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要有党性，就是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和党的指示。在“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忠实地贯彻了党的意图，成为“四人帮”的驯服工具，可以说是有党性，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完全脱离了人民，因此没有人民性。当时胡绩伟抵制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错误领导，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等的支持。现在，新的领导上台了，胡乔木又嫌《人民日报》不听话了。党报是否只要服从党的指示就够了，还是也要考虑自己的声音有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除了做党的喉舌之外，还要做人民的喉舌？这就是“党性、人民性”问题的实质。胡乔木的信完全避开了这个实质。
“去年我回来后找你们谈，希望《人民日报》成为中央的喉舌。”胡乔木说，“我是一番诚意，不需要阴一套阳一套。但这些错误如不加以清理，党报历史上也很少见。”
“说党性来源于人民性，这不是小问题。绩伟同志也是当做根本问题提出来的。用这种观点来组织《人民日报》工作，是不可思议的。总之，在报社领导人中，有这样一些思想，如果不能在整党中解决，是说不过去的。这个样子，怎么能成为中央机关报！”说到这里他又激动起来。
胡乔木又说到了我：“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有一股思潮，就是对党不信任。我曾反复说过这个问题。例如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我就说如果不信任党，就是有背于为人的道德。……"说到这里，胡停顿良久，眼眶都红了，看来是动了感情。
那是1979年上半年的事。中央决定让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作一个讲话。胡乔木把一些"秀才"召到毛家湾，包括我在内，讨论起草讲稿问题。他们事先拟了一个提纲，拿出来征求意见。在我之前好几个发言者都说，提纲的调子太低，不能鼓舞人心，希望成绩再多说一些，调子更高昂一些，气魄再大一些。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现在的问题不在言辞，而在行动。
老百姓的情绪不是靠几句豪言壮语就能鼓舞起来的，因为他们会觉得那只是漂亮话。过去几十年一贯是这样宣传的，老百姓已经厌烦了。与其唱高调，不如切切实实总结一下过去四十年的失误的经验教训，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做一些自我批评。这反而会给人一新耳目的感觉，增加老百姓对党的信心。这比那种讲空话的效果会好得多。既然社会主义有那么多优越性，为什么会出现"文革"？不容讳言，在"文革"中，党腐化了……说到这里，胡乔木打断我：“不能这样说。只能说，党的一部分腐化了。”
胡乔木显然对我这一番话老大不高兴。本来到会的人都是要分担写作任务的，但后来分工时，胡乔木没有提我的名字。
我对这一点并不在意，说实在的，那样的写法我也不感兴趣。但胡乔木对这件事的反应叫我吃惊。他后来对胡绩伟发泄了对我的不满。1980年2月6日，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讲到：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不但这样，还要散布这种失望情绪。他大声说："这是不道德的！"说完这句话，他默然不做声，显然在控制自己的感情。
那时我隐隐觉得胡乔木可能是指我，但我没有把握。现在，这一点确实无疑了。
胡乔木又谈到发表周扬文章的事情。他说：“现在还没有做结论。但我觉得，周扬的态度，尽管不甚坚决，比《人民日报》好。这样一篇文章，涉及到理论、政治问题，关系如此重大，报纸当儿戏发表，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中厉害，把影响置之度外。若水还说对这篇文章的反映是好的……"胡乔木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那是薄一波的谈话记录，是对周扬文章的三条意见：（一）对人道主义没有解释透彻（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二）异化部分，是抄自1980年王若水的文章。
把异化和改革联系起来，但改革有两种，一是改到资本主义，一是改回到社会主义。（三）建议写一篇短文澄清，因周很有影响。
这使我产生一个感觉，就是胡乔木还没有得到政治局的一致支持，他还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胡乔木又开始了他对人道主义的长篇批评。
“我说过我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我不修改。但人道主义如何实现？今天抽象地讲人的价值，那么社会上有没有阶级斗争？社会上有那么多杀人犯，你如何对他讲人的价值？……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沿着唯心主义的道路进行的，离开了社会具体环境，离开了国内外环境，这怎么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人道主义同异化扯在一起，这就给一些反党分子以重要武器。"”在现在，离开社会主义建设，离开阶级斗争，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加入了社会上的反党潮流，或者成为它的一个重要部分。否则，怎样解释南朝鲜要发表周扬文章？“
“国内外形势不以人为转移，总有一些人找各种思想武器来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和十二大任务的实现，一直到组织反革命地下组织。这些问题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政治问题，而且已经成了实际政治问题。”
“若水同志，我相信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有些问题看法有些偏；周扬也对我这样说。所谓偏就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这不是一两次谈话能解决的，也不要求勉强解决。你是个好党员，当然也不是没有缺点。你这个好党员，马克思主义者，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现在思想界的问题错综复杂，而又影响到社会、大学生、文艺界。文艺界是最敏感的。这不单是《晚霞消失的时候》、《离离原上草》等作品，而且有论文。”（以下胡乔木举了一些文艺评论的例子。）“我不会感情用事，我不会抱成见，但原则问题是原则问题。如果在党中央报纸工作不适宜的话，这个问题是要提出来的。当然，如果经过讨论，放弃了原来的观点，又当别论。”
最后几句话是警告，暗示要对《人民日报》采取组织措施，这既是对我，也是对胡绩伟。
我对胡乔木说，感谢他的关心。我学习不够，但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支持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乔木同志说要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点我同意。我正在写一篇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的文章。当然，有些具体问题，不涉及路线、党章，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
我还为胡绩伟辩护了几句。
这次谈话后，秦川安慰我说，“乔木同志还承认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可是我不在乎这个话；我想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要胡乔木来封。胡乔木一方面那样说，一方面又说我加入了反党潮流，把我和“反革命地下组织”联系起来，这个话是很重的。通常，胡乔木在当面批评高级干部时并不正颜厉色，而是温和的。这次，他对胡绩伟的批评要比对我还严厉，但我很清楚，他在别的场合下关于我说的话要厉害得多。我并没有因为他的说话的语调而产生幻想。这次谈话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胡绩伟和王若水必须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然，就要下台。
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9日），胡乔木又给秦川来电话，说到我正在写的文章，他提一点意见：希望联系到当前政治，不要纯哲理式；还说，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改变我的形象。
11日，胡乔木的秘书又来电话给秦川，说胡乔木对我有个建议：也要批评一下《人啊，人！罚蛭馄∷当取锻硐枷У氖焙颉酚跋旄螅徒鹨渤圃蘖耍蛔詈冒颜饬狡髌贩旁谝黄鹋？
按照通常的习惯，胡乔木既然如此关心我这篇文章，我理应把稿子送给他看一看。我没有这样做，也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我写这篇文章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我的形象没有什么不好。《人啊，人！肥且槐竞眯∷担椅裁匆？
8月13日，胡乔木给秦川来信，其中说：若水同志在多次谈话中，迄未表示应有的自我批评，而这是一个党员党性的重要标准，对此我很希望他能有所觉悟。以前中宣部认为他对发表周文应负主要责任（你应负直接责任），是有理由的，因我特意邀请他参加在周扬处的谈话（《人民日报》没有第二人），而他对我作为中央负责人特意为周文要修改后才能发表所作的谈话全不介意，实难理解。何况周文的最厉害并已形成祸害的部分正是出于他的手笔或构思，恰好这部分已非单纯学术问题而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说我们的思想、政治、经济都异化，这是他在80年文中的原话，他还说当前文艺应以批判异化为重点，而这在今天文艺界也确实形成了一种重要倾向），这些论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已着重批评了（虽未提经济异化，但这太牵强，不言自明）……这无论作为一个党员或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很严重的缺点，非克服不可。因上次谈话比较客气，为防止以后又成为口实，故特以共产党员应有的坦白态度予以补充，并盼转告。
这封信是在胡乔木离京休养前写的。秦建议我给乔木写一封信，表示一下态度。我拒绝了。
8月17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短文，针对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文化落后也是一个优点，因为"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说：文化落后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何况中国人民的心灵也不是一张白纸，那上面早已被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画得一塌糊涂了。为了保护自己，我在文章开头引用了邓小平的话，表示我对邓的拥护。编辑部的同事对我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文章表示忧虑，他们担心文章又将成为批评我的新的借口。我自信这篇文章是经过我仔细推敲的，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文章出来后，秦川告诉我，有关人士（秦川没有说是谁）认为，这篇文章还是不发表为好。后来我听说：中宣部把这篇文章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们翻阅了这个时期的报纸，查来查去，别的问题没找着，就抓住了这一篇。理论局搞了一个简报，说这篇文章是利用学《邓逊反对毛；郁文把这个报告压下了。十几天以后，中宣部的《理论动态》上有一篇文章《思想工作要激励人鼓舞人》，其中有一句话说："还有人把穷则思变、立志改革的精神同'穷过渡'一类错误简单等同起来，提出指责。"这是不指名地批评我了。其实，用"穷则思变"来为"穷过渡"辩护的，正是毛泽东。
我明白了，只要我不作自我批评，这个时候我无论发表什么文章，他们都是要批评的。
大概在7月20日左右，胡乔木有一个亲戚找到报社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说：胡绩伟不行了，王若水也不行了；将来可能是秦川当社长，李庄当总编辑。但是报社提出的秘书长人选，中央不会批准（注：原秘书长将离休，可能的继任者被认为在观点上是接近胡绩伟和王若水的）。
他暗示，新的秘书长可能是他。"我来给你们当秘书长怎么样？这是过渡一下。我有一个好处，可以帮助你们打通和中央的关系。"秦川把这件事用书面报告了胡耀邦。我后来听说，耀邦有个批示，请习仲勋做工作，搞好报社和中宣部的关系。
秦川这样做是很聪明的，但胡耀邦的批示却有点息事宁人的味道。
胡乔木的这位亲戚的预言后来证明是对的，只是除了一点：他自己没有当成《人民日报》秘书长。他说这个职务只是“过渡一下”，表明将来他还要当总编辑，或者另有高就。可惜的是，他过分得意，忘掉了管住嘴巴，泄露了胡乔木的天机，从而也毁掉了自己这个仕途机会。
后来，又陆续有些传言，说王忍之等几个人要调到《人民日报》来，那都是追随胡乔木、邓力群的人；胡耀邦没有同意。胡耀邦也推荐了一两个人，最后也没有成为事实。
※※※※※※※※※
二中全会前夕的斗争
一场幕后的较量正在进行。
这期间，胡耀邦在做什么呢？
他正在风尘仆仆地巡视青海、甘肃，接着又到延安。他关心的是生产。一路上，他大谈农业，谈“翻两番”。偶尔，他也谈到报纸宣传，说：“空谈路线，不谈翻两番，不行。你们报纸最近很少讲翻两番了。十二大的核心就是翻番，不讲这个就很难说是同中央一致。最大的一致就是翻两番。”“报纸要围绕翻番做文章。”他的这个提法和胡乔木、邓力群搞出来的《十二大宣传提纲》是不一致的，后者说十二大的核心是共产主义。胡耀邦还批评说：“北京的最大问题就是概念的东西太多，写文章套话太多。中央一级的普遍现象就是高谈阔论，坐而论道。”
胡耀邦回到北京后，找秦川、吴冷西谈话。他似乎是乘邓力群不在北京时这样做的。吴冷西因病未到。谈到宣传邓小平的问题，胡耀邦说：《邓逊实际是《毛逊的续卷，要认真学习，学二三年。前一段宣传也是好的，但象目前这样，要注意。不宜集中，要拉开一些，不要表态性的东西。《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我主张不发了。不要帮倒忙，抬轿子。上去就下不来了。老人家（指毛）就是这样。朝鲜也是这样。你们要掌握。这个意见不是我个人的，常委也同意。小平同志本人也是反对这样做的。
这话只有我能说。
胡耀邦一直是主张充分吸取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的教训，反对过分宣传个人的。然而胡乔木、邓力群却仍要把过去对待毛的一套移过来对待邓小平，虽然程度上要收敛得多。
但胡乔木、邓力群并不支持胡耀邦，尽管胡耀邦是邓小平扶植起来的。这一点表现出他们的虚伪。他们用大肆突出宣传邓小平的方法来证明自己比胡耀邦更忠于邓小平。过去，中央有过“少宣扬个人”的指示，那是针对华国锋的；现在华国锋下台了，对邓小平好象就不适用了。这样，他们和胡耀邦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这个期间，我听说：胡乔木去找了习仲勋，向他表白，他并无反耀邦之意。习仲勋说，怎么能这样说呢！不过你上一次的发言是不好的。
我不了解中央会议上争论的情况。但从这几句话里，也可以猜到一些。
胡乔木和邓力群在这个时期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亮相，突出自己。有些无关重要的会议，他们也参加，或讲话，或题字，或发奖，这样他们的名字或形象就频繁地出现在传播媒介上。有一天晚上，秦川发现第二天报纸上将出现三条邓力群的消息，而且都在一版，不得已给邓力群打电话。邓力群只得说可以去掉一条。
这两个人挥舞着大棒，指责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贯彻“四个坚持”。
胡乔木找王若望谈话，说：“你写的那些文章，反映了全国一股思潮。有许多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有些人还说自己是贯彻双百方针，但他们那些言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的《饥饿三部曲》，会使人感到我们的监狱比国民党法西斯还残酷。如果把‘文革’中的事情都写出来，怎能教育青年走革命道路？我们有些作家为何对‘文革’题材如此感兴趣？”“刘晓庆《我的路》，《文汇月刊》发表了，《文汇报》还要登。有人（胡本人）批评了，还说他'大事不管管小事'.怎能这样说？"胡乔木并不问王若望描写的是不是事实，他只是反对描写这种事实，认为这会让读者感觉到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还要残酷。他批评刘晓庆？《我的路》，也不是说它不合事实，而是说刘晓庆只写了她的个人奋斗，让人感觉到没有党的领导。（后来《文汇报》为登刘晓庆文章事做了检讨。胡乔木又写信给北影，建议发展刘晓庆入党。）8月11日，胡乔木在审查世界工艺美术展时，谈到文艺界的情况说：我们不能眼巴巴看国家和平演变。搞这些，让青年人看搂搂抱抱，或者看武打片，或者看慈禧太后，这就把青年人引到斜路上去了。最近文化系统发生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很不象样，是解放以来没有的。
还有些刊物发表了真正是离经叛道的文章。戏剧学院的一个女同学写了很多小说（疑为张欣欣），总的说来是反社会主义的。
8月14日，何东昌在教育部传达胡乔木的谈话，大意是：王若水参加起草的周扬文章是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说是批资本主义，其实是批社会主义。文章被台湾报纸部分转载，被他们利用。南朝鲜也利用了。这是为反党分子造舆论。王若水的文章说批社会主义异化是文艺的中心任务，这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著作里很少讲异化；《共产党宣言》说的是异化劳动。
现在思想战线的状况，比开思想战线座谈会时还严重。
出版部门出的书中，西欧、美国的书和苏联的比例是十比一；苏联的书出少了。我看，我们和苏联共性的东西多一些。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搞联合。
胡乔木还继续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看。其中有些是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有一篇报道说南朝鲜汉城大学出版了一本《中国专辑》，其中收进了周扬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讲话。消息中并没有说他们对此文有什么评论。胡乔木对这件事很警惕，但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还有一个材料是《清华大学一些学生受人道主义影响的表现》。这是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人道主义一类的思潮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腐蚀侵袭着部分青年学生的思想”。1980年秋天"竞选"前后那些讲"人"、"人性"、"人道"的观点以及"个性解放"、"要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对一部分学生影响很大。从去年春天开始，有些学生对西方的存在主义和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哲学感兴趣。学生中还流行看一些提倡"个人奋斗"的小说，如《约翰。克利斯多夫》、《飘》、《简爱》、《基督山伯爵》。
对于那些不了解思想文化问题的中央领导人来说，胡乔木这些材料足够唤起他们的“阶级斗争”警惕性了。
后来，《中国青年报》的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是不是有个北大学生写信给我？此人叫什么名字？我是否回了信？我告诉他们：有这件事，那封来信登载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内部参考上。乔木同志看到了很重视，叫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参阅；为此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还开了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进政治课的教学。
我猜想，也许有关方面提出了这个问题，要对这个学生进行追究。他们大概想不到，胡乔木当时是这个态度。
8月20日，胡乔木给朱穆之写信，说出版方面的领导太软，造成了当前的西方现代思想泛滥，今后应对出版物进行检查。胡还建议中央发一个文件，控制对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物质文明的报道；说与其让美国电影流行，不如提倡看苏联电影，五十年代的苏联电影教育了一代人。
中宣部文艺局向贺敬之、郁文写了一个《关于筹备召开当前文艺思潮讨论会的请示》，已得到批准。其中说要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问题在我国当前文艺界的反映（例如：王若水、李陀等人谈文艺与异化的文章，张笑天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等涉及的问题）。"又说："拟请理论界、哲学界的同志来做专题报告，把讨论、批评和学习结合起来……对于党员同志，则要求他们遵照党章和党内生活准则的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政治上无条件地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好啊！如果他们邀请我去，对我围攻，我准备同他们大辩一常我知道打击就要到来，但我的精神状态很好。
我想起了高尔基歌颂的海燕。暴风雨，来吧！我发现我受到了监视。有一次我在人民日报的会客室接见一个外国来的客人。在我送走客人之后，一个报社的工人悄悄告诉我，他发现刚才在会客室的窗下停了一辆安全部的汽车。他认识那种车，形状很怪，是专用来监听的。这件事无论在事前或事后都没有通知我。显然，监听的对象并不只是外国客人，而且还有我。
本来，1983年春，我预定要到澳大利亚去访问。这已经是澳大利亚外交部连续第三年邀请了。
这次已经答应他们了，国务院也批准了。他们已经安排外长接见，还预订了旅馆。可是上半年发生了这些事，我只能推迟行期。怎样向澳大利亚方面解释呢？我还得找托词。胡绩伟建议，就说自己工作忙。我说，那怎么行。最后只得说，非常抱歉，只得延迟到下半年了，因为我临时得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而这个会别人不能代替我参加。这也不完全是假的，因为那时我确实等待着可能叫我参加申辩的书记处会议。现在澳大利亚使馆又一再来电话问我出访的时间定了没有。这次没有理由再拖了，怎么办？胡绩伟为这件事打了报告。后来他告诉我说，姬鹏飞批下来了，说是经与乔木、力群商量，目前不去为好。这种突然变卦当然很难叫人理解。澳大利亚使馆给报社外联室来了电话，要求人民日报给他们去一封公函，解释王若水取消访问的理由，以便向国内交代。外联室来问我。我说反正我不答复，由别人去编造什么理由好了。
秦川告诉我，前年（1981年）我出访意大利和西班牙，就有某一个人告状，说我跟地下组织有关。陈云还有批示，说不宜让我出国。可是当时我已经出国了。后来还向驻意使馆和驻西使馆作了了解，说是我表现不错，这才无话可说。
日本《朝日新闻》代表团来访，结束时举行告别宴会。团长中江利忠在席上讲话，希望人民日报明年派代表团访问日本。中江利忠还对我说，他看了我的文章，很感兴趣，希望我担任代表团的团长，到日本后同他们开座谈会。他们不知道没有这个可能，而且他们越是这样说，我越是不能去。明年我在哪里，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外联室还不止一次接到美国使馆的电话，希望同我谈谈人道主义的问题，自然都推掉了。
我等待着对我的判决。
胡乔木、邓力群的改组人民日报、撤掉王若水的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书记处成员的意见不一致，胡耀邦把这件事拖延下来了。胡要出国访问罗马尼亚。他说，他回来后，要找王若水谈一谈。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做。
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邓力群带着两个“秀才”向邓小平汇报思想文化界的“严重问题”。
这一着收到了效果。邓小平问："异化是什么意思？"他感到这是一个"怪名词".邓小平从他们的汇报得到了一个印象：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是"一团混乱".邓小平是一个不读书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只能是邓力群汇报什么就信什么，何况胡乔木、邓力群在他的心目中本来都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权威。
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精神污染”的问题。9月12日，邓小平作了一个谈话，涉及到他将要在二中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要点如下：有的同志把异化引申为重要理论，不讲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怎样异化，也不讲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异化，唯独讲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现在来说社会主义异化，实际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希望。这样讲异化，实际是否定社会主义。这样讲，势必走到反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非马克思主义。既然这样，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而且说，异化不断产生、不断发展，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台湾还讲要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而我们去发表这样的议论！其实台湾有些人并不反对大陆搞社会主义，他们欣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们觉得大陆搞社会主义有希望，并不坏嘛！可是，我们自己人倒讲起社会主义不断产生异化了。
还有联系异化讲人道主义。你们知道不知道：卡特要同我讨论人权、人道主义问题？我说，我不同他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讨论，我要说的话多得很！美帝侵略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杀了多少中国人民，这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权也好，人道主义也好，各有各的理解，各有各的含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保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也可以说是最人道的。这样一说，卡特不敢同我争论了。如果要讨论，我要翻他的底！资本主义是什么人道主义？帝国主义是什么人道主义？……所谓“灵魂工程师”，不只是作家、艺术家，还包括理论家、教育工作者、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有责任不搞精神污染。现在好多人都在搞污染。……有些人同中央不一致，表现在许多方面，也表现在对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按十二大通过的原则办事。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办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要出来讲话。现在要贯双百方针，有一种很坏的风气，就是只许宣传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马克思主义出来争鸣。现在的问题是各家都出来争，唯独"马家"没有出来争。原因何在？也许马克思主义者本领太小，写不出有分量的文章，或者文章说服力不够？更主要的是有一种坏风气：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出来批评。不少人可以不顾事实，肆无忌惮地批评党，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你一反批评，摆事实，讲道理，这些人倒更吃得开了，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他打抱不平。一批评就叫打棍子，就叫违反"双百".这不行。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该奖励的奖励，该批评的批评，至于处分不处分，那不是主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要着重讲老同志、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可以不点名，但对他们搞精神污染要批评。他们搞污染，很不应该，带坏了一批年轻人。
现在思想界一篇混乱，主要在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青年中间、人民中间，相当一部分人不知道哪种观点是对的，哪种观点是错的。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还搞得比较有条理，但在思想战线还没有理出头绪，还是乱的。当然，精神污染也没有什么可怕，让它再搞几年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那个时候就可能出现非大搞不可的局面。57年那个时候也是一片混乱，有的人杀气腾腾。那个时候一些言论的内容和现在很相同。人道主义、异化，当时也露了一点头。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明显，但核心内容是一样的，都是要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
台湾对“四个坚持”最反感。我跟他们说，宪法里头怎样写可以研究，但共产党要坚持对人民进行“四个坚持”的教育和宣传不能变。
有些有点资格的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他比党正确，比党高明，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都是合法的，党不能干涉他。
思想战线总的形势是一片混乱，党的领导软弱无力。我们中央的同志都有责任。我第一个软弱无力。现在应当允许我们出来改正错误嘛！有些同志讲的那种人道主义，在清华一部分倾向自由化的学生中间反映很强烈，一片欢呼声。
在异化问题上搞污染，可能要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总之，这样一些观点有人叫好就是了。首先台湾叫好，南朝鲜也叫好，大概西方也叫好。要奉劝这些人注意什么人叫好。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这就是个实践！这样一种理论，是引导青年走邪路。}邓小平批评“有些有点资格的同志”自以为比党高明，我想是指周扬，大概还有我。
那大概是1979年，胡耀邦还是中宣部长时的事。在中宣部的一次会上，在讨论理论界的成绩的时候，我曾说，从1978年以来，理论界是走在前面的，提出了很多观点，被中央采纳了。
我的原意是说中央很民主，不料这竟被邓力群说成是我"自以为比中央还高明".最近，8月6日，邓力群在内蒙对华北六报会议发表讲话，除了大批一通"人民性"以外，又说："个别同志甚至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整套正确办法，是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舆论，制造舆论，然后压迫中央接受。"看来邓力群的这种挑拨的说法被中央领导人听进去了，包括胡耀邦在内。
胡乔木曾经赞扬邓小平的谦虚，善于采纳下级的意见；例如，"精神文明"的提法就是采纳了李昌的建议，批评封建主义是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其实，理论界在李维汉之前就提出了批判封建主义的问题，只是邓小平没有重视。李维汉和李昌究竟都是老革命，而理论界的人大多没有那样老的资格，也许这就是不同？在中共的元老政治体制下，谁取得了邓小平的支持，谁就会取得胜利。胡乔木、邓力群不但成功地使邓小平相信惩罚王若水、周扬的必要，而且得到了一个胡耀邦“软弱无力”的印象。
“软弱无力”是客气的说法；直率地说是"纵容包庇".胡耀邦的温和方针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我想他不会不明白，对我们的打击，间接地是针对他的。
胡乔木带了几个“秀才”到杭州为邓小平起草二中全会的讲话去了。
9月19日晚，我去看周扬。他告诉我：薄一波去找过他，说是书记处讨论，鉴于周扬的错误态度，建议薄去找他谈一谈。薄劝周扬在即将到来的二中全会上做一个检讨。周说，我不能说马克思是错的，但我可以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薄说，他看了材料，马克思讲的是劳动异化，没有讲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他还希望周写一篇文章，"三全其美"：既对中央有个交代，又不伤害拥护他的人，还使自己过关——听起来真象做生意人的口吻。周扬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对我说："这怎么写？"[我说：谁说马克思没有说过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他们没有看到罢了。况且，马克思没有说过我们就不能说吗？周说，他已经写了一个材料，托薄一波转邓小平和胡耀邦。其中说到：1963年周在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讲话，事先曾把讲稿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当时在杭州，看后很感兴趣，打电话到北京，要刘少奇主持修改。后来毛自己也审阅修改。那个报告里采纳了王若水关于异化的解释（周说，那时主席很欣赏王若水，多次提到）。周扬把毛主席审阅过的稿子的复印件也附上了。
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周扬还曾经转述毛的话说：异化这个概念还是好的；从"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异化是普遍现象，不仅人类社会有，自然界也有；当然异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这个意思写在报告里了*.*这一点没有得到证实。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的《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这个材料中，没有这一段话。}周扬说，王元化最近去看他，说到现在要整上海，包括巴金。巴金在香港报纸（中共报纸《大公报》）发表杂感并出书，引起胡乔木的不满。有关方面酝酿提名巴金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乔不同意，说还不如提沈从文。乔还反对巴金任上海文联主席。
我还听说，胡乔木对北京的朱光潜教授也有意见。
9月22日，我到夏衍处。这是我头一次到他家。虽然夏衍对革命文艺有很大贡献，可是住房条件比周扬差多了。周扬有一座宽敞舒适的北京式的大院子，夏衍的住处却有些破旧狭校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的社会，毕竟一切待遇要看级别。
谈到周扬的处境，我问：有没有办法让哪位老同志为周扬讲几句话？例如邓大姐行不行？夏衍说：他已经找过邓大姐，刚说几句就被碰回来了。邓大姐说周扬文章是错的，小平同志都说了。
夏衍还告诉我：书记处讨论时，耀邦说，王若水的问题暂不要做结论，等他找王若水谈一次再说。这是胡耀邦去罗马尼亚之前的事。我以前只知道要谈，还不知道前面的话。但胡耀邦始终没有找我。
夏衍对异化问题似乎很感兴趣，问了我几个关于“异化”的问题。
后来我还听说（不是夏衍告诉我的）：薄一波没有转交周扬的信，但在口头上对邓谈了几句。邓听了很生气，说：毛主席赞成讲异化，这正是毛主席的错误，"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这样来的，为此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知道这是胡乔木的观点。胡乔木已经给邓小平打了预防针了，他听不进别的意见了。如果邓看一看周扬和我的文章，就会明白：我们没有说异化的意思是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而是说毛本人从党异化了，凌驾在党之上，这就是"个人崇拜".正是由于这种异化，毛才能发动"文革".“异化”是不是错，全看人如何应用这个概念到实际中。毛泽东也应用了“矛盾”的概念来为“文革”辩护，这不表明“矛盾”概念本身是错的。
9月27日，胡绩伟召集编委和理论部、文艺部的正副主任开会，讨论中宣部文艺局整理的材料《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异化的一些材料》。胡乔木嘱咐我们"议一议"，但大家都说看不懂。
那个材料整理得乱七八糟，我看材料整理者本人也没有弄懂。胡乔木把这些材料到处送。书记处的人读过卡夫卡或加缪吗？他们如何讨论？同日，《文汇报》登出了我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南珊的哲学》。文章很长，要分两天登完。我一直担心这篇文章登不出来，现在我松了一口气。我想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的发言机会了。
这篇小说描写一个“文革”时期当过红卫兵的男青年的忏悔，他在一个家庭受到迫害的女青年的影响下彻底改变了人生观。小说发表后在相当多的青年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也引起一些争议。我不能接受这部作品的非理性倾向，宗教色彩和逆来顺受的哲学。作者通过女主人公的口宣扬这样的生活态度：在暴行面前不但不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保持"内心的永远平静"，毫无鄙视、怨恨和愤怒，"宽容所有的人".我评论说：要宽容，但不是对所有的人。对林彪、江青为什么要宽容呢？为什么不要仇视或鄙视呢？如果连这种感情都没有了，那才是可悲的麻木。请对比一下恩格斯说的话。他说：既然资产阶级不把工人当人看待，那么，"工人只有仇视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我们摈弃"文革"时期的"斗争哲学"，但是并不要摈弃对邪恶势力的抗争。我们并不是要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而是要前进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不是软弱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它充分肯定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不相信救世主，它相信人民的力量。在地上的神还原为人以后，为什么又要去寻找天上的神呢？在思想从新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后，为什么又要用老的教条去重新束缚思想呢？关于小说宣扬的那种悲天悯人的历史观，我说：单说野蛮是坏事，单是谴责历史上的暴力和战争，这并没有对这些现象何以会发生做出说明。道德不能解释历史；科学才能解释历史。历史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奴隶制是野蛮的，但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文明。暴力摧毁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暴力也有革命的作用。
我在这篇评论中也有为作者辩护的地方。小说描写了一个正直的国民党军官，这遭到一些评论者的非议，说他美化了一个罪恶的国民党战犯，或者说他描写了抽象的人性。我反对这种说法，说这种人在现实中是存在的。但总的说来，我对这部小说的思想倾向是持批评态度的。
《文汇报》编者告诉我，读者对我的文章的反应是热烈赞同的。后来，许多地方转载了。但我从别的渠道得知，有的青年不满意。我想我在文章里采取了平等的、说理的态度，没有“打棍子，扣帽子”，但在这种时候，许多人自然地倾向同情被批评者，何况对方又是一个青年。
虽然批评这篇小说也是胡乔木和邓力群的意愿，但我是要说明我的观点与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的区别，并不是要取悦于胡乔木和邓力群。我在文章中继续讲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他们即使不高兴，也无话可说。
后来，邓力群在二中全会上提到了我这篇文章。他说王若水反对宣传宗教还是好的，“但也要说一句：这同他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他是一直反对宗教迷信的".这个话说得很笨拙。如果这是我的一贯观点，那有什么不好呢？我想他的意思是，这篇文章并不表明我的观点有改变。
这倒说对了。
10月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胡耀邦对日本客人田英夫的讲话。田英夫说，日本人民通过募捐向柬埔寨军民提供药品，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胡耀邦说：好，这符合人道主义精神。《北京日报》也照登了这句话。但《光明日报》、《工人日报》、《解放军报》都把这句话删掉了。
中央快要开会了，胡乔木和邓力群在加紧准备。我听说他们以中宣部的名义给政治局打了报告，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提出撤我的职。这比调动我的工作进了一步。
中央还没有决定，可是各种谣传都来了，说是谁谁谁要调到人民日报来当领导。
胡绩伟预感到一根大棒即将打下来，他很难继续工作。在10月1日国庆节那一天，他以年龄为理由向中央递上了辞呈。
各种关于人民日报的传言，弄得报社人心惶惶。一个新到报社的新闻系的研究生来看我，说：他们听到不少传闻，很关心，希望胡老师、王老师保重。又说：他们有些人议论，如果胡老师、王老师都呆不住了，他们也觉得人民日报没有什么意思了，不想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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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二中全会：整党还是"清污"？
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快要召开了，中心议题是整党。邓小平需要在会上做一次讲话，他接受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建议，利用这次机会把意识形态问题提出来。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11日，通过了整党的决定。
这个决定列举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需要整顿的问题，如党风不正，纪律松弛，组织不纯等，但放在首位的任务是“统一思想”。《决定》说："党的每一个组织和每一个党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党的政治纪律。"接着说：目前，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歪曲四项基本原则，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持抵触态度，有的甚至阳奉阴违、公开抗拒；一种是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他们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是同党的性质、纲领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容的。}《决定》还说，犯这种错误的人多数是思想问题，但是"对少数坚持错误的政治立场而拒绝改正的，不但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思想斗争，还要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看到这句话，我毫不怀疑这是胡乔木的观点。他是一贯认为党内不能允许有不同意见，否则要作为纪律问题来惩罚的。
12日上午，邓小平发表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邓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一是"清除精神污染".下面是邓小平的涉及“清污”的话：“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以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来了".”（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扬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邓的这个讲话很长，除了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外，还谈到其他理论问题，除了涉及哲学以外，还涉及新闻学和文学。可是，这些都不是邓所熟悉的领域。邓的讲话，无论从观点上看，还是从语言上看，都是和胡乔木一样的。这不奇怪，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乔木不过是借邓小平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但是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同一天，陈云也讲了话。他说："必须充分看到对外开放后带来的问题。""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本来，这次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的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这个问题在二中全会的预备会上已作了讨论，所以在二中全会正式举行的第一天（10月11日），就通过了整党决定。12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13日的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12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转而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的命运也决定了。
10月12日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我近年的言论。他说："很多错误观点，就在北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没有注意。'异化'是个怪名词。怎么来的？我来介绍一下材料。讲异化讲得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多年以来，他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邓力群对周扬也做了一些批评，但他把周扬和王若水区别开来，说周扬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的异化有根本的不同，前者的根源不在制度本身；而王若水没有这样说过。
邓力群指责说，王若水所讲的异化的一个内容就是个人崇拜。
“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个长篇发言，集中批毛泽东同志。他说，他怀疑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还反复举例，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关系来说明‘文化大革命’。听了以后，给人这么个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个人品质很坏。港台报纸基本上把他的发言内容全文登载了，还说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说政府也异化，党也异化，或者叫权力异化，政治异化，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组织，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分析，沿用这个提法，讲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和特权官僚阶级的矛盾，因此煽动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那样讲下去，很难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组织相同的结论。“
“在王若水看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只是人道主义各家中的一家，马克思主义内部也有好多家。这样讲，实际是为各种错误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敞开大门，使它们都能在我们国内、党内合法存在，自由泛滥，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使党内不能有统一的思想，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是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提供理论根据。”}接着邓力群详细地评述了我在1978年以后发表的言论。他从西单民主墙讲起，说那时王就写文章讲解放思想不能以"四个坚持"为前提条件。后来，王又反对提"坚持毛泽东思想".还有：王说过"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王反对把打击经济罪犯说成是阶级斗争，等等。他归纳出了王若水的言论中的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
邓力群对我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我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
发言人又说，王若水同志确实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理论问题上，他认为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他的思想体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体系来对待各种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鲜明的。他在文章、讲话中，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一直坚持不愿改变的。尽管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对他进行批评，进行劝告，他还是不愿改变。}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象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常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前面一份材料指责说，“《人民日报》理论版最突出的问题是不积极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甚至还宣传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作为例子，它举出：《人民日报》刊登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介绍；刊登过李洪林、郭罗基的文章。
胡乔木在这次会上施展了他的一招。他选中两篇文章做靶子：一篇是王雅林、毕治国、张奎良合写的《论社会主义社会人的价值问题》；另一篇是林伟健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探讨》。第一篇文章说："异化是社会主义一切弊端的集中表现，是对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丑恶现象所能给以的最科学的说明。"第二篇文章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是相反。"胡乔木写了"请看两篇猖狂攻击社会主义的文章"的批语，把这两篇文章的摘要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象“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
胡乔木的话虽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在当时，"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刚刚使用，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在这之前，胡乔木、邓力群是把批判人道主义作为重点的；至于"异化"，他们只是作为一个次要的问题来对待。无论是在3月8日给中宣部的电话中，在3月10日对周扬的谈话中，或是在7月13日全国宣传会议上，胡乔木都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只是说不象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这次会上，胡乔木、邓力群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并且把"异化"问题看得比人道主义问题更严重。于是，那些发表过这一类观点的人就倒霉了。胡乔木后来还批评中宣部，说这么一个重要问题，中宣部都没有发觉。胡这样批评，当然显示了他自己的理论水平高和敏锐。
参加这次会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杨献珍在会上搬出了苏联的权威观点。他说：安德罗波夫讲过，在苏联，劳动异化本身已经消灭了，但“劳动异化的后果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如个人主义。安德罗波夫讲异化，只限于这一点，这和我们党报的某位负责同志讲的异化是不相同的。杨献珍还揭发和批评了我的一些其他言论。
贺敬之在发言中说到吉林有一个被逮捕法办的青年作者，就是进行煽动，要对已经异化成为“官僚主义特权阶级”的党的领导进行斗争的*.*这个青年叫曲有源，原是《长春》文学月刊诗歌组编辑。他写过《我歌颂西单民主墙》的长诗，宣称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僚特权阶层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说共产党已经由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他在1983年5月被捕。我看过关于他的材料，他没有用过"异化"这个词。}在接着召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继续批判了“精神污染”。
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把“精神污染”和淫秽联系起来，他说，犯罪分子大多看黄色录像、淫书、淫画，而这些反动黄色的东西，又与“异化”论有关。
虽然二中全会没有提淫秽物品也是“清污”的对象，可是这个负责人这样联系也是很自然的。
大家感觉不到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危害在哪里，可是对淫秽物品的危害是很了解的。既然“污”就是“秽”，那么“清污”当然要清除淫秽。不过这样一来，“清污”就变成打击犯罪了。
另一个人说，所谓“精神污染”，就是放毒，搞“精神污染”的人实际起了教唆犯的作用。
还有人慷概激昂地提出："必须斗争，严重的还要绳之以法！"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没有谈人道主义，只谈异化。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继续说：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只得作检讨。他说：我拥护小平、陈云的讲话。小平批评了我讲异化的理论，前天小组会上有几位同志也就这个问题批评了我。这些批评是对的。我诚恳地接受小平批评和同志们的帮助。我考虑这个问题很复杂，认识有个过程。我前天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没有作修改，承认有异化，但并不是不承认错误。第一，根本问题是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只看到消极现象，对形势的估计有偏差，脑子里只有反“左”，对右的倾向看不到，因此才会轻率地、不慎重地写了一篇有错误的文章。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文章，尽管是学术性的，但也是严重的政治性问题。……第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认识不足……我是严重失职的，深感有负于党的委任。}在这些会上，受到批评的还有人民日报和社长胡绩伟。胡绩伟发表的“党报不仅要有党性，还要有人民性”的论点，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一个例子。
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没有人云亦云。他说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不应把异化问题当成中心问题来讨论。世界上许多国家共产党都在讨论异化，这是一个已经形成的事实，还是应当有人去研究这样的问题。
胡耀邦在中顾委做了一个讲话，调子还是比较温和的。他讲话的大意是：已经平平安安地走过了七年；能不能再平平安安地过七年？那时就到1990年了。我们这些人也到时候了。到87年开十三大，希望完成三个根本好转。到90年，超额完成"七五"，能否做到翻一番？……首先决定于党的首脑机关，要有清醒的头脑。我在特定的条件下当总书记，两种错误都有；如软弱涣散，我有账。
有些同志在“文革”中受过考验，表现很好，出来工作后也表现不错，为什么这次犯错误？他们对中央的观点有保留。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中央六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左倾、唯心主义、破坏民主集中。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有保留，认为没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因此找到了"异化".于是失足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夸大为一个大的问题。
书记处不会故意同谁为难。有些同志认为中央理论水平低，这是缺乏自知之明。他们的毛病是从概念出发。要解决认识问题，批评要讲究质量。首先打态度，我不赞成。给一年半年时间也不迟。}胡耀邦对周扬和我的批评，仅止于此。他的意思是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有人有保留，自以为比中央更高明，因此提出“异化”问题。这是接受了胡乔木的说法。后来胡乔木在他的文章中又重复了这个批评。实际上，六中全会决议是在1981年6月通过的，而异化问题是在1980年甚至1979年就提出来了。中央的决议也是经过大家讨论，吸收了许多党员的意见。如果中央在任何问题上都比任何人高明，那还要民主干什么？周扬的文章中还说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理论准备，这大概也使中央的领导人不高兴。
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被视为"精神污染"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共本来是应该集中力量整党的，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可是，中共党内有些人对整党不感兴趣，他们要通过打击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动摇胡耀邦的地位，并控制思想文化界。二中全会决定并没有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任务；它提出的"统一思想"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并重的。"不搞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二中全会原来决定，这个问题可留到以后召开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可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邓小平的讲话大做文章，不但使反右压倒了反"左"，而且使"清污"冲淡了整党。
这只能使那些党内腐败分子高兴。"清污"清不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通常是不发表理论文章，也不发表文艺作品的。
受胡乔木邓力群控制的《红旗》杂志，在二中全会后出版的第20期发表了一篇社论，其中说："现在，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在领导思想工作方面软弱无力，对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错误倾向，听之任之，不敢抵制，不敢批评和斗争。必须迅速改变这种同党的原则根本不相容的软弱无力状况。"另外在一篇署名的评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中说："针对精神污染的严重存在和危害，我们应该清醒而明确地认识到，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是公然对党的决定作了修改。
《红旗》的文章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南斯拉夫通讯社在10月19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危险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评论把这些表现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联系起来".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红旗》激烈攻击中国一部分文人，"他们在哲学论文中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还批评一些人"把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和人道的一类陈词滥调当做时髦并奉为圭臬。"这是自白桦事件以来"一次最激烈的攻击"."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无疑这种评论太简单化了。""显然是不容分说地对一部分文人的当头一棒"，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直接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猜测说："这次整党的方向是，旨在打击'右的思潮'，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1983年的情况，和1957年的情况相似。1957年中共进行整党，可是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为了帮助整风而提的批评意见看做是"右派进攻"，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于是，斗争矛头转移了，没有人敢向党提批评意见了。在1983年，人道主义也好，异化理论也好，都是对中共的批评，特别是对"文革"的反思。这本是和中共的改革方针一致的，也是和中共整党的目标一致的。但是"清污"口号提出后，"原告"成为"被告"，连那些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那些批评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不信任党的领导"和"怀疑社会主义"了。
10月18日，邓力群在中央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他说：“同志们一定关心周扬同志的态度。周扬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念周扬的自我批评）我认为周扬同志有这样一个态度很好。我一直把他当做党内兄长一辈的老同志看待，一向尊敬他。不容讳言，围绕3月7日的讲话，我同他发生了比较尖锐的争论。现在周扬同志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态度，我保证继续把他当做党内兄长一辈的老同志来尊敬，继续同他合作，继续向他的一切好的方面学习。"邓力群指示，在学习过程中，各单位都要清理本单位从1981年以来发表过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他重复胡乔木的话说，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是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对它的危害性要作足够的估计。他又说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首先整顿宣传部门、文艺团体，还要整顿刊物。这些可能带来暂时的不景气，但不要怕，从长期看会带来景气的。要写出一批"打硬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红旗》发表。党员拒绝批评的，要在整党中解决。
谈到“三种人”的问题时，邓力群又把郭罗基大骂了一通，说这种人在“文革”时左得反常，现在又右得反常。“过去搞现代迷信，这些人没有份？现在又批评毛主席，批评得简直不象话。……在我们理论界、文艺界，确有一些这样的人，从各方面向党吐唾沫，向毛主席吐唾沫。
小平说这些人过去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是'踢开党委闹民主'.反正要实现个人野心，自己上来。这些人仔细一查，都品质恶劣，是投机分子、冒险分子、野心分子。"谁是野心家？在那样的条件下，真正的野心家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装出一幅坚决维护党的利益的样子，靠钻营逢迎的办法，靠整人的办法爬上去。这种办法岂不容易得多，也安全得多？然而现在是胡乔木和邓力群这些人左右着局势。
10月20日，《中国青年》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纪念杂志创刊60周年。胡乔木到会讲话。他希望《中国青年》发扬过去的光荣传统，坚持正确的方向。使编辑部人员惊讶的是，胡乔木批评了关于人生观的讨论，而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他到编辑部来表示支持这个讨论的事，好象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场讨论似的。编辑部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他们只能准备检讨。
后来，《中国青年》编委会向中宣部写了检查报告，说“在抵制精神污染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潘晓讨论’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个报告在列举编辑部的错误时说到，“潘晓的信本来是一种右的思潮，编辑部掌握的侧重点却是反‘左’。甚至把《‘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文章中的正确观点，当成‘左’来批判。”还说到“在潘晓问题讨论期间，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就打过招呼，提出了批评。”
人们不知道除了胡乔木以外还有哪一位中央领导人关心过这场讨论。胡乔木在对《中国青年》编辑部讲话时是批评了《‘为自我’又岂能‘为别人’》这篇文章的，他的整个讲话精神是反“左”的，现在这变成完全是《中国青年》编辑部的过错了：他们没有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批评。
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其中要求各单位抽出一段时间学习两个讲话，检查资产阶级影响和精神污染，统一党内各部门对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通知》说，这里所说的各部门不限于思想工作部门，因其他各部门各行业以至中学生和青少年中也都有受精神污染和传播精神污染的问题，特别是黄色录像、手抄本等。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馆、工、青、妇等单位，应当作为重点。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工作组对他们的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整顿，并可以撤换或调动那里的领导人员。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实际情况。每个党员都要认真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通知》还谈到要发现、培养和提拔积极分子（这意味着要重用那些追随者）。对于错误严重而又拒绝检讨以及对中央方针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同志，要降免他们的领导职务或给予其他纪律处分。
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什么是“精神污染”，什么不是，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就象“文革”时期的“四旧”一样。我原来听到的这个《通知》的内容并没有这样厉害，我想是胡乔木、邓力群利用他们掌握笔杆子的机会，加进了“左”的东西。
各大学、学术单位都感到紧张。北京大学有的教师头一天看到报上登出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讲话，第二天就把教案抱到系里让审查。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中文系在清理刊物时，凡涉及到“异化”的论文，凡涉及到描写人性的文学作品，都要登记上报，弄得人心惶惶。某省的社会科学院党委觉得要清查的文章太多了，于是找到一个简便办法：凡是题目中带"人"字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有的图书馆觉得这么多书，实在不好清理，就采取了发信的办法。郑州市图书馆给一些出版社和编辑部发出了信函，其中说："为了禁止内容错误的出版读物流传于市，散布精神污染，毒害读者的灵魂，我们正着手对馆藏图书进行认真清理。由于种类繁多，一时不易鉴别清楚，特请您给予协助，把由您编辑出版的有严重问题的图书资料、画册、杂志等，开列出条目，说明处理要求，迅速函告我们。"在二中全会闭幕后的一个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
10月19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接着，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本来我们听说，邓小平的讲话不向党外传达，现在全国皆知了。新华社报道王震的话说："我们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和教学的理论工作者，面对上述错误观点的挑战，是共鸣、欣赏？是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还是进行批评斗争？显然，第一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第二种态度也是不能容许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要积极地开展对错误思想的批评、斗争。"王震的这个讲话稿是邓力群找人替他起草的。邓力群通过这个办法来给"清污"造声势。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内容是说有些党外人士把"黄色、荒诞、反动的"的书刊、录音录像都看做是"精神污染"的例子。一位党外人士说："一些人搞精神污染的危害性很大，如果任其自由泛滥，可能会出现帝国主义所希望的和平演变".报纸不加评论地报道这些观点就表明这些观点都是当局同意的。
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要的地位了。
11月1、2、3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
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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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人民日报
10月28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集人民日报的领导人员——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我们宣布书记处10月20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的辞职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我并不吃惊。
胡启立说：中央对人民日报的工作是采取事实求是的态度的，成绩说够，缺点说透。人民日报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在贯彻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中，在拨乱反正、平反冤案、落实政策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作用，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关于胡、王二位的缺点，也应实事求是地说清。胡绩伟同志发表“党性和人民性”的观点，乔木同志早就提出了；耀邦同志也给绩伟同志打了招呼，说他这个站不祝82年3月，乔木给绩伟写信，系统地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这封信本来要收入《三中全会以来》一书，耀邦、仲勋、任重都批示同意，耀邦还认为很重要，说服力很强，可是绩伟同志还说要继续研究，搁下了。此后又有些争论。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作了结论，说是"违反常识".最近胡绩伟同志没有再讲这个话，但不等于没有这个思想。这么多老同志都对胡绩伟同志打招呼，希望胡绩伟同志虚心考虑。当然，如果确实想不通，还可以提出，中央是实事求是的。至于若水同志的问题，涉及到异化和人道主义，我说不清楚。我开个头；下面请乔木同志说吧。
这些话是温和的。我有一种感觉：这是较多地表达了胡耀邦的意见。
下面是胡乔木讲话。他讲得很长，但这一回却不怎么绕弯子了。
胡乔木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多次讨论，才做出这个决定的。（这个话证实了我猜想的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一致。）胡乔木提到：有一次陈云说，有两件事牵涉到国家的前途，一是经济政策，一是宣传工作，两者搞不好都要"翻船".胡乔木用这个话来引起对胡绩伟和我的批评。
胡乔木把他认为的胡绩伟和王若水的老账都翻出来了。他提到的第一件事是1979年人民日报对商业部长王磊的批评（揭发王磊下馆子不付钱），那件事把万里都牵涉进去了。他说这次会上，不仅万里，还有别人，都对报社、对胡绩伟作了严重指责。"我认为这确实反常。党中央机关报，在第一版不指名地指责一个中央负责人，针对万里在国务院讲话而反驳。当然，与此有关的还有青年报，但人民日报很突出。我看后很惊讶，想不到如此鲁莽。"第二件事是“党性和人民性”。提到这件事，胡乔木就激动。
“这是个原则问题。我的信是非常客气的，非常注意礼貌，所以没有讲透。问题的实质是对党不信任。绩伟同志工作很久了，为何以前没有提出，而在三中全会以后？而且大力宣传，在中宣部召集的全国新闻会上，在中央党校，在新闻研究所，都宣传了这个观点，所以已经散布到全国。我不能说每个省报，但至少有相当多数的省级报纸，受到了这个影响。后来绩伟同志做了一个补充，说'党性来于人民性，又高于人民性'.这似乎稍好一些，但实质没有改变。
“今年我在医院约秦川同志和若水同志谈话，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若水同志说：乔木说过，'保持一致只是在根本原则上，这是有限的，其他可争鸣'.我当时答复说，这不是个别问题，涉及党的性质，党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关于那封信）绩伟同志只说，'要继续研究'.老实说，这是外交辞令！怎么采取这种态度！这种答复，不是仅仅针对我，也是对待中央集体。这种态度与党性不相容。"第三件事是，1979年，胡绩伟和王若水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取消汪东兴的人大主席团成员资格。这件事邓力群在二中全会上批评过，现在胡乔木重复批评说，这违背了党的纪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你们的观点，已经见之于行动。你们以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管党员还是非党员，就有这种权利。人大通过了某一代表的资格，你们也可以认为不正确。但你们首先是老党员，不可能不知道汪东兴进主席团是党的决定。问题实质在于党员要不要遵守纪律。”
从这里，胡乔木又提到我曾发表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在文艺领域，与其提“自由和纪律”，不如提“自由和责任”——作家享有文艺创作的自由，同时要意识到自己对人民的责任。
“若水同志在谈话中、文字中，都表示过不愿用‘纪律’这样的话，而愿用‘责任’，因为前者是外加的，后者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若水同志是共产党员，特别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如果不是这个身份，提出讨论是可以的。若水同志可能说，我是讲‘自由和纪律’不如用‘自由和责任’，这是学术问题，当然可以讨论。但若水同志有这个观点，即纪律是外在强加的，这就牵涉到哲学问题，人的内心感觉从何而来。党章规定了纪律，如果对此怀疑，认为是强加的，那么可以选择，就是离开党，这就不受约束。我并不是主观推论，因为若水同志有一次还提出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我曾当面对他说，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由于'文革'，相当一部分党员对党丧失信心，刚才的话就很明显。"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了。可见他们要把我开除出党，是早就有此图谋的。
胡乔木又谈到1979年讨论起草国庆讲话的事情（见本书第8章）。他再三提这件旧事，可见他确实耿耿于怀。
“‘讲漂亮话’，‘唱高调’，那是指的谁？为叶帅起草讲话稿，那是庄严的任务。若水同志岂不是说我们参加起草的人就是讲漂亮话，唱高调？若水同志这样发言，我想不到。"”我同若水同志的交往不如同绩伟同志那样多，但是时间很长，从解放后就开始了。我是器重他的，可是他现在对党发生了动要—这个话希望不要做恶意的解释，我对胡、王两位都有亲切的、同志的感情。党在受到如此大的挫折后，有一部分人思想上发生动摇，并不奇怪。
问题是你们两位动摇的时间太长。希望你们两位清理思想，坚定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问题对若水同志可能比对绩伟同志更困难，因为若水同志受现代马克思主义、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太深——也不仅是西欧，还有东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含泪）……若水同志已走得相当远。绩伟同志也走得不近。这种情况中央早应提出纠正的。我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说到这里，胡乔木要掉眼泪的样子，说不下去了。
“现在这个决定，是贯彻执行二中全会的整党决定所不得不采取的。决定说整党首先要整顿领导班子。……秦川同志对许多有关问题的态度也不是很坚定的，表现得相当动遥希望意识到新的工作岗位责任重大，克服弱点。也希望李庄同志实现中央的期望。"胡乔木讲完后，习仲勋、王鹤寿、邓力群、陈野萍相继讲话。习仲勋没有讲什么新的意思。
我对习仲勋有好感，我知道他不怎么满意胡乔木邓力群，可是在会上他当然要表现出中央的一致。邓力群说到，直到今天，仍没有听见王、胡两人的自我批评。陈野萍说“据我看到的，若水还有其他问题”（我想是指和所谓地下组织有联系问题）。在他们讲话时，胡乔木又作了一些插话：“我昨天看了白桦的剧本《吴王金戈越王剑》。台湾报纸评论说，《人民日报》称赞这个剧，说明六中全会决议通过后，邓派不甘心，就找此机会谴责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台湾报纸如何说就如何，但请你们注意，日本报纸也有同样的评论。”
“周扬文章的发表，前后经过，我不说了。人民日报负责同志散布：这件事事实不清，是非不明。这是什么态度！"”若水同志两次表示，人道主义是全世界的问题。意思是，中国党不能解决。全世界的说法，我们都要介绍吗？为什么要积极输入这种观念？如果若水同志仍是这种态度，只好去做世界公民了！"“全世界各种异化学说，都不能给人希望，绝大部分是悲观的。我们应有这个勇气，不需要这个假设。”
从这个会的讲话情况可以看出，胡乔木是这件事情的真正主角，而他的讲话中提到的一些关于我们的问题，也就是中央会议上议论到的问题。
越是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是显出胡乔木这种“理论权威”的重要性；而胡乔木要显出自己的重要性，也需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重视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的传统。毛泽东既是政治权威又是理论权威，而从他死后，新的领袖却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必须依赖胡乔木这样的人了。
的确，如果不是胡乔木，谁会抓住人道主义问题，特别是异化问题呢？在此之前，他还批评了中宣部，说这样重要的问题，中宣部都没有发现，是失职。
秦川说，他感到担子很重。他对胡王虽有批评，但没有尽到责任。有些错误，他也有责任；例如周扬文章，应该他负责。他又说，应当考虑胡王的过去，如在1972年，他们是受"四人帮"批判的。
胡绩伟表示他拥护中央决定，他自己早已感到工作不适应。他解释了一下他不同意胡乔木关于“人民性”的那封信的理由。邓力群插话说，胡是把报纸凌驾于党上。
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凡是我认识到的，我一定做自我批评。目前我正在学习文件和清理自己的思想。现在文化界的人道主义思潮，并不都是受我影响，我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有些是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还有别的影响，我并不都同意那些观点。我承认过，对有些文艺作品中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思想注意不够，因此我最近写了《南珊的哲学》。小平同志批评说，不讲封建主义的异化，不讲资本主义的异化，单讲社会主义的异化。现在我想写一篇讲资本主义异化的文章，或者写一篇批萨特的文章，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胡乔木说："那你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我愿意作你的第一个读者。如果我认为基本正确，我还可以介绍到某报去发表。"胡启立说：“第一步还是清理自己的思想吧，不必忙于写别的吧。”
别的人也附和。他们也许对我的态度感到惊讶，因为我不但没有谴责自己，反而首先想到写批评文章。我的这种精神状态，不符合党内的习惯。
我最担心的事是以后不允许我发表文章，剥夺我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象对郭罗基那样。
我知道，对我的批判文章正在准备之中。传说已经成立了三个写作班子，要写三篇大文章：一篇关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篇关于国内文艺作品的人道主义，还有一篇关于国外的现代派文艺。我不怕批判我，但我觉得自己的观点还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阿瑟。密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这个剧本描写了美国社会的异化现象，我很想写一篇评论。我说想写一篇讲资本主义异化的文章，指的就是这篇评论。我也很想写一篇评论存在主义的文章。我在会上那样说，就是想为自己争取一个发言的权利。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批判，在批判中阐明我的观点。我会在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现象时暗示异化现象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
但以后我终于没有写。一是中央领导人已经表示了不赞成；二是我忙于参加整党，没有时间；三是我不愿意胡乔木来审阅我的文章——他会在我的文章中加进他的观点，天知道他会改成什么样子！当天下午，报社开编委会。对胡绩伟的辞职，编辑部有不少同志不以为然；胡绩伟利用这个机会解释了他提出辞职的理由。他说：他老了，自己感到有老年病，固执，给大家造成困难。
他想有机会冷静清理自己的思想。"同志们有些误解，以为我是为个人打算，或者是逃避。
那里逃避得了？我在位置上，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报纸上再出错误就说不清。这对人民日报不利。今天会上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不辞，也是和王若水一样。""我说天地良心，我对党总的是拥护的，只是有些具体问题想不通，因此不宜搅在里面，退出为好。"我知道老胡曾在培养我作接班人。他原来的意思是，他退下来以后，秦川任社长，我任总编辑。我不知道他是否把他的这个想法对胡耀邦谈过；他只是对我作了一些暗示。在所有的五个副总编辑中，我年纪最轻，而且有一点成就，受过毛泽东的表扬。我明白，如果我规规矩矩干下去——不需要特别努力，不需要做出什么成绩，只要"听话"就行——那么，总编辑这个位置肯定是我的。然而，我对自己缺乏信心，而且如果要我在胡乔木的领导下来当这个总编辑，我也没有多大兴趣，这个官不是那么好当的。我感到我辜负了胡绩伟的一番好意。
几年以后，胡绩伟有次说：在"文革"前，他很听党的话，常受表扬，可是后来证明那些照党的指示去作的事大多是错的；"文革"后，他改变了，不是盲目地跟党走了，而是有自己的看法，结果证明许多是做得对的，可是他就经常受批评了。
一个共产党员常常要面临在服从党和自己的良知之间，在党的纪律和对人民的责任之间做出选择。我想胡绩伟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提出“人民性和党性的矛盾”是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依据的。
我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我将被迫摊牌，和这个党正面冲突；我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这一天来得比我希望的要早一些，可是我别无选择。
会上传达了邓力群和中宣部对宣传的布置，说：这些天每天都要登一点反对"精神污染"的东西，这是重点。据说吴冷西和朱穆之都问，整党和"清污"，谁是第一位。答复是"清污"是第一位。可是报社记者找了统战部，说还没有发现旗帜鲜明的人，除了臧克家、丁玲。
两天以后，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来到人民日报社，向报社全体党员宣布书记处的决定。
胡乔木再次作了长篇讲话。
胡乔木首先肯定了胡绩伟和王若水对人民日报做出的贡献，说：“绩伟同志在人民日报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人民日报的成绩同胡绩伟同志在报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样和王若水同志的辛勤劳动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两人都对人民日报做出了贡献。”
“但是，”胡乔木接着说："报纸工作中有一些缺点错误，也同他们两位的思想状况有重要关系。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有一些思想，有一些言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是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这并不是无意的，也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短时期，比方说几个月，或者说一年、两年。关键的问题，就是从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以后，胡绩伟同志跟王若水同志对这样一个问题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也影响到《人民日报》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是不积极的。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宣传，这些宣传也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简直是不正确的*."*胡乔木是指《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洪林的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这三篇文章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但胡多次表示过不满，说这是从反面提问题，等等。}胡乔木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应当代表党中央。列宁说过党的报刊要无条件地服从党。
本来，我是被免职，胡绩伟是主动辞职，情况不同，可是胡乔木不放过这个机会来批评胡绩伟，好象胡绩伟也是被免职一样。他逐条说明胡绩伟、王若水的言论如何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他批评胡绩伟在某次记者会议上的讲要研究“为什么共产党执政以后就要变”。胡乔木还说到胡绩伟在79年9月在中央党校的讲演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答案是人民伟大。党有时也伟大，但有时犯错误，那时就不能说党伟大了。党会犯错误，因此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包括报纸的监督。胡乔木批评说，这是把党报和党中央的关系弄颠倒了，党报服从党中央的宣传方针，并向人民进行教育。人民也会犯错误。提出党和人民谁伟大谁正确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党的不信任。胡乔木还批评王若水在某次会议上说过："全党服从中央。那么中央服从谁？"胡乔木认为，这样提问题就表示对党中央的一种不信任。
“我曾在北京新闻学会的成立大会上讲过：如果有哪一个人怀疑共产党的前途，但只是放在心里，那么谁也不能干涉。但如果他散布出来，就是不道德的，是有背于今天……（含泪，停顿）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道德的。每一个忠实的党员都应当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个党中央是能够信任的，是应该信任的。"关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胡绩伟、王若水对毛泽东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口头上不这样说了，但思想上是否真正解决了问题，还很难说。
“若水同志因为他对于欧洲的思想界接触得比较多，包括欧洲共产主义，所以他不只一次地宣传列宁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我承认若水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但不能算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倾向，影响了报纸的宣传。”
胡乔木详细地说到了异化问题。他说：若水同志还把异化和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说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若水到新闻研究所去演讲，不讲新闻却讲异化。新闻研究所请了一个美国教授也讲异化*.胡乔木说："我很惊讶，也很痛心。""若水同志对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没有象对异化理论这样热心宣传，他的确起了一个热烈传播者的作用，使中国加入了欧洲讨论的行列，使中国对异化讨论得很热闹。不过，这并没有使青年相信马克思主义，相反，使一些青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这位美国教授是JaniceR.MacKinon.胡乔木说的"新闻研究所"应为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有一个研究生向胡乔木打小报告，说他到新闻系后别的没有学到，只学到"异化".这件事后来引起许多研究生的不满，认为违反事实。}接着，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宣传，其效果也是这样。他念了《学习与探索》和《哲学社会科学通讯》上的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话，说："'权力异化'的结论就是推翻这个权力，还有什么别的解释？"“我不否认的确有些败类，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其总数还不是很校但能拿这些人来代表党吗？（含泪，停顿）难道党不是跟这些人作坚决斗争的吗？所以，不能随便滥用'公仆变主人'的说法。这容易引起盲目情绪，被社会上的坏分子利用。"”我曾说过，民主的权威是需要的，但还需要科学的权威。比如，大海中的航船，没有船长的指挥行吗？他不发号施令，这样的船长就是失职，就应当枪毙！"“片面宣传民主，这不是《人民日报》短期的倾向，而是长期的。纠正一次，不久又表现出来了。”
“我声明，如同我是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也是民主主义者，但不是片面的民主主义者。走马路能不靠左吗？这里没有任何'权力异化'.没有外在的强制是不行的，这是常识。"最后，胡乔木表示，希望胡绩伟、王若水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在整党的过程中加以改正，希望《人民日报》越办越好。
胡乔木在公开场合对胡绩伟和我的批评要比他在中央讲的含蓄，例如，他没有说异化是不同政见者的纲领，只说容易“被社会上的坏分子利用”。但我毫不怀疑他对我的真实态度要比他口头上讲的要严厉得多。在这次会后不久，胡乔木给我送了一份情况，说是河北一个大学生在“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污染”、“毒害”下，成立组织，出版刊物，声称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以达到消灭异化的目的。我感到稍稍安慰的是，公安机关只是说服这些年轻人解散组织，没有把他们抓起来。
这次讲话前，胡乔木在报社会客室会见了报社领导人。胡绩伟坐在胡乔木旁边，又谈起了“人民性”问题。胡乔木说，讲“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是错误的。胡绩伟说，这是耀邦同志说过的。这就是这一次胡乔木的讲话没有再提“党性和人民性”的原因。
胡乔木讲完后，邓力群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先讲完全同意乔木同志的讲话，希望人民日报搞好整党，和中央保持一致。然后他说：“我表示一种愿望，也可以表示一种想法，就是愿意来参加一部分或者某些工作，或者人民日报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同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一起合作，共同学习，共同提高，来实现党中央对我们的希望。”
会后，胡乔木同我们握手告别。他对我说："若水同志，我很愿意同你坐下来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乔木同志，你今天的讲话对我太客气了。"邓力群在散会前讲的那几句话当时没有引起报社同志的注意，以为不过是官样文章罢了。报社此后也没有邀请邓力群来“帮助”工作。后来，胡乔木不止一次提出《人民日报》归中宣部领导，要人民日报把一切重要稿件送中宣部部长审定。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邓力群想把《人民日报》抓在自己手里！《人民日报》是一个重要的阵地，胡乔木邓力群深知这一点。从1948年创刊起，几十年来，《人民日报》一直是党的忠实工具，包括在"文革"中间。但在华国锋时代，汪东兴分工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抵制了他，并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开展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这场批判导致邓小平的复出。那时，胡乔木是赞扬《人民日报》的，说《人民日报》从来没有办得这样好。现在，胡乔木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他感到《人民日报》有自己的头脑，总是不那么听他的话，而更多地追随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都想"倒胡"，邓力群还有觊觎总书记职位的野心，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迫切需要牢牢控制《人民日报》。
改组人民日报，是他们的胜利。虽然如此，任命秦川为人民日报社长却不是胡乔木邓力群所乐意的。可是他们别无他法，因为没有理由反对秦川担任这个职务，而要另外物色一个合格的中央党报负责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采取这种把《人民日报》变为中宣部下属机关的办法。
对这件事，秦川顶住了，胡绩伟也表示反对。秦川向中央作了报告，说中宣部和人民日报历来是平行的机构，同为中央直属机关，让中宣部来领导人民日报，违背了组织系统的原则。
中宣部通知秦川去开会，秦川拒不参加。经过一年的争论，书记处才重申人民日报只是由中宣部“归口联系”而不是由中宣部领导。胡乔木邓力群的意图未能得逞。
胡乔木、邓力群来到报社宣布中央决定这件事，震动了整个报社。因为是中央大首长来到，那天人民日报门禁森严，增加了警卫，铁门关闭，气氛紧张。那个时候社会上正在开展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运动，抓人很多。外面人不知道人民日报出了什么事，谣传说在抓人。
绝大多数人都对胡绩伟和我的去职感到惋惜，不少人愤愤不平。也有少数人感到高兴，这些人中包括一些追随过“四人帮”的人；另外有些人是对胡绩伟和我的"自由化"不满，他们曾多次向中央反映过人民日报的问题。
报社礼堂放映电影。我去了。在礼堂门口，人丛中很多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我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定使他们感到惊异。我听到有人小声地说："哟！他这时还来看电影！"那次的电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是个音乐片。当银幕上一个歌星唱起《我爱你，祖国！》时，我突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幸亏在黑暗中，没有人看见。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感情；我自己也有些说不清。
在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判决我和妻子离婚。在此以前，在打离婚官司期间，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住了三年。我的离婚了的妻子拒绝从原来的家迁徙，于是我只得搬出。在胡乔木、邓力群到报社的第三天，11月1日，我搬到了报社临时给我腾出的两间房子。我的老母亲、两个孩子，还有一个新雇的保姆住在一起。社科院的新闻研究所和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都在那个楼。一些研究生看见我搬家，都纷纷来帮忙。因为房子挤，我仍住办公室。
那天晚上，许多同志到新居来看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一下子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他们看到我的家空空如也，都很不平，说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些同志再三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东西。有的看到孩子的被子薄，马上送来了棉大衣。有人送来了食品。
我家住在二楼；楼上是研究生宿舍。在以后的日子里，陆续有些研究生来到我这里；其中一个名叫冯媛，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我到派出所去办迁移户口手续。一个女户籍警对我说："你就是王若水同志啊，我们业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说到你呢！"我说："说我什么？"她说："都说你宁肯不要乌纱帽，也不放弃自己的观点。"把我解职的事并没有登报，我奇怪消息怎么会传得这样广。究竟时代不同了。在过去，象我这样的情况，人们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而现在，人们有自己的看法，不盲目地追随官方。他们给我的同情和支持，使我感到春天一样的温暖。
免职是对我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解脱。我很明白，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我还要被迫做一些我所不情愿做的事。“无官一身轻”，我自由了。至于离婚，那是纯粹的解脱。
前一段时间，我处在各种精神压力之下，失眠、头昏、疲劳、吃不下饭、体重下降。虽然到北戴河休养了两周，仍然没有好多少。8月底，我生平第一次住进医院。住了十天，但并没有完全休息，我仍然要利用这个时间写东西。我一方面要向中央声辩，另一方面又要为离婚诉讼写《答辩书》，两者都很长。我已弄得精疲力竭。现在，一切已成定局，我可以放松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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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污"造成的混乱
前面已经说到，在3月，胡乔木批评的重点是人道主义，到10月批评的重点才转到异化概念；在3月，胡乔木还承认社会主义有异化，到10月，才变成明确反对把异化概念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这种变化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局面，那就是黄楠森。如前所述，黄一面批评有人“滥用异化概念”，一面又说，无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都是有异化现象的。现在开始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没有难倒黄楠森。1983年11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异化概念不能滥用》，继续批评"滥用"，说："近年来我国的报刊杂志中也经常出现异化一词，用异化来说明各式各样的现象：经济失调是异化，生态平衡破坏是异化，空气污染是异化……。这是对异化概念的滥用，是用异化概念来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又说："有些人把认识上的失误、工作上的失败、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一股脑儿说成是异化。"可是黄楠森自己在十个月前是这样说的：“生产不当，就会造成环境污染，有害人民健康。
对鸟兽乱捕乱杀，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引起严重后果。……人们只要在自己的活动中不能完全消灭盲目性，就难免出现这种对抗性的异化……“（1）黄楠森还把"异化"当做"矛盾"的同义词，这当然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对抗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一股脑儿说成是异化。"黄楠森教授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几个月之前说过什么，可是报刊编辑部可能忘了。不管怎样，这并没有妨碍黄楠森成为红人，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出席座谈会、接受记者采访，甚至还被派到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代表中国做报告。
胡乔木和邓力群都不会在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某种观点的学术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政治目的服务。
《中国青年》杂志6月份就在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开始了整顿，从第8期起提出了消除"潘晓讨论"的"消极影响"，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二中全会后，又检查了杂志近几年的工作。11月，他们做了一个检查报告，承认讨论产生了三条消极影响：一、把新形势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化、条理化了，造成一部分青年思想的混乱；二、为个人主义思潮泛滥开了绿灯，冲击了共产主义教育工作；三、使一些意志消沉的青年更加"看透了一切"，以至丧失生活的信心，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后来，总编辑被调离了。
报纸上开始了对小说《人啊，人！返闹匦屡小R恍┦芘赖淖骷易髁思焯帧V屑臀扇说鞑槌禄拿涸谀瓿踔鞒值哪谴喂赜谖囊沾醋髦械娜诵浴⑷说乐饕逦侍獾奶致刍嶂械奈侍猓ɑ嵘仙⒎⑽业穆畚摹段说乐饕灞缁ぁ贰？
销路最大的刊物之一，甘肃的《读者文摘》杂志受到了批评。甘肃省委采取了措施，对这个杂志进行全面检查；编辑室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整顿。省委报告称：这个杂志的头一条错误是“不恰当的宣传外国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十三期刊物中，先后刊登了有关外国首脑的文章三十篇，涉及近七十名总统、国王和王储等领导人物；其中根据《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材料，把主张中美建交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尼克松和卡特列为最差总统，把曾经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发动侵朝战争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称为最佳总统。该刊的另一条错误是宣传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如把《汉姆拉比法典》、《理想国》、《山上布道》、《美国宪法》等和《共产党宣言》并列，都说成“人类思想的里程碑”。再如摘录了约翰。戴。洛克菲勒的《信条》：“我相信个人的无上价值，个人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制定，不是人为法律而制定，政府是人民的仆人，不是人民的主人”等等。
这是“把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的话当做真的来宣传”。其他的错误还有描写纽约的“魅力”，说它是当今世界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个“错误”，连同报道“1979年美国人平均打了1097次电话"，都算是"宣扬资本主义文明".年底召开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会上谈到广播电视中的”精神污染“的例子有：《四郎探母》、《爱，是不能忘记的》（”同情婚外恋的小说“）、《加里森敢死队》（”情节离奇，吹捧流氓暴徒“）、《姿三四郎》（”有美化军国主义分子伊藤博文内容“）、《希腊棺材之迷》（根据惊险推理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歌曲节目中，演唱抒情歌曲多，演唱革命歌曲少；演唱外国歌曲多，演唱我国歌曲少；在外国歌曲中，又是爱情歌曲多；爱情歌曲中，又是唱离别、悲伤、绝望的多。与会者普遍感到污染与非污染的界限不好划，如：批评党内某些缺点和某些社会弊病与散布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不信任怎么区别？宣传人民的美好生活与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怎么区别？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怎么区别？
《人民日报》编辑部检查了报纸上登了一些所谓有缺点错误的文章，包括批评毛泽东的某些观点的文章，郭罗基和白桦的文章。还有，报纸登载过几条宣扬资产阶级政治家不搞特殊化的消息，如葡萄牙总统途中救人，西德总统夫人救护病人，英国大臣参加宴会自付费用等，这些也被当做不适当的例子。
周扬的日子不好过。
当他听到对我的免职决定时，曾感叹地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插话：“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己呢？”
周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胡乔木又一次登门造访，对周扬进行劝说，说只要检讨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以了结；如果不这样做，中央就下不了台，事情就不好办了。胡乔木还眼里含了泪水，大讲了一通和周扬的友情。接着，新华社来了电话，说是要派记者来采访，请他谈谈对邓小平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的讲话的想法。周扬无奈，只得同意。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表示他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并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首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性质不同的阴暗面笼统地用“异化”概念来概括、解释，这样就只是把“异化”这个概念任意扩大化，无助于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很好地注意在思想上与资产阶级的“异化”观点划清界限，以至有可能为某些别有用心，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情绪的人们所歪曲、利用，也可能使一些意志薄弱、思想动摇的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
我承认，当我读到这后一句时有些感到意外。“别有用心”的人指谁呢？邓力群曾指责我利用周扬的声望来扩大我自己的观点的影响（大概他以为，胡乔木既然可以利用邓小平，王若水当然也会利用周扬），现在他可以把周扬的话解释为对这一点的承认。
周扬的检讨使许多人失望。我知道有一个女作家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报道后哭了。她大概是觉得，如果周扬不认错，那么人道主义的主张还有获胜的希望，而现在完了，她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周扬告诉我，他收到一封青年人的信件，对他的检讨表示遗憾，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不过周扬说他并不同意这种意见。
周扬还告诉我，他在这个检讨里安了一根对胡乔木的刺。那是这样一句话：“至于资产阶级政客所讲的人道主义，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
晚年的胡乔木是一个容易掉眼泪的人，我就曾几次看到他老泪欲垂。
在周扬受到批判并作了检讨之后，暂时不能进一步对他做什么了，胡乔木觉得可以和周扬做出和解的姿态了。一天晚上，他在观看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时遇到了周扬，于是他在剧场里来了一个当众表演：和周扬拥抱。
胡乔木在二中全会发言中最引人注意的提法是说“异化”问题可以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
当时他并没有任何证据，不过，他既然这样讲了，证据自然会有的。11月10日，中宣部教育局整理了一个材料，题为《"异化"观点导致一些学生走向反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说：近两年来，"异化"观点对一些青年学生的毒害相当严重，甚至成为他们对党持不同政见的主要依据，使他们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河北大学有一个学生认为社会主义的各方面都有异化，因此串联一些学生"秘密成立非法组织，出非法刊物".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弊端往往产生官僚主义，产生于掌握政权的人手中。因此，单纯用正统的方法难以解决，必须产生一批新的实干家，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以此来改造不良的社会环境，克服那些与社会主义实质不相容的东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以达到消灭异化的目的。
11月5日，邓力群在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他说：“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面对精神污染的严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要补充一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在座的许多同志，多年来是在说话的。这表现了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问题是，大家还处在分散状态。作为党中央的宣传部，我们对同志们这方面的工作情况，了解得不够，组织得不够，还没有形成一支队伍。“
“中央要我们把理论队伍组织起来。从我们的工作来讲，也意识到没有一个队伍不行。……同志们说，人家搞精神污染，是互通声息的，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却彼此隔绝，希望中宣部采取一些办法，把大家组织起来。”
邓小平曾说在精神污染面前，理论工作者没有站出来讲话。邓力群讲这个话，是为理论工作者讲了好话。邓小平还说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队伍，这个话给邓力群一个机会，他可以担负起“组织理论队伍”的任务，乘这个机会搜罗自己的人马。
实际上邓力群正是这样做的。他网罗了一大批人到他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有不光彩的履历，以至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可是邓力群不在乎这一点。他给自己的人以种种好处。老婆户口不在北京的，调到北京来；没有房子的，分配房子；职位不高的，提级或升官；过去入不了党的，想一切办法塞进党内。这些做法有的可以看做是爱护干部的表现，可有的做法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政治上忠于他。以后，这些人被陆续安插到各宣传部门，形成了一个网络。……邓力群说，要把精神污染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制造和传播淫秽书画、淫秽录像带等等，是一种污染，但这本身是犯罪行为。对犯罪行为要按法律处理，不要同精神污染搅在一起。
邓力群有几句话是暗指胡耀邦的。他说：首先要纠正思想战线上领导软弱涣散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听任精神污染祸国殃民，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重失职的行为。
这个讲话中还有一大段涉及到我的地方。邓力群重复了在二中全会上他对我的关于“自由和责任”的言论的批评。我说过，纪律是外加的，责任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邓力群宣称这个话和我的共产党员身份不符合。如果我在入党前作这样的申明，就不能入党。
这又是一个迹象，要把我清除出党。可是邓力群在讲话中还反复强调，清除精神污染不是要整什么人，不能重复“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1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为《十分重视整党学习，提高共产党员自觉性》，其中提到："一个共产党员在本报写文章，提出要改变一个提法，把'自由和纪律'改成'自由和责任'，理由是责任是发自内心的，而纪律是外加的。"当天，我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书面说明，要求送交中央。秦川说暂时不要急于为自己辩护，到整党后期再说。他是好意，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把信压下了。
“清污”并不限于文化部门，它波及到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好象是第二次“文革”开始了。“精神污染”是个含混的字眼，没有严格的含义。什么是“污染”，什么不是，可以任人解释。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说：“‘精神污染’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北京市做出了几条规定，不准中小学生穿高跟鞋、烫头发、抹口红。这几条是可以的。可是它还有一些过份的规定，包括妇女干部不得留长发，还有各家有邓丽君、程琳的录音带的，都要上交。于是，西方音乐的磁带能不能听？爱情小说能不能看？好象这些重新成为问题。
有一个人大常委宣称，贝多芬、芭蕾舞、女子体操都是污染。
有三件事可以说明当时的气氛。一件是，有个女记者到中共北京市委采访，门房不允她进去，理由是她留着披肩发。女记者和门房争论，最后找到一个妥协办法，让女记者用橡皮筋把头发扎起来，这样才允许进去。另一件事是，北京市公安局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第三件事发生在外地。某部队检查战士看的书，发现有一本书里有一个露肩袒胸妇女的图片，当即认为是“污染”而加以没收。后来发现，那原来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像！
街上的妇女的衣着变单调了。青年人不敢跳舞了。电视上没有丰富多采的节目了。
宗教人士感到忧虑：宗教活动是不是污染？
农村中找不到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例子，于是一些乡党委和村干部就发动党员和群众“细查、细找”，找出了多少条，如“一切向钱看”、“铺张浪费”、“包办婚姻”、“早婚早育”、“重男轻女”、“封建迷信”、“奇装异服”等等。河南省南乐县梁村公社党委决定拆除鬼神庙，基干民兵在一天之内把全公社范围内的67座鬼神庙全部拆除。本来这里面许多东西是应该反对的，但这种搞运动的做法引起农民的不安，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变了，也要象"文革"中那样"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在南方的经济特区，一些外商中止了合作谈判，他们觉得中国的政局太不稳定，风险太大了。
广州人也感到压力，因为广州被说成是“污染源”。从外地开到广州的火车上贴上了标语：“警惕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损失。
党曾保证不再搞运动，可是现在实际上“清污”来势很猛，使人回想起“反右派运动”。
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社党员会议上的讲话曾批评新闻研究所请王若水去讲异化，还有美国教授也讲异化，后来上面就来调查这件事，弄得新闻研究所很紧张。实际上不是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而是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我去的。于是研究生院也紧张起来。后来查清，美国教授讲异化，是学生向他提问题，请他作介绍的，并非他存心“污染”中国学生的心灵。
新闻系找出了我当时讲话的录音，证明我讲异化也是由于学生递条子问到这个问题，我讲异化的时间是20分钟。他们又找了当时听过我讲演的学生来回忆，王若水究竟讲了些什么，这才向上面写了报告。
然而，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又从别的方面对我进行了秘密调查。除了我和“地下组织”的联系和海外关系外，还涉及我的几篇文章和讲话的时机和场合，似乎这是一个配合好了的，精心策划的行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有人去调查，去年年初那个讨论文艺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会（陈荒煤主持），有些什么言论，为甚么散发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北京还有人到东北调查：张奎良的谈异化的文章是怎么出来的？意思是想了解和王若水有什么关系。
我听到一些要进一步迫害一些知识分子的传言，那完全是“文革”中和以前的那一套。我不知道这种传言的确实性如何，但我确实知道，胡乔木曾想撤掉巴金的上海文联主席职务。当然，这个企图没有成功。胡耀邦给上海传去了信息：巴老只要不死就不能动！
胡乔木、邓力群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改革本身。
这种现象引起了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注意。胡耀邦觉得这样做是打击面太宽，而赵紫阳看到这样做对经济造成冲击。
早在10月26日中纪委的一次会上，胡耀邦就说，清除精神污染要划清界线，防止混乱。不能把某人穿花衣服、下饭馆叫"精神污染".精神污染主要是文化界、理论界的问题，党内的问题，不要扩大。方法主要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要搞"文革"的一套。
11月14日，在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讲了话。第二天，胡启立向人民日报通报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说：有两点已经电告各省市：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的特定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要严格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污染"主要指文艺、理论战线的问题，不能什么都说成"精神污染".最近有些报刊把经济工作中正在探讨的问题都批评了，这么搞下去，就干扰了经济的搞活，也影响了工农业生产，不要三个月就搞乱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清污”运动受到的第一个挫折。可以看出，在这个会议上，胡赵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胡乔木邓力群陷入孤立。胡赵的联手行动，对遏止保守派的图谋，起了关键作用。
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并非总是一致，但这是改革派内部的分歧，是工作上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胡耀邦由于他的好动的性格，往往不等一件事情酝酿成熟就轻易表态，讲话太多，难免有失；有不少话涉及经济领域，这可能干扰了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提出成立经济领导小组后，胡耀邦就不再插手具体的经济工作了。这次“清污”运动的发动，可能进一步促进了两人的团结。我听说胡耀邦曾登门拜访赵紫阳，两人交了心，谈得很好。
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是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我们要用文明的方法来纠正不文明的现象。有些外国通讯社把反对精神污染说成是一场运动。这不是一场运动，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我们相信，事情的发展将有助于消除这种误解。至于有人说我们"镇压西方文化"，那就有些荒唐了。我们历来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外来的东西：既不盲目崇拜，又不一概排斥。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发表了一篇文章：《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强调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时装以及和男青年一起跳"健康的集体舞"不能被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是放松的又一个迹象。
以后陆续有指示说，经济部门不搞“清污”，农村不搞“清污”。
11月21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议定：一、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了整党工作。
二、“清除精神污染”主要是解决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问题。什么是“精神污染”，目前有各种理解。有的人把它扩大到日常生活穿衣、理发一类问题上；有的人把它扩大到经济工作的领域中。同时也有很多谣传。我们在清除“精神污染”时，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划清政策界限，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精神污染”。请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发给各地参照执行。
三、国有些经济政策正处在实践中，处在探讨过程中。实践中出现了有错误的东西，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把它说成是“精神污染”。
四、在清除“精神污染”时，要加强正面教育。
邓力群无可奈何，为了争取主动，不得不亲自出来解释“清污”的范围、政策和界限。他在11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透露，最近中央书记处开了两次会，讨论整党和"清污"在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有关政策上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掌握一些什么界限，并责成中宣部召集新闻、广播、报纸等有关部门，讨论出一些意见来。
邓力群提到最近发生的到学生宿舍里一个个检查的事，看到有《大众电影》上的女演员像，就叫黄色的东西，看到挂历里有一、二张外国的裸体美术画，也叫淫秽物品。他还批评有的地方为了“清污”，让教员隔离审查。
这个讲话还提到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中不成功的和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今后我们要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力群透露说，书记处座谈时曾提醒说，一个是对农村的问题要注意，一个是对城市的问题要注意。现在农村已经有一些谣言，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也要批，那个也要批，这个是污染，那个也是污染。因此，在农村不提反对精神污染的口号，仍然执行原定的方针政策。我们现在在城市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不能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不成功的甚至失败的东西说成是精神污染。
有些党外人士担心，说整党不会整到我头上，可是“清污”就很难脱身。还有传言说，有几部电影要批判。邓力群安抚说，中央确定的原则，是党员从严，非党员从宽；至于批判电影，没有这回事。
邓力群这个讲话的许多内容，显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意见。当然，我想他自己也不愿意看到“清污”中出现那么多过火行为，引起群众的反感。但是那些过火的行为，正是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人自己的过火行为引起的。邓力群批评别人，并没有想到批评自己。他现在以“纠偏”的面目出现，不过是权宜之计。到了1987年和1989年，在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被赶下台时，这些左倾分子对他们的一个攻击就是没有把"清污"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决进行下去。
11月下旬，胡耀邦在访日前夕给秦川打电话，说："清除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八天。明天我去日本。我已经给二十八个盛市、区打了招呼。
11月30日，胡耀邦从日本回到北京。
12月13日，胡耀邦接见团中央及各盛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作了一次讲话，谈到不要因为"清污"就不许女孩子打扮了，不许穿时装了。他透露了书记处一些成员对"清污"的方式的不满。这次"清污"因为在一开始没有划清政策界限，所以在许多地方走了样：“走样子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左“的东西或者守旧的观点，用封建主义的观点，去对待清除精神污染。这是万里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他提得很对。一个‘左’的东西，一个封建主义的东西。前天书记处会议上，杨尚昆同志说：我们许多东西一做起来就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方式，造成很大的损失，把文物古迹都横扫了。‘文革’后，拨乱反正，已经过了五年，怎么还搞‘左’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封建主义思想的人对现代、对现代世界各国的东西都看不惯，还要把社会生活拖到一百多年以前去，拖到封建秩序方面去。”
12月14日，胡耀邦对新闻界的几个负责人秦川、吴冷西、穆青谈话。胡首先谈了整党问题，说关键问题是搞掉不正之风，现在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相当厉害。这次整党要换掉一些干部，选拔一些年轻人。谈到"清污"，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后要用长时间来解决。前一段急了一些，走了点样——我不用“偏差”这两个字。本来小平同志说得很清楚，是指思想战线，特别是理论界，要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放毒，后来却把矛头指向社会、人民。乔木同志和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本来这件事我在出国前讲过几次，在中纪委、中顾委都讲过，还叫胡启立向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打电话。有人说我们的政策变了，收了；没有变，没有收。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我历来认为，政治思想战线问题不能用表态方法来解决。我们都是“文革”过来的，好比笼中鸟，还不会飞。知识分子敏感，容易惶惶然。看来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污”为何会走样？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我看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太无知，过去打仗行，搞四化不行。老干部不能打倒，但要让位，让三、四十岁的人来。
“清污”主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昨天我在团中央讲了衣着问题。今年棉花大丰收，八千万担，穿好一点有什么错？报纸不要再用“怪发型”、“奇装异服”的字样。音乐，过去提倡进行曲，当然对；但每天“前进”也不行，总要有点轻音乐。不能采取封闭的办法。世界各国只禁止色情的东西。电影不能随便禁止，越不准看越要看。只有增加免疫力。
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这在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老干部中一些人对翻两番没有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报上改革的声音比较淡保整党要解决思想统一，就要解决信心和精神状态的问题。什么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关键是经济。异化、人道主义到底有多少人看？主要是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几篇就可以了。
当前要宣传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宣传在这中间起核心作用的老一辈（小平、陈云）。不要孤立地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反而不利。九月份我对郁文等人谈，就讲到要吸收历史教训，还说到这件事是常委同意了的。小平在党中央集体领导中是核心，还有陈云。但邓、陈，还有我，总有一天不在人世。你们现在这样宣传，小平也不赞成。以后别搞题词了。
胡绩伟坦率、耿直。主要缺点是理论底子不够，偏激。他顶过我不止一次了。我看不能说他完全和中央不一致。“人民性”问题，我看他站不祝王若水太骄傲，自以为了不起，好象只有他才能发现中央不能发现的。说老实话，中央并没有从王若水那里得到什么。
六天以后，1983年12月20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说：“上次关于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思想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理论战线、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变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万里：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也不要提了。什么”自由化“，说不清楚；以后提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腐蚀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遗毒，就很够了。）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
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胡耀邦这些讲话表明他关于“清污”运动的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所以这是胡乔木、邓力群的挫折。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显然是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
以后我听到传达解释说：小平同志并没有说过“清除精神污染”；他说的是“不搞精神污染”。
我还听说，邓小平批评邓力群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汇报是“谎报军情”*.*1984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切莫"谎报军情"》。其中说，有人"在一些向上报的材料中，断章取义，夸大渲染，以偏概全，任意裁剪，强加于人".又说，这可能是为了邀功、讨好，但"也不能排斥个别的还可能出自更为卑劣的动机".还可以注意的是，题目中的"谎报军情"四个字是加了引号的。这篇文章可以作为邓小平讲过这种话的旁证。
后来胡耀邦还说，从开始起，大约有二十七天时间，没有按小平同志指示做。小平主要是讲文艺、理论，后来扩大到全社会，这就不对了。幸亏中央发现得早。现在不能象前一段那样搞了；今后要正面强调精神文明。但也要肯定前一段的必要性，否则搞黄色东西的，搞自由化的人又要翻过来了。
这个讲话还暴露了在宣传邓小平的问题上他和胡乔木邓力群继续有分歧。后来，在1984年1月17日的一个讨论整党问题的会上，胡耀邦还说：今后不要搞"大树特树"某人权威。威信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小平同志为何威信高？不是人为树立的。可是对这些意见，胡乔木、邓力群是不听的。
胡耀邦对胡绩伟、王若水虽然作了批评，但一句也没有说到我们搞自由化。谁都能感觉到，他的态度和胡乔木邓力群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在这次传达后，报社不少同志提出应当按照耀邦同志的口径来重新审理胡、王的问题，出现了一次小的回潮。后来，薄一波为此还把秦川找去，作了批评，意思是说他不该这样传达。
胡耀邦大概也受到了保守派的攻击，说他纵容和包庇了自由化。我听说他曾在中央的会议上表白说，从1980年以来，他就有意识地回避和《人民日报》发生过多的关系，还说自己和王若水以前并不认识，后来也很少直接接触。其实，他作为总书记，本来是有权力也有责任来领导人民日报的。这次他之所以谈到胡绩伟和王若水，我听说是因为有人向中央告状，说人民日报的整党走过场，包庇胡、王两人。他说王若水骄傲，大概指1980年我在中宣部的一次发言。那次我说的是理论界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中央采纳了。这是事实，例如严家其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废除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问题，就被中央采纳了，这是让华国锋下台的一个理由。我并没有说我自己。我不知邓力群是怎样汇报的。但邓力群在1983年8月6日曾经对"华北六报会议"的部分负责人有一个讲话，其中说到中央的决策并不是哪一个工人、农民或者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个别同志甚至说，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整套正确办法，是理论界走在党中央的前面，理论界提出理论，制造舆论，然后压迫中央接受这些意见……"看来，邓力群很可能就是这样向胡耀邦汇报的。我想我还没有骄傲到说"一整套正确办法"和"压迫中央接受"的地步。我没有说"理论界走在中央前面"；我说的是"理论界走在前面".但我觉得，即使说"理论界走在中央前面"也不见得就是骄傲。不过，我也没有写信向胡耀邦作解释。
但不管怎样，从这时起，“清污”运动就如强弩之末，失去了最初那种吓人的气势了。
周扬没事了，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
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象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是别人批评他的话，现在他用来作为一种一般的告诫。“相信党”——这个“党”是抽象的。在这样的理论问题上，谁代表党？邓小平吗？可是邓小平是听胡乔木的，“相信党”实际上就是相信胡乔木。难道周扬真以为，他不可能比胡乔木更高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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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的批判文章
当邓力群1983年4月在中宣部布置编辑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资料时，他就是在为批判做准备。他希望理论工作者能写出有份量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消除周扬、王若水等人的影响。二中全会后，1983年11月，中宣部召开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提出了160多篇文章的选题。从那以后到1984年1月初，全国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已达二百多篇。虽然如此，真正说得上高水平的论文还没有出现。
看来，还得主将亲自出马了。
从1983年10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一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象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胡乔木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
邢贲思本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从理论上说，他不仅是周扬和我的对立面，似乎也应该是胡乔木的对立面。现在胡乔木不但没有象对待汝信那样授意邢贲思做自我批评，反而邀请邢贲思来帮助起草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文章，来批评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王若水和周扬，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胡乔木看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一面可以利用的旗帜，他必须把这面旗帜从别人手里夺过来。他需要一批意识形态专家帮助他做这件工作，至于这些人内心是否真正相信他们要写出来的东西，这并不重要。在他们组成写作班子，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之前，结论已经有了，那就是必须证明王若水、周扬等人是错误的。
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但总是不满意，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但最后总算完成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做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题目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他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他对参与起草的同志表示感谢，也感谢帮助了这项工作的北京的八个单位，即：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他说，这篇讲话稿的完成是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当然，如果其中还有什么错误和不恰当的地方，应该由他负责。
两个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轮流代念胡乔木的讲稿（周扬上次讲话是由一个播音员代念）。
胡乔木首先区别了人道主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他说：“应该看到，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或部分归结为人道主义。”
这个讲话的内容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实际上，前两个问题并不是争论的问题；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争论的问题，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
关于第一个问题，讲演人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它们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才找到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并在它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他继续说：不论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胡乔木有时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的历史唯心主义”）。跟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因为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题的科学解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社会的革命才得到科学的指导而取得胜利。
胡乔木认为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在于：一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出发来说明社会”；一是“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来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等”。
在这里胡乔木着重批评了王若水提出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
胡乔木说的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我早在二十年前起草《批判人道主义》那本小册子中的《关于人性问题》\小号字（1）这一章就阐述过了，而且比胡乔木详尽和深入。胡乔木似乎认为，我主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就意味着我是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他回避了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句话，这句话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成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总之，胡乔木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也不能把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这里胡乔木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认为它是自相矛盾的。
谈到第二个问题时，胡乔木批评了“人的价值”这个现在“很时髦而又被弄得很混乱”的概念。他说所有赞成人道主义的文章作者都犯了类似错误，就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无产阶级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比做树根和树叶的关系；树没有叶子不行，但是没有根更不行，所以说根深才能叶茂。正是由于这个简单的真理，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只有在人民的价值中才谈得上每个个人的价值。
讲演人指责说：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是目的”一类口号，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还会影响一些人去“怀疑社会主义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
谁也不应该脱离这些建设和斗争，在尊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似乎社会主义制度一经建立就应该无条件地保证实现这些要求，否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人性’，那样做，除了鼓励个人主义、涣散人心外，能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吗？“
胡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作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才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这是他在讲演的第三部分论述的观点。他说，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时把这种含义的人道主义也否定了，这是不对的。今天我们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道德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的价值，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的宣传。”
在讲演的最后一个部分胡批评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现象的说法。他说，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把异化变成了“永恒的、可以无所不包的抽象公式”，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混为一谈”。
有些同志把经济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对客观规律没有认识而犯了错误、干了蠢事，说成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更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像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
这里胡乔木的本意是批评周扬和王若水。周扬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王若水的文章也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的异化现象。
但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黄楠森。黄楠森1983年3月11日会上的发言中，在谈到异化的普遍性时，所举的例子，大部是经济领域的。至于滥用异化概念，说任何错误都是异化，这不是别人，而是黄楠森。照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不能避免异化，是因为到那时人仍然会犯错误，"当人们犯错误的时候，就会产生事与愿违，反对自己的恶果。"其实，按照他对异化所下的定义，即使没有犯错误，也会有异化的，因为"异化"的概念比"错误"的概念大得多："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这才真正是把异化概念"滥用到无边无际的程度".可是，黄楠森的这个发言得到胡乔木的赞赏。后来《人民日报》奉命在1983年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登出了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当时是作为正面文章宣传的。不到一年，胡乔木就把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支持过的黄楠森的观点当做周扬和王若水的观点来批判了。
*周扬和我都没有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异化现象，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现在我倾向于相信，说未来社会的人类将一劳永逸地消灭异化，这恐怕是一种空想。但我不同意说任何错误都是异化，异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此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异化的理由。
演讲人下结论说：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思想，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不仅会引起思想理论的混乱，而且会产生消极的政治后果。
胡分析了这种思潮的背景：“就国内的背景说，是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一种反动”：“就国际的背景说，它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界（包括西方的‘马克思学’的学者和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说，虽然宣传人道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人是很少数，但是，“要看到这些错误思想的腐蚀性和蛊惑性，不能低估它们的影响。”
演讲人把人道主义了解为伦理原则，显然是采纳了苏联教科书的说法。但不仅此而已。胡乔木没有告诉公众的是，他本人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也受到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法国的路易。阿尔都赛（LouisAlthusser）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也反对把人作为出发点，认为成熟的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道主义；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执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即道德说教。胡乔木的写作班子里有些人专门收集各种资料；他不用费什么气力就可以了解到全世界关于这些问题的重要观点。
报告中指责说：对于过去的灾难，我们党已经做出历史总结，可是有些同志“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
胡乔木又忘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出来；何况这个决议只是作了政治结论，而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是从哲学上总结过去的教训。
胡乔木还说：由于理论工作者未能阻止这股思潮的蔓延，以至“党中央不能不出来讲话”。
“问题牵涉到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象是代表中央来给人道主义思潮下政治结论，没有讨论余地。
在1980年8月，当《人民日报》发表汝信文章时，胡乔木本来是赞成讨论的；到周扬作报告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
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黄楠森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黄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报告的结尾时，胡乔木又表示赞成讨论了。他谦虚地说，他今天的讲话“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什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
一般来说，首长讲话最后总有这样的话：“今天讲话中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这已成了一种套话，谁也不会当真。可是胡乔木这一段话不象官样文章，说得情恳词切。当时我坐在台下，感到这些话好象是特别对我说的。果真如此吗？
在这个报告中，胡乔木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他刚刚以裁判的姿态讲了一大通；现在，他又表示，他只是讨论的一方。他既是参赛者，又是裁判。这样，他是稳操胜券的。
他的态度为甚么会这样变来变去呢？
原因很简单：周扬的报告受到了欢迎，如果那时开展讨论，肯定是赞成的观点居多；现在胡乔木的报告出来了，改变了形势，他估计赞成自己的会成为多数了。胡乔木的“欢迎争论”不过是装腔作势；他真正希望的所谓讨论是对自己的喝彩和对对方的批判。
但不管怎样，他有这个表示，我还是高兴的。我不怕受批判；我只怕被取消答辩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原先胡乔木把文艺界的人道主义思潮看得很严重，要大张鞑伐的样子，这一次却对文艺界几乎没有什么批评。胡用安抚的口吻说：我们只反对在文学艺术中和文艺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或者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艺作品中表现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或者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的描写。此外，原来对现代派的问题也批评得很多，几乎要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并列的样子，现在也不提了。胡乔木集中力量对付我和周扬，特别是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似乎是诚恳的，讲演过后，他的秘书送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遵乔木同志嘱，将他在党校的讲话送上一份，请你提意见。个别谈话或写成书面都可以。”同时，胡乔木讲话稿的写作班子里的主要成员之一郑惠也来电话，征求意见。我表示，处在我的位置，要来提修改意见是不方便的，而且我还需要仔细阅读的时间。初步意见是：讲演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我很拥护；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提法却需要再考虑。世界上许多共产党都是赞同这个口号的。现在说，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样一来，就不仅是批评了我们这些人，而且批评了外国共产党。一般人发表这样的观点没有什么关系；胡乔木同志发表这样的观点，就可能使我们党卷入同外国共产党的争论。目前对这个问题下结论似乎有些匆忙，还是回避为好。
过了两天，郑惠通过电话告诉我：你上次提的意见，已转告乔木。乔木同志说好，这个意见可以考虑。
我问：听说这篇讲话要发表，是真的吗？
郑惠说是，而且是最近。
我很吃惊，说：“我原以为这篇文章将先在内部发表，展开讨论，没有想到马上要公开发表。
我的意见仍然是，这样太匆忙了。这篇文章，说得不客气一些，有些地方连逻辑都值得推敲。
郑惠说，恐怕实际上是很难的。他告诉我，胡乔木的文章预定在1月20日发表。
时间很紧，我以为不会再征求我的意见了。可是到20日，文章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上午，郑惠来电话了，说他和邢贲思想下午来看我，当面听取我的意见，特别是那篇文章的逻辑问题。我知道上次说漏嘴了；我用"不成熟"这样比较笼统的字眼就好了，也客气一些。我说不必了，我的意见也不成熟，还要再想一想。郑惠在电话里对我客气了一番，说乔木认为我对人道主义是很有研究的，对征求我的意见这件事很重视。我说：你们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就写个书面意见吧。
放下电话后，我想：人家请你提意见，你不提，发表以后再提就不好了；可是要提的话，人家是批我的，叫我怎么提？
但是第二天，我还是给郑惠去信，补充提了一些意见。我说：听说乔木同志认为我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意见可以考虑，可是我恐怕文章的问题不是仅仅删去一两段就能解决的（这里我用胡乔木评论周扬文章的话来回敬胡乔木）。这牵涉到是否可以区别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和伦理原则两个方面的含义，整个文章是从这里立论的。
文章提出“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两个问题来争论，我觉得是转移了论题。三年来学术界争论的，并不是这两个问题，而主要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决了“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不等于就解决了主要争论。我也承认要依靠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继续前进，但我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这并不是要“补充”或“纠正”马克思主义（那是萨特等人的说法），只不过是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我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不仅是伦理原则，而且有“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内容，这不是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完全代替的。关于“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命题，我在这里说的“人”是指社会的人、现实的人，这在我的文章里交代得很清楚。因此，希望针对这一点来批评。用许多篇幅来阐述抽象的人不是出发点，这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的文章也批评了费尔巴哈）。我引证过《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如果文章能够具体指出我对这句话的解释和马克思的原意有什么不同，那将会使更多的人心服，包括我。至于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这和我说的并不矛盾。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最后我说：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做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做结论，这样岂不更好？——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
我提的这几条，都是胡乔木很难修改的。我并没有把对这篇文章的全部意见说出来。我想，既然胡乔木在批我，我为什么要给他出主意呢？他想在文章发表之前知道我的意见，这样对某些不妥的地方还可以修补，而我却要在他的文章发表之后公开反驳。我们是比赛场上竞争的对手。他有一大批助手和参谋，而我是单枪匹马，这个竞争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不是他的教练，我没有义务把我看到的他的弱点事先告诉他，帮助他进行防御。何况，他对我并非善意。实际上，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改几处的问题。胡乔木如果真愿意听取我的意见，那就应该暂缓发表；如果他不听，那就要准备应付我的反击。
胡乔木声称他赞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引他为同志。可是胡乔木不这样看待我们；他要把我们作为主要对手。要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中国生根，首先要批判反人道主义和非人道主义的现象，肃清左的思想流毒，这应当是主要任务。胡乔木对这个没有兴趣，他只对批判也是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有兴趣。我们对现实中反人道和非人道现象的批判，被他说成是煽动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我们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阐述，被他说成是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对我们没有半点肯定。相反，他把那些批判人道主义的人视为同道，只是轻微地责备他们不该连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予以否定，那意思只是防止授人以柄。这样一对比，就暴露他实际上是站在哪一边的。在党的领导人中间，胡乔木首次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使得这个口号成为合法的，这本来可以是他的功绩。
这个口号的提出，本来应该标志着价值观念的转变；可是胡乔木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解释成官方意识形态提倡的伦理道德，包括“学雷锋”之类，这就表明他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把老一套的东西贴上新的标签而已。胡乔木要把这面旗帜夺过来，而他只是把它变成一面防御的盾牌。
胡乔木曾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的确，他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目的，和我们是不同的。他在1982年10月在《人民日报》说到，如果号召人们起来为人道主义而斗争，这和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的"思路"是不相同的。那么他的思路是什么？我们批评现实中的反人道和异化现象，是为了推进改革。胡乔木把这种批评说成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老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们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宣称问题只在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人们，"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总之，胡乔木讲精神文明，包括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背后是有一个保守的政治目的的，是对改革开放的抵制。
秦川也不想发表胡乔木这篇文章。他要我替他起草一封短信给胡耀邦，建议这篇文章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已经没有用了。书记处已经讨论通过，决定胡乔木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月刊》登出，然后由《红旗》和《人民日报》同时转载。习仲勋给秦川来了电话，劝他不要对乔木文章说三道四。
那天晚上我出席了人民日报对外国记者的招待会。这是为了欢庆即将到来的春节，邀请的都是一些外国共产党报纸的记者。这些记者都流露了对“清污”的不满。意大利《团结报》记者说，他赞成清除空气污染，但不懂得书本怎么会污染。法国《人道报》记者表示赞成这个意见，说应当有讨论的自由；他还对大批枪毙刑事罪犯提出意见。秦川说：感谢他们的坦率。
外界对清除“精神污染”有误解。我们不会象过去那样整人。今天胡绩伟、王若水两位不是都来了吗？
郑惠来电话，说：乔木还在改那篇文章，因此要推迟两三天发表。我的信已经转乔木了。乔木表示：王若水可以写答辩文章，至于在何处发表，当另行考虑。
我觉得这个口气和公开表示的不同。在讲演中，胡说的是“欢迎”争论；现在他说的是“可以”答辩，似乎有一点勉强。而且，看来这种文章也不能象他的文章那样，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
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其实他并不想争论继续进行下去，他是想用他的文章来统一思想。他有理由自信：他集中了党内一些最好的理论工作者和写作能手来起草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和稿子完成后又多次邀请了党内外的专家座谈，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他自认为，他这篇文章是驳不倒的，而且，未必有人敢出来反驳。公开和一个政治局委员争论，这样的事还没有过。政治局委员发表文章是要经过党中央讨论的。胡乔木的文章不仅经过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胡乔木曾经那么卖力地宣传过邓小平的著作，现在，他理应得到回报了。邓作了如下的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我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不过即使他看了，也不会作别的批示。他很信任胡乔木：胡乔木写的还能不好吗？邓小平既然说了“写得好”，就使这篇文章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即使他加了一句“允许辩论”，很少人会认真对待。
1984年1月，胡乔木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上发表。1月26日，这篇文章在《红旗》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我在前面说到的，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
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乔木这样一改，就在无意中使一个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这就是汝信。因为在十几天之前，汝信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对自己关于人道主义的论点，包括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术语做了自我批评。批判周扬开始时，胡乔木向汝信打过招呼，叫他不要紧张，“这不是针对你的”。这个话表明，胡乔木并不是要批判什么错误的观点，他所针对的是具体的人；同样的观点如果是别人发表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保护汝信过关，也为了对我施加压力，胡乔木授意汝信写了这篇自我批评，经过胡乔木审阅修改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2）。他是否忘记了，在1980年8月他还曾高度赞扬过汝信为人道主义翻案的文章呢？
现在胡乔木的说法又有改变，汝信怎么办？幸而胡这一次宽大为怀，没有再叫他做检讨。
胡乔木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可以变来变去，但别人的看法和他不一致，那就不允许。我曾把周扬文章和汝信文章加以对照，发现论点是一样的。周扬在1983年3月关于人道主义所说的话，汝信在两年半前已经说过了。胡乔木要否定周扬，只好连汝信也否定；而他否定汝信时，也连带否定了自己。不过胡乔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文章或言论，广大读者并不知道。他在叫别人承认"错误"时，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他永远是正确的。
胡乔木对他自己这篇文章很重视。他是党内的大手笔，写过无数文章，但绝大多数是党的文件、报纸的政论或者代表官方的讲话。他自己署名或署假名的文章多是一些短文。1951年他发表过一篇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后来印成了小册子。那本是为刘少奇起草的准备庆祝党的生日的讲话，毛泽东要胡乔木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那可以说是历史著作。别的谈得上学术性的东西就不多了。现在他要靠这篇文章来显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修养，在晚年再一次提高他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地位。胡乔木显然对这篇文章洋洋得意。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付上一纸便笺：周扬同志：近日写了一首小诗，谨以奉呈。
祝春节安好。灵扬同志并此问候。
胡乔木一月二十六日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