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序言 关于“大学危机”的断想(1)
宋 强
就中国的教育危机，也曾出过不少“警世恒言”。但没有一本书，像本书这样否决得透彻。
每个亲历者都能从这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并破解困惑所在。
这部书让我涌起太多的联想。我对当代教育的疑惑，是从21世纪初我本人不断介入招聘和员工培训的感性经验中得来的。在2000年的时候，北京农展馆的招聘摊位上，看到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对人才济济，博士硕士“放低门槛”而由衷感奋。我太天真了，开始还以为这是一种繁盛的风景。而接下来的体验让我彻底失望。于是有了在本人主编的《我为什么不要应届毕业生》中的感言：
沙滩起高楼，博导满地走，
师专变师大，新瓶装旧酒。
大学岂无恙？天公难抖擞 。
“天公难抖擞”，并非一代人的罪错，所谓“品质滑坡”，一定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过错，而是截然相反。罪错的根源在于哪里，本书给了答案。
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的评述，简言之：楼台宏丽，牌子空阔，内o荒漠，底蕴虚火。记得在一个不短的年代里，大学还算一处独立的纯净风景。如今，它是被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排挤了吗？非也!残酷的真相是，大学精英已经失去价值垂范意义，大学已经成为精神堕落的帮凶。在作家张者的小说《桃李》改编电视剧的研讨会上，有人说“这里面缺乏大学的典型性” 殊不知小说的成功就在于，里面的歌舞升平、蝇营狗苟恰恰准确反映了目前大学的“典型性”，不过这个阴暗现实让许多还有纯真理念的人感到陌生而已。
记得20多年前，天津的大学生和当时的天津市领导对话，有学生问：“如何解决大学生进入单位以后才非所用的问题。”这位领导笑了，反问一句“你们大学生算人才吗” 言外之意，你怎么会出来这么“良好”的感觉？而现在，不仅“才非所用”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前提荡然无存，我们分明看到了“比想象中更糟”的图景。有人激愤地问：现在的大学还是“大学”吗？那些博士硕士，按常理说应该是“饱学之士” 现在怎样呢？大学生还有读书人的特质吗？还存留有基本的阅读热情和对知识的痴狂吗？
我亲耳听到南方的企业老板用很糙的语言说出的大学真相：“把技校生硬变成大学生。” 所以现在讨论大学问题，我认为定位分析的方式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还不太同意“唯改革观”的说法：诸如“保守”、“僵化”等等，我们真的做到了“保守”吗（保守其实是一种非常卓越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本书的一个口号，要捍卫大学的某种尊严。
我也曾亲耳听到中国的一位名师说出这样的颓废的话：“反正现在的孩子不读书，招研究生干脆招点儿漂亮的，也好养眼。”
没有了“大学之道”的遵?，没有了基本的世道伦理。回溯钱学森一辈人的老路，对现在的涣散和无厘头局面备感悲哀。
最近，朋友们屡屡说起这样的现状：青年人的苦闷，青年人的“惨世相”。很多人抱怨：我们这个社会在抽自己的“底火”（四川话，意为把自己赖以延续的基础打灭）而不觉得危险，无情地摧毁年轻人的理想，吝啬到不肯让年轻人看到希望。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境遇上再窘困，还有这个底气：跟女朋友吹嘘“明天将如何”，博得女孩子一乐；我们还可以在乐观中消除烦恼，并且前进，因为在那个时候遍布着无穷的可能；我们还懂得拼搏，懂得知识积累上的“嫉妒”。我们可以维持着精神上的“体面”，有可能在岗位上得到赏识。如今睁了眼看，除了娱乐界，年轻人还算风景吗？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苦闷问题，诸如“蚁族”、“蜗居”之类，似乎可以把它们归咎于总体环境。但这样空泛了的抱怨，能解决问题吗？
因此，本书的设问，就是未来成败的追问。而这样的追问，在若干年前是得不到重视的，因为大家还能混。而目前浮出水面的青年人的危机（比“信仰危机”更可怕）
序言 关于“大学危机”的断想(2)
，使得本书的剖析，成为比一切浮夸的“励志”、“奋斗”的青年创业板更务实更应当引起关注的时代病相诊断书。
早就出现这样的叩问：大学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吗？大学体制下延续20多年的舒坦日子，能否ó来一个轮回，一个冥冥中的因果，一次否决，一次重生。眼前的这本书，就属于响亮的教育危世“急急如律令”，属于“重生”前的叩门。
“天”有病，人知否？
2009年的深秋，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走了，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诘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年的秋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涂序新，在这一年6月，作为浙江大学“1311计划” 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回到国内。却在9月17日凌晨，从浙大综合楼跳下身亡。其遗书中写道：“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也是在秋天，我认识了一个从大学逃出来的年轻人，他叫小路，并与小路有过一次长谈。
这次交谈让我无比震惊地发现，在那个被称做“象牙塔”的大学校园里，有骄傲，也有自卑；有激情，也有颓废；有思考，也有苦闷；有奋进，也有彷徨；有上升，也有坠落。
没有人会想到，历经千辛万苦进了大学的他们，会义无反顾地逃出大学。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四年之后，学生宿舍的墙壁上会写满遗憾乃至愤怒的话。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这个本该用思想的烛光引领学生前行的殿堂，竟会成为许多年轻人理想破灭的地方。
没有人会想到，大学这个最“富有想象力的传授知识”的地方，生产出的却是标准化的、同质的产品，许多人虽然拿到了大学文凭，却被职场一次次抛弃。
没有人会想到，在大学这个被称做“象牙塔”的地方，会有沾满í臭的沽名钓誉，会有学术腐败的肮脏和污秽。
没有人会想到，在原因本应该大师云集的大学，却有太多的教书匠，他们拿着陈旧的教材满堂灌，却不能点燃思想的火花，不能给学生创造的灵感和冲动。
没有人会想到，在逃离大学的人群里不但有学生也有老师，他们以辞职向大学说“不”，原因因却是“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带着这些疑问和“没想到”，我走近中国的大学，我想知道，是这些向大学说“不”的年轻人和向大学说“不”的教师太离经叛道，太另类，还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
我想知道“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英国历史学家H.G.威尔斯曾告诫我们：“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我们有责任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场“比赛”的起点，借以参透中国大学的疮痍所在，进而寻觅疗救的路径。
目 录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1
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1
陈丹青：“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
外语交白卷的陈丹青却被中央美院破格录取。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37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涂序新：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为什么只工作了短短三个月就以跳楼自杀的方式决然而去？
第四章 逃离大学/63
而我们的大学，大多都是缺少感染力的大学，她既难以激起我们诗心的回荡，也难以引发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思索。她像一座庞大的专业工厂，在一条巨大的生产线上，怀着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被整齐地打造成同型、同质的产品。
据悉，有媒体报道了退学网的消息后，退学网日浏量从几百人次激增至1.1万多人次。
第五章 校园里的愤懑者/91
“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的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
第六章 ?的“志愿”/109
贫穷：让他们别无选择；
资源：让他们别无选择。
第七章 羸弱的选择力/139
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好日子。大学像一个诱人的“馅饼”。
第八章 苦涩的“自救”/163
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
“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有人甚至尖锐地抨击现在的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第九章 他们对大学说不/185
教育学硕士老周让13岁的儿子退学了，他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他认为，真正的好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十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十个都强”。
第十章 回答“钱问”从教育开始/205
一位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指出，教育是基础的民生工程，社会各界对新任教育部长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目前教育现状的不满：一是学生不满意，二是教师不满意，三是家长不满意，四是用人单位不满意。
第十一章 第三只眼睛看教育/211
与“国际接轨”：
80年代的教师视讲坛为“圣坛” ，80年代的大学生高举“小平您好”的旗帜；
而现在的教授们要考英语和电脑??
第十二章 声音/237
钱学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刘道玉：“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乱 。”
薛进文：“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 赶美超英 的目标。”
葛剑雄：“ 博士大跃进 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1)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病榻上的钱学森多次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
对这个为什么，钱学森其实有自己的分析，他说，自己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指他曾就读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钱学森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他进而声明：“我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对如何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钱学森其实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要有创新的学风。
他回忆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说：“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
他认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开阔学生的视野，鼓励学生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他说：“当今的科学技术都不是小科学技术，不是爱迪生时代，可以关起门来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搞发明创造。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专家、院士，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建设要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有大批的专家，更需要能统率这些专家攻克重大难关，取得重大创新的帅才。”他认为目前大学将学科分得这么细，培养不出拔尖人才。
他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因子、原因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因子弹都提到了。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儿也不排斥。”
钱学森认为，学理工的要懂一点儿文学艺术，特别是要学会文学艺术的思维方式。科学家要有点儿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他说，科学的创新往往不是靠科学里面的这些逻?推理得出来的，科学创新的萌芽在于形象思维，在于大跨度联想，它会突然给你一个启发。产生了灵感，你才有创新。灵感出来了以后，再按照科学的逻?思维，去推导、去计算，或者设计严密的实验去加以证实。所以科学家既要有逻?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逻?思维是科学领域的规律，很严密，但形象思维是创新的起点。
钱学森一生兴趣广泛，知识面很宽，他不仅是科学大师，而且在音乐、绘?、摄影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在早年求学时他虽然学的是自然科学，但同时也学过钢琴和管弦乐，曾是上海交通大学í管乐团的重要成员。他曾师从著名国?大师高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2)
希尧先生学习绘?，而且成绩很好，得到高先生的表扬。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一辆二手的老爷车，à着几位中国同学去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为了听音乐会他宁肯节衣缩食，十分节俭地使用他打工挣来的钱。他常说，他在科学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培养了全面的素质，因而思路开阔。
钱学森的父亲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钱学森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他去上音乐、绘?这些艺术课。钱学森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对艺术也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他回忆说：“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加以验证。”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他致谢时特别说起他的夫人 著名声乐家蒋英对他的帮助，认为他的科学成就也要归功于夫人在音乐艺术方面给他的熏陶。
钱学森认为要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有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他说,他当年就读的加州理工学院给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利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他说：“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出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他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坦诚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他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2006年11月20日，面对前来参加座谈会的6位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温家宝总理说：“有几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今天向大家求教。
“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2009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又一次谈起了这个话题，他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2009年10月31日，一代大师钱学森带着遗憾和忧思走了。可是他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诘问却像警钟般在人们的耳边回响。
从2009年10月31日至2009年11月6日，各大网站上钱学森逝世的新闻跟帖数量均以万计，仅新浪博客中，打上“钱学森”标签的博文就多达67.5万篇，大家议论的话题只有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3)
个 激赏钱老逝世前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批评中国最缺乏的是“创新型人才”。此篇系统讲话发表于2009年11月5日的人民日报。
人们在反思，一个有着13亿人口，大学、研究院所林立的泱泱大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英国剑桥大学仅三一学院就有31位诺贝尔奖得主。
人们在反思，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可是美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只有253所，而我们却超过了310所。2008年，我国培养出的博士人数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有如此多的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有如此庞大的博士队伍，为什么我们国家仍缺少创新型人才，缺少像钱学森、钱三强这样的大师？为什么在今年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贝时璋等老一辈科学家及学术大师相继辞世后，许多人会发出 “他带走了一个时代”、“世间再无钱学森”的慨叹？
对这些为什么，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的解释是：“中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依我看，中国大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乱 。”
怎样一个乱法？他指出：“近20年内，高教领域里发生了太多事件，例如大学合并、教育产业化、建设一流大学、本科高速扩招、研究生数量急剧膨胀、专升本、学院改名、学术造假、教学假评估、建大学城运动、大学圈地运动和建设豪华校园等。”
他说，值得肯定的是，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取得了进步，教育经费有所增加，办学条件也有所改善。到2007年，大学在校生已达2700万，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已步入普及化的阶段。但是，片面追求高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如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研究生泡?化，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愈演愈烈，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官本位越来越严重??
华中师范大学原因校长章开沅在《?在“折腾”中国的大学》中描述这种乱现象指出：
“在 跨越 的号召下，出现了弥漫全国的 升级 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 教学型与研究型 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 研究型综合大学 蹿升；而已经具有 研究型综合大学 特殊身份的所谓 985 大学，又纷纷向 世界一流 狂奔。
“大学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千载难逢的 升级 良机，于是好多系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 特大 大学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泱泱 大国 气派。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因先标榜的 精简、效率、效益 的革新目标背道而驰。”
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对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对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也有着自己的认识。
他认为目前国内高校里学术权的使用已经进入了三大误区。一是将学术权与行政权对立，将学术权片面理解为学者的权利，与行政无关，而事实上学术权也包括了许多与学术相关的行政管理权。二是学术权有行政化的倾向，高校普遍存在学术评价偏离甚至脱离学术发展方向的现象。三是学校资源配置行政化，相关行政管理者不懂学术规律，用行政手法对待学术问题，方式简单粗暴。“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纪宝成遗憾地说，“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 位子 而不是教学质量。”
为什么在意位子？因为位子跟房子、车子连在一起，因为在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4)
学术权渐渐行政化的大学校园里，位子还跟话语权和行政权连在一起。
当学术权行政化时，大学校园里主导性的力量是权利而不是学术。一位网友撰文指出：当一个处长可以对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吆五喝六时，学术已经一钱不值。渐渐地，学文的，没有了士子的风骨；学理的，没有了科研的精神与态度。大家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攀龙附凤巴结人，怎样做官，怎样发财??在这样的大学校园，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怎么可能有大师横空出世！
学术上的民主和自由是创新的关键，而目前中国大学恰恰缺少这些品质。有学者撰文指出：“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 泯然众人 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但是，当下的大学，离这个理想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人，而仅仅培养成一个专业工具。”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学生只为获得一块就业的“敲门砖”而学习，什么专业挣钱多就学什么专业。放眼望去，读了本科接着读研的，有几人是冲着学问去的？弄顶硕士帽或博士帽为的是出去找个多挣钱的工作，却与学问无关。
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使教师只为“饭碗”而教学。一个仅将教职当做饭碗的老师怎么可能有激情、有想象力、有创造力？一个没有激情、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老师又怎么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
长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涂元季讲了一个故事。上世纪50年代，钱学森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近代力学系主任。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道题 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钱学森说：“大家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
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学森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这就是真正的老师！不但为学生传道授业，而且为学生插上能展翅高飞的翅膀。
南京大学教授?健指出：“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他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大学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具制造型教育，教给学生技能，让他们成为实用“工具”；一种是人格提升型教育，把学习看成完善人格的高尚事情，培养出来的是“和谐的人”，能分辨真假、善恶和美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健说，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破坏的是民族精神资源，不会马上看到，但影响未来。“今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0年后，我们和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因为，愈演愈烈的实用主义教育将会使整个民族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丧失殆尽。
有人指出，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只问“成功”不问手段的社会乱现象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土壤。而这种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而培养不出科学家和学术大师，培养不出国学家和文学家。
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一些大学刮起了“大跃进”之风。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指出，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实现了“赶美超英”的目标。
据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透露， 我国硕士生招生数已从1982年的10 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 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 002人，年均增幅为 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5)
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者达180万人。
对此，有学者用“大跃进”、“泡?化”来形容，并指出：博士“泛滥”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的乱砍滥伐。
在快速生产硕士、博士的过程中，学生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千人一面的“同质”产品，教师则是流水线旁或繁忙或懈怠的操作工。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每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博士教育的首要功能是学术功能，即培养学术研究人才。但今天国内博士教育的“功能”，首要的并非培养学术人才，一份对博士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显示，近半数博士毕业生进了公务员队伍；这也可从报考博士者的动机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以“做学问”为读博士目标的，只有20%左右。在另一份调查中，有43.5％的人认为，选择读博是因为找工作不顺利，通过读博推迟就业；有39.2％的人认为读博只是为了获得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的“敲门砖”。
换言之，博士教育，满足的是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而不是培养顶尖学术人才的需要。
教育学者熊丙奇撰文指出，今天国内的博士教育，其首要功能不是培养学术人才，而是满足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要，说白了就是对“博士头衔”的畸形需要，这导致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质量急剧下滑。因此，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从根本上把大学“还原因”为教育机构、学术机构，只追求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
随着博士生教育的迅猛发展，如今除高校教职岗位、科研机构的研究岗位需要从业者有高学历之外，其他一些本不需要高学历的岗位也“水涨船高”，纷纷提高学历门槛。一所中学招聘教师，要求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一家报社招聘广告部主任，所列条件也是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生优先。浏览近两年国家公务员报考职位要求，其中学历要求里很多都需要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社会导向如此，考博、读博岂不趋之若鹜！
有人指出，这样的结果只会使一些人仅仅为找好工作或者为晋升而读博，使得培养研究型顶尖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俨然成了“职业教育”。
社会对“具有博士学位人才”的需求还体现在官场上、商场上。 《半月谈》杂志曾刊文揭露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黑幕。
据该文披露，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因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更有甚者，在这场由官员和高校担任主角的“二人转”中，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博士帽”变成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同流合污的筹码。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用“博士帽”换取到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有人分析官员攻博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做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6)
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由“学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全国政D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已经获得学位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
而且，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成了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有学者指出，“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著名学者葛剑雄则指出：“ 博士大跃进 就是一种明显的官场学术腐败。”
一位网民撰文说：“咱们如今是论文大国，却多是自娱自乐逗家里人开心的玩意儿，在世界学术界终究只能沉默；另一个自豪的数据是中国已是博士最多的国家，可悲的是这其中相当多的博士只是机关里喝茶看报的角色，甚至一个村官的职位他们也会蜂拥而至；更有所谓专家学者以走秀、代言为主业。”
2009年初，广东省委一位领导在该省纪委的一次会上，曾针对这种现象批评某些干部，称现在有些干部学历越来越高，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来越弱。
由于社会需要的异化，不但官员争相读博士，企业老板也纷纷以交巨额学费跻身读博行列，为自己弄一顶博士帽，好以儒商形象游走于社会。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高官、老总级别的博士生进入高校以后，使得高校学风越发浮躁、功利，博士毕业生水平已远不如前。
?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这是可悲的”。
社会对高学历的畸形需求，使培养学术研究人才的博士教育背离了应有的轨道，批量生产的伪博士只能使中国的博士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却不能使中国的科研实力得到提升。在痛定思痛后，一些高校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了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在我国，目前博士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提升学校的数据指标，以便“打造”研究型大学，从数据上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有学者指出，与美国大学普遍重视本科教育、以本科教育为核心不同，国内高校把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作为学校上水平的标志性成果。在各高校的自我介绍材料中，一级学科博士点数、二级学科博士点数，必然是重点内容。有的高校为了获得博士点，高薪聘请外校教授，甚至把其他高校的整个学科引进来，还有的创设多栖教授、双聘教授等新的人事制度，壮大师资队伍力量，以利申请通过。
博士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而博士教育质量却急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7)
剧下滑，博士严重贬值，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指出，对于国内博士教育来说，当前最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坚持学术价值，注重学术功能，实现学术价值的回归。因为博士作为学历教育的“塔尖”，其教育水平不仅反映一国最高教育水平和科研水平，也影响着一国知识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准。
2009年2月26日，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历数目前高等教育的弊端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他指出，本来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以充实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可是自1990年以来，研究生急剧膨胀，官员和老板也涌进了校园争戴博士帽。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ì率大约为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ì率，官员和老板考博是一路绿灯。为数不少的老板和官员，既不上课又不做实验或查阅文献，怎么能够达到博士水准的要求？有不少老板只有高中甚至初中学历，可见我国博士学位的含水量多么大！在职博士生已经异化和玷污了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他们用不菲的学费买博士帽，而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是典型的权钱交易。
他建议，必须大力进行整顿。凡是没有参加统一的严格入学考试、没有全程上课和通过全部必修课程考试、没有写出具有创造性的论文、没有经过正规的论文答辩者，应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严重造假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除了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以外，一律不准再从社会上招收在职研究生。
同时，必须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属于纯粹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的大学，只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只有少部分研究型的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而且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只能招收一至两名研究生。
博士学位是为了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许多大学和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把它当做一种荣誉和身份，当做升官或求职的砝码。他建议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要至少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并且要保持长期的稳定，不允许普通大专乱升级，也绝不允许任何大学再搞所谓博士点零突破的攻坚战。
他指出，目前许多大学的独立学院名不副实，说它是二级学院，又不隶属于大学，说它是独立的，又受制于母体大学。说白了，它们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私人投资者想利用重点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而大学靠出卖牌子换取“坐地分赃”的利益。由此他建议，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
他指出，自21世纪初，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大学办起了跨地区的分校，有的甚至从东北办到了东南沿海。实际上，这些做法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分校所在地，是à大旗作虎皮；分校举办者，是为了丰厚的利益，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他建议停止大学办分校。
他指出，目前大学教师队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近亲繁殖。不少大学存在三代或四代同堂的情况，严重妨°了教师之间民主、平等讨论和争鸣学术问题的风气，窒息了创造精神；二是教授职称评定严重失范，致使不少教授名实不符。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中的教授多是博学强识的学者，无论是人文或是自然科学的教授，掌握多门外语，通晓诗词歌赋，有的甚至具有琴棋书?的专长。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成为学生们的楷模。可是，现在大多数教授，学历不全，知识面狭?，治学不严，人文素质低下，丧失了对学生的吸引力。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因有二：一是为数不少的人，只求表面上的学历、学位、头衔，不下真工夫做学问，落得了“名高实秕糠”的结果。二是大学之间相互攀比，看?的教授多、博导多，只追求数量，导致不少人滥竽充数。
在上世纪50年代，大学里的一
第一章 钱学森之问(8)
级或二级教授是“稀有元素”，可是现在某些大学的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一二十号人都是一级或二级教授，有的甚至是一天书也没教过的职业政工干部。由此，他建议实行教授定编制。
他指出，我国的学术论文连年攀升，据说已超过德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有多少原因创性的成果？为什么我国至今没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所有一级学科的世界大奖也仍然还是零？有人批评说，中国大学众多的出版社和学报成了“学术垃圾的生产地”。为树立严谨的学风，以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他建议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
他指出，一些大学贪大求全，追赶时髦，大建楼堂馆所，铺张浪费，不仅副部级的书记、校长配专车，而且副书记、副校长、校长助理也配了专车，公车私用是普遍现象。不仅校级干部有豪华的办公室，而且处长、科长的办公室也装修得富丽堂皇，一味向公司的老板看齐。虽然办公条件大上档次，可是工作作风和办事效率却大大地下降。为了遏制大学的铺张浪费现象，他建议应当制定相关法规，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对违章者应追究其责任。
??
在此之前，刘道玉出版了关于大学教育的一套丛书，一共五本，中心论题只有两个字“创造” 《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大学生自我设计与创业》、《创造教育新论》、《创造：一流大学之魂》。在这些书里，刘道玉为中国的教育开出了三个“药方”：一是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二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三是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1)
1982年就赴纽约定居的自由职业?家陈丹青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于2000年被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05年10月15日，陈丹青向院方与校方正式提交辞职报告，并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陈丹青的离去以及流传于网上的他的辞职信，在网上引起热议，各家媒体相继报道，使这一看似平常的辞职成为许多人关注和议论的“陈丹青辞职事件”。
陈丹青为什么辞职？从他辞职报告的附件《教条与功利》和《述职与感想》里我们不难读出真相。
过去的五年，每到招生季节，陈丹青和清华大学许多教授一样，面对着一叠厚厚的硕士生、博士生报考表格，上面填写着考生的姓名、年龄、民族、政治面貌、学历??其中最要紧的，当然是各科“分数”：政治、外语、专业??他说：“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而从这些表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五年来，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的“荒谬”。但他却对这种“荒谬”无可奈何
2000年5月，全国首届艺术学院博士生招生在清华大学举行。陈丹青说：“这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经验。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围，然因外语不过关而搁置。院方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计划，经研究生院陈院长同意，以博士课程访问学者名义，招入五位学生。2001年，五位访问学者完成博士论文选题，为转为正式博士生，外语考试再度失败，结业离校。”
2001年，陈丹青首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八人，无一人通过政治和外语两课考试。
2002年，陈丹青第二次接受硕士研究生报考，报考者十九人，其中，有一名考生以专业课最高分90分入围，可是外语和政治各差一分，陈丹青因此向院校领导申请通融，可是无效。他眼睁睁地看着这名考生被挡在门外，却爱莫能助。
2003年，这位被外语和政治挡在门外的考生再次报考陈丹青的研究生，再次以专业课最高分入围，可是再一次因外语分数不过关，未能录取。
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四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
陈丹青怎么也想不通，政治考试少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不合格？一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岂能用分数来衡量？果真如此，为什么会发生通过了“政治考试”的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的奇案。外语少考了一分，就能说明考生不具备“国际交流”的能力，即使专业再优秀也应该被拒之门外？
陈丹青指出：“应试文化的深刻积弊，已有社会的长期共识，不多说。而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窒°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
陈丹青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校领导坦率直陈：“两课”（政治和外语）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他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的刻字；一则，乃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今天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悖逆。
他还指出：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如扩招、创收、增加学术科目、重视论文等等)，而实则退步(如教师、学生素质持续降低，教学品质与学院信誉持续贬值)，“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的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类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
面对这一切，陈丹青说：“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2)
我不相信现行考试制度，不相信教学大纲，不相信目前的排课方式，不相信艺术类学生的品质能以 课时 与 学分 算计,但我不得不服从规定。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
陈丹青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事出有因。1953年生于上海的陈丹青,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并自习绘?。1978年，他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研究生时，当时的教育方针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那年，陈丹青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
外语交了白卷的陈丹青却被中央美院破格录取。
第一天上课，学生们围着靳尚谊先生团团坐好，听先生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先生伸出右手掌，说道：“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这只手，就要?出皮、肉、筋、脉、骨！”
三年后，陈丹青毕业留校任教。也就在这一年，陈丹青以油?《西藏组?》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界的巅峰人物。《西藏组?》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自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也许正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陈丹青尤其不相信的是艺术学生的品质能以“课时”与“学分”算计，艺术学生的发展潜能要以“两课”的分数来衡量。
他说：“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 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
因此他认为，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细微的，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 而不是预定的程序 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 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而目前文科教育的种种政策限定，决定了人文艺术教学赤裸裸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
身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陈丹青目睹了太多的怪现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堆积如山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斥着办学的教条。”
陈丹青说在每年重复填写的表格中，他从来都拒绝填写“科研项目”，并在文章中公开指责：“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所以，他从未按照学校指定的方式陈述自己的教学“成绩”，因为“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
他愤然指出，今日教育体制的深层结构，即“学术行政化”，看起来越管越严，教学品质却越来越可疑。它所体现的“根本不是学术”，因为“学院教育不是对学生、对艺术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
他指出各校“管理”重于“专业”，“行政”支配“教学”，如此主从易位，则“行政管理”井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3)
然有序，“教学气氛”亦压抑徘徊。他的教学体验是，“艺术主张”未遇任何干涉，尚称主动，“教学程序”则处处听命于指令，步步被动。教师尚且被动，学生可想而知，何“气氛”之有？
2002年，学院发给教师每人一张“学术体系评价报告”调查问询表，陈丹青为此写了一份《个人意见书》。他写道：“只要出现 量化 、 管理 、 科学 、 科研 等等词汇，我就不会填写类似的表格，这类词汇与人文艺术及其相关教育无涉，在这些词汇构成的话语文本中，我们无法辨认人文艺术的规律与本质，因此，我不要进入这一 话语圈套 。”
他坦承：“我对现行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在人文艺术学科，人才是无法培养的，没有人能够夸耀并保证在学院中培养出真正的艺术家，但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保持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的名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他说，清华校长梅先生有这样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应是保持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而今日大学唯大楼竞起，“建设”遥遥领先于“教学”，其品质的“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早已是公认的事实。
五年的大学教师生涯，让陈丹青近距离地接触了中国的大学教育。他说：“学校的主人，学生也。学生活跃，则气氛活跃，反之亦然。就我所见，本院学生在教学中始终是缺席者，沉默者，唯考试交钱，顺应教条而已。如前述，社会的功利观，应试文化的恶性?环，加上管理教条节节收紧，已长期磨损大学生的朝气、锐气、志气与青春活力，当今艺术学生精神、心理乃至智能，普遍压抑被动，而其集体性格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
“当今学院是产业，教职是饭碗，凡此种种，均与学问之道无涉，人文状况魂魄离失，伪学术当道，功利心态势成主流，学术腐败弄虚作假乃为常态。其后果，是有效扭曲教育功能，持续败坏学术道德，动摇学院的超然立场，其形态是教育界的权利游戏、潜规则与庞大的行政势力网。”
进而他提出质疑：“世界范围大趋势，乃科技主义和实用主义压抑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中国是 发展中 国家， 科技至上 的国家功利主义因之尤急、尤偏、尤甚。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于今日国情仅属装点门面，怠无实质可言，此状为五四运动近百年来所仅见。”
陈丹青在辞职报告后写道：“五年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而在辞职报告的附件中他表示：“我对教育体制的持续批评，出于对人文状况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是2005年10月份递交上去的。据他后来回忆：“院方校方均约谈挽留，情辞恳切，而本研究室六位学生，尚待就学两年余，于2007年才能悉数毕业，本人的教学名分与手续诸事，不可虚悬。经D商，近日与院方再续教学合约两年，其间，继续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及春秋两季各系大课，不再招生，不再兼本科教学，迄至2007年，遂愿离职。”
陈丹青终于离开了清华园，他说：“我不想再玩下去了，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奢侈。”
其实早在2004年，提出辞职之前，陈丹青就针对大学教育存在的弊端在《艺术世界》发表文章细数其谬。他指出有人说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这纯属神话。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补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4)
亦常识而已，而考试政策竟公然罔顾之。“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
2006年11月21日，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辞的不是学校，而是体制”。
对陈丹青从清华大学辞职一事，著名学者徐友渔评论说：“陈丹青从清华大学出走，不仅是告别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回归他曾经生活过的真正艺术家的自由、游荡的日子，而且也是对现行体制中不合理和荒谬的规则发出挑战和考问。他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有在校的学生、教师，还有已经离开学校，但对高校体制诸种弊端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甚至受过伤害的人。”
另有评论指出：媒体和公众对“陈丹青辞职事件”持续不断的兴趣，除了其本身的轰动效应外，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国人对现行教育体制的质疑与不满。
一位在校大学生的网上留言，表达了不少大学生的苦恼与心声：作为一个英语成绩不佳的艺术生，我真的恨透了这样的考试制度。可是，我想知道的是，作为身在其中的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为了将来有口饭吃，为了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们能像陈老师那样一味地抗拒这样的教育制度吗？不能，我们没这个资本。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做什么？学英语，耗费了大把的光阴还未必能学得好，反荒废了专业；一心扑在专业上，你专业再好，求职时拿不出英语四级证书一样被拒之门外。?能告诉我，我们该怎么做？
教育病了，教育的沉疴有目共睹，而改革的脚步却依然沉重而迟缓。武汉大学原因校长刘道玉认为，要治理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端，首先必须重建中国大学精神，这就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他非常欣赏这样一句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学校。”
2007年8月，××大学一位青年教师的辞职信在网上流传：
尊敬的×××校长：
我是本校的一名普通教师，三年前博士毕业于xx大学，结束了清贫的学生生活，带着希望和憧憬，有幸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大学。不幸的是我的生活和理想都遇到了危机。
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价水平也节节上升，诸如：学校周围的房价已到了八九千一平方米了，菜市场的肉价已到了每斤十几元；到外面吃碗水饺、面条也都涨价了。可我的工资是区区两千五百“大洋”！当别人问起我工作的现状时，答曰：“压力大，工资低。”无人相信！邻居老奶奶瞪着眼睛说：“不是吧？我孙子大专毕业，现在一个月四五千呢！当初我们都羡慕你呢！”
我不喜欢与人攀比，以前的同学年薪大多十几万，我不羡慕。可是我也要生活！我何时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何时才能把女友娶进门？
今年年初，我们都共同期待传说已久的加工资。工资终于加了，可没有哪个年轻老师高兴得起来，我们只加了一两百，幅度小于10%，而月薪五千左右的教授加一千左右，幅度达20%。这几年，国家以及省里出台了很多关于加工资的文件，可我们学校很少加上！不加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不加的理由吧！
学校的等级制度，在各个环节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职称的老师上同一节课，课时费不同；不同级别的老师出差享受不同交通工具；博士毕业的普通教师，两人共挤一间狭小的宿舍，而2000年本科毕业的校行政干部可以有一套住房，三天两头去高级饭店??
暑期到来，我依然每天行走在宿舍、食堂、实验室，在室温接近四十度的实验室里奋战（没有人会相信xx大学的实验室没有空调，可的确很多实验室没有），期望某天一滴汗水滴入某根试管后，会出现奇迹。
校长先生，您也许是想“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可我不是圣人，我是凡夫俗子，我首先要养活自己，要奉养父母。年底，我打电话回家，妈妈问：“你发了多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5)
少奖金？”妈妈不知道世界上有不发奖金的地方。我流泪了??
我很抱歉我想从此退出，将位置留给高层次的人才（只有他们在这儿才会得到应有的待遇）。可是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我能不能不交违约金？一年八千元的违约金，我到现在还没有攒到这么多钱。
校长先生，您知道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在这儿苦忍着，聚到一起抱怨不断，但没有人听见。
某高校一位青年教师将自己的苦恼和抱怨晒在网上：
本人算是个青椒（青年教师），省力不费劲的课轮不到；院系以外的课时费高的（一节课约50元）没机会；院内课时费低的课倒是一大堆，不断压过来，推都推不掉，比很多博士、教授、副教授要多得多；经常会有临时的课程安排下来，上课时间短，要求一本书全部讲完，做的课件以后也没有重复使用的机会，工作成本很高，可青椒嘛，没有拒绝的资本；职称低没有什么相关的补助；专业没有赚外快的市场，即使有也没有精力了??
不想说了，更不想去计算本人能够养活自己后，手里余下多少钱。因为本人是大学教师，所以被贴了一个高收入的标签，其实名不副实。本人曾写过一副对联，倒是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生活的真实写照：
上联：囊中羞涩无权无势人生坎坷心憔悴
下联：居无定所难以成炊衣带渐宽终有悔
横批：教师倒霉
现在很怕想明天，真的不知道明天在哪里，明天会怎么样。本人什么都没有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小时候有很多很大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都逐渐变得很少很微小。你要问我现在想什么，可以告诉你，我想要赶快备好明天的四节课，其中两节连教材都没见过。
高中时班主任说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平凡人活着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真对，大家都不容易。
肯定有砖头砸的。反正也没房子，用砖头给自己建个小窝吧！
这位年轻的女大学教师没挨“砖头”。其实早就有人发出了与她一样的感慨。发出同感的是北大副教授、主持过《实话实说》的阿忆。
2006年9月，阿忆在新浪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对此，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哭穷。北大副教授孔庆东却力挺阿忆，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绝非哭穷，只是希望公众能够了解事情真相。
2005年年底，阿忆调入北大任副教授，工作之余经常客串节目主持人及嘉宾，阿忆的这一行为受到网友的指责，留言攻击他“简直太不敬业，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四处走学术穴是不务正业”。对于这一指责，阿忆满腹委屈，为此，他在博客上发表《无脑人，请你给俺指条出路，让俺们都照着去走》一文：
咱就从月收入谈起。家庭总收入＝工资总收入＋其他总收入，那么什么时候你必须挣外快，那一般是因为工资总收入不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此人缺乏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是前者。
俺是副教授，总工资扣除各种税费，剩余1918元。副教授还有一笔津贴，平摊到12个月里，每月不到1368元。
此外我还有机会被安排出去，这笔钱扣税后拿不到1万，就算1万！再加上法定节日里时有时无的临时补助，每年大概6000元，总平均一下，每月1333元。还有，每年硕士论文要答辩有2000元补助，平摊到每月167元。
算一下月薪总账：1918+1368+1333+167=4786元。接下来，还得算一算每个月有多少“必花钱”要支出去：4786￡1400(儿子高三借读费、路费、餐费、学费、杂费、校服费)=3386￡680（女儿幼儿园费）=2706￡1000（汽油费）=1706￡280（高速路费）=1426￡30（校园停车费）=1396￡20（办公室上网费）=1376￡450（餐费）=926￡1425（商品房月供）=？
咱就算到这儿为止，您不会看不明白，俺好像已经要搭着钱为学校服务了。
怎么办呢？很简单，在不违法、不影响本职工作、不逃税的前提下获取“其他总收入
第二章 以辞职的方式拒绝(6)
”。而且，教授是凭借着看家本领去到一线实践，经验丰富之后再带回课堂，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天大好事！如果这反倒成了坏事和丑闻，就请你们这些骂我的人给俺出出主意，指条安身立命的光明大道。
同为北大副教授的孔庆东不但力挺阿忆，并在博客上撰文称自己曾为脸面，跟德国学者撒谎：
关于北大教师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本来是几十年间“从来如此的”。我的导师一辈，有多少轰动国际的著作是在床板上写出来的，到了我这一辈，还有的博士论文是在缝纫机上写出来的。
而现在，竟然有人以为阿忆到北大是“捞钱”，这就太没有脑子了。我是北大校级的工会执行委员，了解一些内幕，我们的国家级劳模获得了全国最高奖，也不过发了1000块钱，我们都不好意思给老师送去！
社会上动不动就说北大、清华拿了国家多少钱，我给你们算算。国家允诺给北大、清华各18个亿，这18个亿分3年给，每年6个亿。北大师生员工总有3万人吧？一年6个亿，3万人，平均1人只有2万，摊到12个月，每月只有不到2000。这里面还要包括北大的水电费、卫生费、粉笔钱、黑板钱吧？
我以前不想说这些，即使媒体再三追问，我也是顾左右而言他，我不愿意给北大领导丢脸。如果深究一下自己的心理，应该承认，我不如我的老同学阿忆有勇气。我需要补充的是，我的基本收入跟阿忆差不多，他的那张工资单绝对真实，但是我们中文系还有许多年轻老师的收入连这个都达不到，有的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我们中文系，不但没有给老师发过电脑，连个闪存、手电筒都没发过，报销一张火车票，都要再三核实。我们中文系的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都没有，连中学老师都不如。没有地方指导学生写论文，更没有脸面会见外国朋友。一位德国学者来北京拜访我，我请他到建国门饭店吃饭，花了200多元，谈天说地，然后无耻地指着窗外高耸的每平米6万元的豪华公寓说：“喏，我就住在那里，我太太今天生病了，下次请你到家里喝茶吧。”等他坐上出租车离去，我就钻地铁回西三旗了。
不过，说话总要客观，我想阿忆跟我一样，我们不恨北大。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自己去改善好了。我们愿意跟北大一起，在艰苦中忍受着劳累和误解、压迫和陷害，为了减轻哪怕一点点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那黑暗坐穿。今夜，北大星光灿烂。
对网友的不理解，孔庆东称在其意料之中，孔庆东强调自己和阿忆一起公布工资，只是希望公众对事情有客观的了解，仅此而已，绝对没有哭穷的意思，他说道：“所以，当教授利用业余时间做兼职时，请大众不要过多地指责！”
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学校呢？
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和新浪教育频道联合进行的“2005年中国教师职业压力和心理健康调查”统计，有超过80%的被调查教师反映压力较大，近30%的被调查教师存在严重的工作倦怠，近90%存在一定的工作倦怠，近40%的被调查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佳，20%的被调查教师生理健康状况不佳，超过60%的被调查教师对工作不满意，部分甚至有跳槽的意向。
虽然这份调查并不仅限于大学教师，但大学教师的生存状态确实令人担忧：他们承受着现有教育体制的挤压，承受着量化考核的压力，同时还要面对生活的困窘和尴尬。
于是，一些忍无可忍者要么愤然出走，要么消极怠工。可是最后遭殃的却是怀揣求学梦想和父母血汗钱走进大学的学子，是急需人才的国家。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1)
2009年9月17日凌晨2时，32岁的浙江大学海归博士涂序新从浙大综合楼坠落自杀，这距他到浙大工作不到三个月。
涂序新坠楼前留下一封6页遗书，遗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感谢一些朋友事前的忠告。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虽然因我的自以为是而忽视。”
在美国西北大学土木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并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涂序新，在2009年6月，作为浙江大学“1311计划”引进的1000名学术骨干之一（所谓“1311计划”是指100位大师、300位核心人才、100个创新团队、1000名学术骨干），为什么只工作了短短三个月就以跳楼自杀的方式决然而去？他为什么如此绝望？崩溃得如此之快？
?也不清楚涂序新在从11层楼跳下前经历了怎样的痛苦挣扎。他选择以这种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固然有心理脆弱的因素，但他在遗书中所称的“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似乎已说明他最后的学术信仰的断裂，或许，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涂序新的死以及他留下的遗书，让人们又一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大学，那个被称之为“象牙塔”的地方。
“象牙塔”洁白精致，神圣而高贵。那原因本是个纯净的地方。然而近年来，发生在“象牙塔”里的一桩桩丑闻正在让它失去神圣的光环，并成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
2009年5月21日，一位自称小萧的网友在“天涯社区”论坛的“天涯杂谈”版发表了一篇题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3袭，直接用替换键搞定，我无语了》的帖子：
昨晚在期刊网上查资料的时候，无意中下载了这两篇硕士论文，看着题目就觉得有点儿诡异，打开来细看，我的天，原因来真是3袭的啊，而且3得还特别夸张，直接用替换键搞定。学术造假的新闻、论文3袭的故事咱也听多了看多了，但看到这样3袭的还是第一次，这可是硕士论文啊??”
小萧所说的“史上最牛硕士论文3袭”，指的是东北财经大学袁某2007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FEEEPD调度研究》。而被3袭的是南京财经大学曾某2006年的硕士学位论文《江苏省FEEEPD调度研究》。
小萧将两篇论文进行比对后说：“这两篇论文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 江苏 两字替换成 山东 ，把江苏的统计数据换成山东的统计数据，以及一些统计指标的对比排序结果稍微改变之外，从摘要到目录到文献综述到正文分析再到后面的对策，几乎完全一样，就连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也一模一样。”
小萧一共列出了五处内容，分别摘自论文的中文摘要、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从贴出的内容看，两篇论文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小萧说，他是在中国知网搜索“人口与经济”这一主题的相关论文时发现的，这两篇论文都被作为“引证文献”，被显示在一篇题为《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D调发展评价研究》的论文的下载界面上。该页面还显示，这两篇硕士学位论文都被收录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小萧在下载完相关论文后，很快就注意到上述两篇学位论文题目相似。他先看了山东那篇的摘要，再打开看江苏那篇的，发现摘要很相似，于是开始对两篇论文的内容进行认真对比。小萧发现，尽管两篇论文的数据和一些分析指标排列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论文的结论和其他部分完全一样。他感到十分震惊，并把发现3袭论文的事告诉了自己的导师。导师告诉他可以去举报。小萧不知道去哪里举报，于是就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经济论坛和?迪社区的“猫眼看人”等板块上发了这个帖子。
这个被冠以“史上最牛硕士论文3袭”的帖子很快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有的人对3袭现象表示了惊讶和愤怒，也有的人不以为然，认为目前论文拼凑和3袭的现象很常见，没什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2)
么可大惊小怪的。让小萧气愤和悲哀的是，竟有人认为他将此事“曝光”的做法“损人不利己”，还可能“别有用心”。
小萧说：“没想到有那么多人骂我，土壤如此丰厚，也难怪学术如此腐败，3袭如此猖狂了。”
在“史上最牛硕士论文3袭”曝光后，有人举报了一起更牛的论文3袭 湖北工业大学教师胡某的硕士学位论文与被3袭论文比较后，发现除“致谢辞”外，竟一字不差。胡某凭此论文通过答辩，从华中师范大学获得自考硕士学位。
这一事件被曝光后，华中师大文学院从中国期刊网数据库拷贝下两篇论文，逐字核实，并质询胡某本人。很快，胡某承认3袭，并向媒体坦承“是一念之差”、“论文是网上下载的，但并非 一字不差 ，还是作了改动的”。调查核实后，华中师大在校园网首页公布“关于撤销胡某硕士学位的决定”，并通报给胡所在的湖北工业大学。时隔一天，湖北工大即通报了处理结果:一是“令其本人写出书面检查，对胡本人予以严肃批评教育”；二是“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史上最牛”纪录的不断刷新，说明了当下研究生论文3袭现象的严重性。人们在谴责造假者学术不端行为的时候也不禁会问：他们的导师为什么不把关？负责硕士学位论文审核的专家学者为什么会让一篇冒牌的论文轻易过关？
2008年10月发生的一桩“论文造假事件”也许能给上面的问题一个答案。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8年10月11日，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某接到《国际心脏病学杂志》（以下简称IJC）副主编函件，指戴某实验室投至该刊的一篇论文与另一本期刊上已发表的论文十分相似，要求解释。审阅后，戴某发现，先他一步发表的“孪生论文”第一作者贺某，是两年前从他的实验室毕业的博士。
两篇“孪生论文”，所用药物不同，动物病理模型一为心肌病，一为心肌梗死，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数据和图表，甚至有部分相关段落文字都相同。贺某在戴某实验室读博的三年间，并未出现造假行为，于是戴某对两稿审阅格外细致，但最后仍确定：贺某剽窃实验室资料，拼凑伪造出了一篇造假论文，并已发表。
贺某2006年6月进入浙江某大学药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合作导师是某院士、学校聘任的药学院院长。2008年7月，即事发前三个月，贺某被这所大学聘为副教授。
2008年10月，戴某将IJC的函件与两篇论文的pdf格式全文，一并转发给贺某所在的学校，要求对方调查。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贺某共计发表8篇假论文，除一篇在2007年发表外，其余7篇均在2008年6月后刊出，即贺某受聘副教授前后。而所有造假论文的作者栏里，均列有某院士的姓名。
论文造假事件发生后，该校校长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据他介绍，该校收到反映贺某论文造假的邮件后，相继成立了院、校两级调查组，当天即着手调查此事。在整个“贺某论文事件”处理过程中，学校共核查了贺某及其所在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其中贺某涉及论文9篇。除作为合作者的一篇论文外，贺某作为第一作者的8篇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窃、3袭原因博士导师实验数据的现象，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署他人名字、擅自标注基金资助、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鉴于其问题确凿，本人承认自己的所为，学校作出了撤销贺某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以及解除聘用合同的决定。
该校校长坦承：这个实验室一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现在查出其中十几篇有程度不同的学风问题，学风和管理确实存在问题。
处在这起造假事件风口浪尖上的某院士，于2008年12月26日给学校发函说明：“他（贺某）私下剽窃原因博士导师的研究资料造假论文，除一篇外，均在2008年6月以后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3)
才陆续刊出，这些文章不是我的课题，也不是我指定他做的课题，更不是国家973课题。他如何剽窃、造假、投稿及重复发表论文等，事先我一无所知，直至最近被揭发后我才知道。”
该院士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去年（2008年）10月，我去美国参加会议，其间国内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网上流传贺某出事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关贺某论文造假的事。
“我在该校兼职做药学院院长，因为北京的工作很忙，去学院的时间不多，一年去五至六次，每次在杭州待三至五天。这点儿时间大部分用于处理药学院的重大事务，留出一天，把博士研究生召集起来，讨论选题、研究方向等等。
“按规定，两年后博士后要出站，他（贺某）很想留在药学院。但想要进高校，尤其是名牌高校，对学术水平要求很高，竞争很激烈，他想多发几篇文章，却又写不出那么多，于是就把以前记录下来的导师戴某的研究资料整理出来，写成论文发表。并在论文后署上我的名字以及是某某基金支持的研究课题等，其实我完全不知情，因为这些研究项目都不是我的课题。”
同时他也表示：“作为药学院的院长、博士后流动站的负责人、贺某的合作者及指导人，我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
研究生论文造假已不是个别现象。一位刚刚毕业的博士研究生说，他所在的学校规定，就读期间必须有三篇论文在有刊号的正式期刊上发表。他读博期间，共发表论文五篇，其中有四篇是从网上荡（download）下别人的论文拼拼接接而成的，发表的地方都是小刊物。他说：“知道这些论文都是凑数的，所以也不想下工夫去写，学校只看数量不看质量。”他说经常有“中介”到校园里来介绍能发论文的刊物，没知名度的刊物一个版面一般收500元版面费，有点儿知名度的一个版面要1000元左右，核心期刊就更贵了。他的博士论文是自己写的，但是花了1500元请人修改。学校规定：毕业论文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为了使论文能在毕业前发表，他不但给一家核心期刊交了3000元版面费，还给了中介500元的“疏通费”。他说如果不“疏通”就很难保证论文能如期发表，因为有很多论文在排队。
这位博士的自述其实已经道出了论文造假背后的深层原因因，除了学术道德的缺失，许多高校规定研究生获得学位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形中成了造假现象的幕后推手。
这个现象还造就了畸形的“论文枪手产业”。某市有一家代写代发论文的“枪手”公司，该公司不但明码标价,居然还设有枪手业绩排行榜，价格昂贵，生意却异常火爆。那些想不劳而获的人，想沽名钓誉的人趋之若鹜。
在学位论文造假事件层出不穷时，也有人指出，此现象的出现板子不能仅仅打在学生身上，“教不严，师之惰”。“史上最牛硕士3袭论文”之所以能通过上述重重关卡屡屡出现，除了3袭者缺乏基本的学术操守和学校管理存在疏失外，其指导老师负有重要责任。当前，很多导师自顾不暇：一些导师热心于四处讲学扩大影响力，收入可观的讲课费；一些导师专注于行政职务谋划自己前程；一些导师为考核指标所累，自己埋头写书、写论文；还有一些导师醉心于办辅导班赚取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一个学期也难得跟导师见上几次面，导师们又怎么可能有精力去指导和修改学生的论文呢？
另外，连年的扩招，使有的学校一个导师带几十名甚至上百名研究生，导师对自己的学生有些连名字都叫不上，如何“具体指导”！
一位研究生告诉笔者，她上研究生三年期间，只见过五次她的导师，平均一个学期见面机会不到一次，而面对面的谈话仅有一次，（不超过半小时）那是她的论文开题，她送开题报告的时候。
一位毕业多年的研究生回忆说：“当年我们写研究生论文，首先要先写开题报告，然后是预答辩，最后是答辩，在论文撰写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4)
期间，导师还会进行具体指导并对论文进行修改。答辩完后，有的还需根据答辩组老师的意见进行相应修订。可以说，只要中间任何一个环节稍微认真一点儿，类似 史上最牛硕士论文3袭 事件就根本没有机会出现。”
近年来，各种论文“过度引用”以及“雷同”事件频繁被曝光，造假主体不仅有大学本科生、研究生，还有知名大学的教授、院长、校长，更有院士牵涉其中。
2009年7月底，中国青年报记者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举报武汉某大学校长及其学生谢某的一篇收录在“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的论文，是将国外一位同行的论文删节加工后署上自己名字的3袭之作。
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召开前夕，组委会打算评出几篇优秀论文，向业内期刊推荐。会议论文定为A、B、C三等，A等11篇、B等28篇。这篇论文本是A等第6名。直到参与评审的教师和学生偶尔上网检索它的标题，才真相大白。当时弹出的第一条结果便是罗伯特·卡迪纳斯等科学家发表在《IEEE能量转换汇刊》上的原因始版本。
当事人谢某辩解说，这篇论文不算公开发表。自己当时投稿三篇，均收到了录用通知。但在找导师申请论文发表费、论文定稿、确定作者时，他的论文没有通过审查，他也没交会议注册费，应视为自动放弃出版。他还说，在会议当天，自己就正式提交了撤稿申请。
据中国青年报披露，会议主办方有人对这番辩解并不认同，因组委会通报论文3袭在先，申请撤稿在后，会议论文集那时早已出版。主办方更不会因为没有注册费就取消已接收的论文，注册费是向与会者收取的，谢某并未参会。被指3袭的那篇论文收录在第一版论文集中，查出3袭后，会议又推出“正式版”，删除了该文。
问题出来后，卷入“3袭门”的该校校长告知大会组委会，称论文曾由本校另外两位教授把关。自己与学生合作的一篇论文，为何要由与此毫不相干的他人把关？他对此并未作解释。
2009年8月，该校在《情况说明》中称，对媒体相继报道的该校校长论文涉嫌3袭的事件，有四点事实须澄清。
首先，光盘正式版是经过组委会认真审定，并确定参会宣读的28篇论文作为会议论文集(正式版)，不是任何个人行为或故意掩盖错误的行为。其次，直到会议召开，该校校长对谢某投稿的三篇文章完全不知情。三是会议通知有明确规定，会议注册费含光盘版论文出版费，谢某没有交纳会议注册费，应作为自动放弃论文看待。四是在中国青年报报道出来之前，记者没有和学校特别是当事人即该校校长作任何采访和沟通交流，致使报道中事件的重要一方缺失。
据该校介绍，关于科研论文投稿和发表，学校课题组有明确要求：一是学生进行论文投稿时，必须根据投稿内容与相关指导老师商量共同定稿；二是收到录用通知后，再将论文交由项目负责人审查，并申请出版费用；三是若论文通过审查，再交由论文的所有署名者予以确认并最终定稿，之后才能支付版面费等。而谢某在投稿时，并没有与课题组任何人商量，只是在收到了全部三篇论文录用通知后才给课题组相关老师审查，并申请论文发表费。课题组两位老师认真审查了论文，认为其所有论文都不符合发表要求，主要是因为其研究工作不深入，如没有相关仿真结果和实验数据等，因此没有让其通过审查，也就没有进入下一步“所有署名者确认”。
校方强调，谢某当时提供的论文，审查老师并没有发现其论文3袭的问题，校长此时完全不知情。在《说明》中，校长称：“这件事情发生后，尽管我非常重视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处理措施，但作为谢某的导师，我还是负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责任。”
其实，学术圈论文“挂名”的潜规则，大家早已心照不宣。
该校发言人与前去采访的记者有一段对话：
记者：谢某写这篇论文，没有告诉导师，那为何要署上导师的名字，并署为论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5)
文的第一作者？
发言人：这个是圈内的潜规则，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学生这么做，我想一是出于尊重自己的导师。但更主要的是，署上导师的名字，论文就容易发表些，毕竟导师的名气大。
有人指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署上别人的名字，学生之所以写论文时挂上导师的名字，一是挂名有额外的好处；二是不得不挂名，否则要吃亏；三是，这些论文本不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挂名也不心疼。可是，这样的“学术潜规则”终将毁掉学术。
2009年6月，辽宁某大学副校长陆某身陷“3袭门”。据东方早报报道，国内哲学界权威学术期刊《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刊登了署名陆某、杨某的文章《何谓“理论”？》，文章涉嫌3袭云南大学讲师王某多年前的一篇讲稿《什么是理论（Theory）？》。经比对，《何谓“理论”？》除了将王某写的《什么是理论（Theory）？》开头和结尾部分稍微修改、添加一些句子，并在某些句子上稍作局部修改之外，80％以上内容原因封不动复制了王某的文章。
《何谓“理论”？》的第一作者是辽宁某大学副校长陆某，第二作者是北师大在读博士生杨某，陆某是杨某硕士阶段的导师。
据查询，陆某不但是辽宁某大学的副校长，而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哲学境界与当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研究。
陆某所在的大学看到网上的相关报道后，迅速展开了调查。该校负责人向媒体介绍了调查经过和结果。他说，杨某本科及硕士阶段在该校就读，硕士生导师为陆某，后考入北京某大学就读博士研究生。几个月前，杨某给陆某邮来多篇论文，称“要准备博士毕业论文，请老师帮忙修改”。陆某在阅读后挑出两篇较好的，进行了修改，寄回给杨某，其中就包括《何谓“理论”？》一文。后杨某又打来电话，说想在期刊上发表这篇文章，但需要有陆某的第一署名，陆某在经询问该论文是学生本人所写后，同意了这一要求。
该负责人说，在看到论文涉嫌3袭的报道后，陆某第一时间打电话向学生进行了确认。杨某承认，该文章是自己几年前从网络上下载的。
杨某说：“2006年我在网上看到了《什么是理论（Theory）？》，就把它改写为学科作业，当时并没有想要发表。今年年初，学校要求一定要在相关期刊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我很着急，自己工夫没有下到，一下子写不出来，就把这篇文章发给我硕士生时的导师陆某看，老师觉得还行，让我自己联系杂志社发表。”
陆某所在的大学对此事作出说明，3袭一事已被确认基本属实。但3袭系杨某一人所为，陆某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非直接责任人。
杨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3袭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他的责任。他说，自己把《何谓“理论”？》发给陆某，想让陆某帮忙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但陆某只是稍稍修改后返给自己，后来的投稿和署名陆某完全不知情。
同时，杨某也披露了自己的苦衷，他说一个小博士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很难，于是他便想靠一个名家，便将陆某作为第一署名人，将文章投给多家杂志社，但这一情况（包括3袭、发表等）并没有告知陆某。
他说像他这样将导师名字署在前面，然后由导师推荐在杂志上发表的情况在学术界很普遍，可以说已成了“行规”，许多杂志社也明白内情。整个过程中，导师们通常只是对论文进行简单修改，对于学生来讲，这样可完成学业要求，并为自己今后的发展铺路；而对于导师，一方面是为了学生好，另一方面也可增加自己的“科研成果”，可以说是“双赢”。
采访中，杨某和记者有一段对话
记者：当时为什么想到3袭，而不是自己写？
杨某：一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就是为了毕业找一份工作；二是有侥幸和虚荣的心理，我偷了别人的东西，如果别人没发现，我不就得逞了吗？我偷了别人的东西，能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这就是虚荣，是投机。今年过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6)
年前后，我学位论文还没写明白呢，但我急着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如果这期间再不投稿，毕业前就登不了了。我最早看到这个帖子（指王某的《什么是理论（theory）？》）是在2006年，觉得写得不错，存在电脑里了。快到毕业时，自己在科研上没有什么东西，于是就把这个修改一下写成论文。
记者：如果没有前面导师的署名，同样质量的论文，人家也可能不会发？
杨某：发表论文时，作者在学术圈里的地位和影响是很重要的。我把陆老师的名字写到前面，就是为了增加发表的机会。圈里?认识我啊？
记者：这是一种潜规则吗？
杨某：可以说是行规。因为我们这些小研究生想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确实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任何学术声誉。杂志社也有这种心态，发名人的文章，对他们也有好处。
杨某也确实道出了学术圈里的“行为心理学”。导师对学生来说堪比衣食父母，不仅给研究课题，待到论文发表时，导师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可率先刊登的“通行证”。因此，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上给老师署名，其实已经与尊师和尊重学术规范无关，纯粹是出于学术利益的考量。
执教于沪上某名牌大学的一位教师说：“导师本来的角色是学生论文的指导者，等论文产生后，其身份竟然变成了作者。而一些老师默认自己身份的演变，和他本人承担的科研压力有关。正是因为部分教师放任自己的署名权，试图从学生的科研成果中抽取 提成 ，对学生指导不够，管教不严，才给学生在论文上 做手脚 预留了空间。很多学生的论文后来被指3袭，到时候老师往往称不知情，觉得自己很无辜，为什么？老师早在实验室里 放羊 的时候，就埋下了隐患！”
在对陆某被牵进“3袭事件”作说明时，该校负责人认为，这一事件属于学生“à大旗作虎皮”，可能源于一些高校要求学生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等压力。陆某并非事件直接责任人，但存在一定“失察”责任，学校将针对此事加强管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辽宁省高校工委副书记曲建武指出，“论文3袭”表面看是学术行为，实则是品德问题。除去学生写作能力低下、浮躁、急功近利等原因因，指导和审阅教师把关不严，也须要承担一定责任。
如果说一些享有声望的学者或专家是因为“失察”而陷于“3袭门”，可有的人陷入“3袭门”却是“自觉”的行为。
2009年7月，西南交大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庆被查出博士学位论文3袭事实成立。黄庆被取消博士学位，并被撤销博导资格。
早在2007年就有人举报黄庆此前公开发表的两篇署名论文涉嫌3袭或过度引用。举报者反映，在《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9期上发表的论文《一种新的综合评价方法 粗糙集灰色聚类评价》（署名依次是袁智敏、黄庆、汪江洪，黄庆系第二署名作者），涉嫌3袭钟波等人发表在《重庆大学学报》2002年第7期上的论文《组合预测中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权值确定方法》。此外，《西南交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6月刊中，黄庆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新世纪管理科学发展的战略思考》，涉嫌严重3袭成思危等人的论文。
两年多来，许多人一直关注着这一举报的调查结果。在此期间，又有人举报黄庆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涉嫌3袭。
2009年7月15日，西南交大召开通报会。
据校方介绍，2007年12月，西南交大接到关于该校副校长黄庆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涉嫌3袭问题的匿名举报后极为重视，责成研究生院着手调查。研究生院联系了国内外六位该学科的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于2008年3月20日左右返回，其结论是3袭成立。
2008年4月，该校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学术道德委员会，并制定颁布了《西南交通大学学术道德规范》。在此期间，学校收到关于黄庆教授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涉嫌3袭问题的七人
第三章 被玷污的“象牙塔”(7)
联合署名报告，要求对此进行调查。学校学术委员会即责成学术道德委员会着手进行调查。
在学术道德委员会经过调查并提出定性结论建议后，该校校长、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于2009年6月6日下午主持召开了学校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定学术道德委员会提出的定性结论建议。与会委员投票表决，同意学术道德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黄庆教授博士论文第四章涉嫌3袭问题成立，且性质较为严重”的定性结论。会议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在为此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黄庆本人均到场，并为自己作了辩护，他认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引用的是公开发行的教科书。他坚持认为引用教科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应该算是3袭。
依据学校学术委员会关于黄庆教授博士学位论文涉嫌3袭问题的定性结论，西南交大学位评定委员会于2009年7月10日下午召开九届六次会议，专题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无记名投票表决，决定取消黄庆教授博士学位，撤销博导资格，并将处理结果上报国务院学位办备案。
据媒体披露，该校经济管理学院的一名博士生，其博士论文被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贾建民教授发现涉嫌3袭之后，这名博士生被严肃处理。可是没过多久，贾建民被这名博士生举报3袭。学校在调查后认为贾建民3袭的事根本不存在，还了他的清白。那名博士生正是黄庆所带的学生。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09年6月，广州某大学校长徐某被人举报博士论文3袭，被他3袭的论文竟然是他学生写的，也就是说，老师3了学生的论文。
6月初，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举报广州某大学校长徐某的博士论文涉嫌3袭。举报者是该校的两名女教师。举报材料包括两本论文复印件和一份长达几万字的投诉材料。材料中称，从开始举报到现在已经一年有余，非但举报没有结果，她们在校内还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
徐某，1997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转评为教授，2002年9月至2005年7月之间，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近年来，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编、副主编和参编专著十部，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九项，并取得多项教学科研成果。
据举报材料称，徐某的博士学位论文《逍遥散抗心理应激损伤学习记忆的有关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在没有标明引用的情况下，将早一年毕业的敖某博士的学位论文《逍遥散抗心理应激损伤学习记忆神经机制的初步研究》原因文大段大段，甚至一连数页地粘贴过来，雷同文字数高达40％以上。
敖某，2004年6月取得广州某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其论文封面显示，指导教师为徐某。而徐某的博士论文却是写于2005年4月。
举报人认定徐文3袭自敖文是因为她们发现，徐文全文约51 000字，与敖文雷同部分字数约22 300字，全文雷同字数比例近44％，连一些实验数据都是一致的，而且多处文字、标点、英文单词拼写甚至排版错误都完全相同。如“大椎穴”误写成“大推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漏写“蛎”字等。
两名女教师自2007年就开始举报徐某博士学位论文涉嫌3袭，可是此事仍不了了之。
2009年6月1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广州某大学找到了仍任该校校长的徐某。在长达一小时的采访中，徐某反复向记者表示，自己被诬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