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母亲，我再也不相信他。我知道这就是我的婚姻终点！”我靠近她坐着，她双臂抱住我，安慰我说：
“他起了一个重誓。如果他不守誓言，就让他终生承受咒诅吧！”
我无助地倒在她身上，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我们这样坐了很久，望着哪香柱上烧过的香灰和那投影在拂像面上的曳曳烛光。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坐美国“杰克逊总统号”豪华客轮启程赴美，同行的还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陈舜耕。
陈洁如赴美的消息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通讯社纷纷予以报道。但是，蒋介石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口否认曾与陈洁如正式结婚并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实，“宣称本月稍早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迷此妇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中所述及之‘蒋介石夫人’”。
这种公然“不认帐”的行径，是蒋介石的一大专利，也只有他才做得出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情来。
陈清如人还在客轮上，就听到了蒋介石公开背信弃义的所谓《蒋中正家事启事》，在残酷的事实面前，陈洁如气愤不已，痛不欲生，曾数度打算投海自杀，均被职陪伴他赴美的张家二位小姐所劝止。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结婚。次年春天，经上海帮会头目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浩如被迫同意与蒋介石离婚。五年誓约，几个月就又被践踏了。
陈洁如与蒋介石正式离婚时，才只有22岁，但她从此未再嫁人，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业上。其间，她也曾因为梦幻破灭、万念俱灰而试图自杀，但都被劝阻了。
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当时已回到上海居住的陈洁如深居简出，深恐因为自己历史上的特殊身份而招灾惹祸。1940年3月，汪精卫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南京汪伪政权，陈清如想到当年在广州时曾与汪精卫夫妇极为熟络，为避免汪伪政权的纠缠，遂只身一人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陪都重庆。
陈洁如到了重庆之后，被蒋介石秘密安置在离自己的官邱不远的吴忠信公馆里。一别十余年，蒋介石又见到了当年“血书盟誓”苦苦追求的陈洁如，物是人非、旧情犹在，时年已是55岁的蒋介石鸳梦重温，经常轻车简从悄悄去与陈洁如幽会。这件事原以为十分隐秘，却不料早已被宋美龄的耳目知悉。宋美龄醋劲大发，与蒋介石吵了个天翻地覆，盛怒之下，顺手拿起花瓶就朝蒋介石脸上扔了过去，一瓶击中，致使蒋介石颜面受损，只得称病不出，中外客人一律免见。
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岛上，陈洁如情知宋美龄容不得自己，在陆久之的劝说下，执意留在了上海。她的这一明智选择，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重，曾被选为上海市沪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12月，陈洁如被请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并设宴款待。
1962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批准，陈浩如移居香港。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蒋经国出面，为陈洁如买了一套房子。不过，陈洁如始终没到蒋家为她购置的新楼中去居住过，而是将其出租，自己仍住在香港铜锣湾百德新街的房子里，改名陈潞，闭门隐居，并开始着手撰写《陈浩如回忆录》。
台湾方面得知陈洁如在写《回忆录》，十分惶惧。因为蒋介石自从与宋美龄结婚后，从来否认与陈浩如的婚姻事实，所有记载蒋介石行藏的传记文章中，均对此事讳莫如深，一字不提。因此，当得知陈洁如撰写《回忆录》的消息后，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曾写信劝止：“我恳求你不要出版你的回忆录……它将只会伤害最高统帅及国民党”。但陈洁如一意坚持出版《回忆录》，国民党方面无奈，就扬言要起诉为陈出版《回忆录》的美国经纪人，并采取卑劣的特务手段，殴打、恐吓经纪人，致使《回忆录》一书在美国无人敢出。
《回忆录》不可以出版，但当年的旧情还是要续上。晚年的蒋介石与陈洁如书来信往，蒋介石说：囊昔日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陈洁如则称“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22岁即被蒋介石抛弃，此后一直过着孤独的半隐居式的生活。虽然她有一个养女相伴，但晚景仍是十分凄凉的。她为了蒋家王朝，为了蒋介石个人，的确忍受了一般女性所难以忍受的委屈、痛苦和孤寂。而且，在重大历史关头时，陈浩如表现了一个中国妇女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在蒋介石公然背信弃义与之绝情的情况下，阵洁如不计个人恩怨，断然拒绝了汪精卫伪政权要她出任伪职的要求，这一点，绝不是普通的“弃妇”所能够做得到的。
所以，我们说，陈清如女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女士。
1971年2月11日，陈洁如孤零零地死在了她在香港的寓所内，享年65岁。
远在海峡彼岸孤岛上的蒋介石闻知此讯，不禁黯然神伤。公允地说，在没有政治因素的前提下，蒋介石还算不上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从他事母至孝、舔犊情深、发迹后对家乡亲友均有照拂、对曾经资助过他的人均有所回报的事实上看，都可以证明他也有“人性”的一面。
陈洁如的悲剧，是蒋介石造成的，也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造成的。是为公允之评。
第六章 狰狞初露
1．反共思想其来有渐
在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之乱后，孙中山先生已经觉察到新旧军阀都不可信任，于是逐步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开始倾向于联俄联共的政策，决定依靠苏联，重整旗鼓。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双方一致认为，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或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主权。
孙中山同意苏联共产党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决定立即派遣党内干部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其实，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计划派人赴苏考察，他选中了廖仲倍和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廖仲倍于国内事务而无法脱身，朱执信又于1920年9月遇害，所以，孙中山先生的这次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1923年，由于苏联的积极参与，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已经明朗，孙中山遂决定派蒋介石以“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的身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进行考察。这个考察团的目的是考察苏俄的政治情况与党的组织，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曾对这次考察有如下记述：
蒋介石“实承总理意旨约会苏俄代表马林及张继、汪兆铭、林业明等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政治及党务。”“八月十六日率同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由上海趁“神九”启程赴俄。”九月二日，到达俄京莫斯科。九月十一日，往访教练总监彼得禄夫斯克，知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住，参与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九月十七日视察步兵第一四四团，公称其优点在全团上下亲爱、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事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权责甚明。晚，与马林商议提案。”九月“十九日上午，马林与胡定康过谈。下午，参观步兵第二学校。”九月“二十日，参观军用化学学校，研究毒气之施用及防御法，并往应中国共产党青年团欢迎会。”九月“二十二日，往高级射击学校参观。自十五世纪以来各式枪械约数百种，皆储藏于此。最新式之福德来夫骑兵用机关手枪，每次可发三十五响，且轻便异常。俄国武器之研究及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成败也。为之感啼不置。”九月二十七日，参观海军大学及海军学校、海军机器学校。”十一月十六日往见苏维埃议长加利宁。”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审阅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决议文，佛然日：吁，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前日晤其领袖徐维诺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其成功盖可知已。下午诣第三国际勉为辞行……谈次馨所欲言者，六时送邵元冲登车游学德国，晚与赵世贤述此次来俄经过情形，戒其毋为外人支配。”十一月“二十九日趣装辞别越飞夫人，下午二时启程归国。”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船入吴漱口，九时抵沪。
这次考察历时三个多月，蒋介石在注重考察苏联军事的同时，也考察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联社会概况。因为当时列宁已病势垂危，无法接见来客，蒋介石就拜会了托洛茨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返回国内后，蒋介石在12月16日《致俄外长齐采林书》中写道：
“星期天的晤谈，虽然没有讨论到什么具体的问题，我们很感激你抽象的给我们的教益。昨日孙先生来电说：“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了。”
孙先生未电又称谢‘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之热心与诚意’，又嘱‘吾等与诸同志从长计议等晤。……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亦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告别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援助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一九二0年对波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的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归国后，在上海看望了一下张静江，就立即偕同陈洁如回溪口老家去了。
在溪口，蒋介石开始起草此次赴苏考察的报告，将三个多月在苏联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整理成《游俄报告书》。这个报告书长达40余页，写得十分缓慢艰涩。如果说蒋介石在赴苏考察之前还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表示一种盲从式的支持的话，那么，这次亲身赴苏考察之后，他对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思想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了，这就是他的这份报告书写得缓慢艰涩的重要原因之一。
报告完成之后，蒋介石将报告书寄给了孙中山先生。其间，孙中山曾电催蒋介石赴粤，以便当面听取汇报，但蒋介石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他才动身赴粤。其后不久，又返回了溪口。当年3月中旬，蒋介石又致函廖仲他，直言他的观点：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 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请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于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不逢也。然弟在俄行动，自觉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强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非笑。然而忠臣事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宁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冀与兄共勉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赴苏联考察的一个重要收获是：他从此对共产主义学说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对苏联共产党帮助中国革命的诚意产生了极大怀疑。在其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蒋介石则公开了他的这一观点，说：“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供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见，坦率说明，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在此书中，他更露骨直言：
“在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至此，蒋介石的反共思想已经形成。而尤其具有危险性和危害性的还不是他的反共思想本身，而是他以政治两面派手法对公众进行的欺骗。蒋介石很明白当时的局势，很清楚他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实力，他知道，如果这时候赤膊上阵，公开反对联俄容共， 那无疑要背上个“反对孙中山。破坏中国革命”的罪名的。所以，他敛锋藏锐，换了一副“极左”的革命面孔，大唱国共合作以及共 产主义的高调，旗帜鲜明地表示赞同共产主义，拥护共产党，并且 口口声声说要“仿效”苏联。
例如，1925年4月9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入伍生的训话 中说：“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并声言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的，”又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左派小生”戏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字正腔圆，1925年9月9日，他在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大会上发表训词说：“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9月13日，蒋介石又说：“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此方针和主张。”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群众运动发展很快，第一次东征时，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就曾极大地支援了东征军，这一点，蒋介石当然是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大会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形势喜人。蒋介石也见风使舵，不失时机地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勇士”，在各种集会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
蒋介石是做过股票生意的，他的政治品质大多来源于十里洋场上的“生意经”。从这一角度上看，蒋介石确实是在做一种“投机革命”的买卖。以当时的局势而论，他认为这种生意是稳赚不赔--唱几句高调，又不会损失什么东西，得到的却是一个“革命左派”的桂冠，对他攀登权力顶峰大有稗益，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蒋介石忘记了一点：任何“生意”都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戏”演得太逼真了，自然有好处--可以蒙骗“观众”包括蒙骗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但也有坏处--把革命党人的对立面们也蒙蔽了。他的一些过激言行，引起了当时在广州的一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旧军人的反感和憎恶。这些人代表着当时的反动势力，暗中勾结，密谋策划，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
这是蒋介石所始料未及的。
2．恶人命大 履险如夷
蒋介石一生当中面临过多少次生命危险，恐怕很难统计。从他幼时以著人喉、身落水缸、失足落崖算起，直到在台湾时因一场车祸导致健康状况恶化，他这一辈子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生命危胁大约不下十数起。而每一次遭遇危险，他都能幸运地脱逃。例如陈洁如在他的《回忆录》中就曾提到过蒋介石险遭不测的一件事；一天，蒋介石去参加一个会议，当他被卫士们族拥着走向会场时，突然迎而走来一位年轻人，手捧一送报纸，临近蒋介石时，这位年轻人突然从报纸下面伸出一只手枪来，面对蒋介石举枪便射，所幸蒋介石的卫士手疾眼快，立即扑上去夺枪，致使子弹射偏，蒋介石乘此机会迅速退避到安全地带，眼看着刺客被卫士拔枪击倒在地。
在长沙，蒋介石也曾有过一次出丑涉险的经历。那是北伐军誓师出征后，蒋介石指挥部队作战到了长沙。8月上旬的一天，蒋介石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种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橙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公尺。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当时随军侍奉的陈洁如会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厂一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足伤也很快痊愈。
陈洁如说得不错，蒋介石的确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三千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孙家舅父孙琴风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革命党。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四处搜索，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这时，有人发现了阁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延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让他赶快离开奉化吧！”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蒋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忠实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巢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感谢他们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围限的结果，关键时刻，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10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长沙阅兵时被颠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是“马靴护信”，若说感谢，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除了前述的几次罹险之外，蒋介石还有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请看蒋介石的侍卫队长殓熙的回忆：
从东征到平定杨、刘，蒋介石的身价抬高了；但在国民政府成立时，他并未居于重要地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悄。谭延间等的地位，都比他高，在军事上他仍然受许崇智的指挥。但由于他的声名不断提高，锋芒渐露，不甘居于人下，人亦生有忌心。他日常办公，仍以黄埔军校为主，城内有个军校办事处，他经常坐着汽车来往。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的夏天，蒋介石由广州北教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他所乘的一辆小汽车，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小旗子，当这辆小汽车开动时，发动机发生故障月机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即改乘随从的另一辆没有插青天白日小旗子的汽车，叫我带四名卫士，乘插旗的汽车，随后赶来。不料这辆插旗的汽车驶近东坡楼附近时，东坡楼附近的驻军对着它猛烈地开枪射击，油箱破裂，汽车打翻，两名卫士被打死，排长黄文友手臂受伤，从汽车里爬出来，逃至办事处向我报告。我大为惊讶，心想这下子好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人干的呢？其中大有文章！便急忙将此情形报告蒋介石。他一听，也很惊讶，似乎想克制而按捺不住，遂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向东坡楼附近驻地查询。该军代理军长梁鸿楷很快就来到。蒋介石即将东坡楼发生的流血事件告诉他，命他查明真象。梁鸿楷非常惶惑，这件事不是他自己干的，自已却有嫌疑；是自已部下做的，自己就有责任。他局促不安，十分紧张，当即带领入伍生总队一中队长黄埔军校旧卫兵连连长胡公冕等，枪上膛，刀出鞘，如临大敌，直奔东坡楼驻军部队，进行查究。约一时许，他们回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报该驻地两个连长说，他们是泰旅长杨金龙的命令，叫他们如发现插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将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看见后面来的汽车，插有青天白日小旗子，便开枪射击，这是执行上面命令这样做的。”还说，上面命令：‘把这辆汽车打翻，把人都打死，就有重赏！’蒋介石听了，表现出既恐慌，又愤怒，他极力克制，对梁鸿楷说：“这件事由你负责处理，首先将杨金龙扣留查办，并将他的部队限四小时内全部撤离广州市区；驻在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也扣押查办。”梁鸿楷当时很紧张，此事他有责任，引起什么样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很快地接受下来前去执行。他走后，蒋介石即对入伍生总队长陈复说：“你暂时不要回总队部，在这里待命，担任警戒，等待杨金龙旅撤离广州市区后，再回总队部。”这时蒋介石力持镇静，照常办公。有时踱来踱去，不作声，而整个办事处，处于紧张状态。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第四军代军长梁鸿楷来到军校办公室，向蒋介石报告：“已将旅长杨金龙和东坡楼驻军两个连长都扣押，所有该旅的部队，已撤出广州市区。”蒋介石点点头，也嘉勉了几句，梁鸿楷走了。入伍生总队也回到北教场总队部去了。当天晚上，我们由军校办事处回到黄埔校本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这件事被称为“东坡楼刺蒋案”，曾经被作为蒋介石“有神明护佑”的有力佐证而大事宣扬。“东坡楼”案后不久，又曾有一次刺蒋未遂案发生，密熙对此详述如下：
在东坡楼事件后不多天，就是黄埔军校第二期举行毕业典礼和第三期开学典礼举行之后，他不在住在军校，而住到长洲要塞司令部去了。原来蒋介石是兼这个长洲要塞司令的，东征出发时，他保举林振雄代理司令职务。林是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先生的旧部，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蒋介石同学。由于这种关系，蒋介石认为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他每天乘汽艇到省城办公，晚间回长洲要塞。不久。他的第三个老婆陈洁如听说蒋介石东征回师，由上海来到广州，先也一同住在长洲要塞司令部。这时，廖仲他和夫人何香凝在东城门外山脚下--东山建有两幢小洋房，自住一幢，另一幢让给蒋介石带着陈洁如去住。蒋住了进去，一个大门进出，一起吃饭。蒋介石每天早饭后到省城办公，中午有时回来吃饭，晚饭总是回来吃的，时间不一定，有时开会，有时还被别人约去吃饭，回来就迟。有一次同廖仲饱一起在汪精卫家里吃饭，饭后便一起回来，大约每天吃晚饭的时间不固定，或迟或早，或两个人一起回来，或有先有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是如此。也没有见到谁来访，他也很少去访别人。东山这个地方，距离热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也容易注意。
1925年 8月间，有一天，我跟随蒋介石在外面开会，回东山吃中饭。便衣卫士告诉我说：“今天早晨在你们进城之后，这里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象工人，鬼头鬼脑，来去徘徊三次，不断向蒋介石的住房注目，东张西望，一连两天都发现这种情形。”我听后，即到住地警察派出所了解，据警察说：“是有这么两个人，我们已经注意！”我回来便同卫士排长和全体卫士说明了这种情况，并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意周围能接触到的人的一切行为。”自从东征胜利后，原来的宪兵排即扩编为卫士连，我担任卫士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和一个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
在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之后的第三天，当蒋介石由省城办事处回东山吃中饭时，我同他坐一辆汽车，我坐在前头同司机并排，还有一个卫士。后面一辆卫士汽车，卫士排长带着卫士坐着。当我们汽车开进城门约一百米的时候，我和卫士都发现一个穿长衫的，一个穿短装的两个人，向我们汽车注视。我立即转脸向蒋介石轻声报告说：“发现两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二十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时间只有几秒钟，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三十步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长衫的，对着汽车举起手来，我迅速而敏捷的先发制人，举起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卡！卡！那个人就倒在地下。我不叫停车，继续开出城门洞，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同时后一辆卫士车听见我的枪一响，他们马上停车，卫士们蜂拥而下。当那个穿短装的人举起手来，还未来得及发枪的一刹那间，被一个卫兵一脚正踢在中膝盖后面，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他动弹不得了。卫士排长把他拖到汽车上，那个被打伤已经垂死的穿长衫的人，也一同拖上汽车，很快也开到东山，立即审讯，供称是以前商团陈廉伯的人，来行刺的。蒋介石即命令将该犯押交军法处查究。其中内幕究竟如何？以后怎样处理？我就说不上来了。当天晚上，陈洁如嘉奖我卫护有功，赏我硬币二百元；对其它人也有奖赏。
这两次遇险，倒真可说是蒋介石命不该绝了。在“东坡楼”一案中，假使不是那头一辆汽车鬼使神差般地出了故障，则蒋介石很可能就“当场殉难”了；“城门口”一案，是陈廉伯用人失当。若是请几位老谋深算的杀手，也不致于因为事前太着痕迹而引起卫士们的警觉。倘若卫士们事前毫无觉察，则“城门口”也许又蒋介石“为国捐躯”的所在了。
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往往受限于某个极微小、极容易被忽略的主观或客观因素而改变事物发展轨迹。前述的几次蒋介石“逢凶化吉”的事例，基本都是因了某种微小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使蒋介石化险为夷的。马屁文人们事后极尽渲染，把一切都归于蒋介石“命大”，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就“道理”而言。
然而，就“事实”而论，又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命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恰恰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一个“蒋介石”，假如蒋介石不合时宜地夭折了，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或者更好，也许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车轮的转动使蒋介石“命不该绝。”
用中国民间的传统说法，蒋介石屡屡大难不死，叫作“恶人长寿”，或谓“恶人命大”。这种唯心色彩较重的解释是难以服人的。蒋介石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有人怕他，有人喜欢他，有人深恐他身陷险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他，这也许是蒋介石“恶人命大”的另一个原因。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曾透露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有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陈洁如成功地预先制止了。
那是北伐军占领南昌以后，蒋介石为了独揽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办公。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会后，廖仲他先生的遗幅何香凝女士专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转述了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并传达了有关限制蒋介石权限的有关决议。何香凝向蒋介石介绍了大会的有关情况，并说明汉口政府是合法组成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汉口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这个政府的。同时，何香凝给蒋介石看了一份传单，上面印着：
“革命若要成功，须先打倒蒋介石”。
当时的蒋介石，本已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本来是想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突然间，汉口政府宣告成立，并对他的独裁行为进行了批评，将他已有的权力剥夺了，蒋介石经此骤变，气得面色苍白，双手抽搐。
目睹蒋介石的表情变化，心细如发的陈清如忽然预感到了什么。她悄悄走进卧室，把蒋介石的手枪从枪套中取了出来，藏在了蒋介石的长筒马靴里面，又偷偷提醒卫士和仆从们，让他们留意蒋介石举动。
何香凝在客厅里继续同蒋介石谈话，她把已经当选为汉口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写的一封公开信交给蒋介石过目，这封信中，首次提出了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的说法。接着，何女士又告诉蒋介石：“汉口政府已下令撤除你的所有公职，并将你开除党籍！”
关于蒋介石盛怒的情况，陈洁如曾作如下描述：
他看得出他已大难临头。他看得出他的地位、前途、名
誉在迅速滑落，离他而去。原本，他还以为国家如果没有他，
绝对搞不下去。他是继承孙先生衣钵之人，本党本国需要靠
他领导，以求实现孙先生的主义。而如今呢？他就如一只旧
鞋子一样，横遭抛弃。一切都完了！他走向我们的卧室，我
感觉到他万念俱灰、绝望透顶。如我刚才所虑，他进去找他
那支手枪，但它却不在平常放置地方。他像一个梦游人似的，
将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搜查衣柜，仍找不到那支枪。
如此饱受折磨，他全身迸发强烈．的恨与怒，已经完全乱
了方寸，他魂不守舍，怒气冲天，把两只旅行箱从椅子上拉下
来，将箱子里的东西统统倒在地板上，然而还是没有枪。廖
夫人和我立在门前，身子颤抖不已。他狂吼起来：
“我的手枪呢？”
我看见他双眼正射出一股奇异之光。这时，我已在哭泣，
廖夫人则在设法使他镇静下来。
“我的手枪哪里去了？”他失望地又说一遍。这里我看见
他的脸像猪肝一样红，他的手在抖。
“它应该在平常放的地方。你把它放在哪里？”
“我最亲爱的，你没有把枪交给我呀！”
此时，他真的发疯了。他桌上的东西统统扫落地上，打烂
椅子、推翻桌子，大吵大闹起来。
廖夫人拉他臂膀，想制止他。她厉声喊道：
“不要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只有耐心和容忍才能使你转败
为胜。这里不是你的家，你怎可毁坏别人的财产？不要失去理
性！”
他经此训斥，就像个婴孩一般，整个崩溃了，嚎陶大哭起
来。
设想，若不是陈洁如事先把蒋介石的手枪藏了起来，蒋介石盛怒之下丧失理智，很可能会一枪毙命，把中国现代史自1927年以后的所有页码全部改写！
连蒋介石自己也承认：“在那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我真的可能举枪自杀”。他对陈洁如说：“恐怕果真是天意使你想到藏起我手。枪，因而救我一命。我如今已是一个重生之人。”
天意也好，人意也罢，蒋介石屡遭大难而未死，也许正是应了老百姓那句话--恶人命大。
3．磨刀霍霍 小试锋芒
第二次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由此，他的权力欲开始恶性膨胀。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曾对当时形势有过如下概括：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的右派的退让政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
邓中夏提到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系指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未批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从而使国民党右派限制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得以成为现实。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当时的革命活动在全国各处都遭受打击，力主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化邵元冲三人进行谈判，甚至同意了右派提出的两项议案：其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其二，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召开二大。在此前提下，一部分右派人士回到了广州，如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这些右派代表竟进一步当选为执委，把蒋介石“向右转”的腰撑了起来，终至酿成“中山舰事件”。
用周恩来的话说，中山舰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
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曾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当时国民政府推一的一艘装备完全的兵舰。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实力。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的策划，事先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说是奉蒋介石的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其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后，又将中山舰调回，于19日下午6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军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就，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19日夜里一时（即20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动用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
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更以喜悦的心情庆祝3月20日事变的发生，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在香港报道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击，以革命的“三·二O”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0”。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很不满意蒋介石的作法，正如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谭延间、程潜、李济深等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对干一下。”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在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回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来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把命令拿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时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的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的话，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一件很可能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育学生的方计，是要他们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们来干革命的。如果学生之中，有了要来革我命的学生了月p我的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25日，蒋介石又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社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3月20日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介石说：“在3月19日夜中，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狡，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军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人，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主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4月3日发表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3月20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个人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完全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又接上海西山派所谓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破坏本党，摧残革命，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技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下之行动，不自愧其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竟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殊堪痛心。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人民，曰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惟革命是从；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动，或障碍革命之进行者，必视其力之所及，扫除而廓清之，巩固党国，而慰我总理与已死请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月9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卫”性行动。蒋说：“当3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话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及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3月20日之事，一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知谓自取灭之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皆出于自卫，无攻人之行动也。”20日，蒋介石又就中山舰案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他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事情。”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间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他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6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明白：3月20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安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欧阳格、陈策、徐授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反击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进而，在6月4日，陈独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既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开刀之前的“小试锋芒”，也是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位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丁贤俊曾撰文介绍了汪精卫对此事件的态度：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家养病的汪精卫得知消息，曾愤
愤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
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曾十分自负地
向亲信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
的。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功勋卓著，但在党内的地位毕竟居
于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之下。如今他竟敢蔑视上级，擅自
行事，这不能不使汪精卫震怒。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才写了
一封信给汪精卫，表白自己是为了制止共产党“图谋暴乱”而
突然采取的措施，至于“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过，诚不敢
辞”，“自请从严处分”。这些官样文章后面流露的桑骛不驯
是显而易见的，以反共反俄情急失检的言词掩饰其反共争权
目的，只能欲盖弥彰。
值得玩味的是，中山舰“事件”反俄反共的性质是清楚
的，但却被大事化小了。蒋介石把所谓的“共产党图谋暴
乱”，缩小为只是李之龙个人的“不轨”行为；对苏俄顾问也只
抨击鲍罗廷独断专横，而不涉及反俄。不仅如此，蒋介石还
表示他对共产党仍抱有“亲爱的精神”，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
对，并且是很赞成的”。又说联俄是国民党的生命，岂有轻易
变更动摇之理。事后他将事件直接肇事人欧阳格等免职拿
办，还通电谴责西山会议派“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竭力
维护“左派”的面具。而汪精卫并没有站在维护三大政策的
立场，对蒋的倒行逆施予以严厉制裁和谴责，而是借口有病
表示消极，就连蒋介石的“专擅之过”也未予处置，便隐匿不
出了。事后甚至还替蒋圆场，说他的根本思想不是反俄反共
的。
中山舰事件表露出蒋介石公开向汪精卫争权，蒋介石。
汪精卫关系趋于恶化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国民政府核心
领导人之一的谭延阁对“事件”曾有直接了当的评估，他说：
“什么共产党，这是蒋介石反对汪先生罢了！”谭延间还认为
这还关联到蒋介石主动攀附汪精卫要求结为拜把兄弟遭到
陈壁君的阻挠，“大概介石不满江夫人，因而连带反对汪先
生。”这种说法不免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当时有些人对蒋介石
的一种认识。这一对未能结成把兄弟的政治人物，从此由辅
佐孙中山的文武干才逐渐变成了争权夺利的冤家对头。
3月20日夜间，蒋介石做出一项重大决定，他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并于次日上午将汪精卫逮捕，扣押在观音山。李之龙和其他涉及此事的共产党员遭到监禁。由共产党人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所有成员均被缴械，一切罢工均被取消。
3月22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全体会议，命人把汪精卫带到了会场。在80位国民党委员面前，汪精卫怒视蒋介石，大声说：
“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你不过是一个新进者，一个后辈委员，但是你却以你那无耻的军阀作风来叱责你的长辈。如果你想夺取我的地位，你就干下去嘛！我们敬爱的总理会自上苍看着你的勾当，全国人民都会看着你于，历史会予以记录！”
当年5月，汪精卫称病前往法问。蒋介石取代了他，成为广州最主要的领导人。蒋介石摘的这套把戏，不但博得厂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喝彩，也得到了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远在上海的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变故中，为蒋“稍尽其献替”。
张静江此行是受双重因素的驱使：其一，他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其二，他与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张静江身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是其诚心所愿，但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抱敌视态度。尽管早年他在《新世纪》周刊上，曾专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概况，甚至登载赞扬巴黎公社的文章，但其目的，只在汇集反清革命的力量。他是决不允许无产阶级危及本阶级和集团的利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蒋介石具有先天的一致性。因此，他对蒋介石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极为关注，得知中山舰事件的消息后，他唯恐骤行不义的蒋介石会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境，遂急驰广州，扮演起蒋氏军师的角色。他到达广州的当晚即赶到蒋介石的住地，鼓励蒋介石‘’止其（共产党）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对蒋在中山舰事件中采取的阴谋手段大加赞赏，称蒋介石为“天才”。
张静江的到来，使深陷孤家寡人境地的蒋介石顿时觉得有了支撑，每天一起商量反共计划。按照他们的预谋，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为下降，由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静江担任，不久张辞职，此职又由蒋介石担任（后因蒋赴北伐前线由张静江代理主席职务）。至此，蒋权势大增，为日后实行军事独裁打下了基础。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率师北伐，张静江留守广州，成为后方策划反共阴谋的核心人物。当时任组织部代理部长的陈果夫在组织部内专行反共之事，每遇重要事项都请张静江决策。陈果夫曾计划以自己的亲信接管主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广东省党部，因感事关重大，问张是否应请示蒋介石。张静江对陈果夫说：“应该做的事，负责去做，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先生的麻烦。”在他的授意下，陈果夫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其反共计划，在改组广东省、市党部之后，又陆续向各地党部选派一批反共分子。这些人出发前，张静江总要亲自接见，讲些“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之类的话，以示鼓励。7月间，中山大学发生沈某组织法西斯组织残害共产党员的事件。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沈某时，张静江对其百般庇护。为培植从事党务活动的爪牙，陈果夫与张静江商议，由组织部创办了党政训练所。但诸事并非尽其所愿：一些共产党人也进入训练所学习，张静江和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当训练所发生风潮时，张静江要市公安局长李章达派警察镇压，因后者未予理睬，他竟请求政府将其免职。同时，借这个机会，把共产党员和参与风潮的学员全部开除，使原有的100名学员仅剩下50余名，而且多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年门月，张静江的父亲病逝。蒋介石在江西听到消息，特意致电张静江，请他暂时不要回上海奔丧，继续坚守广州主持一切党务。张静江果然听话，寸步不离，为蒋坐镇后方。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全国的革命重心移到了长江流域，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武汉。1926年12月中旬，谭延阁等中央执监委员启程北上，途经南昌时，被蒋介石截留。蒋介石无理提出迁都南昌的主张，旨在置国民政府于自己的肘腋之下，挑起迁都之争。张静江支持蒋介石，留在南昌，拒绝赴汉。这期间，他和陈果夫指使亲信占据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大肆摧残工农运动。
为了扩大蒋介石的政治力量，1927年3月10日，张静江致书一年前被蒋介石排挤出国的汪精卫，为蒋介石说项，劝其捐弃前嫌，尽快回国，与蒋携手反共。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大耍两面派手法，他先是利用事件本身造成政治影响，然后又把事件本身解释为“误会”，貌似“公正”地处理了这一事件。由此完全取得了主动，既排挤了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绊脚石”，又打击了共产党，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着，他又在中山舰发生的原因及后果上大做文章，公开提出：之所以发生中山舰这样的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在这两年里“发展太快”，以致引起军队中国民党员的疑惧。言外之意就是要“吸取教训”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和活动，以避免再次出现“中山舰事件”这样的“误会”。
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让步和妥协，事件发生后，虽然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但蒋介石却得寸进尺，认为这样还是不能解决两年来的党务纠纷，必须找到“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于是蒋介石又于4月2日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求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加以切实解决。这个“整理党务案’’计有如下九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常应训令
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
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
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在高级党部
（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
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地党党员之加入本党（国民党）者，不得充任本党
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
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
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本党（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
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
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
追认。
／1、本党党员（国民党）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
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
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5月15日至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主持其事，提出了这个旨在排斥共产党、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整理党务案”，并在会议上获得了通过。这次会议上，选举了张静江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任组织部长并兼任军事部长。鉴于这个议案已被“合法化”，原在国民党中央任职的中国共产党人只好纷纷辞职，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职，刘伯承辞去中央秘书处书记职，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职。
这次会议，国民党右派大占上风。
会议发布了对时局的宣言，并决定北伐。
4，蓄叛变之势以待发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L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在两）”统一，）’东革命根据地巩W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革、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苏。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 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爱集大军，先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又攻占岳阳，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 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蒋介石虽然讲得“声情激越，喉为之情’，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向南昌进攻，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涂家埠、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禾化（含车站）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日肃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都未能攻克，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要奋勇前进，“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就在这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与汉口方面发生了争执。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
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
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
国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
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
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
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
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
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迂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11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11月7日在庐山开会，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跑回南昌，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所以，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放弃了迁都南昌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压迫农会，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 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 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 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 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 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 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 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4，蓄叛变之势以待发
1926年 4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举行的联席会议L被推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5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张静江以“足疾”为借口提出辞职，蒋介石遂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至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领袖人物。
在两）”统一，）’东革命根据地巩W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1926年7月6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统率各军出师北伐。
当时，北洋军阀吴佩革、孙传芳，分别拥兵割据湘、鄂、赣、闽。浙、皖、苏。鲁、豫等省，张作霖则雄据黄河以北，这三支军阀总兵力七十多万。吴、张两支军阀在当时以“讨赤”为基础又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冯玉祥的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进犯。而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只有十余万。为了先发制人，必须出师北伐，以粉碎北洋军阀的反革命“南伐”。鉴于这种形势，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当时敌人的态势，认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吴佩本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我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着吴佩革。…… 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澳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据此，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李，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吴佩革”，“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当时，蒋介石为了稳住孙传芳，在北伐出师后于8月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也”，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心同，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人，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人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制定了作战方略：“本军继承先大元帅遗志，贯澈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爱集大军，先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除以第一军主力在潮梅方面巩固粤边，第五军担任粤省后防外，首先派遣第四。第七两军，分由粤、桂出发，协力第八军消灭湘境之敌。7月11日，攻占长沙。随后，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前敌各将领会议，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唐生智与李宗仁等主张下一步鄂、赣均同时进攻；胡宗锋等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持监视态度。8月3日，蒋介石到了郴州，4日召集总司令部高级幕僚开会，研讨下一步作战方案。原先蒋介石在广州已接到唐生智、李宗仁和胡宗择提供的两种意见，认为胡宗锋的方案最能洞悉敌我情形，唐、李的方案适足促使孙传芳出兵及孙、吴联合行动。在4日的会议上，决定先攻武汉，相机并图江西。12日，蒋介石到了长沙，根据敌情，策定了会战计划，其方针是：“北伐军以先行占领武汉之目的，对江西暂取守势，以主力军直趋武汉，并以一部进出荆、沙，件使主力军尔后作战容易。”此外，对指导要领作战目标、军队区分、各部队行动任务，攻击开始日期，兵站设施、通讯设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具体的，当时兵分三路，以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二、第三两军集结攸县、酸陵，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我主力军之右侧翼；以唐生智为中央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由粤汉路北上，进攻武汉；另以第一、第六两个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第十两个军，集结常德、造县，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并向前推进。至19日，中央军前敌部队击破泪罗江之敌。22日，又攻占岳阳，并乘胜攻人鄂南通城。这是吴佩李亲率部队日夜兼程南下，企图挽回颓势，保持其在长江上游的力量，于25日到达汉口，部署抵抗北伐军地进攻。对此，唐生智基于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署对武汉的攻击。27日，破敌于汀泅桥。30日，破敌于贺胜桥。9月1 日，进逼武汉，并以一部在嘉鱼附近北渡长江。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马上又进军围攻武昌。经过浴血奋战四十天，最后于10月10日大获全胜，吴佩李率领一部分残兵败将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击进据武胜关。右翼军积极配合中央军之进展，除逐次由湘东北进，确保北伐军右翼之安全外，协力粤北赣南部队于9月6日攻克赣州，赣南局势既定，遂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准备会攻南昌。
蒋介石在指挥北伐军作战过程中，的确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逐渐暴露了他的军事独裁，独断专行的蛮霸作风。如9月3日晚，蒋介石乘车抵达武昌附近的涂家湾指挥攻城。在次日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不考虑当时的敌我态势，直接下达攻击令，并“限于四十八小时攻下。”结果，攻城部队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虽然个个奋勇，却终未能攻破城池。在北伐将士伤亡惨重，破城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才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北伐中，蒋介石已明显暴露其培植党羽，排斥异己，偏袒“嫡系”的作风。如对王柏龄，蒋屡次轻怒其咎，姑息纵容。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就任命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主管学生训育。北伐时，又任命王为代理第一军军长（辖第一、第二师），但这支被蒋介石视为嫡系中的嫡系的第一军进入江西后“即已堕落”。8月初，蒋介石曾“严电三通申斥其主帅”王柏龄。据说第一军官兵还有吸鸦片的，官长“冒名顶替吃空额”，“空闲时候就去嫖去赌”。为此，蒋曾痛诫一、二师官兵：“如果不能照我的话做到，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蒋介石虽然讲得“声情激越，喉为之情’，但第一师进南昌后，王柏龄竟夜宿妓馆，致使孙传芳军反攻南昌时第一师军无主帅，全师覆没。王柏龄犯下如此大罪，事后蒋介石不但未予惩罚，反而继续重用。这就是蒋介石的治军之方案。
当北伐军逼进武汉时，孙传芳虑及唇亡齿寒之虞，遂乘北伐军与吴佩革相持之机挥兵援赣。北伐军立即兵指南昌，中央军除以一部巩固武汉及封锁武胜关，并协力左翼军肃清鄂西之敌外，主力即由鄂南转向赣北，进攻南河路之敌，以利南昌之攻略。1926年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至9月底，基本上将赣江上游及赣西，鄂南东部地区内之敌荡清。10月2日又将万寿宫之敌击破。当时蒋介石由清江移节高安，亲自到前线督战，向南昌进攻，与此同时又派白崇禧前往樟树方面督战。4日，蒋介石在奉新行营下达了攻击令，命令大意说：综合南行路方面的敌情，估计在南昌车站的敌军约有二千余人，乐化附近约有一个团，涂家埠附近大约有两个团，德安附近新到达的敌部队约有一个旅。南昌城的防守仍为邓如琢残部担任。我第七军于9月30日早晨，在筹溪附近将谢鸿勋的一个师全部歼灭，谢鸿勋和他的旅长庞广荫阵亡，于是我军10月1日又开始向德安前进。
第三军于10月2日在击溃万寿宫地区的敌人之后，又向嘉塘附近推进，并严密监视南昌之敌。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一个师，正在奉新及其以东的大路洪、长埠街、石宁街地区集结，要对乐化、涂家埠、安义、清安等地区进行严密地搜索和警戒。二我军为了将南洛铁路一带的敌军消灭掉，随决定于10月6日发起向南得路之敌总攻击。三，第三军抽调一部分部队在赣江西岸，对南昌的之敌人严密监视，主力部队于10月15日由驻地开始行动，攻击南昌车站（牛行）至禾化（含车站）之敌人，右翼在包抄之时须注意南昌方面之敌，左翼部队须与第六军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四，第六军及第一军中的第一师，要于10月5日由现驻地开始行动，向禾化以北亘涂家埠之间的敌人展开攻击，右翼与第二军、左翼勺第七军要密切取得联络。五，第七军要继续向德安及九江方面的敌人发动攻击，左翼与第六军取得联络。六，其余部队在奉新，于当晚急赴高安。5日和6日进攻樟树、丰城。10月10日肃清四郊地区溃散之敌人，并将南昌包围起来。由于据守南昌之敌顽强抵抗，所以激战数日，都未能攻克，敌我两方均有重大伤亡。因此，不得不在门日下令撤出对南昌的包围，对部队进行整肃，之后又重新进行部署，随后又拟定了新的作战方针，就是：“我军在肃清江西，完成本阶段之作战任务，以主力集中于南行路以西地区纵行整顿，并抽调一部份军队先肃清抚州方面之敌，然后再集中力量再将南行路敌人之主力攻击而歼灭之。”27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又下达了对南行路总攻的命令，要求各军种部队，要奋勇前进，“计划于本月29日开始运动，务于10月31日以前驱逐当面之敌，向前推进，到达准备位置。”到了引日各军都如期完成了任务。右翼军右纵队之第二军已到达谢埠市、邓家铺之钱，并开始向南昌逼近；第十四军的主力部队抢先占领进贤，并扫荡残敌；其左翼纵队亦推进至赤塘南北之线，准备肃清牛行车站外围之敌。同时中央军也已进抵店前街，正准备向禾化进攻。左翼军之第七军已到达抱桐树；第四军到达曹村；独立第二师也到达了宏家铺一带，并随时准备向德安、马回岭攻击。当时，蒋介石为了激励和鼓舞士气，激发军政部属等，以期一鼓气荡平孙传芳残部，达到本阶段作战之目的，就在高安又颁布了一道给各军将士的训令。训令说：“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谋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报转，革命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博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
11月1日，部队向南昌及南行路一带发起总攻，右翼我军将敌围于南昌，中央军在牛行、乐化与敌厚战，左翼与敌血战于德安、马回岭。只数日，就将南行主力之敌击溃，7日即攻克南昌。孙传芳援赣之师到此丧失殆尽，其残余部队逃窜到皖南、鄂东，已不堪再战。北伐军遂底定江西，蒋介石于11月9日移驻南昌，又策划进军东南，以肃清孙传芳残部，以利渡江北上，直捣南京。
就在这时，蒋介石拥兵自重，与汉口方面发生了争执。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于1927年1月正式在武汉办公。然而，蒋介石却坚决反对迁都武汉，竭立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蒋介石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他一个人手里。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这种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蒋介石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说：
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
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激定东南的军政大计。
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
国府委员会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
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党
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
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
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
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迂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后的当月初，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自接待。7日在庐山开会时，没有议出任何具体方案，大家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年1月1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对此，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于蒋介石。蒋介石后来说：“1927年1月n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都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蒋介石的两面派手法，在这一时期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月u日，他在武汉参加群众大会时，就有人当众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其后，鲍罗廷的讲话又更深地刺激了他，以致他恼羞成怒，跑回南昌，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了一份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再一次重申了迁都南昌的要求。
徐谦见到这个电报，深恐大敌当前先起内江，于是又在2月初举行会议。会上，中共人士及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迁都逐鲍”的主张给予坚决回绝，蒋介石迫于压力，又不敢在这时公然叛变革命，所以，才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介石表面上服从了会议决定，放弃了迁都南昌的主张，这只不过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一方面做了一副服从党中央的老实相，发表“拥护政府，拥护党”的演讲，一方面却加紧向国民政府占领的省份委派自己的亲信去做党的特派员，掌握基层的党权。同时，他制造各种借口，压迫农会，解散农民自卫军，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 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 介石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 于党是目前党的第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 内发动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 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星期，却不见 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 政支持后，再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5．嗜血的快感--“4．12”大屠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蒋介石时代的开始，5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总司令部大纲》，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全权统筹一切。至此，蒋介石已初步实现了夺权的目的。这一年蒋介石正好40岁。
蒋介石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独掌民国权柄，在政治上耍尽了花样。
花样之一：“移花接木”，将自己树为孙中山的惟一继承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的前夕。
1924年间月1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船经黄埔港时，孙中山特地登岸，赴黄埔军校巡视。
巡视完毕，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番谈话。
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可安心矣！”
蒋介石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中山答道：“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实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死矣！”
蒋介石一听，当即表示要遵照总理的嘱托，继续奋斗，完成革命事业。当天傍晚，孙中山一行离开黄埔登舰北上。
不料，此次离别，竟成永决。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蒋介石正率东征军与陈炯明部摩战，因怕影响士兵的战斗情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汉民才电告在前线的将士：“总理逝世”。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心中悲戚，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随后的一系列祭奠活动中，蒋介石却处处表现出以死人压活人的心理动机。
3月30日，蒋介石在东征军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亲撰的《祭总理文》，在这篇悼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并作誓：“敬遵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但是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已公开背叛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欺骗国人，蒋介石继续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928年，国民党军完成“北伐”。蒋介石遂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平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北平，会同国民党军政大员聚首香山碧云寺。蒋介石为主祭。祭奠上，蒋介石再次公布一份祭文，将自己吹嘘成力挽狂澜、再造民国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当日，在祭堂中，当哀乐之声一起，蒋介石便痛哭失声，引得全堂一片呜咽之声，与会者无不泪下。当晚，蒋介石即留居碧云寺中含青舍，言称：“不忍远离我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精心设计导演的这场祭灵哭棺，无疑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把自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压活人，便于以后慑服众人。
蒋介石以后也确定是这样做的。每当出现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便要拿到“总理纪念周”上，在孙中山的像前，大骂一通。仿佛惟他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别人则是“乱臣道子”。
花样之二：“文功武斗”，剪除异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太妙。其时，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武人称雄割据，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这其中对蒋介石独裁妨碍最大的，在军事上有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三大集团；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竞争的资本。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驻扎原地，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生智）战争，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等手段，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锡山晋系龟缩山西；李宗仁桂系偏处广西一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问鼎中原，与蒋介石决一雌雄实力。
在政治上，蒋介石对于反对派采取的手段，亦复粗暴。
1930年2月28日，改组派中央秘书长、实际领袖王乐平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致使该组织瘫痪。
时隔一年，1931年2月18日夜，蒋介石又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扣押，软禁南京郊外汤山。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种种蛮横的做法，实现其独裁的目的。
当然，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曾有过三次下野的经历。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49年1月对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但每次蒋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过风头之后，很快便再复出。联系蒋介石早年在粤军中频繁辞职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以退为进”是蒋介石的惯用权谋，下野是为了复出后能够独裁而已。
花样之三：推行特务政治。
特务政治历来就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蒋介石当政后，对异己势力和反对派一直心存防备和嫉恨。为了进一步惟系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肆培育特务组织。
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一是“CC系”。这是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建，并以其为核心的特务组织，重点在党务调查。此系即“中统”前身。
二是“复兴社”。这是蒋介石亲自审批，由贺衷寒、戴笠等人组织的，其核心成员有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他们中部梯、贺衷寒、潘信强、桂永清、邓文仪、葛武镇、梁干乔、肖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情，复兴社重点在军界活动，专司搜集情报、策反政敌、镇压进步势力之职。复兴社的一支，后衍变为“军统”，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称，他的职责就是要做“领袖的耳目”，只对蒋介石一人尽忠尽孝。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庞大的特务组织，在全国编织起严密的政治网，以推行其蒋家王朝的统治。
上述一段文字，是后世良家对蒋介石夺取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家“光辉形象”和巩固手中权力所施手段的一种纲要性的总结。文字的总结是简约而精当的，但血的事实却是繁杂而曲折。诚然，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不免有血腥气味，血，是历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润滑剂。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时，它已不是在血腥气中前进，而是深陷于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滞涩、扭曲，以至于停顿了。
历史在这一天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人们记住这一天--1927年4月12日。
1927年3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烽火迅速向长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核心地带--上海。
为保护在华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军舰开到上海，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兵舰达90余艘。他们公开叫嚣要以武力“保卫上海”，试图吓阻北伐军的进攻。
恐吓的效力虽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负责进攻上海的是何应钦的第四、五、六纵队和白崇禧的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白部挺进湘沪，何部进攻上海市达北的外围地区。这两位北伐将领一路厮杀过来，势不可当，可是到了上海附近却迟疑起来，不敢沿沪宁线正面进攻上海，却一味在上海周围与北洋军阀的部队“游斗”为一些小城镇杀得难解难分。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曾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一次起义因仓促举事而告失败，第二次起义是在白崇禧部已经占领了嘉兴之后举行的，嘉兴距上海仅有60公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一致认为，只要上海一举事，白崇禧的北伐军肯定会挥师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起义开始后，近在飓尺的白崇禧却按兵不动，作壁上观。手中武器极度匾乏的上海工人民众惨遭屠杀，孙传芳的大刀队把砍下来的人头血淋淋地挂在电线杆上，向上海工人阶级示威。
在两次起义均遭镇压之后，上海的工人阶级既没有气馁，也没有被吓倒。周恩来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再一次制订了新的武装起义计划。3月ZI日，北伐军的白崇禧部的前锋部队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同日，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两昼夜激战，击溃了直鲁军阀张宗昌的部队，起义取得了全面胜利，一小时后，北伐军不战而“胜”，开进了上海。
3月23日，程潜率北伐军江右军占领了南京。同日，隶属北洋军阀的长江舰队反正。至此，整个长江流域均落入北伐军之手，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北伐军本来可以挥师北上，直驱北京，完成北伐革命统一全国的大业。可是，就在这革命即将成功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事变前，蒋介石把上海“分共清党”军事方面的部署工作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奉命将驻沪的亲共部队调离沪宁一带，而以反正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歧的二十六军来接防上海。同时，蒋介石又把李宗仁的第七军从安徽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的有“左”的倾向的部队，最后又把他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中的左倾军官全部调离。
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上海滩上的帮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进行接触，指使他们织织了一批流氓、成立所谓“中华共进会”，预备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杀手。
实际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前，蒋介石的叛变已露征兆。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授意其党羽杀害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陈赞贤；3月16日，蒋又令其爪牙解散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3月17日，在九江，蒋介石授意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头“游行”，大呼“蒋总司令万岁”、‘“新军阀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并围攻、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员及工人4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纠察队准备干预时，蒋介石却派兵弹压，将暴徒掩护出城。当晚，蒋介石成立戒严司令部，以“保护”为名，派军队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准备镇压工人们的反抗。3月20日，在安庆，蒋介石又利用当地流氓组织了所谓“安徽省总工会”，3月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蒋介石却暗中以每人4元大洋的身价，收买流氓，组成了百人敢死队，准备在欢迎大会时由敢死队举行暴乱，并约定：敢死队在杀害革命者时，受轻伤者赏大洋100元，重伤者500元，亡命者赏其家眷1500元。就在欢迎蒋总司令市民大会举行的当天，这些流氓敢死队成员纠合青红帮分子，捣毁了省、市的一些革命机关，并打伤数十人，重伤多人。
在策划并指挥了上述一系列反革命破坏、屠杀活动后，蒋介石于3月26日抵达上海。此前，当北伐部队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时，蒋介石为了实现对列强的承诺，密令进城部队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国”，他一到上海，就首先受到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欢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于当日就送给蒋介石一张特别通行证，允许也随带10名卫士通过租界，直接与列强密谋叛变革命的计划。列强答应以其驻扎在上海的军队全力支持蒋介石镇压革命群众，又会同上海的买办阶级送给蒋介石1500万大洋，并同意在大开杀戒之后再奉送3000万元。
3月30日，蒋介石授意白崇禧在杭州袭击了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同时将攻进南京的由李富春、林伯渠分别担任政治部主任的第二、六两个军调到江北去作战，只允许第六军留下3个团维持南京治安。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只手为大屠杀做准备，另一只手却高高地举起了“革命”大旗，口口声声表示：“工人纠察队乃是人民的武力，革命政府断无加以摧残之理，如有流氓捣乱，一定从严究办”，并虚情假义地派军乐队吹吹打打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由他亲题的“共同奋斗”锦旗一面，以此麻痹工人阶级。
为了使“反共清党”的叛变行为“合法”化，蒋介石又邀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胡汉民和军事将领李济深、黄绍站、何应钦等人到上海，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形式，诬蔑共产党“逆谋昭著”、“应予查办”，并开列了包括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等人在内的“应先看管者”名单，计有197人，要求对这些人进行“非常紧急处置”。同时，蒋介石盗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要“看管监视共产党员，免予活动”。
4月1日，蒋介石下达了命令，命刘峙的部队于当晚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可是，恰恰在这一天，汪精卫到达上海，蒋介石未敢擅动，又把发出去的命令收回了。
汪精卫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从莫斯科回国的。以汪精卫的资历及其当时的威望而论，他此时若是到武汉政府去上任，对蒋介石这一边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汪一到上海，蒋介石就对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他企图让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他“清党”，然后拉着汪精卫到南京去共同组建南京政府，与武汉分庭抗礼。但汪精卫对蒋介石的挽留不以为然，当蒋介石集团中的军政大员们一致向汪“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时，江还表示：“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4月2日，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筹划制裁共产党。汪精卫也被邀出席会议，但他在会上“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客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由于汪精卫一意坚持不同意见，与会军政大员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吴雅晖甚至当众向汪精卫下跪，弄得汪精卫尴尬至极，“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
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压力下，汪精卫妥协了。4月3日，蒋介石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决定：
一、4月15日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团体，不准存在。
同日，因为汪精卫作出了让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汪精卫。
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公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进行辩解，要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湘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既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实际上等于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思想警惕。
4月5日，汪精卫启程赴武汉。这时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思想有所妥协，但他毕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敢在这“老虎嘴”里多作逗留。此外，武汉方面有苏联的支持及共产党的合作，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的力量也相当可观，因此，他意欲依靠武汉的力量与蒋介石一争高下。所以，4月10日，汪精卫一到武汉就立即发表谈话，要与共产党同生死共存亡。
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也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一切布置妥当后，蒋介石亲率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去了。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在长江以北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了林伯渠所辖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蒋介石的部队包围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中共干部，并于次日开始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
4月11日，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商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晚宴，将汪寿华诱至杜府加以杀害，使上海工人运动失去了一位重要领导人。
同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4月12日，凌晨一时，上海的青红帮流氓全副武装，每人领赏金十元，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法租界分散出发，四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发生激战。此时，早已埋伏在各区工人纠察队附近的蒋介石的军队趁机借口“工人内江”，冲出来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己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歧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之众！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牺牲。
“4·12”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大肆屠杀昨天还与他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等20人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途失败了。由于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东征讨蒋”的建议，致使蒋介石得到喘息机会，站稳了脚跟，巩固了南京反革命政权，造成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
6．以退为进--蒋介石首次下野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于4月18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职，并“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22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40人联合讨蒋，号召全国军民“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合贼”。此一时期，汪精卫仍是以“左派领袖”的面目出现的。
到了1927年7月，由于蒋介石集团及各方军阀对武汉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处于“孤岛”之势，面临重重困难。同时，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蒋、冯一联手，军事局势顿时变得对蒋介石极为有利，而冯玉祥也借此机会致电汪精卫，要他与蒋介石“通力合作”，“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冯玉祥倒向蒋介石，使汪精卫“夹击南京”的战略意图付诸流水，局面更趋紧张。此外，湘鄂一带工农运动中也确有“过左”倾向，直接危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湖地区投机北伐革命的一些反动军官频频发动事变。在种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压力之下，汪精卫终于撕下“左”的面具，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施了疯狂的大屠杀，制造了“7．15”反革命事件。
但是，汪精卫虽然也开始反共了，却仍然视蒋介石为仇敌，欲与蒋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蒋介石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苦心孤诣建立了南京政权后，立即处于内外夹击之中，穷于应付，处境艰难。一方面是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居功自傲，不肯听命于蒋介石，致使蒋、桂矛盾日甚一日，一方面是武汉方面正厉兵袜马，正集结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准备东征讨蒋。蒋介石处于内外夹击之下，为了缓解矛盾，决定迎击南犯的北洋军阀部队，转移视线。他发誓“不打下徐州，便不再回南京”。亲自指挥了收复徐州的战斗。战端初起时，北洋军阀部署在津浦路正面的部队佯作败退，蒋军节节胜利，进展极速。蒋介石认为攻下徐州已不成问题，遂决定毕其功于一役，亲赴前线督战，全线出击，连预备队都压上了前线。不料逼近徐州时，突遇顽强抵抗，北洋军阀又突出其后，．包抄袭击蒋介石左翼，致使蒋介石的部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全线溃败”。而且“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自食其“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的誓言，仓惶退回南京，布置部队据江而守。对于这次惨败，蒋介石又羞又怒，于是嫁祸于人，找I一只替罪羊，归咎于前敌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据蒋介石的卫队长通熙的回忆，枪杀王天培的经过如下：（注：文内的日期为农历）
六月十日，冯玉祥驻在开封，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邀集
式汉下政府的汪精卫、谭延阎、孙科、唐生智等，开郑州会议；
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何应钦、李宗
仁、白崇禧等，开徐州会议。宁汉双方决定：反苏、反共、宁汉
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开始“清党”反
共。从此，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有一天，（大约五、六月间），南京总司令部召开高级军官
会议，师长以上的均出席。蒋介石命我自己去、或者叫一副
官去到板鸭巷第十军驻京办事处，请王天培军长来开会。我
未能理解这件事的特殊意义，认为今天开军事会议，我离不
开，请一个军长来开会，用不着我自己去，于是派一个副官和
一个卫士排长去了。按照蒋介石的规定，凡是总司令部开军
事会议，一律不准带武器进入会场。王天培来了，我向他敬
了个礼，问她：“有没有带武器？请交给我保管，散会后奉
还。”他“说：“有一支左轮手枪。”说着，连同枪套交给我。我带
他进入会议大厅，会议尚未开始。参谋长白崇禧一见王天
培，便很严肃的对他说：“你知罪吗？”王天培被这突如其来的
问话吓呆了；面色苍白，立正站着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白
崇蓓接着说：“你不服从总部的战略部署，阳奉阴违，在进攻
徐州战役中，被敌人（孙传芳）一打就垮，一直向南溃退，几乎
影响整个战局；而且你部下控告你十大罪状，克扣军切等等…… 你知道吗？”王天培颤栗地抵赖说：“不知道！都是下面
人搞的！”在场开会的军官，大部分都站起来，注视这件想不
到的事。自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七个军，一到湖南，成立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王天培是第十军，其资格之老，地位之
重要，可比例而知。自出师以来，总司令部惩办一个军长，这
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未说话，一直注视着，大概是预先布置
好的。王天培支吾其词，蒋叫我将王天培带到军法处，后来
枪毙了。
徐州战败，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料敌不确、指挥失误所致，而他却倭过于人，不经审判，不宣布罪名就处决了王天培这样的高级将领。这种作风引起了各部将的极大恐慌，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受到极大震动，都担心有朝一日成为第二个王天培。
蒋介石在徐州惨遭败绩之后，仍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致是冯玉祥表示赞成宁汉合作，一面又令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但此时南京四周几乎都是桂系的部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决定趁此良机向蒋介石摊牌。白崇禧拥兵抗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蒋介石调兵兵不动，遣将将不听，立即明白这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在“逼宫”，遂将计就计，试图以辞职要挟南京政府。果然，蒋介石一放口风，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立即召集党政军要员开会。会上，吴稚晖等文官一力主张蒋介石留在任上主持大局，而白崇禧、何应钦等军事将领却一言不发。当蒋介石表示想“休息一下”时，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人立即附和，表示同意蒋介石暂时“休息”。蒋介石眼看覆水难收，大局已成，只好决定下野。同时，支持蒋介石的吴稚晖等人也宣布辞职。
陈布雷在日记中曾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僻职宣言》，说：“中正自蒸沫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逞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大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由第一义言：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的依归。……故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从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因无时无刻成忘归隐者也。由第二义言：苟不侵蚀中国，篡窃本党如共产党之所为，任何党员，决不能以识解小有异同，而稍道其卫党之天职。”在自我标榜了一番之后，蒋介石又“掬诚”宣告三项愿望：一。要求宁汉双方“悉摒外间挑拔之辞，尽捐意气猜防之念，武汉同志地期联袂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以谋党国大政之进行”。二。“要求分驻湘、鄂。赣武装同志，拚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革命。三、要求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
8月14日，蒋介石率卫队回到他的老家溪口，同行者有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
8月19日，奉化各界举行欢迎蒋介石“锦旋”大会，蒋介石在会上致辞说：
“今天承请父老兄弟等开会欢迎，中正非常欣慰，比之他处更甚。不过中正为国奔走，对于桑样事情，无甚顾及，殊党抱歉万分，幸诸父老热心举办公益事务，故中正亦得许多安慰。但是我革命事业，无非是要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所以希望诸同志，以后努力进行。待到革命成功，人民皆得享衣食住行四者之幸福，此时再来庆祝，当更为快慰。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样升平，请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
同一天蒋介石在家乡雪窦寺接见美国《芝加哥鹰报》记者和《纽约时报》记者表示：“鄙人下野，当可促成宁汉合作。”
蒋介石的这种“高姿态”，实际上是在讲反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早已经看清了当时的局势。他明白，如果不及时辞职下野，他将成为众矢之的，宁、汉两方无论是分还是合，因为有汪精卫在，他蒋介石都只能当半个国民党领袖，很难大权独揽。他一旦下野，就避开了各派的攻击，作壁上观，坐收宁、汉相争之渔利。此外，蒋介石也悟到：宁、汉双方鸡吵鹅斗互不相让相容的时候，冯玉祥居于“调停人”的地位，一直超然于争执双方之外。蒋介石如果不避让，有可能使冯玉祥在调停宁、汉矛盾中获得实利，大权就有可能旁落。把个中道理想透彻了，蒋介石才决定“下野”，自处“超然事外”的地位，而电请冯玉祥出来主持津浦路战事，把冯玉祥推进斗争的漩涡。他打好了如意算盘，等各派系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他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
蒋介石下野后，回到了奉化，但他的影响却始没有离开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人在溪口的雪窦寺，却照样指挥着他手下的文官武将，在政治、军事、财政上控制着时局。
在政治上，自蒋介石下野后，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就到处奔走游说，为蒋介石复职上下活动。宋子文与黄郭则积极同英美等帝国主义拉关系，施加影响。所以，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非但没有因此而平息，反而更加剧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尤其是第一军中的各级军官，都是蒋介石从黄埔系中挑选出来的，早已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武装力量”。至于何应钦，他当初拆蒋介石的台。并不是真想把蒋介石搞垮，只是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地位。因此，蒋介石虽然下了野，但第一军仍在他的掌握之中。
在经济上，蒋介石下野之前即已有所布置。江浙财团及上海的买办阶级一直是支持蒋介石的。蒋介石下野后，江浙财团和上海的买办势力立即停止供给军晌，切断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
李宗仁、黄绍站、白崇禧等桂系首领原以为蒋介石一下野，南京政权就掌握在闩己手中了，没想到适得其反，出为蒋介石“人在野而心在朝”，凭借自己的势力在奉化遥控政局，反把时局弄得越来越乱。桂系大权没到手，连大局都难以控制了。
第七章 权与钱的最佳结合
1．英雄难过“美龄关”
蒋介石一生当中曾经拥有过多少女人？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简单，乃因为众所周知：先后与蒋介石举行过婚礼并共同生活过的女人计有4位--发妻毛福梅、妾姚恰诚。妻陈洁如，最后一位就是举世闻名、如今被台湾人称为“永远的第一夫人”的宋美龄。说它“复杂”，是因为蒋介石一生当中的确不仅仅只拥有过上述的4位女人。在这4位女性之外，确有其事而且见诸史传的就至少还有两个女人。一是“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亡命日本避祸期间，曾与戴传贤共租一屋居住，房东为他俩介绍了一位下女，名叫爱子。这位爱子小姐曾与蒋、戴二人共同度过了近3年的“双凤求凰”的同居生活；二是蒋介石在广州担任军职时，虽然身边已有家眷，却仍然陈仓暗渡，勾引了一个绰号“银菩萨”的女人。
诚然，蒋介石一生与政治结缘，他的最大欲望是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终生为之奋斗，并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但是，平心而论蒋介石也是人，是男人。所以，无论他是英雄还是懦夫，在“美人关”前，他也一样会眼睛发直、腿肚子变软，过不去这一“关”。
何况蒋介石心目中的“美人”标准并不仅是羞花闭月之容，而是修养、风度、才智、家庭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等因素的集合概念。宋美龄正是上述所有“因素”的完美的结合体，在这样的“美人”面前，即使前路茫茫、关山阻隔，蒋介石也是一定要闯过去夺“关”的，对于蒋介石来说，他面临的已经不是泛义的“美人关”，而是天下无双、特殊意义上的“美龄关”了。
1922年，蒋介石这个在当时还排不上“英雄”座次的“准英雄”，这个默默无闻的“革命战士”，已经在“美龄关”前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这一年的12月初，蒋介石参加了一个社区的基督教晚会。晚会假座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举行，主持人是：国舅爷”宋子文。就是在这次晚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宋美龄小姐。宋美龄当时只有24岁，正值一个女人生命之树的黄金季节，她举止雍容尔雅，风姿绰约笑靥迷人，一时倾倒了出席晚会的所有男性，成为晚会的中心人物。座中受到强烈震撼的，就是已经有过一妻一妾、新近又与陈洁如举行了婚礼的蒋介石。他痴痴地望着宋美龄，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宋美龄的家庭、社会背景，旋转着宋家势力和财力以及孙、孔。宋三家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旋转”的结果是一个强烈的欲念--我一定要娶这位来三小姐为妻！
应当说，蒋介石是个善于识别并掌握各种机会的人。攀交陈其美，使他跻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巴结孙中山，使他很快成为孙中山所赏识的“干才”；现在，命运之神又把一个绝好的机会送到了他面前，他相信这是上天所赐，故尔绝不可轻易放过。
这次晚会后不久，蒋介石奉孙中山电召来到广州。一见到孙中山，他就迫不及待地表露了想娶宋美龄为妻的念头，恳请孙中山代为作伐。他绝口不提自己新近才娶的陈洁如，只一味强调说明自己已经离婚，“为了革命事业”休妻弃妾，目下独身一人奔走革命，急切地想找一个宋美龄这样的姑娘作为终生伴侣。
孙中山当时对蒋介石的家庭生活的确不大了解，但对他的私生活也时有耳闻。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不便当面指摘部下的私生活，他沉思了一下，摇头表示拒绝。
蒋介石是个典型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他明知以自己当时的地位和名望去攀求宋家小姐确是有点儿离谱，可是他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实现，无论这中间有多少艰难险阻，他是到了“黄河”也不肯“死心”的。蒋介石性格上的这种特点是贯穿于他生命的给终的，说得好听一点，叫作“坚忍不拔”说得难听但却更准确一点，应当叫作“顽固不化”。换了别人，遭到孙中山的当面拒绝后，早就“赧颜无地”，自惭而退了，可是蒋介石却毫不理会孙中山的态度，继续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再三再四地请求孙中山向宋家转达自己的意愿。
正是“君子可欺以方”，孙中山被蒋介石缠得推不开躲不过，只好答应先去跟自家太太商量一下。
正如后世史家及传记文字中所描述的，宋庆龄女士听到丈夫转述蒋介石的意愿之后，当即以激烈的态度和决绝的语言表示了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