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但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越来越少。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皇皇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嵚崟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可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
先秦诸子的思想，和现代流行的一些价值，当然是有很多可以呼应的地方。简单说，孔子与宪政，老子与哲学，墨子与平等，孟子与民主，庄子与自由，韩非与法治，均在似与不似之间。
由于这种微妙的关联，你要想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或其中任意一人）捧之上天，或者贬之入地，大概都很容易。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个在媒体待过的老师，我不得不承认，不管在报纸还是课堂上，很多时候，极端的褒贬最容易产生话题，促成争辩，从而大受欢迎。
但我还是想和这种方式保持一点距离。在我看来，极“左”或极“右”，大概都有脑子短路的嫌疑；然而不“左”不“右”的乡愿派，倒是诚然不短路，只是大脑里已经停电了。
而我希望这是一本不短路，且供电量还算过得去的书。
第一章 孔子死了
孔子的心愿是从政，实践是办学。从政的目标，是复兴宗法纽带维系的封建等级社会；办学的方法，是教很多苦孩子该怎样做官，并且在国际间跑来跑去。问题是流动人口越多，宗法纽带就越无法维持；苦孩子越精通做官之道，就越不甘心继续当封建体制里的下等人。刻薄点说，孔子的行为是在给自己的理想打脸。
孔子的自我分裂
孔子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在干什么。
他是怀揣着政治理想的人。理想是啥，他老人家也直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太伟大了，我特想追随那个时代的脚步。
西周盛世什么样？按老人家自己的解释，主要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君怎样才能像个君呢？他要像爸爸。臣怎样才能像个臣呢？他要像儿子。
说“像”，其实也不大准确，因为很多时候确实就是。按照周代的封建宗法制度，大致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算贵族。爸爸当天子，嫡长子留着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诸侯；爸爸当诸侯，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们去当大夫；爸爸当大夫，嫡长子即位，儿子们去当士；爸爸是士，嫡长子即位，其余儿子就失去贵族身份，只算庶人了。
爸爸管儿子，但爷爷通常管不到孙子。儿子对爸爸称“臣”，但孙子对爷爷只是“陪臣”（如诸侯的大夫对天子，士对诸侯，都是陪臣），不从爷爷那里获得权利同样也不用承担义务。这样的好处是即使连续几代人都非常能生，孙子、重孙太多，爷爷认不全也没关系，他只要认得自己的儿子就可以了。
在这个体系下，爸爸的权威要保证，但同时爸爸应该是慈爱的；儿子的孝顺要强调，而这孝顺需是发自内心的。虽然有点把父子关系理想化，但大体也算有人类的天性作基础，很自然。
当然，平等是不存在的。但权威通常不会是极权，服从通常也不至于是盲从。不平等但是有对等，分等级但是很和谐。
平心说，这个体系设计得确实是挺高明的。一两千年后的欧洲人，也推行封建，就搞不出这么既主体突出又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他们一会儿让国王的儿子们平分王国，结果好容易建立的统一政权立马四分五裂；一会儿又滑到另外一个极端，搞长子继承通吃，其他儿子什么也没有，结果催生了一大批血统高贵但一文不名的光蛋贵族，没事要么捉对厮杀，要么劫掠教会，要么欺负劳动人民，构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正因为原来的社会体制极端不靠谱，他们才勇于开拓，四处征伐，终于在公元1500年以后杀出升天，彻底改变了小小寰球，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让四海之内的君臣子民过着温情脉脉的大家庭生活，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天下。
但是，孔子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据庄子略带夸张的说法，孔子在鲁国两次被放逐，在卫国混得不敢见人，在宋国他背靠的大树要被砍，在商周没出路，在陈蔡被包围，谁想杀他都不算犯罪，谁想侮辱他只管自便。（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庄子.让王》）
他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办教育。
孔子招生，号称“有教无类”，学生大多数是苦孩子。比如他的头号得意弟子颜回，根本是穷死的；比如他的跟班兼保镖子路，当年头戴鸡毛冠，身挂野猪牙，看着就是个流氓；比如有的学生对怎么干农活很感兴趣（如樊迟），有的确实在干农活（如曾参）。还有的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干工商业出身（如漆雕开），有的还是劳改犯（如公冶长）。
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人称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今天听起来像摆设，但在西周时代，却是实实在在的贵族技能。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治国的本事，关键也就是懂得怎样祭祀和打仗。祭祀要相应的仪式和音乐来配合，打仗要会射箭和驾车，而不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能读能写相关的文件，并且算清相关账目。
孔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有的技能还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比如算数和写字，永远是必须的基础课；有些则有点日薄西山，比如各国君主和贵族越来越不爱讲老礼儿；比如车战成本太高，限制太多，正在渐渐为步兵团队所取代。
但即便教的内容是过时的，也有很大的“去魅”作用。原来苦孩子对贵族玩弄的这套礼乐射御只能仰望，觉得那是既神秘又不可企及的，现在自己也会了，立马觉得就这么回事，有啥了不起？
虽然按出身他们应该是弟弟、儿子、孙子辈，但等这些能耐都学会了，他们怎么还会甘心做弟弟、儿子、孙子？
更糟糕的是，孔老师还周游列国。
要君臣之间能有父子之情，最简单的办法是君臣就是父子。要君臣就是父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当时，社会发展，交通进步，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加速，本来就是大趋势。孔老师作为公认的思想和道德楷模，带头过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不妨简称为“带路党”），显然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于是，各国的臣工中也就有了越来越多跟君主没啥血缘关系的外国人。你孔圣人一边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边搞得君不父，臣不子，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不是给自己打脸吗？
后来墨家骂孔子，一条大书特书的罪状，就是孔子“劝下乱上，教臣杀君”，虽然他列举的几个案例大体不靠谱，但从实际影响上说，这个判断未必不合理。
不得不说，孔老师确实是给自己拧了个扭头朝后看，迈步向前冲的造型。
对这种矛盾，众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
捧孔老师的，自然说老圣人心里明白得很，他这是托古改制，故意的。
不爽孔老师的，则批判他没逻辑，是逻辑思维不清晰的文科代表。啥叫“自打耳光”？孔老师这样的，就叫自打耳光。
老师到底是想向前还是冲后？儒家弟子们也搞不明白。因为众所周知，孔老师还讲究因材施教，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跟不同学生讲的都不一样。他又要求学生举一反三，话通常不说透，你不明白，就算了。至于老师的核心价值观，子贡这样的入室大弟子，都没机会听——颜回师兄倒是或许听过，却又“不幸短命死矣”，总之，是失了传。
这种含混不清的状态，短期看来是坏处，孔子一死孔门就分裂了；长远看来则是好处，因为不管持什么主张，最后追其根本时都可以认到孔子这里。荀子看孟子极端不顺眼，孟子对荀子想必也不会有好印象，但他俩一样以孔子的嫡派传人自居。这也还罢了，墨、道、法三家固然经常批孔，但墨子也会引孔子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庄子会借孔子之口谈心斋、坐忘，韩非则让孔子宣讲严刑峻法……总之，谁也不愿意老人家闲着。
直到今天，找孔老师认祖归宗的，仍不罕见。当然反过来，也就是持任何主张的人，都可以拿孔子作反证。
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下，战国时期的列位大家才能或跋扈，或疏离，或期期艾艾地追寻着自己的抱负。而这，只会也只能发生在孔子身后。
儒家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孔子门下，有个叫有若的学生。他吹捧老师不遗余力，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和孔子很像。
孔老师去世，弟子们满腔哀思无处寄托，于是子游、子夏、子张三位大弟子，共推有若当接班人，坐到孔子的位置上，接受大伙的礼拜。
这种做法，思路可能来自宗族祭祀，由孙子来扮演去世的爷爷。但不由亲孙子来，而是另外找人，说他和圣人有共同点可以接替圣人的岗位，则有点像灵童转世。这如果能延续下来成为传统，儒家可能会比较有宗教味道一点，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教团。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论资格只是小师弟，但曾参同学首先跳出来说：“我被江汉的洪流荡涤过，被夏日的阳光照耀过，被星空的浩瀚震撼过！”意思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的老师就像江流，像夏阳，像星空。长得像算啥啊，思想境界才是关键啊！伟大是不可复制的，我怎么可能接受另外一个人坐在老师的位置上？
这一嗓子是很有感染力的。不久后，又有别的弟子发难说：“我们老师会天气预报，要是下雨，他能在出行前提醒我们带雨具；我们老师还能开男科医院，将难言之隐一语道破。有个人老大不小了没儿子，老师却预言，人家四十岁后会生五个娃。请问老师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有若答不上来，于是这位弟子也不客气：“有师兄起来吧，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
这可能是儒家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韩非子说，后来儒家分裂成八派。实际上应该还不止。
不过即使在孔老师生前，孔门也从来不是个整齐划一、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群体。同学之间有辩论，学生敢跟老师顶嘴，都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孔门日后的分裂也就不算什么大事了。背后不再有组织，也许反而有利于个人充分发挥，激发潜能。
大众心理学的祖师爷古斯塔夫.勒庞有段名言，大意是：一种思想，不管它诞生之初有多么伟大，一旦进入大众智力的层面，它的伟大之处，就会消失殆尽。
儒家不能免俗。某种意义上，儒家甚至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流行的。那个年头，天子丢脸，贵族垮台，相应的，普天下暴发户却是多得要命。趾高气扬之余，在生活方式上，哪有暴发户不歆羡旧贵族的呢？家臣掌握了国家权力，大夫混成了诸侯，称号、地位是有了，没那个气质，还是免不得被人耻笑。气质的培养，指望传统贵族教你是不成的。最好的礼仪课老师，当然也就是在孔子那里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儒”了。
于是先王的经典，经儒生们这样一讲解，俨然便是那个时代的小资生活指南。比如说，魏文侯听西周的高雅音乐明明直打瞌睡，但还拿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强撑着。
所以也就难怪，后来儒家的两巨头——孟子和荀子，对在这个时段上混得风生水起的本门前辈，都不大待见。
孟老师含蓄一点。人家问他子游、子夏、子张等几位孔门大弟子的水准如何，孟老师笑而不语；说到自己的师承，孟老师则对自己不曾有机会亲炙孔子门下表示了遗憾，又谦虚地说自己“私淑诸人”，就是暗地里向大家广泛学习。但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认为他不乐意承认孔子之外还有谁够格做自己的老师。
荀老师的批判就比较刚猛了，“贱儒”“陋儒”“鄙儒”“俗儒”骂不绝口。经典的有这么一段：
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
本门都骂得这么狠，敌对派系，当然更加出言恶毒了。
曾经也修炼过儒家心法，但后来破门出教的墨子是这么描述当年的同学的：他们因为好吃懒做而不得不常常忍饥挨饿，春夏之际他们出去乞食麦子。他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钱人家死了人，因为办丧事他们拿手，他们说：“此衣食之端也。”
墨子还形容他们的吃相：
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墨子.非儒》）
看见食物，他们先像田鼠一样藏起来，用公羊一样的眼神紧盯着；然后像阉割过的猪一样猛扑上去——骂人家像猪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得强调是阉猪？猪本来贪吃又好色（二师兄是优秀代表），莫非阉过后没有其他追求了，于是会更贪吃？
君子嘲笑他们，他们便说：“散人！焉知良儒！”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人，怎么能了解优秀的儒生呢？
读过《墨子》的人都知道，做漂亮文章并不是他的特长，他也以没有这个特长为荣，尤其是，他通常并不具备刻薄人的小聪明。这样绘声绘色的笔触以及一连串的比喻，在他这里可是难得一见。当然，我也不免心理阴暗地作这样的猜想，当年墨子在儒门念书那段经历很不愉快。
【段子为证】
楚王问墨者田鸠，墨子的文章一点不精彩，到底是为什么？田鸠于是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秦伯嫁女”，陪嫁姑娘太漂亮，结果女儿被冷落了；一个是“楚人鬻珠”，盒子太漂亮结果人家珠子也不要了。所以，文章太漂亮，属于负能量。（参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第二章 遗世独立墨巨侠
没有君主接受墨子的主张。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墨子，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甚至书也很少有人去翻动。这时，他坚持的意志与奉献精神，在晦暗的背景下显得熠熠生辉——这也正是很多人所熟悉的那个墨子形象。如果墨子成功了呢？庄子说，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引子
战国的煊赫过后，将近两千年，很少能听到墨家的消息。但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墨家又吃香起来。《墨子》这书素来无人关注，传抄中失传了不少，留下来的也错乱得不行，现在有第一流的学者开始花大工夫整理；孙中山主持创办《民报》，一边提倡“三民主义”，一边甩开孔孟老庄，单捧墨子为宗师；梁启超甚至说：“今欲救亡，厥惟学墨。”只有墨家思想，才能救中国！鲁迅写《故事新编》，儒家称道的伯夷、叔齐，道家的大腕老子、庄子，都被调戏得不行，只有墨子和墨子的偶像大禹，有理想，有担当，浑身“正能量”，是大先生笔下少有的积极形象。
当然，捧墨子，不是他的十大主张都捧。“明鬼”“非乐”就明显不受欢迎。“兼爱”自然最得好评，因为很容易联想到“平等博爱”，也容易和基督教挂钩；《墨子》书里一些似乎和科技有关的内容，被迅速附会为声光电化；当时的中国正风雨飘摇，反侵略的“非攻”，当然也是格外被强调的。
这造成的结果是，一般人对墨子的印象，就剩这几个标签：兼爱、非攻和科学知识。最近这些年，和墨家有关的通俗文化作品不少。大体都是在强化这几个元素。墨子的侠义形象深入人心，而墨家的领导人叫“巨子”，我们可以亦尊他一声“墨巨侠”。
墨子的四记杀招
战国末年，韩非子回顾之前几百年的大辩论，下判断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子.显学》）
可见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很大程度上是平分秋色的。但到了西汉盛世的司马迁那里，给两家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孔子本人以布衣而入了“世家”，孔子的弟子们有传，孟子、荀子也有传，而对于墨子却只在《孟子荀卿列传》里附了二十四个字：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真是冷落得可以。但就算只有这么一句话，也还是透露出墨家曾经的煊赫。墨子比孔子小，本来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墨子》书中也从未掩饰这一点，但社会上却仍有墨子和孔子同一时代的说法。在好古崇古的气氛里，人们普遍相信年代越早的人物越牛。道家要压倒儒家，就宣布老子比孔子早；墨子被认为和孔子同时，大概也是反映了儒墨两家曾长期打个平手的状况。
关于孔子和墨子，有一句经典的评价，叫“孔子给了春秋一个辉煌的结束，墨子给了战国一个闪亮的开始。”
墨子的生卒年不好确定，大概就在孔子去世前后，墨子出生。《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是跟孔子的学生学习，两位大师并没有照过面。
墨子的里籍也有争议。他是宋国人还是鲁国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依据，考证留给学者们——其实材料就那么多，还是不定论稳妥些。
墨子为什么叫墨子？有的说他姓墨；有的说因为他黑；有的说因为他是木匠（木匠要用墨线）；有的说因为他是刑徒（墨是五刑之一）——重要的是他不但姓墨而且叫翟，墨是劳改犯，翟是野蛮人，而且他的著作确实是被旁人看作是“贱人之所为”的。总之，这个称呼反映了他社会边缘人的地位。
谈到墨子的相貌，古往今来的人们，印象倒是比较一致。孟子说是“摩顶放踵”，就是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庄子说是“腓无胈，胫无毛”，就是腿肚子没肉，小腿上汗毛掉光。一直到鲁迅先生写小说，“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
以这样的一副形象在儒门上课，他是怎样和那些讲究衣着、举止进退的儒生同学相处的？那情形想想其实也蛮好玩。彼此看不顺眼是一定的，斗嘴、打架或者在当时就有。后来墨子自立门户，等于撕破了脸，从此双方关系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大家族，路上碰见了不斗上一回，回去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招呼。
所以《墨子》这书，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板砖向儒生们头上拍去。在《非儒篇》里，墨子谈了“孔某”的好多劣迹。其中说道，在楚国，孔子帮助白公胜造反；在齐国，孔子帮助田常造反；在鲁国老家，孔子站在权臣季孙氏一边来对付国君，斗争失败季孙被追捕，孔子展示大力士风采，力托闸门让季孙脱身……要按事实考察，这些段子破绽多得让人无力吐槽。总之按墨家的说法，当时普天下的动乱事件中，到处活跃着孔某人和他弟子们的身影，而孔子本人始终安然无恙，相形之下，拉登之流，简直弱爆了。
《公孟篇》里，墨子还总结儒家的四大罪状，引原文：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墨子坚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是有鬼的，儒家却怀疑天的权威、鬼的存在，因此得罪了天地鬼神。这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厚葬是说墓地工程太大，表现为大棺材套小棺材，尸体上衣服裹了一层又一层，死人下葬就像把家搬入地下，结果是普通人死了，家产全埋了；国君死了，国库恨不得都埋了；久丧是说守丧时间太长，守丧期间，要痛哭流涕，要显得自己伤心得形销骨立，于是别人搀扶着才能起身，拿着拐棍才能出行，说啥我听不见，有啥我见不着，如此一折腾就是三年，而如果七大姑八大姨接二连三地死了，那就不知道要折腾多少年，啥也别干了。这也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文娱活动搞得太多，这又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相信命运，认为人发财还是受穷，长寿还是短命，国家太平还是动乱，安全还是危险，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的。君主相信命运，就会不处理政务，普通人相信命运，就会不从事工作。这更是足以导致世界毁灭的。
这四条指责，有的打中了儒家的痛处，有的虽然未必打中，却有很好的煽动群众、引导舆论的效果。
第一条，儒家不信鬼神——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比较暧昧，原则是不肯定不否定，能不谈就不谈。但祭祀的时候，假装有祖先或神明在。墨子特看不起这种和稀泥的态度，要么你就别祭，要么你就真信，这么扭扭捏捏的算啥子？拿这条批儒，证据不算确凿，但在迷信气氛浓厚的社会环境里，这条罪名绝对是大杀器，所以墨子也拿过来就用了。这事算中西一理，雅典公民控诉苏格拉底，罪名也是这厮不信神，而且同样也没啥过硬的证据。
第二条，儒家厚葬久丧——我们可以从《论语》里找到很多证据，表明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但也不喜欢过分的繁文缛节，不赞同办丧事一味追求豪华。但孔子之后的儒生，很多大概确实就是墨子说的那样。墨子说办丧事是儒生的“衣食之端”，点破了非常实在的问题，丧事办得越盛大，他们赚得越多。这是经济基础，关系到广大儒生尤其是底层儒生的生活质量，比祖师爷云里雾里的教诲可切身多了。颜回死，孔子主张薄葬，可到底架不住门人们的执拗，最后只好叹息，“我想把你当儿子看待，可是却做不到。”孔子生前都如此，死后更由不得他。
第三条，儒家讲究礼乐教化——墨子觉得这是瞎折腾。听音乐可以使粮食增产吗？不能。听音乐可以使战争胜利吗？不能。那还听音乐干什么？这种论调，今天一听就觉得刺耳，很容易觉得太狭隘、太偏激。但应该注意到，墨子面对的是一个把音乐功能夸张得过分的对手。儒家说，五音和谐中，包含着治国的大道。音乐家的选择，比各国领导人一块儿表态更有说服力；而低级趣味的音乐，更是会带来自然灾害。墨子不承认这个耳朵眼儿里的中国，对拍的过程中，就走了极端。这就像你说莎士比亚很伟大没人会有意见；但你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肯定是要有人指责你说便宜话，甚至翻老账说，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被炒得那么火爆，很大程度上就是靠从殖民地反攻大不列颠。
另外，当时所谓乐，外延比现在大，可以泛指一切文娱活动。它们的开销确实太大了，严重影响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前一条一样，不管孔子本人怎么看，国君加大礼乐方面的经费投入，对儒生有利。
第四条，儒家信奉乐天知命——孔子的天命观也比较复杂。大体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怀抱一种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的态度，完全没有鼓吹人偷懒的意思。墨子这么批孔，把孔子庸俗化了。但是，多半在他之前，孔门自己已经把天命观庸俗化了。毕竟，明知道不成功还坚决不放弃的犟脾气，在“理性人”中太不具备可推广性了。所以，这条批孔或许不准确，批孔家店，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批判儒家的同时，墨子推出了自己的主张，一共十条：
尚贤（让有本事的人当官）；
尚同（所有人应该保持一致）；
兼爱（爱所有人就像爱自己）；
非攻（反对侵略）；
节用（节省开支）；
节葬（主张薄葬）；
天志（天有意志，天代表着世界的终极价值）；
明鬼（证明世界上真的有鬼）；
非乐（反对娱乐）；
非命（不相信命运）。
这其中，天志、明鬼就是在反对儒家“丧天下四政”的第一政，节用、节葬反第二政，非乐反第三政，非命反第四政。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在批儒时没提是因为这四点在当时和儒家没有直接的冲突。
其实区别是存在的，而且很关键。
非攻的底牌：以暴制暴
非攻就是反战，反战这个观点，在当时不算有特色。
春秋时的战争多少还保留着些西周军礼的遗风。宋襄公恪守“不重伤”“不擒二毛”（头发有黑有白叫二毛）的规矩，虽然被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但当时的风评，却不是一边倒的反对意见。发生在晋楚之间的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有名的惨烈大战，然而邲之战胜负已分后楚军指导晋军怎么逃跑；鄢陵之战时晋国大夫则在战场上还要抽空向楚王下车行礼，这些也都被传为美谈。
到了战国，可是整个儿变了局面。“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了。眼见着大地血染，白骨如雪，稍具人心者都要站出来反对战争。
墨子《非攻上》开宗明义，证明发动战争是不义的。偷别人家的桃李是不对的，当然偷别人家鸡狗猪更不对，偷别人的牛马又比偷鸡狗猪不对，杀人则比偷牛马更不对，杀十个人又比杀一个人更不对，杀一百个人又比杀十个人更不对，发动战争死的人更多，所以特别不对。看见一点黑色说是黑色，看见很多黑色说是白，这是不知道黑白的分别；尝到一点苦味说是苦，尝到很多苦味说是甜，这是不知道苦甜的分别……所以不反对战争，就是不知道义与不义的分别。
如此夹缠的一大篇，可抵得过庄生的一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把墨子骂作禽兽的孟轲孟老夫子，也曾宣称“善战者服上刑”，最好各国都把能征善战的名将都杀了，于是也就天下太平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孟子的反战，比墨子还要彻底。墨子非攻，但是对“诛”却很赞许。就是说，像古代圣王那样发动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我们都知道，后世那些热衷侵略屠戮的元凶巨恶，谁不爱扯个正义的大纛？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又有多少人是满腔热忱地相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巨侠的这个缺陷，庄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偃兵，造兵之本”。
孟子反而没这个问题。不义的战争他反对，而一旦正义，他就坚信应该有征无战。商汤征伐四方，结果是往东边打西边着急，往南边打北边着急，少数民族兄弟都抱怨说：“你咋才来呢？”（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周武王讨伐商纣，商王朝的军队立刻临阵倒戈，为王前驱，争先恐后当了带路党。道德感化力强悍到这一步，仗当然是打不起来了。也有说法认为商周之战杀得血流成河，血河上面漂着被丢弃的大木棒，孟老师是绝不认可的。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不相信的，就是那些圣王战争打得很暴力的记录。
所以，只要战争是残酷的，它就一定不正义。孟老师这个反战逻辑，称得起一以贯之。当然，一旦面对现实，它立刻就显得无比脆弱可笑。事实上，墨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拿儒家开涮的。西周、春秋时代温和的战争规则，儒家对之始终有一种怀念，但墨家就说，要不你就别打，要打你就应该下死手。“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懂不懂？说什么敌人逃了就别追啦，虚拉几下弓弦不放箭，逃敌的车陷坑里就去帮他推车……这算什么呢？
说到底，墨巨侠“非攻”的与众不同，不可企及之处在于他是实践派。
庄子话说得再精彩犀利，孟子话说得再慷慨激昂，面对屠刀，你们有办法吗？
可是巨侠就有。他能够以暴力对暴力，你能攻我就善守，你作云梯我就有“守圉之器”，你攻城的招数已经用尽了，但我防备的办法还有余。
而墨子最有名的“非攻”实践，自然是救宋的故事。
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很着急，从齐国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楚国郢都。先见公输般，再见楚惠王。一从道义的角度论证攻宋不合理；二从成本收益论证攻宋不合算；三模拟演练，证明宋国根本打不下来。总之，墨子冒着生命危险，总算是保住了宋国。
而墨子回去的时候途经宋城，宋国人居然不让他进门避雨。
照例，介绍墨巨侠行侠仗义的业绩时，都要讲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煽情结尾，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有的古书说，墨子是宋国人；有的古书说，墨子在宋国做过官；还有学者分析，墨子的思想，和宋国的文化氛围很合拍。就算这些说法都不对，但要确定墨子和宋国关系挺密切，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宋国人没理由不认得墨子。再说，墨子刚刚才跟楚王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在宋国帮助守城。现在老师来了，这些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问题就出在帮助守城上。
墨子向公输般和楚王证明了自己的守城技术和设备很了得。但打仗是个系统工程，光靠技术、设备肯定不够，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守城措施，才能做到实战像模拟一样无懈可击。这才是墨子真正的底牌。
当墨子和公输般在楚王宫里演练攻防的时候，在禽滑釐率领下的三百墨家弟子应该是在宋城忙着这样的工作：
禽滑釐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守城的官吏、小军官、富人以及贵戚的亲眷全部集中起来住到官府，安排可靠的人把他们保护和监控起来。实际上，是拿他们当人质，这样才能确保城中关键人物不会叛逃。
其余墨家弟子们则迅速分散到全城各个角落，一部分查点百姓家的木材、砖瓦、石头等器物的数目，登记其长短和大小。另一部分则组织安排城里的官吏、士兵和百姓结成联保联防。
这一切完成后，禽滑釐飞速赶到中军，击鼓三次，这意味着宋城开始戒严。从这一刻起，城上道路、城内街巷都要禁止通行，擅自出行者，斩。
粗手笨脚的军人甲导致了一场火灾，一旁的军人乙惊叫：“失火啦！”不远处，隶属于另一防区的军人丙闻声前来救火。禽滑釐听到汇报，确信军人甲并非故意纵火，松了口气，传令：军人甲、乙、丙，皆斩。——因为乙不该惊叫，丙不该多事。正确的应对，应该是军人甲、乙静静救火，军人丙原地不动。这样，救完火后，只要砍军人甲一颗脑袋就可以了。但如果甲是有意放火的，则应处以车裂之刑，乙则要连坐处死。
师弟曹公子慌慌张张地来向禽滑釐禀报，宋城的局势有点失控。有人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人在大街上奔跑；还有百姓企图爬上城楼，观望敌情……禽滑釐不耐烦听他说完，重重一挥手：一律处斩！
一个企图给楚军传递情报的间谍被抓住，理所当然的，这个人将被车裂。禽滑釐却发现，间谍所在地的街坊里正、负责守护街巷的居民和相关部吏对此事竟一无所知，为了提醒城中其他地区提高警惕，这些人也一律死刑……
上述场景，是我根据《墨子.号令篇》推想的。这是篇专讲危急关头怎么布置城防工作的文章，或者干脆点说，它就是墨家一份军法性质的文件。
毫无疑问，在按照这份法令打造防御体系的过程里，宋国人被深深地折腾了。而最终结果是，墨子的游说成功了，楚国人并没有来。
我们知道，平民百姓也不是好伺候的。你加大国防投入而侵略并没有发生，他们往往就会相信侵略本来就不会发生。宋国的带路党会说，楚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野蛮国家了，现在它是友好的，是华夏文明圈的一员，根本不会侵略我们。宋国的爱国愤青会说，楚国是混蛋，但楚国已经没落了，被自己国内那点破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力出击，宋楚之间必有一战，但应该是我们灭他们！总之，这些人一致认为，牺牲和平生活大力搞防御系统，纯属毛病。
所以，他们不让墨子避雨，也许是对墨子有怨气。
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当年读了《号令》之后，因为打游戏而对墨家产生的浪漫想象也就烟消云散了。当然，这不是说要拿今天的标准谴责墨家残忍不人道，而是必须记住，战争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墨家作为一个人数不多，背后也没有强有力支持的军事团队，这样高度的警惕和铁一般的纪律，是他们生存的唯一选择。
记住这一点，再理解墨家的其他很多主张，应该就比较容易了。比如说，墨家的招牌观点“兼爱”，强调爱无需血缘纽带，爱别人的生命就要像爱自己一样。一同经历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战友袍泽，大概是最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
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
墨子把自己的书给楚惠王看，后来别人转告墨子，楚王对此书的看法是：“贱人之所为也。”
也就是说，墨子这书，是在为社会底层的人说话。
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捧墨子是“平民思想家”。对墨子的定位其实和楚王是一致的，只是贬义变成了褒义而已。
墨子确实关心广大人民，他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
仁德之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这话当然很动听，但有一个怎样定义“利”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孩子，你听我的，我这是为你好。”“求求你，不要为我好了！”这就是对“利”理解不同造成的尴尬。
好在墨子也说了他对利的界定。紧接上面引的那句：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而不注重个人享受。为了个人享受而“亏夺民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这句话墨子不是随口说的，他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超出这个范围，他就觉得是多余的。读墨子的书，有时候会想叫他“墨非子”（“非”是批判的意思），因为多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老是非来非去：非攻、非乐、非儒、非命……还有节用、节葬也可以叫非侈，天志、明鬼也可以叫非唯物主义。
各种奢侈品是不必要的。衣服能保暖就行，好看多余；食物能填饱肚子就行，好吃多余；房子能遮风挡雨防盗就行，豪华多余；手机能用就行，苹果都多余……其余一切东西，皆可以此类推。再比如说，人，健康就行，长得好看多余——墨子跟帅哥多少是有点仇的——批判社会上不当得利者的时候，他多次把“面目佼好”者拿出来说事。
墨子还反对国君纳妾太多。因为这会让人民群众娶不到老婆，也就没法多生孩子（墨子非常关心生孩子的问题）。这本来是个很平常的见解，但有学者借此说，墨子是主张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这就未免太夸张。墨子肯定是比较鄙视女人的，“疼老婆”他都觉得不合理。墨家拍儒家的砖，其中有一条就是：父母去世，儒生服丧三年；老婆和大儿子死，儒生也主张服丧三年。这是把老婆、儿子放到和爸妈同等的地位上，为了自己偏爱的人而搞乱了尊卑秩序，真是岂有此理。
墨子又主张薄葬：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地服丧哀悼。
这个主张，是今天的人最能理解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墨子提倡的这种葬法，也已经不薄。这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当时墨家招致各家痛批，首先就是因为这点。略带贵族气的，都觉得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节葬》写得特别长，因为墨子需要反驳的质疑实在太多。后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反对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打仗这事实在开销太大了。《非攻中》一开篇就详谈的是钱的问题，而不是人道问题，而且当时的趋势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久者经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也就没法生小孩了。
一切艺术是不必要的。因为文艺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收益，成本却很高。
墨子还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关于墨子和公输般斗法，除了攻宋那次，还有个著名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谈中国科技史，有所谓“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了三条答案，第二条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话作为整体判断对不对尚有争议，但上引墨子的言论，确实算是为这一点现身说法了。科学研究，多少总要有一种非功利的钻研热情，墨子却比谁都着急要效益。他无疑是古代一位十分伟大的工程师，但科学家这个称号，还是夸大了些。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简单小结一下。墨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同样是关心底层，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悲天悯人的贵族，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见不得穷人这么惨，所以站出来帮穷人说几句话，但思维方式还是贵族的，对穷人究竟怎么想，他们其实未必很了解；另一类是自己就是草根，但脑子和嘴巴比较好使，加上心雄胆壮，于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
我觉得，孔孟比较偏于前一种，墨子则属于后一种。墨子出身社会中下层，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很有力；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他反映得也更真实；要让底层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休息时间，这些诉求绝对合理而且是当务之急。墨子显然比孔子熟悉民间，所以他更能说出民间的心声；甚至他那一副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比讲究贵族派头的孔老师有亲和力。战国初期的这一段，墨子的感召力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中，应该要大于孔子。
但是墨子的视野其实比较有限，所以对整个贵族传统不但排斥而且隔阂（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对贵族传统也排斥，但不隔阂），因此不大能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毫不介意将之彻底否定。
但是，视野大不大是一回事儿；墨子的胸怀，无疑是很大的，大到想让普天下的人彼此相爱。
爱是一种手段
兼爱是治疗乱世的药方。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
圣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那就不可不考察乱世出现的原因。乱世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彼此不相爱。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那么自然就父子相爱，君臣相亲，小三爱原配，贾环爱宝玉，城管爱小贩，拆迁队爱钉子户，带路爱五毛，中国人爱美国（咳，这个好像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让世界充满爱，岂不就天下太平了？
当然，任何还没有纯洁到不可救药的人，对这个美妙的提法，心里都多少会有一点保留。
兼爱能做到吗？能够爱人如己当然好，但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我就是爱自己的父亲胜过别人的父亲；爱自己的儿子胜过别人的儿子；我倒是想更爱别人的老婆，但也得别人愿意啊？
墨子确实面临了这样的质疑，他没有用墨家的团队体验来应对，而是这样答复的：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仪》）
咱不鼓吹美好的人性，事实上咱基本上算性恶论者。咱家认为，普天下的父母、君主、专家基本都是坏东西。但是“人性趋利”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吧？爱不是目的，爱是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墨子假设了两个例子。
一个士人主张“兼”（爱所有人），所以助人为乐；一个士人主张“别”（只爱自己），所以损人利己。让你选朋友的话，你选哪个？
一个国君主张“兼”，所以爱民如子；一个国君主张“别”，所以大灾大难面前，任人民自生自灭。让你选国籍的话，你选哪个？
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赤裸裸的自私者会被别人抛弃，所以为了更大限度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就应该全心全意爱别人。这就叫“兼相爱，交相利”。根据这个解释，我想，把墨子的主张表达为“情感投资”可以说相当忠实准确。
但问题是，既然承认爱是一种投资，你就得允许投资者精打细算。给路人搭个便车容易，把车送给他难；给穷人几块钱容易，把他接家里供起来难；爱别人一点点容易，但你要我爱人如己，这个做不到，投入太大，成本太高。
而且，还有个投资风险的问题。墨子假设的例子只是忽略了所有变量的理想模型。理想很丰满，现实要骨感得多。
我们不妨也假设一下，把伟大的墨子放到著名的“囚徒困境”之中，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墨子和区区在下，是两个囚徒。面对指控，我们两人都不招，则各判一年徒刑；一人先招供，则其可立功释放，另一人十五年徒刑；二人皆招，则各判十年徒刑。
墨子是伟大人物，爱我就像爱他自己一样，可以肯定，任何时候他都是不会招的。
我这个平庸之辈呢？
如果我完全不认得墨子，那他招与不招，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了防备他先招，我多半会赶紧招。
如果我认得墨子，听说过他的高尚原则，那么我已经可以确定，我不会面对可怕的十五年徒刑。选择仅剩两个：是招了立刻走人，还是在大牢里待一年？因为我还不是彻底没有道德感的人，所以我会很纠结。
如果我不但认得墨子，而且跟禽滑釐他们也很熟，出狱后要与他们朝夕相处，并且很多事情还要指望他们帮忙，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招。
可见，墨子那样伟大的爱能否获得回报，是要取决于很多外部条件的。第一，它比较容易发生在熟人之间，因为了解了才能建立起信任感；第二，我们之间的合作要有长期性，这样我才会担心我的恶劣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如果今生再也不相见，可就别怪我做人没底线了。用艾克斯罗德的互惠理论说，要保持合作关系，靠的是“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
而墨子所处的时代，特点恰恰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人相信付出爱就可以确保获利，难！
尽管墨子并没有引用此类反驳，但这样的反驳显然是存在。更重要的是，墨子自己的经历更是兼爱行为不能获得足够回报的活生生例子。他的论敌嘲笑他说，我不行义，也没什么坏处，你行义，又何尝见有什么好处？你就是一神经病。他的朋友则劝他说，天下人都不行义，你又何必独自承担？
墨子对此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人都不行义，我更要坚决奉行。这就像大家都偷懒的时候，工作者更要加倍辛勤地劳作。（参见《墨子.贵义》）这句话里流露出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情怀令人感佩，但也恰恰证明了兼爱理论要推广不能光靠利益驱动。
墨子相信，另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兼爱成为现实。
尚贤：平民政治的实践之路
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倡过平等，但在节用、兼爱、天志等主张中确实可以推出平等观念。节用到极致，君父的吃饭、穿衣、棺材板都和臣民一样，至少彼此看起来是平等了；兼爱到极致，君父像爱自己一样爱臣子，臣子像爱自己一样爱君父，当然也就不再有君臣父子之别，那是真平等了；强调天至高无上，那么在天面前，人自然都是平等的——据说，虽然天主教会等级森严，虽然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到今天贵族传统的尾巴都没割干净，但基督教就是从来都是包孕着“平等”之信念的，用的就是这个逻辑。
孟子、荀子还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喜欢等级制的他们，都致力于批判墨子。孟子骂墨子是“无父”的“禽兽”；荀子说听信墨子的主张会导致“号令不施”；司马谈也说，墨家之法的结果，是“尊卑无别”。
我猜想，这里面虽然孟子骂得最激烈，但墨子对此大概最无所谓，因为他确实不太信任父子血缘的作用，他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又说：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仪》）
普天之下当父母的多了，但没几个是好东西，所以学习爸妈就是学习坏蛋啊。
但“号令不施”“尊卑无别”的批评，恐怕会大出墨子意料。墨家如果确实演变成那个样子应该会使墨子颇为失望和伤心。因为平等不是他想要的，他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尊卑不以血统来划分罢了。
先看墨家的“尚贤”观念。
尚贤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有才，不管什么血统，什么出身，都要给他官做。在这个问题上，孔仲尼老师在实践中已经大开了方便之门，但理论上没松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实还是成分论。墨子没有这种纠结，就直接提出来了，“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那么，贤人做官，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
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
大意是，贤者治理国家也好，主管官府也好，领导地方也好，都能够起早贪黑，绩效也特别优良。而绩效优良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从而“官府实则万民富”，即大河有水小河满，政府有了钱，于是老百姓也就都有钱了。
前面提到过在孔门被哄下台的有若同学，可以把他的观点拿出来比较一下。有若说，老百姓有钱了，国君你还用担心没钱吗？老百姓都没钱，穷急了要造反的，国君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孟子也骂过一句狠话，叫“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因为这些“良臣”的专长就是为国君“辟土地，充府库”。这句话虽没有点墨子的名，但与墨家的贤者观念针锋相对，也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政府和老百姓谁在先，谁在后，儒墨两家心目中的次序是颠倒的，贵族派的儒家把人民放在前面，平民派的墨家却觉得应该首先把政府建设好。大体，儒家关心民生，观点主要是低税收；墨家则似乎主张高税收然后高福利。当然，这两种主张难说谁对谁错，牵涉到很多具体因素，所以类似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墨子又说，既然让人家做了官，就应该遵循三项原则：
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
给贤者的爵位要高，俸禄要多，权力要大。地位不高的话，老百姓凭啥尊敬你啊？兜里没钱的话，老百姓凭啥相信你啊？手里没权的话，老百姓凭啥害怕你啊？
平民出身的官，因为不像贵族那样有传统优势，所以更需要爵位、财富、权力这些东西才能有执行力，所以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不得不撕下来。掌权以使人民恐惧为手段，这时候再要判断墨子是在为人民说话还是在为统治者说话，恐怕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近代以来，在大力鼓吹墨家精神的气氛里，郭沫若曾独持异议，说墨子是站在“王公大人”一边的，这个判断你可以不同意，但必须承认它自有它的依据。
其实，在提倡节用和兼爱的时候，墨子的方案中也时时闪烁着权力的魅影。草根阶级对权力更加迷信和迷恋，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事。贵族眼里的权力往往是被礼仪、伦理、风度之类的东西重重包裹的，而来自底层的人们，反而见识过更多权力不加掩饰的运作和不可抗拒的强大。
《节用篇》里，墨子不光谈了以骄奢淫逸为耻，还谈了以多生孩子为荣。墨子眼中，人显然是最重要的资源，他说：财富增加容易，人口增长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现在有人拖到四十岁才结婚，平均结婚年龄也要有三十岁，实在是非常的不像话。应该恢复古代圣王的法制，男人到了二十岁，不许不娶老婆；女人到了十五岁，不许不嫁人。这样，按照三年生一个娃计算，每对夫妻就可以多生两三个。所以，不是没有办法增加人口，问题出在政府不作为。
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当然是古老的民俗，但动用行政权力来干涉女人的子宫，一个人什么时候结婚，孩子生几个，都由政府计划，这是墨子的开创性构想。
回到兼爱问题。论证兼爱的可行性时，墨子发现利益驱动仍然不足以说服对方，于是他又讲了几个故事。
一个是“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的掌故；另外一个也类似，晋文公喜欢俭朴，所以他身边的臣子就穿得破破烂烂。还有就是，为了考验士兵的勇敢程度，越王勾践故意放火烧船，然后擂鼓命将士前进。结果，他的士兵们前仆后继，死在水火之中的不计其数。
这些故事在当时都流传甚广。但是，它们和兼爱有什么关系？
墨子说：减肥饿死，穿破烂衣服，冲进火船里送死，这些都违背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国君喜欢就都可以做到。所以，只要国君推行兼爱，用奖赏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逼大众，那么，兼爱就如同火焰向上，水流向下，是天下大势。
总而言之，先爬上领导的位置，再运用手里的权力，什么目标都可以达到。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墨子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
天下大同：墨子的理想国
和孔孟不同，墨巨侠的理想，不是帝王师，而恐怕是哲人王。
墨子书里面，“王公大人”出现的频率极高，墨子不断给他们出主意，说应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如此才对你们最有利。
但郭沫若先生据此说，墨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个人保留意见。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服务是事实，但之所以服务，应该算反映了墨巨侠面对现实的无奈。
拿希腊的事情作比较。我们知道，柏拉图曾经三次远赴西西里，去给叙拉古城邦的父子两代暴君上课。结果当然非常失败，最后一次，一代哲学大师甚至被卖为奴隶。
柏拉图不是犯贱的卞和，觉得发现了一块美玉，就无论如何也要献给君王。他为什么憋着劲儿要和暴君打交道？因为他老人家一门心思想让哲学家当王，而哲学家在任何国家都不受欢迎。指望通过民选而让一位哲学家为王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设法，把一位现成的王给改造成哲学家。想当哲人王还是帝王师，据说是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一门心思想当哲人王的柏拉图，还是只能选择去当了帝王师，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亦然，可见形势比人强。
墨子的用心，估计和柏拉图差不多，也是要改造这些“王公大人”。只是他比柏拉图会说话，所以结果好一点，没有被变卖，不过是被楚王调侃，说是“贱人”而已。
我猜，墨子尊敬地喊着“王公大人”的时候，心里多半想着，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到了天下大同的那一天，都应该撤换掉。巨侠的心在滴血啊！
柏拉图有千古名篇《共和国》，畅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中文干脆就翻译成《理想国》。墨巨侠其实也想着彻底砸碎旧世界，在一张白纸上勾画自己心目中的大同天下。
这就是《尚同篇》。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馀力，不能以相劳。腐朽馀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法律和政府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一个人有一种观点，两个人有两种观点，十个人有十种观点，人越多，观点也就越多。大家都觉得自己对，别人错，于是彼此攻击。所以父子兄弟都不和睦，天下百姓，更是彼此谋害，水淹火烧投毒等等都干得出来。能力有余的，宁可闲着也不帮助别人；财富有余的，宁可浪费也不分给别人；有了知识，都想专利也不传授给别人。所以那时候天下大乱，人跟禽兽没啥区别。
墨子是在说，天下大乱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要让不必有观点的人做到没有观点，就需要建立权威，即要找一个人成为行政首长。所以，应该选出天下最贤明而又有执政能力的人，让他去做天子。
因为这句话里出现了一个“选”字，曾经让近现代以来的不少中国人很兴奋，以为墨子已经有了民主选举的构想。
这种兴奋大概比较自作多情。有两条证据可以证明墨子绝不赞同民主。
第一，墨子虽然对平民阶级物质生活的困窘充满同情，但墨子是完全鄙视他们的判断力的。墨子说：“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智者出。”他不会相信一群笨蛋能选出一个好领袖。而墨子又是要做就做最好的，他不会满足于“最不坏”。
第二，墨子提到天下太大，没法直接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而天下人自下而上普选，难度无疑更要大得多。所以按墨子的观点，民选在技术上自然更不可能。
这个“选”要是前面加主语，应该是墨子所最推崇的“天”。由天来选天子，那就不是什么失落的传统了。换个说法，那不过是中国人一直耳熟能详的“得天命”。
墨子是很自负的，曾宣称：“我的话已经涵盖世界上的一切真理。抛弃我的主张去自己思考，等于放弃收获而拾拣别人遗留的小米，反驳我就像是拿鸡蛋来碰石头，用光天下所有的鸡蛋，也不会对石头有什么损伤。”（参见《贵义》）显然在他心目中，谁是“天下之贤可者”，谁是最“贤良圣知辩慧”之人，没人能和自己竞争，如果真能建立大同社会，他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是第一任天子。
墨子是主张禅让的，那么就不大会赞同世袭，所以第二任天子应该仍然是选出来的。尧禅让给舜，流程是四岳推荐，然后尧最终拍板。则选拔程序应该是经过一个小集团的讨论或者不讨论，最终由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代领导人，后来墨家选巨子，似乎就是这么办的，今天人们对此也不会觉得陌生。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尚同》）
墨子说，天子一个人无法管理普天下的所有事务。所以，在中央选拔三公辅佐自己，再把天下划分为“万国”。“万”当然是略数，但选择这么个大数目，可见墨子心目中的国很小。另外，传说夏代万国，商代三千，周代八百。所谓墨子用夏政，这也是表现之一。
天子选拔一国中最好的人做国君。国仍无法直接管理，还要再进行分割。先把全国分为若干乡，选一乡中最好的人做乡长；再把每乡分为若干里，选一里中最好的人做里长。
接下来，治理天下就很简单了。平庸的人民需要学会的只是服从。
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
里长按照天子的最高指示统一全里的意见，带领大家一起向乡长看齐；乡长统一全乡的意见，带领大家一起向国君看齐；国君统一全国的意见，带领大家一起向天子看齐。
就这样，天子说对，大家也说对；天子说错，大家也说错。终于，普天下就只有天子这一颗“贤良圣知辩慧”的大脑在思考了，最终达到“是以天下治”。
怎样才能确保社会上所有阶层都跟天子保持一致呢？有四项工作墨子特别重视。
第一是分化群众。墨子把“下比之心”（拉帮结派）视为尚同的大敌，尤其严禁“下比而非其上”，即在群众里传播谣言，非议领导和主流价值观。
第二是广布耳目。对大同世界里群众的要求是：
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
看见社会上好的坏的都要举报，不举报的，也要惩罚。作为富有军事经验的领袖，墨子深知间谍和群众举报的作用。一个人私下里有什么行为，他身边的人还茫然无知，天子对他的赏罚却已经发布下来，这可以起到绝大的心理震慑效果，也有利于天子神化自己。要做到这一点，靠的就是遍布耳目。
第三是严格赏罚，和领导一致就赏，和领导有不同意见就罚。
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罔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古代的圣王发明五刑，就是用来治理人民的。五刑就像是丝线的纪，罗网的纲，就是用来控制普天下不和天子保持一致的老百姓。
第四是群众运动。光是上级惩处还不够，还要开批斗会。墨子说，你跟领导不一致，“万民闻则非毁之”。
总之，墨子的这些手段，和后来的商鞅、韩非已经没多大区别。第四条甚至是走纯高层路线的商韩所未及。事实上，确实有不少学者认为，二三传之后，墨家就与秦国有莫大关联；有的甚至认为就是墨家缔造了秦国。
当然，我们始终不能忘了，墨子设计这样一个世界，用心是为老百姓谋福利。
天子最好，一切听天子的，于是天下就好了。这固然是个简便的法子，但万一天子变坏，岂不是也就坏透了？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说的，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但一旦堕落成僭主制，它就是最坏的。
而这个问题，墨子也是考虑到了的。所以他还留了一手，专门用来监督天子。
那就是天。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
老百姓和天子保持了一致，但还没有和天保持一致，那就会发生很多自然灾害，比如狂风暴雨连绵不断，就是上天在惩罚没有和天保持一致的老百姓。
虽然这句话说的还是惩罚老百姓，但毕竟百姓和天不一致是天子造成的。这里面已经隐含了一个意思，就是如果天灾不断，就说明天子已经和天产生了分歧。而既然天是绝对正确的，那么和天不一致的天子，就是可以而且应该推翻的。就出发点说，墨子和后来的韩非之流毕竟有本质不同——不管在现实面前，最初的动机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被天下人抛弃的墨子
怀揣善良的动机，实践起来却是个悲剧。满心想为人类谋福利，结果却设计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极权社会。这样的故事说来令人感喟，而更悲剧的是，这并不是偶发事件。
跳出肮脏沉重的现实，关起门来开动脑筋设计出来的理想社会，几乎就没有不悲剧的。前面提到过的柏拉图大师，他的共和国里气氛恐怖阴郁，比起墨巨侠的大同天下，绝不逊色半分。墨巨侠提倡用暴力统一意见，好歹大体还算来得光明正大；柏拉图大师可是主张政府有撒谎的特权，他说这就像医生有开药方的特权一样。
后世还有乌托邦、太阳城之类，随便可以数出一大串。空想家和理想社会的关系，大概很少能逃出这样的轮回。
墨子、柏拉图们之所以会有设计理想社会的雄心，大概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整体主义者。
柏拉图说，“万物从大的方面看总比从小的方面来看要容易得多”；墨子则有一个口头禅，就是“天下”。墨子喜欢谈利害，但个人很少提。说到利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利”，说到害的时候，他总是爱说“天下之害”。事实上，墨子的文章里，几乎没有哪篇不提“天下”二字。
在天下之大利大害面前，个人的小小悲欢，算什么呢？
《鲁问》中有这样的故事：
鲁人有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而死，其父让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是犹欲籴，雠则愠也。岂不费哉！”
鲁国有个人让自己的儿子追随墨子学习，这个儿子后来战死了，做父亲的责怪墨子。墨子回答：“你让你儿子做我的弟子，学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死，现在真死了，你恼火什么？这就像想卖米，结果卖到脱销却反而发怒，不是让人费解吗？”
在伟大理想面前，一个人的生命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即使更多人的生命殉葬，也只是增加了理想的光彩，著名的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的故事，就是如此。
《庄子.天下篇》里，对墨子有一段议论，不像儒、墨相互攻击时那样说得剑拔弩张；相反，态度很平和，也很沉痛。
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
墨子真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是，他的主张违背人的本性，一旦变成现实，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能一个人背负着他的理想，但他要把天下带到哪里去呢？
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段子为证】
墨子认为，如果有必要，他也是不介意使用谎言的。墨子看中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光的年轻人，想收他做弟子，就对他说：“跟我学，我给你找官做。”一年后，这个年轻人要求墨子兑现诺言，墨子于是讲了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父亲死了，大儿子是个酒鬼，不管父亲的丧事。四个弟弟对他说：“你和我们一起安葬父亲，我们将给你买酒。”葬后，大哥向四个弟弟要酒。弟弟们不给，说，安葬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你不葬别人将笑话你，所以我们才骗你的。于是墨子结论说：“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公孟》）
专制从何而来
《庄子》《淮南子》都说，墨子是崇拜大禹的。《庄子.天下篇》还提供了一些很好玩的细节。比如墨家后学的发展趋势是凑到一起，相互盯着小腿肚子数腿毛；谁的毛少，就算学大禹学得更到位——大禹治水，长期泡在水里，小腿上的毛自然是掉光了的。
当然，也有学者另有看法。因为《墨子》里，提到古代的圣贤，也是一张嘴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儒家没什么不同，很少单独把大禹拎出来说事。所以，说墨子用夏政，《墨子》的文本自身没有提供依据。
《淮南子》可以认为是汉朝人胡说，但《庄子》的作者们，却应该是和墨者打过不少交道的。折中下来看，或许是墨子本人确乎没有独独推崇谁，到了弟子辈，却倾向于单单表彰夏禹了。也好理解，谈文王、武王，是有很多“文本上的依据”可利用的，偏于劳工阶级的墨家，要在这点上和儒生较劲，未必有利。不如拿个本来就缺少文献记载的人物说事。
大禹确实是被塑造成了最符合墨家理想的偶像。
他的业绩是治水，搞工程出身，和墨子是同行。
他爸爸鲧，是天下四大恶人之一（“四凶”中的梼杌），这样的爸爸却生出了禹这样的好儿子，比杨康、杨过父子对比还鲜明。墨子说贤良不问出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
鲧早就被处死了，禹又据说是从亡父肚子里跳出来的，没妈，则孝悌的事迹，和禹自然无关，这就和儒家拉开了距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甚至因为他而石化。上无父母可孝敬，下有妻子不疼爱，真是为了大家不顾小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堪称兼爱的光辉典范。
整天耗在治水工地上的人，当然不可能讲究宫室吃穿。“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状态，刚才说了，这已经成了墨家弟子的生活原则和竞赛项目了——至于也有资料说，大禹平时穿得差，但礼服还是讲究的，可以认为是儒家为了把禹拉进自己的圣人系统而搞的小动作。
另外，《墨子.尚同篇》说，下级要绝对服从领导，要用酷刑收拾自作主张的屁民。这样的霸道和杀气，也只在治水的大禹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治水这件事，据西方人说，和东方国家的专制传统有很大关联。
这个观点，源头极早。近代以来，更有亚当.斯密唱之，卡尔.马克思和之，到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算是集了大成。
治水超过部落范围时，往往即成为综合性的活动。大多数作者提到治水农业合作方面时，主要是考虑挖掘、疏浚和筑堤；而这些劳动中所需要的组织工作肯定是相当艰巨的。但是，一项主要治水工程的计划者所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多少人，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人？根据以前的登记，计划人员必须决定挑选的定额和标准，然后发出通知，再进行动员。集合起来的人群常编成准军事队形进行活动。……即使最简单的形式，农业治水操作也需要牢固的一体化行为，当它们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时，他们就需要有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组织计划工作。
这件“组织计划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才能对之加以掌控，于是专制统治者也就产生了。欧洲为啥基本没这样的事呢？地理差异摆在那里，欧洲的河，大都是很小的。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伏尔加河，然后就有了俄罗斯。
抛开魏特夫那些上纲上线的论断不谈，要说治水这档子事会扩大领袖的权力，还是颇讲得通的。只是何以会如此，魏特夫并没抓到要点。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有一篇随笔，就谈大禹治水的问题，很值得推介。治水靠疏导，其实很常识。禹的爸爸鲧，也是部落民主议会推举出来的治水专家，可见业务水平大家向来都认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会不懂？
恐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所谓疏导，其实就是指定一块地方，说，往这放水，把这儿淹了，保全大家。要知道，那时是很民主的，每个部落都可以强调本部落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鲧想放水的话，淹哪儿，哪儿都不干。跟人讲牺牲你们保全大家的道理，作善意的想象，应该是每个部落都有些高尚人士，表示能接受。但回去一投票，他们总是少数派，即使不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吃里爬外的名声是少不了了。
所以，是否用疏导的办法治洪，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鲧手里没权，只好选择硬堵，以求在制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尽可能延缓灾难的发生。结果就是人力物力投入越来越多，堤坝越筑越高，洪水越来越大，最终决堤，“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大家都没日子过。
所以，鲧的失败，是原始民主制度的失败，是私有权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失败。尧、舜和部落议会当然可以把所有罪责都推到鲧头上，但最终，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人，面对浩浩汤汤的洪水，他们还是只有靠边站。
鲧的儿子禹出场了。
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防风氏来晚了，禹就将之处死，然后展览尸体。迟到而已，何至于闹得这么严重？
史料上说，防风氏的个子特别大，遗骨就能堆满一辆车，显然也是个强人好汉。禹杀他，是立威。
禹在给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我要淹你家，你得认，不然我杀了你——这是在为疏导治洪的方案扫除政治障碍。
古防风国在今天的浙江德清。我看到有德清人写文章，鼓吹防风氏是一位企图阻止禹建立专制统治的古代民主斗士。真别说，这个判断，可能大概也不错。
只不过，被洪水折腾惨了的普天下人民，那时更愿意接受的恐怕还真是可以消除洪水的专制，而不是拖着大家一起完蛋的民主。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
古人经常这样比喻，乱世就像洪水。《尚同》中的专制气味，底下确实是大禹治水一般的雄心。
看见这样的选择，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黑格尔，西方传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措辞倒往往是客气些了）：东方民族，命里注定是要犯贱的。
墨子不信命。我们呢？
第三章 杨墨之言盈天下
战国中期，史料渐多，历史轮廓渐渐清晰。诸子们的活动，虽然不是史书关心的重点，但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还是可以排出一大串。这个景象，和之前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孔老师很寂寞，见见官僚，教教学生，但很少有学者出来做他的对手；墨巨侠也只是拍拍儒家的小虾米。高手对决的景象，直到这个年代才多起来。战国中期的思想界，真真是俊采星驰、流光溢彩，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引子
要让战国时期各位大家一个算一家，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但要把观点相似的人归置起来算一家，该怎么处理，难度就大了。庄子、荀子、韩非都尝试过分类，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分类法，还是汉朝人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是：
（1）阴阳家；（2）儒家；（3）墨家；（4）名家；（5）法家；（6）道德家。
这篇文章纵论六家的长短，推道德家（也叫道家，但似乎不含庄子）为最高，兼具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不过他没说各家都有些什么人物。
《汉书.艺文志》里，推出了一种更著名的分类法：
（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小说家。
除了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四家，凑成了整数。这里面，小说家档次最低，不入流，所谓“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入流的九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九流”。
《艺文志》相当于是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在每一家下面都罗列了著作和作者。我们今天说，某某是道家，某某是法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篇“志”。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问题很复杂，因为各位“子”之间互动性很强，思想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过渡人物就更难定位。尤其是诸子中的某些大腕儿。原因很简单，越是高手，就越不喜欢被人分类贴标签。比如你如果去跟庄子说，你跟老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先生多半会跟你翻白眼。第一，啥叫道家？我没听说过诶！第二，凭啥说我和老子是一派的？区别大了好吧！
但高手们不乐意也没用。因为要便于大众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贴标签。
其实，还有个最大而化之的分类法。孟子谈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说道：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意思当今之世，除了他们儒家之外，就是杨朱和墨翟两大“禽兽派”。
墨家生存之道
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可以从学生的言行中窥见一二。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釐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备梯》）
这样看来，墨子的学习基本和奴隶没什么区别，连心里想什么，都不敢问老师。想想孔子和学生都是怎么相处的，真是对比鲜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师赌咒发誓；子贡听到人家说孔子的坏话，则会屁颠屁颠地传话：“老师，人家说你像丧家狗诶！”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会帮学生找官做。这样的事例，在墨子书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学生做官后和师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