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是否介意我为你放一盘我的磁带？今天我很幸运，这种幸运或许也属于你，我会给你带来财富。不过，你看起来有点累，”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你应该聚精会神地把它听完。”
“没关系，现在可以。”
“不行，你看起来太累了。我妈妈就住在附近，你是否介意我带你去那，一起喝杯茶？”
“嗯，我必须去电视台。”我一边说，心一边在下沉。
“她喜欢你，这会让她今天很开心，”他说，“就喝杯茶。”
“好吧，听起来挺吸引人！”我只好让自己迟一把到了。
出租车拐上一条小街，出租车司机说：“我马上放我的磁带给你听。”
出租车在一所小房子外停下，磁带里开始传来熟悉的鼓声，从扬声器里传来歌词：“我能感觉倒它，就在今夜的空中……”
出租车司机跳出车外，给我开门，哈，原来是菲尔?柯林斯。
虽然我们从股市里募集了3000万英镑，但是很快我发现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伦敦股票市场坚持维珍应该任命一些独立董事。有人推荐菲尔?哈里斯爵士，他是一位通过卖地毯白手起家的人；我们也任命了科勃?斯坦哈姆，联合利华的财务总监，一位受尊敬的银行家。但我发现要按照伦敦股票市场坚持采纳的程序行事十分困难，我习惯于同西蒙和肯聊应该签下哪支乐队，维珍召开的董事会很不正式，要么在恶鬼号上，要么在牛津花园里我家中，或者在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我们的商业活动不习惯被限制在一个僵硬的会议日程表里，我们必须迅速决定，卷起袖子就干，如果在授权西蒙签下UB40乐队之前要为下一次董事会等上4周，那么我们可能完全失去他们。
我在许多方面同唐恩不一致，尤其是在股息方面。我特别不情愿按照英国传统，派发很大的股息，而宁愿按美国或者日本的传统，把利润重新投资建设自己来增加股价。对我来说，大额股息意味着现金，维珍应该用于投资。我认为，投资者信任地把钱交给维珍，是为了让它增值，而不是让我们给他们的5%，况且这些钱还得抽税40%。
虽然这听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它阐明了我丧失控制权的经历。绝大多数人认为取得上市公司50%股份，就可以控制它，这在理论上正确，但当你得不任命独立董事并把时间花在让股市满意上，你已失去了控制权。以前，我对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十分自信，然而现在维珍，我开始失去自信，对以前那样快速决定的做法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每个决定都应该在董事会上通过，然后留存备案。1987年是维珍公开上市年，也是维珍最没有创造力的时间，我们花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前往伦敦金融区向基金经理、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说好了就直接执行。
我感到对投资购买维珍股票的人们责任重大，菲尔?柯林斯、迈克?奥德菲尔德和布莱恩?费瑞都购买了股票，我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也将他们积蓄的一部分投给了维珍，我的家人、亲戚、许多于我接触过的人也都购买了股票，特雷弗从我这借了25万英镑购买维珍的股份，虽然他比我更清楚股价走势，我仍然觉得万一股票贬值，我要扛起负责。
我毫不在意股票分析师对维珍的恶评是否重要，也不在乎他们说管理不好，让我震怒的
是，即使西蒙、肯或我说破了嘴，向他们解释——我们超过30%的收入来自以前的专辑，即使没有发行新唱片，仍然会有很多收入，我们还解释在维珍法国40%的收入来自法国本土歌手，而不是乔治男孩或菲尔?柯林斯——这些分析师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赖我和乔治男孩。虽然西蒙和肯开始带着唱片去参加股票分析师的会议，给他们播放UB40、“人民联盟”和“简单头脑”乐队的音乐，但是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维珍股票从上市时每股1.4英镑下降到1.2英镑，那些排队购买股票人们、维珍的艺人和员工们对我的信任，成为我心中巨大的阴影。
1987年，维珍股票的价格回升到1.4英镑，但再没有飞涨过。我们开始利用我们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做了两项投资：第一，在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分公司；第二，开始准备收购索恩集团下属的百代唱片。维珍唱片美国有限公司是一笔不便宜的投资，我们以前就有过教训，这次我们要加大投资。1987年期间，我们在美国成功地发行了4首名列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黄金唱片，虽然美国维珍亏了一些钱，但是它是一项长期投资，我们确信与其把我们最好的艺人授权给美国公司，不如自己去那设立公司。
第二项挑战——收购百代，必须十分小心地进行。我们觉得百代唱片的管理毫无生气，他们有庞大的音乐宝矿，包括甲壳虫乐队，如果好好经营，盈利将非常可观。百代集团整体的估价约在7亿5000万英镑，是维珍的3倍。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同百代的总经理柯林?南门谈谈，私下问他是否愿意把百代音乐卖给我们。
“需要我们一起去吗？”西蒙和肯问。
“这可能太正式，”我说，“我先溜进去和他单独谈谈，如果有兴趣，我们再一起去见他。”
我给柯林爵士打了电话，约好到他曼彻斯特广场的办公室会谈。那儿很安静，我面对着至少20张冷冰冰的面孔，柯林爵士同我握手，往我身后看去，想知道是否有其他人。“只有我，”我说。柯林爵士开始介绍那些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和管理顾问等人。
“我叫理查德?布兰森，”我紧张地笑着做了自我介绍，“我到这的原因是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或许愿意……”我卡住了，对面所有的人伸长脖子对着我，“或许愿意出售你们的子公司百代，对我来说，索恩集团非常庞大，百代音乐也许不是你们最重要的版块。说完了。”周围一片肃静。
“我们对百代很满意，”柯林爵士说，“正在采取方法把它经营为索恩集团的领头羊。”
“好的。”我说，接着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我直接去弗农院见了西蒙和肯，“他们是认真的，认为我是去收购他们，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谈判准备了。如果柯林爵士这么忧心忡忡，把他所有的重要角色都带来了，那么显然他们十分脆弱，我认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重击。”西蒙和肯同意我的意见，特雷弗安排我们去见另一家投资银行塞缪尔?蒙塔古，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又把我们介绍给一家资产管理公司蒙特雷，建议我们联合投标。因为柯林爵士不愿将百代唱片拆分出来卖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和蒙特雷公司一起整体收购百代集团，然后将它分拆。简言之，蒙特雷公司取得全国录像带出租连锁店，我们取得百代音乐。
我们知道自己上市后第一年的利润会超过以前的两倍，高于3000万英镑（除去在美国新建公司的成本），所以我们计划在10月份公布这个数字，此时我们也会宣布收购索恩百代集团。这个夏天，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获得贷款一亿英镑，我们开始以每股7英镑的价格慢慢地购买索恩百代集团的股票，把它作为我们这次收购的基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股票市场飚升，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我开始担心如果我们将计划拖到10月就太迟了。但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正准备开始另一项挑战——与佩尔?林兹兰德一起计划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在我平安回来之前，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维珍收购索恩百代集团的事情。
一切是从我完成横渡大西洋后第一天上班接到的一个电话开始的。“有位叫佩尔?林兹兰德的打电话进来，”佩妮说，“他说他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 我拿起电话。“如果你认为用快艇横渡大西洋很不赖，”佩尔?林兹兰德带着拘谨的瑞典口音说，“听听这个，我计划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飞到三万英尺的高空，我相信它能飞越大西洋。”
我好像听说过佩尔?林兹兰德，他是世界知名的热气球专家，保持着好几项纪录，例如到达最高纬度。佩尔向我解释，没人乘坐热气球飞行过600英里，也没有人乘坐热气球在空中呆过27个小时。为了飞越大西洋，热气球的飞行距离必须超过3000英里，这比以前纪录的5倍还多，所花的时间也是以前纪录的3倍多。
热气球充满了氦气，依赖气囊里的热空气从周围的冷空气中升起，然后带动气球，像齐柏林飞艇一样可以在空中停留好几天。但是热气球的热量失去得特别快，为了加热空气，气球驾驶者依靠燃烧丙烷。在佩尔进行计划之前，热气球运动一直受阻于所需燃料的重量而无法长期留在空中。
佩尔认为我们可以利用3种原理实现梦想，打破纪录。第一，先让热气球上升到三万英尺
的高空沿急流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英里，这在以前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急流的力量和紊乱会撕碎任何热气球。第二，在白天利用太阳能加热气球，节省燃料，也从来没被试过。第三，由于热气球将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所以飞行员将不能呆在传统的柳条筐内而是飞行舱里。
研究佩尔的建议时，我惊奇地发现这个巨大的可以吞掉皇家艾伯特大厅的怪物真的可以穿越大西洋，所花的时间将远远少于我们4000马力的“大西洋挑战号”。在苦苦思索了和计算了风速、惯性等理论值后，我请佩尔过来，我们碰面时，我指着一堆理论计算数据说：“我无法理解这些科学理论，但是如果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和你一起去。”
“当然可以，”佩尔边说边挺直腰准备回答一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
“那么好了，”我站起身说，“我加入。但我得先学会如何驾驶飞行。”
后来我才知道曾经有7个人想成为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但是他们中的5个都死了。
佩尔带我去西班牙参加了为期一周的热气球驾驶速成班，我发现这是我所经历的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之一。在地球上盘旋上升，火炉熄灭后的寂静，飘浮的感觉，还有激动人心的全景式视角，这些都立刻征服了我。被我的教练怒骂了一周后，我得到了热气球驾照。我准备好了。
我们在波士顿附近的缅因州找到了一处起飞地点，距海边约100英里以避免海风的影响。我们的两个顾问是领导工程队的汤姆?巴罗和气象学专家鲍勃?莱斯，佩尔估计等我们穿过海岸时，已经在急流上，不再受当地天气影响。大西洋上空的急流，一部分流向北极，另一部分流到亚述群岛后再转回大西洋中部。鲍勃?莱斯告诉我们，要保持路线正确就像“在两个磁极间滚动滚珠轴承”，如果发生燃料用光或者结冰的情况，气球将坠落海上。“当然在飞行舱四周有安全浮袋，会保持浮力。”汤姆?巴罗说。
汤姆在热气球起飞前一天最后重复了一遍危险性：“让这东西着陆就像让没有任何刹车的巨型坦克自由降落。”他最后的警告最为窝心：“现在，我们还在这，但是如果我认为它太危险或者你们的健康有问题，我还是会随时中止这个项目。”
“是否包括精神病呢？”我开玩笑说。
“不，”汤姆说，“这是飞行的先决条件。如果你们不是彻底的疯子，或者怕死怕得要命，那么你就不够格登上热气球。”
我当然怕死怕得要命。
第九卷
17 “我差一点儿就要死了。”(1987-1988)(1)
佩尔和我在起飞前的晚上吃了安眠药。当我们在凌晨两点醒来时，四周一片漆黑，当我们坐车去起飞地点时，看见高耸于树林上的巨大热气球在照明灯下闪闪发亮，周边是银色，球罩是黑色，已充满了气，被锚紧紧地拖住。我们爬进飞行舱，地面工作人员开始做最后的检查。呆在飞行舱内，我们不知道已经出了意外，被弹射上天，一条缆绳缠住了两只丙烷罐；随着热气球上上下下，这条绷紧的缆绳松开了丙烷罐，热气球一冲而上，还拖着两根带沙包的缆绳。当达到一定高度，穿过缅因州海岸向大海飞去时，佩尔爬出飞行舱剪断了最后两
根缆绳。我们朝着发热的朝阳快速前进，在急流中的飞行速度达到了85英里——差不多每小时100英里。10小时后，我们的飞行距离已经超过了900英里，轻松地打破了热气球飞行距离的纪录。鲍勃?莱斯通过无线电告诉我们得保持在两万七千英尺的高空，因为那里风速最快。
第一晚我们遇上了暴风雨，只好下降高度以求平稳一点的气流，但是这里在下雪，我们马上失去了急流的速度。“我们必须上去，”佩尔说。他点燃火炉，我们又重新上升面对糟糕的天气。暴风雨把热气球和飞行舱弄得东倒西歪，就在我们打算再次下降时，气球冲出暴风圈，进入晴朗，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60英里。第二天早上，维珍航空的747型飞机“少女航行者号”飞到我们旁边，它的速度几乎是我们的八倍，我妈妈的声音从电台噼噼啪啪地传来：“快点，理查德，快点！我们要超过你呢！”
7月3日下午2：30，我们飞速穿过爱尔兰海岸，同驾驶快艇相比，这简直是场梦幻之旅。我们在空中飞行了29个小时。惊人的飞行速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还剩3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绑在飞行舱上，在着陆时燃料罐将会爆炸。我们决定超低空飞行把燃料罐扔在空旷的地方，然后再尝试着陆。佩尔停止燃烧丙烷，让热气球下降到低空，当我们下降时，风突然在周围旋转起来，我们直接向地上冲去，以几乎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突然一头栽了下去。我们擦着地面弹跳，所有的燃料罐和无线电天线都撞飞了出去，没了它们，我们又噗嗤冲上天，险些撞上一所房子和一座高压电线铁塔，这儿是爱尔兰的一个小村庄。
没有了燃料罐，我们彻底失去控制，一旦燃料用完，我们就会直坠而下，像一个没有打开降落伞的人，在舱内还有一小罐储备燃料，佩尔立刻把它连到火炉上。“缠住了，”佩尔说，“绳索缠得像团麻花。”热气球圆顶被压了下去，挂在热气球中部的绳索勾住了某样东西而且还在我们头上打了个结。整个热气球自己缠绕的像个毛线球，通气口也被关上，我们无法加热里面的热气，我打开飞行舱门，爬到顶上，取出刀，准备砍断打结的绳索。“快，”佩尔朝我大叫，“我们正在飞速下降。”我终于砍断了绳索，热气球猛转起来，热气球罩张开，我从舱口跳下来时，火炉熊熊燃烧。虽然我们离地面不到300英尺，但是急速增加的热量让我们下坠的速度稳定下来，然后再次上升。
“让我们降落到海滩上，”佩尔说，“我们不能在内陆的任何地方冒险了。”
穿上救生衣和降落伞，把救生筏绑在皮带上，海岸线越来越近，佩尔降低高度，但是地面的风比我们料想的要强，又一次把我们吹向了大海。我们正朝东北飞去，没了飞行舱里的无线电和电力，我们比以前更受风支配。
“抓紧了，”佩尔说，他放出更多的热气以降低我们在乌云中下降的速度。当我们最后钻出这烟雾时，泛着波浪的大海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飞得太快了，错过了海滩。我意识到汤姆?巴罗所说的话的正确性：就像试图停下一辆没有刹车的谢尔曼坦克，我恐惧地看着大海朝我们扑过来。
我们撞上海面，身子整个倾斜，无法站立，佩尔伸出双手，抓住红色的操纵杆，拉下它，切断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之间的缆绳，理论上说，热气球就会飞走，飞行舱则坠入海中，飘浮在水面上。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天哪，”佩尔叫嚷着，“导火索熄了。”
热气球带着我们沿爱尔兰海跳上跳下，我再次翻倒，撞上了飞行舱的甲板。
“出去！”佩尔冲我叫，“理查德，我们必须出去。”
佩尔扭下舱门杠杆，随着飞行舱入水，热气球慢了一下，他从舱门爬上去，我随着他冲上梯子，我们抓住钢索，努力在倾斜的飞行舱上保持平衡。热气球歪斜着，一边拖在海中，留下一条冒白色泡沫的尾迹，然后一股大风卷起我们随着热气球离开了海面。佩尔从飞行舱顶一跃而下，跳进了漆黑冰冷的水里，降落的高度看起来至少有100英尺，他真是在自杀。
我犹豫不决，可是没有佩尔的重量，大热气球又飞了起来，飞行舱像个钟摆一样在热气球下荡来荡去，我急忙蹲下，抓住栏杆，看着身下灰色的大海远离了我。已经看不见佩尔，升入乌云，看不见任何东西，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现在我孤身一人，驾驶有史以来最大的热气球向苏格兰飞去，风冰冷刺骨，脚下的海洋结上了冰，我身处浓雾，身边仅有一个小小的紧急燃料罐。
我重新爬进飞行舱，把不同的选择匆匆想了一遍：我可以跳伞落在海上，但在那里可能没有人发现我，我会淹死；我可以继续在空中飞行，试图夜晚着陆，看我是否能幸运地碰上块陆地。我拿起麦克风，电台还是没声音，我同外界已经失去联系。高度计一点点下降，我本能地点燃丙烷，火焰在热气球中腾地起来，气球稳定下来。我呼吸困难，戴上氧气面罩检查了一下高度计：一万两千英尺。白色的浓云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只知道下面就是汹涌澎湃的大海。在佩尔抛弃热气球之前，他曾告诉我没有足够的燃料在天黑之前到达苏格兰，剩下的燃料仅够我飞行一小时，迟早我会再次面对爱尔兰海。
我又想到导火索，或许它们已经切断了连接飞行舱和热气球的5根主要绳索中的一两根甚至三四根，或许仅存的一根绷得太紧，被剩下的重量快拉断了，如果这样，飞行舱将直接坠入海中，我则被撞死，正是这个恐惧让佩尔跳了下去。我加了许多丙烷后，重新爬上飞行舱顶看绳索，周围一片寂静，站在纷乱的白云中，我不由感到强烈的孤独，绳索看来完整无缺，我回到飞行舱。虽然我们已经打破了纪录，但现在我得靠自己决定死亡或幸存。没穿救生衣的佩尔要么死了要么还在努力游泳，我必须联系救援找到他，我必须生还。已经24小时没
有睡觉了，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努力清醒下来，决定升高热气球，这样我可以从飞行舱跳伞。我给火炉扇风，找到笔记本，在封面草草写下：“琼、霍莉和山姆，我爱你们。”
等到高度计显示8000英尺，我爬到外面，一个人在云端，蹲伏在栏杆边向下望去，飞快地考虑各种可能性。如果跳下去，我就只有两分钟好活；如果成功地打开降落伞，我仍然可能淹死在英里。我摸了摸降落伞的开伞索，确认它是否是正确的那根，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经常分不清左右，尤其是对于降落伞，上次我跳伞时，就拉错了开伞索，降落伞从我身上飞走，幸好那次还有几位跳伞运动员在我的周围，所以他们打开了我的备用降落伞。现在我孤身一人在8000英尺的高空，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望着上面的大热气球，我意识到我站在世界上最大的降落伞上，如果能让气球下降，或许我能在即将撞得粉身碎骨的最后一刻跳入海中，现在的燃料能支撑30分钟， “只要我活着，我就仍然可以做些事情，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告诫自己。我又爬了进去，脱掉降落伞，下定了决心在这几分钟里，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抓起一些巧克力，塞进夹克衫口袋，检查是否带了手电筒。
从飞行舱向下面的浓雾瞧去，我试图算出我该什么时候停止燃烧，让热气球可以尽可能慢地撞上海面，什么时候打开通风口，什么时候离开控制设备，爬上飞行舱顶准备最后的一跳。尽管失去了所有的燃料罐，热气球携带的重量仍然约有3吨。
当气球从云层下钻出时，大海就在脚下，我竟然看见皇家空军的直升飞机！我最后点燃丙烷减慢我下降的速度，抓了块红布，爬出舱门，蹲坐在飞行舱顶，向直升飞机驾驶员挥舞着红布。他偶尔会朝我挥挥手，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危机。从边上看下去，大海越来越近，我在飞行舱上四处滑来滑去，想弄清楚风从何处来，然而很难，因为风好像从各处吹来。我最后选择了逆风一边，向下张望，离海面只有50英尺，也就是一所房子那么高，大海扑面而来，希望热气球失去我的重量后会上升，不要落在我的头上。我抓住栏杆，拉开救生衣的开索，从飞行舱上一跃而下。
大海结上了冰，我深深地掉到英里，感觉我的头皮都和水冻在一起，然后救生衣带我浮上了水面。我还活着，这简直像在天堂里，我转头朝热气球望去，没了我的重量，它安静地向上飞去，就像华丽的外国飞艇穿过云层，消失在视野里。
直升飞机飞到我的头顶，放下一根绳梯，我像坐秋千一样坐了进去，但是每次它努力把我拉高时，我又掉回水里。我太虚弱了，抓不住绳子，最后它用绞盘把我拖了进去。
“佩尔在哪里？”我问，“找到他吗？”
“他不在热气球里？”这个皇家空军军人问。
“他在水里面，大约在40分钟之前。”
飞行员做了个鬼脸，用无线电同某人通话，直升飞机开动螺旋桨开始上升。“我把你送回我们船上。”飞行员说。“我想去找佩尔，”我说，“我很好。”
如果佩尔幸存下来，那么他一定在爱尔兰英里游泳，或者更可能淹死了。光线在减弱，从空中望去只可能看见他的脑袋，这像寻找一个足球——一个落在有暴风雨的海上的灰色足球。飞行员不理会我的争辩，两分钟内，我们降落在一艘船上，我被拖到船里。没有歇口气，飞行员立刻起飞，重新往大海飞去。10分钟，15分钟，20分钟，没有消息，然后电台传来兴奋的声音： “我们找到他了，他还活着，仍然在游泳。”不幸的是，拉人的绞盘被卡住了，只好靠一个小舢板抢救他，小舢板到达时，佩尔几乎要死了，他没有救生衣，已经在海水里泡了两个小时，拼命地游泳以保持血液循环，被解救上来时，他完全被冻僵，筋疲力尽。后来他说起他儿时的经历，那时他爸爸强迫他每天在瑞典冰冷的湖水里游泳。我们在舰艇的甲板上相会，紧紧地抱在一起，佩尔被脱的精光，裹着一条毛毯，他的脸苍白得像块大理石，冻得发青，牙齿止不住地打颤。
我们成为首次乘坐热气球飞越大西洋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活着，简直不能相信我们能幸存下来。
1987年夏天，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强自支撑，他们发布了一系列的广告，并大力展示他们乘务员的格子呢服装，但是没用，8月他们宣布同意英航的收购条件。在我看来，这项收购明显违反了国家垄断和合并委员会的规定，因为这样一来，英国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后将占大西洋航线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虽然我们向委员会投诉这次收购将让英航在穿越大西洋航线上的份额从大约45%上升到80%，但是这次并购仍然在9月通过。英航和苏格兰航空还演了场好戏，苏格兰航空将独立经营，而且乘务人员将继续穿他们格子呢套装，保持他们的独立性。没有苏格兰航空的竞争，英航现在可以集中所有的注意力来消除最后的小小的本土对手——我们，然后垄断大西洋航线。
随着英航和苏格兰航空并购案的继续，我们意识到虽然庞大的英航给我们威胁，但是这次并购对我们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我们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至少增值到1000万美元，我们利用它租了另一架飞机来飞迈阿密航线，我们还打算进一步扩张。根据管理英美国际航空的百慕大协议，在英美间应该有两家英航公司飞行；同样，我们的律师也发现英国同日本达成的政府协议规定，必须有两家英航公司和两家日本航空公司来往于英日。由于苏格兰航空退出了竞争，维珍航空现在可以自由申请作为第二家航空公司开通这些航线。
就像迈克?奥德菲尔德和性手枪乐队肯定是维珍唱片的转折点一样，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对于维珍航空也是个转折点，他们合并之前，我们只能飞往迈阿密和纽约边的纽瓦克机场。作为第二家英国远程航空公司，维珍航空有资格申请苏格兰航空的航线，我们最想飞的是纽约肯尼迪机场、洛杉矶和东京，我们也列出苏格兰曾经的其他三个地点：旧金山、波士顿和香港。1987年我们只有两架飞机，为了飞往洛杉矶和东京，我们将必须租用更多的飞机，招募两倍的乘务员。
同时，除了争取苏格兰航空的航线，我们仍然继续靠近索恩百代集团，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特雷弗从新斯科舍银行搞定了1亿英镑的贷款。尽管整个夏天股票市场持续上升，我们觉得索恩百代集团的股价仍然太低。有了一亿英镑在手，毫不畏惧百代集团的规模，1987年9月25日我们开始收购，每次10万股，决心在宣布我们收购标价之前买入百代5%的股份，即使失败，从长远来说5%的赌注肯定会升值。马上，有关索恩百代集团将被收购的传言四起，前些天我们购入了价值175万英镑的25万股，然后又是500万英镑，有时我们会卖掉些股份，故意把水搅混，使人相信大量的索恩百代股票在交易中，这样收购的传言就会继续，10月第二个星期之前，我们的股权交易花了3000万英镑。
1987年10月15日，星期四晚上，飓风登陆，没有几个人可以去工作，所以股票市场星期五关闭了，而在美国，星期三开始，股票变成了抛售，道琼斯指数下降了95点，接着引发了最大的日下降指数。到第二周一之前，华尔街的崩溃还没有真正冲击伦敦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周日的报纸上充斥着乐观的情绪，甚至鼓励读者抢购英国石油的股票。星期一澳大利亚股市首先开盘，立刻下降了20%，东京股市下降1500点。我认为这是吃进索恩百代股份的最佳机会，打电话让经纪人购买500万英镑的索恩百代股份，20秒内经纪人填好了定单，问我是否想多买些，还有很多卖盘。最后我觉察到危机，停了下来，就在我斟酌时，伦敦股市下跌了100点，接着100点，又是50点——一整天共下跌了250点。那天下午道琼斯指数则又下降了500点，3天之内，世界股市蒸发了大约1/4的市值。
维珍股票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从1.6英镑跌到0.9英镑。有人算出我已经在维珍的股票上损失了4100万英镑。比这更糟的是，索恩百代的股票价格从7.30英镑跌到5.80英镑，下跌了20%，我们手上的股份猛跌到1800万英镑。
新斯科舍银行也不开心，股价下降的这么厉害，他们要求立刻归还500万的现金。但我仍然要收购索恩百代集团，我决不会卖出我的股票，所以维珍股价的大幅下跌对我没有影响，我认为股价被大大低估了。而且，我更多地注意百代的利润和现金流，把股市崩盘看作是收购它的黄金机会。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蒙特雷公司在这次下跌中损失惨重，他们的股价跌去了60%，无法借到更多的钱收购索恩百代的股票。
那个星期我和两个独立董事大吵了一架，在维珍上市时我们引进他们来代表外部投资者的利益。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坚决反对继续进攻索恩百代集团并在10月底公布年报时宣布收购。
“但是这是个独一无二的购买机会，”我说，“索恩百代现在仅值上周五时的2/3，我们能从它的歌目中取得巨大收入，所以它是便宜货。”“未来可能更加严峻，”他们警告我，“这次股市大崩盘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但是购买唱片的人还会继续，”我说，“不管怎么说，绝大多数人没有股票。他们会继续购买甲壳虫和菲尔?科林斯的专辑。”
但是每个人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都想观望股市下一步动态，索恩百代的股价一直下降到5.30英镑。我争辩说这次崩盘是意外，股价不久将回升，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然而他们都不同意，我无法说服他们，只好把这件事情放下，我期望当我们发布年报时，维珍股价将高开高走。当我们宣布维珍到七月份为止的年度利润从1400万英镑增加到3200万英镑时，我们的股价并没有上升，一点也没有，很难理解前一年维珍的每股股价能有1.4英镑，然而在利润翻倍的情况下股价却跌了一半。这次股市崩盘宣告了维珍作为公开上市公司的结束，唐恩反对改向，但是特雷弗和我悄悄讨论了重新私有化的部署，特雷弗开始计算如此大的回购需要多少资金。
1988年7月，我们宣布维珍管理层将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我们的收购价比每股1.4英镑的上市开盘价要低，但是我们决定我们将用发行价收购，这比我们宣布时的股票交易价格——每股0.7英镑——要高得多。那些维珍一上市就进行投资的人，那些在银行外排队曾经给我良好祝愿的人，他们不会受到损失，我们的名声还是完整无缺。
特雷弗再次审查了维珍集团的整个财务结构，在1988年11月底设计好了私有化的步骤，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顾问塞缪尔?蒙塔古公司试图劝说他们的母银行内地银行加入到贷款银行辛迪加中时，遭到了拒绝。特雷弗决定除了名头外不要塞缪尔?蒙塔古公司的任何服务，他没有建立一个银行辛迪加，而是开始组织一个银行联合体，同每一家银行直接联系，这意味着由于他要同所有的人单独谈判，必须做大量外出搜集情况的工作，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每一家对付其他银行。最后他获得的20家不同银行的授权，我们得到了三亿英镑的贷款额。我们收购了外部股东的股份，然后再次募集资金偿还为保护维珍集团上市公司和维珍航空而形成的债务。
债务额超过了三亿英镑，我们负债累累，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快速转变。我们不得不放弃了收购索恩百代的想法，卖掉了手中的股份，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唐恩、菲尔?哈里斯爵士和科勃?斯坦哈姆离开了维珍，唐恩已经完成一项很棒的工作，他重铸了公司，让公司的管理架构清晰明了，特雷弗接替他成为公司的总经理。特雷弗和我希望采用合资的方式投资维珍任何子公司，想用在不同维珍子公司的一两个主要合作者来代替金融界的股东，维珍集团的结构也将会变得非常复杂。
18.“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1988-1989)(1)
回购尼克的40%的股份时，因为维珍迅速发行了一系列以菲尔?科林斯为首的畅销歌曲，我能力偿还100万英镑的贷款。那时我就象在刀锋上行走，但一切远远超出了想象：我们负债3亿英镑，必须在一年内归还两亿。这个压力下，每件东西都等着被出售，只要报价合理。特雷弗、肯和我开始研究可以从哪里筹钱，第一个看中的就是维珍零售。
1971年初以后，维珍再没有从维珍唱片店取得很多利润，它们的作用是让我们的名字显
示在热闹的街道上，公众对维珍的印象很大程度从它们那获得，它们也让我们知道人们喜欢购买什么样的乐队。但是，在我们付完员工工资、租金和管理费用后，这些商店通常亏损。维珍零售的问题是自从1980年尼克离开后，没人真正有效地把它们组织起来，对手们开始超过我们。1987年唐恩发起的一次对公司内部的检查中，清楚表明零售业没有为我们赚钱，而且显然再也不可能了。
“让我们把它们全部卖掉，”再次回顾了维珍零售的损失后，我在一次董事会上说。很快我改变了主意，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卖掉小型唱片店而保留大卖场，原因有两个：第一，HMV（全球最大型的连锁音像店）在牛津街新开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唱片店，获得了交口称赞，而且确实销量不错；第二，帕特里克已经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找到了一栋房子，他认为可以把那儿改造成维珍大卖场。
在英国我们有102家唱片店遍布全国，而当WH?史密斯公司问我们是否愿意卖掉一些小唱片店改名为Our Price时，我们欣然接受。1988年6月，我们以230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了67家小唱片店。特雷弗和我接着将维珍零售切割为互不相干的三个部分：第一类包括出售唱片店给WH?史密斯后的剩余部分，分布在各大主干街道和牛津街大卖场；第二类是位于香榭丽舍大道的巴黎大卖场，帕特里克将建立一个独立法国分公司负责这里；第三类是计划为伊恩?达菲尔准备的，他设立了牛津街上的HMV大卖场，我们成功游说他加入维珍。
我现在仍然不清楚伊恩为什么决心离开索恩百代而来到维珍，就短期而言，他离开了一家声誉良好的大公司、放弃可观收入，来为我们工作，而当时维珍在零售方面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提供给他在世界任何地方建造维珍大卖场的机会，许诺支持他的判断，让他有维珍大卖场的股份。伊恩是这一行的奇才，对唱片店有独到思路，他的兴趣在于到海外去开一系列维珍大卖场，我感到我们可以重振雄风。
我们也考虑过在美国开店，但是当时那里的房租太高，竞争又激烈。我们改为在悉尼开张营业第一家大卖场，那里还是一个没有竞争的平静市场，我们可以试验一些不同的方式，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伊恩去了悉尼，我们半开玩笑地说，索恩百代集团将再也逮不到他并劝他回头。伊恩雇用了他在HMV的老搭档迈克?尹门，他们一起开始筹建悉尼大卖场。
与此同时，巴黎大卖场也初具规模，找到了一座19世纪后期建造的老银行大楼，大理石地板，高高的天花板，引人入胜的楼梯，这也引发了我的想象。小唱片店赚不了很多钱，仅仅吸引路人进来，他们会挑剔品种不多。70年代已经结束，维珍唱片店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特性和顾客忠诚度。我们必须找到更大的地方，提供世界上最广泛最多的产品、最完善的服务。
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不认同开巴黎大卖场，我却把它看作我们在零售业最后的赌注，如果不幸，那么我们将整个产业售出。当帕特里克第一次提出开巴黎大卖场的想法时，维珍董事会其他成员都不相信他的销售预测。“如果我们不能从牛津街赚到钱，”西蒙指出，“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香榭丽舍大道赚到钱呢？”我明白他对维珍零售长期的失败非常愤怒，因为他拥有20%股份的唱片公司要为维珍零售的亏损提供补助。由于整个董事会反对这个想法，所以如果帕特里克要得到继续进行的许可，那么我就必须做些努力。第二个星期有人问我是否愿意拍一个关于在欧洲大陆开展生意的电视广告，我立刻同意了，并要求在巴黎拍摄。于是维珍董事会看到这则电视广告中的我站在香榭丽舍大道，宣布在欧洲大陆做生意非常好，而且实际上，下一个维珍大卖场就将在这里。虽然西蒙、肯和特雷弗对我的行为非常愤怒，但是我信任帕特里克，相信他会成功。我对每个人的话都认真倾听，一旦做出决定，我就会全力执行，不同意我的人越多，我就越固执。
帕特里克的巴黎大卖场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从开张那天起，它就所有的销售预测，成为巴黎最著名的商店。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商店的范畴，成为了一个路标和旅游景点，几个月后甚至吸引了同罗浮宫一样多的参观者，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量是其他任何一家唱片店的两倍多。每个日本和德国的青少年游客来此朝圣并批量购买CD，而且顶层的咖啡店也成为法国经理们聚会的时尚场所。我对帕特里克非常满意，但是对英国的唱片店束手无策。
1988年情人节的灾难突显所有的问题。维珍唱片店决定那天卖兰花并订购了5000枝。不幸的是，要么没有人知道兰花，要么人们更喜欢买玫瑰，到2月15号之前我们仅售出了50枝兰花，零售连锁店发现自己还剩下4950枝花，这些花不像CD，它们正在枯萎变色，必须扔掉，甚至我也不好意思送给琼那么多花。是时候引进其他人来改造维珍零售了，辞退员工令人揪心，我痛恨做这件事，但是这个团队已经江郎才尽，那一年他们承认维珍零售将亏损两百万。
虽然猎头列出了合适候选人名单，但是我最感兴趣的是西蒙?伯克再次应征总经理的职位，他在两年前作为发展经理加入了维珍，负责筛选各种商业计划。
我常常鼓励维珍员工发现自我潜能，我坚信凡事皆有可能。尽管伯克没有改造连锁店的经历，但是我确信他能。1988年8月伯克在维珍零售开始工作，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清除商店里堆积的废物：由于维珍董事会盈利的压力，以前的管理人员曾接下各类生意努力创收，从
金属徽章和拳击短裤到记事本和各种文具，有些店铺还贩卖溜冰板和美式橄榄球护具，甚至贺年片；最不可思议的是伯明翰店，他们把空间转租给洗衣店，店铺的入口都被洗衣机堵住了。虽然这些交易会带来短期的入账，但从长远看，它们迷惑了消费者，不再将这儿当作购买唱片的地方。
在牛津街商店，有一座小小的CD工厂，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场彻底的失败，我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认为人们十分有兴趣观看CD如何制造出来，它或许是本世纪唯一一家在牛津街高级地段开设的工厂，但同时它也是场灾难。第一，很多库存被偷走在黑市中出售；第二，技术员工必须从威尔士赶来，工作4天，休息3天；而且，我们的工厂太小了，无法同大型CD厂展开价格竞争。这家工厂制造的CD的长期受害者当然是维珍唱片，肯和西蒙被迫接受。我们曾成功完成了录音棚、唱片公司和唱片店的一体化，我相信这个纵向一体化的例子也会按照同一方式运作。
伯克坚决反对这个行为，坚持立即拆除这家CD工厂，把空间还原成唱片销售场所。“它不过是个噱头，”他说，“它必须滚蛋。”西蒙和肯感激不尽地同意了，我们回到了惯常的商业模式，就是将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减到最少，与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合作。
伯克的战略开始奏效，1989年6月维珍零售重新盈利，在对维珍董事会陈述中，他要求1000万英镑投资于新店铺。他指出维珍零售正在崩溃，商店的瓷砖正从天花板上脱落，线路老化。他指出如果顾客看见这些，他们也会联想到飞机的状况。但不巧的是，帕特里克也要求1000万英镑用于完善波尔多和马赛的维珍大卖场。基于巴黎大卖场最近的成功，我倾向于投资法国，这一定让伯克懊恼。同时，悉尼大卖场即将开张，伊恩和迈克还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为了帮助英国商店进行投资来偿还债务，我们建立了另一个合资公司。理想中的投资者买下30%的股份，但是由于利息过高，主要街道的零售业正在衰落，没人购买。WH?史密斯得到风声，打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可以报价。WH?史密斯购买了我们10家英国大卖场的50%的股份，与以前不同的是，这10家大卖场继续保留维珍的名称经营。股份的出售赚了1200万英镑，我们立刻用它归还维珍航空的借款。这是领先那些银行家又一次。
英国零售业飞快地变成同WH?史密斯合资的公司，欧洲大陆的零售业务开始从巴黎扩展到波尔多、马赛和德国后，维珍各个分公司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日本。当许多英国公司抱怨在日本做生意是多么困难时，维珍已在享受同日本人的良好关系，我认为这源自我第一次去东京旅行的成功。那时只有20岁，尚未同克里斯蒂结婚，却颇有野心地安排了与娱乐界和媒体圈中人士进行会谈，试探是否可以建立某种类型的合资公司来分销唱片。那是在我们扩展维珍唱片之前，我甚至没有迈克?奥德菲尔德可以销售。我年轻，满腔热情却身无分文，参加了许多会议，艺妓们在一旁上茶服务，我穿着牛仔装和T恤，积极地同一群群友好耐心的日本商人谈生意，虽然没有达成任何交易，但真正的胜利发生在我的旅馆。当我出了机场后，坐出租车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从外面看毫无特色，房间非常小，那晚我又累又孤独，看见旅馆服务有一项按摩。两个美丽的日本姑娘来到我的房间，让我躺在浴缸里，享受了一生中最销魂的按摩，最后我们都躺到了浴缸里。第二晚我迫不及待的再次要求按摩时，来的却是两个系着围裙的日本壮妇，解释说上次两个姑娘休假。她们用空手道对我又砍又打，我骨头都散了。虽然这一次我预定了豪华酒店，但是什么也不能同我第一次商务旅行相比。
1988年，维珍已经在日本家喻户晓，在那里我们一些艺人们唱片销量很好，尤其是乔治男孩、“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菲尔?柯林斯。自从英航收购了苏格兰航空后，我们成功地申请到飞日本航线的权利，但我们仍然必须出售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的部分股份以缓解堆积如山的债务。
第一笔生意是出售航空公司10%的股份给日本大型旅游集团西武集团，维珍航空刚刚宣布税前利润翻了一倍，达到1000万英镑，而西武集团用3600万英镑购买了10%的股份。在这笔生意进行的同时，维珍通信签下长期合同将发行世嘉Sega公司的游戏。很明显，日本公司同维珍有着共同的商业理念，他们注意经营长期目标。作为公开上市的公司，除了不得不向独立董事和股东汇报，我另一个主要困惑是投资者的短视，我们必须创造快速的利益，还得付大量的股息，否则股价就会下跌。日本投资者则更关心资本成长，因此，日本的市盈率经常是英国的3倍。我曾经听说一家日本公司正在制定两百年的经营计划！这让我想起邓小平在1980年的名言，当时他被问道如何评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影响，他的回答是“评价过早”。
同日本伙伴合作的下一个部分是维珍唱片，这是个关键性的买卖。如果要突现回购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意义，维珍唱片就得卖个好价钱。有一家美国公司出价最高，但是不准备长期投资；一家日本媒体公司富士产经最受我们青睐，我与富士产经的Agichi先生在荷兰公园11号我家的花园里会谈，“布兰森先生，”他平静地问道，“你是喜欢美国太太还是喜欢日本太太？美国太太很难缠——太多的官司和赡养费。日本太太非常温顺，非常安静。”
第十卷
19.准备起跳（1989-1990）(1)
维珍唱片以一亿五千万美元，即一亿英镑的价格出售了25%的股份，证明了伦敦金融界的确低估了维珍的市值。这次交易昭示大众仅这一家公司的价值至少有四亿英镑，还不包括曾经在上市公司里的部分，如维珍零售。
有了日本合作者加入维珍航空和唱片，我们决定在日本也扩展零售业务。伊恩、迈克和我们的日本顾问开始做调查，迈克的兄弟娶了个日本姑娘，所以他已开始在悉尼学习日语，
伊恩把他派往东京，自己则去了洛杉矶，沿日落大道寻找大卖场的开设地点。
迈克报告说我们自己不可能在东京建立大卖场。东京是一座零售、居住和商业区全都混杂在一起的大城市，外来人员难以识别出各个区域的特色，不象伦敦很容易辨识，东京到处看起来都一样，房价还特别昂贵，租店铺得交大笔押金。特雷弗、伊恩和律师同许多潜在的日本合作伙伴进行谈判，最后选择和一家叫“丸井”的时装零售商合伙。特雷弗设计了一半对一半的合作关系作为日本维珍大卖场的起点。
唱片店的难处是销售的商品同其他唱片店一模一样，很多竞争对手在东京蒙受了损失，一部分因为他们不得不交付高额的场地租金，另外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立顾客忠诚度。为了避免这些缺陷，我们同丸井建立了合资企业，他们是最早真正明白火车站重要性的零售商。他们使自己的商店尽可能地靠近大型火车站，保有大量人流量，他们也首创了内部信用卡。丸井帮我们在东京中心的新宿租下了一个特别好的位置，一万平方英尺，所有权属于丸井，我们商定以销售额的一部分来抵偿租金，这种方式避免交付大笔押金；且虽然与欧洲标准相比一万平方英尺挺小，但是它比东京其他所有的唱片店都大，正是我想要的旗舰店。
为了同竞争对手有所区别和吸引顾客，我们安装了视听设备，并雇用了DJ，这个DJ起到了良好的促销作用。不久东京的维珍大卖场获得了同在牛津街和诺丁山的早期唱片店一样的时尚地位，全市的青少年蜂拥而至。东京的消费昂贵，所以青少年很喜欢在维珍度过一个便宜的下午，听音乐，聊天，购买唱片。消费者在东京大卖场平均的逗留时间是40分钟，大大超过了人们在麦当劳吃顿饭的时间。它简直是我们七十年代初销售理念的延伸，每天有一万名顾客，它的成功超出了我们的期望。
1988年到1990年的两年内，维珍的每一个子公司都同日本公司进行合作，包括世家、丸井、西武集团和富士产经。我也准备加入在日本另一项冒险：佩尔和我计划第二次热气球之旅，从日本起飞，飞越太平洋到达美国。
当佩尔告诉我他的担忧时，已经太晚了，当时我们正坐在去日本的飞机上，他坦白说他没在压力室测试飞行舱，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它能承受四万英尺高空，如果在那个高度窗户爆裂，那么我们只有七八秒钟戴上氧气面罩。“必须保证氧气罩唾手可得，”佩尔以他惯用的保守口气说，“当然，如果另一个人在睡觉，那么只剩三秒钟戴上面罩，另三秒帮别人戴，还有两秒钟调整。”
“事故发生前有征兆吗？”我问。“如果飞行舱减压，会突然起薄雾，你会听见尖叫，感觉肺要被吸出胸膛从嘴中跳出来。”
当记者问我这次飞行的危险时，我叙述了佩尔的话：“你知道，飞行中我们得有一人保持清醒，所以，我们不能使用当年飞越大西洋时用的非常舒服的维珍航空椅，而是向英航索要了他们的两把椅子。”
起飞定在11月，此时穿越太平洋的急流最为强大，然而，这也是海洋一年中暴风雨最多的时候。我们计划从日本起飞，立刻就会到海面上，接下来的航行距离是飞越大西洋距离纪录——三千英里的两倍多。
佩尔的助手已经带着热气球和飞行舱到了起飞地点——位于日本南部的小镇，根据计算，这里恰好在急流层下方。到达的那天晚上，我收到了汤姆的电话，自从飞越大西洋后，汤姆同佩尔分手，迈克代替了他，但是汤姆一直关注佩尔的动态，非常担心。
“你们将会死在水里，”他告诉我，“你的第一选择是准备一次安全的海上迫降。即使到了大陆，60%的可能是身处黑暗，在11月，北美夜长15个小时，尤其是你们去的地方更靠北。你们无法在黑暗中着陆，因此不得不继续飞行15个小时。即使以每小时30英里，你们会深入内陆1000英里，肯定会陷入不幸；你们还得假设出现暴风雨的情况——很难一直有平静无风的天气。在了北方，很多人被限制在船舱里等待天晴，所以你们的搜寻援救队到位了吗？总之，即使一切进行顺利，你们的飞行仍然非常危险。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句话，上次飞越大西洋虽然成功，但是最后仍然完全失控，幸亏你们两个都活了下来。你们在飞行中教会了自己如何驾驶热气球。在大西洋，你们迫降，也许能碰上附近的船只，而在太平洋，你们会死定了，要么在海上死去，要么在黑暗中着陆。”
我放下电话，汗流浃背。电话再度响起，是琼，今天是霍莉8岁生日，她说：“我一直在写日记，爸爸，当你回家时，我们可以交换日记。”“好的，亲爱的。”我边说边努力压制自己的情绪。
当我向佩尔提到如果我们在海上迫降，将没有生还的可能时，他同意。 “我们不需要去投健康保险，”他漫不经心地说，“只需要人寿保险就行了。”
当佩尔的队伍在飞行舱里安装电子系统时，他和我仔细检查飞行操作。很难相信我们两个要再次被关在这个飞行舱里，周围全是小配件，但它们是同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
太平洋上的急流状态同大西洋上的完全两样，大西洋上空的急流是V状急性气流，像一个倒三角，随高度变得越宽，风速变快，让你逐渐加速，在一万英尺高空，气流的速度可能有50英里，到了两万七千英尺将达到100英里，以此类推，热气球可以顺溜而上；太平洋上的
急流却是个惹人讨厌的家伙，它是亚热带气流，像一根单孔电缆，在两万英尺高时，气流还完全静止，两万五千英尺还是原样，可到了两万七千英尺，你会突然碰上速度100到200英里之间的急流。从来没人乘热气球飞越过太平洋，危险太大：当我们热气球的顶部撞上急流时，热气球会被吹离下面的飞行舱，即使没有分离，也会有巨大的颠簸，设想一下飞行舱速度是5英里而热气球速度有200英里，像突然被一匹千里马拖着狂奔。一旦设法进入了急流，它里面有一个直径大约为4000英尺的空洞，我们必须监视高度计，时时保持这一高度，避免由于热气球和飞行舱在不同气流中造成的任何颠簸。
我的父母已经到了小镇，琼选择在气球起飞前呆在家，然后坐飞机去洛杉矶和孩子们在飞行终点迎接我。星期天晚上我们的气象员鲍勃还预报说星期二的天气棒极了，可是到了星期一却说得等到星期三。佩尔和我一遍遍地检查可能出错的每件事情。
“保持火力燃烧——这是最要紧的！”在讨论了3个小时这次飞行的种种可能后，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句话。
这次延迟让我有机会重新检查了安装在飞行舱壁上一排排仪表盘、计量器和开关，也给我时间记住哪个是丢弃空燃料罐的开关，哪个是分离热气球和飞行舱的开关！
“现在是黄灯，”鲍勃宣布，“预计到11月23号会变绿灯。”
“太平洋是世界上第一大洋吗？”霍莉在电话里问，“它有多少英里？环游世界要花多长时间？”
当我到达起飞地点时，有了麻烦，热气球气囊仍然躺在地上没有充气，佩尔的助手队伍都挤在操作间听报告：“风太大，太冒险，顺风太强。”他们决定让气囊躺在地上，希望第二天晚上风势转弱。我到外面寻找翻译，向挤起飞场边的人们道歉，决定明天再试。第二天漫长而又无聊，急流表现异常，鲍勃一直努力计算我们应该着陆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加拿大的育空。
终于，全美最著名和最有经验的气象学者鲍勃：“准备出发！”
回到旅馆，门下塞进来一份传真，霍莉用精巧的斜体字写道：
“我希望你不要在水上着陆，不要着陆不顺；我希望你安全着陆在干燥的陆地上，我希望你旅途顺利。
爱你的霍莉。
附：祝你好运，我爱你。”
我吃了片安眠药，躺在床上睡着了。几小时后，我们开车去了起飞场。大约有5000人冒着刺骨的寒风出来观看，当热气球从地上升起，在飞行舱上来回摆动时，我听见一阵阵欢呼。成百上千个炭火盆放在山坡上，它们的烟直冲上夜空，充分证明了周围是多么寂静无风，但是我们需要尽快起飞，以防万一地面上一股大风撞上我们。
我和父母站在一起，赞美着热气球的宏大，此时一条布带突然从气囊上脱离，落了下来。“那是什么？”爸爸问我。我跑过去找到佩尔。“别担心，”佩尔说，“只丢失了一点热量。热气球够大，可以应付。”我把佩尔带回操作间，爸爸抓住他的手臂问：“从气囊中间部分飞走的是什么？”“只是从热气球一侧漏了一些空气。”佩尔说。爸爸看起来并不相信。
佩尔和我走了出去，站在热气球底下，实际上叠层被撕开了一个洞。我找到爸爸：“老爸，别告诉妈妈，我们有了个洞，但佩尔仍然觉得可以成功到美国。”“你不能在那样的东西里面飞，”爸爸说。一分钟后，更多的叠层带开始剥落。“理查德，恐怕我们将不得不取消这次飞行，”佩尔说，“如果我们起飞，我们将死在太平洋中。”
望着外面山上的人群，我将不得不让他们失望，我的双手由于极度失望不断抖动，但还是再一次拿起麦克风，努力不让自己哽咽：“很抱歉，热气球的叠层被撕开了，因为我们昨夜把热气球整晚放在外面，以至霜冻进了里面……”
随着翻译重复我的话，人群传来一阵叹息，接着又有了漏气声，好几大块气囊的骨架坍塌在火炉上，整个热气球就在我们眼前解体。
没有了火炉，热气球垂了下去，倒在一边，热气从洞里面渗漏出来。
“我们明年还会回来，”我发誓，“请相信我们。”
琼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坐飞机去洛杉矶，“太好了，”她惊喜的大叫，“我要开香槟!”
蔚蓝的大海在我们身下闪闪发光，内克尔岛近了，能看见白色的珊瑚礁、海岸线、倾斜的棕榈树、房子的突出的尖顶、岛上郁郁葱葱的树林。我们盘旋在上空，我的家人和朋友们都站在岸边，戴着白色的宽沿帽，热带风情的衬衣斑驳。我朝他们向上张望的脸使劲挥手，在人群中我看见穿着白色婚纱的琼，她旁边是霍莉、山姆，还有她的亲人。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他又让飞机转了一圈。
我拿起那盒牛奶巧克力，紧紧地咬在嘴里，蹲在打开的飞机舱口，热风急速冲在脸上，我向下张望，觉得海岸和蔚蓝色的大海在我脚下疯狂地旋转。我们飞过游泳池，我抓住门边，回头看飞行员。“一切都因为琼喜爱牛奶巧克力！”他喊道。“小孩也是！”我回叫道。我冲他打了个响指，最后看了眼脚下的游泳池，然后爬到压杆上，在那里摆来摆去。琼和我终于要结婚了，我也不想牛奶巧克力融化，我准备跳下去。
20.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1990.8——19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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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被重重蹬了一脚，我醒了,整个晚上我可是挨了不少“拳打脚踢”。已是早晨5:30，我溜下床，看着山姆蜷缩进了我温暖的被窝，他和霍莉仍然常和我们睡在一起。打开电视CNN频道，把头凑到屏幕前听新闻，不需要多大声音，我已明白局势糟糕依旧。前一周伊拉克侵占了科威特，全世界一片恐慌，原油的价格已从侵占前的19美元一桶飙升到36美元，因为联军开始为准备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打击而囤积航空燃料，航空燃料的价格也从75美分一加仑飞涨到1.5美元，涨得比原油还要厉害。
决定一个航空公司盈利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乘客数量和燃料成本。现在所有独立的航空公司都面临灾难：占日常总开支20%的燃料价格翻了一番，乘客数量日渐减少，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照常运转。战争发生后的第一周里，维珍航空收到了3000个取消预订机票的通知。在路易兹银行我们可以透支2亿5千万英镑，不知道在他们来处理这事之前，公司还能挺多久。这些烦恼暂且抛到一边儿吧。
不晓得今天取消机票的乘客又要增加多少，不过，那些大型国有航空公司遭到的打击更大，因为没人愿意冒险乘坐带有国家标志因而可能遭受恐怖袭击的飞机。由于撒切尔夫人曾经准许美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袭击利比亚途中到英国加油，所以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司都被认为容易招致恐怖主义的报复，在洛克比上空泛美航空公司大型客机里的炸弹已经表明这种报复多么可怕。英航虽然只是家普通的上市公司，却自称是英国官方航空公司，而这个称号第一次对我们有利。经历了第一周的空舱飞行之后，我开始怀有一丝希望：乘客们会谨慎地回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注意到，人们对于维珍表现出了些微偏爱。
1990年夏，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的规模还很小。我们只飞往两个国家的4个目的地，每天我们都检查这4条航线的订票情况，看有没有任何吸引乘客回头的迹象。东京航线的情况最差，我们只获准每周飞4次，而且不是周日，可这天正是商人们最爱启程的日子，况且这条航线在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之前就一直亏损。整整一个夏天我们都在进行游说，希望开通的另外两次飞往东京的航班，不过和以往一样，这次又受到了英航的阻碍。我们飞往纽瓦克和洛杉矶的航线，乘客数量自从开战后第一周就开始减少，不过我们察觉到了一种倾向选择维珍而非美国官方航空公司的细微变化，最好的消息是我们飞往迈阿密和奥兰多的假日航线似乎基本未受影响。
在此前一个月，大家庆祝了我的40岁生日，琼在内克筹办了一场精彩的聚会，我却发觉自己闷闷不乐。我觉得西蒙已经对维珍唱片失去了兴趣，而我亦深有同感，每一次商谈合同都极为艰难，有时反复纠缠于一些老地方更让人感到乏味。尽管我们已经把维珍唱片做成了主要的独立唱片品牌之一，但西蒙的所有财富都维系于这一家公司，我明白他担心我的某个冒险之举可能会危及公司。西蒙对我谈论的其他项目毫无兴趣，他把维珍航空完全当成维珍集团的一个巨大负担，一门会被英航或者其他意外，如海湾战争，逼上绝路的生意。
进入不惑之年，我开始思考这一生中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建立了维珍航空之后，我发现，要随心所欲地迅速发展航空公司极为艰难，虽然我们度过了辉煌的一年，并当选为最佳公务舱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却只限于在盖特维克机场运营。只有一条短跑道，又缺乏相联的航线，盖特维克无论在货物还是乘客方面，都不如希思罗机场有利可图，我们在盈亏的边缘挣扎，还陷入了与英航的持续竞争，而后者依然是竞争中的主力。
一想到我们奋斗只能维持维珍航空收支相抵，我便开始质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做点儿完全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想到了去大学修历史。当我跟琼谈提到这个主意时，她毫不留情地否定，直截了当地指出这其实是个借口，好离家去认识漂亮女孩们。我还仔细考虑过去当全职政客，去研究一些诸如医疗护理、无家可归等重要议题，了解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然后为争取政治变革、贯彻实施而努力奋斗。
可是，所有这些念头，都因萨达姆?侯赛因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抛之脑后，我们的航空公司四面楚歌，危机重重，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方式卷入了海湾战争。
“爸爸，你能帮我找找鞋子吗?”是霍莉。“哪一双?”“你知道的，就那双新运动鞋。”正当电视里世界因战争而分崩离析，正当半舱空空的维珍“处女航行者”号跨越大西洋，飞向拂晓时分的盖特维克机场时，我们一家人正聚在床上吃早餐。让霍莉和山姆做好上学准备永远都是一项令人发狂的测验，鞋子、袜子、背心、体恤、运动衣和贝蕾帽，这些都得从他俩头天晚上莫名其妙藏身过的地方搜罗出来。只有最富于灵感的奇思妙想，才能把那些玩意儿召唤出来。最后他俩终于拎起了所有的玩意儿，朝门口走去，这时，电话响了，是约旦王后努尔打来的。
我与努尔王后的友谊，是那次热气球飞越大西洋之旅带来的奇遇之一。努尔王后是约旦的格蕾斯?凯莉，她是美国人，曾当过空姐，身材高挑，金发碧眼，魅力四射。她如今住在安曼的一座围墙高耸、戒备森严的宫殿里。她听说了我们的气球飞行后就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教她和她的家人乘热气球飞行。我和汤姆一同去了约旦，在侯赛因国王的宫殿里，花了一周时间教皇室成员们如何乘坐热气球。在安曼，没有人见过热气球，当我们在人们头顶出现时，他们无不惊奇地仰望凝视。在意识到自己的国王和王后就站在柳条篮里的时候，人人欢呼雀跃，奔跑招手，整座城市完全呈现出一派喧闹景象。侯赛因国王、努尔王后和王子们在气球离屋顶3英尺时向下挥手致意。
萨达姆侵占科威特时，约旦国王侯赛因是寥寥几位拒绝谴责他这一过激行为的国家首脑之一，侯赛因国王指出，科威特原本承诺给予伊拉克许多油井，以作为对持久的两伊战争的援助，却又出尔反尔，否认这些诺言，甚至还在OPEC组织给它的产油配额上进行欺骗。
战争爆发后，大量外籍劳工从伊拉克逃到约旦，大约有15万难民聚集在临时帐蓬里，没有水，也没有毯子。白天炙热，他们毫无遮蔽；夜里冰冷，他们也无法保暖。一听到这个问
题，我立即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努尔王后的电话就是告诉我，尽管国际红十字会已在建立一个供水系统，但还需要10万多条毯子。
“已经死了一些孩子，”努尔王后说， “不过还没有演变成大范围的灾难。我想我们只有两到三天的宽限了，很快上百名难民将会死亡。”
那天我和维珍航空的同事们谈论如何着手找到10万条毯子并空运到安曼去，所有的人都团结在一起，我们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外事办的威廉?沃德戈雷姆和海外发展办的琳达?绰克，弄到了3万条毯子，哥本哈根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答应提供更多的毯子，我们主动表示提供飞机，于是红十字会就在全国性的电台广播中发出了呼吁。从那晚起，盖特维克机场开始堆积毛毯，此外，戴维?山斯柏利还答应提供几吨大米。
两天后，我们的一架747客机上的座位被全部挪走，取而代之的是4万多条毯子、几吨大米和医疗物资，飞向安曼。装载毛毯的卡车在机场排成了一队，返航时我们还带回了不少被困在约旦而想回家的英国人。
回英国后，威廉告诉我他接到了英航主席金爵士的电话，金爵士惊讶地看到，10点新闻播出了维珍航空的飞机飞向约旦的头条特写。“本该由我们去做那件事情，”金爵士对威廉说。威廉向他指出，恰好是我主动提供帮助，而维珍航空又正巧有架飞机可用。第二周英航也向约旦运去了一些物资，并带回来更多的英国同胞。克里斯汀告诉我，他们非常吃惊：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成功地吸引英航提供帮助，然而，自从维珍航空的安曼之行以后，英航频频地表示愿意提供服务。看来，有时候健康的竞争甚至会造福慈善事业呢！
由于听说我们运去的一些物资并没有到达难民营，我决定去安曼待上几天，观察那些物资下一步的传递流程，直至它最后到达难民营。我又一次和侯赛因国王及努尔王后住在了宫殿，并与内务部长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坚持有必要严格监控这些捐助物资，使那些捐助者确信它们交到了难民手中。我还就海湾危机与侯赛因国王做了几次长谈，侯赛因国王认为战争可以避免，但西方国家希望外交斡旋失败，这样他们就可以借保护科威特来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了。待我回国时，约旦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努尔王后告诉我，再也没有人因痢疾或脱水而死去，不久后15万名难民也慢慢疏散了。
几天后看电视新闻时，我见到一组不同寻常的镜头：萨达姆身边围聚着一群滞留在巴格达的英国人！在那些令人惊悚的画面中，萨达姆坐下来，示意一个小男孩过去站在他旁边，他把手放在小男孩的头上，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对着摄像机讲话，那男孩和山姆差不多年纪。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帮助这些人，如果那孩子是我的儿子，那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把他带回家！记者们认为，这些人质会被当作“人体盾牌”，监禁在联军的首要攻击目标里。
我不知该如何把这些人质带回家，不过我知道维珍有飞机，如果我们能用什么法子得到准许飞去巴格达，就可以把萨达姆同意释放的所有人质都带回来。我突然想到，就像之前帮助约旦解决危机那样，我也可以采用同一个办法：提供飞机以帮助人质获释。
第二天我收到弗兰克的电话，他姐姐莫琳和姐夫托尼在巴格达当人质，托尼患有严重的肺癌，急需治疗护理。他打遍了外事办各个部门的电话，还联系了伊拉克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甚至巴格达的伊拉克政府，可是似乎所有人都爱莫能助，于是他向我求助。
在空运毛毯去约旦中，除了与外事办建立了联系，我也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结下了友谊。侯赛因国王是西方政府与伊拉克进行接触的仅有的几个中间人之一，听说伊拉克亟需医疗用品，所以我想是否有可能藉此做笔交易，如果我们运入医疗物资，伊拉克则释放一些滞留当地的外国人。我打电话给努尔王后，讲到这个提议，她建议我再次来安曼和侯赛因国王讨论。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安曼与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度过，这三天让我洞悉，在危机时刻一个商人是如何起作用的。表面上看，我所能自荐给萨达姆的，不过是曾经带侯赛因国王和努尔王后坐过热气球，我又开着一个小航空公司，有4架波音747。虽说再没别的人带侯赛因国王坐过热气球，但是拥有大型飞机的商人可多着呢。然而，这两个条件却把我推入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我成了绝少的几个侯赛因国王愿意对之倾吐心声的西方人之一，因而实际上得以直接接触到萨达姆。于是我开始草拟一封给萨达姆的信，告诉他我正在安曼帮助遣送移民回国，并组织一些医疗物品及食品供应，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释放部分在巴格达抓到的外国人，尤其是妇女、孩子和病人，为表示友好，我愿意空运一些伊拉克短缺的医疗用品，我还提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的肺癌，落款是：“尊敬您的理查德?布兰森”。
然后我下楼到了会客室，侯赛因国王就中东问题谈了一个小时，他向我指出为什么并不机械地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的原因：科威特人民已经分成了三个阶层，有40万科威特人特别有钱，200万穷困潦倒的移民工人伺候他们。在科威特没有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西方所宣称的“民主”几乎无法得到保障。
“科威特人对阿拉伯世界毫无贡献，”他继续说道。“他们所有的钱都存在瑞士银行的
帐户里，而不在阿拉伯半岛。我曾询问许多世界首脑，如果伊拉克侵略的是约旦，一个没有石油的国家，那么西方是否会来援救。每次得到的都是沉默。我怀疑这一点。”接着他大笑，“不过，我知道你会来的！是的，你会坐上热气球，率领你的维珍飞机，飞越地平线赶来！不过，说真的，这是一个解决整个中东问题的机会。科威特向萨达姆承诺，它将支付它在两伊战争中承担的那部分资金，因为伊拉克是代表它作战的，而它却背弃了这一承诺。起初，萨达姆只计划占领那些有争议但他认为属于他的油田，他之所以占领了整个国家，是因为听说科威特人在准备飞机的起降跑道，让美国人进来保卫他们，对于侵略沙特阿拉伯，他绝对没有兴趣。”
侯赛因国王的和平计划包括伊拉克撤回到边境，但保留那块他认为科威特亏欠伊拉克的土地，而后三年内，科威特应举行选举，来决定这些边境地区的人民是希望加入科威特还是伊拉克。他告诉我，西方几乎毫不知晓此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进行了数月的谈判，科威特人是如何不断地拒绝履行他们的承诺，此外，科威特人也没有取消伊拉克因伊朗战争而欠下的债务，并且继续欺骗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超额生产石油而且廉价售出。晚餐结束时，侯赛因国王将我的信拿进了书房，翻译成阿拉伯语。他给萨达姆写了一封附信，派专门的信使送去巴格达。
回到伦敦后，我开始与外事办磋商，努力想弄到那些身陷巴格达的人们的医疗详情，以便能够“证明”他们是病人。然后又给其他外国大使馆打电话，预告他们可能会有一次前往巴格达的营救飞行，他们应当尽力提供患病“证据”来帮助一些本国同胞登上飞机。返回英格兰的第二个晚上，我收到了萨达姆的答复，他向我们许诺会释放妇女、孩子和患病的人质，但是他要求一位有地位的人士飞到巴格达，公开提出上述请求。我跟英国前首相、保守党人泰德?希思通了电话，问他是否乐意出面，他同意了。侯赛因国王联系上萨达姆，把泰德的名字传给他，萨达姆表示认可。第二天我们用飞机把泰德送到了安曼，在那里侯赛因国王将安排他前往巴格达。
又过了一天，侯赛因国王给我打电话：“先生，好消息，你可以启程去巴格达了，我得到了萨达姆的承诺，保证你的安全。”
为了这个电话，我们前面几天都在筹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群勇敢的机组人员。我们也预先告知乘客，维珍的航班可能会出现延迟，我们也许不得不把他们转到其他航班上去，当我告诉航空公司的其他董事已得到飞行的准许时，他们显得忧心忡忡，一旦飞机在巴格达滞留超过几天，我们就会破产。
“政府已答应，如果飞机被毁，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保险公司，”维珍航空的财务处长耐格尔肯定道，“不过要是飞机遭到挟持，羁留在巴格达，没人会支付保险。还记得吧，英航已经有一架747在科威特失事了。”
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在默默领会这话的含义。“有一个好处，”戴维一脸严肃地说，“他们说不定会把理查德扣在那儿，省得我们再经受他那些轻率计划的折磨！”人人开怀大笑。尽管我明白，这次飞行冒险我可把一切都押上了，但我也清楚，事到如今已无退路。
1990年11月23日上午11点，我们从盖特维克机场起飞，朝东飞过欧洲，我们都坐在飞机前部，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人质亲属，医生，护士，维珍的机组人员和一名代表新闻媒体的记者，身后还空着400个座位。好一幅怪诞的景象！舱外的白昼迅速消褪，进入伊拉克时已是晚上，我朝夜空望去，想知道伊拉克军队在哪儿，想象着在我们飞向巴格达时受到雷达的监视，在他们阴暗的屏幕上，我们就像一个明亮的绿色圆点。我有点儿期待见到几架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可是一切都宁静依旧，令人不安。飞机轰鸣着颤抖着向巴格达飞去，12个月里第一架飞往巴格达的飞机，机舱里所有人都停止了谈话，我们正在进入世界上最危险的领空——联军预定的集中攻击目标，不知道袭击会在何时开始。
我走进驾驶舱，机长和两位大副正通过无线电对地面航空控制中心讲话，那是证明巴格达存在的唯一信号。透过挡风玻璃望去，前方一无所有，伊拉克实行了彻底的灯火管制。“我们离这座城市越来越近了。”机长说。我审视着面前的屏幕，高度计随我们下降而降低，长时间的平行飞行让人产生错觉，在空中的大多数时间你都处在云层之上，在喷气机气流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里，几乎察觉不到自己在移动。我们下降得更低了，飞机急剧穿越夜空，通常机场呈现出一片橙色和银色交汇的光芒，要在其中辨别出跑道的灯光是困难的，跑道、舷梯、飞机和控制塔因为荧光照明而灯火辉煌，可是，我们是第一次飞过一片如此黑暗的土地，如同在大海上空飞行。驾驶员正接受着巴格达的航空控制中心引导，他打开了飞机襟翼，放下起落架，只有600英尺了，现在是500英尺。地面控制者空洞的声音开始数我们的高度。突然，两排降落灯在我们下方的黑暗中亮了起来，飞机触到地面，沿着柏油碎石跑道疾驶，又出现了几盏灯引导我们，可以朦朦胧胧地辨认出站在台阶两旁的挎着机关枪的男人们。
脚步声朝我们移来了，我领路下到伊拉克的停机坪。两队士兵呈扇形散开将我们围住，几名身穿驼毛呢大衣的高级政府官员迎接了我们，并指出亲属应留在机上。巴格达机场比希思罗机场大，却完全被废弃了：我们的飞机是那里仅有的一架。我回头看着这样一幅不甚协调的画面：在空旷的机场里，穿着红色迷你裙和红色细高跟鞋的维珍空姐们，在伊拉克士兵面前走过，她们的高跟鞋在一片沉寂中啪嗒啪嗒地响着，我们都在微笑，起先士兵们还有点羞怯，但不久也向我们咧嘴笑了。
我们被带到一间空空的候机室里，分发了一些带来的礼物：送给官员的是盒装巧克力，送给士兵的是维珍儿童飞机背包，他们可以送给自己的家人。这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响动，泰德?希思带领一大群男人、女人和孩子，穿过玻璃门走来了，日光灯下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一见到我们，他们爆发出一阵欢呼，跑过来拥抱我们。泰德一直在微笑，大笑，和每一个人紧紧握手。我马上意识到不会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去，人人都在大声欢笑，相互拥抱，泪水在脸上流淌。外边，士兵们正在卸载我们带来的医药物资。我们打开香槟酒，互相敬酒，也给那些要留下来的人们敬酒；我找到了弗兰克的姐夫，和他拥抱；一个怀孕的菲律宾女人朝我走来，她将不得不留下自己的丈夫，哭成了泪人儿；另一个男人只好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和她道别，我只能抱抱他，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两人的眼里都噙着眼泪。我也是父亲哪！
一个小时后，伊拉克人叫我们回到飞机上去，穿过冰冷的停机坪时，我和士兵们握手，并且送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儿童背包，我们彼此祝福。离开时，这些面色虚弱、担惊受怕的士兵们身穿不合脚的靴子和不合身的橄榄绿裤子，还将时刻紧握枪杆，保卫这个很可能第一个被炸成碎片的目标机场，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内心不安。
为了保暖和互相扶持，大多数人质手挽手走过了跑道，他们看上去像鬼魂一般，孤零零的747更衬出他们的矮小，所有的灯又被熄灭了，只剩下一盏聚光灯照亮台阶，我登上舷梯，转身挥手告别。“你们老是迟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来，是弗兰克，他留在飞机上，想给姐姐和姐夫一个惊喜，相见时他们不禁相对大哭，彼此拥抱。我最后一眼看到伊拉克士兵时，他们正集合起来，打开我们送的红色维珍背包。我们很可能是他们遇见的第一批西方人，他们知道，第二批不久就会到来，在头顶呼啸咆哮，点燃导弹。威尔一直在检查人质们随身带来的包裹，在最后一刻他发现了一个放有晶体管收音机的包，无人认领，就在机门即将关上的一瞬，他跑上前把包扔到外边水泥地上。士兵们大吃一惊，来不及反应，包躺在那儿，而门关上了，飞机的滑轮在向后翻转。
机舱内一片欢腾，亲人们挤拢在过道里，互相拥抱。我们为起飞系好了安全带，一旦飞机平行飞行，聚会就开始了。我们已经远离巴格达，站成一圈，手持香槟酒杯，交换着故事。这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已经飞离了伊拉克领空，一阵鼓掌欢呼。我抢过麦克风，拖住泰德?希思的腿，宣布：“我刚刚得到消息，对于泰德的安全返回，撒切尔夫人绝对是欣喜的。”她的老对头正在回家的路上呀！
机上的其他人都在哭泣——为重获自由而喜悦，又为留下的亲人而担忧，两个月后，托尼死于肺癌，而巴格达机场则被有史以来最猛烈的集中轰炸化为瓦砾，我希望那些身穿粗劣制服的伊拉克士兵能够幸免于难。
“见鬼！理查德?布兰森以为他是谁?”金爵士在他给威廉的第二个电话里这样怒吼，“是该死的外事办的一分子吗？”金爵士的愤慨也在一些报纸上得到了附和，它们暗示我不过是出于个人荣耀才，我被这一批评刺痛了，和侯赛因国王在一起时，我曾在日记中极力分析自己的动机：
“感觉身心完全碎裂了。一直疲于奔命，在接受ITN采访、谈到我所见的各种人士时，我噎住了。说起在巴格达机场，那位英国父亲不得不把三岁的女儿托付给保姆以带出伊拉克，那位菲律宾妇女在那天离开伊拉克生第二个孩子。讲述时我只能说到一半就不忍继续了。
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呢？那些嘲笑有没有道理？一个月之前，我正接受《名利场》的访谈，那段时间整天情绪低落，看上去似乎已经丧失了人生目标。我已经在许多领域证明了自己。我刚满40，在寻找新的挑战，甚至考虑除了航空公司，变卖掉一切东西，缩小一点，集中精力做一门我热爱的冒险生意。但也要有时间尽力运用我的商业技巧，去解决我认为自己会有所裨益的问题，如攻击烟草公司、子宫颈癌，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我认为会得到更大的自我满足，而不是把接下来的40年时光浪费在经营公司、把生意做大上——那只是前40年的重复而已。
为此我需要得到承认吗？不，我认为不必。一个两难问题是，要针对许多问题开展运动，你需要公开地利用自己，以号召别人。电视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媒介，借助我在电视上的讲话，成吨的药品、食物和毛毯、帐篷送达了难民手中。撒切尔夫人辖下的政府捐助了200万英镑，五大慈善机构之间也召开了紧急会议，BBC和ITN开始播放免费广告……我相信在这一事件中，由于行动迅速，一场主要的灾难得以避免，但是，如果不公布于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
难题是在像英格兰这样的小国家，一个人可以以何种频率、通过何种方式利用媒体而不至于失去对公众的吸引力，如果真有迹象表明我是为了个人荣耀而做的，那么我将来就根本再也不能这么做了。”
通过飞往巴格达和营救人质，维珍再次篡夺了英航惯有的角色，当时我并不知道维珍的这次巴格达之旅会让金爵士如此恼火，我只是在尽力帮忙。我们成功地与萨达姆进行了谈判，运载了医疗物资，而且带回了人质。后来我才发现，金爵士的愤慨反应仅仅是个开端，一场由英航发动的旨在将维珍航空挤出市场的暴风行动就要开始了。
第十一卷
21.我们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 (1990.11—1991.1)(1)
“低头，”我冲着珍妮和她的丈夫雷内大叫，点燃了汽油，我可不想珍妮的头发着火。随着火苗在气囊中熊熊燃烧，热气球绷紧了绳子，我解开了缆绳，大地越离越远。因为珍妮没有带任何飞行时可以保暖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更衣室找了件旧皮大衣给她穿上，这让她看起来很瘦小。我们在秋日的下午静静地滑动，树叶凋零，残留在树上的叶子也是红色或者金黄色，11月里昏暗的阳光穿过枝头，投下斑驳的长长的阴影，热气球运动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看影子：每棵树、篱笆、甚至母牛都有长长的清晰的阴影，而你很难在地面上注意到这些
。
当我在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时，我也开始同珍妮?杰克逊谈判，她对同维珍签约表示了兴趣。同努尔皇后一样，我问她是否愿意乘热气球升上天空，邀请她来到磨坊端。我喜爱热气球运动。这是我做过的最安宁的事情之一，让我觉得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中，当你滑行时觉得自己同世界完全隔绝，没有人可以打电话给你，没有人可以打搅你的飞行，你是多么自由自在。热气球是最自然的运输方式之一，当我看见一个热气球悬挂在天空中时，我觉得它和周围的风景协调美丽，不像摩托艇和轿车那样破坏风景，你还会看到周围宏伟的景象流淌在你脚下。我曾经飞过一个干草堆时，发现一对赤裸的情侣在上面纠缠在一起，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瞧见他们，我在他们上方十英尺处点燃了火炉里面的丙烷，他们立刻跳起来分开了。
珍妮和雷内也在热气球上，我们一起沿河而下，往牛津飞去，不久就可以看到牛津的塔顶了。我熄了火，逐渐下降，没有风，我们的漂移几乎察觉不到，可以听见下面街道中所有的嘈杂声。
“你们好！”珍妮靠在篮边，向下面一些自行车的大学生挥手。他们停下车，也向我们挥手。
“我上一次在牛津飞行是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一起来的，”我告诉珍妮，“我把燃料用光了，坠落在当地一家面包厂的屋顶上。牛津的报纸画了一幅漫画，问我是否没有面包吃了。”
地面渐渐暗淡下来，一群鹅排成V字形飞翔在天空中，我们几乎能够伸手摸它们的翅膀，最后我们降落在克赖斯特彻奇草原上，坐车回家。那晚琼做了烤鸡，玩闹了一通宵，虽然我们一次也没有提到唱片买卖，但是我确信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签约。
与这次秋天在柳篮里飞经牛津的飞行相比，我的下一次热气球航行没那么富有田园诗风光。自从去年12月后，佩尔一直在为飞越太平洋的热气球建造新的气囊，今年12月上旬它就被运往日本，同飞行舱安装在一起，等待适合的急流从头上经过。一个叫丹羽文雄的日本人——热气球驾驶者——向我们发起挑战，正在计划用氦气球作首位飞越太平洋的人。佩尔、我、我们的家人和热气球队伍到达了日本，我们一边做准备，一边通过无线电和丹羽文雄互相开玩笑，他也被过慢的急流迫降，天气预报暗示这股急流会让我们在太平洋的某处搁浅。我们一边等，一边做安全训练，还通过CNN关注越来越紧张的海湾局势。我确信多国部队的攻击会在圣诞节后马上开始，如果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宣战，我们就再次取消这次旅行。
随着圣诞节日益临近，海湾战争仍然没有爆发，然而也没有充足的强大急流让我们飞越太平洋，鲍勃告诉我们至少需要一周才会有所好转。
假期结束时，琼带着孩子回伦敦上学，可以理解，她不喜欢我驾驶热气球，更别提看着我起飞。在东京成田机场，我同他们一一拥别，当我们走过机场时，看见一个电视画面，忽闪忽闪的屏幕上显示一架直升飞机盘旋在海面，拖上来一具尸体，我立刻明白那是丹羽文雄，他死了。他们解释说丹羽文雄起飞后一到岸边就坠落了，他曾在飞行舱通过无线电呼救，但是救援队抵达时他已经死了，晒死的。
看见丹羽文雄的尸体被从冰冷的海中绞上来，我对这次飞行的热情消失了很多，但是无法后退，如果天气良好，那么我们起飞，我把自己交给了命运女神。后来，我们准确地查清了丹羽文雄失事的来龙去脉，他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起飞，希望比我们偷跑一程，大风撕碎了热气球的气囊，他迫降在太平洋，只好请求直升飞机支援，飞机来时他已经死了。8000英里的航程他仅仅开了个头，这是一个有益的警告。
多国部队已经给萨达姆下了最后通牒，勒令他在1月15日之前撤离科威特，否则就会发动攻击。急流合适了，1月14日傍晚我们开始给热气球充气，佩尔和我凌晨两点半被叫醒，去起飞地点。我们从成千上万人中间挤过，他们无惧寒冷跑来观看起飞，日本孩子们拿着蜡烛，挥舞着英国国旗，他们用标准的英国口音唱着《上帝拯救女王》。在我们前面，热气球拖着钢缆，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它大得可以容纳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已经被加热到很高的温度，只要缆索一切断就会冲上天空。就在我进飞行舱前，我父母从警察和屏障间挤过来，妈妈给我一封信。“该走了，”佩尔嚷道。
地面工作人员逐渐后退，我们点火，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强，佩尔点燃放开钢缆的螺栓，我们冲上云霄。令人窒息的几分钟后，我们穿过了云层，看见水平线上破晓的银光。我拿起无线电通讯设备，同地面人员联系。“你们飞走了，”威尔大叫，“这儿的人疯狂地在下面欢呼，太了不起了！”
五分钟内我们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向急流层冲去，半小时后我们飞到了太平洋上空，然后我们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急流层底部，这时我们好像碰上了玻璃天花板，无论怎么加燃料，热气球还是进不去。风太大了，把热气球的平顶直往下压，我们一直被弹回来，只好穿上降落伞，把自己捆上救生筏，以防万一热气球遭受灾难性的撕毁。接着，热气球终于先挤进了急流层，气球顶部突然飞到我们前面，甚至掉到飞行舱下面，我们被撞倒在一边，飞行速度突然从20英里猛升到100英里，我们简直要被撕碎了，但是幸好飞行舱跟着热气球
进了急流层，我们处于正常位置了。热气球再次吊在我们上方，我们安全地进入了急流层。接着，配而扔过来一句：“从前没有人做过，我们进入了未知的区域。”
7小时后，该丢弃一个空燃料罐了。我们有6罐丙烷拴在飞行舱上，当燃料罐空了，我们就会扔掉罐子，减掉多余的重量，相应地飞行速度加快。我们决定在扔燃料罐时降低高度，钻出急流层，以防万一有什么地方出错。
我们在飞行舱下有一个镜头垂直向下的摄影机，充当我们的一扇窗，下面的大海看起来波涛汹涌很危险，虽然我们在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白色的波峰和阴暗的波谷。佩尔按下按钮松开空燃料罐，飞行舱突然倾斜在一边，我被扔过飞行舱，掉在佩尔的头顶。“怎么回事？”我大叫。我沿倾斜的飞行舱地板爬回座位，我们以25度的角度悬挂着。佩尔检查了所有的控制器，想知道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我们就被一根钢索掉着，飞行舱会同热气球分离，垂直坠入海中。我打开录像带机，看看燃料罐消失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怖的是，我看见三个罐子往大海落下，而不是一个。“该死的，”佩尔说，“飞行舱一侧所有的罐子都扔掉了。”我们实际上抛弃了一个空罐和两个装得满满的罐子。我们才飞行了一千英里，现在却只有出发时一半的燃料，我们得靠三个而不是五个燃料罐来完成太平洋飞越中最危险的远征。
“当心，”佩尔说，“我们在上升。”我看着高度计，没了两个装满燃料的罐子的重量，热气球骤然升高，速度如此之快，高度计滴答滴答地从三万一千英尺稳定地上升到三万四千英尺。
“得放出热气，”佩尔说，“我们必须下降。”我们不知道飞行舱有多坚固，只知道玻璃舱顶能抵御的压力高度大约在四万两千英尺，如果我们到了四万三千英尺，玻璃舱顶就会爆裂。还有两秒钟做最后的祈祷，够时间看到我们的肺部从胸部挤出来，眼珠从眼眶里蹦出，我们就变成太平洋某处四落的碎片。虽然佩尔打开了热气球顶部的通风口，但是它还是继续上升，时间和高度计展开了竞赛……
感谢上帝，在我们丢弃所有燃料罐之前，终于慢下来了。三万九，三万九千五，四万，四万零五百，四万一千英尺。我们现在到了无人知晓的区域，我们的设备没有在这个高度测试过，任何事情都可能出错。在四万两千五百英尺时，高度计停止上升。我悲观地猜测是否是因为它已经破裂了，不能记录任何更高的高度。除了协和式飞机，我们上升的高度超过了任何喷气式客机。但是接着它下降了五百英尺，然后更多。
“我们不要下降的太快，”佩尔说，“我们必须烧燃料，重新上去。”他关上通风口，热气球继续下降到三万五千英尺高。然后又得开始再次点燃火炉以留在急流层。我们面临失去燃料罐的问题，同圣何塞飞行中心的联系后，很快有了计算结果，如果我们要在燃料用完前到达陆地，那么飞行的平均速度必须是每小时170英里，是以前飞行速度的两倍——机会太小。
“夏威夷怎么样？”我问，“能准确在那着陆吗？”“那就像在干草堆里找根针，不可能！” 佩尔说。“可是我更怀疑美国是否可行。”我低声说。
通过无线电询问下面的情况，麦克激动地告诉我们：“刚同在这一区域的货船通完话，他们说风急浪高，糟透了！你们不能在那里抛弃热气球，没有船可以过来救你们。浪有50英尺高，如果船掉头过来，大浪会把它劈成两半。明白了吗？完毕。”“按你们现在的高度继续前进，”鲍勃接着说，“急流相当强。”接着，无线电突然断了。
接下来的六小时，由于周围糟糕的天气，我们在一个高频屏蔽区，同外界失去了联系。在太平洋某处上空，几根钢缆挂在一个巨大热气球下，剩下的燃料罐在飞行舱边摆来摆去就像一串项链。我们最主要的三个参考点是全球定位系统、我们的手表以及高度计。每10分钟或者15分钟，我们就会看一遍全球定位系统，计算我们相对地面的水平速度。佩尔开始觉得筋疲力尽，“我要休息一下，”他喃喃而语，躺在了地板上。只有我一个人了。飞越大西洋时我更像一个乘客而不是个飞行员，与那时不同，我现在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们要成功着陆，唯一的机会就是保证热气球一直在急流层中间，这个地带只有100米宽，仅仅相当于热气球的四倍，但是呆在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周围的天空一片漆黑，几乎看不见飞行舱外，我坐着，佩尔躺在地板上昏睡，似乎我们就要死了。仅有三个燃料罐，我们会在距美国海岸几千英里时用光燃料，不得不迫降在海上。很可能是晚上，迈克已经告诉我们地面的天气糟透了——真他妈的糟透了——没人能发现我们，如果我们想活下去，必须驾驶热气球再飞行30个小时。最后生存的机会是驾驶热气球飞行在急流层中央。我把所有有关死的想法抛在脑后，注意力集中到刻度盘上。
虽然我不信上帝，但是当我无助而又脆弱地坐在已经毁坏了的飞行舱里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有个神灵进了飞行舱，正在帮助一路我们，我们正开始快速地飞行，接近所需的每小时170英里的速度。丢弃燃料罐之前我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八十英里已是非常好了，现在的速度就是个奇迹。虽然我使劲扇自己耳光，确信我没有产生幻觉，但是每过15分钟速度就会上升：每小时160英里，180，200，甚至240！这太使人震惊了。
即使以如此惊人的速度飞行，依然花一个小时飞行两百英里依然花一个小时，我们还剩下6000英里。我拼命地掐自己以保持清醒，突然我看见头上的玻璃顶冒起一股可怕的火光，着火了，燃烧着的丙烷块四处滚动在玻璃顶上。“佩尔，”我叫嚷着，“我们起火了。”佩尔突然站起来，向上望去，他的反应快得不可思议，立即做出了决定。让它上升，”他说，“我们必须上升到四万英尺，那儿没有氧气，火会熄灭。”
我点燃火炉，热气球开始上升，外面的温度只有零下70度，只要有一个炽热的火球击中玻璃，就会爆裂。我们上升到三万六千英尺、三万八千英尺，得戴上上氧气罩，否则玻璃顶破裂或者融化，我们就会因缺少空气压力而死。我们陷入了囚徒困境：在缺少氧气的四万英尺高空，玻璃顶上的丙烷火苗才会熄灭，但是火炉也会熄灭，如果火炉在丙烷火球前熄灭，那么在我们就会掉回到三万六千英尺，而丙烷火球继续威胁着玻璃。我们上升到四万三千英尺，火炉发出轻细的爆裂声，火球终于熄灭了。佩尔打开热气球顶端的通气口，我们回到下面，浪费了宝贵的燃料。
我们又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飞行了一个小时，我不断地对着摄影机说话，想象自己正在同琼、霍莉和山姆谈话，不停地瞎扯，告诉他们我是多么爱他们以及我们将在美国着陆。在漆黑的大洋上，我们呆在小小的金属飞行舱里旋转于平流层中，除了苹果和一些巧克力，什么都不敢吃。我在日志上写道：
“飞行了17小时4分，感觉有一生那么长。接近日界线了，当我们穿过日界线时，我们就将打破自己创造的热气球的记录。然而，现在我们丧失任何帮助，坐在倾斜的飞行舱里，浪费了一半的燃料。不知道战争是否已爆发，因为同外界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未必会到达海岸，但是情绪高涨，我们飞行的速度太惊人了！”
依然没有联系上圣何塞控制中心，我写道：“事情看起来令人非常绝望。这时我不能确认我们将到家。”
然后，就像我们突然中止联系一样，我们的联系又恢复了。我从无线电设备上听到话音，这时联系已经中断了6小时10分钟。迈克曾经以为他已经失去我们了，因为两艘他联系寻找我们的船只报告说看见残骸了。
“迈克，是你吗？”“理查德，你们在哪？”“坐在太平洋上空的一个锡罐里。”我们如释重负，几乎流下了眼泪。“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迫降了。上帝，我们还动用了空军和海军。”“我们很好，”我撒谎，“虽然丙烷在我们飞行舱上引起了火灾，但是现在已经熄灭了。”我告诉了他们我们的位置。“除了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家，还有什么问题？”迈克想知道。“没有了。我们依然歪斜，当然不会再扔掉任何燃料罐了。”“海湾战争爆发了，”一个女孩说，“美国人正在轰炸巴格达。”是佩妮，她也在控制室。
我想起我在巴格达机场碰到的士兵，海湾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如果我们确实迫降，一定没人会关注。鲍勃通知说：“我算出了你们的路线，你们需要立刻下降，你们现在所在的急流不久将折回日本，你们将会被放逐在太平洋上。如果你们从三万英尺下降到一万八千，你们或许可以进入向北的一股急流，它正冲向北极，但是至少那儿是陆地。”
我们关掉火炉，开始下降，五小时后鲍勃让我们再次上升，回到三万英尺的高度，以每小时两百英里的速度往西北飞去。我感到凡事皆有可能，而且奇迹仍在继续。我们的速度非同寻常：每小时210英里、220……突破了所需的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正平稳地向加拿大海岸飞去。燃料维持得不错，速度保持得很好，佩尔和我开始相信安全着陆没问题。
经过36个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穿过了加拿大北海岸。即使我们现在正飞往落基山脉——肯定是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但至少那是陆地。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感觉难以让人置信。在我们飞越落基山脉时，我们用无线电联系上了当地地面控制中心——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把你们的救援信号灯打开，”他们建议，“现在遇上了暴风雪，能见度为零，风速达35英里。”我们的兴奋变成了绝望，救援信号灯每隔五秒钟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嘟嘟声。我们曾经期望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却在洛杉矶3000英里之外，飞入北极的暴风雪中，恶劣的暴风雪会撕碎热气球，我们就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像丹羽文雄那样死去。我们必须在黎明后立即降落，如果拖延三四个小时，太阳就会加热热气球的气囊，我们将继续飞过格陵兰岛，深入北极，失去同任何救援队的联系。
我们在暴风雪中，以大约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急速向前旋转，我的任务是让热气球着陆。750英尺高时，我打开舱门，冷空气和雪花扑面而来，我爬到被冻住的飞行舱顶部，抓住钢缆，侧身把安全栓拔出扔到暴风雪中，它们是用来在碰上雷电时防止螺栓着火。我在那蜷缩了一分钟，注视着旋转在我周围的雪花，仅有的灯光是头上巨大的桔色火苗。热气球运动中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因为你和风速一样快，所以你听不见风声，你的飞行速度有每小时150英里时，如果你将薄纸放在飞行舱上，从理论上说，它不会被吹走。所以，虽然我们在暴风雪的中心，但是觉得非常安静，我被雪花消失在火苗中的景象迷住了。然后，我环顾周围，看见了脚下的大地，意识到这么黑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下方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我朝佩尔大叫：“不要降得太低，下面全是森林，我们走不出去。前方有块空地。你能看见吗？”“准备着陆，”佩尔一边叫一边熄灭了火炉。
爬回飞行舱，我们降落了，以大约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撞上地面，发出一声巨响，一路滑行。不幸中之大幸是在气囊飞离我们之前飞行舱停住了，我们立即扳开阀门，手脚并用地爬出来，害怕飞行舱将和最后的丙烷燃料一起爆炸。我们拥抱在一起，在雪中跳了会儿快步舞。银色的热气球气囊悬挂在松树林上，风正吹得它四处乱晃，飞行舱没有爆炸，外面的温度是零下60度，如果我们回不去，就会冻伤。我们再次爬进飞行舱，用无线电联系沃森湖飞行服务中心：“我们已经着陆，我们到了。”“你们在哪里？”“着陆在四周有森林的湖上
。”“这是个结冰的湖泊，”一个简洁的加拿大声音回答道，“很安全。唯一的麻烦是你们周围大约有80万个湖泊，湖边全是树林。”
我们不得不在飞行舱里再等上8个小时，佩尔的一只脚和我的一个手指冻伤了，我们蜷缩在一起，半睡半醒，吃着补给，极度渴望得到温暖，这8小时中每隔5秒钟，紧急呼叫器就叫一次，几乎刺破我们的耳膜。我们的着陆地点距离最近的居民点有300英里，距离最近的道路有150英里，这片荒野大约有英国的两百倍。“我们已经飞行了6761英里，”佩尔带着疲惫骄傲地说，“我们的飞行时间是46小时6分钟，平均速度是147英里——这些都打破了记录！”“我只渴望一杯热咖啡，”我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还有篝火、阳光海滩。为什么我们不降落在加利福尼亚？”
“下次，最后一次飞行，”佩尔开始梦想，“环绕世界！”我想知道我是否疯了，还去考虑同他再次合作。相对其他任何人，他将热气球飞行的技术推广到极限，但是令人悲哀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建立起坚固的关系，但是佩尔没有团队精神，他很孤独，经常难以理解，很容易批评别人。我的成长经历却告诉我要寻找人们的优点，尽管这样，作为两个性格相反又相互尊重对方优缺点的人，我们仍然和平相处。他也必须忍受我们所做得每个项目都命名为“布兰森”或者“维珍”，当然，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比绝大多数人一生所经历的还要多。
终于听见了直升飞机的轰鸣声，它盘旋在上空，降落在我们旁边。我们拿好装录像带带的包和飞行日志，摇摇晃晃地进了直升飞机，佩尔由于冻伤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经过四个小时的飞行，我们抵达了耶洛奈夫的一个小机场，一圈圈黄色的荧光灯在大雪中模糊不清，我们嘎吱作响地走过雪地，来到飞机棚，打开门踏进去时，威尔、爸爸妈妈、佩尔的妻子海伦和一些来自耶洛奈夫的人在那里，当我们走进去时，他们欢呼起来。“来一杯冷啤酒，”威尔叫道，“只有这个了。”佩尔和我打开瓶塞，向每个人喷洒。“你们成功了，”妈妈说。“不要再做了，”爸爸说。“你什么意思？”佩尔开玩笑说，“我们下次将环绕地球。如果那些燃料罐还在，那么现在我们在英国。”“你看了我给你的信吗？”妈妈说，它还在我的裤兜里，“这封信是一些日本小学生写的。你必须把它交给你着陆地点的当地孩子。”耶洛奈夫的一位地面人员带了六岁的儿子来看两个从日本飞来的热气球驾驶员，所以我单膝跪地，把信交给了他。“日本的一些孩子写了这封信，”我告诉他，“你也许有一天去那儿，但是别乘热气球！”
我们在镇上最大的餐厅吃了顿饭，耶洛奈夫的半数居民都到了那里，吃饭时新首相梅杰发来一份传真，祝贺我们飞行取得成功。第二天我们飞经西雅图到了温暖的洛杉矶，在那里坐上了回伦敦的飞机，报纸上说入侵后股票市场飞涨，看着多国部队如此猛烈的火力，很难想象伊拉克可以长时间坚持。我同机务人员谈话了解到航班是多么空，一位飞行员警告我海湾战争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持续相当时间的大衰退。“所有的轰炸结束，萨达姆死后，”他说，“世界将突然发现主题将不是‘所有战争之母’，而是‘所有衰退之母’。
22.飞向暴乱巴格达(1991.1 -1991.2)(1)
1月25日是星期五，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坐在沙发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纸笔，拒绝喝杯咖啡，对上周飞越太平洋的事情毫无兴趣，也不愿看我的眼睛。他的举动让我不祥地想起我以前的考茨银行经理。
“周一我参观了欧洲航空，周三我去了丹航空公司，”西德尼开始说，“我怀疑你们同样深陷麻烦，恐怕我们要收回在那两家公司的贷款，也看不见你们怎么能够让维珍航空运营
下去。”显然这就是他的想法，他来看我们的时候或许是航空工业史上最差年份中的最糟一周。虽然维珍集团在银行的贷款额正式为两千万英镑，但是现在已经为五千万英镑。他们星期一访问了欧洲航空公司，随后收回了贷款，所以这家由哈里领导的欧洲最大的独立短途航空公司于本周五宣布破产，4000名员工失业。
海湾战争仍在继续，航空燃料每加仑的价格仍然高于1.2美元，旅客们也不愿飞行，尤其是乘有国旗标志的飞机，在外行看来，航空陷入了灾难。然而，维珍集团的其他部分看起来很好：仅仅靠出售日本世家的设备，维珍通信当年的销售额也会超过一亿五千万英镑；西蒙和肯的唱片销售也进展顺利；维珍公司的歌手保拉?阿卜杜和史蒂夫?温伍德在美国音乐排行榜上位居前两名，布赖恩?费瑞则在英国排行首位。海湾战争和愈演愈烈的衰退没有影响唱片销售，虽然维珍大卖场盈利不多，但是也没造成什么损失。
维珍航空是我们最大的负担，但是潜在的前景依然让人振奋。维珍假日照常运营，总经理让?希姆斯预言今年度假者的数目将从去年的八万三千人增加到十万，增长率高达20%。让把维珍假日打造成维珍旅行旗下最盈利的一部分，而且他的预测从不会失灵，所以我深信不疑。假设维珍假日的平均价值是每人730英镑，那么仅仅从这些顾客身上我们就能得到7300万英镑的销售额，况且他们都得搭飞机。货运方面也传来好消息：到日本的货运价格确实在上涨，成功经营我们货运部分业务的阿伦指出太多的航空公司暂停了远东的服务，因而他现在能对发往日本的货物增加费用。“我们现在往那边运什么？”我问他。“你绝对猜不出来，”他说，“大部分是苏格兰熏鲑鱼和威士忌，然后我们运回电脑游戏。生意兴隆得不得了。”
维珍的政策经常是把我们多余的现金重新投入到这个业务中去，因而我们的利润和亏损表无法充分说明潜在价值。虽然这项政策长远看来是有效的，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有了危机，就会掩盖真实的情况，意味着银行担心我们的短期利润和我们归还我们当前利息的能力。特雷弗向西德尼解释，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既没有包括维珍品牌自身的价值，也没有包括同维珍艺术家的合同价值。“看，”我告诉西德尼，“简单说，我们有很好的业务。仅唱片公司今年的利润就有三千万英镑，还不包括在美国所进行的大笔投资，它明年的利润预计是七千五百万英镑；维珍通信和维珍零售也在盈利。航空公司、度假公司和货运公司也会在今年年底盈利。只是现在它们比较倒霉。由于海湾战争和冬季影响，我们的现金流缺少一千万到两千万英镑。这对于整个维珍集团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到年底就会补齐。总之，我们可以轻易地出售维珍唱片的一部分或者整体。最近城市银行对它的估价是九亿美元。现在，你们还会因为战争引起的暂时现象收回你们的贷款吗？”
“不，不，不，”西德尼让步了，“但是你必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可以从他们的观点清楚看到：尽管集团的其他部分有着巨大价值，但是维珍航空小的现金流赤字让我们受罗伊德银行的支配。在英国银行系统下，银行愿意通过高利率赚钱却不愿像德国和日本的同行那样冒险，因此英国银行更可能切断与某个公司的联系后逃离，而不是支持它度过困难时期。战争中期令人绝望，航空公司比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更快地破产：所有的电话铃声消失了，乘客们停止订票，即使大航空公司也撑不了几天。西德尼走出门口时，他已经消除了绝大部分忧虑，他写信给我承认他最害怕的东西不见了，他甚至为“反应过度”道歉。罗伊德银行暂时站到我们这边，唯一的麻烦是他们认为出售部分或整个维珍唱片应当尽快提上日程。
特雷弗已经对1991年做了很多预测，即使最坏的估计也显示这年维珍航空会有七百万英镑的利润，所以我们非常自信。然而，一回到伦敦我就意识到谣言传遍了这座城市，说维珍航空将步上欧洲航空和丹航空公司的后尘。没时间为维珍唱片寻找合适的合作者，我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去扑灭有关维珍航空各种千奇百怪的谣言。从航空公司传来的消息也令人不快：订了票友退掉的乘客数量已经超过了自我们成立以来最高的水平。一天，威尔忧心忡忡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收到了一位在罗斯恰尔兹公司的朋友电话，”他说，“金男爵昨天在那吃了中饭，他对维珍航空大放厥词。”对脆弱财务的指控很快会自我兑现，尤其当它来自崇高的权威人士。金男爵关于维珍财务风险的指控有许多重要听众，比如新闻界。更重要的是，金男爵的谈话也会被银行家们听见，他们正在考虑收购维珍航空的部分股份。我们正同美国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进行初步接触，他们准备融资两千万英镑，而有关我们即将破产的谣言将让我们失去进一步谈判的资格。第三种被这个谣言影响的受众是飞机制造商，尽管衰退，我们还正在准备扩展我们的机队，但是没有人会愿意同一家拮据的航空公司做生意。而最重要听众是掌握所有航空公司运行权的国家航空管理局。
当我们开始创建维珍航空时，维修任务外包给苏格兰航空，英航收购苏格兰航空时，他们向交通部和国家航空管理局许诺自己会延续所有现存的维修合同。然而，当我们于1988年9月获得了第三架和第四架747飞机后，英航对它们的服务索要了高昂的费用：平均劳动力成本从每小时16英镑跃升到61英镑。一开始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打印错误，但让我们惊惧的是，它不是。自从英航成为唯一一家有足够大的飞机棚保养波音747的公司后，他们认为即使将成本增加两倍，我们除了他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决定飞往爱尔兰，由Aer Lingus公司保养
我们所有的飞机，即使这很贵，也非常不便利。
此外，回溯到1988年夏天，英航应履约保养我们的一架747 飞机。他们的工程师没有发现联系发动机和机翼的飞机外挂架上有裂缝，以致我们最后必须买个新的外挂架，这架飞机停飞，可英航竟然拒绝提供他们空闲飞机来代替，因此罗伊只能暂时外租了一架747。然而情况越来越糟：零件缺货，飞机在机棚中又没了位置，工程师也排不出时间……当英航的工程师们修好外挂架时，我们的747已经在地上待了16天，这可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在绝望的等待中我给英航的老总科林?马歇尔爵士打电话：“你们的工程师太差了，简直毁了一架飞机。”“这是从事航空业必须承担的风险之一，”他冷漠地告诉我，“如果你们坚持做流行音乐，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我们不会借给你们一架飞机。”
这次事件意味着无法用夏天旺季收入贴补冬天的淡季，还让乘客疏远了我们。由于必须另付飞机的租金，我们的现金流严重受损。当我们同意英航的补偿时，他们有拖延欠我们几百万英镑的赔偿金不办，让我们陷入了周转危机，维珍唱片不得出面帮忙。所以，在我出发去日本进行热气球飞行之前，我们对英航提出起诉。
除了维修之外，我们同英航的主要斗争是我们申请每周增加去日本的两班航线，正在同日本政府谈判。航班日程表和航道对其他行业毫无意义，但它们是我们的命根子。没有飞行许可，我们那儿也不能去，如果维珍要扩张，赢得去东京的航道和航线特别重要。苏格兰航空被收购后，他们飞往日本的四条航线已经转移给了维珍，但是这依然还不够。要让这些航线维持下去，我们得每天都有航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日本政府提供四个航道，英航想当然是他们的。但咨询了律师后，我们依然提出了申请，如果我们成功了，维珍不仅赢得航道，更给予英航沉重一击。当我们申请的消息泄漏出去，英航暴怒异常，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他们开始行动起来。金男爵和他的队伍努力向议员们游说，这些航道应该由英航“公正地”继承，把它们交给维珍航空是非法的，结果，这个论点收到了反效果。“它们不是‘你们的’！”交通部长的马尔科姆?瑞金德简略地告诉英航，“它们属于政府，我们来授权。英航并未拥有它们。”
当英航意识到自己失利时，他们转而开始更有杀伤力的指控，指出维珍航空的财务状况不足以接受这些航道，他们在业内嘀咕说维珍航空要破产了，于是就有了金男爵在罗斯恰尔兹公司午餐会上的评论。他们还往交通部寄“秘密”信件，置疑我们的财务状况。这击中了国家航空管理局的要害，他们不能把航道交给眼看着要破产的维珍航空。我们得大费口舌说服国家航空管理局维珍航空运转良好。整个一月，就在国家航空管理局商讨是否将两条东京的航道授予我们时，关于维珍航空和我的谣言越来越多，所有这些谣言都暗示我们深陷麻烦。
终于，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国家航空管理局做出了对我们有利的历史性决定：将多余的四个航道授予维珍航空，命令英航将他们在成田机场的频段移交给我们，并宣布它将向交通部建议维珍航空应该被允许在希思罗机场运营。金男爵暴怒不已，作为保守党主要的捐款人，他宣称自己被欺骗了，疯狂谴责有关成田机场的决定。1月29日，第一部有关维珍航空和英航之间竞争的纪录片在泰晤士电视台播出，这个节目描写了我们赢得东京的频段和进入希思罗机场所做的斗争，也突出强调了我们长期以来关于维修争论在内的维珍航空对英航的抱怨。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英航在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宣称维珍航空辱骂他们。文中将我们对他们的攻击称作“猛攻”。金男爵又对我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说，我意识到这会间接地让维珍航空破产后，我想让这些谣言消失。虽然只要是公平竞争，我就不害怕同英航或者其他任何人竞争，但是有害的谣言越来越多。
1月21日，我给金男爵写了第一封信，希望通过开诚布公让谣言消失。我相信做生意时私人关系很重要，人们应该直接对自己行为负责。我希望他接着会打电话给我，我们可以交谈很快地取得和解。我写道：“我对你们英航所做的人身攻击感到不快，作为一家独立的小航空公司的主席，我所做的同你在我这个位置所做的没什么不同。我同国家航空管理局讨论过，他们决定支持我们。现在这个决定正在再次审查，我们已经讨论了进入希思罗机场的案子，我们正在等部长最后的决定。上述事情，我们没有任何不当之处。当条件合适，我们已经通过国家航空管理局、交通部、欧共体和高等法院取得补偿。我们没有对您和科林?马歇尔爵士做出任何个人攻击，我希望你们公司表现出同样的礼貌。
我的信只是一相情愿，接下来一个星期，威尔收到一个自称是弗兰克?都布森的电话，他是个私人侦探，想同威尔立即见面。他建议地点是滑铁卢车站下的一个酒吧。威尔和我们的律师一道前往，弗兰克告诉他们一个叫“克罗尔伙伴”的侦探所正在调查我和整个维珍集团。弗兰克问威尔自己是否可以为维珍工作，抵制克罗尔所做的任何事情。威尔感谢他的情报，但是谢绝他的帮助，因为我们从没有用过私人侦探。2月5日我收到金男爵的回信，他引述了自己在《星期天电讯》上的讲话：“我管理我的航空公司，理查德?布兰森经营他的公司
。祝他好运。”他补充说自己不愿对此事说得更多。这封信的简短正昭示了其中的傲慢，显然金男爵蔑视我。金爵士的信里只有两句话，他不想让我交“好运”，他还会对着无数人连续不断谈论“这一问题”。有关金爵士的信的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他没有直接邮寄给我，而是在一份报纸上做了回应，。就像英航努力打压维珍航空、让它消失在视野里一样，对我来说金男爵假装我没有存在。
第十二卷
23.无耻勾当(1991.2—1991.4)(1)
“我接到一个来自英航的男人的电话，”维珍航空的市场经理克里斯?莫斯告诉我，“彼得?弗莱明观看了泰晤士电视台的节目，说他能证明所有英航做过的事情。”“他会写下来吗？”我问，“这是否是有力的证据？”“他说维珍航空是英航最大的敌人，而且自从巴格达的飞行后他们建立了一个特别的队伍来专门破坏你们。”“你能写下来吗？”“我试试。”
整个二月和三月，我们与交通部长马尔科姆?瑞金德讨论了东京航道的争论和我们进入希思罗机场的问题。他是位实际的苏格兰人，公正地听了我们的陈述。我觉得他和我们完全一致，他指出希思罗和格拉斯哥之间定期航班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我现在有合适的餐具，吃一顿象样的饭，过去常常是有点潮湿的白色三明治。”虽然我们的工作午餐进行得不错，但是结束时他说：“理查德，你必须承认，英航干得很棒。”“是的，他们改善了不少，”我同意，“但是他们吃的是免费的午餐：比如他们免费得到协和飞机，没有任何负债，还被允许专用希思罗机场。”“是的，”马尔科姆承认，“但是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们陷入了沉默。我争辩道：“这与任何国家利益无关，现在英航是个大公司，归它的股东所有。只是因为曾经是国有时才所得到一切，形成垄断。但它不再是民航总局的了，想想你在格拉斯哥飞机上所吃的白色三明治吧。”或许我走得太远了，因为马尔科姆尴尬地点着头，我明白他不会乘坐维珍航空，因为政府鼓励所有的国会议员、公务员和所有的军人乘坐英航，似乎某种程度上它仍是“国家运输公司”。
“好消息，理查德，”马尔科姆1991年3月15日说，“政府同意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经营，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将授权你们作为英航运输公司来经营飞往东京的两条航线。”
这是我们一直等待的重要的转折点。“太棒了，”我喊道，“佩妮，让我喝点香槟！给威尔打电话，通知每个人。”
当每个人聚集在我的办公室庆祝时，我拨通了休?维尔本的电话。休曾经写文章指出希斯罗机场对航空公司是多么重要，因为盖特维克只有一条短跑道，缺少联运的航班，而在希斯罗机场同样的航班会比盖特维克机场利润额增加15%；维珍航空能从希斯罗机场更长的跑道上空运更多的货物，从而得到更多的税前收入，这些都给马尔科姆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赢了，”我告诉休，“终于进入了希斯罗。”休很高兴也很惊奇，他在航空业做咨询已经有很长时间，告诫我说：“虽然这是你们的突破，但是得当心，英航不会善罢甘休。”在我们喝香槟时，得到消息的记者们接二连三打来电话，他们也打给金男爵，接下来周末我饶有兴趣地读到他的反应。
“政府交通政策？”在他女婿马文任商业版编辑的《观察家》中，金男爵对此嗤之以鼻，“什么是交通政策？看起来每次我们建立一条盈利的航线，就有人凑过来说，‘我也要点儿，’于是政府就施以恩惠。”我对这个访谈哭笑不得。金男爵估计马尔科姆决定允许维珍航空开辟飞往东京的航线将使英航每年损失两亿五千万英镑的收入，他严词谴责道：“我们的股东损失的两亿五千万英镑将直接落到理查德?布兰森的腰包里！”但愿收入是直接进了我的腰包。盛怒之下，金男爵忘记了在收入和利润之间还有个东西叫“成本”。在《观察家》中，金男爵还拉长着脸争辩说每次政府试图培养第二强大的航空公司都以失败告终，他举出了雷克航空、苏格兰航空和欧洲航空的例子。这太虚伪了，所有的三家航空公司被迫限制在盖特维克机场，远离竞争视线，让英航渔翁得利。
同一天《星期天电讯》评论道：“本周金男爵正为允许维珍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最终决定大动肝火。维珍航空长期被限制在盖特维克，这对英航是个保护政策，现在人们明白了，由于国有航空公司的管理思想，英航的服务死板，而维珍具有年青企业家的厚脸皮、坚韧劲和创意，这些都击中了英航的要害。就食物和服务质量而言，维珍豪华商务舱的相当于英航头等舱。”
我的父母常教育我的格言是：“不冒险就一无所得。”通过拼命挤进希斯罗机场，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同英航相比，维珍航空还是个小公司，但是我们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的长远未来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英国苏格兰航空从未做到这点。虽然马尔科姆已经在理论上开放了希斯罗机场，我们仍然需要战斗，寻求如何真正获得起飞的频段。
从英航雇员彼得那儿拿到的信件周一早上到了，彼得在3月18日的信中说：“毫无疑问，英航的英国销售管理层将维珍航空公开视为头号劲敌。在海湾战争中营救人质使理查德?布兰森取得了良好形象，真正的危机开始了。我在英国销售管理层的一次会议中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去破坏‘布兰森的形象’”。彼得曾经是英航在维多利亚的高级市场经理。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确切消息，英航在内部建立了一个小组来破坏我的名誉，并且已经下令撕毁同维珍有关的一切文件。那些文件有什么罪，需要他们去销毁？我们静观英航挑起的战役如何发展。
同时，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维珍航空在希斯罗机场运营，我们不得不设立登机柜台、行李处理器和一支工程队，提供工作日程表给我们的乘客。这意味着要获得频段，只有当我们的频段到位时维珍航空才能制定时间表，然后出售机票。如果我们要赶上繁忙的夏季运输，就必须最迟在四月前一切到位，每一个项目都是场战争。首先，没有登机柜台了。而我却在第三终点站看见一整排空余的登机柜台。“这些是谁的？”我问。“英航。”这就是回答。即使空置，英航也转租给我们。我向英国机场管理机构投诉，它在八十年代私有化开始时就改革了，负责管理英国所有的机场，总经理是约翰?伊根爵士，他曾经管理美洲虎公司。我认为约翰爵士会有点同情我，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曾经把美洲虎公司经营得很兴旺。我们通电话，我告诉他我只想拥有同英航公平竞争的机会，不想让他们从我身上踏过，他许诺尽力帮忙。最终英国机场管理机构分配给维珍航空一些登机柜台，但是我们没有得到自己的行李处理器，得在英国内陆航空和英航两家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选择了英国内陆航空。
最困难的事情是频段的分配。在一个拥挤的机场里的频段分配系统给那些已经建好的公司以“历史优先权”，虽然1993年欧洲委员会修改了些许以给予“新进入者”优先权，但是事实并未改变。我们申请了64个频段运营我们飞往洛杉矶、东京和纽约的航班，尽管所有的新闻都欢迎维珍来到希斯罗机场、乘客们翘首以待，但希斯罗机场的频段协调员彼得?莫瑞索（它是从英航借调来的）仅仅向我们提供了23个频段，这23个频段无法工作，绝大多数成天杂乱无章，还有些倒是可以让我们起飞却没法让我们着陆或者返航。“这些不能工作，”我
告诉彼得，“它们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在凌晨两点从希斯罗机场起飞，而在早上四点抵达纽约！”“你们不该来希斯罗，”他说，“应该留在盖特维克。”这种抵制我进入航空业中心的行为激怒了我。整个三月和四月，我们同频段协调员陷入了僵局，通过讨论相关的法律依据，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整个系统是自愿的，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有权拒绝接受这种固定频段的分配，要求政府进行干预；第二，这个系统违背了欧洲竞争法，因为它阻止高效率的新竞争者进入像希斯罗机场。没有实质的起飞和降落，取得希斯罗机场的进入权只是虚伪的胜利。在政府层面，马尔科姆已经给了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维珍航空共同进入希斯罗机场的机会，他清楚地表明三家航空公司必须凭借稀少的频段来获得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衡英美航空公司。我觉得我们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希斯罗机场规则的建立者和他们的频段分配系统。经过一系列的相互威胁和利益衡量，彼得和我终于在一次周日午餐中取得了和解。维珍航空终于可以在希斯罗机场经营了。
在我同希斯罗机场频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时，经营我们美国唱片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在电话中对我说珍妮?杰克逊愿意同维珍唱片签约。同进入希斯罗机场之于维珍航空一样，这对于维珍唱片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珍妮?杰克逊是世界上顶级女歌手，她一心一意想保持地位，甚至想比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更加成功。除了天分，决定歌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的意志力，而珍妮意志顽强，她再出了许多唱片后才取得了成功，对于一个艺人来说，花长时间取得成功更好，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学习如何适应它，也会有更广泛和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当珍妮来到内克尔岛时，她坚持不去阳光下以免损毁她的肤色。虽然在维珍群岛几乎无法避免晒太阳，但是珍妮还是设法避免日光直射——即使有点不合适地呆在沙滩上时，她也会找个遮蔽物坐下，而没有和其他人一样享受乐趣。虽然珍妮愿意同维珍签约，但是她依然在观望我们的报价，虽然是笔大数目，但我们必须签下她——签约珍妮?杰克逊将确保维珍作为世界最性感唱片公司的地位。如果让银行家们的保守小心阻止我们，那么我他妈的就死定了。
在我的商业生涯中，我常常努力控制成本，尽可能地防止衰落。恰恰因为经常严格地控制现金，维珍集团才幸存下来。但是同样地，我也明白有时一定要打破这些规则，毫不吝惜地花钱才能奏效，同珍妮?杰克逊签约的机会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不能错过。同西蒙和肯讨论后，我决定向珍妮?杰克逊提供从未有过的报价，另外，我也决定打破唱片业的规矩：我们没有捆绑上她未来的唱片，而是仅提供一张专辑的合同。事实上这从未有过，我想打败所有的竞争者，我自信一旦珍妮开始同维珍一起工作，她就不想去其他地方。签下珍妮?杰克逊不仅牢固树立维珍唱片是最好的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会把正确的信息传给伦敦的人以及认为维珍集团正陷入现金危机之类谣言的国家航空管理局。唯一的麻烦是我们确实正陷入现金危机，如果申请扩大贷款额来同珍妮签约，从罗伊德银行得不到任何帮助。在同银行开了许多短会后，特雷弗最终赢得新斯科舍银行的支持。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会支助珍妮?杰克逊的合同。我们给珍妮?杰克逊的报价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签约时付五百万。然而，这次竞拍价格扶摇直上，我们不得不上升到两千万，最终用两千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只买下了一张专辑，比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为一张专辑的付费要高出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是世界第一女歌手，她的上一张专辑中拥有的前五名单曲数目超过了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的兄弟迈克尔?杰克逊。新斯科舍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当报价达到两千五百万美元时，珍妮遵守诺言，选择了维珍，合同属于我们了，但我们必须在签约时找到一千一百万美元。怀着愉快的心情，在复活节里我让特雷弗在伦敦完成同新斯科舍银行的谈判，让肯留在洛杉矶和珍妮的律师在一起，自己则带着家人和彼得?加百利去瑞士采尔马特村滑雪度假了。彼得最初是起源乐队的歌手，目前已经作为单独艺人同维珍签约，并且成为我的密友之一。我们在周四到达目的地，周五早上开始滑雪。我们回到旅馆早早吃完午饭，经过接待处时，旅馆老板亚历克斯叫住了我：“理查德，有你的电话。”是特雷弗打来的：“恐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收集不到足够的钱同珍妮?杰克逊签约。正如你知道的，我们预定在今天签约，但是新斯科舍银行拔腿溜了。我们需要一千一百万美元，肯认为我们最好告诉她，我们今天筹集不到这笔钱。”我一边听特雷弗的电话，一边看着我的靴子上融化后在平整的地板上留下一滩水。我在想可以把什么资产转移过来筹集这笔钱，我既不愿推迟到下星期，也不愿放弃前言，这会让我们的对手有机会偷偷溜进来同她签约。彼得?加百利走过来，我下周还要付给他大约两百万英镑的版税。
24.我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1991.4—1991.7)(1)
等彼得消失在视野外，我才询问版税的事情。他说：“下星期我们大约要付出五百万英镑，包括给彼得?加百利的一大笔钱，”“好的，我们可在那上面做些文章，我相信彼得不会介意，”我企图让自己相信，“我会给他买杯酒，但是还需要什么？”如今伦敦正值早上，而在瑞士已经快到午饭时间了，我们必须有一千一百万美元完成洛杉矶的生意。这看起来是不可能，唯一对我们有利的是洛杉矶还没人醒来，我们还有十五个小时筹集资金。我们很快地比较了种种选择：我们可以要求富士产经给维珍唱片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要求西武集团
给维珍航空更多的投资；我们可以看看从维珍通信能剥离出多少现金。我又想出些主意：出售内克尔岛，出售我在伦敦的房子，把我们的一些艺人转签出去。问题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我知道富士产经和西武集团都不会随便给出一百万美元，更别提一千一百万美元了。实际上，西武集团在酒店业的大量投资由于海湾战争正蒙受巨大的损失。看来我们没其他任何方法募集资金，只有再去依靠新斯科舍银行。“你还在伦敦同银行家们谈吗？”我问。“是的，”特雷弗说。“好的，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们改变主意，”我建议，“如果你去见多伦多的主席，那么他或许会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我去见他们的副主席布鲁斯?伯明翰，”特雷弗说，“我十分了解他。我去找航班。”“航班是什么时候？”我问。“一点有一班从希思罗机场起飞。”
新斯科舍银行的布鲁斯?伯明翰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我打电话给在洛杉矶的肯，那边还是半夜，但显然肯还没有睡。“特雷弗正在去多伦多，”我告诉他，“我们正努力让新斯科舍银行回到原来的立场上来。” 肯沮丧地说：“我们必须在傍晚之前完成这笔生意。”他已经非常努力地谈成了这个合同就只等签署了。
飞到多伦多需要八小时，在瑞士的午后喝茶时间，肯已经起床，在比华利山庄开始同珍妮律师进行最后的会谈，他们最后再次检查了合同。彼得、琼、孩子们和我一起吃了顿晚饭。特雷弗在多伦多时间下午三点到达多伦多，在新斯科舍银行停止业务之前到了这所银行。早上三点前，采尔马特村的旅馆大厅里一片寂静，孩子们和彼得都睡熟了，连值夜的守门人也消失在背后的办公室。我坐在投币电话旁的塑料沙发上，焦虑不安，想象着特雷弗和布鲁斯进行的会谈。过了一会儿，电话响了：是特雷弗和布鲁斯从新斯科舍银行的食堂打过来的，我盲目地保证珍妮?杰克逊下张专辑的销量会达到她的兄弟迈克尔的《Thriller》的销量。虽然布鲁斯?伯明翰明白这张专辑对维珍的价值，但是他不愿否决伦敦支行的决定，对他来说，安逸的选择就是骑墙观望。
“我们需要现在做出决定，”我说，“我坐在旅馆大厅里，这儿将近凌晨四点。感谢上帝，肯在洛杉矶谈判，如果他在香港签约，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失败了。如果我们要签下珍妮?杰克逊，就必须在洛杉矶下班时间之前拿到银行汇票。”“这大概就是信任，”特雷弗说，“维珍从来没有拖欠你们的任何贷款。这次也一如既往。”
“特雷弗，”布鲁斯说，“我能信任你们吗？否则我会死的。”“是的，你可以。”接下来陷入长久的沉默。“我猜想伦敦支行的人会对我无比愤怒，”布鲁斯最后说，“但是无论怎么样，珍妮?杰克逊是位了不起的女士。让我们继续完成这笔生意。但是我可不会为了圣母玛利亚做这件事。”
又花了烦人的两小时从新斯科舍银行的洛杉矶分行取得银行汇票。洛杉矶时间下午五点，当特雷弗和布鲁斯在多伦多欢度晚餐，而我正在补觉时，一张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银行汇票到达了比华利山庄的会议上，并且转给了珍妮?杰克逊的律师。珍妮?杰克逊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问题，她和肯愉快地签署了合同。“该死，”她的一位律师说，“我们应该早点。我们要等到周一才能把它换成现金。”
由于我们仍然需要在珍妮制作专辑时付给合同中的费用，所以我们继续想法子把资产套现。特雷弗和罗伯特设法将世家电脑游戏在欧洲的经销权卖回了母公司——日本世家公司，我们需要现金，虽然没有银行家对该经销权估价很高，但是我们卖出了三千三百万英镑，这次出售的时机也非常好：一年后电脑游戏市场到了谷底，而日元飞速升值，这些都会让我们的经销权变得一文不值。
1991年6月某个星期一的早上，我看到一捆简报中一份叫《对维珍的控诉》，记者是弗兰克? 凯恩，他说：“维珍的一位乘客显然对上星期豪华商务舱的服务不够满意。在来宾登记簿上有一条这么写到：‘不奇怪你们的老板会用热气球环游世界。’”
我蜷曲在货车里等待信号。这时是1991年7月7日凌晨四点，希斯罗机场外的环形路上。我们雇用了一台起重机，把印有维珍商标的红旗慢慢地挂在停机坪上的协和飞机尾翼上，把写着“维珍领地”的告示牌放在英航告示牌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纷纷从我们旁边的货车中跳了出来，架起了自己的设备。为了庆祝这个时刻，我穿着织锦缎双排扣常礼服，一只喂饱了的鹦鹉在我肩上晃动，我还在左眼蒙上眼罩，别着一把有剑穗的长剑。
交通越来越繁忙，经过的汽车都停下来拼命按喇叭，司机们高声欢叫，不久警察过来看发生了什么。“每个人笑得非常开心，”警察说，“但是英航要求我们逮捕你。”“那么你们会逮捕我吗？”我问。“当然不会，”警察笑道，“我告诉英航，世界不再受他们控制了。”
我打扮得象个海盗，因为金男爵曾经这么叫我。他觉得我正在“抢劫”他的航线和在应
该属于英航的收入。我决定按照他的话，通过把维珍标志放在尾翼上来“绑架”协和飞机。我之所以这么打扮的原因之一是让摄影记者好拍照，登上报纸来推广维珍品牌。
1991年7月7日维珍开始在希斯罗机场飞进飞出。就像休曾经预言的那样，我们提供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三条航线的销量增长了15%。7月14日英航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登出《维珍四处抢频段》的文章，再次抱怨说允许低价竞争者同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接着7月16日，金男爵在英航的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给保守党的年度捐款。金男爵没有料到这恰恰泄漏出真相，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给保守党的捐款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一些评论家指出自1987年英航私有化以来所捐出的18万英镑曾帮助他们在交通部的听证会上获得同情。
实际上，英航不仅仅是捐款给保守党。这个夏天，我同一群下议院议员喝酒，听到其中两位聊他们的假日计划。“你见过你的旅行代理吗？”一个问。“不，我只是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一张免费机票。”“谁是旅行代理？”我问。“当然是英航！”他们齐声回答。当金男爵停止捐款给保守党时，我希望事情对他们不利，也希望政府鼓励更多的竞争。英航年度大会后一天，英国内陆航空主席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祝贺英国政府放开了希斯罗机场并支持这项计划。
然而，1991年7月，希斯罗首航的兴奋劲过后，我们三年内都受到压制未能开辟新航线，直到1994年开始飞往香港的航线。总言之，这是一个航空公司攻击自己的弱小竞争者采取的最无情、最激烈、最狠毒的攻击之一。
第十三卷
25.告那个混蛋!(1991.10—1991.11)(1)
虽然我们签下了珍妮，但是我越来越担心西蒙对维珍唱片的投入。他已经不再发掘新人了，两年来维珍没有推出一个有影响的新乐队，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出新乐队是一家唱片公司动力所在。虽然我明白西蒙担忧如果维珍航空稍有不测，就会危及他在维珍唱片的股份，但是同样地，我也担心他对维珍唱片的不投入会损害我股份的价值。他的心不再在这项业务中了，看起来对他私人的项目更感兴趣。
维珍航空在同英航竞争中辛苦煎熬，为了给每次航班提供服务，我们的工程队伍不得不在希斯罗和盖特维克间一天跑三四次。如果一个机场的航班延误，就会大大影响另一个机场。威尔曾听说金男爵在四处骄傲地宣布“保卫希斯罗机场的战役已经取得胜利——维珍要倒闭了。”除此之外，英航正在悍然窃取我们的乘客。我们有两份报告说，英航曾打电话给一位在家的维珍航空乘客，企图说服他们改乘英航，我们的员工也亲眼目睹英航员工在终点站游说维珍航空的乘客改乘英航的飞机。夹在维珍航空和维珍唱片之间，我脚踏两只船。另外和这两家公司搅在一起的是罗伊德银行，因为罗伊德银行给维珍航空的贷款是由维珍唱片担保的，这也是西蒙担忧的症结所在。维珍航空的麻烦引发了维珍唱片的隐忧。整个夏天，西蒙、特雷弗、肯、罗伯特和我都在努力想出解决之道，虽然我的脑海中跳出过出售唱片公司的念头，但是有关维珍航空的谣言达到了高峰，我必须马上予以干预。
当我1984年创建维珍航空的决定违背了西蒙的愿望，我们的友谊再没有全然恢复。他认为我象疯子一样把我们辛苦建立的每件东西置于新的冒险中。他现在只想保护他的财产。他当然不希望眼睁睁看着它压宝在维珍航空上，他感到这这个维珍航空的价值已经被冬季价格战毁坏了。我们请教了投资银行专家约翰?索顿，希望他能指点迷津，最大化实现维珍唱片的价值。我宁愿部分出售这个公司来为维珍航空筹措资金，但是随着讨论的深入，显然西蒙对部分出售没什么兴趣，他打算售出整个公司，清楚了断。肯则告诉我，他不介意维珍集团的变化，无论怎样他都会一直留在公司。从某些方面说这使将公司出售的想法更容易考虑：肯会留下来，细心照顾员工和艺人。约翰?索顿列出可能的买主名单，整个夏季他都暗中调他们可能的报价。约翰也是索恩百代董事局主席科林爵士的顾问，很快我们发现索恩百代公司对收购维珍唱片非常有兴趣。我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们同意出售，那么我将有充足的资金投入维珍航空来度过寒冬，击退由英航发出的一连串攻击；但是如果我们卖掉它，就会卖掉用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宝贝。每位在维珍工作过的人都成为我的好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那工作了超过10年。
我希望等到最后一刻再作打算，也许事情出现转机，但是由罗伊德银行为首的银行团一直迫使我们出售。约翰?霍布利已经取代西德尼?肖作为我们的账户主管，随着衰退的恶化，越来越多的知名企业纷纷倒闭，他开始将我们的贷款恶毒地从四千万英镑降到两千万英镑。虽然我们从未拖延过利息，但是他们变得越来越紧张。
“你看过这个吗？”周一早上威尔带来《财富》的新文章，所配的照片是我懒洋洋地躺在内克尔岛的轻便折叠躺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叫《天堂中的另类》的书，插图说明是：“维珍集团的创立者理查德?布兰森享受百万富翁的生活……在英国维珍群岛上！”
我很感兴趣地说：“我希望罗伊德银行看到这些。”“他们或许会看到，”威尔说，“但是他们会相信吗？”“这可是在报纸上，”我大笑，“这一定是真的！”
“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10月2日《卫报》的头条这样写道，整个商业版都在讨论我的债务，标题说：“在这个点石成金的人物背后是高额负债和利润低下的企业景象。”副标题则是“旋律优美但不是投资所需。”文中说“最近维珍公司的账目显示出令人担忧的景象，断断续续的现金流不能满足公司投资需要。” 这份文章简直无中生有，一般说来，当记者写报道时，即使是诽谤，他们也会联系我核查一些基本信息，但是《卫报》的这名记者从未联系过我。我看完这篇文章，很感害怕，这会激起其他报纸登载类似的文章。如果财经记者说维珍陷入如此的麻烦，银行家们就会把他们的金钱带回自己的保险箱。“因此维珍处于高度曝光下，”文章总结道，“与竞争对手相比，它非常弱小。它的主营业务非常不稳定，回购的影响和这个商业帝国的飞速膨胀让债务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布兰森的热气球看来正走在通往平流层的危险的道路上。虽然这个旅途让人兴奋，装饰花哨，但是布兰森先生的热气球旅程是任何后继的商人的不良范本。”这份文章击中了我们最脆弱之处，所有的账目暴露在灯光下。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或者《卫报》的读者会认为，理查德?布兰森正在快速下沉。
电话铃响起，其他的记者询问我的反应，我重复了威尔和我刚写的声明，重点声明这些数字事实上是不准确的，这份文章忽略了维珍唱片无形资产，也没有计算维珍航空飞机的价值。我预备那天下午五点飞往日本，没有许多时间来回应《卫报》，便开始飞速给编辑回信。我试图对这份文章不屑一顾：“在你们的文章《布兰森的热气球会爆炸吗？》中有许多不准确数字，如果你们的记者懂得在写之前采访过我的话，这些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我几分钟后就要去日本了，所以我不会伤害你们读者。然而，必须指出你们的错误，我们的利润并非“盲目投资”——它们翻了两倍！”我继续列出理由表明在归还完所有的债务后，我们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十亿英镑。威尔过来说：“不能仅仅写封信，你被一整版的文章攻击了，应该让他们给你一整版来自我防卫。”“可是他们决不会那么做。”“或许会。这会引起骚动，对《卫报》也有利，这比将这封信塞在最后一版无人看要好。”我们一起炮制了一整篇文章反驳《卫报》，当我抵达东京时，威尔打来了电话：“好了，我们拿到了半个版面，我把草稿传真给你。《卫报》认为我们会起诉他们，所以当我们只要求公开回应的权利时，他们乐得提供。”
我又打电话给特雷弗，问罗伊德银行如何评估这篇文章。“她们对此很放松，”他告诉我。当我给罗伊德银行打电话时，我知道了原因。“是的，我的确看了文章，”约翰?霍布利说，“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无论如何，我认识的人都不把《卫报》当回事儿。如果文章发表在《每日电讯》或者《金融时报》，事情会大不一样。”“现在，你对贷款做了什么决定？”我努力装作随便问问，好像我不怎么关心。“董事会已经批准了，”霍布利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可以在你们的资产被出售前得到它们。”我放下电话，躺在旅馆的床上，闭上眼
睛，如果这篇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伦敦的反应大不一样，我们正在拼命重获信任，如果这样的文章刊登在《金融时报》上，银行会立刻收回自己的贷款，让维珍破产。
我在日本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这所大学要求我飞过去同学生见面，并建议我做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正式演讲。当我坐在1000名学生面前时，教授请他们提问，一开始几乎三分钟毫无动静，为了打破僵局，我鼓励说第一位提问的人可以获得两张去伦敦的豪华商务舱机票。50双手立刻举起来，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排山倒海的问题让我没歇过。
我也在京都为维珍大卖场寻找可能的地点，迈克和我坐上了从东京开往京都的火车，这种火车名叫“子弹头火车”，这种火车更像飞机：在上面可以听磁带，有乘务员服务，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的火车？”我很奇怪，草草记下有关日英两国的火车比较，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店址上。第二周回到伦敦，星期五的傍晚，《星期日电讯》交通版记者托比?海尔姆打电话给威尔，问如果政府将英国铁路私有化，维珍是否有兴趣经营火车，威尔过来问我。“我们会吗？”我反问。“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主意，”威尔说，“我喜爱火车，我们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免费提供食物和报纸，甚至维珍飞机舱内的服务。我们能直接在伦敦至曼彻斯特和伦敦至格拉斯哥两条路线上直接和英航竞争。”我们讨论的越多，越觉得它有意义。铁路一定是解决所有交通问题的方法之一，每一条新建的公路都会立刻堵车，驾车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简直是场噩梦。“告诉他我们会！”我盖棺定论。
于是，接下来《星期日电讯》的头条是“维珍要经营火车了”，并解释说维珍想获得东部的特许权，将和英国铁路建立合资公司。这成了那个星期的热点话题，也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维珍财务问题的关心，极佳地反驳了公众对我们的负面印象，它显示出我们更关心拓展我们的事业，而不是担忧我们的财务，总之大大缓解了我们的压力，记者们停止打听财务和假想的破产，开始对我们未来的大胆计划产生兴趣。星期一各色人等都打电话过来，包括西门子和通用，还有一名叫吉姆?史德的交通顾问。威尔立刻意识到吉姆是位行家。
我们登记了三个可能的公司名：“维珍铁路”、“维珍捷运”和“维珍快车”，委托史德用艺术家的感觉发展维珍的火车。虽然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预算是零，但是他奋勇向前，给我们联系了一个叫Electra的创业投资公司，他们同意提供两万英镑做可行性研究。有了商业计划和维珍火车的模型，特雷弗、威尔、吉姆和我等人同英国铁路等相关公司和部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维珍运营火车服务的可能性，但是英国铁路一点也不热心，他们的总裁约翰?威尔斯比反对任何形式的私有化，他把我们的建议看作得寸进尺的开端。在他走出会议室时，他向他的一个同事做了总结，而这些话不幸通过对讲机传遍了整个办公室，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我决不会让那个笨蛋把他的商标放在我的火车上。”
10月21日的那个星期，我全都在赶赴LBC（伦敦广播公司）电台安琪拉?瑞彭的清晨广播节目。这项工作太麻烦，我必须早上五点起床，在黑暗中摸向LBC电台，从六点录音录到八点，然后才回家吃早饭。电台节目制片人电话邀请金男爵同我在电台争论维珍和英航现在的对立以及英航对我们各种措施。“告诉他，我们不准备降低标准，”金爵士断然拒绝，“而且你可以引用我的话。”虽然自一二月间通信以来我第一次接近金男爵，但是他的回答已经毫无伤害。
上个星期管理公司车队的约瑟夫打电话给我说：“理查德，很抱歉打扰你，但是你应该知道有件挺罪恶的事情。我们已为一位有个女儿在私人侦探公司上班。她告诉她妈妈，这个公司正在监视你。他们上个星期跟踪你去了克拉瑞吉餐厅，坐在邻桌。”我快速翻看我的笔记：我确实在克拉瑞吉吃过午饭。我感谢了约瑟夫，考虑是否应该报警？我放下电话，盯着它，在我的生活中电话曾是我的生命线。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正在监听我的谈话，我也不知道这些私人侦探是否跟踪我的孩子上学，或者搜查我的垃圾箱。我失神地站在窗前，看着荷兰公园，或许在那里停着的英国电信维修车是假的，事实上装满了监听设备——也许我读了太多的间谍小说。我努力把这些想法驱除出头脑，我不能改变生活方式，没有什么东西要隐藏，如果我不停猜测是否是英航雇佣这些私人侦探，我一定会累疯掉，或者很快变成妄想狂。我决定生活一切照旧。
整个星期都是早上五点起床，到星期五我已经筋疲力尽。下午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佩妮留的便条：“《今天》的克里斯?哈金斯说自己有一个飞短流长的故事，希望你能够回电。”克里斯?哈金斯是《今天》的闲话专栏作家，人们都知道他曾酗酒。我打电话过去，“理查德，首先我想让你明白我已做了酒精戒毒保守疗法，”克里斯说，“我很清醒，所以你必须认真对待我所说的话。”我开始倾听，拿出笔记本。“我同布赖恩?巴沙姆谈过。”“他是谁？”“英航的公关负责人，因为他老婆艾琳为我工作过，我和艾琳挺熟，她打电话给我
说布莱恩有个关于布兰森和毒品的好故事。”“太好了，”我讽刺道。“我给布莱恩打电话，他告诉我他正在对维珍的经营做详细研究，分析它的优缺点。他提到有关天堂的虚假消息，建议我应该亲自去检查那儿的毒品状况。他说他不是有意让你破产，实际上英航最不愿看到的事情是你死在他们的手上。”这让我产生了联想，我努力回想起来其他记者也问过“天堂”的问题，突然我明白了：是弗兰克?凯恩，《星期日电讯》城市版的财经记者。“然后他告诉我应该看看近期描写你现金状况的《卫报》的文章。嗯，财务非我所长，我也不感兴趣。”“好的，或许你应该转过头去调查英航。”我建议。“我会考虑的，”克里斯说，“但是这真不是我的风格，我写了闲话专栏。无论如何，我将在周一同布赖恩?巴沙姆吃午饭。”“你会在这个周末过来看我吗？”我问，“我愿意和你详细地讨论。”“当然，”克里斯说。
电话又响了，是《泰晤士报》的艾略特。“我猜想维珍不得不大量裁员，”艾略特开门见山，“我听说你已经给员工们写了信解释这次裁员。”“我每个月都给我的员工写信，”我说，“但是我从没有写过任何裁员信。”“可是我已经拿到了这封信。”艾略特说。我告诉他：“我给员工的信是私人的，没有裁员。”
接下来是《星期日电讯》，弗兰克?凯恩急速抛出一大堆指控：“我有你写给员工的信，里面你承认将会有大量的裁员。”“好了，”我说，“维珍不会进行任何裁员，我们会在其他地方节省开支。”“比如说？”“我不能告诉你，它们是在航空公司内部节省出来的开支。”“我从维珍的内部渠道得知你们正计划冻结工资、冻结招聘、延长工时和合并航班。”“不，”我说，“全是假的。”“我还听说如果你的八架大型喷气式飞机继续在冬季飞行的话，你们就会损失五千万英镑。”“瞧，弗兰克，”我终于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和你说话，你就是个英航的傀儡。”“别指责我是英航的傀儡，”他向我反击。“那么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你知道我是不会泄漏消息来源的。”“好，无论我说什么都对你写什么没有用，所以走开，写你的去吧，”我边说边挂断电话。我意识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这种感觉奇怪又让人害怕。我正要去参加一个由脱口秀主持人克莱夫?安德森主持的现场电视访谈节目，准备离开时，电话又响了，是弗雷迪?雷克爵士从迈阿密打来的。“嗨，理查德，”听起来他兴致挺高，“只是想提醒你10年前英航让我滚出这个行业时和你现在一模一样。很快就完了，那些混蛋在那年10月25日阻止了我和麦克道尔?道格拉斯的增值方案，紧接着我在下一个星期就破产了。”“我会在广播中提到这件事情，”我边说边记，“我正准备做清晨广播节目。”弗雷迪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太迟才控诉‘不正当竞争！’别耽误时间啦！”“我不会的，弗雷迪，”我努力鼓起勇气，“我会尽力而为。”“我以前就说过，以后我还会说，告那个混蛋！”
这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威尔和我走进了电视录制现场。当我坐在那里等待开始时，我能想到的就是最近几小时发生的事情。走上讲台，但是我听不见克莱夫?安德森说什么，他吱吱喳喳地提起维珍航空，对它大倒污水。撕碎某样东西很容易，而建好它会难得多。“现在，热气球飞行怎么样？”克莱夫?安德森说，“你对公众做了什么吗？”当我试图回答时，他又跳到另一个话题：“现在，你打扫垃圾进行怎么样——有什么结果？”虽然我开始回答他，但是我看出他不感兴趣，我盯着他，义愤填膺。不，我没有做垃圾项目，我正在努力创造有价值的东西，虽然你可以随心所欲对我吐口水，但是我花了20年建立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私人公司和维珍品牌。现在英航企图让我破产，把我的员工扔在大街上，如果不力挽狂澜，我就会像弗雷迪?雷克爵士一样破产，而现在我坐在一个耍小聪明的记者面前，他觉得自己可以奚落我为打造一个好航空公司所作的一切努力。我咬着牙朝他微笑，站起来，拿起一杯水倒在他头上，走出演播室，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
“好吧，”克莱夫?安德森一边擦头和衣服，一边说，“我只想说：乘坐英航。”
26.登机口的野蛮人(1991.10 –1991.11)(1)
“昨晚我和哈里?高德曼共进晚餐，”《今天》的专栏作家克里斯?哈金斯告诉我，“他很好，但是他说他再也不能让欧洲航空起飞了。”哈里?高德曼创建的欧洲航空曾经拥有从盖特维克起飞的欧洲航线中20%的份额，海湾战争让它损失了部分乘客，但是我依然不明白它怎么停了那么多航班，直接损害了业务。那年年初他破产了，同一周我们在罗伊德银行的账户经理西德尼?肖几乎冻结了我们的账号。在哈里破产前，有许许多多谣言，比如欧洲航空遇到的困难，它们必须用现金买燃料的事情，以及他们的飞机不安全。
1991年10月27日星期一，克里斯?哈金斯来荷兰公园见我，我觉察他正陷入两难的境地。隔天他就要去萨伏伊和布赖恩?巴沙姆吃午饭，我想让他带上隐藏式麦克风，录下布赖恩?巴沙姆所说的话，这将成为重要的证据。我也希望克里斯给我上周四他和布赖恩?巴沙姆电话谈话的副本。在这两件事上，他都非常不情愿。“看看英航在做什么，”我对他说，“这会毁掉我们的生意。当欧洲航空破产时，几千员工失去了工作。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否则维珍航空也会倒闭，又有几千人会失业。如果你现在说你不能帮我，那么为什么当初你要告诉我布赖恩?巴沙姆的事情？”“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认为英航这样做不对？”克里斯说。“好，而如果我要阻止英航，就需要证据。不仅需要谈话的副本，更需要谈话录音。”“但是现在我不确信我能否完成，我不能私下录音。”我们沉默地坐在那，我保持安静，只是紧盯着克里斯，让他局促不安。“好吧，”他终于同意了，“虽然我再也得不到英航的优惠了，但是随它去吧，我得为别人做些好事。”“有录音机吗？”我问。“信不信随便你，只有《世界新闻》这家报纸有那东西，”克里斯说，“现在那里没人，明天就太迟了。”“好吧，我马上给你买一台。”
威尔在周一早上买了个小录音机给克里斯?哈金斯并演示了如何使用，他还让克里斯将麦克风放在衬衫里面。头天傍晚我已经同《今天》的编辑马丁?顿谈过，让他知道我让克里斯做什么，马丁很高兴克里斯拿着隐藏式录音机去。一切进展顺利。但是那天克里斯一直没有打电话过来，弄得我很焦虑，最后他终于致电给佩妮：“我不能说太多，因为我在办公室，周围有许多人，请告诉理查德我明天早上过来。”他过来时十分为难，不想交给我磁带和巴沙姆拿给他有关调查维珍的情况。我递给他一杯茶，让他平静下来。如果他不交出磁带和报告，我不会让他走出我的屋子。终于他打开箱子，当他拿出一张纸时，纸上写着“克里斯?哈金斯同布赖恩?巴沙姆于10月24日下午1：40开始的一段电话交谈” 内容如下：“巴沙姆：‘你已经和我太太谈过天堂俱乐部的事了，事实是你可以在那里公开地买卖包括毒品在内的任何东西。我个人对天堂俱乐部的事没有兴趣，我的兴趣是布兰森如何管理。毋庸置言，我的客户英航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获得了两条去日本的航线。我仔细观察了他的现金情况，他手里现金经常是紧巴巴的，当要陷入麻烦时，他就筹资，比如说，出售了一些商店给WH?史密斯，现在他又找到了日本投资者。这是十分危险的做法，但是只要你的名声好，一切还可以。如果天堂的事暴露出来，当然会大大影响他的名声，那么他就会陷入真正的危险。’哈金斯：‘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调查了？’巴沙姆：‘我没有兴趣……我不想让布兰森破产。实际上，从我的客户角度，他们最不想的是让布兰森毁在自己手里。艾琳知道我对布兰森先生很有兴趣，《卫报》用大量篇幅分析他的财务状况和他危险的管理方法，他周期性地融资，如果裁减所有的费用，他一定会失血。我很有兴趣听听你是如何调查的。’”看完后，哈金斯补充道：“后来更坏，我们昨天谈话时，他提到你的一架飞机将如何从空中坠落，他不断地称维珍是‘脆弱的公司’。我不知道这个磁带是否能放出来，但这是他的报告。”“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听听，”我建议，不看他的眼睛，以免露出我的恐惧，拿出磁带放入录音机，然后开始看巴沙姆的报告，这是个转折点，我考虑着，如果我出来反抗英航，那么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刻。
可是录音带里有很多干扰声，什么都听不清楚。我们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巴沙姆的报告上，这份报告中详细地提到了维珍很多东西，摘要如下：“基本情况：维珍是小公司；维珍集团的市价有八亿六千万英镑；维珍的管理质量低；维珍的风格不正式，但是管理队伍证明自己足智多谋，面对快速变化反应敏捷；核心业务由有相关从业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主持；维珍财务脆弱，业务需要大笔现金支撑，然而通过利用合资等手段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资金，财务状况可能是未来的弱点。
个人特点：布兰森树立了一个独立、反传统的形象；他对年轻人很有吸引力，也受到日本人的欢迎（那里有类似英雄崇拜的情结。）弱点：1，布兰森的战略充满着试验性，过去他常常能够从不成功的冒险中提前把自己解脱出来，未来他不会永远这么成功。
2，布兰森能为了组织的成长通过合资及同日本人做生意得到资金，同日本人的合资企业最终会束缚这些业务的方向，并由于布兰森放松了控制而受到限制，这些业务的继续成长可能导致无法承受的现金流要求。
3，由于任何原因会导致日本人失去信任而切断他的现金生命线，引起灾难。
4，布兰森喜欢成为公众人物，当某项业务呆板、没有新意时，他会很快厌倦；他喜欢突破障碍，然而这样也会容易引起批评。
5，他拥有天堂俱乐部，这也许会威胁他树立的形象。”
哈金斯想同《卫报》的编辑马丁?顿交流一下，我则试着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从磁带中抢救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我把录音带拿到录音室，请教工程师可不可以消除后面的杂音。一个小时过后，威尔和我出现在录音棚里，两位工程师正忙着调整各项混音设备，巴沙姆的声音突然从黑色的喇叭中清楚而响亮地传出来。（我们安坐在那里静静聆听。公平地说，巴沙姆已经注意到维珍的公司形象，他后来用一些证据声明，英航扭曲了他在这次肮脏伎俩中的角色，他们只会谴责别人、推卸责任。）
“布兰森的商业模式是他的手中有许多业务要开展，一些需要大笔资金，他一要得到现金，就立刻去借。商业与利润无关，是现金，是拥有的现金，是你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现金付欠款，是在最后时刻你手上是否有足够的现金——利润并不重要。布兰森每次在花光自己融资所得之前都最大限度使用现金，他将出售在日本的唱片店，还会卖掉一些商店给WH?史密斯。看看周末的报纸，《星期天电讯》的弗兰克?凯恩说他正在筹资两千万英镑。
两件事会搞垮布兰森：一件是匹夫之勇，比如热气球飞行这种极度危险的事情。即使有救生设备，可身处三万尺的高空还是挺危险。而且如果他发生意外，我相信他的事业也会完蛋，因为是他的个人魅力吸引资金进来。另一种是我所称的道德危险，主要集中在天堂俱乐部上，如果没有天堂俱乐部，我也相信总还会有其他的东西。”
“‘天堂’会有什么问题？”哈金斯头一次能够插上话了。
“没什么，”巴沙姆很快地说：“没有一点问题，它不过是间同性恋夜总会而已。如果金男爵拥有这样一家夜总会会很奇怪，是吗？如果布兰森想要成为一位正正当当的生意人，这样的夜总会不是也很奇怪吗？如果布兰森想成为正经的商人，要是拥有夜总会，就会引起危险，不只是他本人，他的事业也会受威胁。你能想像这样的情景，所罗门银行接受了货款申请，正要授予贷款时，天堂遭到搜捕？俱乐部拥有者被控有罪，对吗？不难想像会发生什么！尤其是还牵涉到大量的毒品，这就是我认为他会犯错的地方，我想他有麻烦，他在非常危险地经营自己的事业。”
当哈金斯问他有关政府决定让维珍经营东京航线的问题时，布莱恩?巴沙姆的语气温和而有说服力：“我试着由客户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生意。当我看到布兰森从英航手中拿到这些航线时，我觉得非常丢脸。有两个原因，首先我觉得他的业务很脆弱，非常脆弱，我不敢用自己的钱去投资。金男爵所知道的就是如果像布兰森那样经营商业，会蒙受巨大危险，会重蹈弗雷迪?雷克的覆辙。我认为政府将这些如此有价值的航线交给这样一名商人，实在不够明智，令人丢脸，特别特别丢脸。”
布莱恩?巴沙姆然后巧妙把话题转到维珍的管理以及麦克?贝特的奇异行为，他离开英航到维珍上班两天后又回英航，麦克进入维珍是为了要从布兰森手中接管维珍。
“罗伊和特雷弗会喜欢这个想法！”我说。
“无论如何，”巴沙姆继续说：“他工作了一周就辞职了，我请他吃晚餐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嗯，实际上经营方式非常恐怖。’他说毫无疑问总有一天飞机会出事——你知道，飞机常常出事，一定会发生，如果展开调查，就一定会有人离开，因为他们经营的方式和程序骇人听闻。”
“告那个混蛋！”我重复着弗雷迪?雷克的话，“真是难以置信！”
录音带中，巴沙姆和哈金斯准备离开，哈金斯起身整理衣裳时，噪音量增大。
“我有些顾虑，”巴沙姆告诉他，“首先，我一点都不想被扯进这件事；其次，英航也不能被卷进此事。我的意思是，看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英航在进行一场对付维珍的战役——事实上并非如此。好吗？……”
“如果我们对布兰森的事情胡说八道，不会让你惹恼金男爵？” 哈金斯问。
“不会，”巴沙姆说，“即使你痛殴布兰森，只要英航和我与此无关，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但是他们也不会不同意，是吗？”
“当然不会，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会介意你搞垮别的航空。”
几分钟过去，哈金斯要去上厕所。我们从四声道的喇叭里清清楚楚听见他拉下裤子拉链，撒了好长的一泡尿，一直到录音带结束。威尔和我互相盯着。
“把最后一段重放一次，”我说。
“不会，即使你痛殴布兰森，只要英航和我与此无关，对我来说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我重复道，盘算着如何处理这盘磁带。我感到自己像是亲眼目睹了一场犯罪，更奇怪的是那位受害者是我。录音师复制了磁带，我给律师送一份。
紧接着英航的彼德?佛兰明第二封信详细描述了英航所做的许多事情，重复指出已经建立了一个管理团队来破坏“布兰森的形象”。他写道：
“我感到这点是从英航高层产生的一个策略，我对这家公司如此公开此事感到无助，这是毫无前途的方式。然而，在维珍向欧洲法庭起诉后不久，可以注意到整个英航到处都是由此带来的反应，经理们或者秘书们多次被告知毁掉所有有关维珍的文件。我再次震惊，英航的高层管理者这么关心维珍的行动。虽然我觉得自己的文件没有任何有害的成分，没有亲自销毁任何东西，但是我知道本部门的其他人因为这个指示而销毁了资料。”
虽然彼德? 佛兰明已经描述了英航战役的这两个方面，但是看见它们白纸黑字地显现出来，我仍然深感震惊。有了佛兰明的证据，我现在知道英航在背后玩什么；有了哈金斯对巴沙姆所做的录音，我也了解他们在新闻界搞什么鬼把戏。虽然身受两重攻击，但是至少我确切知道了他们的伎俩。
《今日》的新闻记者还在冥思苦想如何运用巴沙姆的录音时，我接到《星期天时报》的记者尼克?拉弗的电话。他正计划详细分析维珍王国，上个星期五已经同巴沙姆会面，巴沙姆告诉他一些曾经告诉哈金斯的事情，但是因为拉弗是位财经记者，巴沙姆提到了英航内部谣传的维珍航空由于信用额度过低，必须用现金购买燃料。午饭后，拉弗打电话给巴沙姆检查一些他提到的细节，还在巴沙姆不知道的情况下预防性地给电话录音。巴沙姆给出了一大列破产的其他航空公司名单，还说是从壳牌石油公司传来的。尼克?拉弗给威尔打电话，想得到对这个故事的反应。
“我即将报导维珍必须用现金购买燃料，”他说，“你们对此有何评论？”“我他妈的有话要说，”威尔愤怒无比，“完全胡说八道，我希望你们不要报导这种消息，如果这类事情上了报纸，对小航空公司来说会是种致命的，几天之内就会让我们完蛋。我们只好起诉你们！”接着拉弗开始复述巴沙姆给他的航空公司名单。“别挂断电话，我让理查德和你说。”威尔跑进办公室向我说明情况，我告诉拉弗这是堆垃圾，是谣言，我根本不必用现金买燃料。燃料占我们成本的20%，没有从乘客们的现金票款来保证让我们一个月后交燃料费的话，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贷款，这点是没有一个银行会支持的。
“为什么你不调转枪口去调查英航？”我建议，“写出他们的肮脏把戏？那才是真实的情况。”
“我试试，”拉弗说，“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边说边想着巴沙姆的录音。拉弗说一位英航的董事曾经告诉他在科林?马歇尔的桌子上见过一份有关我的文件。
“我想你将发现那是布莱恩?巴沙姆写的一份报告，”我说，“马歇尔得到一份毫不奇怪，我只希望他不必太在意。”
拉弗保证会向壳牌石油公司核对，然后打电话给巴沙姆。几个小时后他再次给我电话：“我刚同壳牌石油公司核对过，他们说维珍的信用额度同平常一样，所以我致电给巴沙姆，告诉他我会调转报道的方向，我们现在正在写一篇有关英航中伤维珍的报导，而且会提到他。”
“他高兴吗？”
“他在车上，我想他一定是在遂道里，信号不好。”拉弗圆滑地说。
这时，我直觉出形势对我们有利了，过去几个月里，看来只有我和威尔相信英航正在做坏事，我感到自己终于让他们有所了解。约翰?索顿也给我打电话：“有段时间没有同你联系了，但是我一直看到有关你的许多报导。”
“是的，越来越多，”我同意，“但问题是许多报导都是错的。”
“新闻记者和银行家，”约翰友好地说，“永远不要相信他们。”
“百代索恩那边有什么消息？”虽然罗伊德银行和百代索恩几乎从脑海中消失，但是我明白罗伊德银行的下一个电话为期不远。他们月初已经延长了贷款，不过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不能展示出正价值的现金流，出售维珍唱片的压力仍在。约翰证实了这个想法，百代索恩正在进行购买计划。
“布兰森反击英航的‘把戏’”成了1991年11月3日《星期天时报》的头条，虽然这不完全是我心中所想，不过这至少是一个开始。巴沙姆和英航首次公开联系在一起，揭开了他的伪装。报导中详细说明了巴沙姆如何提供机密资料给许多记者，同时引述我的话说如果英航不停止他们的把戏，那么我可以列出一百件事情去欧洲法庭申诉。尼克?拉弗却没有提到引起他调查现金买燃料的故事。但是这份报道的脚注引起我的注意，上面写着“布兰森的困境”，这大大削弱了维珍的有利面。
受《星期天时报》的鼓舞，《今日》终于鼓起勇气，给我传真他们将在第二天出刊出的头版新闻。“我们会打电话给巴沙姆核实一下他的话。”编辑告诉我。一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来。“他妈的反应太大，”他说，“巴沙姆气疯了，英航的人正在跟我们总编通电话，事情难办了。”结果《今日》屈服于英航的压力，决定取消报道。
我期望大量的新闻记者给我打电话，但是奇怪的是没有电话，我很惊奇竟然没有人来调查这件报道。《星期天时报》的报导或许对我弊大于利，因为绝大多数的后续报道全都引述金男爵的话，说我是在指挥一场对抗英航的战争，或者我只是想引起公众的关注，或是英航太忙于打理大型飞机而没有受到维珍的影响，或者说我只是非常“下流”。
“理查德必须学习如何面对困难。”我父母的一位朋友珍妮?戴维斯说，这个意见看起来象是全国的观点。对外界，我看来在抱怨激烈的竞争，他们或许十分相信如果我不能忍受一定的竞争，就不能经营航空公司。但是珍妮?戴维斯更应该明白：她的丈夫迈克?戴维斯是英航的独立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