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关于犹太人的一些狂言乱语中，有很大病态的性心理成分。这也是当时维也纳反犹主义报纸的特点，后来也成了纽伦堡黄色的《冲锋队员》周刊的特点，这家周刊是由希特勒最得宠的助手之一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出版的，他是弗朗科尼亚纳粹党头子，一个著名的性欲变态者，也是第三帝国名声最臭的人之一。《我的奋斗》中不乏明白的暗示，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虽然他年龄已经20出头，根据已知的材料，他在维也纳的时期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任何关系。
“慢慢地，”希特勒写道，“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他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对犹太人作一次最后攻击，说他所发动的［27］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在那个帝国里后来竟会影响到这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了一场景象这么可怕、规模这么庞大的屠杀，以致在文明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只要地球上还存在着人类，这一创痕就肯定会永远存在。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了维也纳，到德国去住，据他说，他的心过去一直向往着德国。他当时24岁，除了他自己以外，人人看来，他从各方面来说都失败了。他没有成为画家，也没有当上建筑师。人人都可以看出，他一事无成，只不过是个流浪汉——而且是个古怪的、有书呆子气的流浪汉。他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工作，没有居处。不过，他有一样东西：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的炽热的使命感。
他离开奥地利也许是为了要逃避军役。* 不是因为他是个胆小鬼，而是因为他不愿同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帝国的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在军中服役。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写道，他在1912年春天到了慕尼黑。不过，这一点他弄错了，警察局登记册中载明，他在维也纳一直呆到1913年5 月。
他自己说的离开奥地利的原因是相当夸张的。
我对哈布斯堡国家的内心憎恶越来越强烈了？？我在首都看到的民族杂居现象，捷克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卢西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工人的大混杂，还有到处像蘑菇一样生长的犹太人——犹太人，没完没了的犹太人，都使我感到憎厌。这个大城市使我觉得是人种退化的象征？？我在这个城市呆得越久，我越是憎厌异族混杂，因为这种混杂已经开始腐蚀这一日耳曼文化的古址？？为了上述种种原因，我越来越渴望到我童年时代就暗暗想望和热爱的地方去。
他后来在那个他这样热爱的国家里的命运是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他当时从法律上来说还是侨居德国境内的一个外国人，一个奥地利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他担任总理前不久。要了解希特勒，就必须把他当作一个奥地利人，这个奥地利人在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前的最后10年中才成年，他没有在这个帝国的文明首都扎下根，他怀有当时讲德语的极端分子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切荒谬偏见和憎恨，他不能了解他的极大多数同胞的正直、诚实、可敬的品格，不论他们是捷克人，还是犹太人，还是日耳曼人，不论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他们是艺术家，还是手艺工人。很可怀疑，是否会有一个来自北方，或者来自西方的莱因兰，或者东方的东普鲁士，或者甚至南方的巴伐利亚的德国人，由于本人任何可能的经历，也会在自己的血液中和思想中具有那些把阿道夫·希特勒推上他最后达到的高峰的同样的种种混合成分，当然，除此之外，希特勒还有不少的不可预测的天才成分。
但是在1913年春季的时候，他的天才还没有显露出来。在慕尼黑，同在维也纳一样，他仍旧囊空如洗，举目无亲，也没有正式职业。接着1914年夏天爆发了战争，把他像千百万其他人一样卷了进去。8 月3 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这是个天赐良机。现在这个年轻的流浪汉不仅能够满足在一场他认为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为他所热爱的第二祖国服务的愿望，而且也能够逃避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失意和烦恼了。
“对我来说，”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这仿佛是把我从年轻时代压在我身上的穷困下拯救出来。我很坦率地承认，在热情冲动之下，我跪了下来，衷心感谢上天赐给我这个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幸福机会？？对我来说，对所有德国人来说都是一样，现在我的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时期开始了。同这场巨大的斗争相形之下，过去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了。”
对希特勒来说，过去的一切——贫困、寂寞和失意——都要退居到次要地位，虽然以后还是永远影响着他的思想和性格。现在，将要为千百万人带来死亡的战争，却为这个25岁的青年带来了生命中新的一页。
第二章 纳粹党的诞生
1918年11月10日，一个阴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 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麦腊尼亚小镇帕泽瓦耳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1 个月以前在伊普莱斯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11月11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定。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200 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
“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也像其他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后来有些政治敌人攻击他在战斗中表现胆怯，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30]在他的纪录中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攻击是有根据的。他经过了不到3 个月的训练后，于1914年10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4 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3500人在4 天激战后只剩下600 人了，军官只剩下30名，4 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
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1916年10月7 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1917年3 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1918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10月13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
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
1914年12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1918年8 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15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
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他是个热情的战士，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31]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知道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不是亲眼在德国本国看到过这一点吗？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恶棍无赖”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1916—1917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感到很高兴。
1918年11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 月28日坚决主张“立即”
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10月2 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48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
这位德国伟大的战争英雄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1919年11月18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32] 事实上，由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政府不顾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之久，因为在9 月底以前，总司令部一直没有把恶化中的军事形势告诉给政府。
只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德国呆过的人才知道德国人民相信这个令人不能置信的传说的普遍程度。能够揭露这一传说不确的事实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国人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过，有罪过的是“十一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称呼。在他们看来，德国军方狡猾地卑怯地诱使共和国政府签订军事领袖坚决主张签订的停战协定，后来又劝告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接掌政权是十分勉强的，而且完全是为了要保全国家，使它不致于陷入势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度混乱状态。这一点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国的崩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掌握政权的旧秩序。
但是千百万德国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定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1918年11月10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阿道夫·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入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
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较起来，我的眼痛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纳粹党的发端
这个年方30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
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大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于却特别矮小。他在11月7 日那天带领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3 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寿命不长。1919年5 月1 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为了报复苏维埃枪杀十几名人质，他们屠杀了好几百人，其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人。
虽然在名义上暂时恢复了一个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真正权力已转入右派之手。
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巴伐利亚右派是哪些人？他们是正规国防军；他们是希望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的保皇派；他们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国的保守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成分也逐渐起了变化，主要成分已是为数众多的一批复员军人，他们的世界在1918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那些无处扎根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们在1914年离开的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战争中变得心肠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们摆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像希特勒（他有一个很短的时候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来说的那样，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是不久就开始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1920年3 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极右派的庸碌无能的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 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34]率领下按兵不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种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1920年3 月14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自由团的雇佣兵，包括埃尔哈特旅的成员，得到了庇护和受到了欢迎。。在这里，鲁登道夫将军同一批其他心怀不满的退伍军官定居下来，* 在这里，策动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修斯·埃尔兹伯格和瓦尔特·腊思瑙的暗杀。埃尔兹伯格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定；腊思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至少履行凡尔赛和约中一部分条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活动。
当他在1918年11月底回到慕尼黑时，他发现他所属的那一个营处在“士兵委员会”的掌握中。这种情况使他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他决定“立刻尽快离开”。这年冬天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特劳恩施大因的一个战俘营担任警卫，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奋斗》中谈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满”，完全靠用马枪对准3 个来捉他的“恶棍”才免于被捕。
在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希特勒立刻开始他所谓的“第一次多少有点政治性质的活动”。这就是向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提供情报，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要调查慕尼黑出现为时短暂的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属谁而成立的。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德国陆军一反过去传统，现在热衷于政治，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它在[35]那里终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为了要扩大它的保守的影响，它给士兵开了“政治训练”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班，而且是一个注意听讲的学员。据他自己的叙述，有一天，在听讲时，有人为犹太人说了一句好话，他就忍不住插嘴进去。他的反犹宏论显然使他的上级军官听了很高兴，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个团里担任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在陆军心目中看来，这就是它在这个曾经对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
对希特勒说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他想进入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认。特别是，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试验和锻炼他的演讲本领——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说：“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广众说话的机会，过去我完全无意识地靠直觉而认为具有的东西，现在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我是能够‘演讲’的。”这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虽然这件事并不特别奇怪。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很轻易地成为德国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他在电台上演讲时，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1919年9 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军方对工人的政党一直都很疑忌，因为这些政党都是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控制的，但是这个政党却被认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政党。但是在他要调查的该党会议上预定要发言的一个人，却是他所认识的。
原来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在陆军训练班上听到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次讲课。弗德尔是个土木工程师，经济学方面的怪人，他坚决相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1917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希特勒听了弗德尔的演讲后很受影响。
他认为弗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基础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他说，在弗德尔的演讲中。“我感到有一个可以用于这场未来斗争的有力口号”。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集会参加的一共只[36]有25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这种新组织遍地皆是，过不了很久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觉得德国工人党没有什么不同”。在弗德尔发言结束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他亏来自己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话显然说得十分尖锐，据希特勒说，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子。有一个人——据希特勒说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姓名——在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
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他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是个面有病容，目戴眼镜的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思想混乱，文章固然写得不好，演讲更是糟糕，他当时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1918年3 月7 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自由的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鼓吹为德国争取“公正的”
和平。实际上，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据工人阶级路线促进和平协会”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到1933年都有不少这种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施压力的团体）。
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出40个，1919年1 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差不多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100 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后来无声无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却恭维哈勒是个“正直的”和“确实很有教养的”人，不过对于他缺乏“演讲天才”表示惋惜。也许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笔带过的光荣，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希特勒演讲拙劣，这种看法使这个纳粹党的领袖一直很恼火，他在自传中一点也没有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他把当时情况详细地写入了《我的奋斗》。当时是清晨5 时，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37]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叫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要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德莱克斯勒曾经参加过爱国主义的祖国阵线，但是不久就对它那似乎与群众毫无联系的中产阶级倾向感到幻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瞧不起资产阶级——他们完全不关心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因此，德莱克斯勒的主张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一天，希特勒后来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卧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么写信作复，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举行会议的酒馆是一家开设在赫伦街、名叫老罗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过灯光阴暗、闯无一人的餐厅，打开门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同委员会打了一个用面。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4 个青年，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她一见我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招呼我，欢迎我这个德国工人党新党员。
说真的，我非常吃惊。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帐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7 马克50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接着第一主席读了给基尔、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来信的答复，人人都表示同意，接着是就收到的来信作了一个报告？？
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考虑我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否应该参加？”他承认，理智告诉他要推辞。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给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38]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
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ＰｅｅｒＧｅｎｔ》），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39]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大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
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这个酗酒的诗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吗？他在德国工人党内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未来助手。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我的奋斗》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该书的结尾中说——“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13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相公痹的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里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31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路，迄今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开始迸发出来了。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请帖，发请帖。后来他说起，有一次，他发出了80份请帖以后，“我们坐着等待客人们来临。一个小时后，‘主席’不得不宣布‘开会’。
一共仍旧只有7 个人，我们自己的7 个人”。但是他并不气馁。他用油印办法增加了请帖的数目。他筹到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40）111 个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了主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
但是该党名义上的首脑哈勒表示反对。“这位先生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后来说，“但是他却认为，搞别的名堂，我也许还行，演讲却绝对不行。
我一共讲了30分钟，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觉地感到而一点也没有把握的事情，现在却为具体事实所证实了：我是能够演讲的！”据希特勒自称，他的滔滔雄辞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300 马克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
1920年初，希特勒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自从他在维也纳社会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活动中看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以来，他一直对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时间订在1920年2 月24日，会场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容近2000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
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仍然表示怀疑，* 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因此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结束时还把这次集会作了一番介绍，他解释，这是因为，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甚至没有预定要当主要演讲人。这个角色保留给一个名叫约翰内斯·丁菲尔德博士的推行顺势疗法的医生，他是一个用“日尔曼纳斯·阿格里科拉”的假名向报上投寄经济学文章的怪物，没有多久就变得默默无闻了。
他的演讲结束后，台下毫无反应，接着希特勒开始演讲。据他的描写，当时情况如下：大厅里有喊叫声，猛烈的撞击声，一些最忠实的战友和其他拥护者同捣乱分子打了起来？？后者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秩序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我又能继续讲下去了。半小时以后，鼓掌声慢慢地开始压倒了叫喊声？？将近4 小时以后，大会己散，大厅渐空的时候，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运动的原则已经跟着德国人民一起走了出去，这些原则不可能再被遗忘了。在演讲的时候，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莱克斯勒、弗德尔和希特勒3 人匆匆忙忙地拟出来的。会上的嘘叫声，大部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而发（41）的，但是他还是认为纲领已全部得到通过，在1920年4 月1 日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时候，这个纲领成了该党的正式纲领。后来，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1926年还宣布这个纲领是“不能改动的”。
这个纲领当然是骗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到纳粹党执政的时候，大部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许多对德国问题写文章的人都嘲笑过它，而且这个纳粹党领袖后来听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内容时也颇为难堪，下不来台。但是，正如《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一样，这个纲领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国是执行了的，对德国国内外千百万人民造成了灾难深重的后果。
纲领第一点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并吞奥地利及其600 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侵占苏台德区及其300 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他所坚决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这一点吗？他要求归还但泽和波兰境内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以致造成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为了这一点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这么许多人对于希特勒不厌其烦地用书面写下来的纳粹目标，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难道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吗？1920年2 月24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宣布的纲领中的一些反犹项目，肯定是个不祥的预告。其中规定：在德国，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权利，不能参加新闻工作。在1914年8 月2 日以后到德国的犹太人一律都要驱逐出境。
党纲中不少段落显然仅仅是投合下层阶级的情绪的骗人玩意儿。当时下层阶级处境极为困难，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很容易打动他们的。例如，第十一点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点要求将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三点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第十四点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第十八点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第十六点要求保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坚决主张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这些要求都是在德荣克斯勒和弗德尔的坚持下列入的，他们两人显然真的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后来当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开始大批捐款给纳粹党的时候，这些要求颇使希特勒感到难堪，当然，根本谈不上执行了。
最后，纲领中有两点是希特勒一当总理后就马上加以执行的。
那就是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歇尔曼条约的第二点。最后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第二十五点。这一点，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在德国之内的第一点和废除和约的第二点一样，是在希特勒坚持下列入纲领的。这一点说明，即使在他（42）的党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已经不惜冒失去本地群众支持的危险而开始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当时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的倾向很强烈。巴伐利亚人经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他们要求减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权，以便已伐利亚能够实行自治。事实上，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没有什么权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则不仅是在巴伐利亚的权力，而且是最后在全国取得权力，为了要掌握和行使这一权力，就需要一个像他已经设想到的那种独裁政权来作为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玛共和国政体下，就像在霍亨佐伦帝国政体下一样，各邦都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他在1933年1 月30日一上台以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迅速实行该党党纲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说很少人认真对待的这最后一点。我们不能怪他言之不预，因为他是一开始就用书面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希特勒现在就在开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条件——多得多的条件，他的奇特的天才开始露出了苗头，发生了作用。他觉得，群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主张——那是说他能够不断地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数德国人不都是崇拜强者的吗？）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政治敌人实行了“可耻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她对于他所说的这种“恐怖手段”，很感兴趣。现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怖手段。在开始的时候，退伍军人在集会上的任务是压制捣乱分子，必要的话，把他们轰出去。
1920年夏天，在该党的“德国工人党”的名字前添上了“国家社会主义”
而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Ｎ。Ｓ。Ｄ。Ａ。Ｐ。，简称纳粹党，这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称）。以后不久，希特勒就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Ｏｒｄｎｅｒｔｒｕｐｐｅ），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们有一个时期曾伪装为该党的“体育运动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1921年10月5 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Ｓｔｕｒｍ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缩写为Ｓ。Ａ。）。冲锋队员穿褐色制服，他们大部分是自由团中的冒险家，负责指挥的是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他是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后者曾因为谋杀埃尔兹伯格案被判徒刑，最近才被释放出狱。（43）
这些穿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捣乱其他党的集会。
1921年曾有一次希特勒亲自率领冲锋队去袭击一个名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预定要发表演讲的集会，使巴勒施塔特挨了一顿揍。希特勒因此被判处3个月徒刑，结果只关了1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出狱以后，仿佛成了一个志士，反而比以前更加受人拥护了。“那没有关系，”希特勒对警察当局吹嘘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施塔特没有能讲成话。”正如希特勒几个月以前对一批听众所说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将来要毫不客气地防止——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来防止——一切可能涣散我国同胞思想的集会和讲演”。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他在1920年夏天触动了一个灵机，不能不叫人认为是天才的表现。他看到，纳粹党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的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他在多方考虑和试了不少图样以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卐字。带钩十字的于字虽然是袭用古代的，日后却成了纳粹党的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最后也成了纳粹德国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希特勒从哪里得到这个念头，用卐字来做党旗和党徽，他在《我的奋斗》中并没有提到，虽然他曾就这件事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卐字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埃及和中国的废墟中，都有人发现过卐字。我自己也曾在印度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遗物中看到过它。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也出现过它，德国自由团人员在1918年到1919年的战斗中曾在那里看到过。埃尔哈特旅在1920年卡普政变期间开进柏林时曾经把它漆在钢盔上。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时候无疑在某个反犹政党的党徽中看到过它，也可能是埃尔哈特旅来慕尼黑的时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说，许多党员们向他提出的图样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卐字，而且有一个“来自斯端恩堡的牙医师”确实提出了一个“一点也不坏而且同我的图样很相像的”旗帜的图样。
至于颜色，希特勒当然不要他痛恨的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他不想采用前帝国的红白黑三色旗，但是他喜欢这三种颜色，不仅因为一据他说——这三种颜色是“现有色彩最协调的颜色”，而且因为这三种颜色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不过它们得换个形式，于是便加了一个卐字。希特勒对他的独特创造感到非常喜欢。“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不久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卐字臂章。两年后，希特勒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卐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卐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这也许谈不上是“艺术”，然而却是最高超的宣传。纳粹党现在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徬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元首”的出现
1921年夏天，这个后起之秀的煽动家，在表现出不仅作为一个演讲家而且作为一个组织家和宣传家方面的这种惊人的才能之后，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立刻给他的同志第一次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机智狡猾的手段的滋味，而靠了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他以后将在许多更加重要的危机中取得许多成功。
在夏初的时候，希特勒到了柏林，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并且到他们精神上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他此去是想要掂量一下把他自己的运动扩大到巴伐利亚一邦的境外、扩大到整个德国的可能性。也许他能够为了这个目的结下一些有用的联盟。就在他外出的时候，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认为，推翻他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他对他们太独断独行了。他们打算同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一个著名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组织的，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认为，如果这些团体和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领袖能够同纳粹党合并，希特勒的地位就会降低了。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就立刻赶回慕尼黑，来收拾这些“愚蠢的疯子”——他在《我的奋斗》中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的阴谋。他表示愿意退出党。这是党所吃不消的，因为委员会其他成员马上认识到，希特勒不仅是他们最能演讲的人，而且也是他们最优秀的组织家和宣传家。
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经费现在也靠他募集，来源除了他发表演讲的群众性集会上的捐款以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其中包括军队方面。如果他走了，褪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委员会不让他辞职。希特勒在地位巩固了以后，现在就迫使其他领袖全面投降。他要求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诸如同施特莱彻的团体的勾勾搭搭。
这些要求在其他委员看来是太过分了。他们在党的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份攻击这个未来的独裁者的罪状，印成小册子散发。
这是希特勒受到他自己党内最激烈的一次攻击，攻击他的这些人对于他的性格和他的作风都有亲身的体会。
权力欲和个人野心使阿道失·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6 周后回到他的岗位上来了，而他的柏林之行的目的至今没有透露。他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他背后暧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们队伍中间制造分裂和不和，从而促进犹太人和他们朋友的利益。越来越清楚，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国家社会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目的，篡夺领导权，以便在这个重要关头，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他在数天前发给党的领导人的一份最后通牒，非常清楚他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份最后通碟里，他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要对党拥有唯一的和绝对的独裁权力，而委员会，包括党的创建人和领袖、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应该退隐？？
他是怎样进行他的活动的呢？完全像个犹太人。他歪曲每一桩事实？？国家社会党党员们！对于这种角色，快打定主意吧！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希特勒是个奸雄？？他认为他能够？？用各种各样假话来欺骗你们。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还有一点可笑的反犹成份（希特勒的行为像个犹太人！）而减弱了力量。但是把这些指责公开，并没有给反叛者带来他们可能预期的结果。希特勒马上控告小册子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而德莱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不得不否认这本小册子与他有关。
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使对方接受他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拥有独裁权力。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当名誉主席，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正如海登所说，这是保王党对圆头党的胜利。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就在当时当地，在1921年7 月，确立了“领袖原则”，这个原则（46）始而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出现了。“元首”现在开始改组纳粹党。施端纳克勃劳酒店后面阴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来简直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现在已弃置不用了，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这里地方比较宽敞，光线比较明亮。办公室先赊购了一架艾德勒牌的旧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箱、文件柜、家具，安装了电话，聘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将近一年以前，在1920年12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收买这家报纸的6 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里特·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笔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在1923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办一家政治性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某些比较无产阶级化的粗人看来，一定是有些奇怪的。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是来源之一。她第一次同这个年轻的煽动家碰面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在柏林的时候，邀他到贝希施但因家中下榻，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还对他的运动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资助这家新办日报经费的，还有一部分来自一位格特鲁德·冯·赛德立茨大太，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在芬兰几家赚钱的造纸厂里拥有股份。
1923年3 月，一个名叫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人民观察家报》为抵押品，借给纳粹党1000美元，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讲究风雅的家里很有钱，在慕尼黑开设一家艺术出版公司。* 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钱折成马克是一笔惊人巨款，它给纳粹党和它的报（47）纸帮了很大的忙。不仅如此，汉夫施丹格尔一家的友谊还不止限于金钱上的帮助。他们是慕尼黑第一个向这个喧闹滋事的年轻政客打开大门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后来任命他担任该党外国报纸部负责人。汉夫施丹格尔是个古怪的、瘦长得出奇的人，他那刺人的机智稍许补救了他那浅薄的头脑。他是个钢琴家，晚上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多次，甚至在他的朋友在柏林执政了以后，常常中途告退，奉召去见元首。据说，他的钢琴弹奏——他猛击琴键——和他的俏皮话对于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颇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后来这个脾气古怪然而性情和蔼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像希特勒其他一些早期伙伴一样，也不得不离开德国逃命。* 希特勒日后最亲信的下属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已经入党，或者不久就要入党。鲁道夫·赫斯是在1920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人的儿子，14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14岁后回莱因兰上学。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48）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做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但是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撅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
1919年5 月1 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伤。一年后有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当时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霍斯霍弗将军的地缘政治思想。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
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们（人民）前进？？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青年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在当时的肖像，但是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后来确是实现了的——肖像，赫斯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是他仍是个才力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会极其狂热地去执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诚和最受信任的追随者之一，是少数几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之一。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虽然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而且也的确是纳粹党的“哲学家”，但是他也是个才力平庸的人。有人把罗森堡当作俄罗斯人，也许是有些根据的。像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1893年1 月12日生于爱沙尼亚的勒伐尔（现在叫塔林），1721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他选了到俄国而不是到德国去上学，1917年在莫斯科大学得了一张建筑学的毕业证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他一直呆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纳粹党内有些仇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曾有过做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念头。
1918年2 月，他回到勒伐尔，自愿参加当时开到那个城市的德国军队，但是因为是个“俄罗斯[49]人”而被拒绝了。他于1918年年底终于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当地的白俄当中活跃起来的。
罗森堡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过埃卡特又认识了希特勒。罗森堡在1919年年底参加了纳粹党。一个拥有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的人，对于连建筑系也考不进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罗森堡的“学识”也使希特勒深为心折。他也赏识这个年轻的波罗的海人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就在1923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罗森堡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他继续吹捧这个头脑完全糊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一些时候到慕尼黑大学来，名为来学经济学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间来，比大多数退伍军人更觉困难。他开始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做了一个时期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飞机送埃立克·冯·罗森伯爵到斯德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作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冯·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堕人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难是，卡林·冯·肯佐夫夫人患有癫痈病，结过婚，有个8 岁的儿子。但是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1921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
一年后，1922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爱吵架滋事的人。“宫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特许的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啤酒，嗜之若命，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他的演讲能力不输于领袖，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他毫不隐讳，有一个时候，他靠几个情妇的倒贴过着舒服的生活。他是个出名的敲诈能手，甚至他自己党内[50]的同志如果触犯了他，他也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暖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
例如，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几乎是自始至终容忍的。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个小学教员，从1922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到1939年，他的红运才终于结束。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份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施恃莱彻也是个著名的色情文学提倡者。他的外号叫“弗朗科尼亚的无冕国王”，他的老巢设在纽伦堡，在这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监牢或者受酷刑。
直到我最后在纽伦堡看到他精神萎顿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审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时，他总是有一根皮鞭执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带上，他常常大笑着自夸抽过别人无数鞭子。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要想当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
1920年4 月1 日，在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简称由此而来——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脱离了军队。从此以后，他要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
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党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也不免纳闷。1921年7 月党委员会一些反叛的委员起草的罪状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作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不资。他在女人们面前还自称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犯了诽谤罪，在审讯时答复了这个问题。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他回答说：“我为国家社会党讲演时，不取分文。
但是我也为其他团体讲演？？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51]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我一些为数不大的帮助。”这大概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汉夫施丹格尔这样境况较好的朋友无疑会“借”钱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的。
他的需要也很简单。在1929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萨河附近提尔契街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间房间的公寓里。冬天他穿一件旧军大衣——后来由于许多照片，德国国内几乎人人都很熟悉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莱德霍森”，这是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在宜人的气候中喜欢穿的皮短裤。
1923年埃卡特和埃塞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馆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山间乡下风光，后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宽敞的别墅伯格霍夫* ，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过在1921—1923年的动荡年代中，很少时间供他休息玩乐。他有一个党要建设，要在一批同他一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的激烈竞争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亚邦中争取公众注意和支持的右翼运动不止一个，纳粹党不过是其中之一：再扩大些说，在整个德国，这种右翼运动还有好些。
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需要观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局面，真是接二连三，令人目眩头晕。1921年4 月，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要求——为数达1320亿金马克，折合330 亿美元。德国人马上嚷嚷他们无法偿付。马克原来对美元的比价是4 ：1 ，现在开始下跌，到1921年夏天，已跌到75：1 ，一年后跌到400：1.埃尔兹伯格在1921年8 月被暗杀。
1922年6 月发生谋刺当初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社会党人菲利普·谢德曼事件。同月24日，外交部长腊思瑙在街头被刺殒命。在这3 起案件中，凶手都是极右翼的人。摇摇欲倒的柏林全国政府为了对付这一挑战，终于宣布了一项特别规定的共和国保护法，其中对政治恐怖行动规定了严厉的惩泊办法。
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许多武装团体和结束政治上的无赖行为。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即使在温和派的莱亨菲尔德伯爵（他于1921年接替极端派的卡尔）领导下，也发现要遵守柏林全国政府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当它企图实行取缔恐怖活动的法律时，巴伐利亚右派（现在希特勒已是他们的公认年轻领袖之一）
组织了一个推翻莱亨菲尔德和进军柏林颠覆共和国的阴谋。
褪褓中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它的生存不仅经常受到来自极右方面的威胁，而且也经常受到来自极左方面的威胁。
第三章 凡尔赛、魏玛和啤酒馆政变
在胜利的西方协约国中的大多数人看来，1918年11月9 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似乎标志着德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新时代的来临。伍德罗·威尔逊在停战以前交换的照会中，坚决主张废除霍亨佐伦皇朝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看来德国人似乎是遵从他的要求的，虽然有些勉强。德皇已经被迫宣布退位，逃亡国外，君主政体已经废除，德国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体，共和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
11月9 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
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定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1918年11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1918年11月9 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他拿起电话耳机。“我是格罗纳，”那边说。这个前马鞍工人由于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台中的德国的残余政治权力塞人他毫无准备的手中之后还有点感到晕头转向，听到这声音不禁肃然起敬。威廉·格罗纳将军是继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的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在斯巴，当冯·兴登堡元帅临阵犹豫的时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军队已经不再效忠于他，他必须下台——这个大胆的行动，是军官阶层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埃伯特和格罗纳自从1916年以来就有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当时这位将军：[54]负责军事生产，曾与这位社会党领袖一起紧密合作过。11月初——仅仅几天以前，他们就在柏林商谈过如何挽救君主政体和祖国。
现在，正当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埃伯特答应要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格罗纳则保证陆军支持新政府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它的目标。
“陆军元帅（兴登堡）仍旧愿意担任总司令吗？”埃伯特问。
格罗纳将军回答说他仍旧愿意。
“请你向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埃伯特说。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有救了。将军们，除了格罗纳自己是光荣的例外和其他少数人以外，是决不会向共和国效忠的。最后，他们在兴登堡率领下，把共和国出卖给了纳粹党人。
但是，在当时，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国发生的情况，使埃伯特和他的社会党的同志惶惶不安。他们不想变成德国的克伦斯基。他们不想被布尔什维分子代替。在德国各地，正如在俄国一样，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纷纷成立，掌握了权力。正是这些委员会在11月10日选举出来一个人民代表委员会，由埃伯特为首，负责暂时管理德国。
12月，德国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的成员是全国各地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它要求把兴登堡撤职，废除正规军，代之以一支民防队，其军官由士兵选出，归人民代表委员会管辖。
对兴登堡和格罗纳来说，这大过分了。他们拒绝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埃伯特本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贯彻代表大会的要求。但是陆军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要求它原来同意支持的政府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在圣诞节前两天，在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控制下的人民海军陆战队师占领了威廉街，冲入总理府，割断了电话线。但是通向陆军司令部的秘密线路仍旧畅通，埃伯特通过这条线路求援。陆军答应派波茨但卫戍部队前来援救，但是在它到达以前，哗变的水兵们已经退到他们设在当时仍由斯巴达克斯团据守的皇宫马厩的营房中去了。
斯已达克斯团，在德国两个最有本领的煽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
卢森堡的领导下，继续争取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55]们在柏林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在圣诞节前夕，海军陆战队师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从波茨但开来的企图把他们驱出皇宫马厩的正规军。兴登堡和格罗纳催促埃伯特履行诺言，镇压布尔什维分子。对这件事，这个社会党领袖大乐意做了。圣诞节后两天，他任命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国防部长，从这项任命开始，事态就按照凡是知道这位新任部长的人都能预料得到的逻辑发展了。
诺斯克是屠夫出身，在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一步步向上爬，1906年成了国会议员，被认为是党内军事专家。他也被认为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和铁腕人物。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派他去平定11月初在基尔发生的海军哗变，他完成了这项使命，诺斯克身躯魁伟，面目凶狠，体力过人，然而智力低下，正如他的敌人所说，这是他的行业的特点。他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那一天就宣布“总得有人当警犬”。
早在1919年1 月，他就开始下手，在1 月10日到17日之间——后来在柏林有一个时期称这7 天为“血腥的一周”——正规军和自由团在诺斯克指示下和冯·卢特维茨将军”的指挥下击一年以后，旧派反动军官男爵瓦尔特·冯·卢特维茨将军率领自由团军队占领了柏林，支持卡普政变，这件事说明了他对共和国、特别是对诺斯克到底有多少忠诚。
埃伯特、诺斯克和政府其他官员被迫在1920年3 月13日清晨5 时仓惶逃出柏林。名义上隶属于国防部长诺斯克的陆军参谋长冯·西克特将军拒绝让陆军保卫共和国抵抗卢特维茨和卡普。“这一夜的经过说明了我全部政策的破产，”诺斯克叫道，“我对军官团的信任粉碎了。你们都背叛了我。”
（引语见惠勒一贝纳特：《权力的报应》[ 《ＴｈｅｉＶｅ1 ，ｉｅｓ ｉｓ ｏｆ Ｐｏｗｄｅｒ》] 第77页）溃了斯巴达克斯团。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近卫骑兵师的军官俘获杀害。
柏林战事结束后，德国全国马上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届国民议会的任务是起草新宪法。这次选举是在1919年1 月19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发生“革命”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经恢复了一些勇气。过去由于没有任何其他集团愿意分担责任而单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党）在3000万选票中获得了1380万张选票，在国民议会421 个议席中赢得了185 个议席，但是距多数席位相差还很远。显然，新的德国是不能单靠工人阶级来建立的。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政治运动的中央党和12月间由原来的进步党同[56]国家自由党左翼合并的民主党一共得了1150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166 个议席。两党都声称拥护一个温和的、民主的共和国，虽然当时相当一部分舆论是主张君主政体最后复辟的。
至于保守派，他们当中有些领袖在11月藏匿了起来，另外一些领袖如冯·维斯塔普伯爵则乞求埃伯特的保护。他们的选票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却表明绝没有被消灭。他们改名为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了300 万张选票，44个议席；他们的右翼盟友国家自由党（也已改名为德国人民党）得到近150 万张选票，19个议席。这两个保守党派虽然肯定处于少数党地位，但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议席来发表政见。事情也确实是如此，国民议会刚刚于1919年2 月6 日在魏玛开会，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就起来为德皇威廉二世以及他和他的将领们领导战争的情况辩护。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有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变心转意。在1919年，他仍旧被认为曾经是最高统帅部在国会中的喉舌——像大家所称的那样，是“鲁登道夫的青年人”——激烈地拥护采取并吞政策的人，狂热地主张进行无限制的潜艇作战的人。
国民议会经过6 个月的辩论后于1919年7 月31日通过宪法，总统于8 月31日批准了这一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内阁制政府是取法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镜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 魏玛宪法的措词，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听来都是动人而有力的。宪法宣布人民是一国之主：“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凡年满20岁，不分男女，均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
所有德国人都有权？？自由表示意见？？所有德国人都有结社或集会的权利？？全国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凡尔赛的阴影
在魏玛宪法的起草工作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玛宪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是凡尔赛和约的起草。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和平日子里，甚至在国民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后，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都还很少考虑。即使考虑了的话，他们看来也颇有自信，在按照协约国的要求驱逐了霍亨佐伦王室、“平定了布尔什维分子、着手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政府之后，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不是以他们战败为基础而是以威尔逊总统的著名十四点为基础的和约。
德国人似乎很健忘，连一年前的事也记不起来了；在1918年3 月3 日，当时尚处在胜利中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和无可比拟的羞辱的”和约，这还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在战争所引起的情绪冷却下来了20年以后发表的看法。这个和约剥夺俄国的领土几乎有奥匈帝国和上耳其加起来一般大，居民5600万，亦即其全部人口的32％；1/3的铁路线，73％的铁矿，89％的煤产量，5000多个工厂。此外，俄国还得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赔款。
1919年晚春的时候，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协约国未经与德国协商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子5 月7 日在柏林发表。对于一个到最后一刻钟还耽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打击。全国纷纷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德国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期间担任总理的谢德曼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 月8 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照会固执的克莱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58]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800 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1919年到1921年之间先要付一笔50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 ，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6 月17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纳将军推动下答复称：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 ，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59]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纳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6 月16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6 月24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纳。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6 月24日来到了。
下午4 点30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纳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1918年11月9 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纳，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纳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钟。4 天以后，1919年6 月28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10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Ｌ·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1921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4/5 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1914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援，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1923年1 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 万：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万：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万：1 ，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40亿比1 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62]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Ｔｒｕｐｐｅｎａｍｔ），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巴伐利亚发生的反叛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1923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63]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
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援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
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2 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4 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53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64]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9月26 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1923年9 月26日一直到1924年2 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9 月26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3 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65]国的背后。现在1923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前来说，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亚和北方的反叛威胁的陆军，要防止德国陷于灾难深重的内战，支持现政权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驻扎在慕尼黑的那一个师里有些领导军官站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一边。他也知道有个“黑色国防军”的阴谋，其首领是前参谋总部军官布赫鲁克少校，其目的是要占领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现在就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坚强的决心着手行动，来整顿陆军和结束内战威胁。
1923年9 月30日晚上，“黑色国防军”部队在布赫鲁克少校指挥下占领了柏林东面的3 个炮台。西克特命令正规军去包围他们，两天后，布赫鲁克投降了。他以叛国罪被起诉，后来真的判了10年的炮台禁闭。原来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劳动突击队”名义建立起来为10万名国防军提供秘密后备人员的“黑色国防军”就此解散了。*西克特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上去。在镇压左派方面，陆军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在萨克森，当地国防军司令逮捕了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人员，并且任命了一名国家长官执掌政权。在汉堡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很快受到严厉的镇压。柏林现在认为，比较轻易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分子以后，已经剥夺了巴伐利亚阴谋分子声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共和国的借口，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总该会承认全国政府的权威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如此。
巴伐利亚仍旧违抗柏林。它现在处在三巨头的独裁控制之下，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在已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卡尔拒绝承认埃[66]伯特总统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适用于巴伐利亚。他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国政府要求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特别是西克特、施特莱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尔却轻蔑地加以拒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