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局势混乱的时候，或群龙无首，或人心惶惶，没有人注意你，在这样的浑水里才容易摸到你想要的“鱼”。李隆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夺得帝位的。
武则天死后，唐朝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虽然唐中宗继位为帝，天下似乎又重归李氏家族所有，但中宗是个懦弱的主儿，根本没有重整乾坤、再造河山的能力；而他的老婆，皇后韦氏却是一个颇不寻常的女人，她不仅生活淫乱，与武三思私通，而且野心更大，也想效法武则天，当一回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恃宠而骄，竟异想天开地想当什么皇太女，而其夫武廷秀以武则天的继承人自居，也想要重新篡夺李唐政权；亦有一些媚态十足的大臣，如宰相宗楚客与韦氏私情勾搭，更是不遗余力大造舆论，鼓吹要“以韦代唐”；一时间，一股夺取李氏皇权的阴谋如暗流涌动。
对于朝廷上下这乌烟瘴气的局面，天下臣民群情激愤。有人上书禀奏，指出韦皇后等将要谋反逆乱。这样做虽然使得唐中宗有所触动，但更引起韦皇后等人的极大恐惧。她们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除掉唐中宗，以实现自己做女皇的美梦。于是，她亲手制作了一张有毒的胡饼，让女儿安乐公主送给中宗。就这样，母女二人合谋，将中宗毒死了。
中宗一死，韦氏便迈出临朝称制、登向女皇宝座的第一步。韦氏一党，遍布朝廷。他们为了立威，严刑峻法，甚至对守卫皇宫的禁军也滥施严刑。这一切的倒行逆施，早已使韦氏一党处于臣民怒火的火山口上。
这就给早已暗中聚集力量、静待事变的李隆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唐中宗已死，他举兵夺权不会被视为犯上作乱；韦氏临朝称制，遭到普遍反对，这使他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而与韦氏一党矛盾尖锐的宫门禁卫军更成为他起事的一支中坚力量。韦氏之乱成就了李隆基，使他的夺权行动得以顺利完成。
有趣的是，李隆基趁韦氏之乱而夺得了权，而他的权，又被别人如法炮制，趁乱夺走。这个“别人”正是他的儿子——太子李亨；这个“乱”，便是著名的“安史之乱”。
朱某善谑骗，时以小术愚弄人。冬日在汤某斋中，汤曰：“汝长于骗术，假令我今坐室中能骗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种种受用骗汝，汝必信矣。”汤遂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将何术骗我入户？”朱拍手笑曰：“我今已骗汝出户矣！”
“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李隆基仓皇西逃，行至马嵬坡，发生了兵变，杨国忠被杀，杨贵妃也被缢死。此时，不仅天下大乱，李隆基身边也发生了一场大变乱。李隆基决意西行蜀地，而他的儿子——太子李亨却以“父老挽留”为由，与他分道扬镳，留在了关中。史学家们认为，太子不愿再随父西行，是故意制造出来的假相。因为，长期以来，太子与父皇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李隆基并不赞赏李亨的个人才能，认为他不是个理想的皇位继承者；自己也决没有让位的打算。如果太子跟随父皇去到蜀郡，今后自己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所以，马嵬坡事变之后，正是跟父皇分道扬镳的好时机，也正是争取权力的好时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果然，在此分手后的两个月，李亨取代了他老子，登上了皇位。
乘虚而入
三国魏时，司马懿和曹爽争权，司马懿老奸巨猾，自己假装老朽，隐藏实力，麻痹对手，然后乘虚而入，夺得大权。
公元239年，在位的曹芳年幼，由曹爽执政。大将司马懿手握兵权，对曹爽甚为不满，但一时又无能为力。为了免遭曹爽的加害，同时也为了隐蔽自己、以待时机，司马懿告病居家，不问朝政。一日，曹爽派心腹李胜去探视司马懿，以查虚实。司马懿也知道曹爽的用意，因此，当李胜来到时，只见司马懿躺在床上，两个侍女正在喂他喝粥，米粥洒满了前胸。李胜与他说话时，司马懿故意作出气喘吁吁的样子，话也听不明，说也说不清。李胜回去后，详细报告给曹爽，并说：“司马公不过是尚有余气的尸体而已，形神已离，大人不必再对他有何顾虑了。”曹爽最感棘手的就是司马懿，听到他不会久留于人世，心中无比高兴和放心，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了。司马懿的眼力是非常厉害的，他清楚自己的势力暂时不能与之对抗，因此，以弱示人，来麻痹对手。
但司马懿亦知道不能一味的消极等待，应该着手准备入局。于是，他加紧秘密组织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悄悄地发生变化，而曹爽却不识时务地休息了。终于，时机到来了，魏少帝曹芳拜谒高平陵，曹爽兄弟及其亲信皆随同前往，这时京城空虚。司马懿得知这一消息，决定发动政变。
他首先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关闭各个城门，尔后率军占据武库，又派军占领曹爽营地，解除其武装。接着，他又派人上书魏帝指责曹爽等人背弃先帝之命、败乱法纪、排斥旧臣、安插亲信且骄横日甚，怀有谋逆之心；为此，司马懿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为国除害。但这封信落在曹爽手中，并未报告魏帝。司马懿又派人告诉曹爽，如其主动放弃军权，归降认罪，可保身家性命。曹爽兄弟见之慌张窘迫，不知所措。在走投无路之下，曹爽兄弟只好决定出降，上书魏帝，主动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职，尔后侍帝回宫。此后不久，司马懿又以曹爽图谋叛乱，下令将曹爽兄弟及其心腹全部逮捕处死，诛灭三族。司马懿除掉曹爽之后，独掌了朝政，为以后司马氏篡权奠定了基础。
司马懿成功了。探讨一下他成功的原因，可以窥出决定其政变成败的诸多因素：
等待时机。当司马懿被曹爽排挤之初，他完全可以和曹爽进行一番较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等了长达九年的时间。在这九年中，曹爽倒行逆施、腐朽无能的本质得到充分暴露，天下失望，人心怨愤，而司马懿却声誉日隆，被看成国家的柱石，舆论倾向于他这一边。
深藏不露。保密对政变至关重要，这个“密”，既指内心的秘密，也指行动上的机密。
假传圣旨。任何一个政变的发动者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增加号召力，总要拉大旗作虎皮，说这是出于皇帝的旨意，或者为了保卫皇帝。成大事者为了达到目的，总是善于找借口的。
乘虚而入，突然袭击。政变的酝酿时间可以很长，但政变的实施时间一定要短。要在对方全然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他个猝不及防，速战速决，丝毫不能拖泥带水。
兵权问题。这是决定政变成败的头等大事，是任何一位政变发动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政变既要以武力作后盾，也要以武力开路。任何政变的发动者，为了显示自己是正义在手，总要暴露对手的罪名。如果对手的确恶名昭著，自可大肆宣扬；如果对手名不当罪，便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军事谋略是为了消灭敌人，政治谋略是为了战胜对手，都在历史上真实地上演着。
观局之法浑水摸鱼的几种技巧（2）
趁对方未作出反应，快速出手
唐玄宗时，姚崇和张说同朝为相。张说素以“大手笔”闻于朝野，故为姚崇所嫉妒，两人经常明争暗斗，有时连皇上也觉得难以调解。
这年，姚崇患了重病，日甚一日，他觉得自己快不行了，便把儿子召至床前，说：“爹爹就要撒手归天了，审视一生，也曾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只是有件事我甚不放心。张丞相与我同朝为官多年，言来语去，多有磨擦。我在世时，他不敢怎样，但我死后，他会罗列罪名，毁我名声。一死万事休，任他说什么，我倒没什么了，只是放心不下你们几个。若我一旦获罪，肯定会株连你们，你们有什么办法应付吗？”
儿子们你看我，我看你，觉得没有什么良策对付。姚崇继续说：“制人，要因人之性，借人之手。若能让张丞相来为我盖棺定论，出于时风所碍，他不会不说好话的。这样吧，等我死后，张丞相依照惯例会来祭奠，他来之前，你们可把我平生搜集到的佩饰玉玩都摆在供案上，见机送给他。待他收下，就请他为我写碑文。一旦拿到碑文，就速禀报皇上批准。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姚崇死后发丧，张说果然来吊唁。刚进灵堂，他就盯上了在灵案上的诸多玉器宝玩，连行礼时，也亦心不在焉。姚崇的儿子们心中暗喜，忙按父亲生前的指教，将宝玩玉器尽数送与张说。张说假意推辞了几下，最后欢天喜地收下了。
宝玩送到张说府上，张说还顾不上看个遍，姚崇的长子便前来求见。见面一问，原来是请求为父撰写碑文的。拿了人家的东西，这点事情，当然应当效劳。
死人的碑文是等着用的，说写就得写。再说，张说也想赶紧应付了事，好细细品玩那批稀世珍宝。于是叫下人研墨，挥笔写下了不少赞誉的话。
碑文刚写完，就有姚府上的人等着取。姚崇儿子们拿到碑文，忙按父亲吩咐呈奏皇上。皇上御批“可”，便速请人刻在石碑上。
过了两天，张说从偶得宝玩的狂喜心境中平静下来，仔细品味才觉得此事有点不对头，他姚崇家为何平白无故送这么珍贵的宝玩给自己呢？又一想所写的碑文，才大呼“上当”，忙派人去姚府，说前日所写碑文有点不妥之处，请求取回去修改。听家人回话说那碑文已奏过皇上并已刻在碑上，张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又让姚崇这匹夫算计了！”
姚崇深知张说贪图宝玩玉器之性，才因其性而巧施贿赂，让自己的政敌心甘情愿地为自己说好话，避免政敌在自己死后对自己进行攻击，也为儿孙们免除了一场大劫难。
每个人所处的形势都可能有好有坏，遇到好的形势应当更加清醒，而遇到不利的形势应当更加冷静。为了不让别人摸你的“鱼”，只有你自己更懂得“防”的本领。姚崇之计正是趁张说晕晕乎乎的时候，诱使其上当，为自己盖棺定论，从而免除了自己死后有可能给家人带来的麻烦。
自己故意把水搅浑
如果没有浑水怎么办？不妨自己做一个局把水搅浑，以便行动。
民国初年，蒙古王公起兵骚扰，阎锡山的部下黄贵领兵出征，立下大功。而黄贵势力的渐渐壮大，使阎锡山日渐动了杀心。可是，黄贵刚刚立了大功，名声如日中天，并且为人公正廉洁，难以找到口实。
这时，阎锡山设下了“混水摸鱼”计——有意在黄贵军中制造事端，造成混乱局面，然后再乘机处分黄贵，制造过错，以此为契机除掉他。下面讲的就是阎锡山如何无中生有地给对手制造过错。
那时已是深冬时节了，驻扎在包头城里的黄贵师的官兵正处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这一天，正值月终发饷。黄贵的办公室内外，挤满了等待领饷的士兵，他们排着长长的行列等在院里，甚至有的士兵的脸皮也被冻裂出血。这时候，士兵中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高叫起来：“弟兄们，他奶奶的，黄贵这小子不把咱们当兵的当人看待。这么大冷的天，他小子窝里炉火红透了天，可咱弟兄们却在冷地里尽挨风刀子刮。咱们跟他有什么奔头呢！弟兄们，你们还不知道吧？打蒙军后，阎都督发下来的赏银，也全叫黄贵小子给独吞了！”
他这一吼，愤怒的士兵们立刻大哗起来。倾刻间，士兵们一传十，十传百，军营里秩序大乱，到处都是士兵们不顾一切的叫骂声。于是乎，士兵们乱而益乱。几个士兵突然开枪，把主持发饷的军需处长和他的几个部下打死，抢了钱就跑。有的士兵呼喊着：“去捉黄贵啊，活扒这龟孙子的人皮！”士兵们呼啸而起，好在黄贵早就钻进了天花板，粗心的士兵并未发现，他才算免了一死。
包头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山西都督署，阎锡山煞有介事地命令严加查办。查来查去，抢钱杀人的变兵逃之夭夭，黄贵却被以治军无状、军令不严、军纪涣散为由，从师长降职为旅长并兼晋北镇守使，移驻大同。他的师被缩编为第十三步兵混成旅。
黄贵懵懵懂懂受了处罚，真是有苦难言。但他哪里知道，这场“兵变”其实是阎锡山亲自导演的。原来，阎锡山定计之后，便派亲信潜入驻扎包头的黄贵师内，一方面利用八十六标旧部情谊，进行拉拢收买；另一方面利用黄贵平时对士兵生活漠不关心、积怨甚重、军心不稳等情况，从中煽动。当然，那些挑头闹事，敢于开枪杀死军需官，并把钱柜抢走的，也全是阎锡山有意安插的“自己人”。这件事的结局，使阎锡山牢牢控制了绥远局势，把他心目中的另一桩隐忧给缓解了。
其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栽赃陷害，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但是，这又不仅仅是栽赃陷害，因为对手的的确确犯了过错，只不过这过错不是他自己亲手犯下的，而是由做局者为他犯下的。的确，有时侯，由于对手的正直和谨慎，很不容易抓住他的把柄，但是，不要紧，你可以帮他制造错误。
观局之法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1）
向对方摆明利害关系
在对局斗争中固然要动硬的，由此而获胜也是有胆有识的表现，但这还不算是最上策，正像孙子所说的，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上策。在直奉、直皖纷争中，张作霖可算是深得其妙的。
当时的局面是龙争虎斗，各展神通，除了比武力之外，还比计谋。最为显眼的是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了，三个人表面上关系都不错，彼此之间也不公开地针锋相对，但暗地里却相互窥测，或旁敲侧击，或声东击西，或指桑骂槐，无所不用。由此三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些小纠葛，而最终都是张大帅占了上风。
1922年，直奉两系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系想凭借自己的鼎盛势力，推翻徐世昌为总统的政府，以便建立以自己的势力为核心的权力中枢。因此直系对当时的梁士诒内阁恣意地加以指责和攻击，尤其以吴佩孚最为突出。他抓住梁内阁的盐余借款大造攻击舆论，揭发电报连珠炮地发，报纸上发的“吴秀才”的文章也长篇累牍，叫骂不休。梁士诒是张作霖推荐组阁的。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张作霖和曹锟操纵，张作霖还被称为北京政府的“顶头上司”。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挑战，张作霖本想用武力加以反击，但一想三年前当吴佩孚猛攻龚心湛内阁的时候，也正是直系对皖系发出作战的先声的时候。这一次，吴佩孚猛攻梁士诒内阁，看来是故技重演了，不过这次针对不再是皖系而是奉系了。所以张作霖又不得不谨慎起来，惟恐上了吴佩孚所设的圈套。再说，他自己的兵力相对直系而言，还比较弱小，靠自己单独作战，肯定会吃亏。因此张作霖决定采取不应战的态度，任由吴佩孚随意地骂去。他仅以个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不要灰心，并电请北京政府公布外交真相以明是非。
这时，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案，查出盐余借款中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吴佩孚抓到了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并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财政总长张弧撤职查办。张弧是张作霖为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政而推荐入内阁的。这样一来，张作霖也觉得吴佩孚欺人太甚，他忍无可忍，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要代替他们兄弟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于是电召吴佩孚到保定面商大事，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而未应召前往。曹锟一听更是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佩孚一听吓了一跳，这样不是把自己推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上去了吗？于是，不得不软下来，讨好地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苏垣有石某者，谑而善骗。尝至一旅馆，见后有小楼，甚清洁，询之寓仆，知为僧所据。石登楼窥之，僧方掩窗昼寝。忽见对楼有一少妇，临窗刺绣。石恍然有悟，借得僧衣帽一袭，穿之俨然一僧。启窗向妇微笑。妇怒以告其夫，夫寻寓主诘责，寓主讽僧迁移，石因得之内安处焉。
曹锟见张作霖口气冲，怕会出事，在得到吴佩孚的答复后，就代吴拟就电稿，立即发出，向张解释说，“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按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最后要求张作霖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挑拨者的当。张作霖看后，甚为满意，也就不再追究了。
在这个故事里，张作霖没有动一兵一卒，只靠着利用各方势力的关系和自己的计谋，只说不动，不仅挫了一下吴佩孚的锐气，而且避免了兵戎相见。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巧妙运用。当然，运用此计，一种情况是有实力做基础，战前就能使敌人屈服；另一种情况是实力不如敌人，就只能周旋了。诸葛亮唱“空城计”，其实不正是不战而胜的经典例子吗？
商场如战场，场合尽管不同，道理却是相同的，讲的都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成功，也就是成本效益原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回家的希尔顿，在德克萨斯州寻求发财门路。他买下莫希利旅馆，从此翻开了希尔顿饭店王国的第一页。刚刚起步时，资金缺乏，举步维艰。在修建达拉斯的希尔顿饭店时，他十分困难，饭店建筑费需要100万美元！希尔顿灵机一动，他找到卖地皮给他的房地产商人杜德，威胁利诱，说服了杜德按他的要求将饭店盖好。然后由希尔顿出钱买下，而且还是分期付款。
杜德之所以答应希尔顿的条件，是希尔顿威胁利诱的结果：“如果我的房子停工待料，附近的地皮价一定会大大下降；假如我再宣传一下，说饭店停工是因为位置不好而另选新址，那你的地皮可就卖不了好价钱了。”杜德无可奈何，接受了希尔顿的条件。1925年，希尔顿饭店如期竣工，从此希尔顿的饭店王国蒸蒸日上。
希尔顿在资金匮乏、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中，能巧借他人之手耍空手道，演了一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好戏，所以获得了巨大成功。
观局之法怎样不战而屈人之兵（2）
抓住关键环节，可以四两拨千斤
在双方的对局中，要善于观察形势，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关键环节找到了，从容发力，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西汉初年，刘邦的军队被匈奴大军包围在白登山，欲退无路，欲战不能胜，形势十分危急。最后，陈平不费一兵一卒，只是“搞定”了一个女人，就巧妙地解了汉军之围。他是怎样解围的呢？情况是这样的。
西汉初期，匈奴仍不断侵扰北方边境。刚刚做了皇帝不久的刘邦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公元前200年，匈奴单于冒顿率师南下，刘邦亲率30万大军迎战，不想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中了匈奴兵的埋伏，被30万匈奴骑兵包围。当时，匈奴兵的阵势十分壮观，战阵的东面是一色的青马，西面是一色的白马，北面是一色的黑马，南面是一色的红马，气势逼人。刘邦在白登山被围了七天，救兵被阻，突围不成，又值严冬，粮断炊绝，许多士兵的手指都冻掉了。刘邦焦急万分。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硬拼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对手又是死敌，没有商谈的余地。真是一个板上钉钉的死局啊。可是，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是有的。
正在这危难之际，刘邦手下大臣陈平想到一个妙计，他派使者求见冒顿单于的阏氏，给她送去一份厚礼，其中有一张洁白的狐狸皮，并对阏氏讲，如果单于继续围困，汉朝将送最美的美女给单于，那时你将失宠。同时，陈平又令人制造了一些形似美女的木偶，装上机关使其跳舞。阏氏远远望去，见许多美女舞姿婆娑、楚楚动人，担心汉朝真的送美女来，于是，她说服单于放开了一个缺口，刘邦趁机冲出重围。这就是历史上的“白登之围”。
陈平观局的眼光十分独到，跳出了常规思维模式，抓住了关键因素，所以做成了这个千古名局。
再看东汉寇恂的一个故事：
东汉初年，光武帝发大军攻打高峻据守的城池，一直无法攻下。他只好改变策略，派寇恂带着自己的手谕前去招降。寇恂要求高峻前来相见。高峻便派他的军师皇甫文与寇恂谈判。在相谈中，皇甫文始终傲慢无礼，不肯投降。寇恂非常生气，声称要杀掉他。谁料皇甫文以为寇恂不敢，态度越加强横。大家也都劝寇恂说：“皇甫文是来谈判的，两军交战，不杀来使。”但寇恂不听，还是把他杀了。
寇恂让皇甫文的随从给高峻捎话说：”你的军师无礼，已被我杀了。你愿意投降就快点投降，不愿意投降就坚守吧。”大家以为寇恂在说气话。哪知当天高峻就自己打开城门，前来投降。
大家对此大惑不解，问寇恂：“为什么杀了高峻的来使，他反而主动前来投降呢？”寇恂回答说：“高峻是个没有主意的人，全靠皇甫文为他出谋划策。我见皇甫文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如果放回他，他仍要唆使高峻负隅顽抗：现在杀了他，高峻就失去了主心骨，无心再坚守了。这就是高峻主动投降的道理。”
根据光武帝多次发大军都没能将高峻的城池攻破这一情况，可以推断高峻守城的人数之多，实力之强。按照高峻他们当时的态度，即使杀死他千八百的人，他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然而，寇恂来了之后，只杀了他一个军师，高峻就自己打开城门，主动前来投降。看来，这一颗人头抵得过千军万马。
为什么军师皇甫文的这颗人头就这么重要呢？寇恂又为什么能看准他这颗人头的“价值”呢？因为寇恂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诗人杜甫在《前出塞》一诗中写道：“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诗人用通俗明了的诗句揭示了一个普通而又深刻的韬略：在对局中要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即“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
观局之法看碟子下菜
看碟子下菜，其实和随机应变是一个道理。但是，看碟子下菜这个表述更形象一些。的确，下什么菜，不能由着自己的主观，得先看看是什么碟子。碟子大，菜少，浪费空间不说，客人看了会觉得主人吝啬，所以看碟子下菜也是一门学问。
政坛不倒翁裴矩就是一个非常善于看碟子下菜的高手，甚至是个艺术大师。从《旧唐书•裴矩传》看，裴矩似乎没什么特点或者很难说有什么性格，如果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以君王的性格为性格。隋炀帝喜欢声色犬马，爱好新奇刺激，并且有扩张版图、“吞并夷狄”的野心，他裴矩就深入西域，广为搜集，撰成《西域图记》三卷呈上。
大业三年（607），当炀帝巡游东都时，当时为黄门侍郎、光禄大夫的裴矩就征集四方的珍奇宝物，“作鱼龙曼延角抵”，展览出来向外国人显摆，并且在大街商家广盛美酒佳肴，来此做生意或旅游的胡人可以随便吃喝，以示大方。这样浅薄的摆阔当时就为有识之士所笑，看起来也不像裴矩这样腹有诗书的世家子弟的作派，不过这都是次要的，关键是炀帝看了龙心大悦，称裴矩“至诚”，这就行了。
裴矩每次上奏，都先摸清炀帝的最新动向，所以一奏一个准，说出了炀帝想说而没说的话。炀帝大为高兴，说“裴矩大称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这话当然没错，不过倘把“国”字换成“帝”字，那就更对了。
更为难得的是，裴矩在拍炀帝马屁的同时，对同僚甚至下属也是客客气气，“每遇人尽礼，虽至胥吏，皆得其欢心”。这就使得他比一般得志便猖狂的小人显得档次高出不少。从伺候隋炀帝这样的暴君都能得以善终看来，裴矩的确不简单。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裴矩做了宇文化及的尚书右仆射。宇文化及为窦建德打败，裴矩又做了窦建德的尚书右仆射。窦建德出身贫贱，是个不识诗书的大老粗。在这里，裴矩又显出了他的高明之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像《围城》里的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见到物理学家谈相对论，见到生物学家说进化论，见到当兵的连说“他妈的”，这是容易想到的取巧之道。裴矩在窦建德手下干活，他不是也以粗鲁无文来显示“阿拉自家人”，相反，他处处显示自己是个有知识有才能懂制度懂法律的高级“白领”。他为窦建德创定朝仪，制定法律，使这个泥腿子政权“宪章颇备”，这对窦建德而言，无异是瞌睡时递上个枕头，当然“大悦，每咨访焉”。裴矩成了窦建德的智囊。
窦建德败后，裴矩归了唐朝，先是服侍高祖李渊，“甚见推重”。到了开明的李世民上台，这裴矩像是突然间服了强钙壮骨粉，头颈一下子硬了起来，好几次犯颜直谏，说的当然也颇有道理，很像个诤臣模样。
自然，倘以为裴矩的本事只是投其所好四个字，那也是皮相。“看碟子下菜”只是第一步，要人家喜欢你的那个菜，还得要看你的菜味道好不好，营养怎么样。裴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上的菜不但对口味，营养也丰富，这就不是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做到的。他的《西域图记》，固然是为了拍炀帝的马屁，但书本身也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他为了写这部著作，在西域调查研究了十几年，对西域的“风俗及山川险易、君长姓族、物产服章”作了详细的记载。
裴矩作为职业官僚，以“晓习故事”著称，能熟练地运作一整套国家机器，唐初百废待兴、官员由征战型向建设型转化之际，十分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他与虞世南一起撰写的《吉凶书仪》，“参按故实，甚合礼度，为学者所称”，这非得有过人的学识不可。他所撰写的《开业平陈记》也很有水平，为时人称赏。而向唐太宗直谏且为其所接受，更是要有胆有识有才。切中时弊，一语中的，并不光是脸红脖子粗就能做到的。
京师尝有一外省举人，雇车拜客，并带土宜十余包。包上题签悉鱼翅、海参等贵重之物。至友寓所，坐谈良久。逮出，则车已不知所往。友人方为惆怅，不意孝廉忽大笑，友人怪问之。乃知诸纸包中，悉系土泥。车夫甘弃车资而载此土块以去，方自以为得计，而不知适堕孝廉之计中也。
裴矩生活在一个政权交替的时代，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要想生存，就要学会做个变色龙。由此可见，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脑筋死，局往往也就死了。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计谋要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特点，而针对他的计谋并没有高明低下之分，关键是看适合与否。适合了就是最灵的，不适合了，就是失效的。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他对付朝廷是很有一套的，因为他深深地参透了中国的现实。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能否游刃有余呢？毕竟洋人大不同于中国人，外国政府也大不同于清朝政府。
结果是，胡雪岩并没有沉醉于自己过去的胜利，因循守旧，一意孤行，而是将他的计谋做到了因人因时而易。他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在与洋人打交道时，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这是他得出的非常重要的信息资源。对清政府来说，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恨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使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而洋人的政府，则帮助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越洋做生意它会派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而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非常突出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结论是非常准确的。于是，他根据自己的识见，制定了一整套适合洋人政府和洋商的策略和计谋。
比如，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他也把信用放在第一位，努力争取洋人的信任。当洋人认识到他是中国少有的讲信誉的商人时，几乎把所有的交易都给了他。试想，如果胡雪岩对洋人仍然像对待国内商人那样尽使歪点子，万一在商业上做不赢，就逮着机会，在其他方面坑对手的话，那么洋人就不会和他做生意了。甚至引起国际纠纷，到时就有灭顶之灾。在与洋人经商的新问题上，老商业家胡雪岩胜利了。
胡雪岩过人的应变素质，使他在经商的过程中不断感悟，不断升华，他的智慧和商业活动也就能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而这一切正是他对人性有深刻认识、善于因人变法的结果。
观局之法不要轻易亮出底牌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五代时，冯道奉命出使契丹，意外受到礼遇，契丹王还有意留用他。冯道内心不愿留在契丹，但又不敢拒绝。于是，他一面上奏契丹王，说：“辽与后晋有父子关系，事子若事父，这样看来，我现在实际上等于出仕两朝。”这话意在博得契丹王的好感；另一方面，冯道命令部下购置薪炭，以备寒冬之用，表示他不敢逆旨而就此回国，使契丹王觉得他是难得的“忠义”之士，且有隐衷难言，因而心生怜悯，便允许冯道回国复命。
这时，冯道却故作姿态，滞留不走，经契丹王多次催促，才慢慢地收拾行李。出发后，他沿路停留，以示依依之情，一行人费时一个多月才越过国界。对此，随行人员都迷惑不解地问他：“我们归心似箭，都恨不得插翅飞回，为什么你却老是盘桓不走呢？”他说：“这是我的以退为进之计。我何尝不希望早点回国呢？可是不论我们如何赶路，契丹人只要快马加鞭，一日之内就可追上我们。因此，我佯装对辽地有不舍之情，避免对方猜透我的心。”回国后，他又以不念异国之封而毅然归来的行动得到后晋皇帝的赏识和信任。
冯道处在政权更迭的五代时期，他的八面玲珑，不露本色，是保护自己的需要。
历史上，有很多人因为泄露了自己的底牌，而功亏一篑。宋文帝就是一个典型。当时的太子刘劭急于篡权，经常和几个巫师在一起昼夜求神，又把文帝的玉像埋在含章殿前，诅咒文帝快死，好快点继位。刚开始，宋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完全蒙在鼓里。
刘劭有个奴仆名叫陈天兴，与使女王鹦鹉淫通。后来事发，刘劭杀掉陈天兴。陈天兴被杀后，与他一起埋文帝玉像施行诅咒的太监门庆国吓坏了，误以为自己肯定要被灭口，就向文帝告发了这些事情。文帝得知以后，又惊又气，就搜查王鹦鹉家，获得刘劭、刘浚和严道育等人往来书信等罪证。
而太子的莫逆之交小王爷刘浚此时起了关键作用，其养母是文帝宠爱的潘淑妃。刘劭的生母元皇后因潘淑妃受宠而活活气死。刘劭本来深恨二人，但刘浚怕太子日后登基要杀自己，就曲意逢迎，两个人倒成了莫逆之交。刘浚就把一些证据藏在自己家里。
文帝知道藏匿之事，召刘浚严加责问。刘浚不答，谢罪而已。潘淑妃很爱这个养子，哭着对刘浚说：“你们诅咒皇上的事情已经败露，还以为你会自行悔改，怎么又藏匿证据呢。我不忍心看见你身败命死的那一天。”刘浚奋衣而去，临行恶狠狠地说：“天下事情不久就水落石出，我肯定不会连累你！”
当夜，文帝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密谋，准备废太子，赐死刘浚。眼看两个阴谋家就要完蛋了。因为皇帝只要一下令，这个局也就收场了。
可是，这个轻而易举的局，竟然坏在皇帝自己泄露了天机。宋文帝一时酒醉，就乘兴把此事告诉了潘淑妃。潘妃爱子心切，密派人通知刘浚。刘浚马上派人驰报刘劭。刘劭连夜起兵，以朱衣披在甲胄之上，乘画轮车从万春门入宫。本来皇宫有规矩——太子卫队不能入宫门，刘劭声称受诏入宫有急事，门卫不敢阻拦太子爷，放军入内。
太子心腹张超之等数十人进入禁城，拔刀直上文帝寝殿。文帝整宿都和徐湛之合计废太子的事情，蜡烛还未熄灭，值班的卫兵都熟睡未醒。文帝看见张超之提刀冲入，举起座凳自卫，张超之快刀砍下，文帝五指皆落，被弑于室内，时年四十七。
刘劭派人杀文帝左右亲信数十人，又杀潘淑妃，还派人剖其腹，看看潘妃心长在何处。前去杀潘妃的人为奉迎太子，回来禀报说“潘妃心邪”，刘劭这才满意。刘浚带人接应，刘劭告之说“潘妃为乱兵所杀”，并观其反应。刘浚一楞神，反应够快，忙说：“这个结果正是在下希望见到的。”两人遂相安无事。刘劭即皇帝位，改元太初，杀长沙王刘瑾等宗室多人。
总而言之，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聪明仁厚，躬勤政事，朝野敦睦，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代之前，江南的国力达至鼎盛。文帝本性又很俭朴，不好奢侈，可算是一个好皇帝。可惜他末年好大喜功，轻启战事，致使生民涂炭；加之关键时刻该断不断，废立大事随便告诉潘淑妃，谋及妇人，谋泄事激，最后身首异处，遭古今帝王少有之惨祸，确实令后人叹惋。
俗话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往往不能压制自己的性情，做出对大局不利的事情，说了本不应该说的话。做局者一定要善于控制自己，明白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可以说的。不应说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泄露，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
开局之需局不仅要做得好，还要演得好（1）
做局需要良好的心理品性，比如要有气度。气度是强者心态，要有面对困难时的坚强精神，是一种面对困境时的临危不乱，更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气度是一种眼界，要求做局者要能看得长远、看得透彻，只有眼界上去了，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
做局需要一定的技巧，比如善于造势。一定要造势，让大家认为这是潜力股，入局就会有前途，有好处。
装疯卖傻
通过出色的表演来掩饰目的，历来是不可或缺的做局之道。一个人懂得装傻，就表明他并非傻瓜，而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做人切忌张狂，锋芒太露易暴露目标，更容易惹人疑心。与对手交往最重要的技巧就是适时“装傻”：不露自己的高明，更不能纠正对方的错误。你必须有好演技，才能把局做得恰到好处。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运用谋略的人，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从而既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达到目的。当你做大事时，不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否则你会被别人当靶子打！
戊戌变法之中，康有为雄才大略，但是却在羽翼未丰之时，便站在宫殿上声称要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结果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惹恼了满朝文武，最后，功亏一篑，变法大业被断送了。变法失败虽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但康有为的不善隐忍，不善伪装，也是变法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做局的博弈中，有很多人是以精彩的表演而扭转局面，获得成功的。孙膑遭到老同学庞涓暗算后，身陷绝境。然而孙膑没有绝望，没有放弃，他决定诈疯来迷惑庞涓，达到逃脱的目的。一天庞涓派人送晚餐给孙膑吃，只见孙膑正准备拿筷子时，忽然昏厥，一会儿又呕吐起来，接着发怒，眼睛大张乱叫不止。庞涓接到报告后亲自来查看，只见孙膑痰涎满面，伏在地上大笑不止。过了一会儿，又嚎啕大哭。庞涓非常狡猾，为了考察孙膑狂疯的真假，命令左右将他拖到猪圈中，孙膑披发覆面，就势倒卧猪粪污水里。此后庞涓虽然半信半疑，但对孙膑的看管比以前大大地松懈了。孙膑也终日狂言诞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白天混迹于市井，晚上仍然回到猪圈之中。过了一些天，庞涓终于买下了孙膑推销的“傻气”而愚蠢地进了孙膑下的“套”，相信孙膑真的疯了。孙膑这才有机会逃出魏国。
同样，另一位表演大师也是相当了不起。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保住江山，对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好贪舞弊、严重损害皇朝利益的行为，无情打击，重刑惩治，其用刑的野蛮残酷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为了免遭杀戮，有的官僚不得已装疯卖傻，以逃避惩治。御史袁凯惹怒了朱元璋，怕被杀头，便假装疯癫。朱元璋说疯子是不怕痛的，叫人拿木钻刺他的皮肤，袁凯咬牙强忍。回家后，他自己用铁链子锁了脖子，蓬头垢面，满嘴疯话。朱元璋还是不相信，派人去探察。袁凯瞪着眼对来人唱“月儿高”的曲子，趴在篱笆边吃狗屎。朱元璋听了使者的回报，才不追究。实际上朱元璋又受了骗。原来袁凯知道皇帝不相信自己疯了，会派人来侦查，便预先叫人用炒面拌糖稀，捏作狗屎状，散在篱笆下。当来人一到，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这才救了一条老命。
有观剧而失其怀中所藏金者，与友人言。友问失若干，曰：“三十金。”友曰：“吾能为汝取回三之一，稍多亦不可知。”次日，友复至其处观剧，怀中藏伪金一包，重可数十两。稍顷，有一华服者，坐其旁。视之，即此曹也。友乃潜曳其衣，压己股下，遂阳为观剧，若未曾经意者。其人潜探手取其金欲行，则衣被压不可得起，乃脱衣。且自语曰：“吾去小便即来，脱置此，谅无妨。”遂去不回。友持其衣售之，得二十余金云。
当然，并非所有的做局都是这么的辛苦和不易。但是，任何局都需要你有足够的坚忍和耐力，这也正是做大局者所应具备的素质。
开局之需局不仅要做得好，还要演得好（2）
哭亦有术
哭似乎是女人的专利，但男人若肯放下脸面，大流眼泪，效果一定不亚于女人，搜寻古今历史，善哭的男人倒也不少，哭得妙的哭出了天下，次一点的也哭出官运亨通。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子汉大丈夫哭鼻子实在不雅，有失风度，因此，男子汉若哭必须脸皮厚。
男子汉的哭自有男子汉的哭法，不能像泼妇一样，一屁股坐到地上，双手握住脚脖子，像狼嚎一样。男子汉的哭，要高昂着头，任眼泪直往下流，若泪水少，千万不能擦，眼泪就是让人看的，此时不要不好意思，要以哭为荣，要哭出感情，哭出特色，哭出风度，要让人们为自己的哭而倾倒。
政治家们是最善用眼泪的，他们有时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让人们同情他。
而政治家哭的方法千奇百怪，哭的效果也其妙无穷，巧于用哭的，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国时期，谷正纲当着文武官员的面，为蒋介石下野痛哭流涕，虽然大失脸面，却哭出了后半生的官运亨通。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第三次下野，当时在黄埔路总统官邸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临时会议，到会的有李宗仁、孙科、童冠贤、吴忠信、邵力子、陈立夫、谷正纲、蒋经国等人。与会众人一个个表情阴郁，会场气氛冰冷，蒋介石出示了他和李宗仁的联名宣言，指明“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首先发言，将局面作详细分析，最后表示他个人非引退不可，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而唯国民的公意是从。
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
接着张群又念了蒋的一篇文告。张群念完后，会场一片沉默。
突然有人放声大哭：“总统不能下野呀！总统！”
是谁在嚎啕，人们举目望去，原来是CC派少壮分子谷正纲在泪流满面哭声不止。
“我认为发表这篇文告，将对士气、人心产生不良影响。”谷正纲的弟弟谷正鼎也马上附合其兄。
蒋介石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此决定，今天就要离开南京。”
谷正纲的这一哭，真正哭得与众不同，在关键时刻以眼泪向蒋介石效忠，使蒋介石把他记在心中。
为了表示忠心，蒋介石下野后，谷正纲以“辞职”抗议，离开南京跑到上海。
蒋介石兵败撤离大陆到台湾后，对国民党实施大手术，排除种种旧有的派系，重新组建，以形成对国民党的绝对控制权，成立了十五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这十五人都是蒋氏父子精心排选的放心人物。而谷正纲正是凭哭被选上。国民党撤到台湾后，众多元老、党棍在政治上都失势，谷正纲一哭，使那么多人都黯然失色。
其实谷正纲这人不仅脸皮厚，心也黑，惯于看风使舵，遵循的原则是：“有奶就是娘。”1929年，谷正纲投入汪精卫的怀抱，在汪精卫的栽培下，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副主任委员。后来汪精卫渐渐失势，蒋介石权力日盛，谷正纲就又投入蒋介石的怀抱。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谷正纲看到李宗仁只不过是走走过场，无兵无权，就又及时地对蒋表示忠心，留下后路。
人类天生就会同情弱者，这是人性的弱点。调动眼泪战法，对人哀哀以求，动之以情，这种演技，古今中外，屡试不爽，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里所说的哭并不是说做局者一定要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流下几滴眼泪。关键是设法调动对方的同情心，使听者首先从感情上与你靠近，产生共鸣，这就为你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
苦肉计——惨重的代价
苦肉计的前提是自我残害。自我残害，是反常现象。如果没有重大利益驱使，一般说来，谁都不会自己伤害自己。
苦肉计之所以奏效，往往有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现实基础。春秋时期，吴王僚被阖闾谋杀篡位后，他的儿子庆忌逃奔卫国。阖闾十分担心庆忌报杀父之仇，于是跟大臣伍子胥合谋策划了斩庆忌的苦肉计。伍子胥找来了吴国民间一位智勇双全的武士要离。但是，阖闾嫌他身材矮瘦，认为不堪此任。要离却说，只要大王砍了我的右臂，杀了我的老婆，事情就胜券在握了。要离就凭了这残酷的苦肉计，骗取了庆忌的信任，最后庆忌在伐吴报仇的征战途中被要离刺杀。
苦肉计的形式未必仅仅自残一种方式，凡是为了克敌制胜而做出的付出，都可谓之苦肉计。战国时，郑武公伐胡，先赔上女儿，又杀了主张伐胡的大臣关其思，付出的代价不能说小了，既有自己的宝贝女儿，又开了对得宠大臣的杀戒。可以这样说，凡是重大的图谋，采用苦肉计，必定要付出惨烈沉重的代价，而且还不能操之过急。
战国名将吴起以杀妻求将起家，以亲自吮吸部下伤口的脓血得士卒效命之心。吴起后来相楚，楚贵族叛乱，必杀吴起而甘心；吴起逃入王宫，伏身在楚王遗体上，受万箭穿心之苦，好让流矢射中楚王的遗体，致使叛乱者犯下大逆不道之罪。后来新君王即位，果然以此罪名，诛灭所有叛乱的贵族。这也算是一种“苦肉计”。
苏秦相齐，被刺客击中要害，自忖已不可救药，便建议齐王，将他当作间谍，处以车裂酷刑，好让刺客出来邀功领赏，这样，那隐藏幕后的刺客必然会自投罗网。齐王依计施行，果然逮到了刺客。
吴起、苏秦死后尚能杀人，当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施行的都是苦肉计，这便足见苦肉计的厉害了！只是设计者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一个要受万箭穿心之苦，一个受车裂之刑，非如此不足以诱敌自蹈陷阱！
但苦肉计非止是实施者自身皮肉受苦，更甚的是将人类社会的生存秩序和规范都给破坏了！吴起一生不得志，既得不到人君的信任，也得不到同僚的理解，都源于“杀妻求将”。卖友求荣已经是要不得了，更何况杀妻求荣！所以，人们将他视为蛇蝎，也是理所当然。可见，运用此计当在万不得已而为之，倘若不关国家民族大计，慎不可滥用，否则，非自食其果不可。
开局之需把别人引入你的局（1）
要“抚摸”他，使他感到舒服
要想把别人拉入你的局，一定要“抚摸”他，使他感到舒服；一定要和他建立一种认同关系，使他愿意顺着你的思路走下去。
特别是在做人办事时，应和和气气，有损人面子的事情一定不要做，有损别人面子的话一定不要说，这样，当你请别人办事时，别人才不致于拒绝。不给人面子带来的后果有时是很严重的。
三国名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擂鼓三通斩蔡阳，“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耳”。然而，这位叱咤风云、威震三军的一世之雄，下场却很悲惨，居然被吕蒙一个奇袭，兵败地失，被人割了脑袋。关羽兵败被斩的最根本原因是蜀吴联盟破裂，吴主兴兵奇袭荆州。吴蜀联盟的破裂，原因很复杂，但与关羽其人的骄傲有着密切的关系。
诸葛亮离开荆州之前，曾反复叮嘱关羽，要东联孙吴，北拒曹操，但关羽对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瞧不起东吴，也瞧不起孙权，致使吴蜀关系紧张起来。关羽驻守荆州期间，孙权派诸葛瑾到他那里，替孙权的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求结两家之好”，“并力破曹”，这本来是件好事。以婚姻关系维系补充政治联盟，历史上多有先例。如果放下高傲的架子，认真考虑一番，利用这一良机，进一步巩固蜀吴的联盟，将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关羽竟然狂傲地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
不嫁就不嫁嘛，又何必出口伤人？试想这话传到孙权那里，孙权的面子如何吃得消？又怎能不使双方关系破裂？关羽的骄傲，使自己吃了一个大大的苦果，被自己的盟友结束了生命。
俗话说：蚊虫遭扇打，只为嘴伤人。以尖酸刻薄之言讽刺别人，只图自己嘴巴一时痛快，殊不知会引来意想不到的灾祸。人与人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多的矛盾纠葛，往往只是因为有人逞一时之快，说话不加考虑，只言片语伤害了别人的自尊，让人下不来台，心中怎能不燃起一股邪火？有了机会，后咬一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某富翁为丹客所骗，丧千金，忿甚，乃悬重赏购致之。越数日，或报丹客在酒肆中聚饮。使人视之，果然。其人索赏而去。翁入肆，丹客欢然起迎，见翁启口方欲言，遽止之曰：“勿揭吾短，原物仍在。饮三杯当璧还耳！”翁喜甚，正剧饮间，丹客起小便，乘间逸去。急索之杳矣。问同席者，皆云偶与群饮，初不相识。方悟报信者亦其党，来骗赏银耳！
在战国时代，赵惠文王死了，孝成王年幼，由母亲赵太后掌权。秦国乘机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国说，一定要让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齐国才能发兵。长安君是赵太后宠爱的小儿子，太后不让去，大臣们劝谏，赵太后生气了，说：“再有劝让长安君去齐国的，老妇我就要往他脸上吐唾沫！”左师触龙偏在这时候求见赵太后，赵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
触龙慢慢走到太后面前，说：“臣的脚有毛病，不能快跑，请原谅。很久没有来见您，但我常挂念着太后的身体，今天特意来看看您。”太后说：“我也是靠着车子代步的。”触龙说：“每天饮食大概没有减少吧？”太后说：“用些粥罢了。”这样拉着家常，太后脸色缓和了许多。
触龙说：“我的儿子年小才疏，我年老了，很疼爱他，希望能让他当个王宫的卫士。我冒死禀告太后。”太后说：“可以。多大了？”触龙说：“十五岁，希望在我死之前把他托付给您。”太后问：“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触龙说：“比女人还厉害。”太后笑着说：“女人才是最厉害的。”
这时，触龙慢慢把话头转向长安君的事，对太后说，父母疼爱儿子就要替他长远打算。真正疼爱长安君，就要让他为国建立功勋，不然一旦“山陵崩”（婉言太后逝世），长安君靠什么来在赵国立足呢？太后听了，说：“好，长安君就听凭你安排吧。”
触龙很懂得说服人的方法。他谦和，善解人意，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避免与太后正面冲突。他站在太后的角度替太后着想，让自己的意见变成太后自己的看法。他没有教给太后什么，而是帮助太后自己去发现。最终使看似不可理喻的太后同意了自己的建议。
开局之需把别人引入你的局（2）
造大声势，才能引人入局
古人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在刚刚开始做局时，困难重重，光是自己有自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家的支持。要获得大家的支持，首先，要让众人觉得你做的这个局有前景，这时，就需要你造大声势。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
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由于清廷倚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因此，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他们为什么积极性这么大？恐怕，是冲着看好这个局的前景的原因了。
这个故事体现的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局的过程中，一定要造势，让大家认为这是潜力股，入局就会有前途，有好处。同时，也能壮大自己的名声，给对手以威慑力。否则，不仅众人不愿意参加和投资，你自己慢慢地也会失去了信心。
当今那些搞传销的人就很懂造势，拉人入伙时，吹得天花乱坠，向人描绘一个辉煌的前途，“三年就成百万富翁”、“这里是创业的地方”云云，说得人雄心万丈，热血沸腾。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造势的手段而已。
善于说服鼓动对方
说服能力、鼓动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素质。对于做局者来说，具备这一能力，尤其必要。在说服鼓动的手段中，激将法的效果是最好的。“激将法”中的“激”，确切地说，就是要从道义的角度去激对方，让对方感到不再是愿不愿意去干，而是应该、必须去干。
三国时，马超率兵攻打葭萌关的时候，诸葛亮对刘备说：“只有张飞、赵云二位将军，方可对敌马超。”刘备说：“子龙领兵在外回不来，翼德在这里，可以急速派遣他去迎战。”诸葛亮说：“主公先别说，让我来激激他。”这时，张飞听说马超前来攻关，大叫而入主动请求出战。诸葛亮佯装没有听见，对刘备说：“马超智勇双全，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唤云长来，方能对敌。”
张飞说：“军师为什么小瞧我！我曾单独抗拒曹操百万大军，难道还怕马超这个匹夫！”诸葛亮说：“你在当阳拒水断桥，是因为曹操不知道虚实，若知虚实，你怎能安然无事？马超英勇无比，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渭桥六战，把曹操杀得割须弃袍，差一点丧了命，绝非等闲之辈，就是云长来也未必战胜他。”张飞说：“我今天就去，如战胜不了马超，甘当军令！”诸葛亮看激将法起了作用，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你肯立军令状，便可以为先锋！”结果张飞与马超在葭萌关下酣战了一昼夜，斗了二百二十多个回合，虽然未分胜负，却打掉了马超的锐气，为后来被诸葛亮施计说服而归顺刘备打下了基础。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针对张飞脾气暴躁的性格，常常采用激将法来说服他。每当遇到重要战事，先说他担当不了此任，或说怕他贪酒误事，激他立下军令状，增强他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激发他的斗志和勇气，扫除轻敌思想。
对待傲气十足的人，如果他把面子看得很重，你不妨从正面恭维入手，让他飘飘然，因为虚荣而顺从你的意图。这种类型的人只要你说他长很高，他便会跳起脚给你看。
激之以道义，这种方法在我们国家更为有效。因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视人的品德修养，讲求道义、气节。对于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衡量标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面旗竖在属于做人道德的领地。激之以道义，恰恰能触及对方的内心深处，让他认为对方求助的实质是道义的行为。
开局之需如何做大自己的局面
自己获利，也要让别人获利
做局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利益。所谓“无利不起早”就是这个道理。而做成局之后，所得利益如何对待呢？不少做局者只重视了自己获利，对支持自己帮助自己的若干人等，却不给予好处。这往往造成离心离德，等做下一单时，就没人支持了。
晚清的做局大师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是很出色的。他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舞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才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
赵烈文说：
“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5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合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
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甚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他的幕僚。现已查明的曾国藩幕僚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为其幕僚者几乎人人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名堂，无此资格者反倒为数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更是直接间接地借助于曾国藩的荐举之力，幕僚中26名督抚、堂官，50名三品以上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多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只一次。他们所以得任最高官职，有的系他人奏保，有的是曾国藩死后循资升迁，有的则完全出自曾国藩的推荐。殆至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以上者已达22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
自己获利，也要让别人获利——这应该成为做局者时刻牢记的规则。否则，你只能成就一时，从长久来看，是要失败的。因为，第一局做成后，大家都在盯着所得的利益，此时，你是如何做的，大家是非常关注的。
气度决定格局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看得远，才能干得大。的确，对于要成就一番大事的人来说，富有远见卓识是非常关键的素质。晚清大商人李宏龄因经营票号而卓立于当时商界，创造了不少商界奇迹。他绝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远见，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是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商人。
有策蹇觅食之董小乙，一日，送客归途遇一妇，两情相洽，偕归家同宿，拟结秦晋之好。妇人曰：“我有银三两，明日买绸为汝制衣。”次日晚，小乙买绸归。越日，取绸视之，有小蛀孔数处。妇人恼甚，曰：“如此不经心，何能成家立业！”即入厨作炊。食毕，命小乙去换。小乙至绸缎铺，彼此争执不能决。妇忽至，落落数语，而铺主奉茶婉谢。小乙见茶即饮，饮毕掷杯倒地，七孔流血而亡。妇抱尸痛哭，谓铺主以茶毒死其夫。铺主烦邻右以五百金寝其事，妇遂策蹇而去。
李宏龄所在的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先世也曾经商致富，后遭战乱中落。1868年，李宏龄经同乡曹惠林推荐，入蔚丰厚票号。他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时局动荡之时，许多商人纷纷破产，而李宏龄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愈做愈强，这与他独具远见，目光敏锐且管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商场如战场，一招不慎，便有可能一蹶不振，血本无归。而李宏龄在商战中，屡战屡胜，靠的就是他决战商场的灵活机动、义利双行的经商思想。
首先李宏龄总是在把握大局的前提下，灵活行事。李宏龄有着大商人的气度，在面对纷乱的时局变故中，他不采取一般商人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加以吞并的办法，而是以长远的眼光坚持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往来的商人渡过难关，先后以巨资接济，避免了连锁反应带来的“一损全损”的局面，进而巩固了在同行业中的地位，扩大了业务关系。而且他不像传统商人，一旦盈利，即将大量银钱或窖藏或挥霍，而是将获利的资本拿出来继续投资、扩展业务，进而达到资产升值。李宏龄在主持票号时，坚持顾主利益至上，对顾主讲信义，因而获得顾主们的普遍信任，由是蔚丰厚票号名声益显，生意愈盛。
李宏龄最受瞩目的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他票号改革的远见。在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国内、国外的银行成为票号极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这种对手在成立之初就因为身份的特殊，使得票号无法与之力争。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掌握中国通商银行全权的盛宣怀多方拉拢，使得通商银行在官款的收存和汇解上获得了一定的数额。之后，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成立。他们利用清政府的特权，在汇兑业务上因利乘便，有力地削弱了票号一向具有的优越地位，使得票号的生意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而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他们凭藉外力对票号的生存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他早已看到了民族商业的求生之难，因而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李宏龄鉴于票号大势已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与游历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台、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而且他还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得到各地票庄的普遍支持，在李宏龄的带头下，各庄纷纷要求改组票号。与此同时，李宏龄还与同仁制定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但是，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致使这唯一改变票号出路的办法束之高阁。山西票商由此在夹缝中艰难生存数年之后，悄然无息。
山西商人在明清称雄商界五百年，而以清代山西票商为最，曾一度执金融界之牛耳。在局势纷纭中，山西票商一再错失良机，终以葬送自己为结果。而李宏龄发动票号改革的远见之举如能实行，则山西商人的辉煌或可继续。由此，李宏龄作为一个商人，他的远见卓识确属不易。
气度是一种眼界，要求做局者能看得长远，看得透彻，只有眼界上去了，决策能力和行为能力才能提高到超过平常人。
气度是度量，要求做局者能忍常人之不能忍，能始终从做局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理智。
气度是勇气，在关键时刻要有战士姿态，有决战的气魄。这一点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做局者成功就成在关键时刻敢于拼一把，而失败的做局者何尝又不是因为怯懦和犹豫。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做局者要有气度，因为无数的案例都证明了气度决定格局。
开局之需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1）
王莽的伪善面具
名声，是做局的资本。名声不好，别人怎肯入你的局？东汉王莽擅长沽名钓誉，鼓吹仁义道德，使自己罩上圣人的光环，制造天命所归的假象。他精心设计的这一切，其实是一个篡夺汉室的局。
王莽属于汉朝的外戚，王氏家族在西汉末年显赫无比，全是因为皇太后王政君。王太后是元帝的皇后，成帝的母亲。成帝即位以后，把王太后的几个异母兄弟，也就是他的舅舅全都封了侯，尤其是王凤（太后同母长兄）为大司马、大将军，掌管朝政，权势最重。
王氏一时贵盛无比，一个个比奢侈，赛豪华。金银珍宝，从四面八方献来，家家姬妾成群，奴仆上千，府第宏丽，可比皇宫，歌舞不绝，狗马奔逐；作威作福，无人敢问。从来外戚势力之大，没有到如此程度的。
然而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便是王莽。他的父亲王曼，是皇太后的异母兄，但死得早，未赶上封侯。王莽的堂兄弟们，全是侯门之子，富贵尊荣，飞扬跋扈，相比较而言，王莽家就冷落寒酸多了。但不管怎么说，王莽总是皇太后的侄子，要抖抖威风，敲敲竹杠，总还是有办法的。但他并不如此。他生活俭朴，读书勤苦，喜欢结交京城中的名士，而疏远那些游手好闲的贵公子。至于待人的谦虚恭让，更是有口皆碑。走出门来，就像一个老实巴交的儒生，别人绝想不到他竟是太后母家子弟。对于母亲和寡居的嫂嫂，他悉心照料；对几个叔父，也十分尊敬。大将军王凤生病时，亲生儿子不过装模作样来看看，作为侄子的王莽，却一直侍奉在病榻前。每逢吃药，他都要先尝一口。到王凤病重时，王莽个把月没脱衣服，困了就在床榻前躺一会，弄得蓬头垢面，如同囚犯—般。王凤实在感动，临终前特意向太后和皇帝交托，请他们照看王莽。
太后王政君听了大哥的嘱咐，想到诸兄弟都已富贵，唯独王曼早死，门庭冷落，心中也觉悲哀。于是让成帝给王莽授官，拜为黄门郎。大家看出太后的心思，也确实感到王家子侄中以王莽最为贤明，于是纷纷帮他说话。叔父王商提出要把自己的封邑分一半给王莽，让他也封侯，朝中大臣接连上书，夸奖王莽德行才干俱优，应该重用。因此，王莽在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为新都侯，官职升迁到光禄大夫。到此，王莽在兄弟辈中，已经是最显达的了。但他越是爵位高、官职显，就越是谨慎小心，温良恭俭让。家中不蓄财富，倾其所有，赡养宾客，资助名士，交结将相列卿。
王莽的哥哥王永早死，他的儿子王光由王莽收养，在太学中读书。一天，王莽休假，特地载了羊、酒去慰问王光的老师，就连一起读书的同学，也各有所赠。以他这样尊贵的身份，如此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是很少有的。太学生们齐来围观，那些德高望重却又寒酸的博士（约等于今之教授）们，更是感动得叹息不止。当时虽没有报纸可以发一条新闻、登一张照片，但太学生全是贵族、官宦人家子弟，这消息自然不胫而走，传遍长安。
又有一次，王莽买了一个漂亮婢女，不知怎么，给那帮堂兄弟们知道了，未免有些风言风语，说是平常装得好看，其实大家还不是一路货？王莽就对别人说：“并非是我要这个女子，而是因为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听说这户人家的女儿都擅长生儿子，我特地给朱将军买的。”当天就把这个婢女送到朱家。
上上下下，许多人得了王莽的好处，都争着给他说好话。至于一帮专靠王莽养着的游说之士，更是奔走不休，到处宣扬。王莽的声誉一天高过一天，渐渐压过了他的叔父们。不久，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死，他登上了大司马的高位。
此时王莽的谦虚、恭谨、俭朴，种种美德并不因为位极人臣而稍有减退，反是愈加增进。一次，王莽的母亲生病，朝中公卿、列侯均派夫人前往探视。这些贵夫人，无不是绮罗飘曳，珠宝耀彩。来到王府，只见—个女人，衣不及地，套裙仅到膝盖，而且色泽素淡，质地粗陋，出门来迎接。众夫人都以为是王家的仆妇，但听其言辞，却以主人自居，大惑不解，问明白后，才知是大司马王莽的正夫人！众夫人个个大吃—惊，觉得王家的节俭，实在超乎常情。
王莽这样竭力克制自己，矫情求名，不能不说是非常费力的。但他辅政仅一年多，由于成帝的去世，几乎前功尽弃。这是因为成帝没有儿子，继承帝位的是定陶王刘欣（成帝侄），是为哀帝。王政君这时升了一级，称为太皇太后，依然很尊贵。但哀帝有自己的亲祖母和亲娘，也都跟着进宫来，他们自有一个新的外戚体系，等着要掌权。王莽拼命挣扎，竭力贬低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的法定地位，说她们只是藩王的姬妾，不能同太皇太后相提并论，哀帝既是入继大统，就应该尊奉成帝的母家，不应以个人的骨血之亲破坏国家的大义，想以此为由阻止傅、丁二姓外戚势力的膨胀。然而哀帝是成年即位的，哪里会听他那一套？结果王莽被加上不敬的罪名，遣出京城，去新都侯封邑（在今河南新野）居住。
多年的惨淡经营，眼看就要付诸东流，王莽怎能甘心？他在侯府中闭门不出，暗中仍保持多方面的联系，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时，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官奴。杀奴，按法律说是犯罪行为，而实际在显贵阶层中，又是常有的事情。通常，无论想个什么法子，都可以蒙混过去。但如果为政敌所利用，也可能成为攻讦的把柄。王莽左思右想，不仅要把这可能存在的隐患消除干净，而且要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他把儿子找来，严厉指责一通，最后说：“我多年克己奉公的名声，岂能为你这不孝子毁于一旦？你自作了结吧！”王获面如土灰，“扑通”跪倒在地，双泪长流，苦苦哀求说：“父亲将儿子送入官府，依法治罪，也不至于死啊！父亲难道竟要杀子以求名么？”王莽拔出剑来，扔在地上，面部肌肉僵硬如石，两眼向天，一语不发。王获见此情景，心冷已极，拾剑在手，恨恨说道：“儿成全大人！”遂自刎而死。王莽便将这案子报了地方官。这种大义灭亲、严于律己的行为，令人们大为震动。自王莽被迫离京后，一直不断地有官吏上书，批评对他的处置，认为是冤枉，此时更纷纷称颂王莽的德行操守，要求将他召回。哀帝既要考虑太皇太后的情面，又要考虑官僚集团的情绪，只好将王莽召回，但却不肯委以重任。
王莽的运气确实是好。哀帝在位六年，竟一病不起，撒手西去，没有留下儿子，而且，在这以前，他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太后都已死了。王政君却是始终康健，这时，只有她有资格主持大事。哀帝一死，太皇太后便驾临未央宫，收起了皇帝御玺，派人急召王莽进宫，拜为大司马，总领朝政。权力又回到了王家人手中，而王莽的事业，从此进入了—个新的阶段。
首先需要从宗室中选一个人出来做皇帝。王莽选了九岁的中山王刘衔，是为平帝。九岁的小皇帝当然不能管事，所以要请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而实际政务，便由太后委任给王莽了。其次是选丞相。王莽选了孔光。此人系孔子后代，已做了三朝丞相，可称是德高望重。而尤其令人满意的，是此人最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凡事没有主见，也不坚持己见，是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王莽为了排除异己，树立亲信，凡傅、丁二姓的外戚及依附于他们的官员，一律免职，迁徙远地。还有一个麻烦人物，就是王莽的叔父王立，他是王政君诸兄弟中仅存的一个。王立与王莽并无怨仇，但他辈分高，与太后的关系近，王莽未免有所忌惮。于是指使丞相孔光上奏，重提王立以前犯过的错误，要求将他遣回封地。太后起初不答应，王莽劝告她说：“汉家几代皇帝没有后嗣，呈露衰败之象，太后代幼主统政，理当以公正示天下，才可收拢人心。如今以私情违逆众大臣的建议，恐旧要引起动乱！何不暂且遣送叔父出京，日后找机会再召回来，公私两顾，不是更好？”太后想想，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听从了王莽的建议。这样一桩桩做下来，王莽的权力基础，便得到充分的巩固。
某御史出兼金重币，托王姓人请托于公主之门。至公主第，下骑祗候，王先持贽入。久之出，宣言：“公主召某御史！”即有数人，接递传呼。御史伛偻入见。高堂上坐丽人，姿貌如仙，服饰炳耀。侍姬皆着锦绣，罗列成行。御史伏谒尽礼。传命赐坐檐下，金碗进茗。主略致温旨，御史肃而退。自内传赐缎靴貂帽。既归，深德王。持刺谒谢，则门阖无人。疑其侍主未归，三日三诣，终不复见。使人询贵主之门，则高扉扃锢。访之居人，并言此间曾无贵主。前有数人僦屋而居，今已去三日矣。
下一步，是要继续提高自己的声誉。相传古代的圣人周公代幼主成王执政时，以道德教化海内，天下大治，连远方的蛮族都倾慕不已，纷纷歌颂周公的光辉不但照遍中国，而且照遍世界。有一个叫越裳氏的部落，还特地献来了一只代表吉祥的白色野鸡。弄一只白野鸡，并不算太难的事情，在王莽的示意下，益州（今四川的一部分）太守派人到处搜寻，找到一只，又叫了一群少数民族的男女老少，打扮得花花绿绿，前来长安贡献祥瑞。这一边也早有准备，一群大臣联名上书，颂扬王莽的功德，与千年之前的圣人周公一般伟大，所以才有同样的远方蛮族贡献祥瑞的事情发生。既然有如此伟大的功德，就应该有崇高的称号。周公以“周”为美称，王莽应该称为“安汉公”，同时还应该增加封地，才能顺应天心。
开局之需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2）
谁都知道王莽是一个谦谦君子，他怎么肯轻易接受这些特殊的封赏呢？他就上书说，孔光、王舜、甄丰等四位大臣，同他一起迎立中山王，并制定了国策，请太后封赏他们几位，自己则不用考虑。一个坚决要赏，一个坚决要让，使者来来去去，推推搡搡，有四五个回合。到最后，王莽跪在太后面前，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淌，表白自己对于国家的一片忠心，不愿个人有所得。老太太弄不明白这位侄儿想干什么，好在有大臣在边上指点，说是应该先封赏孔光等四人，成全王莽的美意，他才能接受自己的一份。于是太后下诏，给四人已封侯的增加土地户口，未封侯的封侯，并各赐给宅邸。如此，王莽该接受封赏了吧？谁也没想到他还有一手；他只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并进位为太傅，其他赏赐，一概推辞。他表明心迹说：要等到老百姓家富人足，自己才愿意加赏。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心愿！
接着，王莽大做好事：自高祖以来，功臣及诸侯王的后代，凡以各种原因失去爵位的，都加以恢复；官吏年老退休后，发给原俸禄的三分之一；鳏夫寡妇、孤苦老人，都由政府给以救济。从此，天下都知道王莽是个大好人，什么皇帝、太皇太后，几乎无人提起。
王政君这老太太，在平帝初年已经七十多岁了，既有个好侄子当政，自己就不大想管事。王莽知道她的心事，便暗示大臣上奏，请老太太不要再过问朝廷琐事，把一切都交给王莽。老太太也乐得清闲，下诏说，以后除了封爵一类的事，都由王莽会同大臣决定。这样，汉朝的大权，就全部转移到王莽手中。对老太太，王莽竭尽奉承之能事。知道她喜欢热闹，不耐烦守在宫里，就找出些理由来，让她经常出宫游玩。老太太坐着舒适的马车，载着金银和一串一串的铜钱，一路游山玩水，看见孤儿寡妇，便随手赏赐，让人给她磕头，高呼万岁，心里觉得很快活。她有一个弄儿，就是专门陪她说笑话、做怪腔、供她逗乐玩弄的小丑角色，是她很喜欢的。一次这弄儿生病了，住在宫外，王莽竟不顾自己的高贵身分，亲自去探视，安排人服侍，好让他给太皇太后解闷。老太太见侄儿如此孝敬，对他当然深信不疑了！
至此，各方面的进展都很顺利。但王莽仍有一个忧虑，就是平帝的祖母冯氏、母亲卫氏，都被他阻留在中山王国，一旦入宫，冯，卫二姓外戚得到重用，弄不好又要演出哀帝继位后的那一幕。王莽对此特别警惕，朝臣中有人说平帝年幼，不应使他和生母分离，都被王莽找借口赶了出去。就是王莽的长子王宇，因为不知道父亲胸怀多么远大，也在担心，恐怕王莽硬不许卫氏入宫，拆散皇帝母子，待小皇帝长大后，必然愤恨王家，而带来灾祸。他觉得应该想个办法劝劝父亲，但想不到，由此引起了一场血腥屠杀。
一天晚上，王莽府邸的门吏看到有人在门前鬼鬼祟祟地走动，忙出去查看。那人慌慌张张，赶紧逃走，却已经和门吏打了个照面，原来是长公子王宇夫人吕焉的哥哥吕宽。他是王家的亲戚，也常到王家来，为什么在门前这样鬼鬼祟祟呢？门吏心中疑惑，四下察看，发觉门上被洒了一大滩猪血狗血之类的污物，地上也是粘粘糊糊的一片。他吓了一跳，赶紧去报告王莽。门前被泼洒污血，是不吉祥的事情，王莽知道后大怒，派人连夜缉捕，将吕宽捉拿归案。
吕宽倒也不是十分惊恐，把缘由一一说清。原来，王宇想劝父亲迎平帝之母卫后入宫，但知道父亲生性刚愎，不易打动，便同老师吴章和妻兄吕宽商量。吴章想了个办法，对王宇说；“你父亲很相信鬼神之事，不如叫人乘黑夜在门上洒上猪狗血，令他生疑。他必来问我事出何因，我便借机解说，劝他迎卫后入宫。”王宇觉得此计不错，就叫吕宽去办。交代完毕，吕宽就请求放他回家。一则这是王家长公子指使，二则用意也不是要诅咒王莽，总是可以宽恕的。
没想到，王莽听后，就把吕宽、王宇两人押入牢中。随后，王宇的妻子吕焉、老师吴章，也都被抓了进来。第二天，就有人送了王莽的一封书信给王宇，令他立即自杀。早几年，王莽杀子王获以求名，毕竟王获确实犯了罪，而且当时王莽的处境不好，有可能因王获杀奴之事受到别人的攻讦。但他现在为什么又要逼死王宇？因为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且王宇是他的长子！王宇怎么也想不通，但他知道父亲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无可奈何，喝下毒酒，一命归天。吕焉也被判了死刑，只是她尚在怀孕，要等生下孩子后再处死。吴章被送到长安市中，肢解而死。唯有吕宽系于狱中。
而后，王莽奏告太后，说王宇受吕宽诱惑，交接平帝外家，妄发议论，蛊惑人心，已被杀死。太后按照大臣的意思下诏，夸赞王莽不以父子之情损害国家之事，勉励他继续为国家除害。既然王莽连儿子都杀了，当然他是无私的了；因为他是无私的，所以他可以放手地干；因为他连儿子都杀了，当然有理由杀别人。
这时吕宽的用处显示出来了。经过不断的审讯，他的供词越来越丰富，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终于织成一张大网。结果是：有很多人勾结在一起，企图拥戴帝舅卫宝、卫玄等人夺政，谋害王莽，危害国家。其中有元帝的妹妹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王莽的叔父王立、堂弟王仁，以及其他朝中大臣、地方官吏，共达数百人。总之，凡是对王莽擅权表示过不满，或对王莽进一步篡政可能不利的人，都被网罗一空。王莽杀一儿以堵天下人之口，制造了一场大冤案，从而扫清了障碍。这到底是残忍，还是精明？被诬告的数百人，或自杀，或处死，全国为之震动。人们渐渐看出，王莽志不在小。
此后不久，即元始四年（公元4年）四月，王莽的女儿立为平帝皇后，他就成了汉室的国丈，而不只是太皇太后的侄儿了。这是为了密切他与汉王朝名份上的关系，不再完全依赖于王政君。而这时，平帝只有十三岁。
接着，王莽觉得“安汉公”已经做得太久，还想玩点新花样。王舜等党徒又为他造出一个新官名，叫作“宰衡”。因商朝的名相伊尹做过“阿衡”，周朝的周公做过“太宰”，“宰衡”就是把两者合在一起，说明王莽的功德已经超过历史上最伟大的圣贤。伴随着这个新官号的，是扩大封邑，以皇后聘金的名义赐一亿钱，为他的母亲加尊号叫作“功显君”，封其二子为侯。很自然，王莽又是极为诚恳、非常固执、反复再三地推辞，直到磕头流泪。但这一次，他却推辞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只是从一亿聘金中取出一千万，送到太后所居的长乐宫，让那些侍候太后的太监们用来供养太后。紧接着，又有九百多名官员联名上书，依据《周官》、《礼记》等儒家经典，提议给王莽加九锡——九种特殊的仪仗，以表彰他的丰功伟绩。后代权臣准备以“禅让”形式改朝换代之前，都要经过加九锡这道手续，就是从王莽那里学来的。
自平帝即位、王莽执政以来的几年中，由于王莽不断地诛灭异己、培植亲信，凡能体会其旨意、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就加重用，无耻之徒纷纷扶摇直上，刚直之士无以容身，政治日益腐败。王莽爱听好话，底下人自然投其所好。有一次，王莽命人到各地观察民风，结果带回来总数三万多字的伪造的民间歌谣，全是赞美在王莽的治理下，大家如何幸福快乐。这种歌功颂德的虚假文字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
平帝渐渐长大，成为一个十四岁的少年。此时他的母亲，被王莽禁止入宫，他的舅舅们，全被王莽杀死，所以他渐渐懂事以后，难免对王莽怀有怨恨。王莽此时已经准备多年，岂能让他平安长大而接过政权？这年冬天，王莽就在平帝的酒中下了慢性毒药。平帝饮后，顿时疼痛难熬，卧床不起。而王莽呢，一面欢喜，一面装作愁眉苦脸，并且始终不忘记他是周公再世，学了周公为成王祷告的榜样，教人写了—篇文章，表示自己愿意代平帝去死。祷告完毕，将祷文装在—个金盒子里，放在平帝皇宫的前殿。他还特意谕示几个主要大臣：这事切不可说出去。大臣哪里会误解他的意思？于是到处传扬，说王莽真是和周公—模一样，皇帝病重，他忧心如焚，特意向天帝祷告，恳请以身代死，这种忠心，真是少有！
到底，毒药比祷文有用。平帝苦撑了几天，终于—命归天。这就又要立新皇帝。王莽挑了谁呢？是宣帝的玄孙刘婴，在可选的人员中年纪最小，才两岁。
就在这时，有官员向王莽报告，说是武功县的孟通在掏井时，挖到—块白石头，上有朱红文字，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接着，类似的符命不断在全国各地出现，都是命王莽做真皇帝，其实这全是一些拍马屁的官员伪造的，造符命成了一帮无赖升官发财的捷径。“天命”不可违呀，王莽只好称帝了。
王莽即帝位前，派王舜到太后那里去要御玺。老太太王政君这时才大梦初醒，大骂王舜说：“你们父子宗族蒙受汉恩，累世富贵，已经无法报答，怎敢趁人之危，夺取汉家的天下！你们这对兄弟，真是猪狗不食！况且既然是受天命改立新朝，就该自造新玺，又何必讨这不祥的亡国之物！我是汉家老寡妇，要带着这颗御玺一同下棺材，决不会给你！”王舜见姑妈如此发怒，跪下哀求说：“王莽一定要得到这颗御玺，太后难道能够真的始终不给吗？”老太太想想，也知道这事没有办法，取出御玺，往地上一扔。幸好她年老力衰，只摔坏了一只角。
王莽拿了这御玺，做了十五年皇帝。
王莽的为人，实际很早就是令人怀疑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封建道德，具有否定正常人性的倾向，所以越是在道德上表现得超乎常人、令常人仰望不及的人，就越是背离正常的人性，因而其内心中越有可能隐伏着不可告人的东西。这就是大善大伪。
开局之需仁义道德也是做局的资本（3）
吴起吃了名声不好的亏
有很多人，头脑足够聪明，也足够厚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终难于成就事业。其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搞坏了自己的名声。因为，人的本能是趋利避害，不喜欢和阴险毒辣的人交往。所以，在做局的时候，不能只追求一时的胜算，坏了自己的名声。这是目光短浅的行为。
战神吴起正是因为名声不好的原因，遭到了很多次的失败。吴起与孙子齐名，他的武功战略那是不用多说的，特别的是，他不仅精通军事，还是颇有治国才能的全才。他无论流落到哪个国家，只要被委以重任，那个国家就不可思议地强盛起来。
如此才智卓绝的吴起，一生却受尽挫折，遭遇了无数的失败，最后的下场也非常的凄惨。这是为什么呢？通过事实分析，不难发现，他的“声名狼藉”使他屡屡不得君主的信任。
他原本是卫国人，为了成就事业，求学于鲁国名人曾参门下。曾参问他生平志向，他爽快地回答是权位金钱美女，一心崇尚礼仪教化的曾参自然是不爱听。吴起虽然没有丝毫的道德意识，但的确才华出众。曾子的学生们很嫉妒他，一齐在曾子面前告状，说吴起当初离家求学的时候，他母亲苦留，他却走得义无返顾，还许下宏愿，生平不做到宰相，就决不踏入家门半步。不久前，他母亲去世，他行止如常，谈笑风生，连半点回家看看的意思都没有。这一把算是击中了要害，曾参可是一位因事母至孝而名动天下的大孝子，当即气得脸色发青，二话不说，将吴起赶走。
离开老师，吴起投靠了鲁王。其时齐国大举伐鲁，举国上下无不惊惶失措，因为鲁国的国力根本无法与强齐相提并论。吴起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自己将兵，可保万全。鲁王被他鼓动得热血沸腾之时，将军们却一起向鲁王进谗言，吴起的夫人是齐国人，他本人又是卫国人，怎么可能专心帮着鲁国对付齐国？消息传到吴起的耳朵里，他马上砍死心爱的夫人，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到鲁王面前表忠心。
得胜还朝之后，那些将军们又一次在鲁王面前构陷说，吴起向来寡恩刻薄，无情无义，老母死了不回家吊孝，恩师受不了他撵他出门，现在更是闹到了杀妻求将，很难讲他以后会对您有多忠心。鲁王虽然很欣赏吴起的干才，但是仍然心有芥蒂。这种情况下，吴起只好仓惶出逃到魏国。
魏国的大臣也恨透了这个名声极臭的吴起。宰相公叔一直想离间吴起，可是武侯却对吴起青眼有加，居然有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吴起。公叔也是驸马爷，但是他的才能比起吴起天差地远，吴起要是也当了驸马，自己的相位只怕不稳。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吴起自行跳入。一次他在魏王面前说，吴起此人反复无常，不知他到底对魏国的忠心如何，不妨试他一试。魏王也一直有些隐忧，忙问如何试。公叔进言，您不是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吗，明天召他进宫，直接问他愿不愿意做我们魏国的驸马。吴起此人向来趋炎附势，您也清楚。如果他对魏国真心的话，肯定满口答应，如果他借口推辞，那就是不忠。魏王同意了。
当晚公叔就请吴起做客。吴起席间发现身为相国的公叔居然恭敬地站在一旁，不住手地端酒上菜，亲自服侍公主夫人，不由得大吃一惊。散席后公叔拉着吴起入内室，向他大吐苦水，极言驸马生涯的辛酸苦辣。自然，这是公叔和公主联手演的好戏。第二日，魏武侯问他是否有意迎娶公主，吴起婉言谢绝。魏武侯登时神色不善，知道相国所说不假。吴起察言观色，明白自己已经得罪了魏王，只得再次出逃。
的确，有些人，往往因为过于看重成功，而不择手段，忽视了自己的名声。这其实是非常不理智的短期行为。人在世上要立足，名声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好的名声，才能得到信任和帮助。名声不好，即使非常有才干，也容易遭到排斥。
表表高姿态来赚取名声
做局是运用谋略来获取利益的过程，无论如何都会惹一些人的非议，甚至坏了自己的名声，而在社会上立足，名声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还是应该表表高姿态来维护名声赚取荣誉为好。冯玉祥与张作霖就演了这样一场戏。
北洋政府时期，拥有军事优势的冯玉祥与张作霖共同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但是，冯玉祥与张作霖不约而同地合演了一幕辞职的喜剧。
1924年冬，冯玉祥突然通电辞职出洋，各方面的人听到消息后，不禁咄咄称奇，刚刚冒险起兵推翻直系的政府，现在功成名就了却提出辞职，如果这样，那又何必当初呢？
不管众人怎么想，冯玉祥还是表现出“坚决”的辞意。并且，冯玉祥还亲自拜访对手张作霖，竭力解释说本人辞职具有决心。而张作霖也装作关切的样子，极力挽留，冯玉祥则用抑己扬人之法，大加赞赏了一番张作霖的才能，说：“大帅功高盖世，经验丰富，区区小事，凭你的才力就完全能够处理好，何用劳我呢？况且我的辞职能为你提供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这样你支配眼前的局势更容易得心应手了。所以大帅不必劝阻我了，你的好意我领了。”说完冯玉祥就告辞回家了。
一向处事慎重的张作霖，在冯玉祥走后，仔细地琢磨着冯玉祥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最终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他始终认为冯的举动很反常，其中定有原因。于是，他把冯玉祥的来访详情及其困惑告诉了段祺瑞。段于是11月26日又派吴光然、梁鸿志到旃檀尊寺挽留冯玉祥，到那里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心想冯玉祥可真是说到做到啊，只见一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景象，陆军检阅使署已经停止办公，冯玉祥也已到西山休养去了。
张作霖听说后感到奇怪极了，他闯荡了半辈子，还没有碰到过这样一位“功成不居，急流勇退”的对手。他在与手下商议了几天后，也做出一个惊人之举。在12月2日，出人意外地从北京赶回天津，把开进北京的奉军全都撤走，并且宣称关内的奉军也将全部撤回关外。他通电全国，表示：“此次政府人选，不参加奉籍一员，都门首善，不驻奉省一兵。业经通令将镇威军名义及战斗组织一并取消，沿（津浦）线驻兵准备分批撤回原防。”12月5日，他又通电自行解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并向段建议裁撤巡阅使、管理各职，各省可暂留军事长官一人办理军事善后事宜。这样，他在行动上比冯玉祥表现得更有诚意。
冯、张两人的辞职，使局外人直看得扑朔迷离，理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但是段祺瑞知道。对于张作霖，段祺瑞一点也不敢怠慢，12月10日下令准张作霖解除东三省巡阅使的职务，派张作霖、张作相、吴俊开分别担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军务督办，三省军事仍归镇威上将军张作霖本人指挥节制，各省巡阅使一律裁撤。这样张作霖本人仍然是事实上的东三省巡阅使。至于冯玉祥，1925年1月3日令其专任西北边防督办，撤销陆军检阅使一职，并派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代理第十一师师长。冯的另一大将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这样一来，冯的西北边防督办就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了。1月7日，段为了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又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得清楚了，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这样，原来两人想要而又不给的，经过这一“退”，就全都解决了。
这个故事里，冯、张两人演的还是“以退为进”的老戏。冯玉祥、张作霖看准了段祺瑞的弱点，知道此“戏”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再说“旧戏”轻车路熟，演起来得心应手，他人难以立即看出破绽，通过表表高姿态，就能赚取声誉。不仅没有什么损失，反而树立了良好的名声。
声誉是无形的财富，是一个人在世上行走的通行证。所以，无论做什么局，怎么样做局，都要注意维护自己的名声。
开局之需没有东风可造东风
有句老话叫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说出了做局者的心病。做局者要相机而动，这里的机，指的就是客观形势，意思就是说，只有时机成熟了，才能有所行动，有所作为。然而，很多时候，时机总是不成熟，甚至是缺少一两种条件。这时，应该怎么办呢？是一直等下去，等到无休止，还是无奈地放弃呢？其实，这种情况下，做局者要善于制造东风，进而成全自己的事业。
西汉的陈汤就是一个敢于当机立断，制造东风的人。
陈汤当时被任为西域都护府副校尉，与校尉（正职）甘延寿奉命出使西域。当时郅支单于以武力兼并呼偈、坚昆、丁令三国，日益强盛，先囚禁汉朝的使者江乃始，后又杀死使者谷吉。郅支单于自知有负于汉朝，害怕汉朝出兵报复，就向西跑到康居（今新疆北境至俄领中亚）。康居王尊敬郅支，将女儿给他做妻子。郅支便多次借兵袭击邻国乌孙，深入到赤谷城（今山西孝义县西）杀掠人口，抢夺牲畜财物。乌孙不敢还击，而是远远地逃避，于是郅支拥有千里之远的势力范围，自以为大国之主，很不尊重康居王，竟至一怒之下杀死了康居王的女儿、贵人等数百人，还把一些尸体支解后扔进都赖水中。同时他又派出使者到阖苏、大宛等国，胁迫他们年年给他进贡。那些小国慑于郅支的淫威，不敢不给。
汉朝也曾三次派出使者到康居，索要使者谷吉等人的尸体，郅支非但不给，而且侮辱汉使，以嘲讽的口吻说：“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汉使听出他的言外之意，竟有取代皇帝的野心，真是狂妄至极。
陈汤与甘延寿了解了郅支单于的这些情况后，于建昭三年出兵西域。每当路过城镇或高山大川时，他都登高远望，认真观察、记忆。这次出使西域，只带着一支护卫军队，而不是征讨大军。当他们走出国境时，陈汤便对甘延寿说：“郅支单于剽悍残暴，称雄于西域，如果他再发展下去，必定是西域的祸患。现在他居地遥远，没有可以固守的城池，也没有善于使用强弩的将士，如果我们召集起屯田戍边的兵卒，再调用乌孙等国的兵员，直接去攻击郅支，他守是守不住的，逃跑也没有可藏之处，这正是我们建功立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啊！”
的确是大好时机！但是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呢？就是朝廷的圣旨。没有朝廷的授权，他们就不能调动各方力量来成就这个局。
但是，要取得圣旨并不容易，那些朝廷公卿都是些凡庸之辈，不会同意陈汤的做法。甘延寿也主张没有圣旨，就不可以自作主张。
陈汤等了一天又一天，东风总是不来。怎么办呢？难道眼睁睁地放弃这大好的机会。机会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陈汤的心情非常矛盾。
焦急之中，陈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造东风！于是他便果断地采取了假传圣旨的措施，调集汉朝屯田之兵及车师国的兵员。甘延寿在病榻上听到这一消息时大吃一惊，想立即制止陈汤这种犯法的举动，陈汤愤怒地手握剑柄，以威胁的口气呵叱延寿：“大军已经汇集而来，你还想阻挡吗？不抓住战机出击，还算什么将领？”甘延寿只好依从他，他便带领起各路、各族军兵四万多人，规定了统一的号令，编组了分支队伍序列，大张旗鼓向北进发，最终打败了匈奴，为遇难受辱的汉使报仇雪恨，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国的威信。
东风不到，事情就办不成，大好机会就会白白浪费，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而有胆有识的做局者不会消极的等待，不会一味抱怨，更不会轻易放弃。他们敢于鼓起勇气去自己制造东风，人为地催促时机的全面成熟，从而取得行动的条件。做局者的策划能力，勇气自信，在这个时候，是要充分地体现出来的。
陈胜、吴广想造反，可是怕人微言轻，没有号召力，于是假借神灵，让众人以为他们是天命所归，大楚必兴，陈胜称王。其实这也是一种成功的制造东风的策划活动。在今天的人看来，那是装神弄鬼，但当时的人迷信，装神弄鬼同样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想成大事的人，就要有敢造东风的勇气。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激烈的竞争并不亚于古代的刀光剑影，市场是否成熟是企业的经营者采取行动的前提，当只欠东风的时候，企业家们要敢于去制造东风，人为地催化机会。比如为推出产品进行宣传造势，制造消费理念，培育潜在市场等等。
开局之需在上级面前的种种表演（1）
以上级为榜样，与上级同好恶
《韩非子》中有一段话，论述了臣子取得宠幸的手段，大意是说，凡是奸臣都想顺从君主的心意，以取得君主的亲幸和权势。因此，君主所喜欢的东西，臣子就加以赞美、吹捧；君主所憎恶的东西，臣子就加以诋毁、攻击。臣子同君主的好恶完全相同，这正是臣子取得信任和宠爱的途径。
谁都知道，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奢侈的帝王之一，可他在登上帝位之前，还曾经给他的父亲隋文帝留下了一个生活俭朴、不贪女色的印象。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太子杨勇生性宽厚，但过于任性，不懂得如何讨人喜欢。杨坚素来节俭，见杨勇生活奢侈，心中不快。独孤氏堪称天下第一妒妇，绝对不允许丈夫和后宫其他妃子有什么来往，甚至对儿子和大臣的此类事情也不放过。杨勇有很多内宠，其中昭训云氏尤得欢心，而他对嫡妃元氏却十分冷淡。独孤氏为此忿忿不平。元妃不久病故，独孤氏怀疑元妃是被云氏毒死的，派人专门调查杨勇有什么过失，想把他废掉。
当时杨广正在阴谋夺取太子的位置，他看出了父母的好恶以后，便刻意迎合，虚情矫饰，把自己装扮成一副十分俭朴规矩的模样。每当父母来到他的居所时，他便事先将自己那众多的宠姬美妾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另藏别处，只留下明媒正娶的萧妃在身边，连往来侍候的奴婢，也都是一些非老即丑的女人，穿戴质朴无华。室内原有的华丽的陈设全都撤除，换上陈旧的家什，乐器上的浮土也留着不擦，还故意将琴弦弄断，仿佛好长时间无人摆弄一样。
隋文帝果然上当了，对大臣们一再夸赞他的这个儿子是如何的不近女色，不好声乐。
杨广又在暗中笼络大臣，通过杨坚最信任的仆射杨素，设计诬陷杨勇，把他定罪后打入大牢。这样，杨广终于如愿以偿，迁居东宫。
徽人某姓叔侄，因争坟事，纠讼数年未解。其侄某甲，拟具呈抚辕，百计钻营，求为批准。适有某乙来省垣，自称抚军年侄，甲于酒肆遇之。偶谈及此事，乙一力承当。唯明言事成，馈银若干，不成不索酬。及期，乙公服取讼词纳袖中，迳入抚辕，久之门闭。及晚衙，乙从人丛中从容而出，意气扬扬云：“抚军相待甚厚，所请已谐。”抵甲寓，出批词于袖中，朱墨烂然。甲大喜。乙索酬，如议而去。既而讼仍不得直，疑而探之，始知乙实系巨骗。当入抚署时，适有会元进谒，乘间混入，潜匿于土地堂中。晚衙复乘闹出。至公文印封，皆预造藏于袖中者也。
杨坚病危时，杨广喜上眉梢，赶紧和杨素勾结，做登基准备，百忙中还不忘对其父亲宠爱的陈夫人施行非礼（这时独孤氏已入黄泉）。杨坚知道后，方才醒悟，用手敲着床大骂：“这个畜生哪配继位，独孤害了我大事！”说罢派人立即召回杨勇。杨广先发制人入宫杀了父皇。陈夫人闻讯，惊惶失色，自度难免。傍晚，杨广派人送来一只小金盒，陈夫人以为是毒药，哆哆嗦嗦地打开一看，竟是几枚同心结。陈夫人羞愤异常，当晚就被杨广霸占。第二天，杨广登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淫主隋炀帝。
在古代专制社会，君主的权力是无限大的，所以他的好恶往往就成了众人追逐的标准，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在所难免的。在这种制度下，那些做局者常常在政见、形象、爱好乃至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尽量掩饰自己的个性色彩，力图表现为在位君主的“翻版”，这是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是一种无奈。
展现才能要适度
在上级面前，要善于表现自己，但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能“喧宾夺主”，否则会招致麻烦。
龚遂是汉宣帝时代一名能干的官员，把渤海郡治理得不错。有一次汉宣帝要听他汇报工作，临行之前，他的一个幕僚问他：“天子如果问大人如何治理渤海，大人当如何回答？”龚遂说：“我就说任用贤才，使人各尽其能，严格执法，赏罚分明。”
这位幕僚摇头说：“不好，不好！这么说岂不是自夸其功吗？请大人这么回答：这不是小臣的功劳，而是天子的神灵威武所感化！”
龚遂接受了他的建议，按他的话回答了宣帝，宣帝果然大悦，便将龚遂留在朝中，给以要职。
喜欢听好话，这是人的通病，是人性的弱点。汉宣帝算不上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也许越是这样的才智平庸的上级，越是喜欢听别人的赞扬，来使自己陶醉于丰功伟绩的幻觉之中吧。
隋文帝是位有能力的君主，他与大将韩擒虎曾有一段推功不居的佳话。
韩擒虎是隋朝的开国功臣，统一南北的最后一仗——平定陈国，他担任一路军的统帅，首先攻入陈国的都城金陵，陈国的末代皇帝陈叔宝，便是被他俘获的。胜利后，他将自己在战争中的种种谋略、战术加以总结，写成一本书，名为《御授平陈七策》，意思是说这些谋略战术都是由皇帝授予的，因此，平陈一战也就是在皇帝的亲自指挥和领导下取得的。他是名武将，拍马屁的功夫也很到家。
好在隋文帝并不是一个与臣下争功的人，他谢绝了韩擒虎的好意，说：“你是替我扬名，可我不求名，你留着写进自己的家史中去吧！”
不过隋文帝还是因此而增加了对他的好感，授以高官。有一年，北方的少数民族突厥来朝，文帝问突厥使者：“你们听说江南有个陈国天子吗？”对方回答：“听说过。”文帝便命人将突厥使者引到韩擒虎面前说：“这就是俘获陈国天子的人！”让他在“国际友人”面前露了一脸。
做下属的，最忌讳自伐其功，自矜其能，表现自己一定要掌握好尺度。
开局之需在上级面前的种种表演（2）
文饰不如情饰
曹丕和曹植都是曹操的儿子，均能诗善赋，在文学史上，与曹操合称“三曹”。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后，在诸子中选立自己的继承人。长子曹丕虽被立为世子，但觉得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固，认为二弟曹植是自己强有力的竞争者。
次子曹植，能文能武，胸有大志，才思敏捷，比曹丕有过之无不及。曹操筑铜雀台，率诸子登台，令他们各自作赋。曹植年仅十九岁，援笔立成，文词通达耐读，曹操很是惊异。每当曹操问及军国大事，他都能应声而答，因而备受宠爱。当时曹操身边有名的谋士杨修、丁仪、贾适、王凌等人，都倾向立曹植为太子，并为曹植应付曹操的考察出谋划策，使曹操认为曹植比曹丕更有能力。
长子曹丕也与一帮亲信官吏积极谋划。他虽然文才不如曹植，但在政治斗争经验上却胜他一筹。他笼络的都是些明于政略而且在朝中掌握实权的官僚人士。出于打击曹植的目的，曹丕经常派人探听弟弟的活动，并收买曹植府中的下人，让他们到曹操那里告密，使曹操知道了杨修等人为曹植出谋划策的事情，引起曹操的疑心。
面对曹植争立的威胁，曹丕问深有谋略的太中大夫贾诩，如何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贾诩说，要宽厚仁德，奉行仁人志士简约勤勉的精神，朝夕兢兢业业，不要违背做长子的规矩。曹丕听了他的话，时时注意修养，深自砥砺，使曹操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
有一次，曹操要率大军出征，曹丕与曹植都前去送行。临别时，曹植作了一篇洋洋洒洒之文，极力称颂父王功德，并当众朗诵得声情并茂，使得曹操和他的左右文武大臣万分高兴。曹植也因此受到众人的夸奖。曹丕怅然若失。这时，他的谋士吴质悄悄建议他做出流涕伤怀的样子。等到曹操出发时，曹丕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泪流满面，趴在地上，悲伤不已，表示为父王将要出生入死而担忧。他一边哭着一边跪拜，祝愿父王与将士平安。曹操及左右将士都大为叹息。
这样一来，形势大转。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曹操和左右大臣都认为曹植虽能说会道，但华而不实，论心地诚实仁厚却不如曹丕。一番考察和鉴别之后，曹操最终把曹丕定为太子。
虽然都是矫饰，都是向父皇争宠，有的做得巧妙，有的做得矫情，文饰不如情饰。这里面的道理值得事奉上级者品味。
好话说到心坎上
在南齐高帝萧道成的辅佐大臣中，王俭是受宠最深的一位。这不仅因为他曾多次为萧道成出谋划策，更是和他巧谀巧佞分不开的。
靠军功起家的萧道成早年曾师从名儒受业，“治《礼》及《左传春秋》”，后来虽然辍学从戎，但仍然喜学好读，“博涉经史”，不仅文章写得好，书法也不俗，颇有儒将风度。
王俭出身于名门世族，少年时期就以“专心写字，手不释卷”而闻名，算是一个博通古今的饱读之士。刘宋末年他投靠萧道成后，很快就发现了萧道成有文墨之好的特点，便投其所好，答问谋议，每每引经据典，把满腹经纶用作逢迎的工具。
萧道成称帝后，在宫中设私宴款待几位亲信大臣。席间，他一时高兴，便吩咐每人表演一个节目以助酒兴。几位大臣不敢怠慢，纷纷使出拿手好戏来取悦皇上，有的弹琵琶，有的抚琴，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萧道成的爱将王敬是个粗俗武夫，也乘着酒兴脱光膀子，跳起了武人所擅长的“拍张”之舞。虽然雅俗俱有，热闹非凡，但萧道成却意有不满。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王俭一语惊人：“臣无所能，惟知诵书。”说罢便跪倒在萧道成面前，高声朗诵起《封禅书》。
封禅是古代表示帝王受命而有天下的典礼，凡是认为自己功德无上、事业鼎盛的帝王，都要到泰山举行这种告祭天地的盛典。《封禅书》是一篇为汉武帝歌功颂德的谀世之作。王俭咏此，显然是借古颂今，向萧道成献媚：既把萧齐的建立说成顺应天意之举，又把萧道成比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一石双鸟，不谄中有谄，不谀中有谀，可谓恰到好处。萧道成听了很高兴，夸赞说：“儒者之言，可作万世之宝。”
萧道成和魏晋以来借“禅代”之名篡取天下的统治者一样，试图以提倡孝道来掩饰自己忠节有亏的行为。他又令人吟诵《孝经》，便是这种用心的一种表露，但其中又另含深意。他虽然不忠于刘宋王朝，但却希望臣下效忠萧齐，诵书之令正是这样一种暗示。王俭对此心领神会，借诵书向萧道成表白忠心。以诵争宠原本是谄媚之举，竟被王俭做得如此自然体面而风雅，也确实不易。
开局之需不急于明确表态
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面前，不作明确表态。此亦是之，彼亦是之；不即不离，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之至，实则圆滑至极。此种手段，既是庸官俗吏不可离身的“护身法宝”，又是野心家们常用的投机手段。
当争斗双方势均力敌、争斗前景尚不明朗之际，介于双方之间的第三者常常从明哲保身的意图出发，采用“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手段，力图避免过早陷入是非纷争，以便保留充分的选择余地。汉武帝时期，丞相田蚡因私怨构陷失势的将军灌夫。灌夫之友魏其侯窦婴极力营救他。在当众廷辩时，窦婴“盛推灌夫之善”，田蚡则“盛毁灌夫所为横态，罪逆不道”。汉武帝询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极尽“首鼠两端”之能事，做出了一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首先重复了窦婴的发言，然后表态说：“魏其言是也”；接着他又重复了丞相田蚡的发言，再次表态说：“丞相言亦是”；最后他又把“皮球”踢回给汉武帝：两人言俱是，“唯明主裁之”。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韩安国之类的圆滑官僚比比皆是。
他们从容身保位的私利出发，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在没有确定胜负前景之前，绝不肯将“赌注”轻易押向任何一方。
“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往往与政治投机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当争斗前景趋于明朗、争斗双方的实力对比产生明显差距之后，那些貌似公允的人便会改变不偏不倚的立场，极力挤入胜利者或强盛者的一方，政治“天平”也就开始出现明显的倾斜。例如那位“魏其言是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的韩安国，在丞相田蚡占据上风之后，立即改变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原来的立场，而且积极为田蚡出谋划策、主动参与了陷害窦婴和灌夫的活动。在实际政治斗争中，“首鼠两端，模棱两可”往往表现为政治投机行为之前的准备与过渡阶段。经过窥测风向、掂量轻重、观察事态之后，态度暖昧的过渡阶段便会过去，终将作出立场明确的政治抉择。
万历四十一年（1613），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照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还一帆风顺，天启年间，周延儒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唯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1628）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从小在钩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后京卿出为方伯，入庙行香。其时府县以下，伺应者数十员，突有衣冠破烂者，至方伯前，长跪号哭。自称情愿改过，任凭父亲处治。方伯细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处匪徒，敢冒吾子，殊属胆大！”饬役加以缧绁。面交首府问罪。首府带署讯之，诘其家世，言之凿凿。试以学问，亦能成文，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问其志向，则再拜涕泣曰：“愿回籍应试，冀得科名，以赎前愆。无旅资奈何？”众怜其志而哀其遇，集金送之去。后闻家人言，始知实非方伯子，然已被骗去多金矣。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属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置失当造成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
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厚黑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卷铺盖回了老家。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入狱，最后降旨赐死。
控局之道做一个耐心的垂钓者
控局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既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达到目的，不仅要说服对手，战胜对手，而且要不显得太张狂太咄咄逼人。
但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设局需要谋略，而控局则是艺术。什么是控局呢？也就是牢牢地控制局面，控制节奏，把握最佳的出手时机。时机不到不要急于收网，时机成熟要当机立断；在与对手博弈时，要外松内紧，不可打草惊蛇。控局需要灵活性，更需要成熟稳健的心理素质。
欲擒故纵
袁世凯在谋权的时候，该进时进，该退时退，欲擒故纵，把载沣等满族权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确手法老练。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年幼的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摄政，以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痛恨袁世凯，对他的野心也心知肚明，于是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养疴”。从此，袁世凯开始了闲居生活。有些不适应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能随时捕捉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廷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分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严峻，清廷不得不考虑请袁出山。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由于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这样做会引起更加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卸责。”
许多人满以为袁世凯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囊括了所有内政外交的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璋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对于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账，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沣是急死还是急活。
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某甲经乱失去，阅十余年忽归，则衣服华美，行李豪奢。自言，乱时转展至南洋各埠，为人伙友，渐至丰裕，现为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经营盐业。某出巨款买盐票，赫然为盐商矣。数月之间，于各店肆赊购珍奇，已数万金。一日，忽来一友，与甲语颇款洽。且扬言曰东翁某日将至，嘱为预备一切。既而甲约友出饮酒肆，将至大门，言体中觉冷，令仆返取半臂，比及仆出，则甲与友均不见。至各酒肆询之，均无有。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查询，并详其衣貌。或曰，两点钟前，见有此状人登一舟离去。综计某前后骗去约三四万金。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进行交接。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沣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世凯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一番欲擒故纵的把戏，三吊载沣的胃口，终于把想得到的东西全部拿到手中。如果他一开始就答应出山，那就是卖便宜了。袁世凯的精明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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