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瓦特是英国生物学家。他最出色的著作是一本557页的论著《猫》（1881年）。他由于在某些杂志上撰文鼓吹自由神学的观点。1930年被革除教籍，几个月后死去。几年以后，他的朋友们说服教会，认为他的异端观点并非由于有意违犯教规，而是由于导致他死亡的糖尿病造成的，遂允许将他的遗体按基督徒的仪式安葬。
[15]《所罗门智慧篇》（The Wisdom of
Solomon），是罗马天主教圣经《旧约全书》中在一篇。新教认为它是伪经之一，在新教的圣经中没有收入。——译者
[16]美国南部地区的基督教会，主张对《圣经》必须一字句句忠诚，一般称这个南部地区为 圣经地带”（Bible Belt）。——一译者
[17]《旧约全书·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译者
[18]按天主教的说法，人类是由于亚当和夏娃堕落而产生的。所以带有固有的罪行，称为原罪。——译者
[19]《泥足》（1949年）。这足一本由纽约州莫尔文的“基督教证据联盟”出版的小册子。
第十二章 李森科主义
在现代科学史上，还没有哪一位狂想家能象苏联育种和遗传学头号权威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李森科获得那么高的名声、那么多的吹捧和那么大的权力。克里姆林宫不仅把他的观点奉为教条，而且把他在苏联的反对者，一个一个地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清除了。有些人死在集中营里，有些人失踪了。有少数几个人仍在工作，但却转入生物学的其他领域。
这种愚蠢行为，这种有计划毁灭一门科学的行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尽管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可说，但如果我们对有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李森科奇迹般发迹之前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番了解，那么就会更加明白了。
故事要从十八世纪的法国科学家让·拉马克谈起。拉马克被称为“进化论之父”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的著作是在达尔文的著作之前半个世纪发表的，缺少足够的事实来说服他的同行，但他有一个伟大的观点，即植物和动物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缓慢进化而成的。拉马克认为，进化的过程是通过特性的遗传，而这些特性是物体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
对这种“获得性状的遗传”，经典的解释是拉马克关于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说明。长颈鹿生活在只能靠吃树叶生存的地区，而树叶却高高地长在树上。它们伸长了脖子去够树叶。这种伸脖于的动作，和这种动作的欲望，以某种方式传那么一只雄性长颈鹿脖子伸长的特性，应以某种方式传给这只长颈鹿的精子。而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机体，就象指甲一样，只不过是从身体中分泌出来的死物质，蝴蝶的翅膀就是一例。用这种无生命的组织去影响这种昆虫的基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
人们已作了很多试验来检验拉马克的理论。所有试验的结果都否定了这一理论。相反，在各种杂志上报道的、经过全世界遗传学家严格检验过的数以万计的试验，已排除了许多合理的疑问，证明基因变异理论的正确性。对带有基因的染色体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电子显微镜已经能够观察到可能是基因本身的东西。
尽管自然选择的证据迅速增加，但拉马克仍不乏忠实的信徒。在达尔文时期，英国讽刺作家塞缪尔·巴特勒写了6本书来捍卫拉马克，并激烈攻击达尔文。后来，乔治·萧伯纳又操起了巴特勒的大棒。在法国，拉马克的主张比在英国或德国存在时间都长，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发现拉马克的理论正适合他的“创造进化论”的概念。他和萧伯纳都是“活力论者”，他们认为促使进化的是一种创造的“生命力”，表现为生物体进行不懈斗争来改善自己。在美国，本世纪初出现了一大批新拉马克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是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
所有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反对达尔文是因为他们感到，按照他的理论，自由意志和个人努力就没有起作用的可能了。自然选择似乎是一种盲目的、无目的的斗争，在斗争中取得的进步，几乎象是在事后才偶然想到的。正统的基督教徒反对进化论，因为在他们看来，进化论比《创世纪》中的故事来，是一种枯燥无味、空兜圈子、浪费精力的作法。同样，新拉马克主义者认为，自然选择说比起获得性状遗传说来，也是一种枯燥无味、空兜圈子、浪费精力的作法。一个动物所作的任何微小的努力都会遗传给他的后代，这种想法确实对人们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它认为每个个人都能直接参与进化过程。兔子越是努力地跑，它的子孙就能跑得更快。人越是使用脑子，他的孩子的脑子就越好使。
拉马克主义很容易便与唯心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全部创造活动都是以不断向上的奋斗来完成上帝的宏伟计划。同样，它也很容易与一种强调建设理想世界的政治学说结合起来。拉马克主义在这方面有一位最有辩才的辩护士，那就是维也纳的生物学家，社会主义者保罗·卡麦雷。他的《获得性之遗传》一书，在1924年译成了英文。我们可以摘录其中一段。它生动地表达了拉马克主义对具有社会觉悟的人的强烈的吸引力。
卡麦雷写道：“如果象大多数当代博物学家所坚决主张的那样，获得性状不能遗传，那么，真正的生物进化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人们徒劳无益地活着，白白受苦。无论他在生命过程中获得了什么，也会和他一起死亡。他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如果获得性状可以偶然遗传的话，那么事情就明白了，我们并非毫无例外地都是受过去束缚的奴隶——徒劳地去挣脱枷锁的奴隶——而会成为掌握我们未来的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甩掉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登上越来越向高级发展的阶梯。教育和文明、卫生和社会活动所取得的成就，就不单造福于个人，因为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以至每一种思想，都会给下一代打上烙印。”
“卡麦雷负责进行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实验室试验，似乎证实了拉马克的观点。凭借这些试验的结果，他在1925年被莫斯科大学聘为教授。当时，苏联园艺学家米丘林的拉马克主义观点正在盛行。然而，卡麦雷在苏就职不久，人们便发现他的一些动物标本是精心伪造的。卡麦雷否认这一切，并将此事归咎于他的一个助手。谁也不相信他。他立下遗嘱，把自己的宝贵藏书赠给莫斯科大学；把自己的尸体赠给维也纳的一所解剖学校，然后用左轮手枪自杀了。他是最后一个拉马克主义者。他的著作和实验，至少有一段时间是享有权威之名的。
虽然拉马克主义在全世界日益丧失威信，它却在苏联开始盛行。有一部赞扬卡麦雷的俄国影片，其中把伪造标本的事归咎于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尽管如此，许多俄国生物学家继续卓有成效地探索孟德尔的基因变异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奥地利神父孟德尔首创此说），直到三十年代末期，孟德尔主义才被苏联共产党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从此，事态便急转直下了。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H.J.穆勒，作为高级遗传学家，曾在莫斯科遗传学研究所工作过四年（1933～1937年）。他在1948年12月4日和11日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论李森科主义的权威性文章。下面摘录的一段话，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穆勒写道：“1933年前后，遗传学家切特维里科夫、费里和埃弗罗伊姆森分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列维茨基则被关进了欧洲北极地区的一个劳动营。……1936年，据传共产党员遗传学家阿戈尔被加上遗传学中“孟什维克唯心主义”的罪名，接着便被处死了。……著名的遗传学家，如卡尔皮钦科、柯尔左夫、谢列布罗夫斯基和列维茨基等人的真正死因，则无从得知。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1936年起苏联各级遗传学家都生活在恐怖之中。那些没有被监禁、流放或处决的人，多数被强迫去于别的专业。被留在实验室的人，绝大多数不得不改变研究方向，以便表明他们正努力证明官方批准的反科学观点的正确性。在战争临近结束前的混乱时期，一些人逃往西方。不过，虽然如此，仍然有少数几个人继续从事工作，以便做做样子，证明苏联还有一些遗传学家在工作。”
穆勒评论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清洗的遗传学家绝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完全忠诚可靠的。许多人甚至是苏联制度和领导的热情维护者。这是笔者通过与这些人亲身接触而了解的。’
1936年，堪称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的医学——遗传学研究所受到《真理报》的攻击，随后便关闭了。研究所的创建者所罗门·列维特公开承认他犯了孟德尔主义的错误，以后便无声无息了。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和受到尊敬的俄国最卓越的遗传学家H.и. 瓦维洛夫所担任的许多职务均被撤掉，并被指控为英国间谍。他于1942年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动营中，直到几年以后，国外的生物学家才得知他的情况。穆勒写道：“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个人……毫无疑问为苏联农业中遗传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上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为一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
在俄国举行了若干次会议，大概是讨论争辩中涉及的问题。在这些会议上，为米丘林（拉马克主义者）观点辩护的头号人物是特罗菲姆·李森科。此人以前是农民，曾任植物育种员，在党的扶持下步步高升。1948年的会议，标志着李森科的决定性胜利。在1948年的会议上，他作了12000字的激烈演说。为孟德尔思想辩护的人受到了野蛮的攻击，说他们是反动的、堕落的，跪倒在西方资本主义面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在会议闭幕时，李森科顺便提到他的讲话已得到苏共中央的批准。
李森科的讲话经过批准，自然意味着米丘林主义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使它成为党在生物学方面的路线。从此，要提反对它的证据，甚至暗地里同情孟德尔的观点都是不可能的事广。少数几个斗胆反对过李森科观点的科学家，一个一个写了公开信，作出沉痛的检讨，赞扬党的英明指导并保证改正自己的错误。穆勒教授写道，由已故的瓦维洛夫的兄弟领导的科学院“遵从党的命令，撤了苏联最伟大的生理学家奥尔别科、苏联最伟大的形态学学者什马尔豪森，和剩下的一个最优秀的遗传学家杜比宁等人的一切职务。因作过令人钦佩的研究工作而闻名的杜比宁实验室被封闭了。”
李森科的荣誉与日俱增。他取代了他的对手瓦维洛夫的所有重要职务。他两次获得斯大林奖金，被授予列宁勋章，并成为苏联英雄。他一度担任过最高苏维埃副主席。
李森科表现了那些妄想偏执狂人的几乎一切主要特征。他极端利己，异想天开，对敌对者充满仇恨，对科学方法则一窍不通。朱利安·赫得黎在他1949年出版的优秀著作《东西方的遗传》一书中写道：“李森科只能说是一个文盲。我使用这个字眼是说，没办法同他在科学基础上讨论问题。……有时他似乎对有关的科学事实和原理一无所知；有时他错误地加以理解；有时歪曲它们；有时他用自己的信仰强词夺理地乏对它们。”
穆勒教授认为，“李森科的文章在理论路线上纯粹是胡说八道。显然，他既不懂什么是有控制的实验，也不懂在遗传学初等课程中所讲授的那些已经肯定的遗传学原理。”
下面是赫肯黎引用另一位重要的遗传学家S.C. 哈兰教授的类似看法。“1933年，……我在奥德萨见到李森科，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并观察了他的实际工作。非常明显，李森科对植物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无知到惊人的地步。”
赫告黎认为，李森科的观点如此含混模糊，简直不能称之为理论。这些观点从头到尾是照搬政治条文。对基因的存在完全否定。孟德尔主义者当然就是“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并不存在。遗传是由机体的每一质点来传导的。如果把一种植物突然置于一个新的环境条件下，它的遗传就会受到“破坏”（如同一场政治革命一样）。这种破坏有点象电休克疗法。它使得植物对变化有特殊的适应性。新的环境使植物内部产生了所需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会永久地传给各代。
可惜，在苏联以外的科学家们设法重复李森科的实验，很少能得出同样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李森科不公布足够的数据，因而对他的实验无法评价或者重复。他的有些实验无疑是成功的，但所有这些情况，都可以用孟德尔的理论加以解释。也许李森科不大懂得遗传理论，因而认识不到这一点。他几乎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保证实验是在有控制的情况下进行。例如，他想在新的条件下栽种某一植物。但却不保证这种植物的品种是否“纯”（即防止这种品种中含有各种各样的隐性基出），新的植物自然就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差异。李森科想象这些差异就是由于新的环境直接造成的。他挑选出个别似乎“适应性”最强的植物，其实他这样做是自然而然，也是不知不觉地在进行孟德尔的基本选择过程的试验，原来的不纯品种内存在的基因遂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来。
要防止出现这种孟德尔主义的结果，唯一办法是采用在遗法方而纯净的品种。但要想得到这样的品种，需要进行近亲繁殖。而这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由于李森科不相信这一作用过程，自然也就不想干这种浪费时间的事。当然，也没有别的苏联生物学家想进行这种也许会对已被宣布正确的尔西提出疑问的实验。人们对发生在瓦维洛夫和其他孟德尔主义者身上的事情记忆犹新。
现代遗传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将统计方法应用于育种试验得出的不同类型。实际上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李森科不相信“机遇”，因此反对应用统计方法。他叫嚷说，米丘林不需要统计学，为什么他需要呢？拒绝使用这一重要的科学工具，是俄国以外的遗传学家极难判断李森科宣布得到的结果是否正确的另一个原因。
李森科保证能得到的结果，有很多根本没有实现。有一次，瓦维洛夫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培育一种小麦改良品种至少需要五年。而当时李森科却响亮地宣布，用他的方法，不出两年即可培育出这种小麦。于是瓦维洛夫被指控为破坏国家建设。穆勒写道，“不用说，李森科的许诺并未兑现。”
这就自然地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总是无视现代遗传学的所有积极成就呢？为什么它退回到已被人们抛弃了的拉马克的观点呢？而用赫肯黎的话来说，拉马克的观点“只不过是蛊惑人的魔术的残余而已”。用穆勒的话来说，则“恰似相信地球是扁平的那种迷信一样。”
人们只能猜测其中原因。孟德尔是天主教徒，纳粹党人又错误地用他的观点来证明雅利安人是优秀民族的理论，不过这可能是无足轻重的因素。更重要的因素是，李森科为抛弃资本主义敌人的“外国”科学和赞扬纯粹的俄国“科学”开创了一个方便的途径。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苏联领导人怀疑孟德尔的理论，因为对他们来说，它太深奥难懂了。也许他们觉得，只要实际结果可以使粮食增产，那么就应当把一种较简单的理论教给苏联农民。确实，俄国农业相当落后，只要进行简单的杂交，辅之以初步的选种工作和改进耕作方法，就会取得又多又快的进步。只要李森科坚持埋头搞杂交，他就很可能培育出有用的变种。他的成就虽然是用米丘林学说的词句来加以解释的，但实际起作用的是孟德尔的定律。
也许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前所述，拉马克主义完全适合人们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心理。而按照孟德尔的理论，进化是以偶然的、无目的的变异来进行的一个缓慢过程。总的结果是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并不能感觉到本身的改进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李森科主义则提出了一种更能马上吸引人的看法。人类变得有适应性了，可以由于新的条件和个人努力而很快发生变化。可以教给俄国儿童，革命已经“破坏”了苏联人民的遗传结构：在新的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将会是一个更好的种族。这样就为一种新型的种族主义提供了基础。
没有比指责孟德尔遗传学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变异说将进化论置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即基因——之上，而且它的各项定律是过去50年来经过认真的实验研究的结果。倒是苏联的观点充满了形而上学。正如穆勒教授所写的，它“包含着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神秘的‘完善原理’，一种在生物基本构成方面的预见力。”人们会想起歌德在植物学方面类似的形而上学观点。这位伟大的德国诗人曾花了几个月时间，长途跋涉于西西里岛，努力寻找一种“原型植物”。他相信所有别的植物都是受环境的影响从这种“理想的”植物蜕变而来的。
实际上，关于孟德尔的争论丝毫不涉及宗教、哲学或政治信仰。有神论者可以认为进化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他也可以把偶然的变异看作是实现上帝的进化计划的方法之一。不管进化的作用过程如何，结果都是一样。为什么上帝不能采用他所希望采用的任何方法呢？偶然变异（环境对其有影响作用）完全可以象任何其他工具一样，被看成是表现神的意志的一种工具，即生命力的表现。在上面的表述中，用“自然”或“辩证唯物主义”来代替上帝，论点仍然不会改变。
同样，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这样的感情，完全可以同孟德尔主义的思想成功地结合起来，就象同已过时的拉马克主义观点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样，事实上远不止这样。穆勒在莫斯科时写了一本书，叫做《走出黑夜》。他在书中指出：一旦一种文化达到了可使其全体公民都享受到同等的环境条件，就有可能运用现代孟德尔主义的方法迅速提高大众的健康和知识水平。苏联人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穆勒现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用赫晋黎的话说，他“也许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有能力，而且无疑也是最全面的遗传学家”。在苏联生物学家看来，他在为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效劳，是世界上走入歧途最远的科学家之一。
当然，关于李森科主义，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一个伟大的文化，竟然使科学真理从属于政治控制。德国把一些发疯的人类学家的理论提高到正式国学的地位，开了这种政策的先例。这些例子和伽利略的发现因与国家的正统学说相违背而被拒绝的情况，原则上并无二致。事实上，苏联的一些孟德尔派学者的“认罪书”中每一句悲痛的话，和伽利略那篇出于一个受到打击，已经精疲力竭，但求免遭一死的人之手的著名的“认罪书”，如出一辙。
李森科主义的崛起给西方世界上了一堂富有戏剧性的实例教学课。幸运的是，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罪过还不是特别严重。诚然，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审判案是乔治·普赖斯观点的一次胜利。诚然，山于各政府机构和大公司的要求，研究工作受到了控制，因为只有这些机构和公司才能给所需要的那些庞大的实验室提供经费。诚然，闭目塞听的政治家们为了确保政府研究项目的安全，并把某些基本的工作方面列入“保密”范围，这些过分的热情已使我们的战争努力和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两个方面都削弱了。
但一般说来，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相比，美国的科学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圣经地带”的原教旨主义者仍旧读着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谴责达尔文的文章，但未发现任何科学权威或卓越人物是原教旨主义者。只有南方儿个州还有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但即使在这些州，高等学校也总是躲开这些法律。上千所大学和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项目中不受限制地发挥着自己的才智。即便是在绝密的战争研究工作中，也决不可能想象：总统或国会会作出一项关于科学理论的决议，凡对此持异议者均将被撤职。
我们希望李森科在俄国的成功，将对今后许多代人起一种告诫作用，让世人记住：如果一些无知的政治领导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裁决科学争论的话，科学将会多么迅速而轻易地遭到破坏。
（附记）李森科后来倒台的经过大致如下：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真理报》发表了李森科对斯大林的“颂扬文章”，其中透露斯大林曾参与准备李森科1948年的著名讲话。
1954年，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以后的儿家官方党报严厉谴责学森科，说他是“科学的垄断者”、“学术界的阴谋家”，压制一切与他相对立的理论，指控他对苏联农业并没有作出实际贡献。
为了挽回威信，李森科作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他戏剧性地宣布苏联农学家捷连季·马尔采夫的一次惊人的农业新发现。事实证明，这项“新”发现与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爱德华·福克纳的两本书《庄稼汉的愚蠢行为》（1943年）和《第二次观察》（1947年）中提出的观点一模一样。根据福克纳十分值得怀疑的文章，用圆盘耙松土以代替用普通的犁翻耕土地，粮食产量会大幅度增加。李森科的这项宣布没有多大效果。在1956年，他辞去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在他辞职前不久。农业科学院下令出版了李森科的老对手瓦维洛夫的著作（瓦维洛夫在李森科取代他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后，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虽然这预示着恢复孟德尔主义，但当时还不大可能这么说。到目前为止，所有对李森科观点的批判，虽然和西方的批判一模一样，但却说他是“歪曲”了米丘林主义！亚伯拉罕·布伦伯格在1954年8月9日《新领袖》周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李森科倒台的文章中曾预言；“如果孟德尔的遗传学能还其本来面目的话，那也将是偷偷地，不事宣扬地，通过恢复米丘林主义本来面目这个后门来进行。”
目前，在苏联生物学中毕竟有一股清新的微风在吹拂。但今后这股风将变强还是变弱，人们还不愿贸然发表意见。
第十三章 仇恨的辩护士 人所共知，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在纳粹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如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反犹太主义的漫长而臭名昭著的历史，可追溯到中世纪初期。把自己的思想渊源同中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法庭联系在一起的新教徒读者会惊奇地发现，在德国第一个有影响而激烈地反对犹太人的是马丁·路德。他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把他们赶出德国。他写道：“城市和乡村都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是个沉重的负担，就象是一种瘟疫、灾祸……。”对于那些拒绝离去的犹太人，他建议，“让年轻力壮的男女犹太人拿起连枷、斧头、锄头……，迫使他们靠汗水糊口，就象压在亚当的子孙们的肩上的重担一样。”他进一步提议，“把他们的教堂和学校付之一炬。……把他们的房屋夷为平地。……让他们象吉普赛人一样住在牛棚马厩里，……生活于痛苦和牢笼之中。”
强烈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再加上那种认为一个优等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的理论，则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它第一次形成理论是在哲学家费希特①1807年的《对德意志人的演讲集》中。说来十分奇怪，最早从人类学的角度为北欧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的贵族约瑟夫·德·戈宾诺伯爵②。他的著作长达4卷，于1853至1855年出版（第1卷于1915年译成英文，书名为《人类种族之不平等》）。戈宾诺对民族主义毫无兴趣。他主要关心的是反对由于法国革命而深入人心的民主概念，为贵族统治的优点进行辩护。他把一大堆人类学的事实和迷信说法混为一体，提出了一个种族等级论，其中北欧日耳曼人（高身材、黄头发、白皮肤、蓝眼睛）为最上等，黑人为最劣等。
戈宾诺的观点极大地鼓舞了作曲家理查·瓦格纳和瓦格纳的女婿豪斯顿·钱伯林。钱伯林原为英国人，但后在德国定居，为日益高涨的德意志人的命运感到鼓舞。1899年，他出版了《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成为关于北欧日耳曼人神话般的历史的第3部巨著，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质上，钱伯林是把戈宾诺的北欧日耳曼人优越论与德国的爱国大义和强烈的反犹太主义结合了起来。
德国种族主义史上第三个显赫人物，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耶拿大学教授汉斯·君特。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他是纳粹在种族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当然，如果认为象君特或诸如路德维希·沃尔特曼和路德维希·舍曼之流的种族主义人类学者应对纳粹的反犹太罪行负责，那将是愚蠢的。反犹太主义在德国人的文化偏执狂中根深蒂固。不过，象君特这样的人所写的书，明显地证明了科学会轻而易举地被强烈的感情偏见所歪曲，而科学家之所以产生这种偏见，并不是由于他研究的题目，而是由于他周围的各种文化势力。
君特承认德国是多种族的国家，但他认为纯北欧日耳曼人所占的比例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大。他在他的著作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解释北欧日尔曼人如何不同于劣等种族的人。例如，他们爱清洁。据君特说，肥皂和发刷都是北欧日耳曼人发明的。他们爱好运动（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一些黑人得奖时，希特勒十分生气，拒绝和他们握手）。他们喜欢蓝色和淡绿色。北欧日耳曼女人长雀斑更显得好看，君特认为这是北欧日耳曼人的一个特征。但是歌唱“深棕色的少女”则大受谴责，因为皮肤黝黑的少女不是北欧日耳曼人。北欧日耳曼人的妇女端庄贤淑。她们在乘坐电车时，总是并拢双腿，这和其他种族的妇女不同。如华莱士·德尔在《希特勒统治下的人民》一书（上面的例子就是从这本书中引来的）中写的：“君特博士……在这个问题（坐电车）上显然花费了不少时间。”
根据君特教授的说法，凡是种族混合体均属劣等。德国的希望就在于避免出现这种混合体，并提高北欧日耳曼血统的纯洁性。不幸的是，正是北欧日耳曼人的美德造成了他们的衰落。例如，他们非常英勇，因此很可能去当兵而成为炮灰。他们敢于冒险，因此便移居他乡。他们注重贞操，因此晚婚节育。他们天真无邪，便容易上当，与具有“魔力”的外族女人结婚。
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日益抬头的反犹太主义达到了顶峰，这当然是由纳粹党的宣传机器竭力鼓动，并由君特和让他一些人类学家提供了“科学”根据的。一个民族如此冷酷无情地、有计划地消灭另一民族，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里只须简略地重述一下现在已尽人皆知的恶梦般的恐怖史实。他们建立了一套等级制度，人们地位的高低取决于犹太血液的多少；严厉而复杂的法律，决定谁能与谁结婚。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发生两性关系，要受到监禁惩罚。法律甚至保护妓女不受犹太主顾的“种族法污”。只有犹太人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商业接触还未被视为“种族耻辱”。跳舞和游戏之类的交往受到阻拦。犹太人吻了雅利安姑娘，即使是姑娘情愿，也要坐牢。有一次，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时宣布，“犹太人吻雅利安姑娘，不仅仅是侮辱了姑娘本人，而且也是侮辱了整个德意志民族。”
举世皆知，最后，犹太人进行职业和经商活动的权利也被剥夺，财产被没收，公民身份被取消。在仇恨达到歇斯底里的顶点时，便出现了集中营、毒气室和震惊世人的虐待狂医学试验。
在这种疯狂行为不断加尉的情况下，德国的伪人类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赫尔曼·高克在他1934年出版的《种族研究的新因素》一书中写道，“非北欧日耳曼人处于北欧日耳曼人和类人猿之间。”再举一个典型的“科学”事实，尤利乌斯·斯特雷彻在1935年的一次讲演中说：“犹太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血液构成完全不同。至今人们还不敢承认这个已由显微镜观察证实的事实。”人们当会记得，斯特雷彻主编的《前锋》是一份专门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淫猥故事的黄色刊物，粗野、下流，鼓吹仇恨。
希特勒所使用的“雅利安”一词，最后失去了一切合理的含义。例如，日本人在成为盟友后，也被宣布为雅利安人。有一个纳粹记者恰好有一位祖母是美国印第安人中的苏人，1938年，经过若干人类学审议，新闻协会规定印第安人中的苏人是正式的雅利安人！但没有查到有关其他印第安部落的规定。
关于纳粹的神话，最突出的文字解释当然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其次使是由纳粹主义头号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为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写的长达700页的著作《二十世纪的神话》。这本书可谓集十足狂人神经错乱特征之大全。正统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被一笔勾销。所谓“神话”，就是德国北欧日耳曼人所自认的种族纯洁，并命定要统治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贴上“雅利安”的标签。一切坏的东西都来源于犹太人、天主教徒、俄国人和正统的新教徒。甚至基督也是一个雅利安人，不过他的观点很快就被犹太人的影响所败坏。这本书毫无价值，问世后并未受到德国著名学者的重视。他们小看了这本书，没有想到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没有一个国家能免除种族主义的毒害，美国也不例外。我们最大的罪愆，当然是对待我国有色民族的态度，这个罪想与种族问题上的伪科学是分不开的。甚至在北方各州，今天一般的白人也许还认为黑人的天赋略低。在南方，则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根据现代人类学的观点，这和认为地球是扁平的观点同样幼稚，只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这种观点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如果黑人的环境与白人一样，他们同样会作出有创造性的、具有才智的成就。已经有人进行了成百上千次认真的有控制的研究，以便找出这两个种族之间在遗传学上的差别，来证实其中一个高于另一个，但都失败了。乔治·萧伯纳恰当地概括了美国的情景，他在《人与超人》中写道，“……目中无人的美国人……迫使黑人给他们擦皮靴，于是，便以黑人与皮靴一样只为理由、证明他们是低劣的。”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当种族观念达到登峰造极之时，曾有许多书籍和小册子证明黑人低劣。然而很难找到一本是由一个专业的人类学家写的书。其中大部分都带有宗教性质，主要是以《圣经》为根据。内容五花八门，但这些拙劣著作的基本主题都是：上帝创造了不同的种族，他不想让他们通婚，黑人是注定做奴仆的一个种族。这个观点遍及整个南方。约翰·卡尔霍恩有一次宣称：“让我看看哪个黑鬼能解决一个欧几里得几何的问题或者分析一个希腊语的动词，我就承认他是个人。”
在今天，看来任何有知识的人都不会再认为黑人是低等种族了，但是，甚至到本世纪初，这种看法在南方仍相当普遍。1867年，巴克纳·佩恩牧师用“艾利尔”的笔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后来扩写为一部较大的著作），书名为《黑人在人种学上的地位》。佩恩的结论是，黑人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动物。而圣路易斯的一位居民查尔斯·卡罗尔则更给这个疯狂理论制定了明确的公式。他写的两本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黑人是野兽》（1900年）和《引诱夏娃的撒旦》（1902年），创了种族文学的记录，恐怕以后再也没人能超过他了。
卡罗尔认为，黑人是作为一种较高级的类人猿，与动物一同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充当亚当及其后裔的仆人，在伊甸园里做体力劳动。他们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有脑子但没有灵魂。引诱夏娃的撒旦，实际上就是一个黑人女仆。该隐从哪里娶到妻子这个古老的问题，获得了巧妙的解决。原来，该隐娶了一个黑人，在历史上开创了人兽混合这个滔天大罪的先例。除白人以外，所有的种族都是亚当世族与黑人动物的混血种。③
这些混血后代有灵魂吗？卡罗尔甚至认为这也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宣称，他们没有灵魂。他写道：“人类不能由黑人这种没有灵魂的生物来传宗接代。因此，所有的混血儿都没有灵魂。”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所取得的辉煌的学术成就以难不倒卡罗尔：他说，“仅凭小仲马有一个好脑子这个事实，决不能证明他有灵魂。”
如果说红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和一切黄种或棕种人后裔都没有灵魂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费力气派传教士向他们传播福音呢？象许多怪诞的学者一样，卡罗尔出人意外地维持了自己论点的一致性，他争辩道：上帝从未想过把福音传播给这些混血种。这样做不过表明现代的教会已变得多么的罪恶深重、腐败堕落和“黑人化”。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以来，人类的几乎所有罪恶的根源，都是由于没有承认除了纯种的白色的亚当后裔以外一切民族都具有兽性。
卡罗尔引用了杰出的人类学家的说法。他复制了脑子的重量表等等，企图为自己的观点提供“科学”证明。在他的前一本书中，有10幅恶意诬蔑黑人的讽刺画，拿它们与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男女白种人的画像相对比。卡罗尔毫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偏见”。他仅仅是一个恭顺地“为上帝工作的人”，进行着“将黑人从现在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处的反常地位上赶走，使之回到猿类中应有的地位。”他把反对他的人说成是“渺小的、心胸狭隘的顽固分于”，对《圣经》和现代科学同样一无所知。
当然，我们希望，今日的南方再没有人相信黑人没有灵魂的说法。但是在一些宗教性的文章中，仍在利用卡罗尔在人类学方面的许多论据来证明黑人低劣。最常见的一个论据是，黑人的脑子平均起来比白人的略小。但是，白人的脑子比爱斯基摩人、波利尼西亚人、美洲印第安人和日本人的脑于都略小，更不要说与非洲的卡菲尔和阿马利萨这两个部落的人的脑子相比了。甚至连尼安德特人的脑子也比现代白人的脑子大。
当然，就人类的智能而言，这种形体方面的人类学变异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数量惊人的所谓科学著作，常被人信以为真，那里尽是这一类的废话。例如，一个颅骨宽大的法国人类学家保罗·布罗卡，在1871年写了5卷书，证明头颅越宽大，脑子就越好，而法国人的头颅是特别宽大的。
在无知的白人中广泛流传着一种民间信仰，据说有色人种比别的种族在构造上更接近了猴子，这是毫无根据的。每一个种族都有某些类似于猿的特征，人们往往容易对到别的种族的这种特征，而不容易看到自己种族的这种特征。黑人嘴唇厚、卷发、身上的毛少，这些都表明，他们比高加索人距离类人猿更远。类人猿就是薄嘴唇、直发、身上毛多。
有一本书着重讲白人长得家黑猩猩。当它于1924年首次问世时，曾在英、美两国风靡一时。这本书的书名是《我们中间的蒙古人》。作者是一位内科医生，名叫弗朗西斯·克鲁克香克。1931年出版的最后一版，共有539页，并附有许多有趣的照片。克鲁克香克争辩说，人类种族主要分为三支；白人、东方人、黑人。白种人拉近于黑猩猩，东方人接近于猩猩，黑人接近于大猩猩。由于各种族间的繁殖，偶然出现了隔代遗传的返祖现象。蒙古人的白痴显现出“猩猩”祖先的特征。畸形小头的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是“黑猩猩”血缘的返祖现象。黑人的呆痴，则是“大猩猩”特征的重新显现。不消说，这些都是再纯不过的伪科学了。
在美国，最能迷惑人的种族主义作家，无疑要数两位律师——麦迪逊·格兰特和洛斯罗普·斯托达德。他们的著作比别人的更接近于纳粹人类学家的作品。二人都接受了北欧日耳曼人优越的神话。他们警告说，与外族混合将使北欧日耳曼人的血统退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君特的一本书中，把格兰特和斯托达德的照片同戈宾诺和钱伯林的照片并列，作为北欧日耳曼人优越论的四大辩护士。格兰特的像是一座青铜半身塑像的照片，也许这是为了掩盖他皮肤是黑色（他并非北欧日耳曼人）这一事实。
格兰特死于1937年，生前是一位纽约的律师、业余动物学家、美国自然博物馆理事。他的两本有关种族问题的主要著作是1916年的《伟大种族之没落》和1933年的《一个大陆的征服》。两书都由著名的生物学家亨利·奥斯本作序。这对于赞扬奥斯本的人来说，总是一件尴尬事。
最足以说明格兰特这两本书特色的是这样的说法：即这两本书是对刻在自由女神像碑座上那几行诗句的最有力的抨击。这几行诗句是：
交给我吧！把你们那些筋疲力尽、一贫如洗，
困居在一起的渴望自由的人们，
你们拥挤的海岸倾倒出来的可怜的废物，
交给我吧！把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④。
格兰特认为，美国最早的居民是纯血统的北欧日耳曼新教徒（艾里斯，赫德利卡在1925年发表的论文《古老的美洲人》中曾对此说提出疑问）。格兰特接着说：不幸的是，这个本来能使美洲发展到顶峰的优秀种族，很快就被潮涌般移来的“异族”所“败坏”。结果我们变成了一个混合的民族，就象罗马帝国衰亡前存在的那种“种族混乱”一样。幸运的是我们还有百分之七十的北欧日耳曼人和百分之八十的新教徒。格兰特写道：只要我们能够制止这种“异族侵略”，我们仍然可以朝气蓬勃地成长，并实现我们的命运。
格兰特认为，一切种族间的繁殖都是坏事。他说，“必须牢记，作为高等种族特点的特化现象，相对来讲是最近的发展，是相当不稳定的，而且一旦与一般的或原始的特点混合起来，就会趋向于消失。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两个种族混合的结果，从长远看，会使一个种族倒退到更原始、更一般、更低等的类型。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是黑人；白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儿是印度人，三个欧洲种族中的任何一个与犹太人的混血儿是犹太人。”
上述说法当然丝毫没有科学根据。它们属于民间信仰，完全是一种神话，就象下面这种迷信一样：一对白人夫妇，如果其中一个有一点黑人血统的话，他们就会生出一个“黑孩子”来。
黑人处于种族等级中最低的一等，这在格兰特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写道：“……确实有证据表明，有色人种的知识和能力与他们的白人血统的成份完全成正比。……”甚至那些“流着”足够的白人血液的黑白混血儿，仍具“理智和感情上的特点”，这些特点“也许会不知不觉地使他们退回到他们的黑人祖先那里，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使他们成为白种人”。
格兰特说，“南方人懂得如何恩威并施地对待黑人；而只要黑人保持与白人的正当关系，人们也会喜欢他们呆在南方。……”格兰特解决“黑人问题”的办法是，各州制定严格的法律，，禁止互相通婚（顺便说一下，现在已有3O个州制定了这种法律，其中有许多还禁止白人与蒙古种人结婚），尽一切可能防止社会融合；最后，教给黑人节制生育，让他们不冉繁殖得I如此之快。
另一位美国律师洛斯罗普·斯托达德（曾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观点与格兰特大部分相同。他最著名的著作《潮涌般发展的有色人种》于1902年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正如书名所表明的，有色人种（黑、黄、棕、红）就象巨大的浪潮不断上涨一样，简直要把优秀的白种人吞没。斯托达德写道，白种人就象克努特国王⑤一样，“坐在涨潮的沙滩上，命令浪潮停息。如果他能湿着鞋跑掉，就算是幸运。”
根据斯托达德的说法，种族就是一种文化的“灵魂”。文明仅仅是躯体。他说：“如果丧失了灵魂，躯体也就衰亡了。……”是什么促使种族的灵魂丧失呢？是杂交繁殖。所有的种族混合都是坏事，特别是劣等种族卷入的话就更坏。斯托达德争论道：种族愈原始，其基因愈占优势。“这就是与黑人通婚毫无例外都会招致致命后果的原因。”
他继续写道：“如果则在的趋势不改变，我们白人最终都将遭到厄运。……而那将意味着，显然被赋予最伟大创造力的种族，在过去已取得很大成就、而将来也最有前途的种族，就会消亡。随之而被带入坟墓的，是人类最崇高的希望赖以实现的那些潜在的力量。几百万年来人类的进化就会付之东流，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人类，就会永远实现不了天赋的命运。”
那些自认为本种族比一切其他种族优越的人们，在写文章时竞如此频繁地使用“命运”一词，实在是令人惊讶。斯托达德争辩道，如果美国要实现自己的命运，它必须以某些方式建筑“堤坝”，以便阻挡不断上涨的有色人种的浪潮。而只有当白人具备了一种“真正的种族觉悟”，并且认识到保持优越的遗传血统是头等重要事情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
斯托达德坚持认为：在这种新的看法中，有一个要素是基本的。“这就是血液。这纯净的、产生天才的血液，从古至今通过准确的遗传而流传下来，在某种有利的环境中就会成倍增加，解决我们的各种问题，使我们的命运进入更崇高、更高尚的境界。”
1935年，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了斯托达德就同一问题写的另一本书《有色人种的汹涌浪潮》，“不断上涨的浪潮”，现在已变成了一片“巨澜——旋转翻滚的涡流和汹涌澎湃的浪潮汇成惊涛，互相拍击。”他虽然感到纳粹的新种族理论“很难评价”，但对纳粹人类学家君特的话却很赞赏，并加以引用。1940年，“迪尤尔、斯龙和皮尔斯出版公司”出版的斯托达德最后写成的一本书，描述了他在美国参战前不久德国之行的情况，书名是《走进黑暗之中》。该书虽然温和地批评了希特勒的种族和优生纲领，但给人总的印象是，作者对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的目的，在许多方面抱有同情态度。
斯托达德当然不是什么受到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他和格兰特一样是个律师。他们对所写的主题仅知皮毛。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情况，在下面一些更为幼稚的种族主义著作的作者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查尔斯·古尔德的《美国：一个家族问题》（1920年）；欧内斯特·考克斯的《白人的美国》（1923年）；詹姆斯·塞耶斯的《白种人能继续存在下去吗？》（1929年）；肯塔基州列克星顿一位家财万贯的马场主威廉·斯托克斯的《出生于优等种族的权利》（1917年）；以及这方面的大量英国著作，如詹姆斯·柯尔的《考验我们的时代》（1926年）等。
这些作家中没有一个是“科学家”，这一点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件幸事。它表明，虽然我们的种族感情在普通群众中，特别是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中间，是那样地强烈和普遍，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和纳粹国家还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一位有名望的人类学教授认为种族仇恨是合乎科学的，而且自从1935年以来，各主要出版社实际上已不再出版种族主义的著作。
在美国，最猛烈的反犹太主义宣传总是来自那些不懂科学的人。这种人散布种族谎言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著名的伪书《犹太人会议记录》。这是一本粗制滥造、语无伦次的著作，伪称是犹太人领袖们阴谋控制世界而召开的一系列秘密会议的记录；实际上，它是抄袭了一本法国著作，即1865年出版的莫里斯·若利所写的一本攻击拿破仑三世的书。若利的书与犹太人丝毫无关。然而，尽管这一伪造行为早在1921年就已彻底暴露，但是．无论哪里出现反犹太运动，这本书就会在哪里继续出现。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于1923年出版了这本书，并精心撰写了一篇评论。当时在美国，这本书只是在专门以反犹太人为业的人们中间传阅。
美国人塞缪尔·罗思（纽约市的一个出版半色情书籍的出版商）的一部奇怪的著作，值得简略地提到。这本书的书名是《犹太人必须生存》，副标题是《以色列在文明的一切领域对世界的残害》。此书令人怀疑的特点是，它是由一个美国犹太人写的最激烈的一本反犹著作。书的附录的标题是《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的气味吗？》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罗思于1934年自费出版了此书（他的书全是自费出版的）。它在美国的销售量很小，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纳粹组织予以大量翻印。罗思后来的书《对现代的窥视》（1945年），概述了一个哲学和物理学的新体系。但是，这本书十分晦涩难懂。思想很乱、校对马虎，因而不堪卒读。
如果读者看到竟有人把这样的无稽之谈当成一回事，而不禁对这种愚蠢行为发笑的话，那么就请先回想一下：在种族问题上，荒谬绝伦的迷信行为在美国是多么广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众舆论曾迫使红十字会将血库分开，一个保存白人献的血浆，一个保存黑人献的血浆，虽然血浆是相同的。在南方，每一处饮水喷泉都有两个喷头，一个上面标有“白人用”，另一个标有“有色人用”。这成了可耻的纪念碑，象征着荒唐的种族观是多么根深蒂固。
人们都记得关于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耶稣之所以选择撒玛利亚人作为受人喜爱的真正“邻居”的典型，是因为在古代的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少数民族。如果把“撒玛利亚人”换成“黑人”，你就会开始象基督的听众那样理解这个寓言的意义了。⑥
纳粹分子斯特雷彻曾有一次宣称：“要美，要自然，要象上帝一样。”希特勒的种族政策办公室主任沃尔特·格罗斯博士说：“国家社会主义重新体现了神的意旨，因此是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的。”基督教导人们博爱和同情，而有人竟然把他的名字同种族问题上的伪科学联系到一起。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亵读神明的事，莫过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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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译者
②戈宾诺（Joseph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反动的社会学家仇视人类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
③如果卡罗尔还活着，读一下美国黑人作家J. 罗杰斯的3卷本著作，他该是怎样地发怒啊！罗杰斯的书的书名是《性别与种族》，出版于1941～1944年。罗杰斯为这样一种论点辩护，人类的祖先本来是皮肤颜色较浅的黑人类型。这个族系的一支演化成白人血统，另一支在非洲变成黑人。所有现在的种族，都是这两部分人由于不同程度的混合而派生出来的后裔。罗杰斯不是种族主义者，然而，由于他不相信天赋低劣的说法，所以对有关极端种族主义观点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说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④纽约自由女神像碑座上雕刻的长诗，是犹太女诗人拉查洛斯（1849～1887）所作。——译者
⑤克努特（Canute，约995～1035）， 丹麦、英国和挪威的国王。——译者
⑥《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0章30～36节）中将撒玛利亚人作为乐善好施的人。——译者
第十四章 大西洋岛和莱穆里亚
大多数人类学家和正统的基督教徒一样，都相信人类各个种族来源于一个祖系。果真如此，这一祖系究在何处兴起就成为一个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问题。可以把伪人类学家和宗教偏执狂的离奇答案写成一整卷书。俄国的人种学家最近宣布，人类最初起源于俄国。然而，不少东方的人类学家早就断言起源于东方。地球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未被至少一个作者说成是人类的摇篮。
一个地区越是不可能成为人类的发源地，就越对某种类型的思想家具有吸引力。恐怕没有一个地方比北极更难成为人类的发源地了，但曾任波士顿大学校长达30年之久的卫理公会牧师威廉·沃伦，却坚信北极曾是古代伊甸园的所在地。他所著的《复乐园》（1885年）是一部学术著作，长达500多页。沃伦在书中引用了地质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等科学以及神活，来证明北极的气候一度曾非常温暧宜人。上帝正是在这里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后来，诺亚时代的洪水淹没了伊甸园所在的陆地，并使气候变成现在这样寒冷。
然而，在沃伦著作问世的前三年，在美国已公开提出一个更加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明尼苏达州的改革家伊格内修斯·唐纳利，本书在第三章中曾把他作为维利科夫斯基学说的先驱加以介绍。他的著作《大西洋岛》于1882年由哈泼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后曾风行一时。随后被译成各种主要语言，就在近几年前，还发行了新注解的美国版和英国版。在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中，没有一本比它流行得更广，影响更大。
唐纳利论点的要旨是，圣经上的伊甸园位于一度存在于大西洋的一个广阔的大陆之上。人类正是在那里，在冰河湖之后脱离了野蛮状态，发展了世界上最初的文明。那里曾有高度的文化，信奉拜日教，并拥有先进的科学知识。从大西洋岛出发的殖民者，向四面八方进发。他们是美洲、欧洲和亚洲的第一批居民。大西洋岛的历代国王、王后和英雄们成为古代宗教的男女众神。大约在13000年前，一场火山大爆发震撼了大地，大西洋岛的整个大陆沉入汪洋。诸如诺亚的故事这类有关洪水的传说，就是这场大灾难的记载。
为了支持这些论点，唐纳利列举了一大堆地质学、考古学以及传说中的可疑材料，着重论证古埃及文化和南美洲早期的墨西哥印第安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人们发现这两个地区都有涂尸防腐的知识，都使用一年365日的历法，都建筑金字塔，都流传着有关洪水的神话，等等。为了把地中海世界和南美洲连系起来，唐纳科辩称，人们必须设想，在位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一片大陆上，曾存在过早期的文化。正如一位批评家所指出，在论述这一主题的作家中，能够运用推理把“一个土堆说成是一座大山”的，莫过于唐纳利了。
实际上，唐纳利的这本书不过是现代人挖空心思来证明柏拉图最早记述过的关于大西洋岛的古希腊神话而已。柏拉图把大西洋岛描写成为一种穷奢极欲的野蛮文化，它一度存在于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附近。众神对这个岛上的腐化堕落感到不悦。作为惩罚，他们降下一场大地震，使大西洋岛在一昼夜之间沉入大海。爱伦·坡①在他的《海上城市》一诗中所描述的，也许就是大西洋岛的一座半被淹没的城市。
天堂的亮光照不到下方
这座城长夜茫茫；
但从惊涛海上射来的光
却静静地洒在塔楼上，
洒在穹顶，洒在塔尖，洒在富丽的厅堂上，
洒在神殿，洒向那巴比伦式的宫墙——
中世纪的学者大多承认大西洋岛的存在。那时的著作屡次提到这个地方，但没有给柏拉图的记述增添什么重要的内作。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个神话作了种种的推测；到十九世纪，出现了几本专门叙述这一问题的著作。然而，只有对唐纳利写出了他那本书，这才对柏拉图的传奇故事作了有条理、有学术性并且似乎是科学的辩护。就连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那样的显赫人物，也深为唐纳利的书所打动，他竞要求内阁批准拨款，派遣一艘船前往大西洋去探察那个沉没了的大陆的轮廓。（格莱斯顿本人就有几分伪科学家气味，他曾写过一本关荷马的书，在书中论证说古代希腊人是色盲，因为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书中缺乏表示色彩的词汇。）
自从唐纳利的书出版以来，出现了数目惊人的类似著作，然而没有一本比唐纳利的著作更加别出心裁和雄辩有力了。本世纪内以各种语言出版的关于大西洋岛的著作，保守一些估计也有数千种之多。当然，其中大多数是一此怪人在神志失常的情况下写成的，甚至没有一点儿文学价值，完全不值一提。较为引人人胜的是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者的作品，这些人接触到唯物主义者接触不到的一些秘密材料。在通神论、罗齐克鲁斯派教义②和人相学的信仰者中间，有一些人写了关于大西洋岛的书，他们汲取了那些接受秘传的人所掌握的材料。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作者对大西洋岛的问题有直接的悟力。有几本书，例如1911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出版的约瑟夫·莱斯利所著809页的《沉沦的大西洋岛重现于世》，则完全是凭借通灵术，从死去的大西洋岛人的灵魂那里弄来的材料写成的。这种作家，自然有办法弄到古代大西洋岛的大量内部详情，尽管他们的著作同伪科学之类又非一事，但其中许多书饶有兴味，值得一提。
研究大西洋岛的神秘学者中．神志最清醒的是一位名叫刘易斯·斯彭斯③的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他写了40部关于民间传说的著作，其中有6～7部是有关大西洋岛的。与其他神秘主义者不同，斯彭斯的观点几乎完全以地质学、生物学、神话和考古学作为依据，当然也大量掺入了想象的成分。他认为柏拉图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他认为大西洋岛人是一个混合的种族，脑子颇大，他们迁往欧洲的第一批移民是人类学家称之为克罗马尼翁的种族。斯彭斯在1924年出版的《大西洋岛问题》中写道：“如果允许一个有爱国心的苏格兰人说句大话，那么我可以说，我真诚地相信，苏格兰人在智力和精神上高人一等，苏格兰人的血管中几乎可以肯定流着克罗马尼翁族的血液。……”
10年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彭斯开始热衷于研究他所谓的古代人西洋岛的堕落与现代欧洲的堕落之间相类似的问题。他在1942年出版的《欧洲会步大西洋岛的后尘吗？》一书中论证说，整个欧洲，特别是德国，道德正在严重败坏。正如神秘学的各学科，例如星占学（斯彭斯对此深信不疑）被古代大西洋岛人所败坏一样，纳粹党人也把神秘学的秘术变为魔鬼的“妖术”。斯彭斯对于罗森堡和其他一些德国作家主张北欧日耳曼民族起源于大西洋岛这一观点特别感到恼火，因为证据清楚地表明，盎格鲁撒克逊人才真正是大西洋岛人的后裔。正如大西洋岛人遭到神的惩罚一样，德国也必将遭到一场大灾难——整个欧洲也将如此——除非它悔过自新，回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上来。他问道，“这种惩罚会不会就象降临在大西洋岛居民头上的那种可怕的末日一样呢？这是凡人无法回答的问题。”斯彭斯早期写的一些有关大西洋岛的著作，曾经对德国人关于大西洋岛的种种推测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无法证明，他设想德国可能由于突然被淹没而输掉这场战争这一点，是否引起过纳粹党的重视。1944年问世的斯彭斯的《这场战争的神秘起因》一书。更加洋尽地论述了德国神秘学的邪恶根源和德国即将面临的末日。
通神论者一向认为大西洋岛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在这一神话之外又增添了另一个——莱穆里亚的神话。这一名称最初是由一位十九世纪动物学家提出来的，用以命名他认为肯定曾在印度洋上存在过的一个地块。这就能够说明狐猴④的地理分布状况。通神论的权威人土布拉瓦茨基夫人采纳了这一名称，并较为详尽地叙述了“第三祖系种族”，她相信这一种族曾在莱穆里亚繁孳。
根据布拉瓦茨基的说法，地球上至今已出现过5个祖系种族，而且将来还要出现两个。每个祖系种族有7个“子族”，而每个子族又有7个“支族”（通神论者认为7是一个神秘的数字）。第一祖系种族曾居住于北极附近的某处，是“火雾”人，他们飘渺而不可见。第二祖系种族曾定居于亚洲北部，他们的身体呈星状，隐约可见。最初，他们通过分裂来繁殖，但这种方式经过在个体内并存两性器官的阶段后，终于进化到性交配生殖。第三祖系种族曾住在莱穆里亚。他们有肉体，是象类人猿一样的巨人，逐渐发展成为类似现代人的形状。莱穆里亚在一场大灾变中沉入海底，但在此之前有一个子族已移居于大西洋岛，在那里成为第四祖系种族。
第五祖系种族是雅利安人，他们起源于大西洋岛人的第五子族。根据通神论者的说法，现在正从雅和安人的第六子族逐渐演变出第六祖系种族。这一过程正在加利福尼亚南部发生，用安妮·贝赞特的话来说，那里的“气候最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伊甸园”。最终，美洲大陆将会沉沦，而莱穆里亚将从太平洋中升起，成为第六祖系种族的家园。第七祖系种族（从第六祖系种族的第七子族发展而来）兴起和衰落后，地球上的循环将告结束，而将在水星上开始新的循环。
后来的神秘学学者接受了布拉瓦茨基、贝赞特和其他早期通神论领袖们提供的这些线索，并以迷人的细节加以扩充。斯科特—埃利奥特的一部通神论著作《大西洋岛的故事》（1914年）提供了关于在大西洋岛上相继出现的7个子族的最丰富的材料。来源于莱穆里亚的第一个子族是耳莫赫尔人。他们身高10至12英尺，皮肤呈褐黑色。第二个子族特拉瓦特利人的皮肤呈黄铜色，有崇拜祖先的习俗。然后是托尔特克人，他们拥有大西洋岛时期最高的文化，持续了约1万年。他们身材高大，皮肤呈更深的黄铜色，相貌有如希腊人。他们的科学非常先进，拥有托尔特克飞船，利用现今人们还不知道的一种宇宙力航行。有时候托尔特克人喝动物的生血（安妮·贝赞特早先曾写道：托尔特克人身高27英尺，他们的身体非常坚实，以致“我们现有的刀子不能割破他们的肌肉，就象不能切割岩石一样”）。
在托尔特克人之后出现了都兰人，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者，但却是伟大的殖民者。此后出现了闪米特人，他们有高度发展的理智和内在的良知。他们是一个狂暴和不满足的种族，经常和邻人交战。第六个子族阿卡德人是最早的立法者。最后出现了蒙古人，他们移居到亚洲，是在大西洋岛外发展自己文化的第一代人。
人相学是战后德国发展最快的迷信。人相学协会的创始一人、已故的鲁道夫·斯坦纳全盘接受了斯科特—埃利奥特的学说，然后根据他声称不允许公开发表的资料，增添了他自己的一些细节。在他的《大西洋岛和莱穆里亚》（1913年）一书中，他说莱穆里亚人不能够进行思考或计算，主要依靠本能生活。他们没有语言，但通过心灵感应来相互沟通。他们住在洞穴中，具有很强的意志力，这使他们能够举起极大的重量。当时的大气比现在稠密，水有更大的流动性，地球处于尚未形成固体的粘性状态。
英国人詹姆斯·丘奇沃德上校是关于莱穆里亚，或他称之为“穆”的最坚持不懈的宣传者，他曾在印度的孟加拉枪骑兵团中服役过。在担任救荒工作的青年官员时，他和印度的一所寺院学校的僧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这位上校说，这个僧人允许他看一批用古代“穆”文写成的书板。在这个僧人的帮助下，这批书板终于被译解出来。丘奇沃德作为退役军官居住在纽约州芒特弗农。他在70岁时根据寺院的那些书板，开始写作关于“穆”的一系列著作。1926年出版了《消失的大陆“穆”》，随后又发表了《“穆”的子孙》（1931年）、《“穆”的神符》（1933年）和《“穆”大陆上所教授的宇宙力》（1934年）。这位上校于1936年去世，终年86岁。
根据丘奇沃德的意见，“穆”就是两亿年前创造出人类的那个伊甸园。那是一种特殊的人，而不是进化的产物。莱穆里亚人的文明达到高度发展，他们的科学远远超过我们的水平。他们的成就包括：掌握了能够抵消地心引力的“宇宙力”，这个事实一定会引起巴布森重力研究基金会的兴趣。这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时所使用的是同一种力。事实上，耶稣是从印度和西藏的圣人那里学习了“穆”的圣教，因此他的教诲都来源于“穆”。约12000年前，在赤道附进的一条地下天然气带发生爆炸。由此而引起的大震动，使整个“穆”大陆沉入海底，它的6400万居民也同时灭亡。太平洋诸岛是“那块大陆的可悲的残迹”。正是同样的水灾后来吞没了大西洋岛大陆。
丘奇沃德全盘接受了神秘学的全部衣钵。灵魂转生说、传心术、灵魂摄影术、灵体说，等等。他的有关“穆”的一部著作的结尾叙述了一位印度高僧，也就是那位给他看“穆”文书板的印度僧人，如何使他进入恍惚状态，然后他们两人看见了自己前世化身的情景。印度高僧不断呼唤丘奇沃德，称他为“我的儿子”。在这次返回前世的情景中，作者看到自己是一名阵亡的士兵，高僧在他身旁哭泣并呼喊，“我的独生子战死在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