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的较量往往是在比耐心
关于袁绍及曹操在官渡之战的胜败原因的探讨有很多，这里仅就作战双方在博弈中的“耐心”和“耐力”来讨论，除了领导者的英明神武外，从属下的心理状况来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战前已有十胜十败的经历，但是曹操军队在前线苦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战况相当激烈，打得难舍难分。袁绍采用土山制高点广射箭海，使得在曹操营区内行走都要使用厚盾遮住箭雨；袁绍挖地道想要奇袭，曹操也挖濠沟对抗。由此看来，谈不上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这是一个双方僵持的局。鱼竿伸得很长很久，而鱼却迟迟不动。
后来曹操的阵营发生了缺粮的事，曹操甚至一度萌生退兵之意，但最关键的是曹操终究没有退兵。曹操写信向留守大后方的荀彧咨询意见，荀彧力主坚持。曹操也向运粮的士卒勉励：“再坚持十五天，等击败袁绍后，就不再使你们辛劳。”这就是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的过人之处，哪怕再艰难困苦，哪怕再饥寒交迫，既然入了局，就要坚持到底，殊死博弈。其实就一个字：熬！和对手熬下去！耐着性子钓袁绍的大鱼。
等啊等啊，艰苦地熬啊，鱼终于来了，袁绍的手下耐不住了，许攸的投降，使整个局面发生变化，由于从许攸身上曹操得到许多关于袁绍的宝贵情报，曹操因而能在乌巢劫粮，而使袁绍军势位居下风。曹操的耐心获得了机会，最终赢得了胜利。
一个局，从开始到结束，总有一个最难坚持下去的时段，在此关键时刻，谁坚持下去了，谁就钓到了对方的鱼。
控局之道刚与柔的统一（1）
刚柔兼备，宽猛并用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官，以抵御蒙古的侵扰。他看到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懈，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冥顽，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湿透了，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个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蒙古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她对昭平君非常疼爱，娇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唯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死罪，更加骄纵，无法无天，一次酒后，竟杀死了无辜的大臣。昭平君罪大恶极，按罪当斩。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老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临终还托付给我，我也不忍心杀他。但是先帝制订了法令就是要惩恶扬善，我若不杀他，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百姓哩。”最终判处了昭平君死刑。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适度的严才能达到严的效果；过犹不及，严就失去了意义。
三国时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刑法非常重。当时魏国的官吏宋金等人从合肥叛逃吴国，按照魏国法制应治罪斩首。曹操还嫌处罚太轻，要加重刑罚。于是主审官就奏请将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做官的弟弟全部斩首。这时尚书郎高柔上书说：“士卒逃亡，确实可恨；但我也听说其中颇有后悔之人。我认为现在应宽待逃亡者的妻子。这样，一可以使敌人对逃亡者不信任，二可以诱其还心。像以前那样处理，本来就觉得太严了，若再加重刑罚，使现在军中的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及全家的后果，今后怕都要逃走了。刑罚过重非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照着他的话去办。结果从那以后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且还真有一些叛逃者又偷偷地跑了回来，重新加入曹军。
罚不失爱，严中有情，这是管理者惩戒部下时的一条原则。虽然从表面上看严肃的法规被破坏了，但是从长久来看，罚不失爱，就抓住了下属的心，这样更能有效地维护法律规章的严肃性，被管理者们也会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
宋朝大将曹彬在驻守徐州时，手下有个官吏违反了纪律，按军法应打军棍。但曹彬却没有马上执行处罚，过了年后才旧事重提，如数打了他。有人问曹彬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当时听说他刚娶了媳妇，如果在那时打他，媳妇的公婆可能会认为儿子被打是由于媳妇带来的不吉利，因而整天打骂她，使她难以生活下去，这样也会影响这个官吏的情绪。所以，我才推迟执行。这样军法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心服。后来这件事传到那个官吏那里，他也深受感动，不但不对受罚一事耿耿于怀，而且以后工作更加卖力，再也没有犯过军纪。
宽和严，德和刑之间，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含。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出发，在处理两难问题时，就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度——严中有情，宽中有猛；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兼顾二者，既维持原则，又不失灵活。
控局之道刚与柔的统一（2）
作风要明快
胡林翼与曾国藩一样，也是湘军创始人。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1836年，胡林翼考中进士，由于他出身于官宦世家，本人又极会钻营，很快就飞黄腾达，当了贵州的两处知府，在任上办过团练，积累了丰富的作战与用人经验。
咸丰三年（1853）秋，胡林翼奉命率黔勇援湖北，从此开始了和曾国藩的紧密合作。
咸丰六年（1856）初，胡林翼进驻武昌城南，罗泽南鏖兵洪山；罗求胜心切，企图攻进城内，却中弹而卒，由他的弟子李续宾接任。
经过长年征战，胡林翼练就了两支精锐的部队，即李续宾的陆师，杨载福的水师。他还是湘军中在江忠源之后第二个被授予巡抚实职的将领，比曾国藩还早。
胡林翼在贵州做知府时，屡次剿平盗患，在军事指挥方面极有才干。担任湖北巡抚之后，亲自领兵从事武昌的争夺战，屡经历练，对于临阵对敌更增多了许多经验。因此他后来协同曾国藩作战时，常常提出正确的战略观点，对于战事的全局发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在咸丰九十年间对太湖潜山战役的看法，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太湖和潜山位于安徽省西南，大别山脉的南麓，是湖北向东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太平军由安徽进入湖北，胡林翼由湖北进攻安庆，两个地方都是必争的战略要地。
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曾国藩由湖北移营安徽宿松。就在曾国藩进驻宿松的同时，陈玉成已调集了十多万大军，由江苏进入安徽，向庐江、桐城而来，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太湖之围，更打算乘机击败清军，解除安庆所受的威胁。
陈玉成来势凶猛，而此时湘军由湖北四路出师，兵力分散，看来势难抵敌。当时，太湖尚在清军围攻之中，如果撤围而集中诸军对抗陈玉成，那么，长期的围守之功就会失败，未免可惜；如果不撤太湖之围，又未免腹背受敌，何去何从，胡林翼和曾国藩都非常头痛。
在这种情形之下，很多人认为如果撤围，必然会使太湖中的太平军与陈玉成的大军会合一处，其势更不可挡，曾国藩也因此而迟疑不决。胡林翼反复筹议，以为不然。他在这段时间里，每天都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讨论当前的军事问题。在十一月十五日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提出了很明白的看法，说：“太湖兵力，应专打援贼，即放走城贼，亦甚无妨。”
十七日，胡林翼在写给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榕的信中，谈到历史上曹操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和李世民击败窦建德的经典战例，认为：谋而不决，定会丧失良机，而且还将遭受严重损失。所以，他一再劝导曾国藩下定决心，撤围御敌。但曾国藩仍然不敢放手。胡林翼终于不顾曾的反对，将部署在太湖附近的鲍超、唐训方、蒋凝学、多隆阿各军合而为一，任命多隆阿为统帅，统一指挥，合力御敌。十二日，陈玉成的大军由潜山至太湖，连营百数，与多隆阿各军展开大战。
此时曾国藩才觉得胡林翼的策略是正确的，就和胡林翼抽调各路援军陆续投入战场，互相形成了包围与反包围的巧妙形势，血战十多天，终于击溃了陈玉成的主力。
经过这一战役，皖南的太平军再没有力量阻止湘军的全面推进，而安庆亦终于在不久之后被围。自安庆攻克之后，太平天国所处的形势更是江河日下，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四年以后，终于被湘军镇压下去。
可以说，潜山太湖战役对于全盘情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潜山太湖之战，充分体现了胡林翼敢于决断的特点，如果此时再优柔寡断，必将反受其乱，可能会使整个战局转向不利局面。这也正是曾国藩离不开胡林翼的一个主要原因。
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采用围魏救赵之计，再破江南大营，攻克苏州、常州，围困杭州，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震撼。胡林翼认为，这是一个壮大湘军势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向曾国藩建议，向朝廷提出，派能干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李瀚章等出任苏赣浙三省的布政使要缺，就地筹饷治军，分南北西三路向南京展开包围形势。形势既得，事情自然顺手，不可急病缓治，因顾及小处而忽略全局。
咸丰十一年（1861），朝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处死了与湘军关系密切的掌权大臣肃顺，湘军将领都觉得大祸将至。胡林翼认为，此时是曾国藩自立的绝佳时机，因不便明说，就写了一张字条：“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意思非常明显，利用慈禧太后争权夺利，失去人心的机会，以为君争位的名义，揭竿而起，争夺江山。但曾国藩为人谨慎，没有答应。
比较两人的异同，就可知道，胡林翼所以能在极短时间之内，将残破不堪的湖北省收拾整顿，一变而为后来的富强安定的湘军根据地，正因为他有胆有识，以及凡事但求有利于国家而不辞包揽把持之名的缘故。在这些地方，胡林翼的治事之才与卓识之见，似乎又要比曾国藩高出一筹。因此有人认为，以胡林翼的胆识魄力和他的明快作风，如果曾国藩的两江总督换了胡林翼来做，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必不致要在三年以后方能逐渐改观。
胡林翼在当时本来很有可能由湖北巡抚调任两江总督，只因他在湖北的一切措施事事妥帖，咸丰皇帝觉得仍须多加倚重，才将两江总督一职改派曾国藩出任。所以有人认为，胡林翼与曾国藩二人的抱负与志趣大致相似，两江总督一职，无论由曾国藩或胡林翼来做，最后都可以达到平定太平军的结果。
控局之道刚与柔的统一（3）
软硬兼施，流氓打法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西逃，宫里宝物陈设全被八国联军抢劫一空。事后，太后回来，欲加紧筹款修复，便召见袁世凯想办法出主意。
当时，百姓遭受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异常严重，如果按常规勒索百姓，向百姓摊派，恐怕也无济于事。于是，袁世凯首先想到让各级官员认捐。
一天，袁世凯把手下的各级官员叫来，说要暂时借用他们私人款项来垫修宫殿，以后再陆续归还。袁世凯好话说了一大箩筐，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出钱，反而一个个地哭起穷来。袁世凯一看明的不成，干脆来暗的。
他不动声色地派出亲信到天津几个大票号钱庄，谎称将要把一大笔款子存入钱庄。在商议利息时，钱庄掌柜为了取信存款的人，便把账簿拿出来，并把一些官吏个人的存款数字和利息多少也都说了出来，总数竟达几百万两。来人便一一记牢。
袁世凯得报后，胸有成竹，将存款者请到府中，严厉地说：“你们都没有存款，穷得很。可是，这些钱庄实在可恶，他们竟敢用你们的名字存款，扰乱金融市场。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败坏你们名誉的存款暂时借用了。”
存款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袁世凯巧得巨款，迅速恢复了宫内陈设，讨得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袁世凯的后继者，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用计敲诈官员，与袁世凯如出一辙。
有僧状貌诡异。瓢衲之外无长物。坐木筏上，旬日不饮不食。有欲试之者，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是。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竟相供养。僧曰：“无用供养。我某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署名施舍若干，约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既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异，忽见伽兰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也。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传布。后有知者谓，当塑像时，因僧貌特异，遂肖之。为异日诓骗之计。所以能旬日不食不饥者，乃以干牛肉脯作大念珠数十颗，暗啖之也。
吴佩孚在讨伐张作霖以前，为军费不足而犯愁。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妙法。他立即致函邀请一向依附直系的下野军政大员，要他们“立刻晋京，共商国事”，而且都给以总司令部的“顾部”、“咨议”、“参赞”等名目的聘书。
他用的是“香饵悬鱼”的计谋。
升官发财是人们的普遍心理。接到聘书的军政大员们喜不自胜，都以为吴佩孚这一举动，真是求贤若渴，高明得很，与以前黎元洪总统府中的挂名差事，招致多方怨恨，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过去飞黄腾达发过大财的人，如张英华、潘复、王占元、陈光远等都争先恐后到北京赴会，想攀附吴佩孚当更大的官，发更多的财。
吴佩孚对他们笑脸相迎。
等到人来齐后，吴佩孚开门见山地说：“诸公来此盛助，子玉（吴佩孚字）不胜感激。实因军费支绌万分，敢请各位出来帮忙，代为筹措。子玉就请每人承担100万之数吧，这个数目对在坐各位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对国家好处太大了。以后战争胜利，就发行公债归还，幸勿见却。”
吴佩孚说罢，拱拱手离席而去。那些大财主们听罢，方知受骗，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但吴佩孚军权在握，失财固然心痛，但小命更重要。于是，纷纷认捐。
明抢阴夺、横征暴敛，竟然也能有“理”有“据”，由此可见会做局的奇妙！
1916年，“破落军官”蒋介石拜上海滩的青帮大亨黄金荣为师父，加入帮会组织。不久，他在黄金荣的支持下和陈果夫等人合股办了一家恒泰证券交易所。1921年，西方经济危机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蒋介石名下摊了七八千元的债款，这弄得他愁眉不展。
正巧此时孙中山筹建黄埔军校，想起蒋介石曾在日本学过军事，因此电邀他去广州共谋大业。蒋介石有意赴穗，无奈欠了一屁股债，无法成行。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向老太爷黄金荣求助。
黄金荣虽然腰缠万贯，而蒋介石又是他的得意门生，但无奈愈有钱愈吝啬，自然不愿亲自掏腰包为蒋介石还债。不过这位黄老太爷不愧久经江湖，很快想出了一条拖债的妙计。
却说这一日，那几家等着蒋介石还债的客户忽然收到了具名“黄金荣敬订”的赴宴请柬。客户们虽然心里料知一二，但上海大亨亲自宴请，哪敢不去，只是心里都还巴望着能够打个折扣，讨回几文钱。
到了请客日期，债主们齐聚大三元酒家。蒋介石早早赶来接待客人，一脸做作的苦笑，只是不知道师父有些什么办法。等了一阵儿，黄金荣到了，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刚一到就摆摆手说：“有劳久等。恕罪，恕罪！”宾主坐定，酒宴开席，蒋介石给各位债主敬过酒后，黄金荣命随从再把大家的酒杯斟满，举杯道：“我黄金荣今天邀各位到此，有一点小事相求，承蒙大家赏光，水酒一杯，请恕简慢。”各位债主纷纷起立，说：“不敢当，不敢当。”酒毕，黄金荣就开始进入了正题，凭着其在官场、商界练就的一副好口才侃侃而谈，把其弟子蒋介石如何如何诚实经营又如何如何被金融风潮挤垮的原委大大地叙说了一通，又把孙中山电邀革命，时间仓促，偿债困难的情况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颇多歉疚，颇多无奈，最后也就不可避免的导出由他暂时担保、先准蒋介石离沪的不是办法的办法。事情说到这个份儿上，债主们哪还有什么话说，只好顺水推舟做个面子，都说“不急不急，介石兄不必为此耿耿于怀”云云。
蒋介石正为师父的妙言相助暗自感激、得意，哪知黄金荣的戏才刚刚启幕。宾主畅饮间，有些客人准备提前告辞，黄金荣忽然用手一摆，又举杯说：“刚才承各位给黄某人一个面子，感激不尽。今后各位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跟我打个招呼；只要是黄某人能够办到的，一定效劳。不过今天各位只帮了志清（蒋介石）前半段的忙，后半段还有些事烦劳各位。”
债主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连蒋介石也不知道师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听黄金荣接着不慌不忙地侃侃而言：“志清此去广州，本是孙中山先生的盛意。众位也都知道，孙先生乃中国当代伟人，道德高尚，只是目前经济力量尚不雄厚。志清此去参加革命，自然要筹备枪饷，今天虽承各位高抬贵手，无奈他仍然是手无分文，各位既然到此，不如好人做到底，量力而行，凑个数目，让志清带去，也算各位支持孙先生的革命大业，也算帮我黄某人个忙，给我的学生壮壮行色，将来志清随孙先生创下伟业，大家一并跟着沾光。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黄金荣这一席话，上至革命大业，下至个人情面，要理有理，要情有情，简直是滴水不漏，密不透风，在座的债主们虽大不情愿，却又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话说。稍稍静默，终于由一个家底厚实些的债主起头，你三百我五百，一下子为蒋介石凑了五千多元。黄金荣见事已成功，就向蒋介石使个眼色，师徒二人一同起身，举杯邀祝道：“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将来孙先生大功告成，志清重返上海，各位都是有功之臣。来，干杯！”
黄金荣设宴赖债，明明是玩弄伎俩，骗取钱财，可却凭着一席滴水不漏的游说搞得大小债主们虽不甘心，却又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很显然，在相对复杂的情境之下，黄金荣的口才充分发挥了作用，不仅在表面上掩盖了其赖债骗钱的真实动机，而且在整个事件的进程中有效地控制了局面，为自己赢得了主动。
控局之道一场和平的权力移交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在权力移交这样的大事上，少有不发生流血惨剧的。统治者对待手下功臣的态度往往是兔死狗烹，以保自己江山的稳固。不过，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君与臣都心领神会，相当配合，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局。
宋太祖是篡夺后周王权登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担心有朝一日自己手下的重臣之中，忽然会冒出另一个“赵匡胤”，也来个“黄袍加身”，让他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君主。
恐惧，像条绞索缠绕在他心头，他不甘心重蹈覆辙。于是，他找到亲信赵普，向他提出自己的问题：“李唐覆灭以来。帝王更换频繁，篡夺帝位的一个接着一个，原因究竟何在？我想消除这种动乱，使国家长治久安，究竟该采取什么措施才好？”
早在周世宗平定淮南之时，赵普就结识了当时地位并不显赫的赵匡胤，两人无论政治见解或者私交，都十分接近。赵匡胤深思的问题，赵普当然不会没想到过。他成竹于胸，断然回答赵匡胤：“以前的动乱，都是由于唐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没有消除，藩镇权力太大，国君力量过弱，君弱臣强，尾大不掉。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夺去他们的权柄，控制他们的钱谷，收回他们的精兵。”听到这里，宋太祖赵匡胤顿时恍然大悟。他没让赵普说完，马上对他说：“你不用再讲了，我全明白了。”
这以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盘算自己手下那些拥有兵权的重臣。当初他黄袍加身之后，曾经按惯例大封功臣，后周的大将慕容延钊拥护宋朝有功，升任了殿前都点检；守卫着北部边界的韩令坤，当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当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宋朝的主力部队禁军，就掌握在这几个人手里。
赵匡胤登位后的第二年，他便开始了削弱藩镇的行动。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他自己也当过，今后再也不能让其他人据有这个位置。于是他罢免了慕容延钊这一职务，派他到外地当节度使，从此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他还顺便解除了原非亲信的韩令坤的职务，也给他一个节度使当。只有石守信等，赵匡胤视他们为亲信，没有立即罢免他们的军职。
赵普看到商定的措施没有彻底执行，事情到这地步似乎已经了结，便多次劝赵匡胤撤换石守信他们。赵匡胤听了，只是笑笑说：“他们是我兄弟，绝对不会背叛我。”赵普急了，对赵匡胤说：“问题不在他们本人，他们能力有限，没有驾驭天下的才能，万一他们部下一拥而起，他们就身不由己了。”一席话说得赵匡胤的眼前仿佛又出现自己参加过的两次兵变的情况，他暗暗思忖，赵普的话太有道理了，自己非动手不可，免得遗患无穷。
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赵匡胤召石守信等一批“好兄弟”进宫欢宴。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这位皇上开始“口吐真言”，他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全靠着诸位出力，我才有了今天。不过，当个天子实在也难，还不如当初做节度使，那时候我逍遥自在极了，而今简直没有哪一晚是能睡个安稳觉的。”
石守信等人确实心无城府，觉得非常奇怪，问赵匡胤：“陛下已登大宝，还有什么忧虑呢？”宋太祖苦笑一声：“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立刻说：“如今天命归大宋和陛下，谁敢大胆觊觎？”宋太祖叹了口气，又说：“你们绝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这点我放心。但是，有朝一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也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那时候你们即使不想做什么，恐怕也无法回避啦！”
一席话，说得石守信他们冷汗直淌，连忙拜伏在地，哭泣着请求：“臣下实在愚蠢，想不到这一点，望陛下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免得我们做十恶不赦的罪人。”
宋太祖见时机已到，便劝自己这批亲信大将说：“人的一生，好比白驹过隙，实在太短促了。人们追求富贵荣华，不过是要多攒点金银，自己安享余年，让子孙也过上好日子。如今，诸位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替大家打算，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当个节度使，购些好田，建座大宅子，替子孙创立家业；自己买点歌妓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不比现在更好吗？你我过去是兄弟，今后我们再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再也不会生嫌隙，这样做大家都安心，不比现在这种尴尬场面更好吗？”
这一席话，既是“兄弟”之间的交心，又是君主对臣下的警告，石守信他们再笨，也不至于听不出宋太祖的真正意思，他们当然不致于敬酒不吃吃罚酒。
第二天，石守信他们都说自己身患疾病，不宜再领兵出征，一个个乖乖地交出了兵权。宋太祖龙心大悦，对他们大加恩赏，只留下石守信一个，担任禁军中有职无权的官员，其余的都出京城当了节度使。
一官入都道逢丐婆，遂认为母，载之后车，住在骡马市。日久，忽乘轿车在四牌楼货参若干。当面封裹，同携至绸缎店，交肆主曰，“俟买妥绸缎，一并会兑。”乃选绸缎数端，命仆携与太夫人阅看。移时仆回云：“顷选之货，太夫人已留下，现尚亲自来店，再择数端。”店主人延入内厅。太夫人随带银裹，约重千金。亦置座则，选货值数百金，遣仆送归。其官即称腹痛，告便去，不复返。店主疑，询所谓太夫人者，乃知途路中一乞婆耳。大声叫苦，随视银裹，乃瓦砾也。参店急取参包视之，亦被换去。追至寓所，而无踪迹矣。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匡胤使出这一手，稳稳地把禁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消除了重新出现部下篡夺皇位的隐患，走出了五代十国帝王频频更替的怪圈。
杯酒释了兵权，赵匡胤还没完全放下心。他知道，地方上的节度使权力还十分大，唐朝藩镇作乱，就是个教训。公元969年，王彦超等几个老资格节度使进京朝见皇上，他如法炮制，又在酒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是国家的元老重臣，长久在外，担负的责任很重，公务太繁忙了，我实在对不起你们，无法优待你们这些老臣。”
王彦超一听就懂了，连忙说：“我本就没什么功劳，却受到陛下恩宠。现在年纪大了，该回家养老了，请陛下恩准。”有两个节度使不识时务，还要夸耀自己的功劳，赵匡胤冷冷地回答他们：“从前那些事，还提它干什么？”第二天，赵匡胤客客气气把王彦超送回家养老；而那两个夸功的，被罢免了节度使。赵匡胤找了两个闲散的官职让他们当，留在京城居住，实际上被严严地看管住了。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驯服了以前的老战友，这些手段均为近攻。
与近攻同时，赵匡胤十分善于也十分注重远交。他很注意发现人才，起用了很多没有资历但很有才学的人担当重任。
陈桥兵变时，陈桥守门官忠于后周，闭门防守，不放赵军通过。赵军改走封邱，封邱守官开门放行。赵匡胤当皇帝后，杀了封邱守门官，起用了陈桥守门官。
一次赵宴请群臣，翰林学士王著喝醉了酒，当众痛哭后周故主。有人上奏说应当严惩。赵说：“在世宗时，我和他同为朝臣。一个书生，哭哭故主，没有什么问题，让他哭吧！”王著什么事也没有。
一次，赵匡胤乘驾出游，突然，有人向他射来一箭，正中黄龙旗。禁卫军大惊，有人上奏追捕杀手。赵说：“谢谢他教我箭法。”下令不准禁卫追捕射箭人。
赵匡胤的近攻，有效地抑制了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势力的不良发展；远交则网罗了大批人才，导致宽松的政治气氛与社会环境，促进了国家的发展。
赵匡胤就这样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领导班子的大换血，在这个局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也算是他控局有道吧。
控局之道内紧外松制造烟雾
《三十六计》中有“瞒天过海”之计，就是利用行为定势、情绪定势和思维定势，回避矛盾，绕开困难，游刃有余地处理问题的智慧。熟视无睹，充耳不闻，反复刺激会造成感官上的麻痹和思想上的懈怠。兵家常利用这种懈怠，以假乱真，给敌人以错觉，就掩盖住真实的军事动机，从而能够获得出其不意的制胜效果。
在风险叵测的政治斗争中，巧妙隐藏自己，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近代史上的蔡锷就是这样蒙骗袁世凯，得以脱身的。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随后，又积极进行毁灭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成果、阴谋恢复帝制的勾当。
袁世凯一系列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革命派在内的强烈反抗。但他仍然一意孤行，顽固推行其反革命策略。
为了保证称帝阴谋得逞，袁世凯一面叫自己的儿子袁克定训练所谓“模范军”，加强自己的武装实力；一面则调遣部队加强上海、南京一线的防卫；同时还采取一系列暗杀手段翦除“异己”，只要是被他所怀疑的人，都在其暗算之列。一时间，暗杀事件迭起，包括宋教仁在内的一批国民党志士一个个都倒在刺客的枪口之下。袁世凯满以为，采取这些措施便可以镇慑人心，为自己称帝扫清道路了。可事实却恰恰相反，他的种种罪恶行径只能更加暴露其反革命嘴脸，激发人们用各种方式与他进行前仆后继的抗争。
却说这时有一位人物也被袁世凯列为怀疑对象之中，他就是前云南都督蔡锷。蔡锷从云南卸任奉调入京，便一直为袁世凯所密切注意，尽管他表面上对蔡优礼有加。每天袁都要将蔡召入总统府中磋商“要政”，其实是有意加以考查和约束，防他生变。蔡锷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深知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便尽力收敛锋芒，不露声色。每次与袁交谈都装作呆钝无知。一再表示自己年轻望浅，阅历不深，除军事上略知一二外，其余都茫昧无知，不识大体。袁世凯多次向他问难，蔡锷便多次装作失言，所答非所问，弄得袁世凯虽然对他极不放心，却也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听从左右心腹的意见，对蔡暂时实行收买政策，一次又一次给蔡锷封官，又是高等军事顾问兼政治会议议员及约法议员，又是将军府将军，又是陆海军统帅处成员，又是全国经界局督办，还被选为参议院参政，等等。袁世凯以为把这一大堆桂冠戴在蔡锷头上，也许可以稳住他的心了。而蔡锷呢？对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始终不露声色，无论袁世凯封他什么官，都随来随受，得了一官也不表现出十分欣喜，添了一职，也从不推辞，搞得袁世凯也有些莫明其妙了，但他打定主意，还是要对蔡进一步考查。
一天，袁世凯又在总统府召见蔡锷。这次见面，袁世凯开门见山便谈起了恢复帝制的事，并问蔡锷的意见。蔡锷听了，立即离座起身说道：我起先是赞成共和的，但见到南方二次兵变，才知道我国确实是不能没有皇帝啊！前一段时间，因为担心别人说闲话，未便开口，今天您有这个想法，那真是好极了，我首先表示赞成！袁世凯听了蔡锷这番话，有如醍醐灌顶，心里舒服极了。但转念又想，蔡锷说的是真心话吗！仍然有些不放心。便又探问道：你既然早有这个想法，可前次赣宁起事，你为什么却想出面调解呢？蔡锷见袁世凯问起了前事，便支吾答道：“彼一时，此一时，那时我还在云南，离北京很远、长江一带，多是民党势力，我有点投鼠忌器，才不得不作点姿态呀！失言之处，还请您多多包涵！”袁世凯听了蔡锷的这番解释，也觉得无懈可击，随便扯了几句，便端茶送客了。
离开总统府时，蔡锷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心想：亏得自己临机应变才遮掩过去，好危险哪！想着自己现在羁身虎口，险象环生，真悔恨不该来北京，又带来了家眷，真不啻是自投罗网，如今要想一个人脱逃也不可能了。回到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又想出一个主意。
自从袁世凯在总统府与蔡锷摊牌要推行帝制后，蔡锷凡是遇到帝制派人物，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等，一概都与他们握手言欢，表示亲昵，还同他们组织了一个“消闲会”，每当公务之暇，便凑拢在一起，饮酒谈天，闹着闹着，连六君子、十三太保也觉得过去对蔡锷有误会，是错怪了“好”人。他们在闲谈中，少不得还要谈起女人，说到北京妓女谁谁好，特别是谈起名妓小凤仙如何有姿色，有风韵，更是眉飞色舞。蔡锷听到这些，心想：如果自己装作一个浪荡公子，成天寻花问柳，或许更能消除袁世凯的疑心，从中找到某种脱身之路哩！于是他便扮成一个大商人到云吉班去会小风仙。谁知小凤仙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性，她与蔡锷初次相会便一见倾心，并且猜出了蔡锷为并非等闲之辈，更是钦佩不已。这样，蔡锷便经常出入云吉班与小风仙相会，连一切公务都搁置不理了。
有人把这事告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非但不生气，还笑着说：“松坡（蔡锷的号）果真乐此不疲，我也就高枕无忧了。”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命令他的密探继续跟踪，蔡锷每天的行止都要向总统府报告。蔡锷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索性花天酒地，闹个不休，并且故意对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说，想要购置一栋公馆，以便“金屋藏娇”。真是假戏真做，越演越像了。这时，蔡锷又与夫人商议，再搞了一个“苦肉计”，就是夫人对蔡锷在外面胡混很为不满，成天寻着蔡锷吵闹，连家里的东西也打毁了不少；蔡锷一气之下，拳脚交加，把一个好端端的夫人打得鼻青脸肿，还坚决表示要与夫人离婚；夫人不甘受辱，连夜收拾行装，带着佣人回了老家。
蔡锷“赶”走了夫人，剩下只身一人，免除了后顾之忧。于是，有一天他趁人不备，到邮局给云南唐继尧、任可澄拍去一个密电，说是“帝制将成，速作准备”。这八个字，任凭怎样解释都可以，但蔡锷的本意是要唐、任二人速作起义准备，以后蔡锷便利用小凤仙作掩护，偷偷地搭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又从天津转至日本，再从日本取道越南到达云南与唐继尧、任可澄会合，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护国军军政府，并于1916年元月正式发布讨袁檄文，展开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
天机不可泄露。在与对手博弈时，一定要掩盖你的真实意图，扰乱对手的判断，这样才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当年英美盟军准备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也是一再地制造假象，使德军摸不清盟军确切的登陆地点。瞒天过海，其实也是为了把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局之争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1）
当对局双方实力不相上下时，要尽量避免真刀相见，两败俱伤。因为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所谓渗透战术，就是在和风细雨中瓦解对方，而不必大动干戈。可以先给对方一些甜头，使其入局，等他感觉不妙时，已成骑虎之势。把青蛙扔到沸水里，它能跳走活命；如果把它放在温水里慢慢煮，它会舒舒服服地死掉。
无论多么紧密的伙伴，总是有不同利益的；只要有不同利益，就有隐藏的矛盾，就可以分化。分化之后，其力量就会削弱很多，你就有机会战胜和瓦解对方了。
利用敌人来打击敌人
在对局的斗争中，你所面临的，往往不止一个对手，而是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对手。此时，最坏的局面就是各方敌人都团结起来，对付你一个。而最好的局面就是他们单个为战，这时，你就有了瓦解他们，然后利用敌人打击敌人的条件了。
蒋介石1927年被迫下野后，一直伺机出山，而出山的障碍是有好几股反对力量，如汪精卫，特委会，西山会议派，胡汉民等等。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抢先在1927年12月10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在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特委会扫除了。
西山会议派、自恃元老身份，很看不起蒋介石。为了挫掉他们的傲气，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的授意下，布置喽啰到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的走卒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各地发动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西山派，并把它推上被告席。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蒋介石利用这件事，剥夺了西山派的一切发言权。
梁山舟学士尝南归。将渡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学士屡欲行，某公盛言水势甚大，宜稍待。学士不得已诺之。然住斋中，甚苦寂无聊。偶睹架上佳纸名笺，罗列甚富，案头笔砚，亦颇精良，遂日以写字消遣。忽忽将纸用馨，主人始出。言：“水势稍减，可以逞渡，已为具舟楫矣。”梁拱手称谢，将议行。忽主人顾架上纸，问仆曰：“此间纸皆何往？”仆惶惊若不能置辩。梁乃白实己所书，因指案头书示之。主人曰：“吾此纸特使人至南中购求，供己临池之需。不意乃为汝用去，奈何？”梁默然而别。既而忆此公为京官时，尝托人求书不允，故为此以报。其言水涨水浅，咸饰词也。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在张太雷、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下子，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了这是驱逐汪精卫的绝好机会。
上次，蒋介石用得着汪精卫，为他解了围，这一次已用不着他了。于是，蒋介石决定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对待他。汪精卫为反驳诬称他为共产党，拼命进行了反击，但终究抵挡不住，被迫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看到汪已陷入重围，就故意出来解围。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致电李福林，服从蒋令协力讨共。于是，在蒋、汪的导演下，各军阀奋力向广州反扑，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
但这并未减轻汪的压力，吴稚晖等人反诬汪反共是“苦肉计”。南京政府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遭拒绝后，白又亲自布置。这时，蒋介石看到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好出走欧洲。
对于胡汉民，蒋介石对付得也很巧妙。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这时有意拖延，袒护汪派。这激怒了与汪派势不两立的胡汉民。他们认为蒋反复无常，偏袒与共匪有来往的人，无法与他合作，表示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国民党中与蒋介石一样有可能问鼎国民党领袖的人就这样都被赶走了，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候选人。
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与蒋介石争权的对手，如果不把他们搞掉，就匆忙出山，必会陷入下野前的矛盾重重的窘况。而蒋介石正是分化他们，利用对手打击对手，开始了除掉对手的行动。
对局之争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2）
把对手分而治之
在对局的激烈斗争中，对手的势力有时大于自己，在这种局面下，硬拼往往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是要吃亏的。此时，天下的做局者们，对这种形势是如何应付的呢？他们想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那个著名的折筷子的故事，就是非常形象的比喻。把对手阵营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一口一口吃掉。而对手阵营是否可以如愿地被拆散呢？且看春秋时晏的策略。
春秋时的晏子博学多才，聪明机智，是齐国有名的政治家，为齐国的富强做了很多事。齐景公提拔晏子做了相国。当时齐国有三个大力士，一个叫公孙捷，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他们因为勇猛异常，被齐景公宠爱，晏子遇到这三个人总是恭恭敬敬地快步走过去。可是这三个人每当见晏子走过来，往往坐在那里连站都不站起来，根本不把晏子放在眼里，仗着齐景公的宠爱为所欲为。当时，齐国的田氏，势力越来越大，他联合国内几家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荣氏和高氏，威望越来越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子很担心“三杰”为田氏效力，危害国家，想把他们除掉，又怕国君不听，反倒坏了事。于是心里暗暗拿定了主意：用计谋除掉他们。而晏子设的什么局能把铁板一块的“三杰”解决掉呢？
晏子的局是这样的。一天，鲁昭公来齐国访问。齐景公设宴招待他们。鲁国是叔孙恪执行礼仪，齐国是晏子执行礼仪。君臣四人坐在堂上，“三杰”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正当两位国君喝得半醉的时候，晏子说：“园中的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来请二位国君尝尝新吧！”齐景公传令派人去摘。晏子说：“金桃很难得，我应当亲自去搞。”不一会儿，晏子领着园吏，端着玉盘献上六核桃子。景公问：“就结这几个吗？”晏子说：“还有几个，没太熟，只摘了这六个。”说完就恭恭敬敬地献给鲁昭公、齐景公每人一个金桃。鲁昭公边吃边夸金桃味道甘美，齐景公说这金桃不易得到，叔孙大夫天下闻名，应该吃一个。”叔孙恪说：“我哪里赶得上晏相国呢！这个桃应当请相国吃。”齐景公说：“既然叔孙大夫推让相国，就请你们二位每人吃一个金桃吧！”两位大臣谢过景公。晏子说：“盘中还剩下两个金桃，请君王传令各位臣子，让他们都说一说自己的功劳，谁功劳大，就赏给谁吃。”齐景公说：“这样很好。”便传下令去。两个桃子，三个人，如何分？这就是矛盾了。铁板一块的三杰入了套。
果然，第一个入套的是公孙捷，他走了过来，得意洋洋地说：“我曾跟着主公上山打猎，忽然一只吊睛大虎向主公扑来，我用尽全力将老虎打死，救了主公性命，如此大功，还不该吃个桃吗？”晏子说：“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应该吃一个桃。”公孙捷接过桃子就走。
听到这话，第二个入套的古冶子喊道：“打死一只虎有什么稀奇！我护送主公过黄河的时候，有一只鼋咬住了主公的马腿，一下子就把马拖到急流中去了。我跳到河里把鼋杀死了，救了主公，像这样大的功劳，该不该吃个桃？”景公说：“那时候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除鼋斩怪，我的命就保不住了。这是盖世奇功，理应吃个桃。”晏子急忙送给古冶子一个金桃。
此时，第三个入套的田开疆眼看金桃分完了，急得跳起来大喊：“我曾奉命讨伐徐国，杀了他们主将，抓了五百多俘虏，吓得徐国国君称臣纳贡，邻近几个小国也纷纷归附咱们齐国，这样的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子忙说：“田将军的功劳比公孙将军和古冶将军大十倍，可是金桃已经分完，请喝一杯酒吧！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先请您吃。”齐景公也说：“你的功劳最大，可惜说晚了。”田开疆手按剑把，气呼呼地说：“杀鼋打虎有什么了不起！我跋涉千里，出生入死，反而吃不到桃，在两国君主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呢？”说着竟挥剑自刎了。公孙捷大吃一惊，拔出剑来说：“我的功小而吃桃子，真没脸活了。”说完也自杀了。古冶子沉不住气说：“我们三人是兄弟之交，他们都死了，我怎能一个人活着？”说完也拔剑自刎了。人们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晏子的局完成了。把三个勇士分而治之了，并且还省了自己动手。
对局之争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3）
不妨先捡软的欺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欺。长久以来，人们往往鄙视这样的做法，认为是欺软怕硬的小人行为。其实不然，在谋略学中，很多做局者都应用了这种方法，取得了成功。李宗仁的发迹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民国初年的广西形成了以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各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分别以南宁、桂林、玉林为中心合演了一部龙争虎斗的历史剧。
当时陆、沈两方正在大战，势力较小的李宗仁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准备坐收渔利。然而，未等两败俱伤的局面出现，沈、陆忽然讲起和来了，李宗仁深感失望，不得不研讨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预料到，如果沈、陆讲和成功，那么广西仍是三分之局，说不定陆、沈还合谋治他。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李宗仁决定乘其和议未成之时，各个击破。
刘文清公书，名重一时。然求书不易。有某公同直军机，时馈刘精品饮食，刘辄函谢。不数日则又致馈，年余未尝倦。一日，刘诣某。某忽出一册启之，咸刘手迹。刘讶甚多。视之，即己手日谢函也。某因曰：“不有此馈贻，何得如许珍迹耶！”刘大笑。
在该先讨伐谁的问题上，李宗仁有些犯难了。从情理上讲，沈鸿英人品很差，对他加以讨伐，一定大快人心。但对陆荣廷则有些为难了，一是他对李宗仁还是很友好的。二是他本人统治广西十年，虽无功可言，但也无大过。广西的一般人士对他尚无多大恶感。但从战略上考虑，则又必须先讨伐他。因陆荣廷在桂林被困三月，已气息奄奄，后方空虚，部队解体，可趁其虚一击而倒之。那么三分广西，李就已占二，这样，再来对付沈鸿英就是很容易的事了。但如果舍弃陆荣廷而讨伐沈鸿英，后果则不堪设想。因为沈鸿英的力量此时正如日中天，不能轻易打败他。而且讨伐沈鸿英无异于替陆荣廷解围。即使能将沈军消灭，自己的牺牲也一定很大，陆荣廷反而可以收拾残部而渔利。
最后李宗仁还是决定，先对付陆荣廷。至此，三派的争夺开始全面公开化。
1925年5月23日，李宗仁发出通电，请陆荣廷下野，陆荣廷深感震惊和意外，仓促应战。由于陆荣廷刚刚遭受重挫，很快就被李宗仁击败了。广西形成了李宗仁与沈鸿英两雄对峙的局面，最后的决战来临了。正当李宗仁开始着手准备消灭沈鸿英的时候，没想到沈鸿英却以巡视为由先出兵了，形势紧迫。而这时唐继尧又要率兵经广西到广东任副元帅一职。黄绍竑、白崇禧两人紧急向李宗仁提出了一个方案，以摧毁沈鸿英老巢为第一要务。
李宗仁听后，立即表示反对，像这样做必败无疑。李宗仁认为，沈鸿英的目的不在夺取梧州，而是想腰斩李军，使李军首尾不能相顾。随后，李宗仁主张立即修改作战计划重新部署，将军队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崇禧听后不禁击掌赞同，说现在事不宜迟，他立刻通知黄绍竑。
1926年1月30日，李、黄联军兵分三路，向贺县、柳州、平乐三个目标同时出击。沈鸿英大惊失色，匆忙北逃，行前与桂林绅商话别时感慨地说：“我沈鸿英十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赣、粤四省，谁亦莫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李、白于2月23日夜攻克桂林，后曾再度失守，后又再次反攻，重占桂林城。沈军残部逃入山区，以待与将入境的滇军呼应，再行出扰。
白崇禧将计就计，一边大肆散布谣言说，滇军一入境，大军即行南撤，一边把军队潜伏于西江坪方向的丘陵地带，以诱沈军出击。沈军果然中计，下山渡河进驻西江坪，企图跟踪追击。而白崇禧已兵分三路向西江坪突击，围而歼之。沈军指挥官知已中计，于是仓皇撤退。刚好山洪爆发，西江河水骤涨，浮桥被洪水冲断，沈军无路可逃，死伤惨重。从此后，这一路沈军一蹶不振，沈鸿英一败涂地。沈氏被打败之后，李宗仁成了广西的霸主，并发展成中国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一派。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要想取得成功，还就得捡着软的欺。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并非什么欺软怕硬。在面临着诸多对手时，就应该选出薄弱的一环作为突破口，进而打开局面。这样，既可以出师告捷，又可以壮大势力，储备经验，以图将来。
对局之争无处不在的三方制衡
三国鼎立、三巨头、三角债、三角恋……生活中处处存在着三角关系。两方博弈还相对简单一些，一旦三方势力进行博弈，变数就要大得多了。在三方势力中如果你占其一，甚至还相对弱小一些，如何应对其他两方而保持不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值得借鉴。
东晋时期的大将殷仲堪，与桓玄、杨佺期相互牵制，形成三股势力。他虽才智和实力平平，但他很善于保持平衡，从而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得以自存。
在这三方中，桓玄实力与野心最大；杨佺期为人骄横跋扈，常常自高身份。每当杨佺期在人前夸耀自己出身如何高贵时，桓玄总是讥笑他不过是一介寒士。因此，杨佺期很想找机会割下桓玄的脑袋，看他的舌头是不是还那么顽固。后来，桓玄被推为盟主，更加志得意满，杨佺期就更不愿意经常看到这副令他头痛的面孔了，他打定主意，务必趁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盟主在登坛宣誓时叫他尸横就地。
殷仲堪虽然并不喜欢桓玄，但他同时对杨佺期兄弟的勇武过人也心怀顾忌，他可不愿意杨氏兄弟在杀了桓玄之后再来对付自己，所以他一得到杨佺期偷袭桓玄的消息，马上出面制止。杨佺期只得罢手。到晋安帝隆安年间，桓玄受命都督荆州（今湖北江陵）四郡，其兄桓伟又任辅国将军和南蛮校尉，权势扶摇直上，这下就连习惯于不动声色的殷仲堪也担心起桓玄可能对自己不利来了。桓玄、杨佺期都有兄弟辅翼，自己也不宜孤立无援吧！他想起杨佺期与桓玄实在称得上冤家对头，不如就把杨佺期纳入自己的声援体系，那样就可保万无一失了。他以婚姻为纽带，便将殷、杨两家的政治生命拴在了一起。
殷仲堪的判断很准确，桓玄的胃口确实大得很，因为不久他就向朝廷要求给他的权力加码，他首先看中的也就是杨佺期、殷仲堪碗里的肥肉。恰好朝廷也有意使他们彼此狗咬狗以利于控制，便将杨佺期的四个郡划到了桓玄名下。但朝廷的想法显然过于乐观，这些大权在握的军阀们不是那些啃啃肉骨头就心满意足的家犬，他们甚至比狼更凶猛。杨佺期被桓玄冷不丁敲了一闷棍，并没有立即狺狺狂吠着扑上去撕烂桓玄的裤管，而是借援救洛京危急、击退姚兴入侵的名义，意在趁桓玄不备一口咬断他的咽喉。
殷仲堪对这个亲家的野心了如指掌，时刻提防着他在微笑时递过来的毒酒，因此拒不参加亲家翁的这次不同寻常的会猎。杨佺期明白了殷仲堪的用心，也不想一枝独秀，引来桓玄的风霜摧残，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桓玄也在这时如法炮制，声称援救洛京，邀殷仲堪瓜分杨佺期。殷仲堪老谋深算，何以会不知道桓玄伐虢灭虞的如意算盘？他一直致力于保障桓玄、佺期双方的安全，使大家互相牵制，他周旋其中，不就稳如泰山么？因为桓玄、佺期任何一方有失，他借以保障自身安全的资本也就顿成泡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警告桓玄：你如果执意从沔水出兵，可能不会有一个人能活着进入长江！桓玄很清楚仲堪的话当然不是什么恐吓，他除了放弃消灭佺期的打算之外，确实别无选择。
殷仲堪就是这样通过微妙的三角关系，使他的稳固地位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阎锡山，也是一个善搞制衡的高手。在蒋介石、阎锡山与冯玉祥的三角争斗漩涡中，阎锡山本来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他却利用危机变成良机，取得了海陆空副总司令的位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化危机为良机的。
蒋介石为统一天下，打算消灭阎锡山与冯玉祥。首先他选择了占有西北广大地盘的冯玉祥作为首攻的目标。没过多久，冯玉祥战败，被迫宣布下野。这时，阎锡山坐不住了，他知道一旦蒋介石收编冯郭完毕，自己的处境肯定不妙。于是决定不再中立，而是与冯玉祥联手，以阻止蒋介石对西北军的收编，同时利用冯玉祥作筹码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这时，冯玉祥的亲信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以便借此重整旗鼓。阎锡山见冯的代表上门来，喜出望外，满口答应愿意与冯玉祥联合，但不明确反蒋。主要是怕不能从老蒋那里捞到好处。临了，他对代表们说：“希望你们回去转告冯总司令，我急切地盼望在太原与他详细地商讨联合事宜，请他速来太原。”
但是，冯玉祥听说后并不急于要见阎锡山，他怀疑阎锡山有诈，因此不敢贸然入晋。不久事情又有了变化。蒋介石窥知阎、冯有交往，为了拆散他们刚刚搭起的独木桥，他召开中央常会，做出革除冯玉祥职务及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要求冯玉祥出洋。为了尽快赶冯出走，蒋介石又致电阎锡山请他敦促冯玉祥出洋，并委任阎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山西出兵配合他对西北军发动五路进攻。精明的阎锡山从电报中立刻意识到自己现已占据主动的地位，可以公开打出冯玉祥这张牌了：利用拒蒋来赢得冯玉祥的信任，然后再用冯玉祥来压蒋。
第二天阎锡山即回电蒋介石，称不主张内战，提倡和平解决，还表示愿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以显示自己倡导和平的诚意。随后还派人到天津订购船票，到日本安排住房，摆出一副决心引退的样子。
冯玉祥看到阎锡山的行动如此坚决，心中的疑虑顿时消解，决定入晋与阎商讨大计。
见到冯玉祥，阎锡山所谈的都是些闲杂事务，每当冯玉祥提到联合抗蒋之事，他总是有意地回避不谈。会谈不果而散。会谈一结束，阎锡山就抓紧着手实施他的策略。他一边向南京再次发电表示坚决与冯玉祥一起下野出洋，一边又派人四出活动，造成阎冯要一起出洋的假象。蒋介石一看急了，他知道，如果阎、冯果真并肩出洋，无疑会使西北军与晋军联合起来，他的各个击破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于是，他紧急采取措施，极力劝阻阎锡山出洋，同时委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慰使，全权处理西北善后事宜。但阎锡山认为蒋介石给他的好处还不够多，于是决定继续利用冯玉祥这张王牌向蒋介石要高价。因此，他以强硬的态度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与冯玉祥同时出洋。如果不批准，他就坚决辞去国府委员的职务。蒋介石急忙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慰留，还决定亲自赴北平与阎锡山晤谈。阎锡山深为自己身价倍增而暗暗高兴，更决心把“戏”演下去。
蒋介石为了彻底地改变阎锡山脚踏两只船的态度，继续孤立冯玉祥，派吴稚晖、赵戴文、孔祥熙三人，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太原，再次挽留阎锡山，请他切勿出洋。这三人见了阎锡山之后，第二天又到晋祠见冯玉祥，并面交蒋的信函，请冯玉祥与阎锡山到北平，共同商讨冯玉祥出洋考察实业的问题。
但阎锡山并不理会，而是电请中央撤销对冯玉祥的处分，并到晋祠见冯玉祥，佯称到北平见蒋之后即回晋与冯一同出洋。但是，他到北平后却另行一套，用冯玉祥与蒋介石热情地做起交易来了。经过讨价还价后，蒋介石委任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这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了。作为交换条件，阎锡山答应协助蒋介石尽快解决西北军。
阎锡山凭借自己的圆滑手腕，在蒋、冯、阎三角争斗中巧妙地游移，以冯为筹码来威胁蒋，又以蒋来压迫冯，最后，不仅摆脱了危机，还变坏事为好事，猎获了最大的利益。的确，阎锡山的手腕之高明，不是轻易可以学到的，但是，把危机变良机的可能性却是存在的，这对做局者有很大的启发。
对局之争退避三舍是为了后发制人
公元前635年，楚军攻打宋国，宋国慌忙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决定攻打刚刚臣服楚国的曹、卫两国，以吸引楚军，解宋国之围。
楚成王听说晋国要灭曹、卫两国，心中大惊，忙命大将成子玉迅速撤离宋国。成子玉骄横自负，在停止攻宋之后，转而向晋军进攻。晋文公明令军队退避三舍，到达城濮驻扎。晋军求战心切，见主帅下令后撤，心中大为不平。晋文公重耳面对强大的楚军，胜负难料，因此在指挥上犹豫不决。这时，大臣狐偃让将士们稍安勿躁，先退避三舍。说这样做，一可以实现国君当年的诺言，二可以避开楚军锐气，待其斗志松懈时再与之交战，这样会更有胜利的把握。于是，晋军明白了退军的用意，上下同仇敌忾，决心严阵以待，奋勇杀敌。将士们的高昂斗志也坚定了晋文公取胜的信心。
楚将成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为三队，气壮如牛地说：“现在是打败晋军、灭亡晋国的时候了！”两军开始对阵列势。晋军采取先弱后强的战法，先由下军列将胥臣向楚军右翼进攻，因为右翼是由陈、蔡联军组成，战斗力比较弱。果然不出所料，楚军右翼经晋军虎皮战马一冲击，就立即惊慌失措，弃阵而逃。
晋军上军主将狐毛假充中军，竖起两面军旗（当时只有中军才有两面旗帜），佯装退兵。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战车上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败逃。楚军以为晋军主帅败退便驱车追杀，被晋中军主将先轸拦腰冲杀。楚左军也被狐毛、狐偃指挥的上军击溃。子玉见势不妙慌忙鸣金收兵。这一仗楚军几乎全军覆灭，子玉后来在退兵途中被迫自杀。
退避三舍之退，不是消极地退、被动地退，而是主动地退。通过退让而寻找进的机会，积累进的力量。所以，有经验的谋略家，首先算的是政治账和全局账，是不会以初次交手的形势去论高说低的。
苏人某，县差也。有烟霞癖，量甚巨。每餐必一二两。邑有老讼师，为大宪所访，奉票屡拘，辄避匿内室，托言他往。官疑差之得贿也，严比之。坐候其家，自朝至暮，终无一面之缘。而烟瘾忽来，四肢疲软，探于怀，出清膏一盒，生吞之，藉以过瘾也。其家人疑为寻死，手忙脚乱，进内通报，遂将计就计，闭其目，噤其口，躺卧地下。顷之，即有人奔出，以手按其胸口，令速觅解药。张目视之，果主人翁也。于是拉其辫，一跃而起曰：“趁我精神抖擞，正好追随大驾。请即行，毋多谈。”
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常用的韬略。对敌作战，待敌先发，而己后发，敌之企图就会充分暴露，自己就可避敌所长，乘敌所短；在政治上，和对手角逐，后发制人较容易赢得民心，动员群众，取得同情和援助，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企业经营者推崇“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用兵原则，力争抢先行动，先变于人，从而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还有一些企业经营者，持重待机，后人而发，却也克敌制胜，成就非凡。
后发的行动要有计划、有目的，胸有成竹，一切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虽发于后，但要想在前，备于先。后发制人应相机而动，不可拘泥于一法。以下试举几种具有实战之效的策略：
师于他人，反制他人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条自然的法则。在市场竞争中，后发者往往可以学习和模仿别人，节省自己的研制成本，并回马一枪，反制其人。日本是一个善于借鉴和模仿他人优点的国家，在许多技术和产品方面都是后来居上。
以逸待劳，待竭制人
古语说得好：“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终。”在激烈的竞争之中，明智的经营者绝不意气用事，争一时之高下。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时，往往不会与其正面交锋，而是注意避其锐气，以待其竭。当对方推出一种新的产品时，并不要急于推出自己的产品，而是等到对方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开始下降之时，再乘其颓势，一鼓作气，占领市场。行销广告也是如此，大可不必针锋相对跟对方叫阵，而是以逸待劳，等到对方的高潮已经过去，再大张旗鼓宣传自己的产品，这样则会收到“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要发时都骇煞”的绝佳效果。
窥测方向，乘隙制人
当今市场无限广阔，并且不断变化发展，永无止境。因此，先变者绝难窥市场之尽，后发者则可静观变化，详加预测，抓住潜在需求，瞄准市场的空隙，乘虚而入，后来居上。
观人成败，窥短制人
先发先变，没有前车可鉴。后人而发，则可以从别人的成败得失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取人之长，避人之短，后发先至。美国的汽车长期在世界上领先，但一味求大求阔，生产耗油量大的豪华车，导致许多低收入的消费者不敢问津，特别是石油危机的出现，使更多人垂青小型省油车。日本汽车业抓住这个机会，针对美国汽车的弱点，迅速推出自己的小型省油车，一举而打败美国车。
“先发”制人，“后发”也未必制于人；先下手为强，但后下手未必遭殃。“后发制人”和“先发制人”是相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事物处在辩证地发展之中。强与弱，好与劣等矛盾双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本身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千里马的力量用尽了，劣马也可能超过它；勇士疲惫不堪了，小孩子也能胜过他。这并不是劣马的筋骨、小孩子的气力本身比千里马和勇士还强，而是先机已失。所以兵家也看重后发制人，主张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强调以我之久持，对敌人之速决，避免不利情况下进行战略决战，以便争取时间，创造条件，自保而全胜。退却不是被对手赶着跑，而是牵着敌人走，放弃不是永久的丧失，而是为了更多的取得，避战不是畏敌怯战，而是待机应战。
对局之争趁火打劫速战速决
趁火打劫，是乘人之危的同义语。“劫”，抢劫，它的字面意义是，趁人家失火忙于营救，无力旁顾的时候，或抢掠东西，或劫持生灵，大发危难之财，属于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但在敌对双方处于势不两立的战争状态，趁火打劫，无疑是克敌制胜的难得机遇。敌人处于危难之中，柔弱不能自拔，选择这种时机乱中克敌，必能稳操胜券。
明朝末年，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打得难分难解，多尔衮率清兵从侧翼协助吴三桂，两相夹击，李自成力不能支，很快溃败。从此清兵长驱直入关内。
我们从多尔衮致史可法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多尔衮的动机，他在信中说，“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这就是典型的趁火打劫。
《孙子兵法》说：“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打仗要速战速决，避免拖入持久战。在打击对手的时候要牢记，不出手则已，出则必击要害。正如打蛇要打七寸。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可他的崩溃也极其迅速。原因就在于，他的对手盛宣怀采用直击要害的手段，使他短时间内力不能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财富大厦轰然倒塌。
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这就是胡与盛斗争的缘由。
胡雪岩每年都要囤积大量生丝，这生意越做越大，垄断了生丝市场，控制了生丝价格。盛宣怀抓住这一时机，通过电报掌握胡雪岩生丝买卖的情况，一边收购生丝，向胡雪岩的客户出售，一边联络各地商人和洋行买办，叫他们今年偏偏不买胡雪岩的丝，致使胡雪岩的生丝库存日多，资金日紧，苦不堪言。
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定了七年的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五十万两。上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这时，胡雪岩历年为左宗棠行军打仗所筹集的八十万两之巨的还款正赶上到期，这笔款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照理说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盛宣怀在此却动了手脚，他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虽然畏惧左宗棠，但想缓发二十天也不算什么事，自然照办了。
对于盛宣怀来说，二十天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了。这时，左宗棠远在北京军机处。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窟窿。他想协饷反正要给的，不过是晚发二十天而已。然而盛宣怀却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他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都了如指掌，估计胡雪岩调动的银子陆续出了阜康银行，阜康银行正空虚之际，就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
这些提款的人都是绅商大户，少则数千，多则上万。盛宣怀知道，单靠这些人是挤不垮胡雪岩的，他便让人四处放出风声，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尽管人们相信胡雪岩财大气粗，但他积压生丝和欠外国银行贷款却是不争的事实。很快，人们由不信转为相信，也纷纷开始提款。
挤兑先在上海开始。盛宣怀在上海坐镇，自然把声势搞得很大。上海挤兑发生之时，胡雪岩正在回杭州的船上。此时，德馨任浙江藩司。德馨与胡雪岩一向友好，听说上海阜康即将倒闭，便料定杭州阜康一定要发生挤兑。他忙叫两名心腹，到库中提出二万两银子，马上送到阜康。杭州的局势尚能支持，上海那边却早已失控了。胡雪岩到了杭州，还没来得及休息，又星夜赶回上海，让总管高达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下协饷。邵友濂叫下人假称自己不在。胡雪岩这时候才想起了左宗棠，又叫高达赶快去发电报。殊不知盛宣怀暗中叫人将电报扣下，左宗棠始终没能收到这份电报。第二天胡雪岩见左宗棠那边没有回音，这才真的急了，亲自去上海道台府催讨。但这一回邵友濂真的去视察制造局，溜之大吉了。
胡雪岩此时只好把他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不想这次风潮竟是愈演愈烈，各地阜康银行早已经人山人海，银行门槛被踩破了，门框被挤歪了，都无人来管。胡雪岩这才明白，有人做了他的手脚。打听之下，才知道是盛宣怀，他不禁暗自叹了口气，知道这一回是彻底完了。他毫无气力地坐在太师椅上，脸如死灰。府内乱糟糟的，不时有人跑来报告新的坏消息。胡雪岩听着听着，忽然仰起头，大吼道：“盛宣怀，我和你没完。”随即喷出一大口鲜血，昏了过去。胡雪岩不久即在忧愤中死去。
阜康银行倒闭，事关重大，邵友濂急忙上报朝廷，左宗棠匆匆从京师赶来。李鸿章派人给盛宣怀送了密信，叫他暂到天津代理海关道台之职，避避锋头。
胡雪岩死后，盛宣怀少了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从此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盛宣怀面对胡雪岩这样的强敌，如果采用慢战的战术，胡雪岩可以应付裕如，绝不会破产。所以他采取速战法，抓住胡雪岩的要害，突然出手，使胡雪岩的现金流通一时中断，导致偌大的基业突然崩溃。
趁火打劫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为：当对手内部有乱，或处于险境时，要趁机打击他，这同落井下石有共同之处。蒋介石就是利用这一手段搞垮许崇智的。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改组，蒋介石只当上了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但此时他手下的部队只有一个军。蒋介石要夺取军权，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许崇智。许崇智是军界前辈，手中握有实权，又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国民政府的军事部长。
蒋介石和许崇智二人是结拜弟兄，曾山盟海誓，生死不渝，蒋介石曾被孙中山派在许崇智手下工作。充当许崇智的助手，做参谋工作。国民党政府组成后，蒋介石有了自己的军队，在军界威望大增；此时他已不把许崇智放在眼里，但要整倒许崇智，他的力量还不足；这就要等待机会。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廖仲恺的被刺，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促成了蒋介石夺取军权的实现。
廖案发生的当天，蒋介石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派部队占领了市区的制高点，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国民政府组成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经调查，枪杀廖仲恺是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的，曾在胡汉民家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由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收买凶手，许崇智的部下梁鸿楷、梁士锋和杨锦龙参与了此案。这样一来许崇智就处于受审的地位了。
8月25日蒋介石命令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五团开进省城捉拿凶手时，凶手已逃往香港。胡汉民因知情而不加劝阻被逐出广东，以“出使苏俄为名”去了苏联。
许崇智处于被审查的地位，非常尴尬。蒋介石抓住了这一机会，极力搜罗许崇智的罪状，最后公布了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阴谋叛国，以及把持财政、私吞公款、克扣军饷等罪状。这样许崇智名声大落，同时蒋介石把对许不满的李济深、陈铭枢拉到自己一边，又收买了许军第二师师长谭曙卿等人。蒋介石还以粤军将领因牵涉廖案不可靠为名，派黄埔军负责许宅的安全警卫，这样许崇智就被监视起来。
许崇智看形势不妙，就急忙调动驻在东莞、石龙的许济、莫雄两师回广州保护自己。
9月19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局势”，这样蒋介石倒许就合法化了。
蒋介石的军队——黄埔军连夜出发，抢占了高地，防止许济、莫雄两师回广州。同时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广东财政厅厅长李鸿基、军需部长关道职等人。
9月19日夜，黄埔军袭击了许宅，将许崇智软禁。
20日晨，包围许济、莫雄两师，许济师未行抵抗即缴械，莫雄两师略加抵抗，也被解除武装。
9月20日，蒋介石派人给许崇智送去他的亲笔信，信上历数了他的几大罪状，强令其卸职，并要求他离开广州，否则“革命之生命告终”。许崇智看信后，给蒋介石打了两次电话，蒋介石都不接，没有办法，下午3时，许崇智离开他的“盟弟”登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蒋介石倒许后，收编了许的军队，实力大增，并且在东征中当上总指挥，后来又当上了国民革命军总监，进一步又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军事部长。最终，达到了他的目的。
对局之争温水煮青蛙
吃掉对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吞食，也就是一口吃掉，好处是快速，坏处是对手会激烈反抗，成本较大。还有一种是蚕食，缺点是比较缓慢，好处则是对手不易警觉，成本较低。此外，可以先给对方一些甜头，使其入局，等他感觉不妙时，已成骑虎之势——犹如青蛙，把它扔到沸水里，它能跳走活命；如果把它放在温水里慢慢煮，它会舒舒服服地死掉。
孔祥熙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官僚资本，像淌向干裂土地的流水，向实业界四面八方猛烈地渗透，然后把资本所流经的企业一一据为己有。华西兴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华西兴业公司是胡仲实、胡叔潜弟兄于1932年兴办的一个综合性公司。在西南广为人知，名噪一时。但胡氏兄弟并不满足于眼前的辉煌，他们打算再筹资金进行扩建。为了获得贷款，他们与财政部长孔祥熙联系。而孔祥熙当时也正想在西南扩充经济实力，多方面伸展自己的触须，现在华西找上门来他正求之不得呢。于是他亲率自己的几个干将与胡仲实、胡叔潜等进行正式商谈。
经过谈判和暗地里的调查，孔祥熙了解到华西是一条“肥鱼”，顿生吞并之念，便要助手傅沐波去华西探问他们是否愿意投资合办。
但当这问题传到华西的董监会上时，随即遭到有力的反对，认为这无异于“引狼入室”。孔祥熙得知后，虽感到气恼，但决不因此而轻易放弃。为了不让这条肥鱼溜进他人的盆中，孔祥熙急忙嘱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但只贷给少量的60万元，而华西所需的是150万元，这60万自然是杯水车薪，华西请求多增，但受婉拒。既然不行，也总比没有好，华西公司也只好先将这钱解决部分急切问题，比如建厂的基建工程，趁海路还畅通的时机，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
有名白铁余者，无赖子也。穷困无聊，忽得奇想，埋一铜佛于山谷中柏树下，俟草遍生后乃宣言于众曰：“是处夜中金光烛天，当有圣佛出现。”乃集数百人，持斋耰锄往掘。故从他处遗掘之不得。铁余曰：“是众诚未至，不布施耳。”众各出重金布施。乃迳往埋处掘之，获像焉。庄严端好，供诸其家。远近闻之，求见圣佛者日踵于门。乃以紫绯黄绫为袋数重盛佛，求见者须布施一回，去袋一重。百里内，老少士女趋之若狂，施舍万金，白铁余因此致富，而人无知其为诈骗者。
钱当然很快就花光了，这是孔祥熙所盼望的。华西只好再向他续借，孔祥熙则有意刁难地说；“前账未清，碍难照准。你们还是回去吧。”华西自知现在他们已经进退两难了，工程已做了三分之一，一旦停下来又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开工，损失将更大。孔早就料想到华西会有这一天的，现在主动权回到他的手上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牵着华西的鼻子走。于是他马上再派傅沐波与胡仲实等商谈，阐述官商合办的必要性，说抗战时期军需、民用钢铁的数量大，应当扩大建厂，以适应需要，也才有前途。并指出扩大建厂所需资金较巨，而贷款有限，难以成事，但这项事业关系抗战建国，政府和国家银行可以考虑投资官商合办。
华西见已无路可走，只好答应。孔祥熙听说后，非常高兴，连说：“好！好！……”然后叫傅沐波请华西的主持人胡仲实、胡叔潜、胡子昂等到他的官邸来。见面后，孔祥熙竭力称赞华西在川中所办的各项事业均有成效，最后还暗示性地说：“过去你们三位有相当的成绩，公司初办非请有经验的人主持不可。”
胡氏兄弟们听了孔的一番赞赏的话后，竟认为孔是可以依靠的大山，以为有了他就不愁以后没有出路；而孔所主张的扩大建厂，也与他们想建立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企业的愿望相吻合，于是同意接受与官僚资本投资组合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1日，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华西人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企业被一步一步地蚕食掉，而毫无办法。
温水煮青蛙的好处就在于，既和风细雨又能达成目的，不必大动干戈。
由此，笔者又联想到了春秋时的郑庄公。郑庄公这个人比较阴。他的弟弟共叔段为非作歹，还想争王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弟弟继续坏下去，等到他弟弟闹得人神共愤的时候，才出兵一举铲除。
事情是这样的。郑庄公的母亲姜氏生有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庄公，老二是共叔段。生庄公时，姜氏难产受到了一些惊吓，所以取名寤生，并对其有讨厌之感，而对共叔段，姜氏则特别偏爱，几次请求郑武公立共叔段为世子，武公都没有同意。
武公死后，长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姜氏见扶植共叔段的计划失败，便替共叔段请求庄公将制邑作为段的封地。制邑在河南荥阳东北，北临黄河，地势险要，著名的虎牢关就在此处。庄公怕共叔段据险以后难以清除，没有同意。姜氏又要求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不好再推辞，只得答应。
郑大夫祭足知道后，立即面见庄公说：“分封的都城，它的周围超过300丈的，就对国家有害。按照先王的制度规定，国内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现在封共叔在京邑，不合法度。这样下去您恐怕将控制不住他。”庄公答道：“母亲喜欢这样，我怎么能让她不高兴呢。”祭足又说：“姜氏哪里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些想办法处置，不要使她滋长蔓延，蔓延了就很难解决，就像蔓草不能除得干净一样。”庄公沉吟了一会，说：“多行不义者，必自毙。你姑且等着吧！”
其实，郑庄公心里早已有了对付共叔段的方略。庄公感到自己现在力量还不强大，共叔段又有母后的支持，要除掉共叔段还比较困难，不如先让他尽力表演，等到其罪恶昭著后，再进行讨伐，一举除之。
共叔段到了京邑后，将城进一步扩大，还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逐渐据为己有。公子吕见此情形十分着急，对庄公说：“国家不能使人民有两属的情况，您要怎么办？请早下决心。要把国家传给太叔（共叔段），那么就让我奉事他为君；如果不传给他，就请除掉他。不要使人民产生二心。”庄公回答说：“你不用担心，也不用除他，他自己将要遭祸的。”
此后，共叔段又将他的地盘向东北扩展到与卫国接壤的廪延。此时，子封又来见庄公，说：“应该除掉叔段了，让他再扩大土地，就要得到民心了。”庄公却说：“他多行不义，人民不会拥护他。土地虽然扩大了，但一定会崩溃的。”
共叔段见庄公屡屡退让，以为庄公怕他，便更加有恃无恐。他聚集民众、修缮城郭、收集粮草、修整装备武器、编组战车，并与母亲姜氏约定日期作为内应，企图偷袭郑国，篡国夺权。
庄公对共叔段的一举一动早已看在眼里，并有防备。当他得知共叔段与姜氏约定的行动日期后，就命大将子封率领二百乘兵车提前进攻京邑，历数共叔段叛君罪行，京邑的人民也起来响应，反攻共叔段。共叔段弃城而逃，先逃到鄢，后又逃到共邑。庄公引兵攻打共邑，共叔段畏罪自杀。他们的母亲姜氏也因无颜见庄公而离开宫廷，出居颍地。
郑庄公采用欲擒故纵的谋略，很轻松地除掉了王位竞争对手。他考虑到共叔段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如果一开始就对共叔段大加讨伐，别人会说他不讲亲情，在道义上他会失分。所以他先让共叔段坏下去，让大家都看清楚了，才顺理成章地出兵。
这种方法其实也可算是温水煮青蛙法。共叔段这只“青蛙”不正是生活在不断增温的水中，最终死于沸水吗？
对局之争把对手推上绝境
《三十六计》里有一计叫上屋抽梯，意思是诱敌深入，才能把敌人置于有进无退的绝境。其关键的招数是搭梯子，因为你要诱敌上屋，就得提供上屋的便利工具；并且，你还想断敌人的退路——抽梯子，没有搭梯子的前提，哪里谈得上抽梯子的后话？
这里，梯子是诱使敌人登梯上屋的利益驱动因素，也就是诱饵。搭梯子首先要研究梯子的材料，即用什么作诱饵。诱饵得分量适当，少了不起眼儿，吊不起敌人的胃口；多了吞咽不方便，会卡喉咙。
春秋时齐国大臣崔杼的夫人容貌姣好，国君齐庄公看上了她。二人暗渡陈仓隐私败露，崔杼积怒在胸，隐忍不发，伺机雪耻。公元前548年，崔杼乘莒国公朝见庄公的机会，谎称患病，请假在家休息。第二天，耐不得欲火的齐庄公借看望病人之名，驾临崔家想与情人再度幽会。
崔杼跟早就想挟私报复的宦官贾举合谋，把庄公随从挡在门外。庄公一进门，早已暗藏待命的崔杼门徒一拥而出，把齐庄公铁桶一般围了起来。被围的庄公登上院中的高处，先请求和解，再提出盟誓签约与崔杼分享齐国，三请求到庙堂自尽。门徒们异口同声地回绝：不行！崔杼这帮家奴真是了得，他们不仅圆满地落实了主子的意图，还不无揶揄地抢白自己的主公说：“主公，您的大臣崔杼有病卧床，不能前来聆听圣谕。我们主人的宅院跟您的宫殿相邻，在下这帮奴才奉命捉拿奸夫。请原谅，我们不敢领受别的什么吩咐！”可怜一国之君，就这样落了个龙威扫地。
齐庄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想要逃跑，刚翻上墙头就给一箭射中屁股，“啪——”的一声，从高大的墙头上摔落下来。刀斧相加，齐庄公死了。崔夫人本是齐国一位士大夫的亡妻，崔杼相中了她，娶了这位二手老婆。不想作为庄公情人的崔夫人竟然又成了齐国国君一命归西的鸩酒。
崔杼杀齐庄公的故事，把个上屋抽梯的兵家谋略演绎得利利落落、从从容容。你看他不仅梯子搭得好，抽得也妙。贾举大门一关，齐庄公顿时由真龙天子变成了瓮中之鳖；家奴们的抢白更断了这位登徒子逃生的奢念；齐庄公狗急跳墙箭中屁股，那一箭可以说是送给他这位没有梯子下台的国王的最后赠礼。
上屋抽梯其实是很阴损的一种局，常为人所用。唐代的王君廓就是深谙此道。
武德九年（624），唐高祖让王君廓去辅助庐江王李瑗，李瑗把他视为心腹。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被诛，唐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礼召李瑗入京，李瑷因和李建成关系密切，非常害怕。王君廓想设计陷害李瑗来谋取功劳，对李瑗说：“京都发生变化，我们尚不清楚情况，大王身为王亲贵戚，受命守边，拥兵十万，却要听从一个使者召唤吗？而且赵郡王在此以前已经被抓起来，现在太子、齐王又这样了，大王如果今天去，能够自保吗？”说罢哭了起来。
李瑗本来并不想谋反，被王君廓这么一撺掇，只好“上屋”了。李瑗将崔敦礼囚禁起来，举兵造反，召集北燕州刺史王诜、兵曹参军王利涉等一起谋事。李瑗准备把内外的重要事情都交给王君廓，王利涉认为王君廓这个人反复无常，劝说李瑗把军队交给王诜，除掉王君廓。李瑗犹豫不决。
这事让王君廓知道了，他决定“抽梯”了。他很快将王诜杀掉，拿着他的头对其部下说：“李瑗与王诜一起谋反，把皇帝派来的使者囚禁起来，擅自召集部队。现在王诜已被除掉了，只有李瑗还在，成不了什么大气候。你们如果跟他一起造反，最终会杀头灭族；如果和我一起将他捉拿归案，就可以马上立功受奖，享受荣华富贵。何去何从，由你们自己选择。”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愿意讨贼。”
于是王君廓派兵把崔敦礼放出来，将李瑗擒获斩首。王君廓也因此而升为左领军大将军，兼幽州都督，加左光禄大夫，赐物千段，食俸实封一千三百户。
李瑗在这个局中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他既无真心谋反，又无真心杀王君廓，可最后稀里糊涂地成了王君廓加官晋爵的牺牲品。
《红楼梦》“苦尤娘赚入大观园”一回中，王熙风采用的也是“上屋抽梯”的办法。
王熙凤为了对付贾琏在外偷偷娶的二房尤二姐，趁贾琏奉父命外出，甜言蜜语将尤二姐骗到贾府，表面看来二人和美非常，似乎比亲姐妹还亲。
贾琏事毕回来，贾赦见事情办得妥贴，十分高兴，将自己的丫环秋桐赏给贾琏为妾。凤姐得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而秋桐是贾赦所赐，连凤姐都不放在心上，岂能容得下尤二姐，于是张口便骂“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二姐只有暗愧暗怒暗气，凤姐听了暗乐。秋桐与贾琏新婚燕尔，如胶似漆，那贾琏也唯秋桐一人是命。
“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她先可发脱二姐，自己且抽头，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她现在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她三分，你去硬碰她，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她这淫妇做一回，她才知道。’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儿。”
这可把尤二姐气得饭也吃不下，把眼睛都哭肿了，在贾琏和贾母面前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就悄悄地对贾母、王夫人等说尤二姐：“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号丧，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她好和二爷一心一计地过。”如此一说，贾母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
有三妇人雇驴骑行，一驴夫执鞭随之。忽少妇欲下骑，择僻地私焉。呼二妇曰：“且缓缓行俟我。”因请驴夫扶之下，即与调谑，若甚相悦。事毕上驴曰：“我心痛，不能急行，奈何？”驴夫既不强少妇疾行，追前二妇又去远。彷徨间，少妇乘间亦从他道逸。是日，三驴皆失。
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尤二姐如何经得起这种折磨，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病，茶饭不进，渐渐黄瘦下去。更不幸的是请来的庸医胡乱用药，将已有三个月的男胎打了下来，把个想要儿子的贾琏急得乱跳。
“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我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陈祷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长斋念佛。’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
凤姐还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是属兔的阴人冲犯了二姐，大家算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因劝她：“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
秋桐本来见贾琏请医治药，打人骂狗，为尤二姐十分尽心，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如此一来，便走到二姐窗户根底下大哭大闹大骂起来。
可怜的尤二姐如何咽得下这口窝囊气，当晚就吞金自尽了。
上屋抽梯的预期目的是让对手孤立无援，进退不得，但在此之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对付对手的围兽犹斗。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上屋抽梯可不是主动设梯一方的专利，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方陷入绝境后必然垂死挣扎，往往会给抽了梯子就盲目乐观的你以反戈一击。
对局之争李渊的反客为主（1）
隋朝大业初年，隋炀帝杨广因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招致天怒人怨，先是礼部尚书、上柱国杨玄感起兵造反，接着各地义军蜂起。这时的李渊受命镇守弘化镇，兼管关右各郡军事。
李渊是名门之后，世袭唐国公。而李渊和杨广，其实是姨表兄弟。李渊历经中央和地方高官，一向多树立个人恩德，喜爱结交豪杰，大家也多诚心归附于他。这就难免引起了杨广的猜疑。
当时民间流传着“杨花落，李花开，桃李子，有天下”的民谣，而杨广又是个自信心很脆弱的人，他想：难道他的江山要被李姓取代吗？就因为这民谣，他居然下令砍光李树，以绝这不祥之兆。有人乘机诬告右骁卫大将军李浑有谋反企图，民谣中的“李花开”指的可能就是李浑，杨广宁可信其有，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把李浑宗族三十二人全部杀死。
杨广也怀疑起李渊这位表兄弟来，李渊看起来不事张扬，其实颇得人缘，帐下良将贤士甚多，实在让人不可不防啊。有一次，杨广召见李渊，李渊称病未往，杨广大为恼火。当时李渊有一姓王的外甥在后宫，杨广遂问其甥道：“汝舅何迟？”其甥答曰有病。杨广怒气不息地又问道：“可得死否？”李渊得知此事后，忐忑不安，颇有大祸临头之感，遂纵酒沉湎，假装消极不振。
大业十三年，杨广任李渊为太原留守，同时命王威、高君雅任副留守，这两人的任务其实是监视李渊。
处在这样一个乱世，而且自己又有实力，说李渊没有想法那是假的。可是他从不表露出来，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手下的王威、高君雅和自己貌合神离，而北面的突厥虎视眈眈，隋朝的军事实力也是相当强的。故李渊行韬晦之计，以观其变。
李渊虽然极力不露声色，但他对所有劝他反隋者都有好感，导致接连不断地有人推动他起兵反隋。部将许世绪鼓动李渊举起义旗，利用当时民间流行的李氏得天下的流言，成就帝王之业。李渊虽没有直接表态，但从此对许世绪“亲顾日厚”，视为心腹。
李渊积极准备、发展势力的事实是多方面的。早在大业十一年（615），他镇压敬盘陀起义军时，就诱降起义军数万人加入他的队伍。隋将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反对征辽，触犯隋律，逃匿在太原，李渊也收留了他们。王威、高君雅反对收留叛将，李渊根本不予理会，仍然重用他们，正说明他企图与隋炀帝分庭抗礼。
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内称“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朝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就是进攻高丽，这时，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必然激发了民众的反隋情绪。“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正是其必然结果。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刘文静与裴寂一起，更加积极地推动李渊起兵。
经过充分准备，李渊才决定起兵反隋。但在起兵之前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镇压历山飞起义军
历山飞起义军人多势众，但缺乏严格训练，组织性、纪律性较差，李渊不正面决战，而是避开历山飞军的优势，抓住其弱点，采取诱骗、突然袭击的战术，出奇制胜，可见李渊的指挥作战艺术是比较成熟的。这次作战的结果，历山飞部溃不成军，李渊乘机收罗了许多溃散的败兵，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杀王威、高君雅，除心腹之患
王威、高君雅是隋炀帝的亲信。在李渊命高君雅和王仁恭共同回击突厥遭到失败的时候，隋炀帝要对李渊和王仁恭进行处分，并未问罪于高君雅。当李渊欲追究高君雅的责任时，他又考虑到“雅是炀帝旧左右，虑被猜嫌，忍而弗问”。反之，高君雅对李渊是常“疑有异志，每与王威密伺帝（李渊）隙”。由此可见，王威、高君雅正是李渊起兵的内部隐患。
为了排除这种隐患，李渊也颇费心机，他通过晋阳宫监裴寂结识了乡长刘世龙。刘世龙与高君雅过从甚密。于是，李渊通过刘世龙掌握了高君雅与王威的动态。
大业十二年（617）五月十四日夜，李渊使李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之外。次日早晨，李渊与王威、高君雅共同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太原有十八府，开阳府是其中之一）司马刘政会入立庭中，自称有密状要呈上。李渊要求当面呈状，刘政会不立即呈状道：“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李渊佯作吃惊道：“岂有是邪！”李渊看状后宣布：“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高君雅勃然大怒道：“此乃反者欲杀我耳。”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李世民已经断绝了外出的道路，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立即逮捕了王威与高君雅。十六日，突厥数万人进攻太原。这样就更使人相信王威、高君雅与突厥确有密谋。李渊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杀了王威、高君雅。不难看出，杀王威、高君雅是李渊起兵的必要步骤，是其起兵反隋计划的组成部分，决不是偶然事件。杀了隋炀帝任命的官吏，无疑是以实际行动宣布他要推翻隋朝的统治了。
对突厥委曲求全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李渊必须首先解除突厥的威胁。这时的突厥“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国之志”。大业十一年（615），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隋炀帝一筹莫展，“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可见，突厥的势力异常强大，仅靠李渊的力量战胜突厥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原因，李渊对突厥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手段，稳定了太原的形势。
他立即向突厥可汗写信道：“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和通，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信写好后，“命封题署云某启，所司报请云突厥不识文字，唯重货财，愿加厚遗，改启为书。”李渊笑道：“何不达之深也。自顷离乱，亡命甚多，走胡奔越，书生不少，中国之乱，并在诸夷。我若敬之，彼乃未信，如有轻慢，猜虑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且‘启’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与之，一字何容有吝。此非卿等所及。”
李渊在信中向突厥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三、请突厥不要深入内地，只坐享其成。
可见，李渊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向外敌示好，甘愿当“国贼”。
解决了后顾之忧后，李渊遂誓师起兵，发布檄文，宣布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立代王杨侑为帝，他这样做，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李渊统帅大军，直取长安，不久，他又逼杨侑写了禅让的诏书，宣布自己顺应天命，名正言顺地建立了唐王朝。
对局之争李渊的反客为主（2）
用得着李密，就把他捧上天
瓦岗军是隋末最强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李密杀翟让以后，巩固了自己在瓦岗军的领袖地位，这时他意气高扬，以天下为己任，说自己已被四海英雄推为盟主，自然包括唐公李渊。他写信给李渊，希望与李渊左提右挈，戮力同心，“执子婴于咸阳，殪商辛于牧野，岂不盛哉！”在这里，李密把代王杨侑比喻为子婴，把隋炀帝杨广比喻为商辛。
读罢李密的复信，李渊微微一笑，给李密回复了一封措辞极为谦虚的信。对杀昏君、执代王之说，表示不忍于言，不敢从命。而且申明“志在尊隋”，以掩饰其夺取天下之志。李渊极力推奖李密，认为“天生万民，必有其主。当今能为民之主者，非君莫属”。又谦让说，自己已年过五十，别无奢望。欣然拥戴大弟，唯愿大弟早登大位，以安天下，以宁方民，使愚兄得以复封于唐，宗籍见容，就心满意足了。
李密得书，果然喜出望外。实际上，李渊是利用瓦岗军的强大力量牵制东都的隋军，以便让自己顺利进军长安。
用不着李密，则除之而后快
李密兴得快，败得也快。武德元年（618）九月，瓦岗军与盘踞在洛阳的王世充军作战失败，只好到河阳（今河南孟县）去见瓦岗军将领王伯当。本来，李密还想“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这种东山再起的主张，遭到部下诸将的反对。这些人劝李密道：“今兵新失利，众心危惧，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尽。又人情不愿，难以成功。”李密无可奈何，只得决定前往长安，投靠李渊。
李密于十月带领两万人入关的时候，李渊派人迎接，冠盖相望，隆重异常。李密非常高兴，洋洋得意地到了长安。李渊对李密非常尊重，对话常呼为弟，并将其表妹嫁给李密。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份待遇了，李密一到长阳，“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众心颇怨”。而且，“朝廷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这种只有李渊一人“亲礼之”的情况，无疑是个阴谋，实际上是蓄意制造事端，让李密众叛亲离。
这时，李密已经自投罗网，当然只能任其摆布了。
正当李渊要制造事端的时候，李密却“自负归国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郁郁不乐”。同时，又认为李渊对他大材小用，对于给他的光禄卿（掌皇宫之膳食的官）职务“深以为耻”。于是，他和王伯当密谋，打算返回山东，利用徐世责力在黎阳的军队，联络河南一带原有的力量，企图卷土重来。他们向李渊表示，自己愿回山东，收抚其部下，帮助李渊攻取东都。李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有人不理解李渊的用意，认为李渊此举是投鱼于水，放虎归山。
李渊为了表示对李密的信任，特意为他饯行，并且告诉李密：“有人确执不欲弟行，朕推赤心于弟，非他人所能间也。”
李密刚到长安时，李渊视其为上宾，但同时“朝臣又多轻之，执政者或来求贿”，随同李密的军队连饭都吃不上。李密要离开时，李渊和其臣下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不难看出，李渊来软的一手，其臣下来硬的一手，软硬兼施，迫使李密跳入陷阱。中国古代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其臣下无不看其脸色行事，如果李渊要真正抬举李密，其臣下对李密决不敢是另一种态度；其臣下既然敢对李密冷眼相待，必然是得到李渊支持的。否则，李渊怎么会对和自己持相反态度的臣下没有任何表示呢？
粤人某商于沪。另室居妻孥。值岁暮事繁，深夜始返其居。路遇行劫者，将褫其衣。某哀之曰：“子毋然。子之所以为此者，图财帛耳。虽尽褫吾衣，能值几何？吾幸携手钞票在，敬以为赠，请免吾衣可乎？”言已，手出一纸束授之。盗大喜，攫之而逸。某急奔归家，对妻孥吃吃笑不休。盖所以授盗者，实一无用之流水账册也。特不知盗携回见之，何以为情耳！
李密带王伯当等人离开长安，正要出关的时候，李渊突然命令李密将其部下留一半在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仅带其一半出关。这时，和李密同行的长史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言称李密将要叛乱。于是，李渊命李密所部慢行，并令李密单骑入朝，更受节度。
这时，李密已经到达稠桑（今河南灵宝北）。得到让其中途复返的诏令，不能不使李密感到大祸将要临头。事实上这又是李渊的阴谋，因为张宝德告密是“恐密亡去，罪相及”，可见，他负有李渊要他监视李密的使命。
李密感到形势严重，遂杀了李渊的使者，袭取了桃林（今河南灵宝），然后，“直趋南山，乘险而东，遣人驰告故将伊州（今河南临汝）刺史襄城张善相，令以兵接应”。唐将盛彦师看清了李密的动向，于山中险要之处设下埋伏。但李密在进山以后，却自以为已经脱险，拥众徐行。不料，盛彦师率唐军突然袭击，李密措手不及，与王伯当等战败被杀。时在武德元年（618）十二月。
当李渊要利用李密为其牵制关东隋军，以便顺利攻取长安的时候，他用明推奖、暗利用的手段，欺骗了李密；当改朝换代已取得基本胜利，瓦岗军遭到失败的时候，他又用当面说好话，暗中下毒手的策略，最终除掉了李密。在隋末唐初的复杂环境中，各种力量都在政治上、军事上进行较量，各类人物都在尽力施展才能，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削弱别人，壮大自己。李渊对李密在明争暗斗中取得胜利，充分显示了李渊有较强的应变能力，也显示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才能。
剪除李密以后，李渊又和他的儿子建成、世民相继消灭、收服了其他起义军，硝烟散尽，天下太平，李渊的江山这才坐稳。
僵局之救败中求胜之计（1）
局势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也正是最困难的时候，这时一定要想方设法挺住，不管你使用什么办法。挺过去了你就是英雄，挺不过去你就是草包。
大难当前，可以施“李代桃僵”之计。万不得已时，要有人主动站出来代人受苦受难，“李代桃僵”，多少有些悲壮和凄凉的色彩。为了度过暂时的难关而被迫放弃眼前的利益也是一种代僵法。
李代桃僵，丢车保帅
为人处事，把“李代桃僵”之计用在正道上，则多少有些悲壮和凄凉的色彩。大难当前，有人主动站出来代人受难是一种代僵法；为了渡过暂时的难关而被迫放弃眼前的利益也是一种代僵法。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赵氏家族成员所杀。几年后，晋灵公的继承人晋景公即位。晋景公的宠臣屠岸贾进谗言说：“赵氏家族过去弑杀了灵公，现在他们又在密谋造反。”晋景公信以为真，命屠岸贾将赵氏家族斩尽杀绝。
有人将这一消息偷偷告诉了赵氏家族的重要成员赵朔。赵朔把自己已怀孕的夫人送入宫中躲藏，然后自杀身亡。不久，屠岸贾率领军队冲进赵家，将赵氏家族满门抄斩。只有赵朔之妻因事先躲入王宫才幸免于难。后来，赵朔之妻生下一子，取名赵武。但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屠岸贾到处寻找赵氏孤儿，并下令把晋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一律杀死，隐藏赵氏孤儿者将处以极刑。
在这危急时刻，赵家的两位忠实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商量怎样才能保住赵氏孤儿。程婴有一个儿子与赵氏孤儿同龄，他愿意献出自己的儿子代赵氏孤儿受死。公孙杵臼说：“你肯舍得你的孩儿，不如交付与我，你向屠岸贾自首，说公孙杵臼藏着赵氏孤儿。屠岸贾必定领兵校来捉拿，我便和你亲儿一同受死。你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与他父母报仇，方才是个长策。”商量妥当后，公孙杵臼先带着程婴的儿子藏进山中，然后程婴去向屠岸贾告密。这样，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儿子被屠岸贾处死，而真正的赵氏孤儿被安全地送出王宫，由程婴抚养成人。
到赵武15岁那年，他终于为赵氏家族恢复了名誉和地位。年少的赵武对新任国君晋悼公说：“屠岸贾为非作歹，死有余辜，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请允许我杀死屠岸贾的全家，为赵家报仇，为忠良雪恨！”晋悼公同意了赵武的请求，赵武最终得以报仇雪恨。
在商战中，“李代桃僵”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聪明的商家不会只是简单地从表面上看输赢，而是从全局、从实质上看成败。如果仅仅为了一点点小利而忽视了商业规律，那损失的将不仅仅是那一点小利，而是可能葬送掉企业的前途。海尔集团的前身——青岛日用电器厂勇于正视产品质量问题，通过“砸冰箱事件”反倒砸出了名气。
1985年，一位用户来信反映，近期工厂生产的冰箱有质量问题。厂长张瑞敏突击检查了仓库，发现库存中不合格的冰箱还有76台。张瑞敏召集干部来研究处理办法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作为福利品处理给本厂有贡献的员工，另一种是作为礼品送给关系单位。可是张瑞敏却做出了一个决定：砸！把76台不合格的冰箱全部砸掉！
当时一台电冰箱的售价是800余元，而职工每月的工资才40余元，76台冰箱相当于全厂员工三个月的工资。要砸冰箱，职工在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当场确认了每台冰箱的生产人员之后，张瑞敏拿出一把大锤。他自己砸下第一锤，然后由总公司的人砸第二锤，随后由责任者亲自抡锤将冰箱砸碎。张瑞敏和当时任总工程师的杨绵绵都承担了责任，扣发了自己当月的工资。
张瑞敏这一砸，不仅在员工中树立起“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的理念，而且破除了员工身上由来已久的生产意识，使他们思想深处受到强烈的震动，认识到产品质量是决定企业命运的大事。同时，让员工明白，产品质量出了问题，并不是技术与设备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员工的素质有问题，员工的思想有问题。并且，明确了这样的观点：谁生产了不合格的产品，谁就是不合格的员工。这种观念一经树立，员工生产责任心便迅速增强，从而为海尔后来的质量管理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
张瑞敏正是用他那战略家的眼光，一锤砸响了企业员工的质量意识、生存意识，从而使企业摆脱濒临倒闭的命运而起死回生，走上了名牌战略的发展道路。如果当初让这些不合格的冰箱投向市场，则海尔很难说还是现在那个名震全球的海尔了。
僵局之救败中求胜之计（2）
金蝉脱壳，摆脱僵局
“金蝉脱壳”实际上是一种分身计、逃遁计，是一种面临僵局、败局时的反败为胜之法。在危急存亡之际，生死攸关之时，巧妙运用“金蝉脱壳”之计，往往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秦武王做太子的时候，和相国张仪就有矛盾。武王即位以后，朝中的许多大臣们经常在他面前讲张仪的坏话，说张仪是个言而无信、“左右卖国而取容”的骗子。张仪也已觉察到了自己所处的窘境，他为了避免遭到秦王的诛杀，所以就想了一个既能体面地离开秦国又能使自己安全脱身的计谋。
一天，他拜见秦王说：“我有一个成就王业的计谋，但愿您能予以采纳。”秦王问他是怎么样的计谋，张仪回答说：“为了秦国的长远考虑，当东方各国的合纵联盟破裂以后，您就可以因势利导从邻近的国家割得地盘。现在齐王对我恨之入骨，我到了哪个国家他就必定要发兵来攻伐。所以，我请求启程去魏国，我到了那里，齐国必定会攻打魏国。而当齐、魏两国的军队打得难解难分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您就乘机发兵攻伐赵国，兵入三川。这样，您也就可以不费多大气力而能兵临周天子的城下。周天子的府藏重器也就不得已送给秦国，而您则可趁此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对成就秦国一统天下的伟业是很重要的。”
秦武王觉得这个谋略很好，果然让张仪去了魏国。而齐国闻知张仪到达魏国，也的确兴师伐魏了。但张仪已达到了安全离开秦国的目的，于是他通过派自己的门人去楚国，而后又借助楚国的使者到齐国向齐王通告了张仪与秦王的谋略，结果，齐王马上就撤兵回国了。
张仪向秦王献成就霸业之计，这是他做的一个“壳”，用来转移秦王的注意力。而他的真实目的是脱身，离开秦国。
在商战中，采取“金蝉脱壳”乃是一时遭挫，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只要暂时得以脱身，就不愁没有复出的机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巨人集团的史玉柱就成功地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而得以东山再起，迎来了其事业的第二个春天。
当巨人集团出现财务危机后，债务巨大，债主盈门。如果仅是简单地苦苦支撑，史玉柱是无法分身重新创业的。于是，史玉柱在珠海留下空壳公司，退至上海另起炉灶，成立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防原债务人一知道他有钱了就来纠缠，史玉柱只做影子总裁，是一名隐身的“决策顾问”，而且在上海健特的工商注册中不占一点儿股分，为的就是求得一个喘息的机会，以图东山再起。
经过几年的奋战拼搏，在史玉柱的幕后领导下，上海健特开发出保健品“脑白金”，热销全国，赚了许多钱。随后，史玉柱以个人名义从上海健特借了1个多亿，偿还在珠海兴建巨人大厦时所欠的债务。史玉柱又把巨人集团在珠海的实物资产，通过各种方式，变现、拍卖、转让等，还清了欠其他企业的债务。
至此，史玉柱还清了所有的法人债务，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赞赏，恢复了商誉，为重新搏击商海扫除了一切障碍。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或遇到麻烦是经常的，但问题在于如何摆脱困境。运用“金蝉脱壳”，在形势于己不利时表面上仍保持原来的气势，令对手不敢轻举妄动而自己却觅良机走出困境，从而做到挫而不折、失而不败。
僵局之救败中求胜之计（3）
以屈求伸，忍者无敌
任何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做局也是如此，不可能事事都按自己的谋划发展。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字，忍。忍，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是一种永不败北的战斗策略，是战胜人生危难和险恶的有利武器。
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在下野后向邓小平请教复出的“秘诀”，邓小平的答案是“忍耐和信仰”。正是凭着这个“秘诀”，他三次被打倒，三次复出，而且一次比一次获得更大成功，被西方人称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忍可以顶得住任何砖石的磨砺，可以经得起任何风雨的冲击。
某甲至漆肆购生漆十两，付以一两票。云：“汝持往照票，吾少顷即来取也。”遂复购鸦片烟土十两七钱，使土肆人随往漆肆。此人即问漆肆伙曰：“票已照乎？”曰：“然”。又曰：“十两漆乎？”曰：“然。”“十两漆曰然，则付彼可矣。”遂扬长去。已而漆肆伙持生漆出，土肆人骇曰：“此人购十两七钱之土，而云土价由汝处付，何乃以此畀我，且彼不适言照票乎？”漆肆伙亦诧曰：“彼购我肆生漆，而付一两之票，吾知付汝生漆耳，安知其他！”二人相争久之，始知均被骗矣。
正是这个“忍”字，使一度被打倒的邓小平再度复出，也正是这个“忍”字，教会了加拿大那位前总理人生的秘诀，使他在下野以后又重新焕发了政治生机，重新获得了总理的宝座。
在中国，“忍”字更成了众多有志之士的人生哲学。越王勾践也罢、韩信也罢，都曾忍受过常人难忍之辱，最终度过了难关，成就了大业。清代金兰生《格言联璧》中说：“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
北齐的先祖高欢，字贺六浑，北魏孝明帝时期投奔大将尔朱荣，多年攻战，屡立大功。尔朱荣曾问身边的人：“如果有朝一日我不在了，谁可以接替我当主将呢？”大家都说他的儿子尔朱兆可以。尔朱荣表示不同意说：“尔朱兆最多只能指挥三千骑兵，再多一点便乱套了，能够代替我当主将的，只有一个贺六浑。”并告诫尔朱兆说：“你不是高欢的对手，终有一天要被他牵着鼻子走的。”
高欢被尔朱荣任命为晋州刺史后，开始自成势力，但他格外谨慎，防止被尔朱氏猜忌。不久，北魏皇帝元子攸杀掉了尔朱荣。以后尔朱兆杀了元子攸。当时葛荣起义失败，二十余万部众流入并、肆二州，尔朱兆问高欢有谁可去统率他们。当时在座的贺拔允说：“就请派高欢去吧！”高欢一听，立即一拳打去，打折了贺拔允的一颗牙齿，说：“从前天柱（尔朱荣）在世时，大家都像奴隶一样听从他的调遣，如今天柱不在了，天下事全凭大王（尔朱兆）做主。贺拔允竟敢在大王面前大胆放肆，真是罪该万死！”尔朱兆以为高欢尊敬他是出于真心诚意，便委任他去统率两州军队。
尔朱兆当时正处于醉酒状态，高欢担心他酒醒后反悔，立即趁热打铁，告辞出来后便公开宣布他已受命统带两州镇兵。随后又去对尔朱兆说：“并、肆地区连年霜旱，降户们都没吃的，请让我带着他们去山东就食。”尔朱兆又答应了他的请求。长史慕容绍宗谏劝尔朱兆说：“千万不能这么干呵，如今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人都在自寻出路，高欢是个心怀大志的人，一旦手里掌握了强大的军队，那还得了？”尔朱兆说：“高欢是我结拜兄弟，曾经有过香火盟誓，没什么可顾虑的。”尔朱兆终于还是让高欢出发往山东去了。
高欢从晋阳出滏口，途中抢了尔朱荣妻子乡郡长公主的二百匹马，尔朱兆开始有所醒悟，亲自率领人马从后面急追。追到襄垣，恰逢漳水暴涨，把桥冲坏了，两人隔河相望，高欢对尔朱兆说：“借公主的马，只不过为了防备山东的盗贼罢了，并没有别的意图，你如果硬要过河来打我们，我也就只好领着手下人叛变了。”尔朱兆赶紧声明，他同样没有恶意，随即离开部队轻马渡河，进入高欢的军帐，把刀递给高欢，伸出脖子说：“来，你把我的头砍下吧！”高欢大哭着说：“自从天柱亡故后，我贺六浑还有谁可以依靠的？只有祝愿大王你千秋万岁，我一定竭力为你效劳。如今旁人在你我之间挑拨离间，你怎么还说出这种话来！”两人于是又刑白马而重订盟誓，结为兄弟。高欢手下人想趁势除掉尔朱兆，高欢说：“如果现在就将他杀掉，他的党徒必然会集结起来对付我们。我们眼下人饥马疲，是会顶不住的，不如暂时把他留下。他这人虽然有点力气，但不懂谋略，到了时机成熟时，要搞垮他并不难。”高欢的这一系列谋划，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羽翼未丰时，要忍；在陷入僵局，形势不明时，也要忍。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甜。
僵局之救关键时刻要有决斗的勇气（1）
现实中，利益之争往往也是生死之争，没有缓和的余地。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是这个道理。在事关一个局成败的关键时刻，谁有魄力摆出决战的姿态，谁就有可能获胜。有时，为了胜利，难免采用残酷手段，并无仁义可言，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历史并不按照道德原则发展，而是利益斗争的结果。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在需要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阴谋手段，诬陷、策反、谋杀，而后大讲仁义道德，以建立统治秩序。唐初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事变”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隋末的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攻入长安，建立了大唐。在这场斗争中，他的几个儿子是他的得力助手。长子李建成深沉冷静、仁厚宽博，被立为太子；次子李世民勇毅果决、识度过人，尤其善于捕捉时机，全力搏击，被封为秦王；四子李元吉性格暴躁，但也很勇猛，被封为齐王（三子玄霸早死）。太原起兵后，李渊自为全军主帅，建成、世民分率左、右军，元吉留守太原，保证后方的安全和军需供应，一切都直接控制在李家父子手中。对这三个儿子，李渊是非常得意的。
但三个儿子中，还数李世民最有才干。他从小爱习武，不喜读书，胸有大志。在太原时，他不足20岁，见隋朝倾危，便暗中散财交结才俊之士，有重定天下之心。在策划起兵的过程中，李渊深藏不露，李世民总是积极催促，显露出野心勃勃的个性。李氏据长安后，全国仍处在各支军事力量并峙割据的状态，称王称帝者甚多，谁能取得最后成功，还未成定局。从武德元年到武德七年（618—624），经过七年的战争，先后六大战役，唐王朝才完成了统—天下的大业。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东征西讨，荡平群雄，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即便说唐朝的天下一大半是他打下来的，也不过分。但应该说明，这里面也有特殊的原因。按照历朝的习惯，太子作为皇权的继承人，向来是不轻易出征的，其主要责任，是协助皇帝处理国家事务，稳定中央的权力结构。所以，也很难说如果由李建成担任军事统帅，其结果会怎么样。因为在太原起兵后打到长安的军事行动中，他也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太子镇中，而以其他皇子分领兵权，这是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这一策略有其显著的优点，就是太子和中央政权各个部门的关系及与朝廷各大臣的关系比较稳固；也有其显著的弱点，就是太子不可能建立显著的功勋，只能依靠人为的政治安排和公认的“立嫡以长”的道德原则来维系他的地位。当其他皇子功劳太大时，太子的声望难免受到影响。而唐初的皇室，又有特殊的情况：李渊本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又畏惧战争的劳苦，李元吉的才干有限，这就使得李渊过多地倚靠次子李世民。而李世民不但才识过人，而且雄心勃勃，正好利用这样的机会，不辞辛苦，甘冒风险，争城夺地，一次又一次立下大功，威望日增，盖过了李建成。
还在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带着俘虏王世充、窦建德返回长安。入城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这位年方二十三岁的秦王身穿黄金甲，后随二十五员大将，上万骑兵，前后有军乐队吹奏着雄壮的凯旋曲，声势浩大，威风凛凛，行进在长安大街上。市民争相观望，欢呼不绝。李世民骑着骏马缓缓前进，心里想着前不久在洛阳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和王府中的主要谋士房玄龄穿了平常百姓的衣服，去求见著名道士王远知。他们来到王远知所住的地方，还未派人通告，道士已经迎出门来，深深一揖，口中说：“诸位中间有一位圣人，莫非是秦王么？”李世民大吃一惊，只好承认。道士又说：“大王将为太平天子，望好自珍惜！”李世民摇摇手，道士也不再说下去。这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夜不寐时，“太平天子”这句话总在耳边萦回。
难道帝王真有天命吗？这，他不太相信。王远知的这番言论，很可能是房玄龄事先安排的。秦王府中，房玄龄心机最深，也最知李世民的心事。每打下一个地方，别人都忙着收罗金银财货，房玄龄却只管清理官府中的图籍文书，访问当地的人才。他知道，房玄龄这样的人，不会甘心一辈子做一个王府中的幕僚。不管这事是否出于房玄龄的安排，总之，自己对王远知的态度，已经显示了愿为“太平天子”的欲望。其实，秦王府中的将领、谋士，有几个不是想着他终将成就大事，才死心塌地跟着他的？
想着想着，已来到太庙。在这里，李渊设下了盛大的酒宴，按照古制，举行“饮至”之礼。即一边欢饮庆贺，一边报告战果：杀敌多少，俘虏多少，攻城掠地多少，缴获多少。这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太子建成唤着世民的小名说：“二郎此战，功盖天下！”兄弟相视一笑。
这年十月，李渊给李世民别出心裁地封了一个新的官号——“天策上将”，说是因为过去所有的官名都不能与他的功劳相称。李世民很得意，但也知道父亲决不会改变兄长的太子地位。他借口天下已经渐渐太平，在“天策府”（实际也就是秦王府）中设“文学馆”，收罗四方文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所谓“十八学士”。这些学士分成三班，轮流在府中值守，秦王从宫中回来，就同他们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但“文学馆”并不注重“文学”，“十八学士”也并不是学者，这是李世民的智囊团。其中很多人后来相继做了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更是“贞观之治”中杰出的政治家。
太子李建成决非平庸之辈，他的手下，也收罗了大量人才。如魏征、王圭、韦挺，都是超群出众的俊逸之士。武德五年（622）底，河北刘黑闼第二次举兵叛乱，魏征对李建成说：“秦王功盖天下，殿下只是以年长而位居东宫，未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今刘黑闼乱于河北，殿下当亲自率兵前往，取得功绩和声望，并与地方豪杰相联络，以求安全。”建成表示赞同，获得李渊的准许后，带着魏征，率领大军出征河北。一战成功，而且采取各种政治措施，在河北建立了稳定的统治。这一次军事行动，虽不能压过秦王过去的战绩，但也显示了李建成的才能。还有，李建成和李元吉同往河北，两人结成共同对付秦王的联盟，整个形势明显地向不利于李世民的方向发展。元吉之所以从中立转向偏袒长兄，是因为建成许诺以后立他为太弟，即皇权继承人。
到这时，李世民和李建成的对立，已经日益明朗。双方想尽办法，设陷阱、挖墙脚，削弱对方，扩大自己的力量。
在交结后宫这一着棋上，李建成做得比李世民成功。李渊晚年纵欲享乐，宠妃成群，几年之内便生了近二十个儿子。这些小皇子的母亲，也需要日后的保障。从总的情况看来，李建成是占优势的，她们容易倒向李建成一面。而李建成也知道这些女人整天围绕着老父亲，说话有力，也竭力奉承，经常拿金银珍宝去讨她们的欢心。据说，李建成同父亲最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还有肉体的交往，这就说不清了。如此，李建成不仅在父亲身边建成了一个宣传机构，实际还建成了一个情报网。所以李世民对这一点十分恼火，在密奏中指控建成“淫乱后宫”。但李世民虽说性格刚烈，软功夫不及大哥在行，也绝不是毫无动作。他多年在外征战，有的是钱财，也源源不断送进宫去。他的妻子长孙氏，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的女性，为了丈夫的事业，也经常在宫中活动。她以孝顺温良的形象，在公公面前为丈夫博取好感，和宫中的妃嫔，也有很多联系。应该指出，李渊绝不是—个昏庸的君主，他虽喜欢女人，但她们对他的影响并不大。所以后宫势力，对李氏兄弟的成败，没有很大作用。正史中这方面的记载，是有意夸大的，是借女人祸国的陈辞滥调，来间接贬低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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