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诱保罗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军团正被围在斯大林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正是领袖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这个把25万德国士兵置诸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前面已经说过，保罗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到他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罗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腊斯登堡，据说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国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发动政变的一个讯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再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情况下，当希特勒遭到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杀希特勒这一致命行动是否必要，甚至于是否适宜的问题上，反对派内部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克莱骚集团就绝对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暴力行动。这个集团是由一群各色各样的杰出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聚集在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最贵族化的世家后裔的周围：一个是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他是1870年率领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国的那位陆军元帅的曾侄孙；另一个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他是拿破仑时代那位著名将军瓦尔登堡的嫡系子孙，这位将军曾同克劳塞维兹一起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的道罗根条约上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军队调转枪口，帮助推翻了拿破仑。
这个集团的名称，来自毛奇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的庄园。它不是一个阴谋团体，而是一个讨论小组* ，它的成员代表了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场恶梦消失之后将要出现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它包括两个耶稣会神甫，两个路德派牧师，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富裕的地主，前工会领导人，教授和外交官。虽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们还是能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使他们的反对希特勒的运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伦理方面、哲学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绞死了，他们遗留的文件包括对未来的政府[1016]和对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基础的规划。根据这些文件来判断，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兄弟，现代社会的可怕病症，人类精神的败坏，将得到纠正。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云之中，而且还染上一点德国神秘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他们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堕落。但是，他们对于推翻希特勒并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即将遭到的失败会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台以后。毛奇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是如何在我国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桃乐赛·汤普逊，长驻德国多年，对德国十分了解。
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劝他从山顶上走下来，正视现实。1942年夏天，在一系列从纽约发给“汉斯”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中，他请求他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一定行动消除那个恶魔似的独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里。”
“汉斯，上次我们见面，在临湖的那个美丽的阳台上一起喝茶……我说过，有一天你得用行动——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而且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你和你的朋友们究竟有没有勇气行动……”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结果，答案看来是这样：毛奇和他的朋友们有勇气议论——他们因此被杀害了——而无勇气行动。
这与其说是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理智上的缺陷，因为他们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这个缺陷是造成克莱骚集团同贝克一戈台勒—哈塞尔密谋集团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对于未来接管纳粹政权的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争论。
1943年1 月22日，他们在彼得·约克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由贝克将军主持。据哈塞尔在日记里说，贝克“当时是比较软弱和沉默的”。以后还开过几次会。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用哈塞尔的话——之间，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辩，毛奇同戈台勒之间也冲突起来。哈塞尔认为，这位前任莱比锡市长十分“反动”，同时指出毛奇“倾向英美与和平主义”。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后来在对参加者的审讯中，对于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份详细得惊人的报告。
对密谋分子的活动，希姆莱已经掌握了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所意识到的更多的线索。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转折，这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在1943年的这个关头，因为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失败的前景已在眼前，这个举止温文而嗜血成性的党卫队领袖、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开始对抵抗运动产生了个人的而且并不完全是不怀好意的兴趣。
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头子，自己也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3 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骚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的和约。* 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尔克斯和雅可布·瓦伦堡会晤。他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1942年4 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伦堡举行了一次会晤，戈台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
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堡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它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后者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听说英国圣公会契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见他。波霍弗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
两个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戈台勒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讯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料。6 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但是，1938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从1942年11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戈台勒那里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索尔兹，后者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而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战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闪电计划”
1943年2 月，戈台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可布·瓦伦堡，“他们计划在3 月份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两人在1 月和2 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 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个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
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 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1020］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3 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30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1 分钟1 分钟地数着，20分、30分、40分，1 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施拉勃伦道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莱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震动得很厉害。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功夫办这件事情。待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伦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把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他后来叙述说]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炸弹，立即上了汽车，开到邻近的科尔青铁路交叉点。
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很快就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但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害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 月21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还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在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地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10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1 个带10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8 分钟或10分钟参观展览。固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10分钟。这个最后1 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留了8 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3 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1943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30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10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25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21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特·休伯。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1023］1943年2 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2 月19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舒尔和沙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
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1943年3 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1942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1940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1942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1943年4 月5 日，杜那尼、缪勒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12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
从1938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犬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1943年9 月10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娜·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美大使的侄子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甫埃克斯勒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泰登。
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泰登是一个有才华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耳堡附近的威勃林根办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
9 月10日在索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泰登小姐带来一个少年英俊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沙尔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医院工作。同极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个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为索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4 个月才下手。
1 月12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 她们母女俩关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1026］果。它的影响远及土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尔麦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妻子——娘家姓名伊丽莎白·冯·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令，在1944年2 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国。
柏林方面认为，凡尔麦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最后一个借口。在杜那尼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1944年2 月18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38年诬告冯·弗立契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
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的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1943年9 月到1944年1 月，又组织了6次尝试。8月间，雅可布·瓦伦堡到柏林来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9 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勃伦道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9 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来对文伦·杜勒斯说，“9 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莱斯科夫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了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24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俄国前线他的连队。12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年2 月11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为空袭。*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需大加修改。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1943年12月26日，一个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军官，代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腊斯登堡大本营，准备参加中午的会议，作关于陆军补充［1028］问题的报告。在他的皮包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临时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到上萨尔斯堡度圣诞节去了。
这是这个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暗杀行动，但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终于找到了冯·施道芬堡伯爵这样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来杀害希特勒的任务，并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他成为密谋集团的真正的领袖，尽管从来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冯·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冯·施道芬堡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沈克。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尔登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
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19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40年6 月，即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18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
部队和担任其他等等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道芬堡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
也许这可以作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糊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的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但是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1943年2 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4 月7 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3 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3 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4 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943年9 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
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4 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
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
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
罗·冯·哈斯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罗恩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契卡伯爵上尉。
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
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
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但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
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年1 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帮助。1943年8 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
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年2 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
［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作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斯派达尔在1944年4 月15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年以优异成绩得过图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
只过了一个月，即5 月15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图尔纳格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在巴黎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斯派达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
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达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粹分子，特别是戈台勒一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个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了。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斯派达尔将军去。5月27 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斯派达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3 个人——斯派达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都是斯瓦比亚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协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讯密码。
斯派达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
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斯德对隆美尔说：“你年轻。
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
后来，在春未又举行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的陆军军人中，斯派达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上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戈台勒和工会代表刘希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构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一线。
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限度以内。5 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线上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3 项战术行动：派出3 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勒包围在上萨尔斯堡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的。
施道芬堡、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容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声声他讲“无条件投降”。但在1943年10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部队。
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它们的头子冯·赫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结束，新政府巩固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施道芬堡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才能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
1943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1941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
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这是冯·科茨弗莱契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图恩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的特莱斯科夫将军的夫人艾立卡·冯·特莱斯科夫，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文，她是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但因将军和冯·弗立契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到1944年6 月，他们意识到［1036］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
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骚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戈台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奥尔布里希特。
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6 月4 日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
英美的进攻：1944年6月6日
施道芬堡本人并不相信西方盟国会在那年夏天作登陆法国的尝试。从谍报局转到希姆莱的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曾经在5 月初提醒过他，进攻可能在6 月的任何一天发生。但是他还是不相信。
德国陆军本身对于进犯的日期和地点也狐疑不定。在5 月里，有18天功夫，不论气候或海洋、潮汐都适于登陆，但德国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5 月30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向希特勒报告，没有迹象说明进犯已经“迫在眉睫”。6 月4 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这时，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大批登船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船艇。因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的意见，在6 月5 日早晨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伦斯德报告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家里，同家人一起过了夜，然后于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
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后来回忆道，6 月5 日是“平静的一天”。
看来隆美尔这么悠哉游哉地回德国去一趟，并不是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虽然德国特工人员发回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这一次说是在6 月6 日到16日之间。但是自从4 月份以来，这样的报告已经有过上百份了，所以没有人认真地看待。6 月6 日，驻防诺曼第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 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
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莱地区。他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里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到3 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议的直觉，使他感到进犯的主要地点可能在诺曼第。在以后几个星期，他命令大量增援部队开进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他不断告诫他的将军们：“注意诺曼第！”
但德军实力的绝大部分，不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伦斯德和他的将军们首先注意的还是加莱海峡而不是诺曼第。在4 、5 月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6 月5 日这一天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德国人方面来说是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Ｖ—1 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
夜色初降，伦斯德的总部接到报告说，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给法国抵抗运动发出数量多得异乎寻常的密码电讯，从瑟堡到勒阿弗尔的德国雷达站遭到了干扰。夜间10时，第十五军团截获到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份密码电讯，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遂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而盟军在此刻——快到午夜时分——正在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冈和瑟堡之间），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直到6 月6 日凌晨1 时11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该军团司令在勒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运师和1 个英国空运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1 时30分发出了全面警报。
45分钟之后，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总部的斯派达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不相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伦斯德，后者也同样表示怀疑。这两个将军认为，空降伞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莱附近。他们在2 时40分告诉贝姆赛尔，伦斯德“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
6 月6 日拂晓后不久，在诺曼第海岸的维尔河口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在一个庞大舰队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大批盟军部队正从无数船舰上登岸。当这一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击。斯派达尔后来说，直到6 月6 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2 —6 英里。
斯派达尔在上午6 时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家中。这位陆军元帅立刻取消了谒见希特勒的计划，乘汽车从家里动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团军司令部*.在这段时间里，斯派达尔、伦斯德和伦斯德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将军，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
这3 个将军在6 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第去，约德尔答复说，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电话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当下午3 时这个纳粹统帅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批准派遣利尔装甲师和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师到诺曼第去，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命令已下得太迟了。他还发了一道著名的命令，这道命令一直保
存在第七军团的作战日记里，传给了后代：1944年6 月6 日16时55分。
西线指挥部参谋长着重指出，最高统帅部要求在6 月6 日傍晚前，消灭桥头阵地的敌军，因为存在着敌方鄙队继续由海空登陆进行支援的危险……
滩头阵地必须至迟在今晚肃清。
希特勒几个月来一直在说，德国的命运将在西线决定。现在，他想从上萨尔斯堡来指挥这场迄今为止最有关键性的战役。在阴凉的山间气氛中，发出这个异想天开的命令看来是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做的，命令还由约德尔和凯特尔副署。隆美尔在从德国回到总部1 小时之后，于当天下午5 时前不久用电话转达这个命令时，他似乎也是严肃对待它的。因为他命令第七军团总部派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就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德国装甲部队立即发动攻击，“不管增援部队已否到达”。
这个师早在隆美尔下令之前已经发动攻击了。当隆美尔同第七军团总部通话时，接电话的贝姆赛尔将军，对希特勒要求“至迟在今晚肃清”盟军滩头阵地（现在已有了3 处）的命令，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在几小时之内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还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斯派达尔后来说，“从6 月9 日以后，主动权已落在盟军手中了”。
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求他承受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劝诱他在6 月17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1940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4 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 他脸色苍白而疲惫，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许多颜色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大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败的前景，将军们的胆子壮了起来，至少隆美尔是这样。在希特勒疾言厉色的责骂告一段落的时候，伦斯德让隆美尔作主要发言人，当时在场的斯派达尔说，“隆美尔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对[ 盟军的] 空中、海上和陆上优势，死[1040]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 真的，如果希特勒放弃他的寸土不让、驱敌下海的荒唐决定，那未形势也许不会那么没有希望。在伦斯德赞同下，隆美尔建议德军撤至敌军猛烈的海军炮火射程之外，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加以整编，留作以后发动攻击之用。他认为，“在敌人海军炮火射程之外”进行一场战斗，可能把盟军打败。
但是最高统帅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德国士兵必须坚持抵抗。
他对后撤的问题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很快就转变了话题，斯派达尔说希特勒当时的表现可谓是“犬儒主义和虚假直党的奇怪混合”，他竟对将军们保
证，新的Ｖ—1 武器（或称嗡嗡飞弹）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当这两个陆军元帅要希特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战斗机”——当时盟军还没有喷气机，而德国已在生产——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后，谈话又继续进行*.这时，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
[ 斯派达尔说] 他预言，德军在诺曼第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对俄国方面的防线能否守住也表示怀疑。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后……竭力主张结束战争。
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两个陆军元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约德尔将军后来在纽伦堡回忆说，“希特勒对他们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后，两位将军请求这位最高统帅至少到隆美尔的Ｂ集团军总部去一次，同几个战地指挥官谈一谈他们在诺曼第的作战情况。希特勒勉强同意，日期定在两天之后，即6 月19日。
但结果他并没有去。6 月17日下午，两个陆军元帅从马吉伐尔走后不久，一个向伦敦发射的Ｖ—1 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没有人炸死，甚至连受伤的人都没有，但是希特勒却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在那里又接到更坏的消息。6 月20日，期待已久的俄军攻势在中路开始了。攻势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锐部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被完全击溃，防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被打开了。7 月4 日，俄国人越过了1939年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最高统帅部迅速调集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赶去保卫祖国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使西线德军更加陷于无可挽救的命运，因为从现在起，他们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为数较大的增援部队了。
6 月29日，伦斯德和隆美尔再一次吁请希特勒面对东线和西线的现实，趁很大一部分德军部队还存在的时候，设法结束战争。这次会议是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在会上，最高统帅对两个陆军元帅冷若冰霜，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就来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说他将用新的“奇迹般的武器”赢得战争。斯派达尔后来说，希特勒的谈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离奇，最后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两天之后，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代替伦斯德任西线总司令。7 月15日，隆美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用陆军电传打字机发出。他在信上写道，“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他用亲笔写了一段附言：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延地作出恰当的结论。我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感到有责任清楚他说明这一点。
隆美尔当时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
两天之后，7 月17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
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杀希特勒。斯派达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事实证明，陆军军官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1944年7 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国社党了。
斯派达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施道芬堡并不认为盟军会在1944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道芬堡、贝克和戈台勒就开始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戈台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胜利”的危险。
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莱斯科夫的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参谋长。
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从一开始，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国社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报。* 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1044]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Ｖ人”。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 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
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6 月22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7 月4 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露的危险。他认为，莱伯和莱希维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也许是有限度的。
莱伯和莱希维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
快到6 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 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堡抽出一会儿功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7 月14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27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60英里的地方了。
7 月15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皮包里装着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伐尔克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1 时）之前两小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
7 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伐尔克里”
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1 时，施道芬堡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终于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施道芬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
闷闷不乐的施道芬堡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
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伐尔克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
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戈台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