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随着银行越来越不愿意彼此贷款，信贷市场一直在残酷地收紧。一个反映银行之间信心程度的关键指标LIBOR-OIS息差（衡量的是银行间资金拆借的利率水平）开始急剧放大。传统上，这个数字应该维持在10个基点左右，也就是01个百分点。但LIBOR-OIS息差在8月9日一跃升至40个基点，9月中旬时更是攀升到了954个基点之高，直到10月31日才收缩到了略低于43个基点的水平。此后，由于预料到各大银行将在巨额亏损之下被迫抛售资产来改善流动性，市场再度急剧收紧。到11月末，LIBOR-OIS息差已经突破了100个基点。
面对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美联储在11月15日向银行系统注入了4725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这是美联储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笔类似注资。在12月，美联储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超常措施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12月11日，美联储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分别降至475%和425%。12日，美联储宣布已经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了2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swaplines），目的是提高海外信贷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次日，美联储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TermAuctionFacility，TAF），旨在以各种各样的抵押品为担保向存款机构提供28日至84日之间的短期贷款。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类似计划联合启动的TAF是为了给银行提供除美联储贴现窗口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因为贴现窗口的使用一直带有一些不光彩的烙印：银行担心，如果它们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它们的债主和客户就会认为它们碰到了麻烦。
2007年12月17日的首个TAF拍掉了200亿美元的28日贷款；3天之后的第二个TAF又提供了200亿美元的35日贷款。银行对这些资金趋之若鹜，美联储在12月21日表示，只要有必要，拍卖就将继续下去。
但是，这些对金融系统有帮助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整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当白宫在感恩节之后第一次开始考虑税收刺激计划，我是反对这一想法的。对我来说，这样的刺激计划就如同往天空中撒钱，是一种漫无目的而又目光短浅的做法。但到2007年1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经济很明显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7）
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善于与人沟通，判断时局。在与各方企业高管交谈过之后，我意识到金融服务上的问题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中。12月中旬，我从中国返回后就开始游历全美，力促建立希望联盟。我与地方官员、大小企业交流，也访问了那些丧失房屋赎回权的重灾区，包括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和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我在旅途之中给乔希·博尔滕打电话，请他告诉总统，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显著衰退。很明显，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为了经济原因——也为了政治原因。
2008年1月2日，我见到了总统，他让我去征寻国会、投资者和企业领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在他从8天的海外之旅归来之后作出决策。我与总统已经沟通过多次，明白他想迅速行动起来，而且要两党团结行动，只要我们的计划能立即见效——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总统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只想尽快见到成效。
在1月中上旬，我给国会山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打了很多电话，一遍遍地解释说，为了制订一个及时、临时性、简单但却分量足够大的计划，两党方面均需作出妥协。我强调说，这次立法不应被用于推进任何一个党派的长远政策目标。共和党人可以勉强接受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只要我们不去添加诸如提高失业保险这一类的条件，但民主党领袖们却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失业保险和食物券这一类的传统方法来满足我们必须满足的那些需求。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很渴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会去控制她的阵营中的那些最自由主义的成员。
1月18日，星期五，布什总统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1%，或者说1500亿美元左右，目的是用一次性的退税和旨在鼓励企业购买设备的减税政策来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为了声援总统的决定，我一整天都在接受采访。我知道，那个周末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将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与立法者们的谈判上。
下一周的星期二，我前往南希·佩洛西的会议室会见了这位众议长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滕尼·霍耶（StenyHoyer）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伯纳。里德和麦康奈尔同意让众议院主导经济刺激计划，佩洛西也非常积极——在众议长的位子上度过了碌碌无为的第一个年头之后，她很明显渴望实现一个两党的共同成就。她放弃了对失业和食物福利的要求，换取了几乎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缴纳所得税）都能享受到的退税政策。
每况愈下的金融市场和日益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美联储在1月22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75个基点，降至35%，这是非常罕见的举动，因为这发生在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例行会议的间歇期中。（在1月30日的例行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再度决定降息50个基点。）
1月24日，就在我首次前往国会山斡旋仅仅两天之后，佩洛西、伯纳和我宣布了我们的初步协议：施行15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其中以针对约117亿个美国家庭的1000亿美元退税计划为核心。以收入水平为依据，这一计划将让特定家庭获益1200美元之多，外加对每一个孩子的300美元的补助。
由于这一计划是两党妥协的结果，我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几个我不喜欢的条件，包括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在高成本地区的贷款额上限从417000美元提高到729750美元。但是，这一刺激计划仍不啻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和立法成就，在提案以惊人的速度在两星期内通过了参众两院的表决之后，布什总统在2月13日即签署生效。国税局和财政部的金融管理服务局（FinancialManagementService）也完成了起初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它们在7月份之前就处理完了所有的退税支票。在一个无比紧张的税季中，有些支票在4月末便早早发出。
我希望这一刺激计划能解决许多经济问题。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场V字型的衰退，美国经济应该能在2008年中期见底。
市场的困境明显是全球性的。在七国集团（G-7）的秋季华盛顿会议上，我开始对欧洲银行的状况提出质疑；它们使用的是一种比美国银行更为宽松的会计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掩盖缺点的方法。2008年1月，包括国际事务代理副部长克莱·洛厄里在内的一组财政部官员前往欧洲考察了欧洲金融部门的情况。在访问了包括英国、法国、瑞士和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之后，他们发现财政部的怀疑是正确的：欧洲银行的状况并不像官员们所宣称的那样好。
2月17日，就在布什总统签署经济刺激法案几天之后，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泰尔·达林宣布英国政府将把北岩银行国有化。信贷危机已经将这个大型房贷机构推向了破产边缘。
在美国，市场仍在持续下滑，深受油价、弱势美元和信贷紧缩之苦。在3月3日至3月7日的那个星期，道指下挫了近乎373点，报收11894点——远低于上一年10月份时的14000点。那个星期四，我前往加利福尼亚出席了旧金山湾区的一系列活动，包括3月7日在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院（StanfordInstitute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的一次讲话。我的讲话以美国房市状况为主题，我也解释了我们通过希望联盟和快捷贷款重组所作出的努力。我指出，超过100万笔住宅抵押贷款已经完成重组，其中有68万笔是次级贷款。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有人问我是否会考虑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进行担保。我回避了这个问题，简单地回答说这两个机构需要改革，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者。
现场观众中包括前任财政部长劳瑞·萨默斯，在我讲话之前，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关注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说。在根据公开数据作了一些研究之后，他开始相信这两家公司可能需要巨额的资本。“它们就是两枚定时炸弹。”他说。
尽管我对“两房”的担忧与劳瑞不谋而合，但在我看来，一个更为直接的问题是那些债券保险公司。它们已经成了信贷危机旋涡中的最新一个受到伤害的金融领域，而它们的麻烦会危及各种各样的债务类产品。
第四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 一个时代的终结（8）
惠誉公司已经在1月份将第二大债券保险商安巴克金融集团（AmbacFinancialGroup）的评级下调到了AA级。这一举动令市场开始担心其他评级机构也会效而仿之，导致其他债券保险公司丧失它们的高评级。这意味着它们所承保的票据也面临着被降级的命运，包括地方政府所发行的低风险财政债券。一旦发债成本提高，美国的城市就可能被迫削减服务，推迟必要的民生工程。
债券保险公司的麻烦还扩散到了另一个市场中——那就是拍卖利率债券（auctionratenotes），这是一种长期性、可变利率的证券，利率通过定期性的拍卖来决定。这个市场规模可观，略高于3000亿美元，主要由市政和其他公共部门用于发行债务，或是由封闭式共同基金用于发行优先股。
绝大多数拍卖利率债券都会采用债券保险或其他形式的信用增级措施。但随着债券保险公司碰到麻烦，投资者纷纷逃离了拍卖利率市场，导致这个市场在2月份彻底冻结，因为有数百笔拍卖因缺乏买家而流拍。通常来说，出售这类证券的经纪公司会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入市买入，但现在它们自己也麻烦缠身，没有心思再去做市。
尽管债券保险公司并没有联邦级的监管单位，但大多数大型的债券保险公司都在纽约州保险业主管埃里克·迪纳罗（EricDinallo）的管辖之下。他已经开始设计救援计划，我要求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Spitzer）也参与了进来，2月14日，他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前就债券保险公司的问题作了证。
我在斯皮策州长担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他在2月19日和20日给我打了电话，讨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3月8日，我在于华盛顿特区万丽酒店（RenaissanceWashingtonDCHotel）举行的烧烤俱乐部（GridironClub）年度晚宴上见到了他。
这一首都政界精英的盛会吸引了大约600人，包括国务卿康蒂·赖斯和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布什总统穿上了他的白色蝴蝶结燕尾服，戴了一顶牛仔帽，还献唱了一曲以纪念他总统任期之内的最后一次烧烤俱乐部晚宴。
埃利奥特走过来与温迪和我交谈，我们也很高兴有机会与他聊天。温迪是在她的环保活动中认识他的。他很友好，悠闲自得，当他与我谈起债券保险公司的事并为了鲍勃·斯蒂尔的帮助而向我致谢时，他的样子看起来棒极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斯皮策当时一定已经知道他的名字将在几天之后出现在淫媒集团的客户名单上，他的事业也将走到尽头。但在那个晚上，他潇洒得似乎无所牵挂。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1）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对于3月13日那个星期四的早晨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那次演讲，我其实并不期待。
我的目的是公布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对金融危机的一项研究成果，并就房贷的产生和证券化、信用评级机构和诸如信用违约掉期之类的场外衍生品等各个领域提出政策建议。我们自2007年8月份以来一直在与巴塞尔的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StabilityForum）紧密合作，认真地研究这些问题。金融稳定论坛计划在4月份即将召开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公布它的对策。
但演讲的时机实在是糟糕。在眼前的危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妄谈防范未来危机的措施，似乎为时尚早。尽管我很想取消那次演讲，但我担心一旦演讲取消，市场将会嗅到血腥味道。
那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匆匆完成了我的简评，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星期。市场状况急转直下，不断下跌的房价继续拖累着房贷类证券的价值，引发了更多的损失和大范围的保证金短缺。金融股一蹶不振，CDS息差（也就是防范投资银行的债券发生违约和降级事件的保险成本）创下了新高。银行不愿彼此拆借。在上一个周末，巴塞尔刚刚举行了一次银行业大会，蒂姆·盖特纳告诉我，欧洲的官员们都担心危机正在加剧。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印证了我从许多欧洲银行家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压力最大的公司是贝尔斯登。从3月3日那个星期一到3月10日的下一个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从7732美元下跌至623美元，而它的每1000万美元债券的保险成本则从316000美元飙升到619000美元，几乎翻倍。其他投资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同一时期内，同样重仓持有住宅抵押贷款和不动产的倒数第二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目睹它的债券的CDS价格从228000美元上升到了398000美元。就在一年以前，这两家投行的CDS价格还只是现在的一个零头——大约35000美元。
在我发表讲话之前的那个星期二，美联储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y，TSLF）。根据这一计划，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和3A级房贷支持证券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之多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继而可以以这些国债为担保进行融资。至关重要的是，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1天延长到了28天，而且这一工具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银行，而是向所有的政府债券一级经销商开放——包括承销财政债券的大投资银行。
我对美联储的决策感到欣慰，因为这将使银行和投行得以依靠原本没人愿意购买的证券借到钱。我也希望这一大胆的举措能够使市场平静下来。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市场草木皆兵的恐慌情绪下，有些人反而认定这一举动验证了他们最大的担心：形势一定已经变得非常严峻，才让美联储被迫使出了这样史无前例的手段。
星期四，爆出嫖娼丑闻的埃利奥特·斯皮策在经历了两天两夜的新闻轰炸之后，宣布辞去纽约州州长一职，这让大多数美国人的注意力暂时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我知道华尔街的很多人都对斯皮策的下场拍手相庆，但我只有一种震惊和悲哀的感觉。不久之前烧烤晚宴上的那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斯皮策似乎已经成了永远的过去。
我公务缠身，无暇细想斯皮策的不幸。我不仅要准备我自己的讲话，还要帮布什总统准备他的一次演讲。他的演讲安排在星期五，地点是纽约的经济俱乐部（EconomicClub）。总统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政府的坚定决心，提振国人的信心。对于讲话的内容，我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成了一致，除了一个关键点——我建议他不要说出我们“不会去救援谁”这样的字眼。
总统说，“我们确实不会去救援谁，不是吗？”
我告诉他我也认为不会，而且救援行动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但我补充说：“总统先生，问题在于整个系统太过脆弱，假如某个金融机构面临绝境，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被迫做些什么。”
***
星期四那天，当我于上午10点钟站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讲台上时，我心中非常明白，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在过度的杠杆和房市风暴的侵蚀之下已经无力再经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面对满满一屋子不知疲倦的记者，我解释了危机的起因。我们都知道直接的导火索是低质量的次级贷款，但我指出，对于蔓延整个企业界和消费信贷市场的标准退化的现象来说，次贷仅仅是冰山的一角。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充裕的流动性致使投资者们开始盲目追求高收益，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都对各种各样的风险视若无睹。
对于如何更好地管理风险并抑制过度的复杂性，我们给出了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我们呼吁联邦和州政府当局加强对房贷机构的监管，包括对房贷经纪商制定全国性的行业准入标准。我们还建议改革信用评级程序，特别是对结构性产品的信用评级。我们呼吁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行者们就他们对背后的支持资产所作的尽职调查作出更为详细的披露。我们还建议对场外衍生品市场作出一系列的全面改善。
我结束演讲之后便匆匆赶回了财政部大楼。我刚刚踏进办公室，鲍勃·斯蒂尔便冲了进来。鲍勃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专业典范，几乎永远都是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但那一天，他的表情异常冷峻。
“我今天上午跟罗德金·科恩谈过，”他说。罗德金·科恩就是贝尔斯登的法律顾问，一个杰出的银行业律师。“贝尔斯登有流动性问题。我们正试着了解更多的情况。”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2）
没等鲍勃说完，我就知道贝尔斯登已经必死无疑。一旦流动性问题传了出去，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撤走资金，融资源泉就会瞬间蒸发。我在华尔街的多年经验已经让我领悟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金融机构要死的时候，它们会死得非常快。
“一切将在几天内结束。”我说。
我强力克制着惊惧，打起精神。不管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
***
危机看似是在一夜之间降临的，但贝尔斯登的困境却并不是什么意外。它是五大投资银行中最小的一个，排在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之后。尽管贝尔斯登并没有像其他几个竞争者那样公布巨额的亏损，但它所持有的大量债券和住宅抵押贷款令它异常脆弱。早在上一个夏天，贝尔斯登便被迫关闭了两个大量投资于担保债务凭证的对冲基金，成为金融危机最早的征兆之一。自那以来，贝尔斯登更是每况愈下。
尽管如此，我也知道贝尔斯登是一家争强好胜、特立独行的公司：1998年时，华尔街上唯有它拒绝帮助拯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贝尔斯登的人都是生存专家。他们似乎永远都有办法摆脱麻烦。
在此前的几个月里，我和鲍勃·斯蒂尔一直在敦促贝尔斯登以及其他许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融资来改善流动性状况。包括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在内，有些银行已经从外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之类的外部投资者那里融到了数十亿美元。贝尔斯登也与几个投资者谈过，但最终仅仅与中国的中信证券达成了双方相互投资10亿美元的协议。这一交易并不能满足贝尔斯登之需，而且不管怎么说，交易还没有完成。
在市场压力之下，投资银行比商业银行更加脆弱。在美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区别。但1929年的大崩盘改变了这一点。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通过控制投机行为和利益冲突来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案》禁止储蓄机构从事当时被视做高风险业务的证券承销业务。此后的许多年中，更为保守的商业银行做的是储蓄和贷款业务，而更具冒险性的投资银行以证券的承销、销售和交易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的界限逐渐模糊，直到国会于1999年重新允许两者自由涉猎对方的业务。一股并购浪潮由此掀起，在2008年抢尽镜头的这些巨型的金融服务企业随之诞生。
但监管并没有跟上时事变化的步伐。监管主体太过分散，而且缺乏足够的实力和权力。这正是财政部力求设计一个新的监管结构的原因之一。
商业银行的安全保障要强于投资银行：当碰到了麻烦，商业银行可以求助于联邦储备系统，也就是它们的最后贷款人。即使这不成功，政府也可能介入，接管银行，把它置于破产管理之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可以掌握银行资产的控制权，承担银行的债务，循序渐进地停业清算或将银行卖掉，保护整个金融系统。
相比之下，尽管杠杆水平极高的投资银行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而且遵循着比商业银行更为严格的会计标准，但政府在一家投资银行要倒闭的时候却无能为力——即使这样的倒闭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美联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让投资银行借以融资，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不是个贷款机构，无法激发市场的信心。在大型、全球型、盘根错节的金融机构大行其道的当今世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某一家投资银行的倒闭就可能引发一场惊天浩劫。
***
那个星期四的上午，鲍勃·斯蒂尔刚刚离开我的办公室，我便急风骤雨般地打了很多个电话，第一个便打往了白宫。接下来我打给了正焦虑万分的蒂姆·盖特纳，他保证会密切关注贝尔斯登的状况。他问我是否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谈过。
我联系到了身在亚特兰大的考克斯。尽管贝尔斯登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光彩，考克斯依然认为它是一家好公司，可以成为一个绝佳的收购目标，而且应该能在30天之内找到买家。他已经与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谈过，施瓦茨表示他还拥有许多无负担的抵押品——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提供抵押贷款的人。
布什总统很快就打来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贝尔斯登的现状，也分析了贝尔斯登的覆灭可能给市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后果。总统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问我是否能为这家倒霉的公司找到一个买家。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我们正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
“这回要来真的了，”我总结说，“我们有可能看到一家公司倒闭。我们必须拼尽全力了。”
那天下午，斯蒂尔找到了我，商议之后，我们都认为他应该飞去纽约参加他女儿的21岁生日晚宴。他在纽约也可以工作，而且，纽约也有可能会需要他。事实证明，他前往纽约真是一件意外的幸事。他在下午6点左右抵达，立刻就接到了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贝尔斯登官员的无数电话，以至于他在威斯切斯特县机场（WestchesterCountyAirport）的一间会议室里打了足足两个小时的电话。他差一点连女儿生日晚宴的饭后甜点都没有赶上。
当我回到家中，我心中充满了不祥之感。那是星期四的晚上，所以最新一期的《体育画报》已经送到。温迪总是把这本杂志为我留在床头，就在我翻着画报，试图放松一下的时候，电话响了，是鲍勃从威斯切斯特机场打来的。他告诉我，形势危急，我需要于当晚8点左右与本·伯南克、克里斯·考克斯、蒂姆·盖特纳和他们的下属要员开一个电话会议。
对贝尔斯登来说，那是险恶的一天。他们的贷款人和机构经纪业务客户正在飞快地逃离，以至于公司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坦言，如果没有解决办法，它只能在次日一早申请破产。我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贝尔斯登的破产可能引发多米诺效应，把其他一些无力偿债的问题银行也拖下水。但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形势万分紧急，但我们却没有一目了然的答案。
我们讨论了采取防御性措施的可能性。美联储正在考虑给市场注入充裕的流动性，或者用蒂姆的话说，“给跑道铺上防火泡沫。”但在局势如此脆弱不堪的情况下，我怀疑贝尔斯登一旦轰然倒下，我们是否还有办法去稳定市场。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3）
我们约定次日一早的第一件事就是再度交换意见。蒂姆说：“我的队伍将通宵工作。”他的人将研究贝尔斯登的倒闭将如何影响金融系统的根基——抵押贷款、衍生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市场，正是这些市场构成了金融市场的那个隐性但却至关重要的“管道系统”。从这一刻开始，直至此后的整个危机过程，美联储（还有财政部）的队伍还将一次次地面临金融系统的生死关头，度过许许多多个不眠之夜。
我也难以入睡。我心急火燎，焦虑不安，辗转反侧。我无法不去联想贝尔斯登倒闭的后果。我担心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担心CDS市场透明度的缺乏，担心那个盘根错节的每天往来数十亿美元的机构拆借网络在恐慌之下是多么容易土崩瓦解。一幕幕可怕的场景在我脑海中闪过。
所有的金融机构都离不开借贷——离不开它们的债权人的责任。如果债权人开始担心一家银行的偿债能力，它们会拒绝贷款，或索求更多的担保品。如果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这样做，金融市场将会瘫痪，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都将没有任何信贷可用。经济活动将会紧缩，甚至崩溃。
近年来，银行的借款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但资本充足率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杠杆水平水涨船高的这些借贷行为有很多是通过回购协议完成的。在回购市场中，银行可以向交易伙伴出售证券以换取现金，并约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以同样的价格将证券买回，并支付这段时间的利息。
许多商业银行持有大量联邦政府承保的零售存款，可以部分上解决它们的融资需求，但投资银行却更加依赖于回购这一类的融资手段。经纪商们也会使用回购协议来融资建立国债、联邦政府机构债、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各类产品的仓位。金融机构既可以相互之间直接安排回购协议，也可以通过第三方媒介，这些媒介扮演的是管理人和借出证券托管人的角色。摩根大通和纽约梅隆银行这两家银行是这种三方回购业务的龙头。
这个市场已经变得无比庞大——单是三方回购市场在巅峰时期就达到了近275万亿美元的规模。大多数资金都是隔夜拆借的。这意味着那些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尽管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无比复杂而且往往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但依靠的却是有可能在一瞬间撤走的资金。
在2007年之前的好时光中，这在大多数银行家的眼中似乎都不是个问题。回购被视为一个安全的市场。从技术上说无非就是证券的买卖交易，与抵押贷款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回购市场一直被视为一个安全的领域，直到形势恶化，市场参与者对担保品或是交易伙伴的可靠性丧失了信心——或是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不管有没有担保，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有可能在第二天就消失的公司做交易。但拒绝与一家公司做生意本身就能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贝尔斯登的失败损害的不仅仅是它的股东和债券持有人。贝尔斯登还有成百上千的交易伙伴——也就是借给它钱或是与它交易股票、债券、抵押贷款或是其他证券的那些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银行、经纪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还是州、城市和大企业的养老基金，它们也有自己的无数交易伙伴。如果贝尔斯登有麻烦，所有这些交易伙伴都将争先恐后地回收它们的贷款或是担保品。为了满足支付要求，首先是贝尔斯登，接下来是其他公司，统统都会被迫在任何可能抛售的市场上抛售任何可能抛售的东西——这会压低资产价格，导致更多损失，引发更多的对补充保证金或担保品的要求。
已经开始从贝尔斯登回撤资金的那些公司只不过是想率先脱身。这也正是最近的那些银行挤兑事件的起因。
投资银行明白，一旦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任何疑问，债主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如此重要的原因。在高盛公司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流动性状况非常关心。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流动性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头现金加上可以迅速变卖的无负担资产”。我们关心的是，在最不利的状况下，有多少钱有可能在一天内消失；如果每一个有权回收资金的人都这么做，我们会短缺多少资金，我们如何才能应对我们的债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纽约银行留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我们永远也不会投出或借出的债券。在我担任高盛CEO的那个时候，单是这样的现金储备就积累了600亿美元。有了这样的缓冲余地，我才能安然入睡。
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了2亿美元左右。它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撤资要求。而且当市场在早晨开盘时，没有一个交易伙伴愿意再借钱给贝尔斯登——而是个个都在撤逃资金。这的确是个坏消息，不仅对贝尔斯登，对每一个与贝尔斯登打交道的机构来说都是如此。
那个晚上我没睡几个小时。此前我从未碰到这样的麻烦，但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就开始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困扰我，特别是在9月之后。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我往往会在晚上9点半或10点钟才精疲力竭地睡下，但几个小时之后便会醒来，就这样若睡若醒地躺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有时候我的思路在这种时候反而最为清晰，偶尔会爬起来写下些什么。等到报纸于早上6点送达，我可能已经起床一两个小时，往往是在电视机前了解海外市场的动向。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星期五一早，就在我刚刚剃完胡须，准备去冲个澡的时候，电话响了。鲍勃·斯蒂尔告诉我，凌晨5点左右有一个电话会议。还穿着睡觉时穿的拳击短裤和T恤衫，我轻轻跑上三楼的书房，以免吵醒温蒂。参加会议的有联储的蒂姆·盖特纳、本·伯南克、凯文·沃什、唐·科恩，财政部的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埃里克·西里（ErikSirri）。一开始我们等了一会儿克里斯·考克斯，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就绪，但由于通信问题，他一直没能上线。贝尔斯登的清算银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也连线了几分钟，他介绍了严峻的形势，强调说贝尔斯登的失败将是市场的灾难，关键就是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
杰米下线之后，蒂姆提出了他和他的团队想出来的一个可以买来时间的新颖方法。美联储可以借钱给摩根大通，然后由摩根大通借钱给贝尔斯登。要想发挥作用，美联储的贷款必须是不可追索的：贷款将以贝尔斯登提供的担保品为支持，但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都没有还款的义务。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只有在贷款足够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安排这样的抵押贷款，也就是说，美联储必须确保它遭受损失的概率小之又小。但问题是，如果这笔贷款因任何原因而无法偿还，致使美联储被迫以低于贷款金额的价格出售担保品，那么美联储确实将遭受损失。这样一笔交易对美联储来说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4）
所以本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只有在财政部提供支持，愿意保护我们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才会这么做。”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财政部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保护美联储不受损失，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回购市场马上就要在早晨7点半左右开盘，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找来一大帮律师讨论任何法律细节。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说，“只要有任何机会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就要抓住它。”
当然，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下线去征求布什总统的意见，确保他同意这一计划。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但这样一来，他也碰到了他的难题。那一天他不仅要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还要接见《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而这家报纸正是以自由市场观点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情绪而著称的。
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正在纽约的斯蒂尔很熟悉贝尔斯登的状况，可以在他抵达之后与他会面。我带着那么一点点黑色幽默再次提醒总统：“总统先生，现在您可以把演讲中的那句‘不会去救援谁’拿掉了。”
总统修改了讲稿，当他飞抵纽约的时候，斯蒂尔已经在华尔街直升机场等着他了。斯蒂尔跳上总统专车，在前往中城区的路上向总统汇报了贝尔斯登的最新情况。
我回到电话会议中，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支持。随后，蒂姆和我又单独谈了一会儿。我们的救援计划推进得太快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没有正式批准贷款，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发布任何声明。但市场即将开盘，我们只能迅速行动。
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贝尔斯登一旦覆灭会怎么样。回想1990年的时候，垃圾债券巨头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Lambert）的覆灭并没有拖垮市场，但那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脆弱，那时候的金融机构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候的交易伙伴也更容易辨识。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市场会去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然后是再下一个，而整个系统都将蒙上巨大的风险。
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我与蒂姆通话不下20多次。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在这场大风暴中，蒂姆给我们带来了敏锐的分析头脑和一种冷静、有条不紊和成竹在胸的感觉。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且颇具幽默感的人。但是，尽管我们要依赖美联储的力量来处理贝尔斯登的问题，蒂姆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领域，也需要依赖我的市场知识和我对华尔街的熟悉。蒂姆知道我对华尔街CEO们的思考方法、优点和弱点一清二楚。我也知道如何与那些董事会和股东打交道。我知道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在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买下一家公司会有多么难，也知道害怕失去自己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1994年在高盛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巨额交易损失导致许多被吓坏的合伙人撤走了他们的资金。
蒂姆已经向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解释过政府的计划，但他担心艾伦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么做的后果。如果没有回报，政府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而在这个计划中，政府的回报就是贝尔斯登的控制权。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汉克，”我记得蒂姆这样说，“你必须清晰有力地向他摊牌。光听我说还不够，他还需要从你嘴里听到这个结果。”
当我联系到艾伦，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不安，但很明显他已经竭尽全力。我很同情他。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受到高度认可的企业顾问，只是被卷进了一种令他也无所适从的可怕境地。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正在与他的董事会开会，那帮董事已经闹翻了天。
“艾伦，”我对他说，“你们现在由政府控制。唯一一个其他选择就是破产。”
“蒂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很紧张，我还以为规则要变了。不用担心。我懂你的意思。”
早上接近9点的时候，摩根大通宣布将与美联储合作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初始期限为28天。但公告中并没有指明贷款的具体金额。
我几乎从来不用讲话稿，写下几个要点和两三段准备使用的关键措辞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是，面对很快就要召开的一个与各大银行CEO的电话会议，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谨慎——我无权命令这些银行家做任何事情。但我也必须阐明，如果他们从贝尔斯登那里抽走资金，这家投行就熬不过星期五那一天。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都负有信托责任，但现在的局势非同寻常，政府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
“你们的监管部门已经协力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求你们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我说，“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个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让贝尔斯登继续经营，继续偿债。”
银行家们围绕联储的紧急支援措施问了大量的问题。蒂姆和我让杰米·戴蒙回答了大部分问题。银行家们都很紧张，但很明显得到了些许安慰，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相信贝尔斯登可以熬过那一天。
一开始，贝尔斯登的股票有所反弹，但没过多久，市场便再度走弱。在那个上午，贝尔斯登的股价狂跌近乎一半，收在30美元以下。整个大盘也急剧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接近300点。那一天，美元也跌到了1欧元兑156美元的新低，金价则飙升到了每盎司1009美元的新高。
即使有摩根大通和美联储作为后盾，贝尔斯登的生存能力依然遭受怀疑。它的客户仍在逃离，令它的资金储备进一步枯竭。我们必须在周日晚之前完成一笔交易，不能等到亚洲市场开盘，否则银行挤兑风潮会波及全球。
当天下午，在一个有关我们的房市计划的会议上，我问尼尔·卡什卡里他周末是否有时间，因为我们在贝尔斯登的问题上可能会需要帮助。尼尔说：“我觉得我去纽约比跟你一起待在华盛顿更有用。”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他动身之前我对他调侃说：“我让你去做的是你完全没有资格去做的事，但我只有你可以用了。”我可以随意这样奚落尼尔，因为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和自信的人。
“谢谢了。”他笑着说。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5）
我在下午4点半给杰米·戴蒙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周末之前完成交易。自信、魅力十足、机智敏锐的杰米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既可以是一位强硬的商人，也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为大局着想而收敛他的竞争本能。他深得董事会的信任，这使他可以快速作出决策并坚持他的决策。他说他的团队会尽可能快地行动，但他也很聪明地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承诺。
布什总统已经完成纽约的演讲返回了华盛顿，要求我们立即向他汇报贝尔斯登的情况。摩根大通打算什么时候买下这家公司？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强调这个周末必须有所进展，不然我们会有大麻烦。
在纽约，蒂姆·盖特纳也忧心日增。在与施瓦茨交谈过之后，他担心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令他的公司危如累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说，施瓦茨仍然抱有一种幻想，满以为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公司。
蒂姆建议我和他再次致电施瓦茨。“我们两人一起找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们于下午6点半左右拨通了施瓦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艾伦问。
“因为你的公司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解释说，“它会烟消云散。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之前还达不成什么交易，你连任何可以用来借款的抵押品都剩不下了。”
在这个艰难的电话之后，蒂姆和我都知道那个晚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约定次日一早再谈。
那天晚上，温迪和我前往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观看了《上帝鸟》（TheLordGodBird），一部有关象牙啄木鸟的精彩的纪录片——由于这种美丽的鸟常常让人发出“上帝！”的感叹，上帝鸟的名字由此而得。换作平常，我一定会乐在其中，但那一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尔斯登的事。每次有某个国家地理协会的朋友向我们走过来，我都对他们恍恍然视若无睹。这令温迪非常不快。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她说，“但这不是对人不礼貌的借口。”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我反驳说。
“你除了一个‘嗨’之外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任何话。”
我向她道了歉，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在又一个辗转不安的夜晚之后，我在星期六早晨醒来，仍然满心焦虑地考虑着如何才能在周末之前为贝尔斯登的困境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接替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个意料之外的电话令我紧张万分。自我加入财政部以来，这是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电话打到我的家中。劳埃德跟我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以一种典型的严谨而又非常全面的方式概括了时局，但我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恐惧。他的结论非常悲观。
市场期待贝尔斯登被拯救。如果到头来没有拯救行动，立刻便会天下大乱，先是从周日晚间的亚洲开始，继而蔓延到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不难想象道指创纪录地狂跌1000点的惨状。
我很快拨通了蒂姆·盖特纳的电话，与他再度讨论了我们当天的计划。我们必须为贝尔斯登找到一个买家，而摩根大通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候选人。我们决定把一整天都用在与杰米·戴蒙和艾伦·施瓦茨的沟通上，力促他们确保自己的董事会积极推进这件事，获得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在周日下午之前完成交易。
在通常情况下，我更愿意选择多个竞标者，至少表面上制造一点竞争的迹象。但我不认为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愿意买下贝尔斯登的人——更别说在36个小时之内就买下了。不过，我们确实考虑了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蒂姆询问了私募股权投资人克里斯·弗劳尔斯，他曾表达过对贝尔斯登的兴趣。我与克里斯已经相识多年。在自立门户之前，他曾在高盛负责金融机构银行业务。但我知道以弗劳尔斯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做这样一笔交易，所以我告诉蒂姆，与弗劳尔斯公司接触是浪费时间。德意志银行北美业务主管塞思·沃（SethWaugh）也曾表达过一些兴趣。我说我会联系德意志银行的CEO乔·阿克曼，但我也指出，根据我在过去7个月中与他的多次交谈，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对贝尔斯登有任何兴趣。乔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出生于瑞士的阿克曼是我所认识的最直率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人，一向善于利用他在对手们身上发现的弱点。当我拨通他的手机，他正走在纽约的麦迪逊大道上。一如既往，他的回答直率到了家。
“买贝尔斯登？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爱做的一件事！”他喊道。他还说他对资助贝尔斯登也没有兴趣。目前为止他的资金状况尚可，而且他一直是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但他已经不能再这么做了。接下来他问我，德意志银行凭什么要跟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做生意。
这不是有竞争精神的话，而是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我对听到这样的悲观论调感到吃惊。我告诉他不必为其他的美国投资银行担心，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贝尔斯登的问题。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6）
尼尔·卡什卡里一遍遍地穿梭于隔街相望的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的办公室之间，随时向我通报摩根大通的尽职调查情况。纽约的团队为了促成这笔交易而独自埋头苦干，我则频繁地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我也不断与业内人士沟通以协调各方的步伐。正出差在外的雷曼兄弟CEO迪克·富尔德从印度的一家机场给我打回了电话。他担心自己的公司也会出问题，问我情况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他返回美国的程度。
“如果是我，现在绝不会待在国外。”我这样对他说。
他问我是否能帮他弄到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力。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再次强调他应该回来。
在整个星期六，每当我和蒂姆与杰米·戴蒙通话，他总是这样对我们说：“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很乐观，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其他选择是一件令人伤透脑筋的事。周六晚，我们终于与杰米有了一次令人振奋的谈话，那时候，他听起来似乎已经决定要买下贝尔斯登——只是在董事会方面还有几件事要解决。
我们放心地让杰米继续与他的董事们沟通。如果有问题，他会在次日一早的第一时间联系蒂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在周日稍晚些时候再谈。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睡了个好觉。
■2008年3月16日，星期天
次日一早，我准备参加几个预订好的电视谈话节目，回答有关这次拯救行动的问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蒂姆。我们两个都没有收到杰米的消息，这是件好事。我在早上7点30分左右动身前往演播室，脑子里默默提醒自己丝毫不要透露整个谈判过程，只是严格地按我精心准备的谈话要点来讲。我首先录制了ABC的《本周》（ThisWeek）节目。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Stephanopoulos）直指公众所关心的问题，问我政府有没有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华尔街。
“我们很清楚道德风险问题，”我说，“我最关心的是我们金融系统的稳定。”
“还有其他情况类似于贝尔斯登的银行吗？”他想知道，“这是否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很有实力，”我强调说，“我们的市场富有生命力，非常灵活。我很有信心我们能够渡过这一难关。”
我的话并不违心。回想起来，尽管我对市场状况有所担心，但我根本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个时候，我还很乐观地认为杰米会出手相助，我们能够解决贝尔斯登的问题并让局势平息下来。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一个接一个地参加那些节目的时候［在《本周》之后，我又接受了CNN的沃尔夫·布利策（WolfBlitzer）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克里斯·华莱士（ChrisWallace）的采访］，局势已经风云突变。尼尔已经致电我的新闻副官布鲁克利·麦克劳克林（BrooklyMcLaughlin），带来了坏消息。陪伴我参加节目的布鲁克利希望我集中精力接受采访，所以直到上午10点之后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出了问题，要我联系尼尔。尼尔说摩根大通不愿意再继续下去。我立刻拨通了蒂姆的电话。
“这对他们来说太仓促了。”蒂姆说。
摩根大通认为贝尔斯登太过庞大，而且特别担心它的房贷类资产。我很失望，但也谈不上震惊。置身一场信贷危机之中，想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让摩根大通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里就买下贝尔斯登，本身就有点不切实际。蒂姆已经劝说过杰米，但无济于事。
我们讨论了一下如何才能给杰米施加一点压力。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最好的方法也许是想办法让摩根大通可以在美联储的某种帮助下购买贝尔斯登。
于是我给杰米打电话，告诉他我们需要他来买下贝尔斯登。他一如既往地坦率，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事。
“有什么变化吗？”我追问道，“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兴趣了？”
“我们认为它规模太大了，而且我们自己的住宅抵押贷款已经够多的了，”杰米，“很抱歉，我们不能这么做。”
“这样的话，我们得想想你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这么做，”我话锋一转，“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个什么办法让美联储来帮助你们完成这笔交易？”
杰米的口气马上就变了。“我去试试看。”他说，并承诺很快就会给我们回电话。
我回电给蒂姆，我们发誓要以最小限度的政府协助为代价让摩根大通买下贝尔斯登。但同时，我们还必须想出个料理后事的办法。
我手拿一本便笺簿和一听健怡可乐，坐在家中起居室的沙发上。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坡下有一条小溪流过。我一边望着门外的那一片在3月时节稀疏而又凄凉的树丛，一边守着电话，不停地与蒂姆和尼尔通话。蒂姆和我需要随时与杰米和其他人确认事态的进展。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交易。
杰米很快就回电说他愿意购买贝尔斯登，但是还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摩根大通不想要贝尔斯登的那些账面高达350亿美元的房贷类资产。问题主要不在质量，而在于规模。摩根大通想保留实力是有原因的，我们知道它还有兴趣购买正苦苦寻求资本支持的华盛顿互助银行。所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没有政府帮助解决房贷资产的问题，摩根大通就不会购买贝尔斯登。
美联储最终决定协助完成这一交易，专门出资设立一个特殊目的公司来持有并管理贝尔斯登的那些摩根大通不想要的资产。美联储对这一特殊目的公司的贷款是不可追索的，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星期五上午的那种两难境地：美联储可能会遭受损失，所以它需要有人保护它免受损失。我让我的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带领我们的法律团队仔细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的权限。美联储则请固定收益投资专家黑岩公司（BlackRock）根据摩根大通的要求审核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根据上周五的收盘价对其估值。
我们一直通过一条公开线路与华盛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摩根大通保持联系。这时候，我拨通了身在摩根大通一间会议室的尼尔，让他走出会议室单独给我打电话。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7）
“尼尔，”我对他说，“你的工作就是保护我们。这帮家伙会想办法把所有乱七八糟的垃圾都倒给我们。你必须确保他们不会得逞。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些什么东西。”
由于美联储只能持有美元资产，选择余地缩小了，当我们计算到了300亿美元左右的范围时，交易的框架已经大致成型。但是，贝尔斯登的股价仍未确定。蒂姆告诉我，摩根大通正在考虑每股4或5美元的报价，但这个价格在我看来过高了，蒂姆也有同感。如果没有政府介入，贝尔斯登看不到生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家公司又怎么能够一边承认没有政府的帮助就会灭亡，另一边却又给它的股东们大发红包？在蒂姆的要求下，我拨通了杰米的电话，他打开了免提扩音。
“我知道你正在考虑每股4到5美元的价格，”我说，“但除了卖掉，这家公司只剩破产这一条路。你怎么能给这么高的价格？”
“我应该给他们的价格是零，但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给的话又怎么能完成一笔交易。”他说。
“当然，你得给他们一点东西才能让他们投票，”我说，“价格至少应该是每股1到2美元。”
我强调，价格问题由摩根大通自己来决定。我无权干涉交易条款。而且我知道，无论我们宣布的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最终的交易价格都很有可能需要提高，因为股东投票这个必需环节是贝尔斯登的一个谈判优势。不过我们最好从稍低一点的价格谈起。
摩根大通决定提出每股2美元的报价。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力争拯救贝尔斯登的同时，我又看到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中所存在的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金融市场的弱点究其根本是来自房市的麻烦，而且房市的麻烦就是问题的核心。《巴伦》（Barrons）杂志上一周的一篇封面故事已经猛烈地抨击了房市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利用一下这次危机呢？蒂姆和我相信，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一些积极的消息有可能对市场有所帮助。我给鲍勃·斯蒂尔打了个电话，让他安排一次与“两房”和它们的监管单位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的电话会议，以便敲定一个我们已经在拟定的协议。正在飞行途中的斯蒂尔联系到了房利美CEO丹·马德、房地美CEO理查德·塞隆和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局长吉姆·洛克哈特，从下午3点钟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长约半小时的电话会议。
房利美和房地美正在根据法院的一纸同意令的要求筹措资金，以暂时性地将资本充足率提高至比联邦法定水平高30%的程度。它们一直急切地想把这一额外负担去除。为了帮助它们筹措到更多的资本（我们认为它们绝对需要更多的资本），斯蒂尔和洛克哈特几个星期来一直在力推一项交易：房利美和房地美每筹措到15~2美元的新资本，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就将对它们的额外资本要求削减1美元。
我们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所以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期盼在贝尔斯登问题上达成一项交易，而且我们希望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一个协议能够帮助市场平静下来。斯蒂尔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我们很快就拟好了一个协议。根据我们的测算，这个协议能让两家公司都融到至少60亿美元，而这又将转化为摇摇欲坠的房贷市场上雪中送炭般的2000亿美元的资金。我们决定尽快公布这一消息。（消息于3月19日公布。）
随即，蒂姆和我又与杰米通了话，在他去董事会寻求批准之前将交易条款讨论了一遍。摩根大通将提出每股2美元的报价，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以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为担保向摩根大通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我们都知道，从交易结构、法律文书一直到房贷资产管理方法的种种环节，这一交易太过复杂，我们不可能赶在亚洲市场开盘之前正式敲定所有的细节。因此，我们不得不宣布一项基于“口头协议”的交易，这样的交易需要的是双方的信任和老练。而唯有与杰米·戴蒙这样一个技艺高超、充满自信而且深得董事会支持的CEO合作，我们才有可能做成这样一件事。
这个短暂的电话于下午3点40分结束，杰米随即下线去联系他的各位董事。
我给总统和乔尔·卡普兰各打了一个电话，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最新进展。
“汉克，”总统问，“你们完成了吗？”
“差不多了，总统先生，”我说，“我们还需要获得双方董事会的批准。”
我解释了那300亿美元的贷款以及联储需要财政部提供保护的要求，又补充说美联储实际上将成为那些住宅抵押贷款的所有者。
“可不可以说我们最后能把钱拿回来？”
“也许可以，但那要视市场状况而定。”
“也就是说我们不敢作出承诺。很多人会不喜欢这一点。你必须说清楚这么做的必要性。”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说。
“你能做到。大家相信你。”
就在我与总统通话的时候，温迪向我做了个手势。她刚刚接了我们的另外一部电话，对我说：“尼尔有要紧事找你。”
结束与总统的通话之后，我接过了尼尔的电话，他将鲍勃·霍伊特的电话也接了进来。
“我们不能那么做。”鲍勃说。他飞快地解释说，根据《反短缺法案》（AntiDeficiencyAct）的要求，财政部的任何支出必须事先经过国会的明确拨款，而我们并没有得到这样一笔拨款。因此，我们无法承诺弥补美联储的损失。
“我的上帝，”我说，“我刚刚对总统说我们已经达成了交易。”
我立刻通知蒂姆说我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第五章 贝尔斯登的困境 贝尔斯登的困境（8）
他又惊又怒。“汉克，你已经作出了承诺。你必须想办法履行你的承诺。”
我回电给霍伊特。“想个办法出来。”我告诉他。
鲍勃是一个优秀的律师和一个有干劲的家伙。在面见我之前，他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检验了几种假象性的、打破常规的理论，而且已经征求了司法部的意见。律师们的结论是，他们想出来的那些办法在国会的听证会面前连三个问题也抵挡不住。
最终，当蒂姆明白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美联储的300亿美元贷款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法律条款：美联储有权在一种“紧急状态”下向外提供贷款——即使是向贝尔斯登这样的一家投资银行贷款，前提是贷款“的安全性达到了令联邦储备银行满意的程度”。在那个下午，黑岩公司的CEO劳瑞·芬克（LarryFink）已经向蒂姆和我保证，他的公司已经对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作了足够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我们出具报告证明美联储的贷款是足够安全的——也就是说，损失的风险微乎其微。因此，美联储真正需要政府提供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保护，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保护。
由于财政部不能向美联储提供正式的损失保护，我们决定由我出面给蒂姆写一封信，对美联储的行动表示赞同和支持。我也会提出，如果美联储确实遭受了损失，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提供给财政部的利润将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承担损失负担的并不是美联储，而是纳税人。
我将这封信称做我们的“所有的钱都是绿色的”之信。如果财政部有这样做的财权，这笔贷款本来应该而且必然会由财政部来提供——而要想让美联储来替财政部做这样一件事，这封信就是一个间接的方法。霍伊特立即就开始起草信件。但现实结果是，我们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还在推敲信的细节。
我们在下午4点钟不到的时候就听到了杰米的回音，得知摩根大通的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一交易。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贝尔斯登方面的消息，我承认我当时非常紧张。刚刚结束与杰米的通话，我已经开始担心贝尔斯登董事会的反应。如果他们决定出难题怎么办？如果他们决定选择破产而不是摩根大通的橄榄枝，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不理性，他们都将占据谈判的优势。尽管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迟迟得不到贝尔斯登的答复仍然让我坐立不安。最终，在下午6点整，贝尔斯登董事会批准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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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于星期日晚上在网上披露了贝尔斯登与摩根大通的交易。摩根大通将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买下贝尔斯登，总投资236亿美元（2007年1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估值曾一度达到200亿美元的高峰）。如果股东投票否决了这一交易，那么新交易方案必须在28天之内提交股东进行再次表决——依此类推，整个程序最长不超过6个月。这种反复投票措施意在让市场放心，即使贝尔斯登的股东否决了每股2美元的价格，交易最终还是会完成。作为交易的一个环节，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向一个名叫MaidenLaneLLC的独立实体提供300亿美元的贷款，由它来购买并管理贝尔斯登的房贷类资产。
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批准了一个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rimaryDealerCreditFacility，PDCF），自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向投资银行开放了贴现窗口。我们在那个周末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举措。我们希望制造一种投资银行已经被置于美联储的保护伞之下的印象，借此让市场安心。
那天晚上，我们又一次召集了与金融业各大CEO的电话会议。杰米·戴蒙的开场白是这样一句话：“你们与贝尔斯登的所有交易头寸现在都归于摩根大通名下。”
这是整个交易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交易最终完成之前，摩根大通将对贝尔斯登的交易账户进行担保——意思就是保证它的每一笔交易的有效性。这种保障正是让市场继续与贝尔斯登做生意的前提条件。
蒂姆随后也发了言，最后由我给大家讲话。我强调美联储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以稳定金融系统，请求他们贡献他们的援助之手和发挥他们的领导力。“你们需要同舟共济，相互支持。”我记得我当时这样说，“我期望你们能够负责任地行事，避免那些可能会损害市场信心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