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向世界投不信任票》 作者：罗海岩
对话东方国度的领路人——法拉奇与邓小平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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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了3张毛泽东的画像……”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随着中国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后被纠正,极端的个人崇拜也灰飞烟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就是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将毛主席画像逐步减少,拆除一些毛主席像和语录牌。
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她补充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抓住这个话题纵深挖掘,把话题指向毛泽东本人:“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此做了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法拉奇穷追不舍:“你们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谈到这里,邓小平的面孔严峻起来,他对法拉奇强调性地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围绕减少毛主席像以及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违反了毛主席自己的意愿,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求得稳定来考虑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又提出了发展“小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答道:“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一个个对中国前途和命运十分重大的问题,在法拉奇和邓小平的轻松话语中清晰地勾画而出。邓小平平时会见外宾时,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基本上谈到吃饭前就结束了,但这次却超过了预定时间,仍意犹未尽。
12时10分许,邓小平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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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两天后的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像上一次那么尖锐。
在谈话过程中,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比如:“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到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于是,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纠正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他叙说其详: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时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性地解释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呢?”
邓小平的回答透着直率和诙谐:“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答:“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天才总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当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并提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已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坚毅。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而对于给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则显得异常谦虚:“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的一生问心无愧。”
……
4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在3天之内,邓小平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将被收入到后来的《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问答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它还被收入到各种类别的新闻教科书中,被中国新闻学子们奉之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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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影响的几何倍数放大
回到民族饭店的法拉奇兴奋不已。她对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为此,外交部派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的夫人)为她做翻译,并请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整理录音和记录稿。因为双方有“君子协议”:稿件须经中方审阅,但中方保证全文发表。
整理记录的情景是这样的:在那间没有空调、又不透风的房间里,大门紧闭,光线暗淡,零乱的床铺和桌面上,堆满了稿纸。法拉奇伏案疾书,挥汗如雨,还拼命地抽着烟,屋里充满了浓烈的烟草味道,如同电影里面“地下工作”的场景。
工作之余,法拉奇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多次表达她对邓小平的看法:“邓小平真是个伟人。他对一切问题了如指掌,每个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我喜欢他的风格。我真喜欢他!”在采访邓小平之前,她已同世界上10家大报订了供稿合同,准备连载她与邓小平的谈话记录: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意大利《晚邮报》、伦敦《泰晤士报》、南斯拉夫《政治报》及德国、加拿大的报纸等。世界舆论对她的这次采访寄予厚望。
法拉奇对施燕华说,在完成采访稿前,她不想见任何人,因为一旦有其他记者知道她来了,就都会登门,打听她要见谁,谈什么,使她不得安宁。所以,自住进饭店到离开,法拉奇没有单独上过街,没有对外打过电话。只是间或看一些从国外带来的有关邓小平的图书和资料。
两个昼夜,40多个小时,法拉奇废寝忘食,每天工作到深夜。有时吃三明治,有时吃自己带来的饼干。两瓶矿泉水喝光了,竟想不到让服务员来送上几瓶。
法拉奇一边放录音,一边核对笔记,时常停下来置疑施燕华:“这是什么意思?”有时候还挑剔地说:“这个英文不好懂,换一个说法吧!”为了使译文既准确地表情达义,又能让外国人一看就懂,施燕华经常提出几种译法供她选择。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邓小平先生谈话时说‘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施燕华答道:“这个”只是中国人讲话中的口头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法拉奇硬要把“这个”也放到谈话记录里去。”
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
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按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只能发表在评论类专版上。
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
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因这次采访,对法拉奇有了深刻印象。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佩尔蒂尼总统时,真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采访使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这篇“杰作”实际上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谋篇挥就的。没有邓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宽广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做出了杰出的示范。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无疑是职务行为,他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着国家,是坚定和严肃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极富感情和人性化,有些甚至是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绝不是一种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术秀”,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说每句话、每件事同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论理的过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达到沟通的最高境界。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它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空前的事业高度,昭示着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100年以后的阅读,都不会显其陈旧和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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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白宫的新闻博弈——法拉奇与基辛格
美国坊间有这种说法: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思维的“保姆”。因为他作为美国的第二号人物,主持了对华、对俄以及越南战争停火和谈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务。
在法拉奇的诱惑下,基辛格口无遮拦:“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舆论为之哗然,尼克松气歪了鼻子。
美国和越南的战争尚未结束,白宫里就上演了一场政治家和记者的精彩论战。基辛格的名声和法拉奇的采访内容连在一起。数年之后,基辛格回忆起来仍痛心疾首,称这次采访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的灾难性的一次”。
读者尽可以从中解读法拉奇藐视权贵、精英的独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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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个人的“越南之战”
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白宫,占地73000平方米,是历届美国总统的官邸和办公地。
踏着冬天的积雪,裹着厚厚的冬装,法拉奇匆匆走在奔向白宫的路上。迎面而来的寒风,和她火热的内心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
法拉奇的采访充满个性风格。时值20世纪中后期,基辛格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此行,法拉奇就是去造访盛名下的基辛格,探求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美国越战政策,以及基辛格成功和成名的神秘的“谜”。
基辛格,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有14个亲属死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1938年全家逃到伦敦,后又迁居纽约。一个英文单词都不懂的他,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哈佛大学,并留校任教。21岁时服兵役,并挺身政界,成为连续三届美国总统的顾问。
法拉奇向他发出请求采访的信函后,从不单独会见记者,只在官方记者招待会上做表态发言的基辛格立即就同意了。因为他阅读了法拉奇在越南采访北越领导人武元甲的访问记,他也想借法拉奇之笔,阐述美国政策,兜售他自己。
是时,美国侵入越南的战争已届10年。由于旷日持久,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日趋高涨,迫使美国政府逐步放弃对南越政权的支持,和北越共产党人进行停火谈判。
1972年11月2日上午,白宫。
“早安,法拉奇小姐!”基辛格和法拉奇一起走进那间陈设华丽的书房。那里堆放着许多书籍和多部电话,墙上有抽象派的画和尼克松总统的照片。
基辛格进屋后竟忘了法拉奇的存在,伏案阅读起一份文件。他这样做既愚蠢又不礼貌。但是,这种局面倒使法拉奇有空研究对方:粗壮的矮个子,顶着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
读完文件,基辛格转身坐在旁边一张比沙发高的安乐椅上,居高临下,发问对方。他不知道下面的问答,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难堪。
“就像我对您说过的那样,我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这次我考虑接受采访的原因,是我读了您关于武元甲的访问记。你说武元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提问的口气使人感到他似乎没有多少时间。法拉奇不得不简要地回答:“我觉得他既和蔼,又傲慢,归根到底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对他毫不感兴趣,但是他对我讲的话可是千真万确的。”
基辛格眼珠里闪着智慧也含着敌意:“为什么呢?”
“因为武元甲1969年所作的预言在1972年成为了现实。”
“有什么例子吗?”
法拉奇通过例证把采访展开:武元甲说美国人将逐步从越南撤出去,最终放弃这场使他们花钱越来越多并把他们引向通货膨胀的战争。
基辛格表示同意地叹了口气,做了个鬼脸。他是个能出色控制自己表情的人,很少让嘴唇和眼睛流露出他的真实情感。但在这次会晤中,他没有约束自己。每当法拉奇表示反对南越“总统”阮文绍时,他都点头表示赞同或会心地微笑。
基辛格打开中国之门之后,曾经四十多次来华访问。
需要凭借权势来壮胆,这是怯懦者的经常性表现。法拉奇发现了基辛格的弱点,用话题引诱,由浅入深。她先从美国和北越和平谈判的日期谈起,问基辛格为什么受到越南两方的严厉谴责,甚至是带有侮辱性的谴责,是否准备单独与河内签约实现和平。
基辛格说,请别问我。我只能告诉您我们决心实现和平。阮文绍不同意,这是他的事情。
法拉奇接着问:“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选择谁?”
这是个有失恭敬的问题,意在探寻美国政府在北越和南越的选择上有何新的考虑。
基辛格没有答复。无言以答的本身就是个最好的答复。法拉奇继续发问:“如果我替您回答,我想您会更乐意与黎德寿共进晚餐吧!”
这是美国外交圈“教父”和“大腕”面对记者的困窘,还是有意回避一种充满利害的取舍?法拉奇再次追问基辛格是否喜欢黎德寿这个人。
基辛格不得不答道:“他是一位对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很严肃,很果敢,总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他有时也非常强硬,甚至很难对付。这正是我尊敬他的地方。当然我们的关系完全是工作上的。他身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和蔼,有时我们还互相开玩笑。也许有一天我会去河内大学教国际关系,他会来哈佛大学讲授马列主义。”
在谈判的唇枪舌剑中,常有插科打诨的语言,因为外交就是外交,充斥着技巧和方式,许多时候是不会有多少实在内容的。但是,一个西方的领袖人物,表达了对东方对手的敬佩,这不能不说是个新闻。
法拉奇说:“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可怕的照片,是一张死去的十分年轻的越共的照片。还有一条惊人的消息,一架直升飞机被越共的子弹打中击落,机上22名美国人全部身亡了。”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请您不要叫我再谈越南了。”
当时在美国民众中,有很多人认为如果基辛格和尼克松接受和平协议,是对河内共产主义的投降,指责他们放弃了对南越的支持。在法拉奇就此提问时,基辛格答道:“这样议论尼克松总统是荒唐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不是投降,是要给南越在目前条件下生存下去的机会,当前,需要的是政治上的条件而不是军事上的条件。就像我们一贯所说的那样,现在轮到南越人在未来的政治竞赛中取胜了。让我们谈论除了越南以外的其他事情吧。”
“基辛格博士,您不是和平主义者吗?”
“不,我想我不是。尽管我尊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与任何一个和平主义者都完全不同。我只同意与彻底反对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进行交谈。战争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条件决定的。比如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是必要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战争本身是必要的,也不意味着国家必须通过战争来保持自己的威严。”
法拉奇感到基辛格的答问就像鳗鱼一样,常游离开话题而两面摇摆。但正是在这种摇摆中,美国政府对越战争的新变化已现端倪。她继续问:“那么关于越南战争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啊。”
“我怎么可能反对呢?即使在过去我不处在今天的地位时……也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
“我们的作用是逐步减轻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程度,以至最后使战争结束。归根结底,历史将判断谁做了更多的努力:是那些只批评别人,自己却不做任何事的人呢,还是像我们这些努力去缩小战争,最后结束战争的人?当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时,只是嘴里说应该结束战争是不够的。这与主张参与这场战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法拉奇向纵深开掘:“您没有看到这是一场无用的战争吗?”但基辛格开始支吾起来。当然,他当时不想谈、不能谈的许多问题,后来都在他的《复兴的世界》、《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动乱年代》等著述中,昭示无疑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基辛格没有改变过那种含有讽刺或表示严厉的目光,始终保持着单调、不变的声调。法拉奇后来说,录音机上的音量指针本来是随着讲话人的声音大小而摆动,但是在基辛格讲话时,指针却始终一动不动,语调如同雨点打在屋顶上的那种恒久的滴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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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克松思维的“保姆”
法拉奇的脑海中显映出这样一幕幕的生动画面:
基辛格说服尼克松与河内签约;
基辛格促成尼克松与北京谈判;
基辛格带着尼克松走访莫斯科。
于是,美国坊间有了这种说法:基辛格是尼克松思维的“保姆”。
2004年7月14日,基辛格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室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展示他与邓小平同志的合影。
法拉奇依门留影,对门外的大千世界心往系之。
基辛格对政治有着浓厚的热情,曾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重要顾问,继而成为尼克松的“大管家”。人们把他看作当时美国的代表不是偶然的。有人讽刺说,“如果基辛格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克松会成为美国的总统吗?”
人们给他们两人杜撰了一个刻薄但却形象的名字:尼克辛格。总统离不开他,做每次旅行,参加每项仪式,出席每次宴会,度每个假期,都有基辛格的影子。
法拉奇当然注意到这些。她曾在文章中写道,基辛格清晨就进入白宫,直到深夜才离去。甚至把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装在纸袋里从容地带进白宫,送到总统的私人洗衣房里。基辛格的家仿佛就是白宫。
面对法拉奇的发问,基辛格解释说:“请相信,我干这项工作不是出于追求总统的权势。如果回顾一下我的政治经历,您会发现我在三次竞选中都是反对尼克松的。”基辛格在采访中,力图回避他和尼克松的亲密关系。
“这一点我知道。有一次您甚至宣称尼克松‘不适合当总统’。但您后来是否为此而在尼克松面前感到困窘呢?”
基辛格说:“我不记得说过反对尼克松的确切的话了,不过我说过类似的话。至于说我在他面前感到困窘……我那时并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态度,只是一般知识分子对官场的习惯。尼克松总统的表现很有魄力和能力。他对我的聘请证明了这一点。在他授予我这个职务以前,我从来没有接近过他,而且他知道我对他并不友好。他聘请我,表现了很大的勇气。某些说法是浪漫的,不公正的。”
法拉奇追问:“有人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您关心的只是您自己所干的,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
“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与其他总统一起干我同尼克松总统一起干过的事。我的意思是,我与总统的关系是特殊的。换句话说,我认识的领导人很多,但是有勇气在不向任何人透露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助手派到北京去的领导人却不多。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领导人,敢于把同北越人谈判的任务交给他的助手,而且只向极少的几个人通报。我所以有可能做某些事,是因为总统为我提供了某些可能性。”
从早晨十点钟双方开始谈起,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有电话铃声,都是尼克松打来要东西或询问事情的电话。基辛格恭敬地回答着对方的问话,可见两个人的关系之密切。
“可是您也曾经是其他总统的顾问,而且是尼克松的对手的顾问,我说的是肯尼迪,约翰逊……”
“我对所有总统的态度是让他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听取我的意见。他们向我提出问题,我就回答他们。我与肯尼迪和约翰逊相处的情况,是不能同我和尼克松相处的情况相比的。”
在基辛格功成名就后,他的去向如何?法拉奇据此发问:您已经成功了。与中国交往这一炮打响了,苏联这一炮也打响了,越南和平这一炮也几乎打响。基辛格博士,我向您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曾经向去登月球的宇航员提出过:“登过月球后你还准备做什么?”他们不知所措,回答我说:“以后看吧!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跟他们一样,也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但是,与宇航员不同的是,我没有不知所措,在我的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可做。担任我这种职务的人,一旦不干了,不可能马上转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肯定会找到很值得去做的事。”
名人对权力都是贪恋有加,权力欲显示出他们的价值取向。权力对基辛格有多大的引力呢?
基辛格仍然用那种没有平仄的声音答复:“当你掌了权,而且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把它看作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可以肯定,当我离开这个职位时,我会感到若有所失。但是,权力本身,作为一种工具,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每天早晨当我醒来时,我不会对自己说,我有一架专用飞机多好啊!家门口有一辆配备着司机的汽车等着我多好啊!我对这种想法不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有了权以后可以做更多的事,可以建立很多辉煌的业绩。”
白宫的许多房间对外开放,包括白宫东翼,主楼底层的外宾接待室、瓷器室、图书室以及一楼的东大厅、国宴厅、红厅、蓝厅和绿厅等。它是世界上唯一向公众开放的元首官邸。法拉奇并非是游客,此时她仍在基辛格的精神世界中窥探和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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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
作为公众人物的领袖,一般是不应有自己特殊情趣的。把个人的感情与公职行为相提并论是为官之大忌。许多在公务行为上修行比较完美的政治家们,最后遗憾地在这些问题上,授人以话柄。
法拉奇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辛辣地揭示了对方的这个弱点。
采访之前,基辛格几乎没有向媒体表露过心迹,也没有袒露过个人生活和性格。采访中,法拉奇让基辛格解释他如何取得外交界的明星地位,基辛格回避躲闪,语焉不详,后来,终于被法拉奇巧妙地引出了这番话:“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狂野的西部故事中的一个牛仔,骑着马,独自指挥着一支大篷车队。”
基辛格从来不接受单独采访,只对法拉奇例外。
基辛格安然端坐,两臂握着扶手,跷着二郎腿,以致上衣紧绷绷的,随时有崩掉纽扣的危险。法拉奇问,怎样解释您成了风云人物,甚至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呢?对此,您有什么理论吗?
“有的,但是我不告诉您。因为我与一般人的理论不一致。就拿关于聪明的理论来说吧,对于掌权来说,聪明并不那么重要,甚至往往是无用的。对一个国家元首来说是如此,干我这一行的人也同样不需要太聪明。我可以肯定,您对我在世界闻名这一点也会有您的理解。”
“基辛格博士,我不敢肯定。我想通过这次采访找到根据。我想归根到底是成功使您出了名。我的意思是说您像一个棋手走了几步好棋,首先是打开中国之门这步棋走得好,人们总是喜欢能吃掉国王的棋手啊。”
“是的,中国是我取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但是关键还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即使不带手枪也没关系,只要他在行动,在正确的时候去正确的地方,像西部电影里的人们一样。”
“我明白了。您就像不带枪的亨利·方达,为理想伸出拳头。他是孤独的,勇敢的……”
基辛格打断了对方的话:“不一定需要勇敢。事实上,对骑马牧者来说勇敢是次要的。他只需要向人们表明他单枪匹马地进了城,单独地行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和令人吃惊的人物就适合于我,因为单枪匹马是我的风格,也可以说是我的技巧。还有独立性,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最后还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对自己做的事一向坚信无疑。我不要求享有盛名,也不追求名望。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要是我为群众的反应所干扰,那我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真正的好演员不是单靠演技,他们演戏时既用技巧又靠信念。”
法拉奇把这些都收入到采访录中,使一个复杂、自大乃至狂妄的内心世界昭示于世人。她评述说:“你也能发现他个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他是一个无须争辩的犹太人,又是一个千真万确的德国人。作为一个犹太人和德国人,又移居在一个对犹太人和德国人另眼相看的国家里,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难题、矛盾和不满,也许还有隐藏着的人情味。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基辛格身上具有电影《蓝色的天使》中那个爱慕马琳·迪特里希的人物的成分。他是一个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做到的英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腼腆的、善于撰写平淡无味的历史书和关于控制原子能文章的哈佛大学教授,竟然能够成为与总统一起统治国家的大人物,调整大国关系和制止战争,这是我们想去解开的谜,冒险活动蒙上了平凡的色彩,就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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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肩担政治，一肩担女人
每当美国总统夫妇举行晚会时,总要精心挑选一些影视明星出席作陪,以使晚会更加生动有趣。而在这样的社交活动中,基辛格总会表现极佳,引来许多当红明星的热辣目光。
他是个很有女性情缘的人,经常在白宫吃饭,但不在那里睡觉,因为不能把女人带进去。虽然已经离婚九年,但他的风流韵事被精心编成了各种版本,无论是演员、模特,还是制片人、记者、舞女,基辛格都爱不释手,绯闻不断。
基辛格坐在一张安乐椅上,
居高临下,发问对方。
然而也有人认为基辛格对谁都并不喜欢,他所以这样行事只是为了耍“花枪”,以此增加他的社交魅力,使他更有名望,报刊上会更多地刊登他的照片。就这个意义来说,基辛格是在美国被人们议论得最多、最出风头的人物。他戴的那种近视眼镜,他的那种犹太人的小卷发,他身上那种灰色西服和蓝色领带,以及那种讨人喜欢的假天真的神态,一时都成为时髦的标志,许多人争相模仿。
法拉奇问基辛格,您是一位冷静的、能充分控制自己感情的数学家,您的思维从不受别人干扰,外表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您一面担当重任,一面风流有加,您怎么能使自己受到严肃的毛泽东、周恩来、黎德寿等人的认真对待,而同时却又被别人看作是轻率地勾引女人的花花公子?您不为此感到窘迫吗?”
基辛格断然否定了这一点:“我同黎德寿谈判时,为什么要感到窘迫?在同黎德寿谈话时,我知道应该跟他讲些什么。在同姑娘们在一起时,我知道该怎样对待她们。而且黎德寿同意与我谈判并不因为我是品德纯正的典范。他与我谈判是因为有求于我,正如我也有求于他一样。无论是对黎德寿来说,还是对周恩来和毛泽东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我觉得花花公子的名声对我都有用,因为它可以使人放心,可以向人们表明我不是老古董。总而言之,风流的名声使我感到有趣。”
法拉奇说:“我认为您不应得到这个名声,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
“确实有一些事情被夸大了,但我承认有一些是事实。重要的不在于到底有几分实情,不在于我在女人身上花了多少精力,而是女人在我的生活中起多大作用,是否是我生活中最关心的事。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女人只是一种娱乐和消遣。谁也不会对业余消遣花费过多的时间。只要看看我的日程表就可以知道,我在她们身上花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还可以告诉您,我更愿意去见我的两个孩子,我们通常在一起过圣诞节。我每个月去波士顿看他们一次。”
“您反对结婚吗?”
基辛格不紧不慢地说:“结婚还是不结婚,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也可能我会再结婚。但是,您要知道,像我这样严肃的人要与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是很困难的。一个女人和我这种类型的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非常复杂,对我来说要解释这些事很困难,我不是一个能对记者吐露真情的人。”
法拉奇从来没有采访过像基辛格这样避而不答或对问题不作确切解说的人,因为他从来不让别人深入了解自己。正如基辛格所说:“我是个相当腼腆的人。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还是相当沉得住气的。有人把我描写成一个苦恼和神秘的人物,也有人把我描写成乐天派,整天嘻嘻哈哈。这两种形象都不准确。哪一个也不是我……我不告诉别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对谁我也不会说的。”
看来,只有和美女在一起的时候,被复杂的国际事务搅得筋疲力尽的基辛格才能感到轻松和愉悦。
因为过去有一位法国女记者在撰写《亲爱的亨利》一书时,曾追求基辛格并使他狼狈不堪。他担心法拉奇可能使自己再次处于尴尬的境地。他的设防无疑使法拉奇很恼火,她心里愤怒地说:“天知道我会爱上你!”
这次内容庞杂的采访是这样结束的。尼克松打来电话,问基辛格能不能到他那里去一会儿?“当然可以,总统先生。”他站起身,告诉法拉奇等他一会,说完就走了。
两小时后,法拉奇还在那里苦等基辛格回来。他的助手走进来,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总统要去加利福尼亚州,基辛格博士陪同他一起走了。星期三晚上以前不可能回华盛顿。他表示最近不可能再接受采访。
法拉奇知道,这次采访恐怕要画上句号了。
法拉奇走出白宫,穿过白宫南面绿树掩映的大草坪时,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美景,同基辛格的形象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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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历史不记载没有发生的事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法拉奇对基辛格的长篇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使法拉奇十分惊讶,又在预料之中。
法拉奇认为,自己低估了基辛格这个重量级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她不知道,他们会晤的一个多小时内,讲得都是骇世的新闻,许多事情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持久话题。据白宫人士说,至少有五六位白宫里掌权的大人物,看到报道后火冒三丈,都说没见过基辛格这样狂妄吹牛的人!
尼克松总统看到报道后对基辛格大为恼火,为此拒绝见他。基辛格给尼克松几次打电话,请求会面,还登门到总统在圣克利门蒂的家中拜访,都无济于事,总统家门紧闭,对基辛格亮出红牌。因为作为总统,他感到基辛格给了他一记耳光。他不能原谅基辛格所说的话:“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
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这一回却相反,各家大报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也失之轻率。人们纷纷奚落和评点他:
作为总统的使者,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
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这不是越俎代庖吗?
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的风度进入白宫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虚位了!
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就可以进入总统的房间叫醒总统;他能建议并主导发动战争或结束战争;他自认为能改变甚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在这个五十岁、戴着黑边眼镜的人面前,所有的人们都黯然失色。这不能不使全美为之惊愕!人们说,基辛格又被漂亮女人弄得不知所云了。
最不留情的报纸还用漫画进行调侃: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登马靴、头戴大沿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孤独的骑马牧者”。
恼火中的基辛格约请一位专栏作家前来采访进行澄清,但这正像画中国画一样,越描越黑,弄巧成拙。基辛格愤怒地对外界说,接见法拉奇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抨击对方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无辜的话做另类文章。他的做法惹得法拉奇起身反击,并给基辛格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了,磁带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也可以帮助您恢复正确的记忆!”
两个人的吵架持续了两个多月,双方都很不愉快。
尼克松最终与基辛格言归于好。1975年,经过复杂的谈判过程,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实现停火,美国战俘被交换回家。有人说,这是美国在“一个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后来,基辛格取代罗杰斯担任了国务卿,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越南的黎德寿拒领这个和平奖时,这笔钱悉数归为基辛格。法拉奇闻讯后不无遗憾地说:“可怜的诺贝尔,不幸中的和平!”
基辛格说过,要发生的事情总是要发生。人们对发生了的事情总是这样说,而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从来不会这样说,因为历史不记载没有发生过的事。
基辛格的名声和法拉奇的采访内容连在一起。数年之后,基辛格回忆起来仍痛心疾首,称这次采访是“一生中与媒体打交道的灾难性的一次”。奇怪的是,法拉奇本人也觉得这次采访是她最糟糕的经历。
这大概因为采访者与采访对象棋逢对手吧。
……
基辛格卸去国务卿的职务后,先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要职。后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友好协会两主席之一。2002年11月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独立委员会主席。
2005年春天,已届82岁高龄的基辛格做完心脏手术两个多月后,再次应邀来访中国。自从20世纪首次来华后,他都记不清楚来华次数了。他说,大概已经有40多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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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抵抗首领——法拉奇与阿拉法特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是20世纪最为世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巴以战争冲突不断升级。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组织多次重创以军,他的名字也为世人关注。
出身于开罗贵族之家的阿拉法特,经历曲折,性格倔强,爱恨交织。他给法拉奇的最深印象是裹着花巾,一绺胡须,很难觉察到一个抵抗领袖常有的威严。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实际上是最神秘莫测的人。法拉奇后来写道:“阿拉法特不是共产党人,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只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而不是思想家。”在世界文明的冲突和嬗变中,我们的领悟胜于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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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一只猛禽，还是一头羚羊
这是1972年3月的一天。是时,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以色列的武装斗争处在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键时期。全世界舆论对之或热烈支持,或冷漠不解。由于当时巴解组织尚处于保密阶段,将总部设在了约旦,所以,法拉奇在经过几个月的联络和准备之后,终于来到这里,和该组织的领袖阿拉法特开始了这次面对面的采访。
在这个戒备森严的总部里,曾策划了一次次对以色列军队的打击。由于白天这里挤满了巴勒斯坦游击战士,阿拉法特处在繁忙之中,法拉奇把约会时间商定在寂静的晚上10点。
头顶花格头巾,留着浓密的胡子,这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的显著标志。为了土地与和平,巴以流血冲突达半个多世纪,阿拉法特为此奋斗了一生。
法拉奇记述当时的情景:“当你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人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他身边跟着一名卫兵。那名卫兵是你从未见过的美男子,高高的个子,苗条的身材,潇洒的风度。卫兵是那种穿着保护服的人,但他的保护服却像燕尾服一样高雅。他双颊凹陷,金发碧眼,自然使人想到这个美男子是善于博得女人欢心的西方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除此,阿拉法特身边还有一个穿便衣的家伙。”
陪同阿拉法特的还有一名翻译,负责记录谈话和核对法拉奇的记录。这两个人跟着一起走进了为采访选定的房间。室里有几把椅子和一张写字台。阿拉法特把随身携带的微型冲锋枪放在写字台上,坐在那里微笑,显露出了一口洁白的牙齿。他的灰绿色风衣上闪烁着一枚徽章,上面有两名越南水手的图像和“反对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黑豹党”的字样。这是两名自称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利福尼亚青年送给他的。
当阿拉法特准时来到时,法拉奇犹豫了片刻,因为第一眼看上去,从他身上丝毫觉察不到一个领导人常有的、给你带来芳香或给你一记耳光那样的亲和及威严。但是这张脸,是一个标志:中东最著名的游击战士阿拉法特。
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胡子,每个阿拉伯男人都有的那绺浓密的胡须,还有肩上的枪。枪托上还贴上了一个有趣而雅致的绿色标志。他的脑袋上戴着花格头巾,身材矮小,大约只有一米六零。法拉奇说,他的手脚也很小,令人感到靠那双脚来承载粗壮的腿和宽大的臀部、多余的脂肪,似乎有点不太相称。
法拉奇描述道:“你能在黑暗中,在数千人中准确无误地认出这张古怪的面孔,当然也是一位明星的面孔。它会使人想起一只猛禽,或一头狂怒的羚羊。实际上,他几乎没有颧骨,也没有下巴,只有一张红色厚嘴唇的大口,一个咄咄逼人的鼻子和两滴墨水似的亮而凸出的大眼睛。要不是隔着镜片,这双眼睛会使你入迷。”
阿拉法特就是用这样的目光,彬彬有礼而又漫不经心地瞧着法拉奇。他以客气而近乎亲切的语调用英文低声说道:“晚上好!”他的声音有点像一种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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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抵抗运动的设计者
阿拉法特生于耶路撒冷,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家境优裕的情况下度过了青年时代。1947年,他参加了反对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的斗争,同时进入开罗大学学习工程学。在那几年中,他还成立了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法塔赫的核心,就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大学毕业后,阿拉法特赴科威特工作,在那里创办了宣传民族主义斗争的报纸,加入了称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小组。1955年,他重返埃及,到军官学习班学习,专攻爆破学。1965年,他参加创建法塔赫,并取了阿布·阿玛尔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缔造者”,或“缔造之父”。后来,他被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当法拉奇问到他的经历,阿拉法特两手一摊说:“谁知道!总要有人去任职吧,这个人或那个人去当都一样。”
一个人即使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别人也会感觉到他的过去。因为他的经历会在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留下烙印。但是,从阿拉法特的脸上,人们却只能看到大自然母亲赋予他的一个特殊的面具,很难找到他过去留下的痕迹。
阿拉法特说:“关于我,唯一应该说的是:我是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战士。1947年我和我的全家就成为巴勒斯坦战士。正是在那一年,我觉醒了,明白了在我国发生了何等野蛮的侵略,类似这样的侵略在世界史上也是从未见过的。”
“那时您有多大年纪?我向您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关于您的年龄众说不一。”
“我已经说过,别提任何关于个人的问题。”
法拉奇进行劝解:如果您连年龄都不愿说,那么您为什么始终把自己置于世人瞩目的地位,为什么允许世界把您看成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首领呢?
阿拉法特大声说:“我并不是抵抗运动的首领!我不想成为抵抗运动的首领,我可以发誓。我仅仅是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说得确切些,我是一名受权作为发言人的成员,也就是说,是受权转达其他人集体决定的一名成员。把我看作首领是莫大的误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没有首领。事实上,我们现在力图实行集体领导,这会遇到困难,但我们仍坚持这样做,因为我们认为,不把责任和威信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必要的,这是一种现代的思想。如果我死去的话,那么您的好奇心将会得到满足,您将了解到我的一切。”
法拉奇说:“我并不认为您的同志们会让您去死——这是极为高昂的代价。从对您采取的安全措施来判断,他们认为您活着远比死去更有用。”
“不,恰恰相反,我死去远比我活着有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死将作为一种动力,大大地推进我们的事业。我还要附带说一句,我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也许就在今晚或者明天。如果我死去的话,这将不是一场悲剧,另一个人将代表法塔赫在世界上战斗!我做好了死的准备,并不在意自己的安全。”
岁月没有消蚀法拉奇的思考。
在法拉奇的笔下,阿拉法特是这样的人:“他天生不讨人喜欢,是个易于发怒的人。要对他产生好感是困难的,首先是因为他用沉默来拒绝那些想从感情上亲近他的人。他的热情是表面的,他的殷勤是形式上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使他变得充满敌意、冷淡和傲慢。只有当他发怒时,他才兴奋起来。到那时,他的声音就由小变大,双眼成了仇恨的源泉,似乎想把他的敌人一口吞掉。其次,是因为他的回答缺乏根据和诱惑力。”
“我认为在采访中,重要的不是提问,而是回答。对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平常的问题,他也能做出非常出色而深刻的回答。反之,如果是个普通人,即使你向他提出世界上最尖锐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很平淡乏味。”法拉奇对阿拉法特似有偏见,她说:“向一个理智和感情互相干扰的人提问,你有可能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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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数支蜡烛照亮阿拉伯民族
阿拉法特除了使用强硬的语言以外,常常用暗示或影射的话,或不包含实质性内容的话来作答。他不善考虑别人的观点,即便在抽象地讨论问题时也是如此,有时还充满外交辞令。由此法拉奇感叹,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受到基督教熏陶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困难。
法拉奇问,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呢?巴勒斯坦的国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它的地理位置也已经不复存在。在英国人和以色列人施政以前,在这里的是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地理边境究竟在哪里呢?
阿拉法特回避了古老的边界问题:在我们的宪法中没有谈到边界的问题,是因为提出边界的是继土耳其人之后侵略我们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从阿拉伯观点来说,不能说边界问题。巴勒斯坦是浩瀚的阿拉伯海洋中的一点。我们的民族是阿拉伯民族。这个民族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红海,以至到更远的地方。自1947年灾难发生起,我们所要的就是解放我们的土地和重建巴勒斯坦民主国家。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各个组织之间的团结是外界关注的事。法拉奇问道,你们内部之间,比如法塔赫和人民阵线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呢?这些分歧是否会影响对以色列的斗争的整体性?
阿拉法特用国际上一些反抗者阵营内部的构成来说明:我们之间包括持有各种意识形态的战士,我们的区别只是一些斗争方法的不同。每一个革命都有它自身的问题。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也不止存在着一个组织。我知道,欧洲在抵抗纳粹主义者时也有多个组织。在同一个越南,存在多种抵抗运动,越共就像我们的法塔赫一样,不过是个多数派而已。我们的法塔赫集结着90%以上的抵抗战士,在被占领的土地上进行着艰苦的战争。当然,我们的战士正在团结起来,因为我们的目标没有不同。
为什么以色列同巴勒斯坦的战争大都是以色列胜出,除去正义和非正义因素不论,还有哪些成因?法拉奇提出了这个敏感的问题。
阿拉法特对此的解释是:“他们的某些战术是值得尊敬的,也是聪明的。但作为人,我不能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野蛮的,在他们身上丝毫闻不到人性的气味……至于1967年的胜利,完全是美国人援助的结果,给以色列源源不断地送去钱财,还有最强大的武器和最先进的技术。以色列最好的东西都来自帝国主义的支持。
阿拉法特在黎巴嫩:风尘仆仆的游击战士。
“他们之所以取胜,从来不是由于自身的优势,除了外援,还总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弱点。”
法拉奇不解:“他们还是有出色的士兵吧?”
“不,他们不是出色的士兵。在白刃战中,他们非常怕死,没有一点勇气。他们用飞机进攻很出色,因为我们没有飞机。他们用坦克进攻很出色,因为我们没有坦克。但一遇到面对面的战斗,就逃之夭夭。在卡拉马战役中是这样,在后来的萨菲尔战役中也是这样。跨过防线,他们就用40多辆坦克向前冲,进攻的序曲是重炮猛轰,进行狂轰滥炸,用直升飞机发射火箭。但经过25小时的战斗,我们又把他们赶回到防线那一边。因为我们在短兵相接时,比他们勇敢。我们用我们的原始武器从背后把他们围住,在肉搏战中,我们不怕死!”
阿拉法特谈到此时,开心地笑了,对自己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巴勒斯坦战士充满敬意和自豪。他的话,说明了在现代战争中,技术装备和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对立。
阿拉法特用了一段富有诗意和外交辞令的话,表述他的这种感情:“1965年燃起的武装斗争的烈火,相当于点燃了一支蜡烛,它在漆黑的夜里闪烁着光芒,而现在我们有着无数支蜡烛,我们照亮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甚至阿拉伯民族以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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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爱国者，而非思想家
法拉奇建议回到以色列人的话题上来。她问,到目前为止,你们在战斗中打死了多少以色列人?
1993年9月13日,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美国总统克林顿三巨头握手言和,拉开了中东历史上新的一幕。
“我不能给您提供确切的数字,但以色列人承认,他们在同巴勒斯坦游击队交战时,人员的伤亡百分比高于美国人在越南伤亡的百分比,当然,这是就伤亡人数同本国人口的比例而言。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1967年战争后,他们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突增了10倍。总之,在他们同我们作战或冲突之后,人们就会听到大量以色列人死在汽车里的消息,连以色列的报纸也这样说。因为以色列的将军们从不肯承认在前线损失多少人,而说成是交通事故。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据美国的统计,在卡拉马战役中,他们的伤亡是1247人。”
“你们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沉重吗?”
“对我们来说,损失算不了什么,我们对死并不在乎。从1965年到今天,我们死了900多人。然而,还必须考虑到死于空袭的6000市民和在监狱中受酷刑折磨致死的我们的骨肉兄弟。”
法拉奇说,900人死亡可以算多,也可以算少。这取决于战士的总人数,巴勒斯坦游击队一共有多少人?
阿拉法特顿时严肃起来:“要告诉您这个数字,我必须得到军事委员会的许可。我相信,我不会得到这一许可。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在卡拉马战役中,我们仅有392人在对付15000名以色列人。”
法拉奇有些吃惊:“15000人?也许您要说的是1500人吧。”
“我说的是15000人。不言而喻,其中包括用重炮、坦克、飞机、直升机参战的士兵和伞兵。单就步兵而言,他们拥有四个连和二个旅。”
法拉奇充满置疑:“您不是一个公正的人。我现在就在这里,正在听您讲话。这次采访结束后,我将逐字逐句地报道您对我说的话。”
“我们所说的话,你们西方人绝不会相信,你们只听他们说的,只信任他们,只报道他们所说的话!欧洲人一直是站在他们那边的。也许你们中的某些人开始了解我们,但实质上你们还是站在他们那边。”
法拉奇解释道:“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仅仅是旁观者。但即使作为旁观者,您也不能强求我们去反对犹太人。在欧洲,人们常常喜欢犹太人,您也不必为此感到惊讶。我们见过他们受迫害,我们迫害过他们,我们不愿意这种事情重演。”
无情未必真豪杰。阿拉法特62岁时组建了家庭,1995年喜得“千金”。图为阿拉法特与女儿扎赫娃。
“说得不错。你们应当偿还欠下他们的这笔账。但是你们想用我们的鲜血和土地,而不是用你们的鲜血和土地偿还这笔账。你们甚至继续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丝毫不反对犹太人,我们只是同以色列结怨。犹太人将会在巴勒斯坦民主国家中受到欢迎,当时机来到时,我们将为他们提供在巴勒斯坦定居的选择。”
法拉奇说:“虽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与以色列等同,但以色列不能不与犹太人等同。人们不能要求以色列的犹太人再次在世界各地流浪,最后进入集中营。这是不合理的。”
法拉奇眼中的阿拉法特。阿拉法特有些愠怒了。“然而现在流浪在世界上的是我们。既然你们如此关心犹太人,要给他们一个祖国,那么把你们的祖国给他们好了。你们在欧洲和北美有着辽阔的土地,你们别要求把我们的土地让给他们。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我们不会为替你们偿还债而出让它。”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们会良心发现的。但直到那天来到之前,我们最好别见面!”
法拉奇在采访中,常遇到对方撂挑子不干的情况,她善于避重就轻,适时调转话题,以求柳暗花明之效。她扭转话题,问道,您总是戴着墨镜有什么原因吗?
“不,我戴墨镜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是睡着还是醒着。我可以告诉您说,我戴眼镜时,总是醒着的,只有摘下眼镜时,我才睡,我睡得很少。我已经声明在先,请您不要再提任何个人问题。”
1994年阿拉法特在挪威首都奥斯陆
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法塔赫严格保守其领导人的秘密,从来不负责提供他们的传记资料。至于阿拉法特的日常生活,人们只知道他还没有家庭,此外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不在阿曼的兄弟家居住时,便在基地或在他所到的任何地方过夜。这是游击战争的需要,还是提高身价的姿态呢?法拉奇决定不放过这次难得的采访机会:“我还提一个问题。您还没有结婚,在您的生活中没有女人,是因为您愿意像越南的胡志明那样生活,还是因为您对同女人一起生活感到厌恶?”
“胡志明……不,可以这么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女人:我已经同一个女人结了婚,她的名字叫巴勒斯坦。”
采访持续了90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浪费在翻译阿拉伯语上,因为阿拉法特坚持通过译员回答问题。他这样做是为了字斟句酌,更加准确。
无论两人感情交流的内容,还是军事或政治上的讨论,这90分钟使法拉奇感到非常扫兴。
在法拉奇后来的文章中,她写道:“阿拉法特不是共产党人,他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他只是一个军人,一个爱国者,而不是思想家。”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品评和回味法拉奇的这些话,真有无尽的意蕴。
……
2004年11月11日凌晨3时许,已身为巴勒斯坦总统、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的阿拉法特在巴黎效区贝尔西军医院病逝,享年75岁。
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后,阿拉法特的身份已经公开,经过巴勒斯坦历史上的首次大选,1989年4月2日他担任了巴勒斯坦国总统。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这位总统在他的拉姆安拉官邸里被以色列包围了近3年,后因病被送往巴黎就医。有记者问及阿拉法特逝世前后的情况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鉴于法国医院有关病人信息的保密规定和阿拉法特家人的意愿,不便透露细节。
阿拉法特被安葬在他生前的官邸内,巴方的宗教领袖将取自耶路撒冷的泥土抛洒在他的棺椁上。斯人已去,但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存在折射出20世纪中后期的中东历史,并继续影响着这个不平静地区的现在和未来。法拉奇当年的采访则是对这个历史人物的重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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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歌的琴弦弹奏政治——法拉奇与西哈努克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殃及柬埔寨的平静。在美国支持下,柬埔寨军事领袖朗诺发动政变,废黜并取代了和平中立的国王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只身流浪海外,在拒绝承认朗诺执政的国家里,过着受人尊敬和爱戴的生活。他在南斯拉夫总统为他安排的布里俄尼岛上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戏称西哈努克:可以放弃一切,唯独不能放弃进食,而且食必珍馐美味。其喜欢食物的程度可以同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相比拟。回顾这段历史,犹如拿出一个古玩,重新来掂量掂量,从中可以窥见法拉奇和亲王的政治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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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园牧歌式的国王
“我过去的生活有点奇特。我喜欢赛车,热衷于追求享乐,指挥爵士乐团……我爱吹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谱写过曲子,到小城镇去同我的人民一起演唱。那时的柬埔寨没有战争,我能够根据我的思想和爱好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管理国家。我有一辆兰恰牌小轿车,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一辆梅尔切德斯小轿车。
美丽而又神秘的柬埔寨王国,洋溢着田园牧歌的情调。
“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柬埔寨人爱好音乐。为什么一个国家元首只能一本正经地去接见大使,而不能组织舞会和狩猎呢?我让人们又唱歌,又劳动。我让我的部长们乘卡车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收割稻子,建造粮仓,修筑堤岸,掘土翻地。手拿锄头也是一件乐事。
“在亚洲,一旦取得文凭或能提起笔杆,便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了,认为弯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失身份的事。这就是所谓的高贵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人会把我说成是伤风败俗者,他们不会想到参加劳动是接近和了解群众的聪明方法……”
西哈努克和法拉奇见面后,先自己进行了大段的表述。看来布里俄尼岛上的休闲生活使他很满足,此前他已在全球旅行数周,即将取道罗马尼亚,回到北京并在那里长住。
“我那时还干其他的工作。譬如,写剧本,并作为导演将它搬上舞台,又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从事文化事业,为红十字会募集资金,我以此为乐事。我还担任影片导演,许多人认为我的影片一文不值,但是我推崇电影,是为了教育人民,就像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那样来教育人民,而不是仅仅讲述无聊的爱情。您听说过那部片子吗?”
西哈努克在接受采访时,抑扬顿挫,声情并茂。
当法拉奇摇头表示不解时,西哈努克介绍说:“它以故事的形式描述了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贿赂我手下的一名将军而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由于法国使馆和中国使馆提供了情报,我粉碎了这一阴谋。实际上,我的秘密机构一文不值,因为它是由朗诺领导的。背信弃义的那个军官逃到了森林里,我的士兵们跟踪追击,杀死了他。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从中汲取了电影的题材。我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又在影片中担任主角。我以此来表明美国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中立,迫使我们同它结盟。我拒绝反共,愿意同所有的人结交。电影可帮助我说明上述的一切。”
听西哈努克讲话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安慰,西哈努克是一个你愿意怎样形容他都可以的人。法拉奇说,他是一个无常的人,一个冒险家……国际社会上有人认为他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丑。但即便你这样评价他,你也不能否认在一个只产生灰暗、迟钝的政治人物、缺乏想象力的时代中,他是个奇迹。连美国人也承认这点:“像西哈努克那样的人生活在当今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
西哈努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正如他自己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个有才能的政治家,而是个感情丰富的艺术家。他更乐于创作歌曲,而不是去主宰别人的命运。他不否认自己作为君主的历史,也不掩饰自己曾是个恶习很深的轻浮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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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亡元首的精神家园
“您在北京什么都不缺吗?”
“我什么也不缺。但是,一个像我这样忍受侮辱和诽谤的人,您真的以为还会把赛车和寻欢作乐看得很重吗?一个像我这样为自己的祖国每天遭到260次轰炸空袭而难受的人,您真的以为他会为失去甜蜜生活和爵士乐团而惋惜吗?我丝毫也不感到惋惜,无心回想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往事一去不再复返。如果我重新得到我的兰恰牌小轿车、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梅尔切德斯小轿车,我将不知道用它们来做什么,我几乎会把自己看成个小丑。”
“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
几多思虑,几多迷惘的亲王。西哈努克摆了摆手:“我不再吹奏了,我也不再吹单簧管。但周恩来给了我一架上等的钢琴,这样我可以继续作曲。在这三年中,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些歌在中国学校中演唱。我还写了其他许多歌曲,献给我的朝鲜朋友、北越朋友、老挝朋友、非洲和阿拉伯朋友。我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打乒乓球,还要求中国为我放电影。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中国人如此慷慨大方,我到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他们都答应了,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柳辛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柳辛18。机组人员都是中国人。”
法拉奇用自己的价值理解来阐述西哈努克所说的这一切。她问道:“殿下,您难道变得如此穷困了吗?”
西哈努克对此满腹怨声:“我早已身无分文了,既没有汽车,也没有住所,一无所有。我仅存的东西是在朗诺发动政变时留下的一个小小的行李。要是中国不帮助我,我连身上穿的衣服也没有着落。朗诺集团没收了我的全部财产,甚至把我的狗和我妻子的首饰也都拍卖了。有人说莫尼克把首饰安全地存放在香港,这是可耻的诽谤。她从未去过香港。她的首饰都留在金边。朗诺的军官们把这些首饰连同她的衣柜和我的汽车一起都卖掉了。我成了一个比无产阶级还穷的人。”
世界舆论把西哈努克一行人称为在北京的流亡政府。这个政府的开支即不是该政权过去在银行存款支出,也没有来自某个国际组织的资助,其大批资金如何而来?谈到这些,西哈努克充满感激地说:“我们的全部费用都由中国人支付。他们不仅承担我一家和跟随我而来的一百多名柬埔寨人生活所需的开支,还承担我在世界上开展外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他们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避免给人以养活我们和恩赐的印象,避免有损我们的尊严,他们把我们当做一个现任的政府,签订了明确的财政协议。协议规定向我们提供长期无息贷款,偿还期是柬埔寨取得彻底解放后再过30年。我们将于2004年偿还他们为我所花费的钱。不仅如此,我们将可以用美元、瑞尔,或其他任何货币支付,且不必一次全部付清。如果某一年我们缺钱,那也没有关系。”
或许是法拉奇想通过西哈努克向周恩来表达她来华的愿望,法拉奇问他:“殿下,您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吗?”
“经常见面。他是我最真诚的朋友。他是个高尚文雅的人。他关心体贴别人,懂得人情世故。有人不理解我这个非共产党人怎么会成为周恩来的朋友,我回答他们说:‘他可是个比我这个亲王还要亲王的人。’当我需要见他时,就打电话问他:‘我可以来找您吗?’他回答说:‘不劳您的驾,我来看您,马上就来。’我提出异议说:‘不,您有那么多事要做,应该由我来拜访您’。他就说:‘不,您别客气。我现在就停止工作,马上到您那里去。’后来他来了,还留下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他日理万机,中国政府所有的繁重工作现在几乎都落在他的肩上。”
柬埔寨实现停火后,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最高委员会代表团于1992年4月再访中国。
西哈努克对周恩来有着发自内心的敬佩,他深情地回忆着一个个细节:周恩来邀请他和莫尼克去吃饭。让他们尝尝家常便饭,然后一起到花园去散步,天南地北地聊天。他说,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十年前亚洲国家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那次会后,中国派技术人员到柬埔寨给予支援,最后悄声离开,既没有大肆宣传,更不扶植叛乱分子。“当然,当他请求我帮助北越人和越共游击队时,我也是非常愿意的,这不违背我的利益。”
“殿下,您向周恩来谈起过您过去的事吗?”
“从来不谈我当花花公子时干的事,不能谈我有几个宠妃的情况,因为我不相信周恩来能够理解。中国人慎重和严肃,他们从不触及某些话题,至多也不过是暗示一下,而口气是那么的郑重。他们不像我们那么随便开玩笑……”
法拉奇的问话使西哈努克陷入了回忆:“我有5个宠妃,13个子女中的11个是她们生的,现在有两个在柬埔寨,同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起在战斗。我的妻子莫尼克仅生下两个儿子。我的祖父有60个妃子,我的曾祖父有300个妃子。与他们相比,我有5个妃子不算多。我的父亲情况不同,他除了妻子、即我的母亲外,只有一个妃子。”
“我1941年至1955年当国王期间,母亲不愿意我结婚,因为她不喜欢出现第二个王后同她竞争。她说:你现在结婚还太年轻!她只允许我有妃子,很快我就有了5个宠妃。实际上,在我退位后同莫尼克结婚的日子里,我感到这样很好。现在我已经51岁,已满足于只有一个妻子的生活。这不仅因为莫尼克聪明并且长得漂亮,有教养,能理解人(当然我希望她是忠诚的),还因为到了我这样的年龄,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占有5个女人。我也不能把她们收留在北京,因为中国人马上会为这一丑闻而感到愤怒,或者他们会让我吃避孕药!”
西哈努克的法国妻子莫尼克公主对这次采访并无好感。几个月来,她一直担心丈夫和法拉奇之间将进行的这次会见。她对口无遮拦的丈夫说:“谁知道你会对她说些什么,谁知道她会诱惑你说些什么!”但是西哈努克耸着肩膀回答说:“我喜欢冒险!”
平和、安详的西哈努克,对未来充满憧憬。
“我们不谈这些了。美国人喜欢一些无聊的事,而真正的西哈努克并不是个迷恋于后宫的人。他是一个在1954年禅位,而让人们自由选举的人,是一个成功地使柬埔寨保持和平田园的人,他还是一个有洞察力,并善于向那些‘聋子’们提出下述忠告的人:你们别受美国人的诱惑。跟他们走,什么都不成!”西哈努克说这番话时,呈现出发布政治宣言般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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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美国废黜了我
西哈努克曾经成功地使柬埔寨在16年中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然而他遭到废黜后,这个国家陷入一片火海。在西哈努克的心里,这个变化“归功”于美国。
“从我还是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时起,我就憎恨美国。我永远也忘不了1953年我与他们的初次接触。那时,有人告诉我说,美国人不同于法国人,他们信仰自由和民主,不搞殖民主义。于是我飞到华盛顿,要求同杜勒斯会晤,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要求他支援,他却傲慢地回答我说:‘您回家去吧!陛下,再见吧。’从那天起,我就憎恨他们这帮人,憎恨他们的假民主、假自由和在基督教文明的幌子下的帝国主义行径。”
西哈努克最近一次来华访问。摄于2006年1月20日
在西哈努克一片激愤的情绪中,法拉奇问:“殿下,您是个天真幼稚的人吗?”
“有时天真幼稚得像个孩子。我的外交手腕似乎表现得不正派,给人居心叵测的印象,但实际上,我连耍滑头都不会。因为我总是害怕暗箭伤人,总是担心同对手当面翻脸。更糟糕的是我说话太直白。这是不择手段呢,还是天真幼稚呢?每个政治家的生活中都有错误,但是信任朗诺,受他的骗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我以逊位来向群众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为圣权的东西。谁都不是由上天派来统治人民的。在我执政期间,柬埔寨定期举行选举,从红色高棉游击队到极右派,人人都参加选举。我把政府各部的职务分配给从红色高棉游击队到极右派的所有人。也许我有点别出心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是个艺术家,生来就是如此。但我是个聪明人,不当别人的奴仆。”
是时,在远离布里俄尼岛的地方,基辛格和黎德寿正在进行和谈,外界认为,柬埔寨是黎德寿和基辛格会谈中的一个砝码和牺牲品,西哈努克在这个事关国家前途走向的问题上,曾义正辞严地声明:“我们不是北越的卫星国。河内接受停火是河内自己的事,不关我们的事。”在和法拉奇会面时,他介绍说,他曾给黎德寿先生发去了一份正式电文,对他说:“先生,您是个伟大的外交家。您善于为您的祖国谋利益,但是我恳请您别考虑为我的国家谋利益。请您不必为我们操心。”
“殿下,您从未谋求同基辛格谈谈吗?”
西哈努克有些无奈:当然想同他谈谈。他来到中国时,我通过周恩来转告他,我很高兴见他。他回答周恩来说,尼克松没有授权他来见我。他去河内时,我又通过范文同转告他,他以同样的话回答。我一点也不了解基辛格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只是通过别人对他的议论和您所写的采访记才对他有所了解。我还试图通过塞内加尔总统、几内亚总统和摩洛哥国王同尼克松进行接触。他回话说对我传去的信息都不感兴趣。后来他后悔了,为了同我达成妥协,他命令朗诺释放被囚禁在金边的我的母亲和我的子女。可是为时太晚了。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女性,她传话给我说:“你不要做出反应,让他们把我们重新抓起来吧!”
法拉奇诱导性地说,世界上有个说法:听西哈努克说话,越听越想听;人们讨论他的话,越讨论越不能理解。殿下,您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原来的西哈努克。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还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
西哈努克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对成为裕仁天皇式的人,或者成为精于养马术的伊丽莎白式的人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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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谁都不是最终的胜利者
法拉奇和西哈努克决定见面已有数月之久,两人之间的书信和电报来往频繁不断。只要是北京来的电报,法拉奇不用打开就能知道是西哈努克的。他曾在红色高棉游击队占领下的柬埔寨做过一次旅行,这是向朗诺发起的一次绝妙的挑战。当从报上获悉他好端端地回来的消息,法拉奇想见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电报和书信的来往成倍增加。
在采访了西哈努克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后,法拉奇设问:“谁将是最后的胜利者呢?”
西哈努克的回答颇具辩证色彩:“就目前来说,谁也不是胜利者。在越南不存在第三种力量,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共产党。南越将成为共产党的南越,这种命运是无法摆脱的。非共产党国家可以感谢美国人帮助自己成为共产党国家。我常常说:威胁东南亚的不是毛泽东和胡志明。如果整个印度支那都变成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大家必须感谢美国人,感谢美国人的错误、美国人的过失和美国人的罪行,它专门保护和扶植腐朽的、专制的和反人民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反共就行。本来唯一能摆脱共产党命运的国家是柬埔寨。但他们把我赶走的同时,就为共产主义进入柬埔寨打开了大门。”
“殿下,您能肯定红色高棉游击队爱您就像您爱他们一样吗?”
“我已经说过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超过我,为此他们取代我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没有说过他们是我的朋友。我还没有天真幼稚到那种地步。红色高棉游击队一点也不爱我,这我知道。他们把我置于他们一边是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因为我可以为他们效劳,没有我,他们就没有农民。在柬埔寨,没有农民的支持是干不成革命的。我十分清楚,等到我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用处时,他们就会把我像樱桃核那样吐掉。在这里有个红色高棉游击队的代表同我在一起。他从早到晚跟着我,我知道这个人是被派来监视我的。我知道他对我恨之入骨,这个人是我最可怕的敌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们有朝一日要暗杀我,那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他们不是正在为反对我的敌人而战斗吗?”
说到这里,西哈努克顿了顿,又说:“中国人以无穷的智慧告诫我必须善于分清主要的敌人和次要的敌人。对中国来说,主要敌人是苏联,次要敌人是美国。因此它必须先顾及苏联的事,然后再顾及美国的事。而对我来说,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和朗诺法西斯主义,次要敌人是共产党人。结论是:我选择了次要敌人,同他们站在一起去战胜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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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没有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布里俄尼群岛犹如亚得里亚海中14颗璀璨的明珠,有着古罗马和东罗马时期的建筑遗址,生活着斑马、印度牦牛、索马里羚羊、犀牛等动物。岛上最有名的建筑是奥匈帝国时期普拉军事基地的防御城堡,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高175米。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当时的南斯拉夫铁托总统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在贝尔格莱德款待西哈努克亲王,并安排他去布里俄尼岛。亲王为此而感到高兴。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西哈努
克亲王的密友,但一个性格是铁,
一个性格属木棉。
西哈努克谈兴不减:我将来要建设一个受人尊敬的柬埔寨,像中国那样的柬埔寨。如果这会使它变得过分严厉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如果我过去用电影和歌曲播下的欢乐种子会在柬埔寨被夺走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实际上,我是个悲剧人物。我代表着所有那些被紧夹在两个营垒之间,迫不得已在仅有的两种解决办法中作选择的自由思想家……
西哈努克依然深情地爱着这个虽然属于他,但也给他带来不少痛苦的国家。他说这种感情来自他的伟大的母亲:“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她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法国人把我推上王位时,以为可以把我像木偶那样任意摆布。母亲却说:‘在法国或其他强国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
“当一个人丧失了一切时,他唯一能保留下来的是尊严。我也是出于尊严而重回战火中的柬埔寨的。早在三年前,我就希望到柬埔寨去。但是去那里的唯一通道是胡志明小道。我的行程取决于北越人。北越人说:‘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不能送您去,美国人轰炸得太厉害,至少有百分之六十的死亡可能性,必须等待适当的时机。’我还恳求过范文同总理说:‘你们让我冒这个险吧!’范文同一口回绝:‘不,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我还给红色高棉游击队发了一份电报:‘你们愿意帮助我吗?’他们回答说:‘殿下,没有必要去冒险,应该等待。’后来,对胡志明小道的轰炸停止了,我给共产党人发了第二封电报,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开始了艰苦而奇妙的旅行。”
吴哥窟亦称“吴哥寺”,是柬埔寨的佛教古迹。19世纪中叶后重新修整。西哈努克曾设想他今后的生活:“在吴哥定居安身,再也不去执政……”
胡志明小道纵贯越南、老挝两国全境的崇山峻岭,大部为热带森林覆盖。为了把大批作战部队和物资输送到南方,北越组织数十万民工,把这条只能人背肩扛的羊肠小道建成了可以通过重武器的战略交通网。虽然美国五角大楼用计算机系统研究了整个胡志明小道的网状构成,包括每个交叉路口和溪谷,使用了当时所有的高科技手段:空投特种部队、设置地雷和人迹嗅探器、声音传感器,为了毁灭丛林植被,还大量喷洒化学脱叶剂,并用B-52型轰炸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3630多次轰炸,但小道畅通无阻。
“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在河内组成的车队有150人之多。范文同给我派来了一支装备有重炮的防空部队和一个流动医院,以防不测。医院设施齐全,有内科和外科医生、护士、血浆等等。他甚至还为我们配备了一组厨师。他们乘坐卡车,我们乘坐刚从莫斯科运来的苏制吉普车。我们走的小道紧靠老挝边境,美国的侦察机,还有飞往柬埔寨去空袭的鬼怪式轰炸机、B-52轰炸机一直盘旋在我们的上空。但是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美的景色之一,它尽收眼底,我们在几天中尽情地欣赏着。我们常常要停下来排除小道上的地雷,定时炸弹不时发生爆炸。晚上,我们在两棵树之间挂起尼龙吊床来睡觉。第九天,我们到了同柬埔寨接壤的边境,受到了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接待。”
“殿下,等战争结束,您离开北京的时候,您将去何处定居安身?”
“我将设法买一辆梅尔切德斯·奔驰牌小轿车,在吴哥定居安身,再也不去执政。即便在红色高棉游击队的挽留下,我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在吴哥定居也是非常合适的。那里有一个机场,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将来我去金边只是出于礼宾活动的需要,但在此之前,我要到那里去亲眼看看绞死朗诺。‘患难之中识敌友。’我现在看清了敌友。我不愿意到那些抛弃了我的国家中去,也不允许它们的领事、大使和代表到我的国家来。”
法拉奇仿佛带着透视眼镜冷观世界。
“殿下,您身上的政治色彩不是很浓厚吗?”
“是的,我在政治中陷得很深……今后我能贡献的最大力量是把我这个人、我的声望和知识用于柬埔寨,我也能心安理得地光荣而死了。我打发走了法国人,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我为代表着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奠定了基础。今后我将少问政治,少去冒险,将会生活得更好。”
西哈努克进行了一番自省:我不喜欢我这个人的一切。如果我能重新投胎的话,我真的不会选择昔日的我。我非常清楚我所热爱的东西,可是事与愿违,我不得不去当国王和从事政治。
“政治是个可怕的齿轮装置,你陷进去之后就别想再出来。我陷进了这个装置,做了不少蠢事,犯了不少过错。我在想,如果我不搞政治,只从事歌曲创作,我的一生将会更加光辉夺目。”
法拉奇在评价这次与西哈努克的谈话时写道:在采访他之前,一点也不理解他。没有把政治家的责任感同他的花花公子的行为调和起来。通过这次采访,法拉奇和世界一起了解了真正的、充满矛盾的西哈努克。他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试图求得平衡,千方百计防止战火蔓延到自己的国土,可谓用心良苦。他明知自己的军队不是越南共产党军队的对手,就装聋作哑,任由他们使用柬埔寨边境上的一块狭长地带,向南越和美军出击,实为不得已而为之。
两人作为朋友而相见,又作为朋友而分手。在长达7个小时的采访结束时,西哈努克向法拉奇许诺,说服周恩来总理给法拉奇发签证,让她来中国访问。法拉奇非常高兴,并答应他,如果能到北京,就给他带两公斤新鲜奶油鹅肝作为对亲王的酬谢。分手时分,西哈努克赠送给法拉奇书籍、照片和唱片,唱片中灌制了西哈努克创作的新歌。
但法拉奇白白等了几年,始终没有得到中国的签证。西哈努克没有能说服周恩来,不过他给法拉奇发了一封电报,感谢她所发表的采访记。法拉奇在微笑中阅读了那封篇幅很长,内容很亲切的电报,这是唯一一位屈尊来电感谢法拉奇为其作报道的国家元首。
西哈努克后来的命运跌宕有加。红色高棉取得政权后,实行残酷的极端统治,西哈努克也受到冷落和闲置。区区几年后,红色高棉在人民的反对浪潮声中销声匿迹,西哈努克作为象征性的国王形象再次登场,国家总算有了新的和平。
金边南部的维多利海滩依旧潮涨潮落,皇宫内5千多块银砖铺成的地面,仍光可鉴人。虽然这个世界在变好,但回首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国家、种族和任何个人谁都不是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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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五亿人口的伟大女性—法拉奇与甘地夫人
印度总理甘地夫人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人。她通过民主的方式荣登总理宝座,统治着近5亿人口,打赢了遭到美国反对的与巴基斯坦的战争。
法拉奇认为,在掌握着世界命运的领导人群落中,除极少数外,大都是些毫无光彩的平庸之辈。在缺少伟大人物的时代里,出现甘地夫人这样一匹飞腾的骏马是耐人寻味的。
她称赞甘地夫人是当代真正的“皇后”,是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因为两个坚强的女性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
法拉奇对甘地夫人的报道引起了世界的强烈反响。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读了采访记后很生气,要求法拉奇也到他那里去听听另一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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