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后，里宾特洛甫在3 月10日直接向希特勒报告，“如果奥地利问题不能和平解决”，英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根据他在伦敦的会谈，他基本上相信“英国不会对奥地利采取什么行动”
3 月11日星期五，里宾特洛甫正在唐宁街跟首相和他的同事们共进午餐，突然一个外交部的信使闯进来，交给张伯伦一批关于来自维也纳的惊人消息的紧急电报。
仅仅在几分钟以前，张伯［345 ］伦还要求里宾特洛甫把“他所希望的解决德英关系的真诚愿望和坚定决心”告诉元首。现在，接到了这个奥地利来的、令人不快的消息后，这些政治家就到首相书房里去，张伯伦在那里向感到不自在的德国外交部长念了维也纳英国公使馆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最后通牒的两份电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报告说，“这次讨论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向平静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比张伯伦还要激动，后者至少在外表上还显得平静和沉着”。里宾特洛甫对“这些报告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这似乎使他的英国主人们平静了下来，因为，他报告说，“我们的告别是完全亲切的，甚至哈利法克斯也恢复了平静”。
张伯伦对维也纳来的消息的反应，是命令驻柏林大使汉德逊写一个通牒给代理外交部长冯·牛赖特，说如果德国致奥地利最后通牒的消息是确实的话，“英王政府认为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词提出抗议”。但是在这样晚的时候提出一个形式上的外交上的抗议，希特勒是一点也不害怕的。第二天，3 月12日，正当德国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入奥地利的时候，牛赖特回了一个轻蔑的答复，说奥德关系只是德国人民的事情，而不是英国政府的事情，并且再次撒谎说，并没有德国致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只是应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的“紧急”请求才派遣军队前去的。他叫英国大使去看这个“已经公布在德国报纸上”的电报。
希特勒在3 月11日晚上唯一认真担心的是墨索里尼对他的侵略的反应，不过，柏林对捷克斯洛伐克可能会怎样做也有些不放心。但是，不知疲倦的戈林很快就把这点解决了。虽然他正忙于用电话指导在维也纳的政变，他还是设法在这天晚上溜到ＨａｕｓｄｅｒＦｌｉｅｇｅｒ（飞行员之家）去呆了一会儿。他在那里以主人身份招待1000个高级官员和外交人员，举行一个盛大晚会，欣赏国家歌剧院的管弦乐队、歌唱家和芭蕾舞团的表演。当捷克驻柏林公使马斯特尼博士来到这个盛大的晚会上时，这位挂满勋章的元帅立即把他拉到一边，拿名誉向他担保说，捷克斯洛伐克不必对德国有什么恐惧，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只不过是一件家务事而已”，希特勒希望改善同布拉格的关系。反过来他要求捷克保证不会动员。马斯特尼博士离开了晚会，同布拉格的外交部长通了电话，然后回到晚会上去告诉戈林说，他的国家没有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干涉奥地利事件。戈林放下了心，重申了他的保
证，并说他受权申明，希特勒也立誓支持这些保证。
也许，甚至机警的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那天晚上也来不及认识到，奥地利的灭亡也就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在那个周未，欧洲有些人认为捷克政府目光短浅，他们说，鉴于纳粹占领奥地利后，德国军队从三面包围了捷克斯洛伐克，后者在战略上就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又鉴于如果它出面拯救奥地利，可能会使俄国、法国和英国，还有国际联盟都同第三帝国发生冲突，而这是德国人所吃不消的，所以捷克人原该在3 月11日晚上采取行动的，但是本书下文不久就要谈到的随后发生的情况，无疑使这种论据完全站不住脚。不久以后，当西方的两个民主大国和国联有一个更好的遏制希特勒的机会的时候，它们却退缩了。无论如何，许士尼格在这个多事的一天一直没有正式向伦敦、巴黎，布拉格或者日内瓦呼吁过。或许，如他的回忆录所说的，他认为这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另一方面，米克拉斯总统则有这样的印象（这是他后来作证时说的）：奥地利政府马上把德国的最后通牒告诉了巴黎和伦敦，并且整个下午都在继续同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会谈”，以图探明它们的“想法”。
当事情越来越清楚，它们的“想法”只不过是发发空洞的抗议的时候，米克拉斯总统在午夜前不久屈服了。他任命了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并接受了他的内阁部长们的名单。他后来难受他说：“我在国内外都被完全抛弃了。”
希特勒向德国人民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以他通常的蔑视真理的态度把他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并提出诺言说，奥地利人民将在“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
中选择他们的前途。这篇声明由戈培尔在3 月12日中午在德国电台和奥地利电台加以宣读。然后，希特勒就出发到他的祖国去了。
他受到了暴风雨般的欢迎。在每一个为了他的到来而匆忙装饰起来的乡村里，都有欢呼的人群。下午他到达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地林嗣，他曾在这里度过他的学童时代。在这里，对他的欢迎狂热之极，希特勒深受感动。第二天，在打了一个电报给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以后，他在利昂丁他的双亲的坟墓上放了一个花圈，然后回到林嗣去发表了一篇演说：在多年前离开这个市镇时，我怀着完全和今天心中所怀着的同样的信仰。在那么多年以后，我能够使这种信仰得以实现，由此可见我现在感动之深。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市镇去当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与了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我相信这个使命，我活着为这个使命而斗争，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把它实现了。
12日下午，赛斯—英夸特在希姆莱陪同下乘飞机到林嗣来会见希特勒，并骄傲地宣称圣歇尔曼条约第88条已经归于无效。该条约第88条确认奥地利的独立是不能让与的，并规定国际联盟为它的保证人。对于被奥地利群众的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希特勒来说，这还不够。他命令内政部次长威廉，斯图卡特博士立即到林嗣来。
斯图卡特是他的部长弗立克赶忙派到维也纳去拟定使希特勒成为奥地利总统的法律的。使这位法律专家多少有些感到意外的是，元首命令他，“草拟一项规定德奥完全合并的法律”，这是他后来在纽伦堡作证时说的。
斯图卡特在3 月13日星期日把这个法律草案提交给在维也纳新成立的奥地利政府，这一天本是许士尼格的公民投票预定要举行的日子。上文已有述及，米克拉斯总统拒绝签署这个法律，但是已经接掌了总统权力的赛斯一英夸特签了字，并在当天深夜飞回林嗣去把它提交给元首。它宣布了奥地利的告终。它开头说，“奥地利是德国的一省”。赛斯—英夸特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欢喜得掉下了眼泪。这个所谓德奥合并法还在同日由德国政府在林嗣颁布，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弗立克和赫斯在上面签了字。它规定在4 月10日举行“一次自由而秘密的公民投票”，奥地利人可以在这次公民投票中决定“同德国合并的问题”。希特勒在3 月18日宣布，德国人也要就德奥合并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同时还要举行国会的新选举。
希特勒直到3 月14日星期一的下午，才凯旋地进入他曾经在那里流浪过那么久的维也纳。这是由于两件没有预见到的事而推，[348］迟的。尽管奥地利人由于将在首都看到元首而高兴得如醉如狂，希姆莱要求再给他一天的时间来完成安全措施。
他已经在逮捕数以万计的“不可靠分子”，在几个星期内，单是维也纳一地就将达到79000 人。还有一件事就是，吹嘘得很厉害的德国装甲部队，竟在还没有看到维也纳的山头以前就出了毛病而抛锚了。
据约德尔说，约有70％的装甲车停在从萨尔斯堡和巴索到维也纳的公路上，虽然指挥装甲部队的古德里安将军后来说，他的部队只有30％陷于停滞。无论如何，希特勒对这种延迟大为生气。他在维也纳只过了一夜，下榻在帝国饭店。
不过，衣锦荣归，回到这个他认为曾经冷待过他、使他在青年时期过着饥饿困苦的流浪生活、而现在又以极其热烈的欢欣心情来欢迎他的前帝国首都，不可能不使他兴致勃勃起来。无处不在的巴本由柏林乘飞机赶来维也纳参加庆祝，他赶到时，希特勒已站在哈布斯堡皇室故宫霍夫堡对面的检阅台上。巴本后来写道，“我只能说他是处在二种大喜若狂的状态中”。* 他在以后4 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这种状态，这时他在德国和奥地利各地巡行，煽起群众的热情来对德奥合并投赞成票。但是在精神横溢的演说中，他仍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中伤许士尼格，或者贩卖现在已经变成陈腔滥调的关于德奥合并是如何实现的那种谎言。在3 月18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硬说许士尼格要举行“伪选举”而“食了言”，又说“只有一个发痴的、盲目的人”才会干出这种行为来。3 月25日在柯尼斯堡发表的演说中，“伪选举”在希特勒心中已变成“这个可笑的喜剧”，希特勒声称，已发现一些信件，证明许士尼格曾有意欺骗他，拖延不履行伯希特斯加登协议，直到“一个较为有利的时刻来煽动外国反对德国”。
外国报纸曾对希特勒使用赤裸裸的武力和甚至不等公民投票的结果就宣布德奥合并的这种诡计加以嘲笑，希特勒在柯尼斯堡的演说中答复说：某些外国报纸说，我们对奥地利使用了暴力方法。我只能说：它们甚至在死后也不能不说谎。
我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深得我的人民的爱戴，但是当我越过以前的边界［进入奥地利］时，我所看到的人民的爱戴的表现却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们不是作为暴君，而是作为解放者来到的？？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我乃决定不等到4 月10日而立即实现合并？？
如果说，这番话在外国人听来不大合乎逻辑或者不大老实的话，对德国人却无疑造成了很深刻的印象。在国会的演说结束之际，希特勒用充满感情的声音恳求说：“德国人民，再给我4 年任期，以便我现在可以利用已经实现的联合来为全体人民谋福利！”这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呼，其热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以往在这个讲台上受到的欢呼。
4 月9 日，即投票的前夕，元首在维也纳结束了他的竟选运动。这个曾作为一个衣衫褴楼、饥肠辘辘的流浪汉在这个城市的人行道上踯躅的人，不过4 年前才在德国取得了霍亨佐伦国王的权力，而现在又拥有了哈布斯堡皇帝的权力，不免充满了一种天赐使命之感。
我相信，是上帝的意志打发一个青年从这里到德国去，让他成长起来，把他培养成这个民族的领袖，以便使他能够领导他的祖国回到德国。
上苍自有它的意志，而我们都只不过是它的意志的执行人而已。3 月9 日许士尼格先生违背了他的协议，于是在那个瞬间，我就觉得现在上帝已对我发出了号召。
以后3 天里发生的事只能认为是上帝的这种愿望和意志的实现。
3 天里，上帝惩罚了他们！？？在发生背信行为那一天赐给了我天恩，使我能够把我的祖国同德国结合在一起！？？
我现在要感谢上帝，他使我回到我的祖国，以便我现在可以领导它同（350 ）
我的德国结合起来！
明天愿每一个德国人都认识到这个时刻，估量到它的意义，谦恭地在上帝面前低头，他在几个星期中已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
原来无疑会在3 月13日对许士尼格投赞成票的奥地利人，有一大部分在4 月10日也会向希特勒投赞成票，这是一个预定的结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真的认为，最后同不论什么样的德国，即使是纳粹德国，结合起来，是一种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结局，因为在1918年同原来的广大的斯拉夫和匈牙利内地割断了的奥地利，终究是不能依靠自己而体面地存在的，它只能作为德国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除了这些奥地利人以外，还有狂热的纳粹分子，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不论找差使的人或是已有差使的人都为纳粹的成功所吸引，急于想改善他们的处境。在这个天主教徒占压倒多数的国家里，许多天主教徒无疑为红衣主教因尼茨尔的一篇广为宣传的声明所左右，这篇声明对纳粹主义来到奥地利表示欢迎，并敦促教徒投赞成票。
* 我认为，如果举行公正和诚实的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和许士尼格的天主教社会党人都能自由地公开进行竞选，在这次公民投票中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数目可能是会差不多的。事实是，只有非常勇敢的奥地利人才敢投反对票。
像在德国一样，选民们害怕不投赞成票会被查出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那个星期日下午我在维也纳所参观的投票站中，各投票棚的角上都开着很大的裂缝，使坐在几英尺外的纳粹选举委员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们怎么投票。
在乡下选区里，差不多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在投票棚中秘密投票；他们都是公开投票的，让大家都能看到。我正好要在那天晚上7 点30分广播，这是在投票结束后半小时，选票还正在开始点数。一个纳粹官员在我广播前竭力使我相信说，奥地利人99％都会投赞成票的。这正是以后公布的官方数字——大德意志99.08％，奥地利99.75 ％的人投了赞成票。
因此，作为奥地利来说，在历史上它暂时消失了，它的名字被那个存心报复的奥地利人抹掉了，他现在已使它同德国合并了起来。奥地利的古老德文名字Ｏ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东部帝国），被取消了。奥地利变成了Ｏｓｔｍａｒｋ（东部边疆），但是很快就甚至连这个名字也不用了。柏林方面用区的行政建制来管理这个国家，区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邦，如像提罗尔、萨尔斯堡、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
维也纳变成了德国的一个城市，一个区的行政中心，它渐渐地衰落了。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出身的独裁者，把他的祖国从地图上擦去，并且使它一度光辉灿烂的首都失去了最后一点光荣和重要性，奥地利人中间产生失望情绪，是不可避免的。［351 ］在头几个星期中，维也纳纳粹分子的行为比我在德国看见过的任何情况都要坏。
他们肆无忌惮地发泄他们的虐待狂。日复一日，可以看到大批犹太男女在擦去人行道上许士尼格的口号和打扫街道。他们趴在地上做这种清洁工作，冲锋队员则站在旁边监视着，人们都围拢来侮辱这些犹太人：数以百计的犹太男女在大街上被抓去打扫公共厕所以及冲锋队和党卫队营房的厕所。还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了起来。
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或者被盗窃。我从普洛斯尔胡同的寓所窗口望出去，看到一队队的党卫队人员从隔壁的罗茨彻尔德* 邸第里把银器、地毯、绘画和其他掠夺品用车子装走。路易·德·罗茨彻尔德男爵本人后来由于把他的钢铁厂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工厂作为买路费，才得以逃出维也纳。这个城市的18万犹太人，大约有一半是在战争开始以前由于把他们的财产交给纳粹分子而才买到了移居国外的自由的。
海德里希在党卫队下面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犹太移民局”，在人身自由上做发财生意。该局成了有权发给犹太人出国许可证的唯一纳粹机构。这个机构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由一个奥地利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同乡、林嗣来的卡尔·阿道夫·艾克曼主持的，它终于变成一个不是移民而是进行灭种的机构。它组织了对400 多万人的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利用德奥合并的头几个星期留在奥地利的机会，在多瑙河北岸恩斯附近的毛特豪森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集中营。
一再把千千万万的奥地利人运到德国的集中营去是太麻烦了。希姆莱认定，奥地利需要有一个自己的集中营。
在第三帝国垮台以前，非奥地利被拘人员比本地被拘人员的数目还要多，而且毛特豪森是官方公布杀人最多的德国集中营（在东方的灭绝营是另外一回事）：在它存在的6 年半中杀死了35318 人。
尽管在德奥合并后有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所领导的秘密警察恐怖统治，还是有几十万德国人前来奥地利。因为他们可以用马克在奥地利享受到在德国多年吃不到的丰餐美食，在奥地利的优美无比的山水之间度过极便宜的假期。德国商人和银行家蜂拥前来，以只占其本身价值极小一部分的代价购买被霸占的犹太人和反纳粹人士的产业。在这些笑容满面的来客中，也有那个别人仿效不来的沙赫特博士。他虽然跟希特勒发生过争执，仍然是德国内阁中的一个部长（不管部长），仍然是国家银行的总裁。他对德奥合并感到大喜过望。他甚至在公民投票以前就到奥地利来代表国家银行接管奥地利国家银行，在3 月21日对这家奥地利银行的职员们发表了演说。
沙赫特博士嘲笑了外国报纸对希特勒实现德奥合并的方法的批评，而坚决地为这些方法辩护。他说，德奥合并是“外国对我们实施的无数次背信弃义和残暴行为的结果”。
“感谢上帝？？阿道夫·希特勒已创造了德国意志和德国思想的一致？？他用新加强的国防军来支持这种一致，然后，他终于使德国和奥地利的内在一致获得了外表形式？？
“凡是不全心全意支持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在我们这里是找不到前途的？？
国家银行将永远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不然我将不再成为它的经理。”
接着沙赫特博士使奥地利职员们宣誓“忠于和服从元首”。
沙赫特博士高声说道：“谁要是违背誓言，谁就是混蛋！”然后他领导他的听众们三呼“ＳｉｅｇＨｅｉｌ！
与此同时，许士尼格博士已被逮捕，而且受到了极其屈辱的待遇，很难使人相信这不是希特勒亲自布置的。他从3 月12日到5 月28日处于软禁之下，在这段时期内秘密警察想出了一些非常卑鄙无聊的方法来不让他睡觉。
然后他被带到了设在维也纳大都会饭店里的秘密警察总部去，在五层楼的小房间里又关了17个月。在那里，他被迫用发给他个人使用的毛巾去收拾党卫队卫兵的宿舍、脸盆、污水桶和厕所，并且被迫做秘密警察想出来的各种下贱工作。到他垮台后的第一周年，3 月11日，他的体重已减少了58磅，然而党卫队医生却报告说他的健康状况极佳。许士尼格后来在他的书里描述了他在这些年受到单独禁闭和后来在达豪和萨赫森豪森这种最坏的德国集中营里“在活死人中间”的生活。在他被逮捕以后不久，他被允许用请人在狱外代理的方法同前伯爵夫人维拉·捷尔宁结婚，她同前夫的婚姻关系已由教会法庭所取消。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她被允许带着1941年生的孩子和他在集中营里一起过活。他们竟能度过这种监禁的磨难而幸免一死，真是一个奇迹。到最后，另有一些在希特勒激怒下遭殃的显贵人士也和他们一样被关入集中营，如沙赫特博士、前法国总理莱翁·勃鲁姆和他的夫人、涅穆勒牧师、一批高级将领、黑森亲王菲利普。
后者的妻子，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被党卫队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杀害，作为元首对她父亲维克多·爱［353 ］麦虞埃背弃他投向盟国的报复。
1945年5 月1 日，这批显贵的囚徒匆促地从达豪南撤，以免被由西方挺进的美国军队所解放。他们到了南提罗尔山区的一个乡村里。秘密警察军官们给许士尼格看一张名单。根据希姆莱的命令，名单上的人要处死，以免落入盟军之手。许士尼格看到他自己和他妻子的名字“清楚地印在上面”。他的心冷了半截。历尽困苦苟延了那么久——可是在最后一分钟还是不免一死然而，在5 月4 日，许士尼格却能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2 点钟，警报！美国人！
一支美国部队接管了这个旅馆。
我们自由了！
希特勒不费一弹，而且没有受到其军队本来可以压倒他的大不列颠、法国和俄国的干涉，就为德国增加了700 万子民，而且获得了一个对他将来的计划具有莫大价值的战略地位。不仅他的军队在三面包围着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他现在还拥有了维也纳——这个通向东南欧的大门。作为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欧和东南欧的交通和贸易中心。现在这个神经中枢落在德国人手里了。
或许对希特勒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英法仍旧不肯动一根毫毛来阻止他。3 月14日张伯伦在下院谈到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既成事实，伦敦的德国大使馆用一连串紧急电报把辩论的经过情况报告给柏林。希特勒没有什么害怕的了。
张伯伦说，“无可动摇的事实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制止［奥地利］实际发生的事情——除非我国和其他国家当初准备使用武力”。
希特勒清楚地看出，这位英国首相不仅不愿意使用武力，甚至不愿意同其他大国协作来制止德国以后的行动。3 月17日苏联政府建议在国际联盟内或国际联盟外举行一次各国会议，来考虑务使德国不再进行侵略的办法。张伯伦对举行这种会议表示了冷淡态度，3 月24日更在下院中公开拒绝了这种主张。他说，“任何这类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会加剧建立排外的国家集团的趋势，而这种集团一定？？
是不利于欧洲和平的前途的”。显然，他忽视了或者没有认真看待罗马—柏林轴心或者德意日的三国反共公约。
［354 ］在这篇演说中，张伯伦还宣布了他的政府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一定使希特勒更为惬意了。他直率地拒绝了这种建议，即英国不仅应当保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时去帮助它，而且应当在法国必须履行法捷协定的义务时支持法国。
这个直截了当的声明使希特勒的问题轻松了许多。他现在知道，在他扑向一头羔羊时，英国将仍然袖手旁观。如果英国不采取什么行动，法国不是也会这样吗？他的以后几个月里的秘密文件表明，他确信法国也将这样。而且他知道，根据俄国同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缔结的协定的条款，苏联在法国未采取行动之前没有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他要立即实施他的计划，知道这些情况就完全够了。
希特勒在德奥合并成功后可以认为，那些态度勉强的德国将领不再会妨碍他了。
如果他对这点还有些怀疑的话，那未弗立契事件的结局当可消除这种怀疑。
我们前已谈到，* 军事荣誉法庭审理冯·弗立契将军被控男色罪一事在3 月10日第一天开庭后就突然中断，因为戈林元帅和陆海军两位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去处理跟奥地利有关的更紧急的事务去了。审讯在3 月17日恢复，但是由于中间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所以这次审讯必然变成虎头蛇尾的了。几星期以前，高级将领们深信，当军事法庭揭穿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陷害弗立契的难以相信的阴谋后；不仅他们的倒霉的总司令将复职，而且党卫队，或甚至还有第三帝国，可能甚至还有阿道夫·希特勒，都将动摇而垮台。结果却是一场泡影！2 月4 日，希特勒亲自接掌了武装部队的统率权，废黜了弗立契和他周围的大部分高级将领，从而粉碎了旧军官团的迷梦。现在他又不发一枪地征服了奥地利。在这种惊人的胜利以后，德国没有谁再去为冯·弗立契将军操什么心了，甚至那些宿将们也是如此。
不错，他很快洗雪清白了。在经过戈林——他现在可以装作是最公正的法官了——的一些威吓后，那个进行讹诈的积犯施密特在法庭上顶不住了，供认秘密警察曾威胁他，如不诬陷冯·沸立契将军就要他的命（附带说一句，这个威胁在几天后实现了），并说，由于弗立契跟确曾因好男色而受他讹诈的骑兵上尉冯·弗立许两个名字相似，得以进行这种诬陷。弗立契或者陆军方面都没有作什么努力来揭露秘密警察的幕后作用，也没有揭露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捏造假罪状的罪行。第二天，3 月18日，审讯结束，判决不言而喻是：“证明没有犯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
这洗雪了冯·弗立契将军个人的罪嫌，但是并没有使他复任［355 ］原职，也没有使陆军恢复它以前在第三帝国中有一些独立性的那种地位，因为这次审讯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公众并不知道这回事，也不知道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3 月25日，希特勒致电弗立契，祝贺他“诙复健康”。仅此而已。
这位被黜的将军在法庭上不愿指控希姆莱，现在却采取了一个最后的无益的姿态。他要跟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决斗。由贝克将军亲自严格按照过去的军人传统拟就的挑战书，交给了冯·伦斯德将军，要他作为陆军年资最长的高级军官转交给党卫队头子。但是伦斯德有点害怕，把这封信在口袋里放了几个星期，最后竟给忘了。
冯·弗立契将军，以及他所代表的一切，很快就从德国生活中消失了。
但是他最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在12月里，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玛高特·冯·舒茨巴男爵夫人，从信里可以看出，他像许多其他将军一样，在思想上陷入了多么可悲的混乱状态。
尽管元首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功，但仍有许多人对前途愈来愈感到担心，这真是奇怪的现象？？
在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德国要再度强大的话，我们必须在3 个战斗中取得胜利：1.对工人阶级的战斗——希特勒已经打赢了这一仗。
2.对天主教教会，或许说得更明确些是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
3.对犹太人。
我们正处在这些战斗的过程中，而对犹太人的战斗是特别困难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这个战斗的错综复杂性。
1939年8 月7 日，正当战云密布之际，他写信给这位男爵夫人说：“不论是在和平时期或者是在战争时期，在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
我将同我的团在一起，只是作为一个活靶子而已。因为我不能呆在家里。”
这确实就是他所做的。1938年8 月11日，他被任命为他的旧部第十二炮兵团的名誉团长，这是一个完全名誉性质的职衔。1939年，9 月22日，他在围攻华沙的时候，成了一个波兰机枪手的靶子。4 天后，在一个寒冷、阴暗的雨天早晨，他在军事荣誉仪式下被埋葬在柏林。据我的日记所载，这是我在柏林的整个期间天气最糟的一天。
随着弗立契在20个月以前被免去了德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希特勒已经对德国可能反对他的最后一个堡垒——老派的、传统的陆军军官阶层——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现在，在1938年的春天，由于他在奥地利的妙计获得成功，他又进一步控制了陆军，表现出他的大胆的领导才能，强调出只有他一人才能作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决定，陆军的作用仅仅是提供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而已。而且，他不费一兵一卒就使陆军获得了把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上置于无法防御地位的战略位置。必须赶紧利用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
4 月21日，纳粹在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后的11天，希特勒召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讨论绿色方案。
第十二章 通向慕尼黑的道路
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我们已经知道，它当初是冯·勃洛姆堡元帅在1937年6 月24日制定的。后来，希特勒在11月5 日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详细地作了说明。他告诫他们“对捷克人的突袭”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而且可能“早在1938年”即予执行。”
显然，由于轻易就征服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也随之开始。希特勒在1938年4 月21日召见凯特尔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讨论总结，内容分为三部分：“政治问题”、“军事决策”和“宣传”。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 绿色] 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元首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 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 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我们记得，过去也曾计划过以这样的“事件”来为德国进攻奥地利制造口实，当时曾打算把巴本作为牺牲品。在希特勒匪帮的世界中，德国驻外使节肯定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已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将军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358] 采取军事行动的头4 天，从政治上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军事胜利，肯定会发生欧洲的危机。既成事实一定能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战争的宣传方面，现在还不是要用到戈培尔博士的时候，希特勒不过谈了一下“指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行动”的传单和那些“包含有恐吓捷克人的威胁”的传单。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它也是捷克的两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一个大学者，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3 个高等学府，后来几乎是一再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1935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从这个帝国中分割出来，在1918年建国以后己发展成为中欧最民主、最进步、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就由于它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它从一开头就苦于一项国内问题，20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100万匈牙利人，50万卢西尼亚人和325 万苏台德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依恋不合地仰望着他们的“祖国”——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虽然苏台德人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 除了曾是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而只归属过奥地利。至少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1000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1/4 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种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虽然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却遇然不同，主要是因为受了匈牙利人几百年统治的缘故。1918年5 月30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定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359] 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叛国罪”被判处15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1933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 Ｓ。Ｄ。Ｐ。] ，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1935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15000 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3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3 月28日同希特勒密谈过3 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月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360] 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5月7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5 月12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Ｒ·威尔逊在5 月14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5 月16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12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12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361] 复电来了，列举了10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5 月17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将军们的动摇
约德尔在5 月30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Ｘ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1938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4 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1930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4 月21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5 月5 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367] 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5 月5 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1917—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5 月28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仔细作了笔记。两天以后，就在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规定要在10月1 日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贝克又给勃劳希契上了一个措辞更为尖锐的条陈，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了要使那位谨慎的总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条陈。最后，勃劳希契已不大高兴，但他还是对这位比较浅薄的上级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几天以后，贝克又在6 月3 日给勃劳希契发出了另外一个条陈，他在其中声明，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陆军参谋总部对此不表同意。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从被缴获的“绿色方案”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必须进行“突袭攻坚”的特种演习。凯特尔将军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强调必须加速建筑西线的防御工事”。6 月9 日，希特勒又一次要关于捷克军备情况的情报，并且马上得到了一份有关捷克人所用的各种大小武器的详细报告。同一天，他又电询：“捷克的据点是否仍然由不满员的驻军防守。”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取宠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6 月18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368] 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虽然如此，到7 月7 日，希特勒还是提出了如果法国和英国出而干涉该怎么办的几点“考虑”，他说，“第一点考虑”是要在荡平捷克而能移军西向以前“坚守西线”。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坚守西线，然而在他发热的脑子里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警告说，“俄国十有八九会进行干涉”，而且波兰是否就不进行干涉，他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后果必须提防，然而他并没有说如何提防。
希特勒当时远在上萨尔斯堡，多少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显然还没有听到陆军参谋总部高级军官中间的不同意见。尽管贝克再三上书勃劳希契，这位参谋总长到7 月间也已觉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上达元首。因此，贝克在7 月中旬决定：还是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闹穿，7 月16日，他给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指希特勒] 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他还具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应立即全体总辞职。在第三帝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次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忠诚而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官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贝克在7 月16日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持这种见解直到最后，虽然多半没有成功。他说，当良心、知识和责任不许可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官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369] 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3 天以后，7 月19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
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量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贝克把他的改革计划归纳如下：拥护元首，反对战争，反对党魁统治，同教会和解，结束契卡恐怖，开放言论自由，恢复法制，削减拔给党的经费的半数，停建各种厅堂大厦，为平民建造住宅，发扬普鲁士的清廉朴素的传统。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疑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8 月4 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震聩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纳粹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7 月16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佐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勃劳希契还是鼓足了勇气给希特勒看了贝克7 月16日的条陈。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抗命的高级将领们，而是召见他们下面一级的军官，即陆军和空军各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批人都是少壮派军官，希特勒以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批人在8 月10日应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山间别墅——在会餐以后面聆希特勒的演说，据当时在场并且把经过如实记入日记的约德尔说，这篇演说讲了将近3 小时之久。不过这一次，元首的辩才并没有像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当时在场的约德尔和曼施坦因，后来都谈到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一场极严重而且最不愉快的冲突”。维特斯海姆是与会的高级军[370] 官，当时是威廉·亚当将军所指挥的西线陆军的内定参谋长。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避而不谈的关键问题：在几乎全部兵力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在西线已无防务可言，法国势将乘虚而入，他报告说，事实上，西壁防线无法坚持3 星期以上。
元首[ 约德尔在日记中说] 闻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说，情况要是果真如此，整个陆军就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将军先生，[ 希特勒咆哮说] 阵地必然能坚守，不是3 星期，而是3 年！”
用什么来守，他并没有说。8 月4 日，亚当将军曾向高级将领会议报告说，他在西线只有5 个师可用，如与法军交战，势必寡不敌众。维特斯海姆大概也曾把同样的数字报告给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闻。约德尔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参谋，但是当时完全匍匐在领袖的魔力之下，会后颇感沮丧，认为将领们似乎并不了解希特勒的天才。
这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幸极为流行的灭自己志气的意见[ 指维特斯海姆的意见] ，所根据的理由有好几条。
第一条是，它[ 指参谋总部] 未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认为自己对政治上的决定也应负责任，而不仅是用从并执行军事上的任务。应当承认，它是以固有的忠诚来执行这一任务的，然而内心却缺乏热忱，因为，归根到底，它并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们也许是会把他同查理十二相比的。
这种失败主义[ Ｍｉｅｓｍａｃｈｅｒｅｉ] 将不仅在政治上产生坏影响，因为人人都在谈论将领与元首之间的意见冲突了，而旦在部队士气方面也要产生坏影响。这种情况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时机到来之际，元首是能振作士气的。约德尔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压平将军们的反叛的。据曼施坦因1946年在纽伦堡审讯时说，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允许军方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8 月15日在于侍堡阅兵时，希特勒对将军们重申，他已下走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这时已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8 月18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371] 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尔这样说他：“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10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竞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元首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引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哈塞尔后来说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克劳塞维兹，而没有一点勃吕彻尔或者约克的气味”，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实际行动的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愤懑。贝克的这位传记作家和朋友在若干年后提到，这位将军每当提到他的上级的时候总是“极为愤懑”。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继贝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是54岁的弗朗兹·哈尔德——不过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几个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本人原来受过炮兵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参谋部内担任过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动的时代，他是罗姆的朋友，虽然这件事本来也许会引起柏林方面对他有某种猜疑，他仍然升迁极快，前一年就已担任贝克的副手。实际上，是贝克向勃劳希契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见解是一样的。
哈尔德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和天主教徒中间还是第一个，这对军官团新教徒和普鲁士的传统是一次重[372] 大的改变。哈尔德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喜欢数学与生物[ 我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数理教授] ，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品德与才干都足以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级那样缺乏在恰当的时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决心；而如果他并不缺少这种决心的话，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具有那种毅力，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因为哈尔德同贝克一样，虽然并没有一开头就参加当时已在酝酿的反希特勒的密谋，然而并不是毫无所闻，而且显然也像贝克一样，是愿意给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第一次认真尝试推翻第三帝国独裁者的密谋中就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反希特勒的密谋的形成
在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5 年半统治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只有陆军拥有能推翻他的实际力量。工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除纳粹党的组织而外，他们别无组织，当然更没有武装。虽然对于德国的“反抗”运动本书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然而，它自始至终都极为微弱，当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领导的，却没有群众。
应当承认，仅仅维持本身的存在，在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统治的警察国家内就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小的集团——即使是一个较大的集团，如果有的话——怎么能起而反抗党卫队的机关枪、坦克车和火焰喷射器呢？
一开头的时候，对希特勒的任何反对都是发自文职人员，如上所述，对于将军们来说，纳粹制度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给了他们以重建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任务，他们欢喜之不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反对，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而领导反对派的文职人员都是曾为元首服务并且身居要职的人，其中大多数最初都曾对纳粹主义抱有热忱。这种热忱直到1937年他们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几乎肯定要失败的战争时才归于消失。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3 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1936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373] 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37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1938年才开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16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1938年2 月4 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 《反抗报》] 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菜伯，雅可布·凯撒，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 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 和伯恩德·吉斯维乌斯[374][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 ，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1938—1939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但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1934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1937—1938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1938年8 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但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375] 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
后来的事实是，很炔就发现了有几位属于要害地位的将领愿意协助，后来也实际参加了酝酿中的密谋。其中有3 个人掌握着可以决走大事成败的位置，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举足轻重的第三军区司令，这一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伯爵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他是波茨坦驻军司令，该驻军由第二十三步兵师组成；埃里希·霍普纳将军，他指挥驻在图林吉亚的一个装甲师，在必要时，这个师能击退任何企图从慕尼黑来解救柏林的党卫队。
到8 月底的时候，密谋分子的计划是：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设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诉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因而他失去执政的资格。与此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军事独裁，然后再成立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在适当的时期以后，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两点考虑是这次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而且与两个主要的政变策划人哈尔德将军与贝克将军有关。第一点是时间问题。哈尔德同最高统帅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在48小时以前通知他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他有时间在德军越过捷克边境以前就把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战的致命的一步。第二点是贝克必须在事先使将军们而且在事后还要[ 在计划中的对希特勒进行审讯时] 使德国人民相信，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欧洲大战，而德国对这一战争并无准备，必然要归于失败。这本来是他在整个夏天所写的一系列条陈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国，使它免于一场他认为会使它毁灭的欧洲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376] 威廉街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5 月14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道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也许还有俄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的电讯的真实性。
6 月1 日，张伯伦首相曾对英国记者发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就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来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议以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决定苏台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几天以后，伦敦德国大使馆报告柏林，《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根据张伯伦的不供发表的谈话写出来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见的。6 月8 日，冯·狄克森大使告诉威廉街，张伯伦政府将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这是由公民投票所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
所有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乐于听到的。莫斯科来的消息也不坏，到6 月底的时候，德国驻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柏林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保卫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到8 月3 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各主要驻外使节说，不必担心英国、法国、俄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干涉。
就在8 月3 日这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刚好在那里，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且与他的随行人员谈话以后，我在日记上记着，“伦西曼的全部使命气味不正”。7 月26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377] 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我的日记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一举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他的外交部长也都忙得像发狂似的。8 月23日，元首在基尔湾举行海军演习的时候，在派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恃勒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贵宾。但是，当他追问里宾特洛甫“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却顾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俄国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的致命的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像到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草拟能使军队准备就绪好在10月1 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的最后计划。8 月24日，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给希特勒上了一个紧急条陈，强调“确定能给德国进行军事干涉以口实的‘事件’的确切日期，实为当务之急”。他解释说，调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据它来决定。
[ 他接着说] 在Ｘ减1 日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前行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是蓄意制造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于技术上的理由而认为这一事件应当安排在晚上的话，那未就不能以第二天为Ｘ日，Ｘ日必须再晚一天……所以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想说明军方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而且必须及时得悉元首的意图——因为谍报局迄今并未奉命组织这一事件。
到夏天将完的时候，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准备显然已经[378] 诸事就绪。然而，如果法国人履行他们对捷克人的诺言而发动进攻的话，西线的防务怎么办？8月26 日，希特勒出发到西线巡视工事，随行的有约德尔和负责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博士、希姆莱和党内其他官员。8 月27日，指挥西线部队的威廉·亚当将军也参加巡视，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亲眼看到希特勒由于莱因兰人对他的热烈欢迎感到乐极忘形，可是亚当将军这位直率而能干的巴伐利亚人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大为吃惊。8 月29日，在希特勒的专用车厢里演出了惊人的一幕。亚当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据这位将军后来说，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后就屏退了希姆莱和其他的党羽。亚当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他说明不论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用手下现有的军队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来，并且对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大吹他已经使德国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强。
“谁要守不住这些工事，”希特勒咆哮说，“谁就是混蛋！”
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9 月3 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9 月28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9 月27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绿色方案”，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
9 月8 日，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
第二天，9 月9 日，希特勒把凯特尔、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召到纽伦堡举行会议。这次会议从晚上10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晨4 点。据凯特尔后来对约德尔私下透露[ 约德尔后来把凯特尔的话写到了日记上] ，会上争论异乎寻常地激烈。哈尔德先前感到自己处境微妙，必须小心谨慎，因为身为要在希特勒下进攻令时举事推翻他的密谋的主角，却不得不十分详尽地解释参谋总部关于进[379] 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后来他又感到十分难受，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把这一计划撕成粉碎，并且不但把他，而且还把勃劳希契痛骂一顿，骂他们胆小，骂他们在军事上无能。据约德尔在9 月13日的日记里写道，纽伦堡的这一场面和德国陆军首脑人物中的出现的“失败主义”使凯特尔感到“极度震惊”。
向元首提出了陆军总司令部方面存在着失败主义……凯特尔宣称他决不能容忍最高统帅部有任何军官再事批评埋怨，动摇犹豫，消极悲观……元首已经知道，陆军总司令[ 指勃劳希契] 曾要所属将领支持他，来打开元首的眼界，让他看到他不顾一切希图一逞的冒险。他自己[ 指勃劳希契] 已再也得不到元首的信任了。
因此纽伦堡的空气极为阴沉，全国都支持元首而唯独陆军高级将领却是例外，诚属不幸。
所有这一切都使少年气盛、自命不凡的约德尔大为扫兴，他已经把自己的前程完全寄托在希特勒身上了。
只有通过行动[ 这些将军们] 才能光荣地弥补由于他们缺乏意志力量与服从精神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同1914年一样的问题。陆军方面抗命的例子只有一个，而这就是将军们的抗命。从根子上来说，这是由于他们骄做自大。他们准也不相信，谁也不服从，因为他们不承认元首的天才。许多人仍然把他看成是世界大战中区区一个下士，不知道他是俸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政治家。
当时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一处处长并且参与哈尔德的密谋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9 月8 日同约德尔谈话时，曾向最高统帅部要求书面保证，保证陆军总司令部能在5 天以前得到希特勒进攻捷克的命令。约德尔答复说，由于气候难以预料，只能保证在两天以前给予通知。虽然如此，对于反叛分子来说，这也已经够了。
不过，他们还需要另外一种保证——说到最后，他们究竟能否假定，如果希特勒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英国和法国一定会对德宣战。为此，他们决定派密使去伦敦，不但要弄清英国政府的意图，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为此目的，将告诉英国政府：希特勒已决定在秋季某一天进攻捷克，参谋总部是知悉这一日期的，也是反对此事的，如果英国能对希特[380] 勒坚决反对到底的话，参谋总部准备采取最有决定性的行动来防止此事。
第一个派出的密使是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听选派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在8 月18日到达伦敦，当时早已急干要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要的任何东西部给他的汉德逊大使，从柏林电告英国外交部，“在任何官方场合接待他[ 指克莱施特] 都是不明智的””。虽然如此，外交大臣的首席外交顾问、伦敦方面反对姑息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之一罗伯特·凡西塔待爵士，在克莱施特到达伦敦的当天下午就接见了他，而且当时仍然在野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在第二天就接见了他。两个人都对来客的严肃和诚恳有极深的印象。克莱施特对他们讲了他受命要讲的活，强调希特勒已定好日子对捷克人发动侵略，大部分将领是反对他的，并且将有所行动，然而如果英国继续姑息希特勒的话，那就是拆他们的台。如果英国和法国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发动进攻，它们决不袖手旁观，如果英国某些知名的政治家肯对德国发出严重的警告，指出纳粹侵略能造成的后果的话，那未，德国将领们就会起来制止希特勒。
丘吉尔写了一封振奋人心的信，让他带回德国去鼓励他的同事：我确信德国陆军或空军大举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将引起世界大战。我像1914年7 月底一样确信，英国将同法国一起出兵……我祈求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误信……”
凡西培特对克莱施特的警告颇为重视，因此曾立即就此事向[381] 英国首相与外交大臣提出报告。而且张伯伦虽然在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中说他倾向于“对他[指克菜施特]所说的话大打折扣”，他也还是说，“我不能肯定说我们不该有所行动”。他的行动就是在制造了一些空气以后，在8 月28日把汉德逊大使召回伦敦“有所咨询”。
他指示他驻柏林的大使做两件事情：向希特勒提出严肃的警告，其次，秘密准备他同元首之间的“个人接触”。据汉德逊自己的说法，他劝首相放弃第一点要求。至于第二个要求，汉德逊求之不得，当然乐于遵命。这是走向慕尼黑，走向希特勒最大的不流血胜利的第一个步骤。
柏林的密谋分子没有看到张伯伦的这种转向，还想进一步对英国政府提出警告。8月21 日奥斯特上校派了一个使者去告诉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希特勒想在9 月底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他告诉英国人：“如果外国能以强硬行动使希特勒于最后一刻宣布放弃其目前的打算的话，他在受到这一打击后必将垮台。同样，一旦发生战争，法国和英国如能立即干涉，也会使这个政权倒台。”尼维尔·汉德逊爵士尽责地把这一警告报告了伦敦，不过却把它说成是“显然是有偏向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随着危机的越来越严重，这位温文尔雅的英国大使眼上的尘臀似乎也越来越厚了。
哈尔德将军隐隐感到密谋分子并没有能把他们的信息有效地通知英国人，因此在9 月2 日派了他自己的密使——已退休的陆军军官汉斯·包姆- 待特尔巴赫中校——前往伦敦，同英国陆军部和军事情报局取得联系。虽然照这位中校自己的说法，他曾见到了伦敦某些有名人物，然而他似乎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密谋分子只好利用德国外交部和驻英大使馆来进行最后的努力，设法使英国保持强硬，德国驻英大使馆的参赞兼临时代办是西奥多·科尔特，他的弟弟埃里希也在德国外交部任职，是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长。两个人都是冯·威兹萨克男爵手下的红人。威兹萨克身任德国外交部的国务秘书，无疑是外交部的大脑，他在战后曾大事宣扬自己反对纳粹的历史，然而却一直为希待勒和里宾特洛甫效命出力，几乎到最后。不过，从缴获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确是反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382] 的，理由同将领们相同，认为那样做，一定会引起战争，而战争又必然会导致失败。在威兹萨克的默许之下，在同贝克、哈尔德、戈台勒商量之后，密谋分子一致同意应由西奥多·科尔特去对唐宁街发出最后的警告。他身任大使馆参赞，访问英国当局是不会招人怀疑的。
他在9 月5 日见到了张伯伦的亲信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威尔逊认为他的话极端重要、极端紧急，马上从后门把他带进了唐宁街外相官邸。他直率地告诉哈利法克斯，希特勒已计划在9 月16日下总动员令，并且已确定至迟在10月1 日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陆军已准备在最后下进攻令时起事反对希特勒，如果英法态度坚定，此事定能成功。他也告诉哈利法克斯，希侍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演说将是有爆炸性的，很可能促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摊牌，那将是英国站出来反对这个独夫的时候。
科尔特虽然曾同唐宁街不断有个人接触，这次又向外交大臣坦率陈辞，但也不知道当时伦敦的风向。然而，他同任何其他人一样，两天以后，看了9 月7 日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著名的社论以后，就恍然大悟了，这篇社论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一下，是否应当完全排除某些人士曾表赞同的计划，也就是割弃某些异族居民所住的与其本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可以想像，捷克斯洛伐克在种族上如能成为一个更单纯的国家，其利益将超过失去边境上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的显著的不利。这篇社论完全没有提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捷克人一旦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以后，将不但失去波希米亚周围作为天然防线的高山，而且也将失去他们的“马奇诺防线”，从而在纳粹德国面前处于无险可守的地位。虽然英国外交部很快就否认《泰晤士报》的社论代表政府的观点，科尔特第二天还是打电报给柏林说，这篇社论可能是“根据首相左右给与《泰晤士报》编辑部的暗示”。其实岂止是可能呢！
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危机重重的年月里，已很难回忆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期间对欧洲各国首都所造成的阴暗的、几乎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这次大会是9月6日开始的，在9 月12日达到高潮。希特勒预定在这一天向大会作闭幕演说，而世人则[383] 预料他将向全世界宣布对捷究竟是战是和的最后决定。我那个星期正在危机中心布拉格，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日耳曼人在苏台德区发动的武力骚动，尽管有柏林的威胁，有英法政府要它屈服的压力，有担心它们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撒手不管的恐惧，捷克首都的气氛却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平静——至少外表上如此。
9 月5 日，贝奈斯总统看到，要挽救和平的话，已非由他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不可，于是在赫拉德欣宫召见了苏台德人的领袖孔恃和西伯科夫斯基，通知他们以书面提出他们的全部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什么，他都将接受。第二天，苏台德人的副领袖卡尔·赫尔曼·弗朗克叫道：“我的天，他们给了我们一切。”不过，这却正是苏台德的政客们和他们在柏林的主于们最不愿见到的事情。9 月7 日，汉莱因就在德国的指示下，根据捷克警察在摩拉夫斯卡一俄斯特拉伐有所谓过火行为这样说不过去的借口，而中断了同捷克政府之间的一切谈判。
9 月10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发表了一篇好战的演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 指捷克人] 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但是贝奈斯在同一天所作的广播一点也没有提到戈林的恶骂；那是一篇安详地、庄严地呼吁双方平心静气相见以诚的演说。
虽然表面上如此，捷克人骨子里是紧张的。在贝奈斯博士讲完了话以后，我在捷克广播大厦的前厅遇见他时，看到他的脸色非常沉重，而且看起来完全意识到自己处境极为困难。威尔逊火车站和飞机场挤满了犹太人，争先恐后想得到一个位子转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防毒面具也在这个周未分发给群众。巴黎来的消息说，法国政府因为看到有战争的危险而惊慌失措，伦敦来的消息说张伯伦在考虑采取豁出去的措施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当然，是以牺牲捷克为代价。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全欧洲都在等待着希特勒9 月12日在纽伦堡的讲话。然而，这位元首在党大会最后一天晚上对纽伦堡体育场上的如醉如狂的纳粹信徒发表的演说虽然粗鲁激烈，而且充满了对捷克国家，特别是对捷克总统的恶毒咒骂，却还并不是一份宣战书。他——至少在公开场合——没有宣布最后决定，事实上，我们从缴获的德国文件中知道，他早已确定以10月1 日为越过捷克边界的日子。在纽伦堡的演说中，他不过要求捷克政府给与苏台德日耳曼人以“公平待遇”。要是它不照办的话，德国就要设法让它一定办到。
希特勒的这番发作，影响颇为可观。在苏台德地区，它引起了一场叛乱，经过两天激战，捷克政府赶紧派兵镇压并且宣布戒[384] 严之后方才平息。汉莱因偷渡边境到了德国，宣布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伦敦日益占上风的解决办法。然而必须首先得到法国的同意之后才能促使其实现。在希特勒讲话以后的第二天，即9 月13日，法国内阁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内阁认为德国进攻已经迫在眉睫，然而在法国究竟应否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这一点上陷入分裂，无法得出一致意见。当天晚上，英国大使埃立克·菲普斯爵士正在喜剧歌剧院观剧之际，中途被请去同达拉第总理进行紧急磋商，后者要求张伯伦立即设法同那位德国独裁者谈判，尽可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可以猜想，张伯伦先生在这方面毋须促驾，当天晚上11点，这位英国首相就给希特勒发出一份急电：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就在明天启程。
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见我，并请赐告会面的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两小时以前德国驻伦敦的代办西奥多·科尔特，曾电告柏林，说张伯伦的新闻秘书告诉他，首相“已准备研究德国的多方面的建议，包括举行公民投票在内，协力促其实现，并且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
最后在慕尼黑臻于完成的投降就此开始。
张伯伦在伯希特斯加登：1938年9月15日
“我的天哪！”[ “ＩｃｈｂｉｎｖｏｒｎＨｉｍｍｅｌｇｅｆａｌｌｅｎ！”]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他又惊又喜。那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那位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肯降尊纤贵，不惮作7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僻远的伯希特斯加登来向他央求，真使他喜出望外，希特勒毫不客气，连建议在莱因兰找一个地点相会都不愿意，而那样原是可以使路程缩短一半的。
英国人似乎认为首相之长途跋涉是要完成阿斯奎斯先生和爱[385] 德华·格莱爵士在1914年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警告德国：对小国的任何侵略，不但会引起法国而且会引起英国参战，联合反德。然而不论英国人方面如何热心，从德国的秘密文件和以后的事态演变看来，希特勒很明白，张伯伦的行动对他说来是一个天赐良机。德国驻英大使馆早已报告过说英国领导人准备倡议实行“德国的多方面建议”，元首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是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首相同他会面还不到一小时，这种事先的估计就成了确定的事实了。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虽然希特勒照例只顾自己说话，双方还是有过一番外交上的小交锋。张伯伦是9 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就坐着一辆敞篷汽车到火车站，再从那里坐3 小时的专车到伯希特斯加登。他看到一列一列满载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不断在他眼前开过。希特勒并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来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据德国方面的译员施密特博士后来回忆，这时下起雨来，空中一阵黑似一阵，乌云遮住了群山，时间已经是下午4 点了，而张伯伦从天明到现在一直都在赶路。
喝过了茶以后，希特勒和张泊沦到了二楼希特勒的书房，这就是7 个月以前这位德国独裁者接见许士尼格的地方。在汉德逊大使的要求下，里宾特洛甫没有参加会谈。这使这位爱面子的德国外交部长大为恼怒，以致第二天竟拒绝把施密特关于会谈的笔记交给英国首相——这是一种罕见的然而典型的不礼貌行为——弄得张伯伦以后竟不能不光靠自己的脑子来回想希特勒和他的谈话。
希特勒首先讲话，就像他往常的演说一样，长篇大论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国际和平、对英德亲善的丰功伟绩。他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三百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
[ 据施密特的正式记录说] 他希望不要对他的绝对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不能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1000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他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的全部精力领导德国度过危难……当然，如果由于这个问题而竟然引起世界大战，他将不胜遗憾。不过这种危[386] 险决不能使他的决心有任何动摇……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希特勒滔滔不绝，大放厥辞，张伯伦简直无法插一言。他的耐心实在惊人，然而也有限度。就在这个时候，他打断了希特勒的话头说：“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我浪费了时间了。”
德国独裁者没有想到别人这样同他顶嘴，因为这时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德国人敢这样做了。张伯沦的反唇相讥看来起了一点作用，希特勒平静了下来。他认为他们可以谈一谈“最后是否也许还有和平解决希望的问题”。接着，他就猛然提出了他的建议。
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说真的，他还表示满意，因为他们“现在终于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按照张伯伦根据自己的记忆所作的追述，他回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按照施密特在作口译时的速记记录，张伯伦确实说了这番话，不过他还加上“他可以代表个人说，他承认苏台德区脱离[ 捷克斯洛伐克] 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自从在伯希特斯加登作出这个投降以后，其他一切就跟着都来了。显然，这一投降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惊奇。就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议的当儿，汉莱因从埃格尔给希恃勒写了一封密信，上面标的日期是9 月15日，正是他越过边境到德国的前夕。
我的元首：我昨天通知英国代表团[ 指伦西曼代表团] ，继续谈判……只能以实现同德国的统一为基础。
张伯伦很可能建议这样的统一。
第二天，9 月16日，德国外交部向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其他若干国家首都的大使馆发出了下列密电：元首昨天告诉张伯伦，他已下定最后决心要在最短期间内用一切办法来结束苏台德区不可容忍的局面。现在要考虑的已不是苏台德日耳曼人的自治问题，而是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的问题。张伯伦个人已表示赞同，他现在正在同英国内阁商量并且同巴黎交换意见。元首与张伯伦之间下一次的会[387] 谈，计划在最近举行。在同希特勒的会谈快结束的时候，张伯伦总算从他那里挖出了一项保证：在他们两人再次会商以前，他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时候，首相对元首的话还是极为信任的，一两天以后，他在私人场合曾说：“尽管我想我在他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凶狠无情，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在作了保证以后可以相信的人。”
当张伯伦陶醉在这种自我安慰的幻想中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一股劲儿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准备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约德尔上校代表最高统帅部同宣传部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在日记中把它称之为“在否认我们自己违反国际法方面的联合准备”。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至少在德国方面来看是如此，而戈培尔博士峋工作就是为纳粹的过火行为辩解。关于他如何撒谎的计划，定得极为详细，9 月17日，希特勒指定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参谋去协助现在拜罗伊特郊外顿道夫的一座古堡中设立总部、从事其活动的汉莱因组织苏台德自由团。苏台德自由团装备着奥地利的武器，它从元首那里奉到的命令是：同捷克人不断保持“冲突和纠纷”。
9 月18日这一天，张伯伦忙着争取他的内阁阁员和法国人同意他的投降政策。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说来，这一天也是一个忙日子。5 个军团[ 第二、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军团] 共计36个师[ 包括3 个装甲师] 的行动时间表下达了。希特勒也批准了10个军团的指挥官人选。亚当将军，尽管桀骜不驯，仍然统率西线德军。奇怪的是，两个密谋反叛的退职将军居然也重新起用，贝克将军指挥第一军团，冯·哈麦施坦因将军指挥第四军团。为了对捷克进行最后打击，政治方面的准备也在加紧进行。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文件充满了不断对匈牙利和波兰增加压力，要它们参与分肥的文件，德国人甚至还拉斯洛伐克人下水来制造麻烦。9 月20日，汉莱因鼓动他们把他们的自治条件提得“更加尖锐”。同一天，希特勒接见了匈牙利总理伊姆雷第和外交部长卡尼亚，对布达佩斯所表现的畏缩犹豫大加申斥。有一项外交部的备忘录曾详细地谈到这次会晤的情况。
首先，元首对这两位匈牙利先生斥责了匈牙利举棋不定的态度。他，元[388] 首，己决意解决捷克问题，即使冒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不过] 他深信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不会干涉。匈牙利要参与大事，现在已是最后的机会了。它要是不参加的话，他就不能为匈牙利的利益说话。他的意见是，最好就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向匈牙利人提出两项要求：[1] 匈牙利应当马上提出在它所希望取得的领土内进行公民投票的要求。[2] 它对任何方面提出的关于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新边界的建议应不作任何保证。从希待勒向匈牙利人说得很明白的话里可以看出，不论张伯伦愿意怎么办，就是残存的那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也不打算让它长期存在。至于对英国首相：元首宣称，他将把德国的要求直截了当地提交给张伯伦，他的意见是，军队的行动将能提供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不过，还是有捷克人可能接受一切要求的危险。在这位德国独裁者同毫不见疑的英国首相以后举行的历次会议上，这是他一直担心的危险。
在柏林的鼓动下，波兰政府在9 月21日向捷克人提出，要求在有大量波兰人居住的特青地区举行公民投票，并且把部队开到了这一地区的边境。第二天，匈牙利政府也如法炮制。就在这一天，即9 月22日，苏台德自由团在德国党卫队的支援下侵占了为德国领土包围的两个捷克边境小城——阿舍和埃格尔。
9 月22日，事实上在全欧洲都是一个紧张的日子，因为在那天早晨，张伯伦又再次出发到德国去同希特勒会谈了。现在必须简单回顾一下英国首相两次访问德国元首之间在伦敦做的事情。
在9 月16日回到伦敦的当晚，张伯伦就召集了一次内阁会议，让他的阁员们了解希特勒的要求，同时电召伦西曼勋爵从布拉格回国提出建议。这些建议叫人大吃一惊。热中于姑息希特勒的伦西曼居然比希特勒还要干脆。他主张把主要由苏台德人居住的地区立即移交德国，根本不必费事举行什么公民投票。他竭力主张以合法手段制止“各政党或个人”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所为的一切批评。他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它的山地天险和防御工事已被剥夺因而已处于绝境以后，还要“改变它的外交政策，使各邻邦相信它决不会向它们发动进攻或者由于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义务而参预反对它们的任何侵略行为”。伦西曼在这个时候居然还会担心一个残存的捷克国家有对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危险，似乎不可思议，但是，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建议，显然对英国内阁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并且使张伯伦打算满足希特勒的要求的[389] 想法更加加强了。
达拉第总理和他的外交部长乔治·庞纳9 月18日到伦敦同英国内阁商量。根本没有考虑让捷克人参加。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惜任何代价力求避免战争，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商定共同提出一项一定要捷克人接受的建议。凡居民半数以上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领土必须交给德国，以保证“和平得以维持而捷克斯洛伐克的根本利益亦得以确保安全”。英国利法国则另外同意一起作出一项“担保新边界……不受无端侵略……的国际保证”。这种保证将代替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和俄国之间现有的互助条约。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条方便的下台阶的办法，在庞纳的带头之下[ 后来的局势演变证明，庞纳已决心在姑息希特勒方面胜过张伯伦] ，他们立刻抓住不放。然后就发生了下面的一番伪善的哀告：[ 他们在给捷克的一次正式照会中说] 法英两国政府明白为了和平事业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出何等巨大的牺牲。但是由于这一事业既关系到欧洲全体，也关系到捷克斯洛伐克本身，它们认为，它们有责任一起坦率提出获致和平所必需的条件。而且，它们的行动也赶得很紧。德国的独裁者已经迫不及待了。
首相必须立即与肴特勒先生重新会谈，至迟不超过星期三[9月22日].若有可能，越早越好。我们因此感到我们必须请求你们尽早答复。
就这样，英国和法国驻布拉格公使在9 月19日中午一起向捷克政府递交了英法建议。捷克政府在第二天以一项庄严的复照拒绝了这个建议，它的预言一样的解释是，接受这个建议将使捷克斯洛伐克“迟早置于德国的完全统治之下”。复照提醒法国注意它所负的条约义务，并且提醒法国注意一旦捷克屈服以后法国在欧洲所处的地位，然后建议把整个苏台德问题按照1925年10月16[390] 日的德捷条约提付仲裁。
但是，英国和法国根本不愿意让“条约神圣”这类的原则来妨碍它们已确定要走的道路。9 月20日下午5 点钟，英法驻布拉格使馆刚刚接到拒绝照会，英国公使巴锡尔·牛顿爵士就警告捷克外交部长卡米尔·克罗夫塔博士，如果捷克政府坚持己见，英国就将不再过问捷克的命运。法国公使德。拉克瓦先生也代表法国表示同意这一声明。
同时，伦敦和巴黎对捷克照会也极不客气，张伯伦召集了核心内阁会议，并且整整一晚上都接通了巴黎的电话，不时同达拉第和庞纳通话。双方同意应当对布拉格继续施加压力，必须告诉捷克人，如果他们一意孤行的话，他们就不必指望能得到法国或者英国的什么援助。
这时，贝奈斯总统已明白他原来以为是朋友的人已经在打算抛弃他了。但是他还是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想至少能拉住法国。9 月20日晚上8 点刚过，他让克罗夫塔博士向德·拉克瓦提出了下面这个决定命运的问题：一旦德国进攻的话，法国到底是否准备履行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到9 月21日凌晨2 点一刻，牛顿和德·拉克瓦就把贝奈斯从床上请了起来，要求他收回拒绝英法建议的照会，并且声称，除非他撤回这一照会并且接受英法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只能单独对德作战。捷克总统要法国公使把这番话写成书面文字。他大概已经绝望了，然而还想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
第二天[9月21日] 一整天，由于疲劳过度、睡眠不足和眼睁睁看着国家被人出卖、大祸即将临头而深感痛心的贝奈斯，同政府阁员、各党派领导人和统帅部高级将领进行商谈，他们在敌人威胁面前曾经表现出勇气，然而在被朋友和盟邦背弃的时候却开始动摇了。英法靠不住，那么俄国呢？就在那一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长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发表了一篇演说，重申苏联将信守它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条约。贝奈斯召见了苏联驻布拉格公使，后者也重申了李维诺夫的话。可怜的捷克人，他们这时才发现同俄国的条约规定，苏联人只有在法国出兵支援的条件下才能出兵，而法国人这时已经背约了。
9 月21日下午，捷克政府屈服了，它接受了英法计划，政府[391] 发表的一项公报愤懑地解释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们被抛弃了。”在背地，贝奈斯说得更干脆：“我们被卑鄙地出卖了。”第二天，内阁辞了职，陆军总监扬·西罗维将军受命组成了“民族集中政府”。
张伯伦在戈德斯堡：9月22—23日
虽然张伯伦给希特勒带来了后者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中所要求的全部东西，但是他们在9 月22日下午在莱因河畔的小城戈德斯堡再次会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感到不自在。德国代办在伦敦飞机场送张伯伦启程之后就立刻给柏林发了一个急电：“张伯伦一行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动身的……毫无疑问，对张伯伦的政策的反对正在增强。”
希特勒则处在一种十分神经质的状态中。9 月22日早晨，我正在举行会谈的德莱森饭店的阳台上吃早饭，眼看着希特勒走到河边去看他的游艇。他看起来似乎患有一种奇怪的痉挛，每走几步路就要神经质地耸一耸右肩，左腿就往前一提，眼睛下面有一圈黑影。照我那天晚上在日记里记的话，他似乎已处在神经崩溃的边缘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德国朋友轻轻他说了一声“Ｔｅｐｐｉｃｈｆｒｅｓｓｅｒ[ 啃地毯的人] ！”他是暗中鄙视纳粹的一个报纸编辑，他给我解释说，过去几天中，希特勒为捷克问题而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中，曾不止一次地完全失去自制，甚至趴到地上啃地毯的边。因此才叫他“啃地毯的人”。早一天晚上，我在德莱森饭店同几个纳粹党御用文人谈话时，我曾听到过有人用这个名字叫元首——当然，是小声叫的。
张伯伦先生尽管由于国内对他的政策的反对越来越大而忧心忡忡，然而在到达戈德斯堡和驱车到彼得霍夫的时候看来却精神极好。彼得霍夫是一个古堡式的旅馆，坐落在莱因河对[右]岸的彼得斯堡山顶上，张伯伦的行馆就设在这里。为了欢迎他，一路上不但挂着德国的卐字旗，而且也挂着英国的米字旗。他此来不但要满足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所提出的全部要求，而且还有所加码。现在已只需要确定细节了，正是为了这一点，他不但带来了霍拉斯·威尔逊爵士和威廉·斯特兰[后者是外交部的东欧事务专家]，还带来了外交部文件与法律司的司长威廉·马尔金爵士。
这天下午，首相坐渡船渡过莱因河到了德菜森饭店，希特勒在那里等着他。这一次总算——至少在开头的时候——一直是张伯伦在说话。根据施密特博士冗长的记录来判断，英国首相想必谈了足足一小时以上，他先解释了自己在经过“吃力的谈判”以后，已经争取到不但使英法两国内阁而且使捷克政府也都接受了元首的要求，然后他就详尽地提出了实现这些要求的办法。他已经接受了伦西曼的建议，现在准备使苏台德区不经公民投票就转交给德国。至于杂居地区的前途，则可以交给由一个德国人、一个捷克人和一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来决定。不仅如此，元首极为反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互助条约也将以一项国际担保来代替，担保捷克斯洛伐克不致受到无故的进攻，而后者今后“应保持完全的中立”。对于这位由英国商人出身的爱好和平的英国首相说来，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极简单、极合理、极合乎逻辑的。据一个在场目击的证人说，他以一种显然可见的自满心情停了下来等候希特勒的反应。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德国？”希特勒问道。据他后来告诉张伯伦，他对让步如此之大、如此之快不禁感到惊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