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捕之后，温体仁立刻继续施加压力，制造谣言。京城之中到处流言袁崇焕卖国投敌。温体仁的这种做法迅速在京城形成了强大的民间舆论，这也从侧面直接影响着朱由检的决定。
袁崇焕被捕之后，辽东军队迅速陷入了混乱之中，士兵将士顿感无助，部将祖大寿更是一怒之下带兵离京出关。而此时尚在狱中的袁崇焕虽然心中不平，但却依然把国家的安危放在了第一位，知道消息后立刻修书一封，由兵部快马加鞭转交给祖大寿。山海关外，祖大寿捧信大哭，三军动容。在袁崇焕手书的劝导下，辽东军队折返入关，一举攻下四座城池，并与其他部队配合解去了北京之危。
眼见城外之敌尽退，温体仁立刻加紧步伐与周延儒二人联手，疯狂打击政治异己。在这次涉及甚广的斗争中，和袁崇焕同难的还有一人名叫王洽，乃是当朝的兵部尚书。皇太极进攻北京时，正是他迅速地集结部队，殊死抵抗，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但由于对手过于强大，王洽的抵抗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针对此事，周延儒上疏弹劾，指责王洽用兵不当。于是朱由检立刻将王洽下入大牢。第二年在王洽病死狱中的情况下，这个昏庸的皇帝竟然还下了一道命令，判王洽死罪。
（二）不可原谅的是卑鄙
袁崇焕被捕之后，针对此事，朝野之间立刻分成两派。以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和相当一部分有良知的朝臣纷纷请命，意图保住袁崇焕；而以温体仁为首的阉党残余势力则一心以此为突破，完成对权力的摄取。而事实上，早在魏忠贤专权之时，温体仁就和阉党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为九千岁歌功颂德的事也不是没有干过。只是在魏忠贤倒掉后，这个浑蛋居然什么牵连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次他得到了周延儒的栽培，又有如此切实的机会打击对手，自然故态复萌，没过多久就又联系之前的旧友阉党高捷、史范联手将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的罪名做了一个实实在在。
第30节：奈何江山唱晚(30)
搞倒袁崇焕之后，温体仁和阉党余孽便立刻弹劾和袁公关系不错的东林巨子钱龙锡。和袁案相同，温体仁同党史范再次弹劾奏疏，捏造事实说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经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并捏造其收受袁崇焕贿银几万两。
与逮捕袁崇焕一样，这件事同样毫无道理。因为事实上，钱龙锡虽然和袁崇焕关系不错，但在很多事情上却与袁崇焕有着不同的看法，例如，当年袁崇焕曾对崇祯夸下海口说“五年平辽”，而钱龙锡就颇不以为然。即便在诛杀毛文龙这样的大事上，虽然袁崇焕“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微及欲杀毛文龙状”，但钱龙锡也仅仅是回以“处置慎重”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临阵斩帅一事上，其实钱龙锡还是有所保留的。而在袁杀了毛文龙之后，崇祯甚至“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这从侧面也可以说明，作为皇帝的朱由检心口不一，实在是个浑蛋。
以如此牵强的理由弹劾朝中的首辅，这就犹如政治赌博一般，温体仁和他的同党们在加紧攻击袁、钱二人的同时，内心也是忐忑不安的。而老谋深算的周延儒此时更是装出一副超然的态度，只在幕后予以执导和协助。因此“倒钱”运动在这一阶段并不是非常的明朗，而此时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如果清醒、开明的话，那么很快就能看清奸党的手段。但事实上此时的他却早已没有了理智，由于朝野间对袁钱二人的卖国欺君攻击接连不断，崇祯的脑袋已如装满糨糊一般。而首都被敌军经久围困则更让他觉得面子有些挂不住。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必须找个替罪的羔羊，而只有一个袁崇焕，还是轻巧了一些。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昏庸到了极点的朱由检想都不愿想就把矛头对准了自己一向倚重的首辅钱龙锡。钱龙锡眼见形势巨变，心中不禁升起一丝悲凉，只好辞去官职，返回了老家。
罢免了钱龙锡，逮捕了袁崇焕。次年六月温体仁和周延儒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同时在周延儒的大力推荐下，温体仁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内阁，真正地接近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令人感到可恶的是，这次“倒逆”风波并没有至此结束，而他们的目的也并非仅仅是将对手下狱罢官那么简单。同年八月，在温体仁等奸党的不断污蔑下，朱由检终于对袁、钱二人动了杀机，下旨道：“崇焕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限刑部五日内具奏。龙锡职任辅弼，私结边臣，互谋不举，下廷臣会议其罪。”
八月十六日下午，朱由检再次在平台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事宜。在百官发表意见之前，他先是气冲冲地列举了袁崇焕种种“罪状“，接着又装模作样地问道：法司如何定罪？大臣们见皇帝老子发了怒，心中早就吓了个半死，哪还敢再替袁崇焕喊冤。朱由检见满朝臣子并无异议，于是立即宣布了他的决定：“依律磔之！”
定完了袁崇焕的大罪，高捷等阉党余孽又不依不饶地把钱龙锡提出论罪。最终，在众人的周旋下，朱由检也多少起了恻隐之心，但即便如此，虽然免掉了钱龙锡的死罪，但最终还是将其发配定海，“在戍十二年，两遇赦不原”。而其余与钱关系较好的政治官员，贬的贬、废的废，大明帝国刚刚稳定不到一年的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换血，周、温二人的亲信纷纷走马上任。反东林党派一举攻占了帝国政治的最高地，而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又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
至此，在周廷儒的背后操作下、在温体仁的认真执行下，二人的政治对手基本一扫而光。大明帝国的江山也被朱由检和两个浑蛋送上了不归之路。
在周延儒和温体仁所操纵的“诛袁灭龙”把戏中，温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而周则多少有些暧昧。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周延儒来讲，他肯定看出“诛袁灭龙”这件事将来恐有翻案之虞，所以不愿意过多掺和。但干掉钱龙锡对他则是大大有利，他自然不会有什么阻拦的举动。同样我们还可以这样猜测，在周延儒心里其实也很明白，他和温体仁干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从狙击钱谦益开始，他就不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是巧妙地把温体仁推到了斗争的第一线，这样一来，表面上自己就和许多事情都脱了干系。这一招用得很漂亮，既打击了敌人又保护了自己，实在是集天下无耻之大成。
第31节：奈何江山唱晚(31)
至于此时的帝国元首朱由检，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就对袁钱二人下了毒手。作为一个偌大帝国的政治首领，如此偏听偏信，实在是奇迹。如果真要琢磨一下的话，那么可能性只有三种，一，他是一个弱智，分不清好坏；二，他就是想干掉袁崇焕；三，他既是弱智又想干掉袁督师。
仔细思索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在温、周二人的崛起过程中，朱由检作为帝国的最高元首，丝毫没有判断能力，行事褊狭、手段太毒。这也直接体现出他性格之中的阴暗面！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说开始时，他迅速地干掉魏忠贤还算出手迅速、明视果断，那么此时他诛杀袁崇焕、赶走钱龙锡就只能用幼稚和多疑来形容了。这种性格上的污点慢慢地扩散，最终导致他用人的幼稚、施政的盲目。试问，这样一个性格阴鸷的皇帝，他不亡国谁亡国？
三 杀袁之后，分道扬镳
奸党分裂，温体仁大败周延儒
在明朝末期的政治舞台上，温体仁和周延儒堪称浑蛋，同时也堪称明星。两个人都是城府很深的角色，周延儒明处一套背里一套，好似墙头草，做坏事的同时，非常注意遮掩自己，一边和阉党集团勾结，一边又不断地对东林党人献媚，以至后世也还有人说他好话。而温体仁呢，他只讨好皇帝，装作孤立无援骗取朱由检的信任，内里却是机锋刺骨的一个人，把能做的坏事基本做绝了。两个人干掉拦路虎之后，周延儒当仁不让升为首辅。此时在他眼里，自己已经登上内阁的制高点，而与自己政见不合的人也清理一空，但他万万没料到的是，自己的政治密友温体仁，却在关键时候摆了他一刀。在本部分第一章提到的那首京城民谣中，“总是遭瘟”，这句话表面上是在骂温体仁但骨子里却一语道出这个角色的厉害。他先是与周延儒联手，把竞争对手钱谦益、钱龙锡排挤出中央政府，并且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接下来又痛施辣手把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最后一个对手，也是曾经提携了自己的周延儒赶下了内阁的头把交椅。
（一）郁闷的刘宗周
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费尽心机的周延儒终于登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首席国务卿，周延儒很快地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而在他成为首辅之后，内心之中的丑陋也逐渐地大白于天下。
和所有的贪官污吏一样，周延儒也有一个致命的大毛病，就是任人唯亲，抛开他的阴险不谈，光是这一点就该杀千刀。在他手握大权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诸如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要么是他的党徒、要么是他的亲戚。最离谱的是他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充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甚至无耻地把家仆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而他家乡的族人也都各个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搞得乡里之间怨声载道，老百姓扛着锄头，“群聚数万人，蜂拥两家，杀其仆而焚其庐”，甚至“发其先垄”，把周家的祖坟也给刨了。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挖别人家的祖坟是要犯重罪的，即便是后来朱由检挖李自成家祖坟也是秘密进行的。但此时众怒难当，以至于地方官与巡抚御史也不敢公开袒护，只好“枷责豪仆以谢诸汹汹者”，最后来了个不了了之。除了任人唯亲之外，周延儒其他的毛病也不少，贪财泡妞，恬不知耻，在接受他的姻亲陈于泰送的美女、金钱之后，竟将陈拔为廷试第一，在士人中间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结党营私的同时，周延儒依然一如既往地对反对自己的朝臣猛下杀手，妄图排斥朝中所有不听命于他的人。而此时已经高高在上的他，也完全不似过去左右逢源的样子，睚眦必报，不放过任何一个对付异己的机会。在这其中最令人气愤和惋惜的，就是用计逼走顺天府尹刘宗周。
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人，明朝末年著名理学家，曾师从王阳明。其学之要，在“诚意”，在“慎独”，人称之谓“千秋正学”，是当时文化界的代表人物。
第32节：奈何江山唱晚(32)
作为明末的一代大儒，刘宗周既影响了中国的文化传承，同时也培养出了像黄宗羲这样杰出的弟子。但与文化上的巨大成就相比，他的仕途却堪称坎坷磨难。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凡有良知的士大夫皆以“直言敢谏”为荣，特别是明朝末年，以知识分子为身份特征的东林党人，更是大力地展开议政谏政的群体活动。事实上，这种做法，倘若面对的是一个英明的君主，那还好说些，但如果面对的是像朱由检这样的昏君，那无疑是在给自己制造灾难。而在东林党和援手东林的人之中，刘宗周更是以性格刚正、果敢为名，因此他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年间，国子监祭酒汤宾尹和顾天埈等人借聚众讲学之名，拉帮结伙，在政治圈中形成了一股颇有市场的势力，同时为了取得相应的政治资源，他们以各种名目诬陷东林党人，人称“宣昆二党”。而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等人与宣、昆两党“声势相依”，也趁此机会在朝中大肆排挤东林党人，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对此，初入政坛的刘宗周却凭着一股豪气和公义之心，毫无顾忌地上书声援东林党。但由于“宣党”、“昆党”势力强大，而此时的刘宗周又没有政治靠山，所以不光没帮成忙，险些还把自己搭了进去。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失望心情，年少义气的刘宗周辞官回家。
1621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当年三月命刘宗周为礼部主事。这一次刘宗周依然不改往日风风火火的作风，一入朝便上疏劾奏魏忠贤“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罪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并要求皇帝恢复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铁榜之制，借以防止宦官擅权越政。此时正是魏忠贤专权得宠的时候，刘的这种做法立刻给自己引来一身的麻烦。而那时的皇帝朱由校又是一个浑蛋中的浑蛋，当庭怒不可遏，说他“出位妄言，好生可恶”。幸亏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全力施救才保下一条命，最终被判廷杖六十，罚俸半年。
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军队攻陷广宁，朝野之间一片恐慌。满脑子忠君爱国的刘宗周再一次上疏，要皇帝惩罚那些抵抗不力的官员，并建议起用颇有治军能力的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政治名嘴丁元荐和谏臣杨涟等人。但是这一次，他依然没落下什么好的结局，皇帝不光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而是将他极为严厉地斥责了一顿。于是不久之后，刘宗周再次以生病为由，返回原籍。
天启四年九月，吏部奉旨升刘宗周为通政司通政，行文催促他赶紧离家上任。但刘宗周不光不领情，还以杨涟、左光斗等正直诸臣受到无理迫害、削籍归里的事件为由头，再次上疏谏政并拒绝出山做官。同时他还毫无遮拦地继续抨击气焰遮天的魏忠贤窃弄权柄，祸国殃民。为此，又遭到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一伙的残酷打击，以久不入朝应命为理由，给他扣上了“蔑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的大帽子，最终把他革职为平民。
经过一连串的政治打击，刘宗周心灰意懒，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术上。1627年，熹宗朱由校一命呜呼，其弟朱由检即位，一登基便疾风扫落叶一般连番出手，沉重地打击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而此时正罢官在家的刘宗周觉得自己似乎又一次看到了帝国的曙光。于是崇祯元年，刘再次应皇帝朱由检之命，上京任职，这一次他被任为顺天府尹。
刘宗周到京上任后，立刻对首都的经济文化建设做出了合理的调整。大力发展教育，并完善了户籍制度，同时对于那些土豪劣绅，刘宗周处理起来也是毫不留情。在他的亲力亲为下，北京城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的赋税也降低了很多，各种犯罪案件的发生比率较之从前大大降低。
在刘宗周任顺天府尹的第二年十一月，皇太极带领精锐的后金军队绕过固若金汤的宁锦防线，从蒙古入境一路斩杀，直攻到了德胜门外。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惊胆战，对朝事几乎不闻不问，朝野之间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刘宗周毫不畏惧，妥善维持着京城的正常运转，并表示说：“吾守土官，义当与城为存亡。”
第33节：奈何江山唱晚(33)
为了增加城内军民的守城信心，刘宗周将早已吓破肝胆的朱由检请出来以安定人心。接着又趁此机会，再一次降低了京城百姓的赋税，得到了百姓的大力拥护。在稳定了民众的信心后，刘宗周又号召全城军民祭奠于谦，以本朝大忠臣的事迹来激励军民，从而在精神上形成强大的合力。
在城内外军民的联合抵抗下，皇太极和他的军队最终从北京城周围撤退。眼见形式转危为安，刘宗周却因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但即便如此，他也时刻记挂着帝国的江山社稷。出于对周延儒和温体仁种种做法的不齿，病魔缠身的刘再次上疏朝廷，弹劾周、温二人，并在朝野间获得了一定的回应。但令人惋惜的是，刘宗周的做法并没有让皇帝看清当前的形势，反而对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也并未对周延儒和温体仁做出任何的调整。当时，北京地区大旱无雨，官员们纷纷设祭坛拜神求雨，由于刘宗周卧病在床，无法参加活动，周延儒立刻以此为理由，弹劾刘宗周不修职事，逼他辞去了顺天府尹。
（二）该翻脸时就翻脸
成功逼走了直言敢谏的刘宗周以后，周延儒在朝野中的势力达到了一个高峰。但与此同时被他忽略的是，他的成功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别人的目标。在经过几次朝野争斗的历练之后，温体仁对权力的渴望愈来愈强烈，而从他成功地晋升为内阁成员的那一天起，他的目标就已经从大学士变成了首辅，即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将和自己的朋友周延儒正面相对！
崇祯四年，温体仁眼见民间和朝廷中对周延儒不利的声音越来越多，便伺机出手，企图一举拿下政治高地。三月，吏部尚书王永光被弹劾丢掉乌纱帽，温体仁立刻用自己的同乡闵洪学取而代之。闵洪学倒也真的知恩图报，对温体仁言听计从，利用吏部的便利条件，大肆拉拢各级官员，企图组建一支政坛温家军。除此之外，凡是遇到什么坏事、过失他也毫不犹豫地推到周延儒的身上。这样一来，此消彼长，很快温体仁的政治力量就超过了作为首辅的周延儒。而此时的周延儒还蒙在鼓里，并不相信这个曾经与自己一道攻钱谦益，又亲手帮忙弄进内阁的小老弟会暗中捅他刀子，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对温体仁和闵洪学的政治结盟并未放在心上。
不过好在周延儒虽然对温体仁没什么防范，但周延儒的追随者却嗅出了一些味道。与此同时，惨遭温体仁疯狂打压的东林党人同样在等候机会，意图东山再起。于是吏部左侍郎张捷联络太仆少卿贺世寿等暗中布置，私下里统一口径图谋干掉闵洪学，断了温体仁的左膀右臂，进而将其逐出内阁。经过一段周密的布置，最后先是由御史刘令誉等人先后上疏攻击闵洪学，接着兵部职方员外郎华允诚也迅速跟进，上疏道：“今日之事有三大可惜，四大可忧”，指出“次辅体仁与冢臣洪学，同邑朋比，惟异己之驱除，阁臣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之意，造门请命，夜以为常”。
如此之多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地将斗争准星对准闵洪学，立刻在帝国的统治层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此时并未对温体仁建立绝对信任的朱由检也开始摇摆起来，一直以来他最讨厌的就是自己的大臣们结党营私，在他看来，官员结党将直接对皇权形成挑战。与自己的皇帝宝座相比，江山社稷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他本人绝对的权威，绝对的统治力。而从朱由检整个执政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断地调整帝国的官僚结构，不断地对各级官员痛施辣手，其主要原因就是害怕别人伤及自己的皇权统治，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换一批内阁成员，凡是受官员拥戴的首辅，没有一个能够坐稳板凳。即便是对明王朝极度忠诚的东林党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这个浑蛋皇帝的信任，始终没能在帝国的官僚结构中形成决定性的优势，只能时而骚扰一下，尴尬地沦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搅屎棍角色。这种情况直到温体仁的出现、发达才发生改变。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很多官员都很讨厌温，所以温体仁便时时以“政坛孤鸟”而自居，这种姿态竟然把他最后送上了首辅的宝座，而且一坐就是八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而当朱由检最后认识到“体仁也有党”时，帝国的江山早已风雨飘摇。
第34节：奈何江山唱晚(34)
多疑的性格让朱由检对自己的臣属时刻保持强大的戒心，由于温体仁在第一次企图建立自己的党徒体系时并未强调自己的孤鸟身份，而朱由检也并未对这个日后的宠臣建立信任。在东林党人和周延儒党徒的不断弹劾下，朱由检立刻罢去闵洪学吏部尚书之职，温体仁发展政治势力的动向第一次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而面对此时内外交困的局面，温体仁也必须迅速地找到一种方法，重新确立自己的政坛优势。
经过短时间的休整之后，温体仁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开始巩固自己和阉党余孽的关系，和内廷的宦官们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政治联盟，并且很快就找到了出击的时机。我们在前面提到，周延儒为首辅时期，颇纵容家人亲属为非作歹，在京城的影响非常不好。而周延儒这个人又与内廷的宦官们关系很差，于是温体仁便唆使太监王坤向朱由检攻击周延儒，让皇帝对周产生了初步的不信任。紧接着温体仁又唆使自己的党羽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昵武弁李元功等，招摇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为延儒功，索狱囚赇谢。而延儒至目陛下为羲皇上人，语悖逆”。所谓“羲皇上人”是说皇帝像远古的人一样无忧无虑，闲散无能。在朱由检的一生中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说他昏庸、无能，直到死的时候，在遗言里他都装出一副明主的样子，可见在他的性格之中还具有极端虚伪的一面。陈赞化这一本奏到了关键之处，朱由检立刻恼羞成怒，对此事穷追不舍，逼得周延儒走投无路。心急火燎之下周延儒立刻方寸大乱，竟然如无头的苍蝇般撞进了温体仁的怀抱。在他看来，这个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政坛小老弟，在此时必然会义不容辞地给自己以足够的支援。但是天真的他万万没有想到，把自己推上绝路的正是这个昔日和自己狼狈为奸的好兄弟。
面对周延儒的求援，温体仁毫不犹豫地便拒绝了。不光如此，他还想方设法暗下刀子，罢黜了很多与周延儒关系较好的官员。这样一来，朝堂之上能为周说话的人就更少了。眼见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绝路，周延儒此刻虽然恍然大悟，知道是温体仁对自己做了手脚，但无奈大势已去，自己早就没有了反击的能力。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在做了二年零九个月宰相之后，以“健康”原因辞职。
从周延儒的倒掉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明朝朋党政治的巨大危害。这种因为局部利益集团而引发的政治乱象，时刻地侵扰着脆弱的明帝国。各个利益集团的殊死搏斗直接导致了官僚体系的混乱。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假如这种朋党相争的政治结构能形成一种力量的平衡和竞争手段的良性化，那么对于明帝国的政权来说，倒也未必一定是坏事。当然，这种疑问只是一个题外的假设，而这种历史性的进步，在朱由检这个昏君的统治之下，也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四 温体仁的首辅生涯
激烈的内阁斗争，崇祯的政治多动
随着周延儒的垮台，温体仁正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虽然他始终无法结成强大的同党势力，但由于他与阉党余孽们相互配合，也在朝野之间形成了一股不弱的逆流。这种逆流直接要冲击的就是东林党人，在温体仁的穷追猛打下，文震孟等东林才子先后落难，就连钱谦益这样久在朝外的人，也被他重新想起、再施毒手。
在温体仁进入内阁后的八年间，大明帝国这具巨大的国家机器彻底陷入了困境，而作为元首的朱由检，正是他的政治多动症将汉民族最后一个王朝送上了不归路，也把自己送上了历史的祭坛……
（一）温“孤臣”的政治春天
成功地除掉最后一个大敌周延儒之后，温体仁终于扫清了横在自己面前的绊脚石。接下来他需要做到的就是取得皇帝的信任了。自从进入帝国的高级领导层之后，温体仁就仔细地揣摩着朱由检这个帝国的最高长官，并且很快地就找到了取得信任的办法。
在朱由检的性格特征中，有三点非常致命的特征：一、猜疑，二、守财，三、虚伪。破解了皇帝的性格密码之后，温体仁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首先，他在朝中不太好的名声在此刻可笑地成为了他的资本，在皇帝面前他时刻表达着自己的孤单，给朱由检巧妙地传达了自己不会结党的讯息。其次，也是他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因为顾虑到朝中官员和他结怨的很多，于是他便刻意用廉谨来获得皇上的好感，贿赂从不进门。在朱由检的内心中，巴不得天下的钱财都成为他的内帑，如今眼见温体仁如此清廉，自然心花怒放。除了这两点之外，温体仁对朱由检可以说是逢迎有术，而朱由检也是相当的受用。作为一个极端独裁、刚愎自用的浑蛋皇帝，朱由检对自己的施政能力有着超强而可笑的信心，根本容不下不同意见。而温体仁也是一味奉承，装作非常谦虚的样子，给朱由检留下了一个“朴忠”的好印象，愈加宠信不已。一次朱由检向他询问军饷粮草等时，他竟然说：“臣原先以文章待罪禁林，皇上不知臣笨而把臣拔到这个位置上。盗贼越来越多，真是万死不能塞责。然而臣虽愚笨无知，但票拟时却不说假话。兵饷之事，只有靠圣明裁决。”
第35节：奈何江山唱晚(35)
作为内阁首辅，温体仁比谁都明白，自己要做的就是为帝国的首脑服务、提供可靠的政治分析以及合理的建议。但面对军饷粮草这样的帝国大事，温体仁竟以自己笨为借口就推得干干净净。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竟然在这时候觉得温体仁这个老家伙，笨是笨了点，但笨得忠实、笨得可爱。
应该说，温体仁之所以这样做绝非是对军国大事一无所知，也不能证明他真的是一个笨蛋。相反，他的心里很可能对皇上说的问题有着清楚的认识。但由于自己深知朱由检刚愎自用的性格，所以他宁愿装出一副傻样。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种做法只会衬托出皇帝的英明，只会博得朱由检的欢心从而更加信任自己。而事实也证明了温体仁的猜测是完全正确的，正是这种类型别致的马屁让多疑刻薄的朱由检逐渐丧失了对他的警惕，也给他大规模清洗异己创造了非常有利的上层条件。
随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度越来越高，温体仁很快就成为了帝国的首辅，稳稳地占据了内阁的头把交椅。而在接下来的八年中，他明里是个政坛“孤鸟”，暗里却大肆打压与自己意见相左或者才华超过自己的官员。为了防止日后被人揪住小辫子，被众人群起而攻之，温体仁还擅自规定，凡内阁公文一律不发给六部、六科，也不存录。这样一来，温体仁打压异己便做到了完全不留痕迹。
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明朝统治者更加惶惶不可终日。面对国内日益恶化的局势，朝中官员纷纷把矛头对准了内阁首辅温体仁。面对这种情形，元首朱由检虽然并不相信自己所信任的温体仁是个浑蛋，但却对其他的内阁成员产生了怀疑。于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朱由检决定让吏部再推举一批官员，看看是否有能够入阁的良相。
经过吏部的认真考察，曾经因为得罪周延儒而被迫辞官的刘宗周再次进入了皇帝的视野。而对于这次召唤，刘宗周也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热情。虽然自己的仕途一波三折，但在心底深处，他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一展抱负，为帝国的江山贡献力量。
崇祯皇帝准备重用刘宗周的事情很快就被温体仁知道了。对于这个老对手，温体仁非常忌惮，于是立即唆使刘宗周的同乡许瑚上疏朝廷，说刘宗周“才谞不足”。崇祯皇帝一看上疏的是刘的老乡，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立即打消了起用刘的念头。
崇祯八年七月，在温体仁的排挤下，刘宗周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故乡。临行前，他给温体仁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刘宗周怒斥温“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等种种卑鄙的行为。走到半路时，刘宗周依然难熄心中的怒火，于是立即上疏，斥责朱由检不会用人，并且毫无顾忌地揭发温体仁的问题。但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慷慨激昂的上疏成了满篇的废话，直接的指责更让极好面子的朱由检大怒不已。于是温体仁趁机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不久朱由检便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平民。
（二）再毒不过倒行逆施
刘宗周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坚定了温体仁打击异己的决心，但同时也在东林党及其同情者中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温体仁的疯狂进攻，他们开始耐心地寻找机会。帝国朝野间不同的政治势力又一次变得你死我活。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从杨光先的举动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独有的悲哀和他们可怜的境地。以死相谏这种犹如行为艺术的做法，既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一心报国、不计生死的壮烈，但同时也折射出一种近乎迂腐的执著！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以死报国，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下独属于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的忠贞往往得不到任何回报，甚至还有可能赔上身家性命。而这种事情在明朝末期犹为常见，在杨光先之前的钱龙锡、钱谦益、熊廷弼、袁崇焕莫不如此，从这点来说，朱由检已经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昏君。这个从小处说导致明帝国灭亡、从大处说对中国历史毫无建树的浑蛋皇帝实在是死不足惜。
第36节：奈何江山唱晚(36)
因为准备一死，所以在这次上疏中杨光先说话无所顾忌，毫不留情地列举了一大堆温的罪状。作为一个地方的基层官员（仅千户而已），杨光先能敏锐地看到帝国政局的危机，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和刘宗周一样，他也抓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于是还没等温体仁辩解，浑蛋皇帝朱由检就龙颜大怒，把杨光先廷杖一顿以后，发配到辽东寒地。
由于得到了朱由检的庇护，温体仁愈发肆无忌惮，如同疯狗一般打压异己势力。在进入内阁之初，温体仁曾企图联合当年的阉党余孽，进而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但由于朱由检对那些昔日与魏阉有关的官员痛恨异常，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断以此来攻击自己，万般无奈之下，温体仁不得已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但又无法利用阉党的残余发展势力，在政治整合上一筹莫展，在这种尴尬的形势下，他几乎是丧心病狂地与东林以及那些不依附自己的朝臣为敌。在他位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托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其他的借口将东林巨子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紧接着又巧施手脚将在朝野之中颇具声誉、且同为内阁成员的礼部左侍郎文震孟赶出了政治舞台。
崇祯八年，文采横溢的东林才子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皇帝的这次任命抱有很大的成见，但他表面上却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对这次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并且在表面上对文震孟毫不排挤，反而事事都与他商量。如此一来，对于政治斗争并不在行的文震孟对温体仁也放松了戒心。
就在文震孟兀自觉得温体仁也不像别人说得那样坏时，温却已经做好了下手的准备。这一次，他采取的是迂回手段，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钻营权柄（崇祯八年，张献忠攻下中都凤阳，许御史曾经狠狠地参过温体仁一本，如今温体仁自然要加倍奉还），然后自己在批阅谢升的奏疏时，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接着又把奏疏转给了朱由检。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明白刻薄狠毒的朱由检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许誉卿，必然会加重处罚。而面对这种情况，与许誉卿关系较好的文震孟自然会帮许说话，与皇帝抗辩。而这正是温体仁想要的局面，只要文震孟敢于抗辩，那么势必会引得朱由检的恼怒，而干掉文的时机自然也就立刻出现了。
计算好了自己的进攻步骤，温体仁恭恭敬敬地把谢升的奏疏转给了朱由检，朱由检看过之后，立即指出对许誉卿的处罚太轻，要求内阁重新审议。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温体仁立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面对这种判决，文震孟立刻站了出来，据理力争，而温体仁则依然不恼不怒，只是表示说，这是皇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办法。
处置了许誉卿之后，温体仁不等风声过去，便立刻密奏朱由检，说大学士文震孟与许誉卿相交，并且讽刺皇帝赏罚不公，是个昏君。朱由检一听此言，立刻勃然大怒，想都没想，就罢了文震孟的官，赶出了内阁，而此时距文震孟入阁只有可怜的三个月。
将文震孟赶出内阁之后，温体仁还觉得自己报复得不过瘾，于是又把目标对准了文震孟的好朋友庶吉士郑鄤。对于郑鄤这个人，温体仁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早在郑鄤刚刚进京时，温体仁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如果放任成长的话，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劲敌。所以一直以来温体仁都想方设法欲将郑鄤剪除而后快。
出于对文震孟事件的惋惜，此时京城的政治圈中形成了一股对温体仁很不利的舆论，而一向敢于直谏又很喜欢出风头的郑鄤更是走在众人之前，在各种场合都毫不留情地指责和非议温体仁及其党羽。
崇祯八年十一月，温体仁决定除掉郑鄤，他所凭借的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揭发材料，那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所谓“杖母蒸妻”。
原来这郑鄤母亲早死，后母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角色，经常虐待家里的婢女，是个不折不扣的母大虫。天生好打不平的郑鄤一直就打算好好整治一下自己的继母。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郑鄤找来一个巫婆在家里升坛作法，前世今生、因果报应一通胡说，继母吓了个屁滚尿流不说还被巫婆判了杖责二十，郑鄤执杖行罚，于是便背上杖母之罪。
第37节：奈何江山唱晚(37)
温体仁拿到这份检举材料之后，添油加醋、改头换面后立刻密报给了皇帝朱由检。朱由检接到奏疏一看，心中大怒，一直以来，他都以孝悌风励天下，并且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英明。如今竟然有人杖责母亲，岂不是找死吗？于是立刻下令将他逮到刑部，严加审讯。
主审此案的刑部尚书冯英是一个还算公正的官员，经过审理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接着又说郑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皇帝能网开一面。温体仁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立刻找个理由把冯英革职回家，然后一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吴孟明看过卷宗之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但又不敢得罪他，于是便一直把郑鄤关在牢里，拖住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使该案始终没有审判。
崇祯十一年夏天，京师酷旱无雨，朱由检为了祈求上天降雨，于是要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由于此时温体仁已经罢官回家，所以吴孟明便把郑鄤案作为“冤抑”上报。但令人惊讶的是，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将郑鄤磔死！这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剐。
郑鄤的结局清楚地说明，在温体仁长期的蛊惑下，朱由检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郑鄤的死既是属于他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是属于整个明帝国的悲剧。朱由检以他的残暴、刻薄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温体仁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对自己的对手形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政治声誉陷入了绝境。如果说在温体仁入阁之初，东林党人还仅仅是有些看不起他，那么如今则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们之间关系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此时的温体仁心中愤懑至极，偌大的朝堂之上，相信他的只有愚蠢的朱由检。而元首信任他的条件，一是他在政治上的孤立，二是他从不收受贿赂，三是他能拍马屁。这三条，最后一款倒没什么，古来宠臣皆是如此，但前两款却让他非常郁闷，政治的孤立让他时刻存在墙倒众人推的危机，同时也让他的首辅生活压力重重，而从不收受贿赂的结果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委屈着自己还捞不着一句好话。这种郁闷的政治生活，让温体仁越来越痛恨那些与自己为敌的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仿佛附骨之蛆，让他日夜不得安稳。而针对这种景况，他的攻击手段也越来越阴狠，打击范围也越来越大，攻击当朝的官员不够，还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已经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对手。这种穷追猛打、不留活路的做法，最终也成了他败走政坛的导火索……
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则完全陶醉于自己“非凡的领导才华”中。自从有了温体仁，他的政治多动症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心中，始终无法对自己的那些臣子形成绝对的信任。对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他似乎总是抱着一种用之不爽、不用可惜的心态。而假如我们仔细地审视这一阶段的朱由检，努力地去探究这位元首的内心深处，也许我们就会发现，他有着一种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很可能认可东林党人的才华，另一方面他又对东林党庞大的势力充满戒心。前几代皇帝的执政历史让他对士人结党充满忧虑乃至厌恶，而更加可能的是，朱由检也许同样明白温体仁的有些做法是在打击异己，而他似乎非常乐于借着这位首辅之手来削弱朝野间的朋党势力。但如此一来，朱由检又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防范温体仁！但可惜的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朱由检走了他先人的老路——那就是开始重新起用身边的太监，而那位最终打开彰仪门放进李自成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就在此刻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直接促成了温体仁的倒掉！
五 东山直落见黄昏
温体仁自掘坟墓，周延儒最后一搏
在温体仁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中，有两件事为他日后的陷落埋下了伏笔，一是对复社的暗算，另一件则是对钱谦益的穷追猛打。这两件事将他和东林党以及新兴阉党之间的矛盾扩大、激化，并最终引爆，也直接导致他在多方政治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了明末的政治舞台。而其后，虽几经周折，但最终登上首辅宝座的正是八年前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周延儒……而历史也在这一刻以一个错误平衡了另一个错误！
第38节：奈何江山唱晚(38)
（一）是首辅就要倒掉
在东林党的政治谱系中，复社属于周边组织，它的发起者之一张溥属于东林党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崇祯二年（1629年）他和临川知县张采在江苏吴江将浙西闻社、江北南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到一起，形成了最初的复社。复社的成立之初并未和政治有太大联系，他们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也正是源于此，社团的名字才最终确定为“复社”。但其后由于张溥等人的东林背景，这个文学团体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同时由于张溥本人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声望以及非常好的人缘，因此复社的势力也变得逐渐庞大起来。这自然招致了温体仁的不满，特别是复社士人时时“自矜‘吾以嗣东林也’”，更让温体仁极度厌恶，一心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攻击张溥领导复社祸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肆意妄为、妄自尊大。有了这些由头，温体仁立刻连挥重拳，企图将复社的势力一举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对复社心存好感的朝臣多遭降谪。但即便是如此，温体仁依然不能完全得逞，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也不愿意任由温体仁将复社一网打尽，加之朝臣对此事响应者甚少，于是严旨察究之事便搁置了下来。
在此次针对复社的斗争中，由于温体仁并未达到目的，因此张溥等人并未受到切实的伤害。不过梁子结下了就总要解决，而机会也很快出现在了东林党人的面前，尽管它来得有些让人胆战心惊。
在复社之事还悬而未决之际，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的温体仁又开始调转枪口、寻找新的目标。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曾经被自己打败的人——钱谦益。
早在崇祯二年在推荐阁臣候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休息”了整整七年，每日寄情山水、吟诗作文，本来消遣得很，但谁知他的老对手温体仁却并没有放过他。崇祯十年，温体仁指使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居乡不法”等五十八条罪状，把赋闲在家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入狱以后，接连上了两道奏疏为自己声辩，同时也揭露了温体仁的所作所为。不过可惜的是，这些奏疏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黑狱沉沉中，钱谦益心境落寞，只好以诗言志，借此排遣内心的愤懑：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从上面这首钱的狱中诗，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己非常明白眼前的景况，也晓得此次被抓后凶多吉少，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只好花了大把银子四处求人，希望能保全性命。而在他所托之人中最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竟然是大太监曹化淳。这对于身为东林巨子的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讽刺。但无论如何，保命要紧，此时倒也真由不得他多想什么。而至于说这曹化淳为什么会“仗义援手”，这得说到这曹大太监的出身。曹化淳原本是大太监王安的门下。而王安死后，碑文正是由钱谦益主笔，而且写得还很考究。这样一来二去，曹化淳便真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应承了下来，并联合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携手清查此案。与此同时，钱谦益又以攻为守，使重金贿赂抚宁侯朱国弼。朱国弼见钱眼开，也不含糊，立马参了温体仁一本，说他欺君误国。
温体仁得知大太监曹化淳插手此事之后，心中大为恼怒，立刻指使自己在朝中的党羽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的匿名揭帖，接着又让人站出来假装自首，诬陷钱谦益贿赂曹化淳白银四万两。准备停当后，温体仁将此事密奏朱由检，希望皇帝能够将曹化淳治罪。
但谁知就在此刻朱由检居然玩了一个阴招，他不光没有处分曹化淳，反倒把这封密奏给曹化淳看了一遍。这样一来，曹化淳又怕又气，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而崇祯呢，大笔一挥，准了曹的请求。就这样，有了皇帝的许可之后，曹化淳打着奉旨清查的名义，调动了手下全部的力量清查此案，没过多久就查清了陈履谦造谣的事实，接着就把他逮进了东厂。在严刑拷打之下，陈履谦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清楚楚。从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一直到他如何捏造“款曹击温”的揭帖等情节，并且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策划的。
第39节：奈何江山唱晚(39)
在《明史》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意思是说朱由检接到了审讯结果以后，才猛然省悟，原来自己宠信的温体仁也有党羽啊。但事实上，我们从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朱由检未必真的那么糊涂，直到最后才晓得温体仁也有党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来不必把密奏交给曹化淳，因为交给曹化淳同时也意味着审讯的结果肯定会对温体仁不利。二来，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温体仁也在组结党羽，他何必又让曹化淳和王之心等新派阉党接近权力核心呢？
但无论朱由检心里装的什么醋，事情发展到此时，他都已经决定向温体仁动手了。而此时的温体仁兀自以为胜券在握，一面住进了湖广会馆静候佳音，一面又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向来出手不留情的朱由检在接到他的奏疏之后，毫不犹豫地就签字同意了。而当皇帝的批示送到湖广会馆时，正在吃饭的温体仁竟然吓得把筷子掉在了地上。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向哄得团团转的朱由检居然向自己开刀了。
崇祯十年六月，在温体仁入阁执政八年之后，终于落魄失意地脱下朝服，黯然神伤地踏上了回乡之路。而就在他离开京城的那一刻，另一个他曾经的敌人正在江苏宜兴的大宅里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那个人叫——周延儒！
（二）周延儒东山再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赶回了老家。一开始，心情低落的他并没有打算再次回到京城，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他的心底深处，对于权力的欲望慢慢地复苏起来。周的家乡在江苏宜兴，这里属于东林党的势力范围。周延儒明白，如果自己打算回归政坛，必须处理好自己和东林党人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结交东林势力对周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当年他因为攻击东林巨子钱谦益而一举成为政治明星，如今他却流落到了东林党的老巢，如果想要在故乡站稳脚跟，首要任务自然也是取得对手的谅解。
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周延儒深谙进退之道，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取得了一些人的谅解。特别是与复社领袖张溥的交往让他慢慢地恢复着元气。崇祯十年六月，得知温体仁被皇帝轰回老家之后，周延儒开始加紧回归政坛的准备。但事情并没有他渴望的那样简单，虽然昔日党羽和一些东林党人都为其积极奔走，但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却并没有立刻给他机会。直到崇祯十四年二月，在更换了几任首辅都不顺手之后，朱由检才忽然想起在江苏还有一个曾经的内阁首辅。于是一道圣旨发出，要周延儒九月到京，至于官位则仍旧是他的首辅大学士。而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但对于周延儒来说，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近八年的蛰伏，他终于又走回到了政治的前台，在从最高峰跌落之后，他又在瞬间回到了顶峰。
皇帝的召唤让周延儒兴奋不已，欢喜之下，他立即大宴宾客，亲朋好友猛吃三天，并且在欢宴的船上树起大旗一面，上书“东山再召”四个大字。与周延儒重新得势后的狂喜不同，东林党人对周的这次复职多少还有些忐忑。在周赴任之前的一次聚会上，复社领袖张溥语重心长地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的回应是连连点头，并保证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崇祯十四年九月，周延儒神采奕奕地站在朝堂之上，望着四周自己曾经熟识的事物，他的心中既满足又感慨万千。出于对张溥等东林党人的承诺，周延儒上台初始确实也做了一些好事，温体仁当政时期的一些错误也纷纷得到了切实的纠正。例如，进京之后不久，周延儒就上疏请求朱由检恩准开释漕粮、白粮的欠户，免除了一部分民间积久拖欠的赋税。凡是曾经遭遇了兵火灾荒的地区，减免当年的部分赋税。苏、常、嘉、湖等诸府因为遭遇洪水袭击，所以他又肯请皇帝允许灾民们在第二年用夏麦代替当年漕粮。这些建议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的内政危机。除此之外经过他的努力，朱由检又下令恢复被革举人的功名，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且又招回了一批因言论错误而被贬谪的官员。刘宗周等被弃用的官员也接二连三地回到了京城，重新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内阁周围。
第40节：奈何江山唱晚(40)
周延儒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朝野间的广泛赞誉。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昔日的对手们都开始以一种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重新崛起的政坛领袖。而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山，帝国元首朱由检这一次似乎也真正地想以周延儒的复出为契机，让混乱的帝国重新回到安定的轨道上。这一次，他似乎是真的相信了这位自己亲手轰出京城的老官儿。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旦，举行完庆典之后，朱由检将周延儒等三名大学士召上宝殿，当着其他人的面，他向周延儒深深一揖，满怀期待地说道：“朕以天下听先生！”
如果说，自1627年朱由检即位时起，这位多疑的元首从未真正感到过政事紧迫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他已经完全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政治多动，帝国的社稷已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境地。只不过，他虚伪刚愎的一面不允许他做出悔悟的举动，在此时，朱由检的内心深处必然充满了忧虑和恐慌。朝中的官员多已对他离心离德，而同样在他看来，满朝的文武除了眼前这位首辅之外，都难以做到力挽狂澜。因此，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性格虚伪的朱由检很可能是真心实意地把周延儒看作了改变弊政的法宝，这一揖也代表着他沉重的托付。
但是很可惜，这一次朱由检又把宝压错了……
周延儒办了几件好事之后，便开始故态复萌。当初期的“贤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赞誉之后，周延儒又不由自主地作回了多年前的那个浑蛋。在皇恩浩荡之后，是他越发强烈的私心，在中外称贤的外表之后，则是一幅幅纳贿行私的肮脏景象。
事实上，周延儒这次之所以能够重新上台，除东林党人的积极奔走外，他也得到了冯铨、侯恂、阮大铖等阉党余孽的金钱支持。他在接受这些钱财的时候，少不了要封官许愿。比如，他就对以前的阉党冯铨说过，要复其衣冠。果然，他一上台便重新启用冯铨，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
崇祯十四年，就在周重登首辅之位不久，曾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阉党余孽阮大铖，携白银二万两前去拜访。见到周后，一面递上银子，一面恳求周能代为疏通，让他回到高级官员的行列中。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周延儒略微地思量了一下，他想到了当年自己是为什么而被众人轰下政坛。他也很清楚，当自己把这堆银子收为己有之后，自己将再一次陷入从前的魔障中。他很可能为此付出更为沉痛的代价。
但是，亮光闪闪的银子迅速击垮了周延儒刚刚建立起来的防线。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的反感，只是对阮大铖的阉党身份提出了怀疑，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次复出完全依仗东林党人的操作。而阮大铖及其他阉党余孽正是东林党人的生死对头！
对于周延儒的顾虑，阮大铖也表示了理解。经过商议，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由阮大铖的同党马士英出来做官。对于这个要求，周延儒二话没说就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在崇祯十五年满足了阮大铖的要求。周的这些做法，虽然都尽力掩人耳目，但也难免百密一疏，给自己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特别是明帝国时期，厂卫横行具有极大的权力，文武百官的私生活几乎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因此，当这一次周重新回到权力中枢之后，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奏请朱由检，建议免除东厂和锦衣卫缉察别人隐私的权力。这样一来既让他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同时也让他在京城朝野间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朱由检对周的建议，虽然没有完全同意，但也将厂卫的势力和功能削减了很多。而在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之后，掌管东厂、锦衣卫的官员们十分痛恨周延儒并逐渐开始与宦官勾结，刺探周的隐秘，这也直接导致了周最后的覆灭。
（三）不过是回光返照
崇祯十六年四月（1643年），清兵大举入关，攻破蓟州。警报飞驰入京，周延儒并不相信，反而认为这是边将用报警要挟户部拨储粮的伎俩，因此仍继续忙着筹办自己的五十五岁大寿。回京两年后，周延儒的精神和气色都好了很多。回想自己大半生的仕途生涯，虽然也有波折重重，但终究是否极泰来。如今自己位极人臣，贵为帝国的宰相，心中不禁升起丝丝得意。
第三部分
第41节：奈何江山唱晚(41)
就在周延儒为自己筹办寿筵之时，突然亲信上门禀报“蓟州难民踉跄而来，小保定陷，北兵大队南下”。
由于之前对边关报急没有理会，所以如今大军压境，周延儒立刻惊慌失措，急忙下令关闭九门，京师戒严。
第二天，崇祯知道军情后立刻勃然大怒，望着一个个如同酒囊饭袋的大臣，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情油然而生，此时偌大的文华殿上，连喘气的声音都变得清晰可闻，朱由检亲自下诏道：“勃有献策者，直人毋禁。”这下周延儒胆怯了，身为内阁首辅大臣，国家危难之时竟不能出谋划策，皇上如果怪罪下来，他势必难以自保，可是对于他这个庸才中的庸才来说，要他献计献策，又确实有些难度。琢磨了半天，正经主意一个没有，馊主意倒想出来一个，他让人请了一百多位和尚道人、阴阳法师，又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一众神汉在石虎胡同口大摆道场，筑台祭天，又念佛又诵经，搞得乌烟瘴气，企图求上天保佑，或者有天兵天将突然下凡，打跑清军。
眼见清军步步进逼，满朝文武又没有人能提出什么好的建议，此时的朱由检忧心如焚，于是在四月初五日“召三相国，辞色惧厉”地说：“朕欲亲征。”周延儒心里清楚，这是朱由检欲擒故纵的把戏，其用意不过是逼他说话。而事到如今，自己也只能硬着头皮跪倒，请求说：“臣愿代往。”
事实上，自从清军来袭开始，崇祯就对周延儒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这位被他视为智囊忠臣的首辅，从没有提出过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如今见他居然要代替自己出征，当下回道：“先生既愿前往，请即刻出发，一出朝门，向东而行，慎勿西转。”因为周延儒的家住在西城，所以崇祯的话意思就是要他即刻启程，不许回家。周延儒万般无奈，连夜点齐兵马，第二天便到了通州。但军事指挥和政治斗争完全是两个概念，此时在朝中一手遮天的周延儒面对千军万马立刻慌了手脚。他到达通州的时候，正是清兵劫掠北返之时，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击机会，但他并不敢率兵与之交战，不光如此，他反而害怕清兵顺手牵羊攻打通州，于是下令兵士们在城楼上不停地放炮，虚张声势吓唬清兵。
如此这般，又过了几天，周延儒左思右想还是没有胆子出兵，但转念一想，如果自己总不出兵，皇帝必然问罪下来。于是灵机一动，让士兵每天上呈两份捷报，弄虚作假谎报战功。整整一个月，清兵肆无忌惮地烧杀掠夺，心满意足后满载而归。等清兵一撤，周延儒立刻高高兴兴、如释重负地“凯旋”回京。
对于周延儒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朱由检并不清楚，而每天两份的捷报早就让他心花怒放了，见到周延儒之后，朱由检高兴得一下子从金銮宝座上弹了起来，一把抓住周延儒的手慰劳备至，并对周的“丰功伟绩”大加褒扬。对于皇帝的赞扬，周延儒虽然心中多少有些愧疚，但表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一边再三恳请皇帝不要搞什么铺张浪费的庆功活动，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为国尽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朱由检听了周延儒的一番话，心中更是感动，执意论功行赏，赐周延儒银币蟒服，并加太师之职。
周延儒回京之后，他的对手们一直很怀疑他这次的战果。于是便广派眼线侦察周在前线的所作所为。没几天宦官和锦衣卫们便刺探到了真情，于是立即向皇上揭发周延儒谎报军功、蒙骗皇帝的罪行。崇祯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当证据摆在眼前时，立刻气得暴跳如雷。要知道，在朱由检的心中，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只有自己哄骗别人，而别人从来没能力欺骗到他。而如今，自己不光被骗了，而且还在朝堂之上说了很多的傻话。盛怒之下，他立即诏谕府部各大臣严究周延儒的罪责，将他削职回原籍宜兴。
为了防止周延儒再一次东山再起，他的对头在周被削职回乡后并没有停止对他的弹劾，陆续对他及其亲信党羽的所作所为进行揭发检举。眼见臣子们对周的指控越来越具体、详实，朱由检的怒火彻底被燃起了，于是他下诏逮捕周延儒，勒令其居住在城外一古庙中，等候发落。
第42节：奈何江山唱晚(42)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二，崇祯下旨，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审议周延儒罪状。刑部尚书张忻、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客观分析了周延儒复出后的功过是非，认为周延儒罪不致死，建议皇帝念在过去的情分上，从宽发落。而大理寺卿凌义渠则直截了当地揭露了周延儒的罪状：“群小蚁附，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擅用人行政之权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图。”
仔细地倾听了大臣们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之后，朱由检心中感慨万千，虽然自己从来不愿承认用人的失败，但如今的帝国却在自己手中风雨飘摇，周延儒一案对他的信心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这种打击所带来的后续效果却并没有显现出来。因为此时的朱由检已经没有机会再吸取教训，改善帝国了，此时距离他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足一年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朱由检下令周延儒自裁，并由锦衣卫头领骆养性到古庙中宣旨执行。一代奸相至此走完了自己风波诡异的一生！
第三卷 辽东军政要略和女真之复兴
事实上，我们回顾明朝的灭亡，有一个人的死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他就是袁崇焕。有关他的死，历史上的说法比较统一，那就是皇太极的反间计。但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那一段历史，就可以发现，所谓反间计，它的功效未必就真的有那么大，袁崇焕的悲惨命运其实更多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和朱由检的多疑猜忌。
作为一个极具战略智慧的文人将领，袁崇焕的存在使辽东防线始终固若金汤。但他极强的个人性格，也为他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要知道他面临的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刻薄和多疑的朱由检，在朱由检看来，所有人都不可靠，他唯一不怀疑的人就是自己，所以一旦他觉得谁要谋反的话，就一定会痛下杀手，在这一点上他对魏忠贤一样，对袁崇焕也是一样。而在袁崇焕的内心深处，到死也不会明白，自己的命运到底为什么如此坎坷？当他走上刑场时，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所扼守的辽东仍然是元首最为担心的地方，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许会让他在临死之前审视自己的国家。他也明白在辽阔的东北大地，虎视眈眈的后金民族到底有多么可怕，但他不明白的是，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糟糕，他更不能预想在他去世后若干年，局势又会变得如何，他当年的一个小小部将吴三桂又会做出怎样一番影响民族进程的大手笔。
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自缢而亡，他的死代表着最后一个统一的汉族王朝土崩瓦解，而推倒他的却正是他口中一直热爱、怜惜着的子民。他到最后也没真正地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发过那么多《罪己诏》，一直向自己的臣民表白着、叹息着，但最后他还是被这些他所“关爱”的百姓送上了黄泉路。
崇祯之死基本上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他刚愎自用、刻薄贪婪的性格导致帝国的政治结构始终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同时也导致了经济上的一溃千里。在他统治的时期，大部分官员都成为其政治多动的牺牲品，也正是在他统治的十七年间，帝国的内部矛盾极大地消耗着国家的生命力，李自成最终能攻入北京，便是一个绝佳的证明。
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将朱由检赶下皇帝宝座的李自成同样也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从三月二十日他进入北京开始，小农意识和吃大户心理便主宰了他及其部属的内心世界。在胜利并未彻底完成的时候，李自成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迅速在整个京城开展起了气势磅礴的追赃活动，王公大臣、宦官外戚中的绝大多数都因此家破人亡。而在这场如火如荼的吃大户运动中，辽东守将吴三桂的老爹吴襄和其家人也被李自成关进了大牢。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投降与否的问题上态度暧昧的吴三桂立刻勃然大怒，决意起兵反抗。
吴三桂的反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兵力不足，为了能够彻底击溃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军，他采取了一个被后世诟病至今的策略，那就是引关外清兵入关。在吴三桂的策应下，大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的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地击溃了李自成的军队，进而南征北战，完成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一大业。
第43节：奈何江山唱晚(43)
如果单从清军入关这件事来看，似乎事出突然，甚至有些偶然，因为这赖于李自成错误的施政方针和吴三桂的破罐子破摔。但如果从清帝国崛起的过程来论，我们却能清晰地看到导致明王朝土崩瓦解的最大外因。平心而论，明朝灭亡，除了内部的腐朽之外，在外交上也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
公元1368年，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之后，出身低微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作为抗击元朝统治的义军领袖，朱元璋从建立政权之初就非常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朱元璋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洪武八年又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统一管理辽东二十五卫、一百三十八所、二州一盟。这种确定的行政区划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明帝国对东北诸地的统治权。朱元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是为永乐帝。和他的老子一样，朱棣也非常重视东北边陲的治理。永乐七年，朱棣在黑龙江特林地区又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朱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理，同时也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监控。同时为了保证边境的长治久安，明政府对蒙古、女真的主要少数民族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在政策上，明政府“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予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这种做法起到了拉拢少数民族贵族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落首领之间因官职封赏不同结下了较深的矛盾。
朱元璋和朱棣去世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元首，明朝的内政逐步溃乱，官场腐败始终无法根治，这种腐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特别是到了后期，大量金钱囤积于贵族、大臣、地主、巨贾之手，而帝国国库却干净得如同乞丐的行囊。在这种情况下，辽东防御部队的军费已经成了一个要命的开支，想要对后金政权形成进攻态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与明帝国一代不如一代的加速腐朽不同，女真人在经历了元朝时期的低迷之后，到万历年间的时候，他们的元气已经得到恢复。在草木丰茂的白山黑水之间，他们又形成了三个庞大的部落：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在这三个大的部落中又形成了若干个小的部落。当然，与祖先们曾经的辉煌不同，此时的女真人受汉族王朝的分封，担任大明帝国的官员。面对女真人的不断壮大，明朝统治者们并未有足够的认识，作为辽东军事最高长官的李成梁虽曾数次取得了战略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却并未持续太久，也没有对女真人的战斗力形成毁灭性的打击。
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的努尔哈赤凭借不足百人之众，开始了自己的王者之战，他和部属如狂风般席卷关东草原。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东伐西讨，南征北战，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全部，以及“野人”女真的大部，从而结束了自元朝以来女真民族长期分裂和动乱不安的局面。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放慢扩张的脚步，明里他依然和大明帝国保持着原来的臣属关系，但暗地里却加紧了结束明朝的准备。
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以蒙古字母与女真的语音为基础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在原有女真族狩猎的“牛录”组织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成为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女真民族的凝聚力，为日后的长期战争打下了厚实的民众基础。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彻底完成了关外民族的整合，女真人再一次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并在赫图阿拉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帝国，国号依然称金。在政治上与明帝国撕破脸皮之后，军事上，努尔哈赤也从积极防御转为主动进攻，并顺利地攻陷明抚顺、清河等战略要地，一举改变了辽东的形势。天启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率领大军相继攻占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至此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有，战略主动权牢牢地握在了努尔哈赤的手中。
第44节：奈何江山唱晚(44)
天启二年，面对边关极为不利的局势，大学士孙承宗请命经略辽东。在他和部属袁崇焕的努力下，明帝国与后金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均衡的态势，积极主动的防守策略使努尔哈赤的南进受到了有效的抵抗。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东林党出身为孙承宗引来了巨大的麻烦，在大太监魏忠贤的策划之下，不通军事的高第一举取代了孙承宗的位置。
辽东守军高层的变化直接引起了防守政策的改变，与孙承宗的积极防御完全不同，高第一上任便放弃了孙承宗经营已久的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战略要地。面对军事主官的愚蠢策略，知识分子出身的宁远守将袁崇焕誓死不退，以孤军镇守宁远。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袁崇焕的选择是非常悲壮的，虽然在武器上明军有着较大的优势，但战场形势却非常不利，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袁崇焕和他的宁远孤城成了努尔哈赤的滑铁卢，直接导致了后金军队最为惨烈的一次失败。在这次失败之后，努尔哈赤本人也因病而亡，而袁崇焕则因功升为辽东巡抚。
努尔哈赤去世以后，其子皇太极即位，没过多久便卷土重来，意图为父报仇。但很可惜的是，这一次年轻的皇太极和他老爹一样，又摔了一个不小的跟头。在袁崇焕等人的有力指挥下，皇太极的进攻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辽东边关的局势也开始朝着有利于明朝的方向倾斜。然而边关局势刚刚稳定，魏忠贤及其阉党便做手脚罢了袁崇焕的官职。紧接着，天启七年，朱由校一命呜呼，其弟朱由检登上皇位，大明王朝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当年轻的信王朱由检颤颤巍巍接过了大明帝国的接力棒，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副超级烂摊子，内忧外患、满目疮痍。面对这种情况，他不露声色，三下五除二便清理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一举夺回了对帝国军政要务的绝对控制权。而对魏党的政治清算，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空前的政治信心。在他心里，帝国中兴已经指日可待，不光是内政尽在自己把握之中，同时他也希望辽东的军务也能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知道作为帝国的北大门的庇护者，辽东守军有着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如何保持这支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成了他最为关切的事情，而重新启用袁崇焕，正是朱由检调整辽东军事部署的重要一笔。在他看来，袁崇焕有着比较辉煌的对金斗争经历，另外还有一点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在召见袁崇焕时，袁曾保证五年平辽。按照当时的情形而言，五年平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作为深谙辽东局势的袁崇焕，不可能没有这种判断能力，而之所以说出这样的大话，除了口误的可能之外，更多的原因想来还是希望取得朱由检的最大信任。
朱由检的这种押宝式的行为给了袁崇焕极大的信心和力量，在他的调度之下辽东防务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皇太极的军队始终无法从正面突破。除此之外，袁崇焕还大刀阔斧地整顿了辽东军务，在这个过程中，皮岛守将毛文龙因为不服指挥竟然被袁先斩后奏，一刀剁了脑袋。诛杀毛文龙作为袁崇焕一生中颇为重要的一笔，也是帝国元首朱由检对他信任的一种体现，然而正是这次临阵斩将对他之后的命运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就连袁崇焕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一天，这种来自帝国元首的巨大信任会成为他走上刑场的直接原因。
由于袁崇焕的有力指挥和巧妙应对，后金军队始终无法从正面攻破宁锦防线，于是只好绕道蒙古，从喜峰口入关，长驱直入进攻北京。皇太极的这次进攻在战略上意图比较明显，就是希望能够复制当年成吉思汗进攻南宋的战略大迂回，避实就虚一举拿下大明帝国的心脏。而事实证明，在这次进攻中他也的的确确险些达成了愿望。
在后金军队的强力攻击下，明帝国的军队一溃千里，皇太极很快就攻到了北京城下，慌了手脚的朱由检急忙传令辽东，要求袁崇焕回京勤王。而此时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了绝对主动权的皇太极并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在北京的城下又被老对手顽强地止住了前进的步伐。同时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次进攻也成了他与死对头袁崇焕的最后一次交手。作为女真人的新首领，皇太极想必很清楚，正是因为他们这个民族和他们所缔造的金帝国，才有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一件冤案——岳飞“莫须有”案。而当时光流转，历史走到明朝的末尾时，又是这个民族制造了另一起大冤案——袁崇焕案。只不过上一次的总导演是完颜家族的豪杰，而这一次是他、爱新觉罗家的年轻新贵。虽然最终他没有取得战役的完全成功，但却非常轻巧地让自己的对手帮自己拔去了一个眼中钉！
第45节：奈何江山唱晚(45)
而从朱由检对袁崇焕的态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从崇祯二年他将战功卓著的袁崇焕打入天牢开始，他就已经为他所掌握的帝国敲响了丧钟，而这丧钟并不简单是因为一次愚蠢的政治失误，而是这失误的制造者是一个愚蠢的皇帝。
与朱由检的昏庸刻薄截然不同，作为努尔哈赤的继承人，满清皇帝皇太极自即位开始就表现出了卓尔不凡的一面。虽然几次战争败在了袁崇焕的手上，但是他对于两国之间长期的斗争却做了充分的准备，当自己的第一对手袁崇焕被干掉之后，立马中原就成了皇太极的终极目标。
作为关外民族的首领，皇太极非常注重与汉族民众的关系问题。考虑到自宋朝以来，汉族人就对“金”及“女真”的称谓有着刻骨的仇恨，所以在登基之后，他便一改往日对汉族人的态度。这种改变虽然切实效果不大，但却从侧面说明，对于皇太极来说，单纯的武力征服已经不是他的首选，他考虑的更多的是征服之后的降服。
明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汗王爱新觉罗?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旧称，将族名定为满族。这年十月十三日（农历）皇太极正式宣布：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紧接着第二年，皇太极又将国号改为大清，彻底与“金”做了告别。
皇太极这次改头换面的举动，一方面将女真民族更为稳定地团结起来，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野心暴露无遗。从“金”到“大清”的转变表面上只是一个称谓的改变，但其实却并不然。皇太极考虑的是如何让汉族民众接受自己所领导的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一个曾在历史上不共戴天的政权，在他看来，更改国号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办法。
而当这一切都已准备妥当之后，皇太极要做的就仅仅是等待，等待机会的出现，等待一段属于女真民族的新历史。
一 草原上的新盟主
十三副遗甲起兵，女真民族的共主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中土大地暗流汹涌，此时在建州女真的部落里，一个婴孩顺利地诞生，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有关他的历史我们可以归类为典型的为父报仇，他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可世是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在觉昌安父子统领建州左卫的时代，女真民族各部之间烽火四起，互相攻击。明万历十一年，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勾引明军镇压建州首领王杲之子阿台，在这场战役中，作为进攻方的明军并不仅仅是希望将叛乱分子干掉，他们想得更多的是一举干掉女真首领。在这种策略的影响下，作为明军进攻向导的觉昌安和塔可世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明军要对付的对象，而误杀就成了一个非常牵强的借口。只是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次误杀之后的不久，它的后遗症便猛烈地爆发，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在后代史家的叙述中，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之死被称作遗憾，很多人认为假如觉昌安不死，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努尔哈赤的崛起。但历史就是这样，因为觉昌安的死，女真部落里诞生了天命汗努尔哈赤，但假如觉昌安不死，也许会诞生另外一个同样英武的大汗。我们总希望用假设来虚幻地否定一些事实，但可惜的是，这种假设很轻易地就会被另一种假设所击破！
在祖父和父亲被杀之后的数十年里，努尔哈赤开始独自面对这个险恶的世界，在他眼里，汉族政权的统治者满肚子都是阴谋诡计，他渴望有那么一天自己可以取而代之，成为这世界的汗！
和他同样具有远大理想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和多尔衮，这两个儿子一个完成了女真民族的改头换面，另一个则扬鞭策马，横刀中原。
（一）反抗从零开始
万历十一年在明朝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在这之前主持朝政长达十年的一代名相张居正因病去世，帝国的控制权回到了年轻的神宗手中。这是一位以好大喜功和怠于政事而闻名的浑蛋皇帝，正是因为他长达四十八年的统治，帝国才逐渐地陷于泥潭之中。如果说最终是朱由检断送了大明的江山，那么从这一刻起，他的爷爷朱翊钧就已经为他打下了灭亡的伏笔。
第46节：奈何江山唱晚(46)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便遭到了神宗朱翊钧的大举清算。而在万历十年和十二年之间的这段时间，正是朱翊钧迈向昏庸的关键一年。在这一年里，朝廷之中不断有人弹劾已死的张居正；在这一年里，明帝国的边疆形式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年已经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获悉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杀害的消息，心中悲愤欲绝。此时的努尔哈赤有心向明帝国讨一个公道，但作为一个小部落头领，努尔哈赤连人带马不过五十，讨还血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然而父祖之仇毕竟不共戴天，作为继承人的努尔哈赤必须有所动作，权衡利弊之后他只好归罪于挑起战争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并要求明朝政府将此人交给自己处置。
面对努尔哈赤的要求，明政府的官员仅仅是允许他继承父亲的职位，以及一些微小的物质补偿，至于努尔哈赤的报仇申请不光没有答应，反而更加器重尼堪外兰，给予了他更大的权力。就这样，在明政府的干预之下，尼堪外兰的势力迅速扩大，不光附近的部落纷纷依附，就连努尔哈赤的三个伯父和一些同族兄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而后快。
面对这种突然而至的变故，年轻气盛的努尔哈赤心中自然激愤难忍，一怒之下于当年五月，以父亲的十三副遗甲起兵，率领少数人马，展开了自己的复仇之路。由于力量悬殊，面对尼堪外兰的强大势力，努尔哈赤努力说服了萨尔浒城的诺米纳、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杨书等人共同进攻尼堪外兰。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努尔哈赤原本单薄的势力，但即便如此，此时他的兵力依然不到一百人，这其中有作战盔甲的竟然只有区区三十人。然而就是凭借着这不足百人的队伍，努尔哈赤开始了类似于当年成吉思汗的草原逐鹿。在他果敢正确的指挥下，万历十一年五月，努尔哈赤将兵围攻仇敌苏克素护河部尼堪外兰的图伦城，尼城主尼堪外兰逃往靠近抚顺关的嘉班城。而攻克图伦城也代表着努尔哈赤正式开始了统一女真部落的大幕，这个曾经兴衰起伏的民族再一次在漫漫黑夜中找到了一丝火光，虽然这火光看上去是那么的微弱，但在草原之上，它却随时可以引燃一场熊熊烈焰。
打垮了尼堪外兰之后，努尔哈赤的部队又壮大了许多，周围各部纷纷归附。次年六月，又率兵五百人进攻董鄂部的翁鄂洛城。在战斗中努尔哈赤始终冲锋在前、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接着，他和部属又攻占了兆佳城，征服了董鄂部，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万历十三年，努尔哈赤进攻浑河部，在这次战斗中他一举挫败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五城联军共八百余人。第二年，又攻克了贝珲城，彻底降伏了浑河部。紧接着努尔哈赤乘胜攻克鄂勒珲城，继而杀掉了仇人尼堪外兰。没过多久整个苏克素护部便都臣服在了努尔哈赤的铁骑之下，而建州女真的其他部落首领也第一次感到了来自这个年轻人的强大压力。在初步建立了军事基础之后，努尔哈赤一鼓作气又拿下了其他几个部落。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打败了建州女真的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完颜部落，这个曾经在南宋时期横刀中原的部族，在努尔哈赤面前完全没有了其祖先阿骨打的雄武，很快便顺从地臣服于女真人新的英雄。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又攻克了建州女真最后一个独立政权兆嘉城，自此完成了对建州各部的统一。
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努尔哈赤的力量积蓄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准。但是一贯计谋多端的他却并没有和他最大的仇人——明帝国撕破脸皮，反而继续保持着对明朝的臣服。而此时的大明王朝则正忙于远征宁夏鞑靼，辽东守将李成梁的大部分精锐军队都由其子李如松领往西北，因此面对努尔哈赤的逐渐强大，李成梁虽然感到忧心忡忡却并没有切实有效的办法，更抽不出大量兵力予以剿杀。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只好封努尔哈赤为都督金事，统领建州女真的一切军政事物，希望能以这种表面上的信任和纵容稳住努尔哈赤，保持辽东局势的稳定。
第47节：奈何江山唱晚(47)
对于明帝国的这种绥靖政策，努尔哈赤本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的实力远未达到与明帝国单挑的程度，另一方面明帝国的册封也有利于他在政治上取得相对的优势，为他之后的女真统一之路获得外在力量。
努尔哈赤的壮大和建州女真的统一，使其他女真及蒙古部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他们意识到，年轻的努尔哈赤不仅仅是要统一建州女真，数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发迹历史让他们隐约地感到了自己目前的危险。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等女真四部联合科尔沁等蒙古五部落一共组织了三万余人马，兵分三路，向建州发动进攻，企图将努尔哈赤消灭在萌芽之中。面对各部的联合剿杀，努尔哈赤显示出了卓越的智慧才能，对于九部联军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指出各部落军队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不信任。也正是鉴于这种对敌手的细致分析，努尔哈赤满怀信心地激励将士，在古勒山地区据险列阵，诱敌深入，集中重兵击杀了叶赫部落的首领布斋。领头的叶赫部首领战死之后，九部联军旋即乱了阵脚，其余八部未等接阵便四散逃窜，于是努尔哈赤乘势北上追击，并且取得了“斩级四千，获马三千，铠胄千”的骄人战绩。
古勒山战役的胜利一方面让努尔哈赤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同时也将他彻底摆在了其他部族首领的对立面，这种境况虽然让他比以往更加危险，但也坚定了他完成统一女真大业的信心，并且加速了对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的进攻。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在黑龙江地区作战取得辉煌胜利，最终完成了女真民族的统一，成为了继完颜阿骨打之后又一个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民族英雄，成为了女真民族新的汗。
（二）灵活的外交
回首努尔哈赤的女真统一之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其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英雄主义之外，在对外对内的策略上，努尔哈赤也是非常成功的。
首先，在对待明朝的问题上，努尔哈赤凸显大英雄本色，忍辱负重、韬光养晦，获得了崛起的机会。在努尔哈赤一十三副遗甲起兵之初，大明帝国内部矛盾已经开始逐渐加剧，阉党集团初露头角，朋党斗争进入了白热化。与此同时，帝国的边疆也极不稳定，从万历十一年开始，西北少数民族不断起兵反抗。到了万历二十年，东南沿海又有倭寇不断侵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控制。大量财力物力都消耗在战场上，根本就顾不上东北的形势发展。其次由于明政府本来就有意分化女真等少数民族，因此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明朝政府并未给尼堪外兰以明显的支持。而与之对应的是努尔哈赤也与明朝政府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不光顺应明政府的要求，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同时也更加卖力地为明朝政府服务，竭力表示忠于明帝，甘为臣仆，永作顺夷，大肆出卖本民族同胞，既借刀杀人扫清了自己的对手，同时又在女真人心中种下了对明帝国的仇恨种子。
在处理与明王朝的关系问题上，努尔哈赤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大局上制造良好的边境氛围。在努尔哈赤崛起初期，他曾向明朝政府承诺自己的部族保塞安民，不掠不盗，并且送还了蒙古及其他女真酋长掠夺的人口。为了表达忠心，他频繁入京叩拜明朝皇帝，仅仅是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的九年之内，他就五次亲自入京朝贡。除此之外，他还配合明朝边防军打击其他部落力量，甚至还奏请出兵朝鲜，帮助“征剿倭贼”，逐渐造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
第二：细节上积极处理人脉关系。除了非常注重与明朝政府的大局问题之外，努尔哈赤也很注意自己和边境官员的私人关系，夹着尾巴做人，表现得非常低调，即便是面对一个小小的游击将军，他也尊称其为“游府老爷”，再三恭维奉承，摆出一副奴才相。努尔哈赤发家之初面对的最大危险就是坐镇辽东三十年，屡建奇勋，“威振绝域”的宁远伯、征虏将军、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在当时，正是由于李成梁的存在，辽东边防的主动权才始终掌握在明朝政府的手中。面对这样的强势人物，努尔哈赤可以说是百般迎合，屡送厚礼，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妾。在这种尽心尽力的经营下，李成梁也渐渐放松了对努尔哈赤的警戒。以至于当时人称“建酋与成梁谊同父子”，“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
第48节：奈何江山唱晚(48)
努尔哈赤的这些措施极为有效，万历二十三年他得到了“龙虎将军”的正二品职衔。这使他成为女真各部中官阶最高、职衔最显赫的大酋长，为抬高其政治地位，扩大势力，加速统一女真的进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明政府这种缺乏远见的默许和无原则的信任，努尔哈赤才有可能凭借原本微小的实力，逐步完成女真部落的统一。
除了妥善处理与明朝政府的关系之外，在其他方向的外交上，努尔哈赤也表现得相当灵活。由于在当时的东北女真被朝鲜、蒙古和明政府围在中间，因此如何处理与朝鲜及蒙古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努尔哈赤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智慧。虽然自己的部落与蒙古部族间曾有过大规模的冲突，特别是叶赫等九部联军进攻自己时，近乎一半的军队都是蒙古人，但对此努尔哈赤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记恨，反而是通过联姻、和谈等手段，与蒙古贵族之间建立平稳的关系。他的这种做法不光保持了本部侧翼的安全，同时还直接促使蒙古科尔沁部、札鲁特部归附了他所领导的建州女真。与对待蒙古人的手法一样，努尔哈赤对朝鲜也大力采用拉拢手段，在多方势力交错的东北地区找到了一个非常平衡的着力点，为自己的统一战争建立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保证了外交上的良性局面之后，努尔哈赤便集中力量处理女真民族的内部矛盾。由于他本人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因此在女真人的心中，更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这在崇尚武力的东北边区是非常重要的，很容易就团结起一批亡命之徒。同时，在统一女真部落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始终坚持“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对部分强势部族交攻结合、连销带打，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对于这场本民族内部的斗争，努尔哈赤采取了三个恩威并举的原则：
一：为抗拒者杀，俘虏者为奴。
二：系降者编户，对于女真人员，不管是大军压境被迫归顺，还是交战失败、城寨陷落、不得不降，他都予以“恩养”编户，不贬为奴，不夺其财。
三：自动归降者给予奖励。
这三条极具针对性的原则，为努尔哈赤在女真民族中建立了良好的威信。和其他部落酋长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没有其他首领的傲慢和不通情理，对待下层人民能够一视同仁，在历次兼并战争中，他都坚持着优待俘虏的做法，因此在辽东地区声誉日佳，归降者也越来越多，“诸部始合为一”。仅黑龙江、吉林、辽宁各地女真头目率众来归者，就有二三百起之多，从而大大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过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内耗。
（三）就这样成为辽东的王
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努尔哈赤还非常注重政权基础的准备，逐渐开始修筑城池，初设权力机构，筹划政权的建立。
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筑城三层，起建楼台”，修葺“汗王殿”。俗称此城费阿拉。同年六月，定国政，草拟法令，制定管理措施。“凡作乱、盗窃、欺诈，悉行严禁”。
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到赫图阿拉（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在苏子河与嘉哈河汇合处的东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城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有内外两城，努尔哈赤及其亲贵居住内城，军队则扎营外城。奴隶、奴仆居城内，铁匠等工匠分居各城门外。此城俗称老城，它是建州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努尔哈赤进攻辽沈地区的牢固基地。
万历四十三年，由于势力规模不断扩大，努尔哈赤设立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并规定，凡判断民人讼狱，先经扎尔固齐（都堂）审问，后入告五大臣，五大臣复审，报告诸贝勒，众议奏明，最后由努尔哈赤裁决。此外，还有分管庶务的官吏，如掌管仓库的拨什库，管理文书的巴克什。为了选拔人才，充实权力机构，努尔哈赤还定下选取官吏的标准：“不要看出身，要看心术正，大才能的任用。不要看门第，要看德才，充任大臣。”努尔哈赤这种不拘一格的选拔手段为人才的汇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他招募了许多颇具指挥才能的名将。例如帮助他理政、听讼、统兵征战的“五大臣”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史书记载：“额亦都骁勇善战，能挽强弓十石，善于以少败众，军功累累，所向无敌。辄为军前锋，用兵垂四十年，未尝挫衄。费英东，智勇双全，多次领兵出征，功勋卓著，被誉为‘万人敌’。三十余年里，每战必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当其锋者，莫不披靡。安费扬古，屡败敌兵，克城破堡，勇冠三军，被赐号为‘硕翁科罗巴图鲁’。扈尔汉、何和礼亦为能征惯战军功卓著之勇将。”而在这著名的“五大臣”以外，还有扬古利、劳萨、图鲁什、巴笃礼、冷格里、萨穆什喀、阿山、吴拜等等，也是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之猛将。
第49节：奈何江山唱晚(49)
除了攻城拔寨的武将之外，努尔哈赤也笼络了不少颇具才智的知识分子，例如额尔德尼和达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额尔德尼，自幼明敏，精通蒙、汉文，从征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在当时，女真族原有的文字已经逐渐衰落不用，因为与蒙古人往来甚密，因此女真人必习蒙古文，译蒙古语。同时又受汉族文化影响，凡属书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代言者，十之三四”。女真族的逐步统一，单凭蒙古文字和汉字与周边民族交往，没有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已深感不利于本民族的发展和对外交往，于是，下令创制本民族文字——满文。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借助蒙古文字编造国语。额尔德尼遵循努尔哈赤指授，参照蒙古字母，创立了女真人自己的语言，俗称“老满文”。
额尔德尼和他所创立的女真文字系统，为后金国的建立和满族的加速形成，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清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这位先贤在建国初期的不懈努力和天才智慧。
达海，九岁便能通晓满汉文义，具有超凡的语言天赋。他翻译了《素书》、《明会典》、《三略》等汉文典籍，并为老满文增补十二字头，于旧文字旁加以圈点，使满文更为完善，被称为新满文，通行于后金。他的存在使女真人很好地吸收了汉文化的精华，并且最终确立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核，进而建立了强大的民族自信心。
这些文臣猛将皆云集努尔哈赤麾下，同心事主，为贯彻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总方针，而各尽所能，艰苦奋斗，终使女真民殷国富，军威渐盛。
在基本统一女真部落之后，努尔哈赤又将女真人的社会组织确定化，形成了紧凑有效的八旗制度，将其所属部落统统编入八旗，满语称之为“固山牛录”。八旗制度的设立，正式确定了女真人等级分明的组织形式和行政规划，在日后的民族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八旗制度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逐步发展成为“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当时“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厄真”。
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旗，即黄、白、红、蓝四色，规定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每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的一切事务。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的力量空前壮大，原来的四旗机构臃肿，必须予以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将四旗改为八旗，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均镶红边，红旗则镶白边，合为八旗。并规定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厄真一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厄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厄真一人，副职二人称美凌厄真。固山厄真即旗主，领有步骑七千五百名。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并有巴牙喇（直属精锐部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也有人数不等的巴牙喇。作为女真部落的大酋长，努尔哈赤领两黄旗，代善（努尔哈赤二儿子）领两红旗，皇太极（努尔哈赤八子）领镶白旗，莽古尔泰（努尔哈赤五子）领镶蓝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阿敏（努尔哈赤侄子）领正蓝旗。他们是每个所辖旗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军事、行政和组织生产的大权，八旗之间是平行关系。所以“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而“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层单位，它是以地缘为主，血缘为辅组成的，牛录厄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职，再置四名章京、四名拨什库，并把三百人组成的牛录，分编成四个小的部落组织塔坦，一章京和一拨什库管理一个塔坦的各种事情。可见八旗制度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和政权的统治机构，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战斗，具有行政管理、军事征伐、组织生产的三大功能，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第50节：奈何江山唱晚(50)
努尔哈赤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明政府的关注。万历三十六年，明廷终止了建州朝贡。次年，又关闭了马市，对建州实行经济封锁。明朝这样做非但没有使努尔哈赤就范，相反，却加速了他们政权的建立。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明神宗派遣守备肖伯芝赴辽东。肖伯芝此行作威作福，一方面摆足排场强令努尔哈赤跪拜，另一方面又企图以三言两语化解掉边关的危机。这种迂腐的做法直接暴露了明朝官僚的虚伪、怯懦，对此努尔哈赤自然心生厌恶，毫不犹豫就把这位肖大人顶了回去。肖伯芝事件之后，明朝政府更加注意努尔哈赤的发展壮大，但短浅的目光让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式，以为单凭高压政策就可以解决边境的问题，于是进一步压缩女真人的土地，并收缴其粮食，断绝其经济来源，这也直接加重了女真人集体性的反叛心理。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宣布“大金”政权成立，登极称汗，年号“天命”，以赫图阿拉为都城，后称兴京。之所以建国号为“金”，是因为他把自己建立的国家看作是历史上金朝的复兴和继续，史称“后金”。这也象征着女真民族摆脱了与明政府二百余年的隶属关系，重新开始了同代表汉族政权的明帝国分庭抗礼的新阶段。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击败了女真民族最后一个分裂势力，彻底完成了本民族的统一。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天，发军征讨大明：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窬疆场，肆其攘村，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获，遣兵驱逐，恨五也。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肆行凌侮，恨六也。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这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唯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欺凌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
“七大恨”彻底地否定了明朝政府延续百年的边疆政策，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两大问题：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廷分化瓦解女真各部，维持女真“各自雄长，不相归一”的分裂局面。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女真军民之间激起了极热烈的战斗氛围。为此三军将士奋勇冲杀，很快便攻下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堡、台五百余处，掠人畜三十万，击杀辽东总兵张承胤，获战马九千匹、甲胄七千副。
当年五月，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军再次征明，又相继攻克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等十一个屯堡。七月，攻入鸦鹘关，袭破清河堡。努尔哈赤欲乘胜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且侦知明廷将派大批军队增援辽东战场，于是在九月便主动撤退。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通过明朝使臣李继学向万历皇帝朱翊钧提出了三项罢兵的条件：
（1）撤走边兵，解释清楚“七大恨”，承认金政权的存在，允许他自立为王。
（2）抚顺、开原原有敕书仍照旧给予。
（3）赔付绸缎三千匹、黄金三百、白银三千。
对于努尔哈赤的狮子大开口，明政府大为恼怒。虽然“辽左覆兵陨将，虏势日张”，边关局势已经一塌糊涂，但帝国的中央决策层还是决定调兵遣将，企图一举将新生的“后金”政权扼杀在襁褓之中。在他们的眼里，努尔哈赤虽然羽翼渐丰，但实际上不过是边境上一小股凶顽，虽然让人恼怒、担心，但剿灭他们依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51节：奈何江山唱晚(51)
二 和朝廷第一次正面对决
萨尔浒大战和熊廷弼之死
在明朝与后金的对抗过程中，萨尔浒之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光是后金军队与明朝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作战，也直接体现了双方军队的作战能力。在这次战争中，后金军队战术得当，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取得了战役的全面胜利，这一仗堪称我国军事历史上的典范之战，直接奠定了辽东的局势。自此之后，在辽东的战场上，明政府再也没有获得过进攻主动权，不论是谁领兵镇守，即便是后来的袁崇焕，也没能改变明政府军疲于防守的现实。
与萨尔浒之战同样可以计入史册的是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是一位与袁崇焕有着相似命运的将领，同样是文官出身，同样心怀一颗报国心，同样两上两下，同样没有落下一个好的下场。
他唯一比袁崇焕幸运的竟然仅仅是死得痛快了些，他的结局是被割了头颅、传首九边。
明帝国，至此休矣。
（一）萨尔浒在哭泣
万历四十六年，明政府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经略辽东，奉旨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意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的金政权。然而杨镐到任之后发现，由于多年来辽东边防始终处于消极状态、军力羸弱，因此每遇战事，士卒便不敢迎战，毫无战斗力。于是，无奈之下杨镐只好调福建、浙江、陕西、四川、甘肃八万余兵丁到辽东，又征用朝鲜王国兵将万余人，集结于辽阳、沈阳，以期捣平后金，“以雪败亡之耻”。
从明帝国的这次战争准备来看，军队数量上虽然有保障，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士兵的来源。由于杨镐抽调的军队很多来自于南方，而二月份的辽东正是冰天雪地，寒冷的季节对于南方战士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另外朝鲜军队的加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补充的作用，但是由于作战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出于对天朝军队的强大自信，此次明军的作战目的非常明确：“凡能擒斩奴儿哈赤者，赏银一万两，升都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八大总管者，赏银二千两，升指挥使世袭。擒斩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者，赏银一千两，升指挥同知世袭。擒斩奴酋中军、前锋暨领兵大头目者，赏银七百两，升指挥佥事世袭”。“北关金、白两酋擒斩奴酋，即给与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八大总管”及“十二亲属伯叔弟侄”是指努尔哈赤的子孙，即代善、阿敏等贝勒，“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是指额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级官将。“北关金、白两酋”是叶赫国主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这就是说，明军此次征剿，既要将努尔哈赤家族斩尽杀绝，又要消灭整个建州女真的有生力量，进而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在辽阳地区集合征辽将领、召开军事会议，誓师讨伐努尔哈赤。在这次会议中，明朝军方议定兵分四路：西路为主力部队，从抚顺出发，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保定总兵王宣、原总兵赵梦麟为副，官兵二万余名；北路军从靖安堡出边，以原辽东总兵马林为主将，官兵二万余人，叶赫兵二千随征；南路军从鸦鹘关出边，以李成梁之子、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官兵二万余人；东路军从亮马佃出边，以总兵刘铤为主将，官兵一万余人，朝鲜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从征。总计四路军马一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和叶赫部落的军队，一共十万零三千余人，号称四十七万，火器数万，声势浩大。后金女真总共约六万人，即使全民皆兵，也只是这区区六万，在人数上占据绝对的劣势，而且使用弓箭刀枪，没有火器，双方力量对比，似乎明军是定胜无疑了。然而，战争结局却出乎明朝政府的意料，十万大军竟惨败于八旗劲旅手下。
由于之前早已收到明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因此努尔哈赤做好了充分的战略准备。这场战争对于明帝国的人民来说是大国宣威、平复边虏，但对于后金人来说却事关民族的存亡。尽管明朝大军压境，兵多、枪多、火炮多，但事实上后金的军民却毫不惊慌，面对强敌，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第52节：奈何江山唱晚(52)
一来，保家卫族，只有死战一条路。女真人长期遭受明朝政府压迫剥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对女真——满人“苦害欺凌，千态莫状”。因此这次明军来剿，不将其打败，努尔哈赤和他的亲信部族固然要被斩尽杀绝，八旗官将士兵也势必难逃一死，整个女真族必然要被弄得七零八落。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战争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战，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少许的反压迫、求生存、图发展的性质，因此无限激励了女真人民拼死抗敌的强烈斗志。说白了就是，左右是个死，还不如力拼而死。
二来，由于女真人和新兴的政权“金”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其民族信心已然被再次唤醒，内在的血性喷薄而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新兴贵族充分起到了领袖模范的作用，举国上下练兵习武，拼搏进取，一派兴旺的景象。而之前女真劲旅又取抚顺，下清河，斩杀明朝大将，所向无敌，因此此次交战虽然表面力量悬殊，但对于女真将士而言却是信心百倍，从一开始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经过仔细的侦查之后，努尔哈赤基本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也看清了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认为“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认为明军虽然枪炮众多，但也有其局限之处，那就是利远攻，不便近战。而相比之下八旗兵丁使用传统的弓矢刀剑，长于骑射，利突袭决胜，不利于缓慢厮杀。同时由于明朝军队多是远来，人地生疏，粮饷难继，而己方军队则生长于此，熟悉作战环境，行动便捷。因此努尔哈赤决定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尽量利用明军之短，设下埋伏，诱敌入围，然后以奇袭的手段破敌。
下定作战决心之后，努尔哈赤只派出五百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铤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准备埋伏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这就是所谓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表面上，努尔哈赤的这种战法，有些莽撞，一旦失利便会全军覆没，但正是这种拼死决战的勇气和信心让后金军队得以最大化了自己的力量。此时如果明军能够调整兵力部署，对后金军队迅速形成战略合围，那么这场战争还有取胜的希望。然而可惜的是，杨镐的如意算盘并没打好，由于明朝军队对作战地形不够熟悉，关外又多山多水，刘铤、马林和李如柏三路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目的地，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以六万人对付杜松的三万人，便能够在整个战役中取得局部优势，获得主动权。
仔细地进行了战役部署之后，努尔哈赤拔营起兵，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在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著名的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部队，明军西路杜松部急于交战，一心取得头功，因此虽然明知其余各部动作缓慢，依然孤军深入，意图寻找努尔哈赤主力部队，并与之展开集团攻防。
作为西路军的统帅，杜松本人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将领，他出身于将门之家，兄长杜桐以军功升至大帅。杜松本人也是“勇健绝伦”，由舍人从军，久历阵仗，屡建军功，最后升至总兵官，历镇延绥、蓟州、辽东、山海关。同时与大多数明朝官员不同，杜松的为人也很正派，其人秉性清高，不贪财、不怕死，也不巴结上司笼络权贵，从这几点来说，杜松可谓明帝国的忠臣良将。然而抛开他具备的这些优点不谈，作为统兵作战的将军，杜松在性格上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性急“尚气”，也就是说是个不折不扣的急性子。
四月十三日，杜松率领三万明军，出抚顺，十四日抵达萨尔浒。此时杜松如果能够沉下气来，死守萨尔浒，拖住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那么一旦其余三路军队抵达赫图阿拉，明朝军队将形成巨大的优势，到时再利用武器装备的优势，剿灭努尔哈赤确实不是什么痴心妄想。然而在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不远处的界凡城，借以阻挡明军东进之后，杜松立刻决定带领一万精骑突击界凡城。他的这个选择，可以说是臭招中的臭招，本来三万人的部队，力量就很有限，如今又把这有限的部队再次分割，简直就是自寻死路，正中了努尔哈赤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打击的圈套。
第53节：奈何江山唱晚(53)
努尔哈赤在得知杜松孤军深入之后，大为开怀，认为：“先破萨尔浒山所驻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在这种准确的判断之下，他先是派两个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带领两旗人马截击杜松，而自己则亲率其余的六旗兵马猛打萨尔浒的明军。明军遭到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立刻大乱阵脚，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和他所率领的一万精兵则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这一战，杜松丧生，全军覆没。
击溃了明军的主力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军威大振，转而截击北路军——马林部。四月十四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企图互为犄角，彼此声援，这样的排兵布阵无异于分散自己本来就不够强大的力量。而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在西线刚刚消灭明兵主力杜松部，乘胜挥戈北上，军队气势正是旺盛的时候。十五日，后金兵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军，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军大败，马林仓皇逃往开原，紧接着，努尔哈赤回军猛攻，又围歼了斐芬山的明军部队。
击垮了明军的两路部队之后，努尔哈赤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经过简单的休整之后，后金部队立刻回师南下，截击东路军——刘铤部。
四月十日，刘铤率领的明东路部队出宽甸。十六日，大部队进抵阿布达里岗，跟随配合的朝鲜将军姜弘立率部到达富察，距离赫图阿拉仅有五六十里。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得知东路军已经接近都城之后，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领军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就在东线集中了三万多人的集团部队，待机而动。
按照努尔哈赤的指挥，代善率领己部在距赫图阿拉五十里处的阿布达里岗“设伏于山谷”。为了能够诱敌深入，代善命令明朝的降官持前次战役中所得的杜松令箭求见刘铤，诈称杜松已抵达赫图阿拉，催促东路部队迅速增援。刘铤一听杜松已经到了赫图阿拉，立刻着急起来，觉得自己的功劳马上就要被人抢跑了。为了能分得胜利果实，既没深究消息的真假，也不等朝鲜将军，急忙率本部人马直奔赫图阿拉，并在阿布达里岗陷入重围。后金军“不意突出，冲断前后”，刘铤战死，全军覆没。
聚歼刘铤部之后，代善迅速集合八旗兵马，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团团围住，“孤阜狭隘，人马偪侧，屡日饥卒兼之焦渴，欲走则归路已断，欲战则士皆股栗，至有抛弃器械，坐而不动者，事无可为”，无奈之下姜弘立只好率全军投降。
面对东、西、北三路军队的全面失利，杨镐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大本营。从四月十三日开始，努尔哈赤仅仅用了五天时间便打下了一系列漂亮的歼灭战。在此次战役中，明军文武官员死三百一十多人，士兵阵亡四万五千八百余人，丢失马骡驼两万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两万件，明军完全失败。
“萨尔浒战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帝国兴亡的关键一仗，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典范战例。在战斗中，充分显示了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顽强作风，在五天之内，在数个地点进行了数次大规模集团作战。战斗前部署周密可靠，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迅疾投入新的战斗，连战连捷。这一仗让明军丢了威风，却让后金部队打出了信心，当年六月，努尔哈赤又挥军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辽东军事彻底逆转，后金部队由防御转入了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进入了全面崩溃的阶段。
而此时面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坐镇北京的神宗皇帝朱翊钧依然忘我，虽然“东事危急，京师十分可虑”，却仍然不理朝政，甚至拒绝召见长跪门外的文武群臣，一心玩乐，丝毫不把边疆军务放在心上。
第54节：奈何江山唱晚(54)
（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悲哀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明帝国辽东主将更迭，熊廷弼走马上任。这是一位有胆有识，才华横溢的名臣。虽然是文官出身，但因边患急遽，所以苦练骑射、钻研兵法，被誉为“善左右射”，有“盖世之才”。
面对敌强我弱，危在旦夕的险恶局势，知识分子出身的熊廷弼没有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反而是毫不畏惧，逆流而进，担起了拯救国家于危亡的艰难重任。上任之初便亲巡边境城堡。当时，沈阳、辽阳军民四处躲避战火，帝国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沈阳任职，熊廷弼却于七月只带数百疲弱士卒，连日兼程抵达沈阳，紧接着又乘雪夜亲赴毗邻后金的抚顺城。
经过巡视之后，熊廷弼基本掌握了辽东的布防情况，此时的沈阳虽有兵卒万名，但“堪战者不过一二千人”。而一向号称兵强马壮的军事重镇辽阳，只有残兵二三万，“皆无甲无马无器械，既不能战，而守城又无火器，将领中军千把总等官，俱贼杀尽，各兵无人统领，辽至今日，可谓无兵”。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长疏，极言“辽左大势久去，战守已无可支”，“备陈兵马军民器械将领不堪战守之状”。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以守为稳着”，“守正所以为战”的根本战略方针，奏请集兵十八万、马九万匹，分驻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没有军事行动的时候就地操练，如果有小规模的行动则各自为战，假如强敌来犯，则诸关口守军互相应援。紧接着又在重镇辽阳设兵二万，以策应周围的要塞军队。熊廷弼的这种做法正是发挥己之所长克敌之短。
在熊廷弼看来，明朝部队虽然在萨尔浒一败涂地，但却并不意味着自此便再无还手之力，努尔哈赤和他的后金军队虽然善于骑射，士气高昂，在战斗中猛冲猛打“铁骑冲突，如风如火”。但由于他们缺乏火器，不会使用枪炮，所以虽然长于野战，却短于攻坚。因此明朝军队虽然战败，但只要战略得当，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地，据险扼守，便可稳定战局，再伺机进攻。因此，在熊廷弼的战略谋划中，防守是最为重要的策略，当然这种防守并非消极怠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边境军队的战斗力和自信心，为其后的决战建立基础。为了尽快让军队进入良好的状态，熊廷弼还大力整顿军纪，斩杀了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以祭奠战死的官兵，又诛杀了贪官陈伦，弹劾掉庸懦怕死的辽东总兵李如桢，招抚流民，缮守器具，分置士马，“由是人心复固”。
军事上确定了防守策略的同时，熊廷弼也加紧征兵调将、齐备粮草，做好战争准备。面对恶劣的边境形式，他屡上奏疏，增造大炮数千、枪炮数万，又赶制双轮战车五千辆，每辆安装灭虏炮二门。紧接着又大修城池，在城外又挖了三道沟壕，每道宽三丈深二丈，辽阳“城高厚壮，屹然雄峙”。修固辽阳的同时，熊廷弼将沈阳也修缮加固，不光“城颇坚”，城外又掘了一人高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沟，插满尖木桩，又树立用一二十人抬的大木头修筑的栅栏，沿内濠排列楯车，每车安置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中间又放置大炮五门。一时间辽阳、沈阳、奉集堡、虎皮驿四城固若金汤。其他要塞，也都改善了防守质量。
在熊廷弼的亲力亲为下，辽东“数月守备大固”，边境局势得以迅速地稳定了下来，并且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在大名帝国的官场之中，凡是有才干的官员基本都会遭到同僚的挤兑，尤其是熊廷弼这种做事雷厉风行的人，更是没有好果子吃。由于办事严格，求成心切，性格刚直，熊廷弼在官场上遭到了反对派的大举围剿。御史顾三元劾熊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不罢其任，“辽必不保”。御史张修德更是变本加厉，上疏弹劾熊破坏辽阳防务。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内阁之中又没人替他说话，于是泰昌元年九月，短命皇帝朱常洛一道圣旨革了熊廷弼的官职，听候勘问，改以辽东巡抚袁应泰继任经略。
第55节：奈何江山唱晚(55)
熊廷弼下台之后，努尔哈赤心中大喜，立刻调集兵马，天启元年三月十二日亲率五万大军进攻沈阳。此时沈阳有守军二万余、四周要塞则驻扎着四万多增援部队，加起来比金兵人数还多出一万，只要调配得当，沈阳城完全可以凭借坚城利炮死守，根本不会轻易失陷。
面对守军的强大力量，努尔哈赤又一次表现了较为高超的指挥艺术，并没有采取一味集团猛攻的策略，反而运用了先夺城池，后灭援兵的攻城打援方针，先于十三日派小股部队诱敌出城，接着又利用诈降的部队打开沈阳城门，尽歼守兵。紧接着后金部队又先后分击明军的两路援兵，一日之内，努尔哈赤败敌六万，攻下要镇沈阳，转而挥师南下，进攻军事要塞辽阳。
和沈阳一样，在熊廷弼的领导下，辽阳的防守可谓固若金汤。并且还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为重炮，一发便可毙敌兵数百人。面对这种情况，后金部队抵达辽阳之后，带兵将领均感攻坚不易，纷纷劝努尔哈赤退回赫图阿拉。然而时势造英雄，手下的将领虽然信心不足，但努尔哈赤本人却志在必得，立即宣布，“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匹马独进”。军事首领的无畏精神很快地就感染了后金部队，数万女真精兵于辽阳城下慷慨激昂。
调动了部队的作战积极性之后，努尔哈赤故伎重施，又派遣少数人马挑战，诱敌出击，而明军也真争气，果然中计，坐镇城中的辽东经略袁应泰亲督侯世禄等五位总兵官率兵出击，并在城外五里扎营。努尔哈赤见机立刻围剿明军进攻部队。紧接着，后金军连续猛攻辽阳城，原先派入城中的细作里应外合，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辽阳，袁应泰自焚而死。
攻下辽阳之后，努尔哈赤迅速转战，率后金部队又接连攻克河东三河堡等五十多寨，及古城、新甸、宽甸、永甸、长甸、海州、金州、复州、盖州等七十余城。
辽阳和沈阳的陷落让明王朝的统治阶层大为震撼，无奈之下他们又想起了熊廷弼的种种好处，于是又命其再任辽东经略，同时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以期扭转战局。然而这次任命从表面上看虽然依旧是以熊廷弼为战略主官，但事实上大权却基本掌握在拥有阉党背景的王化贞手中。
对于辽东防线的军事布局，熊廷弼力主集中步兵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从正面牵制后金主力部队的行动；其次以天津为军事基地，集中水师主力，随时准备由水路进击辽阳附近的地区；最后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建立战舰基地，集中其余部队，适时袭扰后金的腹地。
对于熊廷弼的建议，辽东巡抚王化贞完全不予考虑，反而将主力部队依次排开，分兵扼守辽河沿岸。这种布置毫无军事常识可言，极大地分散了守军的有生力量。
天启二年努尔哈赤挥兵来袭，一举拿下广宁，王化贞踉跄出逃，熊廷弼无奈退入关内。紧接着二人一并下狱议罪。又过了没多久，熊廷弼便被诬告杀头，并且传首九边。一代名将忠心耿耿最后却落了个凄凉无比的下场，这不能不说是明朝所有官员的悲哀。从熊廷弼的死开始，辽东将领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能够守城攻敌的统统没有什么好下场。在后面的日子里，孙承宗败走官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其余的不是战死沙场，就是投降对手、落下了千古骂名。
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将军黑洞”！
三 宁远大捷和后金的波动
袁崇焕初露头角，皇太极走上舞台
在夺去了沈阳和辽阳之后，努尔哈赤迎来了人生的最高峰。战争让他拥有了比赫图阿拉更为雄伟的新都城——沈阳。战争让他成为了继完颜阿骨打之后、女真民族首屈一指的大英雄。然而同样是战争，也让他过早地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草原，送他离开的人是一个生于南方的汉族年轻人，名叫袁崇焕。
我们回首明末清初的辽东军事史，有这样七个人可以真正毫无争议地名留史册——努尔哈赤、李成梁、熊廷弼、皇太极、袁崇焕、多尔衮、吴三桂。这七个人名声各异，但无一例外都在辽东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进而影响了两个民族的历史。
第56节：奈何江山唱晚(56)
在熊廷弼悲壮地离开历史舞台之后，作为他的继任者，袁崇焕披肝沥胆，纵马而来。都是一时才俊，都是文官出身，都充满了士大夫阶层的美好幻想，而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
无非是相同或者不同的命运罢了……
（一）孙大学士的起落
经过了一系列的胜利，努尔哈赤的雄心壮志已不仅仅在关东草原上，在他的脑海之中，一幅属于女真人的盛景正慢慢地浮现出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大王已不是他的选择，潜意识之中，他希望自己能像成吉思汗那样纵横天下。他不光要成为辽东的王者，还要成为蒙古人、朝鲜人，乃至汉人们共同尊崇的汗。
在这满腔雄心的催促下，万历四十八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并定名为东京。在辽阳居住四年之后，努尔哈赤发觉，对于明政府来说，辽阳是军事要塞，但对于后金来说，它更应该成为腹地。从战略角度来看，沈阳显然更为重要，从此地向西由都尔鼻渡辽河，可以征讨明帝国；向北两三天就能抵达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向南从清河出边又可以征讨朝鲜。另外从生存环境来讲，在浑河、苏克素护河上游伐木，顺流而下就能抵达沈阳，这对于修建宫室大有益处。沈阳虽然处于平原，但距离山区也很近，狩猎方便；离河也不远，打鱼也容易。于是尽管朝中大臣有很多都对迁都沈阳持保留意见，但努尔哈赤仍力排众议，选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沈阳为都城。
天启五年三月，努尔哈赤放弃辽阳，迁都沈阳，并定名盛京，这一举动为清朝最终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稳固而可靠的根据地、大本营。
在努尔哈赤戮力经营的同时，明帝国内部依然暗流涌动，魏忠贤的政治黑手党逐渐成形，大批东林党人被罢官、整治，一时间朝堂上下黑白颠倒。
天启二年王化贞和熊廷弼大败之后，明政府派王在晋主政辽东，这是一位以胆小著称的愚蠢官员。他到达辽东之后，立刻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张放弃关外，把关外防务全部交给蒙古人，而自己则在山海关外的八里铺筑重关，设兵驻守，坐此观望。
王在晋的消极防御措施实际上是把辽东的边防完全交给了蒙古人，希望蒙古人能挡在前面，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这种想法是极度愚蠢和幼稚的，因此遭到部将袁崇焕等人的坚决反对。特别是文官出身的袁崇焕性格刚烈，从小根深蒂固的忠君报国思想，让他时刻都不敢放松警惕，如今军事主官提出了这样的浑蛋逻辑，他自然也不会有明哲保身的想法。在他看来，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宁远在山海关东，广宁之西，地当要冲，主张在此筑城，修山海关的屏障。于是立即提出：“予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袁崇焕这种极端的做法，虽然让王在晋觉得很没面子，但却得到了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
就在辽东守备将帅相争的时候，木匠皇帝朱由校任命孙承宗兼东阁大学士，督山海、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亲主辽事。“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尤其重要的是，孙承宗到任之后开始重用能臣袁崇焕和猛将满桂，这对遏制后金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接着做了福建邵武的县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袁崇焕做得却是有板有眼，不光民誉颇佳，而且在任职期间他也并没有放弃对边关局势的关注，经常与当地的退役军士一起研究辽东局势。
王化贞、熊廷弼广宁大败之后，袁崇焕正因朝觐在京，由于他热衷辽事，因此被破格擢兵部职方主事。在当时辽东一溃千里的局面下，袁崇焕却单骑出阅关塞内外，并对辽东主官王在晋的消极策略提出了严厉的批驳。
袁崇焕对抗上司王在晋的做法，从官场角度来说虽然欠妥，但在孙承宗眼里却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不光没有批评，反而遂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不久改为宁前道，并依崇焕议筑宁远城。得到了最高首长的钦许之后，袁崇焕干劲倍增，立刻“内附军民，外饬边备”，于是曾经一度荒凉残破的宁远变成了“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的关外重镇。
第57节：奈何江山唱晚(57)
经过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等人和辽东军民的艰苦努力，边关形势得到迅速扭转，明朝的边防部队再一次和女真人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然而，就在此刻，北京的政治局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忠贤针对东林党人的血腥清洗达到了高潮阶段。身为内阁大学士，同时又是东林党人出身的孙承宗自然责无旁贷，立刻上疏弹劾魏忠贤及党羽。然而可惜的是，孙承宗的举动不光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反而把自己也搭了进去，魏忠贤唆使党羽，接连上疏弹劾孙承宗，迫使孙承宗于天启五年十月致仕，紧接着魏忠贤派自己的党羽、新任兵部尚书高第代为辽东经略。
辽东的最高统治权落到魏忠贤一伙的手里，可以说是一次重大的变故。平心而论，魏忠贤虽然是个浑蛋流氓，但却和卖国不搭边，他也绝对不会希望辽东在他手里陷落。甚至可以说，他将高第派到辽东，也是希望高第能给他长长脸，不光不出差错，要是能把努尔哈赤收拾了就更好了。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魏大太监的手底下除了废物还是废物。高第端的是一个胆小如鼠、畏敌如虎的杂碎，他就任之后立即下令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诸城防守兵械器具，尽驱屯民入关，丢弃米粟十余万石，军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紧接着高第又下命令撤宁远、前屯两城，本来就已经满肚子火的袁崇焕当然拒不从命，而且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
面对袁崇焕坚决异常的态度，高第一时也没了主张，于是只好作罢。然而袁崇焕虽然顶住了高第的乱命，未曾撤退，但宁远却成了一座孤城。辽东的局势再一次向后金倾斜，为金军席卷关外，进逼山海关，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袁崇焕和他的宁远城命悬一线。
（二）此刻，死守宁远
明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天命汗努尔哈赤统率精兵十三万，出都城盛京，亲征大明帝国。后金兵马渡过辽河，警报才传到明帝国的首都北京，顿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慌，接替高第的兵部尚书王永光急忙召集朝中官员商议对策，但一群大官你看我我看你，搞了大半天也没商量出一个好主意来。而此时据守山海关的高第和总兵杨麒，更是吓破了苦胆，不光不发兵救援宁远守军，反而进一步紧缩力量，决定死守山海关。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接连攻陷右屯、大凌河、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八座城堡。当地的守军一个个闻风而逃，后金部队如入无人之境，昼夜急行，直奔宁远。
面临后金军队的大举进攻，袁崇焕心中也开始忐忑不安，此时宁远的守军不满两万人，与后金部队相差近乎七倍。然而局势虽然非常不利，但城却必须守下来，如果宁远失守，辽东便彻底地葬送了。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上疏朝廷：“本道身在前冲，奋其智力，自料可以当奴。”从这句话来看，袁崇焕的心里其实是没底的，“自料可以当奴”也就是说，自己觉得能够抵挡，潜台词就是，事实到底怎么样那就没谱了。而这样死守，如果城破，守将必死，因此从奏疏来讲，袁崇焕当时确实是做好了力战而死的准备。
后金部队西渡辽河之后，长驱直入，正月二十三日穿过宁远城东五里处的首山与螺峰山之间隘口，兵抵宁远城郊。努尔哈赤命离城五里，在连接宁远与山海关的大路上安营布阵，并在城北扎设统帅大营。在发起攻城之前，努尔哈赤释放被掳的汉人回宁远城，向袁崇焕传书招降:“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对此袁崇焕回答道:“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
断然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袁崇焕命令从福建跟随而来的炮手罗立等人向城北后金军大营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歼虏数百”。后金军队见炮火猛烈，己方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于是只好将大营移到城西。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既拒不投降，又发炮轰击大营，登时恼羞成怒，立刻命令准备攻城器械，决定次日进攻宁远。
第58节：奈何江山唱晚(58)
正月二十四日上午，宁远大战正式打响，后金部队以战车为掩护，步兵、骑兵蜂拥而出。努尔哈赤又命弓箭手万箭齐发，企图一鼓作气拿下宁远。
但让努尔哈赤感到诧异的是，宁远的守军与之前遇到的敌人大不相同，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却训练有素，而且武器非常先进，宁远城楼高大巍峨，后金部队的箭矢射到城楼时基本都是强弩之末，对城内的军民并没有太大的伤害。而明军所使用的火器装备威力巨大，且居高临下，让后金部队吃尽了苦头。经过几个小时的进攻之后，后金部队以大量伤亡为代价终于抵达宁远城下，士兵们顶着炮火，用楯车撞城；冒着严寒，用大斧凿城。但明军发矢镞，掷礌石，飞火球，投药罐，后金兵部队虽然在城墙上凿开高二丈余的大洞三四处，短时间内对宁远城造成了一定威胁，甚至还射伤了袁崇焕的左臂，然而明军的防守却依然坚定、有序，“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
就这样，二十四日的攻防战打了整整一天，城下堆满了后金部队的尸体，过程虽然险象环生，宁远城却依然巍峨挺立。
正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不甘心失败，于是指挥部队再次全力进攻。而袁崇焕则以火器大炮为主要手段，“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后金部队虽然拼死进攻，但却没有丝毫的收效，“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
这一天打下来，努尔哈赤再次以失败告终，两天大仗，人死了不少，但便宜却一点也没占着，于是只好鸣金收兵，退到西南侧离城五里的龙宫寺扎营。
正月二十六日，后金部队继续围城，明军依旧以从荷兰进口的红夷大炮为主要武器。努尔哈赤无计可施，眼见攻城无望，只好改变进攻策略，命武讷格率领部队穿过冰原，进攻明军的后勤基地——觉华岛。
宁远一战，对于明朝和后金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明朝来说，此时朝政一塌糊涂，皇帝像个木匠，权臣是个太监，正人君子非死即伤，但单论辽东而言，虽然主将高第是个窝囊废，却毕竟还有袁崇焕、祖大寿等能战的一线指挥员。这批一线指挥员是非常重要的，宁前道袁崇焕完全可以说是一位力挽狂澜的杰出将领。虽然宁远一战并非大兵团的千里对决，只是一场守城之战，但袁崇焕指挥得当，充分利用了己方武器上的优势，以逸待劳，利用了敌人急躁进攻的漏洞，进而获得胜利。从这点来说，这次战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守城战役中，宁远部队数量虽然有限，但袁崇焕却有效地将兵力集中，与麾下的将领如总兵官满桂、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等人配合默契，上下同心，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作为文官出身的将军，袁崇焕也很善于捕捉士兵的心理，他“刺血为书，激以忠义”，这对守城的士兵来说自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最终才能军民同仇敌忾，誓与金兵决一死战。
当战役打响之后，袁崇焕将城外的西洋大炮装在城墙上，准备了大量弹药，调配各将各负其责，又尽焚城外房舍、积刍，将外城腾空，战守调配周密妥当。充分地利用了西洋火器的优势，对后金部队形成了具有威慑力的打击，使习惯冷兵器作战的女真人慌乱失措，进而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
宁远之战对于天命汗努尔哈赤而言简直就是耻辱，而纵观整个战役，努尔哈赤的指挥系统确实出现了较大的漏洞。对明作战屡战屡胜让努尔哈赤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轻敌的思想，在进攻宁远的过程中企图一蹴而就，没能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布置战术，这是他在战术上失败的主要原因。
宁远攻坚失败之后，努尔哈赤一心雪耻，二十六日，后金一面派小股部队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突袭明朝部队后勤基地觉华岛。后金军由骁将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满洲骑兵数万人，由冰上猛攻觉华岛。武讷格统领的后金骑兵，分列十二队，武讷格居中，扑向觉华岛的战略要冲——囤粮城。岛上明军由于大多数是水手，不善于陆地决战，而且武器不足，又没有盔甲等护具，因此一接火便大举溃退。后金军攻入囤粮城之后立刻放火烧了粮草，接着便迅速调转方向，猛攻东西两山。觉华岛的守将眼看大势已去，犹自苦战，率领数百人与后金部队周旋，但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很快便败下阵来，全军覆没。
第59节：奈何江山唱晚(59)
觉华岛一战的结局是明军覆没而后金军全胜。此战，明军损失惨重，明军七千余名、商民七千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草八万余石和船两千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于此对应的后金部队却伤亡有限，死亡官兵不过二百六十九名。辽东经略高第在战报上写道：“四营尽溃，都司王锡斧、季士登、吴国勋、姚与贤，艟总王朝臣、张士奇、吴惟进及前、左、后营艟百总俱已阵亡。”总督王之臣查报：“觉华兵将俱死以殉。粮料八万二千余及营房、民舍俱被焚。”同知程维楧报：“虏骑既至，逢人立碎，可怜七八千之将卒，七八千之商民，无一不颠越糜烂者。王鳌，新到之将，骨碎身分；金冠，既死之榇，俱经剖割。囤积粮料，实已尽焚。”
觉华岛一战之后，袁崇焕曾作了一篇《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
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
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在祭文中，袁崇焕刻意强调了敌我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这多少有些不够准确，因为努尔哈赤当时并没有把全部部队都投在觉华岛战场上。但总的来说这篇祭文情真意切，既表达了愤懑的同仇之情，也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坚守战场的决心，抛开华丽的词句不谈，这份忠勇还是让人非常敬佩的。
宁远大捷是明朝与努尔哈赤正面对敌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辽左铁佛郎机子铳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八年来头一次打了个胜仗，虽然是守城之战，虽然后勤基地被对手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但战役的结果依然让明帝国的君臣大为高兴。朝野之间对于袁崇焕的赞誉也第一次达到了一个高峰。兵部尚书王永光向皇帝盛赞袁崇焕的功绩言：“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委之。”木匠皇帝朱由校龙颜大悦：“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与明朝的集体亢奋不同，这一战对于努尔哈赤和他新兴的后金帝国来说却充满了灰色的意味，挥兵十余万，他绝不是只想烧了一个觉华岛这么简单，他真正的战略意图在于夺取山海关进而虎视中原。然而天不遂天命汗的愿，六十八岁的老油条努尔哈赤败给了他眼中的小青年、四十三岁的袁崇焕手里。不光没能打下山海关，连宁远都没攻下来。这一仗是努尔哈赤用兵四十四年来最惨的失败。
努尔哈赤败退之后，袁崇焕又遣特使备礼物致谢努尔哈赤说：“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这种羞辱让努尔哈赤“大怀忿恨而回”。天启六年八月十一日，纵横一生的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一病不起，魂丧边疆，终年六十八岁。
宁远一战在表面上看是努尔哈赤战术运用不当，但究其深层原因，却不仅仅这么简单。从天启五年三月女真人定都沈阳开始，努尔哈赤的治国策略就发生了重大的偏移，这主要发生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上。
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对于汉族民众可以说是恩养有加，从不轻易地滥杀无辜，但进据沈阳之后，他却改变了态度，他开始把汉族人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进行了全面血腥的镇压。这样的举动让他丧失了民心，使汉族人民对他的态度大为转变，从开始的依附变为逃亡进而是反抗。天启五年十月，努尔哈赤以汉人众多，不能放心用兵为理由下令在其领地内大杀汉人。这种残酷的民族屠杀政策使辽东的汉族军民对努尔哈赤彻底丧失了信心，纷纷迁往关内，这种迁徙直接导致大批土地荒芜，后金的后勤保障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同时更为可怕的是，大批辽东居民加入了反抗努尔哈赤暴政的行列之中，举家投入了明政府保卫辽东的军队。除了大肆捕杀普通百姓之外，努尔哈赤对汉族官员也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在他起兵之初，曾任用了不少汉族官员，但随着后金与明政府进入正面冲突之后，他开始时刻防备这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异族人。而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当时东北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初，汉族和女真人及蒙古人并没有太大的隔阂，在当地三个民族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民族差异不是最关键的因素，生存才是最关键的。努尔哈赤的“防汉”政策，不光让他走到了汉族政权的对立面，也让他逐渐走到了汉族民众的对立面。这种民族仇恨一旦形成就很难消解，直到近代满清政权灭亡时，国父孙中山的口号也是“驱除鞑虏”，由此可见，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多么的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