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李之龙到局里刚处理了几件公文，作战科长邹毅就报告说：“苏联顾问团来电话，询问中山舰是否在省，可否按原定计划检阅中山舰。”李之龙于是就打电话给蒋介石，请示能否调回中山舰。蒋介石大惊，这才知道竟然有两艘军舰昨夜去了黄埔。他当时极力按捺住自己的慌乱情绪，先“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假装平静地说：“好吧，我同意。”于是，中山舰在下午6点20分返回广州军港。
但是李之龙万万想不到刚才自己把蒋介石吓了一身冷汗。19日一整天，蒋介石都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这时，蒋介石觉得自己与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担心有人要算计他。碰巧在3月19日上午，蒋介石还因同一个人3次给他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而感到纳闷。同时，中山舰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开去黄埔，又因他不在黄埔而要开回广州，这件事也引起了他的联想和不安。他怀疑这是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人要把他强行劫上中山舰，然后押送去海参崴。尤其他还知道李之龙与周恩来、汪精卫、鲍罗廷关系密切，因此更加确信这是个阴谋。所以，蒋介石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私调两舰去黄埔，是不是想算计他？据蒋介石后来自述，他在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都问他当天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后来还自我辩解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长官。”“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35）
当时右派王柏龄等人趁机四处煽风点火，有意制造混乱，他们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阴谋暴动”，“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
蒋介石本来知道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这件事可能是个误会，但是现在他立即就意识到这是个绝佳的*时机，因此就有意说这是“无故露械外出，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于是，蒋介石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悍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9日傍晚，蒋介石在卫队保护下从卫戍司令部来到越秀南路火车站附近的第一军经理处。在这里，他紧急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下达了命令。当时，第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兴奋地说：“我得到密报，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政府，唆使海军局李之龙，诱骗校长乘舰回黄埔，在途中劫校长去苏联，阴谋加害。此刻中山舰升火，戒备森严，就是明证。”在场的蒋系人马立即开始疯狂攻击苏联和共产党。最后，蒋介石说：“我认为革命形势至此，个人生死，自不足惜；而党和革命的存亡，则刻不容缓。我身负卫戍重任，不能不负起责任。现在宣布全城*，立即平叛。各位同志都是总理的忠实信徒，也是本校长的忠实同志，务必遵守命令，即刻行动！”
此时已经是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宣布广州紧急*，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陈策、欧阳格、吴铁城等人，率武装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委员会，断绝市内交通；占领海军局，扣留中山舰等军舰，逮捕李之龙★；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住宅；拘捕黄埔军校和第1军中的共产党员；秘密监视邓演达……广州大沙头、东山、北较场、东较场和惠爱路一带，顿时出现一片紧张恐怖气氛。
在蒋介石的坐镇指挥下，陈肇英、欧阳格派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由欧阳格的卫兵带领六七个人到文德楼逮捕李之龙，强行押解到造币厂。
与此同时，2师师长刘峙和团长惠东升指挥军队强行收缴了省港*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营长李森树带人包围了苏联顾问的参谋部和住宅，对他们的卫队武装进行缴械，并把苏联顾问监视起来；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武装警察，借口“保护”，把汪精卫的住宅包围起来，并派人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团长蒋鼎文率兵占领海军局机关；2师党代表缪斌在集合全师官兵训话时，突然下令逮捕了在场的团党代表胡公冕等40多名共产党员，并押赴造币厂。当天上午10点，蒋介石又派2师两个营的兵力，把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监视起来，并下令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和军官团长张治中等人，“以防变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逮捕在潮汕的第2军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并取消党代表制度。他们决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开枪反抗，就让第2师、新编第1师及公安部队对共产党进行大屠杀。当这一系列行动部署完毕后，蒋介石得意地说：“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36）
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刚从东江回来的周恩来非常焦急，当即不顾生命危险，带着几个卫兵就直奔黄华路造币厂去质问蒋介石。守在大门口的部队一见是周恩来，就毫不含糊地收缴了周恩来卫士的武器，才让他们进去。蒋介石一见是周恩来，有些吃惊，他没有料到周恩来知道他的所在，更想不到周恩来敢直接来找他。周恩来怒火中烧，厉声责问他说：“你解释一下夜里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是什么原因？”
蒋介石心里一惊，但是故作镇静地说，李之龙和中山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自己及时发现，才逮捕了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周问有没有证据，蒋就狡辩说正在查证。周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抓1军的共产党员。蒋无法自圆其说，只好狡辩说，不是抓，只是集中看管起来。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以免出现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举动。周恩来大怒，说，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又何必捆绑起来？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装作生气地向手下的人喝道：“谁叫捆他们的？岂有此理！赶紧松绑！”
蒋介石这时还不敢贸然对周恩来下毒手，只好叫人把武器送还周恩来的卫士，派人送周恩来出门。
中山舰事件将蒋介石的利欲熏心完全暴露了出来，他右派的身份呈现在了众人面前。同时也表明蒋介石与共产党成了对立的局面。
阴谋得逞，退一步进两步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中外反动派对蒋介石纷纷表示喝彩和支持。
香港总督金文泰兴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
帝国主义国家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办的英文、中文各报，连续大规模报道这一事件，并煽动蒋介石驱逐在广州的苏联人，实行分共。
美联社的消息说：“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在香港报道说：“20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蒋氏而施行者。”
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对广州孙文主义学会说，他们“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生，于短时间就平叛党祸国之分子。”
3月29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时，“每至一段落时，全体皆鼓掌称快”，并致电蒋介石进行赞扬。
事变之后，周恩来、毛泽东等都主张反击。
当时，广州工人、省港*工人有10多万人，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委员会。广东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4期2,000多学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在国民党军队中，6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5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37）
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件。
何香凝冒险来到造币厂，要求蒋介石立即解除包围并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她指责蒋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背叛三大政策，对得起谁？”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人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他斥责蒋介石说：“3月20日*中山舰及缴苏联顾问卫队械事，疑近反革命。”柳亚子则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汪精卫对蒋也深感不满。作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发生这么大的事件，他竟然一无所知。更让他感到窝火的是，蒋介石竟然还派兵包围了他的住宅，简直就是在造反。他随后发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第二天，汪就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让朱培德、李济深等几个军界要人“嘱咐军人准备，以备万一之变”。随后，他径直问李济深：“你们能立刻到军队去吗？”这说明汪当时已经产生了武力反击的念头。
第2军军长谭延■认为蒋介石的位置被提得太高了；第3军军长朱培德不甘心受蒋介石指挥；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6军军长程潜都和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第5军军长李福林同蒋介石也不和。
如果当时要把蒋介石赶下台，那么这几个军肯定都会赞成。事实上，事件发生后，谭延■、朱培德在拜访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时，就已经“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谭延■还准备联合3、4军共同讨蒋。李济深、宋子文等也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的第1军中，由于共产党员在军中有较大影响，因此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一律赶出第1军去的做法很不满。
这些条件都有利于把蒋介石赶下台。
3月21日，*广东区委广州《民国日报》以公开信的形式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政府的阴谋”的谣言，并严正声明：“共产党员是努力于组织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政府的基础”，“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革命的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革命学生在校内贴出抗议书，强烈抗议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并四处联络，准备上街*示威；在广州法政学校、南洋医科大学、女子师范等校园里，也出现了针对蒋介石的“打倒新军阀”的标语。
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毛泽东非常着急，立即和*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去见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人，紧急商讨对付蒋介石的对策。毛泽东在商讨后对沈雁冰说：“这几天我正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毛泽东又说道：“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居于劣势。第1军中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的面目一旦暴露，第1军会反对他。况且，他和第2军谭延■、第3军朱培德、第4军李济深、第5军李福林，都是面和心不和，李济深和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凭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我们摆开这么一个阵势、蒋便无能为力。”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38）
毛泽东接着惋惜地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季山嘉这些苏联顾问却反对。他们以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10倍。假使其他各军袖手旁观，蒋介石的兵力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
随后，毛泽东又着急地赶到第2军党代表李富春家里商讨对策，正好在那里见到了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他在李富春家里遇见了毛泽东，毛问了各军力量，主张反击……他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但是季山嘉却说不能破裂。
这个时候，蒋介石忽然发现事情并不像他自己想的那样简单，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力量纷纷对他进行强烈反对和谴责，使他感到陷入四面楚歌、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也深知自己力量和权力毕竟有限，目前处于“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孳颠危”的境地，如果*、左派和其他军事将领联合起来对付他，说不定会以惨败收场。因此，现在蒋介石急于为自己找到一个出路。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20日下午，蒋介石决定释放一批被扣押的共产党员。为了给自己解围，蒋介石还向共产党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1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3月22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
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19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
当时我并不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
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熄火，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但社会上一般不明了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事业上是有限大的益处的。所以对于此案只有乐观。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39）
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被拘捕的50多名共产党员，发还了他们的枪支，并公开承认，中山舰事件只是一场“误会”。蒋介石说：“3月18日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为了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蒋介石继续对外界进行欺骗。3月23日，蒋介石假意呈文给国民政府说：“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他还给汪精卫写信说要“负荆请罪”；为了平息众怒，他还把特别参与事件的亲信作为他的“替罪羊”分别进行处分：免去王柏龄的第1军第1师师长职务，免去陈肇英虎门司令职务，“软禁”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解散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
周恩来针对新的情况，紧急和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一起商讨对策。周恩来分析说：“现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只有第1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5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1军的3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了7个，团长中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1军又是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底子的，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大家纷纷赞同周恩来的分析，但是他们都同周恩来一样，并没有决策权，一切都得由党中央决定。当时党中央是由陈独秀领导的。
但是陈独秀和苏联顾问一样，都主张退守和让步。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认为蒋介石在军事上占优势，回击必将失败。当时苏联顾问团中地位最高的是使团团长、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他虽然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但也主张进行妥协。22日，苏联领事馆代表紧急与蒋介石举行会晤，以探听蒋介石的底线。苏方代表问道：“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苏问题？”蒋回答道：“对人不对苏，希望鲍罗廷速回苏。”苏方代表一听，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很快，苏方就决定撤掉季山嘉军事顾问团团长职务，并派领事馆代表对蒋介石说：“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苏。”布勃诺夫也立即把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和其他顾问组成员10余人遣返回国。
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在蒋介石突然袭击时，进行了错误的妥协。他认为，“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因此决定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他甚至荒谬地认为，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当退让而没有退让”，才导致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因此他强调今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方针。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0）
过了几天，在上海的*中央经过研究，正式决定了对蒋介石的对策，并正式指令广州方面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2军、第3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援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此时，苏联撤换顾问团的妥协态度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汪精卫原本希望依靠苏联人对蒋介石进行军事解决，现在也感到只能妥协。因此，在22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事实上默认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动。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的苏联同志暂行离去，另聘其他顾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有重大嫌疑，应即查办。汪精卫感到仿佛自己被打了一顿，还像狗一样被赶走，因此羞愤异常，便决定躲起来。他于是借口“因患晕眩”，要求请假治疗。
对蒋介石自请处分的呈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决定：“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4月初，陈独秀派张国焘★来广州代表*中央处理中山舰事件一案。张国焘积极贯彻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蛮横压制陈延年、周恩来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在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三二○”事件的基本方针后说：“*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会后，张国焘由周恩来陪同去见蒋介石。张说：“我是代表*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彼此仍然精诚无间地合作，使广东的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全国统一的革命愿望。”蒋介石说：“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意见。国民党内要求限制共产党的呼声甚高，我一直在顶着。如今误会已经消除，我当更加竭尽全力维护两党团结。”
张国焘接着说：“外间都希望蒋先生能与汪先生继续合作，未知蒋先生对此有何意见？黄埔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蒋先生的，但在‘三·二○’事件上被驱逐，希望蒋先生要善待这批人员。”
蒋介石第一个问题含糊其辞；对第二个问题，他表示：“黄埔的*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今后也一定重用他们。”
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和蒋介石妥协，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为蒋介石开脱，只把孙文主义学会当作事件的元凶。陈在文中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1）
当蒋介石在4月7日假意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电以后，陈独秀当即劝蒋介石说，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
当时在广州考察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对蒋的反苏*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在3月24日苏联顾问团举行的会议上，布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但是会议仍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顾问。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从广州回国路过上海时，向*中央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委员会、苏联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苏*，……他未发出包围苏联人住宅及*委员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唯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布勃诺夫写信给在莫斯科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布勃诺夫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中还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5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布勃诺夫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
4月29日，回国述职的鲍罗廷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急忙赶回广州，以便修补和蒋介石的关系。胡汉民此时听说蒋介石*左派，非常高兴，以为蒋介石会和自己联手，于是也匆匆赶回广州。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等*口号，并建议蒋介石逮捕鲍罗廷，进行全面*。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不同意胡的建议，但是却把胡的建议告诉了鲍罗廷，以便换取更多的利益。当时，蒋介石急于从苏联手中拿到大量的武器装备，于是就在与鲍罗廷会晤时，对鲍罗廷大说好话：“现在总理不在了，听鲍先生的话就是听总理的话，早在3月21日，我就希望鲍先生速回广州。”鲍罗廷是听了蒋介石的话，知道蒋的底线是不与苏联彻底决裂，于是说道：“从前，苏联援助土耳其革命，很多顾问同志都被杀害了。这次中山舰事件，不过是个小误会，撤走几个顾问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2）
接着鲍罗廷代表共产党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达成所谓三项“君子协议”：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共产党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三、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北伐。这个协议事实上满足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限制要求，而蒋本人从来没有在行动上“反对右派”。至此，蒋介石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打击了共产党，撤换了季山嘉，击败了汪精卫。同时，他还保住了“联俄”、“联共”的左派形象，继续得到苏联的大批军事援助。3月24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讲时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但事实上，他让已暴露的250多名共产党员全部退出了国民党。而且，蒋介石因此夺得了中山舰的指挥权，驱逐了第1军的全体共产党员，取消了党代表制度，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让所有会员全部退出黄埔学生军。
蒋介石又假装“惩办”右派，以迷惑左派。但是，他虽然免去了亲信王柏龄的职务，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但是，不久，他就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同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
由于陈独秀、鲍罗廷等人的右倾退让政策，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得到了更多更大的权力。4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给予蒋介石“考察任免”第1军和黄埔军校各级党代表的权力。蒋介石大喜，当即下令党代表“统统调回政治训练部来再行训练”。这次事件使苏联顾问团的地位受到很大削弱，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发言权也下降。蒋介石还成功地打击、孤立和分化了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被迫去法国养病。而汪精卫的隐退，使得国民党左派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逐渐开始分化：“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解决现状，彷徨无主”；“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谭延■、朱培德等原来反蒋坚决的人，这时转过头来赞成蒋介石的*反苏政策。而蒋介石对他们也纷纷进行拉拢。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选举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但是冒险获胜的蒋介石并不会因此罢休，他很快又积极地策划了进一步打击共产党和左派的“整理党务案”。
柳亚子说：不暗杀蒋介石，后患无穷
国民党*柳亚子眼睛都气红了，他匆匆找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的共产党员恽代英★，焦急地说：“形势危急！形势危急！蒋介石要做第二个陈炯明！照我的主张，就非立刻出重赏、求勇夫，把蒋介石打死了再讲。不然，将来的后果，我就不忍说了！”
恽代英被他的话感动了，但是却沉吟着……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3）
柳亚子急得大声说道：“北伐为的是什么？不是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吗？倘然让这种总理的叛徒去统一中国，结果一定比北洋军阀还要糟糕。在杨、刘割据的时代，总理说过，他们戴了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是非常痛心的事情。照我的意见，与其让蒋介石戴着中国国民党的帽子，来做出卖民族的勾当，还不如让北洋军阀打进来，连广州都不要。因为后者还不过是军事上的损失，随时可以卷土重来。而前者呢？把中国国民党的金字招牌，丢到粪坑里去，将来就是有人把它捞出来、三熏而三称之，恐怕臭气熏蒸，还是叫人家不容易忍受吧！”
恽代英依然迟疑着，整个*的核心领导层当时也在犹疑着……
原来蒋介石通过阴谋策计中山舰事件，对*、苏联和国民党左派进行打击后，并不满足，而是进一步抛出了精心炮制的“整理党务案”，以便从党务方面对共产党下手，夺取国民党的党权。
早在4月1日，他就与已经被拉拢过来的谭延■、朱培德、宋子文等商议处置广东政局的办法。蒋介石提出了一项所谓“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并要求“于一月内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建议尽快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自中山舰事件发生以来的党政问题。他说：“近来国内政治现状，瞬息变化，本党对于时局问题，亟应确定方针，以资应付。……自前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必要。”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是决定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
为了配合蒋介石的*计划，在全会召开之前，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右派开始积极为蒋介石出谋献策，制定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其中张静江被认为是真正的幕后人物。他对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后站稳脚跟、化险为夷起了谋臣策士甚至“导师”的作用。
张静江年轻时因病下肢瘫痪，但是很有头脑。他原来是浙江盐商，后来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发了大财。1905年冬，巧遇孙中山，此后开始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后来张静江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战友之一。以后，他还曾出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陈其美被刺杀后，蒋介石就和张静江建立起了非常深的关系，张大力资助蒋介石，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张静江还帮助蒋介石娶到他的第3个妻子陈洁如。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4股，并在张的指点下投机发财。后来，蒋介石投机失败，张静江替他还了欠款，并资助他投奔孙中山。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后，蒋介石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当张静江得知中山舰事变后，就特地来到蒋的身边出谋划策。蒋介石把张安排住在自己住所的对面，以便随时联系。正如张国焘后来所回忆的：“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听共知的幕后人物。”而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就是蒋介石在张静江帮助下炮制出来的。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4）
这个时候，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来到广州进行*活动。他们大量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将要“宣布共产”、“将要没收商人财产”、要“暴动”等；他们还到处张贴“拥护西山会议”和“打倒国民政府”等反动传单，煽动群众。他们还唆使商人罢市，到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扰乱财政金融市场。
与此同时，由国民党右派所把持的广东机器工会等组织，也公开反对共产党，故意制造各种摩擦和纠纷，破坏广东革命阵线的团结。这时，蒋介石又忽然宣布广州*，有意制造紧张局势和惶恐空气。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分子的活动使共产党和“左派无形之中受四周空气之压迫，虽占多数而不能发展”，使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不期而然的以全力注重于所谓‘整理党务案’”，使蒋介石排挤打击共产党的方案得以顺利通过。
5月15日至22日，蒋介石等右派实际操纵下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蒋介石和谭平山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蒋介石担任首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在开会的前一天傍晚，蒋介石在自己的住处向前来商谈的张国焘和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第二天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第二次全会的一些*内容，并特别提醒他们说，他和鲍罗廷已经达成了关于“整理党务”的8条协定，会上将通过一些相应的决定。对于这些*决定请共产党给予协助，不要闹事，以使今后“消除疑虑，杜绝纠纷”。
会上，蒋介石以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身份出现，他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名，提出了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
蒋介石的第一个提案是“整理党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并改名为“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内容是：
一、确定整理党务之四项原则：（1）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2）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3）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4）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二、组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联席会议：“（1）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2）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3）、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4）联席会议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5）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6）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决议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7）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8）联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5）
这个提案通过后，国民党方面推选张静江、谭延■、蒋介石、吴稚晖、顾孟余5人为参加联席会议的代表。
蒋介石的第二个提案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这个提案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并改名为“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它规定：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白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之三*义，对于总理及三*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会议；六、凡属于国民党党籍者，非得有最高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蒋介石的第三个提案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他提议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监督党务进行。这个提案也获得通过，经过修改后改称为“整理党务第三决议案”。它规定，“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本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中选任之”，其职权是：“一、常务委员会开会时为其主席；二、依照整理党务案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名册妥为保存；三、督促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机关各部长之工作进行。”
蒋介石在大会上还临时提出了第四个提案，他主张：一、本党全部党员重行登记；二、各处党部须统一，无中央命令之党部应一律取消。这个提案也经20日大会修正通过，定名为“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
显然，蒋介石及其一伙炮制的“整理党务案”，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根据这些提案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不得占委员总数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当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员的指示须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才能下达，等等——这显然是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对共产党的进一步打击和削弱，是蒋介石篡夺国民党党权的又一个严重步骤。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6）
这次大会设计的国共关系问题，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后商定的。鲍罗廷已经在会前知道了《整理党务案》的大概内容，他虽然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反苏步骤，但是却不敢反击。他担心苏联顾问会被蒋介石驱逐出广州，因此采取了妥协接受的态度。他还要张国焘、谭平山对蒋介石说，*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
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中央委派彭述之、张国焘全权指导*党团。当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虽然彭述之认为不能接受，但是他对不接受后的情况却提不出任何办法和对策。在讨论了7天之后，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张国焘于是提出了退让妥协的意见，强迫大家签字接受，结果使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
根据获得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党员必须辞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上，就出现了这样三项议程：“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案；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请另选继任案。”
三天后，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同意通过以上三项辞职案。
当时，对于《整理党务案》，毛泽东、邓颖超等共产党人和与会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都曾经竭力进行反对。何香凝含泪说：“中山先生去世不到15个月，尸骨未寒，这一伙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
柳亚子质问蒋介石：“你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切实地执行三大政策。”蒋介石答道：“这个么，政策和主义不同，主义亘古不变，政策不妨变通一下。”柳亚子驳斥道：“不对！你不懂得政策和政略的分别。政略是可以随时变换的，政策就不应该轻易放弃。就以政略而论，必须环境变化才有变通的必要。总理生前，为了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所以定下了伟大的三大政策。现在帝国主义鸱张犹昔，北洋军阀虎负如前，而买办资产阶级，以广州而论，就曾挑起了商团之变。这些事实，难道你身负*重任，还能瞠目不睹吗？”
后来，柳亚子找到了正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向他建议找一个刺客杀死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说：“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要留着他打仗呢！”
柳亚子生气了，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上当的。”
后来，柳亚子的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了。大批共产党人纷纷被蒋介石杀害。柳亚子在晚年忆起当年的这段往事，写下了“曲突迁薪今已矣、一夫不杀血成江”的诗句。并自注说：“1926年夏，余游广州，初见蒋贼，即决其必反，力劝恽代英募力士狙击之，为中国除大害。代英不从。卒酿1927年南京上海之变。”
蒋介石全纪录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47）
在当时的条件下，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3次大胜利，但如果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的力量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6个师，在国民党的8个军中，他只占1个军。但是陈独秀却继续采取右倾退让政策。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公开发表给蒋介石的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蒋介石看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
这时，蒋介石已经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联盟，拉拢广东军界的头面人物谭延■出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使谭成为一个抱定了“三不主义”的傀儡：不负责任、不建言、不得罪人。谭先后被称为“甘草主席”、“伴食宰相”。他还对人戏言：“我的妙诀就是一个‘混’，我一生的功名富贵，都是从‘混’的妙诀中混出来的。”
由于汪精卫已离职出国，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会议推选“混字当头”的谭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让他的义侄陈果夫担任组织部长），顾孟余任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任中央党部秘书长。这样，蒋介石的右派羽翼丰满，把党政实权都掌握在手。
对于苏联人，蒋介石则是行动打压，言论吹捧，他说：“我们不但应该和第三国际联络，而且还承认它是处于指导的地位。”他说，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听从苏联顾问的指挥，甚至称“孙中山是国父，鲍罗廷是亚父”。这些好听的话为蒋介石换来了源源不断的苏联军火。周恩来要求鲍罗廷拨给*5,000支步枪，鲍都不答应，要全数送给蒋介石。
不过当时有些苏联人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一个顾问说：“我们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追求荣誉和权力，渴望成为中国的英雄。他声称，他不仅支持中国国民革命，还支持世界革命。毋庸说，他对革命的实际了解程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是完全根据个人愿望行动的，并不依靠群众。但是，为了得到荣誉（这是他的目标），他有时候要利用群众、中国共产党和我们自己。”托洛茨基后来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他说：“（蒋介石）为了发挥刽子手的作用，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的掩护，他得到了这种掩护。”
李宗仁在广西对蒋介石的伪装也看得一清二楚，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权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目的。”
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夺得了军队的控制权、指挥权。7月6日，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这样，蒋介石就实现了把国民党的党权、军权、政权集中于自己一身的目标。这样，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又进一步实现了自己的野心。
但是这时，蒋介石还不敢公开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而要暂时维持“合作”关系。一是因为他的嫡系力量还不强大，他不能不有所顾忌；二是因为北伐中他还需要共产党和工农的革命力量，需要苏联的援助，来实现他成为全国*者的政治野心。
蒋介石深知自己从中所得的实惠，他当时也承认：两年来联俄、联共，“对于革命势力的增厚，革命方略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对帝国主义的影响，实有一日千里之势。由此观之，对于此两种势力，仍有联合之必要”。因此，他就要继续利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影响为自己服务。为此，在“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继续玩弄权谋，一面假意歌颂革命，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说他的“整理党务案”并非放弃国共合作政策，而只是重新规定国共合作的方法，另一方面却在行动上和陈果夫等人，加紧在各省发展蒋系势力。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彻底暴露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他亦撕下“左派”的面具，变成了十足的“右派”。北伐军克复岳阳，光复武昌，扫平孙传芳，对峙吴佩孚。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国民革命军声威大震，国民政府势力范围迅速扩大。蒋介石在枪林弹雨中，*异已，在血雨腥风中，壮大自己。南京的收复，使得孙传芳失去了最后的根据地，也使得北伐军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和华南、华中的10个省份。形势一片大好，若北伐军乘胜追击，打败奉系军阀，国民政府将建于何处？蒋介石又会面临怎样的对手？在权力的争夺中，蒋介石又该做怎样的抉择？
北伐已经成为人心所向
“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笑得很愉快，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不由得哼起了小调。他心里想，右派已经臣服，左派已经被自己大力打击。在国民党内，自己已经具有最高的实力。现在，是该做一些大的功业的时候了。北伐，这个必将名垂青史的大业，当然要历史性地落在他蒋介石的身上。
他在军校的一次学生大会就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北伐未完成，为国父毕生的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唯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为无意义的举动。”
不仅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当时的形势也决定了北伐已经是大势所趋。
1926年春夏，直、奉军阀依据双方达成的*“南北二赤”的反革命协定，积极准备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北伐军。1926年5月，直系、奉系、晋军、直鲁联军的十万大军，从几个方向，向冯玉祥国民军的南口、晋北、西安、甘肃等驻地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吴佩孚组织了援湘军，与东南军阀孙传芳、滇军唐继尧、川军刘湘、杨森等联合起来，发动了针对北伐军的援赵（恒惕）驱唐（生智）战争。打算先占领湖南，随后以之为根据地进攻广东革命军。为了打破军阀的包围和进攻，巩固和扩大国民革命的成果，就必须进行北伐。
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认为，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的广州，必须利用当时北方的大好形势，向北洋军阀进攻。2月，*中央负责人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谭平山、任弼时等12人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发动北方地区的群众支持冯玉祥的国民军，“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四五月间，广州第一次“工代会”、广东第二次“农代会”及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都相继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之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
蒋介石也积极主张北伐。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且也需要在向北发展中扩张蒋系势力。因此，他对共产党采取了既限制又不断然决裂的态度。他对黄埔师生训话说：“我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确实是要合作到底的。我现在确定方针：第一，就要中国国民党的同志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彼此先避免一切的冲突；第二，避免冲突之后，两党诚心诚意地团结起来。”
早在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就主张：“要在一年之内统一两广，三年之内统一中国”。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在军事报告中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的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万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较前改善。又有军校陆军学生6,000余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此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
1926年4月3日，蒋介石再次呼吁国民政府早日确定北伐大计：“北方自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之变化，其迅速与重要，非昔日沉闷与轻易之状态可比，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为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法国恨苏俄在华之势力复张，故急使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总之，此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根据地无疑，且其限期，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4月30日，他再次提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研究北伐计划。他提出的战略是：“中国势力均衡，现已有所改变，正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战之冯玉祥国民军，已撤出北京，退守平绥路，预料日本将予张作霖以财政与军事援助，使其摧毁冯玉祥之国民军。同时，英、日两国均可能支援军阀吴佩孚，使其进攻广东之国民革命军，在云南之军阀唐继尧★，亦将接受外援，出兵阻挠北伐。在此一情势之下，国民党之正当策略，为谋取冯玉祥之合作，劝其退至西北，联合山西阎锡山之晋军，以牵制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向南扩张。同时，争取贵州及四川之地方部队，用以防止唐继尧之阻挠北伐。并应积极争取湖南唐生智湘军与江西地方部队，使其参加国民革命军阵营。尤应设法中立盘踞苏、浙、赣、皖、闽五省之军阀孙传芳。倘以上各工作皆已进行，则国民革命军准备，当于三个月内完成。深信北伐军必能迅速占领武汉，将国民革命第一层障碍之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完全消除。”
广州国民政府也因为经济问题迫切需要北伐。政府虽然在军政、民政和财政方面实现了统一，并将番号复杂的各省地方力量统编为国民革命军，但是，这么多的军队，聚集在广东，防区、军饷都成了大问题，而且主客籍军队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寄居广东的客军将领如湘军谭延■、程潜、滇军朱培德等，都希望借北伐向外发展，以摆脱目前的困境。粤籍军人，则希望在北伐时把客军请出广东。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等将领，都认为只有向北发展，才能摆脱广州政府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不利局面以及因权利不够分配而引起的各种矛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也认为：广州国民政府只有出师北伐，彻底消灭北洋军阀，才能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孙中山的新三*义，广州国民政府才有出路。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3）
无疑，北伐是各方力量的一致选择。
国民革命军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有三个：一是直系军阀吴佩孚，二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三是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兵力35万，占有东三省及京津和山东大部分地区。奉系经过多年经营，拥有一支力量强大的陆军，而且还拥有一支在当时非常可观的空军与海军，总计拥有飞机260架，军舰数十艘。而且，奉天兵工厂每天可以制造子弹40万发，年产大炮200余门。因此，就军队数量、武器装备来看，奉系在北洋军阀中可以排第一位。
直系军阀吴佩孚，兵力20余万。他有湖北汉阳、河南巩县两大兵工厂提供武器，控制范围包括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地域包括长江、黄河中上游，势力远达河北、河南、湖北、湖南、陕西和四川。北伐之前，他的主要对手是奉系军阀，双方在争夺中央政权和北方地盘的过程中战争不断。后来，他在联合“反赤”口号下，与奉系的张作霖达成协议，一致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时联合闽、赣、粤、桂各省军阀，打算进攻广东。这时，他已经把国民革命军当作主要对手。
孙传芳占据着中国最富裕的闽、浙、苏、皖、赣等东南五省地盘，经济力量雄厚，兵力20多万，军事实力仅次于奉系。孙传芳打着“保境安局”、“和平中立”的幌子，却积极备战，打算进攻湖南、广东等北伐革命军的后方基地。
与北洋军阀并存的还有一个西南军阀集团。他们大都是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其中包括滇系、桂系、黔系、粤系、川系和湘系。北伐战争前，桂系军阀陆荣廷被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所取代。粤系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经过革命军的东征与南伐，已经名存实亡。湘系军阀经过内争而削弱，赵恒惕依附了吴佩孚，谭延■、程潜投奔了广东革命政府。
只有滇系唐继尧的力量还比较强大，他自己也以西南军阀“盟主”和“领袖”自居。唐继尧联手陈炯明对抗广东政府，后来又支持杨希闵、刘震寰发动叛乱，现在他又与吴佩孚、孙传芳勾结起来，企图共同进攻广东国民政府。
因此，广东国民政府的形势特别严峻，必须出师北伐。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苏联、*和蒋介石，却都不赞成立即北伐。
李宗仁不明白广州为什么不愿意北伐
李宗仁看起来脸色很不好，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形成了一个深深的“川”字。广西对于两支原来各自为战的部队来说，实在是太小了。眼看着双方人马摩擦不断，几乎要到内讧的地步。但是面对困难，他那矮小的身躯却显得更加坚定，甚至有意识地向上挺拔着。他把粗糙的大手握成拳头，狠狠地敲在桌子上：是的，什么困难也不会难倒他的，当年为打下广西地盘，大仗小仗无数，脑袋提在手上，那样的困难和危险他都扛过来了，难道现在大权在握时的困难会难倒他吗？想到这里，他的眉头不由得舒展了开来。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4）
北伐！是的，必须北伐，打出广西去，这才是最好的、利国利民利己的唯一选择。李宗仁想到这里时已经不由得要喊了起来，他立即去找黄绍■、白崇禧商量此事。
事实上，李宗仁等桂系军队首先开始北伐，确实是有着迫不得已的原因的。新桂系是由李宗仁和黄绍■两方面的军队组成的。二人在合力平定广西后，李宗仁虽然被推为首领，但是李、黄的下属部队人心却并不一致，尤其在广西统一后，由于牵扯到省内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方方面面的职位、权利分配，因此两军的人马都在不断争斗，李、黄虽然竭力想做到团结一致，但是具体的人事任用繁杂多变，两人也不免会有隔阂。对此，他们都非常担心，认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出路，两军很可能会重新分裂，甚至酿成事端。李宗仁、黄绍■、白崇禧都一致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向外发展，而北伐正是最好的机会。
当时李宗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主持广西省务。他们的部队已经发展到4万人，于是他们果断决定，由广西方面先期推进北伐。他们把军队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前方第7军”，由李宗仁率领，准备随时北伐出征。另一部分叫“后方第7军”，由黄绍■统领，驻守广西后方。
正当广西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机会竟然送上门来。湖南军阀唐生智因为难以抵抗吴佩孚的进攻，急电向广西的李、黄、白请求支援，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就率部归附国民政府，并且愿意作为北伐先锋。
孙中山在世时，就曾经多次宣布北伐，但是北洋军阀集团内一般不相信，只当作是宣传的需要，因为他们知道南方军阀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根本无法统一起来进行北伐，而且南北之间还有一个实行省宪自治的湖南作为缓冲地带，北伐军首先得过湖南这一关。事实上，孙中山的前两次出师北伐就是被自己人搞垮的。
然而现在，局势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作为缓冲地的湖南突然“自行消失了”。
先是湘军第4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在衡山宣告“反英、讨吴、驱赵”的政治主张，限他的老上司、湖南省主席赵恒惕于24小时之内离开长沙。赵恒惕感到无法打败唐生智，只好匆匆逃到了湖北。3月16日，唐生智的军队开进了长沙。
原来湖南军阀赵恒惕执掌湖南大权后，一方面表示归附吴佩孚，一方面又宣布联省自治，打算独立。吴佩孚就支持赵恒惕的部下第4师师长唐生智对付赵恒惕。唐也不弱，在争取吴的支持时又把桂系拉进了湖南的争夺之中，以免自己事后被吴吞并。因此唐打电报给李宗仁，请他“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李宗仁深知吴佩孚打算采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办法，事后发兵攻打唐生智，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事件恰好为桂系北伐提供了一个良机。李宗仁不但答应了唐的要求，而且建议唐紧急时向广东求援，并加入国民政府，作为北伐先锋*吴佩孚。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5）
野心勃勃的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校，当实力增强后，他便希望执掌湖南大权。1926年初，他利用湖南民众发起的驱赵运动，占领长沙，就任湖南代理省长。
唐生智倾向广州政府，这让吴佩孚非常震惊。3月30日，他紧急召开军事会议，开始组织布防和进攻事宜。他组织起鄂、湘、赣三省的兵力，进攻唐生智，并很快攻下岳州，大军直逼长沙。唐生智见形势危急，于是只好紧急向广西的李、黄、白寻求援兵，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就率领部队归附国民政府，并愿意作为先锋进行北伐。
李宗仁接到唐生智的电报后，立即找来黄绍■、白崇禧等人召开紧急会议，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北伐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势在必行，只是具体的时间和时机没有确定。现在吴佩孚挥师大举南下，正好提供了一个大好的出兵时机。
因为如果不援助唐生智★，吴佩孚占领湖南后，将直接进攻两广。那时两广就会变成了被动应战，而不是北伐了。唐生智一旦战败，其军队势必逃进广西，吴佩孚的军队则正好利用这个借口进军广西，使桂系苦心经营的广西局势难以维持下去。
现在如果趁唐生智的军队还有战斗力的时候全力援助他，一方面可以帮助他，另一方面也可以趁机出兵北伐。以后北伐成功，那么广西将无疑为北伐立下了头功。况且，唐生智攻占长沙后，白崇禧和陈铭枢也曾经以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义去湖南，对他进行口头声援，现在，正好可以把口头的声援变为实际的援助。
于是李宗仁、黄绍■在来不及向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当机作出了援助唐生智的决定，同时向国民党中央发去急电，说第7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请中央尽快决定是否北伐。
但是李宗仁没有想到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却并不积极。几天后，国民党中央回电李宗仁说：“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李宗仁非常着急，只得和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一起去广州商讨北伐事宜。但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几乎没有人支持他。
当时的广州政府处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不安定的政治气氛中，接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但是他本人也受到来自共产党和革命力量方面的巨大压力。此时，可以说国民政府还无暇顾及北伐。而李宗仁已经出兵湖南，于是只好全力求助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
5月11日，李宗仁向蒋提出了立即北伐的三条理由：一、直系经第二次直奉战争，已一蹶不振，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近来吴佩孚乘张作霖、冯玉祥大战于天津一带的时机，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以武汉为根据地，正联络奉系张作霖，北上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如果冯玉祥被打败，吴佩孚的势力重新坐大，那么北伐的大好时机将很难再来，以后只有困守两广，等候北洋军阀南征了；二、趁两广统一，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外寻找目标发展，容易取胜。否则在广东富庶之区待久了，容易偷安腐化，不利于事业发展；三、如今他的第7军已经出兵，骑虎难下；唐生智目的在于做主湖南，已经暗中派人与吴佩孚联络，一旦成功，日后再让他归附就会非常困难，不如趁现在的形势，以援助唐生智为名，大兵北上，且出师有名。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6）
但是尽管李宗仁说得头头是道，蒋介石此时却没有心思北伐，他明朗地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北伐呢？”蒋介石的回答，让李宗仁摸不着头脑。李宗仁于是又去向张杰、谭延■、程潜等中央要人进行游说。这些人也都不反对北伐，但更关心当时广州的形势，对立即北伐没有兴趣。李宗仁又去找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但是鲍罗廷也正为解决因中山舰事件而引起的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矛盾而大伤脑筋，根本没有心思讨论北伐。李宗仁在广州几乎要绝望了。
但是意外的是，第4军军长李济深却非常赞同李宗仁的主张。他本来就与广西方面有特殊关系，并且他迫切希望北伐可以使“在粤就食”的客籍各军包括蒋介石的黄埔军，早日离开广东，所以全力支持李宗仁的建议。他们经过多次彻夜长谈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日北伐的办法。
5月2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始讨论北伐问题，李宗仁当即侃侃而谈，充分陈述了北伐的理由。李宗仁的话音刚落，李济深就站起来说：“现在北伐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第7军在前方节节推进，形势非常好，中央决不能坐失良机，更不可任凭第7军孤军作战……”与会者终于被他说动了。李宗仁又不失时机地在一旁插话说：“只要同意出师，定能旗开得胜。”在两人的努力下，终于使中央政府同意立即北伐，而且在李宗仁的坚决推荐下，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李济深还主动表示，愿把自己所部精锐的陈铭枢、张发奎两师抽调出来，北上进军湖南，援助唐生智，而且第4军，在广州城郊的叶挺独立团可以立即出发，赶往前线。第4军本来是主军的广东部队，现在连主军都愿意作先锋进行北伐，其他客军，于是也都表态纷纷赞成。于是，李宗仁的北伐主张在这次会上一举通过。
加伦问周恩来：北伐中是帮蒋还是削弱蒋
1926年5月，军旗猎猎，车轮滚滚，一支士气昂扬的部队向北挺进。
原来，国民政府正式派出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4军独立团作为北伐前锋先行入湘。随后，第4军第10、12师和第7军一部也相继出发，拉开了北伐的序幕。
周恩来当时主持广东军委的工作，当他知道这个消息后，把独立团的党员召集到叶挺家里进行战前动员。周恩来充满激情地向大家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北伐的有利条件，并着重说明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的任务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家加强政治工作，注意发动群众，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与友军团结，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
讲完这些话后，他把手臂一挥，满怀豪情地激励大家说：“饮马长江，武汉再见。”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7）
叶挺独立团当即从广州出发，前往湖南安仁、渌田前线阻击吴佩孚的军队，第4军的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也从南路和琼崖出发，迅速向湖南开去。
吴佩孚得知广东国民政府派兵援助唐生智后，立即命令鄂军的孙建业、陆潭、余荫森三旅组成“援湘军”，增援湖南军队。他又从汉阳兵工厂调拨大批枪支弹药，补充衡山前线的军队。
唐生智知道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后，立即发出《讨吴通电》，随即在衡山、衡阳、安仁、攸县同叶开鑫的北洋湘军进行作战。5月5日，衡山战役打响，5月中旬，唐生智击退了进攻的北洋军，衡山战役胜利。
衡山战役的胜利，使得唐生智转为主动，也稳住了湘南局势。6月2日，唐生智在衡阳召开大会，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宣布进行北伐。6月4日湖南省临时政府在衡山成立，唐任省长。唐生智把自己的4个旅随即扩编为4个师：任命何键为第1师师长，李品仙为第2师师长，刘兴为第3师师长，周斓为教导师师长。
北伐军乘胜进击，连续作战，一举赶走了北洋军阀在湖南的势力，破坏了吴佩孚★“援湘攻粤”的计划，为国民革命军大举进军湖南进行了先期准备。在安仁、攸县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还开创了以少胜多的范例，使北伐军在湖南战场开始由防御转为进攻。
此后，北伐军又强渡涟水、渌水，胜利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7月17日，李宗仁率第7军后续部队进入长沙，唐生智随即发出定湘通电，长沙城里到处飘起了*。长沙是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伐军光复长沙，大大鼓舞了革命军北伐的信心和斗志。也正是在湖南战场势如破竹的形势鼓舞下，广东革命政府最终作出了全面北伐的决定。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
国民革命军分析全国形势后认为：“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因此，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提出了“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
蒋介石假意对孙传芳说：“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8）
7月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达“北伐动员令”。
7月4月，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布了北伐的任务和目的：“剿灭卖国军阀之势力，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在广州东较场隆重举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声响彻云天。
誓师典礼上，由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分别向蒋介石授印、授旗，完毕后，蒋介石宣誓并发表了演说：
今日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日子，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多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随后，蒋介石宣布了北伐军的重要人员任命：
加伦为军事总顾问，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
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2军军长由谭延■，第3军军长朱培德，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5军军长李福林，第6军军长程潜，第7军军长李宗仁，第8军军长唐生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兼任北伐军参谋长，张群担任总参议。
蒋介石宣布了亲自制定、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
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统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对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完全负责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公事。
国民革命军包括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重新全部实行党代表制，共产党员李富春任第2军副党代表，朱克靖任第3军副党代表，林伯渠任第6军副党代表，郭沫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李一氓为总政治部秘书，孙炳文为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聂荣臻作为军委特派员。
7月27日，插满*的列车载着无数士兵朝北开去，蒋介石率部出发了。随行的有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司令部全体人员。加伦出征前问周恩来：“在北伐战争过程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周恩来从上海中央得到的张国焘的说法是：“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既反对蒋介石，又不反对蒋介石。”后来，周恩来沉痛地回忆说：“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9）
蒋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员，包括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总军事顾问加伦一行于8月11日抵达长沙，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蒋介石感激地说：“此次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发至长沙，沿途民众放爆致敬，商店公平交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其对全军来与助之诚意，盖有如此者。”
北伐军克复长沙前，吴佩孚把军事重心放在北方围攻国民军，并不十分重视湖南战场，后来看到20万军队竟然守不住醴陵、株洲、湘潭、长沙，于是急令布置了两道防线，并打算亲自率直系主力与北伐军决战。此时，北伐军的进攻也处于停滞状态，第4、7、8军沿汨罗江与吴佩孚北军相峙。第1、3、6军也开始抵湘赣边，准备投入战斗。贵州军阀彭汉章、王天培和江西军阀方本仁先后被暗中编为国民革命军第9、10、11军。孙传芳多次来电表示中立。
蒋介石到长沙的第二天晚上，即开会讨论作战计划。蒋介石说：“我来长沙以前，有人主张放弃攻取武汉，将主力转攻江西孙传芳，旨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实质是将北伐转为守势。请问各位有何高见？”李宗仁认为：“此议十分不妥。此时应乘吴佩孚于南北两战场（同北伐军作战和同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难以相顾之际，迅速北上击鄂，直取武汉。然后以大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北上可以进中原，直取幽燕；沿江东下，可三面包围孙传芳五省联军，抵定东南，亦非难事。而孙传芳，因欲取北伐军、吴佩孚两败俱伤的渔人之利，现在必取中立：因此，我军正可以各个击破。如先攻江西，则孙必联吴，对北伐军极为不利。再者，如攻赣失败，新附各军亦必动摇，则大势去矣。总之，弃鄂攻赣之策，实为兵家大忌。”唐生智、白崇禧、加伦等都赞同李宗仁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建议。
蒋介石最后发言说：“诸位，现在我决定，我军将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具体分三步走：首先以主力攻击盘踞两湖的吴佩孚，占领长江中游；然后探戈东南，消灭孙传芳，占领长江下游；最后消灭张作霖及其他军阀势力。”
蒋介石派张群去杭州游说孙传芳。张群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阀，倒很像一个政客。”
孙传芳冷笑道：“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些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我已多次表示中立，决不援吴，就看以后蒋总司令守不守信用了。”孙传芳妄想坐收渔翁之利，却因此丢失了联手对抗北伐军的最佳机会。
8月15日，根据第二期战略计划，蒋介石发布作战部署：国民革命军第4、7、8军为中央军，担任两湖的主攻任务。中央军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第8军为左纵队。另以4、7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统一指挥，下分两路，一路由李宗仁亲自督率第7军，一路由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各路军分途进击，最后会攻武昌；右翼军总指挥为朱培德，统领第2、3两军，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主力军之右侧翼；以第1、6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9、10军，进取沙市、宜昌。显然，蒋处处保护其嫡系第1军，使其少受损伤。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0）
同一天，蒋介石决定检阅整装待发的7、8两军，当检阅到唐生智的第8军时，排头的乐队忽然乐声大作。一时间，各乐器金光闪闪，鼓号齐鸣。蒋介石的坐骑受惊狂奔。蒋介石手足朝天，摔倒在地，被惊马甩出两丈来远。幸亏他穿的马靴从脚上脱落下来，才捡回了一条命。李宗仁★、唐生智赶忙将总司令扶起，只见蒋的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帽脱靴落，白手套也满是泥污。蒋脸色惨白，气喘吁吁，狼狈不堪。但蒋介石毕竟是军人出身，他坚持步行继续阅兵。阅兵之后，蒋介石主动提出和李宗仁结拜为兄弟，并把兰谱送给他，上面写着：“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李宗仁只好也给蒋介石写了一个兰谱。
北伐军根据长沙军事会议部署，决定在吴佩孚主力南下之前，摧毁汨水防线，拿下平江、岳阳。平江城位于汨水北岸，是进入湖南中部的门户，也是北洋军汨水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北洋军在这里集中了2万兵力，并在平江修筑了坚固周密的防御体系。8月18日，北伐军首先发起总攻击。国民革命军迅速把北洋军的汨罗江防线截成三段，分三路纵队分别进攻。8月19日凌晨，平江战役打响，第4军的叶挺独立团和12师黄琪翔团在*平江地委领导的农民武装配合下，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彻底消灭了防守平江的北洋军。敌军守城主将陆潭在通城北门楼司令部自杀。这一仗俘敌军官79人，士兵1,500余人，缴获大炮11门，长短枪2,000多支。北伐军伤亡官兵173人。平江战役的胜利，使北洋军的汨水防线失去了重要依托。
在第4军发动平江战役的同时，第7、8两军在李宗仁、唐生智指挥下，分别在汨罗江北岸乘胜追击敌军。从8月19日至22日，两军分别占领了长乐、新市、浯口、将军坪、王狮桥等20多个城镇，前锋逼近湖北、湖南边境。此时北洋军的汨水防线已经被北伐军摧毁，敌军只好向岳阳、五里牌、羊楼司、通城进行撤退。
岳阳（岳州）位于长江、洞庭湖及粤汉路的会合处，是水陆交通枢纽，也是攻武汉、守长沙的战略要地，因此成为双方重点争夺的目标之一。北洋军的叶开鑫、宋大霈、董政国等部在岳阳以南的新墙河与粤汉线上的新墙、麻塘、北港等地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决心固守待援。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担任攻取岳阳的任务。8月21日傍晚，何键第1师开始向新墙的敌军发起进攻。叶开鑫、宋大霈见无法抵挡，于是撤离岳阳。22日下午，国民革命军第8军占领岳阳。随后，革命军又光复了岳阳以北的城陵矶、梅溪、云溪、五里牌、羊楼司等地，使得吴佩孚的北洋军阀势力彻底被赶出湖南，而北伐军的前锋部队已紧逼湖北的通城。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1）
一个月过去，武昌守敌还在顽抗
汀泗桥在咸宁市城西南15公里汀泗桥镇西侧小山岗上。这里东靠群山，西临大湖，一桥飞架，构成天险，是鄂南门户粤汉铁路上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隘，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攻下汀泗桥就等于打通了直捣武汉的道路。
随着因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闻名于世的古城岳阳被收复，湖南的战争基本上结束了。北伐军越战越勇，迅速进入湖北战场，并与北洋军对峙汀泗桥。这时，在北方指挥同冯玉样国民军作战的吴佩孚，听到了湖南的消息，惊慌失措，于8月25日连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挽回败局。
25日晚，吴佩孚到达汉口。26日他就在汉口查家墩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布置湖北南部的防线，并打算向南进行反攻。他手下的将领陈嘉谟、刘佐龙、赵荣华、刘玉青、陈德麟、赵恒惕、董政国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最后，吴决定调集宋大霈、董政国、孙建业、陈嘉谟各部2万多兵力死守汀泗桥，并任命宋大霈为指挥。
汀泗桥“后枕高山，前临巨浸”，三面环水，为“武汉之最险要门户”，“北军所恃为天险”。北伐军第4军担负起了攻占汀泗桥的艰巨任务。
8月23日下午，第4军军长陈可钰在团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宣布，一定要抢在吴军大举南下前攻克汀泗桥。25日，全军到达指定攻击阵地。26日清晨，北伐军开始向敌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陈可钰和各师师长都亲临前线，进行指挥。但是敌军的抵抗非常激烈。
27日清晨，第4军向北洋军发起了总攻。叶挺独立团、36团、30团、29团、35团及炮兵营将士经过浴血奋战，在上午8点左右，就占领了号称“鄂南第一门户”的汀泗桥。独立团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在27日上午率先占领咸宁城。
汀泗桥战役，北伐军大获全胜，共毙敌1,000余人，俘敌军官157人，士兵2,296人，缴获大炮4门，机枪9挺，长短枪3,000余支，革命军第4军伤亡官兵379人。汀泗桥战役，是北伐军在湖北战场所打的第一仗，也是和吴佩孚本人直接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此战第4军以少胜多，给吴佩孚来了个下马威，使北伐军的声威大震，也打开了进攻武汉的门户。
与此同时，李宗仁统率的第7军也节节胜利，与第4军胜利会师，并掩护、配合了第4军的汀泗桥战役。随后两路大军一起向贺胜桥挺进，准备攻打贺胜桥。
贺胜桥号称“鄂南第二门户”。直系军阀主帅吴佩孚决定亲自指挥贺胜桥决战。他在桃林铺、印斗山和贺胜桥构筑了三道坚固的防线。把陈嘉谟、董政国、叶开鑫、马济各部等10万兵力投入其中，并配置了几十辆铁甲车，数十门大炮，200多挺重机枪。总数量上看，吴军比北伐军多出好几倍。吴佩孚因此狂妄地叫嚣说：“限三日夺回汀泗桥！”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2）
当吴佩孚在贺胜桥紧急布防时，8月29日，北伐中央军第4、7、8军的前方高级指挥官在咸宁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进攻贺胜桥的计划。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陈可钰、陈铭枢、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乘北洋军立足未稳、增援部队还没有全部到达之前，速战速决，一举攻下贺胜桥。会议决定在8月30日凌晨发起进攻，要求部队29日晚全部进入阵地。会议决定任命李宗仁为攻打贺胜桥战役的总指挥，指挥第4、7两军全力攻桥，而让唐生智的第8军作为总预备队，并调第8军的何键、夏斗寅部绕到汉口、汉阳，从后面进攻吴军。
8月29日，李宗仁下令第4军沿铁路进逼贺胜桥正面，第7军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此时，敌我双方主力都在贺胜桥严阵以待，一场决战即将展开。
8月30日天将破晓时，一声令下，第4军独立团和12师等部队，开始向铁路左右两侧的吴家湾、黄石桥、北路学校敌军据点发起进攻。吴军调集精锐的第13混成旅、刘玉春的第8师、陈嘉谟的第25师，集中了优势兵力和密集炮火，向北伐军发起了疯狂反扑，吴军的铁甲车也来回奔驰。吴佩孚自己到前线督战，他下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个要口，如果有官兵胆敢退缩，当即一刀砍掉脑袋。在大刀队进驻的当天，就砍掉了团营长9个人的脑袋，被正法的士兵更是不计其数，暂时挽回了败势。
吴还安排机枪督战队对付退缩的官兵，而且亲自临近炮火，鼓舞士气。
因此，这场大战非常激烈，双方都伤亡严重。但是是正义之师，军中的共产党员发挥了重要的先锋动员作用，是吴军所无法抵挡的。
当时，北伐军第4、7两军携手作战，在经过激烈搏杀后，终于拿下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
吴军退到第二道防线后，妄图利用有利的江湖港汊、灌木丛蒿地形，重新组织反攻。吴佩孚杀红了眼，下令刘玉春、陈嘉谟各自率领大刀队去前线督战，自己率领卫队团、宪兵队，高竖起“吴”字帅旗，乘上专列在贺胜桥往返督战。
吴下了死命令：凡作战不力，畏缩退却者，立即射杀。
30日上午10点，英勇的北伐军向吴军的第二道防线发起了进攻，独立团担任了主攻吴军主要阵地印斗山的重任。随着一声令下，第4军第10、12师全力向敌军防线发起进攻。吴军本无斗志，在猛烈地进攻下难以支撑，开始向后退却。吴佩孚大怒，下令机枪手“向退却者扫射，积尸累累，血流成河”。吴还亲自用刀砍杀了退却的十几个旅长和团长，对其他军官进行震慑。但是效果并不明显，败退的官兵如潮水一般向后涌来，遭到督战队的屠杀后，当即就有溃兵向督战队开火反击，战场上一片混乱。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3）
败势已经无法挽回，溃退的士兵由于不堪大刀队和督战队的惩罚，竟然向吴的专列开枪，并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兵。此时有人向吴密报说，汉阳军心不稳，守将刘佐龙可能勾通革命军。但是吴并不相信。
此时，前线不断败退，援军又没有消息，海军来不及调遣，吴佩孚已经感到了四面楚歌。他的大将刘玉春从前方败下来后，直挺挺地跪在地下对他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停下正在写的反攻命令，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
吴感到贺胜桥败局难以挽回，于是乘专列逃向武昌。据说，吴佩孚专列所过之处，“败兵攀援欲上，卫士呵禁弗能止，急挥刀砍其臂，人纷纷随臂堕，婉转呼号，惨不忍闻”。从桃林铺至贺胜桥，到处都是肢体残缺的吴军士兵，惨不忍睹。
北伐军第4军乘胜占领了贺胜桥。
贺胜桥战役，俘虏敌军军官201人、士兵3,334人，缴获大炮24门、步枪2,900余支，机枪30余挺，毙敌近2,000人。这一仗是北伐军出师以来的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吴佩孚也拼尽全力，为“死守贺胜桥，以保武汉，巩固华中”，把直系十余万军队部署在贺胜桥，并亲自督战，妄想一举决战，打败国民革命军。没想到在短短5天内，号称“常胜将军”的“吴大帅”，就连续被打败于汀泗桥和贺胜桥，他的精锐部队损失过半。他的王牌师刘玉春第8师在贺胜桥一役中，士兵损失一半，三个团长全部阵亡，30多个连长中只有5个还活着。贺胜桥大胜，成为打败吴佩孚的重要转折点。
北伐军在贺胜桥战役中，“前兵甫倒，后卒即继”，“置生死于度外，欲胜利之在我”，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打败了装备、数量都占据优势、号称北洋劲旅的直系主力，摧毁了重兵把守的贺胜桥要塞，使得“北伐军声威震动全国”。而作为此次战役的主力第4军和叶挺独立团，由于在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的英勇表现，也受到“民众称誉”，“咸以‘铁军’目之”。
汀泗、贺胜两桥失守后，吴佩孚决定坚守武汉。他的部队一部分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8月31日，吴佩孚在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部署武汉防务。会议决定放弃华北的保定，把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的部队调回武汉；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把鄂军将领刘佐龙提升为湖北省省长。会议还任命湖北督理兼第25师师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陆军第8师师长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靳部师长高汝桐为汉阳、汉口守备军总司令。吴命令南下各师驻防广水、花园一线，重点防守蛇山、龟山、江汉水面。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4）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8师第15旅旅长，第8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再起后，左右没有可用之人，于是提升刘为第8师师长，继而又任命他为第8军军长。在吴北上时，还以刘的三个团作为自己的卫队旅。吴南下时又调这三个团赶赴汀泗桥前线。由此可见吴对刘的重视，当时人都说刘玉春算是吴的“赵子龙”。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也确实奋勇作战，致使三个团长战死，39个连长只剩5个，士兵死伤过半。刘玉春为报答吴的知遇之恩，慷慨表示愿意死守武昌。
9月2日，在吴军的部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北伐军第4军就已来到武昌城下，第7、8两军也接近武汉，形成了三路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武汉的形势。
当天，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在余家湾车站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军事形势，一致认为，攻取武汉“贵在速决”，不宜拖延。会议决定第4军第10、12两师，第1军第2师，第7军第二路负责主攻武昌；第8军第1、2、4各师、鄂军第1师负责进攻汉阳、汉口；第1军第1师作为总预备队。攻占武汉的主要战场在武昌。
武昌是湖北政治、交通中心，城防非常坚固，是易守难攻之地。并且吴安排自己的大将刘玉春、陈嘉谟以2万重兵进行防守。还有汉阳、汉口的高汝桐第14师，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的叶开鑫湘军残部等多方力量进行配合呼应，防守力量非常强大。
9月3日，蒋介石乘专车到达武昌城附近的余家湾。蒋介石认为武昌虽然城高壕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是革命军攻坚能力更强，因此命令李宗仁和第4军军长陈可钰率部负责攻城。但是经过1、4、7军各一部分三路两次强攻，都没有成功，而且北伐军伤亡惨重。9月4日晚上，进攻武昌失利。
9月5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攻城司令，第二次进攻武昌。蒋介石命令：“武昌限于四十八小时内攻下”。
这时，李宗仁对蒋介石不顾牺牲，蛮干硬冲很是不满，以为蒋介石没有当过下级军官，不知道火线是什么滋味。然而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他对蒋的看法。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正当前线战况最激烈时，蒋总司令忽然约我一道赴城郭视察，我因为蒋氏未尝当过下级军官，没有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的机会，深恐其在枪林弹雨下感到畏缩胆怯。我二人走到了城边，战火正烈，流弹在我们左右簌簌横飞，我默察蒋氏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很使我佩服……蒋介石眼看着强攻无望。逐下令停止攻击，改变策略。”
当天攻城非常惨烈，各师的奋勇队用云梯、手枪、斧头、炸弹、绳索和爆破器材，在敌人的炮火中，奋勇攀登攻城。独立团奋勇队在队长、第1营长、共产党员曹渊的带领下，奋不顾身，一度攻上城头，与敌军展开了肉搏战。但由于敌人火力严密猛烈，城墙太高，而且敌军兵力充足，最终奋勇队“竹梯甫架，伤亡随之”，没有成功。当时，独立团阵亡营长1员、排长2员、士兵80余人。而且，自9月13日以来，北伐军“两次强迫登城，均未奏功，伤亡2,000余人”。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5）
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强攻的念头，在洪山军事会议上决定对武汉实行长期围困。他下令第4军和第8军的一部负责围城，等敌军弹尽粮绝时，再发起进攻。蒋介石此时的目光已经放在了江西战场，于是命令李宗仁率第7军赶赴江西战场，而以邓演达代替李宗仁的北伐军攻城司令职务。
北伐军采取了先攻汉阳、汉口，彻底断绝武昌外援的策略，于是发动了攻取汉阳、汉口的战役。守卫汉阳和汉口的敌军是吴佩孚的嫡系4万余人。唐生智的第8军的三个师和鄂军夏斗寅师担任了进攻的主力。在战役前，董必武、陈谭秋领导的*湖北省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特别市党部作了争取刘佐龙起义的工作，并对汉阳兵工厂、武昌第一纱厂的工人进行了动员和宣传工作。
9月5日，北伐军分水陆两路进攻汉阳，敌军激烈抵抗。进攻龟山的北伐军也不顺利，“三攻三挫”。后来，刘佐龙部起义部队也加入了进攻阵营，汉阳兵工厂工人武装也进行配合，北伐军于是集中火力猛攻龟山阵地，同时炮击位于汉口的吴军司令部，汉阳守敌阵地于是开始动摇。经过激战，汉阳的吴军阵线终于开始崩溃。吴佩孚逃跑，一部分敌军投降。
9月6日，第8军占领了汉阳。当晚，第8军第2师及刘佐龙师一部，开始进攻汉口。经过肉搏苦战后，终于在7日凌晨占领了汉口。
汉阳、汉口之战，北伐军消灭敌军2,000余人，俘虏官兵900余人。刘佐龙被任命为临时公安总司令和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
汉阳、汉口光复后，吴军军心动摇，北伐军迅速攻克横店、孝感、广水、东篁店、九里关、武胜关、平清关等地，吴军败退到了信阳。而且，由于北伐军攻占了“鄂北天险”武胜关后，锁住了敌军南下救援武汉的通道，使得武昌守敌彻底成为瓮中之鳖。
为解救武昌的几十万民众，9月17日，北伐军武昌攻城军的南湖军事会议决定，趁敌粮尽、弹缺和兵疲之机，攻取武昌。第二天，北伐军总部向守敌发出最后通牒：限24小时内投降。
但是守将刘玉春打算死守武昌，他以炮轰北伐军紫金山阵地作为回应。21日拂晓，北伐军下达了总攻城令。
由于刘玉春等吴军将领坚决抵抗，并且占据有利的防守位置，使得北伐军的三次攻城都没有成功。从9月下旬起，北伐军决定采用掘地道方法，爆破攻城。10月1日和3日，武昌守军开始冒险突围，但是两次都被北伐军痛击回城。
10月6、7日两天，守军开始派人与北伐军谈判开城投降事宜。为了保护古城，给敌人一条活命自新的生路，北伐军同意谈判。双方商定10月10日吴军全部撤出武昌，接受北伐军改编。但是刘玉春拒绝在改编时交出武器，使得谈判破裂。
但是此时守城敌军已经开始分裂。吴军的豫军第3师师长吴俊卿、团长贺对庭开始单独与北伐军议降，并约定10月9日晚打开城门，让北伐军入城。10日拂晓以后，北伐军分别从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通湘门相继进入武昌，对顽抗敌军发起进攻。大多数敌军因为长期饥饿，在经过督军署、学兵营、省长公署等地的激烈巷战后纷纷投降，只有刘玉春部却依然拒绝放下武器，后来独立团将其包围后进行围歼，最后终于全歼该部。守城主将陈嘉谟、刘玉春在化装潜逃时被北伐军的巡逻兵抓获。10月10日上午，独立团占领蛇山。至此，长达40天之久的武昌围城战胜利结束，武汉三镇被全部收复。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6）
武昌战役，北伐军俘虏了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740余人，士兵9,495人，缴获大炮18门，机枪160挺，步枪7,000余支，大获全胜。革命军在攻克武昌的作战中，也伤亡官兵1,157人，阵亡97人。
在武昌攻坚战役中，第4军第10、12两师的官兵，特别是叶挺独立团的官兵，英勇作战，屡建奇功。独立团团长叶挺，36团黄团长在作战时都身先士卒，战绩赫然，成为全军将官的表率，国民政府军委会为此破格授予叶、黄两团长少将军衔。在作战中，叶挺独立团伤亡官兵400余名，为表彰烈士们的英雄业绩，国民政府决定在洪山为他们修建巍峨的烈士陵园。
吴佩孚兵败后率残部逃窜到河南，北伐军乘胜追踪进据武胜关。
吴佩孚逃到信阳后，遭到手下心腹大将靳云鹗、国民军、奉军三方面的夹击，于是不得逃往四川，从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
蒋介石没有想到，江西竟然是一场苦战
北伐军光复江城武汉，宽阔的长江江面上阳光灿烂，胜利的旗帜飘扬在武汉上空。各界群众纷纷上街，欢庆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但是北伐军的将领们的心思却早已离开了武汉，大家的目光都盯在北洋直系另一军阀集团——以孙传芳★为首的五省联军上面。
当北伐军在两湖与吴佩孚主力作殊死战时，吴曾多次请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发兵救援。但孙传芳却正打着“坐收渔翁之利”的主意，企图让吴军与北伐军先混战一场，两败俱伤后，再由自己来逐个消灭。当吴佩孚的主力在汀泗桥、贺胜桥被北伐军打垮后，孙传芳才如梦初醒，赶紧调集军队去阻止北伐军。1926年8月3日孙传芳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从苏、浙、皖抽调自己的主力部队，组成援赣军进入江西阻击北伐军，另派一路军队进攻湖南和湖北，以便截断北伐军退路，进而拿下两湖。
9月，孙传芳把赣军和援赣军合编为5个方面军，合计20余万人，气势汹汹。北伐军先发制人，由蒋介石亲自率领北伐军第1、2、3、6军，在湖南、湖北战局初定后，分三路向江西进攻，提前进入对孙传芳的战略决战。9月初，蒋介石还调集围攻武昌的李宗仁第7军进入江西作战。三路人马合计万人，计划从赣西、赣西北、赣南分进合击，会攻南昌，夺取江西。
9月19日，程潜所部的第6军和王柏龄所部的第1军第1师，看到南昌守军只有邓如琢的一个骑兵团600余人，于是一举攻下了江西省会南昌。正在萍乡的蒋介石闻讯大喜，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安源煤矿，当晚出席萍乡各界的欢迎会，在演说中一再感谢各界民众对北伐军的支援。
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后，大为震惊，立即由南京赶到九江，亲自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督战，并调遣精锐部队第1、2、10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南昌。反复争夺后，北伐军退出南昌。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7）
9月23日，蒋介石在宜春制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以第3军全力及第1军之第1师协力攻南昌；以第6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2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1军之第2师攻取樟树；以第7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14军及第2军之第5师，攻击吉安。
再说李宗仁率第7军主力进入江西后，与第6军失去了联系，周围军队敌我不明，相当危险，于是李宗仁决定放弃原定的进攻九江计划，而是南下寻找第6军。途中主动向敌军精锐谢鸿勋部2万多人进攻，大胜，俘获近万人，敌主将谢鸿勋重伤后毙命。
李宗仁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得知了最近的江西战况，知道第1、6两军西退，孙传芳军正全力追击，李宗仁却果断决定孤军深入敌军腹地，出其不意进行进攻。
10月3日拂晓，第7军准备进攻南浔路重镇德安。德安城易守难攻，由孙传芳精锐卢香亭部近4万人防守，还配有铁甲车、野炮等重武器。
李宗仁亲自上阵，在伤亡2,000余人、第9团团长陆受祺阵亡的情况下，占据了南浔铁路桥，最终大败守敌，收复了德安。
李宗仁在德安战役后，又与程潜部合力将敌军精锐部队3万余人击溃。
同时，蒋介石也率领军队发动了攻打南昌的战役。10月初，蒋介石决定再次攻打南昌。白崇禧认为背水攻城，非常危险，因此不同意围攻。但蒋介石坚持认为可以攻克，白也没有办法，只得同意。南昌守军实行坚壁清野，在城外把所有民房都烧毁了，这就使北伐军进攻时没有任何屏障。蒋介石也不等增援部队到达，就命令军队向这个被孙传芳重兵把守的城市发起突击。
他亲自来到南昌城南门指挥作战，并决定组织敢死队当晚连夜便爬城硬攻。孙传芳部队先后撤一段距离，让蒋介石进入阵地的部分地区，然后突然伏兵四起，发起反击，把蒋军逼入城墙和一条河之间的起伏地带。更让蒋军意外的是，城内守军的敢死队竟突然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黑夜中第6团被围困起来，乱成一团，几乎被全歼。攻城其他部队见状，也只好撤退，一时蒋军乱了阵脚。蒋介石这个时候才着急起来，他紧紧抓住白崇禧的手，不断问道：“怎么办，怎么办？”幸亏白崇禧有所准备，他已经让人提前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于是全军才得以通过浮桥退回赣江两岸。这次攻城，北伐军的人员和装备都损失极大。
蒋介石指挥进攻南昌失败后，只得撤退到高安县城，命令全军暂行休息，并检讨江西战场第一期的作战情况。他认为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之所以进军不利，主要原因是各部队协同作战不够。10月15日，他和加伦、李宗仁、白崇禧等共同制定了《肃清江西计划》，将江西战场的北伐军统一编为左、中、右三路，自己亲自担任总指挥。他任命李宗仁为左路指挥，并从武汉抽调张发奎第4军第12师协同李宗仁的第7军一起作战。任命第3军军长朱培德为右路指挥官，第6军军长程潜为中路指挥官。他以自己的嫡系第1军的1、2师继续担任总预备队，由刘峙指挥。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8）
北伐军自南昌撤围后，打算集中兵力先消灭南浔路上的孙军主力。当时，孙部援赣部队3．5万兵力全部集中在南浔路：孙部第二方面军主力在牛行至乐化一带，孙部第三方面军主力及第六方面军一部在涂家埠至永修、德安一带，马回岭至九江一带则为孙部的总预备队。孙部第五方面军负责在瑞昌、阳新、武穴、田家镇方面与南浔路方面协同作战。在抚州、进贤、东乡方面的孙军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等部，虽然被北伐军打败，但是仍然有万兵力。
此时，北伐军已经光复了武汉，北伐军左翼已进逼沙市，福建的周荫人部则被北伐东路军挡在了永定、松口地区；而江苏的白宝山和浙江的夏超则宣布独立，脱离孙传芳。因此，孙传芳现在已经开始呈现败势。
由于江西战局关系到北伐的成败，因此决定一举在江西消灭孙军的主力。10月28日蒋介石在高安行营亲自下达对孙传芳军的总攻击令，并颁布了作战命令：
我军自出师以来，与贼鏖战于湘、鄂、赣之间者，三月于兹，吴佩孚军阀所部已被我歼灭，孙传芳军阀之主力亦已被我击溃，革命力量日益扩大，民众痛苦逐渐减除，因为先总理呵护之灵，实亦我将士奋斗之绩。风声所播，庆慰同殷。且我前敌官兵，辗转应战，艰苦备尝，甚至衣被不完，■粥不继，乃能深明大义，益励坚贞，奋勇图功，杀敌致果，此本总司令尤深嘉念者也。迩来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相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懔之！勉之！此令。
10月28日，北伐军正式发起了对孙传芳的总攻。
11月1日，北伐军在江西开始第二期作战。2日，北伐左路军在江西北部攻占了被孙军夺回的德安，然后攻克了江西重镇九江。北伐中路军攻占了奉新、安义，南昌西南的守敌至此被全部消灭。北伐右路军则消灭了南昌城的外围敌军。
经过这些战役，孙传芳的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他只好在11月2日乘军舰离开九江返回吴淞。现在，江西的孙军只有残留在南昌牛行车站及瀛上一带的郑俊彦部凭借防御工事进行最后的顽抗，另外还有蒋镇臣、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等残部坚守南昌城和郊区。
11月3日，南昌攻城正式开始，北伐军的左、中、右3路大军会攻南昌。北伐军高涨，势如破竹。白崇禧率军将苏军及唐福山两残部全部歼灭，又在马口圩附近俘虏了李彦清、王良田两位孙军将领，和他们的部属万人。北伐军右纵队将南昌城外蒋镇臣部的6,000人全部包围缴械，南昌城内守军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部见大势已去，3,000多人竖起白旗请求投降。11月8日，朱培德率领第3军首先攻进南昌城。11月9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移驻南昌。随即他下令各军乘胜追击，不给孙军以喘息之机。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19）
李宗仁左路军扫灭了江西北部的敌军。占领湖口、武穴的贺耀祖师追击逃往江西东部的敌军，张发奎部前往黄梅，截击孙军的陈调元、王普残部。至此，孙传芳在江西迎击北伐军的10万主力几乎全部被歼，江西境内的残敌全部被消灭。而第7军由于在江西战场上屡建战功，被世人称为“钢军”，李宗仁也成了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
北伐军在江西打败孙传芳，使得孙元气大伤，他的败亡已经无可挽回。同时，孙传芳内部也出现了分裂，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起义，率部加入了北伐军，福建周荫人的部下也纷纷起义，上海工人发动武装暴动。孙传芳见大势已去，于是乘军舰逃往南京作最后的挣扎。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作战的胜利，消灭了孙传芳集团的主力，国民革命军声威大震，国民政府管辖的范围迅速扩大，这些都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创造了条件。北伐军占领武汉、九江、湖口后，就控制了长江，掌握了进军苏、浙、皖的主动权，进军中国经济重心东南，已经指日可待。
轻松平定福建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心里并不轻松，他虽然亲自率领军队在江西和孙传芳的主力进行鏖战，但是却没有忘记广东革命军的责任，没有忘记福建的北洋军。他站在巨大的地图前面，有些头疼地看着东南那一片区域。那里就是福建，驻扎在那里的6万北洋军就像一把高悬的铡刀，对革命军始终是个巨大的威胁。
由福建可以迅速进军广东东部，从而威胁广州国民政府。从前陈炯明就是利用这条道路，对国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福建战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福建属于孙传芳的势力范围，当北伐军与孙传芳军在江西大战时，福建的周荫人的主力却驻守在福建和广东的边境地带，进攻广东，退可据守福建，对北伐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北伐前，周荫人就以福建省督理兼第2师师长身份统治福建。他的军队号称有6万之众，但是内部并不统一，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周荫人真正能调动的兵力不过3万余人。孙传芳成立五省联军后，周荫人部被编为孙的第四方面军，周任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并将所部改编为4个军，第4军军长周自兼任。周虽然不是孙传芳的嫡系，却也服从孙的节制。周奉孙的命令，以重兵驻扎在闽、粤边境，如同一把悬着的利剑，始终牵制和威胁着广州国民政府。而当时闽、粤边界驻防的北伐军只有何应钦第1军的3个师：即谭曙卿第3师、冯轶裴第10师、钱大钧第20师的一个团以及张贞的独立第4师，只有7,000余人，不足周部兵马的1/3。
不管怎样，周荫人部在数量上对北伐军占有优势。当孙传芳在江西作战失利后，他就一再严令周荫人进攻广东东部地区，以牵制北伐军的进攻。1926年9月中旬，周荫人在孙传芳的督责下，以三路兵马万兵力进攻粤东。他命令张毅的第2军两个旅从潭州出发，进攻诏安、饶平；李凤翔第2军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从岩前、大坝出发，进攻蕉岭；刘俊第3军两个旅从永定、峰市出发，紧逼松口、大埔、梅县；第4军为总预备队，驻守在长汀、上杭。周荫人把指挥部设在永定，亲自坐镇指挥各路。周荫人开始进军粤东时，还暗中接济陈炯明在广东东江一带的余党，让他们在北伐军的后方进行破坏。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0）
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就决定派自己的嫡系第1军军长何应钦率军镇守潮、梅地区，以防福建的北洋军进攻广东，同时蒋介石还秘密派人联络周荫人的部下进行起义，同时搜集周部的情报。所以蒋介石对于福建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
周部开始进攻粤东后，蒋介石认为粤东第1军的兵力太少，无法对付周的进攻，因此命令何应钦采取守势。但是何应钦认为，自己辖区广大，而士兵太少，如果处处设防，则处处都会力量薄弱，而且他很了解周荫人部队的弱点。周的部队多数是北方人，不善于在山路上行军，而且行军时多用草鞋套在布鞋上，速度很慢，每天走上20余公里，就感到疲惫不堪。而闽、粤边区基本上是山地，周的部队士兵肯定非常不习惯。周荫人在福建名声很坏，横征暴敛，引起了福建人民的憎恨，他的各个部队之间也矛盾重重，这些都是周的软肋。何应钦因此认为，北伐军如果能集中兵力，击败周荫人的主力第3军，其他部队就会作鸟兽散，福建平定也就指日可待。
蒋介石在权衡后接受了何应钦的建议，于是下令何应钦主动出击，进入福建进攻周军，进而平定福建。
何应钦受令后先巩固后方，他让中央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担任潮州卫戍司令，率全校学生400余人协助代理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保卫潮汕的后方。同时，福建省的国民党人也组织了福建参谋团，以宋渊源为临时主任，领导各路民军、联络海军在福建响应北伐军。
何应钦大军于9月30日到达三河坝，10月9日到左弼，然后他命令第3师奇袭永定城。10日，第3师第7、8两团分别从西南的老虎寨、城东的书院岗包围永定城，然后发起进攻。但是守城卫队旅是周荫人的精锐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此时，永定城内民众及城外的民军则积极配合北伐军，一起进攻守军。守城敌军受到前后夹击，见阻挡无望，于是大部分缴械投降。周荫人仓皇间只带了少数卫队化装逃跑。这场战斗俘虏了周部支队长李宝珩及团、营、连长以下官佐50余名、士兵4,000余人，缴获步枪4,000余支，炮10余门，敌军几乎被全部歼灭。
10月8日，周部第2军李凤翔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在蕉岭起义，加入北伐军，随即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7军。
福建战场非常顺利。
当何军在福建不断取胜的时候，北伐军在江西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介石随即进驻南昌，并命令各部自大江南北向东南进军。蒋介石于是任命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何应钦的部队势如破竹，很快就收复了汀州、漳州、南靖、同安等地，并逼近福州。
驻守福州的是福州城防司令李生春部和海军第一舰队，兵力强大。北伐军紧逼福州城时，*福州地委书记方尔灏，国民党左派代表施秉政以及何应钦的代表，先后去做李生春的工作，希望他能“易帜反正”。*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国民党人林森、*福州地委负责人，同时也在做海军司令杨树庄、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秀良的工作，希望同他们能尽快起义，加入北伐军。经过多次谈判，12月2日，李、陈终于发表联合宣言，表示服从国民政府，加入北伐军。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1）
江西战场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也奉命进军福建北部，协助东路军第1军和第14军，共同歼灭周荫人残部。11月下旬，该师官兵在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共产党员）、师长戴岳、副师长朱耀华率领下，从南昌出发，长途进军，接连攻克福建的光泽、邵武、建阳，建瓯地区。12月初，东路军第14军赖世璜部连克邵武、建阳、顺昌、将乐、泰宁等地。第6师随后在党城、政和两地歼敌3,000余人，并乘胜把周荫人残部赶入浙江境内。至此，福建战事胜利结束。12月18日，何应钦率第3、14两师进入福州。
李生春虽然在福州归附了北伐军，可是后来却不听指挥。当何应钦派他进入浙江作战时，他从福州出发行军到建瓯，就不再前进，反而要求补发周荫人时代的欠饷。3月2日，何应钦大军来到延平，随即果断命令第二路指挥官冯轶裴率部将李生春部包围缴械。至此，福建全省被北伐军完全控制。福建的平定，何应钦立下了首功。他知己知彼，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先发制人，最终大获全胜。
北伐军在福建战场的胜利，消灭了孙传芳的第四方面军，粉碎了孙传芳利用福建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企图，打通了北伐军东路进军浙江的通道，孙传芳的败亡，已经为时不远。
冯玉祥带领西北军加入北伐
1926年9月17日，人烟稀少、荒凉冷落的西北小城五原，忽然间热闹起来。县政府西首广场上，临时垒起了一个两丈见方、六尺多高、坐北朝南的土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器宇轩昂地走上了高台。在这里，他将代表国民政府为冯玉祥的国民军举行授旗仪式。台下是到会的官兵们。据冯玉祥回忆，当日“天气极好，但漠北气候极冷，于先生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新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都已变成灰色。到会的官兵们的服装五颜六色，有的破鞋破袜，有的穿着破袜而没有鞋子，衣服破烂不堪，领章肩章全都没有了，帽子有的为奉军的皮帽，有的为直军的布帽。器械皆不全，枪上有的没有背带，有的没有刺刀，亦有无子弹袋者，真是七零八落，找不着一个整齐的人。”
虽然当时的情形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这却是一个历史无法错过的时刻，是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从这一天起，冯玉祥的西北军将加入革命军阵营。北洋军阀盘踞的地盘迅速地缩减下去，离自己的末路越来越近了。
西北军能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后，于3月20日启程赴苏联考察。4月间在蒙古库伦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当时鲍罗廷对冯玉祥说：“您拥有中国最刚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助您；假设您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并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2）
冯沉吟了一下说：“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只知道要革命。”
经过一夜的思考，冯玉祥第二天正式决定加入国民党。
冯玉祥由库仑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莫斯科。他在那里拜会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伏罗希洛夫等。斯大林当时还在黑海养病，他给冯玉祥写信说，等他病愈后再行约会。6月，冯玉祥派刘骥、李鸣钟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前往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及共同革命的计划。刘骥在7月中旬到达广州，随后通过协商，与谭延■、徐谦、宋子文、孙科等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冯玉祥统率所部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二、国民政府对于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冯玉祥完全同意。
冯玉祥在苏期间，每周都安排两个下午请朱务善、周达文给自己讲解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请蔡和森讲国共合作、三大政策等问题。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后，李大钊请于右任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冯、于是开始着手回国事宜。苏联政府大力支持冯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不但应冯的请求派给他军事顾问，而且给了他大量的军械弹药。
8月17日，冯玉祥从莫斯科出发回国。冯玉祥在苏联虽然只停留了3个月，但是在苏联、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他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进步。
这最终促使他回国组织国民军联军，并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9月16日，冯玉祥一行到达绥远五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内盟），随即发表回国宣言。
他先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认为自己过去没有明白革命的真正含义，现在则认识到了，因此他宣告：“我现在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立在民众的意义上面，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深相结合。”
冯玉祥回国时，正值国民军在南口被直奉军阀打败之后，西撤的国民军人心涣散，纪律松散，“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西安的国民军被围已达5个月，时刻等待着援军的到来。冯玉祥面对严峻的现状，并没有感到气馁。
国民军将领鹿钟麟、邓哲熙、过之翰、孙岳、方振武、弓富魁、邓宝珊等都在五原，还驻扎着张凌云、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冯治安等部近5万人。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听说冯玉祥在五原后都纷纷归来。
9月17日上午，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中午12时，冯玉祥在五原举行就职誓师受旗典礼，接受党旗，宣誓就职，并发表“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即《五原誓师宣言》：“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这就是著名的“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国民党党旗，并宣布接受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3）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行列的标志，也是国民军在南口战役后重新崛起的起点。五原誓师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了革命势力，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既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也促进了敌人阵营的动摇和分化。正当北伐胜利进军之际，在敌人侧翼出现了这支革命军队不仅在战略上牵制了敌人，而且能直接给敌人以打击。
国民军联军成立后，对于如何发展，军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由五原回师南口，进攻北京；另一种是进攻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冯玉祥最后确定了从甘肃发兵救援西安，而后从潼关出发，与北伐军在郑州会师的计划。于是当即决定先分兵10路，火速援陕。
国民2军李虎臣和国民3军杨虎城部，自1926年2月起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的镇嵩军10万余众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已经濒临绝境。
驻甘肃的国民军孙良诚远道救援，先取咸阳，后与增援的刘汝明、孙连仲两部于11月26日拂晓与西安城内守军里应外合，一举击溃镇嵩军，镇嵩军向潼关、同州、武关等处逃跑。27日，被围8月之久的西安解围。国民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潼关。
据说在被围期间，城内冻饿而死的军民达5万人之多，杨虎城对李虎臣说：“如果城破了，我们弟兄俩只有在钟鼓楼上一同上吊。”西安解围后，杨虎城为牺牲将士写的挽联是：“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冯在西安宣誓就职：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在西安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帜之下。
西安解围吸引了吴佩孚的10万镇嵩军，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立下了功劳。国民军占领陕西后，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使西北的敌我对比发生了明显改观，使强大的奉系军阀不敢轻易南下阻击北伐军，也迫使阎锡山★进一步改善与国民军的关系，而疏远与奉系军阀的关系。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吴佩孚军队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吴的部下靳云鹗、魏益三在暗中投向国民革命军，使吴军面临内部瓦解的境地。由于西北和中原有国民军的存在，北伐军也得以集中兵力向东进攻。陕西关中平原物产丰富，国民军因此可以恢复力量，尤其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战，冯部国民军的士气旺盛，彻底扭转了失败后的被动局面。冯玉祥因此写诗抒情说：“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直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4）
对孙传芳的最后一战
1926年11月中旬的一天，孙传芳在自己的司令部里紧张地踱来踱去。厨师几次悄悄地从门口探头进来，又都悄悄地缩了回去。向来在吃饭方面一点都不亏待自己的孙大帅今天却似乎忘记了饥饿。饭菜已经热过好几次了。忽然，孙传芳猛然站住，有力地挥了一下手，使劲地点了一下头。然后立即吩咐上菜，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孙传芳已经作出了一个大胆地决定，这个决定可能会丢掉自己的脑袋。但是他现在已经别无选择。他决定秘密去见自己的仇人张作霖，向他负荆请罪，以期背水一战，联合对抗北伐军。
孙传芳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实在是迫不得已，但是他对自己的决定也有一定的把握。原来当时北伐军已经先后平定了湖北、江西、福建，其他各地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纷纷响应。四川军阀杨森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的第20军军长，长江半壁已经是革命军的天下，冯玉祥、张之江也在西北响应。冯玉祥在北伐军进攻湖北时由苏联回国，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冯军进占了潼关。
对于北洋军阀，这真是生死存亡关头。长江以北最强大、完整无损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它兵马众多、装备精良、资源丰富。唯一有力量与革命军一决胜负的，也就只有它了。
1926年11月10日张作霖离开东北，进入天津，这个消息立即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但是对张作霖来说，他深知自己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而且许多问题刻不容缓，需要立即解决。
他当时面临着三个需要立即解决的大问题。首先是*问题。当时的*是吴佩孚扶植起来的，现在吴佩孚大势已去，自顾不暇，当然无力照顾北京方面，因此北京的政权急需重新安排；其次，过去吴佩孚是抵挡北伐军的头号盾牌，吴军败后孙传芳独当一面，现在孙军五省地盘已经难以保全，北伐军再继续前进，就威胁到北方的安全。为了保全北方，奉系等必须立即援助吴佩孚和孙传芳，但是援吴、援孙已说了好几个月，却都没有什么行动；最后，如何防范自己的死对头、被打败的西北军（冯玉祥系）再起，是一个张作霖一直关心的问题。冯玉祥在陕甘一带目前发展迅速，西北军时刻准备向奉系报仇，因此必需妥为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决定以奉系军阀张作霖为首，联合起来对抗北伐军。张作霖于1926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把奉鲁军阀都召集到天津商议大计。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都派自己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张作霖的计划是，由津浦、京汉两大铁路干线运兵南下，直接进攻北伐军。张作霖最不放心的是冯玉祥，因此决定派军队同晋军的商震及阎锡山阻止冯玉祥、张之江在陕甘的活动。但是对于自己的计划，吴佩孚和孙传芳的态度，张作霖始终不清楚。张作霖原来打算等着吴、孙来向自己求援，但是偏偏吴佩孚虽然兵败，就是不向他低头乞援；孙传芳在江西、福建战场没有失败前也坚持不向他求援。不过现在情势已经大为改变，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在天津向张作霖表示，孙传芳一切听从张作霖主持，但是吴佩孚却仍然不愿向他求援。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5）
张作霖先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发言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是团结北洋派，先军事后政治等等。但是会场的气氛相当沉闷，因为没有看到什么行动上的安排。张作霖对孙传芳的代表说：“你们那里还有多少军队？”孙的代表说：“还有5万以上。”张认为这是骗人的鬼话，因此很不高兴。
孙传芳了解了会议的情况后，决定亲自北上，这就出现了开始时我们见到的那一幕。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急急忙忙地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前往天津。他的行动非常机密。铁路局只知道这节专车是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北上迎接老母用的，却没有想到孙传芳竟然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就上车前往虎穴。车到天津后，孙传芳直接闯进会场，把张作霖等人吓了一跳。只见孙传芳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大帅了。”
张作霖邀请他在身边就坐。孙传芳说：“过去我们有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赔礼道歉。我们北洋派现在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赤党。事到如今，就别再说什么地盘不地盘了，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为了统一指挥起见，目前应组织一个讨贼军统率办事处，推举雨帅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听候调遣。”11月19日，由孙传芳领衔，直、鲁、晋、豫、苏、皖、赣、浙、闽、陕、察、热、绥、吉、黑15省区联名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并发通电说：
天津张雨帅鉴：
……传芳等仗义讨贼，义不容辞，然成城有志，束箭弭坚，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挈领之效。伏审我公公忠体国，视民如伤。四海威加，万流敬仰。当经集议研讨，询谋佥同。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挽颓波于既倒，媲时雨之来苏。以冀扫荡逆氛，扶持国本。传芳等当躬率所部，待命前驱。便日照临，丹心不泯，即请俯顺众意，勉仰谦光。克日就职出师，以解人民倒悬之厄。国家幸甚，谨电。伏乞鉴察！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同叩。三十。印。
天津会议的结果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拟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联军总参谋长。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并把总司令部迁到北京，改称大元帅，又重新组织了内阁；（二）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率兵南下，不过不必一齐出发，先由张宗昌、褚玉璞督师；（三）张宗昌返鲁，鲁军先动，车辆集中韩庄；（四）派察哈尔部队向绥远包头进击冯玉祥，声明俟消灭冯玉祥后，奉军即撤回，不留驻绥远，另由山西阎军负责协助刘镇华抵抗冯军；（五）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革命军的外援；（六）京汉路方面请吴佩孚明白表示，如吴确有力量，则请积极进攻，否则奉军愿代劳。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6）
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誓就职，并发表就职通电：
各报馆钧鉴：比以国政不纲，暴民乱纪，……年余以来，夺地争城，残民以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顷据孙馨帅诸君，以时局艰危，暴楚肆虐，联名电请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同志，保安国家。作霖自分驽骀，岂堪膺兹重任。屡经电辞，未承谅许。当兹危急存亡之秋，敢昧匹夫有责之义。爰于12月1日，在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所冀袍泽同仇，共纾国难。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仁共逐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素志。近年暴徒骚扰，全国苦兵，凡安国军师行所至，军纪风纪，整齐严肃。但知救国，决不扰民。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只期国家谋永久之安，决于个人无权利之见。事平之日，仍当与海内外名流，共商国事。总期造成真正法治之共和国家，不致使神明华胄，陷于洪水猛兽。免为世界人类所不齿，则幸甚矣。特布区区，敬希谅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仍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张作霖又在“安国军总司令部”下设总务厅、军务厅、秘书厅，充当临时政府职能。半年之后，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政府，亲自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是北洋军阀的统治者。
张作霖为了拉拢阎锡山，任命阎为安国军副元帅。阎锡山在左右摇摆后于1927年1月底就任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晋军半年后易帜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
从张作霖那里得到支持后，孙传芳马上腰杆直了起来，他立即赶回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和革命军大战一场，以决胜负。浙、苏、皖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孙传芳的腹地，他迅速将剩余兵力集中在沪宁、沪杭以西地区进行防守。1926年12月上旬，孙传芳在南京召集苏、浙、皖三省的重要将领开会，妄图打算浙江为基地，向北伐军发起反攻，从而夺回江西。
国民革命军攻占南昌和收复福建之后，为彻底消灭孙传芳，也决定进入浙江战场，对孙传芳发起攻击。1927年1月初，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进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确定先期攻取沪、杭，然后会师南京；将北伐军作战部队编成东、西、中三路，以东路军为主担任浙江战场的作战任务。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沪杭、沪宁两线，并以杭（州）、嘉（兴）、湖（州）为其驻防的重要战略支撑点，故东路军在浙江的作战，多在浙西钱塘江流域及浙、赣路沿线。
战争初期，由于北伐军东路军的主力还在福建，因此在浙江战场上，孙军占有优势。1927年1月初，孙军嫡系部队三个师的重兵，在闽军周荫人的配合下，向驻扎富阳的东路军第26军的第1、2两师发起了猛烈进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一方面下令各师转守为攻，放弃衢州，另一方面急电北伐军总司令部，要求迅速派兵增援。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7）
此时，浙江人士发起了一个浙江自治运动，呼吁革命军和孙军都不要进入浙江，要求双方把浙江作为缓冲区，并主张浙江省的防务由陈仪、周凤歧负责，民政则完全自治。孙传芳哪里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撤兵，他只同意把民政还给浙江，认为军事关系国防，人民不应干涉。因此浙江人士的免战希望宣告失败。
12月14日，革命军李宗仁部由玉山进入浙江，随即进军衢州，而驻守浙西的周凤歧早已与革命军达成默契，任由李宗仁部顺利进入浙西。革命军总部当时扬言说，三个星期内就可以攻克杭州。孙传芳大惊，立即集中兵力，打算与革命军进行决战。沪杭一带立即人心惶惶，有钱人纷纷拥进上海的租界里。
孙传芳的海军司令杨树庄下令把舰艇集中到上海，但是当孙传芳回南京后，杨却并没有去见孙传芳，这说明海军方面已经出现了变化。
12月19日，浙江宣布自治，自治宣言为：一、浙人治浙，组设人民政府；二、反对任何军人假自治名义割据；三、政治公开，四、现有军队服从省政府；五、*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六、废除苛捐杂税。这个自治政府有名无实，有人还说这是孙传芳授意组建的，所以蔡元培、黄郛等知名人士并没有响应。
革命军方面对北洋军阀的情况非常了解，这可以从蒋介石亲笔给何应钦的一封分析北方情况的密电中看出：
何总指挥勋鉴：密，大局情况如下，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欲思引奉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名义以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注：指冯玉祥）迫近潼关，奉张吃紧，定比对南军事更急，故奉军必先防制西北军之入豫，而始能对南。唯闻西北军无即入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俟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非如今日之俸仂也。海军须注重，以长江无海军则军事甚难进展也。中正。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白崇禧：
何白总指挥勋鉴：刻接沪电，敌方计划孙军守松沪，直鲁守南京，由宜兴取攻势。卢香亭、周荫人在松江，张宗昌将到宁，孙来沪，毕庶澄到沪，昨晚海军一部向兵工厂开炮无结果。中正。
蒋介石全纪录 05北伐军的最高统帅（28）
这封亲笔电报旁还加批：“不得片刻停留，限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