人推拉叫喊都醒不了，最后还是蒋母请人把儿子拖拖拉拉地“塞”进了洞房之中。直到把他安置在新床上，他还在呼呼有声地酣睡，害得新娘子毛福梅含泪枯坐，直到天明。
婚后未久，蒋母再托陈春泉为蒋介石寻找名师，陈春泉不负蒋母之托，介绍了在岩头开馆的毛思诚。1902年，蒋介石来到岩头，师从毛思诚温习《左传》。毛思诚授业，注重困人施教。因此，蒋介石进馆受业后，进步很快，个性也由此发展，表现得十分狂傲。毛思诚曾说他：“狂态不可一世”。
同是这一时期，蒋介石还表现出一些个性特点，如动静反差极大。课下休息时，他戏嬉无度，奔跑无时，偶一心血来潮，就大搞恶作剧捉弄同学，而一旦开始用功，却又专心致志，无论周围环境多乱，他照样可以埋头读书，丝毫不受环境的影响。如此动静之间判若两人，可见其天成异秉。
无怪相面先生说“这个小孩真奇特”。幼年时期的蒋介石，实有大异于常人的“奇特”之外。
2．“红脸将军”首渡东瀛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如月，蒋介石赴宁波赶考，同时改名志清，从此，很少有人再提“蒋瑞元”这个大名了。
蒋介石赴考上路之后，蒋夫人毛福梅便每天跟婆婆一起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祈祷，求大慈大悲的菩萨保佑丈夫早日赡宫折桂，衣锦还乡。可是，没等到报喜的上门，蒋介石已经文场失意，名落孙山，气哼哼地挂着满脸的霜回来了。
婆媳俩忙不迭地耐心安慰，小心服侍，生怕这位心高气傲、惯于拔尖却从来不肯甘居人后的蒋公子想不开，再生出什么怪主意来。
其实，这婆媳是多虑了。蒋介石那一脸秋霜并非因为科考落弟，而是因为当时的宁波已受新思潮的影响，广大知识分子对科举之类的东西已开始看穿，不再当回事了。在新思潮广泛传播的情况下，社会上也纷纷议论清政府的无能、软弱，受尽了洋人的欺负等事。蒋介石生性敏感，他生平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考，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了科场的黑暗腐败，他不禁感到痛心和愤慨。在宁波期间，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听到人们议论废科举、兴学校的新鲜事，并且惊奇地发现一些已获功名的举人、秀才竟然在试办新学堂，一些学馆里也开始向学生讲授数理化等课程了。此外，这个头一次进城的“乡巴佬”还听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传闻：朝廷中“帝”、“后”两党之争，“戊戌变法”的失败，李鸿章大搞“洋务运动”等等，这一切在年轻的蒋介石心中搅起阵阵波澜。回到奉化家中后，他经过几天的考虑，决定从学习新科学人手，迎接和适应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他告诉母亲和妻子，自己要到奉化县城新开办的“凤麓学堂”去读书，去学习新科学。
蒋母深知儿子的脾性，一旦被他认准了的事，那是断难再有更改的。于是，她在同意儿子的要求之后，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必须携妻伴读。蒋母的想法是，有蒋妻毛福梅陪伴儿子读书，一则可以对儿子有个约束，以免他一人在外，又生事端。二则蒋介石已是有妻室的人了，老太太私下里祈盼着早一天抱上孙子。
对于母亲的“附加条件”，蒋介石稍作考虑便点头答应了。婚后两年，他习惯了一切由妻子侍奉照料的日子，一旦没有了妻子的照料，他还真有点儿无所适从；另外，他早已打听得奉化县城还办了一所女子学堂，许多大家闺秀都在读书求知。“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过时的古训，不足取了。他觉得，自己的妻子也该学习一点文化知识，不该落在别人后面。
1903年9月，16岁的蒋介石带着21岁的妻子毛福梅来到奉化县城。夫妻二人分别进了“凤麓学堂”和“作新女校”。
凤麓学堂，是当时奉化城中两所新办学校之一，另一所叫作“龙津学堂”。学堂开设了英文、算学等新课目，但教学重心仍在经史子集等旧学方面。有清翰林竺麟祥主讲《礼记》，周凤棋主讲《周礼》，课程设置十分古板，体制与旧式蒙馆无大差别，英文、算学等新课目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点缀而已。这种情形，使锐意追求新学的学生们极感不满，蒋介石的态度尤其激烈。因为当时学堂里开设的那些古文课程，蒋介石差不多早把它们烂熟于心了，他弃家就学，是抱着“学真本领”、“求实用知识”的目的、兴冲冲而来的，不料进了学堂才知道，这所谓的“新学堂”还是老一套，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罢了。一腔热血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大感失望。当时在凤麓学堂教书或就读的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如周日宣（淡游）、陈泉卿、俞镇臣等，这些人对校务也很有意见，大家凑在一起拟了个提纲，公推蒋介石为学生代表，去找校方谈判。
蒋介石当仁不让，先将“提纲”看了一遍，然后大模大样地来到校董林某面前，先深深一躬，然后挺起胸膛一板一眼滔滔不绝地陈说起来。先列举各地洋学堂如何重视新科学课目，再陈述本校教学中的积弊若干。最后提出改革的要求：第一，减少老八股课程，增开理化、史地等新课目；二、减少上课时间，让学生有时间自学；三、请外国留学回来的人讲课，以广见闻；四、放宽校规，不得束缚学生思想，让学生自由交往。
在这场交涉中，蒋介石情态激昂，盛气凌人，措词激烈，条理分明，当场将校董林某气得面色惨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只会双手狂舞，大喊“反了、反了！”第二天，学校当局便以“首谋捣乱、煽惑学生、低毁校务”的罪名做出决定，要开除蒋介石的学籍，并威胁说要把蒋介石送交官府究办。周日宣及众同学义愤填膺、群起抗议；并针锋相对，声言如果处理蒋介石，大家将集体退学，以示抗议。校方见势不妙，又发现这些提抗议的学生都是本校学业上的饺使者，尤其是周日宣，是院考第一名人库的大才子、名教员，遂撤回开除蒋介石学籍的决定，自认晦气，将这次学潮以不了了之了。从此，同学们送给蒋介石一个绰号--“红脸将军”，以嘉许他在这次学潮中的表现。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清末的学堂里带头闹的学潮，也可以说是他涉身社会政治活动的开始。
这次学潮，对蒋介石一生的思想都有所影响。此后，当“五四”运动兴起时，蒋介石对爱国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是极表支持的。但他支持的只是“爱国学生”们“搞运动”，却并不赞成以抨击旧文化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观点他始终坚持，从未稍有更改，这也是他的思想所决定的。
这场学潮风波平息之后，蒋介石却说什么也不愿在凤麓学堂学习了。学年尚未结束，他就带了妻子回到了溪口老家。
夫妻双双把家还，乐坏了蒋母王采玉。蒋介石夫妇回家闲居，早晚侍奉寡母，晨昏以诗书为伴，日子过得倒也自在。转眼年关将近，一家人正忙忙活活准备过年的时候，蒋介石的孙家舅父忽然来了。
这位孙家舅父是蒋父蒋肃庵第二个妻子孙氏的堂弟，名叫孙琴凤，家住奉化王庙村。孙氏夫人生性娴淑，生前深得蒋父的钟爱。可惜天不假寿，孙氏早年病故，又无所出。蒋肃庵既痛又怜，于是关照后娶的王采玉，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娘家一般来往。王采玉生性贤良大度，况且丈夫又特意交待了的，所以嫁人蒋家以后，一向与孙家十分亲近，并且吩咐自己的儿女们，也要把孙家当作自己的外婆家走动。
孙琴凤比王采五小两岁，十年来，他也一直把王采玉当自己的亲姐姐待。当时，孙琴凤在宁波森顺杂木行里当老板，生意规模不小，个人交游也非一般乡农可比。他每次回家，总是要到溪口来看望姐姐。
蒋介石自幼就常常到孙家去拜年、玩耍，对这位孙家舅父感情颇好，所以，一见到这位孙家舅父，他就立即把风麓学堂风潮及自己退学的事讲给他听。孙琴凤久在宁波做生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较大。所以，他对蒋介石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丝毫不以为怪，反而鼓励他说：“我看你眉宇间有一股英武阳刚之气，不应当是吃文饭、吃生意饭的。我觉得你还是应当继续读书为好。宁波箭金学堂有一位主讲与我相熟，此人姓顾名清廉，是郭县山下塘人，禀生出身，对周秦诸子，尤其对《孙子》及曾文正公很有研究。你不如到他那里去学点性理学问和变通之法，也许对今后会有益处。”
这一番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他连连点头，表示愿听舅父的安排。
1904年春天，蒋介石由孙琴凤介绍，进入宁波箭金学堂读书。这一次，蒋夫人毛福梅仍然陪侍伴读，夫妇俩住进了宁波植物园内一所幽静的住宅。
这一段时间，是蒋妻毛福梅一生中最甜蜜的生活。
箭金学堂的主讲是专治性理之学的老生员顾清廉。顾清廉关心时务，思想趋于新派，对学生讲究因材施教，他要求蒋介石勤读《孙子兵法》，并授《曾文正公集》。蒋介石在顾清廉座下读书一年，受其影响极深，他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经，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
蒋介石在箭金学堂求学时，孙中山的名字已经海内皆闻，顾清廉在授业解惑的同时，也经常对学生纵谈孙文进行反清革命的种种轶闻。顾清廉讲得眉飞色舞，蒋介石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提出各种问题，发挥自己的见解。顾清廉课堂遇知己，益发快慰，遂把那套自己授课时所用的、经他悉心圈点过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以奖掖这位“知音”高足。
蒋介石从顾清廉那里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同时对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活动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顾清廉还积极鼓励学生：“青年欲大喊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并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弱变强的历史为据，给学生灌输强兵是富国之本的思想。蒋介石自幼便好斗尚武，顾氏的说教正合其意，从此便立下志向，决定学习军事，并计划赴日本留学。
1905年，蒋介石携妻由宁波返回家乡，进入奉化龙津中学读书。
这一年，蒋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蒋母正坐在佛堂念经，忽然闯进来一群人，原来是村里管收赋税的庄书带着帐房先生到丰镐房收钱粮来的。蒋母当即解释：自家30亩田的钱粮税早已交过了。不料庄书很不耐烦地打断了她：“这一回收的是无主钱粮，上面摊下来的。”
原来溪口上地贫瘠，大部分田亩有种无收，加上荒年连连，许多农户都弃农经商，移居外地，甚至有人飘洋过海，到日本、南洋去做生意。农户流失导致田亩撂荒、无人耕种，成了无主田。可是，官税还是照原有田亩数目算帐收缴，并不考虑实际情况给予减免。这种情况下，负责为官府收税的庄书就只好把无主因应交的钱粮胡乱分摊到有主田上，喜欢加给谁就加给谁。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庄书惹不起，可以一点都不加，而软弱可欺的小户人家就只有忍气吞声替人家顶税了。蒋介石的祖父和父亲在世时，家道殷实，在溪口有头有脸，庄书自然不敢得罪。蒋斯千和蒋肇聪相继过世后，在蒋介卿未析产之前，由于蒋介卿也是常在街面上混的，至交朋友也有个有面子的，所以庄收也不想与之结怨。现在，两代蒋公早已作古，蒋介卿也已分家另过，三十亩田的户主已经是蒋介石了，在庄书眼里，这孤儿寡母是最好欺负的，何况蒋介石又在奉化念书，家里只有妇道人家，“无主钱粮”，不加在他家又加给谁家？
蒋母王采玉一向不善与人争执，明知其中有伪，自忖分辩也是无用，便勉强同意多交了一份钱粮。不料过了几天，又有两个人上门来收“无主钱粮”，蒋母纵是“泥人”也有个“土性”于是分辩说：“我家已经交过了，不信可以问庄书公。”
其实这次就是庄书唆使乡里地头蛇加码摊下来的，来人见这寡妇胆敢反驳，当即要起了青皮无赖腔：“我们这是上命差遣，有话你去找上面说去。你不交，今天就要拆你的屋！”
蒋母气极，急忙请人把儿子从奉化城里叫了回来，把事情经过诉说一遍，要蒋介石去找庄书评理。
蒋介石自幼好斗逞强，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平时母亲总是事事让人，不让他与人争长论短，今天母亲说了话，蒋介石当即冲出门去，跑到庄书家里，劈头盖脸将庄书公骂了一通。蒋介石原以为这些地头蛇是欺弱怕强。却不料这些人原是与官府串通一气的。消息报到县衙，差役一索子把蒋介石捆到了县里关押起来，并且准备以“刁民抗粮”罪究治严办。
这一下把蒋母和毛福梅吓了个半死。王采玉娘家无钱无势，求告无门，只好由媳妇毛福梅出面去央求父亲毛鼎和设法救人。毛鼎和是当时乡绅，有点面子，他出头请人作保，补缴了钱粮，花了不少钱上下打点，这才把蒋介石保了出来。
蒋介石枉读了几年诗书，如今被人诬告下狱，精神大受创伤，回到家里，孤儿寡母抱头痛哭了一场。王采玉认为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垂泪勉励儿子要奋发上进，为蒋氏门庭争一口气。
对这件公案，蒋介石一直铭记于心，多年以后，他还曾愤恨不平地提及此事：
“我当时记忆犹新，其时满清政府已腐败至极，道德沦丧的土豪劣绅与衙门的贪官污吏搜刮民财，鱼肉乡民，司空见惯，我家因无官位背景，屡为欺压和侮辱的对象。我们饱受苛捐杂税和劳役的痛苦，甚至亲友们对我们的窘困亦视若无睹，袖手旁观。我家当时痛苦煎熬的处境实在难以形容，我们全靠家母一人坚韧不拔的能耐和毅力，我家方免于沉沦的绝境。”
这场官司，在蒋氏母子心中播下了仇恨清政府的种子。蒋介石眼见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之恶，身受官府鱼肉人民之苦，痛感这黑暗腐败的社会如果不推翻，自己就永无出头之日。他回到龙津学堂后，一怒之下，一刀把脑后那条拖了18年的大辫子割了去，装在一个信封里托人捎到家里。此举如一石击水，在乡里引起了哄动。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蒋介石参加了革命党。
从此，蒋介石出国留学的意愿愈发坚定和强烈。他返回龙津学堂后，好像变了一个，每天早晨起床很早，盥洗之后就双臂交叉紧闭双唇站在宿舍的阳台上沉思。平时也不再参与同学们的闲谈，而是格外关注起时事来。这一时期，蒋介石自幼养成的顽梗之气也一扫而光，自制能力得到明显加强，孤傲、沉默，使他在同学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大人，一个成熟起来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思考，蒋介石决心东渡日本，学习军事。这一次，王采玉和毛福梅都未表示异议，婆媳俩把平时积攒下来的私房钱都拿了出来，给蒋介石做赴日留学的川资。
1905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首次赴日本留学。
3．“光我神州完我责”
蒋介石东渡日本后，原是准备报考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不料到了日本本土之后才知道，清政府与日本政府有约在先：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中国学生，一律要经过清政府陆军部的保荐，否则，一律不准报考。这样，蒋介石报考日本军事院校的计划就完全落空了。但人既然已经来了，他只好先进日本专为旅日学生补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
这一年的冬天，蒋介石忽然接到了母亲的来信，要他立即返回家乡，而且口气十分坚决：“汝妹瑞莲年下出阁，汝为兄长，当主其事，宜早日抵家，免母悬念，切记，切记！”
蒋介石的妹妹瑞莲，自幼许配给萧王庙后的竺村的竺芝珊。但是，当时蒋瑞莲只有16岁，即使按浙东风俗，女子早婚，16岁的年龄毕竟也还年轻了些。蒋介石不明白，母亲究竟为什么急于让妹妹出阁呢？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蒋母思儿心切，这才与亲家商议，让女儿提早过门，以此作为催促蒋介石尽早归来的理由。竺芝珊的父亲非常理解蒋母的心情，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下来。
蒋母盼儿早归，还有其它原因。蒋介石决定赴日，正在筹备启程时，蒋母王采玉的母亲，蒋介石的外祖母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于蒋介石动身赴日之前的一个月濭然长逝了。王采玉一下子面临爱子远游、慈母谢世的双重痛苦，情绪异常低落。蒋介石东渡后，毛福梅虽然也陷入夫妇天各一方，遥相思念的痛苦中，但她看到婆母王采玉经常暗自饮泣，只得忍泪百般劝慰蒋母，还特意陪着蒋母到葛竹村娘家去住过一段时间，一面帮助料理丧后事宜，一面也使蒋母得以同娘家人朝夕相聚，以慰孤寂，聊遣悲怀。在葛竹的日子里，毛福梅恪尽孝道，晨昏侍奉，蒋母对此感激不已，暗自庆幸儿子找到了一个如此贤德孝顺的好媳妇。所以，蒋母急于让儿子回乡，除子思儿心切之外，也想在精神上给毛福梅一些补偿。再有，老太太盼孙子盼得心焦，儿子早一天归来，她就有可能早一天抱上宝贝孙子。
远在日本的蒋介石毫不知情，面对母亲的来信，他陷入了去留两难的境地。经过一番考虑，他还是决定谨遵母命，放弃在日本的学业，返回国内。因为，若无陆军部的保荐，他留在日本也无法报考军事学校，倒不如暂且回国，想办法取得合法身份，然后再赴日本，实现报考军事学校的愿望。
1905年冬，蒋介石结束了短暂的第一次留日生活，回到了溪口。
回国之前，蒋介石即已听说保定军官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将于第二年招生，他决定回国后即着手准备，来年报考这所学堂；以此作为一个跳板，力争尽快取得正式的合法的资格，然后再去报考日本军校。
1906年夏，蒋介石在杭州“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杭州考点”参加了人学考试。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清政府陆军部直属督办的军事学校，当时名气很大。该年招生时，核准浙江全省只取60名，但事先即已被浙江武备学堂及各校的保送生占去了46个名额，仅余14名额供省内各地上千名考生竞争。这几乎是“百里挑一”的竞争。
不日发榜，蒋介石居然榜上有名！
考取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比考中秀才之类的功名要实惠得多。因为这个学堂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管辖的一个军官补充基地，只要一毕业，马上就是有品有级的军官了。因此，当报事人吹吹打打把大红喜报贴到溪口街丰镐房蒋家祖堂上时，前来蒋家道贺、看热闹的乡邻充街盈巷，一时成为溪口街上的一大新闻。
蒋母采王闻知喜讯，目睹这一盛况，高兴得老泪涟涟--蒋家门媚终于在儿子手里耀眼生辉了！自从儿子归国后，蒋母在儿媳毛福梅的协助下，嫁女儿、忙过年，喜悦加上忙碌，使她从丧母的悲痛中解脱出来。现在，宝贝儿子又考上了军官学堂，功名在望，孤儿寡母备遭欺凌的日子从此一去不返，蒋氏一门总算扬眉吐气了！蒋母陶醉了，心满意足了--含辛茹苦、忍气吞气的罪到底没白受啊！
蒋介石实现了他计划中的第一步，踌躇满志，启程北上，来到了通国陆军速成学堂。
然而，进军校后，蒋介石的处境并不好。在学生们当中，蒋介石是惟一没有辫子的人，这使他一人校即成为大家瞩目的中心。人们对蒋介石侧目而视，议论纷起，还有人怀疑他是“革命党徒”，不少人甚至明日张胆地当面侮辱他。蒋介石身处如此逆境，不动声色，暗中常以“时加警惕，深自韬晦”自省自励。这种大异于幼时尚勇好斗性格的“韬晦”之术，得益于宁波箭金学堂主讲顾清廉的苦心栽培--曾文公正的那套养性修身之术，看来已深植于蒋介石的心中了。
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同时，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民族感情也渐生渐蓄，充满于蒋介石的胸膛。有一次，一位日本籍军医教官来讲卫生课，他拿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泥，对学生们说：“这块泥巴里可以容纳4万万个微生物，就好比你们中国有4万万人寄生在这里面。”座中听讲的蒋介石一听此言，当即离座奔上讲台，把那块泥掰下八分之一来，向日本教官提问：“日本有五千万人口，是否也像你所说的微生物一样寄生在这一小块泥巴里？”那位日本教官被问得张口结舌，好一会儿才指着蒋介石那没有辫子的脑袋大声责问：“你是否革命党？”
蒋介石毫无怯意，立即忿然回答：“我只问你这个比喻对不对，请不要扯到题外去！”
日本教官无言以对，闹到校总办那里，要求严惩蒋介石。
按当时的校规，凡反对教官者，轻则除名回籍，重则监禁治罪。但军校总办赵理泰也是一个深明事理、有民族感情的人，他知道这件事错在教官，不应究办蒋介石。为敷衍日本教官，赵理泰命监督曲同丰对蒋介石进行了一番训斥，未予深究。通过这件事，反而使赵理泰对蒋介石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连蒋介石本人也没有想到，自己与日本教官的这一番争执反而对自己日后的命运产生了积极作用。世事如棋局，难以逆料，实足令人一叹！
这一年的冬天，清政府陆军部从学堂中选拔赴日留学的学生，但规定只以日语班的学生为限。按这个规定，蒋介石根本没有报考的资格。可是他不甘心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于是大着胆子越级向学堂总办赵理泰呈上赴日留学的申请报告，申明自己曾赴日专门学习过日语，所以入校后没有参加日语班的学习，请求总办特准应考。
呈文递上去以后，蒋介石天天盼着批复。可是直到考试的前一天，仍不见下文。蒋介石彻底绝望了，沮丧地躺在宿舍里睡大觉。昏昏沉沉睡到半夜时分，忽然来了一个提着灯笼的人把他唤醒，说是赵总办派他来通知，已特准蒋介石参加考试。蒋介石一听，大喜过望，恍惚间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直到那个手提灯笼的人告辞离去，他才清醒地意识到，幸运之神正在向他招手呢。事后他才明白，正是因为他在课堂上公然与日本教官争执这件事，使总办赵理泰对蒋介石这个不留辫子、敢与日本人当堂争辩的学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蒋介石刚毅、执拗、敢为别人所不敢为的作风使赵理泰暗中称许不已，“这样的学生，不应让他失去任何发展的机会！”基于这种考虑，赵理泰特准了蒋介石的呈请。
经过严格的考试，发榜时，考前未曾作过半点预习和准备工作的蒋介石又是榜上有名！与蒋介石同时上榜的还有张群、杨杰、王柏龄、马晓军、陈星枢等人。根据陆军部的规定，录取生将于第二年春天启程赴日本军校学习军事。
蒋介石又一次金榜题名，自是得意非凡。他匆匆赶回溪口，向母亲报告这一喜讯。可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母亲这一次却坚决反对儿子再赴东京去学习什么军事。个中原由，一是因为蒋介石第一次赴日后给她造成的精神苦楚记忆犹新，她不愿再忍受离别之痛的精神折磨；二是因为这几年来，女儿出嫁、儿子求学，本已萧条困窘的家业差不多已被淘干了底，儿子若是再度赴日，她实在是供不起了，第三个原因，蒋母不好明说，但却是最根本的：蒋介石成亲已五六年之久，却很少同妻子毛福梅在一起生活，整日东奔西走求学读书，眼见得媳妇毛氏已是24岁的人了，在乡间，这种岁数的女人有三五个孩子都不是稀奇事，可是蒋介石至今膝下犹虚。媳妇不言不语，当婆婆的还盼着隔辈人呢。所以，这一次蒋母决意阻止儿子东渡。
蒋母的意思，正合毛福梅的心意。于是，她也乍起胆子劝说蒋介石放弃东渡计划。两个女子的阻拦，当然不可能动摇蒋介石东渡求学的决心。这个机会他等待已久，得来不易，又怎能因为母亲和妻子的反对而一朝放弃、功亏一篑呢？
然而，决心固然不可动摇，实际的困难却也不能不切实考虑。蒋介石明知家中经济拈据，东渡川资无着，情不得已，他想了一个变通之法，把妻子毛福梅当年的陪嫁之物--一个首饰箱--托人送到宁婆森顺杂木行孙家舅父孙琴凤处，内附一诗，委曲言明困窘的处境，却没提告贷求助的事。蒋介石生性心高气傲，像这种低眉垂首求助于人的事，他平生也没做过几次，如果不是自幼与孙家舅父的感情较为亲近，他是断断不会这么做的。
孙琴凤经事较多，一见这首饰箱，立即明白了蒋介石的隐衷。他当遣人送还了首饰箱，并附上川资400元，送给蒋介石，作为他赴日留学的费用，并书嘱蒋介石要安心读书，溪口家里的一切有孙家舅父代为照拂，无须挂念云云。蒋介石得孙家舅父赞襄，得以顺利东赴日本求学，对于孙家舅父的大恩大德，蒋介石始终不忘，何况蒋父肃庵公临终前曾再三叮嘱蒋母王采工“把孙家当自己的娘家走动”，因此，蒋介石发迹后，对待孙氏舅父母胜过葛竹亲娘舅。每次回乡，必先到肖王庙镇探望。蒋经国受父亲影响，对孙氏舅婆也很尊敬。蒋经国每一回乡，必到肖王庙探望其孙氏舅婆蒋妙缘，谈笑相聚，十分亲热。蒋氏父子离开大陆时，蒋妙缘已届八旬高龄，由于不愿漂泊异乡，故仍留在老家。
1963年，原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江日章从外地回到家乡肖王庙镇扩湾村。江日章的母亲和孙琴凤是堂兄妹，故汪亦呼蒋妙缘为舅母。他回到家乡不久，即登门探望。这时蒋妙缘的丈夫早已故去，女儿出嫁，膝下寂寞，晚景凄凉。1965年，汪日章经过再三考虑，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妙缘过去与蒋介石的关系和目前的处境，要求给予关心和照顾。时隔不久，有关部门即派人来奉化，把蒋妙缘接到上海。蒋妙缘当时虽已96岁高龄，但身体尚佳，思维清晰，回忆往事，如数家珍，行前清楚地讲述了他的外甥蒋介石和外甥媳妇毛福梅闹家庭纠葛的情景。在做好准备之后，蒋妙缘由她的女婿王仁和陪同，转由香港赴台湾。蒋介石获悉蒋妙缘行踪，特派蒋经国专程到香港来陪，蒋介石自己则在台湾亲自迎接，优礼有加。这件事，在当时两岸隔绝的情况下属于绝对的秘密。蒋介石晚年的反共立场无稍更改，但对大陆将蒋妙缘送来台湾的义举能够欣然接受，足见其对孙家舅父及其亲眷的感情之深。
江日章为什么敢于在60年代中期上书周恩来总理反映蒋介石舅母境况呢？江日章曾解释说：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会谈时，我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与周恩来相识，知其为人大度，不计私人恩怨；二是那时报纸上已偶尔可以看到中共呼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向蒋介石伸出了谈判之手。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告：“我们愿意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谈判。”同年7月，周恩来总理又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号召。1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记者提出的问题回答：“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努力争取蒋介石。”“我们是否会给蒋介石一个部长的职位？我说，部长的职位太低了。”今天重温礼送蒋介石舅母赴台这个历史事实，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统一祖国方针政策的发展过程。
蒋介石川资落实，立即辞别了母亲和妻子，先奔赴天津，与同时被陆军部保送的几位同学汇合一处，乘日本轮船抵达东京，进入日本的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堂。
早在两年前，蒋介石首次留学日本时，即认识了日后被他尊为“义兄”、对蒋介石参加革命有引荐提携之恩的陈英士（其美）。陈英士到日本留学的时间比蒋首次赴日还早一年，当时他在日本警监学校就读。恰好，蒋介石的同乡兼师友周淡游当时也进入警监学校学习，于是，蒋介石在周淡游的介绍引荐下，与陈英士结识。陈英士对蒋介石是“一见如故，即与订交，介绍人同盟会。”陈英士不仅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当时的革命组织同盟会，而且，蒋介石1910年得以见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是由陈英士介绍引荐的。这次赴日，蒋与陈重逢，自是十分亲热。也就在这次重逢之后不久，在陈英士的介绍下，蒋介石正式加入了同盟会。
日本振武学校系于1903年由日本原成城学校改办的，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记载：“当时派遣去的日本学习陆军之学生，曾人振武学校补习，毕业后人士官学校。”蒋介石入校，已算是该校第十一期学生了。
这一时期，蒋介石放弃了他自己改过、用了几年的名字--志清，又一次改名为“中正”，字“介石”。
当时的日本振武学校，校规极严，对学生的饮食起居、作息时间均有严格的限制。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逢星期日，蒋介石都一定参加江浙籍同盟会会员的秘密聚会活动。大家聚在一起，痛斥清政府的腐败黑暗，畅谈“驱逐鞑虏”的革命理想。在此期间，蒋介石与浙江同盟会会员苏曼殊、张恭、章梓等人结识。
在同盟会员们的影响下，蒋介石的革命思想进一步形成，这一时期他最爱读的书是邹容的《革命军》，并经常带在身边，随时捧阅，从而坚定了民族主义和反清思想。据毛思诚回忆说：蒋介石人振武学校后，有一个时期每天早晚必诵《革命军》，甚至睡觉时还将书抱在怀中，不忍释手，做梦时也似乎在和邹容对话，其痴迷人境之态，一时传为佳话。
在革命志士的熏陶影响下，20岁的蒋介石，思想感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强烈地想让自己的亲友们知道他现在已经变成了“蒋介石”，而不再是从前那个“蒋志清”了。于是，他穿上军装，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拍了一张照片，分寄给国内的亲友们。在给表兄单维则的那张照片背面，蒋介石还豪情满怀地题写了一首小诗，借以抒发胸臆：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固然反映了当时的蒋介石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了他当时“一心为国，不欲为官”的志向。但从蒋介石日后的情况来分析，这“东来志岂在封侯”却是大有讲究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确是“志不在封侯”，而是成了“王”，成了一个大独裁者，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
1909年11月25日，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旋即到驻扎高田的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师团长为长冈外史）野炮兵第十九联队（联队长飞松宽吾）人伍。人伍时的花名册上这么写的，“学名：蒋志清。籍贯：浙江。身高：169．4公分。体重59．2公斤。
入伍之初，蒋介石当的是二等兵，以后升为“士官候补生”。
高田是个小村镇，隶属新渴县，靠近北海道。入冬以后，这里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有时积雪厚达丈余。蒋介石生长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很少见到过这样恶劣的天气，为了尽快适应这种高寒多雪的气候环境，蒋介石每天早晨5点以前起床，自己拿着洗脸盆到井边取水洗脸。适应了一个时期之后，他又用雪擦身或洗冷水澡，渐渐地，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了。许多年后，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可以断言，好的身体，天生成的只有三分，其余七分全靠锻炼。”蒋介石后来当政时，也大力提倡用冷水洗脸，认为这是健身之道。
在联队的野炮兵队里，蒋介石每天的任务只是照料军马。为此，他每天早晨洗过脸之后就去擦洗军马，在马厩里把军马的全身擦洗干净之后，再牵到厩外饮水和喂食。每天把马喂好后，蒋介石才能返回营房吃早饭。傍晚，再到马厩里擦一回马，返回营房后先刮靴，然后吃晚饭。这种工作，听起来也算是军事科目，实际上类似苦役，但蒋介石不以为怨，仍能做到“咬定牙根，事事争先，不自感觉其苦。”
做这种工作，每天的体力消耗极大，可是联队里的伙食却并不好。据蒋介石后来回忆，日本军队当时每人每餐只许吃一中碗米饭，每周还必须要吃几次麦饭。佐餐之物经常是三片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天改善一次伙食，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每人的定量都一样，不分饭量大小。蒋介石刚开始时吃不饱，以后慢慢习惯了，身体也适应了这种饭量，人也不怎么觉得饥饿了。这种定量进餐、菜式单调的军队生活，其实是非常艰苦的，但蒋介石却觉得定量进餐有利于身体健康，并说日军官兵的身体素质很好，因此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爱生病，是因为每餐吃得过饱的缘故。后来他还经常以此教育中国军队的官兵，告诫他们不要过量进餐，吃得太饱，认为只要吃够就可以了。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曾涉猎了不少军事典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常识。在高田的一年时间内，蒋介石体会最深的，首先是“军队的基础是班长”这一原则。在日本军队内，班长已是职业军人，不退伍，因此军历较深。也是因为认识到班长的重要性，所以日本军队对班长一级的训练和业务都是严格保密，从来不教外国学生。
其次的体会是：军队内部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结构。在日本的军队里，如剃头、看护、修理机械等，均由军队内部人员自行解决。军队的士兵多数要学习一种军务以外的技艺，以便于退伍后能够找到谋生的职业，不致因为当兵而失业。
第三个体会是：军队的官兵要有中心信仰。蒋介石认为对士兵进行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教育十分必要。蒋介石亲眼所见，日本士兵都信仰天皇，忠于自己的祖国，同时也有历史。地理知识的教育。他认为，这是日本士兵作战勇敢的根本原因。
日本军营对军风、军纪及军营卫生的严格要求，也给蒋介石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在日本军营里，寝室、讲堂均要求室内四角和门背面必须整洁干净；甚至连痰盂也有明文规定，除要求内外整洁之外，盂内的存水量也有标准，即不得超过总容量的三分之一。军队内负责查卫生的长官带着白手套，一进屋门就伸手往门横木和角落里摸。对此，蒋介石印象殊深。正因为印象深，受其影响，蒋介石当政时，最喜欢戴白手套，每到一处，都要四处摸一摸，检查干净与否。
蒋介石惟一认为不可取的，是日本军队内长官打骂士兵的残暴和野蛮。他曾说：“我看到日本军队的下级干部用对待奴隶牛马的方法来打骂士兵，当时就觉得这种军队能打仗吗？我们中国军队更应严禁官长打骂虐待士兵，遇事必须耐心教育劝导，使他们受到感化。”而实际上蒋介石也深受日本军队的这种影响，他性情急躁，好发脾气，稍不称心，不是骂人就是打人，而且蒋介石打起人来，一拳一脚，非常熟练。他当政以后，曾经随侍左右的侍卫长王世和、侍卫官竺培基就经常挨骂挨打。按照蒋介石的军规，长官打时，下级只准挺胸硬挨，不准闪避。这种“军规”，不知是根据蒋介石的哪一条“训示”制订出来的。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军队里宫长打骂士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这一时期的学习经历和军营生活体验，对蒋介石的一生影响较大，既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正是因为赴日留学，才结识了陈英士、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个只是股陇地仇视清政府的普通青年，逐渐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革命党人，成为了一个立志“光我神州完我责”的斗士。
4．敢死队长和他的革命引路人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英士）的关系是非常深的。陈其美是蒋介石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民国时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赫赫声威是举世闻名的。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则很可能“四大家庭”中的“陈”会易姓而居，或者干脆是“四大家庭”变成“三大家族”。因为陈立大和陈果夫这兄弟二人，是陈其美的胞兄陈其业的儿子。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大权之后，看在“义兄”陈其美的面上，着力扶持陈氏兄弟，才使陈家的两个侄辈兄弟迅速崛起，脐身于“四大家庭”之列。
由此可知，蒋介石与陈其美的关系绝非泛泛，而是“生死之交”。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北部归化（今湖州市）人。与蒋介石算是“大同乡”。他们两人相识于日本东京，在辛亥革命时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子兄弟。曾立誓“生死与共，安危同仗。”陈其美生于1878年，比蒋介石大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陈其美的身世家境也与蒋介石有相似之处。
陈家祖上曾是地方大户，十分富有。但到了陈其美的曾祖那一代，家道始衰，逐渐中落了。到了陈其美的父亲陈延信这一辈时，因为科考连连不第，遂弃文经商。
陈其美幼时聪敏好学，读了几年私塾。15岁时，父亲陈延伤病故，家境一落千丈。陈其美为了生计，只好到一家典当铺做学徒。1902年春，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从日本留学归来，向陈其美讲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几十年间由贫弱变为富强的情形。当时，已在当铺干了11年的陈其美立即感到自己“见闻于隘”。一向胸有大志无缘伸展抱负的陈其美决心只身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去长长见识。
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反清活动的中心，各种新潮思想广为传播，民智开化的程度远非地处浙北的归化可比。陈其美当年已经26岁，他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奋发学习，广交朋友，先后结识了于右任、蔡元培、张静江等反清志士，由此吸收了更多的革命思想。时日渐久，陈其美感到“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对自己栖身于一个小小的丝栈的处境极感不满。于是，在胞弟陈其采的资助下，陈其美于1906年东渡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
陈其美到东京后，先进入东京警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清政府为“预备立宪”、“实行新政”，培养新型警官而委托日本政府代办的。陈人学后，结识了也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周骏彦、卢钟岳。周淡游。庄之盘、魏伯祯等人。人学不久，陈其美不满于这所学校授课太少，于是，又转入东斌陆军学校学习军事。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陆军学校是孙中山委托日本友人寺尾享出面申办的，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为推翻清政府积蓄生力军。陈转人陆军学校后，立即受到浓郁的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井结识了徐锡麟、秋谨等革命志士。1906年，陈其美加入了同盟会，还和部分陆校同学组织了一个“军事体育会”，意在锻炼体魄、学好军事，为革命的起义和暗杀行动做准备。他十分敬慕革命烈士邹容、陈天华等人，经常和同学们畅谈国事，慷慨悲歌。
1906年12月，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人领导的萍浏起义惨遭镇压，1907年，钦廉防城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和镇南关起义等均遭败绩。消息传到了日本，陈其美等留日进步学生及同盟会员极感悲愤；1907年7月，徐锡麟等人在安庆行刺安徽巡抚恩铭未遂，秋谨在绍兴响应，因时间有误而致失败。秋谨旋被杀害。这些不幸的消息尤其使陈其美感到异常悲痛。他再也没心思留在日本了，决定提前回国，继承烈士们的未竟事业，亲身投入反清革命斗争。
1909年夏天，陈其美策划发动浙江举义，不幸被叛徒刘光汉出卖。时任清政府两江总督的端方派兵抓捕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因陈外出未归，同盟会员、浙江龙华会首领张恭被捕，起义被迫辍止。
1911年7月31日，湘。浙、苏、皖等7省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著名革命党人宋教仁、谭人凤等均在其列。会议选举陈其美分掌庶务，负责组织工作。陈其美遂以花天酒地的浪荡公子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当时，在长江流域地区，中部同盟会成为反清革命运动的中枢组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紧接其后，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为了策应武昌起义，陈其美一面积极筹划上海武装起义，一面电召蒋介石等一批尚在日本学习的同盟会员立即回国，协同作战。
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高田当兵，接到陈其美的电报后，他当即连呈三份申请准假回国的报告，但都未获上司批准。无奈，蒋介石只好去找飞松宽吾联队长请假，飞松宽吾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只准了蒋介石48个小时的假期。并对蒋介石说：“如果在48小时内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缉查你！”当时的日本政府军事当局对中国留学生参予反清斗争的活动采取既不公开支持又不加以阻拦的态度，因此，对蒋介石请假回国的目的，联队长飞松宽吾故意不问，在蒋介石离队前，还特意组织了一个小规模的欢送仪式。
蒋介石获准离队后，立即约同张群、陈星枢等人从高日乘火车赶到东京，分别向本省同盟会支部领取了路费。由于48小时的假期将满，蒋介石为安全起见，特意脱掉军装，换上了一身和服，并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邮寄回所在联队，然后会同另外23名回国的留学生，从东京乘船，于10月23日回到了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面见陈其美。当初，陈其美曾力主先在浙江举义，他的计划是“先占杭州为根据地，再由专车派兵夺上海制造局，进取苏州，直达南京”。可是浙江的革命党人却认为沪杭之间交通便捷，如果上海不首先光复，则杭州起义很难成功。所以，应当在上海首先举事，尔后杭州响应，可一举而成。陈其美的计划未被接受，只好来到上海，蒋介石等人抵沪后，陈其美正在积极筹划上海的武装起义。这时，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而武昌方面又急待声援，需要江浙一带尽快发动起义。11月1日，陈其美与李平书、钮永建等人议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以救武汉之危”。遂于11月3日下午宣布独立。在此以前，蒋介石、黄郭、陈泉卿等人已奉陈其美的命令奔赴杭州。抵抗后，蒋介石等人未稍歇息，立即约集了杭州军、警、学界的一些革命党人在顾乃斌家开会，一致推举童保暄为临时司令官，诸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朱瑞、顾乃斌分别担任第一、第二标司令官，“并约定起义时间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此处日期为旧历，实为公历11月3日-7日）之间”。
蒋介石由上海赴杭州时，曾奉陈其美的命令，与王金发、王文清等人“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支持杭州方面举事，并由蒋介石担任“先锋敢死队”指挥。这是蒋介石平生所担任的第一个“官”位。
11月3日上午时，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公开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识--青天白日旗，同时决定立即实施武装起义。起义开始后，闸北民军迅速占领了巡警总局，率先得手；接着，敢死队烧毁了道台衙门，一举攻占上海县城。至11月3日下午4时，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即兵工厂）发起攻击。陈其美亲自率领弹械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取制造局。但清军已有备在先，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清军的火力也优于商团，所以，民军的两次冲锋均未得手，伤亡惨重。陈其美情知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遂命令停止进攻泊己和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敌方，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将陈其美强行扣押，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来。其后，商团、民军与稍后赶来增援的光复军合力猛攻，经数小时激战，终于在11月4日凌晨攻克制造局，上海遂告光复。陈其美的这一冒险行动，当时曾传为佳话。
11月3日晚，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杭州，全城各界人心浮动，商家店铺纷纷挂板关门，驻杭清军各部也都加强了戒备。童保暄、朱瑞、顾乃斌等人紧急会商后，决定11月4日夜间发动起义，以策应上海，并正式成立临时司令部指挥各路义军举事。同时约定，举事时以“独立”为联络口号。
11月4日夜，第一标司令官朱瑞在觅桥集合原新军第八十一标的队伍，率队向杭州城进发；顾乃斌也劝导原新军第八十二标统带固周成功，任第二标司令官，率队从南星桥向杭州进发。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蒋介石亲率先锋敢死队队员协助顾乃斌的第M标进攻抚署衙门。据蒋介石1912年所写《复顾才子（乃斌）书》中回忆：“攻击之初，先由陈济汾、于竹二君，投抛炸弹于署侧杨馥齐楼窗之下，署前部队随响攻击，二标队伍亦相继前进，霎时弹声震地，火光烛天，署中卫兵闻警奔溃。”在义军的猛攻之下，浙江巡抚增锡企图从后院墙洞逃逸，被起义士兵生擒。
11月5日，各路义军围攻旗营，迫使杭州将军德济投降，杭州全城遂告光复。
在上海革命力量的推动下，苏州也于11月5日宣布独立，正式挂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其后，陈其美和江、浙两省军政府共同调集苏军、浙军、镇军、沪军等部队组成江浙联军，击溃张勋的部队，于12月2日攻占南京。
陈其美在上海和江浙的起义斗争中功勋卓著，成了当时人人皆知的大英雄。孙中山先生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夸赞陈其美说：
“武昌既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皆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其时，陈其美已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司令部长。蒋在上海见到陈其美后，陈其美对蒋介石在杭州起义中的“敢死”表现至为赞赏，于是让蒋介石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整编革命军队，维持上海治安并参予训练新兵等。不久，陈其美向上海绅商募集4万元，组编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归黄郭的第二师辖制。
陈其美与黄、蒋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兼战友。三个人原就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经过沪、杭起义的战火锤炼，陈其美对黄、蒋二人更加赏识，为了培植个人的核心势力，陈其美提议三人换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蒋、黄二人欣然应命。
应当说，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初期的表现是十分英勇而且无畏的，杭州举事前，蒋介石自知“敢死队”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料到牺牲必多，他也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的。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前，蒋介石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书》，说他已决心“弃学景从革命”、“誓为革命牺牲”。在这封《诀别书》中，蒋介石-一与母亲王氏、大哥蒋介卿及发妻毛福梅宣告“诀别”，并交待了自己死后的相关的家事。
蒋母被儿子的这封信吓坏了。然而关山阻隔，她想去阻拦也不可能，只好写封回信叫儿子不必掂念家里，自己则与媳妇毛氏到庵堂里拜菩萨许愿，每天在自家佛堂里念经祈祷。
不数日，杭州光复，蒋介石赴沪邀功去了。消息传到蒋家，丰镐房一片欢腾。蒋母特备三牲谢神，同时也把从杭州回到奉化来的一些敢死队员请到丰镐房蒋家祖宅吃了一顿庆功宴。原来蒋介石所率领的那一批敢死队员，是陈英士从奉化一带招募的，计有一百余人。这些人大都是奉化桐照、松岱、马头、芜湖等地的渔民，骠悍勇猛，忠直可信。在杭州举义时，这些敢死队员在蒋介石的率领下，个个冒死冲锋，争先恐后，为革命军扫出了一条血路。为此，蒋介石十分感激他们。因为如果不是这些“死士”奋勇争先，蒋介石的战功是无从谈起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蒋介石深明此理，他在上海初任要职时，曾意图挽留这些敢死队员们留在自己身边。可惜当时大多数人都不愿久居上海，纷纷返回奉化家乡去了，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随侍蒋介石左右，如后来官至蒋家嫡系部队第二十六军军长的陈孔如就是其中一个。
蒋介石从一个日军炮兵联队的实习生一跃升为统兵千余的团长，可说是一步登天了。但是，蒋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职务--领兵率队、一呼百应的体验，使他初尝了权力的滋味。从此，24岁的蒋介石的心中，一种叫作“权力”的东西开始萌芽了。
5．革命党杀了革命党
中华民国的建立，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是，当时的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并存，相互角逐十分激烈。陈其美在上海光复后虽然位居沪军都督，但当时的上海也是内外矛盾重重，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尤其是陈其美本人，他一向就对光复会的人有很深的成见，起义成功后，他更逐渐暴露了江湖帮会头子的种种陋习，竭力排挤上海光复会支部长李文和，多次制造各种矛盾。这时候的陈其美已经越来越不像一个革命者，而逐渐还其帮会首领心地偏狭、短识陋见的真面目了。
同盟会员们与光复会的嫌隙由来已久。
1907年7月，徐锡麟谋刺安徽巡抚失败，秋瑾又在绍兴被捕，陶成章也遭清政府通缉。在此情况下，陶成章出走南洋，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秋，陶想在南洋华侨中募集捐款，资助江浙等省组织武装起义，因为孙中山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抵毁孙中山先生。1910年2月，陶成章与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总会，章任会长、陶为副会长，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嫌隙，虽然只是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但陶成章却因此引起了陈其美等同盟会员们的忌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陈其美个人权力欲望的膨胀，终于导致了一场流血事件。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上是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的。
陶成章（1877-1912）宇焕卿，浙江绍兴人。他是清末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革命家，是光复会领袖之一，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陶成章早年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15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一些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902年，陶成章赴日本留学。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控、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遂积极奔走革命，联络会党，策划举事。他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瘁”。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杭时已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陶成章每到一处，既联络会党、散发革命报刊，活动颇有成效。1904年10月，陶成章和蔡元培、龚宝栓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年底，陶成章赴日本，在东京成立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道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907年夏，徐锡麟在安庆击杀巡抚恩铭，壮烈牺牲。不久后，秋瑾响应起义，事败，也从容就义。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事实上，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原则性的利害冲突，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陶成章立即归国，在沪杭一带共谋举事。上海一役，便是两个会党合力的成果。先是武昌军政府派光复会李文和为总司令，带敢死队到上海，李随陶成章同晤陈其美，双方约定u月5日举事，不料陈其美召集亲信另行集会，说：“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清廷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广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吾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否？”于是决定抢先发动。陈其美带了几十个人，除少数同盟会员之外，其余多数是上海帮会的人，他们闯进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不料陈其美未及开战便被擒住，李和闻讯，即刻率领光复军赴援，攻下制造局，救出了被捆在厕所边的陈其美。光复军攻下制造局后，占领了弹药库，上海遂告光复。
虽然在光复上海之役中，陈其美的资望和战功尚逊于李和，但是，由于陈其美热衷于揽权，原先就有抢先动手以夺取都督席位的意图，因此，在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下，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推任沪军都督。
陈其美自任沪军都督后，不仅“成群结党，花天酒地”，还动辄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同志施以暴力。如李和在吴凇成立军政分府时，有一天在吴凇车站乘车前往上海，陈其美竟派人前去行刺，所幸未能杀死李，但却击毙了李的卫兵。另一桩暴行就是非法枪决革命军参谋长陶骏茨，南京光复后，参与南京之役的陶骏茨因公抵沪访谒宋教仁和黄兴，其后前往都督府拜会陈其美。陈却派卫兵将他逮捕，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开枪将其杀害。
在陈其美掌权后的多项逆行中，以他和蒋介石的共谋暗杀革命功勋陶成章事件，尤为人道法理所不容。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他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其美“金兰结义”成了拜把子兄弟，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大哥”陈其美的恩怨为恩怨的。陈其美攫夺革命果实，以都督之尊而跃居上海帮会头领地位，出于派系纷争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举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陶成章“代理浙事”。而陶本人又力辞不受，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继任。但浙江士绅沈荣卿等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陶成章在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人主浙江的谋图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二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1912年1月15日，上海根立报》刊出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其谦德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
孙中山先生闻讯，“不胜骇异”，“非常痛悼”，立即唁电缉凶。十七日《民立报》第六页刊出孙中山的电文：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在巨功，碎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岂容不轨横行，戮我良士……
关于蒋介石行凶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史料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如马叙伦的记述：
盖是时，有陈英士与成章争浙督之说也。成章之被刺于上海法租界之广慈医院，余时为大共和报主笔，余闻诸介石乡人曾与介石共作北里游之某，谓成章死之前夕，歇于福州路之四海升平楼，介石来，持银饼二百元，怀手枪一具；某即以指蘸茶书三点水旁于桌示蒋，介石摇首，某又蘸水书耳旁，介石领之。盖水旁谓汤寿潜，时寿潜任浙督也。耳旁则成章也；次展而成章以被暗杀告矣，然下手者王某也。
黄炎培则有如下记述：
辛亥十一月甘五日夜；革命大领袖之一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死。……我是认真写日记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上海澄衷中学校长浙江人曹慕官和我漫谈，曹说：“我民元病卧广慈医院，一日傍晚，蒋介石来谈，临行说：我们今晚将做一件大事。夜半，忽闻枪声，别室陶焕卿中枪死了。”有深知其中秘密的告我：“陈其美嘱蒋介石行刺陶焕卿，蒋偕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
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是主凶，王竹卿为助凶，这方面，蒋介石本人早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
陶成章回国，蓄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违，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竟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
陶成章遭谋杀的消息传出，杭沪舆论沸腾。陶成章遇刺一周后，上海各界人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计有四千余人参加祭典。追悼会上，群情激愤，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说，慷慨陈词，语意激烈。有人痛言：“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奴，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有人明言：“陶公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利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讫竟“掷手枪于案，颇为激烈”。
追悼会后，陶成章的骨灰被迎回杭州，杭州民众也举行了追悼先烈的大会，与会者多达万人，群情之激愤，由此可见一斑。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碟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目头于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助凶王竹卿旋即被杀，这使主凶蒋介石更加惶恐万状。为了保命，蒋介石拿着陈其美犒赏给他的大量金钱匆匆潜出国门，逃往日本。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为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
蒋介石于1912年春天逃往日本，深居浅出，躲了半年多的光景，一直到当年冬天，“缉凶”风声逐渐消落，他才又偷偷潜回宁波乡下。
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来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大建树。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刺杀陶成章事件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蒋介石正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之前所进行的一次“演练”。从实质上说，这应当是一件反革命分子杀革命者的罪恶行径。但从形式上看，这又是典型的“革命者杀害革命者”的内部火拼案。
无论案件性质如何，总之这一次“杀陶”行动，使蒋介石从此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而陈其美又是当时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人物，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仰仗江浙财团的倾力支持，最终实现了军事独裁和政治独裁。上海帮的财经集团及帮会组织也成为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蒋记独裁政府的最强有力的经济后盾。
第四章“昂昂千里之资”
1．讨袁失利的副产品--接近孙中山
蒋介石一枪掀掉了革命党领袖陶成章的天灵盖，也就此揭开了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积怨既久的矛盾盖子。这个矛盾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遮不住了。蒋介石的这一枪，固然是沉重地打击了光复会，可是他本人甚至连主使他枪杀陶成章的“义兄”陈其美都没有想到的是：打击了光复会，非但没能使同盟会成为“永占优势之政党”，相反却大大削弱了革命的力量，致使后来在反袁的二次革命中失去了光复会这一重要支柱，结果被袁世凯轻易击败，弄得陈其美、蒋介石在国内无处安身，连孙中山也不得不亡命海外。
蒋介石的这一枪，于敌于友都是至关重要。
杀了陶成章，蒋介石被陈其美送出国门，逃到日本。陈其美送蒋介石的理由很简单：留学深造。这个借口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连和V护山都一直被蒙在鼓里。而蒋介石虽然在多年以后自吹自擂，说他杀害陶成章是“辛亥革命成败的最大关键”。可是，一向喜欢邀功、居功的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拿这件“丰功伟绩”作为向孙中山讨赏的资本。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和陈其美对这件案究竟是何人所为一直缄口不言，直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才“想起”这件事来。
蒋介石亡命日本，一边学习，一边担任了《军声》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亲自为这本杂志撰写了《发刊词》，指明办刊宗旨为：“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有“弃戎从文”的劲头，先后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他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幻想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全世界各种族和睦相处，没有战争，也就不需要军队，只需警察来维护社会秩序即可。他还在文章中指出，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日本和俄国最有可能与中国打仗，并且警告国人：无论哪个国家侵略中国，中国都将不堪一”击。他因此大声疾呼，指出当时的中国应当建立一支有60万兵员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蒋介石的确是个帅才，是个政治家兼军事家战略家的好坯子。他的关于中国很可能受到日本或俄国的侵略的预言，真还有点儿“高瞻远瞩”的味道。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在文章中所下的“中国将不堪一击”的论断。也许这是一种思想根源，它直接导致了十数年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出笼。却原来，蒋介石早在1912年就种下了“不抵抗主义”的思想祸根！
呼吁中国建立一支至少60万人的陆军部队，这是蒋介石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中，还着重批评了军权和政权集于各省总督一人之手的政治制度，他说：“这种政治制度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拼盘。”不得不承认，蒋介石说得非常正确。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的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至此，我们又找到了蒋介石大搞政治与军事独裁的一个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组成临时政府，他本人就任临时大总统。在胜利的形势下，大多数革命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共和制度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就应当是兴办实业、改良民生了。幼稚的革命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临时大总统”很快就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战的情况下不得不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立即变了脸，强制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制度，肆无忌惮地打击革命力量，并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在上海车站将鼓吹议会政治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刺伤。
宋教仁被刺时，陈其美就在现场，他当时是亲赴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故尔亲眼目睹了这场血案的全部经过；他旋即下令全力侦破此案，务须缉拿真凶，为他的革命战友报仇雪恨。
不久，案情大白于天下。在全国进步舆论同声谴责袁世凯的暴行的情势下，袁大总统终于按捺不住，撕下了拥护共和制的假面具，加速了专制独裁的步伐，调动军队南下包围国民党人当权的湘、赣、皖、苏四省，随时准备用武力对付国民党了。
正式成立还不足一年的中国国民党一下子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了。
当时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知宋教仁被害之后，立即赶回了上海，按孙中山的主张，他要立刻组织军队，兴师讨伐袁世凯。可是，陈其美等一些国民党要员认为当时的军事准备不够充分，力主“法律解决”，并坚持认为现在已是民国时代，为了百姓的安定，不能轻言动用武力。双方争执不下，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以致延误了讨伐袁世凯的最好时机。直到当年7月，袁世凯得寸进尺，先下令撤免赣、皖、粤三省都督，继而又公开指斥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捣乱”，要“举兵征伐”，派北洋军进驻江西，这才使江西都督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并组织讨袁大军。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紧随李烈钧之后，苏、皖两省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7日宣布独立。陈其美也于7月18日宣布上海独立，并通电讨袁，建立了上海讨袁总司令部，陈其美自任讨袁军总司令。
这时候，蒋介石正积极准备赴德国学习军事。战事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赶到上海，投奔陈其美。不过，蒋介石来上海找陈其美，初衷并不是想要协助讨袁的。他在日本呆了一年，边学习军事边办《军声》杂志。可惜，杂志因故停刊了。蒋介石便从日本返回国内，回到溪口老家，开始为赴德学习做准备。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改变主意的。他到上海，找到陈其美之后，并未改变赴德的计划。后来，还是在孙中山的“劝说”下，他才同意留在上海，帮助陈其美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
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命令，只身到驻沪袁军第九十三团去做“发动起义”的工作。这个九十三团当时驻扎在龙华，是陈其美的旧部。蒋介石来到九十三团后，召集各部官兵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大家倒戈反袁。直说得唇干舌焦，好歹算是说服了一个营。当时陈其美准备用来举义讨袁的兵力很可怜，包括被蒋介石说服的这一个营，加上陈果夫组织的军校学生奋勇军。刘福彪的福字营和居正控制的吴湘炮台等，总共只有不足万人的兵力。
不过，陈其美这个人毕竟还算个英雄人物。复杂的人生经历，十里洋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加上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使陈其美抱定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陈其美自己也曾说过，他素来是“以冒险为天职”的。所以，在根本无法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动员光复会、民团、商界和会党力量的情况下，虽然讨袁义军势孤力单，他还是下令起事了。
7月23日凌晨，陈其美一声号令，指定制造局为首攻目标，起义开始了。
在陈其美的统一指挥下，蒋介石率九十三团的一营兵力向高昌庙进攻，松军向龙华守敌进攻，陈果夫的学生奋勇军主攻西炮台。双方在黑暗中激战数小时，由于守军枪械精良，弹药充足，且人数也大占优势，讨袁义军虽付出了较大的死亡，仍未能获胜。攻击开始后，海军的三艘兵舰也协同守军开炮猛击讨袁部队，战至大亮，讨袁义军终于无功而返。
7月24至25日，讨袁军再次发动攻击。可是守军占据有利地形，加上明显优于讨袁军的火力支持和随后赶来的援军参战，所以，尽管讨伐袁世凯是义军全体官兵同仇敌汽的精神支柱，尽管大家不畏牺牲，个个奋勇，却到底未能越过雷池一步。
至8月上旬，全国讨袁的形势的日益艰难，袁军乘胜挥师南下，将上海讨袁部队重重包围。8月13日，讨袁失败了。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二次革命中，蒋介石从上海举事开始到讨袁失败，一直跟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袁世凯宣布取缔，刚刚组建一年的年轻的国民党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革命陷入了低潮。
但是，蒋介石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是：二次革命讨袁的迅速失败，反而成为他接近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契机。
讨袁失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国内无处安身，只得再度流亡日本。蒋介石和陈其美在上海东躲西藏了一阵子，因为袁世凯悬赏5万元缉拿陈其美，陈其美在上海也难以容身，遂于1913年9月偕同蒋介石到了宁波，企图运动浙军起义，但未能成功。10月初，陈其美奉孙中山电召去了日本，留下蒋介石负责上海讨袁事宜。蒋介石坚持了两个月，工作无法开展，袁世凯又缉拿得紧，无奈，也去了日本。
蒋介石这一次赴日本，完全是流亡。但是，由于孙中山、陈其美也在日本，在陈其美的引荐下，他与孙中山相识、相熟、相知，由此逐渐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蒋介石第一次面见孙中山，是1910年的事。那时，蒋介石加入同盟会还不到3年，能面见同盟会总理，完全得益于陈其美。这一次，又是因为陈其美，蒋介石才接近了孙中山，得以追随左右。所以，说陈其美是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头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之后，孙中山对蒋介石的看法就颇令人鼓舞。孙中山曾对陈其美说：“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这样的人，对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才，他一定会成为革命的实行家。”
初次见面就留下了如此印象，殊为难得。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孙中山的眼里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短暂的二次革命讨袁行动遭到惨败，刚组建的中国国民党被袁世凯抓的抓、杀的杀，弄得七零八落。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了袁大总统政治餐桌上的一盘菜，而苦心孤诣制作了这盘“菜”的“厨师”们--孙中山及其一大批革命党人都不得不亡命海外，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在中国大地上为所欲为。一句话，二次革命给中国的革命者们除了留下遗憾、沮丧和血的教训之外，任何有益的东西都没有留下。
可是，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应当感谢袁大总统镇压二次革命的果决和迅猛。因为，如果不是二次革命的失败，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接近孙中山。
因此，我们可以说：二次革命的失败，使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
2．誓为第二化身
1927年，北伐军打到上海后，蒋介石曾以北伐军总司令的名义举行了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并亲自到会主持。
在上海各界为欢迎北伐军而举行的集会上，蒋介石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说，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第二化身”，是蒋介石为向陈其美表忠心而说的一句名言。1915年初，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准备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反袁、讨袁的呼声日益强烈，革命时机日趋成熟。这时，留在上海等地的一些革命党人纷纷催请陈其美回国主持讨袁斗争。孙中山这时正在抓紧筹划建立中华革命军的事，于是命令陈其美赶回上海，召募革命队伍，建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准备再举讨袁义旗。形势虽然有利于革命，却并不利于陈其美回国工作。因为当时陈其美是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悬赏5万元重金通缉的“国事犯”，他一旦回国，处境必将万分危险。
陈其美明知回国后凶多吉少，却仍然义无反顾，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毅然决定返沪。蒋介石送陈其美到日本横滨道别，曾对蒋介石说：“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蒋介石闻听这一番深情的表白后，也激动万分地回答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事业。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后，就“发起重新党帜，为卷土重来之计”。他表示：“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遂决定重新组建一个新党，名为“中华革命党”，其目的是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继续讨袁。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组建，孙中山为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许崇智为军务部长。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并指定陈其美和居正为他的入党介绍人。仅此一点，也足见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和信任。
担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的陈其美，实际上是孙中山在党内的第一副手。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这种权限，在当时的中华革命党中，可说是：“一人之下，诸人之上”的股腑之臣了。
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在原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意见纷歧。因此改组的筹备策划用了很长的时间，一些同盟会元老如李烈钩、谭人风等人坚决反对孙中山的重组新党的举措，黄兴虽未便公开争执，但拒绝加入新党，毅然离日赴美，为的是避免与孙中山正面冲突。在众人纷纷反对和拒绝入党的情况下，陈其美和蒋介石是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前不久，蒋介石即于1913年10月29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为盟誓人，正式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的“入党誓约”编号为第102号，这个中华革命党党员人数最多时只有500人左右，蒋介石是在上海宣誓入党的，是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之一。蒋介石入党后不久，即于1913年12月离开上海，到日本协助陈其美做些杂事，空余时间无事可干，就孜孜不倦地阅读《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以致“两目成疾”。他真正喜爱这部《曾文正公全集》，也就从此时开始。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继续以反袁革命为号召，并任命了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人深入各省进行联络，策动发起讨袁活动。陈其美被任命为湘沪司令长官，于1915年10月中旬从日本回到上海，秘密开展反袁军事活动。蒋介石那著名的“第二化身”的誓言，也就是这次送陈返沪时所说。
陈其美秘密潜回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安了个家。从此就以这个家作为反袁军事活动的总指挥部。
陈其美将一切安排妥当后，立即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出“盼即回沪”的电报。蒋介石接到电报，立即启程返回上海。与蒋介石一起返回上海的还有丁人杰、余祥辉、杨庶堪等人。会同已在上海的邵元冲、周淡游、吴忠信等，齐集陈其美麾下，组成了上海讨袁总部，蒋介石分工主管军事工作。
当时，袁世凯的势力还十分强大，军事控制极其严密，爪牙党羽遍布全国。因此，讨袁活动的准备工作只能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进行。蒋介石初返上海，深居简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久便亲自拟订了一份详细的“湘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并在日后的起义中亲自参与讨袁作战的指挥工作。
与此同时，陈其美等人分析了形势，决定首先诛杀袁世凯在上海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灭敌人威风，振革命气势。为执行这次杀郑任务，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路上。11月10日，郑法成前往出席日本总领事为庆祝天皇大正加冕典礼而设的酒宴，返回时途经外白渡桥，狙击手王晓峰掷出炸弹，当即命中，汽车瘫地原地不动了。王晓峰随即与杀手王明山分别登上汽车，各开数枪，将郑汝成当场击毙。完成任务后，在大量军警纷纷赶来包围现场的情况下，两位义士从容就捕，后被租界当局引渡给中国官方遭杀害。
这时期内，陈其美与蒋介石多次身陷险境，都被他侥幸脱逃。
第一次险情发生在陈其美、蒋介石策动上海军舰起义的当天夜里。当诛杀郑汝成成功之后，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商议后认为，要想在上海起义成功，必须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然后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这一方案付诸实施后，经几个月的努力，海军肇和舰舰长黄鸡球、舰员陈可钩等人被革命党争取过来。这时，海军当局似乎嗅出异常的味道，发出指令，命肇和舰于12月6日升火开船，调往广州。陈其美得到情报，立即决定发动肇和舰起义。
12月5日，肇和舰宣布起义。蒋介石随同陈其美亲临南市工程总局火线督战。各路义军在陈其美和蒋介石的指挥下，分头攻击上海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目标。但是，由于起义准备仓促，肇和舰开炮支援陆地作战的同时，未能及时组织陆战队增援陆地战斗。战至黎明，义军被袁军分而围击，伤亡惨重。陈其美和蒋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挥部。
当天夜里，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包围渔阳里5号陈宅，要强行入内搜查。楼下的陈果夫为掩护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跑，机警地与巡捕大声争吵。正在楼上的陈其美、蒋介石、吴忠信和邵元帅等人闻知险情，立即从楼顶的窗户跃出，攀上屋顶逃逸。大家转移到新民里 119号蒋介石的住处，原以为肇和舰已经得手，计划转移到那里去，不料清早刚一出门，就遇到了曾率众攻占肇和舰的杨虎，这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夹击下死伤惨重，起义失败。
第二次遇险发生在1916年4月。l月22日陈其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革命军苏浙赣皖四省总司令。陈其美闻知蔡愕已在云南举事，发动了护国战争，便继续积极谋划同时在沪、浙两地发动讨袁。4月14日，陈其美又策动了江阴独立，派蒋介石协助杨虎率队攻取了江阴炮台，并趁势攻下了吴江、盛泽。不料5天之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哗变，守卫炮台的卫兵多数逃离。只剩下蒋介石和两个士兵。蒋介石临危不乱，带领仅剩的两个士兵从炮台上撤了下来，只身一人潜回上海。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回国内，亲临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并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而进行反袁斗争，同时指示“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应永远铲除帝制。
陈其美在孙中山抵沪后，更觉肩上责任重大，急于有所作为，以配合蔡愕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全国讨袁呼声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然而，举事讨袁需要大量的款项，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陈其美数度制订起义计划，均因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
急于筹措革命经费的欲望导致陈其美陷入了一个危险圈套。当时袁世凯一直未放弃用金钱收买陈其美或至少使其脱离革命的企图，曾以70万元的巨资诱使陈其美出洋游历，遭陈其美严辞拒绝。袁党分子视陈其美为眼中钉肉中刺，又设计了一个杀掉陈其美的巧计：由朱光明、许国霖、程子安等人开设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鸿丰煤矿公司”，勾结革命党内部的叛徒李海秋，由李海秋去对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以此向日本银行抵押一笔巨额贷款。如果陈其美能居中介绍签约，鸿丰公司愿捐出借款总额的十分之四来资助革命。求款心切的陈其美当即一口答应，并约定5月18日下午带合同书来签约。
5月18日，双方约定在旅居上海的日本侨民山田家中见面。下午，李海秋带了许国霖等人如约而至，陈其美已先在山田家中等候，大家刚刚寒暄落座，叛徒李海秋却借口说合同底稿忘记带来，匆匆返回去取。李海秋刚一出山田家大门，立即从外面冲进来两个凶手，拔枪就向陈其美射击。陈其美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头部连中数弹，当即身亡。
蒋介石讯此噩耗，立即赶到现场。日侨山田怕无端受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拖到门外，蒋介石赶到后，抚尸痛哭，悲撤至极。当时还是袁世凯统治，许多人不敢公开露面，陈其美暴尸街头，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蒋介石当即将陈其美的尸体移至自己的寓所，为陈其美购置棺木，20日午后入棺成殓。
为了悼念陈其美，蒋介石曾写了一篇哀忱凄切的祭文，说：“丁未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为何辞，非生死与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国事如故，誓辞未践，死者成仁取义，因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并表示：“大难方殷，元凶未戮，继死者之志，生者也；完死者之业，生者也。生者未死，而死者犹生，死者之志未终，而生者终之，死者之业未成，而生者成之。不终不成不已，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春握别扶桑第二化身之语，以守我之信践我之约而已。”
就在陈其美被杀的第19天，窃国大盗袁世凯在穷途末路中也一命呜呼了。至此，讨袁战争不战而捷。
陈其美突然罹难，蒋介石顿感失去了一个依靠。正如他在祭文中所说：“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受我之笃，如公者乎！”终蒋介石一生，无论是在家乡还是登上了权力顶峰之后，他是非常喜欢与人结义为兄弟的，这方面的例证举不胜举。但在所有结义兄弟中，蒋介石最不能忘怀也是惟一怀了真情的念兹在兹始终不改初衷的，惟陈其美一人而已。蒋介石于北伐后跃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地位，并从此在大陆统治了22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蒋介石始终没有忘记陈其美当年对他的提携和扶掖之恩。他对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和陈立夫倍加宠信、重用，对陈其美的遗孤悉心照顾和抚育，都是源于这种感恩之情。想当年蒋介石赴日留学，除了一腔热忱之外，对革命尚一无所知，正是陈其美介绍他参加了同盟会，引导他投身于辛亥革命；在其后的历次革命斗争中，又是陈其美时时处处给以指点帮助；特别是陈其美在日本向孙中山着力推荐了蒋介石，使他后来能够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赏识和重用。对于这些，蒋介石是没齿不忘的。所以蒋介石在祭文中说：“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励我，扶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蒋介石之痛悼陈其美，固然多出于个人情感；而孙中山于陈其美死后，首先感到的是从此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助手。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局势愈加混乱不堪。1917年7月12日，张勋迫使黎元洪非法解散了国会。同年10月，在海军舰船的护卫下，孙中山偕同一批革命党人南下到了广州，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亲自领导护法斗争。
这一时期，孙中山正在搞“联甲倒乙”的继续革命，这种方式的革命使孙中山开始重视组建军队，因为他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某一派系的军队对他的拥护或反对。
“联甲倒乙”的军事策略连连失败。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愈加感到组建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从桂系军队中调来一支约共8000人的部队，组成“援闽粤军”，当作自己的嫡系部队。孙中山任命党的将领陈炯明统率这支部队，驻节汕头。
也就在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的时候，因为陈其美的突然死亡，蒋介石成了一个比较“显眼”的军事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其美的死又一次帮了蒋介石的忙，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信任和依赖的人。
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一种“命”，虽然主观上他未必那么想，但客观上，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好像专门为了蒋介石而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促成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接近；陈其美的突然死亡，使蒋介石迅速崛起。在孙中山眼里，他很快就成了“陈其美第二”。
“第二化身”，的确如蒋介石所说，是一句“戏语”。
3．纸上谈兵，间关赴难，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举起护法运动的大旗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过着颓后失意无所适从的生活。当他突然听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兴师北伐时，他的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他有心奔赴广州去找孙中山，但转念一想，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去见大元帅，未必能谋个什么好差事。那么拿什么来做晋见孙中山大元帅的见面礼呢？蒋介石苦思苦想，自家手上没有一兵一卒，也干不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倒不如闭门造车，先给他来个“纸上谈兵”，且看孙中山有何反应。
1917年9月20日，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他认为：
“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众，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段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惟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鉴于这种分析，蒋介石又提出：
“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方针”，并认为作战计划应分为二期：第一期“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共同协作，合攻闽、浙，连下湘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湘沪时，即以吴油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游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使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其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第二期“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晋、秦，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
1917年10月1日，蒋介石又写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认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海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松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人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书寄出后，蒋介石就在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中开始了苦苦的等待。这一时期，他像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寂寞访惶，无所适从也无所事事。有时同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当经纪人，做点儿证券投机买卖，有时回溪口家乡闲住些日子。蒋介石这一年已是年过“而立”，长子经国、次子纬国均已出世，老家还有他的发妻毛氏和母亲王氏。所以，虽然自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的意志有些消沉，整日无所事事。但他毕竟已为人夫人父，还要烙尽人子之责，便经常抽时间回到奉化省视老母，看看孩子。
这样苦等了几个月，直到1918年3月，才接到孙中山从广州拍来的电报，命他启程赴粤。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这是革命领袖孙中山第一次正式起用他。孙中山在阅读了蒋介石先后奉上的两份军事计划书之后，对蒋在计划书中暴露出来的军事才能深表嘉许。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身边缺少忠于他的军事人才，而蒋介石毕竟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又是在日本军校专门学过军事的。所以，孙中山决定召蒋介石到广州，在自己身边协助军事方面的工作。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来到了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赶到汕头，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授上校军衔）。
蒋介石近两年的时间没做什么事，现在忽然成了孙中山大元帅麾下的“上将军”，心绪顿然开朗。实际上，孙中山1917年8月当选陆海军大元帅。11月 1日就已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并没有忘了这位陈其美的义弟。只不过蒋介石一直看不上“参军”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没有及时到任罢了。这次的“作战科主任”算是“实授”之职，所以蒋介石欣然领命。到任之后，他踌躇满志，几天内就向孙中山呈上了一份《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不久，蒋介石随援闽粤军行动，参与了大埔攻防战的指挥。这一仗，粤军获胜，蒋介石在部队中也立住了脚，博得了陈炯明的信任。当年9月，蒋介石被提拔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相当于团的建制）。
由“参往军务”作战科主任而升为统领上千人马的军事主官，这种变化对蒋介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已明显察觉了粤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竟是十分严重。他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而统率粤军的一个支队，已经觉得困难；又夹在陈炯明、邓控和许崇智这三大派系之间，更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且，当时孙中山也因陆荣廷等人的排挤而被迫辞职，蒋介石愈发觉得前途渺茫，在粤军中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于是，他于1919年6月离开了粤军，跑到厦门的鼓浪屿闲居起来。后又于7月12日正式辞去了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的职务，并且明确表示：“我入幕系为服从中山先生而来，并非为帮陈炯明而来。”
辞职之前，蒋介石并未向孙中山报告。但辞职后，他立即离开了鼓浪屿，于1919年10月3日赶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了自己辞去职务的理由，进而表示要到欧美去留学。
孙中山被陆荣廷的“七总裁制”排挤，被迫辞去在广州军政府中的职务之后，即转赴上海致力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当此多事之秋，孙中山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忠于革命又忠实于他本人的得力干部。因此，他当即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长期离开中国，而是希望蒋介石留下来，帮助他工作。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三年的计划实际上只是虚晃一枪，是用来试探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程度”的，以他当时所处的环境而论，他是不可能远涉重洋一去三年不回头的。因为蒋母当时已是疾病缠身，次子纬国又才只有3岁，认了姚恰诚为母，在奉化城内居住。国事的牵连当时还轮不到蒋介石的头上，但家事的纷扰却是蒋介石想摆脱都摆脱不开的。何况他本来就十分眷恋家乡，挂念母亲的身体，又哪里肯抛妻别子，置年老体衰的慈母于不顾，一个人跑到欧美去“留学三年”呢？所以，孙中山一表示挽留，蒋介石立即“就坡下驴”，表示放弃赴欧美留学的打算，就此留居上海，读书自进，时刻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
蒋介石的这种小手腕要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正是凭藉了这种政治手腕一步步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顶峰的。孙中山素有君子之风，大度能容，根本不可能对蒋介石的这种小伎俩有所觉察。所谓“君子可欺以方”，是之谓也。
接受了孙中山的挽留，蒋介石便在上海住了下来，一面读书，一面参与股市经营。
蒋介石的一生当中，始终对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怀有深深的敬意。自从在宁波箭金学堂师从顾清廉学习《曾文正公集》之后，这部文集就从未离开过蒋介石的案头。此外，对明朝理学大家王阳明所著《王文成公全集》，蒋介石也同样推崇备至、尊为座右。在上海赋闲“韬光养晦”的日子里，蒋介石每天细读精研的就是这两部书。此外，这一段时间内，蒋介石还广泛涉猎了其它书籍，举凡中外军事典籍、政治、经济著作以及中国传统的“资治”之类的古籍等均在其列。说蒋介石是个职业军人，这在当时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但若说蒋介石是个读书人，则于历史不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衡量，蒋介石都不能算是读书人，充其量也只能说他是个读过一些书的军人。这也正是蒋介石日后成为“政治家”而不单单是一介武夫的重要原因和显著标志。正因为是军人而且又读过一些书，所以在当时的孙中山左右，蒋介石是最喜欢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建议的人，这也是蒋介石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孙中山的股脑之臣的原因之一。虽然是纸上谈兵，毕竟比不谈的人好，也比不会“纸上谈兵”的人更容易受到重视与重用。蒋介石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愈发专心地读起书来。
读书之余。蒋介石也不忘发财。他在交易所与人合伙经营股票，手风颇顺，几个月的时间居然净赚了数十万元，“俨然富商矣”。
转过年来，陈炯明制下的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兵员达到两万余人。因为扩编，孙中山手下的军事干部就派上了用场，许崇智被任命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蒋介石被任为参谋长。
1920年9月21日，曾任广州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官并掌管机要文书的朱执信在策动桂系虎门炮台守军反正时不幸遇难。朱执信曾帮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他的死亡，顿时使孙中山“如失左右手”，是继失去陈其美之后的又一重大损失。
朱执信一死，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就更显得重要了。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曾夸奖他：“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
可惜，尽管孙中山从此对蒋介石倚如股肱，但蒋介石在粤军及陈炯明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容乐观。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曾发动惠州起义，任过广东都督和广东省长，称得上是“广东王”。他经营的粤军一向被他自视为“亲军”，蒋介石以一个外省籍人士的身份担任第二军的参谋长，受到打击排挤是情理中事。此外，陈炯明拥兵自重，虽然也加入了国民党，却并不是孙中山的信徒。对于孙中山的一些革命行动和方针大计，陈炯明一直是表面上尊从，暗中却处处掣肘，制造障碍。
应当说蒋介石对陈炯明的居心叵测是早有警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比孙中山先生英明。从当时的实际环境来看，孙中山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以陈炯明那样的身份，他不可能在孙中山面前过早暴露自己的狼子野心；而蒋介石是陈炯明的部下，身处粤军将领之中，陈炯明对他的压制、粤军部将们对他的排挤，他是身受心知体会颇深的。蒋介石毕竟同陈炯明共事多年，陈炯明的性格、思想，在孙中山面前可以伪装，在一个普通的下级将领面前却无须装假。所以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警觉其来有渐，而且多是“感觉”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从这种“感觉”出发，蒋介石认为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以共事”。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在写给孙中山的一封信中曾尖锐地指出：“若望其（指陈炯明）见危受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并据此建议：“请先生善诱之而已”。
蒋介石的话没有说错，但他没料到的是，陈炯明居然这么快就对革命党和革命的事业下了黑手。1922年3月21日，时任粤军参谋长的邓铿被陈炯明主使刺客暗杀。蒋介石到这时才真正警觉起来，他在孙中山为商议北伐而召开的桂林军事会议上，坚决主张先出兵讨伐陈炯明，然后再兴师北伐。可惜孙中山仍对陈炯明心存幻想，没有采纳蒋介石的建议。
蒋介石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大感失望。他一怒之下，于4月下旬辞去第二军参谋长的职务。并且不顾孙中山的极力挽留，于辞职当晚便打点行装，登上了广州开往上海的轮船。
蒋介石不乐地返回溪口家乡，却仍然惦记着广州的危局，他曾给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写了一封信，反复强调必须“先代陈炯明，再议北伐”，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不可挽救一日。惟愿吾言之不中耳。”
该着蒋介石露一回脸。陈炯明必叛的预言，不但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而且“言”得非常及时。他的信是6月1日写给许崇智的，第二天，也即1922年6月2日，孙中山从北伐前线韶关返回广州，立即就发现陈炯明的部队有“异动”迹象。
这一回，孙中山终于警觉起来，他当天便给蒋介石发去电报：
“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速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孙中山醒悟得太迟了。
早在西征时，陈炯明在击溃桂系军队的战斗中不失时机地扩充自己的部队，并且对孙中山继续西征桂系的命令故意拖延不理。当时，蒋介石就提醒过孙中山，孙中山未予理会。时隔一年，邓铿被害，蒋介石力主东征讨伐陈炯明，孙中山仍未采纳他的意见。直到6月16日，风云突变。陈炯明悍然炮击总统府，撕下伪装，公开叛变了。
国民党前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在其所著的《蒋总统传》中曾对这次叛乱事件作如下描述：
六月十六日，他（指陈炯明）下令驻扎于广州近郊之白云、观音两山的军队，向总统府进攻。他认为国父定然在出其不意的袭击中丧失生命；但或者是由于天意，国父的几位忠实信徒竟把他救出了乱军的包围线，而安全到达于停泊黄埔附近的永丰炮舰，该炮舰乃效忠于国父者。
蒋总统获悉其领袖所遭遇的危险，立即由上海启行，个人冒了很大的险，卒到达黄埔，追随国父于永丰舰上。国父和他的亲信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五十六日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当时的希望集中于驻在广西的远征军队，认为他们将会回师广州，驱逐陈炯明，而解救孙总统。但这微薄的希望卒子八月六日粉碎了，因为那时候避居永丰舰上各人才知道这一支军队的回师，也遭到陈炯明所部击溃。至此，他们认为除逃之外别无他途。
国父与其同志们在这五十六日中所受的苦是极端痛楚的。粮食很缺少；水的供给也不可靠。他们的处境有如牢狱的幽禁。气候极度炎热。在这些时日中，蒋总统无时不追随国父左右，随时尽力协助与安慰。蒋总统有时像一个普通船员，亲自洗扫甲板；而且常常借黑夜的掩护，冒万险登岸，为国父购取日用必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