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位顾客？”她看着我。
“对，我对旧告示挺着迷。”我边说边四处张望。
琼走了出来，她说，“莉斯，这是理查德。”
“那你想买些什么？”莉斯步步紧逼。
我无路可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同琼的会面让我买了一大堆手工绘制的锡制旧告示，我最喜爱的一个告示是一幅为丹麦熏肉和鸡蛋做广告的旧画，上面一头猪自然地靠在墙上听小鸡唱歌，小鸡正在庆祝新下了蛋，画面的广告语是“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音乐！”我把它送给了西蒙?德雷珀，因为他早上经常脾气暴躁，除非他吃了顿很好的午餐。他把画挂在桌子上方，这后来激发了我们年度最佳广告词：“现在，我认为这就是音乐”。自那以后，这句话每年排名第一。这段时间，我所有的圣诞礼物都是从“渡渡鸟”店买的，莉斯认为琼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店员。
虽然琼和她的丈夫罗尼?莱希将近结婚8年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孩子。罗尼常常出差，这让我有机会，因为他和琼逐渐疏远。只要罗尼一离开，我就打电话给琼的朋友，问他们是否要去看望琼。
“是否介意我一道去？”我会偶尔问道。
于是他们叫我“跟屁虫”，我不在乎，只要跟随他们过去我就能抓住机会同琼坐得近些，和她说话。我的求爱过程不像我其他罗曼史那样可以尽在我的掌握中。琼是一个非常注意隐私的人，很难发现她婚姻的状况。当我发现我对她的感觉时，我一点不知道琼对我的印象，她或许被我的毅力激起了兴趣，但是除此之外我一片茫然。
琼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去怀特岛，在本布里的一家小旅馆度过了周末，我们开始恋爱了。由于琼结婚了，所以我们过着双重生活。工作日她不能见我，因为罗尼在家，一天清晨她给我一个惊喜，直接跑到我家，当她进来时，看见我的女佣玛撒正端着两杯茶送去我楼上的的卧室，琼知道别的女人正躺在我的床上，她拦下玛撒，往碟子放了一束花。
“对理查德说琼向他问好，”她说，然后转身回店铺了。
我觉得十分羞愧，冲到“渡渡鸟”去看她，拉她出来和我吃午饭。
“那这就是所谓不朽的爱情？”琼挖苦道。
“嗯，我很孤单，”我蹩脚地说，“我等不到周末。”
“多么可怜的借口！”
我努力想装作羞愧不安，懊悔不已，但是我们互相对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私通持续了将近一年，不顾一切地在一起，只要空出5分钟就会给对方打电话。琼从“渡渡鸟”溜出来，我离开弗农院，我们在两地之间的地带会合。当我们午饭时偷出宝贵的20分钟，或者会议前留出一刻钟，或者“渡渡鸟”打烊后相聚的片刻时间时，我们试图抛开外面的世界。但是，伴随着激情，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琼已经结婚了（实际在法律上，我自己也是已婚人士），我们会伤害罗尼。在某些方面，琼和罗尼的关系同克里斯蒂和我的关系类似，罗尼想尝试和别的女人上床，他觉得琼也要扩大她的眼界，琼无法习惯一连串的一夜情，所以她逐渐开始爱上了我。
当克里斯蒂听说我和琼在恋爱，回到伦敦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复杂，这时我已经成功从凯文?埃也斯手中买回了“恶鬼”号，差不多同时，克里斯蒂离开了他，她想回来和我重新在一起，毕竟，我们仍然还有婚姻关系。我的父母主张无论怎样你都应该坚持你的婚姻，所以我觉得有责任尊重克里斯蒂的意见。但是我在同琼恋爱，对我们每个人，这个状况是场噩梦：琼在我和罗尼间挣扎着；克里斯蒂曾经在我和凯文间挣扎；而我现在正在克里斯蒂和琼之间挣扎。不久以前我同琼才开始梦幻般的恋爱，没想到现在这将毁掉5个人的生活。
当我和琼、克里斯蒂一起参加一次聚会时，这个关系混乱不堪的状态终于结束了，琼最好的朋友琳达不留情面地逼问我：“你真正爱的是谁？不能再这样了。你们在自杀，你必须理清楚。”
琼在和其他人说话。
“我爱她，”我盯着琼说，“但是她不爱我。”
“我告诉你，她爱你！”琳达随着我的目光说。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呆在恶鬼号。那是一个漆黑的星期五的夜晚，下着滂沱大雨，当时我正在打电话，没有听见敲门声；门开了，我转过身，是琼。
我放下电话，跑过去抱住她。
“嗯，我想搬进来，”琼说。
1977年春天，一个名叫理查德?埃利斯的人来找我，他宣称有个惊人的发明——“翼龙飞行器”，他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一个男人正坐在有两个大翅膀的机器三轮车上飞越树林。理查德?埃利斯想让我试飞翼龙飞行器，然后销售。我邀请他来到庄园，这样我可以瞧瞧机器。这种飞行器看起来就像达芬奇和罗宾逊发明的综合体，三轮车外面装小发动机，飞行员
的头顶上还掉着水平旋翼。埃利斯告诉我如果沿着马路或飞机跑道疯狂奔跑，那么发动机就会启动来带动起飞，然后，发动机让水平旋翼转起来，使我能在空中飞行。
理查德? 埃利斯奉承我是第二个试飞这机器的人，他听说过那年我为维珍的夏日聚会安排了热气球，我对任何事情都积极尝试的性格让我再一次陷入了大麻烦。
“要花两个周末才能学会如何使用，”埃利斯说，“所以这次你不能起飞。”
他把发动机接上一些尾部带开关的电缆，接着把开关放在我嘴里。
“当发动机运转良好，你正要从跑道上起飞时，咬它，它就会切断发动机。
琼和一些朋友站在当地机场跑道的尽头观察，我绑上降落伞的带子，把橡皮塞进嘴里，看起来，会带来很多乐趣。“
“好！走！”埃利斯吼叫着。
我在跑道上开始尽可能地全速蹬腿，发动机启动了，脚踏车开始嗡嗡直响，虽然发动机的噪音让我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但是我能看见他们的脸。跑得够快了，可以结束试验，所以我使劲咬塞子——什么也没停，发动机甚至更快了，我拼命再咬，没用。我正以每小时30多英里的速度掠过，难以置信地快，突然三轮车倾斜在空中，整个装置腾空而起。虽然我继续又啃又咬，但是发动机继续轰鸣。我向下张望，看见每个人都抬头注视我，只有琼看来没什么兴致。我在空中摇摇晃晃飞行，几秒钟内我掠过机场旁的山毛榉林。怎么办？我在100英尺高的空中，没人告诉我怎么驾驶这飞行器。
我用空出来的手伸向发动机，开始扯能摸到的线路。虽然发动机热得发烫，灼伤了我的手，但是我一根根地猛拽线路，将任何附带的东西扯开，我必须让发动机停下来。当经过树林，在另一块田地上空时，发动机终于停止轰鸣，安静下来。我飞转而下，冲向地面，最后时刻我迎风使机器转过来，它摔碎在小道上，我躺在田里，摔得动弹不了。
“我们认为你驾驶得挺好。”我听见琼说。
“我没准备要起飞，”我说，“太恐怖了！”
当我从她头上飞过，疯狂地扭着发动机，几乎快死去时，琼仅仅在地上震惊于我如此迅速掌握了飞行器的诀窍。第二个星期理查德?埃利斯用同一个飞行器试飞，摔在地上，死掉了。
“我们又收到尼日利亚的一张订单，”克里斯告诉我，“他们喜欢U-Roy这家伙。”
克里斯现在是维珍出口部经理。在1977年后几个月里，他接到了从尼日利亚发来的数千英镑的生意。
尼日利亚人喜欢瑞格舞曲。事实上那时在英国唱片公司中，只有克里斯?布莱克威尔小岛唱片公司销售瑞格舞曲。1976年我跟随克里斯?布莱克威尔的脚步去了牙买加，准备签下一些瑞格舞乐队。连续几天坐在彼得?托什的阳台上后，我终于同他签约，他和鲍勃?马里，以及叫U-Roy的演奏者一起演唱。彼得?托什在维珍的首张专辑《让它合法》卖得不错。但是现在有了新的声音：牙买加的流行音乐DJ和无线电唱片音乐节目DJ剪掉自己的唱片，在打击声的伴奏下反复吟唱许多押韵的俚语和政治口号，这是打击乐的早期形式，他们被称为“祝酒人”。一个喜欢打扮得珠光宝气的嬉皮士U-Roy在尼日利亚就很受欢迎，我猜想在牙买加一定有更多的祝酒人，我们应该去那里垄断这个市场。
我喜欢在冬天离开伦敦，阳光和长距离的旅行常常让我对伦敦生活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次我多了两个理由离开：我想要带上约翰?若顿，因为他同性手枪、马尔科姆?麦克拉伦相处得不好；我也希望遇上琼，她和罗尼要去洛杉矶想最后一次挽救他们的婚姻。约翰?若顿很高兴去是因为他喜欢瑞格舞；琼和我则达成协议，无论如何要在她解决掉婚姻后我们才说话。
最后一刻西蒙突然有事，我和肯一道走了。这样，1978年开始时，一个朋克摇滚乐手、一个会计和一个革新过的嬉皮士一起飞往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签下了一些瑞格舞乐队，寻找祝酒人。知道牙买加人不相信书写的合同，我们带了一箱子3万英镑的现金，还在金斯顿开了家店铺。不久城里就传开有3个外国佬在找乐手，一群群乐队开始在旅馆进进出出。肯拿着箱子坐在床上，约翰和我听乐队的磁带，同他们谈天。约翰决定我们应该签下谁，然后肯打开箱子取钱。美元在牙买加是硬通货，那里正遭禁运，所有的东西必须到黑市上去买。一些乐队太想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鼓和吉他，不久我们的房间里到处都是高大的牙买加塔法里教教徒，他们戴着大大的绒球帽，还有红黄绿相间的斑纹。一个高个子歌手屹立在我面前，亲切地歌唱着他的精神家园——埃塞俄比亚。
我看见约翰坐在沙发上，随着音乐轻轻地点头。很难相信，这个憔悴、消瘦得像电线杆的人曾经尖声辱骂每个人、朝女王画像吐痰，激发了一代人的怒火。
经过一个星期，我们签下了大约20个瑞格舞乐队，也和“远方王子一世”和塔帕?祖克等几个祝酒人达成协议。我试图说服约翰?若顿继续呆在性手枪乐队里，但是没有成功，他说乐队与马尔科姆?麦克拉伦、以及乐队内部已经分裂：邪恶西德完全失控，他吸毒，粗暴地对待女友南希；约翰想单飞，他找到两个乐手，准备组成一支新乐队叫“限制公众形象”。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想把性手枪打造成继滚石乐队之后下一个经典摇滚乐队。毕竟，在米克?贾格尔由于藏毒和冒犯公众舆论而被捕后，滚石乐队开始成为世界上最有震撼力的乐队。
到1978年，滚石乐队已经风行了15年，已经成为摇滚圣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看起来不会走下坡路。
对于摇滚乐队，成功必然伴随着困难，想把名字留在人们的脑海中相当困难。性手枪当然已经进入了世界级乐队的花名册——不过是被当作让人厌恶的笑柄收列其中——但是我始终觉得放弃这种既得成绩简直太浪费。我劝约翰改变一下其极端朋克的形象，希望把他们推向海外：《别理会胡说》在海外仅仅售出了30万张，同英国国内的销量几乎一样，我肯定他们后续的专辑应该卖得更好。迈克?奥德菲尔德取得短暂成功就令我遗憾地从公众视野中退出了，性手枪绝不能重蹈覆辙。他们是维珍的王牌乐队，是维珍唱片迈向更广阔的成功和全新摇滚音乐的催化剂——只是约翰听不进去。
最后一个傍晚，我们在金斯顿的河岸上的塔法里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听鲍勃?马里的歌。虽然迈克?奥德菲尔德和性手枪差别很大，但是他们都发现自己无法应付成名带来的压力。作为他们唱片公司的老板，在我看来更大的区别在于迈克?奥德菲尔德让维珍唱片赚了很多钱，使我们能建立公司和签约新的乐队；虽然性手枪有头名单曲《上帝拯救女王》和名列榜首的专辑《别理会胡说》，但是维珍并未从他们身上挣到很多钱。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安排性手枪演出一部叫《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影片，也许我们可以发行里面的配乐，但是另一方面，西蒙、肯和我我不得不接受维珍将不再能从性手枪身上赚取更多的钱这一现实。
他们解散十分令人灰心，幸好还是有些安慰，我们签下性手枪后，维珍成为朋克和新浪潮乐队签约的时髦品牌。音乐界看到我们对性手枪所作的促销，一群全新的令人振奋的乐队正向我们走来。西蒙已经签下了一些，比如“发动机”、“XTC”、“刹车扎制”、“渗透”和“成员”，都卖得很好；另一支叫“人民联盟”，也有一批支持者；维珍还签下了一位叫戈登?萨姆纳的学校老师，来自纽卡斯尔，艺名是“刺针”。戈登和一支叫“最后出口”的乐队演唱，被认为可能具有某些成功的征兆。
我回到旅馆，谋划失去性手枪后维珍的未来，听到琼留下的消息，让我打电话给她。
“我们能在纽约会面吗？”她问。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牙买加。
第六卷
11．生活在边缘(1978-1980)(1)
我在纽约和琼会合，她对与罗尼的婚姻的补救以失败告终。我们在曼哈顿住了一星期，感觉就像难民，我得同克里斯蒂离婚。当有人问我是否是根据维珍群岛命名的维珍唱片时，虽然问题的答案是不，但是它听起来就像我和琼需要的爱情避风港。我们决定逃离纽约，争取多些时间单独在一起，不受任何电话打扰。虽然我们无处可住，也没有多少钱，但是我听说如果你对买下一座岛屿感兴趣，那么当地房产代理商就会免费提供豪华别墅入住，让你搭乘直升飞机环游维珍群岛，这听起来太有趣了。我厚着脸皮打了电话，当我自我介绍，提到
性手枪和迈克?奥德菲尔德以及维珍唱片正在扩张，我们想要购买一座岛屿提供给旗下摇滚巨星，甚至还会建造一个录音棚时，房地产代理商商开始变得兴奋不已。
琼和我飞往维珍群岛，在那我们受到国王般的招待，并且住进了一座华丽的别墅。第二天我们乘坐直升飞机把维珍群岛跑了个遍，房地产代理商向我们展示准备出售的岛屿，我们假装非常喜欢见到的头两个岛屿，有问他是否还有更多的岛屿。
“还有一座，它就像一颗真正的小宝石，”他说，“由一位不在这儿的英国地主出售。它叫内克尔岛，但是我认为它不合适，因为距任何地方都有数英里远。”
就是它了。
我们飞往内克尔岛，着陆在一片白色的沙滩上。
“岛上没水，”房地产代理商说，“最后的居民是两个来这参加生存训练的记者，一星期没到，他们就致电求助。虽然它是整个群岛中最美丽的岛屿，但是它需要很多钱来改造。”
海滩上有座小山，琼和我准备登顶眺望全岛。没有路，在穿过仙人掌丛时腿全挂伤了，被刺得出了血，但是山顶上看到的风景让人觉得值得：珊瑚礁环绕在岛屿周围，沿海岸线大部分都是沙滩，海水是如此清澈；我们可以看见一条大鲅鱼在珊瑚礁下的沙地上安详地散步；在这有成千上万只海鸥和一群正在捕鱼的鹈鹕，一头鹰顺气流滑过低空；在内陆，我们看见两个盐水湖和一小块热带雨林，一群黑鹦鹉在树林上方飞翔。视野内没有一所房子，眺望其他的岛屿，只能看见它们绿色的海岸线。房地产代理商告诉我海龟会爬上内克尔岛的海滩产蛋，我们转下山，找到这个房地产代理商。
“他要价多少？”我问。
“3百万英镑。”
太阳从山顶落下，渐渐消失。“好想法，”琼说。我们走回直升飞机。
“你们想出多少？”房地产代理商问，大感不妙。
“我们出价15万英镑。”我天真地说，“嗯，20万英镑。”我补充道，试图让它听起来多些。
“我明白了。”
当我们飞回别墅时，显然不再受欢迎。20万英镑也不能让我们在别墅再住一晚，我们的行李被放在门口，琼和我拖着它们穿过村子找到一个简易旅馆。看来再也不会有直升飞机载我们参观群岛了。但琼和我依然决定买内克尔岛，我们觉得它是我们秘密的隐蔽处，一个我们可以经常静居的地方。虽然我们像贼一样被赶出维珍群岛，但是我们发誓一定会回来。
回到伦敦，我发现内克尔岛的主人急于脱手，他想在苏格兰某地建所房子，需要大约20万英镑。我将自己的报价提高到17万5千英镑，坚持了三个月，最后我接到了电话：“如果你出价18万英镑，那么它就是你的。”
毫无疑问，比起要价3百万英镑，18万英镑只是个零头，所以我当场同意，内克尔岛属于我们了。即使在这么低的价位上，仍然还有障碍：维珍群岛政府规定无论谁买下了内克尔岛，都将必须在五年内开发它，否则它的所有权将属于政府。虽然建房子和安装水管从邻近岛屿引水会开销很大，但是我和琼想一起回到那里，我要赚足够的钱维持它的开支。
那个假期剩余的日子里，琼和我在比弗岛上度过，在那里我创建了维珍航空。我们准备飞往波多黎各，但当地波多黎各航空安排的班机取消了，机场候机室里到处都是进退两难的乘客。我给租赁公司打了个电话，用两千美元租架飞机去波多黎各，然后按座位把价钱区分，再借了块黑板，写道“维珍航空：39美元单程飞往波多黎各”。我在机场候机室转了一圈，不久租来的飞机上就满员了。当我们抵达波多黎各时，一位旅客对我说：“维珍航空不错，改进一下服务，你们就能做生意了。”
“说不定有那么一天。”我笑道。
“理查德，我要结婚了，我想让你当我的伴郎，”迈克?奥德菲尔德说。
“太好了，”我说，“她是谁？”
“我的治疗师的女儿。”
迈克?奥德菲尔德是个毕生都极为内向的人。1976年9月，他在威尔士进行一个治疗，这种治疗包括在一群人面前被交替侮辱和赞扬，令人惊奇的是，迈克表现得消除了自己的内向。几天内他为音乐杂志拍了好几张裸体照片作宣传，现在他想要结婚了。
“你认识她多久？”我问。
“3天。”
“你不想等等吗？”
“我不能再等了，”他说，“只有和她结婚，她才同意和我上床。明天在切尔西登记处见。”
无法劝说他放弃这想法，琼和我只好一起去了登记处，等待迈克和他的新娘。我们带了两个手工雕刻的非洲凳子作为结婚礼物。在迈克到来前，我们坐在上面，一对对男女从我们身边经过，结成夫妻。琼和我都曾受到失败婚姻的伤害，看着这条每6分半钟就出来一对新婚夫妇的流水线，我们怀有偏见地想，他们又会走到离婚律师那里。这使我们不敢再互相起誓，誓言似乎听起来不诚恳。虽然我爱琼，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说这些陈词滥调来证实自己。
迈克和撒拉结婚了，我们送给他们这两条非洲凳子。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饭，但是很早就结束了，因为迈克急着同撒拉上床。
第二天早上，电话响了。
“理查德，我要离婚。”是迈克。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不合适，”迈克用毋庸置疑的语气说。
迈克和撒拉几乎是直接从登记处去了律师那，他付给她20万英镑作为生活费结束了这段关系。虽然我不知道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定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夜情之一。
1977年，维珍全部的税前利润是40万英镑，到1978年已上升到50万英镑。性手枪乐队解体后，我们还剩下一些自己的原创艺术家，其中最重要的是迈克?奥德菲尔德，他的专辑历经朋克和新浪潮冲击始终销售得很好。我们也新签约两支乐队，分别叫“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人民联盟”，他们看来更深奥，演奏的是电子合成音乐。同时，“XTC”、“刹车和杂志”两个乐队的销量也在保持增长，此外，我们继续在法国和德国畅销，尤其是丹吉尔梦想乐队。
到1979年，局外人看过维珍后，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珍是由不同的公司拼凑而成。在弗农院的小房间里，我们经营好几家公司，尼克管理唱片店，西蒙和肯管理唱片公司，卡罗尔?威尔逊管理唱片出版公司。庄园经营也不错，我们已经收购一个在伦敦的录音棚，拓展了我们录音的生意。当初想为摇滚明星们建立一切所需措施的计划，开始逐步实现，录音、出版、分销和零售已经齐全，另外我们也建立了维珍出版公司，主要是出版音乐方面的书籍，以及摇滚明星的传记。为了弥补性手枪的新专辑无法制作出来的损失，我们获得电影《伟大的摇滚舞诈骗》的有关版权，这保证了最后一张专辑，即电影配乐的发行。为了一并获得这部电影，我们创建了维珍电影，它由尼克管理。
另一个冒险是尼克建立了“场所”夜总会，在那我们的乐队会现场演奏，人们一边观看一边吃饭和社交。随着摇滚音乐变得越来越复杂，显然乐队不再仅仅希望录制唱片、发行唱片，流行音乐的录像带正成为促销歌曲的最有效手段，一些先驱者认为流行音乐的录像带同音乐本身一样重要。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尼克也建立了摄影棚，我们的乐队可以在那里制作他们自己的MTV。
维珍应该提供给艺人的另一项服务是把他们的唱片发行到国外去。虽然我们是家位于诺丁山的小公司，但是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我们将没有机会同有国际影响的乐队签约。摇滚乐在市场的终端还是一种纯粹的国际商品，衡量一个乐队成功是否成功的最佳标准就是他们在国外的销量是多少。相对于维珍或者岛屿等小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在谈判中，他们会强调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的销售力量。
维珍的一种选择是不与跨国公司竞争，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英国市场，同时将我们乐队的海外发行授权出去，当我们初创时就对迈克?奥德菲尔德采用了这种方式。虽然这样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意，岛屿唱片和茧蛹唱片也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觉得这限制了他们的成长，因为这样不得不受海外授权公司的支配，一旦你把一支乐队授权给另一家唱片公司，那么你就失去了对它促销的所有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我们英国乐队的海外前景，而且还希望能吸引国外乐队到维珍来。我们想使法国、德国和美国乐队感到，相对于大型跨国唱片公司，他们更应该同我们签下全球发行的合约。
我们在弗农院只有最基本的员工，很难想象在跨国公司的领域里我们真的能取代他们，但是我们决定执行这个计划，1978年，肯到纽约建立美国维珍唱片。就像维珍在伦敦成长，把自己扩散到诺丁?希尔周围的许多小房子里，我也设想美国维珍从格林威治镇的一座房子里起步，然后慢慢向全国发展，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区域中心买下房子。
1979年我去法国会见宝丽金法国分公司经理雅克?克讷。我不认识法国音乐界的任何人，表面上是为了要求宝丽金分销维珍的唱片而去见他，但我真实的目的是寻找一个能在法国筹建维珍分公司的人。雅克?克讷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男人，他叫帕特里克?泽尼克，负责宝丽金唱片业务。帕特里克外表像伍迪?艾伦那样模糊不清，满头乱发，厚黑框眼镜，除了外表，行为也相似：当我们第一次出去吃午饭时，花了4小时去寻找他把车停在哪里。帕特里克告诉我他一直关注着维珍的成长，他第一次试图和我们会面是在1974年戛纳音乐节上，我们在那里摆设了一个摊位，但是他只能在摊位上找到一个告示“滑雪去了”； 然后帕特里克开始来牛津街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和丹吉尔梦想乐队。
雅克?克讷为取得维珍所有唱片在法国的特许权出价30万英镑，另外付给一定比例的版税。由于维珍当时没有钱，而且我们刚借了笔贷款购买内克尔岛，所以保险的选择就是接受报价。但是，与到笔记本上写下相关的细节相反，我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法国维珍”。让人惊讶的是，雅克?克讷竟然同意花时间考虑一下。
会议后我向他们两人表示感谢，邀请他们到伦敦时来我的游艇上参观。第二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电话，我们在恶鬼号上共进了午餐，我问他是否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承诺将给他完全的自主权，随便他签下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国乐队。我们在一张纸上做了一些初步规划，帕特里克同意实施这个计划，他和他的一位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立了法国维珍。虽然菲利普粗俗不堪，还时不时吸海洛因，但是他有非常好的音乐鉴赏力。帕特里克做生意，而菲利普就和所有的乐队泡在一起。
“你应邀吃饭，想连餐具都想带走？”当帕特里克辞职后，雅克?克讷在电话里指责我。我抱歉把帕特里克挖走了，但是告诉雅克，帕特里克自己决定创建法国维珍。帕特里克刚离开宝丽金后，我们重新审视规划，发现计算有误：我们忘记把增值税包括在预算中，应用了错误的零售差价，不可救药地高估了唱片在巴黎的销量。但是已经太晚了，帕特里克和菲利普正在为维珍工作，他们第一批签约的乐队中有一个叫“电话”，电话乐队成为当年法国最畅销的乐队，后来回顾时，帕特里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他放弃了宝丽金的稳定收入，加
入一家实际上要破产的英国公司。
在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回到法国和谷芒唱片的总经理会面，虽然我们不能达成分销的协议，但是当他开始炫耀谷芒唱片将同法国最著名的流行歌手朱利安?克勒克签约时，我立刻竖起耳朵。我不知道谁是朱利安?克勒克，离席溜进了厕所，在我的手腕上写下“朱利安?克勒克”，然后小心地放下羊毛衫衣袖把字遮住。会谈结束后，我冲到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了个电话： “你听说过朱利安?克勒克吗？”
“当然，”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耀眼的明星。”
“嗯，他现在没有签约，让我们全力把他签下来，明天可以和他吃顿午饭吗？”
第二天吃午饭时，帕特里克和我就在谷芒唱片的眼皮底下，成功说服朱利安?克勒克同维珍签约。虽然两星期内我已经成功使自己的名字在两家法国唱片公司的午餐名单上消失，但是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勒克将为法国维珍和他们自己获取财富。
有了在纽约的肯、在巴黎的帕特里克、在德国的尤铎以及在伦敦我们自己的业务部门，我们宣称维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麻烦是我们没有现金储备，所以任何挫败都可能致命。当我去考茨银行时，穿着鞋子，头发也没有被旋转门夹住的危险，但是他们仍然把我视为校园神童，而不是商人，即使看见维珍的销售额达到1千万英镑，他们还是摇头微笑。
“是好的流行音乐，不是吗？”考茨银行经理和蔼地说，“我儿子喜欢迈克?奥德菲尔德。我只希望他不要播放这么吵的朋克音乐，我还会一直对他吼叫，让他关掉。”
我试图指出维珍正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有很好的销量，同正规生意一样有稳定和良好的现金流。但是银行家从来不这么看，“你们做得很好，”银行经理说，“但是你们的现金流太差。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它们会是什么样子。”
尽管存在这令人不快的分析，1978年年底我们依然信心十足：在英国我们取得年度大捷，有一系列排名前十的专辑，而且唱片店销售很好。但是到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税率大幅升高，我们遇上了严重的经济衰退。20年来英国的唱片销量首次下降，我们的连锁店损失了很多钱；肯在纽约触了霉头，花了5万美元促销的维珍首张单曲遭到彻底的失败。很不情愿地，我们决定关闭这个分公司，让肯打道回府。
每件事情看来都有了问题，甚至在家里。1979年11月，琼给我说我们的游艇有下沉的危险。我开启水泵，它不但没有抽水出去，相反开始吸水进来。我们在恶鬼号上涉水而过，努力抢救家具和文件箱。当挽救了所能做的一切后，我们站在索道上同邻居商讨如何把船拖上来。一位邻居移出一个箱子，让人困惑的是里面竟然滚出一个振荡器，它撞上地面，自动开始振动起来，它乱哄哄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了运河中，在水里像鱼雷一样嗡嗡直叫，最后消失在视野中。
“还想干些什么，理查德？”琼讥讽地问。
“没有。你呢？”
“当然没有。”
多年以来那个箱子一直在恶鬼号上，振荡器下沉激起的波纹看起来为70年代画上了一个合适的句号。
1980年我去洛杉矶，设法让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感兴趣。这次旅行是次灾难，我带了一堆样带，但是没有人对任何新东西有兴趣。迈克?奥德菲尔德像以前一样受欢迎——尽管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拼错为“油田”，当然对于维珍这名字更接近事实。但是其他我想授权的乐队，比如“刹车”、“发动机”、“XTC”、“日本”、“黑暗中的管弦乐队大演习”和“飞翔的蜥蜴”，没有几个投标。
随着维珍的收入日见枯竭，我写出一系列我们能做的挽救，卖掉了弗农院的两所房子；削减了所能想到的每件东西。我在笔记本上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了一张表，它引发了绝望的感觉：
1 再抵押庄园；
2关掉游泳池加热器；
3签下日本乐队；
4卖出弗农院的房子；
5问迈克?奥德菲尔德是否允许我们借用他的现金；
6卖掉游艇；
7卖掉我的车；
8出租所有的录音设备；
9尼克把他的股份卖给一家商业银行或者华纳兄弟娱乐公司；
10卖掉“场所”夜总会。
我写信给维珍的全体员工，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立刻缩紧裤带：“好消息是伊恩?吉兰的新唱片直接上了排行榜的第3位，坏消息是它只卖出了7万张，刚到去年排行第三唱片销量的一半。由于我们的管理费用保持不便，所以我们的利润减少了一半以上。”
根据尼克计算，维珍将在1980年损失1百万英镑。
“我不能把股份卖给商业银行，”他告诉我，“维珍今年损失1百万，市场份额已经毫无价值。
“但是品牌值多少？”我问。
“维珍？它价值1百万英镑，”他说，“他们认为这个品牌没有任何价值。”
维珍突然陷入严重的麻烦。1980的衰退让我们领略了商海中暴风雨的种种残酷，我们不得不第二次裁员，总共9人，占维珍唱片全世界员工数的1/6。虽然这个比例比当时其他任何公司裁员的比例都少，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撕心裂肺般的痛。尼克、西蒙、肯和我花数小时讨论我们怎么办，由于手中没有一个摇滚巨星可以发行一张畅销的唱片，维珍没有可以预见的收入。我们又一次检查了我们的乐队名单，削减了一部分；又不得不放弃大多数我们在牙买加签约的瑞格舞乐队，因为一次军事政变禁止进口所有商品，摧毁了我们的销售。
尼克和西蒙之间越来越紧张，他们争吵维珍应该保留哪只乐队，尼克争辩说维珍应该放弃“人民联盟”乐队，那是一直来自谢菲尔德演奏电子合成乐的年轻乐队。
“除非从我的身上踩过去，”西蒙告诉他。
“但是他们太边缘化了，”尼克分辨道，“我们没钱支撑他们。”
“人民联盟乐队就是我在这做生意的原因，”西蒙一边说一边努力控制怒气。
“你把我在商店省下的钱花光了。”尼克边说边用手指着西蒙的脸。
“瞧这儿，”西蒙举起他的腿，“再也不要把该死的手指在我面前挥来挥去。人民联盟乐队留下！”
我注视着西蒙和尼克为之争斗，明白必须出面干涉。尼克一直是我的主要合作者，最亲密的儿时伙伴，从我们16岁创建《学生》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但是他纠缠于削减和节省花费，诚然我们处于严重麻烦时期。我再次觉得如果我们不能做些引人注目的事（这也意味着花钱），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
尼克和西蒙陷入了一个愤怒的僵局，我在他们之间做出公断，让尼克暴怒的是我支持了西蒙，这成为铁三角关系的转折点，一直以来这种关系运行良好。我觉得西蒙在音乐上的鉴赏力是唯一能够把维珍脱出泥潭的东西，没有西蒙找到的新生代的乐队，我们将深陷泥潭。尼克认为我们想补偿损失反而会损失更多，他回到唱片店决定再去挤出点钱来。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们争论一位新的签约乐手，他是起源乐队的鼓手——1980年9月西蒙准备花6万5千英镑以独奏乐手的身份签下菲尔?柯林斯。西蒙极度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他勇敢地抵抗尼克扔过来的所有怀疑和批评。我们有机会签下菲尔?柯林斯的原因是我们录音棚业务的扩张，除了在庄园，我们在西伦敦也有了座录音棚，叫它“农村人在城里的住宅”，简称“市内住宅”。在市内住宅，我们用石头建造了第二个录音棚，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在墙上挖洞来消除所有的回声，我们用很低的价格把它出租。当菲尔?柯林斯准备录制一些独奏作品时，他没钱使用顶级录音棚，所以他预定了石头墙录音棚来代替。
12.“没有任何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1980-1982)(1)
1980年，我不仅同尼克分开，还几乎到了和琼分手的危险境地。我疯狂地工作，来使维珍的业务顺利进行，琼越来越感到灰心，不管我多晚回家，电话铃都响个不停，每次星期六早上我们醒来时它又会响。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游艇上没人，琼已经走了，她留下一张字条给我：“我怀孕了，我害怕告诉你，我从家里逃走了。如果你想我，就给罗斯家打电话。”
当我看着这张字条，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改变了，克里斯蒂离开我后，我有无数风流韵事，我喜欢这种变化和自由。自从琼搬进来和我住在一起后，我害怕自己太重视琼，和克里斯蒂的婚姻让我怀疑是否有长久的关系，因此我没有对琼做过同样的承诺。父母也给我压力让我和克里斯蒂和好，即使没有，结婚对象也要是有大学学历、会打网球的女孩，而琼一个条件也没达到。
我记得告诉父母琼已经搬进来和我一起住时，爸妈在湖边钓鱼，一阵沉默，爸爸扔错了钓钩，它落在杂草里面。
“它被扯住了。”他说。
但是当我坐在游艇里拿着琼写的便条，想着我未出生的孩子时，我认识到我真正爱上了她。我已经享受了无数不同的关系，从没有想过后果，我想如果伴侣不强迫的话，许多男人喜欢在生活中没有孩子去四处游荡。我给琼的姐姐罗斯打了电话，冲过去和琼在一起。
琼怀孕6个月后，我在伦敦，琼在苏格兰度假。她在威廉城堡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我直飞苏格兰陪伴她做手术。实际上，她没患阑尾炎，只是有刺痛的卵巢囊肿，但是医生决定顺便割掉她的阑尾。这次手术引起了琼的阵痛，她打了麻药减少痉挛，我们立刻上了救护车设法去因弗内斯苏市找一家更现代化的医院。下雪天穿过苏格兰简直是场噩梦，每一次颠簸都让琼更加痉挛。我们到达时，她痛苦地挣扎，手术的伤痛、痉挛和保不住孩子的绝望交织在一起。
在因弗内斯苏市医院，琼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早产3个月，孩子幸存的机会很小，一个只有4磅重的女婴，按照我克莱尔姑姑的名字给她取名克莱尔。克莱尔难以喂养，医院也没有必需的设备维持她的生命。
虽然克莱尔睁开了她可爱的乳蓝色眼睛，但是4天后就死了。我现在对她的全部记忆就是她的小模样，我们两个不许抱抱或者碰碰她，她短暂的家就是早产儿保育器。她太小了，就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虽然当她睡着时，我们凝视着她的脸，对她的小手和脸上坚毅的表情大为惊异，但是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当我试图回忆克莱尔时，我的头脑一片混乱，医院消毒水的气味，我们房间的铁椅刮着亚麻油地毡，还有护士过来告诉我们克莱尔死去的消息时她的面容。
克莱尔活在她自己世界里，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绝望、空虚和爱。虽然她太小了，活的时间也太短，几乎就像从没来过人世间，但是在那个心如刀割的时刻，她让琼和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在最小的尿布衬托下更加纤细的克莱尔脆弱的身体，看见她是如此的美丽，她就是我们的小孩，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个小孩。
克莱尔死后，琼和我决定再要个孩子，让我们高兴的是，一年内琼又怀孕了。
琼又一次早产，这次提早了6星期。那晚我聚会完后，凌晨3点醉醺醺地回到家，立刻呼呼大睡；模糊地感到琼猛拍我的脸，叫嚷她痉挛，我跳下床，驾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医生检查了琼，带她去了产科病房。
“看起来挺好。”他们让她安心。
然后他们看着我：“你看来很糟，最好吃些阿斯匹林后上床。”
那天早上一段时间后，我被4个医生叫醒了，他们透过面罩盯着我。 “琼分娩得很顺利，”他们说，“你最好和我们一起来。”
霍莉生下来了，她有6磅重。这是我所经历的最难以置信的体验，到最后我甚至比琼更疲惫不堪。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孩子的出生。当然，经过克莱尔的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霍莉活着。
1981年11月里一个寒冷彻骨的早晨，我们驾车回到游艇。琼把霍莉包好放在床上。这个冬天，她们整段时间呆在卧室，而我就在隔壁房间工作。
1981年维珍唱片终于开始赚些钱了。日本乐队方面有了畅销专辑《绅士带走宝丽来》和《锡鼓》，我们一些最近的畅销单曲有XTC乐队的《将军和少校》和《石头中士》、伊恩?Gillan的《麻烦》和《新奥尔良》。“职业艺人”和“刹车”两只乐队也取得了成功。在我的笔记本上纪录的那个月要做的第24件事情是安排和我们的一支新乐队“简单头脑”一起参加苏格兰的一场音乐会。简单头脑乐队的专辑《新黄金梦想》畅销一时。
1981年最好的消息是西蒙对“人民联盟”乐队的预测是准确的，他们最早的两张专辑是试验性的，也建立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当它们的销量在稳定增长时，我们知道有机会。他们的第三张专辑《挑战》，直接冲入前十，然后占据了头把交椅。《挑战》在英国的销量突破了1百万张，全世界的销量则有3百万。最火热的单曲《难道你不想要我吗，宝贝？》被一次又一次的播放，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脑英里。
维珍的现金现在又恢复良好。无论何时维珍一有钱，我都会象猫一样再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我一直努力扩大集团经营范围，这样我们就不会依赖于很窄的收入来源，但是我怀疑与其说是源于我良好的商业意识，还不如说是出于好奇和不安分。这次我认为自己又看见了一个完美的机会。
伦敦人习惯阅读一份指南杂志《暂停》，了解这座城市里的各种事件。《暂停》非常左倾，伦敦人常开玩笑，读完《暂停》，照他们的建议反其道而行就没错了；米克?贾格尔还曾经评论说，阅读《暂停》的目录部分就像穿过一条警戒线那么艰难。我曾经同《暂停》的老板托尼?埃利奥特就收购这家杂志交涉过很多次，因为我觉得市场上缺乏没有任何政治的纯娱乐指南。
1981年春托尼?埃利奥特同员工发生了争论，导致了大罢工。既然维珍是一家娱乐公司，我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出版我们自己的杂志。
琼和我乡间买了一座叫“磨坊尽头”的房子，那儿离庄园录音棚很近，我们把它当作周末度假地。一个周末我邀请了托尼?埃利奥特来吃午饭，建议在他员工罢工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通力合作办一份新娱乐杂志。托尼反对这个想法，因此我决定自己出版一份叫《事件》的杂志与之抗衡。
由于《暂停》的员工正在罢工，市场上没有指南杂志。望如果我们能迅速抓住时机出版《事件》，即使《暂停》重新发行，那么我们也会有自己的读者群。
知道《事件》正准备出版，托尼?埃利奥特马上给他的员工下了最后通牒停止罢工，那些最左翼的员工离开《暂停》，建立了自己的杂志《城市界限》。《暂停》将重返视线，更糟的是没了那40个左翼员工，《暂停》会成为一个纯娱乐杂志，而我们给《事件》的定位恰恰也是如此。
新《暂停》于9月18日出版，成了我们的噩梦：它是一份非常好的覆盖全面的娱乐杂志。接下来一个星期，分裂出来的《城市界限》的第一期和我们的杂志《时间》一道出版。3份娱乐指南杂志，伦敦市场达到了饱和，《暂停》取得了发行量战役的胜利，我们只能关闭了这家杂志。在我关闭了《事件》后，《城市界限》和《暂停》在伦敦市场上激烈争斗。最终《城市界限》失败破产，《暂停》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虽然承认失败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事件》杂志带来的一个正面影响就是我意识到将维珍各个公司分开是多么重要，这样如果一个失败了，也不会拖累集团的其他公司。每个成功的商人都会在创立某些新企业时失败，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曾至少有过一次破产，况且我们没有拖欠债务，而是还清后关闭了杂志。
《事件》给维珍带来的损失很快就补偿了，做出贡献的有“人民联盟”、“简单头脑”和取得巨大成功的菲尔?柯林斯的首张个人专辑《面值》，以及后来的最引起轰动的年轻歌手“乔治男孩”。
我第一次听说乔治男孩和文化俱乐部乐队是1981年西蒙去看他们在一座录音棚里演奏后，他们的首席歌手男扮女装成年轻漂亮的女王，长发编织得像塔法里教人，苍白的面容，长拱形的眉毛，穿着像歌妓一样的长袍，西蒙为他妖异的外表和所演奏的和缓的白人瑞格舞曲倾倒。西蒙邀请这支乐队来到了弗农院，签下他们的版权。
虽然他们是一支非常特别的创作乐队，但是第一首单曲《白种男孩》销售一般。1982年4月30日维珍发行了这首单曲，它只卖出了大约8千张，位于排行榜的114位。我们并不在意，相信只要帮乔治男孩排几张照或者让他亮相《流行音乐之巅》节目，他的唱片一定畅销。乔治看起来非同寻常，而且还有神奇的嗓音，非常聪明和迷人，人们只要看过乔治男孩，就会想买他的音乐，青少年会为他疯狂，他是一个与性手枪和詹姆斯?迪恩完全不同的反叛者。6月，维珍又出版了“文化俱乐部”的第二首单曲《我害怕我自己》，虽然它比《白种男孩》销售得好，但是它也只排行第100位。文化俱乐部继续录制了他们的专辑《接吻变聪明》，在同我们签约之前他们已经写完了专辑中的大部分。
1982年9月3日我们发行“文化俱乐部”的第三首单曲《你真的想伤害我吗？》时，它已经是我们推出这支乐队的最后尝试。有趣的是，广播二台比广播一台先播放了这首歌，对这首单曲的评价普遍较差。“平淡似水，无价值的瑞格舞曲。”《最轰动》写道，“糟糕。”但是随着广播二台的播放，它已经爬上了排行榜，第一个星期是85位，第二个星期就是38位。我们尽可能地努力宣传，然而BBC拒绝采访乔治男孩，把他称作“易装癖者”。正好我们听说《流行音乐之巅》的一个版面空档，我们想尽办法把乔治男孩挤进那个位置，当《流行音乐之巅》最后同意时，我们知道轰动即将来临。
苍白的面容，摇摆的长袍，毡帽和难以置信的拱形眉毛，乔治男孩吸引了所有的青少年，无论男女，甚至八九岁的孩子与他们的奶奶。简直无法准确定义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父母们想关怀他，女孩们想渴望像他那样美丽，男孩们想让自己的女朋友也如此美丽——这些根本不可能量化。第二天满电话铃就没停过，这支单曲的订单如潮水般涌来。《你真的想伤害我吗？》跃升到第3位。然后乔治出现在诺埃尔?埃德蒙的《晚早餐》节目中，这首单曲成为冠军；当乔治宣布宁愿要杯茶而不愿要性时，他蜕变为国际偶像。
1982年圣诞，我们发行了“文化俱乐部”的首张专辑《你真的想伤害我吗？》，全世界的销量达到400万张。下一个惊喜接踵而至，他们的第六首单曲《卡玛变色龙》成为1983年最畅销单曲，在英国卖出了140万张，在据我们所知的30个国家的排行榜上都是冠军。“文化俱乐部”成为世界流行音乐的奇才，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依靠数量上优势的颜色》的销量超过了1千万。
维珍的财务状况彻底扭转：从1980年损失90万英镑到1982年的销售额5千万英镑、盈利两百万英镑。到1983年，我们的销售额冲到了9400万英镑，盈利也增长到1100万英镑。创建了乔治男孩歌迷俱乐部后，越加一发不可收拾，1983年我们盈利的40%来自乔治男孩。唱片业的特别之处就是毫无征兆，成功会不约而至。前一分钟还没有人听说过乔治男孩，下一分钟从爱尔兰到朝鲜、日本和加纳，全世界的人都在哼唱《卡玛变色龙》。乔治男孩的成功只能用音速来比拟，许多人发现这种垂直的升降令人害怕，将对公司造成混乱，而我本人，则非
常享受混乱和刺激。
第七卷
13 “你要继续做此事，就要从我尸体上跨过去。”(1983-1984)(1)
放马后炮常常很容易。很多人认为尼克在错误的时机卖掉他在维珍40%的股份，然而当年尼克和我分手时，彼此都清楚销售状况和盈利状况很差。这一选择让尼克和我都很高兴：他离开一家看起来深陷麻烦的公司，我很乐于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维珍到了崩溃的边缘。尼克离开不久后，两件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了：第一，压缩盘（CD）变得普遍，所以我们可用压缩盘重新销售我们的音乐，许多人用压缩盘复制了自己所有收藏的唱片，当然像迈克?奥德菲尔德这样的艺术家的CD销售很好，性手枪的销量少点。 第二，维珍成为没有
争议的领导性的独立唱片公司。西蒙对音乐的鉴赏力最终取得胜利，维珍唱片开始统治单曲和专辑排行榜的前十名，从以前被视为只有一支乐队的唱片公司，到现在是唱片业羡慕的对象。最近两年所有西蒙签下的乐手都迅速火了起来，我们有了“人民联盟”和他们的副产品“天堂17”，“简单头脑”，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中国危机”和日本乐队，最可喜的是这些艺术家是由我们自己发掘成功的。
离维珍几近破产仅仅过去3年，尼克离开两年，过去3年手上没有几个钱用，现在在银行我们则有了堆积如山的现金，看到现金不断流进银行，我开始考虑利用它的其他途径，想尽快地再投资。虽然我专心于签约乐队，但是我需要新的挑战，希望创建更多的维珍公司，扩大集团的经营范围，这样如果我们再次遭遇衰退，就不用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希望拓展维珍品牌，而不仅仅是唱片公司，应该致力于所有的媒体。
我考虑扩大我们的图书出版业，维珍唱片在音乐出版方面靠出版音乐和版权过得很好，我怀疑一个管理得当的图书出版公司是否也能同样成功。我脑海中的想法是如果一位摇滚明星出名了，那么就应该开发所有的相关产业，包括书籍和录像带、出演影片和给电影配乐。
虽然在传统意义上维珍不是一个家族公司，但是横向看它又是一个家族公司，因为我经常把大家庭卷进公司所有的的事情中，而且我想倾听他们的见解。许多商人把他们的家庭从工作中分开，他们从未邀请过孩子进他们的办公室；当他们在家时，他们从不讨论他们工作上的事情。但事实上做生意也是一种生活，很少有企业家能够把生意从家庭生活中赶出去。
当我在思考该怎么做维珍出版时，妹妹凡妮莎建议我应该同她的男朋友罗伯特?德弗洛谈谈，因为他已经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工作3年了。罗伯特和他的老板罗布?希瑞夫一起来到恶鬼号，我问他们是否愿意在维珍出版工作，除了以某种方式开发维珍摇滚明星的持续成功外，我不知道维珍出版要做些什么。罗伯特建议书籍和录像带应该使用相同的销售渠道，这样维珍出版能拓展维珍在媒体上的利益，媒体包括电视、电台、影片、录像带和书籍。不介意我们只是个小公司，他辞职加入了维珍。罗布?希瑞夫则决定暂时留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当罗伯特到达维珍出版时，立刻停掉了小说系列，他把维珍出版定位成摇滚乐和体育的专业出版发行公司。几年后他决定收购另一家出版社WH?艾伦，然后将它与维珍出版合并，后来才发现是个错误，我们想做的事情太难，1989年出版生意遭到了困难，被迫缩小规模。这给了我们教训，也让我们有了裁减员工来维持运作的痛苦经验。但它也显示当你想白手起家建立公司时，聘请正确的人、建立了你想要的公司文化的好处。
一年后，罗布?希瑞夫加入了维珍出版担任总经理，罗伯特任董事长，他们一起重振维珍出版，致力于发展我们在音乐和娱乐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几年里，它成为娱乐类书籍最成功的出版社，或许是全球出版业内流行音乐书籍的领导者。
当维珍唱片成为唱片业的领导品牌时，罗伯特积极地将更多的钱投资到维珍的分支——维珍影视中去，希望藉此进入英国电影业。
我热衷于电影，投资电影会减少维珍唱片税金的税收政策更吸引我。我们拍了很多电影，比如《秘密地点》、《接触不良》和后来的《电子梦想》。《电子梦想》主题曲由维珍乐手——来自“人民联盟”的菲尔?奥克演唱，这首歌也进入了排行榜前10。维珍的下一部影片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影片的初期预算是两百万英镑，西蒙?佩里和迈克?莱福出任《1984》的制片和导演，约翰?赫特与理查德?伯顿担任主演。电影开拍后，预算失控，一路飞涨到550万英镑，不得不采取控制措施，《1984》的庞大资金几乎将整个维珍集团拖垮，鉴于维珍唱片的销售业绩，银行同意借钱，西蒙和肯对电影制作都深表怀疑，但我必须依靠他们继续支持《1984》。
我们没有换掉西蒙?佩里和迈克?莱福，找预算更明智的人来代替，而是让他们坚持到最后，不过决定改变迈克?莱福所选择的不知名的作曲家配乐。我们启用“艺术体操”乐队，他们不仅唱得好，而且可以从专辑上为我们收回超支资金。
《1984》发行后，西蒙?佩里为电影配乐同我们大吵了一次，公开谴责我们干扰了他艺术的整体性。然而，“艺术体操”乐队的配乐让我们挽回了一部分影片造成的损失。《1984》是一部杰出的影片，它获得了当年英国最佳影片奖。之后，在对影片制作的税收鼓励取消之前，我们只制作了一部影片《绝对新手》，决定把制作电影这项冒险的行业留给别人。
绝大多数局外人把电影和音乐统称为娱乐，但是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同摇滚明星签合同时，标的或许看来很大，新闻界可能夸张成“500万签字费”，但是我们财务开销滚动得很慢，先给出预付金和给首张单曲、专辑的促销费，大约在30万英镑。如果首张专辑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就会出下一张专辑，以此类推，我们在决定下一步投资之前，通过了解上一张专辑的销售情况通常可以预测未来状况，而且我们可以持续销售艺人过去的专辑。至于电影就完全不一样，500万英镑不投资可能是一次性花光，而且没有下一部电影继续。要么大
获全胜，要么全军覆没。
罗伯特没有再做影片，他调整方向，开始从事分销录像带和影片，这个行业比起自己制作影片风险要小得多。为了取得市场份额，罗伯特开始为所有的唱片公司分销流行音乐录像带，他还买回来很多旧影片做成录像带销售。无论我什么时候碰到他，罗伯特都在做新买卖。他曾经用广东话配音好莱坞老影片在香港发行，颇赚了一大笔。维珍影视成长为影片和录像带的大型分销商，在80年代后期销售额超过了5000万英镑。
维珍影视必须花大笔钱购买影片的分销权，比如《魔鬼终结者2》，然后从中牟利，最终，我们承受不了这样的资金负担，要求罗伯特卖掉它，维珍影视最后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MCEG。卖出维珍影视也教会我们许多售出公司的事情，售价是8300万英镑，我们以MCEG在美国上市的22%的股份来取代，然而6个月内，MCEG宣告破产，我们8300万英镑的报酬，也就是MCEG22%的股份也就一文不值。我们再也没犯过同样的错误。
维珍影视的成长弥补了维珍唱片在知识产权上的不足，也拓展了我们生存的根基，不再是音乐而已。虽然许多人建议我们应该增加在娱乐方面的投入，但是真正抓住我想象力的建议确是从天而降——1984年2月，一个叫伦道夫?菲尔兹的美国青年律师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伦道夫?菲尔兹正寻找投资者，投资给从盖特维克到纽约的航线，那条航线自弗雷迪?雷克爵士的航空公司在1982年倒闭后就空闲了。他发给我一份建议，显然在我之前，他已经同很多其他投资者联系过，否则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板不可能第一个收到，所以当我浏览这份建议时，我不断告诫自己：“别受诱惑！拒绝考虑！”
30秒钟我就能判定一个人，同样地我也会在30秒钟内判定某份商业计划，比起大量的统计数据，我更多地依赖直觉。这或许是因为我的阅读障碍症，我不信任数字，觉得它可能歪曲事实。虽然经营维珍航空的想法触动了我的想象，但是我必须弄明白潜在的风险。
整个周末，我再三考虑这份建议。伦道夫的想法是提供全是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但是这不够，当商人不出门的日子，比如圣诞节、复活节、银行假期、感恩节这些时候，谁来坐飞机？我们必须让度假者填满空档。如果想与其他有头等舱、商务舱和经济舱的航空公司有所区别，何不只提供两种舱位：经济舱和商务舱？这样会不会错过其他客户？吸引了商人和旅游者，我们会遗漏了谁呢？我列出一张租赁飞机的相关事项清单，如果我租用飞机一年，那么即使失败仍然可以明智地脱身，重要的是可以有效避免资金流失。周末结束前，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们能把所有的事情限制在一年内，比如员工合同、飞机租约、任何有关开通纽约航线的事情，那么愿意试上一试。
1984年为飞越大西洋提供低价机票的只有“人民航空”。我拿起话筒和他们联络，电话占线，整个早上都无法接通他们的订票热线。我想原因要么是人民航空管理混乱——我们可以轻易地竞争，要么需求实在太多——新竞争者仍有有空间。星期六整天，我从电话听到的回答都是占线，这让我坚信应当建立一家航空公司。
星期天晚上我给西蒙打了电话，“你认为开办一家航空公司怎么样？”我得意洋洋地问他，“我这有份建议——”
“你一定疯了，”他打断我，“算了吧。”
“我是认真的。”
“你没有，”他说，“你疯了。”
“好的，”我说，“我现在不想它了，但是我想和你一起吃顿午饭。”
星期一早上，我打电话给位于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租借飞机，他们有一架二手飞机，如果经营不善，愿意在一年后收回。有了这最基本的资料，我准备同西蒙和肯当面谈谈。
第二天的午餐并不成功，当我告诉他们打进人民航空的热线是多么困难以及波音公司有飞机出租后，他们看起来十分震惊，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市场调查，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西蒙说，“虽然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你坚持做这件事，恐怕我们再也不能一起工作了。我的意思是你要继续做此事，就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虽然肯没有西蒙这么坦率，但是他也认为把唱片公司和航空公司整合在一起的想法简直是个噩梦。“我无法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他说，“而且，如果你要再投资，我们可以签些新乐队。”
“那好吧，我们让两家公司保持独立，财务分开，这样维珍唱片没有任何风险。我已经同波音谈过了，他们能提供一份租约，如果进展不顺他们会在一年后收回飞机。维珍最大的损失就是两百万英镑。”
西蒙和肯仍然坚决地反对。
“拜托，”我努力劝说，“维珍有能力走出这一步，所冒的风险不过今年利润的三分之一，“文化俱乐部”赚的钱滚滚而来，而且这会很好玩。”
当我说“好玩”时，西蒙和肯都退缩了。“好玩”对我来说具有特殊含义，它是我基本
的商业准则之一。我已经下定决心，必须让他们信服，我解释道白手起家建立公司而不收购现存公司的原因是如果失败，我们很容易撤退。我认为这很简单，但是西蒙担心他在维珍集团的股份，而肯则觉得我玩过了头。
“人民联盟”乐队问题上的争吵是尼克和我、西蒙关系的转折点，同样，这次午饭上的争吵成为我和西蒙关系的转折点。虽然这些年里我把他惹毛了好几次，但是这次他觉得我准备把维珍和我们积攒的所有财富作为赌注，去干一个荒谬之极计划。在生活中西蒙感兴趣和热爱的东西来自艺术、音乐、书籍，以及他收集的绘画和美丽的轿车，我的乐趣却是给自己设定巨大、难以完成的挑战，迎难而上。从纯商业的角度，西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说到如何充实生活，我觉得需要不断尝试。自那次午饭后，我们的关系紧张，而且一直没有消除。
伦道夫提议公司的名称为“英国大西洋航空公司”，但是我想用“维珍”，我们同意各自保留意见。有太多东西需要学，我向一直敬仰的弗雷迪?雷克爵士请教，他来恶鬼号和我共进午餐，为我解释了航空公司的组织架构，我担心开设一家只有商务舱的航空公司会有很多限制，他一一解疑。“而且你也不要想只有不提供不必要服务的经济舱，”他指出，“那是我犯的错误。你将很容易受到削价攻击，是它让我破产。”我们接着开始讨论商务舱服务的理念，并决定用商务舱的价格提供头等舱的服务，以及按这个价格建立所有其他附加的服务；午餐中得出的两个最好的主意是提供搭乘豪华轿车的服务，和向任何坐过商务舱的旅客提供一张免费的经济舱机票。
弗雷迪也警告我小心英航公司一些激烈的竞争行为。
“你要全力对付英航公司(BA)，”他说，“尽可能地大声抱怨，请国家航空管理局（CAA）阻止他们，不要犹豫跟他们打官司，他们是绝对的残酷无情。我的错误是我从未大声地抱怨过，他们毁坏了我的资金，虽然我控告他们并赢得了数百万美元，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失去了航空公司。如果你陷入了麻烦，那么得在第一时间控诉他们。理查德，另一件事是压力，我不是开玩笑，但是你应该经常做健康检查，这个行业压力十足。”
弗雷迪刚从胰腺癌手术中恢复过来，尽管有许多问题，他依然热情洋溢，没有低头，他把我看作他的继承人，扛起了他留下的旗帜。我问弗雷迪是否介意我把维珍航空的第一架飞机命名为“弗雷迪爵士”，他含笑拒绝了：“第一架不行，我的名字现在有负面影响，但是当你有了更大的机队时，我会深感荣幸。”
我和伦道夫的第一个合约是对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我投资，他经营。伦道夫雇佣了来自湖人航空公司的两位主要人物：罗伊?加德纳负责机械工程，大卫?泰特负责经营业务。
“你认为这个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英国大西洋航空？”他嗤之以鼻，“让世界上再多一个英航?”
利用大卫的反应，我成功说服伦道夫同意把名称改为维珍航空，然后建立了我们的合资公司。
“你认为新名字怎样？”我问大卫?泰特。
“处女航空？”他又嗤之以鼻，“没人愿意登上一架叫‘处女’的飞机。这太可笑了。谁会乘坐一架没经验的飞机？”
我们约监察航空公司安全的国家航空管理局（CAA）进行第一次会谈，伦道夫和我的律师科林?豪斯一起去。看着伦道夫咆哮了几分钟后，科林溜出听证会，打电话建议我快赶过去：“我认为伦道夫正在自掘坟墓。”
我们的航空公司纯粹还是个纸上谈兵的想法，所以他们不断询问我们将做那些安全训练、如何保养飞机以及如何保证乘客们的安全。伦道夫是个没有耐心的人，面对这些他开始变得愤怒和迷惑。同样，国家航空管理局看起来很怀疑伦道夫经营航线的能力，当国家航空管理局开始问到财务上的问题时，他们盯着我说：“你必须在流行音乐方面有很多畅销品，才能维持航空公司的运转。”
“实际上，”我全力反驳，“维珍去年的利润有1100万英镑，比苏格兰航空利润的两倍还多。
国家航空管理局明确说明新航空公司必须有300万英镑的资金，然后才在理论上允许我们飞行，这只是官方的批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安全要求，那么国家航空管理局可以在任何时候收回他们的批准，当务之急是我们获得批准建立航空公司。我们在盖特维克机场附近租用了一个仓库，那里成为罗伊?加德纳和他的工程队伍的基地，并开始招募飞行员和乘务员。我们在伍德斯托克大街的佛罗里达航空公司办公室里租了办公室，依靠他们的计算机预订系统，为维珍航空创建了一个虚拟的原始数据库；大卫?泰特则到纽约的维珍唱片办公室里开始上班；一队代表波音公司的律师来到了伦敦，开始就飞机租赁进行谈判。随着为航空公司而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加入，游艇变得越来越拥挤，琼和我决心在岸上安个新家。
维珍航空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同伦道夫?菲尔兹的关系。由于维珍集团为维珍航空的整个财务状况作担保，只有我们控股维珍航空，考茨银行才愿意为我们延长赊帐期限。如果我们只能控制新航空公司的一半股权，他们将不会借给我们钱。由于伦道夫没有提供任何金钱，所以他只能不情愿地同意了维珍取得航空公司的控股权。
更困难的问题是伦道夫和维珍航空员工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在第一年幸存下来，那
么我们必须在六月开张，才能有效利用夏季繁忙的运输量，建立储蓄和现金流来让我们度过没有多少客人的冬天。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时间表，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前一刻我们或许正在选择空姐制服的式样和菜单；下一刻已经在争论某条法律条文。我第一次听到问题来自大卫?泰特，他是由伦道夫在美国聘用的。
“我辞职了，”他告诉我，“非常抱歉，但是我不可能和伦道夫一起工作。”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如果没有大卫在美国销售机票，那么维珍航空只能胎死腹中。
“我无法具体解释，”大卫说，“就是不可能。我很抱歉，但是我祝愿你取得巨大的成功。”
我恳求他来伦敦看我，由于他没钱买票，我送给他一张，两天后他到了。当他到达恶鬼号时，琼出去买尿布，我抱着霍莉，霍莉正在非常兴奋地尖叫。我和大卫互相笑起来，笑声都盖过了哭闹声。
“你可能认为这声音很大，”大卫说，“但是我告诉你伦道夫叫起来声音更大。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
大卫已经为加入维珍航空下了大赌注，他把小家庭从从迈阿密搬回多伦多，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和一个小卧室，不辞辛劳为才启动的航空公司售票。由于没有美国执照（在我们起飞前一天才能拿到）， 也就无法为维珍航空做广告，所以大卫通过在曼哈顿上空做广告来提醒纽约人维珍航空的诞生。一个春天的下午，万里无云，五架小飞机组成的编队计划喷出白色和红色的烟雾，在天空中画出“等待英国处女Virgin（维珍）”。不幸的是，就在它们结束喷烟时，一朵白云飘了过来，盖住了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纽约人抬头望去，猜测着含义模糊的信息“等待英国处virgi”。
大卫同伦道夫的争吵是为了票务系统。按照行规，所有的旅行社要求为自己的服务提成10%，伦道夫想绕过它们，通过一家叫“卖票机”的剧院售票系统售出，他们只要求每张票提成五美元，但是大卫拒绝同他们合作，他认为全美3000家旅行社售出了所有机票的90%，如果试图用一家剧院票务公司取代他们，会引来报复封杀我们。另外，“卖票机”在纽约只有6处办公地点，根本无法卖掉每次飞往英国航班的200张票。
一个航空公司的票务系统是它的生命线，大卫已经同一个叫电子数据系统的票务系统达成协议，这个系统是由美国商人兼政客罗斯所有，否则我们将没有合适的订票系统，航空公司很快会土崩瓦解。当伦道夫知道后，暴怒异常，在电话里对着大卫破口大骂，大卫无法忍受被一个29岁不懂航空业运营的人辱骂。大卫的经历进一步证实了如果我们要让航空公司开张，必须把伦道夫挪到一边去。
在伦敦，由伦道夫指定的伦敦票务系统也处于混乱之中，员工控诉伦道夫的行为说他经常突然闯入房间叫每个人离开，打私人电话。我意识到伦道夫不是经营新航空公司的合适人选，我向大卫?泰特保证，如果他留下，那么不久后伦道夫将不再找他的麻烦。
“他不会在这呆很长时间了，”我说，“你可以直接同我联系。”
在我们的整个四五月工作期间，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员工直接同我联系，伦道夫被排除在经营之外，他变得越来越难相处，最后我的律师建议我换掉票务办公室的锁，不让他进来。当计划中的首次航行越来越近时，伦道夫和我也面临交战
我仍然不明白我们是如何在最后几天干完所有的事情，刚接受培训的乘务员们来到伍德斯托克的办公室处理繁忙的话务；同波音公司的租约最终通过了，经过两个月的谈判，他们对我们的坚韧会非常惊奇，谈判结束后，他们的谈判代表承认卖一支大型喷气式飞机机队给美国公司都比卖一架给维珍要容易。
一次我带乔治男孩去伍德斯托克的航空办公室，他还是穿着奇怪的长袍，编织成小辫的头发扎着丝带，手套上装饰着大颗钻石戒指。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在接电话，出机票，告诉乘客航班时间表，邀请名人和记者参加首航，处理飞行杂志的样刊。他站在那注视这场混乱一分钟后，说：“还好我的双脚安安稳稳的站在地上。”
14.湖人的孩子 (1984)(1)
1984年6月19日，我们计划开张前3天，为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最后的正式批准，我们需要需要试飞，我们的硕大的飞机“少女航行者”停在机坪旁，机尾醒目的闪耀着一个很有表现力的字母“V”，多年以来，市场专家们不断分析着这个标识，还就它从左到右上升的形式做出著述。
所有乘务员登上了飞机，还有超过100人的维珍员工，我则和国家航空管理局的官员一起
坐在后排。这架飞机前一天刚刚从西雅图飞抵这里，发动机还未保险。我们起飞了，所有人都激动地鼓掌和欢呼，我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接着传来一声巨响。飞机突然向左倾斜，一片巨大的火光，从一个发动机冒出长长的黑烟。
整个机舱的人陷入死寂，国家航空管理局的官员用手抱住我的肩膀， “别担心，理查德，”他说，“这完全是个意外。”
我们飞入了鸟群，一个发动机吸进去一些鸟，导致爆炸，为了重做试飞，我们得连夜换上一个新发动机。按计划首航安排在后天，将有250个记者和摄影师登机。
着陆后，我站在飞机旁努力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新闻摄影师大笑着向我走过来。“非常抱歉，”我说，“我现在无法接受采访。”
“我也很遗憾，”他说，“我抢拍到你的发动机冒出了火光和烟雾了。”
瞧着我目瞪口呆的样子，他说：“但别担心，我来自《金融时代》，我们不是那样的报纸。”他打开照相机，取出照片，递给我，我不知道如何感谢他，否则尚未开始，维珍航空就已经走到了尽头。
不幸的是，因为维珍航空没有获得国家航空管理局的执照，所以我们没有为发动机保险，必须付60万英镑买个新的。打过几个无望的电话后，我没有其他选择，感觉就像沉入水里，最后打电话给考茨银行，申请一个60万英镑的贷款。
“你已经很接近你的底限了，”整个维珍集团在考茨银行的贷款额度是300万英镑。
“这完全是个例外，”我说，“我们的一个发动机爆炸了，只有得到执照我们才能够买保险；而没有新发动机，我们不能得到执照。这简直是个悖论。”
“好的，我警告你，”银行告诉我，“你在《电子梦想》上花了很多钱，我们还在等待米高梅的支票。”（米高梅的以600万英镑得到了《电子梦想》在美国的发行权）
“请问你能否等我完成这次首航？”我问，“我们不过超出了30万英镑。米高梅公司的支票汇过来后，我们没有贷款额，还会有300万英镑的存款。”
首航前一天，“少女航行者”总算安装上了另一台发动机，准备再次起飞，这次没有爆炸，我们得到了执照。我立刻赶回伦敦解决伦道夫?菲尔兹引起的另一个危机。虽然我们已经付给了伦道夫100万英镑，但是他认为不够。他在美国起诉，并申请了阻止“少女航行者”起飞的禁令。整个晚上，我们和大卫?泰特、罗伊? 加德纳、律师们一直在开会，试图得出一个办法减少损失……阻止伦道夫毁掉航空公司。虽然法官最后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我们不得不整夜苦思冥想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在首航的机舱内，家里人和朋友们环绕着我，他们是10年来对我和维珍最重要的人。我坐在琼的旁边，她把霍莉放在膝盖上，我们后面是维珍集团的全部员工，飞机里装满了记者和摄影师，还有魔术师、演艺人员。在“少女航行者”沿着跑道滑行时，机舱前部的屏幕上出现画面，显示出飞行员和随机工程师的后背，他们正坐在驾驶舱内操纵控制设备，透过挡风玻璃可以看见周围的场景。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声明：“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飞行，所以我们很乐意于你们分享在驾驶舱看到的场景，知道我们起飞时会真正发生什么。”
我们看见前方伸展的跑道，然后开始加速，下面的停机坪越闪越快，直到白线变得模糊不清。飞行员太放松了，不专注地盯着前方驾驶飞机，却侧过脸相互微笑，他们中有一个人帽子下的头发很长，另一个是西印度人，他们一点也不专心。每个人注视屏幕，屏住呼吸，这是那个精神错乱的布兰森安排的疯狂自杀航行！接着，就在机头抬起和跑道开始从视野中消失时，西印度人从耳朵后拖出一块肉，交给副驾驶员，在还没人确信这是个玩笑时，飞机起飞了，两个飞行员脱下帽子，转身面对镜头：他们是伊恩?博萨姆和维福?理查兹，英国最有名的两个板球手；而那个留胡子的随机飞行员是理查德?布兰森！人们的笑声简直让整个飞机都摇晃，那是前一天我们在一个飞行模拟器上拍摄的片子。
我们在飞机上装载了70箱香槟，刚好够8小时的旅行。我们演奏着麦当娜风靡一时的新歌《如同处女》和“文化俱乐部”、菲尔?科林斯的歌曲，人们则在过道里跳舞；放映影片《飞机》时，乘务员派送巧克力夹心雪糕，这成为维珍的一项传统。
在纽约纽瓦克机场，我才发现由于过于兴奋，我忘记带护照了，因此我几乎不能参加终点站的欢迎仪式。而且，好玩的是，乘务员们莫名其妙把餐具全扔掉了，我们不得不在所有的垃圾箱里东翻西找，找回餐具冲洗干净，放回飞机上。
接着我坐上了返程航班，这么多星期以来首次美美地睡了一觉，我梦见了爆炸的发动机、乘务员们直接用从垃圾箱捡来的盘子供应食物和抽着大麻的飞行员。
回到了伦敦，在家门口，一个看起来很不安的人坐在台阶上，是我在考茨银行的账户经理克里斯多佛?兰希布鲁克。我邀请他进屋，我疲惫不堪，他则坐立不安，告诉我考茨银行无法延长透支款，因此非常遗憾退掉我们任何透支超过300万英镑的支票。虽然我发脾气的次数屈指可数，但是看着这个穿着兰细条纹套装、携带一尘不染的小黑皮箱的男人时，我感到热血沸腾，他站在那里，穿着闪闪发亮的褐色皮鞋，平静地告诉我将让整个维珍集团破产。我想到自三月以来我和维珍航空员工无数次通宵奋战，我想到新乘务员们为能在一家新起步
的航空公司飞行是如何高兴，我还想到我们同波音公司艰苦斗争而延长的谈判……如果支票被退还的事情传开，那么没有人会为这家航空公司提供任何东西，比如油料、食品和保养，也就没有乘客愿意搭乘我们的飞机。
“对不起，”他还在继续道歉时，我说，“你在我这不受欢迎，请你出去。”我拖住他的手臂，把他推了出去，当着他不知所措的脸，关上了门，走回客厅，倒在沙发上，流出了混合着疲惫、挫折和担心的泪水，然后我给肯打电话：“我们今天必须从海外尽可能多地弄钱过来，而且必须找到新的银行。”
我们海外唱片分公司在星期五打进了足够多的钱，补足了透支，考茨银行找不到理由来退还我们的支票，所以我们阻止了他们迫使维珍集团突然破产的阴谋，成功地挽救了自己。维珍唱片那年会有1200万英镑的利润，接下来一年的盈利预测是2000万英镑，虽然我们已经是英国最大的私有公司之一，但是考茨银行仅仅因为我们透支30万英镑就准备把我们弄破产，让3000人失去工作，而不考虑在任何时间美国那边会送600万英镑过来。
考茨银行危机让我意识到需要强硬的财务专家来代替尼克，需要有人处理维珍唱片和维珍航空的财务，从现金流和债务中幸存下来的整个维珍集团生存得太危险了。80年代中期是伦敦市场兴旺时期，每家公司都将股票上市融资，进行再投资。我开始考虑或许那也是维珍前进的道路。
除了维珍唱片、维珍唱片店、维珍影视和新成立的维珍航空这四个主要业务外，维珍这棵大树下现在还有一大堆新的小公司，比如给工业区送食物的“顶级食品公司”、生产平价服装的“维珍成衣公司”、“维珍酒馆”和经营不动产“凡森财产公司”。这些林林总总的生意需要有人整合。
英国电影制作人大卫?普特兰把唐恩?克鲁宣克先生推荐给我们，他是位专业会计师，曾经在麦肯锡公司工作5年后，并曾任《周日时报》的总经理和皮尔森集团旗下《金融时代》的总经理。我的妹夫罗伯特曾经在同皮尔逊集团旗下的影片公司做生意时接触过他，但是西蒙对他一无所知。唐恩开始在维珍局促的办公室里上班，而且是维珍员工中第一个穿套装打领带的人，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奇怪。但有了唐恩作为总经理，维珍开始走上正轨，成为能吸引外界投资者的公司。
不久唐恩引进了特雷弗?阿伯特当财务总监，特雷弗曾经经营过音乐公司MAM工作过，他们不久就同银行举行会谈，重组我们的财务和集团内部架构。总体上，维珍的营业额在1984年将超过一亿英镑，每次唐恩和特雷弗见到我时都会对公司的运转大表惊异，集团里面没有计算机，没有库存管理，西蒙、肯、罗伯特和我决定投资时随心所欲，这些把他俩惊呆了。他俩来到恶鬼号见我们，陈述他们邀请一些外部投资者重组维珍的建议，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选出我们透支的业务。考茨银行和它的母公司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曾经因为我们贷款额超过300万英镑就封杀我们，带着同一份资产负债表，唐恩和特雷弗去了另一家银行集团，达成了3000万英镑的透支业务。然后他们审查维珍集团的架构，决定关掉许多小公司，比如顶级食品公司和酒吧。他们把维珍集团分为音乐、零售和影视，后来又将维珍航空、维珍假日、天堂夜总会、屋顶花园夜总会和内克尔岛分成独立的私有公司。当时西蒙、特雷弗、肯和我都是33岁，唐恩大一点，罗伯特年轻一点，我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决心要让维珍集团公开上市，从摇滚乐市场走向股票市场。
第八卷
15.“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1984-1986)(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挑战摩托艇和热气球纪录，既然我拥有了成功、金钱和家庭，不应该随意涉险，而应该享受我幸运地得到的一切。某一方面我完全同意，我热爱生活，我爱我的家庭，我害怕被杀死，让琼失去丈夫，让霍莉和山姆失去父亲；另一方面我内心有股力量让我尝试新的冒险，想要挑战极限。
如果说得更仔细，我会说我喜爱尽自己所能体验生活。我参加的那些身体上的冒险为我
的生活扩大了特别的范畴，这又增加了我从事商业的乐趣。如果我拒绝考虑跳伞、驾驶热气球以及驾船横渡大西洋，那么我的生活将会乏味。虽然我从未想过会在事故中丧生，但是如果说到死，也许那些脚踏实地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是对的，但是至少我尝试过。
除了实际进程令人兴奋外，我也喜欢准备的过程。当我们在为挑战做准备时，会形成很强的团队精神；如果是为了打破一项纪录，则不仅仅有技术上的挑战，更会强烈地感到爱国主义精神。过去经常就有许多英国探险家，最好的例子是探险南极的斯科特，我为追随他们的脚步而感到骄傲。
我参加的第一项挑战是为英国夺回蓝带奖。在维多利亚时代，蓝带奖授予最快穿越大西洋的汽船，1893年英国古纳德轮船公司拥有过蓝带奖，后来三艘德国船只夺取了蓝带，1906年古纳德利用铁路邮政的“露西塔尼亚号”再次得到了它，“露西塔尼亚号”1915年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又赢回了蓝带，接着1933年一艘意大利船“雷克斯猫”号用每小时29英里的速度赢得了蓝带。为了庆祝这一成就，也为了表彰整个蓝带奖的竞争，一个英国船主也是议员的哈罗德?黑尔兹设置了“黑尔兹奖杯”，从那以后，“黑尔兹奖杯”和蓝带奖被一同授予。黑尔兹的规则只说把它颁给最快穿越大西洋的船只，同时定义大西洋为美洲海岸线上的安布罗斯灯塔到英国希利群岛的毕晓普灯塔之间的洋面；黑尔兹没有提到船的大小，只要它能运旅客，实际上那时候没有人想过小船有机会同大船竞争。赢得黑尔兹奖杯的下一艘船叫诺曼底号，这艘法国油轮在首航横渡大西洋时的平均速度是30英里。1952年，在大型客轮时代结束之前，美利坚号用3天10小时40分赢得了黑尔兹奖杯，放在美国商船博物馆。不幸的是，哈罗德?黑尔兹没有活着亲眼看到美利坚号，他竟在泰晤士河上的一次船只事故中淹死了。当人们开始采用新的交通方式——飞机时，大型客轮的好日子过去了，每个人忘记了黑尔兹奖杯。
1980年，一名叫特德?托勒曼的摩托艇制造商决心复兴蓝带奖比赛，为英国夺回黑尔兹奖杯。为此，他必须建造一艘能在3天10小时40分之内横渡大西洋的船。美利坚号真是一艘令人难忘的船：她重达五万两千吨，需要24万马力来推动，创下的速度纪录也不平常：均速3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40英里）。和这艘有游泳池和大钢琴的客轮形成对比，特德计划制造的是一艘轻型双体船。
驾驶一艘小快艇穿越大洋非常危险，经不起风浪，从这点来说，大汽船更容易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乘风破浪。要是一艘小船，如果舵手判断失误， 30英里的速度会让船头冲入大浪里，沉没或者解体。
特德?托勒曼设计了65英尺长的双体船，并在1984年下水，美利坚号24万马力的发动机就像一座小教堂，而特德使用了两个两千马力的发动机，就可以让他的双体船在平静的水面上达到差不多50英里的速度。当然，用50英里的速度穿过一个平静的湖泊是一回事，在波浪起伏的大西洋上要达到那个速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时速达到35英里就很幸运了。即使这样横渡时间仍然需要三到四天，挑战目标就是3天9小时到3天11小时。
1984年期间，特德的船预算超额，他想从我这儿得到航行的赞助费用，作为回报，我可以命名这艘船并和他一起进行挑战。当时英国没有多少那方面的奖杯，为英国赢回奖杯的想法立刻吸引了我，而且那时维珍航空刚开始飞行，我喜欢这个促销的机会，一次成功的横渡大西洋行动会吸引纽约和伦敦——我们唯一的两处目的地的公众注意力。
“你身体还好吗？”特德问我。
“不错，”
“那还不够，”特德说，“你需要健身，要连续三天被折磨的痛不欲生。”
于是我开始了一生中最精疲力尽的健身锻炼。
我们又找到埃索（Esso）石油寻求油料赞助，他们友好地同意并与我们共进午餐。
“非常感谢，”我真诚地说，“这会是一次伟大的航行，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为BP石油（埃索石油的主要竞争者）宣传。”虽然我听见每个人都吸了口冷气，但是我没有留意，继续兴奋地说：“我们会把补给艇上漆满BP石油的标志，大力宣传，没有人再会把你们同你们的老对手搞混淆……”
恰在这个时候，我望向对面的墙，注意到巨大的Esso标志，立马意识到我的错误。Esso的董事们象仇人般看着我，我扑倒在地板上，爬到桌子下面。“很抱歉，”我一边说一边开始吐唾沫给他们擦皮鞋。非同寻常的是，Esso继续赞助了这次航行。
经过了两个月的调整，我们最后准备就绪。琼怀第二胎差不多8个月了，我极度希望按时完成横渡，回来赶上孩子出生。但是我们在纽约停了3个星期，等待暴风雨天气过去。在那3周里，我不断地飞回伦敦陪伴琼，当他们告诉我准备起航时又飞回纽约，期间穿越大西洋8次，我觉得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了解它。
暴风雨过去，我们可以起航了。琼告诉我她感觉很好，我应该走了，她的预产期还有两个星期。我们吼叫着离开了曼哈顿，向北进发，这艘“维珍大西洋挑战者号”与大客轮的重要区别是舒适。30年代的乘客们可以跳爵士舞，在甲板上掷圈环；而我们被绑在航空椅上，几乎不能说话，更不用说移动，风颠浪簸，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发动机噪声和持续的回声，我们就像被绑在大型风钻的刀刃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
第一天快结束时，我收到一条无线电消息。
“理查德，”是在控制中心的佩妮，“琼在医院，她刚生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虽然违背了我的誓言，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高兴地大叫，船员史蒂夫?李奇开了一瓶香槟为琼和我的儿子干杯，酒水喷得到处都是，香槟冒着泡沫从我的牙缝里渗过，贯得我满口满喉。现在我必须加油去见琼、霍莉和我的儿子。
这次横渡本来可以顺利地打破纪录，我们撑过了地狱般的3天，扎扎实实航行了3000英里，每隔800英里就有3艘补给船，这些补给船十分巨大，就象摩天大楼一样罩着我们，接近它们也十分恐怖：我们距离大约30码时，它们向我们发射末端挂着浮标的渔叉，我们捞起浮标后，把连接的油管装上自己船的输油口，然后发出信号，燃料就被输入到船上。汽油味和翻滚的巨浪让我们反胃恶心，当我们趴到船边呕吐时，看起来要被燃料船的黑色船体压得粉碎。
离爱尔兰只有100多英里时，我们遇上了强烈的风暴，船剧烈地上下颠簸，我们只能抓住自己的椅子，看不见任何东西。接近希利群岛，仅剩下60英里，黑尔兹奖杯几乎到手时，我们碰上了滔天巨浪，一秒钟后工程师皮特大叫道：“我们在下沉，船身分裂了，快跳船。”
“呼救！呼救！呼救！”查立刻发出无线电信号，“维珍挑战者号正在下沉，我们要弃船，重复一遍：我们正在弃船。嗨，特德！”查突然转过身来：“你是船长，也就意味着你最后一个离开！”
几秒钟内船开始下沉。我们充好气的第一个救生艇被什么东西勾住撕裂了，在船舷外我们还有一个备用救生艇，我们拉开拉索开始充气。
“不要惊慌！”查叫嚷着，“不着急！轮流上！”
当我们还在沿着栏杆缓慢爬动时，查又大叫，“天哪！我们在下沉，快一点！”
救生艇就象罩着帐篷的充气小船，我们挤作一团，在英里上下颠簸，就象在游乐园木马上。我刚好坐在无线电设备旁，抓起麦克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空军收到了我们的呼救信号。我告诉飞行员我们的位置，他立刻向该海域的船只发出无线信号。
“放心，该海域有三支队伍正向你们开来，”飞行员回话给我，“开往纽约的QE2号；一艘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货船；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直升飞机也正准备从希利群岛起飞。请搭乘最先抵达的救援船只或者飞机。”
“我不要上开往牙买加的香蕉船，”查说，“我也不想回纽约，我要上那架该死的直升飞机。”
“好，”我说完关掉无线电，可不想让查说的话传过去，因为这次我们没有资格挑三拣四。
特德就象被掏出了内脏，沉默地坐在那，他的梦想破灭了。
从小小的舱口盖，我们能够看见“维珍挑战者号”只有船尾露出水面，剩下的部分都被淹没了，只有一个词“维珍”。“理查德，”查指着标志说，“同平常一样，最后一句话归你说。”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开始哼唱“我们都要去过暑假……”每个人都唱了起来，甚至包括特德。
最后我们被香蕉船发现，他们用绞盘吊住救生艇旋转起来。
“抓好，别掉下去，”查说。
那时该是吃正餐的时候，所有人都挤在船长室，都穿着晚礼服，我们则穿着潮湿的尼龙救生衣，又脏又湿。
“可怜的孩子，”一位中年女士对我说，“你还没有见到你刚出生的儿子，是吗？”
“还没有，如果我们调转方向去牙买加，我将更见不到他。”
“哈，我这里有他的一张照片给你。”
让我惊讶的是，她抽出当天的《伦敦晚报》，头版上有一张我的儿子被包在围巾里的照片，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一个海上救援队通过无线电问是否需要打捞我们的船。
“当然要，”我说。从舷窗望去，仍然可以看见象墓碑一样挺在那的船尾。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查厉声对我说，“你再也别想见这艘船了，浸过水的电子设备无法正常工作，你不可能从保险公司那得到一个子儿。”
放下电话，查和我看着在海上漂浮的“维珍挑战者”，它静静地沉入了海底。
过了一个月，我耳朵里的嗡嗡声才停止，我怀疑自己得了脑震荡，但是，赢得蓝带奖和黑尔兹奖杯仍然未完。查和我觉得应该建造一艘更加坚固的单体船，由于特德擅长双体船，所以他拒绝更改设计，不参与我们的计划。我们和特德?托勒曼原始团队的三个主要成员组成了一个新队伍，他们是克里斯?威体、史蒂夫?李奇微和克里斯?莫斯，他们还问是否可以来为维珍工作，查作为首席航行专家负责这个项目。
1986年5月15日，“维珍航空挑战者二号”由肯特郡公主主持下水。这艘单体船有75英尺长，在向萨尔康巴进发的首航上，我们遭遇了一阵巨浪，几乎造成翻船，每个人都摔倒在甲板上，皮特腿断了，查的脚趾骨折了，史蒂夫几乎被甩出船外，我们到达萨尔康巴时就象一艘难民船。
到了纽约，我们再一次等待好天气，在1986年6月一个明媚的早上，离开纽约港，向加拿
大新斯科舍省进发时，为了防止风浪我们再次把自己绑起来，不过没上次那么糟糕，沿美国东海岸向北前进的速度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期望，我们一路飞奔，18小时后就同第一艘补给船在纽芬兰的海边相会。
我们补充燃料后，在夜幕中又出发了。夏日的夜晚十分短暂，而且我们沿东北方向航行，夜晚更短，所以我们只需要熬过5小时的黑夜。虽然有雷达和夜视风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在黑夜里以那个速度航行就象戴着眼罩驾车，比如我们就曾非常危险地避开了一条浮出水面的鲸鱼。
没到第二天，启程的好运就过去了，恐怖无情的打击接连而至，每次风浪都打得我们上下颠簸，不得不咬紧牙关，拼命忍耐。
当我们在加拿大海岸边接近第二艘补给燃料船RV2时，我们不得不密切注意冰山。大冰山会在雷达上显现，容易避开，但是那些在雷达上只有一小点而事实上有一百吨重的“小”冰山才是大危险。实际上，麻袋大的冰块都能严重破坏船体。随着时间不断过去，我们被发动机的叫声震聋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前进。还剩下两千英里的航程，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这时就需要团队精神：我们都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当我们挥手告别第二艘补给燃料船时，发动机突突直响，然后就突然失灵了。工程师滑下甲板去仔细检查，发现燃料过滤器里装满了水。这是场灾难，他用量油计测试了一下，估测出我们每往船上装载12吨燃料，就大约有4吨水。水是怎么进来和燃料混在一起的全然是个谜，没有时间担忧了，说不定这是Esso的董事们对我的报复。没办法把水从柴油机上分离，我们必须抽干全部4个燃料罐，重新启动。Esso公司的船返回过来，停在一边；我们再次补充燃料，浪费了宝贵的3个小时。
再次启动发动机，但是又突然失灵了。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我们在冰冷的洋面上挨着补给船上下颠簸了7个小时，水流湍急，风浪越来越大。
“马上有暴风雨了！”查说，“这可不好玩！”
享受了第一天的好天气后，接踵而至的暴风雨是一次长时间的恶劣天气，这成了我们最大的噩梦。不久风浪足有50英尺高，我们几乎不敢站在甲板上。因为在某一瞬间我们刚好在巨大的Esso燃料船下，看起来好像要倒在我们头顶，令人窒息的汽油烟味让我们都恶心，每个人都在狂吐，痛苦地蜷缩在一起；我们的救生服被海水浸透，上面还有许多呕吐物；我们脸色苍白，没有血色；我们的头发被冻住了。
“不值得再继续下去了，”查朝着我的耳朵大喊，“我们试过了，也都勇敢过了。一切结束了，很抱歉，理查德。”
我明白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就不会有下次了，必须说服他们。
“让我们努力启动发动机，看我们还能走多远，”我说，“来吧，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我知道在Esso燃料船上有一个叫史蒂夫?劳斯的发动机专家，请求他上船帮助我们，他们建起绞车，把他送过来，由于两艘船在巨大的风浪中上下旋转，他的勇敢让人惊讶。把握好最佳时机，他们让他落在了我们的甲板上。史蒂夫爬下去和厄克一起抽干了燃料罐，然后灌入新的燃料。我告诉史蒂夫不必留下来。
“我愿意留下来，为了航行的快乐，”他满脸油污地说。
我突然感到我们有个机会，冲上甲板，从人群中找到查，把他拖到一边，“史蒂夫将留下，”我对着他耳朵大叫，“我们能够继续。”
“结束了，理查德，”查冲着我大嚷，“他妈的结束了！这艘船已经完蛋了！”
“我们必须继续！”我忍不住大叫。
我们在那站了一会儿，怒目相对，象两个老酒鬼一样紧紧抓住对方，两个人的手都破了皮，鲜血汩汩，胡子上沾满了呕吐物，眼睛被盐和烟雾弄得充满血丝，面无血色。我们互相依靠摇摇晃晃，彻底筋疲力尽。我们恨这艘船，我们恨这次航行，我们恨大海，我们恨这天气，现在当然更恨对方。
“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象个疯子一样重复着，“我们必须，这是唯一的办法，难道我们被拖回家？”
“天哪，你比我更恶劣，”查说，“好，我们就给它最后一次机会。”
我紧紧拥抱他，接着我们都倒在栏杆上。
“好！”查向船员们叫嚷，“我们解缆放船。”
大家都又一次振作起来，经过厄克和史蒂夫的良好调试，发动机重新开始工作，虽然它们突突直响，很可能立刻熄火，但是至少它们在运行，暂时不用船桨。我们挥手告别了Esso补给船，朝灰蒙蒙的海洋进发。虽然可以远离油烟，但是每个人都疲惫不堪。我觉得我的肚子好像被职业拳击手不断地重殴过；我们不仅仅同天气和燃料问题搏斗，而且也都在同自己的意志作斗争，告诉自己不要倒下。
每隔4小时，燃料过滤器都会被堵住，需要重新替换，我们停下发动机，厄克和史蒂夫更换完过滤器，然后我们继续航行。时间慢慢过去，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过滤器支持到最后的燃料补给地。过滤器用光后，发动机停下来，我们就会在海上孤立无援。万幸的是，我同一架飞过上空的猎手型飞机联系上了，这些飞机时时刻刻飞行在大西洋上搜索潜艇，虽然他们可以扔下许多过滤器，但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我用无线电通知提姆?鲍威尔，他正管理着设在牛津街大卖场的控制中心。
“提姆，我们需要帮助，得有人扔下一些燃料过滤器，虽然一架猎手型飞机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他们需要得到高层的授权。”
一小时内，提姆同唐宁街负责此类事情的人交涉后，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猎手型飞机从南安普顿携带过滤器朝我们飞来。我们没有听见飞机，它直接从我们身后的灰白色云朵中突然下降到我们头顶，在我们头上隆隆直响，震得船身颤抖，挡住了所有的光线，把我们笼罩在阴影中，在我们前方扔下一个有救生圈的小鼓。我们手舞足蹈，大声欢叫，朝那个标志开去，史蒂夫用一个长吊勾捡起它，把它拖到船上。这是一个装满过滤器的铁鼓，还有几排巧克力和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祝你们好运！”
我们用无线电向飞行员表示了感谢，他说：“我飞机上有电视摄制组，整个国家都在注视你们，但愿你们能快马加鞭。”
到了第三艘Esso燃料船那里，又有了满满的燃料罐和一些爱尔兰炖肉，这可是我们两天来第一次吃上热饭。我们信心高涨，开始了这次横渡的最后一段航程。我们计算出如果要打破纪录，那么必须在最后的12小时中以39或者40英里的均速前进，现在发动机运转良好，这个目标很可能达到。前三小时因为天气阴沉，我们虽然奋力前进，但是速度也无法超过30英里，接着太阳出来，海面平静，厄克和史蒂夫最后一次更换完过滤器，我们打开节流阀，在海面上全速前进，乘风破浪向希利群岛进发。
经过上一次失败的地方时，我们都欢呼雀跃，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个挑战。距希利群岛还有5英里时，一队直升飞机和数百艘各类船只过来迎接我们回家。下午7点30分我们全速通过了灯塔。厄克和史蒂夫从发动机室里步履蹒跚地钻了出来，他们是英雄，连续3天憋在狭小闷热的发动机室，为了让发动机运转，他们站在漫过脚踝的机油中努力工作。我们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赢了，在这次超过3000英里的航行中，整个航程花了3天8小时31分，比上次获奖者快2小时9分，打破了蓝带奖纪录。
16．世界上最大的热气球(1986-1987)(1)
1986年，似乎每个人都奔向伦敦股票市场，每个购买了英国电信股票的人都赚了一倍，英国煤气的私有化也成为每个人的话题。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在伦敦，看见购买维珍股票的人排起长龙似的队伍，此前已经有超过7000的人通过邮购申请购买维珍股票，仍然有还多人一直等到最后一天，即1986年11月13日。我从队伍前头走到后面，向他们的信任表示感谢，他们的回答深深震撼了我：
“我们今年不去度假了，把我们的积蓄投给维珍。”
“继续干，理查德，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靠你了，理查德。”
突然我察觉到新闻摄影师在对我的脚拍照，我无法理解。然后我向下一看，惊奇地发现由于打扮的太匆忙，我双脚的鞋子不般配。
除了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维珍的筹资活动比其他任何新上市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公众申请， 10万多人申购我们的股票，邮政局增加了20名职员来处理邮件袋。当听说“人民联盟”成为美国排行榜冠军，高兴之余，我们也忧心忡忡地听到只有少部分金融机构认购我们的股份，这是我们同伦敦金融界打交道碰上的第一个噩耗。
到1986年，维珍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私人公司之一，大约有4000名员工；1986年7月，维珍当年的年销售额是1亿8900万英镑，而前一年是1亿1900万英镑，增长了约60%，我们的税前盈利也从1500万英镑增加到1900万英镑。虽然我们是家大公司，却没有多少机会扩展：我们所能做的不是用赚来的现金投资，就是向银行家要求更高的贷款额。我看到许多其他上市的私人公司，如TSB银行、路透社、大西洋电脑等等，几乎每星期就有一家新公司上市，股票交易所不得不建立了一个排队制度，以便在英国电信、英航和英国石油等大型公司私有化下保持有序的进程。
在许多方面，公开上市是个诱人的选择：可以使维珍筹集资金投资新的事业，可以美化我们的资产平衡表，维珍员工可以认购股票作为福利的一部分；我的脑海中还潜伏着一个想法，利用手上的股份作为现款购买英国最大的唱片公司百代EMI唱片。唐恩对维珍公开上市的前景充满热情，而且他非常乐意成为一家公众关注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雷弗和肯并不积极，他们警告说伦敦股票市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我们将拱手让出很多独立自主权；对西蒙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随时出售自己在维珍的股份。总而言之，我排除所有的负面因素，决定上市。作为第一步，前一年特雷弗已经安排了一项不公开的维珍股票选择性认购活动，他的目标是1000万英镑，但是随着英国老牌国际投资银行摩根?格伦费尔公司参与承购得传言四起，最后我们的交易以2500万英镑告终。
股票上市时，金融机构把自己的优先股转化成约15%的普通股，我们又出让了新的股份给外界投资者，筹集了3000万。上市后，我在维珍集团的股份是55%，西蒙是9%，肯、唐恩、罗伯特、特雷弗和其他一些员工共有2%，外界投资者持有34%。维珍每股的销售价格为1.4英镑，照此计算维珍集团上市公司的市值就达到了两亿四千万英镑，当然，这只是公司的一部分，因为伦敦股票市场认为维珍航空、维珍假日、维珍货运和夜总会金融风险太大，不可作为上市的一部分。
尽管一般认为公众公司应该具有稳定、正面的形象下，我的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疯狂。80年代中期，随着维珍航空开通航线，我开始推出自己来为维珍促销。虽然我们没有英航等其他公司那样大的广告预算，但是我发现如果记者们喜欢写有关维珍的故事，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给维珍树立一个形象。在维珍唱片我们推广的是乐队而不是将维珍作为品牌推出，与之相反，我第一次开始利用自己推广公司和品牌，所以我的名字和维珍品牌开始紧紧联系在一起。
除了从不将我的家庭暴露给新闻界外，我很高兴为提升维珍形象做任何事情，促销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果戴着护目镜躺在泡沫浴缸里有助于航空公司，我决不反对这样做。
在与新闻界交往中，我最大的失败之一是我参与的一个由劳工部发起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名叫UK2000，当时的环境部秘书长肯尼思?贝克要求我当这个项目的主席，我的条件是政府给予它无条件的财政承诺，尽可能让它看起来不象政治活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有400万，这看起来是个降低失业率的好方法。UK2000原意是让大量失业人员从事有利于环保的工作，例如打扫市中心城区、建设体育场、清理运河、再建人行道、清除废弃工业用地和植树。我联系了许多慈善机构，比如“地球之友”，他们同意帮忙管理一些项目并同时提供一些他们想做但没有资金和人力做的事情。
在我去希利群岛感谢人们对我横渡大西洋时的支持时，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接下这个活。这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引起了一阵骚动，里面钻出一位《太阳报》的记者，他随身带了一把扫帚。“理查德，”他说，“帮我拿一下，行吗？对，朝这笑一个。”他拍摄了许多照片。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怎么想这件事，然后我看见《太阳报》的头条上我拿着扫帚傻傻的笑容：“垃圾之王——布兰森”。
从那以后，UK2000被打上了垃圾清扫计划的烙印，无论我怎么努力扭转这种误解，依然徒劳无功，每当他们报道我们的行动，总不忘加上一句“清理垃圾”。UK2000项目三年来，从事它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像捡垃圾的人那样被人嘲笑。这简直是个耻辱，要知道，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让英国环境更洁净舒适。
除了UK2000，其他的每件事进行顺利。当我们横渡大西洋回到英国时，全国看起来都对
这个挑战兴致勃勃。撒切尔夫人表示有兴趣看看这艘船，我便请她一起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并设法取得了不受航速限制的批准，当“维珍挑战者号”顺流直下时，塔桥打开闸门欢迎。除了撒切尔夫人，船上还有史汀，我们风光地兜了一圈，开到议会大厦再回航，一路上所有的船只鸣响汽笛，消防队朝空中喷出巨大的水雾向我们致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同我一起站在甲板上，迎风大笑：“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喜欢兜风，我喜欢摩托艇。”
我看着她的侧面，她的确非常开心，她的身影在风中坚挺不拔，头发一丝不乱。
就这样，我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成为风头人物。英国各种各样奇怪的评选，曾经我被投票当选为“英国最佳着装先生”和“最差着装先生”，维珍则被视为是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每天我都得接受报纸的访谈，为大型购物中心剪彩，或者在商学院演讲。一天我头脑发昏，拦住一辆出租车跳进去。
“去哪，老兄？”司机问。
“请去比林斯门。”我说。
当我们要出发时，他从后视镜里好像认识我般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给我点提示。”
“你知道，”我谦虚地说，“一家唱片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天堂夜总会，唱片店……”
“不，”出租车司机说，“给我点提示。”
“横渡大西洋，”我继续说，“性手枪，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
“对不起，先生，”司机十分困惑地说，“我不知道你嘀咕什么。请告诉我怎么去比林斯门。”
另一次，忙了一夜后，我不得不清早坐出租车去参加一个会议。象往常一样，快迟到了，我才忙着对家里人说再见，拿起文件钻进车后座，开始阅读文件和准备会议。
“哇塞，”出租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理查德?布兰森，你有一家唱片公司。”
“对，完全正确。”
“今天我真幸运，”出租车司机继续说，“简直不敢想象布兰森先生上了我的车。虽然现在我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个音乐家，我确实是，我是一个乐队的鼓手。”
“太棒了，”我强打起精神，觉得很累，希望他闭嘴让我继续看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