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体……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56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1944年9 月5 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80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3 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 ）全部收藏都保存下来；（2 ）销毁一部分；（3 ）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1944年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48岁以后还生育了3 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3 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1941年5 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1 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 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 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6 分钟到第10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11分钟到第30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对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200 人中约有80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1942年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1942年10月10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1942年9 月10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53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60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3 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活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5 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以后，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试验的办法。于是这3 个医生就给空军写了一份长达32页的绝密报告，题为《人体的冷冻试验》。1942年10月26日至27日还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德国科学家会议来听取和讨论他们的试验报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根据“医生案件”中的证词，当时有95名德国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医学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虽然这3 个医生使大家毫无疑问地知道试验杀害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霍尔兹洛纳教授和芬克博士这时退出了试验，但坚持不懈的腊彻尔博士仍然独自坚持下去，从1942年10月一直进行到第[988] 二年的5 月，除了其他试验以外，他还要进行一种他所谓的“干冻试验”。他在写给希姆菜的信中说，在奥斯威辛进行这种试验要比在达豪适合得多，因为那里更冷，同时因为那里地方大，在集中营内引起的骚动可以少一点。（受试验者在挨冻时要大喊大叫的。）
由于某些原因，改变地点一节未能实现，因此腊彻尔就在达豪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巴望着来个真正的严冬天气。
[1943 年初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 感谢上帝，达豪又出现了一阵突然的严寒。一些人在户外21度的气温下呆了14小时，他们的体温落到77度，身上出现冻伤……
在“医生案件”中，证人奈夫又用外行话描述了他的上司所进行的“干冻”试验。
晚上，一个囚犯被赤身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身上盖一条被单，每小时往他身上泼一桶冷水。这个受试验的人就这样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都记录了下来。
后来腊彻尔博士说，给受试验者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将来，受试验者身上绝不要盖任何东西。下一次又用10个囚犯来依次进行试验，他们一个个都被脱得精光。
当囚犯们慢慢冻死的时候，腊彻尔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断记录着他们的体温、心脏活动和呼吸状况等等，受难者的悲号不时划破夜晚的沉寂。
[ 奈夫向法庭解释道] 起初腊彻尔禁止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这种试验。但是受试验者的狂喊乱叫，使腊彻尔不对他们施行麻醉就无法继续试验。
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的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冻死——希姆莱说，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如果是勇敢的德国飞行员和水兵们（这些试验表面上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中，则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于是，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腊彻尔博士便在达豪对那些“活人豚鼠”进行所谓“回暖试验”。他想知道，要使冻僵了的人回暖起来，并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么办法最好？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他那伙忙忙碌碌的科学家提供“实际”解决办法方面，从来是不落后的。他向腊彻尔建议，可以试用“动物的体温”来回暖，但这个医生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他写信给这个党卫队头子说：“用动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莱坚持要说服他。
[ 他写信对腊彻尔说] 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结果。
腊彻尔博士虽然有怀疑，但他不是一个敢漠视党卫队头子的建议的人。
他立即动手进行所有试验中最荒诞的“试验”，并且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详细记录。4 个女犯从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集中营被送到达豪来给他。但是，在这些被列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个使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上司汇报说：在指派给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现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欧民族的特点……
我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情愿当妓女，她回答道：“为了脱离集中营。”当我表示反对说自愿做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时，她对我说：“在妓院里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里关半年强……”
当我想到一个外表看来纯系北欧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种族的集中营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时，我的种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为此，我拒绝用这个女孩子来进行我的试验。
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头发不那么金黄、眼睛不那么碧蓝的女人。他的研究结果于1942年2 月12日写成一份“秘密”报告，送呈给希姆莱。
受试验者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冻——穿着衣服或是脱得精光——他们被浸入不同温度的冷水里……当他们肛门温度到86度时，就被从水中移出。
在8 次试验中，我们把1 个冻僵的男人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中间。指示这两个女人尽量紧挨着蜷伏在冻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后用毯子把3 个人盖起来……
受试验者一旦苏醒过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失去知觉，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贴近女人的裸体。
然后，他们的体温逐渐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紧裹下的回暖速度几乎完全一样……有4 个受试验者发生了例外的情况，他们在体温达到86度至89.5度之间时，进行了性交。性交以后，他们的体温迅速上升，同用热水洗澡差不多。
腊彻尔博士发现，一个女人使冻僵者回暖的速度比两个女人还要快，他对这一发现颇感惊奇。
我认为这是因为用一个女人来回暖，就避免了那种个人的抑制，她会更紧地贴近冻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知觉特别迅速。只有一个人没有恢复知觉，只是稍稍有点回暖。这个受试验者出现脑溢血的症状后死去，解剖的结果证明确实是脑溢血。
概括说来，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得出结论说，用女人来使“冻僵了的”男人回暖，其“进程非常缓慢”，用热水洗澡的办法更有效些。
[ 他总结说] 在受试验者中，只有那些身体状态允许进行性交的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回暖，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从“医生案件”中的证词看来，有300 人被用来进行了约400 次“冷冻”
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除极少数例外）后来都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腊彻尔博士本人没有出席这次审讯作证。他继续进行他的血腥的新试验，为数之多，不胜枚举，直至1944年5 月同他老婆一起被党卫队逮捕时为止。他们被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为了他那些杀人的“试验”，而是因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们的子女的出生问题上进行了欺骗。这种欺骗行为是崇拜德国母亲的希姆莱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经真的相信，腊彻尔太太是在48岁那年开始先后生育3 个孩子的，当他知道这些孩子是拐骗来的之后，他大为震怒。于是，腊彻尔被关进了他所熟悉的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牢房，他的老婆则被押往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这个医生曾经从那里得到许多妓女来进行“回暖”试验。夫妻两人都没有活下来，据信他们是希姆莱本人下令处死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否则，他们可能成为尴尬的证人。
这样尴尬的证人，确实有一些活下来受审了。其中有7 名被判死罪并已被绞决，他们直到最后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杀人试验是为祖国服务的爱国行为。“医生案件”中唯一的1 个女被告赫塔·奥伯休塞博士被判20年徒刑。她承认曾给五六个被关在腊文斯勃鲁克的波兰妇女（一共有几百人）注射致命的毒针，使她们受到各种“试验”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尔尼那样想使千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医生被宣告无罪。有几个人表示悔罪。在第二次审讯这些医界败类时，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艾德温·卡成仑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大声说：“你已经在我的前额刻上了该死的标记。任何一个医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应当处死。”
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发生了一件报复行动：新秩序的匪首们因为屠杀被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报复。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领、38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杀。这个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对冷酷的眼睛的恶魔警官，是“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占领区中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
日夜图谋取得更大权力并且阴谋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莱的海德里希，在他的其他许多职务之外，又谋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的职位。前任“保护长官”，那个可怜的老牛赖特于1941年9 月被希特勒用长期病假的名义赶走了，海德里希代替了他，占据了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古堡——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所在地，但是，他在这个宝座上没有坐很长久。
1942年5 月29日的早晨，当他乘坐敞篷的曼赛德斯牌竞赛用汽车，从乡村别墅驶往布拉格的古堡时，一颗英制炸弹向他投来，把他的汽车炸得粉碎，把他的脊椎骨也炸断了。这颗炸弹是两个捷克人投掷的，他们一个叫扬·库比斯，一个叫约瑟夫·加拜克，属于当时在英国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空投下来的。他们有执行这个任务的良好装备，在施放烟幕后逃走，并且得到了布拉格的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神甫们的掩护。
海德里希于6 月4 日伤重身死，接着，德国人就进行野蛮的报复。为了他们的英雄之死，按照古老的条顿民族原始仪式，一场地地道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根据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有1331名捷克人，其中包括201 名妇女，被立即处死。真正的刺客和120 个隐藏在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的捷克抵抗运动成员一起，被党卫队包围起来，杀得一个不剩。然而，由于这个反抗主宰民族的行动而受害最深的，还是犹太人。他们之中有3000人被赶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照顾的”犹太人隔离区，运往东方被消灭。在爆炸的当天，戈培尔就在柏林的少数尚未被捕的犹太人中逮捕了500 人；在海德里希死去的那天，枪决了其中的152 人，以示“报复”。
但是，在海德里希之死所引起的后果中，离布拉格不远的克拉德诺煤矿城附近的利迪斯村的命运，也许是文明世界所最难忘却的。在这个和平的小村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野蛮屠杀，原因只不过是为了杀一儆百给被征服的人民看看，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杀害一个征服者。
1942年6 月9 日早上，有10辆大卡车满载德国保安警察，在马克斯·罗斯托克上尉的率领下，到达了利迪斯，包围了这个村庄。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这个村庄，只许外出的村民回来。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因为吓怕了，想偷偷逃走，当场被枪杀。有一个农妇跑向村外的田野里，背后中了一枪身死。全村的男子都被锁在村长霍拉克的谷仓、马厩和地窖里。
第二天从天亮时起一直到下午4 点钟，他们被押到谷仓后的花园里，10人一排，被保安警察的执刑队枪决。在那里处决的共有172 个男子和16岁以上的青年，此外还有19个男村民在大屠杀时，正在克拉德诺矿场里工作，后来被抓到后在布拉格处决。
有7 个妇女在利迪斯被捕后，被押到布拉格枪决。这个村庄的所有其他妇女，一共195 人，都被运往德国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在那里，7 人被毒气毒死，3 人“失踪”，42人被虐待致死。有4 个将要分娩的利迪斯妇女，起初被送往布拉格的产科医院，她们的新生婴儿被杀害后，她们自己又被运往腊文斯勃鲁克。
留下来要德国人处理的只有利迪斯村的儿童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都死了，母亲都被囚禁起来了。必须说明，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也枪决掉，甚至男孩子也未枪决。他们都被送到格奈斯瑙的一个集中营。他们一共有90人，其中7 个不满1 周岁的孩子经过希姆莱的“种族专家”的适当检查以后，被纳粹挑选出来送往德国，取了德国名字，准备培养成德国人。后来，其他孩子也得到同样的处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提交纽伦堡法庭的一份关于利迪斯的官方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已完全没有下落了。”
幸运的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些人后来被找到了。我记得在1945年秋，我在当时盟军管制的德国报纸上看到一些侥幸没有死亡的利迪斯村的母亲们所发出的可怜的呼吁，她们要求德国人民帮助她们寻找她们的子女的下落，并把他们送回“老家”。
实际上，利迪斯这个村庄本身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在屠杀了男人、运走了妇女和儿童以后，保安警察立即烧毁了村庄，炸光了断垣残壁，并且把它夷为平地。
虽然利迪斯村成为纳粹所犯的这类野蛮罪行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但是，它并不是德占区中得到这种悲惨结局的唯一的村庄。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这样的村庄，勒扎基；在波兰、俄国、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有几个。甚至在新秩序的屠杀罪行较少的西欧，德国人也曾一再重演利迪斯这样的惨剧，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挪威的塔勒伐格，他们只不过是在将村中所有房屋夷成平地以后，把男子、妇女和儿童分别送往不同的集中营。
但是，在1944年6 月10日，亦即利迪斯大屠杀后两年零一天，法国里摩日附近的格拉尼河畔奥拉多村，又发生了恐怖的屠杀惨案。以在俄国进行恐怖行动出名而不是以战斗出名的德国党卫队“帝国师”的一支特遣队，包围了这个法国市镇，勒令居民到市中心的广场集合。司令官在广场宣布，据报村子里藏着炸药，必须进行搜查和核对身分证。于是，全村的652 个居民都被监禁起来。男人被赶入谷仓，妇女和儿童被赶入教堂。整个村庄都被纵火焚烧。然后，德国兵就来处置居民。关在谷仓里而尚未烧死的男子，都被机枪扫射身死，关在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机枪扫射，未中弹者也在德军纵火焚毁教堂时葬身于大火之中。3 天以后，里摩日的主教在已被焚毁的讲坛后面发现有15具烧焦的儿童尸体堆在一起。
9 年以后，1953年，一个法国军事法庭确定，在奥拉多的大屠杀中，一共有642人罹难，其中妇女245 人，儿童207 人，男子190 人。只有10个人幸免于死。尽管当时被烧伤得很厉害，他们靠装死而逃脱了出来。
同利迪斯一样，奥拉多也始终没有重建起来。它的断垣残壁成为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一个纪念碑。内部全毁的那个教堂在一片和平景象的田野里十分令人注目，使人记起那个收获前夕的、美丽的6 月的日子。那一天，整个村庄和它的所有居民突然消失了。在教堂原先的一扇窗户那儿，有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洛芳西夫人，当年教堂内唯一生还者，在此窗户脱逃”。
前面有一座小小的、钉在生锈的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本章所述，便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开端，便是“纳粹匪徒帝国”在欧洲初显身手的情况。对人类说来，幸运的是，这个新秩序在婴孩时代就被摧毁了——不是被德国人民反对这种野蛮倒退的起义所摧毁，而是由于德军的战败和其后第三帝国的垮台。现在剩下要谈的就是这个经过了。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在大战初期，有连续3 年之久，每当夏天到来，德国人就在欧洲大陆上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现在，到了1943年，形势却倒转过来了。
那年5 月初，曾经一度横行北非的一支轴心劲旅的残部在突尼斯被俘，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下一步显然就要进攻意大利本土了。正是这种恶梦，曾经在1939年9 月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安，也曾经使墨索里尼迟迟不敢让意大利参战，直等到毗邻的法国已被德国人征服，英国远征军又被赶到海峡对岸。现在，这个恶梦又来了，但这一次，它很快成为现实。
墨索里尼本人心力交瘁，幻想破灭；被这种恶梦吓得胆战心惊。在他的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当齐亚诺伯爵于这年年初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而被派到梵蒂冈去作大使时，德国人就怀疑他到那里去是想与盟国单独议和，正如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已经在怂恿的那样。
几个月来，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他认为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入侵大陆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于1943年4 月7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词令之下。后来希特勒向戈培尔谈到了他取得成功的经过，戈培尔把这件事写在日记中：[996] 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而[ 在4 天以后] 离开这里时，又是精神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
但是，实际上，墨索里尼对随后即将迅速连续发生的事件，并未作好准备。5 月间，盟军占领突尼斯，接着在7 月10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胜利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不久，希特勒获悉意大利军队已经处于他在最高统帅部向他的顾问们所说的“崩溃状态”。
[ 希特勒于7 月17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 只有采取像斯大林在1941年或法国人在1917年所采取过的那些野蛮的措施，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必须在意大利成立某种法庭或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子。他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于7 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正好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会谈的情况同不久前举行的几次一样。饭前3 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领袖竭力想使他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颓丧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很大效果。他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
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它要给英国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施密特博士觉得，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低沉已极。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要求施密特把笔记给他看。会议正在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昼对罗马大肆轰炸的消息，意大利领袖的绝望心情更加深了。本尼托·墨索里尼还不到60岁，却已非常疲惫衰老。他曾在欧洲舞台上昂首阔步了20年之久，这时已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回到罗马时，他发现情况比第一次大轰炸所造成的结果严重得多。他面临着法西斯党统治阶层内部他的某些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也包括在内的更广泛阶层的人物所策划的、企图推翻他的阴谋。
以狄诺·格兰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那些法西斯谋反头子，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自1939年12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997] 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委员会终于在1943年7 月24日夜间召开了会议，墨索里尼在作为独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猛烈抨击的目标。委员会以19票对8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决议还要求把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
这些法西斯反叛者，看来并没有什么比这更进一步的打算，可能只有格兰第例外。但是，某些将领和国王策划了第二个更大的阴谋，而且现在已发作了。墨索里尼本人显然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惊涛骇浪。意大利的事情毕竟不是由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票决定的，而是由领袖个人决定的。因此，当7 月25日夜晚，他被国王召到宫中，立即被撤除全部职务并被一辆救护车押往一个警察局时，他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就这样不光采地垮台了。这个在20世纪中一贯进行好战叫嚣的人物，懂得如何从混乱和绝望中取利，但是，实在说来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作为一个常人，他不是没有头脑的。他博览史书，自以为懂得历史的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德国人不同，他们太文明，太世故，太讲实际，不是这种虚妄的野心所能迷惑得了的。意大利人民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衷心拥护过法西斯主义，他们只是忍受着它，知道它不过是一个就要过去的阶段，墨索里尼到最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权力又必然娇纵了他，腐蚀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断力。这便导致他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把他自己的和意大利的命运部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当丧钟开始为希特勒的德国敲响的时候，也开始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敲响了。1943年的夏天来临时，意大利领袖已听到这个钟声。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到了这时，他已成了希特勒的俘虏。
没有人放一枪来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团也没有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来替他作辩护。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他被装在一辆救护车里，从国王面前押走，送到监狱里。[998] 相反，大家都对他的垮台额首称庆。法西斯主义也像他的创始人一样，轻易地瓦解了。彼得罗·巴多格利奥陆军元帅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撤除了重要的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希特勒的大本营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的反应是可以想像的，虽然无须乎作这种想像，因为有连篇累牍的秘密记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这一次强烈的震惊，甚至纳粹人士也立即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某些类似的情况。
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使戈培尔感到非常不安。7月26 日，他应召急速前往腊斯登堡大本营。我们从他的日记中获悉，这个宣传部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德国人民解释墨索里尼被推翻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问着自己，后来，他决定暂时只能告诉他们，意大利领袖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而辞职的。
[ 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以想像，德国某些颠覆分子知道了这些事件以后，他们可能更加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重演巴多格利奥及其追随者们在罗马干过的同样的勾当。元首命令希姆莱，这种危险如在德国一触即发，就采取最严格的警察措施。
但是，戈培尔接着又说，希特勒并不觉得这种危险在德国已达到一触即发之势。宣传部长最后安慰自己说，德国人民不会把“罗马的危机看成是一个先例”。
还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在双方会谈中，德国元首已经看到墨索里尼正在走向崩溃的一些迹象，但是，当7 月25日下午大本营开始收到罗马的消息时，他还是感到完全出乎意料。第一个消息只不过是说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已经召开，希特勒不明白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他问道：“召开这种会议究竟有什么用处？除了说些空话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天晚上他担心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在9 点半钟开始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他那些吃惊得目瞪口呆的军事顾问们宣布：“意大利领袖已经辞职。我们的死敌巴多格利奥接管了政府。”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曾数度以极其冷静的判断力对待意外的消息，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如他早先在比较顺利的时期遇到危机时所表现过的那样。当约德尔将军主张他们应当等待罗马的更全面的报告时，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
[ 他说] 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仍应当预先作好计划。毫无疑问，为了叛卖，他们必定会宣称他们仍将忠于我们，但是，那是叛卖。他们肯定是不会继续忠于我们的……虽然那个人[ 指巴多格利奥] 立即宣布要把战争继续下去，但那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不那么说，可是叛卖终归是叛卖。我们[999] 也要采取同样的手段，同时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下子把全部党羽都抓过来，把这些流氓一网打尽。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念头：把推翻墨索里尼的那些人都抓起来，使意大利领袖复辟。
[ 他又说下去] 明天我将派一个人去，命令第三装甲步兵师师长率领一支精选的部队开往罗马，立即将整个政府、连同国王和全班人马，都逮捕起来。首先要逮捕王储，并且把整个集团、特别是巴多格利奥和全部党羽都抓起来。然后，迫使他们屈服，两三天内就会发生另一次政变。
希特勒转身对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说：希特勒：约德尔，起草命令……告诉他们带着进攻武器开进罗马……逮捕政府官员、国王和全班人马。我首先要的是王储。
凯特尔：他比那个老头更重要。
包登夏茨[ 空军的一名将领] ：那要先布置好，以便把他们装进一架飞机运走。
希特勒：直接装进飞机就起飞。
包登夏茨：别让那个小孩子在飞机场上走失了。
在午夜过后不久召开的又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何对付梵蒂冈的问题。
希特勒作了这样的回答：我立刻就到梵蒂冈去。你们以为梵蒂冈会使我有什么为难吗？我们马上会把这个地方接管过来。全部外交团都在那里……那些贱骨头……我们要从那里把那群猪猡抓出来……事后我们可以再道歉……
那天晚上，希特勒还下令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山口。为了这个目的，从法国和德国南部迅速集结了大约8 个德国师，编成Ｂ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意大利人炸毁了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和桥梁，那么，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给养来源就会被切断，其中有些部队在西西里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在进行激战，它们就不能维持多久。
但是，意大利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转身过来反对德国人。巴多格利奥必须首先和盟军取得联系，看看自己能否和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得到盟军的支持来抵抗德军。希特勒正确地估计到这[1000]正是巴多格利奥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这件事会拖那么久。的确，7 月27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的讨论就完全是在这种设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纳粹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显要人物，包括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隆美尔和新任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他是在1 月间雷德尔海军元帅失宠以后接任的。以隆美尔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力主谨慎从事，对意大利的任何行动计划都应进行周密准备，三思而行。希特勒想立即有所行动，甚至不惜从俄国人刚刚开始（7 月15日）发动第一次夏季攻势的东方战场撤出一些主要的装甲师。将领们的想法这一回似乎总算占了上风，希特勒接受了他们的暂不采取行动的劝告。同时，把手头能集结起来的德军尽量派去，越过阿尔卑斯山，开进意大利。戈培尔对将领们的犹豫不决采取了一种不赞成的看法：[ 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考虑敌人正在准备做什么。毫无疑问，在我们考虑和准备行动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袖手旁观等待一星期的。
他和希特勒其实用不着担心。盟国不但等了一个星期，而且等了6 个星期。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计划已经确定，执行计划的军队也已布置就绪了。
事实上，在7 月27日召开军事会议时，他已经在自己忙碌不停的头脑里匆匆忙忙地想好了这些计划。计划分四个部分：一、“橡树计划”——如果墨索里尼是在一个岛上，就派海军去营救，如果墨索里尼是在大陆，就派空军伞兵去营救；二、“学生计划”——突然占领罗马，使墨索里尼的政府在那里复辟；三、“黑色计划”——这是对意大利全部领土进行军事占领的代号；四、“轴心计划”——用以掳获或破坏意大利舰队。后来，最后两个计划合起来称为“轴心计划”。
1943年9 月初的两次事件使德国元首的计划付诸实行了。9 月3 日，盟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9 月8 日，意大利和西方[1001]国家于9 月3 日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开宣布出来。
那天，希特勒飞往乌克兰的扎波罗日耶，企图使一蹶不振的德国战线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据戈培尔说，希特勒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因此于当晚就回到了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大本营。他一到就听到了他的主要同盟国已经投敌的消息。虽然这事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也为此作了准备，但是，实际发生的时间仍然使他感到意外。大本营有好几个钟头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德国人首先是从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的。当约德尔从腊斯登堡打电话询问当时驻在罗马附近法拉斯卡蒂的凯塞林元帅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时，这位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司令官承认这对他也是一个新闻。凯塞林的总部那天早上正被盟军炸毁，他也正忙于调集军队，以便去阻击在西岸某地新登陆的盟军，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轴心”
这个代号。解除意军武装和占领意大利的计划开始执行了。
那一两天内，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情况是十分危急的。意大利有5 个师在罗马附近同德国的两个师对峙着。如果9 月8 日在那不勒斯港外出现的强大的盟军入侵舰队，像凯塞林及其幕僚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开往北方，在首都附近登陆，再得到占领附近机场的伞兵的增援，那么，意大利的战局就会有不同的发展，第三帝国就可能提早一年遭到最后的灾难。凯塞林后来说，在9 月8 日晚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已经把他的8 个师的全部兵力作为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一笔勾销”了。两天后，希特勒告诉戈培尔，意大利南部已经丢失了，必须在罗马以北的亚平宁山一带建立一条新防线。
但是，盟军司令部并没有利用它的完全制海权，而靠了这种制海权，它本来是可以在意大利东西两岸的几乎任何地点登陆的；它也没有利用它在空中的压倒优势，而这正是德国人所担心的。而且，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似乎也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利用大批意大利部队同自己的军队配合行动，特别是在罗马附近的5 个师。如果艾森豪威尔那样做了，德国人就会陷入绝境。至少凯塞林和他的参谋长齐格飞·维斯特法尔事后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打退从意大利的“靴子”南端北上的蒙哥马利军队，击退在任何地点登陆的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入侵部队，同时对付在他们阵地中间和后方的大批意军。但是美国的第五军团不是在罗马附近、而是在那不勒斯南面[1002]的萨累诺登陆，盟军的伞兵部队没有在罗马机场上出现，这使这两位将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意大利的军队毫无抵抗地投降和缴械时，这两位将军就更觉得放心了。这意味着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罗马，甚至暂时占领那不勒斯。这样，他们就占领了意大利的2/3 地区，包括北部的工业区，那里的工厂都被开动起来为德国制造军火。希特勒近乎奇迹地又延长了一段寿命。
意大利的退出战争，使他十分恼火。他再一次把戈培尔叫到腊斯登堡，对他说，这是“一件极其不要脸的事”。此外，墨索里尼之被推翻也引起了他对自己的地位的担心。戈培尔在9 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采取了最后的措施，以便一劳永逸地防止在我们这里发生类似的事情。”
戈培尔曾再三要求希特勒，“在这困难的关头，应该让人民从元首那里听到一两句鼓励和慰藉的话”。9 月10日晚上，希特勒向全国作了广播。但他在那次广播中，却以毫不在乎的口气谈起下面的问题：有人妄想在这里找到卖国贼，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性质；他们以为他们能在德国制造一次“七·二五”事件，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个人的地位、对我的政治合作者和我的元帅们和三军将领的态度有着根本的错觉。
实际上，正如下文将要叙述到的，有几个德国将领和一小撮过去的政治合作者，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际，开始再一次产生反叛的念头，这种念头到第二年7 月就将发展成为一种比推翻墨索里尼一举更为猛烈、虽然不那么成功的行动。[1003]希特勒为了防止任何正在酝酿的叛变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下令撤除所有德国亲王在国防军中的职务。黑森的菲利普亲王过去一直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作通信联络工作，常到大本营来，这时便被逮捕，交给秘密警察去发落了。他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也遭到逮捕，并且同她的丈夫一起关进集中营。意大利国王像挪威和希腊的国王一样，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希持勒以逮捕他的女儿来泄愤。
有好几个星期，元首每天召开的军事会议都以大量时间来讨论希特勒心中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营救墨累里尼。读者还记得“橡树计划”是这个计划的代号，在大本营的会议记录上，墨索里尼常常被称为“宝贵的对象”。绝大多数将领，甚至戈培尔都怀疑这位意大利前领袖是否还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对象，但希特勒却仍然这样认为，而且坚决主张去营救他。
他不仅想为这个他仍然有着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帮一次忙，他还想让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脑，以减轻德国人管理这部分领土的负担，并且帮助他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防止怀有敌意的意大利人民的破坏，因为人民中间，现在已开始出现令人头疼的游击队了。
到8 月1 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向希特勒报告，海军相信已查出墨索里尼被囚在万托特纳岛上。到8 月中旬，希姆菜的密探肯定领袖是在另一个岛，即离撒丁岛北端不远的马达累纳岛上。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准备派遣驱逐舰和伞兵进攻该岛，但是，这个计划还未执行，墨索里尼又被转移了。根据停战协定的一个秘密条款规定，应当把他交给盟军，但巴多格利奥由于某种原因迟迟没有执行这个规定。到9 月初，这个“宝贵的对象”被偷偷地带到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去了，到这个地方只有一条铁索铁路可通。
德国人立刻获悉了他的下落，就派飞机到那山顶上空侦察，并且判定用滑翔机运载军队，大概可以登到那个顶峰，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一架小型费赛勒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这个大胆的计划于9 月13日执行，领导者是希姆莱的党卫队里另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暴徒，一个叫奥托·斯科尔兹内的奥地利人。[1004]他还将在本书末尾的另一次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行动中出现。斯科尔兹内绑架了一个意大利将军，把他装进自己的滑翔机里。当他率领空运部队在距山顶旅馆100 码的地方降落时，他发现领袖正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往外看着。大部分意大利警卫一看见德国军队就逃入山中，少数没逃的也在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劝阻下没有动用他们的武器。这个党卫队头子把他抓来的将军推在自己队伍前面，大声叫警卫们别向这个意大利将军开枪。同时，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意大利领袖也在窗口高呼：“谁都不要开枪！不要流一滴血！”果然一滴血也没有流。
那个法西斯首脑欣喜若狂。因为他曾经发誓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到盟军手里，被送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公园去展览（这是他自己后来说的）。几分钟以内，他就被塞进一架小型的费赛勒怪鸟式飞机里，从旅馆下边一小块尽是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他们先飞到罗马，当晚又换乘一架德国空军运输机飞到维也纳。墨索里尼很感激希特勒营救了自己。当他们两天以后在腊斯登堡会面时，他热烈地拥抱了希特勒。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个垮了的人了，意气颓唐，以前在他心中燃烧过的火焰已变成灰烬。而且，使希特勒十分失望的是，他看来并不想在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恢复法西斯政权。将近9 月底时，德国元首在同戈培尔进行一次长谈时，毫不掩饰他对他的意大利老友的失望心情。
[ 这次谈话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这位意大利领袖没有如元首所期望的那样，从意大利的灾祸中得到教训……元首希望意大利领袖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用一切报复手段惩处背叛他的人。但他没有作这种表示，因而就显出了他的真正无能。他不像元首或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作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
还有一件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十分恼火的事情是，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取得了和解，而且似乎是完全在他的女儿、齐亚诺的妻子爱达的操纵之下。当时齐亚诺夫妇正在慕尼黑避难。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墨索里尼应当立即将齐亚诺处死，至于爱达，应该像[1005]戈培尔说的那样，狠狠地抽她一顿鞭子。
他们不同意墨索里尼把齐亚诺“那个毒蘑菇”（戈培尔这样称呼他）放在新的法西斯共和党的首要地位。
希特勒坚决主张意大利领袖立即建立这样一个党。墨索里尼9 月15日在德国元首的怂恿下宣布成立新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这个新政府从来没有什么作为，墨索里尼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上面。也许他还保有足够的现实感，看到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他和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国元首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授给他们的某些权力以外，并无任何真正的权力，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永远不会再接受他和法西斯主义了。
他再也没有回到罗马。他住在意大利极北部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加尔达湖畔加尔那诺附近的加米纳特堡。他的住所周围由党卫队元首警卫队的一支特派部队严密守卫着。为了把墨索里尼的臭名昭著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护送到这个幽美的湖畔胜地。特地把塞普·狄特里希这个党卫队老打手从俄国前线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调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第三帝国，事情常常是这么办的。潦倒的独裁者由于情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似乎都漠不关心了。情妇不止一个的戈培尔，说此事使他大为震惊。
[ 戈培尔在11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 意大利领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护送来的女友的私生活，引起了许多疑虑。
戈培尔在几天前就注意到，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勾销这个领袖了”。但是，应当补充说明，德国元首在勾销他之前，先已迫使他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南提罗耳“割让”给德国，双方并取得谅解，将来还要加上威尼斯。对这位曾经骄横一世的专制魔王，可以毫不留情地使他蒙受种种羞辱。希特勒竟然逼着他在11月逮捕了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并于1944年1 月11日将齐亚诺在维罗纳的监狱中处死。
到1943年初秋，阿道夫·希待勒很可以认为，他已度过了第[1006]三帝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关键性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曾经担心，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无条件投降，很可能使德国南部边界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并为盟军开辟了从意大利北部进入防御薄弱的巴尔干半岛的道路，而巴尔干恰恰位于正在俄国南部拼命作战的德军的后方。意大利领袖乖乖地离开了罗马的权力宝座，对德国元首在国内外的威信是一个严重打击，正如随之而来的轴心联盟的毁灭一样。然而，在两个月之内，希特勒以一次大胆的行动，使墨索里尼复辟——至少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如此。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区，免除了遭受盟军攻击的危险。这样的攻击，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预计在夏末随时可能发生。但那里的好几个师的意军都乖乖地投降，成了德国的战俘。
元首满意地看到凯塞林的部队不但没有像德国元首当初设想的那样已被一笔勾销，不但没有撤退到意大利北部，这个元帅的部队反而在罗马以南布下了阵地，轻而易举地阻挡住英美法军队在半岛上的北进。不容否认，希特勒以他个人的胆识和他的军队的勇猛，已使他在南方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在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却继续在逆转。
1943年7 月5 日，他对俄国发动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大攻势。德国陆军的精华——将近50万人，加上配备有新式重型“老虎”坦克的17个装甲师，向库尔斯克西面俄国阵地的突出部分进攻。这就是所谓“城堡计划”。
希特勒认为这一攻势不仅能置俄国最精锐的百万大军于死地（就是这支大军曾在头年冬天将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赶出来），而且能使他再向顿河流域推进，也许甚至于能推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然后从东南迂回攻陷莫斯科。
这一攻势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俄国人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到7 月22日，装甲部队的坦克已损失了一半，德军攻势已完全停顿，并开始溃退了。
俄国人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们不等德国的进攻结束，就在7 月中旬向库尔斯克以北奥勒尔的德军阵地突出部分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攻势，并且迅速地突破了德军阵地。这是俄国人在这次大战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势，[奇+书+网]自此以后，红军再也没有失去过主动权。8 月4 日，他们把德国人赶出奥勒尔，这个地方是德国人在1941年12月攻打莫斯科时在南部的一个枢纽。
现在，苏军攻势已扩大到全线。8 月23日，哈尔科夫失守。1 个月后，9 月25日，德国人被赶出了哈尔科夫西北300 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进攻俄国的初期，德国人曾经像拿破仑的大军那[1007]样，十分自信地从这个城市踏上通向莫斯科的大路。到9 月底，希特勒在南路遭到步步进逼的军队退到第聂伯河一线和北自第聂伯河河曲的扎波罗日耶南到亚速夫海一线。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区已经失守，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七军团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中。
希特勒相信他的军队能够守住第聂伯河和扎波罗日耶以南的要塞阵地，这两条防线联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冬季防线”。但是俄国人甚至没有稍微停留一下进行休整。在10月份的第一周内，他们在基辅的北面和东南渡过第聂伯河。
11月6 日，基辅失守。到这个决定命运的1943年末，南部的苏军越过了希特勒部队1941年夏向俄国内地进军时轻而易举地取得初期胜利的那些战场，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事情还不止于此。
那一年，希特勒的命运遭受到另外两个挫折，它们也标志着形势的转变：其一是大西洋战役的失利；另一是盟军加紧对德国本上进行破坏力极大的、夜以继日的空袭。
正如上面说过的，德国潜水艇在1942年击沉了盟军船只共计625 万吨，其中大多数是开往英国或地中海的。要弥补这个损失，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但是，到1943年初，由于利用了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特别是由于有了新技术，在海面船只上装设雷达，可以在敌军潜水艇尚未看到自己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因此盟军在对付潜水艇方面已占了上风。潜水艇在尚未驶近盟军护航舰队之前就遭到伏击而被炸沉，数量之多，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兼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起初怀疑是否有人叛国。但他很快就知道这并非有人叛国而是雷达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在2 月、3 月和4 月这3 个月内，被击沉的潜水艇正好是50艘；而在5 月份1 个月内，就达37艘。这样迅速地损失下去，德国海军是受不了的，于是，还没到5 月底，邓尼茨就自作主张下令将潜水艇全部撤出北大西洋。
9 月间，它们又回到北大西洋，但在这年的最后4 个月内，它们只击沉了67艘盟国船只，自己却又损失了64只潜水艇。这个比例决定了潜艇战的未日，并且决定了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德国陆军陷于困境时，它的潜水艇曾经逼得英国几乎屈膝投降。
1942年，它们眼看要实现使英国屈膝的目的了；这一年，希特勒的军队在俄国和北非也已被阻，而美英为了一面要阻止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一面又要集中人力、武[1008]器和给养来攻打西方的希特勒欧洲帝国，也弄得焦头烂额。
1943年，他们在破坏北大西洋航运方面遭到了失败，虽然失败的确实消息使希特勒大本营的人们感到气馁，但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正是在这决定战局一年的12个月中，大量武器和给养几乎毫无阻碍地运过了大西洋，这就使来年对“铜墙铁壁的欧洲”的进攻成为可能。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德国人民尝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滋味，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尝到的。公众都不知道潜水艇的战况如何。虽然来自俄国、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消息越来越坏，但它们涉及的毕竟是远离本土几百或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可是，夜里有英国飞机、白天有美国飞机来进行的空袭，现在已开始摧毁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他的工作的机关或工厂了。
希特勒本人从来不肯去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看来这个任务对他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戈培尔为此苦恼不堪。他抱怨说，他源源不绝地收到来信，“质问元首为什么不去视察那些遭受空袭的不幸的地区，为什么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戈林的面”。这位宣传部长的日记权威地描述了空袭给德国城市和工业区造成的日益惨重的损失。
1943年5 月16日……美国轰炸机的白昼空袭正在造成异常重大的困难。在基尔……海军的军事与技术设施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面临到头来无法忍受的严重后果……
5 月25日……英国飞机对多特蒙德的夜袭，是德国城市所遭受的空袭中特别严重的、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来自多特蒙德的报道十分可怕……工厂和军火厂受到极惨重的破坏……有8 万至10万居民无家可归……西方的居民开始逐渐丧失勇气。这样的地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晚上我收到[ 又一篇] 关于多特蒙德的报告。该城几乎全部被毁。几乎没有一间房子能够住人了……
7 月26日夜间，汉堡受到一次严重的空袭……给居民和军事生产都带来了十分惨重的后果……
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7 月29日夜间，汉堡又遭到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800 至[1009]1000架轰炸机……考夫曼[ 当地纳粹党领袖] 给我发来第一份报告……他谈的惨祸，规模令人难以想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被摧毁了，其毁坏情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几乎无可解决的种种问题。必须为这100 万人解决吃住的问题。必须把人口疏散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必须给他们衣服穿。总之，我们在那儿面临的问题，在几星期以前是丝毫没有想到的……考失曼淡到约有80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无以为生……
虽然德国的某些军事工厂，特别是制造战斗机、轴承、海军舰只、钢和新式喷气飞机的燃料的工厂，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希特勒寄予极大希望的、设在皮奈蒙德地方的那个十分重要的火箭试验站，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铁路和运河运输不断被切断，但是，在1943年英美加紧轰炸期间，德国整个军备生产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其部分原因是没有遭受轰炸的德国占领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的工厂增加了生产。
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说明的，英美空军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害，是在德国人民的家庭和精神方面。本书作者还记得，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关于德国空军轰炸对敌人、尤其是英国人所造成的可怖后果，有过许多报道，使德国人得意洋洋。他们当时相信，这种轰炸能使战争早日胜利结束。现在，在1943年，他们自己开始尝到空袭的充分滋味，这种空袭的破坏力远比德国空军对别人，甚至比1940—1941年对伦敦居民的任何空袭都要厉害得多。德国人民像英国人民曾经表现过的那样，勇敢地、艰苦地忍受了这一切。但是，在4 年战争以后，频频遭到轰炸就越发使人感到是严重的负担了。这就难怪在快到1943年年底时，随着德国人在俄国、北非和意大利的希望的破灭，随着第三帝国从南到北各处城市都被炸成一片焦土，德国人民已开始绝望，开始认识到败局已定，目[1010]前的遭遇就是这个败局的开始。
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哈尔德将军后来曾这样写道：“至迟到1943年年底时，人们已明确无误地看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了。”1943年11月7 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的前夕，约德尔将军在慕尼黑对纳粹党的各地领袖们发表了一篇不准公开的、调子低沉的演说。他虽然没有说得像哈德尔那样严重，但对战争第五个年头开始时形势的描述也够暗淡了。
[ 他说] 今天，在国内战线最令人头痛、从而对前线有最严重影响的，是敌机对我们的家园和妻儿的恐怖空袭。在这一方面……战争具有了这种方式，完全是英国的过错。自从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以来，人们曾经认为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战争的方式了。
这些恐怖空袭在心理、精神和物质上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减轻——假若不能完全制止的话。
1943年的失败和轰炸给德国人的民心和士气所造成的影响，由这位代表元首发表演说的权威人士作了生动的描述。
颠覆的鬼影在全国各地徘徊着。所有的胆小鬼都在寻找出路，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寻找政治解决办法。他们说，我们应当趁手里还有点东西的时候进行谈判……
不只是“胆小鬼”有这种想法。戈培尔博士本人，希特勒最忠实的和狂热的信徒，像他在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也想在1943年年终之前寻求一条出路。他所苦心思索的不是德国应不应当谈判和平，而是应当同谁谈判的问题——同俄国，还是同西方？他不像某些其他人开始做的那样，背着希特勒谈论寻求和平的必要性。他勇气十足，毫无顾忌地直接向领袖倾吐自己的想法。
1943年9 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可能进行和谈的问题。那天他正在腊登斯堡元首大本营，他是在得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之后奉召去大本营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转向哪一边：是转向莫斯科方面，还是转向英美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两方面同时作战，要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他发现希特勒对盟军在西方入侵的前景和俄国战场的“危急”局势“有些担忧”。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丝毫不知道斯大林留作后备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东方调出若干师兵力到其他欧洲战场上去。
戈培尔在他那机密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几个月前肯定是会被他自己认为是叛国性质的失败主义的想法的。写了以后，他就开始对希特勒道出了这些想法：我问元首，我们迟早是否可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说暂时还不行……但元首认为，同英国人打交道要比同苏联人容易些。元首认为，到了一定时候，英国人会清醒过来的……我却比较倾向于斯大林更为容易接近、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比丘吉尔更为实际的政治家。丘吉尔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家，跟他谈话是谈不出什么道理来的。
当他们的事情搞得漆黑一团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抓住这样一线希望：盟国内部会发生纠纷，英国和美国会害怕红军席卷欧洲，终于会和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使之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8 月间，希特勒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邓尼茨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可能性，现在，在9 月间，他又和戈培尔讨论了这个问题。
[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一旦他们认识到……他们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放松一些，这两者中选择其一，那么，他们无疑会对我们表示出愿意和解的意向……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都忘记了，是谁首先同莫斯科合作的，是谁迫使俄国作战的。在同希特勒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以后，戈培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迟早我们就将面临倒向哪一边的敌人的问题。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从来没有得过便宜，这一次我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
但是，到这时才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太迟了吗？戈培尔在9 月23日回到大本营。他在早晨和希特勒散步时，发现元首对于同一方和谈以便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要比两星期前悲观得多了。
元首不相信目前进行谈判能够取得任何结果。英国还没有被打得晕头转向……在东方，目前的形势自然是相当不利的……斯大林正处于有利地位。
那天晚上，戈培尔单独和希特勒一起进餐。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和丘吉尔进行谈判……他不相信同丘吉尔谈判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丘吉尔充满敌意，再说，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宁愿和斯大林谈判，但他不相信谈判会成功……
我告诉元首，不论形势如何，我们必须同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和解。德国从未在两线作战的战争中取得过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使自己摆脱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这个任务远比他们似乎认识到的要困难得多，虽然十分轻率地把德国投进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的正是他们自己。但在1943年9 月的那天晚上，至少有一会儿，这个纳粹统帅终于流露出他的悲观心情，并且沉思着和平的味道该是多么甜蜜。据戈培尔的记录，希特勒甚至说他“渴望”和平。
他说他将很高兴再一次同艺术界人士进行接触，晚上去看看戏，去访问艺术家俱乐部。
在战争进入第五年的时候，在德国，思考取得和平的机会和办法的人，并不止希特勒和戈培尔两个。那些遭到挫败、喜欢空谈的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目前人数已有所增加，但还是少得可怜。现在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军队虽然还在国外作战，但败局已定，就又在考虑反叛的问题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绝不是全体）终于在克服了最严重的良心不安以后，勉强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德国取得和平，从而使祖国有希望体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用谋杀的办法搞掉希特勒，同时消灭国家社会主义。
1944年到来了。英美军队肯定会在这一年开始后不久的时间内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红军将会逼近帝国本土，德国许多古老的大城市很快便将被盟军炸成平地。密谋分子着急之下，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企图在希特勒政权把德国投入彻底毁灭的深渊之前，采取谋杀这个纳粹独裁者和推翻他的政权的最后尝试。
他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德国内部杀害希特勒的尝试
在1943年里，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6 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俄国战线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飞机里面，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期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年11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经亲自劝请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这位运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 当时他倒是答应了戈台勒的请求，但过了没有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