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局之救关键时刻要有决斗的勇气（2）
作为明智的政治家，建成、世民都知道人才的可贵。他们除了各自收罗人才，还竭力从对方挖走人才。一次，李建成派人给李世民手下的骁将尉迟敬德送了整整一车金银器物，表示愿和他不论尊卑，平等结交。尉迟敬德断然拒绝，并将此事报告李世民。李世民很可惜地说：“将军何不收下？别人纵然把黄金堆到天上，我也不会怀疑将军，收下后，就有机会知道他们的密谋了！”同样，李世民也在打李建成手下的主意。在这方面，他比李建成做得成功。他的最后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对李建成的僚属或亲信的策反活动。
某郡某布店，黄昏时来一客。看定布匹，计值八千文，令店伙同往取钱。至则有老妪在室。客指伙谓妪曰：“日间言定八千之数，交彼不误。”妪唯唯。客曰：“我觅裁缝去矣。”抱布径出。伙坐待良久，妪提纸钱出，曰：“先取四千去，余容穿齐补交。”伙骇问故，妪曰：“客日间以钱四百，嘱穿纸钱八千，约同人来取。天寒日短，人手又少，故未能如数也。”伙闻言，始知着骗，而客已无从寻觅矣。说者谓客殆视市井中人，形同鬼魅。故即以鬼所欲得者骗之，然而虐矣。
此外，在朝廷大臣、地方将领中，双方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从上到下，渐渐形成了支持太子和支持秦王的两大派。
更直接的做法，是相互谋害。据说，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府去，李元吉竟然埋伏了刺客，准备杀死李世民。李建成知道后，加以阻拦，才算作罢。恐旧李建成也并不是不想这样做，只是觉得这样做太危险。又有一次，李世民在李建成府上喝酒，回来后咯血不止，李渊知道了，也很怀疑，对李建成说：“秦王不善饮，日后勿再夜聚饮酒！”这究竟是偶然巧合，还是建成的毒药不行，也说不清了。似乎前一种可能性较大。
现存的史籍中，大量记载的，是建成、元吉如何谋害世民，而丝毫没有世民谋害兄弟的事实。其实，李建成具有合法的继承权，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所以，更需要采取阴谋手段的，理应是李世民；而且最后以阴谋取得成功的，也是李世民。只是由于缺乏记载，后人也就无从说起。但至少武德七年的杨文干事变，其中有许多可疑之处。
杨文干曾宿卫东宫，与李建成关系密切。后出为庆州都督，辖地相当于今甘肃省接近陕西的部分。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带世民、元吉去仁智宫（在今陕西耀县）避暑，建成留守长安。据史书记载，建成私命杨文干招募勇士送到京城，乘机发动兵变。后被人揭发，杨文干遂举兵反叛。但这事在唐人笔记中，却被记载为“人妄告东宫”，是一场诬陷。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在那一段时期中，李建成一直在扩大东宫武装，意在防备秦王府的力量。他叫杨文干送勇士来京，属于同样性质的举动，并没有叫杨文干搞兵变的意图。因为这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不会这样蠢。但这样的举动，也是属于非法性质的，所以李世民就抓住不放，夸大事态，叫人告密，挑动李渊的猜疑心理。
果然，李渊接到密报后勃然大怒，下诏到长安，召李建成立赴仁智宫。李建成匆忙赶到，只带了十余骑卫士，见了父亲，叩头谢罪。李渊怒斥不止，李建成悲愤难平，跳起身来向墙上撞去。李渊仍然怒气不解，叫人把他看押起来，一面派人召杨文干。使者到了庆州，把真情向杨文干说明，杨文干吓坏了，知道这事绝无善果，索性就举兵反叛了。
于是李渊命李世民率军平叛。临行对世民说：“杨文干的事与建成有牵连，恐怕会有不少人响应，你要赶紧去，事成回来，立你为太子！至于建成，我不愿杀他，可废为蜀王，地方偏僻而狭小，容易钳制。他如不能奉事你，也不难擒拿！”这恐怕是李渊第一次产生改立太子的念头。
但李世民出兵后，很多人都为李建成说话，对实际事态加以分析，指出他身为太子，决没有无故谋反的道理。李渊想想这也是实情，明白根由还在他们兄弟之间的争夺，就把李建成放回长安，仍为留守。只是把罪名统统推给东宫与秦王府的属僚，将东宫的王珪、韦挺和秦王府的杜淹流放出去。这一场事变虽然糊涂了结了，但从事后李渊对建成更为信任的态度来看，他内心中对这件事并不糊涂。而李家兄弟间的怨恨，则更深了一层。
总之，武德六年以后，李家兄弟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渐渐形成水火不相容之势。而且，唐朝的政治也十分混乱，皇上的命令，太子、秦王的命令，常常相互冲突，官员们没有办法，只好谁的命令先下来就照谁的办。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
那么，作为父亲和皇帝的李渊到底持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作为父亲，他在兄弟三人之间，并无明显的偏袒；但作为皇帝，他却知道必须维护长子的继承权。这是一种常规的处理方法，也很难怪李渊有多少不对。所以，李世民的势力逐渐受到抑制。只是，李渊既不能操之过急，以防突然发生意外，也需要李世民保持一定的力量，可以与李建成相互牵制。在帝王的家庭中，也不可能有绝对的信任，何况他的儿子，一个个都那样英雄了得！
但情况总是在向着对李世民不利的方向发展。自武德五年以后，李世民再没有特别的战功可以夸耀，李建成却在他之后完成了平定河北的重任。杨文干事件，未能动摇建成的太子地位，反而使这一地位更为巩固。李渊“立嫡以长”的观念不可改变，朝臣和地方将领中支持太子的也比支持秦王的多。
处在优势地位上，李建成对付李世民的办法，是在李渊的支持下，一步步削弱其力量。武德七年，李元吉在李渊面前诬陷尉迟敬德，敬德被逮下狱，定了死罪。李世民用强硬的态度坚决要求把他放回，总算幸免。同年，李世民的另一员战将程知节被调任为康州刺史，程知节拒绝赴任，对李世民说：“大王的股肱羽翼，快要被人剪除干净了，自身还能久安吗？知节拼死不去，愿大王早日决断！”
房玄龄、杜如晦是秦王府的主要谋士，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府中可畏惮之人，唯有房、杜。”他们又向李渊提出，房玄龄、杜如晦一向挑拨李氏兄弟不和。李渊下令两人离开秦府，从此不许接受秦王的指示。他们暂时还留在长安，不知下一步会遇到怎样的处置。
终于发展到最严重的一步。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兵寇边。按惯例，一向是李世民督军抵御，但这一次，李建成却提出由李元吉领兵。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不让李世民再度掌握兵权；而李渊在明知这一点的情况下，竟表示同意。不仅如此，李元吉还提出要调秦府勇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一齐跟自己出征，并要求将原归秦王指挥的精兵调拨到他的麾下。这是釜底抽薪，如果答应下来，秦王府就成了空架子，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处在劣势地位上，李世民对付李建成的办法，只能是阴谋政变，突发制人。
早在武德九年以前，秦府中的僚属就在考虑这件事。房玄龄曾对长孙无忌说：“如今嫌隙已经构成，一旦祸乱突然发生，秦王府绝无侥幸之望！生死存亡，有时不容丝毫之差，今日正是如此！”他们会同杜如晦明确劝告李世民：必须赶紧下手，诛灭建成、元吉！
等到房、杜两人被逐出秦王府，形势更为紧张，剩下的僚属加紧策划。
当李渊同意调秦府战将和兵马归齐王指挥时，事情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来见李世民，宣称：如果再不动手，他们就要离开李世民，逃窜保命，总不能束手受戮！当然，李世民也不可能服从李渊这一道要命的诏令。他派长孙无忌悄悄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商议大事。谁知他们的回答是：“奉旨不许再与大王相见，如果私自前来参谒，必然因此丧命，故不敢遵令！”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如果秦王仍未决断，只是空泛地商量，他们不愿奉陪。李世民大怒，“玄龄、如晦竟敢背叛我吗？”拔出一把刀交给尉迟敬德，说：“你去看一下，如果两人果然不肯来，就砍下脑袋提来见我！”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再去见房、杜，告诉他们：“秦王已下决心，不必迟疑了！”于是房玄龄、杜如晦打扮成道士，悄悄地进了秦王府。一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胆的局，就在这个时候决定了。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上密奏于李渊，是他们布下的一个诱饵。
僵局之救关键时刻要有决斗的勇气（3）
按照正史的记载，六月四日李世民之所以突然下手，是因为事先李建成与李元吉已经谋划好，要在李元吉出征的饯别酒宴上，埋伏刺客当场杀死李世民，然后再杀死尉迟敬德等人。李建成的一个属下将这消息密报给李世民，他不得已，才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完全是谎言。其用意，不过是为李世民六月四日的阴谋政变制造充分的根据，为这位具有雄才大略而根本蔑视公认道德的政治家作一种道德上的美化。李建成的整个计划，是对李世民的力量逐步加以削弱。如果李世民乖乖交出兵权，放走秦府的几员战将，他不过是个空头王爷，哪里还需要设什么“鸿门宴”？政治家从来不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但李建成绝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似乎完美的计划，直接造成了自己的灭亡。这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他的优势太充分了。
李世民堪称杰出的军事家。但在长安城中，他根本无法调动军队。能够动用的武力，只有极有限的秦王府卫队和暗中蓄养的武士，总数不过几百人。而太子东宫的卫队，按照规定，规模比秦王府大得多，再加上齐王府，总数有几千人。这些卫士，也是经过反复挑选和训练的勇士。不仅如此，由于太子多年镇守京城，京城的几万禁军，名义上虽不属他管辖，而实际上，将领大都是他的亲信。这样的力量对比，他怎么会想到李世民敢轻举妄动呢？过去，李渊因为他们兄弟不和，曾设想把李世民派到东都洛阳。但李建成认为，世民一旦去了洛阳，占据一方，手握军队，便谁也奈何不得。所以他想尽办法，劝李渊改变了主意。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留在长安，不过是个匹夫，容易对付！”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所有的人都犯了—个致命的错误，他们不明白：李世民究竟有什么样的胆魄！
六月三日，李世民上密奏，李渊派人约李建成、李元吉次日一早进宫。同时，后宫情报员张婕妤将李世民密奏的内容转告了李建成。建成召元吉商量，二人都感到李世民上这样的奏章，必然有相应的举动，事态将会变得严重。元吉说：“当令宫中卫队戒备，推称有病，拒绝入朝，以观望形势。”建成说；“这不是自认有过吗？为防意外，我已令京城各处兵马严加防范，有何可惧？当与弟入宫参谒父皇，问明究竟！”
次日一早，李建成、李元吉只带了几名亲随，由玄武门（皇宫北门）入宫。负责玄武门禁卫事务的常何，过去曾跟随建成出征河北，建成对他很放心。进入宫门，一片寂静，只有几名卫士守立大门两侧。建成与元吉缓缓前行，前面就是临湖殿。忽然，建成发现殿侧有人影闪动，大吃一惊，说声；“不好！”立即拨转马头，欲向宫外驰去。此时，世民一马跃出，大叫：“大郎停下！大郎停下！”
建成稍一犹豫，而元吉已经看到从临湖殿两侧有数十骑人马狂奔而来。他赶紧拉弓搭箭，向世民射去。元吉素称勇猛，然而这时心急慌忙，弓未拉足，就将箭射出，一连三次，都未射中。世民却勒住马，稳稳一箭，正中建成后背，建成应声落马。
在这片刻之间，尉迟敬德率领数十骑赶到，一阵乱箭射来。元吉身中一箭，坠于马下。回头望时，见世民的乘骑受了惊，向路旁树林中奔去，被地上枯树枝绊了一下，将世民死死地摔倒在地。元吉急奔过去，将世民手中的弓夺下，用弓弦紧紧勒住他的头颈。这时，尉迟敬德跃马冲来，狂呼：“逆贼大胆！”元吉赶快放下弓，拔腿就奔，想逃入父亲所居住的武德殿。尉迟敬德岂敢放松，纵马狂追，连射数箭，将元吉杀死。
一阵骚乱，片刻过去，玄武门内，又突然恢复了平静。
混乱中，建成的一名亲随逃出，刹那间已来到位于皇宫东侧的太子宫府。东宫卫队将领冯立听说太子已被秦王射死，叹道；“生受其恩，不可畏死避难！”立即率同其他将领，召集东宫、齐王府精锐卫士两千人，直驱玄武门。
这时玄武门内一阵搏杀刚刚结束，喘息未定，只听得宫外马蹄声如暴风骤雨，呼啸而来，转眼已接近宫门。世民手下勇将张公瑾身高力大，急忙将两扇沉重无比的大门关上。刚落下门栓，对方前锋的马头，已撞到门上。冯立等见大门已关，随即指挥兵马列成阵势，找来大木，开始冲撞宫门。宫中李世民的人马，不足百人，一旦宫门冲开，情势极为危险。
在玄武门旁，有守门卫士的营房。将领敬君弘、吕时衡，同负责玄武门禁卫的常何一样，早已被李世民收买。他们见形势紧急，不顾兵力不敌，率领卫士们大声呼喊着从侧旁攻来，与东宫兵马恶战成一团。刀光闪动，鲜血飞溅，宫外杀声不绝。对宫门的冲击，暂时被阻止了。
另一边，在秦王府中，卫队和平时暗中蓄养的勇士，早已被召集起来。李世民的夫人长孙氏亲自慰勉将士们奋力作战，而后这一支精锐就向玄武门开来。整个形势，稍有缓解。
东宫将士见玄武门不易攻下，忽然掉转方向，去攻打皇宫西侧的秦王府。秦王府空虚，房玄龄等只好闭门坚守。听门外狂呼乱叫的声浪，人人惶恐不安。这时宫中尉迟敬德手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脑袋，带了几骑卫士，赶往秦王府。他高举手中的人头，大喊：“太子、齐王谋反，秦王奉皇上诏命平乱。今首恶已诛，与众人无关！”东宫和齐府的卫士们见主人已死，无心再战，纷纷扔下兵器，四下溃散。几位将领见势不妙，也赶紧逃窜出城。至此，战斗已告结束。
李渊与裴寂等人在海池泛舟，等待三个儿子入宫，久久不见人影，忽然有卫士来报，说玄武门有人作乱，情况不明。李渊吓得魂飞魄散，一面召集宫中侍卫，一面派人外出打探。这时，尉迟敬德身穿盔甲，手持长矛，身上血迹斑斑，闯入宫内，来到李渊面前。李渊惊惶地问道：“是谁在宫外作乱？你来这里要干什么？”敬德屈膝施礼，回答洪亮有力：“太子与齐王作乱，秦王已举兵诛灭！恐惊动陛下，秦王特命臣入宫侍卫！”
李渊吓得面如土色，对裴寂等人说：“想不到今天见到这样的事！却如何是好？”裴寂一向偏袒建成，这时默默无语。萧瑀一向支持世民，对李渊说：“秦王功盖天下，四海归心。陛下只要立他为太子，将国事交托给他，必然无事！”李渊渐渐镇定下来，说道：“很好，我也久有此心。”
乾隆制钱，“隆”字下有铸作“NFEFB”字者，殆当时钱局偶尔书成别体，无甚深意也。某年，忽有客至海门厅，嘱各钱肆云，欲搜罗此等钱，愿一文偿二十文，且交银洋百枚为定。诘其故，云此钱中含有金屑。于是各钱肆搜于各乡镇，以十文购一文，逮积至数百千，则此客已不知何往。各钱肆赔累有差。细求其故，盖客先自携此钱数百千至海门，逮各钱肆购此钱时，则彼阴使人出售也。
玄武门事变，从当时整个政治形势、力量对比来看，确实是一个极其大胆和冒险的行动，其成功的把握，实在并不大。关键就在于，李世民和他的谋士敢于选择这样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细心谋划，长久准备（收买禁军将领，必非一日之事），突然下手。当然，李世民也别无办法。就像下围棋一样，全面处于劣势的一方，只能紧紧咬住一个可能的机会，置生死存亡于不顾，全力搏击，以求一逞。这里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个人气质。而李建成的失败，就在于他优势意识太强，既想除掉李世民，还想同时保住仁人君子的美名，结果自遗祸患，死于非命。正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权力斗争中，充满风云变幻，偶然的因素太多，所以有经验的政治家并不怎么相信优势地位的可靠性，往往在优势状况下也及早采取非常手段，甚至在一个可能的对手尚未成为真正的对手时，就加以消灭。
从道德上讲，“玄武门之变”不算正义的。我们只能换—个标准，即像李世民那样有才能的人，也就有权去争夺他所渴望的东西。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正义”了。说到底，历史并不是按照道德原则发展的，玄武门事变的道德评价，似乎也不重要。我们不妨从做局的角度看这件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危机处理案例。在处于劣势的局面中，在没有退路的时候，一定要有果敢的精神和决斗的勇气，这样才可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僵局之救巧用力才能扳倒大石头（1）
在需要对付的人当中，由于对手的势力不等，要打败他们的难度自然不等。对付小石头，只要用力去扳，自然就能扳倒。对付大石头，光凭力气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用准力气，用巧劲，才能达成目的。
温体仁以弱胜强
崇祯皇帝即位后，由于肃清魏忠贤的余毒，造成了朝官严重缺员。在补充朝官的过程中，有些阴谋家、野心家乘机钻营，争权夺势，抢占高位。礼部侍郎温体仁，由于资历、名望不够，不在内阁的会推名单之上。他又气又妒，盘算了一下，就去找礼部尚书周延儒。周延儒也是个野心家。二人一拍即合，私下里共商阴谋，准备合谋推翻内阁推举结果，否定会推名单，从而让自己挤入内阁。
他们先做好幕后工作，在朝臣中拉拢亲信，散布流言，不惜重金收买宦官做为内奸。他们选中名列会推名单之首的钱谦益做为突破口，吹毛求疵，大搞他的材料，由温体仁首先发难，向崇祯呈交了所谓的“神奸结党”疏。疏中恶语攻击钱谦益，诬以结交党朋、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包藏祸心等不实之罪。这几项罪名都是崇祯平生最憎恨的，看毕奏章，不禁勃然大怒。
第二天朝会的时候，崇祯命侍臣传令，让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廷对质。这真如晴空霹雳，击得钱谦益措手不及，温体仁则早就深思熟虑，言辞咄咄、气势逼人，不慌不忙地质问钱谦益；相形之下，钱谦益毫无思想准备，十分被动，更显得理屈词穷。
对于温体仁的突然发难，朝臣们感到气愤不平，纷纷出班为钱谦益打抱不平，指责温体仁居心不良，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温体仁见自己反成了众矢之的，便向崇祯搬弄是非说：“臣此次会推不与，本应避嫌不语，但选举阁臣事关宗社安危，钱谦益结党受贿，举朝无一人敢言，臣不忍见圣上遭受蒙蔽、孤立无援，才不得不说。”温体仁危言耸听，却字字落在崇祯的痛处，他最恨大臣结党营私、腐败受贿；又最怕大臣们蒙蔽欺骗他，所以，崇祯认定温体仁忠心耿耿，对钱谦益则更恨一层。
崇祯自以为圣明，不肯偏听偏信温体仁的一面之词，便问大臣们钱谦益可有结党受贿之事。周延儒抢前一步回答说确有此事，并添油加醋渲染一番。大学士钱龙锡、吏科给事中章允儒等人站出来为钱谦益申辩，并指出温体仁觊觎入阁，才如此刁难别人。温体仁冷笑着挑拨说：“皇上让臣与钱谦益当廷对质，却有这许多人替他狡辩，足见钱谦益一向交结私党。乞望皇上明察。”多疑的崇祯果然被激怒了，严词斥责了钱龙锡等人，并下诏将章允儒等人降职处治，钱谦益也被罢了官，遣送回籍听候发落。通过这次当廷对质事件，温体仁和周延儒获得了崇祯的好感，为他们进一步的晋升打下了基础。
钱谦益事件过去后，朝中大臣余愤未平，有几个人交相上疏参劾温体仁。御史毛九华揭发温体仁：居家时倚势压人，强买商人木材，此事败露后，又贿赂阉党崔呈秀为其解脱罪责，得以免究；杭州魏忠贤祠堂落成，温体仁大献媚诗，为恶贼魏忠贤歌功颂德。御史任赞化也上疏告发温体仁娶娼为妾伤风败俗，收受贿赂腐化无德，夺人家产伤天害理。
这次轮到温体仁惊慌失措了，他见势不妙，便耍弄手段，想以退为攻，主动向皇上提出辞职，并申诉自己因为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百官，现在遭到奸人报复，处境孤危，竟无一人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再一次利用了崇祯厌恶朝臣结党的心理，博得了皇上的同情。他又趋热打铁，诬告揭发他的毛九华、任赞化都是钱谦益的死党，使钱谦益事件再起风波，温体仁混水摸鱼，大长个人威风，为他挤入内阁进一步铺平了道路。果然，两年以后，温体仁进入内阁，参预机要。
在这个故事里，温体仁的势力远远不及钱谦益，但是他却成功地扳倒了这块大石头。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凭着力气用得巧。在对付强大对手的时候，要多动脑，想出对手的致命弱点在哪里，这样，你只要再用力对准出击，自然手到擒来。
僵局之救巧用力才能扳倒大石头（2）
李泌以逸待劳
以逸待劳，指的是根据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条件，凭借地形、地貌、距离等地理状况、阴阳寒暑的天气情况和白天黑夜的时间因素等自然条件，在充分弄清敌军兵力兵情，并且对双方主客观条件的实际情况有了正确分析把握的基础上，采取一边防御一边养精蓄锐，等待敌方劳顿疲惫、士气大伤之时，再转守为攻，从而争取作战的最大主动权。
从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以逸待劳强调对于来犯之敌要冷静观察，深入研究，发现敌方可以为我方利用驱遣的因素和环节，迫使敌人自我疲惫，自我损亏；我方则应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抓紧时机乘虚而入，一举挫败敌人。这就是说，“待”不是消极盲目守株待兔式的坐等时机，而是不投入或少投入军力，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去摆布敌人，牵住敌人的牛鼻子，削弱其实力，消耗其锐气，在这种由不动而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战机。
以逸待劳是智慧韬略，是战略指导原则，不是具体的战术计策。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计策来达到以逸待劳的目的，这要根据双方的军情和主客观因素，因势利导，相机行事，调敌就范，后发制人。
以逸待劳，不能耐不住性子，心急等不得豆煮烂，急于事功，那就会半途而废或功败垂成。
“安史之乱”后，长安、洛阳两京陷落安禄山之手，唐玄宗逃亡入蜀，太子李亨趁机于灵武即皇帝位，白衣山人李泌成为帝王之师。
大唐的国力经此一乱而一落千丈，非但两京失陷，半壁江山沦入乱贼之手，而且人心惶惶，君臣惊慌失措，灵武的小朝廷不过是徒具形式的流亡政府而已。
所幸，安禄山立国不久，龙椅未坐暖，儿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为大唐恢复提供了大好契机。
李泌献平乱对策，曰：
“今诏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取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千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将也。随禄山者，独阿史那承庆耳。使子仪毋取华阴，令贼得通关中，则北守范阳，西救长安，奔命数千里，其精卒劲骑，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劳，来避其锋，去剪其疲，以所征之兵会扶风，与太原、朔方军互击之。徐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北并塞与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阳。贼失巢窟，当死河南诸将手。”
李泌这一策略的精髓是，唐军要尽全力占领今山西一带，则叛军主力盘踞的范阳（北京）、洛阳、长安三地，正好位于以山西为圆心的一条弧线上！唐军可以以山西为圆心，袭击三地，让叛军疲于奔命。
李泌的策略得到了贯彻。至德二年，郭子仪率主力兵马攻下了河东；固守太原的李光弼配合默契，一举歼灭围困太原之敌七万。南呼北应，两个主将因而控制了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的战略要地。
范阳、洛阳与长安都是叛军非守不可的地方，当初占据时可谓大胜，如今却是三大包袱。这道半圆形的弧形曲线，自从郭子仪、李光弼两支队伍控制山西的地盘之后，便变成了一道要命的线！
从此，官军从山西奔袭敌军三大要地的任何一点，走的只是半径，而营救的敌军则要跑半个圆圈。要命的是，官军暂时还不急于决战，太原的李光弼只是作势要攻范阳，洛阳之敌非得千里奔援不可；郭子仪的河东军只需向河阳移动数十里，范阳、长安之敌也非千里奔援不可！因为河阳是伪都洛阳的北面门户。
在李泌的授意下，郭、李二将时而作势佯攻范阳，时而佯攻洛阳，时而佯攻长安，结果，叛军沿着这数千里长的弧线不住地往返奔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样，再强的队伍也非拖疲、拖垮、拖散不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李泌“以逸待劳”的战略决策，要点便是占领山西这条“弦”，从圆心出发，走半径，佯攻敌之三大据点，牵动敌人千军万马，使他们往返数千里，不停地疯狂奔跑，拖垮它！
可惜，这妙计实施过程中被肃宗砍头去尾了！他先是杀了建宁王，使李光弼挺进范阳而无友军配合；继而，在尚未将敌人拖垮时，提前进攻长安，志在帝座的肃宗，终于踌躇满志地坐在长安金殿龙椅之上；而追求天下长治久安的李泌，则是功败垂成，心灰意冷。
帝王师也有无奈的时候！
“安史之乱”延及九年，这九年战争虽然灭了安禄山、史思明，但培养了一批小安禄山、小史思明，终于形成了“藩镇割据”的格局，导致唐朝最终亡于藩镇之手。
僵局之救替罪羊与炮灰（1）
我招谁惹谁了？
南朝刘宋时代，有个将领叫姚耸夫，干了点分外之事，结果就当了别人的替罪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元嘉七年（430），宋与北魏大战，建武将军杜骥奉命进入河南，收复失地。当时北魏已撤至黄河以北，杜骥驻守洛阳。洛阳原是东汉都城，但自东汉末年起连年战争，荒废已久，城内也无粮食可供军用。后来，宋军的主力部队攻打魏军失败，宋军全线溃退，杜骥也想弃洛阳城逃走，可又怕被宋文帝杀头。
在进退两难之际，天赐良机。原来在宋武帝刘裕攻下关内、洛阳一带，把夺来的钟鼎礼器都运往南方时，一口大钟掉入洛水之中，这时宋文帝派姚耸夫带领一千五百人去打捞，准备运回南方。正当姚耸夫的人拉钟出洛水时，杜骥派人来哄骗说：“敌人已经南来，洛阳势力孤单，现已把城池修理坚固，军粮又充足，所缺乏的就是人手。您如果率人马共来，咱们同守此城，等您立了大功之后，再取钟不晚。”
姚耸夫信以为真，于是率人马进驻洛阳。进城后发现城不可守，又无粮食，大呼上当，于是带领他的人出走。杜骥接踵而至，弃城南奔，并在文帝前告状，“我本想死守洛阳，可姚耸夫入城便走，致使人心涣散，都欲先走为快，不可禁止。”
皇帝龙颜大怒，派建武将军去寿阳处决姚耸夫。姚耸夫就这么做了替罪羊。
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真不少。晁错就当了汉景帝的替罪羊，汉文帝一看削藩不成，七国叛乱，不是马上就杀了晁错吗？
曹操在情急之时也借过别人的人头一用。
公元198年，袁术发兵攻陈（今河南淮阳），曹操亲率大军援救。双方在寿春一带相持了几个月，袁军坚守不出。日子一久，曹军粮草渐感不支，曹操尽管已派人去催，可一时又回不来。为了不致引起军心动乱，曹操尽力封锁消息，私下里把管粮草的军需官找来，对他说：“现在军粮不够了，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军需官说：“如果用缩小了的量器给军队发饷，就可以少发不少粮食。”曹操高兴地说：“好，就照你说的去办吧。”
谁知，这样一来，遭到了全体官兵的反对。有的直接找到曹操质问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将士们吃不饱怎么打仗？”有的发牢骚：“你这样糊弄将士的肚子，将士们也会在打仗时糊弄你！”甚至有人煽动说：“曹操这样欺骗我们，我们不跟他干了！”曹操一见大事不好，便当着将士的面把军需官找来，对他说：“现在军营内到处都在议论纷纷，随时有发生叛乱的危险，我想借你一样东西来稳定军心。”
军需官摸不着头脑，便问：“丞相想借什么？”曹操说：“借你的头。”这位老兄以为曹操在开玩笑，说：“丞相别拿小人取笑。”曹操板着脸说：“军中无戏言。”还没等这位军需官明白过来，曹操便一剑割下了他的人头，声言他故意克扣军粮，已将他斩了。
全军将土看见丞相公正无私，斩了“粮老鼠”，不满之情逐渐消失。
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对阴谋家来说，似乎不在此训要求之列。他们暗中使用各种手段，蒙蔽大家，将自己的恶行转嫁到别人头上，使别人成为众矢之的，以洗脱自己的罪责，保护自己的声誉、地位和权力。必要的时候，还倒打一耙，反咬一口。
明末，清兵攻打山海关，京城危急。崇祯帝心急如焚，无可奈何。于是，他想和皇太极妥协，便授权兵部尚书陈新甲，秘密与清议和。不料消息泄露，满朝文武大臣议论纷纷。崇祯帝极为难堪。为了推卸责任，崇祯把陈新甲当替罪羊处死，把议和责任全部推到了陈新甲身上。
僵局之救替罪羊与炮灰（2）
引来灾祸的“金苹果”
古希腊有个关于金苹果的神话，几位女神因为争夺一只金苹果而反目，结果引起了一场战争。战国时，韩国的上党之地也成为挑起秦与赵大战的金苹果。
公元前262年，韩国上党郡守将冯亭派使者去见赵孝成王，说上党守不住了，本打算归顺秦国，但官民却想归顺赵国，韩国因此愿意把上党十七座城镇奉献给赵国。赵孝成王很高兴，打算接受这请求。平阳君赵豹谏阻说，秦国蚕食韩国土地，断绝交通往来，以为可以坐享上党之地。韩国守不住上党，又不愿把上党归顺给秦国，却愿意送给我们赵国，目的正是为了嫁祸于赵国。秦国怎能让赵国坐收其利呢？况且秦国攻伐韩国上党，从渭水运粮于河洛之间，如同耕种必然收获一样，秦国早已把上党看成了自己的土地。赵国弱小无法同秦作对，接受韩国的十七座城镇等于自招祸水。赵孝成王不听，命令赵胜接受冯亭的十七座城镇。由此引来长平之祸，秦军坑杀赵军四十余万人。
赵豹分析得很对，韩国守不住上党，不把上党归顺秦国，却愿意送给赵国，目的正是为了嫁祸于赵国。而赵王贪图韩国的城镇，等于是自招祸水，结果引来灭国之祸，实在是咎由自取！
韦昌辉当了炮灰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今南京）后，天王洪秀全志得意满，完全醉心于天父、天兄的神话当中，深居内宫过着豪华的生活，逐渐很少见人。在他临朝的时候，只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可以直接觐见，其他的文武官员则只能在大门外按照仪式跪拜，口呼“万岁”。
公元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打败了清军对江宁的围攻。这年的七月，钦差大臣向荣忧急成疾，病死在丹阳。江宁城内的太平军闻讯，举杯相贺，并争相为杨秀清庆功。这时候杨秀清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居功自傲，甚至以他有代天父立言的权利，总揽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这以后，所有军政大事都要先报到他的府中，一切刑赏、任免都要由他一人决定。同时，他已不能平等地对待与他一同起义、战功卓著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竟将二人视为自己的下属。
这年八月，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用武力胁迫洪秀全到东王府，让洪秀全下轿呼他为“万岁”，交出至高无上的君主权力。对杨秀清的这一行为，洪秀全实在无法忍受，便秘密派人通知正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让他速回江宁议事。韦昌辉接到洪秀全的密令，立即率亲兵赶回江宁。
九月，韦昌辉赶到江宁城下。杨秀清以韦昌辉在江西督战不力为由，不许他入城。在韦昌辉的再三恳求下，杨秀清才答应放他入城。韦昌辉入城后，直奔天王府，拜见洪秀全。洪秀全一见韦昌辉，心中暗喜，却假装斥责韦昌辉擅离职守，催促他赶快去东王府请罪。韦昌辉领会洪秀全的意图，就奉命到东王府拜见杨秀清。杨秀清见韦昌辉前来请罪，非常高兴，便将自己已被洪秀全封为“万岁”的事情告诉了韦昌辉。
韦昌辉一听，装作高兴的样子，立即跪下，呼杨秀清为“万岁”。杨秀清见状，更加高兴，让人摆上酒席，留韦昌辉在东王府欢宴。在酒桌之上，韦昌辉极力奉承杨秀清。酒过三巡之后，见杨秀清已有醉意，韦昌辉突然拔出佩刀，从座位上跃起刺向杨秀清。杨秀清毫无防备，被韦昌辉一刀刺穿了胸膛，倒地而死。
接着，韦昌辉率人血洗了东王府，将杨秀清的家属全部杀死。第二天，韦昌辉又派兵在城中大肆屠杀杨秀清的余党及部下，共杀了三万多人。一时间，东王府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江宁城内外人人震惊。
十月，石达开闻讯从湖北赶回江宁，进城后所见所闻，残酷无比。因此，他一见韦昌辉，便责备韦昌辉杀人太多。韦昌辉一听大怒，就预谋杀掉石达开。当天夜里，韦昌辉率人突然包围了翼王府。因石达开事先有所察觉，早已离开王府，逃出江宁。韦昌辉见没有抓到石达开，就杀死了他的全家。
十一月，石达开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掉韦昌辉。洪秀全听到这个消息，也责备韦昌辉做得太过分。韦昌辉因替洪秀全杀了杨秀清，自以为有功，受到责备后，心中很不服气，便率人围攻天王府。这时，韦昌辉已失去了人心。洪秀全便率领江宁的太平军进行反击，两天就打败了韦昌辉。韦昌辉见大势已去，就逃出江宁，结果在江边被巡逻的太平军抓住。于是，洪秀全下令将韦昌辉斩首示众，以平息事态。
在这次“天京事变”中，洪秀全利用韦昌辉铲除了异己，韦昌辉也因滥杀而自取灭亡，洪秀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坐收渔人之利。
僵局之救通过造势来救市
要有话语传播的途径，就应建立自己在媒体中的关系网。当你面对不利的局势时，只要能控制住舆论、影响公众的判断，就能化险为夷。
唐敬宗时，兖州（今山东兖州一带）大旱，赤地千里、颗粒不收，村间炊烟稀少、饿殍遍野。米价腾贵，有米户更加囤积居奇，望价待沽。原兖州节度使赈灾不力，朝廷将他革职外调，任命以擅政闻名的令狐楚来做兖州节度使。
令狐楚上任后，思谋良策，怎样才能让那些囤积居奇的大户们售出存米来赈救灾民呢？突然，他想起大户们存米不外乎是想等粮价越涨越高时抛售赚大钱，若他们得知米价涨到极限，马上就下跌时，肯定会纷纷抛售的。对，自己就制造个“米价马上下跌”的假情报。
主意已定，令狐楚带手下人走马上任。消息早传到兖州，州内大小官员迎出郊外。未及进城，寒暄几句后，令狐楚马上问来迎的官吏，州内米价几何，州中有多少官仓，共存米多少。听完汇报，令狐楚掐指算起来：存米多少多少，可调出多少多少投放市场。多少多少米投放市场后，可将米价压下多少。最后说：“看来赈灾救民不成问题了。”他故意算得很响，让前来迎接的官吏和他们的随从们都听到。
官吏、随从们回到家，赶忙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新来的节度使要开官仓平方米价了，米价马上要下跌，赶快抛售存米！一时间，“米价马上下跌”的消息不胫而走，存米大户纷纷抛米换钱。没用令狐楚开一个官仓，米价就压下来了。
令狐的聪明就在于先制造放粮的假象，进而影响舆论，激化市场。舆论在斗争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多数的公众并不是直接去了解事实真相，很多时候是通过舆论趋势来判断的，所以，谁掌握了舆论优势，谁往往就掌握了优势。
北宋大臣文彦博处理危机的方法，与令狐楚的计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有位臣僚请求废除陕西铁钱。朝廷虽然没有接受，消息却不胫而走。平民百姓以为朝廷迟早会这么做，便争先恐后地拿出铁钱去买东西，以免到时候铁钱作废。消费者希望抛出铁钱，而销售者不愿收铁钱。这样，彼此相持不下，长安城因此而发生骚乱，商人们纷纷关店歇业，市场陷入一片混乱，许多人对此束手无策。这时，文彦博出来说话了。针对许多人提出的禁止关闭店门的主张，他提出反对：禁止只会使人们更加疑惑，从而引起更大的骚动，唯一的办法是让官府出面做买卖，只收铁钱不收铜钱。于是他命人召来丝绢行业的商人，让他们卖丝绢时说：“凡买丝绸者一定要用铁钱，铜钱不收。”这样一来，人们知道铁钱不会作废，市场便又恢复了稳定。
国民党的大财阀孔祥熙，也曾通过制造舆论解救了自己的困境。
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感到非常失望。美国用了大量的援助，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一些政界人士认为美国送给蒋介石的数十亿美元的援助，都被贪污了。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杜鲁门便命令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联邦调查局得到的情报反映，孔家和宋家有20多亿美元存在美国。
孔祥熙当时已经居住在美国，在华尔街拥有数家银行。听说美国政府要调查他在美国的财产情况，又惊又怕，开始了他的反调查活动。一个“局”在孔祥熙心中形成了。
首先，孔祥熙收买了各大银行。当调查局前往这些银行调查了解具体数字时，都受到了银行的拒绝。这样，便从源头上掐断了调查的线索。这一招利用了美国的政治特点，说明了孔祥熙是非常了解美国政治的。
京师某甲，作贵游衣冠，诣马市。途中，以钱数十文雇一贫儿，并付一包裹，若甚沉重者。谆谆然嘱曰：“吾欲一试马之良否，汝持包待我，不可遽离，事毕再有赏。”其人许诺。乃谓马主曰：“吾欲市一骏马，试可乃论价。”马主谨奉羁的。甲一跃上马，疾驰而去，迳诣缎肆，维马于门。自云：“吾某内监家人，欲缎匹若干，以马为质，用则奉价。”肆主见良马不之疑，如数畀之。时马主见甲一去不回，询其随来之人，云系途中受雇者。启其包，均系瓦砾，已知受骗，急追踪至缎肆，与之争马成讼。有司不能决，为平分其马价云。
然后，他又把一些美国朋友请到家里，一一向他们诉苦，说自己如何如何地穷困潦倒，但是大家并不相信。正当孔祥熙郁闷不已的时候，一位朋友无意中的一句话启发了他，那个朋友说：“你到底有多少财产，自己都说不清，难怪外界胡乱猜疑。”这一句话，使孔恍然大悟：“你是说因为情况不明而产生猜疑——”于是，孔祥熙顿时生出了一个高招，他经过多方活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终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这个精心炮制的材料为孔祥熙洗清了所有的“不白之冤”。材料说，全部华侨连同各银行在内，所有的美国银行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一百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虽然没有提及孔祥熙的情况，但是这自然就使议员们形成了华侨贫困的印象。而孔祥熙正好混入其中可以沽名钓誉了。这一招不禁让人称绝。
当材料公布后，孔祥熙趁机在华尔街一家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不但出示了这份材料，还请这些“有正义感、客观公正”的记者们为他澄清以前的谣传和误解。说他自己现在只能靠积蓄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孔祥熙还装出一副可怜相对媒体说：“请你们主持正义，再不要听任那些居心叵测者，往一个落魄的人身上泼污水了。”记者们回去后，报刊广播开始出现“孔祥熙丢掉大陆财产，来美后生活拮据”的报道。孔祥熙的困境解决了，又可以安枕无忧地发财了。
本文讲的故事情节曲折，看似复杂，其实道理简单。但就是这简单的道理，不是轻易可以想到的，做到就更难了。起码的要求是要有话语传播的途径，建立自己在媒体中的关系网。只有如此，才能制造舆论，影响公众的判断，进而化险为夷。
僵局之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古时有句谚语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釜是做饭的锅，薪是烧饭用的柴火，当满锅沸腾的时候，要想不让锅里的水呀粥呀漫溢出来，恐怕没有比抽出锅底的柴火再好的办法了。这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常识，而这个常识的意蕴却是丰富而深邃的。
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曹操深知自己军粮不足，长久相持下去，一旦缺粮，全军将不战而败，袁绍之所以猖狂，就是仗恃粮饷充足。
这时，曹操少年时的同学许攸来到曹营投奔曹操。许攸原本在袁绍军中当谋士，曾多次建议袁绍趁曹军主力在官渡时，可派轻骑去袭取许昌，而袁绍不听。许攸见袁绍刚愎自用，多次坐失良机，便知他大势已去。恰好这时许攸家里的人犯法，被袁绍拘捕起来，有可能株连到他，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当时已上床睡了，听说“许攸来访”，高兴得鞋也顾不上穿，赤脚迎了出去。因为曹操知道许攸本来是袁营中的谋士，了解袁营粮草情况，所以一见面，曹操就情不自禁地说：“子卿（许攸别号）远道而来，吾大计可成矣！”
果然，许攸一坐下，就单刀直入地提出：“袁军势众，你打算怎么办？你目前还有多少粮？”曹操撒谎说“可支持一年”，见许攸不信，又说“可支持半年”，许攸仍不信。最后才不得不说实话：“只够一月了。”这时许攸就将袁军在乌巢存粮的情况向曹操说了出来。并建议：“轻骑偷袭乌巢，来他个‘釜底抽薪’。”
这一下正中曹操下怀，立即以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曹操亲带五千轻骑，打着袁军旗号，人含草，马衔环，每人手中带上一把干柴，兼程急走，从间道直奔乌巢。路途中虽然也曾碰上袁军的巡哨，因为曹操所带的五千人，冒充袁军，居然骗过敌人的耳目，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曹操立即下令将粮囤围住，放起火来，霎时间，只见烟雾腾空，火光四起，袁军不知所措，慌作一团，守粮官还分辨不出是怎么回事。最后看到有的士卒虽像袁军，但并不救火，才知这支奇特的部队，原来是曹军。守粮官淳于琼一面差人向袁绍大营报告，请求救援，一面拼死组织反扑。曹操五千精兵奋勇冲杀，打得袁军大败，迫使其退回本营，眼睁睁看着粮囤全数烧掉。
曹操用这一“釜底抽薪”之计，烧毁了袁军的物质基础——军粮，令袁军军心不稳，上下动摇。曹操见袁军大势已去，集中全军出击袁绍。袁军大败，四散溃逃，从此袁氏家族一蹶不振。
唐代的李愬铲除军阀吴元济，用的也是釜底抽薪之计。他做的这个局更加精彩而富有层次。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派生出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便是雄踞四面八方的节度使们。他们拥兵自重，俨然成为外朝天子，陈兵对抗朝廷。吴元济的叛乱，便是其中一例。
唐代的藩镇大多行伍小卒出身，文化素质极差，道德观念全无，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只知肆意掠夺，尽情挥霍，不过是割据一方的强盗而已。辖下之民，有志之士全离开故土，赴京师寻找出路；沉淀下来的文士秀才，“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射马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直到淮西平乱之后，河北民俗犹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纲常之败坏，道德之颓丧，比起五胡乱华的北朝，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百姓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节度使们“拥励卒，自署吏，不贡赋，结婚姻，相联结”，与朝廷对抗却是一致的。
所以，李愬部下的十万藩镇之兵与吴元济的十万淮西军，非但势均力敌，而且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形势下，运筹不失者胜，抚御有方者胜。光知猛冲猛打是不济其事的。
李愬在与吴元济直接开战之初，先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一些城池，先声夺人，他这样做，意在震慑叛军，使更多的叛军投诚，这等于挖吴元济的墙角，这一“釜底抽薪”的策略，正是合时宜的克敌致胜的法宝，妙在“化敌为我”。
对已经投诚的将士，如李祐等人，李愬以诚相待，推心置腹，委以重用。这是“釜底抽薪”总策略能否实施下去的关键。李愬对淮西降将的尊重与重用，曾一度引起军中将士嫉妒，并由此派生出诸多疑虑与不满，隐伏着某种危机。而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赢来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这些城池必须分兵驻守，光靠朝廷兵驻守，就没有机动部队打仗了，大势所趋，不重用投诚的将士共守是不利的。
为了消除军内的妒忌，李愬绕了一圈，押送李祐赴京请罪，同时又上疏请求皇帝赐还，并请来了圣旨以镇抚部下，使“釜底抽薪”得以继续运作。
但胜利来得太快，取下太多敌城，也有问题。当取下吴房时，问题来了：如果朝廷军分兵驻守吴房，机动兵力显然比吴元济的淮西兵少；而如果放弃吴房，让吴元济分兵驻守，便可削弱淮西军的兵力。这是一着奇招，将地送还敌人以分敌人之兵，然后再以优势兵力削弱敌人有生力量。这是“釜底抽薪”的另一种妙用。
李愬以“釜底抽薪”之策，终于平定了淮西，于是四方藩镇相率归命，出现了宪宗元和年间所谓的中兴局面。
如果对手的实力太强大，就不要直接与他硬碰硬。可以先把对手的根基挖空，或者集中全力攻其要害，这样，他的大厦自然崩溃了。
僵局之救借助外力办自己的事
做局，要懂借力之道。借助外力来办成自己的事，甚至借助敌手之力来办自己的事，这才叫高明。
战国时的冯谖就是借助秦国的力量，使孟尝君在自己的国家成了香饽饽，孟尝君的宰相之位得以巩固。
当初，齐国的孟尝君田文继承其父齐相田婴的爵禄，家累万金，其所养门客说士鸡鸣狗盗之徒曾达三千之众。加之他才思敏捷，善于因人成事，其声名远播各国诸侯。不久，孟尝君当了齐国宰相，在协助齐王与秦国争霸称雄的争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后来，齐王听了秦国和楚国的挑拨，认为孟尝君独揽大权，其名声在己之上，于是就罢了他的官并没收了他的封地。孟尝君无可奈何。这时他的门客冯谖献谋说：“您让我带上礼物去秦国，包您官复原位且得到更多的封地。”
于是，他受田文之命到秦国后对秦王说：“所有说客无论到秦还是到齐，都是为了秦强齐弱或秦弱齐强。齐、秦二国是不分雌雄而不能并立的国家，谁称了雄，谁就可拥有天下。”秦王听后问道：“您有何办法能使秦国成为雄而不为雌呢？”冯谖说：“齐国之所以能得到诸侯的尊重，关键是有孟尝君。而现在齐王听信挑拨，罢了他的官，孟尝君固然心里不满而想离开齐国。您若趁机把他请来相秦，那将不只是使秦称雄而是拥有天下的事。您若失去时机，待齐王醒悟过来官复孟尝君原职后，那将来谁雌谁雄就难说了。”秦王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旋即派人携重金去齐请孟尝君。
冯谖辞谢秦之后，先走一步回到了齐国，马上把他对秦王说的话重复对齐王说了一遍，还说：“秦国很钦佩孟尝君的才智，听说秦王已派人携重金来迎他去秦。如果孟尝君一去，秦王肯定会任他为宰相。到那时各诸侯国就将都归附于秦，秦一旦称雄，齐则成了雌，连临淄、即墨都难保了。您为何不趁秦使未到而抢先将孟尝君官复原职，再多封领地以示歉意呢？这样，孟尝君也将乐于接受。”
齐王当即就采纳了冯谖的意见，并派人到边境打听到确有秦使请孟尝君。于是，齐王就赶紧恢复了孟尝君的宰相职务，并在旧有封地外又多增加了一千户的俸禄。
冯谖借助的是外力，另一个聪明人田单，则借助敌手之力，让敌人自己毁灭自己。
公元前279年，燕军大举进攻齐国，齐国大部沦陷，只剩莒、即墨两城尚在坚守，情况危急。即墨的守将叫田单，他看到士气非常低落，觉得这样下去即墨恐怕也守不住，决定想个计策，给大家打打强心针。他设了这样一个局：
田单派出间谍到城外，对燕军宣传说：“田单将军最怕燕军俘虏齐军士兵后，把他们的鼻子割掉，再把他们放到攻击部队的前头，那样即墨守军的精神非崩溃不可！”燕军将领叫骑劫，是个糊涂蛋，居然相信了。他果真这样去做，令人将俘虏的鼻子全割掉，推到阵前恐吓齐军。城中军民看到被俘士兵被割去鼻子，异常愤怒，决定死守。
田单又派出间谍四处散布言论说：“我最怕燕军挖即墨城外的坟墓，那会使城中军民人人寒心，失去斗志。”于是燕将不仅下令挖掉齐人的坟墓，还焚烧掉骸骨，威逼齐人投降。城中齐国军民一见祖坟被掘，悲痛涕零，义愤填膺，决心同燕军决一死战。田单看到高昂的士气上来了，便率领军民大举反攻。燕军溃败，齐军很快收复所有失地。
《道德经》说：哀兵必胜。示以“哀兵”之形，往往会造成敌方骄纵轻敌心理，而己方因处于受压迫、受凌辱的地位，必然怀着满腔悲愤，求胜争强。田单正是借敌人来鼓舞自己的士气，这比自己给自己鼓劲的效果要好。
王世充借力之道玩得更绝，他居然和敌人互换紧缺物资，这一要求，他的死对头李密竟然同意了。
王世充自从大业十三年（617）岁末在兴洛仓外那一仗中几乎蚀掉全部家底，已有好几个月不敢正面与李密争锋了。这一段时间他倒颇有所得，至少东都小朝廷的内外大权已被他牢牢控制，出入宫廷，俨然就是一副无冕帝王的派头。大权在握，重整旗鼓与李密再决胜负的念头也就日益强烈，而且权钱一体，他想组建一支较具战斗力的军队或者调动士兵的积极性都很方便，譬如他可以动辄给予重赏，也能随时制造更精良的武器装备。以他的权术手腕，玩起这一套来自然是驾轻就熟，以至于在并不很长的时间内，士兵们相当低落的斗志又重新高涨起来，这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确实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茶肆主人某久鳏。年将六十，忽思娶妇。一日，有媒关说一妇，年虽五十，姿首尚佳。大喜，出资娶妇。即晚将寝，妇曰：“我是营官命妇，因穷苦不能自给，谋为富家佣。今为媒者骗至此，汝何敢耳！我以良言告汝，今夜我居楼上，汝居楼下，明日我尚可为汝辩白，不然，汝将吃官司不了。”某性懦怯，闻言不骇而退，妇竟偃卧于床，酣寝甚适。某则蹲伏楼下，心中惶惑，竟夜不寐。明晨，遂有人来，口操官音，状甚愤愤，谓某曰：“予勿汝罪。当与汝共寻原媒讼之官，以惩其骗。”某无奈随之。行入市，至稠人中，忽乘间逸去。归家则妇亦不知所之。某方知己实受骗，费去数十百金，买得一宵猬缩。
不过，王世充还在为一个问题发愁，那就是粮食。洛阳外围的粮仓都已被李密控制，因此，城内的粮食供应一直显得非常紧张。他的部队也不例外，因为常常填不饱肚子，每天都有人偷偷跑到李密那边去。王世充很清楚，如果粮食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他想留住士兵们的一切努力终归是徒劳，更甭提什么战胜李密。那么从李密手中夺粮如何？不行，他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唯一的选择只有向李密“借”粮养兵。但双方互为生死对手，这粮又该是怎么个借法？想与虎谋皮么？
王世充为这件事整整想了一个通宵，终于转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李密目前最紧缺的东西去换取他的粮食！王世充派人过去实地了解，回报说李密的士兵大为衣服单薄头痛。这就好办了！王世充欣喜若狂，当即向李密提出以衣易粮。
李密起初不肯，无奈邴元真等人务求私利，老是在他耳边聒噪，说什么衣服太少会严重影响军心的安定等等，李密不得已才答应下来。王世充换来了粮食，部队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观，士气进一步大振，尤其士兵叛逃李密的现象日益减少。李密也很快察觉了这一问题，非常后悔，连忙下令停止交易，但事实上为时已晚，李密无形中已替王世充养着了一支精兵，也就是为他自己的前景徒然增添了许多难以预想的麻烦。
搅局之技露出些破绽给人看
搅局，就是“我赢不了，你也别想赢”。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蒋介石，其强烈的权力欲使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权力。既然自己成不了局面，那就谁都别成。来明的会遭人谴责，那就来暗的，就是扯后腿拆后台，也要坏了你的局。
盛宣怀是怎样搅胡雪岩的局的呢？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是慢战，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资金流通一时出现危机，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时时刻刻都滴水不漏，反倒使人存有戒心。有意露出一些破绽，显露一些小缺点，更能使人感到可以信赖，可以亲近，从而放松对你的警惕。
唐朝时，对官员的选任有很严格的程序，就是科举得中，还要经过吏部考选。李林甫依靠钻营当上了吏部侍郎，掌握了选考官吏的大权。不久，就干出了一件巴结权贵，捞取政治资本的事来，但他表面上却装得正直不阿，博得了好名声。
吏部每年考选官吏，放榜公布。一次，在放榜前，玄宗的弟弟宁王，暗地里拿给李林甫一个十人的名单，要他以优等列榜首放官。在选官中走后门，当时是严禁的。
李林甫看到勾结宁王的机会来了。他接过名单，心里高兴，脸上装作为难的样子，说：“王爷一定知道这事不好办，何况一下子开出十个人来！”不等宁王有什么表示，李马上说：“王爷把这件事交给我，说明王爷信任我，抬举我。王爷是皇家，为皇家办事，还能怕担责任？”这一番话，当然让宁王高兴，在他那尊贵的脸上，对李林甫显出抚慰的神色。李林甫又从这种神色中盘算出另一个主意。
“王爷，就这样吧！为了维护朝廷的法纪，也压压别人借机行私，请你允许我从这十人中任挑出一人，当众驳回，留到下次列为榜首，举荐个好住所。”李林甫把内心的奸诈全隐藏起来，表现出的是一副忠诚、恭顺、干练的模样。宁王心里自然高兴了，真把李林甫看成是忠心为朝廷办事，又能干的人，便大加赞赏。
出榜那天，李林甫当众说：“某人托宁王说情，这是败坏朝廷选举，不能容忍！此人不能选。”话一落音，人人吐舌，相互传说：“李交部，连宁王情面都敢驳回，真是正直清明。”更有人说：“他这官当得真硬，一定深受皇上宠幸，不然，能有这胆子？”
这事传到玄宗耳中，龙颜大悦，心里说：“朝中有这样的大臣，一定要重用。”
李林甫徇情枉法，却让朝野上下误以为忠，用的是“一丑遮百丑”的遮丑方法。这种手段是利用了人的思维盲区：十个人都货真价实，没有问题，人们不免怀疑：“真的都名副其实吗？……”而一旦一个出了问题，人们便心想：“果真不出我所料。”把目光集中到了有问题的一个人身上而心满意足。其余九个便被想当然地被忽略而避开了审视的焦点。
再看秦国大将王翦的例子：
王翦带领六十万大军将要伐楚，行前他请秦王多赐他良田美宅。秦王一一答应了。王翦的部将感到不解，王翦解释说：“我手握重兵，出征在外，时间久了，大王如果听信小人谗言，难免会怀疑我有谋反企图。现在我向大王请求赏赐良田美宅，大王见我是个贪小便宜的人，就不会怀疑我是个大野心家了。”
适当显露出一些小毛病，会使别人放松对你的戒心。这不正是大野心家们所希望的吗？
石显是西汉元帝时候的一个宦官，他聪明能干，善于奉承并猜测皇帝的心事，因而很受信任，被任命为中书令。中书令专管传达、宣布皇帝的命令，地位重要，权力很大，石显就利用这个机会，陷害那些反对过他的人，一批有才干、有名望的大臣，被他害得有的砍头，有的自杀，有的判刑，有的终身免职。
石显知道自己得罪的人多了，生怕别人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就看准时机，故意弄出些小事情，取得皇帝的信任，这就等于给皇帝打了预防针，从此别人再说石显的坏话，皇帝就听不进去了。
有一次汉元帝派他出宫办事，他动身前先对元帝说：“今天要去的地方很多，恐怕回来太晚，宫门关了，请皇上命令守门人到时开门让我进来。”元帝同意了。这天他故意拖到很晚才回来，宫门当然关了，他就大声对守门人说：“皇上命令我出去办事，允许我晚些回来的，快开门！”过了几天，果然有人上奏章告发石显假托皇帝的命令开宫门，汉元帝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流着泪说：“皇上偏爱我，信任我，大臣们都非常嫉妒，想方设法陷害我。今天这件事幸亏皇上知道真相，不然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以后这样的事情肯定还多，我官职小，地位低，哪是这些大臣们的对手！你还是免掉我的中书令，让我干些粗活，免得得罪这些大臣，也好多活些日子，多服侍皇上几年吧！”汉元帝看他说得那么可怜，心里很难过，几次好言好语地安慰他，还赏了他很多财物。从此，汉元帝更加信任石显，大臣们更不敢说石显的不是了。
石显就凭着这样的巧妙安排，不断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都是精妙的局，李林甫是巧露破绽，石显则是擅打预防针。
搅局之技制造假象借机敲打
有些弄权者，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或突显自己的地位，人为地制造一系列矛盾或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对于对方非常重要，往往直接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离开你又解决不了。这样，他就必须完全依仗你，你们之间的态势就倒转过来了。为此：
第一步，要善于制造“天下大乱”。
宋理宗过世后，度宗即位。度宗本是理宗的皇侄，因过继为子而即位，时年25岁。度宗上台之后，曾一度亲理政事，限制大奸臣贾似道的权力，显得干练有为，确实干了几件好事，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觉得度宗给他们带来了希望。贾似道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有人上书弹劾贾似道。贾似道看到，如果这样下去，自己将会有灭顶之灾。
于是，贾似道精心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他先弃官隐居，然后让自己的亲信吕文德从湖北抗蒙前线假传边报，说是忽必烈亲率大兵来袭，看样子势不可挡，有直取南宋都城临安之势。度宗正欲改革弊政，励精图治，没想到当头来了这么一棒。他立刻召集众臣，商量出兵抗击蒙军之事。宋度宗万万没有想到，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人能提出一言半语的御兵之策，更不用说为国家慷慨赴任，领兵出征了。这时，贾似道却隐居林下，悠哉游哉地过着他的隐士生活。
第二步，自己再出面解决问题。
前线警报传来，数十万蒙古铁骑急攻，都城临安急需筑垒防御，这一切，使得度宗心惊肉跳，他不得不想起朝廷中惟一的一位能抗击蒙军取得“鄂州大捷”的英雄贾似道。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以皇太后的面子，请求贾似道出山。谢太后写了手谕，派人恭恭敬敬地送给贾似道。这么一来，贾似道放心了。他可得拿足了架子再说，先是搪塞不出，继而又要度宗大封其官。度宗无奈，只好给他节度使的荣誉，尊为太师，加封他为魏国公。这样，贾似道才懒洋洋地出来“为国视事”。
某士人候选居京师。一日，见对门一少妇凝装立，貌甚端丽。访诸邻人，云其夫游幕他省，其眷属则留寓京师，与母同居。越数月，忽白纸糊门，合家号哭，则其夫讣音至矣。设法祭奠，诵经追荐，亦颇有吊者。既而渐鬻衣物，云乏食，且议嫁。选人因赘其家。又数月，突其夫生还。始知为误传凶讯，大怒，将欲讼诸官。母女哀吁，乃尽留其囊箧，驱选人出。越半载，在巡城御史处，见此妇对簿。乃知前所见之妇，系某无赖与所欢合谋，以骗取选人财，后又犯他案而败者也。
贾似道知道警报是他令人假传的，当然要做出慷慨赴任、万死不辞、甚至胸有成竹的样子。他向度宗要了节钺仪仗，即日出征，这真令度宗感激涕零，也令百官惶愧无地。天子的节钺仪仗一旦出去，就不能返回，除非所奉使命有了结果，这代表了皇帝的尊严。贾似道出征这一天，临安城人山人海，都来看热闹。贾似道为了显示威风，居然借口当日不利于出征，令节钺仪仗返回。这真是大长了贾似道的威风，大灭了度宗的志气。等贾似道到“前线”逛了一圈，无事而回，度宗和朝臣见是一场虚惊，额手庆幸尚且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追查是谎报还是实报呢。
第三步，借机好好敲打一下对手。
贾似道“出征”回来，度宗便把大权交给了他，贾似道还故作姿态，再三辞让，屡加试探要挟，后见度宗和谢太后出于真心，他才留在朝中。这时，满朝文武大臣也争相趋奉，把他比作是辅佐成王的周公。通过这场考验，年轻的度宗对朝臣完全失去了信心，他至此才理解为什么理宗要委政于贾似道。原来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可用，贾似道虽然奸佞，但困难当头之际，只有他还“忠勇当前”，敢于“挺身而出”。度宗哪里知道，满朝文武懦弱是真，贾似道忠勇却是假。
度宗被瞒，不知不觉地坠入了贾似道的奸计之中。从此，度宗失去了治理朝政的信心和热情，把大权往贾似道那里一推，纵情享乐去了。
贾似道再一次“肃清”朝堂，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朝廷上下全换成了自己的亲信，甚至连守门的小吏也要查询一遍。这样，赵宋王朝实际上变成了贾氏的天下。
袁世凯也是这样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周旋的。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因袁世凯握有实权，非他不能主持局面。所以孙中山从大局出发，决定将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同时，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国民党要求袁世凯来南京就职。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五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当然不想离开北京老巢，这不明摆着是调虎离山吗？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袁世凯离开北京。士兵在城内大肆抢劫商铺，搞得鸡犬不宁，各国驻京使节也纷纷表示不满。袁世凯以维持北京局势为由，不愿赴南京，南京方面只好同意他在北京宣誓就职。
搅局之技扯后腿拆后台
玩麻将的时候，要是自己和不了牌，那就想法设法让别人也和不了，也就是我不成功谁也别想成功。在对局的时候，往往是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对手的成功也就是你的失败，没有调和的余地。所以制止对手的成功非常重要。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接替总统职务。但是，视权如命的蒋介石岂会甘心放手？果然，为了继续控制政权，蒋介石使用了扯后腿拆后台的手段对付李宗仁。
首先，发表文告的时候，蒋只字不提他自己“引退”、“辞职”，而只提让李宗仁“代行”。李宗仁一看，非常不满，立即指示张群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修改文告。蒋介石在电话里满口应承，表示要依李宗仁的意思加以修改，直到李满意为止。可是第二天中央社发表时，仍就是原稿而非修改稿。原来蒋介石在背后做了手脚，他放下话筒不久马上就给张群和吴忠信打电话，叫他们按原稿发表。李宗仁拿着报纸立即召来总统侍从室秘书吴忠信，气愤地责问道：“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
吴忠信竟毫不在乎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李宗仁听后觉得五雷轰顶，原来蒋介石所谓支持他完全是惺惺作态的。他气愤地说：“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总统，我决不任。”没想到吴的回答更使他震惊。吴以威胁的口吻说；“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在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障。”听了这话后，李不禁泄了气，“代”就“代”吧。
接下来更使李宗仁感到尴尬的是国库也已被蒋介石运走一空了。原来蒋介石看到大陆的形势已不可为，他早已准备好了退路，就是占有台湾，利用海峡作为屏障，建立自己的清一色的小朝廷，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即可趁机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因此在引退之前，就任心腹大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并密令他将国库所存全部黄金、银元、美钞运往台湾。共计金钞为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斯，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总计约美金五亿上下。
在他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其将该款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以免该款落入和谈成功后的联合政府手里。
对此李宗仁一无所知，直至上任后方知手头已一名不文。为了维持军饷，安定民心，他曾命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陈诚奉蒋的暗示，充耳不闻，拒不执行。
更为致命的是，蒋介石又秘密地将海、空军实力逐渐南移，并以台湾为中心，李宗仁想借海、空军巩固江防，却无法调动。在江防计划上，蒋介石也暗中作梗。他指示汤恩伯务必坚持以上海为据点的策略，反对李宗仁提出的任何其他方案。
当4月22日，李宗仁等亲飞杭州见蒋问：“南京马上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仍然笑眯眯地说：“无论你怎样做，我都十分支持你。”其可亲的态度，使李宗仁不惜冒犯之罪名，斗胆指出重兵防守上海之策略，必将使南京、江阴、芜湖一线兵力不足，这无异于开门揖盗。建议委员长重新调整部署。蒋介石还是笑眯眯地说：“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从上面可见，蒋介石扯后腿拆后台的把戏可算是活灵活现了。不过，当时确实是情势所迫，作为一个玩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其强烈的权力欲使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权力。既然自己成不了局面，那就谁都别成。来明的会遭人谴责，那就来暗的，就是扯后腿拆后台，也要坏了你的局。
搅局之技忽真忽假把对手玩晕
有道是，真作假时真亦假，假作真时假亦真。这样忽真忽假的做法，也不失为一种迷惑对手的战术。在做局和对局的过程中，是完全可以拿来用的。当对手认为你是真的的时候，你却是假的；当你是假的时候，他却当是真的。这样扑朔迷离的局把对手绕晕之后，自然就任你摆布了。
明朝的时候，燕王朱棣率十几万大军，要南下和他的侄儿建文帝夺权。他包围济南城三月有余，连攻不下。一系列的计谋失效之后，燕军便堵住城外各条溪涧及河流水源，准备积水灌城。这时，济南城内守军、人民大惧。怎么办呢？真的只能坐以待毙吗？
此时，守将铁铉玩出了以假作真的骗局，就是“诈降计”。先是派士兵安装大铁板在城门圆拱上端，又让守城士卒大哭哀嚎“济南城快被淹了，我们就要死了！”不久，尽撤楼橹防具，派城中百姓长者代替守城军做使者，到燕王大营跪伏请降：“朝中有奸臣进谗，才使得大王您冒危险出生入死奋战。您是高皇帝亲儿子，我辈皆是高皇帝臣民，一直想向大王您投降。但我们济南人不习兵革，见大军压境，深怕被军士杀害。敬请大王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我们恭迎大驾！”表演真是太像真的了。
果然，燕王朱棣不知是计，把假的当成真的了，闻言大喜。本来打仗很多天了，将士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如果济南城降，即可割断南北，占有整个中原地区。因此，朱棣忙令军士移营后退，自己骑着骏马，大张黄罗伞盖，只带数骑护卫，过护城河桥，径入城内准备受降。
只见城门大开，守城明军都齐聚于城墙上往下观瞧。燕王朱棣刚进城门，众士卒高呼“千岁到”！预先置于门拱上的大铁板轰然而落。幸亏朱棣命大，铁板稍落早了，只砸中了燕王所骑马头。朱棣滚落于地，大惊失色，身边卫士忙给他换一匹新马，一行人掉转马头就往外跑。济南守卒连忙牵挽护城河浮桥，可惜年久桥重，费了牛劲只拉起一米多高，朱棣和一行卫士纵马腾逸而去。
被戏弄之后，朱棣狂怒之下又挥兵攻城。铁铉伏于城头，大骂朱棣反贼。燕王大怒，搬来数门火炮对城内一顿狂轰。危急关头，铁铉亲书高皇帝朱元璋神牌，悬于四城之上，燕兵不敢再用炮击，济南城得以保存。相持之间，铁铉又常常出其不意，派骁勇军卒白天黑夜从城内突出，骚扰袭击燕兵，搞得这群疲惫之师无可奈何，多被杀伤。
老奸巨猾的朱棣以装疯掩人耳目，发起“靖难之役”，没想到在济南差点被铁铉诈降所算计，看来中国古人的做局水准都不低！
搅局之技彻底消除一切隐患（1）
先下手为强
在对局中难免会有疏漏，留下影响自身安全的隐患。对这些隐患要主动清除，不要等对手来攻。
仁宗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开始亲自执政。他首先要摆脱皇太后执政的影子，就和吕夷简商定把从前刘太后任用的大臣都给罢免了。这时郭后说：“罢了这么多人，怎么单留一个吕夷简，其实他也很会依附太后，不过仗着人乖巧、会应变，让自己躲了个干净！”仁宗略一思忖，又觉此话不假，第二天就罢了吕夷简的相位。
不料，仁宗与郭后的谈话却让阎文应听到了。阎文应平素与吕夷简的关系可是非同寻常，依他的逻辑推理，既然这会儿罢了吕夷简，那么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他阎文应了。他一下子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贼眉鼠眼地注视着动静。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阎文应眼珠又转了转，想这一切都是因为郭皇后多嘴，倘若设计把皇后废了，自己不就平安无事、前程似锦了吗？这时仁宗又鬼使神差地复了吕夷简的相。阎文应赶快把郭后的话告诉了吕夷简，吕夷简恨得咬牙切齿，二人于是想办法要废掉皇后以自保。
偏是老天爷不长眼，但凡有小人动了心计，它都会赐一机遇。可巧，宋仁宗又选了尚、杨两个美人入宫，仁宗立刻“眼前只见新人笑”了，天天泡在美人身边，朝政呀、文武百官呀、甚至郭皇后都统统被扔到脑后。郭皇后又气又恼，就让宫娥、太监领路来到尚、杨两个美人的住处。远远就听见宫门内鼓乐悠扬，笑声不断，郭皇后走进门，见仁宗正坐在几案之后，两只手各抱着一个美人。她强压怒火，说：“臣妾听说陛下在此，所以前来拜见，并无他事，只是想斗胆进言，望陛下自有分寸，不要冷落正事。”
吾乡有某生者，中年无子。谋置簉室，乃买舟渡江，赴通州一带访购。某生既惜小费，又欲速成。会有客来，言一乡民愿鬻其女。导往观之，其色甚美。问其价，则甚廉，但须以花轿迎娶。某生大喜，亟与定议。届期以花轿迎至舟中。女家有二媪来扶女出轿登床，衣裙楚楚，红帕障首。某生但觉其秾纤合度而已。然二媪方伴坐床上，不能遽前揭帕。某生犒舆夫等既毕，二媪亦既辞去，某生步至床前，见新人端坐不动，私念此女羞畏而矜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动。遽揭其帕，则一泥像甚为端丽。某生懊闷已极，欲追媒媪理论而不得。
仁宗面有愧色，尚未说话，那位尚美人却与杨美人嘀咕一句：“不知是真劝陛下自有分寸，不要冷落正事，还是说不要冷落她自个儿啊。”二人说罢，吃吃地低笑。郭后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扬手给尚美人一巴掌，这下可乐了阎文应，他忙让仁宗看美人颈上的指痕，仁宗心疼得心都要碎了。阎文应又乘机挑拨，仁宗听了阎文应的话，不加思忖，立刻传旨以郭后无子嗣为名废之，降为静妃。
郭皇后一废，宋仁宗就心无旁念地昼夜与尚、杨两美人厮混。上朝神情恍惚，致使政事荒废。杨太后闻之大怒，逼着尚美人出家作了道士，把杨美人安置到一个秘密的宅第。
不到一年，宫中走了三个人，仁宗顿感一片寂寥，他越想越后悔，立刻想复立郭氏为皇后。阎文应听说此意，吓得差点从台阶上掉下去，他当然明白如果不是自己从中“美言”，郭皇后根本不会被废。如果复了郭氏为后，自己的伎俩就会真相大白，那时以郭后的性格岂能饶了自己，仁宗皇帝又怎能饶了自己呢？他想到如果郭后在这个世上多待一日，自己的处境就危险一日，看来废了她皇后的位子还不是最好的方法，不如……他狡猾的眼里射出一道阴险的光！
恰好郭氏染了风寒，感冒了。仁宗一听，十分着急，让阎文应传太医诊视。阎文应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亲自去太医馆找一个平素熟识的太医，这个家伙医道不怎么样，但因为贿赂过阎文应混进了太医院。阎文应把太医带进自己的住处，重申了自己当年对他的恩情，这个家伙赶快表示有朝一日会涌泉相报。阎文应便把欲害郭后的事说了出来，这家伙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连说“不敢”。
阎文应把脸一沉，说：“不敢？让你离开太医馆谋生路你就敢了吗？老奴侍候皇上这么多年，见的人多了，像你这般不识抬举的实是少见！今天你如果不同意，那么就别怪姓阎的翻脸不认人啦。你要是同意，今后老奴还会保你一程。这里有一些银子，待会我就派人送到府上孝敬孝敬老夫人！”太医被他一软一硬恐吓得不知所云，就跟他去了瑶华宫。又过了几天，阎文应向仁亲禀告；“郭静妃已经暴崩！”
一个小小的阎文应是斗不过皇后的，甚至是必败无疑，可是，他抢先动手了，终于把命保住了。
搅局之技彻底消除一切隐患（2）
彻底清除把柄
在斗局的征途上，各种惊险场景层出不穷，参与者往往面临着陷害、检举、迫害等陷阱。在这时候，要保全自己，首要做法就是彻底消灭一切把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无小辫可抓，才能摆脱陷阱，化险为夷。
和珅在朝为官，难免要遭遇险情。有几次险些翻船，皆因他机智处理，消灭一切把柄，才对付过去。御史曹锡宝写奏章参劾和珅的管家刘全，说他建造的府第是深宅大院，早已超出了其应有的住房规格，平时出行的穿戴及所用车舆也超出限制，想借此来扳倒和珅。消息被吴省钦得知后，他及时通报了和珅。
和珅急忙命人传见刘全，把御史曹锡宝参奏他的事告诉他，然后命他火速回去，迅速拆掉逾制房屋，烧掉超过规格的车舆，把不该穿戴的东西统统销毁，不留一丝痕迹。等到曹锡宝面见乾隆，呈递奏折的时候，刘全家中一切逾制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了。
乾隆接奏，立刻召见满朝文武，质问和珅。和珅说道：“启奏皇上，奴才蒙皇上器重，官至宰辅，焉能不知自重，臣对家中人等也一向严加管束，深恐有负皇上深恩，今御史曹锡宝弹劾刘全，臣也不敢庇护，臣多年跟随皇上身边，手下人等趁臣不知，做了些不轨之事也有可能，可命人即刻拘捕刘全，严加审问，倘若如曹御史所言，臣定当领罪。”和珅的这一番言辞，有理有据，说得乾隆心中的怒气已然消掉了大半。
乾隆命步军统领锦图恩、都察院大学士梁国治同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和珅已经命刘全将一切安排妥当，当然查不出什么来。调查的结果报告给乾隆，乾隆又召见曹锡宝，斥责他无真凭实据，却凭空捏造，弹劾刘全是假，借机打击和珅是真，完全是公报私仇，图谋报复。最后乾隆颁下手谕：“朕平日用人听政，不肯存逆作不信之见，今御史曹锡宝以书生迂见，据一时无根之谈，托为正言，断不许有此事，姑且宽其刑罚，革职留任。”
和珅一生为官，仕途中屡屡遇险，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若不是他沉着冷静地小心应对，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再看三国时的一个例子。
曹操的儿子曹植，喜欢杨修的才能，常常邀请他到家里谈论逸闻趣事，整夜都不休息。曹操和众位大臣商议，想立曹植为太子。曹丕听说了，就密请朝歌长吴质到他府中商量对策。又怕被人发觉，就让吴质藏在一个大筐里，上面放些布匹，别人问起，就说是布匹，用马车把吴质拉进了曹丕府中。
正好杨修看见了吴质从筐里爬出来。他和曹植是好朋友，当然希望曹植能当太子，于是，就跑去向曹操告密。曹操派人在曹丕府前检查，曹丕慌忙告诉了吴质。吴质说：“不用担心，明天用大筐装上布匹拉到府里来，迷惑一下他们。”第二天，曹丕就派人按吴质所说的话去做了。
曹操派的人检查了几次，发现全是布匹，就回去把情况报告了曹操。曹操怀疑杨修陷害曹丕，对他十分厌恶。
当对手抓住你的把柄企图大做文章时，你一定不要慌，要及时彻底地消除把柄，洗净自己，同时给对方狠狠的一击。
败局之训分析历史上的败局（1）
很多风光一时的人物，最终却落得一败涂地。总结历史上的败局，也会有很多收获。明代首辅张居正位高权重，万历新政曾经搞得轰轰烈烈，最后却失败了，败就败在没有谋深计远，只想到自己活着的情况，过于迷信自己的力量，对身后事缺少安排，最终导致改革没有了生命力。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其实，这一点正是他的致命伤。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
谨防祸起萧墙
做局者是要去进攻别人，谋算对手的，做局也是一种对外扩张的行为。但是，有趣的是，导致失败的原因却往往是在内部，正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而要战胜敌人，也往往可以利用对手的祸起萧墙，从内部攻破他。
明代的一场夺权战争，就同时从正面和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在燕王朱棣起兵造反之际，朝廷上乱成一片。这时，大臣方孝孺向建文帝出主意，要反间燕王父子，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间计，能否见效呢？
于是，建文帝派使臣密至北平，赐燕世子朱高炽御笔亲诏，“会归朝廷，许以王燕”。朱高炽知道自己身边有耳目，自然马上派人捆绑了建文帝使臣，连同未启封的诏书送至朱棣营中。反间计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朱棣防得好，四处安插耳目，不给部下私人空间。于是，自然就不会祸起萧墙了。
但是，反过来的是，燕王朱棣却在建文帝的宫禁之中制造了麻烦，造成萧墙之祸。1401年，建文帝又募兵五十万，准备与燕王朱棣决战。这时候，燕王朱棣已经起兵三年了，虽然多次取胜，“但所得土地仅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甚众”。明军虽屡遭挫败，但“分布频盛，时时告捷”，又是得道多助的正规军，名正言顺，从整体形势讲朱棣并没有任何优势。如果战事一拖再拖，燕兵疲敝，人心离散，没准就会杀出几个军将剁砍朱棣父子人头以取富贵的事。
没想到，最最紧要的关头，建文帝宫内的太监帮了朱棣天大的忙。“帝御内臣甚严，皆怨望”。建文帝禀承皇祖朱元璋旨意，严防太监干政，只当他们是供洒扫的奴仆而已。同时，建文帝又严惩冒皇帝名义出外勒索的宦官头目，使得他们心中充满怨毒，纷纷派人到朱棣处示好，告之“金陵空虚”，建议燕军“乘间疾进”。朱棣决计直趋金陵，准备与建文帝在临江决战，拼个鱼死网破。建文四年（1402）初，朱棣提兵出北平。燕军士气高昂，先在藁城破明兵，斩首四千，紧接着又破衡水、下东阿、陷沛县，并在邹县以十二骑大破明军运粮部队，兵锋直指徐州。徐州明兵破胆，龟缩城内不敢应战。燕军绕过徐州，径趋宿州。建文帝的萧墙内患奠定了败亡的基础。
无独有偶，著名的鸿门宴也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道理。在项羽与刘邦的这场对局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人，那就是项伯。这个人身为项羽的叔父，胳膊肘却总向外拐。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奸。而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这个人的背叛是罪不可赦的。但是，头脑相对简单而又重情谊的项羽不仅没有除去内奸，反而继续重用，这就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要对外，首先要治内。否则，自己的阵营就不稳。试想，只要有一两个内奸，就足以使整个局功亏一篑。历史上很多失败的案例，都以沉痛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做局者一定要纯洁自己的队伍，杜绝祸起萧墙的可能性。
败局之训分析历史上的败局（2）
不可沽名学霸王
把到手的胜利丢掉了，这无疑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却层出不穷。比如，有的做局者就犯下了放虎归山的错误，拉开了败局的前幕。
明朝的建文帝即位后，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芮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大见信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1399）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推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是老实人，又是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朱棣多疑，殆似其父，葛诚回来后，他“察其色异，心疑之”。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大庭广众之下，朱棣愤然抗然，显然不仅老奸巨猾，而且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建文帝仁厚，表示“至亲勿问”。
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袖之”，不置可否。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卓敬出言不凡，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之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示意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真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在南京如果想处置燕王朱棣，两狱卒力耳，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先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也不知一直出主意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手，放虎归山，养虎反噬，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派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还密诏张芮、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侯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当时有参谋劝他不要把几个儿子都派入京师参加祭礼。燕王朱棣一语道破心机：“令朝廷勿疑也。”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殆也。不如遣还。”
秀才议事，思前想后，终无成者。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忽然生悔，生怕三个小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看见三个人根毛未动、全须全尾无恙返回，朱棣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当属这位朱高煦。彼时，建文帝大叹“吾悔不用辉祖之言”！可是，为时已晚了。
放虎归山就是养虎为患，做局者或者出于心软，或者是轻信，将落网的敌人又放回去了。这不是自取灭亡又是什么呢？敌人毕竟是敌人，老虎毕竟是老虎，是老虎就要吃人，是敌人总要伤害你。好不容易挟持了敌人，可以加以要挟，却放回去了，这绝不会引起敌人的感念而放下屠刀，而往往使对手又有了举起屠刀的机会，所以，放虎归山就是养虎为患，是万万要不得的。
败局之训绝对不可永远与狼共舞（1）
做局者出于做局的需要，是不能选择自己同伴的。很多时候，也需要与狼共舞。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只是权宜之计，绝对不可与狼永远共舞。因为狼毕竟是狼，总要吃人的。无论你是否有恩于他，还是他有恩于你。这里的狼，指的是有可能威胁你成功的人。对于这种人，可以一朝一夕共处，但是，你一定不要被假象迷惑，不仅要防，还要找机会除掉他。
宋文帝刘义隆也曾诛杀“功臣”，这些功臣还是杀掉他的哥哥宋少帝帮他即位的。但是，宋文帝也借此看出了他们的狼性了，所以，就杀掉了这些可能再次废弑皇帝的人。这不失为英明之举。
当时的史实是，宋少帝刘义符是个荒唐的君主，他不问政事，在宫中开集市做买卖，竟然还亲自卖豆腐。当时权臣徐羡之、谢晦、傅亮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之后，权臣要立时年十七的刘义隆为帝。刘义隆的部下劝阻他不要去建康继位，以防又被大臣杀害。
但是刘义隆坚决果敢，毅然前往。见到诸权臣之后，号泣不已，哀动左右。刚刚为国家的不幸哭毕，又详细追问自己的哥哥少帝被杀的原由，哭哭啼啼，旁边群臣莫能仰视，傅亮又惊又窘，流汗浃背，口不能言。刘义隆以自己的亲信严兵自卫，乘船直抵建康，即皇帝位，是为宋文帝。
本来，宋文帝的皇位是这几个杀掉皇帝的权臣给的，按理说，应该以高官厚禄报答。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权臣能杀掉一个皇帝，就能杀第二个。今天可以拥立你，明天就可以废杀你。所以，对这些大臣绝对不能心存感激地加以报答，而应该找机会除掉。因为，不管是什么狼，毕竟都是狼，总要吃人的。所幸的是，宋文帝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找机会杀掉这些“功臣”。
徐羡之等人觉得宜都王原来掌握的荆州是军事重地，就委任谢晦为荆州刺史以为外应。谢晦将行，和蔡廓道别，屏去左右旁人，问：“我能免祸吗？”蔡廓回答：“您受先帝顾命之恩，废昏立明，道义上说得过去。但杀了人家两个哥哥（一个是刘义符，一个是庐陵王刘义真）而又在殿下称臣，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之，免祸太难啦。”谢晦开始还怕出不了建康，上船之后，回头一望，高兴得大叫：“今得脱矣！”可惜的是，谢大官人高兴得太早，总以为飞鸟出笼，能自由翱翔，来去自由，殊不知一张无形的天网已暗中悄然向他撒来。
宋文帝继位之后，先以高官厚禄稳住几位大臣，任徐羡之为司徒，王弘为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加封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元嘉二年，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文帝假意不应，再三上表才答应。元嘉三年，见时机成熟，宋文帝下诏暴露徐、傅、谢数人罪恶，命令有关部门捉拿法办。谢晦的弟弟正在中书省值勤，得知消息慌忙派人通告徐、傅二人。徐羡之跑到城郭烧陶的洞子里自己上吊而死。傅亮跑到路中被堵截，文帝派人告之：“以您江陵奉迎的诚心，当使您诸子无恙。”于是诛杀傅亮等人。至此，皇位总算安全了。
这里看似讲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说明了当事人的正确。诛杀的那些功臣不是普通的功臣，他们是一群胆敢废杀皇帝的功臣。对于新皇帝而言，这是一群随时可以废杀自己的狼。这时，就绝对不能用传统道德观念来拘泥自己的举措了。
隋朝大将司马德戡，参与了推翻隋炀帝的行动，协助宇文化及登上了权力的高峰。他当然明白宇文化及是一头不可长期共舞的狼，但他仍然被这头狼吃掉了，原因就在于他谋事不果，导致前功尽弃。
隋朝末年，天下已然大乱，炀帝杨广还是执迷不悟，或远师出征，或四处游幸，致使百姓备受劳役之苦，怨声四起，载舟之水亦渐变为覆舟的洪流。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于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开始，先后占领了东都洛阳的各大外围粮仓，彻底阻断了隋炀帝的回京通道，并且使东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滞留于淮南的江都行宫里，一晃就是年余。从驾士兵的老家多在关中，这种渺无归期的客居生涯使他们深为厌倦，为此，他们常常交头接耳，计议着抛下炀帝自行回家。
某卜者，占算极灵，江湖间声名藉甚。自云，明日来若干人，隔夜已知之。其人生平命运荣枯，无不详悉。有求推算者，卜者端坐不动，其人须自缕述生造年、月、日、时，以及父母兄弟存殁、生平所遇大事。言毕，卜者曰：“然”。即在抽屉内出批就八字一纸，所书事述与往者一一符合，未来之事，亦罗列满纸，无不叹为神奇。后有知者谓，卜者所租房两楹，中隔薄板壁一层，壁上凿小孔，以有抽屉桌子亦凿一孔，移近板壁与之适合。卜者即坐其旁，隔房雇一善书之人，凡求卜者自述时，其人随听随书，言毕亦书毕，即递至抽屉内。故过去之事，无不吻合。至未来者，则任意决断，而求者犹不知其骗，但觉灵验异常云。
当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负责统领着这班从驾勇士，知道士兵们大多是这种心理状态，便阴谋背叛皇帝，他煽惑自己的好友武贲郎将元礼以及直阁裴虔通说：“我听说关中已经陷没，李孝常叛于华阴，皇上已将其二弟收押死牢，准备全部处以极刑。我们的家属都在关中，又怎么能够担保没有同样的问题发生！”虔通也忧形于色，他说：“我家子弟都已成年，诚然难以自保，我也一直在担心灾祸会随时降临头上，只是无计可施。”德戡说：“我们的忧虑既然相同，自当共同谋划出路。从驾士兵们一走，我们也趁机开溜好了。”元礼、虔通都表示支持。于是结群聚党，宫禁内外十数名官员都站到了谋叛的行列。
这伙人以博戏名义日夜聚会，商讨对策，最初都只想劫夺十二卫武马，掳掠当地居民财物，结党西归，并无意危及炀帝；但在宇文智及入伙以后，事情就变得越发严重了。智及认为，隋室江山已摇摇欲坠，要干就干一番大事，创建帝王基业，所以是不能再让炀帝稳坐天子之位的。德戡一想也是，反正是反罪，何妨反得更彻底一些！于是率先拥护智及的主张，又相约请宇文化及为主，伺机入宫弑帝。
败局之训绝对不可永远与狼共舞（2）
到义宁二年（618）三月一日，德戡正要宣言告众，忽然又虑及人心万一不齐而功败垂成，决定再用诡诈手段胁迫从驾士兵，他对直长许弘仁、医生张恺说：“你们身为良医，担负国家重任，由你们制造谣言煽惑人心，效果一定再好不过。你们可到备身府去，故做神秘地告诉你们的熟人，只说皇上已得到从驾士兵们将要叛逃的消息，命令你们二位酿造大量毒酒，准备借享会之机将大家统统毒死，只将其中的南方人留下继续服务。”张仁、张恺连连称妙。
谣言一出，从驾士兵们果然大为恐慌，反心自然更加坚定。德戡得知诡计生效，遂在三月十日召集所有同谋，部署犯禁逼宫事宜。当夜恰好是城门郎唐奉义主闭城门，而禁宫钥匙又掌握在直阁裴虔通手中，内外诸门自然形同虚设，正所谓狼守羊圈，炀帝哪还有活命机会？至三更天气，德戡在东城内聚集了数万兵马，点火向城外发出行动信号。城外孟秉、宇文智及也搜罗到了千余人，见到火光立即劫持侯卫武贲冯普乐，分兵把守郭下各条街巷。
夜里，裴虔通以德戡的士兵换掉了诸门卫士，这才亲自打开宫门，率领数百骑兵闯入成象殿，杀了措手不及的独孤盛将军。元礼也在这时领兵杀进，在一片呼啸声中，宿卫者纷纷逃命。至此，宫内宫外尽成叛军天下。隋炀帝杨广亦由虔通抓获，第二天一早被弑于江都宫中。
一夜之间，德戡已全方位控制了宫内宫外局面，按照起事前的协议，与同党孟秉等人共推宇文化及为丞相。
德戡未始不想到九重天上一游，但他考虑到兵变以后必须借助望隆位重者以御众，这才将宇文化及推到前台，因为宇文化及之父宇文述曾是隋朝左翊卫大将军，爵封许国公，化及兄弟也各任显职，其中化及本人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士及尚公主，可谓富贵集于一门。化及入主朝堂，立即弑炀帝，诛杀异己以及隋室外戚，另立了一位傀儡皇帝，封德戡为温国公，仍统本兵，并加光禄大夫。
化及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才能远在德戡之下，现在侥幸窃居尊位，怕只是德戡的应急策略，谁敢担保以后会怎样？德戡手握重兵，绝对后患无穷！因此，化及在几天以后就改授德戡为礼部尚书，分配其他将领各统士卒，也就是以表面上的美迁掩盖褫夺德戡兵权的真实意图。德戡大为怨愤，他万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创下的基业拱手让给了化及享受，后者竟还要滥施猜忌，将自己挤到一边乘凉！
“没这么便宜的事。我怎样扶你起来的，就能照样儿将你踩下去！”德戡望着化及的背影，牙齿几乎咬碎。要实施这一计划，当然必须重掌兵权。他知道智及贪财，就将自己兵变后获赏的全部财物送给智及，并乘间表明心迹：“我德戡只懂带兵，其他的事情一概不懂！”智及受人钱财，理当替人消灾，他拍胸脯保证：“你放心，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回头劝化及：“人家德戡一片忠心，否则也不会推仁兄为主了，你何苦猜忌他呢？”化及以为然。兵到徐州，舍舟登岸，化及将后军交给德戡统领。
德戡手中重新有了军队，心想：“化及，你瞧我的吧！”于是和赵行枢、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人密谋策划，准备袭击宇文化及，同时派人去约孟海公（江浙一带的草莽英雄）为外援。也是合该德戡失败，他本来一惯行事果断，这次却苦等什么使者回报消息，致使行动一再耽搁，而许弘仁、张恺却有了机会泄露这一秘密。宇文化及晓得先发制人的重要性，他不动声色，暗中教他弟弟士及佯装游猎，到后军见机行事，捉拿德戡及其同党。德戡不知事情已经败露，见士及到来，很自然地出营参谒，不提防士及一声令下，如狼似虎的甲士就将德戡死死钳住了。
德戡故作镇静，质问士及：“我有何罪？”士及冷笑：“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去跟丞相说吧。”化及随后亦指责德戡不该谋反，德戡说：“我何尝想这样？实在是逼不得已罢了。我们杀昏君，蒙弑逆大罪，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不堪忍受其毒害。我始料未及的是，大家共推足下为主，足下竟比昏君有过之而无不及！”化及恼怒地反问：“司马公还有什么话说？”德戡嗔目相对：“我只恨自己谋事不果，反遭小人暗算！”化及无言，示意左右将德戡拉出去。德戡被缢杀，带着满腔不甘赴黄泉见炀帝去了。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1）
李鸿章办事留余地
清末官场的形势十分复杂，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成败存亡的关键。
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因为丧权误国，遭到满朝文武和全国百姓的唾弃，威望一落千丈。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这对李鸿章十分不利，是他一生中最低谷的状态。李鸿章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进行了更为艰辛的努力。
为了起死回生，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策略。首先，他借外压内。他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的机会，出访俄、英、德、美等国，在国外遍访名人，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访问中，他会见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英国总理和德国首相。李鸿章在国外的名气顿时提高，被西方各国推为世界“四大老”之一。
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
他的这一算计在维新变法中表现得最充分。
李鸿章本来是支持变法的，他是洋务派中第一个公开提出变法主张的官员，因此，也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很有市场，于是便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但因为甲午战败使得他的名声太臭，结果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李鸿章始终没有与维新派绝交，仍旧在暗中给予支持。
随着维新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深入，矛盾激化，双方力量对比也逐步明朗化，李鸿章敏感地窥测到，权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人物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谈变法了，而是公开站在了顽固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顽固派还是维新派都对他没有恶感。
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十分愤怒的时候，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以此讨好慈禧太后。慈禧见他不是维新派的同党，又将他视为左膀右臂，任命他担任两广总督，到康有为的家乡镇压维新派势力。
李鸿章到任后，忠实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除了对康有为的祖坟加以保全外，逮捕了保皇会员罗赞新等人的家人，而且还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驻华使节、香港总督等交涉，要其协助清政府逮捕康、梁等维新人士。这虽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对他更加放心。
但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鸿章经常改换面孔。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对自己的亲属孙宝谊表露了心迹。李鸿章说：“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余党的，若将此二人捉拿归案，功劳之大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凭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进爵。”说罢，又问孙是否是康的党徒，孙回答说“是”，并说：“你要捉拿维新余党，首先将我抓去好了”。李鸿章一听他是维新党徒，立即说：“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党。”
李鸿章曾代表清政府商议要各国逮捕康、梁，然后引渡到中国法办。在为此事与日本首相伊滕博文商议时，李鸿章问伊滕：“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可是伊滕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伊滕回答说：“如果康之所犯无关政务，也许可以遵照贵爵相所谕。如果和国政有关，按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此办理。”
李鸿章一看日本的态度，立即换了口气，不但同意日本对康的看法，而且还说：“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目前看来“了无异能”罢了。可见李鸿章的态度和清政府的严加缉拿、惩办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正因为李鸿章左右逢源，他才讨得了维新派、慈禧太后对立双方的欢心。从维新派方面来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曾给李鸿章一封信，对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保全祖坟，表示感激。梁启超也表达了自己对李鸿章的好感，后来还写作了李鸿章的第一本传记，对李鸿章的是非功过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慈禧太后也仍将李鸿章视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义和团运动后李鸿章失势，也没有触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鸿章因此才得到善终。
在外国人眼中，李鸿章也比慈禧太后的形象好得多，完全不同于那些固执守旧的顽固派官僚。
李鸿章这样做，是经过仔细权衡的。首先，慈禧太后不能得罪，她握有实权，自己的权力和前途握在她手中，否则前途未卜，这是最主要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后，自己的淮军大都已被击溃，北洋舰队不复存在，声名狼藉，自己的实力大减，这就更需贴靠在慈禧太后的实力派一边。虽然他确实同情变法，但不能不从实际考虑，放弃同情维新派，忠实为慈禧太后效命。
其次，维新派最后的胜负也很难说，从中国形势的发展看，满清注定要瓦解，维新派所代表的先进势力迟早会掌握权力。李鸿章是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的主要人物，他更深知英、日等国对维新派的支持，了解外国列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如果他完全跟着慈禧对维新派大肆镇压和屠杀，自己岂不成了满清顽固派的殉葬品？这不能不使李鸿章为自己的前途再作更长远的打算。
从眼前利益来看，李鸿章必须唯慈禧旨意是从，从长远利益着想必须讨好维新派，为自己留有后路。所以，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采取了左右逢源的手腕，并且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做局者，一定要考虑好自己的退路。在顶峰时不论如何风光，那都不是永久的。当你顺着梯子往上爬时，一定要注意梯子的整洁，因为你还要从梯子上下来。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2）
张居正的不完美退场
谋深计远，需要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和趋势，事先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成就百年大计。首辅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曾经搞得轰轰烈烈，最后却失败了。张居正败在何处，成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其实，张就是败在没有谋深计远，只想到自己活着的情况，过于迷信自己的力量，对身后事缺少安排，最终导致改革没有了生命力。
其实，张居正对皇帝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个专权的大臣，他往往一意孤行，动辄就训斥皇帝，结果，小皇帝在心底埋下了不满，只是无奈自己的年幼无势，才姑且忍让。比如那个“罪己诏”就很让神宗下不了台，毕竟，年轻人都是好面子的，只是张居正忽视了这一点。年幼的神宗，到十八岁的时候听太后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三十岁，皇上一想还有十二年呢，他能等十二年吗？不由变得畏惧起来，这次张先生没有做霍光，但是下次呢？于是心底里的仇恨越来越重，虽然现在他还奈何不了张居正。而张居正并没有感受到皇帝的恨意，仍然是一意孤行。他忘掉了自己作为一个老人怎么可能永远执政呢，忘掉了自己百年之后，他的继承人将怎么做。
不久，张居正得了痔疮，这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手术却有后遗症，越加沉重起来，不久越来越重，很快就告别人世了。于是，万历皇帝，这个多年压抑的接班人执政了。可想而知，凡是张居正支持的，他基本上都反对；凡是张居正反对的，他基本上都重新树立起来。
张居正为什么不找个接班人呢？很多人会这样想吧，只是怎么找呢？张居正是个专断的人，不可能找个专断的人接替自己，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会这么快死呢！而找个温和的人，是不能像张居正这样控制朝政的，何况，张居正以忠孝为标榜，找接班人不免有如曹操的架空皇帝之嫌，那就是奸臣了。张居正虽然是个治国的奇才，有着过人的韬略，但他的过于自信和一意孤行，使他忘了身后的问题。所以，逃不出自然生死规律的他，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他以为自己的改革无庸质疑，非常必要而且完美，但是却没想到，自己刚死皇上就把所有的制度推翻了。
有皇帝带头，原来张居正得罪的那些人见张居正死了，都站出来，吵吵嚷嚷，要翻案了，而万历也需要这样，他想要拿回政权。新政取消了，那策划者也就需要打倒，何况传说张居正的家产不少，万历有些心动了，于是张家遭殃了，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自杀，另一个儿子懋修自杀未遂，张家被查抄。
可见，做局要做长远的局，即从长远计划来布阵。“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利益的，就不能够谋划当前的问题；不考虑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局部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正如那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确，做局要从长远来考虑，要从全局来考虑，否则，最终，还是要吃亏的。
败局之训要想好如何退场（3）
曾国藩全身而退
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廷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由此可见，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都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湘军成立后，首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相当于省长）、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
对此，曾国藩并没有洋洋自得，也不敢过于高兴。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适时韬晦。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对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功成名就。但是，富有心计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飘飘然。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恐遭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于是越发谨慎。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一下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湘军进了天京城后，大肆洗劫，城内金银财宝，其弟曾国荃抢得最多。左宗棠等人曾据此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吞没财宝，清廷本想追查，但曾国藩很知趣，进城后，怕功高震主，树大招风，急办了三件事：一是盖贡院，当年就举行分试，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北京的闲散旗兵南来驻防，并发给全饷；三是裁撤湘军4万人，以示自己并不是在谋取权势。这三件事一办，立即缓和了多方面矛盾，原来准备弹劾他的人都不上奏弹劾了，清廷也只好不再追究。
他又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败局之训一定要把利益格局看清楚
每个人，在做局的时候，不仅是进攻者，同时也是防御者。因为算计和被算计是同时存在的，一不留神就会被更为强大的对手给吃掉，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情况下，就要谨小慎微地行事，避免跑到别人瞄准的射程范围里。在残酷的竞争中，首先要学习的就是自我保护，然后才是进取和开拓。
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先拿岳飞来说吧。
岳飞当年尽忠报国，立志北伐，仗打得有声有色。他的岳家军大破金兀术的军队，金军精锐拐子马、铁浮图丧失十之八九，兀术痛哭：“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完矣！”大破朱仙镇之后，金兵齐呼“岳爷爷”，兀术欲在河北强行签军（抓壮丁），居然签不到。金军“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兀术将一家老小送过黄河，自己准备撤离开封。此时，对于岳飞来讲，局势非常有利，一方面仗打得顺手，大业指日可待。对于兀术，简直就是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要出局了。
然而，人毕竟不是一般动物，本来几成定局的形势却改变了。一书生拦住兀术马头：“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走。”兀术问：“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开封）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书生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祸已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术于是就留在开封与宋议和。岳飞被迫班师（原因大家都知道了）后，金军卷土重来，郑州、颖昌、洛阳、蔡州、淮宁府重又沦陷，宋军屡次大捷毁于一旦，河北抗金义军，渐被剿灭。看来，政治一旦参入了，事情就复杂了，岳飞眼看就要成功的定局，随着秦桧、赵构的加入而改变了。兀术捡了个大便宜。
而岳飞落狱后，秦桧上奏：岳飞处斩，张宪绞刑，岳云徒刑。高宗恶狠狠批示：“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当天，岳飞被秘密杀害于狱中风波亭，张宪、岳云被斩于临安闹市，为防止百姓闹事，全城戒严。至此，岳飞被杀其实已经很清楚，罪虽在秦桧，而秦桧不过一条狗而已，主凶当是赵构。
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其实很简单，只要站在赵构的利益上考虑就水落石出了。岳飞一心要恢复北国，击灭金兵，“迎回二圣”。要是他成功了，赵构怎么办？赵构原为徽宗第九子，钦宗为徽宗长子。徽钦回来，皇帝怎么也轮不到赵构了。赵构会乖乖让出御座？所以，赵构必须要除掉岳飞。可怜秦桧遗臭万年，而主凶赵构，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安享帝陵。
在岳飞和兀术的对局中，岳飞有望获胜，可偏偏被“自己人”从背后捅了一刀。这是因为他没有看清更深层的利益关系，他的行为触犯了更高层的利益。他怎能不死？北伐怎能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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