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把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做官。后来几个墨家弟子去拜访师兄，耕柱子对他们的款待很一般。弟子们不爽，跟墨子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
墨子说：“未可知也。”意思是等着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于是对学生们说：“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们看如何？
墨子又有个学生胜绰，墨子把他推荐给齐国将军项子牛。项子牛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胜绰当了帮凶。墨子于是召回了胜绰，因为胜同学这么做，违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则。另一个学生高石子就比较自觉，当官而不能实践师门的理想，就自己辞职回家了。
看了这些例子，回头再看那句“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包含的意思就显得不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被认为是有照顾同门的义务的；第二，这些弟子是在请求墨子把耕柱子也从官位上弄下来吧。
总之，墨家的逻辑就是，师门的原则大于官场的规矩。今天要是有个民间组织，可以这样操纵官员的任免，大家觉得会被怎样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发现有人可以当老师而强悍到这个地步，心态大概很难平和。他未必认同这是合理的，但只怕不可避免地也多少会有点羡慕。
学生当了官，然后作风让孔子不爽的事，实在也是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帮季氏搜刮钱财，孔子发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家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学们敲起鼓来讨伐他去！
处罚是开除学籍，并发动同学去讨伐。讨伐似乎没下文，冉有后来也还是当着自己的官。对比墨巨侠的遥控自如，孔老师的手段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墨家的掌门人叫巨子或钜子，有学者认为，墨子当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恰恰是因为墨子去世，伟大导师没了，为了保持组织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权威，才出现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后一说，也还是说明了墨家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过，儒家也曾想立个孔子的继承人，结果就没搞成。
《淮南子》夸墨子，说他门下有追随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为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汉朝人的说法，可能只是推测。但后来有位墨家巨子，确实是做到这一点的。
楚肃王要清洗楚国的贵族，这些贵族不甘心束手待毙又无力抵抗，就纷纷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阳城君。
墨子晚年，是阳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胜仍然受到阳城君的厚待。所以，当楚军临近之时阳城君便把自己的封地鲁阳托付给了孟胜。
而孟胜决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对这个选择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实力太过悬殊，与楚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阳城君本人也已经逃走，死守毫无意义。
但是孟胜坚持，他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退缩的道德勇气，才能真正使“墨者之义”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最终城破，殉难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腊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一样，其中也有两个人本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离开绝地，但他们仍然坚决地选择了死亡。
《吕氏春秋》的作者感叹道，“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孟胜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的时候，没有向弟子们提过一句超自然的力量。这大概说明，墨家已经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类的教训。对组织的热爱与信仰，本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吕氏春秋》还讲过另外一个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文王怜惜腹年老只有这个独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坚持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虽然大王为我儿子颁布了特赦，但我还是要依照墨家之法处死他。”
这个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强调的是腹道德高尚。这当然没问题。但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墨家是一个有自己法律的组织，巨子依照这套法律，对内部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样的民间组织，今天又会被怎样定性？
反过来看，领袖太有权威，组织太过严密，也可能成为软肋。
巨子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从人之常情说，怕是不少墨者都会觊觎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刚好有个超逸绝伦大伙都服气的候选人，抢班夺权的事情，就免不了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个充满道德激情的组织，大概很难懂得妥协，那时，内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确实发生了。
韩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庄子还说，这些支派都想当巨子的继承人，互相指责别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别墨”。考虑到《墨子》书里，“别”往往作为兼爱的“兼”的反义词使用，所以这个词的贬损意味，可能相当严厉。
对墨家这样的党团来说，分裂造成的创伤比本来就松散的孔门自然大得多。何况，内患之外还有外忧。
古籍中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孟胜之后，墨家组织的重心就到了秦国。作为工程技术人才，责任感又如此之强，墨者自然为各国君主所乐于引进甚至礼敬。战国初期，迫切需要改变其边缘化处境的秦国青睐墨家，是毫不奇怪的事情。
如前文就引了一段墨家巨子腹和秦惠文王的对话。
秦惠文王是什么人？他是秦孝公的儿子，即位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杀变法的商鞅。
其实，他对商鞅制定的法律，不但没什么意见，甚至终身奉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君主的权力，是断断不容分享的。绝对君权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强大的官场或民间势力存在。
腹不接受秦惠文王的特赦，实际也就是隐然以“墨者之法”与“大王之法”分庭抗礼。这样一位雄猜的君王，嘴上或许会赞誉巨子的大公无私，心里到底会怎么想？
秦惠文王有没有用什么手段对付墨者，不得而知。但秦墨确实飞快地发生了变化。到了这位秦王的晚年，腹想必早已去世，出现在惠文王身边的，是另一个叫唐姑果的墨者。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吕氏春秋.去宥》）
东方的墨者谢子要来见秦惠王，秦惠王向唐姑果咨询。唐姑果害怕谢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说，这个谢子是一个奸诈的辩士，他来，一定会搬出大套说辞，来骗取您儿子的信任。于是，秦惠王见谢子之前，就已经憋着火，当然，谢子的游说也就没成功。
依附权力，然后进谗、邀宠、诬陷……这是自居奴才的人，才会去做的事，唐姑果做起来却是如此地轻车熟路。你再也无法把这个形象，和当年在秦王面前凛然谈论天下之义、墨者之法的巨子联系起来。
墨子、禽滑釐、孟胜、腹的灵魂在云端里看到这一幕，大概也只能一声叹息：“他好像一条狗诶！”
墨家十大主张，谁是头条
如果唐姑果式的人物最终成了秦墨的代表，墨者，大概就只能作为秦军中的一个特种兵团而存在了。
不过，相比墨者集团的命运，墨家思想的影响无疑要重要得多。
而当时人最关注的墨家主张，却和后世不大一样。
十大主张里，尚贤、尚同、明鬼、天志这几条，很少有人提，提了话也不多。
不提尚贤，大概是因为这个主张到了战国中期，就已经近乎普世价值，各派人物都认可，既然是共识，也就没啥可讨论的了。
至于尚同，别派倒是不大会赞成。不过根据尚同原则，主张天子、国君都搞选拔，游说诸侯的时候未必经常当面直说；又主张用严刑峻法收拾老百姓，则发动群众的时候也不大好说。所以，这个最高纲领有可能主要就在墨家内部讲讲，革命成功之前不宜大肆宣传。不传之秘谈不上，却也并不普及，就好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似的。所以也就不会为它吵架了。
鬼神是真有的，这本来是墨子最注重的观点之一，而别派高手多半不赞同，荀子尤其痛批过。但荀子在大谈“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时候，却并没有点墨家的名。这大概是因为墨家的后学，自己也不信鬼了。前面提到，孟胜决死前的动员演说，就只字未提鬼神；又如《号令》篇里说，要把巫师监控在特定的地方，严禁散布不利言论，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跟老百姓说点好听的。这就显然只是利用它们忽悠无知的士兵，并不真信。而神道设教，荀子也以为是好办法。这事没吵起来，应该是墨家发生转变了的缘故。
兼爱、非攻，大家提得确实比较多，但不是最多。所有人必谈的，是墨家的苦行。
这也好理解。节用、节葬这样的主张成为舆论焦点，完全符合传播学规律，什么接近性、反常性、显著性、冲突性和人情味之类的新闻要素，它占齐了。
试想在那个穷奢极欲的时代，有机会升官发财的人却坚决主张过苦日子，实在非常有个性。白白胖胖的王公大人队伍里，出现一个黑黑的乞丐似的人，不想看见也难。而且，这个主张如果得到推广，三公经费省下来大家花，好处来得也很直接。不像兼爱，回报率有多大，回报周期有多长，都是充满悬念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个话题通俗易懂。儒家和墨家一个主张仁爱，一个主张兼爱，视为原则问题，相互间砸得不亦乐乎，称得上谈玄析理，议论精微，但二者区别到底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多半听得一头雾水。《吕氏春秋》曾说，墨子提倡的是仁义，《庄子.天道》又云，孔子是主张兼爱的。这算是充分反映了围观群众对这种语词之争不求甚解的欢乐态度。
至于“别墨”们“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更是小众得令人发指。外行看热闹，这是连热闹也不给看。
节用、节葬就不同了。艰苦朴素光荣，铺张浪费可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庄子、荀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拍墨子的砖，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嘛。全民大辩论的声势很容易整起来。
当然，辩论太热闹，结果就是立场更加趋于极端，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且看下一个故事。
有个叫许行的楚国人，到一个叫滕国的小国住下，一边干农活，打草鞋，一边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许行，据说可能就是墨子的嫡派再传弟子许犯。就算不是，他鼓吹神农之道，属于“九流十家”中的农家，而农家是墨家旁支，这个是学者们大抵公认的。
许行的宣讲效果很不错，有两个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对许行的理论入了迷，结果就变了节，拜许行为师。众所周知，叛徒反噬本门，出手往往比较狠。所以也许是许行授意，也许是自作主张，陈相去找当时正在滕国的一位儒家前辈踢馆去了。
这位前辈，就是孟轲孟老师。
陈相开门见山，先说对滕国国君滕文公的基本评价：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
大意是，滕君确实是一位好国君，但治国的大道理，他是没听说过的。贤君要和民众一块儿下地干活，一块儿田埂上吃饭，边做饭边治理国家。可看看现在的滕国，粮仓金库一样不少，这分明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叫贤君呢？
要知道，滕文公是孟老师的大粉丝，孟老师的教导，他听了一套又一套，说他“未闻道也”，等于说孟老师的主张都不上台面，这就是大耳刮子呼扇上去了。
为了破这一招，孟老师说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句反动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要注意，孟老师并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了，才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说了句这么自绝于人民的话。实际上，他状态放松得很。本来嘛！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社会是要有分工的，用你的管理技能和别人交换粮食吃，和用你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别人交换粮食吃，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进行管理，从事体力劳动的接受安排。这不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道理吗？
当时的情况是，陈相同学也觉得孟老师的这番议论无法辩驳，所以他赶紧招数一变，又高调抛出许行的经济主张：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
遵循许老师的教诲，可以杜绝市场上的诈骗行为，真正做到童叟无欺。办法倒也很简单，就是各类商品，都应该有一个统一且合理的价格，商家的投机和炒作，是严格禁止的。
这套强行规定物价的经济主张，不用看孟老师的反驳，今天的人大概一见之下就很难佩服。显然，许老师的观点和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很相似，也是计划经济的老根。真的实行下来结果如何，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应该还记忆犹新。无非就是挫伤广大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劣币驱逐良币，导致优质产品退出市场。
所以孟老师下结论说：“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许老师虽然和墨家渊源深厚，但他这两条，其实完全不代表墨子的意见。墨巨侠对商人没啥敬意，但对他们费心劳力地观察市场，追求利润的做法，还是认同的——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主张事先规定物价。国君亲自种地而不要社会分工，墨巨侠更是明确说过，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翟尝计之矣。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为得一升粟，其不能饱天下之饥者，既可睹矣。翟虑织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后当一妇人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为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虑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盛，然后当一夫之战，一夫之战，其不御三军，既可睹矣。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为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也。故翟以为虽不耕织乎，而功贤于耕织也。（《鲁问》）
大意是，单枪匹马地种地、纺织、打仗，干得再好，那点成绩摊到天下人头上，根本微不足道。但把正确的方法教导给别人，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作用就大很多。所以作为伟大导师，虽然不亲自耕织，我以为功劳比耕织还要大——这番见解，差不多也就是要区别劳心、劳力的意思了。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主张节用，推到极致就是经济管制；主张平民也可以是领导候选人固然好，但怎比得过主张老百姓的样子才是领导人该有的样子，听起来更过瘾？
被传播庸俗化、极端化，是大师的宿命。
巨侠也没什么好抱怨。当初自己扬名立万，很大程度上，不也靠的是猛砸被庸俗化的孔老师？而要论被歪曲的程度，与和他一起被孟子骂作禽兽的杨朱老师比比，墨巨侠甚至可说幸运。
【段子为证】
一则
孟子骂墨子是“禽兽”，是因为墨家主张“兼爱”；他还反感墨家一味的艰苦朴素。至于“非攻”应该怎么评价，他没提。
《庄子.天下篇》里，关于墨子和他的大弟子禽滑釐，有一大段文章，肯定墨子是天下的大好人，但“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一句，说过就算，并未展开。大书特书的，是墨家的苦行。
荀子在《解蔽》《富国》《天论》《非十二子》等篇里都提到了墨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是“役夫之道”云云，还是在批苦行以及由此导致的缺乏等级观念。荀子不关心“兼爱”问题。
韩非子《显学篇》里，再次强调墨家葬礼办得特别草率，又提到战国中期的一个墨家学者宋荣子，说他主张“非斗”。严格说来，非斗和非攻还不一样。墨子非攻，于是研究守，所以“墨守”之名传扬天下，是一个今天还常用到的词；宋荣子的非斗则近乎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你攻我受，守都不守了，这反映了后来墨家的变化。
《管子.立政九败解》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这似乎说的是宋荣子而不是墨子。
《吕氏春秋》里提到墨子、墨者的次数很多，还讲了不少生动的小故事。有时泛泛地孔、墨并提，并加以同样的形容。如“以仁义之术教导天下”这样的话，也用来评价墨子，有时则刻意强调墨家的简朴、兼爱和组织严密。
《淮南子.要略》提到墨子和儒家的分歧在于，他反感儒家的“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又是在说节用、节葬。
司马迁概括墨子的主张，实际上只说了六个字，“善守御，为节用”。
二则
秦晖在《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中写道，《天朝田亩制》印数极少，“当时就没几个人见过，汗牛充栋的太平天国相关史料中也极少提到它”。个中原因，也很简单，这个制度“其实并没有主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规定全国的土地连同其上的农民都是天国的或天王的财产，把全国编制成一个纪律森严的特大型军垦农场，乃至不妨说是劳改农场。农民在严密的军法管制下被各级官员‘督之为农’，而全部收获除每家留下‘可接新谷’的一点口粮外全部收归国库……”
这样一种思路，与墨家尚同而节用的主张，其实不难看出某些一脉相承的东西。这种相似性是如此明显，以致很长时间里，他们享受着同样的赞誉。
名与利不可得兼
您嫌这里乱鬼当家别处寻主，只怕到那里低三下四还干旧营生。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
——孔尚任《桃花扇.听稗》
《桃花扇》中有一段戏中戏，柳敬亭根据《论语.微子》里“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一章，敷衍了一大段书文，这就是其中一句。这段书本来是说得很昂然欢乐的，但“江湖满地”四字今天读来，倒使人不免有些伤感。沧桑变幻，也许真是天下虽大，难觅江湖了吧。
我们对杨朱老师的了解，比墨巨侠又要少得多。墨家学派好歹有专著留了下来，杨朱老师的书却早已湮没不存。
只知道他和墨巨侠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比巨侠略早或略晚，总之是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别人提起杨老师，都说他的招牌主张，是“为我”。
但单单是这两个字的读音，就大有考究。念“wei我”还是“wei我”，学界不无争议。“wei我”也者，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想自己，是十足的贬义词；“wei我”也者，是所谓“不以物累己”，不管外界的是非毁誉，专心做自己。若从后一种理解，则杨朱老师雅得很，专心在流俗观念之外追问何为真我，是可以和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名言交相辉映的。甚至于，杨朱说：“不以天下之大利，易其胫之一毛”拔根腿毛就能拯救世界，这根毛我也是不拔的。
据说杨朱老师这么做也不是因为私心重。相反，这是在反对像墨巨侠那样，为了整体而牺牲局部，为天下而牺牲个人，其中包含着“群己权界”的精义。
杨朱的本意到底如何，只能拼凑其他古籍中一鳞半爪的记录然后推断，考证近乎猜谜。说他的观点真有这么高深精妙，我乐于同意；但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就算孟老师爱夸张，就算把各类学术追星族都算进来，我也不大敢相信，这么个不通俗的观点，影响能这么大。
钱穆先生显然也是这么看的。他说：“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皆孟子所谓杨氏之言，未见其果为杨也。”这个分析，我以为很合情理。当然，“凡天下之自私自利者”这句，大概有点过，张仪、公孙衍一类热衷个人名利的人，怎么也算不到杨朱一派里来。
关于杨朱的材料虽然很少，但至少还有一条可以确定，他是个隐士。
春秋时代，旧的贵族封建体制日趋崩解；战国时代，新的官僚专制体制逐渐成型。则春秋战国之交的这一段正是旧体制风烛残年，新体制蹒跚学步的时候。通观整个中国古代史，体制什么时候最缺乏力量？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
体制弱，民间的空间自然也就大。墨者这样的组织，实力如此强劲，姿态如此高调，竟能与政府和平共处，甚至以平等的方式彼此合作，就得益于这样的时代氛围。放到后世，墨者要么沦为地下党、黑社会，要么就干脆扯旗造反，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与世无争的隐者，在当时的体制下没必要，也没能力非把这样的人纳入轨道不可。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到过很多隐士。和后世的隐士相比，楚狂接舆、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真隐士，真心觉得政治黑暗，不想当官，没有以退为进，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算盘。
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操行如冰雪。有两点背景应该交代一下。
第一，据《论语》的描写，隐士们都是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主要是种地。正如墨子所说，各国的普遍状况是土地有余而人口不足，换个角度看，就是人均土地资源比较多。而随着铁器、牛耕、粪肥等新的生产技术采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增长也加快了。当时，各国虽然都开始搞新的税收制度，但落实得大概还很不到位。隐士们在原本荒凉的地方开辟新土地（孔子总是在迷路的时候和他们相遇），税一时也还未必收得到他们头上。所以，当隐士的小日子，大概还是过得蛮滋润的，荷蓧丈人款待子路的那顿晚饭，饭菜就很不错。
第二，是当时体制里可支配的资源并不多。大夫的儿子都可以有士的身份，士的身份又是可以世袭的，代代相传的结果就是士人数量越来越多。按照老规矩，政府是要给这些士人提供工作岗位的（所以做官叫“出仕”）。而旧的政治体系又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多的人手。现在你不奔着政府来要官做，相反，主动跑到荒野里隐起来，等于是为体制缓解就业压力，当权派对此欢迎得很。而且旧观念的影响仍然很大，出身卑微的士，居官任职的机会就算给你了，总体上待遇并不好。正如待价东山，沽名钓誉的行为，春秋战国之交的隐士还想不到；“某某不出，如苍生何”的炒作，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也听不懂。
所以，这个年头居庙堂未必觉其高，处江湖未必觉其远。选择当隐士，就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大概也不吃亏。但人生在世，总是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点意义。孔子对隐士当然都很尊敬，简直有点热脸贴冷屁股似的想凑上去和人家交谈。但孔子也曾发表过议论说，不想当官是不负责任的表现。面对这类指责，隐士们当然会有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冲动。最初的杨朱理论，大概就是这种冲动的精华。
但到了战国中期，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
新的体制，在这个时代已经基本确立。标志性事件，就是商鞅变法等一系列国家变革，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远非封建体制所能梦见。这就带来了两个变化。
第一，当隐士的难度比原来大得多。你死了老婆，出了城，敲着瓦盆还唱着歌，结果一句“凤兮凤兮……”歌声未落，突然就被官兵给抓了，真是一点保障也没有。长沮、桀溺身强力壮，可以披坚执锐，肝脑涂地；荷蓧丈人虽然年老力衰，也可以去修长城，罢转漕，填沟壑。不当官也不用服徭役，当然是好日子；但要么当官，要么就去服徭役，你选择哪个？
第二，当官的诱惑确实也比原来大很多。因为变法后政府的汲取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手头掌握的资源极丰富。而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对普通人民，君主们固然驱之如犬羊；对真正用得着的人才，他们可也真是求之如不及，绝不吝啬爵位和俸禄。所以，即使政府不采取强迫手段，憋不住想出山的隐士也不会少。骂几句统治者混蛋，然后换一份同样收入的工作，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容易；但要是只有衙门里工资最高呢？想想现在有多少忍辱负重的公务员吧。
在秦国，商鞅深信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散落在机器之外的，就应该被机器碾得粉碎。新法就像饥渴难耐的大斧，向社会闲杂人等排头砍去。秦国本来文化落后，隐士也不会多，所以很快就被灭杀了。
但在变革不大彻底，又注重形象工程的齐国，隐士们的处境反而尴尬。隐居的空间仍然有，这种生活的清高与自由，确实让人留恋；但又难免羡慕出仕做官的实利和风光，真真是进退两难。
不得不说，齐王真是非常贴心，居然专门给此类隐士，安排了一个去处。
那就是稷下学宫。
稷下是齐国首都临淄的一个城门名字，稷下学宫是齐王在这里办的社会科学院。在稷下当学士，可以得到上大夫的职称和待遇，但不用从事行政工作，发发议论就可以了。所以仍然算体制外人士。
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士据说是有七十六人。这些人，今天我们还多少了解点情况的，普遍都有个特点，就是要表白自己不爱当官。
如淳于髡“终身不仕”。
如田骈“设为不宦”。
如慎到是“战国时处士”。
如彭蒙是“齐之隐士”。
如尹文是“周之处士”。
如鲁仲连“不肯仕官任职”。
但是，官虽然不当，官方的资源往往是要用足的。
齐王打算攻打魏国，稷下先生的元老淳于髡劝齐王别打，后来有人揭发说，淳于髡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接受了魏国的“宝璧二双，文马二驷”。淳于髡对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不过他强调，如果没受贿，他一样会这么说，所以收礼不算有错。我们知道，大英帝国的培根爵士，被控在担任法官期间收受贿赂，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也是自己从未因收礼而偏袒，所以无罪。真是中西大哲，所见略同。
不管他的自辩是否合理，反正由此我们知道，利用自己在齐王面前的特殊地位捞点好处，淳于髡老师很坦然。苏秦的弟弟苏代，为了请淳于髡向齐王引见自己，也曾送他“白璧一双，黄金千镒”，这个数额大得吓人，应该有所夸张。也许是淳于老师用这种方式赚外快的名声在外，所以就越传越邪乎了。
另一位稷下先生，因为能说会道而人称“天口骈”的田骈老师，则因为自己的不做官理论，被人调戏过。
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曰：“子何闻之？”对曰：“臣闻之邻人之女。”田骈曰：“何谓也？”对曰：“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今先生设为不宦，赀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田子辞。（《战国策.齐策四》）
有个齐国人见田骈：“听说先生您的高见是鼓吹不做官，甘愿当公仆。”
田骈：“你哪儿听说的？”
齐人：“我邻居一姑娘那儿。”
田骈估计窃喜了一下，原来我还有一女粉丝，于是问：“你啥意思？”
齐人：“我邻居那姑娘，鼓吹不嫁人，现在三十岁不到，儿子生了七个。不嫁人诚然是不嫁人，但比嫁人的还能生。现如今您主张不做官，但是俸禄有千钟，跟班有百人，比做官的还能赚。”
田老师只能表示很惭愧。
陈寅恪先生批评晋朝那些爱谈玄学的官僚说，“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最著者也。”很多稷下先生，算他们的先行者。
孟轲老师长期在齐国，和稷下先生们接触很多。他是以平治天下为己任的，又觉得士人做官，和农民种地一样，是本职工作。他说的“处士横议”“杨氏为我，是无君也”云云，大概主要都是针对稷下的情况而言。意思是，要么你就出来当官，要么你就干脆隐居去。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发了半天议论，到最后却发现，原来你从政府领工资，这么不清不楚的有意思吗？总之，这个批评的对象和杨朱老师本来的观点，未必还有多大的关系了。
【段子为证】
前面提到《论语.微子》中出现的几个隐士，都不晓得真实姓名，只好根据孔子或弟子们见他们时，他们的状态称呼，简要介绍如下。
楚狂接舆：一个楚地的狂者，唱着歌超了孔子的车，歌云：“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想和他交谈，他却一溜烟跑了。
荷蓧丈人：子路和孔子失散，看见一个用杖挑一竹器箩簏（所谓“荷蓧”）的老者，便跟他打听夫子的所在。老者嘲笑了夫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还是管了子路一顿晚饭，并留他过了一宿。子路找到孔子后，带着老师的指示又去见这个老者，却已经不知所踪。
长沮、桀溺：孔子迷路，让子路向两个在水田里干活的长大汉子询问渡口的所在。两个汉子不但不回答，反而嘲笑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意思是天下到处都糟糕透了，企图改变是徒费心力。又策反子路说：“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意思是与其跟着孔子躲避坏人，不如跟着我们抛弃世界。
苏秦张仪是女人
彭莹玉凛然道：“大丈夫做人的道理，我便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金庸《倚天屠龙记.有女长舌利如枪》
官当得遮遮掩掩的稷下先生，孟老师要骂；看见一门心思想当官，此外啥也不管不顾的，孟老师更毒舌，并且是与此类人真的划清界限了。
当时的天下大势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在西方日渐崛起；靠齐威王时代打下的基础，东方的齐国正如日中天；南方的楚国是老牌大国，内囊虽然渐渐尽上来了，外面架子却还不曾倒；战国初期改革的领头羊魏国这时连连受挫，但家底也还不曾败光。总之，这时候不存在什么“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多极均衡，国际关系风云变幻，对所有国家来说，最重要的都是找盟友，最害怕的都是被孤立，所以善于纵横捭阖的外交人才，成了各国领导人最重视的对象。
而当时外交界的领军人物，一个叫公孙衍，他主张合纵；一个叫张仪，他主张连横。
于是，有个不开眼的景春同学，向孟子夸口这二人的好处。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
这位景同学的身份，现在已经搞不清楚。《汉书.艺文志》所收“兵形势”一类的书里，有《景子》十三篇，有学者猜可能就是这个景春。战争是外交的延续，谈军事和论纵横的思路相近处很多（张仪、公孙衍也都带过兵），二者可算是一家亲。
跟孟老师夸张仪，挑衅意味本来就很明显；如果景春真的就是这个景子，那以兵家人物抬出纵横家两大宗师，更十足是踢馆了。你孟老师不是说当今之世，平治天下舍你其谁吗？你看看你这辈子到底干成啥大事了没有？人家张仪、公孙衍，可是做到了一发飙诸侯恐惧，一回家天下太平，这才叫大丈夫呢！
景春这一激，非同小可，顿时引出了孟老师生平最有名的一句格言，至今中学生都必须咬牙切齿地背诵，有分教：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三条标准，公孙衍和张仪够哪条啊？他们算什么大丈夫，只是长着小老婆舌头而已。
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女子出嫁的时候，当妈的会在家门口教导她说：“到了你婆家之后，态度要恭敬，做事要谨慎，老公永远是对的。”把顺着老公的性子来当作正确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做女人的准则。
必须声明，我也认为孟老师这么说女同胞是不对的，必须加以严肃批判。如果有女人确实这样了，那也是万恶的臭男人霸权造成的人性扭曲……
张仪们对君主的态度，就像女人对老公。君主永远是对的，这就是张仪们的人生准则。
孟老师这话骂得难听，但纵横家们未必不引为知音。孟老师被人夸，说是特别善于揣测别人的心理，还真不是虚语。
和张仪齐名的苏秦老师，就确实曾把自己比作小妾。
有人跟燕王说，苏秦这人，道德败坏，您别用他。苏秦就跟燕王说，嫌弃我道德不好是吧，那么请问：
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战国策》）
曾参有多孝顺？他在地里干活，一不留神把根瓜秧子踩断了，他父亲大怒，上去一棍子就把他打昏过去了。曾参苏醒之后，第一件事是唱歌。因为按他的想法，老爸气头上把我打昏过去了，冲动过后他会担心我的身体。所以现在唱个歌表示恢复得还行，让老人家安心。
伯夷有多廉洁？他是孤竹国君的嫡长子，按规矩理所当然拥有继承权，但老父临终前传位给弟弟，他就坚决靠边站。弟弟要让位给他，他就离家出走。后来周武王伐纣，他觉得是以暴易暴，这事儿干得不地道。劝阻不成，看武王得了天下，他觉得从此普天下的粮食都不干净了，于是上首阳山挖野豌豆苗吃，最后活活饿死。
尾生有多守信用？跟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姑娘迟到——约会迟到是女人的特权，耐心等待展现忠诚，本来是必须要有的表现。但尾生表现得特别超凡脱俗，最终是姑娘没来，洪水来了，等到洪水退去，露出尾生抱着桥柱子的尸体。
燕王听罢：“还有这么好的人？我当然得用啊！”
苏秦说：“不对。像曾参一样孝顺，那么父母在不远游，一宿没着家，他就没法睡觉，能够像我这样为您跋涉千里去游说吗？像伯夷一样廉洁，周武王他都瞧不上，还能瞧得上您吗？像尾生一样守信用，现在这种国际形势，你总是实话实说，那不是找死吗？”
然后苏秦总结说，曾参、伯夷、尾生的道德高尚，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名声。这是自取灭亡，而不是成功学的精义。
接下来，苏秦又哀叹自己遭人攻击，是“以忠信得罪于君”。燕王不信人间竟有如此悲剧，于是苏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之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适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
老公出远门，大老婆偷人。老公回家，大老婆让小老婆送毒酒给老公喝。小老婆故意把毒酒打翻，结果遭到老公的鞭打。——她为什么要打翻酒呢？因为她知道是毒酒，喝了就死，这是“上以活主父”；她为什么不向老公说明呢？因为说明了大老婆就要被赶走，这是“下以存主母”。苏秦说，我的处境，就类似这个小老婆。
苏秦这一大段说辞，正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的完整表达。前一半说曾参、伯夷、尾生不足取，是说以个人实现为目标的道德无意义；后一半说扛着委屈的小妾最伟大，是说要急主子之所急，想主子之所想，领导利益，才是最大的利益。
在今天，一边在职场憋着委屈，一边爱看宫斗剧的观众，对苏秦老师的感慨，还是会挺有共鸣的。不过在孟老师眼里，这种态度恰恰最不可容忍。有三个原因。
第一，孟老师提倡的跟领导人谈话的原则，是别管他高高在上的样子，先鄙视了再说，所以他看不得“妾妇们”低三下四的样子。这触犯了他的一个大原则，也就是“士尚志”。
第二，“妾妇们”那么积极地为主子着想，也不是真就那么贱性，关键在于为主子牟利的过程也是他们自己最快获益的方式。这触犯了孟老师的另一个大原则，也就是“义利之辨”。
第三，为了完成主子的意愿从而获得自己的成功，“妾妇们”不介意会造成什么后果。张仪成功了，对楚国人民来说是巨大的灾难；苏秦成功了，对齐国上下来说是空前的浩劫。这触犯了孟老师的又一个大原则，也就是“保民而王”。
第四章 风流孟夫子
孟老师骂张仪是妾妇，太会伺候人；他自己，则无疑更像是一位傲娇的女生：一会儿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一会儿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最终，闹得不想见面，就去找闺蜜。景丑老师劝和不劝离，是个好闺蜜啊。
引子
现今讲儒家的人，有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儒家关心历史，又把自己看作真正能影响历史的角色，所以他们留意身后名，对自身的行迹，记录也比较多。
不可靠的地方当然是有很多。不过戳穿谎言往往比填补空白要容易一些。
孔仲尼老师的生平大事，今天基本还历历可见。《孔子世家》虽然写得怪力乱神，但只要想想，释迦牟尼老师是啥年代的人，不同说法的分歧大到有几百年；耶稣老师是不是真有其人也还聚讼纷纭。由此，我们就知道，司马迁能写这样一篇传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孟子的履历，要模糊一些，但基本信息还是知道的。
他姓孟名轲，字是什么不清楚，有些书上说他字子车、子舆、子居，大概是求全附会之说。
孟老师是鲁国名族孟孙氏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他出生在邹国。邹国、鲁国靠得很近，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用“邹鲁之士”作儒生的代名词，是很常见的情况。
《韩诗外传》《列女传》这些汉朝人的书里，都提到了孟子的妈妈是模范母亲，还讲了一些民间故事风格的小段子，至今教育小朋友的时候还用得到，比如不能撒谎，学习要持之以恒，还有要无论如何找学区房等等。
这些故事传播的结果，是导致人们普遍相信孟子的爸爸应该很早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孟子三岁时）。但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孟父早死的传说，只说明了广大群众对单亲妈妈把独生子拉扯成才的故事有多么热爱。
司马迁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孙子子思的某个不知名学生。所以在儒门他这一脉，人称“思孟学派”。但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孟子是子思本人的学生了。名师高徒，说起来更给力。至于这么一改，导致年代无法衔接，那是学者才会操心的问题。众所周知，全世界的民间故事，都是以缺乏时间观念著称的。
但孟子确实很推崇子思，至于孔子，他更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
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
孔子综合了所有圣人的品质，是永远符合时代精神的圣人。或者用鲁迅的翻译，叫“摩登圣人”。
这些话，当然是捧到极点了，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孤立地夸，火力再猛也没关系，就怕人比人。这就像做广告，你说你最牛，没关系，尽管说，但你不能点名道姓地说你比同行牛。
但孟子还真就点了，把孔子和伯夷比，和柳下惠比，和伊尹比，这些都也还罢了，最关键的是，他借宰我之口说：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孔子自己，是向来不敢自居圣人的。不是自谦，倒是自知——按传统观念，古代的圣人都具备两大要素：一是有德，二是有权。或者说，圣人和圣王基本是同义词。孔老师一辈子没捞着过一个有实权的官，和圣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孔门弟子们捧老师是圣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都是贬低了权力的重要性。说道德积分突破上限的孔子，比道德和权力都是满分的尧、舜还要高，实际是在明白宣告，算不算圣人，道德是唯一指标；权力，随它去吧。
君究竟有多轻
说起来，孟老师其实也是个官迷。他说，做官是我们君子的光荣传统。并向人介绍说，孔子如果在一个国家三个月得不到任命，就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会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并随身携带给别国国君的见面礼。又说，按照老礼，一个士人如果三个月没当官，别人就会来慰问他。
搞得听他讲古的人也大吃一惊：三个月而已，至于吗？咱们魏国也是热衷做官的国家，可也没听说过猴急到这个地步的。
大概，正因为同是官迷，孟老师才愈发要和苏秦老师、张仪老师他们划清界线。他对国君，可就不会那么体贴了。
孟老师的生卒年，根据现存史料，只能大致推测，无法说准是哪一年。但他游历诸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宾主双方是亲切友好地交谈还是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有不少倒是可以确定的。
公元前333—前330年，孟老师在祖国邹国当了官。然后，和国家领导人邹穆公有了这样的对话。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邹穆公跟孟老师倾诉自己的郁闷：邹国和鲁国打了一仗，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个，邹国人民就在一边干看着。这种让领导先死的作风，邹穆公当然无法容忍；但要处死围观群众，这么大的群体事件，恐怕就要把邹国这点可怜的人口都杀光了。
所以他左右为难。
孟老师的答复则很干脆：官员们死得活该。
孟老师说，闹灾荒的年份，邹国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家粮食、资金储备很雄厚，有关部门却不汇报灾情。曾参老师说得好：“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国君您就甭抱怨了。
这算是当面让国君下不来台。顺便贡献了一个成语：“出尔反尔”。
公元前330—前324年，孟老师在齐国找机会。
当时齐国国君还是齐威王，一般认为他是齐国历史上最英明有为的领袖，特别欢迎别人给他提意见，导致来提意见的人太多，齐国王宫热闹得跟市场一样，人称“门庭若市”。
但孟老师跟他交流不多，反正《孟子》书里没提孟老师跟齐威王都说过啥。大概这种处境让孟老师很失望，所以他离开了齐国。
公元前324—前320年，孟老师在泗水流域的那串小国溜达。
这期间，孟老师收获了自己的头号大粉丝滕文公。滕文公还在当接班人的时候，就专程去拜访过孟老师，结果孟老师言必称尧舜，大谈只要发掘出人性之善，就可以有神奇的功效。把滕文公迷得神魂颠倒，“于心终不忘”。后来滕文公的父亲去世，滕文公顶住来自家族长辈、国家元老的压力，遵循孟老师的指示，把爸爸的丧事按传说中的西周老规矩给办了。
当了国君后，他跟孟老师说话，基本也是恭谨地执弟子礼。
公元前320—前319年，孟老师到了魏国。
魏国和之前那些小国可不一样，滕国领土不过五十里，比一个村儿大点儿。魏国却是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自诩“天下莫强焉”，虽然最近吃了不少亏，但还是第一世界的心态。到魏国遭际如何，对已经步入老年的孟老师也算是人生的一次大考。
因为魏国当时已经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国君也叫梁王。
《孟子》开篇第一章，就是孟老师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易中天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孟子，把“叟”翻译成老头。在公众性的讲坛上，追求表达效果，这么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严格说来，这么翻译不准确。朱熹注：“叟，长老之称。”也就是说，梁惠王虽然问得有点太猴急不含蓄，但称呼上还是挺客气的。
不客气的是孟老师。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句话引出“义利之辨”的大问题，这里暂不讨论。总之，不接对方的话茬，一句话给顶回去。啥叫“说大人，则藐之”，这就是现身说法了。
孟老师在魏国的运气不大好，游说刚有点效果，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
魏国这位新国君，在《孟子》里只算打酱油的。仅出现一次，孟子对他的那句评价倒是很有名。
“望之不似人君。”
只远远看了一眼，孟老师就否定了这位的统治资格。
照这样子，孟子在魏国是待不下去了。好在，不重视他的齐威王，不久前也很凑趣地死了。
公元前319—前312年，孟老师又到了齐国。
这个时候，孟老师在国际间的名声已经很大。实际上，孟老师要见齐王的心理固然很迫切，但刚即位的齐宣王对孟老师的好奇心更旺盛。两人见面之前，齐宣王竟然派人去偷窥了孟子一回。知道自己被偷窥了，孟老师豪爽亲切地说：“看什么看，尧舜也是人啊！”
两人见面，孟子照例是一开口就把人家的话给顶回去。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齐宣王打听齐桓公、晋文公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想问孟子该怎样称霸。孟子睁着眼睛说瞎话，咱们孔子的传人，没有谈齐桓、晋文的——《论语》里对齐桓公评价不算低，对晋文公也捎带提过一次。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当时要是齐宣王从身边拿出卷《论语》来，场面只怕要尴尬。
当然，孟老师敢这么说，也是拿准齐宣王不好意思这么跟自己过不去。他就是要表明态度：霸道，咱不爱提；我不答你的问题，而你要顺着我的思路走。
《孟子》书里，孟老师和齐宣王的对话特别多，这其中，最著名的宣言无疑是：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这句很好懂，不翻译了，也实在是翻译不出原文的气势来。
此外，孟老师放钩子下绊子打棍子，什么招都使过。如果说苏秦张仪是妾妇，孟老师却常常也不像大丈夫，而是像最会折腾男朋友的女生，有时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有时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了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公孙丑》）
孟子本来已经准备好去见齐宣王，偏生齐宣王派了个人来跟孟子说，本来应该是我来看您的，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不过要是您过来，我还能支撑着上朝，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见到您？
于是孟子改变计划：“不幸得很，我也病了。”
第二天，孟子要到别人家去吊丧。学生劝阻：“昨天您刚说有病，今天又招摇过市，这不太好吧？”
孟子很干脆：“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不行吗？”
齐宣王对孟子的身体倒是很关心，派人来慰问孟子，医生也带来了。孟子的学生赶紧跟来人敷衍打圆场：“昨天是真病了，真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点，就小步快走着去了。但能不能撑到终点，我说不准。”
同时他派人去给孟子带信：“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赶快上朝去！”
于是孟子被学生逼得有家不能回，上朝又实在不想去，换作是女人，这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大概只能是去找闺蜜。
——孟老师也确实是住到一个叫景丑的朋友家去了。
孟老师有名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我们先放着，反正，至少在他老人家面前，君王的分量，确实显得不大重。
仁政：孟子的不二法门
当然，孔、孟以至刘向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来看待。事实上真能合乎这种标准的士终属于少数。但是自从诸子百家竞起，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情形来看，这些少数的士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的，他们正是汤因比所谓的“创造少数”。
——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
孟老师跟闺蜜交心，谈了自己不见齐王的理由：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
他先引用本门前辈曾参老师的话：晋国、楚国的财富，没有谁比得上。但是，他们有富贵，咱家有仁义，面对他们，我也不气短。
然后孟老师比较自己和齐王各自的优势。
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岁数算一个，道德算一个。朝廷上，爵位最尊；日常生活中，岁数最尊；至于辅助君主治理百姓，德行最尊。
齐王只有爵位这一个优势；我老孟占着俩，而且这俩当中，德行应该算双倍积分。
孟老师宣称，对大有作为的君主来说，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有事儿，得你亲自上门去找他。
于是孟老师又引史为证。商汤面对伊尹，桓公面对管仲，都首先是学生，然后才是君主。这二位之所以能够称王称霸靠的就是这种正确的态度。而当今天下，之所以会形成国际均势，不是因为大家都很强，恰恰相反，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大家都太弱。因为各国君主都好为人师，所以哪国都搞不好。
最后孟老师愤愤然地说：“管仲都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瞧不上的人呢？”
在其他场合，孟老师还讲过一些类似的故事。强调不是我傲娇，而是我们儒家向来就是这么傲娇。
鲁国掌权的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自己，孔老师就不去。阳货就派人给孔老师送礼——因为照规矩，你得亲自来给我回礼，那不就见着了？结果孔老师有意挑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礼。虽然最后两人还是见了面，但那纯属意外，小概率事件下不为例。
孔老师的孙子，小孔老师子思先生也是这个脾气。小孔老师和鲁穆公的关系是这样：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孟子.万章》）
鲁穆公多次去见小孔老师，问古代千乘之国的国君，是怎样和士人做朋友的呢？——意思是，让我们交往吧。
小孔老师的反应是不高兴。“按古人的观点，国君应该给士人当学生，而不是当朋友。”
孟老师又解释小孔老师的意思：按地位，您是君我是臣，我不配跟您当朋友；论德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哪配跟我当朋友；想当我朋友都不行，召见我当然更不行。
从上面引的话很容易看出来，儒门这股子傲气，是源于这样一种自负：比道德，我们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们的道德能这么好呢？孟老师说，人的天性之中，都包含着一些美好的品质，主要是以下四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但是，这些美好的品质，大多数人培养得并不好，被恶劣的环境给毁了。就像绿树茏葱的山丘，生生被砍成了秃岭。但是我们孔门高手不一样，这四大美德，从小都发育得特别好。
为什么只有我们发育得这么好？孟老师并不藏私，介绍过修炼法门。比如我们中学里学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云云，就是其中的一段。那么多痛苦，都是在练级。当然，被认为最重要的，是孟老师关于“知言养气”的一大篇议论。
这段话太长，又非常不好懂。总之，孟老师说了，“浩然之气”养足了，可以“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那境界非金庸、古龙所能梦见，完全进入了玄幻的范畴。
当然你又会问，道德好有什么了不起？光凭道德好你就能打败官二代，横扫高富帅？别说，孟老师还真有这个自信。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君王们在儒生的指导下，把自己天性中的善良发掘推广开来，从而建立一种有道德的政治，一切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
通过安抚百姓的途径而追求称王，没有人能够阻挡。天下将在你的掌控中运转。
所谓“保民而王”，也就是行仁政。
【段子为证】
孟子养气的理论，后来很被重视。魏晋隋唐，佛教、道教盛行的时候，儒家的人往往也有这个倾向——就是承认本门的功夫，只解决社会问题；宇宙、人生方面的困惑，则该到佛经、道藏里去找答案。大概从韩愈开始，儒家想把这块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宇宙人生方面的问题，人是不可能知道确切的答案的。既不可能知道答案，又总是忍不住要追问，其结果，就是往神神叨叨的方向上发展。
复杂繁琐的宗教哲学，是神神叨叨地探讨宇宙人生；女生们研究星座，玩塔罗牌，也是神神叨叨地探讨宇宙人生。
孔子喜欢说“不知也”“空空如也”，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虽然多数时候属于玩低调，但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性命与天道，是事实。
所以，二程、朱熹他们翻《论语》时恨不得掘地三尺，就差喊一嗓子：“这个可以有！”但就是起孔老师于地下，他也只能双手一摊：“这个，真没有。”
所以有学者说，倘不是碍于孔子的祖师爷身份，按宋儒的偏好，很可能是不想把《论语》列入《四书》的。
于是孟子就显得格外重要了。程、朱们看到“浩然之气”这一段的时候，真是欣慰无比。
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为什么“其功甚多”？因为有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在宇宙人生方面跟佛教、道教叫板了。
“仁”者无敌
大体上，孟老师是这么论证仁政的伟大意义的。
先看一下《孟子》开头，孟老师和梁惠王的对话。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问，您老人家大老远跑来，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啊？所谓“利吾国”，这个利自然是国家的利。这点，过去注解《孟子》的人，从最早的东汉赵岐，到影响最大的南宋朱熹，到集大成的清代焦循，意见是非常一致的，朱熹就说：“王所谓利，富国强兵之类。”
更具体点说，梁惠王这些年来既被孙膑偷袭，又被商鞅胖揍，还被楚国趁火打劫，憋着一肚子火，他所谓“国家的利”，就是该怎么找这些国家寻仇，把场子找回来。
孟老师的回答，给人感觉是调子高得吓人，只谈道德，不谈利害，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这确实怪他乱放嘴炮。不过仔细体会文意，孟老师的意思不过是在说，你梁王关心的所谓“国家利益”跟别人无关，是你梁王的私利；那么，别人也只会关心跟你无关的他个人的利益，这样，大家都追逐私利，国家就完蛋了。
“亦有仁义而已矣”则不妨理解为，要找到共同利益。仁义是什么？就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当然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了人民的利，自然也就有了你国君的利。
对人民群众来说，仁政的意义在于，可以改善生活。
孟老师对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特别有同情心。而说到用语言文字把人民的惨状描述出来，同时慷慨激昂地抨击骄奢淫逸、邪恶暴虐的统治，孟老师的煽情能力，可说无与伦比。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梁惠王》，下同。）
丰收了，民间多余的粮食丢给猪狗吃，这个时候政府不知道平价收购，作好储备工作；灾荒了，路上有饿死的尸体，这个时候政府不知道开仓赈济。饿死了人，有关部门就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是自然灾害。”这和把人捅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是刀子杀的。”有什么区别？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人民面有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是你们这些统治者带着野兽在吃人。
今之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现在老百姓的经济状况，是对上不足以侍奉父母，对下不足以抚养妻子儿女。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吃一辈子苦，有点自然灾害就不免死亡。这种情况下，求个活命都困难，谁有工夫听你谈礼义道德？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
争夺土地而战，死人漫山遍野；争夺城池而战，城市变成死城。这是带着土地去吃人肉，这样的人死有余辜。
所以孟老师做了一个极其沉痛的判断：“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抨击完现状，自然就要提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才是抓住了当前社会的根本矛盾。具体指标有：
——如“不嗜杀人”，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就这个问题，孟老师有警句云：“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如“制民之产”。这四个字，我倾向于理解为，制定合适的经济政策，以保障老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至于孟老师所提倡的具体制度，有的太复杂（比如井田制），专家们都吵得不亦乐乎；有的又好像过于简单：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段话《孟子》里反复出现了三次之多，可见孟老师有多重视。虽然章太炎骂这个方案太幼稚，但孟老师关怀弱势群体的拳拳之心，总算是跃然纸上。
——如“与民同乐”。领导开心的时候，要记得让人民群众也开心——乐意引申的话，这句话里牵涉到的权利也可以相当多。
对于君主来说，行仁政的意义在于可以保住权势，进而统一天下。为了忽悠各国国君行仁政，孟老师对他们威逼利诱，也算手段都用尽了。
威逼者何？就是警告他们不行仁政就会被推翻。
孟老师和齐宣王有这样的对话——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返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
孟子问：“一个齐国人到楚国去，把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结果回来时发现，老婆孩子在受冻挨饿，请问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绝交！”
孟子问：“法官管不住他的下级，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撤职！”
孟子问：“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该怎么办？”
齐宣王只能环顾左右，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去了。
孟子的意思很明白，君主尽不到对国家人民的责任，也是该撤职的。这个意思，他反复强调过多次，“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云云，都是孟老师就这个问题所发的名言。
利诱者何？就是告诉他们行了仁政就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当时各大国的君主虽然多半已经称王，但大家心里多少还有点犯嘀咕，觉得“王”应该是像西周盛世的周天子那样，被天下尊为共主，自己这个王，自娱自乐的性质多一点，成色还有很大的不足。
孟老师说，行了仁政，你这个王，就可以十足真金了。为什么呢？只要你推行保障人民利益的政策，那么全天下的各色人等，都会愿意成为你的国民。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梁惠王》）
“现在大王如果能施行仁政，使天下找官做的人都想到您的朝廷上来做官，天下的农民都想到您的国家来种地，天下的商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做生意，天下旅行的人都想到您的国家来旅行，天下痛恨本国国君的人都想到您这儿来控诉。”
显然，孟老师心目中，只有好体制和坏体制，对广大人民群众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的要求。如此发展下去，就是中学语文课上学过的话：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
孟老师告诉梁惠王，你不是想跟商鞅、孙膑他们找场子吗？在这种情况下，您的老百姓，提根棍子就能把装备精良的秦兵、楚兵给揍了。
说到这里，实际上面临着跟墨巨侠类似的问题。仁政听起来这么美好，做得到吗？
孟老师说，当然做得到。我跟墨子那个禽兽不一样，那厮心理阴暗，只看到人性中趋利避害的一面。而咱们强调的因素刚好相反。
将要被屠宰的牛，你看看它的眼神，听听它的哀鸣，那种恐惧有没有打动你？那种求生的渴望有没有打动你？你有没有同情心油然而生想给它一条活路，或者至少不忍心吃它的肉？
看见一个小孩快要掉进井里了，你有没有想赶紧拉他一把？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跟他的爸爸套交情吧？你拉他不是为了想要一个助人为乐的好名声吧？你拉他不是因为嫌孩子的哭声难听吧？那是为什么？这是源自人类天然的同情心啊！
孟老师说，这就足够了。把这份爱心推广开来，就是仁政。
所以，在孟老师看来，仁政可行的基础在于，人性善。
【段子为证】
把仁义理解为共同利益，并不是按照今天的思维捏造出来的新说法，而是古已有之。孟老师这句话单独拿出来，造成了仁义和利益对立的效果，儒生往往也觉得不好接受，于是他们捏造了一段孟子和子思的对话。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显然，编这个故事的人对孟子的话不满，又不敢直接反驳，只好抬出一个比孟子更有来头的人物，借他的口说，仁义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利是道义的总和。
这个虚构的故事被司马光采集进了《资治通鉴》。但他又打圆场说，其实子思说的和孟子说的，是一个道理。不过仁义才是最大的利，这个道理过于深奥，只有仁义的人才明白，梁惠王这种野心家是听不懂的。所以孟老师才会干脆主张只谈仁义不谈利。
性善论的软肋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韩非子.显学》
这段话的大意是：巫师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不死，说得你耳朵起老茧，你能因此多活一天吗？这就是人们鄙视巫师的原因。儒家游说君主，不说治国的具体策略，只说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多么美好，和巫师又有什么区别？
性善论是孟子的招牌菜，但理解起来，麻烦却很多。
我们把问题尽量简化。人性是什么，当然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不过我们今天说人性，一般是把人与生俱来的全部特性，都算人性。而孟老师的观点显然不是这样。人当然是生来就会作恶的，但使人作恶的天性却都只算禽兽性，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只有那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才算是人性。
这个人性才是善的。今天，口语当中骂人说，“你丫没人性”，这倒是在孟老师意义上使用人性的概念。
我不在这里抄《孟子》里那些关于“性”的讨论，原因也在这里。孟老师和他的论敌们虽然使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却往往完全不同。鸡同鸭讲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孟老师并不认为人本质上有多善；但是孟老师确实是在强调不管人和禽兽的距离有多么近，不管人可以有多么恶，这一点点天生的善，力量却是无穷的。只要把这点善发掘出来，就几乎无所不能。
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国君之所以可以安抚人民，普通人之所以可以成为士人，士人之所以可以不屈服于权力，都源自这种向善的能力。
鼓吹性善，其实很多时候意义并不在于探寻人性的真相，而类似于一种激励教育。你天天跟一个孩子说，你真聪明，肯定能学得比别人好，他也许就真的爱学习了。你经常说人可以很善良，“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大家就真的乐于去做好人了。
这种正面激励功能，谁也不能否认。但如果把性善论推到极致，可能有两大问题。
一是强调既然人性善，人就必须善，不善也得善。
好比“只要你是人，就可以成为尧舜”这个动人的结论，它的逆否命题就非常吓人：“凡是不能成为尧舜的，就不能算人。”——好，你为啥没有成为尧舜？你是不是放弃了天赋的良知良能？你还配做个人吗？你不是人，所以我杀你也就不算杀人。
在这种追求善的冲动下，屠刀霍霍磨砺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了。后世所谓“理学杀人”“道德杀人”，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如果这种主张真的能跟政治权力相结合，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狠斗私字一闪念，那么演为暴政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拿这点来责怪孟老师本人，有点过苛。因为孟老师不是一个一以贯之、逻辑严密的思想家。虽然他有时会抛出一些骇人听闻的高调主张，但大多数时候，还不至于跟常识常情过不去。孟老师说，老百姓没点固定资产，跟他谈道德往往就没法谈；年成好了，年轻人就比较乐意学做好人，年成坏，年轻人往往就容易成为暴徒。这都是些很能体谅人情的说法。他的道德绳索，基本可算很宽松。
但性善论可能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在孟老师这里就比较严重。
孟老师太相信善的力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他平治天下的方案里，暴力因素（如军队、法律、监狱之类的国家机器）虽然不是绝对没有，但占的比例极低。
最能体现他这种盲目乐观的就是前面引过的那句，生活在仁政中的老百姓拿着棍子就能把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邪恶军队给揍了。
孟老师敢这么说，仰仗的第一是士气，第二是人数。
他认为邪恶的军队会没有士气，而正义的人民士气很高。
为暴君作战的军人，想想自己“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的生活状况，多半就倒戈了。
想想自己的生活多么美好，为了捍卫这美好的生活，老百姓打仗肯定得玩命。
说邪恶的军队士气不高，孟老师显然忽略了三大现实。
第一，暴君可能整得民不聊生，但唯独给军队的待遇特别好。罗马皇帝塞维鲁有云：“让军人发财，其余人可以不管。”这个道理当然不是长治久安之道，但却不难得逞于一时。对此，古今中外的暴君都明白，只有孟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