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那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眼睛
甘地夫人的相貌同她的品格一样动人。她有一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美丽的眼睛,脸上挂着一丝奇妙莫测的,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她那卷曲的黑发左侧,夹着一绺奇特的灰发,犹如一支银色的光束闪闪发亮。她身材苗条又矮小,只穿印度妇女习惯穿着的莎丽服,外面套着西式的小毛衣。这是法拉奇走进甘地夫人办公室时的最初印象。
1954年10月21日,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和女儿甘
地夫人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俯耳倾听……
1972年2月,法拉奇在政府大厦的办公室里与甘地夫人如期相见。这是甘地之父尼赫鲁当年的办公室。一间宽敞、朴素的屋子,一张陈设简单的写字台。法拉奇进去时她迎面站起来,跟法拉奇热情握手,然后又重新坐下,没有任何开场白,只有探寻式的凝视。
法拉奇说,甘地夫人,我有许多问题要向您提出,有涉及您个人的,也有涉及政治的。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许多人害怕您,说您对人冷淡,甚至冷酷?
甘地夫人思考了片刻,从印度的国情民风上进行了解释:“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我过于直率。我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娓娓动听的闲谈上,不像印度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让谈话的前半小时在问候声中过去,我不愿讲那些娓娓动听的话,这样就不容易得到理解。人们认为我冷淡,也与我的坦率有关系,我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表现出来,从不考虑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法拉奇笑了,她高兴地说:“我想从最糟糕的问题开始。您刚打赢了一场战争,但是我认为这是一次危险的胜利,而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
两个相邻大国的两位杰出女性——宋庆龄和甘地夫人。
“生活总是充满着危险,我认为只要看来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要是在看来正确的事情里包含着危险……那么,就应该去冒险。我一贯遵循的哲学是:从不考虑一个必要的行动会带来的后果。”
法拉奇问:甘地夫人,我说您的胜利中包含着危险,不仅指的是孟加拉,而且还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现在那里吵嚷着要闹独立。我听说在加尔各答就发生了农民武装斗争。列宁曾这样预言:“世界革命将席卷上海和加尔各答”。
“这是不可能的。印度正在和平地民主地起着变化,共产主义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我这个政府,而是右派政府的话,那就存在危险。事实上在印度,当人民认为我的党向右转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增加。人民是对的,因为面对向右转的威胁,它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靠极左。但是目前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看到困难正在得到解决,共产党人就丧失了力量。至于西孟加拉的农民武装问题,已完全被控制,而不会发生什么遗憾的事。”
甘地夫人历经政治风雨的磨难,曾经坐过13个月的监狱。她在牛津大学就学时,就加入工党,结识了一位孟买来的年轻律师甘地,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1942年2月,他们在新德里举行了婚礼。六个月后,英国当局以颠覆罪逮捕了他们。1947年尼赫鲁担任总理后,甘地夫人回国照顾失去配偶的父亲。
17年中,甘地夫人更多地跟父亲在一起,被人们称为“印度第一夫人”、“民族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起外出旅行,接见国家元首,召集国家的各种重要会议。1956年她进入国大党执委会,两年后成为该党的主席。尼赫鲁去世时,她接替总理职务已水到渠成,以355票赞成、169票反对而选举获胜。
甘地夫人的政治经历同以色列的梅厄夫人有不少共同点,两个女性都是通过参加政党活动而上台执政。两个人的婚姻也都不尽美满。梅厄为了执政而牺牲了她所热爱的、并共同有过两个孩子的丈夫。两位女政治家的经历都说明,在政治的五彩光环下,常掩饰了女性生活的悲情。法拉奇把这一点翔实地表述在她的采访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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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人眼里的战争
印度和巴基斯坦间的战火刚刚熄灭,法拉奇自然不会绕过这个热点问题。
1954年10月21日甘地夫人参观北京市妇女生产合作社,她称此行是在探寻印度妇女解放之路。
甘地夫人对此解释说,巴方的1000多万难民先后涌入了我们的国土,我们收容不了这么多人,不能容忍一个无限期的不稳定局面。为了我们的利益,必须立即制止它,于是就有了这场战争。可是,如果考虑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那么是巴基斯坦人首先发动进攻的。他们发来的最初的几枚炸弹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落在亚格拉城的。我可以用事实向您证明,我们遭到了突然袭击。周末是我们可以离开德里的唯一时间,那个周末我去了加尔各答。国防部长先去了巴特那,准备再去南方的班加罗尔。财政部长到孟买去了。武装部队司令去了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必须赶回德里。因此,我们的军队不是在几小时后,而是等第二天大家商议后,才开始反攻。也正因为如此,巴基斯坦人开始占领了一些地区。
和甘地夫人这样一位受过非暴力教育的人谈论战争,谁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发生印巴冲突的那些日子里,甘地夫人是怎么度过的,她有什么感受?甘地在谈话中显示了这样刚烈的性情:
“谈到非暴力,我有许多的故事。印度独立不久,巴基斯坦入侵当时受印度土邦主掌管的克什米尔。土邦主逃跑后,克什米尔的酋长阿卜杜拉请求印度援助。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伯爵回答说,要是巴基斯坦不向克什米尔宣战,印度就不能向克什米尔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决定签署一项保证与巴基斯坦交战的文件。非暴力的信徒、圣雄甘地也签了字,大家选择了战争。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在应该保卫别人或自己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上许多战争发生在同一民族和部落的家族,乃至兄弟之间。由于印巴两国的历史渊源,也出现了许多战争与亲情交融的特殊场景。甘地对法拉奇说:“占领达卡后,巴基斯坦的军官和印度军官在一起握手。我知道您对此会感到惊讶,但是您明白吗?1965年以前,在我们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军队里,可以遇到彼此是兄弟的将军,他们是一个家庭里的兄弟,或者一边是叔父,另一边是侄子;或者这里是一个堂兄,那里是一个堂弟。有那么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印度驻瑞士的两位大使还是两个亲兄弟呢。”
甘地夫人把这些现象视为英国人强加的分治所造成,这种分治肢解家庭,瓦解民族。“令人悲痛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在英国人的统治下这里也存在着敌对集团,也有过交锋。后来我们知道,这些交锋是由那些分治我们、毫不关心我们的人挑起的。外国人一直希望分裂我们,即使在印巴分治后也是如此。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团结在一起……我不是说要成立联邦,而是说像意大利和法国那样作为两个友好邻邦,那么双方都会进步得更快。”
西方报刊一直强调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根本矛盾是源于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甘地解释说,我们一直认为双方因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敌意是错误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被一个国家消灭,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应该生活在一起。在当今世界,人们怎么可能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互相残杀呢?今天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关心,这些问题是贫穷、个人的权利、技术的发展,它们比宗教更重要。对于那些头脑发热,叫嚷宗教危机或说类似蠢话的人,我是不理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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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教徒，不结盟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宗教包括宗教信仰、宗教组织和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一种成功的宗教能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且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成较大的影响。多数宗教是对超自然力量、宇宙创造者和控制者的相信或尊敬。作为世界上最信仰宗教的民族中的一个领袖,甘地夫人有何诠释呢?法拉奇和甘地夫人谈到了宗教学的话题。
“我不去庙宇,也不拜佛,我不干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如果把宗教理解成信仰人而不信仰神,理解为努力使人变得好些,使人生活得更幸福,那么我算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甘地夫人表示不信神而相信人的力量,这种宗教观的树立,在印度这个宗教文化盛行的国家里,需要很大的勇气。法拉奇由此认为,甘地夫人身上体现着许多西方的现代思想。
在法拉奇到印度采访甘地夫人前不久,印度与苏联签订了印苏友好条约。这对一直宣称执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来说,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甘地夫人解释说,不结盟意味着不属于任何军事集团,不受任何国家的影响,保留与所有国家友好的权利。签订印苏条约后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个条约使得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不同于对别的国家的态度。可是,条约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不会阻挠我们成为其他国家的朋友,也不会禁止我们去发挥不结盟的作用。这项条约签订一个月后,有人问周恩来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会有不同。”
法拉奇问:“那么那些认为您比您的父亲左倾的人是有道理的?”
法拉奇最多时一天抽60多根烟!
她似曾常在烟雾缭绕之中。
“我不把世界分成右和左,不在乎谁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我对这样或那样的招牌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只是解决问题,达到我的目标:使人们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和经济落后。我们在银行国有化时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不赞成华而不实的国有化或者把国有化视为医治一切不公平弊端的良药。当我们第一次议论国有化时,党内由于一派赞成一派反对而不知所措。为了不使党分裂,我建议暂时妥协,给银行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证明国有化有无必要。一年过去了,我发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钱源源不断地流入有钱的工业家或银行家的手中。于是我提出银行必须国有化,根本不考虑这是社会主义还是反社会主义,而只认为这是必要的行动。谁要是仅仅为了表现自己是左派而搞国有化,我认为这样的人是愚蠢的。”
甘地夫人进一步解释说:“世界形势的变化很快,也许20年前你想干的事,今天已毫无用处,完全过时了。但印度有一直没变的国情,就是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贫困,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从国家的独立中得到好处。”
贫穷总是和膨胀的人口出生率连在一起的。印度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第二人口大国,为了实行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国家采取了对男性强行施行绝育手术的制度。作为西方人士的法拉奇对此不解,追根溯源。
“在遥远的过去,印度人口稀少,人们对妇女的祝愿是‘望你多子多孙’。在我们古代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对这种祝愿大加渲染,我内心也认为应该让人们愿意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但这个观念现在看来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应该保护家庭、保护孩子们,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应该受到爱护,不应该生下他们以后让他们去受苦。过去穷人生孩子就是希望从他们身上得点好处。这种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不能用武力加以改变,唯一的途径是采用计划生育。男性绝育是计划生育的最彻底、最保险的方法。”
甘地夫人向法拉奇强调说:“您可能认为节育很残暴,但我认为对一个已有了八九个孩子的男人来说,做绝育手术没有什么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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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圣女贞德是我的梦
印度历史上的妇女几乎与世隔绝。在印度各邦,妇女不能在街上露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出门时,须用“帷幔”把自己蒙起来,用一块厚重的被单布把眼睛遮住。信仰印度教的妇女出门时得坐“多利”,这是一种关闭得严严实实,像灵车似的密封轿子。印度的进步女性为改变这种习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上个世纪中下期,民族解放战争遍布全球。
虽然甘地夫人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她否认自己从来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我的母亲倒是女权主义者。她觉得,生为女人,是她的一个不利条件。她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与年龄相仿的弟弟一起长大,自在地生活,但在她十岁以后一下子结束了。家里让她屈服于‘妇女的命运’,告诉她‘这不能干,这样不好’,从早到晚,让她闲在家里洗衣做饭。她讨厌无所事事的生活,后来,当外祖父外出时,妈妈乔装成男人,和弟弟骑马逃跑了。妈妈为争取妇女的权利战斗不息,直至死去。她参加了当时所有的妇女运动,发动过许多次起义。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今天的妇女一定会非常喜欢她。”
甘地夫人一旦同意会见你,就会表现得出人意料的直率。无须别人的恳求,便滔滔不绝。她甚至回答了那些她不可能回答或不应该回答的问题。在实在无法正面回答的情况下,她就简单地对问题给予肯定或否定。对于个人问题她说起来毫无拘束,通过她那深情的、抑扬的声音把自己和盘托出。
“甘地夫人,我们该谈个人问题了。像您这样一个女人是跟男人在一起自在些,还是跟女人在一起自在些?”
甘地夫人笑了,回答说,对我来说完全一样,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都同样对待。我把他们看作是人而不去考虑性别。这里需要考虑的是我接受的教育非常特殊,我是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和一个像我母亲这样的女人的女儿。我像男孩子一样长大,和男孩们一起爬树、赛跑、摔跤。在男孩们面前,我没有羡慕,没有自卑。我也喜欢洋娃娃,可我是让它们表演起义、集会、逮人的场面。我的洋娃娃几乎都不是要喂奶的婴儿,而是袭击兵营和被投入监狱的男男女女。
“圣女贞德是我童年时的梦想。我记不得在哪里读过有关她的事迹,但是她对我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渴望为我的国家献出生命。”
当年尼赫鲁在监狱中给她写过这样的信:“我的月亮,你还记得你曾深深地被圣女贞德所吸引,并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吗?在印度,我们正在创造圣女贞德时代的历史。我和你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如今这封信被编入印度的两本教科书中。
谈到这些情况时,甘地说:“我从幼年起遭受的困难、艰辛和痛苦造就了我。经历过艰难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我童年时是一个瘦弱、多病、易激动的女孩子。警察闯进我们家捉人后,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只留下我一人独自生活,我很快学会了独自度过困境。8岁时,我独自去欧洲旅行,往返于印度和瑞士、法国、英国。我对正义的痴心追求来自我的父亲,而他又是从圣雄甘地那里接受这种意志的。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强加于我任何事情,也没有人向我灌输教条。事情都是我自己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发现的。例如,我的父亲很重视勇气和毅力,他蔑视那些没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从不对我说:‘你要成为一个勇敢的人’。每当我去做困难的事或在赛跑时赢了男孩子,他就自豪地用微笑给我鼓励。”
法拉奇的经历同甘地夫人多有相似,她十几岁时也曾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她们所讲得这代人中共有的“特权”,使两人平添一种贴近感。痛苦是生命的盐粒。法拉奇此时也许想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也曾投身抵抗运动并被捕。两位坚强女性共同的成长之路,成为采访注定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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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幸福只是一片飘零的落叶
全面地了解甘地夫人是一件复杂的事。因为构成她性格成分的因素太多。男人们往往很难接受她,而女人往往由于她的巨大胜利而感到宽慰和扬眉,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胜利,否定了任何为父权制和男人统治进行辩护的理论。
“一直到18岁,我都不愿意结婚,因为我愿意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解放印度的斗争。当时我认为结婚会影响我去尽我的责任。”甘地夫人回忆说。“18岁后,我开始考虑结婚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没有人赞成我的婚事。甚至连圣雄甘地也不满意。您知道,我的未婚夫信奉另一个宗教,对于这一点,整个印度都反对我们。每天,邮递员都把一大口袋信倒在地板上,这些信我们都来不及读。有些朋友看了一些信后对我说:‘某人要把你们切成碎块,某人虽然已有妻子,但愿意与你结婚,他说至少他是印度教教徒。’后来圣雄也参与了论战,这是从我最近发现的他的一篇文章中知道的。他恳求人们不要再纠缠这件事,希望人们放弃狭隘的思想。”
泰姬陵是印度古老文明的象征,是莫卧尔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为其爱妻泰姬·玛哈尔修建的陵墓。它始建于1631年,历时22年才完成。“您的丈夫已去世多年,您从来没有想过再结婚吗?”
“要是我遇到我喜欢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许我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即使我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也排除再结婚的可能。我的生活是如此丰富,为什么要再结婚呢?”
“我是个尽善尽美的家庭主妇,因为当母亲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职业。在当母亲和家庭主妇方面,从来没有要我做出过牺牲,我享受到每分钟的乐趣。我发疯似地尽心抚养我的两个儿子,把养育他们看成是一种超级工作。事实上,今天他们已成了两个很好的男子汉。我从来理解不了有些女人由于孩子的原因,而摆出当牺牲品的样子,不参加其他活动。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照常担负我的工作。当时,我是儿童福利会印度委员会社会助理。”
纯真的法拉奇与戏谑的法拉奇。
是时,印度社会上对父女蝉联总理颇有微词。有人说,天下哪有父亲为女儿准备总理位置的?甘地夫人如何走进政治,继尔摘取了丰硕的政治之果,成为法拉奇心中的悬疑,但她不能绕过它。面对犀利的提问,甘地夫人解释说:“他是总理,我照料他的家,当他的女主人,自然就意味着我陷入了政治,因为经常与政界人物来往,了解其中的手腕和秘密。它也意味着,我迟早会陷入直接尝试的圈套。”甘地夫人对家族政治,或子承父业的社会现象并无非议,这或许代表了许多政治家的观点。
甘地夫人的丈夫住在勒克瑙,父亲尼赫鲁住在德里。因此,甘地夫人曾长期往返于德里和勒克瑙之间。这样的生活多有不便,而夫妇两个同样强硬和固执,谁也不愿让步。甘地夫人说:“对他来说,当我父亲的女婿是多么不容易,别忘了他也是议会的议员!他曾经决定离开勒克瑙,到德里我父亲的家里,与我生活在一起。但是,作为议会的议员,他怎么能在总理家里接待客人呢?他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另外找了一个小住宅。他这里住住,那里住住,有时跟我们在一起,有时独自生活,生活也并不容易。”
甘地夫人此时充满了对以后岁月的畅想。她说,将来印度摆脱贫困、实现公平和民主时,将居住在一个村庄里,或者去学习人类学,或者再去学习历史。总之,不会过无聊的生活,即使它充满各种困难……
法拉奇和甘地夫人谈了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时,甘地拉着法拉奇的手臂,好像老相识似的一起走出办公室,直到把法拉奇送上了出租汽车。经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甘地一面跟法拉奇说这说那,一面漫不经心地回应着官员们对她的致意。
两天后,法拉奇发现采访中还有些遗漏,就敲开了甘地夫人的家门。这是一所简朴的别墅,她与儿子拉吉夫和桑贾伊一起住在这里。
家中的甘地更加平易近人,早晨经常出来接见那些找她请愿、抗议和向她献花的人。法拉奇按响门铃,她的秘书应声而出,一会儿甘地走了出来。
“咱们喝杯茶吧!”两人坐在面朝花园的起居室里又谈了一小时。期间,甘地叫来了正在草坪上玩耍的、皮肤黝黑的漂亮男孩,温柔地抱起他,低声说:“他是我的孙儿,是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看着这位强有力的女人,动情地簇拥着一个小男孩,会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这是一个致力于维护自己命运的强权女人的另一面。
法拉奇对甘地夫人的报道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反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读了采访记后很生气,要求法拉奇也到他那里去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
1984年10月31日,甘地夫人步行前往政府大厦南区的总理办公室。突然,她的一个警卫用冲锋枪瞄准了她,随着一阵枪声,8颗子弹射进了她的腹部和胸部。立即采取的抢救措施没有能挽救她的生命,当天下午1时20分,她告别了她所热爱的印度,永远离开了这个纷乱的世界。她的一生,后来被拍成一部电影,评论家们称这部电影是“印度的史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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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的传奇制造
法拉奇的妹妹说:“我姐姐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是一本敞开的书。这书是用中文和梵文写成的。”对一些西方人来说,中文和梵文意味着些许神秘。
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千至3千美元水准的时候,是社会整体步入富裕之前的一个动荡期。从这个时期开始,民众的造星、追星成为时尚,因为社会形态的转换和经济社会带来的相对富足,使人们有了个体想象的空间。走向富足以及多元价值标准的社会,是“造星”的土壤。
法拉奇是怎样搭建自我的舞台,使自己成为明星的?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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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的舞台，我做秀
法拉奇作为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跻身于最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最优秀的文学家的群落中。作家圣·阿里科说,法拉奇取得了一般新闻工作者用150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不愧是多事的20世纪中后期世界历史的重要见证人。她展示了那么多的明星,同时成功地塑造了自己。
法拉奇从一开始就找到了一种适合表现自己的写作方式,并逐步完善和滥觞:
法拉奇美丽的家乡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
聚焦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吸引人的情节过程。
法拉奇知道,医生的生意依赖病人的痛苦,教师的生存靠学生的无知,记者的扬名则靠悚人听闻的事件。在全世界诸多重大事件中,她冲锋在前,不惜舍身于危难险重的最前线。她闯入炮火中的战场,进入暴乱的城市中心,风头强劲,义无反顾,因而在她的文中,不断出现人事和情感的刺激性冲突高潮。冒险、冲突、巨变的历史事件使法拉奇的文章精彩纷呈。读者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重大的惊险事件,共同体验爱情的甘苦,共同分担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她崇高的职业精神之所在。
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城举行时,大规模反政府学生运动借机爆发了。法拉奇赶赴那里,坚守在这个重大历史舞台的中心。在参加一次遭军方野蛮镇压的学生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倒在采访的火线上。
毫不掩饰地穿插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以第一人称的身份介入,通过生动、有力的叙述将自己的形象凸现于读者面前,仿佛许多作品的主角就是她自己,而不是她所报道的对象。后来,她又不断对之加以锤炼、改进,使这一手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同森林中的蘑菇,每次雨后都长上一茬。读者在她带有仪式性质、洒脱地表现自己的惯常行动时,能够深入地观察和理解她,并感应她在自我剖析时的那种乐趣。在采访著名演员梦露时,她将自己寻找梦露的过程活灵活现、细致入微的描绘出来,让读者与她一起体验寻“梦”的激动。她采用第一人称的报道方式,把自己的声音、悬念融入叙述,让读者把她为一睹女星风采而进行的艰辛历程,当作中心话题来谈论,以衬托她的不竭追求。梦露尚未登场,一位明星般的女记者却脱颖而出,梦露倒成为了引子。美国众多的读者为法拉奇而颠狂,读者群关注着法拉奇的努力,记者们四处追随把她作为报道对象,她让读者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在文章结尾,邀请梦露到她家做客更使报道充满了喜剧化的色彩。
以强烈的主体意识介入新闻报道。
行文爱憎分明,好恶概见纸端。法拉奇在报道过程中体现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以此为主导思想,使文章平添鲜明的个性风格和气息。她说:“我是一名演员,一个自我中心者。只有把我放入报道中,该报道才是最好的。”她毫不掩饰地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倾向融入报道过程,对所写人物自由地,有时甚至随意地进行道德评判,而极少借助纯粹的记录性陈述,也不承认新闻报道中存在着绝对的公正与客观。她说:“记者写报道的时候只能凭自己的良心。”所谓的客观性是虚伪或假想出来的。
从担任记者起,法拉奇就开始著书立说。
她的文章自始至终都令人激动,而拒绝平和。《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讲诉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作品具有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入胜,但都是我听我见,附带的照片有力地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作者在这里树立了她的英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毅然挺起了胸膛。
不时甩开读者,使读者视线发生偏移。
法拉奇在自己的报道中,不失时机地甩开对方,插入自己的评论,使读者的阅读视线为之所动。在报道美国宇航局和宇航员的活动时,为了亲身体验在密封舱的感受,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进入伊始,她就弃宇航员和美国空间技术成就的报道而不顾,由这艘太空船,联想到二战期间曾经囚禁她父亲的昏暗囚室,从这个基点发散开来,她向读者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
在这次采访中,宇航员提及他在二战中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法拉奇接过话头讲述起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在这个时刻她忘记了这位宇航员当年轰炸的对象,正是她的家庭所极力反对的纳粹暴政。她的这种发散型思维,似乎很有益于她寻找提问的角度,丰富文章的内容,但有时忽略了报道对方的主旨。
凝视中的法拉奇。以评论为取向的新闻作品。
在西方新闻业中,欧洲与美国的新闻风格不同。欧洲新闻工作者有很深的文学功底,记者的观点常常夹杂在报道之中,其报道和言论很难区分,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新闻被称为“评论取向的新闻业”。而美国的新闻业则强调“以信息为取向”,其新闻工作者一般避免直接来做价值判断。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和法拉奇一样,都以时政记者著称,其采访风格也相近,但华莱士顶多提问尖锐,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法拉奇的作品中离不开她的自由评点。
法拉奇曾这样表示,写作对自己是一个无比痛苦的过程:“我是个写起来很慢、很小心的作者。”因为她的文章加入了许多评论内容。她的采访稿篇幅都很长,很多都是因为她在其中夹杂了个人的“私货”,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她的观点和立场。
法拉奇上述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有失客观中立,对受众的判断会有一定的干扰。但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是否真的可以做到“零度介入”,不带任何思想和评判?如果记者预先具有某种观念,那么他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观念?
多年前,艾丰在他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曾这样解释宣传性现象。他说,宣传性现象是一种带着主体意识,即指导思想去参与报道的特殊社会现象,是由于宣传和传播的交叉影响而产生的,或者是为了满足某种宣传目的而人为制造的。它分为三种情况:为宣传目的而安排,但并未歪曲和改变事物本质的合理的宣传性现象,这类现象有时还集中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为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人为设计制造的,用来掩盖或歪曲事物本来面目的不合理宣传现象。前者是记者经常要借助和使用的,后者是需要警惕和防范的。而利用合理的宣传形式,插进不合理的宣传内容是半合理宣传现象,需要记者进行谨慎的材料分析。总之,要重视“正象”,抛弃“废象”,洞察“歪象”。这是对记者文字水平和思想阅历的检测。
神话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叙述故事。法拉奇就是现代神话创造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她不是产生于那些包装和经纪人的手中,而是自己把握着行文的话语权,坚实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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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问式的攻击利器
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关系的风云录。法拉奇早年的闻名,为她有机会采访到各国的政治巨头奠定了基础,而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又为她增添了重量级的砝码。面对这些有能力改变历史进程的巨擘,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
——法拉奇“较劲”的人仿佛她是和这些巨人脚下的千百万计的民众们站在一起,是他们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阿里科说:“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始终言辞尖锐,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这是法拉奇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
法拉奇每次采访前都认真构想预案,准备工作细致而严谨。采访中她认真精确记录现场的每句话和典型的场景,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转机深化内容,捕捉对方神情和对话中的蛛丝蚂迹,力图使自己的采访记具有纪实之美。她的采访多变无章,有时甚至可以称作特殊的谈话技巧:有时出其不意提出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问题,使对方应对不暇;有时旁敲侧击,引而不发,使对方不知不觉地掉进设下的圈套;有时在炮火般的问话中,让对方在急锋应对时,不经意流露出真实的想法。法拉奇在采访基辛格时,诱使基辛格发表了著名的“牛仔”言论,并因之饱受社会抨击,徒增“牛仔”之辱——这是法拉奇良好专业素养的体现。
法拉奇的采访,与其说是采访,毋宁称之为与各国重要政治领导人的角逐斗智。“权力,能使某些人意识到自己去指挥别人或惩罚不从者。我不理解权力,却理解那些反对、谴责,和拒绝接受权力的人,特别是那些反抗暴政的人”法拉奇不仅如是说,而且向往绝对自由,极端藐视权威和权力,认为那些领袖和将军们手中的权力大都是不人道和可憎的。所以,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才能抛出尖锐甚至尖刻的问题,不为尊者所讳,令对方头疼不已。她在采访中常常与采访对象争论起来,把提问变成正面攻击——这是法拉奇采访成功之底蕴。
霍梅尼比他的肖像更高大。
歌德说过:“人格和坚定性”比“聪明博学”更重要。法拉奇拥有桀骜不驯的个性和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她不仅以言辞雄辩的新闻个性而著称,更以坚定的人生信念,以民主、自由和平等为自己的信仰,而获得广大的认同,不卑不亢的采访风格在这里只是她坚定信念的一种外在形式,一篇篇独树一帜的政治访问记无一不贯穿着这样的原则——这是法拉奇放射出的最宝贵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时候,谈到妇女不能上学、工作,甚至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似有戏谑地问:“可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扔在霍梅尼脚下。霍梅尼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地冲出房间。
她长坐不起,连霍梅尼的儿子企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面对中东强人、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法拉奇不惧强权,同样尖锐过人。当卡扎菲高傲地说“我是福音”时,她不屑地打断并质问他:“停住,你说什么?你信真主吗?”卡扎菲不明白她的话,又问:“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法拉奇说:“噢,我以为你就是真主!”卡扎菲被气得像发怒的狮子哇哇大叫,吓得在场的摄影师和翻译人员都有些发抖,而法拉奇镇定自若,正襟危坐。卡扎菲这个北非沙漠中的“猛虎”此时也泄气了,只好跌坐在沙发上,气呼呼地继续接受采访。
从《风云人物采访记》中,不难看出所有的采访无一不是围绕着法拉奇设计的轨迹进行,她如同中国的皮影戏艺人,在采访中自如地指挥调度着各路精英,在舞台上表演正反戏。“你就像一头愤怒的公牛!”西班牙最著名的斗牛士对她说:“你提出的问题就像那些牛角对着我一样。”
法拉奇以进攻的个性式采访直掘真相,表现了难得的勇气与独立人格,使自己的爱与恨表现到极至,虽然有时她持绝对主义的观点,过于偏执,而影响了她对客观事物的理性判断,但这种纯个性的风格掩盖了她的视觉误差,偏执在这里等同于淋漓尽致。偏执常常恰到好处地把问题廓清到极限,更能使人明确利害而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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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激情冲荡的感情张力
法拉奇以极大的勇气,渲染自己的激情,身体力行自己的坚定信仰。从20世纪的越南战争到本世纪的海湾战争,在跨世纪的一次次采访中,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的感情张力。每个具有正常心智的人都会被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激情、真诚与正直的力量所震撼和感染。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时,指控他轰炸平民。“我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所有战争,我可以告诉您,即使在顺化或河内,我也没有见过像在贝鲁特发生的那么惨无人道的轰炸”。
沙龙抗辩说,他的军队只轰炸了该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地。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戎马沙场、驰骋政坛,法拉奇当
年曾对他进行了翔实的采访,并当面怒称他为杀害阿拉
伯人的“刽子手”。
她义正词严:“您不仅轰炸了那些地区,而且轰炸了闹市区,有住宅、医院、报社、旅馆和大使馆!”
当沙龙为是否轰炸伤及儿童而迟疑不决的时候,法拉奇拉开皮包,取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群从1岁到5岁的儿童的尸体!
“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没有脚,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这只无助的手张开着,在企求怜悯!”
沙龙在这次采访结束时对她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一样带来那么多资料,从来没一个人能像您一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法拉奇表示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是感情的冲动,而不是为了名利。“我永远不会为钱写作。”她坦承自己的写作动机源于心理上、政治上、知识上的强烈情感趋动。她说,“比如关于越战的书,对我来讲,它其实不是关于越战的,而是关于战争本身(我一直感兴趣战争的无意义、愚蠢和残酷);关于堕胎的书《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是源于我自己失去的一个孩子。而《一个真正的人》的写作是源于我的伴侣的去世以及他所带来的悲痛。”
法拉奇聪颖睿智,爱恨交加,充满了激情。她游移、刁顽的目光中,闪现着伟大的文明精神。她是世界上极具争议的著名新闻工作者。
法拉奇的新闻作品能让人感受到她独有的胆识和气魄,领会到她敏锐的嗅觉和浓厚的感情。同样,她的文学性作品中丰富的感情色彩充斥于审美意识中,无时不在感动人、说服人、让人为之折服,激发起人们对于人类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向往。正如阿里科所说:“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犹如当年的格瓦拉、海明威一样,贴上了鲜明的时代标注。
明星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既要有自身的主观能动,也要有客观的条件机遇。法拉奇的人生经历常人无法企及。她出生在一个拥有反叛精神的家庭。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父亲爱德华多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投身反抗墨索里尼的统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在家庭的启蒙和影响下,法拉奇10岁时就加入抵抗组织,为抵抗组织运送爆炸物、传递情报,还负责护送越狱的英军和美军战俘到安全区。这个当时梳着两个小辫,看上去纯真无比的女孩,亲历严酷的二战,领略了苦难和坚强。后来她任多家报刊战地记者,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光彩只有在荒凉的背景下才能更显夺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恶劣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蓬勃生气,一俟合适的环境衬托就会成为美德。宝贵和丰富的经历,加之高度职业化的历练,塑造出了交相辉映的法拉奇。
意大利的古老文化,滋养了法拉奇在新闻写作领域富有创造性的灵气。
《风云人物采访记》确立了法拉奇“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她的大多数访问磁带被珍藏在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里。从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起,美国许多大学新闻系的教授们必以《风云人物采访记》为教材,向学生们传授法拉奇的写作风格和采访技巧。
《华盛顿邮报》把此书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
《滚石》杂志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
《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记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在采访世界风云人物的过程中,法拉奇本人也成为一个神话般的人物,她的一次次采访是制造神话的某种发展过程,并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敬佩。在公众的心目中,她的经历近乎神话,而她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断地重塑和强化着这个神话,凸现着一个为追求真理与自由而正直无私、不惧死亡的新闻工作者形象。随着对“法拉奇明星现象”的理性阅读,我们将体会到,明星就是这般地造天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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